如果综合前面所提到的赵朴老的一些诗词曲作品来看，从他写的一些淋漓酣畅的自度曲，到《瑶华》那样典雅清丽的慢词，再到《青岛日记》中率真质朴的五言绝句，以及《临江仙》这样微言喻托的小令，最后到他晚年写的大量富有哲理与禅趣的作品，包括遗嘱中附录的豁然彻悟的诗偈，我们所见到的不仅是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多种风貌才华，更值得注意的是他通过创作所表现的多层次的修养与意境。既有对文化的关怀，也有对人世的悲悯，更有对禅理的妙悟，有出世的一面，也有入世的一面。过去佛家有“不断烦恼，得成菩提”的说法，现在果然在赵朴老的诗词中得以见到了。我这里所说的，只不过是通过一个常人所见的有关赵朴老的二三事，借以表答我对赵朴老的一份悼念之情而已。
五、数学家的诗情——我与陈省身先生的诗歌交往
陈省身先生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大师，我只是一个中国古典诗歌教学的工作者。如果从专业上来说，我对陈先生的成就实在愧无深知，但我跟陈先生却有着长达二十多年的交谊。
记得大概是80年代中期，我按照惯例，像往常一样利用加拿大U.B.C.大学的假期，回到天津南开大学来教书。当时所有的外籍教师，都住在南开的专家楼，吃饭就在楼下的餐厅，我经常看见陈先生夫妇在那里就餐。我对陈先生自然是久仰大名，但我想陈先生不一定认识我，所以偶然碰到陈先生，也只是稍微打一个礼貌上的招呼。没想到有一天，我在南开主楼的中文系教室给学生上课时，陈先生夫妇竟然坐在讲台下的听众席上，并且表现了很大的兴趣。从此以后，他们经常来听我讲课。于是讲诗谈词也就成了我们见面时的共同话题，原来陈先生不仅喜爱诗词，极富诗情，而且有时也写一些七言绝句的小诗。有一天陈先生给我看了一首他1974年写的题为《回国》的绝句，诗是这样写的：
飘零纸笔过一生，世誉犹如春梦痕。喜看家国成乐土，廿一世纪国无伦。
90年代在天津与陈省身夫妇（左）摄于宁园
如果以严格的诗律而言，这首诗自然有一些不尽合律之处。但如果以内容情意而言，则这首诗却实在可以说是极为朴挚地表现了一位久居国外的老人对于自己祖国的一份真诚的怀思和祝愿。我与陈先生有相同的处境，因而引起了我内心的共鸣。
1974年我回国探亲旅游时，也曾经写过几首七言绝句，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诗中见惯古长安，万里来游杜间。弥望川原似相识，千年国土锦江山。
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纪游绝句十一首》其一、其二）
我们的专业虽然完全不同，但通过彼此的诗歌，我发现像我们这些经历过抗战沦陷时旧中国苦难的海外游子，都同样怀有着一份永远无法消除的对祖国的深情。而且飘零越久，对祖国的怀念就越深，想要对祖国有所报效的意念也就越坚决。现在看到祖国从旧日的危亡走向了今日的兴盛，自然也就越感到欢喜。
有一天我偶然与陈先生谈到了我们改变国籍的一些经历。陈先生告诉我说，他虽然早在40年代就去了美国，由读书而教书，前后将近二十多年，却一直保留着中国的国籍。直到1961年，美国有意推选陈先生为院士，而当选的条件之一，必须是美国公民，因此陈先生才加入了美国籍。不过陈先生虽入了美国籍，却丝毫没有改变他是中国人的华裔的身份，他当选的虽然是美国的院士，但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陈先生一向都有他自己主观的理想和抉择，正因为他正确的抉择，才有了他后来的伟大成就。而我是一个生来就属于所谓“弱者”的女性，我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任随命运的播弄和抛置。1969年我从台湾来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也是一次偶然的机缘。当时我所持的是台湾的证件。1970年我虽然获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书，但却从来没想到要加入加拿大的国籍。直到1974年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时，在香港办理过境手续，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磨难，所以我在1976年才申请了加入加拿大的国籍，主要是为了经常回国方便。我与陈先生的专业和经历虽然不同，但我们在谈话中常常可以得到一种共鸣，这当然也增加了我们的友谊，更使我感动的是陈先生的夫人郑士宁师母对我的种种关爱。
陈先生长我十三岁，陈夫人的年龄我不确知，估计比我年长十岁以上，因此每次见面时，我总尊称她为陈师母。有一次他们夫妇二人又来听我讲课，看到我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上都贴有胶布，陈师母就问我为什么。我告诉她说因为我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我的手指总是皴裂。于是陈师母就热心地给我送来了好几副她从美国带过来的胶质的薄手套，这种关怀使我十分感动。后来有一次我与他们夫妇谈话，陈师母告诉我说她的父亲郑桐荪先生也是一位数学家，是清华大学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但郑桐荪先生非常喜爱诗词，留下了数百首诗词作品。郑桐荪先生不仅曾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多门基础数学课程的讲授，而且还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过诗词课程，并写有《吴梅村诗笺释》与《宋词简评》等有关诗词的著作。陈省身先生的父亲陈宝桢先生则是光绪三十年的秀才，有很好的旧学修养。在这样的家庭熏习之下，就无怪乎陈先生夫妇对诗词会有兴趣，而且特别关爱我这个讲授诗词的人了。
陈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写诗，上中学时就写过白话诗。不过，中年以后的陈先生就不再写白话诗而改写旧诗了。除了前边提到的《回国》的那首绝句以外，我在《陈省身文集》中还见到了他写的另外三首诗。一首是1975年他为夫人郑士宁女士六十大庆而写的寿诗：
乙卯九月值士宁花甲之期缀句述怀
三十六年共欢愁，无情光阴逼人来。摩天蹈海岂素志，养儿育女赖汝才。幸有文章慰晚景，愧遗井臼倍劳辛。小山白首人生福，不觉壶中日月长。
诗中所言“小山”，据陈先生自注是他们在美国所居住的城名EL Cerrito，系西班牙文，意为“小山”。
还有一首题为《访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诗（此诗共八句，按韵字实可分为二首绝句，但《文集》中标为一首）：
物理几何是一家，共同携手到天涯。黑洞单极穷奥秘，纤维联络织锦霞。进化方程孤立异，对偶曲率瞬息空。畴算竟有天人用，拈花一笑不言中。
再有一首，是1986年他七十五岁时所写的七言绝句：
百年已过四分三，浪迹平生亦自欢。何日闭门读书好，松风浓雾故人谈。
2004年是我八十周岁，这一年的秋天，南开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一个国际词学研讨会为我祝寿。本来每年秋季开学时，我都会从加拿大回到南开来，而陈先生早已定居南开多年，习惯上是我每次回来以后，都会给陈先生打一个电话问安，然后就约一个时间去看望他。这次当我打电话给陈先生时，陈先生告诉我，他要给我写一首祝寿的诗。祝寿的研讨会订在10月21日召开，杨振宁先生在前一天就来到了南开，所以我们就在陈先生家里先聚会了一次。陈先生按照西方人的习惯，生日贺礼总要在生日的当天才拿出来，给人一个惊喜，所以那一天我并没有见到陈先生的诗。直到第二天早晨，陈先生在会前就坐着轮椅来到了会场。陈先生是第一位发言人，工作人员抬上来一个精美的镜框，里面镶嵌的就是陈先生亲自用毛笔写的给我的祝寿诗。诗是这样写的：
锦瑟无端八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归去来兮陶亮赋，西风帘卷清照词。千年锦绣萃一身，月旦传承识无伦。世事扰攘无宁日，人际关系汉学深。
对于陈先生诗中对我的溢美之辞，我当然是愧不敢当。但是我觉得陈先生的诗，却都掌握了一个遗貌取神的特点。他的诗不在格律与辞句的工整妍丽，而在于其中的一份“真意”。他的《寿士宁六十》，以及《七十五岁生日偶成》，可以说句句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与感受。特别是陈先生在诗中之特别喜欢用数字，这正好说明了陈先生对数字的敏感和情有独钟。陈先生为我贺寿的这首诗开端两句借用了李商隐的《锦瑟》诗句，只不过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李商隐的原句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因为这首诗是为祝贺我的八十寿辰而写的，所以陈先生就把原诗的“五十弦”改成了“八十弦”。以前先生曾经跟我讨论过李商隐这首诗，我以为这首诗的前两句是总起，展开了对锦瑟华年的追忆；最后两句是总结，是对当年情事回忆中的怅惘哀伤；而中间四句两联，是用多种不同的意象表现了他所经历和感受到的种种旧梦前尘。陈先生以为这首诗是李商隐为自己的诗集写的一首自序诗，我觉得陈先生的说法与我的理解有暗合之处，可见陈先生对于诗歌是果然有个人理解的。先生虽然是引用了古人的诗句，但我以为先生的引用和改写，实在十分恰当。如果把年华喻作丝弦，八十岁的年龄自应是“八十弦”，我在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回想过去八十年间所经历的种种往事，自然也有着“一弦一柱”的追忆，先生的诗，可以说正是说出了我当日的心情。后面的两句“归去来兮陶亮赋，西风帘卷清照词”，也写得极为贴切。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他决意回归田园时写的，我想先生这两句诗有两层喻意：一层自然是说我回到祖国来教书的决心；另一层我不知先生是否也希望我像他一样回国定居？这也是可能的。这里先生还用了李清照的事典，纵然我不能与李清照相比，但用李清照来喻指我是一个爱好诗词的女性，还是很恰当的。“千年锦绣萃一身，月旦传承识无伦”，这两句诗可以说是包括了先生对我平生所致力的诗词创作、论著与教学三方面的评价。“锦绣”句应该是指我的创作，“月旦”二字应该是指我的论著，而“传承”二字，应该是指我的教学。先生在短短十四个字内，可以说写尽了我平生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其简练概括的能力实在令人佩服。最后结尾两句“世事扰攘无宁日，人际关系汉学深”，所写的就是我们以诗歌交往的一份友谊。先生感慨的是尽管世事扰攘纷纭，而能够与几个有传统文化修养的友人一起谈诗论词，自然是人际关系间一种难得的境界，总之，先生这首诗所表现的真切情意使我感动不已。
会后不久，我给先生打过一次电话，表示我的感谢。先生在电话中曾对我说：你有空来坐坐吧，我们再谈一谈。我理解先生是很想跟我谈一谈他写的这首诗，但那一阵子陈先生的活动很多，我又被北京师范大学和凤凰台的世纪大讲堂邀去开会和讲课，我跟先生说好等我从北京回来，一定会亲自去拜望他。而就在12月1日我正要离开天津去北京的时候，忽然听说陈先生生病住院了。当时我虽然感到不安，但想到不久前我见到他时还是神采奕奕的样子，觉得不会有什么严重问题。我想等我从北京回来，先生也一定出院回来了，我再去看望他，好好谈一谈他的这首诗，告诉他我是如何地感动。谁想到就在12月3日的晚上，我刚在世纪大讲堂讲完课，就接到了天津的电话，听到了先生在天津医院病逝的消息。我当时真是哀痛和震惊，因为不过仅仅是一个月之前，先生在会场中所表现的真淳仁厚而且睿智的风采，还在眼前。谁想到死生无常，竟成永别。于是第二天我就匆忙从北京赶回了天津，为先生写了两首挽诗：
噩耗惊传痛我心，津门忽报巨星沉。犹记月前蒙厚贶，华堂锦瑟动高吟。
先生长我十三龄，曾许论诗获眼青。此去精魂通宇宙，一星遥认耀苍冥。（《陈省身先生悼诗二首》）
末句说的是先生逝世前不久，天文界曾以先生之名为一小行星命名，先生之精魂必将与它同样不朽。
12月7日我在南开大学为先生举办的陈省身先生告别音乐会上朗诵了我的这两首诗，并且参加了南开大学为先生举办的一切追悼活动。但毕竟都是先生的身后事了，先生约我再见一面谈诗的约言，永远无法实践了，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平生极大的遗憾。时隔日久，哀悼之情虽然逐渐减少了，但追念之情却是历久弥新。
六、未曾谋面的古农学家石声汉先生
1997年秋天我再度回到南开时，听说吴大任校长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我就到他们家里看望陈先生。就是这次见面，陈先生告诉我，吴大任校长有一位挚友石声汉先生，他们都是30年代初考取的第一届中英庚款留学生。石声汉先生的子女为他们的父亲整理了遗作《荔尾词存》，吴大任校长希望我能为这本词集写个序言。正是这个机缘，使我有幸读到了一本不平凡的词集，也使我有幸透过他的词作认识了这位未曾谋面的科学家。
荔尾是广东的一个地名，石声汉先生曾经在那里教过书，所以他给自己的词集起名《荔尾词存》。《荔尾词存》是差点从我们这个世界消失的一本书，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石声汉先生的书都被没收了，《荔尾词存》的手稿也被没收。石声汉先生去世八年以后，1979年，西北农学院在清理“文革”弃物的时候，被他的学生姜义安先生看见，把这一本手稿抢救回来，交给了他的子女。
石声汉先生的子女想把他父亲的这一本词集出版，他们找到了吴大任先生。吴大任先生说，你们要出版这本词集，最好找一个研究词的人写一篇序言，证明他的词是果然在文学、在词学方面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出版的，值得流传的，你们就去找叶嘉莹给写一篇序吧。那一年我从加拿大回到北京的老家，石声汉先生的儿子，清华大学的石定机教授就到北京我的老家来看我，希望我为他父亲的词集写一篇序言。石定机先生在跟我弟弟谈话的时候，我打开了这本词集的手稿一看，我就折服了。这么好的学者，写这么好的书法，填了这么好的词作，胜过我们多少研究古典诗歌的人！我当时就对石定机先生说，我一定给令尊大人写这篇序。
石声汉先生写的词胜过了我们一般研究古典诗词的人的创作，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研究古生物学、古农业的，他不像我一辈子就是在古典诗词里边打圈子。我的脑子里边所背诵的都是古人的诗词，我拿起笔来填词：写春天，我脑子里边就跑出来很多古人写的春天；写秋天，我脑子里边也跑出来很多古人写的秋天。于是我的笔下写出来的，就有很多是古人的感情、古人的语言，我就被它圈套住了，不能跳跃出来。而石声汉先生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既有这么好的古典修养，而他并不以诗词名世。他是研究科学的，他既有古典的修养，但是他又不受古典的约束。一个人能够深入进去，而又能够跳跃出来，没有被它圈套住，真的是了不起。
石声汉教授是一位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一生留下近六百万字的科学著作，是我国植物生理学和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1936年获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学博士学位。他两度执教于西北农学院，把一生都献给了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深受师生爱戴。石声汉先生在科研方面的成就，受到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的重视，在他撰写的《中国科技史》中，多次引用石声汉先生的论著，共同的事业使得他们之间从40年代就成为知己的好友。1958年李约瑟博士访华，曾经向中国科学院提出要求，请石声汉先生到英国三年，与他合作完成《中国科技史》中的生物卷、农学卷。可惜在当时的背景下，没能实现。
石声汉
石声汉先生勤于笔耕，在“文革”期间被批斗、抄家，所有的书都被抄走、被封存的那样恶劣环境下，他也没有停止工作，直到1971年病逝。石声汉先生终身从事古生物学跟古农学的研究，他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就写了《〈齐民要术〉今释》、《〈氾胜之书〉今释》、《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农政全书〉校注》、《〈农桑辑要〉校注》、《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的评介》、《辑徐衷〈南方草物状〉》等多种著作。他留给我们最后的文稿甚至是写在报纸边上和烟盒纸上面的，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石声汉先生花了多少时间和生命去写作，我们不能够想象他所花的时间是什么样的时间，他所花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当石先生写这些书的时候，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而且正在受迫害之中。白天把他拉出去批斗，晚上点着灯继续写作，他不甘心放弃，因为他知道他所研究的这个学问的价值和意义。他是怎样写的稿子呢？看一看他写的一首《浣溪沙》：
骤雨惊传屋下泉，短檠持向伞边燃，明朝讲稿待重编。室静自闻肠辘辘，风摇时见影悬悬，半枝烧剩什邡烟。
这是说他的屋子是漏雨的，外面下大雨，屋子里下小雨。所以他要撑起伞，把油灯放到伞边才能写稿子。听着自己饥肠辘辘的声音，风吹来时，灯影摇摇晃晃，手里拿着半枝什邡那个地方出产的一种廉价的香烟。——他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写稿子的。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是我们的祖先从生活体验之中，对于真正现实的农业耕种的各种情况，有非常详尽的记载，有很多值得现在借鉴之处。石声汉先生之所以有能力翻译、介绍这些中国古代农业的书，需要两方面的根底：一个是他的生物学、农学方面的根底，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古典文化修养。他是从小就读了中国不少的古书，他的诗词、文章、书法、篆刻，都有相当的成绩。
我之所以动笔为石声汉先生的词集写序，除了被吴大任校长与石声汉先生的这一份知己相交、生死不渝的情意所感动以外，更是由于这本词集所表现的石声汉先生的品格情操和他深厚的古典学养所给我的一种直接的感动。这是一本不平凡的词集，我为自己有机会读到这一本不平凡的词集而感到幸运，也对吴大任校长夫妇的推介而心怀感谢。
我是一个终生从事古典诗词研读与教学的工作者，平常读过的古今词人的作品可以说不少，无论是婉约豪放，无论是典雅俚俗，无论是正统新变，各种风格中都不乏令人赏爱和感动的佳作，然而石声汉先生的《荔尾词存》却有着与众不同的不平凡之处。石声汉先生作品中所表现的，可以说是纤柔善感的词人心性与词体的美感的一种自然的结合，这是他的不平凡之处的一个方面。石声汉先生的作品之所以使人感动和欣赏，实在还在于他在题材的选择与表达方式方面，也有一些不平凡之处。
石声汉1958年写给石定机的条幅
他在1958年写给长子定机的条幅跋中说：“老蹇蹉跎五十一年，平生不甚以显达荣乐为怀，尤不欲人以词人文士见目。少年学作韵语，只以自写块垒。”一般喜欢写作诗词的人，难免有两点习气：一是对自己的作品常常矜持自得，二是在朋友间常有应酬之作。而石声汉先生没有这些习气，这就足以见到石声汉先生词的不平凡之处了。所以我说《荔尾词存》是一本不平凡的词集。何况石声汉先生在他的词中所写的，都是他的最真诚最深切的胸中之“块垒”，下面我们就将抄录他的几首词作来一看。首先我要抄录的是反映他的修养与心情之转变的三首小词：
其一《清平乐》
漫挑青镜，自照簪花影。镜里朱颜原一瞬，渐看吴霜点鬓。 宫砂何事低徊，几人留住芳菲。休问人间谣诼，妆成莫画蛾眉。
其二《柳梢青》
缱绻残春，簪花掠鬓，坐遣晨昏。臂上砂红，眉间黛绿，都锁长门。 垂帘对镜谁亲？算镜影相怜最真。人散楼空，花蔫镜黯，尚自温存。
其三《柳梢青》
休问余春，水流云散，又到黄昏。洗尽铅华，抛残翠黛，忘了长门。 卷帘斜日相亲，梦醒后、翻嫌梦真。雾锁重楼，风飘落絮，何事温存。
这三首词据石声汉先生自己说，是他读了王国维的《人间词》中的《虞美人》（碧苔深锁长门路）和《蝶恋花》（莫斗蝉娟弓样月）两首词后的有感之作。王国维的词所写的，是以闭锁长门的蛾眉自喻，慨叹于谣诼的伤人，但在被伤毁和被冷落中，词人却仍然坚持着一种“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的不甘放弃的理念，这正是我所说的“弱德之美”的感情心态。不过石声汉先生写的这三首词，则已经超越了王国维原词中的心态，增加了反复思量的多层意蕴：从怅惘于“芳菲”之不能“留住”，到“花蔫镜黯”仍不肯放弃的“尚自温存”，再转到“梦醒”之后彻底放弃的“何事温存”。这其间石声汉先生所表述的情思和意念，真可以说是幽微要眇，百转千回。像这种题材和意境，不是一般以文学为羔雁之具的人所能够企及的，也不是一般只会写伤春悲秋以诗酒风流自赏的词人文士所能达到的。除去这一类要眇幽微的作品外，石教授还有一些以日常口语反映现实生活和政治情势的作品，也写得极有特色。我们现在就也抄录一些这类作品来看一看：
其一《浣溪沙·嘉州自作日起居注》（六首录二）
白足提篮上菜场，残瓜晚豆费周章，信知菰笋最清肠。 幼女迎门饥索饼，病妻扬米倦凭筐，邻厨风送肉羹香。（其二）
双袖龙钟上讲台，腰宽肩阔领如崖，旧时元是趁身裁。 重缀白瘢蓝线袜，去年新补旧皮鞋。羡它终日口常开。（其四）
其二《鹧鸪天·记近闻近遇》（二首录一）
牛鬼蛇神事有无，蚊雷市虎代爰书。乌台谳急钞瓜蔓，红卫兵骄卤腐儒。 髡皓首，系玄符。龙钟拥涤圊窬。劳心锻就风波狱，迁固何曾涉谤诬。（其二）
这几首词从表面看来，所写的题材内容，与前面所举的《清平乐》、《柳梢青》等词作，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他所写的也是自己胸中的“块垒”，而不是一般词人文士的舞文弄墨之作，这是显然可见的。他所写的虽然是非常具体现实的生活情事，但其情思之幽约怨悱，却仍是一贯不变的。正是这种意境造成了石声汉先生词的不平凡之处。
石声汉先生虽对古典文学有深厚之修养与兴趣，但他的志业却不在于文学而在于科学，使得石声汉先生一方面能完全不被传统词人所拘限，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失古典之规范。例如前边所举《清平乐》、《柳梢青》等词，其风格之典雅温婉，情思之悱恻幽微，自然是传统词中的佳作，但其意境却又另有天地。再如《浣溪沙》等词，所写的虽然是具体的日常生活，用词也极为通俗直白，但意境又与古典中的传统相通。再如其《鹧鸪天》词中所写的情事，其辛酸与荒谬虽然完全不是古典词中所曾有的，但石声汉先生却有意在这首词中用了许多古典的词语，使得他的满腹辛酸悲愤，在古典的词语中有了更深的意蕴。
石声汉先生不仅长于写短小的令词，也长于写长调的慢词，不仅长于写自抒块垒的抒情词，也长于写托意深微的咏物词，下面我们就将这一类词，也抄录一首来看一看：
蹄铁敲穿，踏遍崎岖，日渐昏黄。叹木鞍坚重，背成生，麻缰粗硬，吻有陈伤。项下笼，虚无寸草，枉羡青畦菜麦香。沉吟处，听鞭梢爆响，倦步催忙。 归来絷向空廊，早弦月盈盈上短墙。奈毛似垂旃，泥和汗结，头如赘瓮，颈共肩僵。半束枯，一拳稃壳，便是辛劬竟日偿。宵寒恶，任螗蹲蛙坐，直恁更长。（《沁园春·驮行病骥》）
这首词以一匹背负重物的病马，来喻写备受迫害与折磨的辛劳工作者，不仅用词与喻意配合得工切典雅，而且写得酸楚动人，不失为咏物词中之佳作。
石声汉先生还有一些写柔情的长调，像他的《莺啼序》（斜阳尚凝旧陇），及同调（西风又催鬓改）等词，据石教授的女儿在笺注中说，这些词都是石教授怀念其妻子的作品，写得非常的深婉动人，现在只抄录一首题为《寿细君》的《鹧鸪天》：
自嫁黔娄百事乖，春风纨绮尽蒿莱。岁朝羁旅伤憔悴，九月寒衣未剪裁。 儿女累，米盐灾。七年犹著嫁时鞋。鸳盟若许前生约，后世为君作妇来。
从这首词来看，其伉俪情深，可见一斑。而且这首词写得不事雕饰，还有用前人诗句之处，因为这首词是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所以不必过分讲究，反而显出石声汉先生率真的一面。
总之，石声汉先生的词，在现当代的作者中，足以独树一帜，他的成就非常难能可贵，应该珍重保存，以流传后世。我不仅为石声汉先生的《荔尾词存》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还给我的学生讲过石声汉先生的词。2006年，我在天津农学院作过一次专题演讲，题目就是《一位农业教育家词作中的生命反思》，向天津农学院的师生介绍了石声汉先生和他的词。
石声汉先生对中国古农学的研究所投注的一番心意和理念，应该能够得到继起者的理解和关注。我更希望他所译介的古农学著作，能受到今日农学学者的重视，我想其中一定有不少值得今日农学家们的参考之处。
七、程千帆先生和沈祖先生
程千帆先生是著名中国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
程千帆先生二十岁考上金陵大学，他本来报的是化学系，因为化学系学费很贵，家里无力负担，而中文系学费只是化学系的一半，就改报了中文系。程千帆先生家境虽然清贫，但却是一个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他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打下了良好的文史基础。所以说程千帆先生没能成为一位化学家，这也许是出于偶然；但他成为著名的文史大家，却是必然的。
在金陵大学程千帆先生认识了沈祖棻先生并结为夫妻，他们的结合，一时在学术界传为佳话，所谓前有陆（侃如）、冯（沅君），后有程、沈。他们不但在诗词创作中琴瑟唱和，而且在学术上相互切磋。他们共同经受了四十多年的苦难命运，沈祖棻先生写过“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的沉痛诗句。
程千帆1945年就到了武汉大学任教，做过中文系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武汉地区的“大右派”，从此他被取消了上课的权利，弄到资料室去整理卡片。“文革”开始后，他们全家被赶出原来的住所，搬进废弃已久的湖边小屋。搬家时，因为期限很紧，又不许请人帮忙，是程千帆先生自己拖着板车搬运的。扔了很多东西，只留下生活必需品。小屋十分简陋不说，而且非常潮，由于没有排水设施，下雨时山水往屋里直灌，平地水深一尺。尽管一到晴天就忙着晒衣被，全家还是患上了风湿病。关于这所小屋，沈祖棻先生在《忆昔》诗中有记载，我们来看其中两首：
载物车难借，尤幸釜甑存。青蝇飞蔽碗，雄虺卧当门。草长遮残砌，泥深漫短垣。相看唯老弱，三户不成村。
初到经风雨，从容未识愁。忽闻山泻瀑，顿讶榻如舟。注屋盆争泼，冲门水乱流。安眠能几夜，卑湿历春秋。
1970年以后，程千帆先生又被发配到沙洋农场，种地、养牛、养鸡，什么都干。他发现农场图书室有一套中华书局标点本的晋隋八史，便如获至宝，于是白天劳动，晚上就看这套书。1975年，程千帆先生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不久，武汉大学就让他“自愿退休，安度晚年”。这就是他苦熬了十八年的结果，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更为不幸的是，1977年沈祖棻先生不幸遭遇车祸去世。程千帆先生一个人就是在小屋里，为沈祖棻先生整理遗稿，来寄托他的哀思。1978年程千帆先生油印了他整理的沈祖棻先生《涉江词》、《涉江诗》，分送亲朋好友。我们来看程千帆先生的两首《鹧鸪天》，可知那时他的心情：
衾凤钗鸾尚宛然，眼波鬟浪久成烟。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 哀窈窕，忆缠绵。几番幽梦续欢缘。相思已是无肠断，夜夜青山响杜鹃。
燕子辞巢又一年，东湖依旧柳烘烟。春风重到衡门下，人自单栖月自圆。 红绶带，绿题笺。深思薄怨总相怜。难偿憔悴梅边泪，永抱遗编泣断弦。
1978年夏天，几位同门好友联名向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推荐程千帆先生，匡亚明校长派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先生到武汉大学去找他，叶子铭先生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东湖边的那所小屋里找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千帆先生。这一年8月，已经六十多岁的程先生来到南京大学，就任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程千帆先生当年就读的金陵大学所在地。在南京大学为程先生庆祝八秩寿辰时，程千帆先生当众对匡校长表示感谢。到南京大学后，程千帆先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总结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二是培养学生。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他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卓异的成绩，可以说实现了晚年辉煌。程千帆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相当宽广，除了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之外，他还在文学史、史学、校雠学等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认识程千帆先生是在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教书时。那一次我匆匆忙忙地去了三个学校，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前面我讲过北大是国家教委安排的，南开是李霁野先生邀请我去的，去南京大学是另外的一个缘由。
197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先生到我所任教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校要找一个会讲中文的教授来接待他们，所以就安排我接待陈得芝先生。那几天我负责开车陪着他们到温哥华各地方参观，可是那时候学校不放假，我还要上课。有一天我跟陈先生说：今天我有课，不能陪你们外出，你们自己随便参观吧。陈先生说：既然你上课，我们也不出去了，一起去听你讲课吧。那天我讲的是李商隐的诗，听了我的课以后，陈得芝先生说：你讲得非常好，你什么时候回国，一定要到我们南京大学来讲演。他把联络方式留给了我，我答应他回国时通知他。陈得芝先生是研究蒙古史的，王国维先生也研究蒙古史，恰好我正在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我们对王国维先生都十分敬仰。1979年我到北大、南开讲学时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我回国的信息。陈得芝先生很高兴，他一定要我到南京大学去作一次讲演，所以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京大学就是陈得芝先生安排的。
我记得是坐火车去的，陈先生亲自到车站来接我，帮我拿行李。我在南京大学的讲演是在中文系，我讲课的那天早上，他们告诉我，程千帆先生要来见我，可是程千帆先生那天有课，下了课就来。我记得那天我的课讲了差不多有一半的时候，程千帆先生来了。这时程千帆先生的夫人沈祖棻先生已经在两年前因车祸去世了，大家都说真可惜，要是沈先生在世的话，你们两位女词人聚会一下多好。那次演讲他们还安排了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老师来听讲，其中就有金启华先生，所以南京师范大学又请我去讲了一次，金启华先生还陪我拜访了唐圭璋先生。我和程千帆、孙望等几位先生还聚会了一次，大家都吟诵了自己的诗作和词作。
我跟程千帆先生认识以后，通信很频繁，他还把他整理的沈祖棻先生《涉江诗词稿》寄给我，是自己印的那种很简陋的本子，同时寄来的还有他和沈祖棻先生合编的《古诗今选》上册、他自己写的关于唐人边塞诗的论文，后来程千帆先生又陆续约我去南京大学讲过几次课。
那时，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几乎断绝，国内学界很愿意与海外学术机构及学人建立联系。程千帆先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写信让我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欧美著名汉学中心（包括图书馆、研究所及大学亚洲学系）的名称、地址及主持人；
二、欧美著名东方学（汉学）学术刊物的名称、出版地址及主持人（近二十年）；
三、研究汉语古典诗歌及古代文艺理论的学人（特别是华人学者）及主要著作（专书或论文、发表刊物及出版书店）。
1993年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室，右二为程千帆
我把北美汉学研究情况写给他以后，因为索要的人太多，他们就发表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文教资料简报》上了。我还陆续给他寄了一些我的论文、《哈佛大学学报》、《哈佛博士论文目录》、《台湾古典文学研究》等书。当然程千帆先生也常常给我寄书，还替《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向我约稿。总而言之，程千帆先生为教学研究、学术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提出编纂《全清词》，委托南京大学承担编纂任务，由程千帆先生担任主编。南京大学组成《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程千帆先生请了海外两个顾问，一个是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一个就是我。在我到南京大学讲学的时候，他还请我参观了他们的《全清词》编纂研究室。他们当初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他们办公的地方就在一个宿舍楼里，我经过走廊到他们的编纂研究室，两边都是炒菜做饭的人们。他们那时也没有带玻璃门的书柜，都是木板做成的架子，收集来的资料，都一包一包地放在那里。那时大陆的一切条件都不够好，做出点事真的不容易。1985年程千帆先生写信告诉我，大约年底可以交出《全清词·顺康卷》。他们真不简单，到2002年5月，《全清词·顺康卷》共二十册终于全部出版。遗憾的是，程千帆先生2000年就去世了。词的断代总集《全宋词》、《全金元词》及《全唐五代词》早已出版，而清词堪称鼎盛，词家词作又远超前代，仅《顺康卷》就三倍于《全宋词》。所以《全清词·顺康卷》的出版，实在是学术界与出版界之一大盛事，程千帆先生在天之灵若有所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我跟程千帆先生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我跟缪钺先生合作撰写《灵谿词说》时写的那些论词文稿，还有论词绝句，都寄给程先生看，程先生很赞同我们写的那些论词绝句。后来，我把词的演进分成几个阶段：最早的花间词和北宋的小令称为“歌辞之词”，其后苏东坡、辛弃疾的词称为“诗化之词”，南宋的词称为“赋化之词”。从歌辞之词到诗化之词，大家都有共同的认知，李清照就说像苏东坡的词就是句读不整齐的诗，这是大家公认的。至于南宋以后的词，很多人不大能够欣赏，而我提出把南宋词称为赋化之词。我以为这种演进有一种必然的需要，因为小令是很短小的，它可以有很多言外的意思，写得很含蓄的。可是柳永把男女的感情都用长调写了，就比较浅露，比较肤浅；而诗化之词如果写豪放的志意也都平铺直叙地写下来，这些激昂慷慨的词就流于粗率了。所以，从周邦彦开始，到后来的吴文英、姜白石都故意把它写得晦涩一点。因为词这种文学体式，跟诗不一样，诗你可以写成长篇的歌行。诗在朗诵时有一种气势，可以用气势直接打动你。可是词变成长短句，就失去这种气势了，太平铺直叙了，就失去了词的美。长调写婉约词就容易淫靡，写豪放词就容易粗率。所以周邦彦不得不用人工的安排，使它不能够一泻无余，不能够一下子滔滔滚滚地写下来。《古今词话》上说，长篇的歌行像骏马迈坡一往无前，可是词如果是长调，这样一直写下来，就显得浅率了。《古今词话》上还说词的长调要如同娇女步春，要像一个娇弱女子在春天里散步，要“一步一态，一态一变”，每一步都要有一个姿态，每一个姿态都要有一个变化，这样才有它的美。我认为这就是赋化之词的特色。我这样的说法得到了程千帆先生的赞成，他以为这种说法解答了词学中很多困惑和争执。
程千帆录旧作赠叶嘉莹
程千帆先生给我的书信很多，但是保存下来的不全了。因为我常常在旅行之中，我在北京有老家，这些先生们给我的书信或者书法，常常是放在北京了。可是我的老家在拆迁的时候，很匆忙，那时我不在北京。我弟弟半身不遂，当时家里只有一个保姆，她当然不懂得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她看到一些旧信，以为是烂纸都给丢掉了，真是太可惜了！我平生中有三次大的损失：一次是我南下结婚时，我的照片、书、草稿都没有带，留在了北平，“文革”时我弟弟因为害怕都给烧掉了；一次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我结婚以后与北平的家人和亲友的一些书信都被抄走了；最后就是2003年我老家察院胡同拆迁，把我1979年回国以后二十多年来的一些书信和一些老先生写给我的书法都丢掉了。后来缪元朗告诉我，有人在旧书市场看见过缪钺先生写给我弟弟的信，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还想谈谈沈祖棻先生，当年程千帆先生给我寄《涉江诗词稿》时我就想过，程千帆先生可能是想让我写写沈祖棻先生的诗词，当然他也没有明白地说。我自己也有这个愿望，可是我一直很忙，一直没有写，只是我给学生讲课时常常提到沈祖棻先生的诗词。一直到2003年10月，我才在南京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从李清照到沈祖棻》的讲演，也算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沈祖棻先生真的是女性的词作者里边的一个集大成者。
我们看到早期的“歌辞之词”，男子写的歌辞对于他的诗是一种背离，因为男子写诗是以“言志”为主的，而男子写的词起初不过是歌筵酒席的游戏笔墨。而女性的词对于她的诗则是一种继承，从《诗经》开始，《谷风》、《氓》都是写那些不幸的妇女的遭遇，当然也有幸福的妇女。总而言之，女子是写她真正的感情，女子是写自己的悲欢离合，自己真正的内心的情意。本来女性的词与诗是一个系统传下来的，只是观念不同。李清照认为那些激昂慷慨的句子不能够写到婉约的小词里边去，她说苏轼、欧阳修的词是句读不整齐的诗。可是经过从北宋到南宋，有了苏轼、辛弃疾的出现，词从“歌辞之词”演进到“诗人之词”，到了明清之际徐灿的那个时代，就直接把一些破国亡家的悲慨都写进去了。清朝末年秋瑾的时候女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男子革命，女子也要革命了。
到了沈先生的时代，女子跟男子无论是在教育方面，在工作方面，还是在研究方面都可以平等了，而且沈先生她不但是一个词人，同时也是一个学者，所以她写的词不但是“诗人之词”，还是“学人之词”。沈先生的词不再是李清照那样的词，也不再是徐灿那样的词，她写出来的词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沈先生真是“诗有史，词亦有史”，这是从清代的词史观念继承下来的。沈先生曾经写过几首《浣溪沙》，是一组写得非常好的小词。
我只选一首来看：
兰絮三生证果因，冥冥东海乍扬尘。龙鸾交扇拥天人。月里山河连夜缺，云中环几回闻。蓼香一掬伫千春。
“兰絮三生证果因”，是说善因恶果的种种机缘。佛教所讲因果的关系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为什么种的兰因却得到的是絮果？历史上中国文化曾经惠及日本，唐朝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中国文化，日本也曾派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而后来日本竟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冥冥东海乍扬尘”，日本在中国的东方，东海指日本，“尘”就是烟尘、战尘，战争又兴起了。“龙鸾交扇拥天人”，当年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本来是不主张抗战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和共产党联合抗战。“交扇”是说古代皇帝上朝的时候要用交扇。杜甫的《秋兴》里写到“云移雉尾开宫扇”，皇帝上朝的时候先坐在这里等大臣，这显得没有礼貌；如果大臣都已经上朝站在那里，看着皇帝从台子上面走过去，这又不免把皇帝凡人化了，就不够神秘；所以就用很多“雉尾”，就是野鸡毛做的大大的扇子把它遮住，像屏障一样，皇帝从背后上来，等皇帝一坐下，扇子向两边一撤，“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龙鸾交扇”是指国共两党拥一个天人，这说的就是那个时候让蒋介石来领导抗战。“月里山河连夜缺”，有这样一个传说，月亮里边有一些影子就是大地的山河的影子，沈先生不说我们的国土步步沦陷，而说“月里山河连夜缺”。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军队的败退真是一个城一个城地丢，真可以说是“连夜缺”。“云中环珮几回闻”，是说那些美好的消息，前线战争胜利的消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听到呢？“蓼香一掬伫千春”，这是说我们内心的悲苦像蓼花，蓼花是悲苦的，我们捧着蓼花等待，希望抗战胜利的到来。
沈先生用小令来写比兴之词，写得非常典雅、深隐，真是难得的好词。不但在女子之作中是难得的好词，就是在男子之作中也是难得的好词。诗是可以反映历史的，词也是可以反映历史的。经过了明清之易代，果然清词里不少的作品都是反映当时历史的，所以有了所谓“史词”。鸦片战争以后，晚清词人所写的都是反映国家盛衰世变的小词。所以你看这个小词就很妙，从给歌女写的歌词居然演化成了反映国家盛衰兴亡记载历史的词了。沈先生看到了前朝的词这么多的演化，她又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事变，她就真的是把历史写到小词里边去了，而且用这样深隐的比兴寄托，这样典雅的词句，写出来这么美丽的词篇。
沈先生还能把很多不容易写出来的东西也写得恰到好处，她有一首词《宴清都》。前边小序说：“庚辰四月，余以腹中生瘤，自雅州移成都割治。未痊而医院午夜忽告失慎。奔命濒危，仅乃获免。千帆方由旅馆驰赴火场，四觅不获，迨晓始知余尚在。相见持泣，经过似梦，不可无词。”
未了伤心语。回廊转、绿云深隔朱户。罗比雪，并刀似水，素纱轻护。凭教剪断柔肠，（割瘤时并去盲肠——自注）剪不断相思一缕。甚更仗、寸寸情丝，殷勤为系魂住。迷离梦回珠馆，谁扶病骨，愁认归路。烟横锦榭，霞飞画栋，劫灰红舞。长街月沈风急，翠袖薄、难禁夜露，喜晓窗，泪眼相看，搴帷乍遇。
写得真是好，这么复杂的这么特殊的情事，沈先生写得非常贴切。“未了伤心语。回廊转、绿云深隔朱户。罗裀比雪，并刀似水，素纱轻护。”写得真是美！沈先生实在写得好！这是医院，你看她把医院写得这么美，她说“罗裀”是雪白的，非常典雅，完全是词的语言；“并刀”是手术刀，她化用的是周邦彦“并刀似水，吴盐胜雪”（《少年游》）的语句；“素纱轻护”，你想象白色的丝纱这么朦胧，她缠着纱布，但写得很美。“凭教剪断柔肠”是说割瘤时并去盲肠。“剪不断相思一缕”是说我的肠子虽然断了，可是我的感情还在。“甚更仗、寸寸情丝，殷勤为系魂住”，因为我这么多情，所以这寸寸的情丝就把我留住了，而“情丝”也暗喻了伤口的缝线。“迷离梦回珠馆，谁扶病骨，愁认归路。烟横锦榭，霞飞画栋，劫灰红舞”，她是写的着火，“烟横”是浓烟，“霞”是像晚霞一样的红色的火光。“长街月沈风急，翠袖薄、难禁夜露”，半夜里她从病房里逃出来。“喜晓窗，泪眼相看，搴帷乍遇”这句真写得好！第二天早晨，在窗前她跟程千帆先生夫妻两人“泪眼相看”，把帐幔一开忽然间看见了，“搴帷乍遇”，写得这么多情，这么宛转。
沈先生还有一首有名的《早早诗》，是写她的外孙女，我们节选一段看看：
汝独爱家家，膝下百回绕。喜同家家睡，重愁家家抱。关心唤吃药，饮茶试凉燠。分食与家家，儿自不嫌少。唯愿快长大，为婆洗衣袄。随母休沐归，相亲复相扰。夺帚争扫地，脱衣唤洗澡。玩水瓶时灌，弄火锅空烤。倒罐更翻篮，到处觅梨枣。帐杆当竹马，手杖满地捣。凌空学杂技，一跌意未了。吓人装老虎，怒吼势欲咬。打狗踢苕猪，不怕舞牙爪。偷攀自行车，大哭被压倒。婆魂惊未定，儿身痛已好。一晌转安静，向人索纸稿。移凳俯书桌，画鱼又画鸟。积木堆高低，皂泡吹大小。三餐端正坐，家家喂饭饱。饮河期满腹，美馔视藐藐。不喜着新衣，敝服曳缁缟。阿母责顽劣，此语使儿恼。鸡鸡不洗脚，上床胡乱搞。狗狗不睡觉，半夜大声吵。我是最乖儿，家家好宝宝。
“家家”武汉话是外婆的意思。这首诗受到很多名家的高度评价。
朱光潜先生读过后题了一首诗：
易安而后见斯人，骨秀神清自不群。身遭离乱多忧患，古今一例以诗鸣。独爱长篇题早早，深衷浅语见童心。谁言旧瓶忌新酒，此论未公吾不凭。
荒芜则认为“一篇早早有情思，绝胜骄儿娇女诗”。沈先生真是一个集大成的作者！她各种的体式各种的内容都写得非常好。大家可以找来《涉江诗词稿》看看。
八、邓广铭先生
邓广铭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他是北京大学1936年历史系毕业的，他的毕业论文深受胡适先生的赞赏，毕业后留校任教，40年代曾短期在复旦大学任教。他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从50年代问世以来，几经重版，行销数十万册，蜚声海内外。他的《〈宋史·职官志〉考证》是陈寅恪先生写的序言。我在台湾大学教词选课的时候，常常参考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那还是旧的版本。邓广铭先生是历史学家，他在历史考证方面做得是非常仔细的。可是我跟邓先生从来没有见过面，只是对他十分敬仰，那时根本没有想到能有机会和他相识。1979年我回国教书以后，跟国内学术界开始有了联系，1987年国内邀请我到江西上饶参加一个纪念辛弃疾的会议。因为我一直读稼轩的词，他的《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写得真的是很美，我很想去上饶看看带湖是什么样子。就是在那次会上，我认识了邓广铭先生。
90年代初摄于北京大学邓广铭家门前（左起：刘乃和、叶嘉莹、邓广铭、启功）
那一年，我接到辛弃疾纪念会的通知，开会的地方在江西上饶。这个地方比较偏僻，飞机不能到达那里。我只能先飞到上海，然后换火车才能到达江西上饶。这样我在国外订票就很麻烦，所以就找到我的侄子言材。那时他已经在日本的北九州大学教书，侄媳妇桐岛薰子也是读古典文学的，一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所以也一起来了。还有我以前的学生台大教授林玫仪，也是研究词学的，那时她还从来没有来过大陆，很生疏，不知道怎么回来，听说我来参加会议，也决定一起来。我侄子预先订好了旅馆，我们四个人分别从温哥华、九州、台湾飞到上海会合，从上海一起坐火车去了江西上饶。在火车上大家一起聊天，我记得那天林玫仪问我：你讲了这么多人的诗词，最喜欢谁的诗词？她还问我：中国古代这么多诗人词人，你觉得有哪一个你愿意跟他交朋友，跟他一起生活呢？我想了半天，我说还是稼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杜甫这个人，他的诗忠爱缠绵，很了不起，可是这个人好像古板一点；李商隐诗我一直很喜欢，可是李商隐的诗我可以欣赏，但是李商隐这个人又太忧郁了一点；所以想来想去辛弃疾这个人不但词写得好，而且这个人在生活上也是个很有情趣、很有办法的人。你看他写的词里边，他所居住的地方，要栽什么花啊，种什么树啊，什么地方盖房子，什么地方开窗子都安排得多好！我当然愿意跟稼轩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我问林玫仪，她想了想也说愿意跟稼轩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如今我们一起来参加稼轩词的学术会议，真是有缘。
我们在上饶开会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也去了，而且我跟他的座位相邻。我跟邓广铭先生谈话的时候，告诉他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常常参考他的书。跟邓先生见面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人非常诚恳，非常和蔼，而且做学问是非常认真的。我记得那次会上有人提交了一篇论文，大意是说稼轩做了好几任地方长官，在带湖、瓢泉都盖了房子，一定也搜刮了民财。邓先生很生气，他觉得这种说法对稼轩是一种污蔑。他认为，稼轩绝不是一个搜刮民财来给自己盖房子的人，辛弃疾所造的房子，在宋代优待文臣的标准来看，实在并不奢侈华丽。我同意邓先生的看法，我也觉得稼轩经营他居住的地方跟一般人不一样。你看历史上像姜白石记载的张镃那些人，他们的房子都装饰得富丽奢豪，家里养着歌伎酒女。可是稼轩以诗人的眼光非常巧妙地安排自己的住处，在房前种了一大片庄稼，小溪旁栽了几棵柳树，种了一些梅花，圈了一围篱笆，他的房子虽然很美，但不是雕梁画栋。在带湖新居盖房时他写了一首《沁园春》：“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房子上梁时他作《上梁文》：“抛梁东，坐看朝暾万丈红，直使便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愿年丰。”中国古人盖房上梁时，要把一些象征吉利的东西，抛到屋梁的四方，同时念诵一些祝词。稼轩这是说：我向东边抛东西，我就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朝暾”是早晨初升的太阳；即使朝廷上不用我了，我不能在朝廷做官，成为江海的一个闲人，我还是要忧国忧民，希望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所以我觉得稼轩经营他的住所，跟那些富贵奢豪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跟邓先生就谈得很投机。
第二天我们去拜谒稼轩墓，要走很远的路。那时邓先生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当地的人很客气，给邓先生准备了一把可以抬着走路的藤椅，可是邓先生坚决不肯坐这椅子，他说去拜谒稼轩的陵墓一定要走着去。我保存的相片里还有邓先生在走路，抬着椅子的人就跟在他后边，他就是不肯坐。到了稼轩墓，我跟邓先生、林玫仪还照了相。恰好我跟缪钺先生合作写的《灵谿词说》已经出版，那本书里的《论辛弃疾词》一篇是我写的，我想邓先生也看了。从我们在上饶认识以后，他对我非常好，回到北京后，我们常常见面，邓先生还约我到他家里去，请我吃饭。邓先生认为我的稼轩词说写得不错，但是没有当面说，我是一直到邓先生去世以后，才看到他最后校订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出版前言上，写了一大段关于我写的稼轩词说。他说他在近十多年读了我的多篇论唐宋词的文章，其中包括论稼轩词的多篇。他说我写的“文章议论皆浑融洒脱，恢宏开廓，曲汇旁通，而又全都在于反复阐发其主题”。他还大段引用了我的论稼轩词的文字，最后还说：“我希望这本《笺注》的读者，尽可能都能亲自去阅读她的这篇原作的全文，这主要不是为了‘奇文共欣赏’，而是要藉以补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对稼轩作品的领悟。”邓先生一直非常客气，以为他自己只是考证了历史，而没有讲到稼轩词的文学成就。
邓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稼轩词编年笺注》从50年代问世以后，他一直不断地补充、不断地校订。经过数十年的酝酿准备，对全书的笺注与编年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补充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文学资料与研究心得，应该是稼轩研究的最高成果。邓先生在这里很诚恳地引了我大段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动，也为我对于稼轩词的研究得到他的认可，感到非常欣幸。我觉得前辈的这种治学、做人的认真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景仰的。
台湾大学的郑骞先生，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要写稼轩的年谱，可是只是写了一个简单的草稿，没有能够完成，我觉得郑骞先生一定会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很可惜的是郑骞先生去世以后，他放在家里的笔记，当时没有人很快地做出整理，所以有很多就散失了。
九、冯其庸先生
冯其庸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我很早就知道冯先生的大名，可是一直都没有见过面。直至1978年，我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去参加一个红学会议，才结识他。其实我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只是因为我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时，就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写过一段我对《红楼梦》的看法。因为我觉得王国维先生对于《红楼梦》评论的立足点，完全被叔本华的哲学所限制，不符合《红楼梦》小说的真正的主旨。我就把自己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里我对《红楼梦》的看法提出来，又加以补充，写了一篇文章单独发表了。就是因为我写的这篇文章，我被邀请了去参加这次红学会议。这次会议海内外的红学家都去了，当然冯其庸先生、周汝昌先生也都去了，会议还安排他们两个住在一个房间。周汝昌先生也是顾随先生的受业弟子，而且顾先生也很欣赏他，我也是久仰大名。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会议安排开会都是在白天，晚上就在大厅里放一张大桌子，准备了一些笔墨纸砚，这些学者们就在那里题诗、写字、画画。周汝昌先生给我写了一首诗，还题了字。冯其庸先生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边也题了字。通过这次会议，虽然我跟冯先生认识了，但是不熟，我们并不常常联系。
一直到了1993年秋天，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一次汉学的会议，主办人是林水檺。林水檺原来是我在台大的学生，后来他申请到U.B.C.大学念了一个硕士，还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就到马来西亚去教书。这次会议邀请了我，也邀请了冯其庸先生，我跟冯先生就又见面了。那时北京已经有了我老家察院胡同的房子要拆迁的说法。因为我曾经参观过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那里都是四合院式的小房子，有学生住的地方，有讲课的地方，很幽静；所以我一直想把我的老家办成一个像白鹿洞那样的书院。那时我已经在南开了，我也希望南开的研究所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有这么一个联络的地方，因为我毕竟在北京有老家呀。我打算跟国家交涉，希望国家在拆迁我的老家时，能够给我们另一个地方，重新盖起一个院子来。就是在这次会议的一次宴会上，很多人都问我们老家房子的事情，当时冯先生也在场，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冯先生很热心，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联系，帮助我联系找地方。
冯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当时西城区的区长赵重清、书记李雅清，给我们在什刹海那里找到一个地方，就是宋庆龄故居的对面，中间隔着后海，是非常好的一块地方。我回来就跟南开大学说了，南开大学说很好，可以去看一看。可是南开大学没有去办，一直拖了下来。后来听说那块地被别人买走了，开了饭店。冯先生还是很热心，他说这块地没有了，还有别的地方，他又陆续介绍我们看了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好的地点。那时南开大学有一个专门管建设方面的人，可能觉得我们这事不是他能赚钱的买卖，所以就一直不热心，使我们错失了很多机会。这个人我也不记得名字了，听说后来他逃跑了。冯其庸先生、赵重清先生、李雅清先生这些朋友帮了很多忙，陈洪先生也见过他们，一起看过一些地方。南开大学那个管建设的人也去看了，但是都没有给回音，最终都没有办成功。冯先生真的是非常热心，为了保存我家察院胡同的房子、帮忙寻找新的地方尽了很大的力量。
虽然这件事没有办成，我却跟冯先生成了很熟的朋友。他送给我很多本他自己的书，我也写过《七绝三首》赠冯其庸先生：
威州高会记相逢，三绝清才始识公。妙手丹青蒙绘赠，朱藤数笔见高风。（注一）
研红当代仰宗师，早岁艰辛世莫知。惠我佳篇时展读，秋风一集耐人思。（注二）
一编图影取真经，瀚海流沙写性灵。七上天山奇志伟，定随玄奘史留名。（注三）
注一：宽堂冯其庸先生与余初识于1978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所主办之国际红楼梦会议中。冯公对红学之研究固早为当世所共仰，而在会议期中冯公更曾以其亲笔所绘之紫藤一幅相惠赠，于是始识其诗书画三绝之妙诣。
注二：1993年冬又得与冯公在北京再度相晤，冯公复以其大著多种相赠。其中《秋风集·往事回忆》一文，曾备叙其早年生活之艰苦，而冯公能有今日多方面之成就，则其资秉之高、用力之勤，固可想见矣。
注三：2001年返国与冯公又得相晤，冯公又以其近日在上海展出之《冯其庸发现考实玄奘取经路线暨大西部图影集》一册相示，既叹其七上天山之探奇考古精神之卓伟，更赏其摄影取景之艺术境界之高妙，钦赏之余因写为小诗三首相赠。
冯其庸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先后九次到西部考察玄奘取经之路和丝绸之路。1998年8月冯其庸先生以七十六岁的高龄亲自上了帕米尔高原，发现了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经过的古道——明铁盖达坂山口。2005年8月冯其庸先生随“玄奘之路”文化考察团再上帕米尔高原，在明铁盖达坂山口立起一座1.4米的石碑，以纪念玄奘追求真理、传播文化的伟大功绩。冯先生的摄影水平非常高，他拍了很多照片，而且上面还有他的题诗。
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他对我家祖宅的关心，他还非常关心我这边工作的情况。比如说我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清代手写本的陈维崧的《迦陵词》，我请冯先生亲来看过；我还请他给我的学生们讲过课等等，冯先生总是非常热情地答应我的邀请；前不久他还让一个雕塑家纪峰先生跑来给我塑像。多年来冯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让我感念不已。
十、饶宗颐先生与陈邦炎先生
饶宗颐先生是当今的一位大师。他的学问真是渊博，不管是中国的学问、外国的学问、文学的学问、史学的学问、甲骨文的学问，他的学识绝对是渊博，而且是根底深厚。饶先生是广东潮州人，出身于一个世家。他的父亲饶锷先生热心购书做学问，有著名藏书楼“天啸楼”。饶宗颐先生年轻时就追随他的父亲，十八岁就续编了他的父亲饶锷先生的《潮州艺文志》，发表在《岭南学报》上。他编撰的《楚辞地理考》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领域，这部书在上海的出版使二十九岁的饶宗颐先生一举成名，从此他就专攻文史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成为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中国的国学真是从小学习很重要，因为中国的国学浩如烟海，如果不是从小就背就念，根本没办法掌握。后来饶先生移居香港，1982年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学位，最近香港大学一些饶先生的晚辈，成立了一个饶宗颐学术馆。
我第一次见到饶宗颐先生，大约是在三十年以前我给香港中文大学讲演的时候。当时有朋友介绍我跟饶先生见了面，我记得饶先生还请我吃了一次饭。饶宗颐先生多才多艺，古琴弹得很好。饶宗颐先生对于后学都是很鼓励的，他还把他自己的诗词稿送给我看。我送给他两本我的书，其中有一本是我的诗词稿。饶宗颐先生看了以后，曾送给我他亲手抄写的一幅长卷，录了两首他自己和吴文英词韵的《莺啼序》。饶先生写这两首词给我其实是有意思的，不是随便写的。饶先生说他多年前曾经到过加拿大，加拿大有一个名胜叫Lake Louise，中文就是路易斯湖。饶先生游路易斯湖的时候写的这首词，用的是吴梦窗的韵，可是词的内容写的是游路易斯湖。那为什么他抄给我呢？我想是因为路易斯湖是加拿大有名的地方，我也曾经去过。另外一首和梦窗词饶先生写的是秋天的红叶，因为加拿大是用红叶作为国旗的标志，而且加拿大的秋天也满山都是红叶。所以我以为，饶先生写录这两首和吴梦窗的《莺啼序》送给我，是因为路易斯湖和红叶都跟我居住的加拿大有关。
隔了一天他又给了我一个信封，里边是一首他和我的《蝶恋花》词。我当然不只写过一首《蝶恋花》，他和的那首《蝶恋花》是我在50年代初忧患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首词：
倚竹谁怜衫袖薄。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风多花易落，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地思量着。
这首《蝶恋花》其实我也没觉得写得怎么好，可是缪钺先生喜欢这首词，饶宗颐先生也喜欢这首词。
饶先生的和词是这样写的：
世味真同纱雾薄。尽有中边，如蜜都尝却。从古多情伤哀乐。星移事改空斟酌。 燕语莺啼闲院落。万户千门，何苦间关约。渐觉老怀输少作，凭栏尽日思量着。（《蝶恋花·和叶迦陵》）
2000年，台湾“中研院”举办了一次以“文学与历史”为主题的会议。我写了《词学与世变的关系》一篇论文，并出席了会议。这一次会议，饶先生也参加了，我们又见了面。2003年，香港又约我去，那一年正赶上饶先生过生日，他们举办了一个饶先生的书法展览给他祝寿，我也去参加了这个展览，大家拍了很多照片留念。
2003年，饶宗颐先生把他几十年积累的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和书画作品，捐赠给了香港大学。以这批捐赠为基础，同年11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现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不仅成为香港大学著名研究机构之一，也逐渐成为全球汉学界学术交流的中心。同时，它还是一个寓私于公的藏书楼，里面的藏书向全世界学者开放。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将自己的藏书或著作捐赠到饶宗颐学术馆，并视之为极高的荣耀。
主持饶宗颐学术馆内学术研究的郑炜明博士和龚敏博士一直致力于搭建饶宗颐学术馆和我们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之间的合作机制。2009年，两个机构正式开展交流，互通信息。2010年签订学术合作意向书。2011年，郑炜明博士与龚敏博士还亲自赴天津，在南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我们一起见了面。
1993年4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主办了第一次词学会议。这次会议，重要的工作有两项，一个是清词书目的搜集整理，由林玫仪和饶宗颐先生、严迪昌先生、卢雄和先生四个人共同负责。一个是词学的专题研究，张以仁、林玫仪、刘少雄和我负责。张以仁先生写的是花间词，我负责晚清词论，这是他们研究院文哲所的“词学主题研究计划”。对于清代的词与词学，我本来早就有研读的兴趣，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可是那一年我的日程很紧，先到台湾参加文哲所的会，又到耶鲁大学开会，还到马来西亚开会，不久还接受了新加坡的邀请去教书。我在旅途中那么匆忙，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这么多的工作，我就跟林玫仪商量，请上海古籍出版社陈邦炎先生一起合写。还好，陈邦炎先生答应了我。我利用新加坡年底的短假约陈先生在北京见了一次面，商定了撰写计划，各自负责几篇，最终完成了《清词名家论集》。
陈邦炎先生的高祖陈沆是清代有名的诗人，他的伯父陈曾寿是近代有名的词人。家学渊源，所以他的诗词根底很好。他是1920年生人，长我四岁，现在已近九十岁了。1944年陈邦炎先生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做过记者、编译等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下放到干校劳动。1978年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第二编辑室主任，负责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和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他们出版的词学书籍很多，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词学研究的开展。陈邦炎先生学术根底深厚，尤其精于诗词，他写的诗词鉴赏文章也很好。退休后，还从事编辑和著述。近来陈邦炎先生精选了他自己多年来写的文章和创作的诗词，编成一册《临浦楼论诗词存稿》，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我在1979年回国讲学，南京师范大学的金启华教授向陈邦炎先生推介了我的《迦陵论词丛稿》，那时我还没见过他。陈邦炎先生看到我的书稿，觉得非常好，就向主管部门极力争取出版。为了出版我的《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还专门开了个会，研究我的这本书是出还是不出。因为那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很多观念还没有转变，上海古籍从来没有出过海外华人写的书，他们很犹豫要不要出。在陈邦炎先生的努力争取下，上海古籍首开此例。那时，我们就开始了书信往来。1980年，《迦陵论词丛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印一万册，很快就卖光了。后来，我跟缪钺先生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的。
1982年我到杜甫草堂开会，上海古籍有人来开会，可是陈邦炎先生没有来。上海古籍的人说，陈先生不知道你来，他要是知道，他一定会来的。
第二年，杜甫草堂又开会，陈先生真的来了。我那时正在跟缪钺先生合作研究，也在成都参加了会议。我跟陈先生见面后就问他，你古典修养这么好，一定常常写诗词，什么时候抄几首给我拜读拜读。陈先生就当面写了几首给我看，题目很长：
一九八二年四月，参加杜甫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下榻成都杜甫草堂。犹忆一九五七年反右前来此，值梅花盛开，光景绝艳。今梅候虽过，而庭馆依然。感念旧踪，爰赋四绝
重来已是鬓繁霜，花木依稀旧草堂。几树庭梅应识我，癫狂曾忆对华妆。
花开花落几蹉跎，苦恨芳华掷逝波，二十五年真一瞬，人间可有鲁阳戈？
松竹葱茏想岁寒，杜陵一语可吟安？青松自要高千尺，翠竹何需斩万竿。
百花潭北又春回，一寸春心总未灰。虎倒龙颠风雨过，锦城还见绣成堆。
这几首诗写得很好，陈先生在诗稿中曾注明其中第三首中“青松自要高千尺，翠竹何需斩万竿”一联的“自要”、“何需”两个呼应、承转的词是我提议修改的。
就是在我们合写《清词名家论集》时，陈邦炎先生告诉我晚清词人陈曾寿是他的伯父。我比较喜欢陈曾寿的《旧月簃词》。《旧月簃词》可称是一卷遗民词，由于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朝代更替，在朝代更替之交的遗民现象和遗民文学，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陈邦炎先生本来希望我写陈曾寿的词，可是我太忙了，一直没有写。我跟陈邦炎先生说，第一篇写陈曾寿的词应该由你写，因为你是家里人，许多情况比较清楚，陈曾寿的一些资料，外边人知道的不多。
当时台湾有一位姚白芳女士跟我念硕士，我向她推荐写陈曾寿词的论文。我还介绍了姚白芳到上海去找陈邦炎先生访谈。清代文人间有“太常仙蝶”之说，就是清代一些有名的词人况周颐、陈曾寿他们每次有词学聚会时，就会有蝴蝶飞来，他们管这个场景叫“太常仙蝶”。当时的一位画家就把这个场景画下来了，就是《太常仙蝶图》，陈邦炎先生曾经拿给我看过这幅《太常仙蝶图》。姚白芳写陈曾寿的论文，经常去拜访他，最后陈邦炎就把这幅《太常仙蝶图》送给了姚白芳。我虽然没写陈曾寿的词，但是在班上也讲过陈曾寿的词。我本来的意思是，安易写完了王国维的词以后，让安易跟我合作写陈曾寿的词。可是我们还没写，有一个女学生曾庆雨考进来了，她主动要写陈曾寿的词，所以我就让曾庆雨写了。我告诉曾庆雨要研究陈曾寿一定要去拜访陈邦炎先生，他有很多陈曾寿的材料。陈邦炎先生还复印了很多陈曾寿的诗词给我们。
许多事说起来都有一些因缘。上世纪60年代初，我要写王国维词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淡江大学教的一个学生陈槐安说，“这些查资料的事让我来做吧”，我就把刚刚开始写的本子给了他。可是不久我就出国到北美去了，跟这个学生断绝了联系，这个工作就没有做下去。台湾开放以后，我又见过他，但是不久他就去世了，我的那个本子就没有再拿回来。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是安易跟我一起完成了王国维词的注评。陈曾寿的词呢？是陈邦炎要我写陈曾寿，我没有时间写，介绍了姚白芳写。那时我还在想，安易写完王国维以后，我跟安易一起写陈曾寿词注，同时写评赏。可是我们还没写呢，曾庆雨来了，她就写了。所以天下事很难说，最后落到谁写是有因缘的。不过曾庆雨写的只是陈曾寿的咏花词，其他的没有写。其实我还是想像王国维词那样，让安易跟我合作给陈曾寿的词做注，同时写评赏，只是不知道安易有没有兴趣。不过我现在太忙了，也太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做。
1990年，北美孙康宜、高友工他们组织召开了北美第一届词学会议，他们问我大陆有那些人是研究词学的，我就向他们推荐了陈邦炎先生。后来陈邦炎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在《清词名家论集》中写了一篇《陈曾寿及其〈旧月簃词〉》。
这一章讲的都是我几十年教学生涯中结识的老师和朋友，还有很多人不能一一列举，他们无论在我人生道路上还是学术生涯中，都是我真正的良师益友，这些人支撑起我完整的人生，我从心里感念他们。
结束的话
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而且胸无大志，所以大学毕业后，就老老实实去教中学，并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有许多要上研究所或出国的理想，更从来没有过要成为什么学者专家的念头。我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什么预定的理想目标，我只不过是一直以诚实和认真的态度，在古典诗歌的教研道路上不断辛勤工作着的一个诗词爱好者而已。而且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我对于自己从来没有以学者自期，对于自己的作品也从来没有以学术著作自许。然而数十年来我却一直生活在不断讲学和写作的勤劳工作之中，直到现在我虽然已退休二十多年了，但我对工作的勤劳，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之所以有不懈的工作的动力，其实就正是因为我并没有要成为学者的动机的缘故，因为如果有了明确的动机，一旦达到目的，就会失去动力而懈怠。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全是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因此无论是写作也好，讲授也好，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认为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当然在传达的过程中，我也需要凭借一些知识与学问作为一种说明的手段和工具。我在讲课时，常常对同学们说，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在他们的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而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要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在这种以生命相融汇、相感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与是否成为一个学者，是否获得什么学术成就，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我本来是一个完全从旧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从小所受的训练就是对古典诗文的熟读和背诵。我父亲和我的老师都是老北大的外文系毕业的，经常提醒我学习英文的重要，但是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学校就把英文课减少到每周只有两小时了。中学毕业时，我没有为将来的出路与收入多加考虑，就按自己的兴趣考入了辅仁大学国文系，英文课也只上了一年，辅仁大学的中文系就再也没有英文课了。大学毕业后从中学教到大学，从一般的古文教到诗词的专著，一直再也没接触过英文。完全没有想到过出国，更别提什么中西文学理论的结合。
我后来出国教书，是台湾大学派我去的。我先生因为他被关了那么多年，不想在台湾待了，非要出去。可是他自己又出不去，所以看到我有机会出去，就坚持让我把孩子先带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而更巧的是那时大陆是封闭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来往，欧美的学者想学中文的都得去台湾学，而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中国古典诗词都是我在教，教育电视台办的大学国文广播教学课程也是我在教，他们也别无选择，就都到我班上来听课，后来他们又要求把我交换到国外去。那时我本来也不敢去，因为我英文也差不多忘光了，怎么跟那些洋学生去打交道。
我们全家都到了北美以后，为了全家的生活，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了加拿大U.B.C.大学用英文教书的工作。我不但每天要查着英文字典来备课，还要查着字典批改作业，看考试卷子和研究生论文。不过尽管就是这样困难，也没有影响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本来的热爱，我仍然是想把诗歌中的一种感发生命，要尽力传述和表达出来。我的英语虽然并不高明，但学生的反应很好。所以我觉得人真的要靠逼，逼也就逼出来了。我如果不是被这样逼着，我的英文肯定早就忘光了。像顾先生对我说的要求，我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就是这样被逼着非要查生字，时间长了，我的英文水平慢慢提高了。我不但好为人师，也好为人弟子。我就常常去旁听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课程，借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来看，每当我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时，心里就非常高兴；当我面对一些主观、抽象的传统诗话而无法向西方学生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时，就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说法，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西方有一位解析符号学女学者克里斯特娃说：“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无论那是什么理论。”也许克氏所说的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她自己足以自创一种理论的缘故；而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我认为“理论”只是一种捕鱼的“筌”；而我的目的只是在得“鱼”，并不在制“筌”。我在早年读书时，见到过一首小诗，“彩云影里神仙现，手把红罗扇遮面。直须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我在教书和写作中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只不过是因为仙人在彩云影里，若隐若现，有时一下子看不清楚，我只是借用罗扇的方位来指向仙人而已。
我小时在家里读书，第一本开蒙的读物就是《论语》。我当时对《论语》中所记述的孔子的仁者与智者的境界，当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悟，但是我对于书中所记述的有关人生修养的话，却有一种直观的感动和好奇，比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时的震动好奇和深深地被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我只是想“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怎么说早上懂了这个东西，晚上死了都不白活？还有“五十而知天命”，那么知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当时确实不懂，但这些话确实曾给了我一种震撼，引起了我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当然我自己本是一个平凡的人，真正遇到忧患挫伤的打击时，我的承担能力就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回想我一生，遭遇了三次沉重的打击。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击就是1941年我母亲的去世。那时我的故乡北平已经沦陷有四年之久，父亲远在后方多年没有音信。我那时也只有十七岁，身为长姊，我要照顾两个弟弟，而小弟当时只有九岁，生活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沦陷区，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一般说来，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母亲去世后，我感受最强的是一种突然失去荫蔽的所谓“孤露”的悲哀，这在我当时所写的《哭母诗》及《母亡后接父书》等一些诗中有明白的表现。对于当时物质生活的艰苦，我不仅并不在意，而且能够采取一种以坚强的意志来担荷苦难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我想大约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因为我小时候背诵的《论语》、《孟子》里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那些使人自信和自立的话，在我心里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因为我的老师顾先生，他自己虽然体弱多病，但在他的讲课中所教导我们的，却是一种坚强的担荷精神。我当时背诵得最熟的是他的一首《鹧鸪天》：
说到人生剑已鸣，血花染得战袍腥。身经大小百余阵，羞说生前身后名。 心未老，鬓犹青。尚堪鞍马事长征。秋空月落银河黯，认取明星是将星。
受顾先生的影响，我也一改以前多愁善感的诗风，写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的诗句，来表达我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态度。古人说：欲成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锻来。苦难的打击是一种挫伤，但同时也是一种锻炼。我想这种体悟，大概可以说是我在第一次打击的考验下，所经历的一段心路历程。
第二次打击对我其实是最重的，它几乎影响了我一生。陶渊明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说“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当第一次打击到来时，衣食虽然艰苦，但生活基本上是稳定的，我不仅可以不改常规地读书上学，在学业上有师友的鼓励支持，在生活上还有伯父、伯母的关怀照顾。所以苦难对于我才能够成为一种锻炼，而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第二次打击到来时完全不是这样了。那时我已远离家人师友，身在台湾。我先生被海军拘捕死生未卜，当我经过拘审带着女儿从警察局出来以后，不仅没有一间可以栖身的“敝庐”，而且连一张可以安眠的“床席”也没有。这还不算最大的痛苦，其实最大的痛苦是来自于我先生本身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