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后不久，顾先生曾给我写了一封信来，说：“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顾先生对我的过高的期望，虽然使我甚为惶恐惭愧，但顾先生的鞭策，也给了我不少追求向上之路的鼓励。
六、整理出版《顾随文集》
1974年我回来时，没有惊动太多的同学朋友，只是跟我最亲近的、比较要好的同学联系了，从她们那里，我知道了顾先生早在1960年就去世了。那时，顾先生的著述作品一本也没有正式出版，除了自己的创作，别的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而且这些创作也不是出版社出版的，是顾先生在世时自己用中国传统的纸印刷装订成册的。我觉得应该搜集整理老师的文稿。
1977年我再次回国时，“文革”已经过去，国内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一些，从那时我就发愿，一定要竭尽全力，与各位同门好友一同搜集整理顾先生的作品。我找到了当年我最要好的同学刘在昭，刘在昭帮我联络了一些辅仁的老同学。因为当年我的伯父喜欢藏书，而且喜欢收藏一些藏书家收藏的古书，所以我们中文系的老师也常常来我家看书，很多同学也都认识我家，所以我们第一次聚会就在我们察院胡同的老家。这次见面我们就商量了搜集整理顾先生遗作的事情。
这次回国时我还参观了母校。因为解放后国内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辅仁大学合并到北师大，我就参观了北师大。接待我的是我同班的同学郭预衡，当时他是北师大中文系系主任。他毕业以后又念了一个研究所学位，后来就留校教书了。我问他辅仁大学有没有顾先生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查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找到。回到我老家后，我女儿小慧还跟我弟弟说，我妈真是麻烦人，这么多年了，还让人家找这找那的。我弟弟在一旁就说话了：小慧你不知道你妈妈跟她老师之间的那一份师生的情意，这对她有多重要！真是，我今天之所以终身走上诗词的道路，是跟我老师的引导分不开的！
顾随《送嘉莹南下》手稿
顾随致叶嘉莹信，信中说道：“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
1979年我回南开大学教书后，才知道顾先生有一段时间曾在河北大学教过书。南开大学中文系王双启先生是顾先生在河北大学的学生，算是跟我同门。我跟王双启先生说我要帮顾先生整理遗作。王双启先生告诉我，从前顾先生在河北大学教书时，有个辅仁的同学高熙曾也在河北大学教书，顾先生的女儿顾之京也在河北大学，顾先生去世以后，他们就开始整理顾先生的遗作，而且已经整理出来一部分。高熙曾当时已经生病住院，我们去看了他。可是这时高熙曾已经不会说话了，据说有一些顾先生的稿子交给天津百花出版社了。当我们找到百花出版社，百花出版社说已经还给高先生了，结果什么也没找到。王双启先生还是很热心，他说记得天津的老报纸上登过顾先生的《稼轩词说》、《东坡词说》，我们去找找看。他带我去市图书馆去找那些旧报纸。当时我没有每天去图书馆，是王双启先生亲自把《稼轩词说》、《东坡词说》抄下来的。
我又联系上了顾先生的女儿顾之京，她来天津看我。当时我住在天津饭店，一个房间有两张床，顾之京就和我住在一起。我告诉她我有很多本顾先生讲课的笔记，她说那你带回来，我来整理好了。我把保存在身边几十年的当年听老师讲课的八本笔记带回来交给顾之京，经她摘录、整理，辑成七万余字的《驼庵诗话》。后来我又联系上了北京所有的同学，一次聚会的时候，我请大家帮忙找顾先生的作品，搜集起来，最后由顾之京总承其事。我写了《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记述了这一次的聚会，其中有一首写的是：
归来一事有深悲，重谒吾师此愿违。手迹珍藏蒙割赠，中郎有女胜须眉。
后二句指的是在一次聚会中，顾之蕙与顾之京姐妹曾把手中所保存的先生一封亲笔信送给了我。
1984年，四十余万字的《顾随文集》编订完成，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顾随文集》。从1948年我辞别顾先生南下，时隔近四十年，此书终于出版。而且，自那时起，我就和之京师妹约定：我所带回来的听老师讲课的笔记，凡经她整理并在国内出版的，一切版权和版税都归她所有，这或许也算是我对顾先生深厚师恩的一点回报吧。
第四章　长路漫漫
一、初为人师
194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我在北平开始了教学生涯。刚毕业的时候，辅仁大学分配我到佑贞女中去教书。佑贞女中在西什库教堂附近，是一所天主教学校。我天天骑车去上课。当时一般的老师只教两个班，十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一开始我只教一个班，学生们对我都很好。有一天我的自行车坏了，佑贞女中门口没有公共汽车站，要走出来。下课以后，这些女孩子就非要跟我一起走出来。刚出校门就碰上一个教地理的女老师，我还记得她姓樊。樊老师跟我说，我已经到学校了，你先骑我的车走吧。她把车给了我，我接过车就要骑上走，那些女孩子就是不肯让我上车，一直要跟着我一起走。我常常想起这些，很是感动。
大概因为我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使得听我讲课的学生也产生了对国文课的热爱。于是陆续有人邀请我去兼课。不久就有一位在私立华光女中任校董的父执辈的友人邀我去华光女中兼职教学。还有一位我的学生家长在志成中学担任校务工作，他们找不到教国文的合适的老师，听学生说我教得好，就请我去教。他们学校分男校、女校，我教女校的高一国文。男校高二有一班的学生程度很好但很调皮，他们对不满意的老师就在课堂上故意给老师难堪，赶走了两个教国文的男老师，没人敢教他们。我在女校这边教得很好，学校就请我去教，就这样我的课越来越多。最后不得已在另请人批改作文的情况下，我竟然同时教了佑贞女中、志成女中、华光女中三个中学五个班的国文，每周三十个小时。因为我和同学们对国文课的共同热爱，使得我对如此沉重的工作量居然丝毫没有感到辛苦。那时中学的国文课每周都有一定的进度，有些规模较大的中学，同年度的班级较多，所以有时要举行同年级的联合考试。我在讲课的时候，除了培养学生的兴趣以外，对知识方面的讲解也特别认真不敢掉以轻心。这样当然也使我自己获得了不少教学相长之益，而我任教的几个班级在联合考试中也一直名列前茅。
那时我刚毕业，只有二十岁，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我穿得很朴素，就是一件阴丹士林布的长衫，因为当时的北平，无论是女老师还是女学生，往往在冬天的棉衣外都穿一件蓝色阴丹士林的长衫，所以我的衣着看起来跟学生没有多大差别。有个学生四十年后在台湾相遇，告诉我说，我来教他们时，开始他们还以为我是女校的学生呢！这个班的学生程度非常好，有些人的书法也写得很好。
1948年春天我将赴南方结婚，临走的时候，那些女生就跑到我家来哭，送给我她们绣的手帕，全班还照了合影纪念。男校的学生下了课就拉着我的车跟着我走，把他们自己写的字幅送给我留作纪念。当年的一个男生后来也到了台湾，我还记得他的国文程度非常好，过了几十年，大约是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他通过报社找到我，跟我通信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希望我下次到台湾跟他见个面。后来我到台湾就给他打电话联系，是他太太接的电话，问我是谁，我就说我是他四十年前的老师。一次聚会的时候，他还骄傲地跟别人说，你们认识叶先生是什么时候？我认识她时她还没有结婚呢！我回到大陆以后，有些我当年教过的学生，见到报纸上关于我的报道，也都纷纷与我联系，还到天津来看我。近来有些旧日的女学生，身体衰弱，她们也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不能再来天津看我，还常给我打电话问候，使我非常感动。
1948年南下结婚前与北京志成中学学生合影，第二排左六为叶嘉莹
二、南下结婚
我这个人是比较古板的，很保守，从旧家庭长大，我确实没有谈过恋爱。上辅仁大学的时候，男女分校。虽然有时合班上课，不要说男生，就是女生我也很少跟她们说话，有些男孩子给我写过信，我从来也没有回答过。我先生的妹妹跟我是同学，同级不同班。我初中的英文老师是我先生的堂姐，因为我书念得好，所以她特别喜欢我，大概就是她把我介绍给了我先生赵钟荪，但是这位老师并没有告诉我。那时过年的时候，学生常常去给老师拜年，可是没听说老师给学生拜年的。而有一年，这个老师突然跑到我家来拜年，我还挺奇怪。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有意来我家的。抗战时期我先生曾去过后方，胜利以后回到北平，还没有结婚。就是这时，我先生的堂姐向他提到我这么一个人，那时他在秦皇岛工作，他有一个同事是我的大学女同学侯英的男朋友，于是他就托侯英将他介绍给我。侯英打电话约我去她家，恰巧侯英的父亲去世了，我想人家有不幸，我应该去安慰一下，就去了她家。在侯英家，我见到了我先生赵钟荪。他一见我就说，我是你老师的弟弟。既然是老师的弟弟，我自然就得客气一些，不会像对其他男生那样，理都不理人家。恰巧那时我家的南房空了出来，我弟弟都长大了，就在那里弄了一个乒乓球台子，常常有同学来打球，赵钟荪有个同学的弟弟跟我弟弟是同学，他也就借机常常来，我们就慢慢熟悉了。后来他也几次跟我提过婚姻的事，我都没有答应他。
1948年结婚照
我们认识差不多两年时，赵钟荪丢掉了秦皇岛的工作，又失业了，还得了病。失业的原因至今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姐夫在国民党海军工作，就在南京的海军给他谋了个职。他就提出要跟我订婚，我如果不答应，他就不走。我当时心肠就软了，我以为他可能是因为常请假到北平来看我才失去工作，见他又失业又生病，好不容易谋到个职业，别耽误了，就答应了他。不久，我父亲从上海回来度假见了他，内心并不满意，说他学无专长。但是我家不论是伯父还是父亲都比较开明，既然我答应了他，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
赵钟荪在南京安定下来后，就写信要我南下去结婚。1948年我离开北平，去上海结婚。我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家里也没有给什么陪嫁，因为我已经教了几年书了，手里有一些钱，就连赵钟荪当时去南京的路费也是我出的。因为我父亲在航空公司工作，所以我是坐飞机去的，也因为觉得很快就会回来，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书都没有带。但是我老师顾先生课堂上的几大本笔记，我是随身带着的。
1948年3月29日青年节，我在上海结婚，这一天是黄花岗烈士纪念日。我父亲和我外公原来都在上海工作，但当时父亲正在北平休假，外公也已经退休，所以没有举行什么婚礼仪式，只是赵钟荪的姐姐邀请吃了一顿饭，并且照了几张结婚照。我到上海后是暂住在赵钟荪一个堂弟赵荃荪夫妇家中。因为当时国民党海军在南京，所以结婚后我跟我先生就一起去了南京。他的姐姐临时给我们租了一间大房子，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我们就借了一张大床，买了一个红泥的小火炉子，开始了婚后的生活。我离开北平的时候，我的堂兄还在北平，可是这时他也到了南京，没有地方住，就跑来找我。我们就在屋里拉了一个布幔，让我堂兄他们夫妇住在了另一边。不久我就找到了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叫圣三中学，是一所天主教学校。
那时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东北，南京政府已经开始紧张，币制混乱，一日数变。起初是法币贬值，贬到不足制造这张纸币本身的费用。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又开始发行金圆券，本来最高限制是二十亿，结果是十个月发行了六百万亿。我们租房子都不说一个月多少钱，而是说一个月是几袋米或者是几袋面。因为这个月说一百，下个月连五十都不值了。我出去买炒菜的油，要排很长的队，如果排在后边，肯定是买不到的。南京有个太平商场，到了紧急的时候全都是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商人都不肯卖货，把货都存起来了。因为一双鞋子今天卖五元，明天就卖十元。只有银元才能保值。那时南京的白下路两边都是卖银元的，分别有大头和小头。大头是袁世凯的头像，小头是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价格不同。我和赵钟荪每个月拿到薪水后，就赶快到白下路去买银元存起来，买银元的时候要先把银元叮叮当当地敲敲，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可以吹它一吹，再放在耳边听听有没有回声，可以帮助判断银元的真假。到需要用钱的时候再一块一块地去卖。我结婚时，父亲在北平休假并不在上海。休假满期后他又回到上海工作了，因为我母亲老早就去世了，生活上一直没有人照顾他，我有时就去上海看望他。我父亲真的不会料理生活，也不会理财。我每次去看他，他很多的脏衣服、脏手帕都没有洗，我就给他洗干净。我拉开他的抽屉一看，他所有的钱票子都在那里，他根本不管，不换也不存，都成了一堆废纸。这就是当年南京和上海的生活。
关于我在南京这一段日子的生活，我曾写过一套《越调斗鹌鹑》的曲子，反映了当时币制改革后国民政府迁台前，百物腾贵，老百姓争换银元，民不聊生的景象：
一九四八年旅居南京亲友时有书来问以近况谱此寄之
高柳蝉嘶。新荷艳逞。苔印横阶。槐阴满庭。光阴是兔走乌飞。生涯似飘蓬断梗。未清明辞别了燕京。过端阳羁留在秣陵。哪里也塞北风沙。早则是江南梦醒。
【紫花儿序】一般凄冷。淮水波明。蓟树云凝。风尘南北，哀乐零星。人生。说法向何方觉有情。把往事从头记省。恰便似梦去难留。花落无声。
【小桃红】有多少故人书至尚关情。惭愧我生计无佳胜。休猜做口脂眉黛打扮得时妆靓。镇常是把门扃。听隔墙叫卖枇杷杏。赋长闲寂寞营生。新水土阴晴多病。哪里取踏青拾翠的旧心情。
【秃厮儿】更休问江南美景。谁曾见王气金陵。空馀下劫后长堤杨柳青。对落照，逞娉婷。轻盈。
【圣药王】争败赢。论废兴。可叹那六朝风物尽飘零。更谁把玉树新词唱后庭。胭脂冷旧井。剩年年锺山云黯旧英灵。更夜夜月明潮打石头城。
【麻郎儿】说什么秦淮酒醒。画舫箫声。但只见尘污不整。破败凋零。
【么篇】近新来更有人把银元业营。遍街头一片价音响丁丁。寻不见白石陂陶公故垒。空馀下朱雀桥花草虚名。
【东原乐】这壁厢高楼耸，那壁厢园菜青。错落高低恰正好相辉映。小巷内雨过泥泞不可行。好教人厮幸。休想做听流莺在柳堤花径。
【绵搭絮】俺也曾游访过禅林灵谷，拜谒了总理园陵。斜阳有恨，山色无情。白云霭霭，烟树冥冥。大古来人世凄凉少四星。山寺钟鸣蔓草青。更休赋饮恨吞声。向哪里护风云寻旧灵。
【么篇】乌衣巷曲折狭隘，夫子庙杂乱喧腾。故家何处，燕子飘零。霎时荣辱，旦夕阴晴。当日个六代繁华震耳名。都成了梦幻南柯转眼醒。现而今腐草无萤。休讥笑陈后主后庭花。可知道下场头须自省。
【拙鲁速】我家住在绒庄街，巷口有小桥横。点着盏洋油灯。强说是夜窗明。这几日黄梅雨晴。衣履上新霉绿生。清晓醒来时也没有卖花声。则听见刷啦啦马桶齐鸣。近黄昏有卖江米酒的用小碗儿分盛。炙糕担在门前将人立等。我买油酱则转过左边到南捕厅。
【尾声】索居寂寞无佳兴。休笑这言词儿芜杂不整。说什么花开时三春觅句柳丝长。可知我月明中一枕思乡梦魂冷。
三、渡海到台
这一时期的国共内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11月海军就要撤退了。因为局势很紧，就是海军的眷属也订不到票。我们是跟我先生的姐姐一块儿走的，因为他姐夫包遵彭在海军的政治部工作，地位比较高，弄到了“中兴轮”的统舱票，没有正式的位子，就是打地铺。他姐夫还不能马上跟我们一起走，就让我们跟他姐姐、带着他们的孩子还有姐姐的婆婆先走。
1948年11月我们从上海坐“中兴轮”先到了基隆，到基隆时天还没有亮，又换乘火车从基隆到左营。那时的台湾不像现在，高速公路、快车都有，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到了。那时只有一种慢车，从天没亮就上了车，一站一停整整开了一天，到左营已经黑更半夜十一点多了。左营当时还很荒凉，一天没有吃东西，我们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小店，一间竹子搭的棚子，里面卖台湾的炒米粉。一进去就看见墙上爬满了壁虎，我们也顾不上许多，胡乱吃了一些，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了。第二天海军来了辆车把我们接到海军宿舍，当然也是因为他姐夫的关系才来接我们的。
台湾的风土人情跟北方大不一样。我们住的海军宿舍是日式的房子，房前有一种树，上边结了一些绿色的瓜，我们也不敢吃，后来才知道那是木瓜。到了晚上你坐在屋里，就听见房顶上有叽叽咕咕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是鸟叫，是一种很稀奇古怪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壁虎在叫。以前在北京，偶尔也看见过壁虎，但是在左营小饭馆竹棚里满墙的壁虎是没见过的，尤其是壁虎的叫声更是从来没有听到过。后来听说在台湾嘉义以北的壁虎不叫，嘉义以南的壁虎就叫。我在台湾居住多年后，证明果然是如此的，左营的壁虎叫，台北的壁虎就不叫。这时已经11月下旬了。当时真可以说是身无长物，而且所有的书籍也都在辗转的长途邮运中全部遗失了，既无事可做，也无书可读，直到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49年，当年我北平老家的邻居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在台大教书，听说我到了台湾，就介绍我到台湾中部的彰化女中教国文。
彰化女中的单身女老师，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我跟另外一个名叫张荣荪的教国文的女老师住在一个房间，隔壁住的是彰化女中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和她的同乡教国文的杨菁，我就跟她们住在单身宿舍里，渐渐地熟悉起来。在白色恐怖时期，杨菁是第一个被抓起来的，后来关了很多年。那时我已经怀孕了，怀的就是我的大女儿。
彰化女中的校长皇甫珪人很好，她的先生在台北师范大学做教务主任，她自己带着儿子住在校长官舍里。我暑假中在左营生下了大女儿，开学以后，校长就让我带着吃奶的女儿住进校长官舍。还有一个教数学的张书琴老师，是校长当年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同学，她丈夫留在大陆，她一个人带着女儿，也住在校长官舍里，那时这种两地分开的很多。这样我们三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住在一起。1949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我先生来彰化女中看望我们，大女儿刚刚四个月大。那天我们三家一起吃的晚饭，吃完饭我先生还跟他们下了一盘跳棋。次日凌晨天没亮，有人敲门，进来就把我先生抓走了。事实上，他们在来之前，就把我们左营的家给抄了，伯父给我写的诗就是那时被抄走的。顾先生给我写的诗，我已经裱成了条幅，所以没被拿走，原件现在已经交给了顾之京。还有我老师写给我的两封信，当时也因已装裱，未被抄走。
到了第二年夏天就是1950年6月底7月初，彰化女中的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我们彰化女中连校长在内共有六个老师都被抓起来了，我当然也在其中。一起被抓的除了校长、我，还有教数学的张书琴老师、教国文的苏镛老师，另外还有一对夫妇，先生是教物理的刘春恒老师，他的夫人是教化学的王秋玲老师。那时是白色恐怖时期，国民政府很害怕共产党，他们觉得每个人思想都有问题。不知是什么人告发了我们的女校长。有什么可告发的呢？当然有。首先是跟训导主任吴学琼住同屋的杨菁已经被关起来了；后来我先生也出了问题，而且是从彰化女中抓走的，是校长请我来教书的；还有校长的叔叔本来也在这个学校教国文，后来回了大陆——这些都是使她有嫌疑的原因。我们都被关在彰化警察局，让我们写自传、自白书，我们都写了。后来他们要把我们这些人送到台北宪兵司令部去，我就抱着吃奶的孩子找到彰化警察局局长。这个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跟他说我先生已经被抓起来了，我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孩子在台湾无亲无友的，把我送到台北，举目无亲，万一有个什么事怎么办？在这里起码还有我的同事和我教过的学生，有什么事还有他们照顾着，你就把我还关在彰化警察局吧，反正我也跑不了。
过了不久彰化警察局把我先放了出来，校长她们就都被送到了台北。后来听说这个警察局局长是辅仁的校友，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出来以后，有人就劝我，彰化女中你是不能再待了，这里出了这么多事，你先生还没有被放出来，万一过两天再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呢！不如离开吧。我想也是，就辞掉彰化女中的工作，带着女儿离开了彰化。因为我在学校工作都是住在宿舍里，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住处。最近两年（已是时隔五十年）我又去过彰化女中，我当时住的校长官舍还在，现在彰化女中的校长还热情地欢迎我，还请来了当时跟我同时在校担任家事课的一位女老师来相见叙旧。
当年离开彰化女中，我真的无家可归了。没办法我只好带着女儿投奔了左营我先生的姐姐，住在她家。姐夫在海军工作，我先生是被左营的海军抓走的，这样也可以顺便打听我先生的消息。我先生的姐姐家也很挤，是那种日式的房子，只有两个小卧室，姐姐、姐夫住一间，她的婆婆带着两个孩子住一间，我带着女儿就睡在走廊里。走廊也很窄，没有床铺，白天当然不能睡，到中午吃过午饭，人家都要休息睡午觉了，小孩子睡觉不一定是那么准时，我怕吵了人家，就抱着女儿到远处的树下去转。你要知道那是台湾的南部，是高雄、左营的夏天，而且是七八月，炎热的程度可想而知。有的时候我抱着女儿在大太阳底下走好远，到军营办公室去打听我先生的消息。到了晚上，小孩子可以随便放一个地方先睡，我一个年轻的女子，只有等人家都睡了，我才在走廊铺一个毯子，打一个地铺睡下。早上很早我就起来，把东西收拾干净，因为等一下大家都起来了，不能把地铺留在走廊上。
中国航空公司是1949年初开始撤退的。我父亲是人事科长，他是带着第一批工作人员先撤退到了台南，为在台湾重新组建“中国航空公司”做准备。1949年11月，发生了著名的“两航”起义，台湾当局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十二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回到了大陆。我父亲本来也想回上海看看，走到基隆，人家不让他上船，他就回来了。他们这些已经到台湾的“中航”工作人员领了一笔遣散费，就被遣散了。因为我父亲是航空公司的科长，他们就给我父亲临时安排了在物资调节委员会工作。物资调节委员会在台北，他们就让我父亲跟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人住到一个宿舍里。这样他在台南的那个临时宿舍就空了下来。父亲知道我在我先生的姐姐家住在走廊上，就说他在台南的宿舍暂时也不住，让我先到台南住到他的宿舍里。这样我就离开了我先生的姐姐家，一个人带着女儿到了台南。那时我还没有工作，有一次我生了病，躺在床上起不来。父亲在台北，我先生被关着，真是没有一个人管我。那时女儿还在吃我的奶，我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吃饭，我们母女就躺在床上磨了好几天，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到了9月新学期开学时，我的堂兄介绍我到台南一所私立光华女中教书，本来他在那里教书，后来因为他又找到一个省立学校教书的工作，就把我介绍到光华女中了。于是我住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带着女儿住在一个大宿舍里，是日本时期留下来的。它不是正式的整齐的房子，是一个统舱式长条的大房子，房子中间是通道，水泥地，两侧就是住房，没有顶棚，屋顶上可以看见木头的梁柱。每侧各住了两家教师，一拉门上去就是地板，地板上铺着草席，就是日本式的榻榻米，我买了一个竹床跟我女儿睡。做饭就在通道上，开门下去是水泥地，我买了个小煤油炉在那里烧饭。因为没有放东西的地方，我切好菜、擀好饼或是面条，就放在房间的榻榻米上的一个小桌子上，然后下去点炉子。那时我女儿刚满周岁，已经会淘气了，当我点好炉子再回来，我女儿已经把我准备好的面条呀、饼呀统统都抓了，我只好重新再来。后来，我找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女孩帮忙带孩子，有时女孩请假，我就带女儿去教课，把她放在教室后边一个空位上，给她一张纸、一支笔让她乱画。有时她忽然说，妈妈，我要尿尿，我就赶快带她去厕所。幸好同学们还都不错，也不说什么。
有一次台南刮起非常可怕的台风，那天台风非常大，就好像要把房顶掀起来一样，我就带着女儿躲到了竹床的底下，我是想，万一房顶被台风掀起来，我们母女两个也算有个遮挡。忽然间看见外边都是火光，而且很多人大喊大叫的，真是可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我们住的地方隔着马路对面是一个小学，叫胜利国小，里面有一部分教室住着军队。台风把他们住的教室的屋顶给掀开了，屋里漏了雨。因为电线也被吹断了，所以也没有灯。那些士兵就点起了蜡烛，整理漏雨的房屋。不小心引起了大火。还好，没有殃及我们住的地方。这是我在台湾遇到的一次最大的台风。
我们母女就这样生活着，可时间长了人家当然很奇怪，一个年轻的女子带着个孩子，整年地都不见我先生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也没办法跟人家解释，我不能说我先生因为“匪谍”嫌疑被关了，那还了得，学校哪还敢聘我，我不就又无家可归了吗，这些我只好默默地承受着。这就是我当时在光华女中三年的生活。一直到1953年我先生才放出来，他刚回到家时，我住的房子窗外围满了学生，大家都好奇地来看他。
彰化女中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在校长被抓以后就离开了彰化女中到了台北二女中。1953年前后，台北二女中要招聘高中国文老师，我以前教过吴学琼的侄女吴忆进，所以她知道我教书不错，她就给我写信，问我要不要到台北二女中来教书。那时我先生刚出来还没有工作。我就回信告诉她，我可以到二女中教书，如果能帮我先生找个工作，我们就过去。台北二女中在近郊有个分部，那个地方叫汐止，她就把我先生安排在汐止分部的初中教国文，我们全家就到了台北。
我在二女中教两个高中班国文，还要兼做一个班的班导师。国文课每两周有一次作文，每班六七十人的作文都要改，而且二女中规定班导师还要看大楷、小楷、周记、日记，所以忙得不得了。经过了几年的患难，我那时非常瘦弱，体重不足一百磅，还得了气喘病，二女中的一个女同事说她都不敢碰我，怕一下子就会把我的手臂拉断。校长王亚权对我很好，同学们对我评价也很好。那时台北教育主管部门有督学，督学下来视察国文教学，学校就把他安排到我的课堂上听课。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讲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已经打了下课铃，我还没有讲完，就延长一会儿把它结束。那位督学也不走，一直听完。校长一看都下课了，这个督学怎么还不回来，就找到教室来了。后来校长开会的时候还报告说，那位督学认为我的课讲得非常好。
我到台北以后参加了“浸信会”的一个教会，我们住在信义路168巷，“浸信会”的教会就在信义路的大街上，从我家出了巷口，过马路就是教会。那时每个礼拜天我都带着两个女儿去教会，我在教会教主日学。主日学分大班和小班，当时我的小女儿很小，为了能照顾她我就教了最小班的主日学。
到台北以后我就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我父亲住一间房子，我们夫妇与两个女儿住的是一间六席的日式房子，地方不大，我没有单独的地方读书备课。只能在走廊的一点地方放一个小桌子读书写字，椅子一半在屋里，一半在走廊。后来台湾大学聘我去教书，我的很多文稿就是在那里写的。
1956年在台北教主日学
1966年我带着两个女儿去了美国，1967年我把先生也接去了美国。我们都走了以后，我的一个女学生施淑女一直住在我家，照顾我父亲。她一直称我父亲“太老师”，她曾经写信告诉我：“太老师有时晚上谈话时对我讲，你的命不好，遭遇了这么多不幸，而且整个家都是靠你支撑着。”她还说我父亲常常在屋里走来走去，不讲话。我知道父亲是心疼我的，他不是喜欢啰嗦的人。父亲还给我女儿写过一首诗，告诉她不要忘了母亲的辛苦和艰难。诗是这样写的：
莺歌燕语报良辰，万物昭苏气象新。似锦韶光应珍惜，如花岁月逝难寻。总是更生须自力，几曾事业总因人。记取春晖寸草句，常思母爱慰亲心。（《辛亥元旦写小诗示外孙女言慧》）
四、忧患时期留下的诗词
我写诗比较多的就是在大学的那几年。毕业以后，因为同时教三所中学的国文课，工作很忙，写得就少了。特别是1948年结婚以后，不久就随国民党海军撤退到了台湾，这以后等待着我的都是忧患的日子。我真正是把什么都放弃了，我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我一个人真是千辛万苦，历尽了多少精神上、物质上的苦难，人只能是活下来就是了，除了活下来以外的事什么就不用说了。所以很多年我都没有写诗，那一段的作品很少，只留下两首词、一首诗。
台南有一种树叫凤凰木，枝干很高大，有点像北方的槐树。凤凰木的叶子都是对生的，很茂密，到了夏天就会开很大朵的红花，红得非常鲜艳，那是夏日台南的一道风景。我曾写了一首《浣溪沙》：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　　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一树猩红艳艳姿”，是说满树开的都是非常鲜艳的红花。“凤凰花发最高枝”，是说凤凰花开了，而且是开在那么高大的树上。一般来说，大朵的、色彩鲜艳的花都是开在草本的植物上，木本的、高大的树很少开这么大朵的、这么艳丽的花，而且这么茂密、这么繁盛。它的名字也很漂亮——凤凰木，所以台南的这种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惊心节序逝如斯”，从1949年冬天我先生被抓，1950年夏天我又被抓，到现在已经是1951年的夏天，又是一年过去了，我先生还没有出来，我还是过着痛苦忧患的生活。“中岁心情忧患后”，我说“中岁”，其实我还不到三十岁，我是1924年生的，1951年时我只有二十七岁，但我可以说是历尽苦难了。最早经历的苦难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我可以说备尝之矣。这期间我又遭受了丧母之痛，1941年，母亲病故，父亲远在后方，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那年我十七岁。而现在这一次的苦难始于1949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真的是身心疲惫，觉得自己已经是中年了。而且这些事我从来不对别人说，也不敢说，更无人可说。因为我已经远离了我的故乡，远离了我的亲友。所以下面我说“南台风物夏初时”，这里已是台南的夏日，已是开满了鲜红色凤凰花的台南，这是我的故乡北平所不曾有的。景物虽美，但却是强烈的异乡之感，所以下一句就写了“昨宵明月动乡思”，昨天晚上我看到天上的明月，想到从前在北平的生活、北平的亲友，我怎么会想到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不幸、这样的挫折、这样的痛苦，而且都没有办法说出来，只能说“昨宵明月动乡思”。
50年代在台湾，后排右四为叶嘉莹
我那时根本没有心情写诗，像我在大学时写的《晚秋杂诗》，一下子写出来五首七言律诗，那是因为有人欣赏。我可以给我的伯父看，给我的老师看，也可以给我的同学看，我的老师还跟我唱和酬答，我还受到赞美。可在台南我写了诗有人能看吗！所以我根本就不写，都是它自己跑出来的。这种七言句的韵律平平仄仄仄平平很容易自己跑出来，心里一有感触它就跑出来了。
1952年，我在台南，我先生还没有出来，我仍然一个人带着女儿在光华女中教书，生活仍没有什么改变。我又写了一首《蝶恋花》：
倚竹谁怜衫袖薄。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风多花易落，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地思量着。
“倚竹谁怜衫袖薄”，是用的杜甫的《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杜甫写的也是在战乱之中，与亲人失散的一个孤独寂寞的女子。“倚竹谁怜衫袖薄”，是说经过了战乱流离之后，远离了亲人，虽然你是衣衫单薄，但没有谁来同情，没有谁来怜惜你。“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当年在北平，虽然是日寇统治下的沦陷区，但是我还有老师、有同学，大家一起学习，春天来了，一群大学的女学生一起到颐和园游春，一起“斗草寻春”，“芳事”是美好的事情，现在这些美好的事情都完全过去了，这一切都是往事了，我再也没有“斗草寻春”那样美好的生活了。“莫问新来哀与乐”，不要再问你是悲哀还是快乐，根本提不到。不用说快乐，就是悲哀都不许你悲哀了。“眼前何事容斟酌”，生活逼在你眼前，没有你考虑的余地，逼到一步就走一步，别无选择。“雨重风多”是指我所遭受的这么多苦难，我那时真的是憔悴、消瘦。在那么远的台南，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带着女儿勉强活下去就是了。“雨重风多花易落”，我还不是把自己比作一般的花，一般的花你还看得见它开花，开了才落，只是因为风雨的打击、摧残，花容易凋落而已。其实我当时想到的是王国维的一首咏杨花的《水龙吟》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这是说杨花开时从来没有让人看见过，为什么这么短暂，一霎间就完全飘落了。我以为自己就像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就已经零落凋残了。我二十四岁结婚，二十五岁冬天就遭遇这种事情，虽然我读书时一直成绩都不错，可现在什么都没有完成，不管是学问，还是感情，什么都没有就完了。“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对王国维的这两句词我是感触深刻的，所以我说“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青春的年华是有限的，可是你的约言、你的理想、你的期待完全落空无凭了。“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刬地思量着”，“屏”字读作“丙”音，是抛弃的意思，相思不一定只是说男女才有相思，对一切美丽的幻想、理想的向往都可以说是相思，每一个青少年都会做梦，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去做梦了，“待屏相思归少作”，就是说我早已准备把所有美丽的幻想、梦想都抛弃了，那都是少年时的事情，一切都过去了。“背人刬地思量着”，但每当更深人静的时候，突然间就又想起来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梦想，有过的理想。
这只是偶然一时的感触，留下了这两首词。诗只留下一首，但是一直都没有发表。直到好几十年以后，整理诗稿时才把它补充上去的。那是因为这首诗说得比较明白，当时不能发表。这就是诗跟词的不同了，因为词写的都是相思怨别，人家不会想到你这里写的是白色恐怖，是你的忧患。词表面上写的都是缠绵的、婉约的感情，所以看不出来写的是什么。可是诗就不然了，因为诗是言志的，所以这首诗不能发表，甚至1970年代，我的学生施淑女在给我整理诗稿时都没有收过。近年来台湾解禁了，我才把它追忆写出来的。题目是《转蓬》，前面我写了一篇小序：
1948年随外子工作调动渡海迁台。1949年长女生甫三月，外子即以思想问题被捕入狱。次年夏余所任教之彰化女中自校长以下教员六人又皆因思想问题被拘询，余亦在其中。遂携哺乳中未满周岁之女同被拘留。其后余虽幸获释出，而友人咸劝余应辞去彰化女中之教职以防更有他变。时外子既仍在狱中，余已无家可归。天地茫茫，竟不知谋生何往，因赋此诗。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和前边讲到的《浣溪沙》、《蝶恋花》等小令的词，篇幅都很短，很容易写，一有感触，就脱口而出。五言律诗五个字一句，比七律容易对句，也是一种比较容易作的文学体式。杜甫的诗各种体裁都有，但如果统计起来你就会发现，杜甫的五言律诗最多，因为五言律诗是另外一种很容易吟写出来的诗歌体式。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我就如同是一棵蓬草，被风吹断了根，在空中随风飘转。现在有人到美国留学，可以给家人写信、打电话，想回来就坐飞机回来了。我们那时是在战乱中，离开故乡到了台湾，跟大陆断了消息，根本无法联系。“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我先生被捕，我也被抓，连个宿舍都没有了，真是没有托身之所。人说福祸无门，唯人自招。可灾祸对于我就好像是有个门，说来就来了，真是无妄之灾，是你想不到的。“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莫名的灾祸就像一个盆扣在你的头上，看不到天日。当时在台湾你有了思想问题，人家都不愿意沾染你，又好像是你落在井里了，又有谁能给你援手呢？不要说当年的台湾，就连后来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因为1974年我回国探亲时写了一首《祖国行》，被台湾知道了，台湾报纸的副刊上发了一大篇文章，题目是《叶嘉莹你在哪里》，那时台湾的亲友都不敢跟我通信，我想大陆的“文革”时期也是如此吧。“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现在我所能做的，只剩下好好抚养我的女儿，深夜里忍泪吞声。说到这儿，大家都会觉得我已经很不幸了，但是更大的不幸是我的这个女儿已经在1976年因车祸去世了。
五、台湾大学
从1954年秋天我进入台湾大学任教，到1969年秋天我正式离开台大，前后共有十五年之久。在这十五年中，值得我追怀忆念的人和事自然很多，我这里要讲的只是对于已经去世的几位师友的悼念。如果按他们去世的年代来说，那就是1972年去世的许世瑛先生，1978年去世的戴君仁先生，1990年去世的台静农先生，1991年去世的郑骞先生和1993年去世的叶庆炳先生。如果按年辈来分，前面四位都是我的师长一辈，只有第五位是我的同辈。回想五十多年前，当我初进台大教书时，这些师友所给予我的种种关怀和协助，实在使我深怀感念，没想到数年之间，竟然相继长逝，说来真是怆然不已。
我进入台大任教，首先应感激的就是许世瑛和戴君仁两位老师当时的推介。
戴君仁先生是我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教我大一国文的老师。许世瑛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许寿裳先生的公子。早在30年代中期，许世瑛先生刚刚结婚时就住在北平西城察院胡同我家外院的南房。许先生迁入我家外院住时，我才考入高中不久。那时他是辅仁大学的大学教授，我是一个中学生，所以我平常根本不敢跟他讲话。虽然与许先生同在一个大门进出，但我每次见到他只是鞠躬问好。而许先生对我印象却很深，那是因为他从一搬进来就常常听见我朗诵。其实我也不是为了学校的功课背诵，只是因为喜欢。我喜欢的诗能背下来的，我就大声地吟诵。有时也朗诵长篇的古文，而且是用古代诵读的方法，大声地吟诵。我在许世瑛先生挽诗中写过“旧居犹记城西宅，书声曾动南邻客”，就是记述这时的情景。后来我考进辅仁大学，许先生并没有教我这一班。但因为我在大学也是常常考第一，许先生有时听其他的老师提到我，所以对我在大学读书的情况也相当地了解。
1965年与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合影，第一排：左六为戴君仁，左八为台静农，左十为毛子水，右二为叶嘉莹，右三为许世瑛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政府接管了台湾。由于日本长期对台湾的统治，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阵容不是很强，所以那时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都是从大陆聘请去的。1946年许寿裳先生接受他的好友陈仪的邀请，主持了台湾编译局的工作，为台湾普及国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许世瑛先生大约就是那时随父亲一起来到了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先生、李霁野先生也是那时到台湾去的。
1948年许寿裳先生在他住的宿舍里被人杀死，三天以后国民党当局抓住了凶犯，匆匆定案为谋财害命，不到一个月就执行了。可是很多人根本不相信，那时正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许寿裳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挚友，他写过一首题为《哭鲁迅墓》的诗，里面有“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这样的句子，这里许寿裳先生把国民党当局比做“长夜”，言词并不算激烈。虽然许寿裳先生为人宽厚温和，但他的思想却是国民党当局不能容忍的，不管当局做出什么假象，大家都认为许寿裳先生是被他们暗杀的。一时间，在台湾的知识分子惶恐不安，李霁野先生就是那以后返回大陆，来到南开的。许寿裳先生、台静农先生、李霁野先生他们三个都是跟鲁迅一起创办未名社的好朋友，许寿裳先生去世了，李霁野先生回到大陆，只有台静农先生、许世瑛先生留在了台湾。
1962年与台大中文系同学合影，第三排中立者为叶嘉莹
戴君仁先生则是我在辅仁大学正式受业的老师，我对他当然更加敬畏，当年做学生除了见面行礼外，我从来不敢随便和他谈话，不过戴先生对我的作文非常赏识。那时我们的作文规定要用文言写作，我占了从小背诵的便宜，又常年用文言给父亲写信，早已习惯了文言的写作。记得有一次戴先生出了个作文题，是《书〈五代史·一行传〉后》。那时北平正在沦陷中，戴先生出这个作文题当然有一些言外之意。我在作文中就把这种含意做了些隐约的发挥，戴先生发还作文时写了几句批语，说我的行文“反覆慨叹，神似永叔”。我想大概因此之故，戴先生对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跟我先生1948年冬天来到台湾后，人生地疏，谁也不认识，就给许世瑛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找一个教书的工作，许世瑛先生就介绍我到彰化女中去教书了。彰化女中的校长皇甫珪的先生宗亮东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那时许世瑛先生也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我想许先生是通过宗亮东先生介绍我去彰化女中的。1949年、1950年我先生和我相继出事以后，因为怕牵连他们就断绝了跟他们的联系，我在台南光华女中那三年也没有跟这些老师来往。三年以后我先生被释放出来了，彰化女中以前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已转去台北二女中做训导主任，她就介绍我到台北二女中任教，我们就举家迁到了台北。到了台北我当然要去拜望许先生与戴先生，告诉他们我已经到了台北。许先生与戴先生听说了我不幸的遭遇都很同情。恰巧那时台大招收了一批华侨学生，想找一个普通话讲得好的老师去教他们大一国文，戴先生、许先生就向台大推荐了我。那时我还在二女中做专任教师，教两班高中国文，还担任一班导师，再加上在台大兼任的一班国文，本来已经够忙；一年以后，台大给了我专任的聘书，教两班大一国文，我就要辞去二女中的工作，但二女中的校长王亚权却不肯放我走，一定要我把所教的两班学生送到高中毕业，于是我就更加忙碌起来。
两年后，我离开了二女中，只在台大教两个班大一国文。本以为可以轻松一下了，但这时许先生已担任了淡江大学中文系的主任，许先生坚持邀我去淡江大学教大二中文系第一班学生的诗选课。当淡江大学陆续又增开了三年级的词选和四年级的曲选课时，许先生就把这些课也都交给了我去担任，另外我还开过杜甫诗、陶谢诗、苏辛词等课程。
不久，我的母校辅仁大学也在台湾复校了，戴先生又被聘去做了辅仁大学中文系的主任。于是戴先生又邀我去辅仁大学教诗选、词选等课程。辅仁大学是我的母校，又是戴先生邀请，当然我不能推辞。那时我在台大教了一班大一国文，一班历代文选，国文这一班是联考中总分平均最高的一班，人数很多，批改作文要花费不少时间；还有淡江大学那里的诗选、词选、曲选、杜诗都要我教，还有夜间部的课。所以戴先生找我时，我就告诉戴先生我实在太忙了。戴先生也怕我过于劳累，就跟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商量，免去了我在台大所教的大一国文、历代文选这些要批改作文的课程，改开了一门杜甫诗的专书课程。戴先生非常关心我，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这门课教好，因为国文、历代文选都是普通的课，而杜诗是专书课程。为了这件事，戴先生还多次到我家帮我排课时，告诉我不要和其他的课冲突，影响学生选课。戴先生还把他原在台大担任的诗选课也让给了我去教。这样我在台大就只有两个班的专书课程了。我在台大、淡江、辅仁三个学校所开的课程基本都是一样的，这不仅更有利于我的专业水平的提高，而且相对来说，也减轻了我的备课负担。
另外还有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在广播电台开设的大学国文课，原来是许世瑛先生教，许先生是深度近视，看东西都是放到鼻子上才能看见。后来连放到鼻子上都看着费劲了，几乎到了半盲的状态。连广播大学的国文课本，他看起来都非常困难，许先生就想把这门课也让给我去教。我因为工作太忙，三个大学七个班的课，还有夜间部，所以一时没有应承，拖了很久，大约半年以后，终于在许先生的鼓励和坚持下，不得不勉强答应下来。因为我到台湾以后，彰化女中就是许先生介绍我去的，台大也是许先生介绍我去的，广播大学许先生介绍我去，我也不好推辞。很多友人都感到奇怪，以我当年在台湾时身体那么瘦弱，怎么能担任了这么多的课程。其实这全都是许先生与戴先生两位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关爱的结果。而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吃教书饭的，对两位老师又常存知恩感激之心，所以对于这些课程的教学都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这两位老师也不仅仅是对我这一个后学晚辈有所关爱，戴先生为人的温仁宽厚，许先生对学生的奖励提携，我相信这是两位老师所有的弟子们，都深有体会的。只不过因为我认识两位老师的时间较早，又都是我在老家北平时认识的。那时许先生住在我家外院，戴先生常常来看望许先生。因此在我的心理和感情中，总觉得这两位老师与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生命，有着一种特殊密切的关联。许先生逝世时，我正在温哥华，我写了一首诗来悼念许先生，诗题是《许诗英先生挽诗》：
海风萧瑟海气昏，海上客居断客魂，日日高楼看落照，山南山北白云屯。故国音书渺天末，平生师友烟波隔，忽惊噩耗信难真，报道中宵梁木坼。先生心疾遽不起，叔重绝学今长已，白日犹曾上讲堂，一夕悲风黯桃李。我识先生在古燕，卅年往事去如烟，当时丫角不更事，辜负家居近讲筵。先生怜才偏不弃，每向人前多奖异，侥幸题名入上庠，揄扬深愧先生意。世变悠悠几翻覆，沧海生桑陵变谷，成家育女到海隅，碌碌衣食早废读。何期重得见先生，却话前尘百感并，万劫痴空恋字，三春花落总无成。旧居犹记城西宅，书声曾动南邻客，小时了了未必佳，老大伤悲空叹息。先生不忍任飘蓬，便尔招邀入辟雍，有惭南郭滥竽吹，勉同诸子共雕虫。十五年来陪杖履，深仰先生德业美，目疾讲著未少休，爱士推贤人莫比。鲤庭家学有心传，浙水宗风一脉延，遍植兰花开九畹，及门何止士三千。问字车来踵相接，记得当年堂上别，谓言后会定非遥，便即归来重展谒。浮家去国已三秋，天外云山只聚愁，我本欲归归未得，乡心空付水东流。年前老父天涯殁，兰死桐枯根断折，更从海上哭先生，故都残梦凭谁说。欲觅童真不可寻，死生亲故负恩深，未能执绋悲何极，更忆乡关感不禁。前日寄书问身后，闻有诸生陪阿母，人言师弟父子如，况是先生德爱厚。小雪节催马帐寒，朔风隔海亦悲酸，梦魂便欲还乡去，肠断关山行路难。
“诗英”是许世瑛先生的字。这首挽诗中的“我识先生在古燕，卅年往事去如烟，当时丫角不更事，辜负家居近讲筵”、“欲觅童真不可寻，死生亲故负恩深，未能执绋悲何极，更忆乡关感不禁”这些诗句如果用来表达戴先生逝世后我的哀悼之情，也是一样适合的。只是因为我在1974年、1977年两次回到大陆探亲，被台湾当局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与在台湾的师友断绝了往来，所以戴先生逝世时，没能及时写出什么哀悼的文字。
后来，我在美国遇到了戴先生的三女儿祝畬师姐，她听说我保存着戴先生吟诗的一卷录音带，想要翻录了编入戴先生的纪念资料中去。我回到加拿大后，立即就把戴先生吟诗的录音带翻录了一卷寄给了她。数年后祝畬师姐因癌症而突然去世，不知我当年为她翻录的那卷录音带现在何处。不过当年我托台大柯庆明为我录制的那卷戴先生吟诗的录音带，一直被我珍重地保存着，而且经常播放给我现在的学生们听。虽然因当时录音的环境不够安静，录音的设备也不是专业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戴先生吟诗的声音之苍劲，情感之深厚，韵味之醇正，至今仍是我所保存的吟诗录音带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吟诗风范的一卷。至今，每当静夜清宵，我偶然聆听戴先生吟诗的录音时，先生当年给我们上大一国文课时的音容笑貌，仍恍然就在眼前。先生与辅大一些师长来我家外院探望许世瑛先生，参观我家藏书时的情景，也历历在目。而我已从当年的一个羞怯的少女，历尽苦难风霜，也已步入耄耋之年。人世无常，真如电光石火。但二位老师对我的提携爱勉之情，仍然使我终生难忘。
台静农先生与郑骞先生虽然也是我的老师一辈，但我却并没有从二位先生受业的幸运和机会。我是1949年初春在台北认识两位先生的。1948年秋冬之际，顾先生从我的信中知道我将要跟我先生转由南京经上海赴台湾时，就在回信中向我介绍了他的几位在台湾任教的友人，那就是当时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台静农先生、郑骞先生和李霁野先生。顾先生在信中还附了几张介绍的名片，嘱咐我到台湾以后一定去拜望他们。到了台湾后，因为那时我先生的工作地点海军军区在台湾南部高雄附近的左营，离台北相当远，当时台湾南北的交通也远不及现在的方便，所以我到台湾后并没有立即去探望他们。直到第二年初春，我才借偶然去台北办事的机会，到台湾大学去拜望了他们。
我年轻的时候本来就生性羞怯，当我在台大中文系的办公室，一下子见到了这么多位我一向仰慕的人物，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想来当时的情景一定很尴尬。不过几位师长们的态度都非常温蔼可亲，郑骞先生马上就问我来台北住在哪里，我说准备住在旅舍。郑先生马上告诉我说，他现在就住在台大图书馆的楼上，房间很大，而且距离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文学院大楼只有几步路程，热情地邀我到他家里去住。我的老师顾先生与郑先生是极好的朋友，他们的关系是在师友之间。当年顾先生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时候，郑先生是听课的学生，但他不是正式受业的学生，那时郑先生已经在中学教过很多年书了。顾先生不仅在与我谈话中，多次提到过郑先生，而且在他的诗集与词集中，也留下了很多篇写给郑先生的诗词。所以我与郑先生虽是初次见面，但在心中却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因此就毫不客气地接受了郑先生的邀请，当时就随他到他家里去住了。那时郑先生家里共有四口人，有他的老母亲、他的夫人，还有一个女儿，名叫秉书。郑先生全家都对我很好，我以晚辈学生自居，郑先生的母亲我叫太师母，郑先生的夫人我叫师母，郑先生让他的女儿叫我叶大姐，于是我就叫她秉书妹。这一幕亲和的家庭景象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后来郑师母去世时，我曾写了一副挽联：
萱堂犹健，左女方娇。我来十四年前，初仰母仪瞻笑语。
潘鬓将衰，庄盆遽鼓。人去重阳节后，可知夫子倍伤神。
当时我父亲也在台北，我还代我父亲写了一副挽联：
荆布慕平陵，有德曜家风，垂仪百世。
门闾开北海，似康成夫婿，足慰今生。
后来我正式到台大来任教以后，曾经去旁听过郑先生的词选课，每次见到我来听课，郑先生都会在讲课中提到他与我的老师顾先生的一段交谊。有一次郑先生告诉我，他曾给顾先生拟写了一副挽联：
东坡长山谷九龄，平生风义兼师友。
诸葛胜子桓十倍，万古云霄一羽毛。
上联“东坡长山谷九龄”是指苏东坡比黄山谷年长九岁，“平生风义兼师友”用的是李商隐的诗句。顾先生比郑先生也是年长九岁，他这是用苏东坡和黄山谷自比顾先生和他的关系也是师友之间。下联“诸葛胜子桓十倍”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说刘备病笃时曾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万古云霄一羽毛”用的是杜甫的诗句，杜甫对诸葛亮是极为崇敬的，认为诸葛亮是在天上，千古以来没有人能超越他那如威凤一羽的境界，曹子桓当然是不能企及的。郑先生这也是把顾先生和他自己比作诸葛亮和曹子桓，当然这是郑先生的谦虚。这些长辈老师的相互尊敬、谦逊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由于两岸长久的隔绝，郑先生根本没有机会真的把这副挽联写给顾先生，现在也没有人知道郑先生曾经拟写了这一副挽联，只有我还记得。
1975年郑先生写了《偶怀顾羡季四首》，那时他还不知道老友已于十五年前去世了。这四首诗是这样写的：
毡笠棉裘独往来，在家学佛自堪哀。平生未得江山助，怅望千秋惜此才。
梦破江南烛影深，兰膏红豆试重寻。旁人未读香奁集，争识冬郎寂寞心。
平生风义友兼师，弱翰惭无绝妙辞。却忆昔年相勉语，危栏独自倚多时。
念旧怀人百感并，登高望远暮云横。殊方自古无鸿雁，此老凭谁问死生。
其中第三首第一句，郑骞先生就是用的他早年拟写给老友顾随先生的挽联中的一句“平生风义兼师友”。
郑先生对顾先生的书法也很欣赏，他在《论书绝句一百首之九十四》中赞美顾先生说：
屋梁落月念词英，曾见烟云腕底生。三百年来无此手，却将加倍许秋明（“秋明”指沈尹默先生）。
我自己曾经把郑先生讲课的风格和顾先生讲课的风格，私下做过一番比较，郑先生的风格是平实恳至，而顾先生的风格则是睿智飞扬，不同的风格可以使不同禀赋的学生得到不同的教益。我旁听郑先生的课不多，但仍然获得了不少教益。
1957年春夏之间，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举办了一次诗词欣赏的系列讲座，他们原来是请郑先生去担任词的讲座，而郑先生却向他们推介了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讲授词的欣赏。讲座结束以后，主办单位又要我们这些讲课的人，各写一篇论文刊登在当时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出版的《教育与文化》这本刊物中。因此我就写了《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一篇论文，而这也是我来到台大教书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可以说我对词的教学和研究，都是出于郑先生对我的推荐和鼓励，这自然是我一直感激不忘的。
我对台静农先生的认识，是从我来台大任教以后才逐渐加深的。台先生曾经做过一件极使我感动的事，当时的我一点也不知情，事后虽然知道了，但却由于我的羞怯和不善言谈，一直没有向台先生表示过任何感谢之意。那是我刚来台大任教的时候，按学校规定，我应该把一些作品交给学校审查。但我当时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研究成果。当时是许世瑛先生来我家，向我要这些送审的作品。我匆匆忙忙找到了一册油印的我的旧作诗词稿，还有给我先生的姐夫包遵彭主编的刊物《幼狮》写的几篇诗词赏析的短文和他们为我编印的一本小书。油印的诗稿是我先生帮我刻印的，那还是在他刚刚释放出来时，在家闲着没事，看见我的诗稿杂乱，就借来钢版用蜡纸刻印了——这是我的诗稿第一次被整理成册。给《幼狮》写的那些文章也是从杂志上裁剪下来的，极为零乱。我本来想只交给许先生一册油印的诗词稿就好了，但许先生却要我把那些短文和那本小书一起送去审查，匆忙中我一点也未加整理，一大堆就交给许先生了。等我通过了评审，又过了好久，这些资料回到我的手中的时候，我那些不像样子的文稿，竟然都被剪贴得整整齐齐编订成了一本小册子。我知道这不可能是许先生做的，因为许先生的视力不好，我想这一定是台先生做的，因为在这一本剪贴的小册子的封面上，还有台先生亲笔书写的整齐的篇目，我心中大为感动。但我与台先生见面时，却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也从来没表达过一个感谢的字。台先生也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事。
台先生的书法很有名，而且很喜欢联语。郑师母去世时，我写的那两副挽联在丧礼上挂出来了，台先生看见了，他觉得我的两副联写得不错，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后来有一天，台先生忽然间打电话跟我说你到我家里来一下，我要找你做点事情。我平常不上台先生家里去，我不愿意让人家说整天跑系主任家，这是他叫我有事，所以我就去了。一进门台先生就跟我说，于右任去世了，我要写一副挽联，你帮我作一副挽联。后来台先生就常叫我为他拟写一些联语，像秦德纯、董作宾、溥心畬、张贵永这几位先生去世的时候，台先生写的挽联，也都是他叫我代作的。台先生还把他所藏的几册有关联语的书，借给我做参考。有一次我跟台先生谈到了我在梦中所得的一副联语，那是我先生跟我相继遭受到白色恐怖的拘囚之后，我梦到过一副联语，写的是：“室迩人遐，杨柳多情偏怨别；雨馀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娇。”台先生听了马上要我把这副联语写下来，还告诉我说他也曾经在梦中得到过诗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台先生偶尔也写诗，但他却并没有把他梦中的诗句告诉我。我是个一向不喜欢向人追问的人，所以也就没有追问。过了几天，台先生竟带了副镜框来到我家，原来他已经把我梦中的联语写成了一幅书法，而且已经用黄色细绫为我装裱成了一个极为精美的镜框，这当然又是一件使我极为欣喜感动的事。
台静农装订的叶嘉莹文稿封面、目录、内页
又有一年春天，我到台先生家里去，一进门台先生就让我在他写字的桌子旁先坐一下，他自己却跑到后面去了。过了一阵子，就看见台先生抱了一大捧鲜花回来，他高兴地说，你看我家后院的花都开了，我剪下这些你带回家去插花吧。台先生对我真的是很好，他的性格有极为豪迈洒脱的一面，但也有极为敏锐细致的一面。虽然我对台先生很少言谢，但我觉得以先生的豪迈，必不在意我是否言谢，而以先生的敏锐，我虽不曾言谢，先生也必能感知我的谢意。至于平日我与台先生的交往实在要比我与前几位先生的交往少得多，这是因为许先生曾经是我的邻居，戴先生曾经是我的老师，而郑先生是我老师的好友，所以在心理上就自然有一种比较亲近的感觉。而台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大批及门弟子，我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门外之人。何况台先生又是中文系的主任，我只不过是系里的一个普通教师，因此就心怀自远之意，不常到台先生家里去。而台先生却常常做出一些使我非常感动的事。
台静农手书叶嘉莹《梦中联语》
在我快要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的时候，台先生又写了一幅书法送给我，内容是晚唐诗人写的三首七言绝句，第一首是李商隐的“十二楼前再拜辞”，第二首是李商隐的“青女丁宁结夜霜”，第三首是赵嘏的“宫乌栖处玉楼深”。这一幅书法作品台先生既没加作者姓名，也未加原诗题目，前一首与后一首之间也未留任何空格，因此一口气读下来，只觉得满纸都是晚唐诗人凄美哀伤的情韵，再加上台先生书法的提顿盘折之骨劲，使得这一幅书法呈现了一种情韵与骨力相结合的美感。我当时见了这幅书法后，内心就曾暗暗猜想，以他在书法中所表现的才气风骨，加上他对诗歌所表现的欣赏情趣，不知他自己若写出诗来，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格。不过我这种猜想都只是暗藏于心而已，既没有向台先生开口询问，也没有向任何台大的师友提起过。因为在当时，大家都没有见到过台先生的诗作，因此我的猜想，自然也无法从任何人得到印证。
直到70年代初期，台先生的一个女弟子施淑女来温哥华，临行的时候，台先生写了几幅书法送给她。有一次她给我看台先生送给她的书画，其中有一幅台先生画的梅花，上面题了两句咏梅的诗：“为怜冰雪盈怀抱，来写荒山绝世姿。”另外似乎还有一幅书法，写的是一首五言绝句，我现在已不记得是哪一首诗的诗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台先生也写诗，只是他自己从来没有透露过，但他给我的直感则是一位极富有才情的诗人。
1988年冬天，台湾已经开放了，当然对我也解禁了。于是台湾的几所大学邀我回去讲学，那是我离开台大将近二十年以后，第一次回台大讲学。当我去拜望台先生时，告诉他说我从施淑女那里偶然见到他的一些诗作，觉得他的诗写得很好，问他为什么不肯拿出来付印，他却一直呵呵笑着说：“我不会作诗，我不会作诗。”
在这次台大讲学的开场白中我提到了我刚到加拿大时所写的一首小诗，诗题是《鹏飞》：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馀生。
这首诗是说我当时被环境所迫，不得不羁留在海外，而且要用英语教书的那种孤寂的心境。第二天台大校刊刊登出这首诗。没想到当我离开台大前向台先生辞行时，台先生竟然把校刊上登载的我这一首小诗，写成了几个小条幅来供我检选。1990年秋天，我再次回到台湾，那时台先生已因病住入了台大医院。我第一次去台大医院看望他时，他还能讲话，对我说：“还是回来教书吧！”10月底我要去大陆开会，临行前我再去看望他，他已经在昏迷中。等我从大陆开完会回来，台先生就已经去世了。我终于未能在他生前，亲口告诉他我对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有着何等衷心的感谢。
等我看见台先生的女弟子、台大教授林文月为他整理出的诗稿时，那已经是他逝世以后的事了。就在我看到他的诗稿的前后，我还读到了台大另一位教授柯庆明写的一篇悼念台先生的文章，题目是《那古典的辉光》，文中竟然记述了台先生关于我的一段谈话，说当年邀聘我到台大任教，是因为看到了我“所作的旧诗词，实在写得很好”，所以“就请了她”。台先生的称赞，虽使我异常惭愧，但却也更增加了我对台先生的感念之情。如果在他生前我就能读到他的诗稿，而且知道他对我的诗词的看法，也许会使我鼓起勇气，去和他做一次有关诗歌的畅谈，可惜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1995年暑假，我到美国康桥哈佛大学与海陶玮先生编订我们合作出版的英文书稿，台静农先生的二女儿纯行女士也在康桥工作，她与我很熟悉，我们经常见面。9月初我就要返回加拿大时，她拿来一册台先生诗稿的手抄本的复印件，说他们兄弟姊妹希望我为这本即将出版的诗稿写几句话。本来我自己以为我并不是为这本诗稿撰写序言的适当人选：一是因为我亲炙台先生的机会并不多，对先生的平生所知不深；二是因为我也不是一个长于撰写序言一类文字的作者，不知该如何写起，不过我还是答应了纯行。我之所以答应纯行的原因：一是因为台先生曾经做过非常使我感念的几件事，但在台先生的生前，我却一直没有向他言谢的机会，内心中常有一种怅憾之感，想借着写这篇文字，或许可以做出一点补偿；二是因为我曾读过台先生《龙坡杂文》一书中所收录的他为友人们的著作所写的几篇序文，发现台先生为人写序，原也没有一定章法，而且说过“只因没有学过写序文，不知序文怎样写法”的话。台先生这么说虽然只是自谦的一句话，但也可见台先生性情通达之一斑，即使我所写的不合于序文的章法，想来先生有知也不会深责，只会付之宽容的一笑吧。
纯行交给我的台先生诗稿，所抄录的有《白沙草》、《龙坡草》及《补遗》三个部分。
《白沙草》中所收录的是台先生在抗战期间，从1938年秋来到江津县的白沙，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离开四川来到台湾大学这一期间的作品；《龙坡草》中所收录的是1946年来到台湾大学后，住在台大宿舍龙坡里这一期间的作品；最后《补遗》部分共收七言绝句六首。全部作品共七十五首。1975年的夏天，就是台先生生病之前，他把自己的诗作抄了一个长卷送给了他的女弟子林文月，卷末写了一个跋文：“余未尝学诗，中年偶以五、七言写吾胸中烦冤，又不推敲格律，更不示人。今钞付文月女弟存之，亦无量劫中一泡影尔。”我想这是台先生觉得自己年龄老大，写下的东西应该有个总结，有个交代吧。
台先生虽无意于写作旧诗，但他却似乎生来就有写作旧诗的才情和气质。听说台先生在他二十岁那年，曾经在梦中忽然得了两句诗，而却直到八十岁才足成为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现在已收入他的诗稿中，全诗是：
春魂渺渺归何处，万寂残红一笑中。此是少年梦呓语，天花缭乱许从容。
这首诗前半的梦中语，该是台先生最早的两句旧诗的作品，其中所表现的绵缈哀伤，正是他潜意识中所禀赋的诗人才情的一种自然流露。不过在显意识中，台先生在那段青年时期，他的精力所投注的则是以文学改造社会的短篇小说的创作。
1946年，为促进台湾战后文化的复归和重建，许寿裳先生邀请台静农先生赴台，先任台湾编译馆编纂，后执教台湾大学，任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在任二十年间，奠定了台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贡献卓著。《龙坡草》一卷，全部都是台先生迁台以后的作品。实际上台先生在迁台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写作旧诗。直到1975年以后，台先生写的旧诗，才逐渐多了起来。这一年台先生写了三首诗：一首题为《种桃十年始花》，一首题为《念家山》，一首题为《忆北平故居》，而台先生将旧诗的诗稿“钞付文月女弟存之”，也正是在这时。这几首诗中真正引发台先生诗兴的，我以为是《种桃十年始花》一诗：
十年种树看花迟，一见花开雪涕思。欲尽千花投碧海，碧翻红浪铸新辞。
台静农
从台先生的诗作来看，他一直是个爱花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白沙时，他喜爱的是梅花，《白沙草》的第一首诗，写的就是“冰雪盈怀抱”而不减“荒山绝世姿”的梅花，它所象喻的诗人品格，自然意在言外。因为在台湾很少见到梅花，即使偶然见到一株梅花，也显得伶仃瘦弱，缺少了冰雪中那种清劲坚苍的气骨。所以来到台湾以后，台先生不再写梅花，而改成了写桃花，这自然是因为地域气候的关系。桃花在台湾是相当多的，要想重温一下在大陆所感受的春天花开花落的乡思，最好的一种可以替代的花木，当然就是桃花了，所以台先生这首诗题所写的是《种桃十年始花》。从“种桃”开始，诗人伴随着“桃”所种植下的，原来是他的一片绵远而深挚的乡思。而“十年”之久，所表现的又是多么长久的期待和盼望。所以才会在“一见花开”之际，就有“雪涕”之思，下面的“欲尽千花投碧海，碧翻红浪铸新辞”的两句诗意，更富于引人寻味的言外之想。如果把这二句诗与台先生在去世前《病中执笔》中所写的题为《老去》一诗中首句所写的“老去空余渡海心”七字相参看，我们就会发现，从1975年开始，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最后一首诗，其间贯串的都是一份浓重的乡思。
他在《龙坡草》中所写的乡思，已经是一种心断望绝之后的极痛深哀。如果从他所写的《种桃十年始花》的日期，往前推十年，那他当年种桃时应当是在1965年，那时他迁台已经有二十年之久了。古人说“十年树木”，在离乡二十年之后，开始在他乡种树，当然是他早已感到了归期无日！到了十年之后才首次见到了花开，他对归去之日的绝望可想而知。而阻隔着他归去的，是难以跨越的一片茫茫的大海，所以他说“欲尽千花投碧海”，这正表现了台先生有如精卫填海的悲愿。而接着的是“碧翻红浪铸新辞”，“碧”是海，“红”是花，“海”是无边的阻隔，“花”是无穷的意愿，而“浪”、“翻”，在阻隔着的大海的浪涛中翻动着的，该是什么样的久经挣扎而难以割断的一片乡思。后边接着的“铸新辞”三字，更增加了另一层深意，如果结合着上句的“欲尽千花”来看，大有一种欲以填海之心来另写新篇去追还一切长逝不返之情事的心意。那么这长逝不返的，又是何等的情事呢？如果从春花开落所给人的联想而言，根据李霁野先生之《从童颜到鹤发》一文中讲到，1928年4月台先生与李先生一同入狱，狱室隔壁的院子有海棠花。台先生当时写下了《狱中见落花》一诗，李先生说他所表现的是“他对一位女友的纯真的友谊”。如此说来，台先生在其《种桃十年始花》一诗中所蕴含的乡思的感情成分，原来应该是极为深挚而多样的，其中既可能含有他对曾经共患难的平生挚友的一片怀思，也可能含有他对少年志意终于落空的一片悲慨，还可能含有他对红颜知己的一片纯情，而这一切都被碧海阻隔，随年华消逝而长逝不返了。所以说“欲尽千花投碧海，碧翻红浪铸新辞”，他的想要以千花填海，使生命倒退回去，再行另铸新辞的悲愿，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了。
正是这种已经绝望了的思乡怀旧之情，引发了台先生的诗兴，所以在这一首诗以后，台先生就接连写了几首诗：
每过云鸿思旧侣，且随蚁聚度生涯。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楹书未是家。（《念家山》）
什刹海边忆故居，春风骀荡碧千丝。南来亦种垂垂柳，不见花飞惘惘思。（《忆北平故居》）
孤舟夜泊长淮岸，怒雨奔涛亦壮怀。此是少年初羁旅，白头犹自在天涯。（《少年行》）
这些洋溢着思乡怀旧，志意难酬的悲慨之作，都与前面引起他诗兴的《种桃十年始花》一诗中“欲尽千花投碧海”的感情，做着声声回响的呼应。这种回响一直振荡到他的绝笔诗《老去》——“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都未曾停歇。这可以说是台先生的《龙坡草》一卷诗中的主调。
我为《台静农先生诗稿》写了序言后不久，因南开大学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方面的工作回到了天津。大约是1996年2月，我就带着这篇《序言》去看望了李霁野先生。李先生虽然已经九十多了，但精神很好，只是眼睛已经不太好。听说我带来了为台先生诗稿写的《序言》很高兴，当时就让我念给他听。我就从头到尾给李先生念了一遍，李先生听了后对我说，你写得很好，真的通过台先生的诗歌对他的感情心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体会和探讨，不像一般的序言只是泛泛的文章。
这次见到李先生，还考证了我对台先生一首诗的想法。那就是题为《甲子春日》的一首绝句：
澹澹斜阳澹澹春，微波若定亦酸辛。昨宵梦见柴桑老，犹说闲情结誓人。
“澹澹斜阳”是说岁月长逝后的今日之迟暮，“澹澹春”是说难以使人忘怀的昨日之青春。这一句表面看来虽然似乎只是写眼前的“春日”景色，但却能使人读起来感到景中有情，别具绵缈之思，这在诗歌中实在是一种极难传述的意境，而使得这种意境更加“绵缈”起来的，是后边这句“微波若定亦酸辛”。这句写得非常好，是写一种难以言传的情思。心里的波浪好像是安定下来了，可还是“亦酸辛”。台先生的诗句之妙，在于他所表现的，既有“波”所提示的摇荡和向往，又有“定”所指示的节制和约束。而更妙的是他把“若”放在“波”与“定”之间，表现了内心的痛苦的挣扎，而且紧随“微波若定”之后写下了“亦酸辛”，这三个字表现的真是“酸辛”得使人感动。但台先生在这句后却接着写了“昨宵梦见柴桑老”，“柴桑老”指的是陶渊明，就是梦见了陶渊明，陶渊明不是写过《闲情赋》吗？《闲情赋》里结誓人说“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台先生在这里把自己的情思做了绝妙的转移，最后一句借陶渊明的《闲情赋》才点出了“犹说闲情结誓人”的主题，呼应转折，一片神行，真是一首既有深情又有远韵的绝妙的好诗。
我读这首诗，曾经有一些感发联想，但因本事不足而未敢探求。我这个人别的本领没有，但对于诗我是能够体会的。一首诗里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感情，我自以为是能看出来的，但我没有证明，只是推测这首诗里隐含了台先生的一份感情。这次李先生证实了这件事，并告诉了我那个人的姓氏名谁。原来台先生也是老式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早结了婚。但台先生到了北京以后，认识了一位红颜知己，这件事其实在当时相当公开，很多人都劝台先生离婚，当时有别的人遇到相似的情况就这样做了，还被看作是勇敢、进步的表现。台先生当时也回了老家，但是他不但没有离婚，还把元配夫人带回北京来了。如果按现在来说，台先生不够勇敢。可是中国的传统是发乎情、止乎礼，台先生还是遵守了中国传统的礼法。胡适那么开明的人，不是也娶了小脚的江冬秀吗？后来我又问了台先生的女儿纯行，她也说是有这么回事，而且他们兄弟姐妹都知道，她说他们的母亲是很沉得住气的。台先生女友的照片一直摆在家里，这么多年生活不安定，每次搬家都是台师母亲自收拾。一旦安定下来，台师母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擦干净摆在台先生的桌上。
我觉得台先生的这一首题为《甲子春日》的绝句，不仅暗含了那种至老难忘的深情，还表现了一种终身志意未酬，即使老去也依然此心未已的酸辛和哀感，可以说是台先生晚年整体心情的写照。
台先生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就学习书法，在求学北京时，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把书艺看作“玩物丧志”，因此不再练习。抗战期间，受到沈尹默先生的指导，又开始写字。任教台湾大学后，台先生由于与鲁迅及左翼文坛的亲密关系，再加上他在战前几次入狱的经历，受到了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静农书艺集》序上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经过四十年的苦练，台先生的书法卓然成为一代名家，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最后要说到叶庆炳先生，我是在1954年刚刚到台大教书的时候认识他的。那时叶庆炳先生大概才从助教升任为讲师不久，他是郑骞先生的学生，与郑先生同在第四研究室，叶庆炳是台大第一班毕业生留在台大教书的。
我来台大后也被分配进入了第四研究室，见面机会多了，自然就逐渐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偶然谈到了自己的年龄，发现叶庆炳先生小我两岁，与我的大弟同龄。从那以后，叶先生就称我为他的本家大姐。学校里有些零零碎碎的事，他都帮我办了，给我帮了不少忙。叶庆炳先生跟我一样都是从大陆到台湾来的，都远离了自己的亲人。而且那时叶庆炳先生还没有结婚，所以每逢假期之日，他就常到我家来，偶尔还会带着我的两个女儿一同外出去看电影。直到现在，我的小女儿已经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还一直记得有一次曾经被这位本家舅舅带出去同看《飞天老爷车》的欢快的童年往事。叶庆炳先生对师友同学间的情谊极重，当郑师母患癌症住院时，他几乎每日都到医院去探望，直到郑师母去世，很多事也都由他帮忙料理。
我与叶庆炳先生不仅同在台大教课，而且同在一个研究室，后来还同在淡江大学兼课。那时在淡江中文系任系主任的许世瑛先生对后学晚辈们极为关爱，经常约大家一同聚会，对于为叶庆炳先生找对象的事，更是极为关心。不久经人介绍，叶庆炳先生认识了东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赖月华女士。赖女士文静贤淑，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去吃了他们的喜酒，深为他们彼此的择偶得人而感到欣喜庆幸。1988年我从海外第一次回台湾讲学时，到他的家中去探望他们夫妇，叶庆炳先生告诉我说他有另一处住房，可以让给我暂住。但我这次讲学是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邀请的，常常在新竹与台北两地跑，而且校方清华也已经为我安排了住处，所以就没有去打扰他们夫妇。
最近一次见到他是1993年4月回台湾参加“中研院”文哲所的一个国际词学会议的时候。这次我与他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词学会议中，当时因为与会的人很多，大家都忙着彼此打招呼，匆匆忙忙没有来得及详谈。会议结束后，我从南港“中研院”的活动中心迁出来，搬到台大附近的侨光堂去住。第二天下午台大中文系的一些师友同学邀我去给他们作一次讲演，讲演的场所就在文学院二楼尽头的一个房间，原来是第二十三教室，是我旧日经常上课的地方，距离第四研究室很近。旧地重临，唤起我不少对往日的回忆。讲演结束后，台大的许多师友们邀我一同晚宴，叶先生也在座中，我很想好好和他叙一叙旧，但他坐在餐桌的另一端，所以也没有与他多谈。当晚柯庆明先生还为大家照了很多照片，但相机的镜头却大多对着餐桌的这一端，等我提醒他要照另一端时，底片恰好用完了。所以我与叶先生这一次的聚会，不仅没能畅谈，而且也没有留下一张纪念的相片，而谁想到这竟然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了。叶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使人极其感动的散文，题目是《我是一支粉笔》。这实在是他自己最好的写照，不需要任何光华和彩色，而却为师友和同学们默默地做着一切的服务。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他最感到愧欠的是他虽然把我看成姐姐，但我却因生性拘谨，从没有做出真正把他看成弟弟的回应。
我在挽许世瑛先生的七言长诗中，曾写过“死生亲故负恩深”一句诗，这句诗可以说恰好表达了我现在悼念台大这几位师友的一个整体的心情。我年纪老大以后，虽然比以前疏放得多了，但无论用言语或文字，我还都是一个拘谨而怯于表达的人。而我对师友们的感念，却是一直永铭于心的。
这些年，我虽然遭遇了一些不幸，但从我一开始教书，学生就都对我非常好，不管是大陆的学生还是台湾的学生，真的是对我非常好。这里我要说说一位叫陈槐安的学生。
陈槐安是台湾本省人，家在台南，他自己在台北租了房子住。他很小就没有母亲了，继母对他很不好。那时我的两个女儿言言和小慧还很小，他就常常到我家里来，想要感受一下母亲跟小孩的感情，这样就熟了起来，有的时候他还带着我的两个女儿出去玩。以前我不大知道他的身世，后来他才告诉我他从小没有母亲，他到我这里感受到了母亲的感情。后来他就一直管我叫妈妈，这个学生很奇妙，如果在同学面前，他不敢叫出声来，只是把嘴一闭，然后张开，做出发“妈妈”声音的口型。有一天他打电话跟我说：妈妈，我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树，你来看看吧。我说你种的树多大多高，他说跟我一样高。他已经是大学的男生，我以为他种了那么高的一棵树呢。我去了一看，是一棵小小的树，他竟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那么小的小孩子，一个需要母亲呵护的小孩子。
那时我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三个大学教书。我先生还在二女中汐止分部教书，不能经常回来，家里就是我带着两个女儿，还有我父亲。台湾常常有大台风，有一天晚上又是刮起了狂风暴雨的大台风，陈槐安黑更半夜地冒着大风大雨跑来了。风雨之中，忽然间我听见外面有人叫门，我赶快打开门一看是他，我就说他：这么大风大雨的你还往外跑。他说这么大的狂风暴雨，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他不放心，来看一看我家有什么事。他真的是对我很好，他是把我当作母亲一样看待的。
那时我每天都是搭公共汽车去上课，每天中午或是下午下课的时候，公共汽车都很挤，没有座位，陈槐安就算好了我下课的时间，提前到前边几站上车先占一个位子，等到我上车他就把位子让给我坐，这对于当时瘦弱而又劳累的我是很有用的。台湾的男学生都要服兵役，他去服兵役的时候，到南部的一个地方受军训，放假的时候，他还是跑回来到我家里来看我们。有一次台湾也是刮起了大台风，引起了水灾，从台南到台北中间的路都不通了，火车也没有，他从南部是不能回来了。可是他居然又跑回来了，他说他是步行走过了那一段，才又搭车回来看我们的。
还有一件事，那时我喜欢王国维的词，我不但讲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还有意要写王国维词的注释。我刚刚开始写了几条，还没有写完，陈槐安说他帮我去查资料，我就把笔记本给了他。可是不久我就离开台湾去了美国，一直很多年都没有联系，我的王国维词的注解也一直没有完成。后来是我在南开大学成立了研究所以后，我的秘书安易在我的指导下，做了王国维词的注解，才算把这件事完成了。
我离开了台湾以后，中间有二十多年没有回去。等到台湾开放以后，我再回到台湾的时候，很多次同学聚会，陈槐安都没有出现。这个学生的性格很孤僻，不经常跟别人来往，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一直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一次我回到台湾，他们班有个同学碰见他了，告诉他我回来了。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他打来的。当时我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在台北，他说要从台北来新竹看我。我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讲课有很多录音带，有一个学生姚白芳说要帮我整理这些录音带，我就需要把这些录音带复制一套给她。那天陈槐安还没有来，我就走出去把这些录音带送去复制。那时台湾已经有很多人开车了，我出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开车停到了我住的宿舍前边，我真的没有认出他来。等我回来的时候，他还站在楼门口，他看见我还是管我叫妈。他变化非常大，很多头发已经脱落了，真是不容易认出来。这时还有一个跟他同班的同学也来看我，也不认识他了。这次见面陈槐安告诉我，他一直很喜欢艺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里有一些他的雕塑作品，他带着我们到校园里看了他的那些雕塑就回去了。
这次见面以后他们班上的同学又约我到台北聚会。聚会以后不久我就走了，上飞机的时候，来送我的有柯庆明、施淑女，陈槐安也来了，他没有讲什么话。大约第二年，他就去世了。虽然我的学生对我都很好，但是真正把我当作母亲看待的就是陈槐安。我常常想到《论语》里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孔子说，颜回把我看作父亲，而我却没能把他看作儿子。对于陈槐安这个学生，我也应该这样说。
我到台湾大学以后，又陆续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兼课，所以非常繁忙，也没有写什么诗词。从台北到基隆之间有个地方叫野柳，那里的海岸都是礁石，而且是奇形怪状的，是个旅游名胜。1961年春天，我跟学生一起去那里郊游，写下了几首绝句，题目是：《郊游野柳偶成四绝》。
岂是人间梦觉迟，水痕沙渍尽堪思。分明海底当前见，变谷生桑信有之。
挥杯昔爱陶公饮，避地今耽海上云。病多辞酒非辞醉，坐对烟波意自醺。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