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曾经生有两儿一女，可是大儿子和小女儿都没能保住，只有一个儿子留下来，就是我的堂兄叶嘉。伯父对我自幼就特别疼爱，又因为我的父亲很早就转往上海中国航空公司工作，常年不在家，所以伯父就自然而然地对我的教养特别关心。我是关在院子里长大的，我自己有两个弟弟，加上堂兄，院子里共有四个孩子。男孩子都喜欢出去交游，而女孩子是不许出去的。伯父古典文化的修养极深，他特别喜欢诗歌，又见我也喜欢诗歌，自然是更加欣喜和愉慰。但其实伯父始终没有一本正经地教过我，只是喜欢和我聊天。他熟知很多诗人词人的掌故，有了工夫就和我闲谈。我的堂兄和弟弟们喜欢在外面玩，就是我喜欢听他聊天，很多掌故就是这么听来的。有一次，伯父和我说起清朝词人陈维崧的词，伯父告诉我，陈维崧的别号叫“迦陵”，他写了很多词，是中国词人里写词最多的。清代还有一个词人叫郭麐，别号“频伽”，这两个人的别号合起来就是“迦陵频伽”。“迦陵频伽”是佛经里一种鸟的名字，是一种共命鸟。后来我在国外遇见一个印度学者告诉我，很多佛经里都讲到这种鸟。我还查到《正法念经》里说：“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伽，出妙声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能及者。”（紧那罗是佛经中主歌唱之神）当时这些关于词人别号的掌故让我觉得有趣，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上了大学，跟顾随先生学诗的时候，有一次先生叫我起个别号，要把我的习作拿去发表，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觉得“迦陵”这两个字跟我的名字“嘉莹”声音很相近，就用“迦陵”做了我的别号。
伯父与父亲都喜欢吟诵，记得每当冬季北京下大雪的时候，父亲经常吟唱一首五言绝句：“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事，同上酒家楼。”那时我自己也常常翻读《唐诗三百首》，遇有问题，就去向伯父请教。有一天，我偶然跟伯父说起父亲所吟诵的那首五言绝句，与我在《唐诗三百首》中所读到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首五言绝句，有一些相近之处。一是两首诗的声调韵字有相近之处，二是两首诗都是开端写景，最后写到上楼，三是第三句的开头都是一个“欲”字，表现了想要怎样的一个意思。伯父说这两首诗在外表上看虽然有近似之处，但情意却并不相同。“大雪”那首诗开始就表现了外在景物对内心情意的一种激发，所以后两句写的是“心里事”和“酒家楼”；而“白日”那首诗开始所写的则是广阔的视野，所以后两句接的是“千里目”和“更上一层楼”。伯父这些偶然的谈话，使得我在学诗的兴趣和领悟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上初中时，父亲工作的单位在上海，他要求我经常要用文言写信报告我的学习情况。于是每当我写了信，就先拿给伯父看，伯父看后提出修改意见，我改完后再抄寄给父亲。就在我学习写文言文的同时，伯父就也经常鼓励我试写一些绝句小诗。因为我从小就已习惯于背诗和吟诵，所以诗歌的声律可以说对我并未造成任何困难，我不仅在初识字时就已习惯了汉字四声的读法，而且在随伯父吟诵诗歌时，辨识了一些入声字的特别读法，例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这首诗中的“独”、“节”、“插”等字，原来就都是入声字，在诗歌的声律中应该读仄声，但在北京人口中，这些字却都被读成了平声。若依北京的口语读音来念，就与诗歌的平仄声律完全不相合了。伯父教我把这些字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这样在吟诵时才能传达出那种声律的美感。记得伯父给我出的第一个诗题是《咏月》，要我用“十四寒”的韵写一首七言绝句。现在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未知能有几人看”，大意是说月色清寒，照在栏杆上，但在深夜中无人欣赏的意思。那时我大概只有十一岁，从此以后就引起了我写诗的兴趣。
伯父喜欢藏书，特别是一些收藏家卖出来的古书，他只要看到，都是尽量买下，所以我家的书特别多。我家的五间南房三间做了书房，跟图书馆一样，一排一排都是书架，那时辅仁大学的很多老师、同学都喜欢到我家来找书、查书。伯父喜欢跟我谈书，我也喜欢看书，常常是我想起来看什么书，就跑到书房搬来一套。我们住的西厢房的堂屋靠南墙有一个大躺箱，箱面比现在一般的写字台都大，上面被我堆满了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套《辛稼轩词集》，是元代大德年间的木刻版，字特别大，看起来很舒服，那种感觉我现在还记得。我觉得那时我家到处都是书，除了书房的架子上、堂屋的躺箱上，就是衣柜的顶柜里也都是书。我常常登梯爬高地踩着桌子去翻书，三叔写诗的小本子就是我从顶柜里翻出来的。可惜的是这些书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时，我弟弟说“大跃进”时，因为街道要用我家五间南房办公共食堂，他就把那些书很便宜地都给卖了。
伯父的诗我很少见过，只是常常见他写对联。亲戚朋友有谁过生日、结婚，他就写一副贺联。有人去世了，他就写一副挽联。写完之后，伯父经常拿给我看，跟我谈说。那时过年家家都贴春联，我骑自行车出去给长辈们拜年时，伯父就让我仔细看看哪一家的春联写得比较好，回来告诉他。可是我们家门口当年倒是不贴春联的。据说祖父在世时原是贴春联的，联语是：“春染旧山青，暖消残腊雪；柳舒新翠绿，梅寄隔年华。”我还记得伯父每年都要新春试笔，新春试笔是在大年初一，伯父拿一张纸，来写一副对联，而且一定要启用一支新的毛笔，大多是用“七紫三羊毫”。伯父说因为纯粹的羊毫太软，紫毫是硬毫，这七紫三羊毫硬中有软，正合适。他写的新年联语，多是用这一年的干支作一个嵌字联。记得乙酉年伯父写过：“乙夜静观前代史，酉山深庋不传书。”“乙夜”是夜里的二更天，古人常说“乙夜观书”，是说读书到深夜。“酉山”指的是大酉山和小酉山，是古代藏书之处，见于《元和郡县志》，“庋”是收藏之意。戊子年他写过：“戊为吉日诛蟊尽，子绍箕裘号象贤。”（戊句出于诗经《小雅·吉日》：“吉日维戊，既伯既祷。”）
我的第一首诗是伯父叫我写的，第一个联语也是伯父叫我写的。那是我外曾祖母去世的时候，我们管外曾祖母叫老祖，伯父说你老祖那么喜欢你，如今她去世了，你给她写副挽联吧。我就写了下面的挽联：
忆昔年觅枣堂前，仰承懿训，提耳诲谆谆。何竟仙鹤遄飞，寂寞堂帷嗟去渺。
痛此日捧觞灵右，缅想慈容，抚膺呼咄咄。从此文鸾永逝，凄迷云雾望归遥。
我的外曾祖母也很喜欢诗，不仅读诗而且写诗。外曾祖母姓曹，名仲山，很有点丈夫气。在她的晚年，家里自刻了一本诗集，题名《仲山氏吟草》。小时候，我记得这个事情，但是忘了诗集的名字，后来是我舅父写信告诉我的。
伯父很少写诗，他的诗我大概记下来的只有一首，就是1948年我结婚时写给我的一首五言古诗，题目是《送侄女嘉莹南下结婚》，其中一段写的是：
有女慧而文，聊以慰迟暮。昨日婿书来，招之使南去。婚嫁须及时，此理本早喻。顾念耿耿心，翻觉多奇妒。明珠今我攘，涸辙余枯鲋。
写的真是十分伤感。伯父写给我的诗我带到了台湾，放在左营海军军眷区的家里，我先生被抓时给抄走了，没有留下来。遗憾的是伯父没有相片留下来，我南下结婚时很匆促，又是坐飞机，以为很快就能回来，就没有带相片，不想，这一去就是二十六年。等我1974年回来时，伯父早已离开了人间，而且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家里的相片和大批藏书早已荡然无存。后来我写信给我的堂兄，找伯父的相片和手迹，结果他也没有相片留下来，只给了我当年伯父写给他的信，现在我还保留着。
四、母亲
我的母亲姓李讳玉洁，字立方，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我的母亲有姊妹二人，姨母比母亲小两岁。母亲从小父母就去世了，她们姐妹俩是跟着叔叔长大的。我们说的外公、外婆实际上是叔外公、叔外婆，我们的小舅是他们的儿子。小舅生下来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是母亲的姑姑一直没有结婚，在家里带着母亲、姨母、小舅这三个孩子，还照顾着我们的外曾祖母。我们叫她三姥爷。因为母亲的父亲是大姥爷；母亲的叔叔是二姥爷；这个姑姑像男人一样撑着这个家，所以叫三姥爷。后来外公又续了弦，但没有生小孩。解放前夕，小舅带着三姥爷去了台湾，后来外公去世了，只有续外婆一个人留在北京。
姨母与母亲
我的外公原来在上海工作，后来姨母也到了上海，做家庭教师，一直没有结婚。到了快四十岁，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给人家做了续弦。这个姨父是密云县的一个地主，年龄比姨母大得多，后来不久就去世了。姨父的前妻留下了好几个儿女。姨母是一个相当通达的人，跟这家的儿女相处得不错。解放以后密云县的土地也被分了，姨母就回到了北京城里，外公去世以后她就跟续外婆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当艰苦，靠糊火柴盒为生。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时她还在北京住，那时姨母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我把我写的小时候跟姨母读书的事给她看，她很高兴。后来她到密云跟孙子一起住了，她的孙子是当地的官员，对她不错，我跟我弟弟曾经去看过她几次。后来她跌了一跤，胯骨粉碎性骨折，卧床不能起来，不久就去世了。
母亲和姨母都接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都从事教育工作，在外面做教师。听说当时有人给父亲提亲，介绍了母亲。那时还是老式婚姻，结婚双方在婚前是不能见面的。父亲就假借到学校参观，去听我母亲讲课。后来外婆告诉我说，那天母亲回家很不高兴，说今天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到课堂上来听课，竟然听了一个钟头。
母亲青年时代曾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婚后专心相夫理家，为人宽厚慈和而又不失干练。生有我们姐弟三人，长弟嘉谋，小我两岁，幼弟嘉熾，小我八岁。“七七”事变后，父亲随政府流转后方，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长弟只有十一岁，幼弟只有五岁。当时在沦陷区，生活十分艰苦，父亲久无音信，一切都靠母亲操持。我在这期间又生了一场大病，中医叫肺积水，西医叫肋膜炎，在家休学了一段时期。母亲因父亲音信隔绝和我的这一场大病，常常处在忧伤之中，身体日渐衰弱，1941年经过医院检查，诊断为子宫生瘤，虽然开刀做了手术，还是没能挽救她的生命。享年仅有四十四岁。
我小的时候家里还保留着许多满人的习俗。我记得父亲和伯父管祖父叫阿玛，我们称呼祖母不叫奶奶而是叫太太。满人家里规矩特别多，比汉人家里规矩多。在家里也行屈膝礼，男人屈左膝，女人屈双膝。儿媳妇在婆婆面前是没有座位的，都是站着。母亲原来在一所桑蚕女子学校教书，结婚后还教了很短一个时期。去教书的时候，母亲是很朴素的，虽然是很整齐，但不化妆。回家后要参拜长辈，到我祖父、祖母房里去请安。祖母一见到我母亲就说，怎么不化妆啊，这是给谁穿孝呢？所以后来母亲回家后就先回到自己的房间，涂上胭脂抹上粉，再去参拜婆婆。一般而言，满族是很重视教育的，小孩子从小就受教育。我六七岁时有人给我算命，说我正可授读诗书。满人的女子也都是要受教育的，因为她们生下来就有可能被选进宫里，所以我的祖母也是受过教育的。那时祖母年岁已经大了，也就不看什么书了，每天晚上就让母亲和伯母站在地上给她念。什么时候祖母说好好，歇着去吧，她们才敢离开。
母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而且性格非常好。祖父在世时，家境很好，有门房、有厨子，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女工。母亲出去教书就不用做家里的事。祖母去世后，祖父曾经娶了一个姨太太来服侍他，后来姨太太跑掉了，就由母亲和伯母伺候祖父。1929年祖父去世后，家里减少了厨子、门房，就剩一个女工帮助做饭、打扫。祖父还留下了一些房产，父亲常年不在家，就由伯父管理这些房产，所得收入两家公用，吃饭、请佣人等一些日常开销，都用公款。做衣服就是各房管各房自己的。伯母是个比较严肃的人，她是知府的小姐，书念得很好，但平常不苟言笑。母亲却很随和，也肯帮助人，对家里的佣人很好，有时还会跟他们聊聊天。我小时候就听她们聊一些义和团、红灯照的故事。祖父去世后，我家外院的南房就租出去了。盛成教授、许世瑛教授（字诗英），还有一家姓林的都曾先后做过我家的房客，母亲跟他们相处得也很好，他们的女眷也到我们住的西厢房来。
母亲教育我也是什么都要学会，包括女红。我中学上的是女校，女校都有家事课，我学过烹饪、缝纫、绣花、钩针、打毛衣等。有一次，我绣了一对枕头套，是学校的作业。母亲很会做人，她对我说，大爷那么喜欢你，把你第一次做的手工成品送给大爷吧。大爷就是我伯父，那时北平人管伯父就叫大爷，管伯母叫大大，这都是旗人的称呼。母亲说女孩子光会绣花、织毛衣还不够，要学会做衣服，那时都穿旗袍，旗袍是最难做的，尤其是那个斜大襟。我家没有缝纫机，都是手工缝，母亲就想了个简单的办法耐心地教我，例如倒扣针、明针暗缝、撬贴边这些基本针法都教会了我。母亲还教我盘扣子，我们北京人叫“算盘疙瘩”，“算盘疙瘩”旁还有各种盘花，有琵琶花、葫芦花、蝴蝶花，母亲是很讲究美观的，也要求我学会盘这些花。后来我真的自己做了件旗袍穿上了。
母亲虽然对我很好，但也有一点重男轻女。中国传统的观念，儿子才是真正的后代，才能继承家业。可是父亲却偏爱我，因为我念书念得好，不论中文，还是英文。有人对母亲说，你闺女不能跟你儿子一块念书，聪明、秀气都被女孩子夺走了。其实是因为我弟弟是男孩子，喜欢出去玩；而我从小不出去，又喜欢读书，才显得我念书念得好。不管是诗词还是古文，我都喜欢背诵，而且是大声地吟诵。辅仁大学的许诗英教授那时搬到我家外院，就常常听到我背书，对我的印象很好。其实母亲对我还是很好的，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几个小孩都睡了，母亲还没有睡，我突然说了一声，我的铅笔还没削呢，说完就又睡了。黑更半夜的，母亲就把我所有的铅笔都削好了，装了满满的一盒。
母亲也是一个相当重视仪表的人，出门的时候，总是要把头发梳得很整齐，出去时，要先照一下镜子。发现头发乱了，一定要回去梳好才行。母亲也很注意打扮我们几个孩子。每年阴历六月十二，是我外曾祖母的生日。因为她是我们家族中最高的长辈，每年给她做寿，成了我家亲戚中的一件大事。那一天，院子里都要搭起席棚子，请厨子到家里来做饭。沿席棚子底下都要挂上帐幕，上边是玻璃框的京剧戏出，许多亲戚朋友都来聚会。六月初一是我的生日，母亲每年都要给我做一件新衣裳。那时，父亲在上海工作，有时给我买些新鲜的洋式的衣服。有一年父亲从上海给我买了一件白绸子的短袖连衣裙，镶着很多层荷叶边，挺好看的。过了几年，我长大了，穿不得了，父亲就带我到西单的绸布店挑选了一块浅粉红的料子，照样做了一件。这样，我过生日穿的新衣，不久还可以在外曾祖母生日时穿。后来弟弟们也长大了，母亲也给他们买一些新衣服。天冷了就买来那种很粗的毛线，请外边的人给我们织外套，给我织的一件是浅驼色的，边上用红色毛线织的花纹。还有白色的帽子，也是用红色毛线织的花边，我穿着到学校去，高班的同学们就喊我：“红边儿小孩，红边儿小孩。”母亲最得意的就是在亲戚家族聚会时，听人家夸赞她的孩子。
母亲常常回娘家。外婆家在靠西直门那边，离什刹海比较近。母亲有时就带着我和大弟（小弟那时还没出生）还有小舅（小舅只比我大三岁，现在我保存一张我最小时的照片，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合影：大弟两岁、我四岁、小舅七岁）到什刹海和北海去玩。记得我们当时总是沿着什刹海中间的一条长堤走到北海的后门，从后门到北海里边玩，我们几个小孩到处乱跑，母亲就在北海里的茶座“濠濮涧”或“漪澜堂”等我们。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母亲身体已经不好了，我们再一起去北海的时候，弟弟们去玩，我就陪着母亲，帮她拿东西。母亲感到很欣慰，说你小时那么犟，没想到大了这么懂事。在北海玩累了，就再漫步经过什刹海的长堤乘车回家。每到夏天，这条长堤上就搭满了凉棚，里边卖一些鲜藕、菱角等河鲜。母亲常带着我们在一处凉棚下的小店中坐下来，叫几碗摆满了鲜菱和鲜藕的冰碗让我们品味河鲜。这一直是我最难忘的童年乐趣。
三岁时与小舅李（左）及大弟叶嘉谋（右）合影
母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父亲寄回的钱，除去生活所用都存了起来。母亲不仅节俭而且很能干，还很会理财。她亲自找人设计，用几年攒下的钱在西直门东新开胡同盖了五座小四合院。每座院子有七间房子，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母亲打算以后老了，她和父亲住一座，我们姐弟三人每人一座，给我外婆家一座。这几座房子还没盖好，抗战就爆发了。北平沦陷后，一些日本军官的眷属陆续住进北平，这五座院子一盖好，整整齐齐的，一下子被他们看上，就强租了这些房子，我们家人一天也没住。那时，我是家里的大姐，弟弟们都小，到日本宪兵司令部交涉房租的事，都是我去的。解放以后，姨母家在密云的土地被分了，她带着家人回到城里，跟我的续外婆就住在母亲当年盖的房子里。
父亲自“七七”事变后，随国民政府从上海南迁大后方，与家中断绝了音信，1941年时已分别了将近四年之久。母亲心悬牵挂，郁郁成疾。这一时期生活比较艰苦，家里一个佣人也没有了。没有了为大家做饭的人，伯父和我们就分开来，伯母就做他们一家的饭，母亲就做我们一家的饭。到1941年暑假我高中毕业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轮流到各家聚会，我有时到同学家吃饭，当然也带同学到家里来吃饭。那时母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不能给我们做饭，就让我们到外边去吃。当时医疗很落后，我们不知道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她觉得腹部有个硬块，常常流鼻血，例假也没有了。因为伯父是中医，常常给母亲开一些中药吃，但一直也不见好。母亲的病后来经过医院诊断才知道是子宫瘤，很可能是恶性的。
暑假以后，我考上了辅仁大学。伯父说母亲的病中医治不好，应该找西医看看，当时天津有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母亲决定到天津去看病。9月刚刚开学，正好是重阳节。平日里母亲常常给我们买些点心，这回母亲买了一些重阳花糕放在一个瓷罐子里留给我们吃，就让舅舅陪着她到天津的一家德国医院去开刀做手术。当时我也要陪着去，母亲说我还小，而且大学刚开学，坚决不让我去。我万万没有想到，母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因伯父是医生，家里是有电话的。过了两天，舅舅打电话来说母亲开刀后情况不好。已经发现不好了，本来应该留在医院里，可是母亲坚决要回来，一定要回家。舅舅只好连夜陪着母亲坐火车回到北京，住进了一家西医医院。等通知我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去世了。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已去世的人不能再运回家里。母亲的遗体就被运到了北平的嘉兴寺，停灵在那里。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棺殓时钉子钉在棺材上的那种声音，从此我和母亲就生死相隔在两个世界了。母亲离开北平之前还是好好的，虽然久病，但不是卧床不起，怎么就一去不返了！我悲痛欲绝，写下了《哭母诗八首》：
1941年母亲去世戴孝照
噩耗传来心乍惊，泪枯无语暗吞声。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其一）
瞻依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总不还。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天悭。（其二）
重阳节后欲寒天，送母西行过玉泉（我家茔地在玉泉山后）。黄叶满山坟草白，秋风万里感啼鹃。（其三）
叶已随风别故枝，我于凋落更何辞。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其四）
飒飒西风冷帷，小窗竹影月凄其。空馀旧物思言笑，几度凝眸双泪垂。（其五）
本是明珠掌上身，于今憔悴委泥尘。凄凉莫怨无人问，剪纸招魂诉母亲。（其六）
年年辛苦为儿忙，刀尺声中夜漏长。多少春晖游子恨，不堪重展旧衣裳。（其七）
寒屏独倚夜深时，数断更筹恨转痴。诗句吟成千点泪，重泉何处达亲知。（其八）
我家的坟地在京西的香山，我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葬在那里。那时没有汽车，给母亲送殡用的是马车。因为路远，送到香山已经很晚了，就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回来。给母亲送殡回来，我还写了一首小词《忆萝月》：
萧萧木叶。秋野山重叠。愁苦最怜坟上月，惟照世人离别。平沙一片茫茫。残碑蔓草斜阳。解得人生真意，夜深清呗凄凉。
我曾经把这首词抄给顾随先生看，顾先生在诗稿上批了几个字，“太凄凉，年轻人不宜如此”。现在我家的祖坟早已没有了，听弟弟说迁葬过一回，“文革”以后农田改造就没有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就不再自己烧饭，而由伯母担负起为全家烧饭的责任。每当我要帮忙时，伯母总要我去专心读书，不肯让我帮忙做家务。那时我们都穿布鞋，也是伯母做，从来不指望我帮忙。所以我虽遭丧母之痛，但在读书方面却并没受到什么影响，反而如古人所说“愁苦之言易工”，这一时期，我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抗战胜利后，我父亲回到北京时，我母亲已经去世四年之久了，父亲写了悼念母亲的诗，摆放在母亲的遗像前。到我离开北京南下结婚时，一直都是摆在那里。可是等到我1974年回国探亲时，什么都没有了。经过“文革”，我弟弟什么都没有保存下来，一点纪念的东西都没有留下。
我父亲回来以后，为了减轻伯母的负担，我们单独起伙做饭。我们有一个远房的本家大姑姑，她结婚以后先生去世了，有一个儿子出去工作就再也没回来。父亲就请她到我家照顾我们，给我们做饭，帮我们料理家务。直到1948年我离开北平到南方结婚，她还在我家。我第一次去听基督教的布道，就是这个大姑姑带我去的。那时我已经教书了，正是快过年的时候，学校放寒假，大姑姑跟我说，有个布道会你去不去。我这个人很好奇，就跟着她去了。1974年我回国时，大姑姑还在北京，我去看过她几次。我回国以后，对于我的姨母、大姑姑，都给了她们帮助。
五、寻根之旅
我虽然从小就知道我们家是蒙古裔的旗人，我家姓叶是从叶赫那拉氏简化而来，但是因为一直在战乱中，从来没有机会去祖先居住的地方寻根，甚至我们的祖先是几世入关的我也不清楚。没有想到，2002年的秋天，我已经快八十岁的时候，居然有了一次寻根之旅。
我这个人本来并没有族群观念，这次去寻根，是受到了另外一个蒙古族人的影响，就是台湾著名的画家和诗人席慕蓉女士。席慕蓉是蒙古族人，她的父辈一代还生活在蒙古草原，所以她的族群故土观念还很浓。
2002年春天我到台湾客座讲学，本来是辅仁大学请我去的，因为我从前在台大教过十几年书，所以台大也要请我去讲。辅仁大学在郊区，但台大在市中心，所以去的人特别多。席慕蓉也去了，席慕蓉成名是在我离开台湾以后，所以我不认识她。她专门到位于南港的“中研院”我的住处来看我，还送给我一本书，不巧我不在住处，没有见到她。我觉得应该谢谢她，就和我以前的学生施淑女、汪其楣商量送一本我的书给席慕蓉。施淑女、汪其楣与席慕蓉都很熟，她们说席慕蓉一直仰慕您，还不如见个面。于是施、汪二位就安排我们一起吃饭。席慕蓉送给我的书讲了很多蒙古的事，对故乡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她我也是蒙古人，并给她讲述了前面的故事。席慕蓉听了很兴奋，她问我有没有去叶赫寻根，因为她曾经回到她父母生活过的草原。她说你一定要回去寻根，我那边有很多朋友，我来帮你联系，我也要陪你去寻根。
席慕蓉真的是非常热心，她找她的蒙古族朋友作家鲍尔吉·原野，以及《沈阳日报》记者关杰先生打听到叶赫镇在吉林长春附近的梨树县，并且联络了朋友，陪我一起去叶赫。有一天，我侄子叶言材从日本打来电话，我告诉他要去长春叶赫寻根的事，他也要一起去。他说吉林大学多年以前与他所在的北九州大学有来往，那时吉林大学的校长曾经对他说：什么时候请你姑姑到吉林大学讲学。我侄子看我太忙，就没有答应他们。我侄子以为，这回我们去长春，如果不告诉吉林大学，恐怕不大合适。所以他就告诉了吉林大学我要去叶赫寻根的事。吉林大学听了很高兴，他们请我先到吉林大学讲学，然后负责带我们去叶赫寻根。恰巧我以前为了办理我家祖居的事，结识了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喜爱古典文学的友人，他是吉林大学校友。听说我要去吉林和长春，他对我说，他认识一些在那边统战部和宣传部工作的人，一定也会欢迎我们去。于是我们这次到长春，就有了三个接待的单位。此次寻根之旅能如此顺利，首先要感谢吉大、统战部、宣传部这三个接待单位。
我们是9月24日去的，我是上午十点从天津南开大学出发的，十二点到北京老家。侄子叶言材已经在家等着我，席慕蓉也已经到北京，我们约好下午一点多在北京机场见面，乘同一架飞机前往。下午五点多到长春。一下飞机，正赶上西天的落日，也许是地理、气候的原因，太阳又大、又圆，很红、很美，呈现出一派“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红红的太阳下面虽然不是黄河，但东北的大漠也很壮观。席慕蓉一看见红红的大太阳很兴奋，对我说，叶先生，您看好美的大太阳啊！席慕蓉说按蒙古文的意思，叶赫那拉就是大太阳的意思，叶赫就是大，那拉就是太阳。这次席慕蓉去长春对吉大是个意外的收获，起初他们只知道叶嘉莹和侄子去寻根，没想到陪着一起来的是这么有名的大作家，他们很兴奋，请席慕蓉也讲一次，席慕蓉为人很热情，她立即就答应了。
2002年与席慕蓉（右）在叶赫河畔合影
第二天也就是9月25日，吉大上午安排我们参观伪满皇宫和办事处，下午讲演。因为我年岁大，下午他们让我先休息，让席慕蓉两点钟讲，四点钟我再讲。可我这个人不但好为人师，也好为人弟子。我不但喜欢讲，也喜欢听别人讲。所以我说我不休息，我也要听席慕蓉讲演。席慕蓉的读者真的是很多，因为是临时安排，教室不是很大，所以到处都站满了人，真的是人山人海。席慕蓉说，多年以前，她的一本书在这里发行，她来签名，一直签到要上飞机还没有签完，心里觉得很抱歉，很遗憾。这回她对大家说，今天讲演后，我一定给你们签名，但你们一定要排队。席慕蓉讲演的题目是《原乡》，讲她对蒙古的特殊感情，极为真切感人。最后，她提到了我昨天晚上说的一段话。原来头一天吃饭的时候，有人问我学古典诗词有什么用处，我说古典诗词所写的是古代的诗人对他们生活的体验，对他们生命的反思，我们在读古典诗词时，使我们的心灵与古人有一种交会；在这种交会之中，我们除了体验古人的生命和生活，我们自己也有感动和兴发，在我们与古人的交会中感受我们自己当下的存在。席慕蓉说这话说得很好，所以她在讲演最后就说叶先生你昨天晚上说的话我已经说不清了，你给大家说说吧。我就把这些话说了一遍，席慕蓉下午的讲演结束后，吉林大学本来的安排，席慕蓉讲完就是我讲，可是找席慕蓉签名的人很多，她是欲罢不能。我就说，不如先休息，等一下早点儿吃饭，晚间饭后我再讲演，吉林大学同意了。
我讲的题目是《从双重性别与双重语境看词的美感特质》，学生们感到很新鲜，提出许多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主持人限制了学生，我没有能完全回答。
9月26日，我们才去寻访叶赫。从长春一路开车过去，进到叶赫镇时就看到，不管什么单位，像加油站、小饭馆等等，都写着叶赫的字样。负责接待我们的人把我们带到一座崭新的叶赫城，我们都很诧异，一问才知道原来不久以前，为了拍电视剧《叶赫那拉的公主们》，新建了这座新城。来到这座新城，发现城里都是四合院，有的规模大一些，有上下两层，楼上还有栏杆，据说是公主住的地方。其他旁边的房子里，有很多塑像，其中就有叶赫第七代首领清佳弩和扬吉弩的塑像。席慕蓉和我侄子就怂恿我与清佳弩的塑像合影留念。这里也有金台石的塑像、叶赫那拉公主们的塑像等等。叶赫那拉的妇女都是能征善战的，电视剧《叶赫那拉的公主们》表现的就是这些妇女为叶赫那拉部族所做出的贡献。在部落内部，她们参与决定家族的事务，到了战场上也是主力；遇到对外交涉需要和亲时，她们又很委屈地被送去和亲。
吃过午饭，我们去看叶赫古城遗址。叶赫古城坐落在叶赫河畔，东、西两座城隔河相望，西城在叶赫河西，依山而筑；东城地处叶赫河东依山靠水之间的台地，夯土而筑，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叶赫河是很漂亮的，她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到叶赫城这里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环山湖。在东北找到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是很不错的，这里的自然条件好，物产也很丰富，除了玉米、高粱等传统的北方作物以外，还可以种水稻。因为有河，鱼也很多，我们吃午饭时，他们就做了好多种鱼。我这才理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移居到叶赫河畔。据说这里的风水也非常好，是一块凤地。据说，龙地出杰出的男性，凤地出杰出的女性。
叶赫古城的遗址就像我以前去新疆经过的阳关古长城遗址，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我既然到了这里，当然要上去。因为路不好走，他们怕我这么大岁数摔着，就前边一个人牵着我的手，后边一个人牵着我的手，把我拉了上去。
这是一座四百多年前的古城遗迹，在上边我看到有许多砖头瓦块，我带回来一块砖头、一块瓦片。瓦片的底面有细细的布纹，叫布纹瓦，布纹瓦是叶赫城建筑的特色。我们来到的是叶赫的东城，就是金台石战死的地方。9月正是收获的季节，叶赫东城的遗址上长满了茂密的玉米，风吹过来哗哗作响。在这里我们隔河向西遥望，远远的还有一个高高的土堆，那应该就是西城的遗址了。此时正是黄昏时分，叶赫西城遗址在落日的余晖下给人一种禾黍苍凉的感觉。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真的跟《诗经·黍离》说的一样，有无限沧桑之感：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遥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虽然我说过我没有族群的观念，但找到了叶赫，我还是很兴奋、很激动的，所以带了一些古老的砖头瓦块回来做纪念。叶言材还带回来一瓶叶赫河水。
因为叶赫部曾经在伊通居住过，我在访问了叶赫的第二天，又访问了伊通。在伊通，我参观了满族民俗博物馆。这里陈列着许多满族的服饰、家具和摆设。虽然说我的祖上从清初就入关了，在我的记忆里我家已经是完全汉化的家庭，但我家毕竟是蒙古裔满人的血统，所以生活习惯上依然保留了一些满人的习俗。我个人对此也有着潜在的感情。当我看到这些具有满人特色的陈列时，就想起了我在北京西城察院胡同的老家。满族妇女梳的“两把头”我在祖母的照片上看到过，博物馆中摆的条案，帽筒和我家里用的一样。
西方心理学讲，人总要有个认同，有个归属，才感到心安。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了认同北京察院胡同老家是家以外，到了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觉得是临时的，是宿舍，现在我所认同的北京老家已经被拆掉了，我已经失去我最亲切的、伴随我成长的根。这次叶赫之行，我找到了祖先生活的地方，寻到了更遥远的叶赫的根。
第二章　少年读书
一、儿时趣事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住在东厢房，当时我并没有留下记忆。当我有了最初的记忆，都是关于西厢房的。所以我在《叶嘉莹作品集》的序言中说我出生在西厢房，后来我的堂兄纠正了我，说我出生在东厢房，后来才搬到西厢房的。堂兄这一说，使我想起一件事。小时候，母亲、姨母在一起聊天，说我小时性格倔犟，要做什么就一定非要做。有一年冬天的晚上，母亲铺好了被子要睡觉，母亲给我摆枕头的时候，我就认为母亲摆放枕头的地方不对，于是大哭不止。母亲就不停地纠正枕头的位置，我一边哭一边说：“里边一点……外边一点。”母亲始终不理解里边与外边是什么意思，所以总是摆不好。直到伯父来了，才理解是枕头与被窝的位置。大家后来得出结论，说我脾气很犟。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东屋。但当他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有所不懂，我记得小时在西屋为什么事情发生在东屋呢？后来堂兄一说，我才终于明白，原来以前伯父和父亲是在东屋、西屋轮流住的。
大人们还说过我小时候另外的故事。有一次家里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会背唐诗，大人就让我给客人背诗。背的是什么诗我都不记得了，但大人们还记得，说是背了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大家都高兴地听着，后来背到“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的时候，大家就笑了，说：“你才几岁，就知道坐愁红颜老了？”我那时当然不知道。小孩子是不了解诗意的，但根本没有关系，就像唱歌一样。有一次我到北京，老舍的儿子舒乙办了一个学习古典文化的学校。用了叶圣陶的名字，叫圣陶学校。他们带我参观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里的学生都住校，除了常规的课程，还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千字文》、《百家姓》等一些中国古代经典。他们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背诵，而且要求背得非常熟。我就问孩子们背诵的这些书什么意思，孩子说老师没讲。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也是一样的，不管懂不懂，背就是了。这是符合小孩子这个阶段成长的生理规律的，因为小孩子的理解能力差，而记忆力是很强的。利用小孩子记忆力强的优势，多背诵一些经典，等他理解力发达了自然会懂得，将使他受益终生。
后来我家外院的五间南房租出去，新来的房客姓林，他家有个与我年龄相近的女孩儿，排行第六，我叫她六姐。而我出生在阴历六月，那是个荷花盛开的日子，家里给我起的小名叫荷，她就叫我荷姐，从此我就有了玩伴儿。我家是旗人，有许多旧的旗人衣服、鞋子。旗人的鞋底很高，有花盆底和元宝底两种。一般来说，花盆底是年轻妇女穿的，元宝底是老年妇女穿的。但有时年轻妇女为了方便，在家也穿元宝底的鞋。在我家大衣柜的底层，存有这样一堆鞋子。六姐喜欢打扮，一天她跑来找我玩，就把这些鞋子翻出来，她穿一双，我穿一双，还弄了一个纸卷，做个像旗人梳的“两把头”。那些衣服很简单，没有什么装饰，六姐就拿个剪子，把我穿的一件短袄，剪了许多穗子，成了一条条的。晚上，妈妈看见了，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你们这玩儿的是什么游戏，怎么把衣服都剪了。
祖父管我们很严格。比如，有客人来了吃饭，小孩子是一律不许上桌子的。孩子们就在旁边摆一张小桌子吃，不许上大人的桌子。可是有一次有客人来吃饭，不知为什么把我弄上了大桌子，问我吃什么，我从小就不大计较，就说给我什么就吃什么。
小时候的故事还有许多。记得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祖父说我错了，非让我认错，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是在祖父的权威面前我也不肯让步，就跟祖父说：我错在哪里，你给我讲讲理。我母亲看我不认错，就在屋里打我，逼我认错。我就是不认错，坚持要祖父讲理。祖父在窗外大发其火，说这么小的孩子坚持不肯认错，一定是打得不够。那意思是说我母亲没有真的打我，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可我依然不让步，母亲真的发狠打我，当然也是为了打给祖父看。小小的脸蛋，到了第二天都没有消肿。恰好，第二天外婆家来人，看到我的脸，就说我母亲，怎么可以把孩子打成这样。可见我小时候脾气真的是很犟。其实小时候的这两个故事，已经表现了我一生的性格，我对于吃什么穿什么那些物质的东西，是不大在意的；而对于是非道理这样的原则问题，就是要坚持，不肯让步。
祖父认为我性格太倔犟，就对我母亲说，这个女孩子太犟，不能让她到外面去读书，否则以后你就没有办法管她了。结果，我还没有到读书的年龄，祖父就去世了，他也管不了我了。但是，我终于还是没有到小学去读书，那是另有缘由。
二、幼年读书
小时候，我跟父亲学习，当时叫认字号。我的父亲字写得很好，他用毛笔在一寸见方的黄表纸上把字写出来，如果有一个字可以读多音的破音字，父亲就用红色的朱笔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别在这个字的上下左右画上一个个小红圈。
例如：如果“数”字作为名词“数目”的意思来用时，应该读成去声，像“树”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上角画一个小红圈；如果作为动词“计算”的意思来用时，应该读成上声，像“蜀”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左上角也画一个小红圈；另外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副词“屡次”的意思来用，应该读成入声，像“朔”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下角也画一个小红圈；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形容词“繁密”的意思来用，应该读成另一个入声，像“促”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下角再多画上一个小红圈。因为“促”这个音的读法与用法都不大常见，这时父亲就会把这种读法的出处也告诉我，说这是出于《孟子·梁惠王》篇，有“数罟不入洿池”的句子，“罟”是捕鱼的网，“数罟不入洿池”是说不要把眼孔细密的网放到深水的池中去捕鱼，以求保全幼鱼的繁殖，也就是劝梁惠王要行仁政的意思。
父亲叶廷元
当时我对这些深义虽然不大理解，但父亲教我认字号时那黄纸黑字朱圈的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古人说“读书当从识字始”，父亲教我认字号时的严格教导，对我以后的学习，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在我开始学英语时，父亲又把这种破音字的多音读法，与英语做过一番比较。父亲告诉我中国字的多音读法，与英文动词可以加-ing或-ed作为动名词或形容词来使用的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英文是拼音字，所以当一个字的词性有了变化时，就通过词尾的字母变化来表示，例如：learn这个词就是通过词尾的变化learning/learned来表示它不同的词性，而中国字是独体单音，所以当词性变化时就只能在读音方面有所变化。因此如果把中国字的声音读错，就如同把英文字拼错一样，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父亲的教训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另外，在我的启蒙教育中，另一件使我记忆深刻的事，就是我所临摹的一本小楷的字帖，写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诗中所叙述的故事极为感人，诗歌的声调又极为和谐委婉，因此我临摹了不久就已经熟读成诵，由此也就引起了我读诗的兴趣。
父亲虽然严格教我识字，却并没有把我送到小学去读书。因为我的父母有一种想法，他们都以为儿童幼年时记忆力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古典诗书，而不必浪费时间去小学里学一些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于是就为我和大弟嘉谋，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教师就是我的姨母。所以说姨母就是我和弟弟的启蒙教师。第一天开始上课，我家还举行了拜师仪式。而且不只是拜老师，还设了一个木头牌位，上面写着“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我跟弟弟都给孔子的牌位磕了头，所以我常常说我是给孔子磕过头的。目前看来，这些可能已被认为是一些封建的礼节，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这些礼节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中，确实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人不能无所畏惧，什么都可以做，想怎样就怎样。孔子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是中国的传统，人是应该有所敬畏的。
我们用的课本是朱子的《四书集注》，姨母并不详细讲解那些注释，只是说一个大概，然后让我们去背。
那时，我们每天下午跟姨母学习语文、数学和书法，上午是我和弟弟自修的时间。上午，我们做昨天的作业，昨天的《论语》读到哪儿了，要把它背下来；昨天留的数学题，都要做完；大字、小字各应写多少篇，也都要写完。午饭以后，姨母就来了，再上新课。每天就是过这样的生活。
此外，父亲有时也教我们几个英文单词，学一些英文短歌，如“one two tie my shoes，three four close the door”之类。他认为只学中文是与时代不相符的，为了帮助我们学英文，父亲还给我们买了一个学习英文的玩具，里面都是英文字母。谁能够先拼成一个英文词，谁就赢，我与弟弟就玩这样的拼词游戏。当时祖父已经去世，我应该是七岁左右。
有一次，我以前的学生方光珞到南开来讲学，我们一起去吉美百货楼上吃饭。那里有排特殊的座位，桌子就是普通的桌子，可是椅子却像秋千一样吊在那里，方光珞也想坐在那里，可是很多客人都觉得好玩，已经坐满了人。这使我想到，人生真是各有得失。我家只有我一个女孩，管得很严，不许出去玩，我小时候没有荡过秋千，一般女孩儿玩的游戏，我都不会。冬天北平很冷，北海、什刹海都结了冰，许多男孩子、女孩子都去溜冰，我也不会，因为家里没有放我出去过。像女孩子玩的抓子儿、踢毽子，那时我根本没见过。我真的是关在院子里长大的，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去读书了。
我父亲是北大英文系毕业。在他刚刚毕业的时候，就到了中国新成立的航空署工作，航空署就是后来的航空公司的前身。当时，中国的航空事业刚刚开始，而西方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所以中国就需要参考西方航空业的经验，于是就要把西方的有关书籍翻译成中文进行学习。因为飞机在天上飞，要从星座上了解飞机的方位，所以父亲也要看这方面的英文书。我当时虽然不懂英文，但也翻看父亲的这些书籍，主要是看那些星座，因此对一些星座有了很深的印象。
那是一个还没有污染的时代，北平的天空十分明净。晚上，天上的星星非常清楚地展现在眼前。《唐诗三百首》中有“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句，当时的北京真能感受到这种气氛。每到夏夜时分，即使天色很晚，我也不肯回到房子里去，坚持要在屋外乘凉。除了屋内闷热以外，外面的天空的景色也确实诱人。我有时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有时躺在凉席上，仰望着天上的星星，不肯离开。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们订了一份儿童杂志，里面有很多翻译文章，还有一些介绍西方名胜的图片。我清楚地记得关于罗马庞贝古城的介绍，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亲自去看看。一直到1971年我四十七岁时才有机会去欧洲，把这些地方看了一遍。
我在家念书念到差不多十岁应该上五年级时，父亲说应该到外边去念书了。当时我家附近有个教会学校叫笃志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教英语，因为父亲一直主张学英语，就让我们到笃志小学上学，我上五年级，弟弟上三年级。
笃志小学离我家不远，每天我和弟弟走着去上学。那时小学分成初小和高小两部分，一年级到四年级是初小，五六年级是高小。笃志小学的高小是女校，男生高小就去了志诚小学。因为女校没有男生，女生就与女生交朋友，特别要好的女生就称dear。我是在家里长大的，没有上过学，对这些根本就不懂。但是自从我在教室里参加入学考试时，就有许多高年级的女同学跑来看，她们就是来选朋友的。我被高年级的两个女生看上了，一个是初二的叫高文玲，一个是小学六年级的姓董，好像叫董玉琴。这两个人的性情完全不一样。那时，因为我从来没有出来过，所以很害羞。董同学总是带着我到处去，有一次她把我带到她家，还被她家的狗咬了一口，幸亏是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没被咬伤。而高文玲则不然，她总是和我谈功课谈学习。可是，后来我跟这两位同学都失去了联系。
1992年冬与杨振宁（右）在南开大学专家楼叙旧
很多年以后，杨振宁先生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在南开祝寿，他一定要让我讲几句话。我到台上说：今天来参加杨振宁先生寿宴的都是物理学家，有杨先生的同学、同事、同行的学者，而我是学中文的，但我可以和杨先生认一个“半同”的关系，因为他所上的崇德小学和我上的笃志小学是同一个教会办的，是兄妹学校，男校叫崇德小学，女校叫笃志小学，而且，他上崇德小学时正是我上笃志小学的时候。那次祝寿会上，我还写了几首诗送给杨振宁先生，其中第一首是这样写的：
卅五年前仰大名，共称华胄出豪英。过人智慧通天宇，妙理推知不守恒。（《杨振宁教授七十华诞口占绝句四章为祝》其一）
这里说的卅五年前是1957年，我正在台湾教书。杨振宁、李政道两位教授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消息传开后，所有华人都为他们骄傲。物理一下子就成了热门，许多学生争着报考物理系。当时我教过物理系一个班的大一国文，记得我为他们讲唐五代小词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引申的联想。那天讲的是韦庄的《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我告诉学生，不要把它仅仅看成是写美女跟爱情的小词。我们每一个人做学问和追求理想也需要这种精神。要知道，学物理不一定都能获奖。如果你为物理付出了你的一生，最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你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吗？杨振宁教授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更在于他对物理学终身不渝的追求和奉献。
其实，我从很小还不大认字、不大懂事时就已经开始背诗了。到正式上课了，我认字渐渐多了起来，就开始背唐诗，唐诗不在正课中，正课是“四书”，只是我十分喜欢背诗。在我家里不仅伯父、父亲喜欢读诗，伯母、母亲也都读诗。但是女人读诗不像男人那样大声诵读，而是低声吟哦。真正第一次拿着《唐诗三百首》当课本教我的是伯母。伯母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是按着《唐诗三百首》编选的顺序来教的，其实她也不教什么，就是让我背。《唐诗三百首》是按体裁编的，五言古诗，五言古体乐府，七言古诗，七言古体乐府，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五言乐府绝句，七言绝句，七言乐府绝句。那时我伯母并没有给我讲这些诗歌的体式，就是从第一首开始念。
不论是伯母教唐诗，还是姨母教“四书”，都不详细讲，都是让我背诵。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很有道理的。小孩子实际上不需要多讲，应该利用他们记忆力强的优势，让他们多记忆、多背诵。而“五四”以后新式教学，主张小孩子不懂是不该背诵的。我的女儿在台湾，新式教学虽也要背诵，而背的却是什么“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见到老师问声早，见到同学问声好”。背这些有什么用处呢？我小时候，虽然似懂非懂只是背诵，可是我觉得这种背诵的古典教学方式是有用处的。小孩子是记忆力强而理解力弱的时候，此时，即使他不能理解，只要先背下来，等到将来理解力提高以后，这些早年记忆的内容就会被调动出来，如同智慧库，为孩子一生提供不尽的资源。
其实，按人的智能发展规律来说，中国的这种传统教育方法才是合乎人的自然成长阶段的。比如我早年背诵《论语》并不理解，但在我以后的人生路程中，遭逢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忽然理解了《论语》中的某些话，越发体悟小时候背书真是很有道理的。直到今日，《论语》也仍是我背诵得最熟的一本经书，这使我终生受益。我确实因为读诵了《论语》而在性情方面有了很大的转变，我逐渐体悟到了儒家思想中的柔顺而坚韧的美德。因而改变了我以前的倔犟急躁的脾气。这种体悟对我一生的处世为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年龄愈大，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体悟。此外《论语》中有一些论诗的句子，使我在学诗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启发，直到现在，我在写文章和讲课的时候，还经常喜欢引用《论语》中的句子，这就是我在做学问和做人方面都曾经受到过《论语》影响的一个最好证明。
真正好的诗词作品，让人家从表面的第一层意思还可以联想到很多层的意思。就像王国维所说的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那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独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所举出的都是宋人的词。王国维接着说：“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王国维所说的不见得是作者的本意。但好的作品，它有很丰富的内涵，你把它背下来，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它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以及对人生体验的逐渐丰富，每个阶段都会有更深入的体会。
我开始背张九龄的“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时并不喜欢，这首诗押的是入声韵，念起来也不好听，诗中讲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人生道理，我那么小当然也不懂。而像“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是我能体会的；像李商隐的“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我也觉得不错，念起来也很好听，嫦娥、银河、烛影、屏风这些词汇也都是我熟悉的，我就背下来，并没有什么深的理解，后来一直也没理会。直到1953年，我到台北二女中教书时，课本里选了一篇《资治通鉴》里的文章《淝水之战》，里面写到前秦与东晋交战，东晋胜利了，获得了一辆苻坚的云母车，想必是车上有云母的装饰。下课后我搭乘公共汽车回家，在等车时，想到刚刚讲的云母车，忽然间李商隐的嫦娥诗从脑子里跑出来了：“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时距离小时念这首诗已经好几十年，当年纪小时我只是从表面知道嫦娥的故事和屏风、烛影这些具体的物象，可这时我对这首诗就忽然有了另一种体会。因为我已经过了患难，才真正懂得了李商隐这种孤独、寂寞、悲哀的感觉。诗里这些丰富的内涵，孩子是无法理解的，就是要把小孩记忆力强的时期利用上，让他背诵下来，只要他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时都会有所体会，随时都会有所升华。
我小时读诗也是喜欢那些声律好听的、意象优美的诗句，至于那些有哲理的诗也不大懂。哲理诗写得最好的是陶渊明，我小时没有读过，也不知道如果读了会不会喜欢。陶渊明的诗是我上大学时跟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念书时才开始读的，顾随先生非常喜欢陶渊明的诗，我也是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陶渊明，并为之倾倒。陶渊明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诗人，同样是哲理诗，你把陶渊明的诗与张九龄的诗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不一样。张九龄是把人生的哲理用智力安排出一些形象而表达出来：“兰叶春葳蕤”是说兰花的叶子春天长得很茂盛；“桂华秋皎洁”是说桂树的花开在秋天也很有光彩；“欣欣此生意”是说四时的每一种草木，都有它生命的力量，它都能把自己生命的力量表现得很美丽；“自尔为佳节”是说每一种草木都各有它表现出自己生命力量的适当时节，都能欣欣向荣地把自己的生命表现出来，这是它本身，本身的生命，本身的光彩；“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你哪里知道有些在山林隐居的人，喜欢兰桂的这种芬芳、这种美好，就把兰花或者桂花折了，拿到家里放到花瓶里养起来了；而张九龄就说了“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自己开花那是它本来就有的一种芬芳，自然在生命中就展示它的这种芬芳，它的芬芳不是因为你要欣赏才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兰生幽谷，不为无人而不芳”。这个道理其实很好，我长大了当然也都懂了。但这首诗只是把一个哲理用形象给表现出来了。
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是一首很好的诗，说这半亩大的一方池塘像镜子一样，天光、云影碧波摇荡，问一问这水为什么这样清澈，因为这水不是死水而是有源头的活水。人也是要有源头的活水，就是你的生命要不断地充实，不断地成长。这些道理当然是很好，但只是在说一个道理。
而陶渊明不是这样，陶渊明是结合了自己的人生体会，有一分诗意的感情，他的哲理诗，写得非常好。我们来看他的《饮酒诗》中的一首：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这首诗有他人生的体验，有一份感觉和感情在里面，不只是由理性安排出来的形象的象征和寓托。有的咏物词是出于理性的安排，是由思想把形象跟意思配起来的，而陶渊明不是，陶渊明真是有他生活的经验、他的体会、他的感情在里面。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确实在那时黑暗多歧的仕途中，有过一段彷徨的日子，但是他没有在黑暗中迷失自己。在陶渊明的诗中，我们可以体悟到，他以知命的委顺，泯没了悲苦；他以知止的固执，超越了迷途；他以闪烁着智慧的灯火，照亮了他的四周，终于找到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息之所。于是陶渊明欣然地从他周围的事物中，看到了种种可赏爱的人生妙趣，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之际，悠然吟出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诗句。
这首诗中的两句“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写得真是美，而且“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更是非常使人感动。
三、中学时代
我在笃志小学只读了五年级一年，第二年我家附近的教育部街新成立一所中学，叫市立第二女中，各年级都招，而且也招同等学力的，隔壁邻居家的女孩要去考，我也跟着去了。结果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初中。那时父亲工作的航空公司办事处设在上海，所以他常年不在家。但父亲要求我每两周都要用文言文给他写一封信，到初中二年暑假“七七”事变这一两年期间一直坚持，这使我的文言写作有了更多的练习。直到抗战爆发，父亲去了后方，才中断了书信联系。
我喜欢读诗、写诗主要都是受了伯父的影响和培养，在我学习写文言文的同时，伯父就经常鼓励我试写一些绝句小诗。因为我从小就已习惯于背书和吟诵，所以诗歌的声律可以说对我并未造成任何困难。
常言说“少女情怀总是诗”，我虽是一个生长在深宅大院中，生活经验极为贫乏的少女，但从我的知识初开的目光来看，春秋之代序、草木之荣枯，种种景象都可以带给我一种感发和触动，于是我家窗前的秋竹、阶下的紫菊、花梢的粉蝶、墙角的吟蛩，一一都被我写入了我幼稚的诗篇：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秋蝶》）
不竞繁华日，秋深放最迟。群芳凋落尽，独有傲霜枝。（《咏菊》）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咏莲》）
1935年我考上初中以后，作为奖励，母亲给我买了一套开明版的《词学小丛书》，还买了一套所谓“洁本”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我当时最喜欢读的是《红楼梦》，对大观园中诸姐妹吟诗填词的故事极感兴趣。《词学小丛书》中所收录的作者与作品很多，其中影响我最大的有两种著作，一个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个是纳兰性德的《饮水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使我对词的评赏有了初步的领悟；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使我对词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虽然伯父和父亲很早就教我诵读唐诗，我早在考入初中以前，就学着试写一些短小的绝句，但是伯父和父亲却从来没有教过我读词和填词。我自己也曾经读过一些五代和两宋词人的作品，可是从来没有我自己也要写词的念头。当我读了纳兰性德的这本《饮水词》，从开篇第一首《忆江南》：“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开始，我立刻就被这位词人的作品吸引住了。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对词的优劣做出任何品评，只是觉得这位词人的作品似乎比我以前读过的那些五代两宋的词更为清新自然，使我感到更容易接近。于是我一口气就把《饮水词》读完了。我那时记忆力很强，《饮水词》中的一些小令，几乎可以过目成诵，于是那天然的口吻和流利的声调，就引得我跃跃欲试，这些小令的声律与诗又大体差不多，所以在吟诗之余，我也就无师自通地填写起小词来了。当然还有伯父的鼓励，更增加了我填词的一份兴趣。我早年所写的一些小令，确实是受到过《饮水词》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我进入大学的时代。
初中毕业 1941年高中毕业前摄于北京
我向来不喜欢早睡觉，有时当然是为了学习和写功课，有时也看一些小说等闲书。闲书看得很杂，像“四大名著”、《七侠五义》、《小五义》我都看，还有《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母亲有时睡了，一觉醒来看我还亮着灯，就说：黑更半夜都两点了还不睡觉。我家原来也是点油灯，那油灯是一个金属的底座，上面是一个玻璃罩子，这种油灯点着以后有时会冒烟，时间一长灯罩就熏黑了，需要常常擦。我们就用一个木头棒子，头上绑上棉花，在玻璃罩子里面东转西转，把它擦干净。后来家里装了电灯，就方便多了。反正不管是电灯还是油灯，听到母亲叫我睡觉，我就熄了灯，拿个手电筒躲到被窝里接着看。
初中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我初二国文的纪清漪老师。那是1936年，当时她是相当左倾、革命的。上课的时候，她讲抗日，讲革命，真是慷慨激昂。日本军队一进城，她就不见了。大约1996年前后，在北京女二中校友会上，我的一个校友告诉我纪老师还健在，我们就一起去看望了她，已经九十多岁的人了，还是那么有精神。虽然腿脚行动不方便，但头脑还很清楚，说话还是那么响亮。
初中二年级时还有一位教英文的姜老师非常好，我的英文如果一直是他教，肯定比现在好。因为他教英文要求我们一定要背，还不只是背，一定要我们用英文写作文。考试也是一样，也要写英文作文。可惜姜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人占了北平，取消了英文，改学日文。因为对日本的抵触情绪，我们根本就不愿意学，当然也就不好好学。教日文的老师是从东北请来的，教了一个学期以后，老师要接着往下教，可是我们都说前边的还不会，只好从头来，总而言之，日文根本就没好好学。后来恢复了英文，每周也只有两节课，换了一个年轻的老师，上课时说说笑笑，不大认真，所以我的英文基础就没有打好。
进入高中一年级后，有一位名叫锺一峰的老教师来教我们的国文课，他有时也鼓励学生们学写文言文，我把过去给父亲写文言信时所受到的一些训练，用在了课堂的写作之中。当时我不仅喜爱诵读唐宋诸家的一些古文，同时也还喜爱诵读六朝时的一些骈赋，我在课堂上还试写过一篇《秋柳赋》，得到了老师很高的赞赏。
高中二三年级的国文老师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叫王鸿逵。他上课的时候很害羞，也不敢看同学。因为我国文好，所以对我印象颇深。前几年我到台北讲学，报纸上发了消息，一天突然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爷爷是我的老师，想要见见我。就是这位王鸿逵老师。后来我就去拜访了他，是台大教授林玫仪夫妇陪着一起去的，还录了像。
高三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准备上大学国文系，西单牌楼附近成立了一个国学班，讲《诗经》、《书经》、《易经》和《左传》。我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就去国学班学习。记得教《诗经》的是一位姓邹的老先生，我曾把平日写的一些诗拿给他看，那时年轻人写诗的已经不多了，他看了我的诗很高兴，在批语中曾经称赞我说“诗有天才，故皆神韵”。
其实，我高中遇到的最好的老师还不是语文老师，而是数学老师萧佩荪先生。他讲的大代数、解析几何，真是清楚，我非常喜欢，也下了不少工夫。常常做习题到很晚，数学成绩也很好。可以说，高中阶段，我的精力都放在数学上了。因为我从小国文底子很好，所以中学国文课对我影响不大，中学时代我收获最大的其实是数学。当然现在我已把那些数学公式全忘光了，不过，我相信学数学时所习用的那些推理和思辨的方式，对我也仍是有影响的。
四、关于我早年写的作品
一个人在少年阶段，对自然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形成，对一切知识充满了新鲜的感觉。等你年龄大了，一切都司空见惯了，看到四季的更替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可是当你第一次注意到花开花落就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所以我小时写的诗都是我家院子里的一些事物。中国的传统都说，诗是见灵性的。从小孩子脱口而出的诗句，就大概可以看到他的性格，看到他一生的遭遇和命运。古人传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人出题对对子：“风吹马尾千条线”，有人就对“雨打羊毛一片毡”，对得平仄一点也不错，很工整，但“雨打羊毛一片毡”就是那种很凄凉的样子，飞不起来；然而另外就有人对“日照龙鳞万点金”，这气象就不同了。《世说新语》里记载，有一次女诗人谢道韫家里聚会，外边正在下雪，有人问他们兄弟姐妹“大雪飘飘何所似？你们作一句诗来形容一下”。谢道韫的一个兄弟说“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大家都称赞她，所以后来称女子有才就说有“咏絮”之才。其实我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雪，那种霰雪介乎雨雪之间像小冰粒的雪可称撒盐，而大片的鹅毛大雪可称柳絮。
虽然我从小是关在家里长大的，很少走出家门，但从初中就经历了抗战的乱离，父亲离开了家到后方工作。五岁时祖父去世我也是记得的。尤其是我母亲的去世，给我的打击更大，因此我对死生离别有很深的印象，很早就认识到人生的盛衰、生死、聚散的无常。当然每一个人的感触、认识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回过头看我小时写的诗，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对人世空观的认识。当然也不能说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空观，那时我既没有学过道家的哲学，也没有学过佛家的哲学。但因为我很小就对人的死生无常有了认识，所以我对身外之物的得失都不大在乎。有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人太马虎，什么都不懂，我想这可能是我的天性如此吧。
我的诗集里第一首诗是《秋蝶》，祖父去世后，伯父母搬进了北房，就在北房前开了一个小花池子，种了很多的花，母亲在西厢房靠南墙边上也开了一个小花池子，也种了很多花草。当然有花开，就有蝴蝶飞来，我看到秋天的蝴蝶，就写了《秋蝶》：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那时我只有十五岁，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口写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几度惊飞欲起难”，因为秋天的蝴蝶快要僵死的时候已经飞不起来了；“晚风翻怯舞衣单”，蝴蝶的翅膀就是它的舞衣，在傍晚的寒风中更显得单寒；“三秋一觉庄生梦”，三秋就是深秋，不是庄子说他梦中变成蝴蝶了吗，所以深秋以后好像庄生的梦就醒了；“满地新霜月乍寒”，秋天是白露为霜，就是说一个生命的消失，一切归于空无。
二是我对于大自然，对于万物有一些同情，有一些关怀。顾随先生常常说，诗人要有一种关怀的心，还不只是对人世的关怀，也包括对自然的关怀。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竹子不仅挺拔而且冬天依然青翠不凋谢，中国人认为竹子是坚贞品节的象征。那时北方很少有竹子，可是我初中有个同学家里有竹子，她就给我挖了一段带着一个芽的竹笋，种在母亲的花池子里。其实竹子很容易生长，繁衍很快。一两年的时间，就滋生了很多，成了一大丛竹子。我们住的西厢房是三间，母亲住靠北的一间，我和大弟住在靠南的一间。母亲的花池子正在我的西窗下，所以我的诗里写了很多西窗的事。古人的诗里也总是写西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到了深秋，母亲种的花都零落了，只有我种的颜色青翠的竹子还是绿色的，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对窗前秋竹有感》：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记得年时花满庭”，记得年时就是当年春夏的时候，院子里开的都是花；“枝梢时见度流萤”，夏天我常常在院子里看星星，也看萤火虫，在花梢常常看见有很多萤火虫飞来飞去；“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现在花都落了，萤火虫也都没有了，我所写的还不是说你们都枯干了消失了，我种的竹子还很挺拔，值得骄傲。“忍”是“岂忍”、“不忍”之意，我是说“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你怎么能够忍心对着西风一个人这样青，要青就应该让大家一起青才对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并没有用什么心思造作，这些诗句就是很自然地自己跑出来的。
三是我对于荷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写过一首诗《咏莲》。我是六月初一的生日，家里的长辈认为，这正是荷花的生日，所以我的小名就叫荷，莲花是荷花的别名，所以我一向对于荷花、莲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虽然自从祖父去世后，我们院里的荷花缸里已经不再养荷花了，但是北海、后海、什刹海还到处是荷花。荷花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尔雅》里说荷花也叫芙蓉、菡萏。管它叫“莲”还是叫“荷”，不同诗歌的情境中可以用不同的名字。李商隐写嫦娥，有时也叫姮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用的是嫦娥，“姮娥捣药无时已，玉女投壶未肯休”用的是姮娥。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说她是嫦娥，什么时候说她是姮娥，与你这首诗前后的语言、文本以及这首诗的情境都有密切的关系。这当然是现在我这样讲，其实小时候作诗都是靠直觉。诗总是凭直觉写出来的比安排选择而写出来的更好，但是给学生讲课不能不讲这种选择，不能不用理性去分辨，其实最好的创作是没有理性的。我小时也没有人讲过修辞炼句，我自然就用了“莲”。为什么呢？因为莲给人一种联想，莲是与佛经有很多关联的，其实我也没有看很多佛经，这都是直觉。因为那时北京有很多庙，虽然我没有看过佛经，但我知道莲花与佛教有关，你如果到庙里去就会看到，佛像都是坐在莲花台上的。我还念过李商隐的一首诗：
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
“苦海迷途去未因”，佛教总是说人生是苦海，人生有各种生老病死的苦。人在苦海中迷失了自己，既不知道过去，也不知道未来，所以说“苦海迷途”。“去未因”中的去是过去，未是未来。你对于你的过去或者未来其实不知道，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到现在，自然科学家一直都在探索宇宙生成的起因，宇宙是从哪里来？宇宙、星辰、大自然的运行如此之有规律，人类、万物都是从哪里来？人死后如何？都是大家追寻、大家要求解答的问题。宗教尝试给人一些解答，有人觉得可信，有人觉得不可信，所以说“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西方的佛教东传，那么这种佛法东传又经过多少年多少变化了。佛经上说“微尘”是微尘的世界，世界上的劫变。人类的世界如此，你个人的生死也是如此，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劫变，所以说“几微尘”。“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人类已经有了这么长久的历史，如果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都是想要追求一种和平美好的生活，那世界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看当今世界上，科学也很发达，物质享受也越来越高级，可人类并没有完全幸福安乐。特别是美国“九一一”变故之后，战争的危机到处埋藏着，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所以我就常常想，什么时候人类能有一个真正的觉悟，就像李商隐诗里说的“何当百亿莲花上”。莲花在佛教里是清净、美好的，他说什么时候大地都变成一片莲花的世界，这“百亿莲花”还不说，而且“一一莲花见佛身”。每一朵莲花上都坐着一个佛，都是一个菩萨。什么时候能真正有这样一个祥和的世界，这是李商隐的诗。
我这个人很奇妙，我读《论语》记了一些人家都不记的句子，“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我读李商隐的诗，也不知为什么，就把上面这首诗这些句子都记下来了。那时我也很小，并不懂得多少高深的道理，只是本能地记住了。我自己的小名叫荷，荷就是莲，所以我就写了这首《咏莲》的诗：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李商隐说“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什么时候世上到处都是莲花，都是清净、美好、芬芳的世界。而我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把他给否了。
“植本出蓬瀛”是说莲本是从蓬莱海上瀛洲的仙山长出来的。“淤泥不染清”，莲出淤泥而不染，虽然是从淤泥中生长，不管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但它清净的本色没有改变。“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我并没有佛教的信仰，我家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小时候家里就是叫我们读孔子的书，好好做人就是了。孔子是一个智慧的人，孔子是讲人世间的伦理道德修养。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鬼神之事，孔子也没有否定说没有，但你又不能证明，所以孔子就不说。只是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也没有否定，孔子只讲人间。佛教是说人通过修行可以成佛，李商隐说“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而我说“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世人是不是能成佛，佛是不是有，是不可知的。既然佛都是不可知的，佛还要来度化众生，众生真的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度化，所以我说“何以度苍生”。既然如来都是虚幻的，怎么样才能真的度脱众生于苦海呢？我也不知道小时为什么这样说，那时我也不一定有这么复杂的思想，当时北平正沦陷于日寇统治时期，到处充满着悲痛和苦难，我想我是身处在那个环境之中，完全是出于本能写出来的。
当年母亲在花圃里还种过许多菊花，有大朵的，也有小朵的。菊花比别的花凋落得晚一点，我常常观看这些菊花，还写下一首《咏菊》：
不竞繁华日，秋深放最迟。群芳凋落尽，独有傲霜枝。
“不竞繁华日”，菊花开得比别的花晚，当万紫千红的时候它不跟人家争；“秋深放最迟”，春天桃李盛开之时它不开，即使到了深秋时也是开得最晚；“群芳凋落尽”，当所有的芬芳都凋落时，“独有傲霜枝”，菊花才显出可以经霜耐寒的特性。
这些都是小时写的，大都是以我家院子里的景物为素材写下来的。等到长大了，走出了我家的院子，看了很多外边的事情，开始写了一些有人事内容的诗。
我平生的第一个打击就是母亲去世，我写了《哭母诗》八首，这些诗在前面有记载。抗战时期父亲在后方多年没有消息，直到母亲逝世后才接到父亲的一封来信，我写了一首《咏怀》诗：
高树战西风，秋雨檐前滴。蟋蟀鸣空庭，夜阑犹唧唧。空室阒无人，萱帷何寂寂。自母弃养去，忽忽春秋易。出户如有遗，入室如有觅。斜月照西窗，景物非畴昔。空床竹影多，更深翻历历。稚弟年尚幼，谁为理衣食。我不善家事，尘生屋四壁。昨夜雁南飞，老父天涯隔。前日书再来，开函泪沾臆。上书母氏讳，下祝一家吉。岂知同床人，已以土为宅。他日纵归来，凄凉非旧迹。古称蜀道难，父今头应白。谁怜半百人，六载常作客。我枉为人子，承欢惭绕膝。每欲凌虚飞，恨少鲲鹏翼。苍茫一四顾，遍地皆荆棘。夜夜梦江南，魂迷关塞黑。
我觉得早年写的诗那真是真挚，就是自然的感发。我考上初中那年，母亲给我买了一套开明书店出的《词学小丛书》，很厚的两本，南宋那些艰深晦涩的词我根本不懂，不会欣赏。我喜欢纳兰性德的词，纳兰性德很年轻就死了，所以他的作品写作时也很年轻，他写的词很容易懂。我就开始写一些小令，因为会作诗的人写词也不难。后来在我的生活中很多事件发生了，我也常常填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我还填过一首《浣溪沙》：
屋脊模糊一角黄，晚晴天气爱斜阳，低飞紫燕入雕梁。翠袖单寒人倚竹，碧天沉静月窥墙，此时心绪最茫茫。
因为我住在西屋，常常看见落日的余晖照在东屋的屋脊上。有一次在夏秋之间，下了一场雨，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了，我就写下了这首词。“屋脊模糊一角黄”是说黄昏时分，东屋屋脊上有一片落日的余晖。“晚晴天气爱斜阳”，傍晚雨后斜阳的光影很美丽。站在这样美丽的光影下，我看见“低飞紫燕入雕梁”，黄昏时也是燕子归巢的时候，燕子飞得很低，当然我家只有屋檐并没有雕梁，我是为了押韵这样写的。“翠袖单寒人倚竹”，我家的西屋门外就是我种的竹子，这是写实。杜甫说“日暮倚修竹”，因为有杜甫的诗作为文化背景，当然就有一种品格的象喻。“碧天沉静月窥墙”，雨过天晴，一片碧蓝的天空，非常地安静，月亮刚刚从东屋的屋脊升上来，照在我家西南的院墙上。面对此情此景，很难说出是一种什么感情，所以我说“此时心绪最茫茫”。有的心情你可以说出来，比如我给母亲送殡回来“愁苦最怜坟上月，惟照世人离别”这种感情比较具体。但有时的心情很难说，很难具体地说出是欢喜还是悲哀，是快乐还是忧愁。
这是我在没上大学前写的，当时写的诗都是很直感的，比较单纯。可是上了大学以后，受了有关诗词的教育以后，知道了诗词里的喻托，一些知识跑到头脑里，对诗词的境界有了反省，修辞方面虽有了进步，却再也写不出像小时候只是凭自己的直觉，那么单纯的小诗了。
第三章　恩师顾随
一、辅仁大学
“七七”事变后，父亲随国民政府从上海迁转后方，当我从高中毕业时，父亲与家中断绝音信已将近四年之久，北平的几所国立大学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虽然我在高中读书时成绩很好，而且文理科平均发展，每年都获得第一名的奖状，但在报考大学时，却费了一番考虑。因为当时我不能决定是报考北京大学的医学系，还是报考辅仁大学的国文系。报考医学系是从实用方面着想，报考国文系则是从兴趣方面着想。最后报了辅仁大学国文系是由于两点原因：一是由于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不受当时日军及敌伪的控制，一批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有风骨的教师都在辅仁大学任教，这对我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二是由于辅仁大学的招考及放榜在先，而北京大学的招考和放榜在后，我既然已经考上了辅大的国文系，所以就根本没有再报考北大的医学系，这就决定了我今后要一直行走在诗词道路上的终生命运。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曾经历过不少挫折和苦难，但一生能与诗词为伍，始终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和乐趣。
1941年秋天开始了我在辅仁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活。辅仁大学的校长是陈垣先生，文学院长是沈兼士先生，国文系主任是余嘉锡先生。陈垣先生这位著名的学者聘请了多位有民族气节的专家学者来教育学子，而学生也多是不愿意上被日本人控制的公立学校的。在当时的环境中，辅仁大学有着特殊的地位。余嘉锡先生是一位有名的国学家，他是搞目录学的，写过《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余先生是很传统的，非常严肃，也很有意思。他留着白胡子，绝对不苟言笑，讲课时是正襟危坐。写黑板时，站起来转过身去方方正正地如松而立，在黑板上写上规规矩矩的行草，四个字一行，四个字一行，绝不乱写，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他是湖南人，口音很重，一开始我都听不懂。他说“读书”，我听见的是“读须”。还有几位老师学问也很好，例如教我们经学史的刘盼遂先生，教我们声韵学的陆颖明先生，教我们小说史的孙楷第先生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还有一位教我们戏曲史的赵万里先生，是王国维的学生。他是浙江人，口音也很重，我听了很久才听懂他的话。而顾随先生则是辅仁大学国文系中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之一。
1945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辅仁大学坐落在北京什刹海地区。什刹海是由西海、后海、前海三个湖泊组成，是个自西北向东南的狭长水面。元代称积水潭，也叫海子。这三个湖泊也称后三海，与前三海北海、中海、南海相连组成北京内城庞大的水系。什刹海自古就是北京的一串明珠，历代高僧在这里修寺建庙，王公大臣在岸边筑府造园，各界名人也纷纷迁居湖畔，这里渐渐地成为京城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方。
辅仁大学是一所天主教的学校，男女分校，男生的校舍是个新盖的西式大楼，叫穆尔菲楼，位于定阜大街上。定阜大街向东走，过一条马路，有一个浅浅的小沟，沟中并没有水，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石桥，从这个石桥走过去有一个大门，女院就在这个大门里边，也就是恭王府。恭王府东依前海，北靠后海。恭王府的恭王，是道光的儿子，咸丰的兄弟，封恭亲王，名字叫奕訢。民国年间，恭亲王的后代将恭王府和花园卖给了辅仁大学。我这个人跟古典诗词结缘，当然是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出生在一个旧家庭，在一个古老的四合院里长大，大学又跑到恭王府里来念书，受这些旧的环境薰染太深了。
那个时候一进辅大女校门是个非常大的广场，靠门口的一边拦出来一部分做存车处。我上大学的第一年是搭乘电车上学。一年后，因我得了全班第一的奖学金，就买了一辆飞利浦牌的女式自行车，此后就骑车上学了。存车处的那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是我们的操场。对着这个广场的，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门，这个才是恭王府的门。我现在记不大清楚它是有几层门，但是绝对有一个正门，是一个大红门，两边还有两个石头的狮子。它至少有三层院落，院落西侧有一条通道，一直通过去，那旁边就是连在一起的一道长长的墙，隔墙都是四四方方的院子，我们就在那些个小院子的厢房里边上课。我们上课的那个小院子，我还记得墙角上种着柳树。每当暮春的季节，柳絮飘飞的时候，我们的教室门窗是敞开的，一阵风来就把柳絮吹到我们教室里面来，那些柳絮就在黑板前边被风吹得转来转去，就像《红楼梦》里林黛玉写的《柳絮词》那样的“一团团逐队成毬”。
除了这些小院子，另外有一个比较大的院子，有一个坐北朝南的大厅，这个大厅的门上悬着一大块横匾，横匾上有三个大字——“多福轩”，当时被用做女院的图书馆。一进多福轩的大门，对面有一个长台，是图书馆借书的服务台，台后边有几扇屏风，屏风后面是书架，我们就在这里办理借书的手续。大厅里边四面墙上，挂着一块一块写有“福寿”字样的匾额，底下写的名字都是奕訢，可能是他的书法，当时还在那里。前些年我回北京时到母校去参观，看见这里改成了自修室，里面摆着一个一个的小桌子，上面放着绿色的台灯。那些写着“福寿”的匾额已经不见了。图书馆前面的庭院里有一架非常古老的紫藤，枝干很粗大，每年开紫红色的藤萝花，暮春的时候，满架都是紫藤花，很是繁茂。我去的时候看见紫藤依然还在。
西边还有一条甬道，路边有一个小门，走进这个小门，就会看见一个非常幽静的小院子，满院都是竹子，而且是那种很秀气的竹子。这个小院子的一边都是回廊，小院子的小门上有四个字，题的是“天香庭院”。当时就有人说这里就是潇湘馆。
顺着这条西边的甬道一直往里走，在这条甬道的尽头，有一个坐北朝南的长条的院子，东西各有两层楼房，楼下也都有矮矮的栏杆，靠东边的这个楼上面挂着一块匾，写的是“瞻霁楼”，这就是女生宿舍。在“瞻霁楼”的前面，据我的记忆，有一棵很高大的树，我不记得那是什么树了，这个树上缠绕的是凌霄花，凌霄花自己没有枝干，都是爬藤，爬到这个高高的树干上去，开满了那种杏黄色的花朵。因为我家在北京，所以没有资格住宿舍。可是等到放暑假了，有些外地同学回家了，就有床铺空下来了，那些没有走的女同学，就把我们住在北京的同学都约去凑个热闹，住到宿舍里去。有时候大家就跑出来在校园中游逛，特别是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就弄点酒，到有花有竹子的地方，找个石头凳子去饮酒，这个情景也有一首词记录下来，用的是《破阵子》这个词牌，小序写的是：“五月十五日与在昭学姊夜话，时将近毕业之期。”这个叫刘在昭的女同学，原是我中学的同学，一同考进了辅仁大学国文系，我家住察院胡同，她家住邱祖胡同，都在西单牌楼附近，我们一直感情很好。我们聚会在阴历五月十五，从十五到十九，四天以后写了这首词：
记向深宵夜话，长空皓月晶莹。树杪斜飞萤数点，水底时闻蛙数声。尘心入夜明。对酒已拚沉醉，看花直到飘零。便欲乘舟飘大海，肯为浮名误此生。知君同此情。
“记向深宵夜话”，记得五月十五那天的夜晚我们在谈话。“长空皓月晶莹”，天上的一轮明月，五月十五的月亮正圆。“树杪斜飞萤数点，水底时闻蛙数声”，那时夏天北京有很多萤火虫，树梢上有几个萤火虫飞过，而在水塘里边，常听到青蛙在叫。“尘心入夜明”，“尘”是尘土的尘，白天那么喧哗，人们有那么多烦恼，但晚上你觉得心是安静的。所以说“记向深宵夜话，长空皓月晶莹。树杪斜飞萤数点，水底时闻蛙数声。尘心入夜明”。
“对酒已拚沉醉，看花直到飘零”，其实我不会喝酒，但是当时我们还带了瓶酒，大家一起凑热闹，我豁出去了。“看花直到飘零”，已经是夏日了，花都落了，所以说“看花直到飘零”——欧阳修的词“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若是看花，我就要把它真正地看够了，我要彻头彻尾地一直看到它落。尽管它落了，我从头到尾看过它了，也不辜负这一生了。所以人生对酒就应该拚却沉醉，看花就应该从头看到尾——“直到飘零”。“便欲乘舟飘大海，肯为浮名误此生”，我说我想要坐着船漂流，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以后要出国，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一个人不要那么拘束自己。人生你总要有一个开展，所以我说“便欲乘舟飘大海”，“肯为浮名”这里的“肯”字，是“岂肯”、“不肯”的意思，我们怎么肯为这世俗的名利误此一生，你应该好好活一辈子。“知君同此情”是说我知道你跟我有着同样的这种感情，同样的这种感觉。
我们女院从西边前门出来就是定阜大街，通向辅仁大学男院，如果从另外一个后门向东边拐过去，就是后海。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就住在辅仁大学东边南官坊口，离前海不远。所以我跟同学们下课以后可以散步到后海，有时也到我的老师的家里。那时什刹海还有很多芦苇，我离开了北京以后常常做梦，有时梦见我跟刘在昭同学下课后一同去拜望我的老师。有一次梦到我们出了女院后门走到什刹海附近时，看到里边长满了很高的芦苇，我和刘在昭怎么也无法从这片苇丛中走出去，这条路总是不通的，然后就突然惊醒，怅然好久。这样的梦，我做过不止一次，我曾经写过“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的诗句。有时候还梦见我做学生在听课，有时候也梦见我当老师在讲课，我的诗词稿里边还有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不是有心要写作的，是在我到台湾经历了“白色恐怖”的种种患难以后，有一次在梦中见到黑板上写的一副联语，梦见我在给学生上课讲这副联语，联语写的是：
室迩人遐，杨柳多情偏怨别。
雨馀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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