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作者：张候萍
目录
《红蕖留梦》解题 叶嘉莹
和一首诗相遇——《红蕖留梦》代序 沈秉和
读叶嘉莹先生《谈诗忆往》有感而作绝句三章 陈洪
心灵的飨宴——叶嘉莹先生的诗教 席慕容
第一章 回溯家世
第二章 少年读书
第三章 恩师顾随
第四章 长路漫漫
第五章 漂泊北美
第六章 结缘南开
第七章 研读治学
第八章 良师益友
结束的话
后记
参考书目
《红蕖留梦》解题
《红蕖留梦》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校友张候萍女士为我写的一册访谈记录。此书由动议至成书先后已历时有十年之久，此盖由于在开始时，我对此事并不热心。固正如候萍在《后记》中所言，当她于2000年首次提出要为我写一册《口述自传》时，曾被我断然拒绝。我拒绝的原因有三：我自觉个人只是一个平凡的热爱古典诗词的教研工作者，一生无可称述，此其不适于做访谈对象的原因之一；再则我讲起古人的诗词来虽然兴致颇高，但我自己则其实天性羞怯并不习惯于把自己展露出来做毫无假借的陈述，此其不适于做访谈对象的原因之二；三则我对于现实中一切外表之事物都并不萦心，时移事往就只剩下影像如烟，并不能如我所爱赏的一些其他作家们那样可以把往事记述得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此其不适于做访谈对象的原因之三。不过虽有此种种不适合之原因，而最终却仍留下了这一册访谈记录，这可以说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性的人际因缘。原来就在我拒绝了候萍为我写《口述自传》的第二年，有一位澳门的实业家沈秉和先生给南开大学才成立不久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赠了一笔巨款作为推广古典诗词教学之用。当时大家都以为要想重新振起古典诗词的传承，首先应注重师资的培养，于是遂于2001年暑期由南开大学主办了一个培训诗词教师的暑期讲习班。在培训过程中，学员们的反应都极为热烈，也就是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中，候萍遂邀了另一位于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就在我班上听讲而当时在天津电视大学任教的友人徐晓莉女士一同来找我谈话，提出了种种理由，劝我接受访问。在当时讲习班的热烈气氛中，我深感众情难却，所以就答应了候萍的请求。候萍那时家在天津，平日常到南开大学来旁听我的课，偶于晚间饭后，就来找我谈话。我那时一个人住在专家楼，晚间无事也乐于有个人来聊天。不过当时我却实在未抱有要把这些闲谈整理成书的预期。其后候萍因她的爱人林雄的工作调动举家迁往北京，我与候萍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2006年春天，候萍给我发来了最初的草稿，后来的这几年她仍然有时来天津继续找我访谈和收集资料，几次补充修订。由于我这几年越来越忙，除了每周三次给学生上课，还常常应邀出去演讲，而学生的报告、论文，各种文稿也常常堆满我的书桌；也因为我对自己传记的出版并不热心，所以一直没有过问候萍的写作进度。直到去年暑假，当我返回加拿大以后，候萍经由电邮给我传来了一系列八章长达三十余万字的书稿。她不仅把我的谈话做了有系统的整理，而且在她爱人林雄的协助下，还把我们叙述的当年事迹做了不少考证和补充。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历史系毕业的，候萍的执著认真、锲而不舍的精神既使我非常感动，而且她的写作态度之历史的、求实的精神也使我极为欣赏。不过，我却仍坚持不肯用《口述自传》的题目，其原因固已如前所言。我既不惯于做自我的展露，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红蕖留梦》的标题，这四个字原出于我写的一首小词《浣溪沙》，其中有一句词“红蕖留梦月中寻”。这是因为我生于荷月，小名为荷，而荷一名芙蕖，所以“红蕖”可以自喻。至于“留梦”，则自然指的是我对往事如梦的追忆。不过这个标题虽然达到了我想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不做直接展露的目的，却又嫌过于晦涩了。而且候萍告诉我说，出版者希望能把我的名字放在书的题名中。于是就在《红蕖留梦》之后又加了一个副标题，那就是“叶嘉莹谈诗忆往”。这是一个十分写实的说明，此亦正如我在前文所言，我对外表事物既然并不萦心，而且年龄又已老迈，许多往事多已不能详记。不过幸而我有一个写诗的习惯，我与候萍的谈话，往往都是借着一些诗词旧作而追忆起来的，故副题曰：“谈诗忆往”。这就是本书之题名与副标题的来历，谨作说明如上。
叶嘉莹
2010年11月3日
和一首诗相遇——《红蕖留梦》代序
沈秉和
1970年代某日午后，我，一个家住澳门的诗词自学者，走进一间书店，在一本香港学术刊物《抖擞》上看到了叶嘉莹先生的论文《〈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我站定读了一个多小时。不是“打书钉”，而是放不下两个新鲜字：“感发”。我把那段论述玩索多遍之后，乃恍惚间见到了一条通向诗心的幽径。
2000年，国际词学研讨会在澳门大学举行，我是赞助者之一，经主人施议对教授之介，认识了叶先生。商人和诗词大家，举杯互祝之后，能有多少话呢？于今十年点检，不期鸿雁成桥，若串合其走过的路程，可以往返月亮几遭了。叶先生又时有诗词创作寄示。诗者，透明无渣滓，人心恣去来；其意或在看诗词如何能在一个俗子心中呈现吧。
迦陵说诗，以诗心之体验为本，蔚成一家；迦陵其人，外柔内方，自成一派。周济评稼轩：“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我以为，“情至”亦迦陵先生的气质结穴处，更自有其境。
先生荷月出生而小字曰荷，彼得之于荷者是十六岁时的《咏莲》：“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她还之于荷者是六十四岁时写下的“犹存翠盖”（《瑶华》），是八旬之后的“莲实有心应不死”（《浣溪沙》）。借用缪钺先生“层层脱换”之评，彼由花而叶而果，情往思返，蜂绝蝶来，耐人寻味。细按迦陵之情至，似分两个层面。情，多得之于天，乃如其所自言：“只有有情之人才有敏锐的心灵和感受，才有觉悟的灵性”；至，多由自身而来，是总不为自身的磨难或普世的精神沉沦而降低标准，始终对心中服膺的某种崇高理念持守追寻是也。
以此自有肝肠的眼目说诗，每能于常人漠视的地方发现美。
小词，在一些人眼中早已成为“退化的大脑残迹”，但叶先生以理解的同情、精细的语言研究把词区别于诗的审美特质剔出：那些“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的句子脱却了锦袍，竟自有忧时伤国、拍遍栏干之志意可味。值得玩索的是，在反复考研之后，近年叶先生进一步在小词特质的成因处升华出“弱德之美”这一概念。叶先生发现，不仅是唐五代小词，豪放派词人苏轼在“天风海雨”中所蕴涵的幽咽怨断之音，以及辛弃疾在“豪雄”中所蕴涵的沉郁悲凉之概，究其实，也同属于在外在环境的强势压力下，不得不将其“难言之处”变化出之的一种“弱德之美”。由此俯瞰，小词乃跃出原有的语境，有效地同化、结合到更大的文化活流之中——现代人久已被不断向外界索取、征服以满足各种欲望的观念所浸渍，“强就是美”；且不论其中道理何在，词中呈现的“弱德之美”至少提供了另一种又传统又能应对时代挑战的美学景观——人能超越动物性只因为人究竟活在真实的感情和感情的真实中；人要远望天空，也要足踏地上；一座朽弱的老木头房子的温煦，足可卸却许多钢筋水泥的空冷；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领悟当下的和艺术中的真情，把握内心的持守与精进仍然是自由可为之事。“小窗横幅有余春”，小词因叶迦陵之手眼而从被认定的某种公式中逾越与脱离出来，释放出新的、既感性又有哲学意味的愉悦能量，成功了一种“越界”的奇观。诗可以令人心不死，任何时代皆有的弱势群体或可由此而亲炙得另一种在苦难中生存的美学。叶先生的崭新词论所掀动的是一场词体重生的变革。作为一种文本，小词确是早已写出，但它尚待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与说者不断“完成”；因为只有被呈现出来的艺术才能感动人，才会被承认。“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两句杜诗其实传达出一个信息：“谁解释得清楚，谁就是经典。”叶先生的“弱德之美”新说，为小词在现代所能有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卓越的诠释，词不可说乃颠覆为词必经说，衍之则为旧词经叶说而成为有时代气息的新词。可以说，小词因叶迦陵“弱德之美”之说而凌波信步，踏上了多姿多彩的第二旅程。
细观叶先生这个发现之旅，她似乎是走了一个圆弧之后重新回到一个已经被不一样眼光观照的原点。在多年学术生涯中，叶先生既紧紧拥抱着传统，强调诗心体验为本；另一方面，又由叶观脉，挑选了“双性人格”、“符示理论”等等西方文论工具作逻辑思辨的分析，得出许多至今为学界所称道的创获。词，由叶嘉莹之眼目而盛妆重返，真个是“曲比珠明字字圆”。我曾不恰当地比喻这个过程为令人惊艳的一次“说出”。但是，当大家都以为美尽于斯的时候，叶先生又漂亮地做了一个转身，持犀探海，孑然独往，提出了词的本体是“弱德之美”这一崭新之说——我想，那已经不是“说出”，而是“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是结合自己人生经历在内的消融。它回归到中国古典的以简驭繁的美学，回归到最古典地道的传统诗教。这个绝美的圆场是叶嘉莹先生对小词不离不弃的必然归结。老抱住一个东西才能有新的体会。昆曲大家俞振飞在八十四岁那年唱完《惊梦》，在卸装时对弟子岳美缇说：“我唱戏唱到今天，越来越觉得‘圆’的重要。”月落人归，歌场散罢，但票友们未尽呢喃，台上一方水袖仍在飞舞，满台气动的“圆”劲是能把人一直扶托到梦有之乡的。
这种圆融之悟不仅体现在叶先生的说，也体现在她自己作的诗。迦陵词屡言“伶伦吹竹自成痴”、“皎洁煎熬枉自痴”、“梧桐已分经霜死”，但恰恰在种种苦和乐、寂寞和自得的极端交集之时，绝美翩然而返：“花谢后，月偏明。夜凉深处露华凝”，“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即是也。诗人不争于现世之一时，而委心结晶于超绝时空的创新意象——蓝鲸独语——“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这才是逍遥的壮丽与永恒之游。你不是给了我料峭春寒吗，但我翦雪成诗，还你一个第二自然，现实世界因此而得到了另一种活灵活现的艺术价值转换。“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兴来如答，于是明白她恒常所谓“遗憾还诸天地”之说不是空寂，而是用诗消融了遗憾，用揉春为酒这个方式安顿了自己、完成了自己，走了一个由“能感之”到“能写之”的绝美“圆场”，成功地作了一场“弱德之美”的演出。
归根结底，我以为“弱德之美”这一新说道出了诗与人的深层互动。在诗艺，那是由唐宋而上溯汉魏、由诗而哲的归结；在思想，那是叶嘉莹人生舞台的归结。绿满珠圆，在中国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满”，一种完整而自然的人诗俱老的丰盈。
我曾面询迦陵先生有无信仰，答曰：“有，常感到自己能和某种宇宙神秘的意境相通，却并不属于世间的任何一种宗教。”“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我猜大抵便同是这种由超越、净化而移向时空跨越的神圣的瞬间，亦是由美的观照升华上去的艺术精神的神圣瞬间。常人烟波三宿之后，一回首，了沧桑，知东篱之悠闲可亲，与菊花之坚贞共秀，已经是不低的持守。但是，叶先生更独出阳关，走到无拘限的至境“悠然见南山”。她形容那是一种“忽然之间就跳出去了”的超越，她找到了一种从容自得、不受限制的精神归宿。以叶先生自己的体悟说，这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叶先生说，这虽然是庄子的话，但孟子、孔子也说过意思相近的话，那就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诗意地说，这就是陶渊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另一维度的人间世。杨振宁先生也曾受询有无宗教信仰，答以当一个科学家发现宇宙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美丽的自然的结构时，会有一个触及灵魂的震动，那和最真诚的宗教信仰是很接近的。叶先生之悟与此殊途同归。我由此相信，科学和艺术的极致都能达到与造物者游，“觉得满饰星辰的无穷，是属于我的东西”。
迦陵先生毕生所致力的，是重寻一种艺术精神在人生中呈现的情境，亦是以重建一种最高的人格为标的之美的历程。方今中国经济重建已见规模，但文化重建似仍是漫漫长路。陶渊明怀抱空负但播种了“志意”，迦陵先生步武前修，回大陆三十年的工作就是以生命激发生命，为新一代人的顺利演化而不断释放、播下种种文化的“暗物质”。借用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来寻找光明”。叶先生一生都在桃花源之旁守候、渡引问津者。她的志愿是“觉有情”，让有情有敏锐心灵的人再进一阶，得到觉悟。与物为春的结果是真正的融入自然，达入天籁。这种无声而独特的美和志意相胶合的绚丽生成历程必将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闪灿的一章。
人的一生，是演化的一生。演化的情形虽然不能完全观察，但仍然能个体主义地逻辑再建。叶先生这首“诗”，是从个体的某种特性或倾向出发，诉诸个体的某种自发的努力或活动而展开某种演化过程的。顾随先生当日之寄语“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除取径于蟹形文字外，无他途”等等，令人惊叹真若符契之为今日立。叶先生由去国而返国，清心如昨，但其学果真别有开发，有质的反差在；正是这种反差表明了演化的作用。人的思考能力不只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先天禀赋，而且是一项文化遗产，是一种复杂的因果结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本书即是诗外之物。今日叶嘉莹这首“诗”之被观照，乃可让人深入这复杂的因果结构，会心者或可收获得另一种原作者未必有、历史地看则不可无的消息，例如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文化如何变化和如何修正的记录，其影响力也许并不下于一部经典吧。
今日我那为人而活的人生已经差不多抵垒了，第二人生、艺术人生、为自己的人生刚拉开序幕。前程何在？不付文字，也可以有诗吗？人间的波涛随时能淹没人生长河中回忆的岛屿，但叶嘉莹先生的工作则如同一枚窄窄的凿子，帮助人们理性地深深地凿开那通向各个不同岛屿的心灵之路，最终让沉没在记忆深渊中的小岛浮现，我甚至已经听到它们快速上升的声音……“最初是一些隐隐约约的小岛，那是露出于水面之上的几块零星的岩石。接着，又有新的岛屿开始在阳光下闪耀”，这是一幅多么激动人心的图画！我忽然想起，1960年代，我还是澳门一个快将毕业的中学生，在一个太阳由午后一直照射到天黑的西向房子上课。某日早上，班主任——一个双目炯炯、精瘦如铁的潮州汉子吆喝一声：“大个子们随我来！”刨地、种树，不消一个上午，几棵顶着西向阳光的夹竹桃树苗种下了。该不是为我们而种的吧。我今日省悟，这也是一首诗。蝶欤庄欤、永恒或是幻觉都不再重要，认得那个镜中人原来果曾有过某真实的一刻便是。平凡的人同样可以享受其中永恒的深沉的激动和广阔的宁静。陶渊明诗：“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目光不能穿透交感变化而有味的世界，唯有“感”这个活水可以润泽、澄清、穿透万物，引领我们由表而里，在平凡之处发现新的意涵，同时也就发现新的自己。世间原珍藏着一种因“没有”而来的喜悦，也珍藏着一种不以实有获得为目的的幸福。绘事后素。游心于淡，与物为春，心境清平了，由自己去发掘、品味原就藏于生活中的愉悦是惬意不过的事，诗，也就可以由此而起了吧。
读叶嘉莹先生《谈诗忆往》有感而作绝句三章
陈洪
夜半，掩卷《谈诗忆往》，久久不能释然，有作。
才命相妨今信然，心惊历历复斑斑。易安绝唱南迁后，菡萏凉生秋水寒。
读《谈诗忆往》重有感二首。
北斗京华望欲穿，诗心史笔两相兼。七篇同谷初歌罢，万籁无声夜欲阑。
锦瑟朦胧款款弹，天花乱坠寸心间。月明日暖庄生意，逝水滔滔许共看。
附：叶嘉莹答谢陈洪先生绝句二章
陈洪先生近日惠赠绝句三章及荷花摄影三幅，高情雅谊，心感无已，因赋二绝为谢。
津沽(1)大赋仰佳篇，论史说禅喜结缘(2)。曾为行人理行李(3)，高情长忆卅年前。
谈诗忆往记前尘，留梦红蕖写未真。摄取马蹄湖上影，荷花生日喜同辰(4)。
(1) 《津沽》为陈洪先生所作的一篇赋。
(2) 《结缘》为陈洪先生的一部著作。
(3) 1979年我来南开讲学，临行，陈洪先生曾亲自为我收拾行李。
(4) 我护照上之出生月日与陈洪先生身份证上之出生月日全同，我的是阴历，家人以为此日为荷花生日。
心灵的飨宴——叶嘉莹先生的诗教
席慕蓉
2009年2月21日晚间，叶嘉莹先生应洪建全文教基金会的邀请，在台北的敏隆讲堂演讲，讲题是《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百年的词学反思》。
从七点整准时开始到九点过后还欲罢不能，那天晚上，叶老师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以《人间词话》为主轴，谈词的由来、特质、境界，以及雅郑之间的微妙差异等等；上下纵横，中西并用，再加上兴会淋漓之处叶老师不时地让思路跑一下野马，把我们带到一片陌生旷野，那种辽阔无边，那种全然不受约束的自由，好像极为混沌无端难以言说，却在同时又井然有序地一一心领神会……
何以致此？何能致此？
当时的我，只觉得叶老师在台上像个发光体，她所散发的美感，令我如醉如痴，在无限欣喜的同时还一直有着一种莫名的怅惘，一直到演讲结束，离开了会场、离开了叶老师之后，却还离不开这整整两个多钟头的演讲所给我的氛围和影响。
之后的几天，我不断回想，究竟是什么感动了我？
对叶老师的爱慕是当然的，对叶老师的敬佩也是当然的，可是，除此之外，好像还有一些什么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必须去寻找去捕捉才有可能得到解答。
那天晚上，叶老师在对我们讲解关于词的审美层次之时，她用了《九歌》里的“要眇宜修”这四个字。
她说：“要眇”二字，是在呈现一种深隐而又精微的美，而这种深微，又必须是从内心深处自然散发出来的才可能成其为美。
至于“宜修”则是指装饰的必要。但是，叶老师说：这种装饰并非只是表面的修饰，却也是深含于心的一种精微与美好的讲究。一如《离骚》中所言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雧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是所谓的一种品格上的“高洁好修”。
那天晚上的叶老师，身着一袭灰蓝色的连身长衣裙，裙边微微散开。肩上披着薄而长的丝巾，半透明的丝巾上还暗嵌着一些浅蓝和浅灰色的隐约光影，和她略显灰白但依然茂密的短发在灯光下互相辉映。
当时的我，只觉得台上的叶老师是一个发光体，好像她的人和她的话语都已经合而为一。不过，我也知道，叶老师在台上的光辉，并不是讲堂里的灯光可以营造出来的，而是她顾盼之间那种自在与从容，仿佛整个生命都在诗词之中涵泳。
之后，在不断的回想中，我忽然开始明白了。
原来，叶老师当晚在讲坛上的“人和话语合而为一”，其实是因为，她就是她正在讲解中的那个“美”的本身。
叶老师在讲坛上逐字讲解中的“要眇宜修”，就是她本身的气质才情所自然展现的那深隐而又精微、高洁而又高贵的绝美。
是的，她就是“美要眇兮宜修”的那位湘水上的女神。
然而，或是因为“世溷浊而不分兮”，或是因为一种必然的孤独，使得所有这世间的绝美，在欣然呈现的同时，却又都不得不带着一些莫名的怅惘甚至忧伤……
那晚之后，我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的触动，我何其有幸，参与了一次极为丰足的心灵飨宴。
想不到，十个月之后，我又有幸参与了一次。
2009年12月17日上午，叶老师应余纪忠文教基金会的邀请，在中坜的“中央大学”作了一场演讲，讲题是《百炼钢中绕指柔——辛弃疾词的欣赏》。
礼堂很大，听众很多，仪式很隆重。可惜的是，演讲的时间反而受了限制。叶老师这次只讲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她所准备的十首辛弃疾的词，也只能讲了两首而已。
这两首的词牌都是《水龙吟》，一首是《登建康赏心亭》，一首是《过南剑双溪楼》。叶老师说，辛弃疾一向是她所极为赏爱的一位词人。
他正是能以全部的心力来投注于自己的作品，更是能以全部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作品。他的生命与生活都以极为真诚而又深挚的态度进入文学创作。
因此，在讲解这两首《水龙吟》之时，叶老师就要我们特别注意创作时间的差异对作品的影响。她说，基本上，生命的本体（感情与志意）是不变的，可是，辛弃疾一生传世的词，内容与风格却是千变万化，并且数量也有六百多首。
她为我们选出的这第一首《水龙吟》，辛弃疾三十四岁，正在南京，在孝宗的朝廷。写《登建康赏心亭》的时候，离他当年率领义兵投奔南朝，那热血沸腾壮志昂扬的英雄时刻，已经过了十个年头了。
写后面的一首《过南剑双溪楼》，辛弃疾已经有五十多岁了，而在这之前，被朝廷放废了十年之久。
辛弃疾的一生，六十八载岁月（1140—1207年），有四十多年羁留在南宋，中间又还有二十年的时光是一次次被放废在家中。
这样的蹉跎，置放于文学之中，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在台下静静地等待着叶老师的指引。
这天，站在讲台上，叶老师仍是一袭素净的衣裙，只在襟前别上了一朵胸花，是“中央大学”校方特别为贵宾准备的，深绿的叶片间缀着一小朵红紫色的蝴蝶兰。
她的衣着，她的笑容，她的声音，她的一切，本来都一如往常，是一种出尘的秀雅的女性之美。可是，非常奇特的，当她开始逐字逐句为我们讲解或吟诵这两首《水龙吟》之时，却是隐隐间风雷再起，那种雄浑的气势逼人而来，就仿佛八百多年前的场景重现，是词人辛弃疾亲身来到我们眼前，亲口向我们一字一句诉说着他的孤危而又蹉跎的一生了。
在“楚天千里清秋”微微带着凉意的寂寞里，我们跟着辛弃疾去“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心里涌起了真正的同情。非常奇妙的转变，在我的少年时，那些曾经是国文课本里生涩而又苍白的典故，为什么如今却都化为真实而又贴近的热血人生？原来，辛弃疾亲身前来之时，他的恨，他的愧，他的英雄泪都是有凭有据，清晰无比的啊！
我们跟随着他掠过了二十年，来到南剑双溪的危楼之前，但觉“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到底要不要“燃犀下看”呢？那黑夜的肃杀与词人的忐忑，到此已是一幅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画面了。
等到“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这几句一出来，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几乎已经站在离辛弃疾很近很近的地方，近得好像可以听见他的心跳，感觉得到他的时不我予的悲伤。可是，一方面，我又好像只看见这十二个字所延伸出来的人生境界。这就是“文学”吗？用十二个字把时空的深邃与浩瀚，把国族与个人的命运坎坷，把当下与无穷的对比和反复都总括于其中，这就是“文学”吗？
因此，当叶老师念到最后的“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的时候，在台下的我不得不轻声惊呼起来。
惊呼的原因之一是，这“系斜阳缆”更是厉害！仅仅四个字而已，却是多么温暖又多么悲凉的矛盾组合，然而又非如此不可以终篇，仅仅四个字，却是一个也不能更动的啊！
惊呼的另一个原因是，终篇之后，我才突然发现，刚才，在叶老师的引导之下，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进入了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悲笑一生。他的蹉跎他的无奈不仅感同身受，甚至直逼胸怀，使我整个人都沉浸在那种苍茫和苍凉的氛围里，既感叹又留恋，久久都不舍得离开。
这是何等丰足的心灵飨宴！
等我稍稍静定，抬头再往讲台上望去，叶老师已经把讲稿收妥，向台下听众微笑致意，然后就转身往讲台后方的贵宾席位走去，准备就座了。亭亭的背影依然是她独有的端丽和秀雅……
可是，且慢，那刚才的辛弃疾呢？
那刚刚才充满在讲堂之内的苍凉与苍茫，那郁郁风雷的回响，那曾经如此真切又如此亲切的英雄和词人辛弃疾呢？
请问，叶老师，您把他收到什么地方去了？
何以致此？何能致此？
这不是我一个人在思索的问题，那天会后，许多听众也在彼此轻声讨论。
我听见有人说：“是因为声音，声调。”有人说：“是因为先生学养深厚，又见多识广。”有人说：“是因为她自幼承受的古典诗文教育，已经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了。”还有人说：“恐怕是因为她自身的坎坷流离，所以才更能将心比心，精准诠释的吧。”
我在旁边静静聆听，大家说的都没有错，这些也应该都是叶老师所具有的特质。但是，我总觉得，是不是还有别的更为重要的质素，才可能让叶老师如此地与众不同呢？
这是我一直想去寻求的解答。不过，我也知道，那极为重要的质素，想必也是极为独特与罕见的，又如何能让我就这样轻易寻得？
直到最近，读到《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一书的初稿，发现书中有两段话语，似乎就是给我的解答，在此恭谨摘抄如下：
……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我之所以有不懈的工作的动力，其实就正是因为我并没有要成为学者的动机的缘故，因为如果有了明确的动机，一旦达到目的，就会失去动力而懈怠。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全是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因此无论是写作也好，讲授也好，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认为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当然在传达的过程中，我也需要凭借一些知识与学问来作为一种说明的手段和工具。我在讲课时，常常对同学们说，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在他们的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能、品格、襟抱和修养。而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在这种以生命相融会相感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与是否成为一个学者，是否获得什么学术成就，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旨哉斯言，谜题揭晓！
原来，答案就在这里。
叶老师所给我们的一场又一场的心灵飨宴，原来就是久已失传的“诗教”。
这是一种以生命相融合相感发的活动，而能带引我们激发我们去探索这种融合与感发的叶老师，她所具备的能量是何等的强大与饱满，而她自己的生命的质地，又是何等的强韧与深微啊！
历经忧患的叶老师，由于拥有这样充沛的能量，以及这样美好的生命质地，才终于成就了这罕有的与诗词共生一世的丰美心魂。
在此，我谨以这篇粗浅的文字，向叶老师献上我深深的谢意。
附记：
在《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一书的初稿里，很惊喜地发现，1953年到1956年之间，叶老师曾经在台北市第二女子中学教过高中部的国文。而我是在1954年秋天从香港来台北参加插班生考试后，被分发进入台北二女中初中部二年级，1956年夏天毕业。
因此，在那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或许曾经在校园和教室外的走廊上远远地相遇过吧，而无论那距离有多么遥远，毕竟也是师生的相遇和牵连。在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可以确认这师生的关系，真是无限欣喜，因以为记。
张候萍按：
《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这部书稿在初稿完成后，先生曾给席慕蓉老师阅读。席慕蓉老师读后给先生写来了一封长信，这封长信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修改意见，一部分是她的感动。不久席慕蓉老师又写了上面这篇文章《心灵的飨宴》寄给先生。我自青年时代就仰慕席慕蓉老师，凡是见到的她的文字我绝不放过，一定要仔细品读。这次我在先生的书房有幸看到席慕蓉老师亲笔书写的文字，自是一番惊喜。细细读来，大为感动，现将席慕蓉老师给先生的长信节录一部分与大家分享。
叶老师赐鉴：
谢谢您的鼓励，……不敢说是读后心得，因为还没有精读（全书多处都想一读再读，每次的感动都不太相同）。现在先就此时此刻的粗浅想法呈上于此……
您这本口述自传与其他的“口述自传”很不一样：
（一）因为您的真挚和亲切，所以阅读之时，就像是有您坐在我们身边那样，把所思所想和所经历的一切，向我们细细道来。
（二）但是，又因为不断能读到您的诗词，所以那逼人的文采又像珠玉般耀眼，同时又摄人心魂。
（三）再加上您在诗词作品之后的讲解与提示，就像是一堂又一堂的文学课程。所以在这本口述自传里，口述的文字、书写的文字以及讲解的文字三者同时并行，有时彼此重叠，有时各有不同的深浅，真是丰富极了。
（四）所以，有些人的自传读过一次就可以了。可是，您这本自传却是可以一读再读的。每次细读一小段，都会得到很多启发，尤其（对我来说）是您写您的顾老师，师生之情固然可贵，更可贵的是您师生二人对文学的态度。我很庆幸拥有《迦陵学诗笔记》上下两册，想到这是您在颠沛流离之时也从不舍弃的笔记，这一种坚持的珍惜，其实也是您对自身的珍惜。（或者，也可以说是您非常珍惜自身对文学的那种珍惜？）
我对这种珍惜无以名之，只能说那是一种比现世的一切还要更为高贵的情感。我一直觉得能读诗、写诗是生命里非常难得的享受，是一种上天的宠遇。可是，如果一说出来就变质了，是不是？
记得今年的2月21号晚上，在台北敏隆讲堂听您的演讲，您整个人在台上所散发的美感，让我如痴如醉，却又有一种莫名的怅惘，不知如何解释……
后来我在22号午前打电话给您的时候，也说不清楚。我只能说我觉得您就是您在演讲时所说的那位湘水上的女神，“要眇宜修”。是一种深隐而精微的美，带着难以说明的气质。而这“难以说明”的某种感觉，却又是确实存在的一种特质。
那天（2月22日）晚上，我和其楣通电话，我问她，我们都觉得您站在台上是一个发光体，是不是因为我们太久没遇到美好的事或美好的人了？其楣的回答是：叶老师的美是罕有的。所以，我们或许是真的很久没遇到美好的事或人，但不是这个原因让我们感动，真正的原因是，我们面对的是世间难得一遇的才情和生命！
…………
慕蓉敬上
2009年12月15日
第一章 回溯家世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叙述自己总要先从自己的家世说起。庾信的《哀江南赋》序中有“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的话。像陶渊明那么洒脱的人，在他的一首四言诗《赠长沙公》中（长沙公是他的一个本家）也说家世如何如何。中华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传统，讲究慎终追远。所以我还是要从家世谈起。
一、家世
我们家是旗人，但我的祖先不是满族旗人而是蒙古族旗人，本姓叶赫那拉。历史上，以那拉为姓氏的有四个部落：辉发那拉、乌拉那拉、哈达那拉，还有叶赫那拉，统称为扈伦四部。扈伦四部中有三个那拉部落都是海西女真人，只有叶赫那拉这一部落跟他们不是同族。叶赫那拉这一部落本属土默特部，是蒙古人而不是女真人。后来土默特占领了那拉的地方，于是就也以那拉为姓了。这四个以那拉为姓的部落各自取他们居住地附近的一条河的名字加在前面，以示区别。土默特改姓那拉的这一部落住在叶赫河畔（今吉林省长春市附近梨树县），所以就叫做叶赫那拉。
根据史料记载，叶赫那拉部落最早的始祖叫星根达尔罕，原来居住在今天的黑龙江省松花江北岸巴彦县东北四十五里的蒙古族人世居的山地。16世纪初，叶赫部首领祝孔革率众南迁到叶赫河畔。到16世纪中叶，祝孔革的孙子清佳弩、扬吉弩兄弟时，这个部落势力强大起来。他们在叶赫河畔修了两座城，清佳弩驻西城，扬吉弩驻东城。到叶赫那拉氏最后一代部落酋长金台石及布扬古的时候，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渐渐强大起来。
2002年摄于叶赫古城遗址
建州女真与叶赫那拉这两个部落本来是友好的，而且通婚，金台石的妹妹孟古格格就嫁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扩充势力的过程中，先后灭掉了那拉其他三个部落。1619年9月发兵攻打叶赫城，尽管叶赫部英勇抵抗，但终没能抵挡住努尔哈赤的进攻。金台石守在东城不肯投降，与努尔哈赤讲条件，说叫你的儿子上来，我要认一认是不是我的外甥。因为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是金台石的妹妹孟古格格所生，金台石是皇太极的舅舅。皇太极要上去见金台石，努尔哈赤怕被金台石据为人质，说什么也不让他去。
这是因为在他们的交恶中，发生过一件事：努尔哈赤的皇后孟古格格，美丽贤惠，希望能把丈夫、娘家都保全。当她病重时，提出要见见她的母亲，可是男人并不在乎女人的这一份感情，金台石也是担心被努尔哈赤当做人质，就是不让母亲去。后来孟古格格死了，努尔哈赤很愤怒，便以此为由率兵攻打金台石。
现在金台石让皇太极上去，努尔哈赤当然也不会让他去的。金台石誓死不投降，引火自焚。但当时没有烧死，跌下城来，被努尔哈赤的部下捉住缢死了。金台石在临死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族即使只剩下一个女子，也一定要让建州女真亡国。后来人们说，西太后果然应验了这个说法。当时叶赫那拉氏本来不许进宫当皇后的，西太后是在选宫女的时候进宫的，所以她的地位原本很低下。后来因为她生了儿子，又用种种的手段才得到权位。
就是在这次叶赫部与努尔哈赤的交战中，金台石战死，守西城的布扬古见大势已去，开门乞降，但是因为布扬古见努尔哈赤不拜，也被努尔哈赤命部下绞杀，叶赫部从此被灭掉。
努尔哈赤将叶赫部兵民全部带到建州女真，入籍编旗，成为满族成员。叶赫那拉氏编入满籍的后裔，人才辈出，康熙朝大学士明珠、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明珠的儿子）等，都是金台石的后人。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实际上是蒙古裔的满族人，但我并没有狭隘的种族观念。何况清人入关后，很快就接受了汉文化，像纳兰性德，就是叶赫那拉氏，因为纳兰、那拉在蒙文中是同一个字的音译，只是译成汉字后写法不同而已。在说到纳兰性德的时候，经常说纳兰，但说到慈禧太后的时候，则说成是那拉。清初入关时，我们家这一支被编在了镶黄旗，纳兰性德那一支被编在了正黄旗。纳兰性德被汉文化所吸引，非常喜欢汉文化，他交往的很多朋友都是汉族的文学家、词人。他不但词写得好，还整理了汉族的古典经书，著有《通志堂经解》。
我的祖先是几世入关的，我已经不清楚了。我在写《论纳兰性德词》那一篇文稿时，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我与纳兰同里籍”之句。国民革命后，清朝被灭掉了，很多满人都改为汉姓，我家就取叶赫那拉的首字，改姓了叶。我没有看见过我家的族谱，我想满族人没有详细的族谱。现在我所知道的都是听我伯父、父亲和堂兄告诉我的。
我的曾祖父名字叫联魁，号慎斋。道光六年（1826）出生。在咸丰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光绪二十三年（1897）去世。
我的祖父名字叫中兴，号一峰。咸丰十一年（1861）出生。在光绪朝壬辰科（1892）考中翻译进士，是满汉翻译。光绪二十年出版的《大清缙绅全书》第一卷有关工部的记载中，我的祖父是工部员外郎，不过我的堂兄说是农工商部郎中，两种说法，我现在无从考察。祖父于民国十八年（1929）去世。我是1924年出生，那年我已经五岁了，所以祖父去世我是记得的。
祖父是一位严肃的人，对子女要求很严格。祖父共有三子二女：伯父、父亲、叔父和两个姑姑。我出生的时候，叔父和两位姑母都早已去世，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根据伯父和父亲的说法，他们三个兄弟之中，叔父是最有才华的。我小时候，家里一个很高的橱柜中放置了许多书籍，我一个人没事就爬上椅子去翻看。有一次我找到一个笔记本，里面写着许多诗句。伯父告诉我，那就是三叔的诗。我只记得三叔的两句诗“白水臣心似，青天大道如”，其他的我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伯父说三叔的诗是写得不错的，字也写得很好。三叔喜欢在外面交朋友，听说在他很大的时候，祖父还常常骂他，让他罚跪，可见祖父的严厉。
祖母我没有见过，在我出生的第二天，她就去世了。我看见过祖母的照片，梳着旗人的“两把头”，非常瘦弱，但容貌很端庄、很秀气。祖母一向身体不好，有气喘病。
我的伯父讳廷乂，字狷卿，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伯父年轻的时候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来因为我祖父生病就回国了。去日本留学是当时的一种风气，那一代的年轻人不满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社会进步比较快，很多人都去日本学习，为了回来后报效祖国。辛亥革命以后，腐败的清朝政府被推翻了，民国建立不久又是连年的军阀混战，许多有理想的青年都感到失望。我伯父曾经在浙江地区的机关中工作过，不久就辞职回家，研读医书，做了中医，1958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伯父旧学底子很深厚，尤其喜欢诗词、联语。他对我视如己出，尤其是对我的教育、培养十分重视，在我的成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的父亲讳廷元，字舜庸，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早年毕业于北大英文系，后任职于国民政府航空署，翻译介绍了一些西方有关航空的重要书刊，对我国早期航空事业的发展，做过一些贡献。曾经担任中航公司人事科长等职。1948年父亲随中航公司第一批迁到台湾，主要是做先期准备，以迎接第二批中航公司的人员到台湾。结果“两航”起义爆发，国民政府计划落空。父亲曾经一度也想回大陆，人已经到了基隆却不准上船，就留在台湾了。1969年我受聘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就把已经退休的父亲从台湾接到温哥华同住。1971年父亲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享年八十岁。
二、故居
我家祖宅的四合院在北京西城察院胡同，是我曾祖父购置的。大门上方原来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面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型的石狮子，外边是门洞。下了门洞外的石阶，左角边有一块上马石，上马石的左边是一个车门。大门的里面也有个门洞，隔着一方小院，迎面是一面磨砖的影壁墙，因为祖父和伯父都是学过中医的，所以墙中央刻有“水心堂叶”四个字。因为宋朝有个学者叫叶适，号水心，他也研究医学，所以用了这个堂号。大门内右边是门房，门房右边是车门里面的门洞，车门洞的右边是一间马房。进入大门后，从迎面是影壁墙的那方小院向左拐，下了三层台阶，是一个长条形的外院。左边一排是五间南房，三间是客房，两间是书房。右边则是内院的院墙，中间有个垂花门。要上两层台阶，才能进入垂花门，门内是一片方形的石台，迎面是一个木制的影壁，由四扇木门组成，漆着绿色的油漆，每扇门上方的四分之一处各有一个圆形的图案，是个红色的篆体寿字。这个影壁遇到家里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就打开，内外院就连成一个大院子了。从石台两侧走下就是内院。内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的两侧各有一个小角门。西角门内的小院中有两个存放杂物的房子，东角门外有一条过道，通向另一个小门，小门外是一个长条形的东跨院，跨院的南头直通车门洞，北头则是厨房和下房。从东角门的过道往左拐是一条窄路，可以通向后院。后院原是花园，后来把花木移去，盖了房，有些亲友住在里面。
老家大门口
我家院子原来都是砖铺的地。主要的甬道用方砖铺成了十字形路，甬道旁边的地方是用长砖斜着铺的。祖父在世时不许挖地种花草，只有几个大花盆，里面种着石榴树和夹竹桃。内院中间还有个大荷花缸，夏天在里面养些荷花，有时也养些鱼。那时的风气，很多大宅院子里都是有天棚、鱼缸、石榴树。祖父、祖母住的五间北房，前边也搭了个天棚。三间东厢房和三间西厢房，祖父让伯父和父亲轮流住，每人各住三年。我出生在东厢房，等我记事时就轮到西厢房了。我是父母的长女，刚出生，祖母就去世了，过了四五年，祖父也去世了。伯父母就迁入了北房，东厢房就做了伯父给人看病的诊室，我们叫做“脉房”。我父母这一房就在西厢房长住了下来。
我是在西厢房长大的。那时西厢房一进门是个厅堂，用来吃饭、喝茶、会客。靠北边的厢房是我父母住，后来有了我小弟，也和母亲同住，靠南的厢房我和大弟住。祖父去世以后，不许挖地种花的禁令自动解除，伯母和母亲都喜欢养花，就在院子里开了两处小花池，一处在北房前，一处在西厢房的窗下，里面种些四季应时的花花草草，垂花门边上的内院墙下还种了爬山虎和牵牛花。母亲还在墙角两侧插植了一棵柳树和一棵枣树。我上了初中后，又在一个同学家移来了一丛竹子，就种在我住的卧房的窗外。几年以后，这一丛竹子长得青翠喜人，1942年的冬天，我还写了一首诗记述窗前的这一丛竹子，怀念送给我竹子的同学，题目是《折窗前雪竹寄嘉富姊》：
人生相遇本偶然，聚散何殊萍与烟。忆昔遗我双竿竹，与君皆在垂髫年。五度秋深绿荫满，此竹常近人常远。枝枝叶叶四时青，严霜不共芭蕉卷。昨夜西楼月不明，迷离瘦影似含情。三更梦破青灯在，忽听迸雪声。持灯起向窗前烛，一片冻云白簇簇。折来三叶寄君前，证取冬心耐寒绿。
我就是在这座院子里长大，而且是关在大门里长大的。大约我十一岁时，伯父教我学着作诗，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生活体验，所以我家庭院中的景物，就成了我写诗的主要题材。记得有一年秋天，院里其他花草都已逐渐凋零，只有我移来的那丛竹子青翠依旧，我就写了一首七绝小诗：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对窗前秋竹有感》）
又有一年初夏，我家刚刚拆下冬天防寒的屋门，换上了很宽的竹帘子，院内的榴花与枣花都在盛开，我就又写了一首七绝小诗：
一庭榴火太披猖，布谷声中艾叶长。初夏心情无可说，隔帘唯爱枣花香。（《初夏杂咏四绝之一》）
还有一个夏日的黄昏，雨后初晴，我站在西窗竹丛前，看到东房屋脊上忽然染上了一抹初晴后落日的余晖，而东房背后的碧空上，还隐现着半轮初升的月影，于是我又写了一首《浣溪沙》小令：
屋脊模糊一角黄，晚晴天气爱斜阳，低飞紫燕入雕梁。翠袖单寒人倚竹，碧天沉静月窥墙，此时心绪最茫茫。
几十年以后，邓云乡先生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女词家及其故居》，专门讲述察院胡同我的老家。邓云乡先生年轻时生长在北京，“七七”事变以前，他母亲生病，常常请我伯父到他家去给他母亲看病，他也经常来我家送药方，请我伯父改方子，所以对于察院胡同我的老家是熟门熟路。但那时我们没有见过面。他是在80年代初看到一篇介绍我的文章，知道我的老家是在察院胡同。我们认识是在北京的一次诗词学会的聚会上，说起话来，邓云乡先生才知道当年给他母亲看病的叶大夫就是我的伯父，而察院胡同就是我的老家。邓云乡先生很客气，称我为“词家”，我虽然愧不敢当，但邓先生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动。他是这样描述的：
一进院子就感到的那种宁静、安详、闲适的气氛，到现在一闭上眼仍可浮现在我面前，一种特殊的京华风俗感受。……佣人引我到东屋，……（东屋）两明一暗，临窗放着一个大写字书案，桌后是大夫座位，桌边一个方凳，是病人坐了给大夫把脉的。屋中无人，我是来改方子的，安静地等着。一会大夫由北屋打帘子出来，掀帘子进入东屋，向我笑了一下，要过方子，坐在案边拿起毛笔改方子……（大夫）头上戴着一个黑纱瓜皮帽盔，身着本色横罗旧长衫，一位和善的老人，坐在书案边，映着洁无纤尘的明亮玻璃窗和窗外的日影，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
当年邓先生只不过是病人的家属，到我家来请我伯父改过几次药方。没想到相隔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先生竟然还会对我家宁静的庭院以及其中所蕴涵的一种中国诗词的意境，留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和如此长久的记忆。而我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我的知识生命与感情生命都是在这里孕育形成，我与这座庭院，当然更有着说不尽割不断的、万缕千丝的心魂的联系。
2003年8月，国家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改建，这个庭院就从北京这座文化古城中消失了。当时不仅在北京的友人给我写信报道了此事，连台湾也登载了我的老家被拆毁了的消息。当然我也明白，没有旧的破坏哪能有新的建设，我也愿意见到新的北京将有一片新的高楼大厦的兴起。只是，正如邓先生所说的，我家故居中的一种古典诗词的气氛与意境，确实对我有过极深的影响。这所庭院不仅培养了我终生热爱古典诗词的兴趣，也引领我走上了终生从事古典诗词教学的途径。面对这所庭院从地面上消失的命运，我当然免不了有一种沉重的惋惜之情。其实我所惋惜的，还不仅只是这一所庭院而已，我所惋惜的是这所庭院当年所蕴涵的一种中国诗词中的美好的意境。我曾梦想着要以我的余年之力，把我家故居改建成一所书院式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所。不过事实上困难极大，问题很多，绝不是我个人的人力、财力所能做的。然而，我个人愿以古典诗词教学来报效祖国的心意，始终未改。事实上1974年我第一次从海外回国时，我家的院子早已面目全非，成了一个大杂院。大门上的匾额不见了，门旁的石狮子被打毁了，内院的墙被拆掉了，垂花门也不在了，方砖铺的地也已因挖防空洞而变得砖土相杂而高低不平了。不过，尽管有这些变化，我对我家庭院仍有极深的感情，只因那是我生命成长的地方，只因我曾见过它美好的日子。虽然它被全部拆除，但它将常留在我的记忆中，常留在我那幼稚的诗词里。
三、伯父
伯父在民国初年曾经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公务员，辞职回家后，精心研究医书，做了中医。我一直觉得伯父有很多地方像王国维，他们都是早年去日本留学，一个是因为父亲有病回国，一个是因为自己有病回国，回国后都对民国初年的政治现状感到失望。和王国维一样，伯父也一直留着根辫子，每天都是伯母给他梳头。平日在家里的时候，伯父就把辫子垂下来，如果要出诊了，他就把辫子盘起来，戴上一顶帽子。那时，北京的风沙尘土很大，伯父出去时常戴一顶黑色的风帽。房门口常挂一只布掸子，他回来就掸一掸衣裳裤角上的灰尘。
伯父的医德医术都很好，有很多的疑难病人都来找他看病。他的脉房里边挂了很多幅字画，有些是清代名人的字画，也有朋友写了送来的。其中有一幅上面写的诗我还记得：“道貌尊青主，而今见叶公。起家长白外，遁迹软红中。松柏凌寒节，参苓造化功。阳和真有脚，小草被春风。”这首诗对我伯父充满了感谢和称赞。伯父行医，一般上午在家里看病，下午出诊，出诊时他就坐一辆包月的人力车。伯父有了空暇喜欢跟我聊天，读诗写字。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后，家里佣人没有了，我们跟伯父就分开吃饭，伯母和母亲就亲自做自家的饭。母亲去世以后，我们就又跟伯父一起吃饭，伯母做饭，伯父有时会帮忙买菜。
伯父曾经想过要教我医术，可是我的功课很忙，后来又离家远嫁，所以就没有教成。但是大弟结婚以后，弟妹想跟伯父学医，伯父却不肯教。伯父认为学习中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的修养，因为中医的很多典籍都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而且学习中医还要靠你本身智慧的体悟。伯父以为，假如你没有那种智慧，学了以后只是死板地掌握教条，生硬用药，对于病人来说，那是非常不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