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先生，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愿意提起。1978年我在《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的后叙里也简单说过一点，但那都是非常表面的、非常肤浅的，真正的情况我没有写，我所说的其实已经隐藏了很多难以诉说的事情。我说他从监狱出来以后性情发生变异，实际上是一个借口，我不愿意只说他的不好，就归罪于多年的监禁使他变成这样。其实不然，是他本来就是如此的。我不肯说，是因为我一向不愿意说别人的坏话，何况是自己家里的事情，所以一直替他隐瞒了很多，现在有些事我以为也还是不说为好。
这么多年，我虽然一直不对人说这些事，但是我的诗里其实还是有些流露。在我的诗词稿里，收了三首，1976年，我大女儿去世时，我写了哭女诗十首，其中最后一首曾经说：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辛酸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辛酸说向谁”，说真的，我人生最伤痛的就是这件事，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后两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我吃苦耐劳地什么都做，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当然我是为了我们的家，也为了两个孩子。我的大女儿当初跟我一起被关，赵钟荪被关了将近四年，是我一个人带着她，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也是相依为命度过的那几年啊！所以大女儿逝世后我说“一生劳瘁竟何为”。
后边我还写了一首《天壤》：
逝尽韶华不可寻，空余天壤蕴悲深。投炉铁铸终生错，食蓼虫悲一世心。萧艾欺兰偏共命，鸱贪鼠吓禽。回头三十年间事，肠断哀感不禁。
这首诗不解释的话，其实一般人也还是看不出来，而我当时之所以这样写，也就是不想让人家看出来。因为中国的旧传统，对于婚姻的事情是不说的。做妻子的无论有什么样的不幸，一般都是不说出来的，这是中国传统做女子的一种妇德。
这首诗的题目是摘取第二句里的两个字。李商隐的很多诗都是这样做的，《诗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摘取一首诗里的两个字做题目是可以的，这个题目不会有人注意。“天壤”其实有个典故：是说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她觉得王家有不少的才智之士，而她嫁的这个丈夫没有那么好的才华；所以她结婚以后，常常说他们王家的子弟都有这样那样的才华，“不意天壤之间竟有王郎”，就是说，没想到天地之间有像王郎这样的人，她的意思是对她的丈夫不满意。所以如果有心人看到“天壤”这两个字，知道这个典故，就能看出来我这是写婚姻的不如意。只不过谢道韫还只是因为丈夫才华不够好而生的感慨，而我与她则完全不同，因为我所遇到的人是一个完全无法理喻的人，是你们一般人所难以想象出来的一种人。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宽厚、容让的，一个人但凡有点感情、有点理性，我也是能够跟他相处的。而且我平生也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没有才能，没有工作，或者学问低就看不起人家。我从来不这样想，我尽量希望把事情做好，可是他就是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毁掉。1971年的时候，严复的女儿请我去西雅图大学教书，因为我已经被U.B.C.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就介绍我先生去了。可是一年以后他就回来了。为什么人家不聘他了，我也不知道，因为凡是他不如意的事，从来不许我问。他回来以后，就又开始整天发脾气。那时候过圣诞节，我不愿意在我们艰苦的时候，让孩子们觉得人家过圣诞节都挺高兴的，我们家怎么不同。我的愁苦从来不跟孩子说，总是愿意她们都好好的。我就买了圣诞树，而且装饰得漂漂亮亮的。我还给每一个人都买了礼物，让大家高兴高兴。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上去就把它毁了，把树上的装饰扔了一地。他这个人的美感经验、品位也都跟人家不一样，比如温哥华我家的院子里有很多树，对于树木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它枝叶扶苏的样子，但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找人把那些树的枝子都给剪了，那些大树，枝子、叶子没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很粗的树干。人家都很奇怪，问我你们家这是什么树，怎么都这样子。我真是没有办法回答，我也争不过他，为了避免跟他吵架，我就把一切都放弃了。所以我们家一切的事情，都是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当时我家庭院中的一棵茶花树也被他叫人把枝叶剪了，这件事我也写过一首诗，人家也不大能看出来的，是1985年写的，题为《为茶花作》：
记得花开好，曾经斗雪霜。坚贞原自诩，剪伐定堪伤。雨夕风晨里，苔阶石径旁。未甘憔悴尽，一朵尚留芳。
“记得花开好，曾经斗雪霜”，因为茶花开得很早，有的时候温哥华还在下雪，茶花就已经开了；“坚贞原自诩，剪伐定堪伤”，我这是说茶花能耐风雪严寒，它的品格是坚贞的，可是它遭到剪伐，被人给伤害了；“雨夕风晨里，苔阶石径旁”，我是说不管风雪朝暮，我们家这棵茶花仍然在院子的台阶石径旁站立着；“未甘憔悴尽，一朵尚留芳”，虽然在这种挫折中，虽然很多枝子都被剪掉了，可还是有一朵花绽开了自己的芬芳。我这是说茶花自己有这样的持守，在人生的风雪朝暮中，我也是这样的。
我跟赵钟荪认识是因为有好几层关系，主要是因为他堂姐是我的老师，他妹妹是我同年不同班的同学，我不能不理他；而我的同学侯瑛的男朋友跟他是同事；而且他有个同学的弟弟跟我弟弟是同学，所以他就借着题目总到我们家来，后来时间长了，他对我也不错。我这个人真的是好心办错事，他那时又失业又生病，他为什么丢了工作，我也不知道，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的姐夫给他在南京找了一个工作，可是他说我不跟他订婚他就不去。我想既然他对我也不错，他为了我的缘故不肯离开北京，他又失业又生病的，他的姐夫给他在南京找个事，机会也不容易，而且我那时曾经以为他是因为常请假到北京来看我，所以才失去工作的，自己觉得对他应有所弥补，因此既然他说如果跟我订了婚他就去，就算了吧。这是我当初的一个错误。他跟我交朋友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我常常想，人家那些小说、电影都把爱情说得那么美好，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我应该承认，我既然对他没有爱情，那么不管他是贫病交迫，我也不应该因为同情就答应他，所以我是好心办了错事。后来我虽然尽我的力量，希望做一个好妻子，家里的责任我该尽的都尽了，我也能吃苦耐劳，而且独立工作支撑整个家庭，但是其实没有爱情。这一点我想他也会感觉到。可能他以为我从前没有爱情，结婚以后就会有的。可是结婚以后就更没有了，因为从前我还是同情他的，结婚以后我就发现他跟我很多地方在本质上相差太远了。但是我还是尽量想做得好一点，我是一个很尽责的人，不管是做妻子，还是做主妇，我都尽我的责任。可是爱情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让它有它就有的，你觉得应该有它就有的。再加上后来他又不得意，被关了很多年，因此变得无理而狂暴。我想他的心里也有相当的矛盾。
我现在这样说，其实已经对他没有什么怨意。我引过一首王安石的诗，题目是《拟寒山拾得》。后来我才发现，我所记住的与原诗并不完全一样，但我更喜欢自己记住的诗句：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这是说风把瓦从屋顶上吹落下来，把我的头打破了；“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瓦自己也被摔碎了，不只是我头破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人类的众生之间造作了很多恩怨的事情，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某一种因素；“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你也不用恨这个瓦，这个瓦也是不由自主的。他天生来这种性格，那也无可奈何。他受过的教育，就是以男子为中心，可是事实上他在社会上的能力又不能达到这一切，是社会的因素和他生来性格上的因素造成的这种状况。
我想这人生，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你落到什么地方，不是你所能掌握的，你不知道会落到哪里。可是不管落到哪里，无论命运或者机遇把你落到哪里，你都要尽量做好，这是自己应该做到的。我就是这样，不管命运把我抛到哪里，我都愿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做好。
从前小时读的那些道德文章都是人家说的，我并不大懂，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慢慢对中国古圣先贤的理论有了一些体会。古人常常说“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是说你自己应有一种操守，保守你的自身，就如同拿着一块玉一样，你不能让玉摔碎，也不能让玉有污秽、有瑕疵。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好的心情，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我都是这样的。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让别人赞美，而是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本能。我应该对上天——如果从宗教来说，就是对神——有一个交代。我想一个人你怎么做、怎么想，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自己，对上天的问题。所以孔子也说“不怨天，不尤人”，你也不要怨上天，也不要怨别人。“下学而上达”，你脚踏实地地向下努力学习，而使你有一种智慧或者一种觉悟，能够通一种天理。“知我者其天乎？”这是《论语》里边的话，我当年当然不懂，现在慢慢地懂了。小时我对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很好奇，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知道了。人生要有一种持守，不管落到什么地步，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有自己的持守，不能够失去你自己。
关于我婚姻的不幸，这是我最难以启齿的话题，挺沉重的，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我的人生，完全避开它就不完整，而且它在我人生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只好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1975年时我的两个女儿相继结婚，我正在庆幸自己终于走完了苦难的历程，可以过几天轻松的日子了。谁知就在1976年春天，我竟然又遭受了更为沉重的第三次打击。我的才结婚不满三年的长女言言竟然与其夫婿宗永廷在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了车祸，夫妻二人同时遇难。这次打击到来时，那真是像从天而降的霹雳。我真没想到我在历尽忧患的余生，竟然会遭遇到如此残酷的不幸。我当时实在是痛不欲生，但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是我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我不得不强忍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去为他们料理丧事。我是一路上流着泪飞往多伦多，又一路上流着泪飞返温哥华的。回到温哥华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家中，避免接触一切友人，因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我自己的悲哀。我仍然是以诗歌来疗治自己的伤痛。我写了十首哭女诗，其中第四首写了“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第九首写了“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些诗句。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不过抒发和缓解还不能使我真正从苦痛中超脱出来，我的整体心态仍然是悲苦而自哀的。其实我从50年代，内心一直是悲苦的，多少年来都是如此。一个人其实也很奇怪，可能一定是真的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觉悟，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古人说物必极而后反，也许正因为我的长女言言夫妇的去世给了我一个最沉重的打击，所以使得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一种彻底的觉悟。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当年我对这两句话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如今当我经历了一生的忧苦不幸之后，现在对这两句话才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它使我真的超越了自己的小我，不再只想自己的得失、祸福这些事情，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而且更巧的是，就在我的大女儿1976年去世那一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1977年我再次回国探亲，看到了祖国的中兴气象。我在旅行的时候，看到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使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和寄托，我发现我还可以回国教我喜欢的诗词，我还可以把我继承下来的一些传统回报给自己的国家。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从悲苦中走出来的一个心理过程。我不辞劳苦地投身于回国教书，并且把我的退休金拿出来一半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庵号，“永言”是我的女婿“永廷”和女儿“言言”的名字。前者表示的是我对老师所寄托于我的传承的愿望，后者则表示的是我对青年的继起者的关怀。我现在已完全超出了个人的得失悲喜。我用自己剩余的生命做着我终生热爱的古典诗词教研的工作，每年春天回到温哥华，秋天回到南开大学，以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拖着这么重的行李往返大洋两岸，我只想为我所热爱的诗词做出自己的努力。
回顾我平生走过的道路，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伴随了我的一生。我从一个童稚天真的诗词爱好者，首先步入的是古典诗词创作的道路；后来为了谋生的需要，又步入了古典诗词教学的道路；而为了教学的需要，我又步入了古典诗词理论研究的道路。我对于创作、教学和科研本来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何况我还经历了诸多忧患。首先是为了教学与科研的工作，而荒疏了诗词的创作，又为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而没能专心致力于科研。
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没有做出全身心的投入。但是在教学的道路上，虽然我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确实实为教学工作，投入了我大部分的生命。
说到讲课，我跟别人讲的也不一样。别人讲诗是注重知识、背景，我是对于文字里面所传达的生命比较重视，而不是那些现实的、外在的东西。当然现实的、外在的东西不是不重要，可是我的注意力不在那边。我的字也写得不好，我觉得文字只是一个符号，是外表，而时间是宝贵的。所以我的字写得很潦草，我不肯花时间一笔一画地去写。我也曾经想要改善一下我自己，去年暑假我在温哥华下决心写写书法，我写书法的时候，是一笔一画地好好写。可是我一写起文章来，就挡不住了，一下就写得很快了。
我讲课从来不写稿子，你把稿子写出来了，到课堂上一念，什么都死了。虽然温、韦、冯、李这几家的词我常讲，但我每次讲的时候，也都有新鲜的感觉。从这些词人的作品我所发挥出来的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什么东西你一写下来，到时候一念，它就没有一个再成长的过程了。我在讲的时候，我不写出来，虽然这些东西以前也讲过，可是到时候它还是在现场新鲜捧出来的，我当时也在感动之中，所以才能带同学们去感动。
我这个人天生对现实的东西不大注意，这可能是一种缺陷。我看过林海音的书，她在北京只住了短短的几年，可是她把北京的大街小巷风土人情都写得栩栩如生。我在北京生长了二十几年，那些街道我也都走过，可是好像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而林海音看到那么多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对现实的东西感觉不那么敏锐。我所感觉敏锐的是诗歌里面的东西，诗歌里面的每一个字那种非常微妙的作用我都能感觉到。还不止是诗歌里文字，是诗歌透过文字所表现的生命里面的感受。我常常关在我那个小研究室里面，人家都觉得很闷很无聊。而我由于对于诗歌的喜爱，只要打开书本，书本里所反映的古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品格一下子真的都活起来了，我就可以沉没其中，真是自得其乐。
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与诗词有关系的，不管是讲课、看书还是写稿子，都是与诗词有关的。诗词真的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在想，等我老得跑不动了，就留在大陆养老。我的小女儿说温哥华医疗保健、设备都很好，生活环境也好，应该留在温哥华养老。可是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留在这里，有很多喜欢诗词的学生，我们之间有很多共鸣和感应。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我还可以跟学生在一起，整理我那上千盘的讲课录音。这里有跟随我三十年的学生。三十年的师生保持联系，这天下还有很多；可是三十年来，我每次讲课，这些学生居然还都来听，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我常常问她们，我讲的你们都听过了，可是怎么还来听呀？一般来说，教书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我这铁打的营盘还有铁打的兵！
我在多年前所编写的《诗馨篇》一书的序言里说过：“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生命总有走完的一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命脉，要依靠年轻一代继续传承。
近年来，常常有人问我这些古典的诗词，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够衡量的。近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经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本书的作者认为，美国今日的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经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其结果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令人忧虑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可喜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万万不能丢失了自己民族最淳朴的文化传统。现在有些人，只会数银行的存款有多少，房子有几间；只注重外表的美，争先恐后去做美容手术；却不知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只有内心的美才是恒久的。还有一些人，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丢失了最起码的文明、道德。殊不知情操、品格是自己的操守，不是为别人守的。一个人不能只活在物质世界，那样的人经不住任何打击，也经不住任何诱惑。浑浑噩噩一辈子，无法尽到一代人的责任，只是白白浪费了粮食。学人文学科的，更应该担当起把民族精神命脉传承下去的责任，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责任，我们要承前启后，各自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不能让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我们这一代损毁、丢失。
有人说我在国外生活，温哥华的气候又是那么好，你跑回中国去干什么？虽然我在加拿大也有我喜爱的工作，可是在国外工作，不足以完成一个中国古典诗歌教师的使命。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传统是在我们自己本国，要把这个根基和传统延续下去，必须回到中国，去教中国的学生。人生各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我追求的不是享受安逸的生活，我要把我对于诗歌中之生命的体会，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我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
孔子晚年总结自己思想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七十三岁就死了，他没有说八十以后怎么样，最近有些访问者常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我的回答是：孔子虽然没有说过八十以后如何，但我自幼诵读《论语》，深感其中有一句话似乎可以终身行之者，那就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张候萍按：先生的访谈写到这里，我倒是很想引用先生的一首词，来总结我多年跟随先生学习访谈后对先生的整体印象，那就是先生在1980年所写的一首《踏莎行》：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杯里。炎天流火劫烧余，藐姑初识真仙子。 谷内青松，苍然若此，历尽冰霜偏未死。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
后记
我不是叶先生的入室弟子。1979年秋，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历史。那一年春天先生第一次回国讲学，轰动南开园。我当时尚未入学，自然无缘见到先生。1980年，先生第二次回国讲学，我才得以听到先生讲课。课堂上的热烈气氛，我在南开读书四年，不曾多见。先生的教态，历历在目；先生诵词吟诗的声音，二十年萦绕耳畔。这里说的二十年，是到1999年，因为这一年深秋，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楼下的书香缘书店，我遇见了先生和她的秘书安易老师。我又亲耳听到了先生的声音，再一次开始跟随先生学习，至今已逾十年。这十余年随先生学习的收获，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是我人生中之大幸。
2000年有一家刊物向先生索要一篇自述文稿。有一天上课时先生说她准备了一些资料，问大家谁愿意帮她整理。我想了一下就说，我愿意，但是我不是您正式的学生，也不是南开的老师，不知道有没有资格。先生说，听了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你当然有资格。就这样我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我爱人林雄的帮助下，两个多月后，我完成了《我的自述》这一篇文稿的整理工作。整理撰写《我的自述》使我初步了解了先生，她的人生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革的各个时期，而每一次变革，都对她的个人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既艰难坎坷，又诗情画意。先生以过人的才华以及她对于苦难的担荷能力，支撑着她那柔弱的身躯，一次次从苦难中走出来，为了她所钟爱的中国古典诗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我便萌生了进一步访问先生的愿望，想把她的人生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一年先生回温哥华前夕我向她提出了这个要求。先生没有马上答应，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古典诗词工作者，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什么可写的。
2009年张候萍（左）与叶嘉莹在叶家书房
2001年暑假，由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出资，南开大学文学院主办，在天津蓟县静寂山庄开办了一次古典诗词讲习班。期间有一天组织学员参观独乐寺，天津电大的徐晓莉老师对我说，这么灵山秀水的地方，不如我们去找先生聊天，独乐寺以后有机会再去。我当然愿意，便欣然前往。就是在这一次聊天中，我再一次提出访问的要求，并且说明这件事对近代中国文化历史的史学意义。加上徐晓莉老师帮助说服，先生才答应下来。
第一次访问始于2001年9月21日，那时先生还住在专家楼，也不像现在这么忙，每周除了有课以外，晚上的时间几乎都给了我，有时周末还加一次。每次时间在两个小时左右。一直持续到2002年1月17日。先生一向身体很好，但是这年冬天得了感冒，咳嗽一直不好，中间停了几次，让先生休息。有了空余的时间，我就到另一个房间整理先生的照片。每次访问，基本上是按照先生的思路，想到哪就说到哪，中间我很少插话提问。先生说这种方式好，因为以前的一些访问者都有时间限制，还有话题限制，先生常常不能畅所欲言。先生思路非常清楚，语言又极为优美，听她讲述真是一种享受。这个学期我们一共谈了二十一次，是这本口述回忆录撰写整理的主要基础。加上后来不断的补充，总共留下了六十余小时的录音。以前我听别人说撰写口述如何难，要从一大堆口语中扒出一些文字来。但我完全不是那样，除了查阅补充资料、调整章节以外，许多大段的文字几乎都是实录。这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先生把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著作集》送给了我，让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作为补充和参考用。
本来我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完成这部书稿，但实际上2006年春天才完成初稿，定稿则一直拖至现在。原因很多，人世间的沧桑变故，不断的修订补充，先生近几年越来越繁忙，都是客观上的因素；而我个人的不敏、拖沓则是主观上的因素。
先生天资聪颖，幼承家学，后来在顾随先生的引领下步入了古典诗词的殿堂。而她所经历的时代，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裂变。而社会的裂变，必然会产生一些沟壑。先生在她的诗词道路上，为这些沟壑架起了一座座桥梁，这是历史赋予她的使命。先生不辱使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先生的杰出贡献，我以为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从文化传承来看，先生架起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发生裂变，人们在摒弃封建糟粕的同时，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往往被失落。许多年轻的学生已经读不懂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留下的诗篇。而先生自1945年到现在，六十多年从未间断的教学生涯以及她超人的教学水平，在中国古代诗人和现代青年学子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她数十年舌耕不止，笔耕不辍，通过讲解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了再生。这些伟大诗人的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得以浸润后人的心田。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得以传承。为此，先生投入了她的大部分生命。
其二，从东西方文化交流来看，先生架起了东西方学者之间中国古典诗词交流研究的桥梁，从大的方面来看，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和西方世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发生裂变，随之而来的是西方世界和中国大陆之间持续几十年的隔绝。在这种极不正常的国际关系的情况下，西方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只能到台湾。而这一时期台湾的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古典诗词都是先生在执教，所以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许多都曾经受有先生的影响。例如：德国的马汉茂、法国的侯思孟。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先生先后到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任教，应邀出席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在北美的汉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与哈佛大学汉学家海陶玮先生多年的合作研究，在学术界传为佳话。后来先生常年执教于加拿大U.B.C.大学，更是桃李满天下。这期间，先生用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诗词，在理论上颇多建树。在那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西方世界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先生的教学研究活动，在那种极不正常的国际关系之中，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其三，从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的文化交流来看，先生架起了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同胞之间相互了解、沟通的桥梁。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长时间隔绝。1979年先生回国讲学以来，给大陆带来了台湾学术界的信息，并亲自为同为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学者台静农和李霁野两位先生充当信使，使得这两位数十年不通消息的老友，晚年取得了联系。先生当年在台大、淡江、辅仁教过的学生，许多已经成为港、澳、台学术界的骨干，他们常常邀请先生去讲学、出席学术会议。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开放以后，先生常年往返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之间，联络台湾学者回祖国大陆出席学术会议，促进了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同胞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了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大约在2002年到2003年，我开始形成上述观点，并随着这部书稿的深入日渐清晰。鉴于篇幅，这里不便展开讨论，我会择机另文述写。
这部书稿初稿完成以后，先生曾转呈澳门的实业家沈秉和先生、南开大学文学院陈洪先生和台湾的席慕蓉老师审阅。三位先生逐章阅读，提出了很多详细的、很有见地的修改意见，这是先生和我都十分感激的。
感谢我的母校南开大学，使我有机缘结识先生，随先生学习；感谢先生对我的信任和教导，并且三次审阅修订这部书稿；感谢三联书店汪家明副总编的关怀指导，使得这部书稿得以出版；还要感谢安易、徐晓莉、程滨、可延涛、钟锦、汪梦川、靳欣、熊烨、陆有富诸位同门多年来随时随地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我的同窗孟宪实在这项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正在南开做博士后，他给了我相当的鼓励和支持，那时我连打字都不熟悉，他甚至帮我整理录入了最初的访谈录音。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顾随先生之女顾之京老师亲自从顾随先生书法中为本书辑录了书名用字，蒙此荣幸，深表谢意。
2011年12月于北京张候萍
参考书目
《迦陵诗词稿》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2月出版
《迦陵杂文集》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2月出版
《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第一版
《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清词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荔尾词存》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一版
《梅棣盦诗词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李祁诗词集》自行刊印
《叶嘉莹谈诗说词》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叶嘉莹教授八十华诞暨国际词学研讨会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北斗京华有梦思——叶嘉莹先生八十寿辰暨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
《顾随与叶嘉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迦陵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满族研究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
诗词、文论等相关引文根据以下参考书目进行了校订：
《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一版
《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一版
《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一版
《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一版
《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一版
《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一版
《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1月第一版
《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
《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据商务印书馆1940版影印）
《顾随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月第一版
《顾随全集·创作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迦陵诗词稿（增订版）》中华书局2008年4月第一版
《灵谿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
《迦陵文集》（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