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学青莲笑孔丘，十年常梦入沧州。头巾何日随风掷，散发披蓑一弄舟。
潮音似说菩提法，潮退空余旧梦痕。自向空滩觅珠贝，一天海气近黄昏。
这里只说第一首：“岂是人间梦觉迟”。苏东坡说“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此时我想到过去的往事，1961年我其实才三十多岁，但是我真是觉得遥远的故乡和往事已经像梦一样，但是到现在，你是不是梦醒了呢？我说“岂是人间梦觉迟”，大家都没有觉悟，大家都是梦醒得太晚了！现在是“水痕沙渍尽堪思”，你看那野柳的海边，那些礁石都是经过大水的冲刷才留下来的，真是给人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分明海底当前见，变谷生桑信有之”，想当年这些礁石都是在海底的，现在经过大自然的沧桑，水下去了，石头都露出来了。《诗经》里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人间的沧桑也像自然界一样，是果然有的，人生的变化是“信有之”。我是说海岸的景色，让你想到人生的改变。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的人生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变故。
第五章　漂泊北美
一、初到哈佛
从50年代初开始，西方世界对中国大陆长达二十年的封锁，使得大陆与西方世界隔绝。当时西方大学的亚洲系或者东亚系对中国的研究注重的大多是古典文学。因此，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都是去台湾，而台湾的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的古典诗词都是我教，所以他们很多人旁听过我的课。法国有个著名的学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就在我的班上听课，当时我正在讲阮籍的咏怀诗，他后来写了一本研究阮籍的书。还有一位耶鲁大学的皮特·贝尔（Peter Bear）是跟我念过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有个德国的学者马汉茂（Hamlet Martin）跟我念过杜甫诗。所以那时来台湾的西方学者都会注意到，很多大学的诗词课都是我在教。
台大跟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个两校互相交换教师的计划，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个研究东亚历史的教授，中文名字叫孔恩，被交换到台大来了。后来，密西根州立大学提出要把我交换到他们学校。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国。
台湾大学每年快放暑假的时候都有一个谢师会。1965年的那次谢师会，除了任课的老师，学生们也请了台大的校长钱思亮。就是在那次谢师会上，还没有入席，大家都站在那里签名，钱思亮校长来了。我从来都没有跟钱校长说过一句话，他一见到我就说：叶嘉莹老师我要跟你说个事，台湾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一项交换计划，每两年由两校互派一个教授到对方的学校讲学；我们台大已经答应美国明年把你交换到密西根州立大学，你要准备一下英语。
我本来真的不想去，可是我回家跟我先生说了，是他一定要我去。因为他在台湾被关了很久，他很想出去而又出不去，所以一定要我出去，我于是就同意了。但我的英语不好，因为我在初中二年级就遇到“七七”事变了，英语课都改成了日语课。于是我就开始念英文，当时我背的是《英语900句》，从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当时美国的福尔布莱特（Fulbright）基金会对一些要去美国任教的台湾学者，都要有一个当面谈话，英文叫Interview。这个美国基金会在台湾的负责人是台大历史系教授刘崇铉先生。1966年春夏之交，有一天下午，刘崇铉先生通知我参加面谈。那一年来台湾主持面谈的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主任海陶玮先生（James R．Hightower），面谈结束后我就走了。刘崇铉教授的秘书吴女士随后追出来对我说：今晚刘教授邀你和一些友人在他家中聚餐。
当天晚上我参加了宴会，海陶玮先生也参加了，我与海先生就有了更多交谈的机会。原来海陶玮先生在哈佛大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的，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所以谈得非常愉快。宴会结束我们告辞时，刘崇铉先生让他的秘书叫了一辆出租车，送我和海陶玮先生回家。因为我的家离刘崇铉先生家近一些，出租车就先送我回家，然后再送海陶玮先生回他的住处。从刘崇铉教授家里出来，海陶玮先生在车上对我说：如果我们邀请你去哈佛大学，你愿意不愿意呀？我想哈佛大学是那么有名的学校，能去看看也好，我就说我愿意。出租车到了我家我就下了车。第二天早晨，刘崇铉先生的秘书吴女士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海陶玮先生送我到家后并没有回他的住处，他让出租车又原路回到了刘崇铉先生家，对刘崇铉先生说，要请叶嘉莹去哈佛大学。吴女士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到底去哪个学校做个决定。我想哈佛大学当然也不错，而且当时台大有很多人都想出国，我想既然大家都想出去，我干嘛占着两个名额呢！不如让中文系再派一个老师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不是两全其美吗！
于是我就去见了钱思亮校长。我说我非常感谢学校给我的这个机会，可是现在哈佛大学也要请我去，不如把密西根州立大学这个机会让给其他的老师吧。钱思亮校长听了非常生气，说：我们这是去年安排的，已经跟密西根州立大学签了约的，就是要把你交换去的，怎么能临时换人呢！他说不可以，你一定要去密西根州立大学。没办法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海陶玮先生，我告诉他，我跟学校说了，学校不同意，因为是两个学校签了约，指定的是我，不能临时换人。这样，我就把哈佛的事推掉了。
可是海陶玮先生还是不放弃，他说这样吧，密西根州立大学不是9月才开学吗，那你一放暑假就先到哈佛，至少能停留两个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合作研究，等到开学的时候你再去密西根州立大学。海陶玮先生为什么非得叫我去哈佛呢？那是因为他正在研究陶渊明的诗，因为中国的古典诗歌是很微妙的，他很希望能找到一个懂得中国古典诗的给他讲一讲，说一说。我觉得先去哈佛两个月的办法可行，台大的钱思亮校长让我去密西根州立大学，我按时到就行了，利用暑假去哈佛并不妨碍。反正台大也放假了，我早两个月走还是晚两个月走也没有关系，于是我就答应了海陶玮先生。我先生一直很想离开台湾，他说你这次走，一定要把两个女儿带走，所以我就把两个女儿都带到美国去了。
因为是第一次出国，又带着两个孩子，所以我心里是很紧张的。我们乘坐的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台北起飞在日本的东京停留一下，然后再从东京飞到西雅图，从西雅图再飞芝加哥，从芝加哥再飞波士顿，哈佛就在波士顿附近。这是一个很长的旅程，我在台湾养成的习惯，喜欢喝热水。外国人常常都是喝冷水，他们的水很干净，打开自来水就喝。我那会儿身体不是很好，有气喘病，很瘦很瘦的，所以我对于饮食也很注意。在飞机上他们给我喝冷水，我就让他们给我换成开水。
我这个人还是很想得开的，我想既然出来了，就尽量多转转。因此我们一到日本东京，就立刻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在日本简单地逛了逛。又坐上飞机先到西雅图，然后是芝加哥，最后到了波士顿。一路上换了几次飞机，我们都很累。到了波士顿以后，我们就去取行李，我们母女三人至少也有三个箱子。结果等了半天，行李带都绕完了，我们交托的行李，一个箱子也没有见到。刚到美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还好，海陶玮先生亲自接我们来了，他当然懂得行李遗失怎样办手续，就让我们填表报遗失，他指导着我们填好了表交上，就开车带我们去了康桥的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给我们这些海外的访问学者事先就安排好了宿舍，那个地方叫Holden Green，是一个小区的样子，中间有一个院子，周围都是房子，住的都是海外来哈佛的交流学者和留学生。给我们的房子挺大的，楼上楼下一共有三个房间，我带着两个女儿就住下来了。我们的箱子既然没有找到，我就带着两个女儿找一些廉价的商店，临时买一些衣服，就算安顿下来了。
哈佛大学所在地叫Cambridge，bridge是桥的意思，加上前边的Cam，如果按音译就叫康桥，如果按意译就叫剑桥。有人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康桥，把英国的Cambridge叫剑桥。从Holden Green到哈佛大学东亚系有一段路程，我每天都是走路去的。其实那时的美国，不管是康桥还是纽约，市内交通基本上都是走路，因为这些城市都很难停车。
我的两个女儿虽然已经安排好了学校，可是我们到的时候是暑假，学校还没有开学。我的小女儿还小，海先生就帮助她联系好了一个暑期的夏令营，让她学一些英语，熟悉美国的生活。我的大女儿已经念到高中了，英文还可以，海先生照顾我们，恐怕我们经济上有问题，就安排她在图书馆做一些管理借书的工作。我的大女儿性情活泼，当时在哈佛留学的一些台湾来的学生常常跟她来往，有杜维明、李欧梵、梅广等等，我们也都很熟。这些台湾来的学生要拍一个反映海外留学生的片子，还找她一起去拍。
70年代摄于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前
这个暑假我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的主题，一个是陶渊明的诗，一个是吴文英的词。海先生写陶渊明的诗，我写吴文英的词。我们谈话主要是用英语，虽然海先生能看懂中文，可是他很少讲汉语。就是一开始我英文那么差的时候，他也不肯讲，他以为他的发音不标准。那我只好跟他说英语，当然我说汉语他也还是能听的。实在说不通时就写中文，反正他是可以看的。每天我就和他一起讨论陶渊明的诗和吴文英的词。这个暑假对我真是很有意义，海先生为人特别诚恳，如果我的英文说错了，他马上就告诉我应该怎么说，这使我的英语日常会话进步很快，更重要的是海先生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所以我学会了许多用英语表述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海陶玮先生这个人很热情，他不只是让我给他讲陶渊明，同时还让我拿出一篇论文，由他来帮我翻译成英文拿到哈佛大学学报发表。那时我刚刚写了一篇论文，就是《论吴文英词》。我是用中英结合的口语讲给他听，他用英文写下来。我在哈佛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英文的论文，就是海先生帮我翻译的这篇论文。在研讨问题时，海先生的理性、逻辑性的思辨方式，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两个月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却为我们以后长期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论吴文英词》是我在台大的一次讲演，我曾经说过我在台大只教诗选和杜甫诗，没有正式开过词选课。而我在辅仁和淡江开过词选课，因此台大中文系的学生们要求我讲一次词。讲什么呢？台大的词选是郑骞先生教，郑骞先生每次讲词都是从五代、两宋顺着讲下来，因为时间不够，南宋的词很少讲到，所以我就讲郑骞先生没有讲到的吴文英的词。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台大一些写现代诗的学生，常常用颠倒的句法，句子写得模棱两可，引起写传统诗的人们跟写现代诗的人们之间的一场笔战。我也写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举出“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古典诗也有这种句法颠倒的情况。而如果以词人来说，写的最模糊晦涩不清楚，而且句法颠倒的就是吴文英。所以我就在离开台大到美国之前，给他们讲了吴文英的词。就是在这次讲演的基础上我写出了《论吴文英词》这篇论文。
1966年的冬天，在美国百慕达有一个高级学者的研究会（American Learned Society）要举办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会议，那时美国所注重的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海陶玮先生就把我的名字提出去了，让我参加这个会议。那时我已经如约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我与海陶玮先生约好先从密西根飞到康桥，就是哈佛的所在地，然后跟海陶玮先生一起去百慕达开会。不过到会期近时，康桥下了大雪，我就没有去康桥，直接从密西根飞到了百慕达。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美的学术活动，结识了一些北美汉学界的同仁，我提交的论文就是海先生帮我翻译的《论吴文英词》。
这一年我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刚刚出版，我到哈佛去的时候带了几本，送给了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高友工教授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梅祖麟教授每人一本。高友工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梅祖麟是研究语言学的，他们看到我这本书以后不久，两个人就合作写了一篇《分析杜甫的〈秋兴八首〉——试从语言结构入手作文学批评》（Tu Fu's Autumn Meditation：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的论文，发表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上。在《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我汇集了很多家对杜甫《秋兴八首》的各种注释、各种批评、各种解说。高友工和梅祖麟两位先生就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把这些注释、批评做了仔细的分析，这篇论文现在成了西方用英文讲中国诗很有名的文章。后来我到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时，还把这篇论文作为教材给学生讲过。当时班上有个学生叫李跃进，把它翻译成中文，名为《唐诗的魅力》，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班上曾经有一个越南学生叫黎时宾，有一年他回来时告诉我，他在越南看到了翻译成越南文的《唐诗的魅力》，我真的没想到这本书居然流传到越南了。
当我初到哈佛不久的暑假，高友工教授在佛蒙特（Vermont）办了一个中国文学的暑期班，叫我去讲古典诗词。所以我在美国第一次讲课不是在哈佛，也不是在密西根，而是在这个暑期班上。这次去佛蒙特讲课，是我早年教过的一个学生英惠奇开车带我和两个女儿去的，她是我1950年在台南光华女中教过的学生，对我们母女一直非常好，直到现在对我女儿和我的外孙女们也很好，因为我教她时小女儿还没有出生，她是看着我小女儿出生和长大的。1966年她开车送我们去佛蒙特的时候，已经是8月下旬了，路上的很多树叶都开始变红了。我以前是在北京香山看过红叶的，而我在台湾一住就是很多年，台湾是亚热带，春夏秋冬四季不是那么鲜明。所以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红叶了。这次看到红叶就很兴奋。所以后来写过“眼前节物如相识，梦里乡关路正赊”的句子。
二、密西根州立大学
两个月的暑假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赶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开学之前，9月初我就带着两个女儿到了密西根。临行前，海先生与我说定了明年暑期再返回哈佛。
到了密西根就住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为我们安排的宿舍楼里。刚到的时候，办理所有的手续，包括搬行李都是我一个人。因为太忙了，不小心我把脚扭伤了，可是有很多事情要做，两个女儿的入学手续不能耽误，所以根本不能休息。说来也奇怪，穿平底鞋一走就疼得不得了，我就试着穿上高跟鞋，反而好得多。我将就着把最初的手续办好了，两个女儿也都如期进了密西根的一所中学读书。
我的大女儿各门功课都很好，而且是均衡发展，数学、国文、英文成绩都很好。她小的时候，我曾告诉她，作文主要是要有你自己的东西，要写你的感情、你的观察，写你所看见的、所感受到的。所以她的作文也不错，当年在台湾她的国文老师很喜欢她。那时考高中也是一件很紧张的事情，入学考试都是在夏天。两个女儿考试都是我亲自陪着她们到考场，给她们准备好饮料和食品在外边等着。她们从考场出来的时候，我从来不问考得如何，恐怕给她们增加压力。我只是给她们扇扇子，照顾她们喝水。结果还不错，我大女儿考上了台北最好的一所女子高中北一女。
我们来密西根这一年大女儿正在念高三，只念了一年，就拿到了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奖学金，可以免费上大学。当地的报纸还发了消息，说一个外国的学生来美国只念了一年，就以优异的成绩得了奖学金。可是一登报纸，就被学校发现了。因为我们不是美国公民，奖学金是不发给外国人的，所以就被取消了。小女儿在台湾只念到初中一年级，英语基础不太好，但是她跟同学相处得也很好。我常常听见同学给她打来电话，她只是回答说yes或no，她还是能听得懂。她的老师跟我说，你们在家里最好也讲英语，这样可以帮助她进步。可是我的小女儿说不要，她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在家里干嘛讲英语呢！当然小孩子学得很快，她的英语很快就跟上来了。现在她的英语和汉语都很好，可以做同声翻译。
我们在哈佛时，因为大女儿上学比较远，就弄了一辆自行车练习骑车，小女儿常常帮姐姐扶着。有一天我下班回来，一进门就看见我的小女儿的膝盖跌破了，大女儿正在给她涂红药水。我看了看也不是很严重，只是外皮破了，以为等皮长好了就没事了。暑假后，我们到了密西根。刚到密西根的时候我们不开车，有一天我们母女三人出去买菜回来，大包小包地抱着上楼，我的小女儿走在前边，我忽然间发现她的两条腿不一样了，膝盖受伤的那条腿比健康的那条腿瘦，我想是因为这条腿受伤以后，她走路的时候这条腿不大用力，时间长了就影响了正常发育。这可不得了，因为她正处于发育的时期，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在哈佛有一张照片，她还没有我高，可是这一年已经蹿得比我高了。如果这样下去，将来她走起路来都会不平衡的，会影响她的一生。我跟学校说了这件事，学校就让我们到医务室去看。医务室的大夫用物理治疗的方法给她治疗，每天她放学就去校医室做理疗，我下了课也直接去校医室陪她。
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校园非常大，校园里有校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搭校车去的。我们到密西根差不多一个月，也就是九月底十月初，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而且非常的冷。台湾根本就不大下雪，北京也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雪。因为密西根是一个大湖区，有很多的湖，水气很重，所以雪下得厚得不得了。学校里有专门铲雪的车，把中间的路铲开，路两旁的雪就堆成了雪墙一样。刚刚开始下雪那天，上午我们还在照常上课，等到了下午，我去医务室去接我的女儿的时候，雪已经下到膝盖那么深了。本来我们刚到密西根的时候，当地有一些华人告诉我，你们一定要赶快买那种能在雪地里走路的高筒靴子。而这一天我们就是穿这么高筒的靴子，雪还是都漫过来了。我们就踏着没膝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回了家。
第二天，雪更大了，有的地方连校车都不能开了，没有办法上课，所有学校就都停课了。一听到停课，我的两个女儿都非常高兴，她们还不是因为不上课高兴，主要是她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下雪，更不要说这么大的雪了。我在北京的时候，还见过下雪，她们两个都是台湾出生的，真的是第一次看见下雪。她们两个都兴奋得不得了，跑到雪地上滚来滚去。然后她们又弄了个杯子，跑到外面接了一杯天上下的雪，回到屋里浇上一些果汁吃，说是跟台湾的刨冰差不多。学生们也很高兴，他们在餐厅里吃完饭，就拿了盛菜的托盘，跑到校园里的一个高坡上，坐在托盘上往下滑，大家都很开心。可是我还得带着女儿去做理疗，因为路很远，我们还是得搭校车去，就是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到有校车的地方，路也是很难走的，中间的雪都是没膝盖的。这样治疗了一阵子，小女儿的腿并没有好转。
这时候我碰到了一个从前在台大我教过的学生柯文雄，这个学生还不是中文系的，他是我在台大教大一国文时植物系的学生。我刚到密西根不久，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叶嘉莹先生吗？因为他不是中文系的，我真的不记得他。后来他跟我说：“我虽然是植物系的学生，可是我听老师的课很受感动，得到很多鼓励。你知道吗，我从台湾出来到美国留学，把上大一国文时你给我批改的那些作文都带出来了。”他说：“小慧这个病在学校治不好，要找一个医院去治。你们在这里也不开车，交通不方便，我可以开车带你们去。”因为有他帮忙，我就把小慧送到了医院。她主要是膝盖之间的软骨错位了，一走路就疼，所以就开刀做了手术。小慧那时已经长得很高大了，可是以她的年龄还是住进了少儿病房。美国的儿童病房设备条件极好，你可以随时要冰激凌呀、果汁呀什么的。所以小慧住得还挺高兴的。她的同学有个女孩对她很好，虽然语言还不太通，但几乎每天都来看她，有时还给她带个小礼物。小慧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出院的时候医院问她要不要拐杖，其实她已经不需要了，可是小慧好奇，还是跟人家要了一根拐杖。
柯文雄真是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那时我们没有车，很多地方根本不认识，也不懂得应该去哪个医院治病。我当年教他的时候，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但他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照顾。从此以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来带我们去买菜或者办一些其他的事情。到了放假的时候，他还开车带我们去密西根的大湖和底特律汽车城去玩。
我们在密西根住的那个楼上，还住着一家中国的访问学者，不过他们是学理科的。他们家有五个女儿，中间的两个跟我的两个女儿差不多大，常常在一起玩。通过他们我们又认识了一些其他的中国人，有时他们请客也让我们一起去吃饭。那我也不能总是吃人家的，于是我也请他们到我家来吃饭。密西根州立大学所在的East Lansing这个地方是个小城，没有几家中国餐馆。所有的中国人请客都是在家里。我那时就学会了做一些菜，像香酥鸡、珍珠丸子、红烧鱼、炸春卷这些菜，我也能试着做。我毕竟是在北京长大的，小时家里有佣人做饭，后来是母亲、伯母做，虽然她们不让我做，但我还是看见过的。包饺子、蒸包子甚至包粽子、摇元宵我也能做，而且做给我的女儿看。到现在小慧也会包饺子、蒸包子，甚至连包粽子都会。
因为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来密西根州立大学以前，我就跟他们讲好了条件，用中文讲课。学生都是学过中文的研究生，听得懂中文，也能讲一些，所以不太累。这样我有时间旁听了两门课。有一个老师讲西方文艺理论，讲得很好。还有一个老师讲英文诗，他很注重朗读，常常喜欢把一首诗大声地读一遍。虽然我也没有跟他们联系过，也没有人认识我，可是在课堂中他们都是西方人，而我是东方人，所以这个老师一眼就看见我了。有一天他问我，你们中国人读诗是不是也有朗读，也有吟诵？问到我头上了，我就说中国诗是有朗读和吟诵，我就给他们吟诵了一首诗。这个老师非常感兴趣，他说你读得很好，我一听就知道你对诗很有体会。你要给我们班上的学生作一次讲演，就讲中国诗的诵读，我就用英文给他们作了一次讲演。我能用英文给他们讲，真是得益于在哈佛大学跟海先生一起研究的那两个月。虽然我在来美国前自己也恶补了一些英文，背了《英语900句》，但那只是日常用语。可是文学有很多特别的术语，像《五言律诗》怎么说，《七言绝句》怎么说，这些术语都是跟海先生研究的时候学来的。我给他们讲演以后，那个老师很高兴，因为他从来没有听人讲过中国诗，更没有听过中国诗的吟诵。他还跟我女儿说，你母亲是天才的会讲诗的人。
到了一年期满的时候，密西根州立大学要跟我延期两年。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海陶玮先生要回哈佛去，因为我在离开哈佛大学的时候，海先生就告诉我，你到密西根就教一年，不要延期，然后你就回到哈佛来，我们继续合作研究。所以我就按照海先生说的，没有跟密西根州立大学延期。因为我在密西根只是教书，到了哈佛我除了教书外还可以跟海先生一起研究、一起讨论，这对我是很有帮助的。
三、再访哈佛
1967年7月密西根州立大学放了暑假，我就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哈佛。我的大女儿已经高中毕业，密西根州立大学已经接受了她。这次回来她还是继续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工作，小女儿还是去上暑期学校，继续补习英文。我就继续与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并且开了一门中国诗词的课。
那时哈佛大学东亚系是从一条叫Kirkland的路拐到Divinity的路上，在Kirkland到Divinity的拐角有一座很高的白楼叫威廉·詹姆士楼。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是美国的一个哲学家，他有一个兄弟叫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是美国的一个有名的小说家，小说写得很好。这座白色的楼在我写过的一首《菩萨蛮》中曾经提到过，词是这样的：
西风何处添萧瑟。层楼影共孤云白。楼外碧天高。秋深客梦遥。　　天涯人欲老。暝色新来早。独踏夕阳归。满街黄叶飞。
“西风何处添萧瑟”，秋天在中国的传统中一般说来总是悲秋，因为秋天到处是一片萧瑟。“层楼影共孤云白”是说威廉·詹姆士楼的影子和天上的云彩都是白色的。“楼外碧天高”，高楼外边的天空碧蓝而且高远；“秋深客梦遥”，我在台湾当然是不能回大陆了，这时已经到了美国，应该是可以回去了，可是此时大陆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一直不敢跟北京老家的亲戚联系。“天涯人欲老”，1967年我是四十三岁，已经是中年了。“暝色新来早”，在北美一到秋天的时候，下午四五点钟天就黑了。我下午从图书馆回来，天色已晚，落叶满地，所以我说“独踏夕阳归，满街黄叶飞”。这是当时的我见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词。
这一年在哈佛我还写了一首《鹧鸪天》：
寒入新霜夜夜华。艳添秋树作春花。眼前节物如相识，梦里乡关路正赊。　　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
“寒入新霜夜夜华”，哈佛大学9月就开始结霜了，天就开始冷了。“艳添秋树作春花”，我在台湾是看不到红叶的，在美国可以看到很多红叶。而且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二楼的办公室，窗外有一棵非常高大的枫树。你就亲眼看到这棵枫树的叶子一天一天地变红了，像春天的花一样。“眼前节物如相识”，我说眼前的季节，这地上的新霜、这树上的红叶，这些景物我是认识的。因为北京的地上也会下霜，北京的树叶也会变红，可是这些景物台湾没有，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了。“梦里乡关路正赊”，可是我的故乡还在梦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从去国，倍思家”，从我离开了祖国以后，我说的祖国当然也包括台湾，台湾是中国的土地。当然我在台湾也怀念祖国大陆，但是我离开了台湾就更加怀念大陆了。因为我以为到了美国就可以回大陆去了，可是还不能回去。所以我说“归耕何地植桑麻”，陶渊明的《归田园居》不是说“但道桑麻长”吗，我不知道哪一年才可以归去。“廿年我已飘零惯”，是说从1948年离开故乡，二十年来我已经习惯了飘零。“如此生涯未有涯”，是说我像这样在海外漂泊的生活不知道哪一天才算结束。
70年代摄于哈佛燕京研究室
这一年暑假海先生继续研究陶渊明，我自己又找了另外一个题目研究，就是《对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这是为1967年寒假将在贞女岛（Virgin Islands）召开的一个会议做的准备。这个会议的主题不是讨论文学本身，而是讨论文学批评。以前我写的都是对诗歌本身的批评和欣赏，不管是李商隐的嫦娥诗还是温庭筠的词，不管是杜甫的诗还是陶渊明的诗，我所研究的对象都是作品本身。可是这次要开的会议是讨论中国文学的批评，我既然喜欢诗词，那我就选了这个关于诗词评论的题目。这是我研究方向的又一个转变。这篇论文也是海先生协助我翻译的。
这次已经是我与海先生的第二次合作，我们已经很熟悉，所以在讨论问题时，我们也就能够更加坦诚相对，遇有不同的意见也互相争论，这样就更增加了共同研读的乐趣。那时哈佛大学东亚系跟燕京图书馆在一栋楼里边，我跟海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二楼上，各有一间办公室。我的办公室窗外都是非常漂亮的很高大的枫树，朝暮阴晴各有不同的光影，我来时正好是夏季，窗前是一片浓密的树阴，每当我抬头一望，就可见到一片翠色的繁枝密叶，随风起舞。秋天来到以后，这一片翠色被逐渐染成一幅红黄相间、色彩缤纷的图画。到了冬天，树叶落尽，枝干上积满了晶莹的白雪，真是美不胜收。
因为有海先生的缘故，大家都对我很好。我不但有办公室的钥匙，还有图书馆的钥匙。那时我正在研究王国维，真是整天都在图书馆里边。我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早晨吃两片面包就去上课，中午就做一个三明治，我再多做一个三明治就是我的晚餐。当地的老师一下班就回家了，海先生也是下班就回家吃饭。每天下班以后，整个图书馆常常就是我一个人在里边看书。晚上回家我出来时，要一个一个地关灯。因为我整天都在写王国维，当我从黑暗的通道走过的时候，竟然常常会觉得王国维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
原以为一年的时间很长，谁想转眼就过去了。第二年当我窗前的枫叶再染上秋色的时候，已经是深秋9月，我在哈佛的一年聘期也到了，所以我就准备一个人先回去。这时我先生也已经来到美国。我先生是在1967年冬天才办好申请眷属团聚的手续，把他从台湾接出来的，离开台湾是他多年来的愿望，也是他当年鼓励我带孩子们出国的主要原因。这时他已经在美国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个教华语的职位，大女儿言言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读大学，小女儿小慧在读高中。
海陶玮先生曾经几次坚持要把我留下来，他说你们那里的政府对你们那么不好，把你们关了那么久，我们这里还继续聘你，就不要回去了。我说虽然政府对我们不好，可是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这三个学校的老师们都对我很好。我在这三个大学都有课，现在快开学了，我说不回去了，把三个学校的工作都给撂了，我不能那样做人。还有我也不能把我的先生和两个女儿都带出来了，把我的老父亲一人留在台湾，我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跟海先生说，等我回去跟学校说清楚了，把这些学校的工作安排好，把我父亲接出来再说，但是现在我一定要回去。海先生一看我这么坚决，没有别的办法，就让我写了一个研究计划，为一年后再度来哈佛合作研究做准备。临别的时候，我写了三首七言律诗，题为《一九六八年秋留别哈佛三首》：
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
天北天南有断鸿，几年常在别离中。已看林叶经霜老，却怪残阳似血红。一任韶华随逝水，空余生事付雕虫。将行渐近登高节，惆怅征蓬九月风。
临分珍重主人心，酒美无多细细斟。案上好书能忘晷，窗前嘉树任移阴。吝情忽共伤留去，论学曾同辩古今。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
我以前说过，我写的诗常常是自己跑出来的，这几首诗也是这种情况。哈佛大学的校园是分散的，不像我后来去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整个校园在一起。哈佛大学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有一个主校区，总图书馆和主要办事机构都在这一带。其他院系都在不同的地方，中间隔着一条条的大马路，而且是交通非常繁忙的马路，行人过马路时真的是很危险。1966年我刚到哈佛大学的时候，他们刚刚动工修建一条走汽车的地下通道，当时的路况更是乱七八糟的。到1968年我要走的时候，地下通道就已经修好了，来来往往的汽车都到了地下，上边铺了一大片草坪。那时我已经把我先生接出来了，两个孩子也都在一起，我们就另外租了房子住。从我住的地方到学校去，正要经过这一片已经铺好的草坪，当你走在草坪上的时候，有一种很从容、很轻松的感觉，不用像以前那样，还得紧张地注意来往的车辆。因为那一阵子整天都在讨论我回不回台湾，要不要留在哈佛这些事情，那天我从家里到学校去，路上还是想着我去留的问题，经过这片草坪，看到秋天的落叶，觉得我就像这落叶到处飘零，先生女儿在这边，老父亲在台湾，哪头我都不愿放下，我究竟应该到哪里去？所以说“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这些诗句就从我的脑子里跑出来了。
这三首诗我只讲两首。第一首我说“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1967年我那两首词《菩萨蛮》和《鹧鸪天》也写到红叶，也是秋天。现在又是秋天了，又是红叶飘落的季节。就好像我在海外，总是过着飘零的生活。何之，就是何往。我要到哪里去？哈佛不是我的家，也不是我的故乡。我现在要回到的台湾，也不是我的故乡。“曰归枉自悲乡远”，“曰归”是《诗经》上的句子，“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是说，回家吧，回家吧，这一年快要终了了。这里我是说我也想回家，可是“枉自悲乡远”，我觉得我的故乡北京那么遥远。在台湾当然根本不敢想回北京，不用说回北京去，就是连信也不敢写；现在虽然到了美国，可还是不敢回去，因为大陆已经是“文革”了，所以我说“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命驾”就是准备驾一辆车，我说我就像杨朱对着一个歧路哭泣，因为我不知道我往哪里去。“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这里是说我带着两个女儿来到美国，而现在我要把她们留在国外，自己要走了。“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是说我是个漂泊的浮家在外的人，反而羡慕《博物志》上说的那个乘浮槎离家又定期回去的神话人物了。
第三首是写给海陶玮先生的。“临分珍重主人心”，表示我对主人海陶玮先生的感激之意，“酒美无多细细斟”是说我跟海先生的合作研究已接近尾声，因为海先生研究的陶渊明以饮酒为名，所以用“酒美”来比喻。“案上好书能忘晷”是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丰富而且阅读方便，使人读而忘倦。“窗前嘉树任移阴”是说窗前嘉树美景与光阴推移之快。“吝情忽共伤留去”，这里用的是陶渊明“曾不吝情去留”的句子，说明海先生反复挽留而我坚持回去的去留之争。“论学曾同辩古今”是说我与海先生在研究讨论中建立的真诚友谊。“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最后两句说出了我的告别之意。在写了这首诗不久之后，我就只身回台湾去了。
到现在还有人问我，你现在有时到中国大陆，有时到温哥华，有时到台湾，你的感觉是怎样的。我说当初我刚刚离开北平到台湾的时候，又遭遇了种种不幸，那时真的有天涯漂泊的感觉。所以我写的诗有“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和“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那样的句子。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是四海为家。现在我在南开已经三十多年了，这里的老师学生已经是很熟的友人了，每次回来真的感觉是回家了。温哥华当然也是我的家，台湾我在那里教了十五年的书，那里有我很多的学生，他们对我都很好，每次去台湾的时候也有回来的感觉。这些地方不管到哪，都是回来的感觉。我不是随便说的，真的都是回家的感觉。
1969年我接到哈佛的聘书，却因为签证拒签没能成行。后来辗转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学系任教，1970年海陶玮先生再邀请我去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书。可是海先生还是常常约我去哈佛跟他合作研究，我就常常在暑假的时候去哈佛，继续我们的合作研究。所以从1970年以后接连很多年，每年暑假我都去哈佛，跟海先生合作研究。
后来我开始回国教书，所有的假期都很忙，因此去哈佛与海先生合作的机会就少了。直到我退休以后，才有时间再去哈佛跟海先生把我们以前合作研究的成果编成了一本书。这时海先生的眼睛已经不好了，中文的书稿都是我一个人整理的。英文书稿我也做了大部分校读，有些需要他看的，他还得拿着放大镜，吃力地一点一点看。
现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中文名为《中国诗的研究》），就是那几年我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的成果。这本书署名是我跟海先生，当然我是非常尊重海先生的，所以把海陶玮先生的名字写在前边。我和海先生各自写了一篇序言，介绍了我们怎么认识的以及多年来研究的过程。
2001年访问哈佛旧友（左起：叶嘉莹、卞学、海陶玮、赵如兰）
海陶玮先生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去的。他的夫人是写儿童读物的，她写的书也很受欢迎。他们夫妇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海先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为人耿直。也有人不喜欢他，说他不讲面子。海先生生活很简朴，对于美国生活的奢华很不喜欢。哈佛大学所在的地方叫康桥，周围有很多小镇，海先生住在附近一个小镇上，骑自行车来哈佛是相当远的，但海先生都是骑自行车来来往往。后来他的儿女都大了，就不跟他住在一起了。只有一个孙女在波士顿念书，跟他同住。这位老先生身体还好的时候，就开了一大片地自己种菜。一到收获的季节，海先生就把他种的菜，带到图书馆给大家分享。海先生还自己做面包，自己做果酱，他的儿女、孙子、孙女如果回家，都是他亲自做饭给大家吃。
2001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做访问教授时，曾经利用春假又回了一次哈佛。那一次还跟赵如兰一起去看望了海先生，海先生的眼睛这时已几乎看不见了。我们一起吃了饭，还照了相。赵如兰身上总是带着照相机，走到哪都照相。
本来每年圣诞我都会给他在康桥郊区的家里打电话祝贺节日，但后来连续两年我给他打电话都无人接听。我想他年纪大了需要照顾，可能到儿女家去了。谁料2006年2月2日我忽然收到哈佛大学东亚系韩南教授（Profesor Hanan）一封电邮，说海先生近年迁回他德国的故乡与他的女儿同住，于1月8日在德国去世了。韩南教授在电邮中要我写几句追怀悼念的话。我写了一封电邮发给了韩南教授，后来发表在哈佛举办的追悼会上。韩南教授在致辞中也提到了我的悼文。回想当年在哈佛研究和教学的日子，那确实是我一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这是我跟韩南先生往还电邮的中文翻译：
韩南的信：
想必你已知道海陶玮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哈佛大学有一个纪念仪式。今年秋天，我们哈佛的文理学院以及我和这里的同事，也准备举行一个纪念仪式，主要内容的重点是海陶玮先生学术成就和教学成就，我在这个纪念仪式上会讲几句话。你与海先生这两个非常有成就的高层次的汉学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如此紧密的合作，这在汉学研究领域内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我希望你就你们的合作写下几句话来，我在纪念会上讲演时用。假如你同意，请用电邮传给我，从我们上次见面已经好久不见了，我想你一定是一直很健康，你的研究也一直很活跃吧。
我的回信（一）
韩南先生：
我听到海陶玮先生去世的消息很难过，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五年前，我去康桥拜访他的时候，我曾经邀请他与卞太太夫妇一起吃了晚饭。通常我在每年圣诞节前后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上次我打电话没有人接，我想他可能搬到他的子女家同住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会突然去世。我会尽快把上一个世纪我与海陶玮教授长达十年之久的我们之间愉快的、成功的合作的经过写出来寄给你。我一切如常，现在还在南开大学教学，2月2日去台湾，4月初回到温哥华。
我的回信（二）
韩南先生：
我想你已经收到前几天我给你的电子邮件，我现在已经写下了我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的情况，供您参考。我是1966年在台北跟海陶玮教授认识的，那时我接受美国福尔布莱特基金的资助，准备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讲学。当时海陶玮先生是这个基金会的高级顾问，负责选择。他跟我面谈以后就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去，而且他安排我在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之前先去哈佛大学。后来他又安排我从1967年暑假到1968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一年多，他还要求我在哈佛再停留一年。可是我因为有其他的原因还是回了台湾。我在哈佛的那一年，他写下关于陶潜的两篇论文，我完成了两篇英文论文：一篇是关于吴文英的词，还有一篇是关于常州词派的。1969年，我接受了U．B．C．大学的聘书，但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仍继续合作研究，一直到1996年我们完成了这本书《中国诗的研究》。就像海陶玮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我们所注意到的问题就是关于对诗歌的批评，还有关于文学的传统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把中国的诗用另外一种语言完全表达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水准上，我们的翻译是与原诗非常接近的。我们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个翻译是恰当的，是可以让英语的读者更容易接近中国诗的一个成果。”最后，我要用1968年我在离开哈佛回台湾时给海陶玮先生写的一首诗结束这段话，这首诗我是用中文写的，是海陶玮先生翻成英文的。我一直记得我们在一起合作的那美好的时光。
临分珍重主人心，酒美无多细细斟。案上好书能忘晷，窗前嘉树任移阴。吝情忽共伤留去，论学曾同辩古今。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
海陶玮先生翻成英文：
About to go，I deeply feel my host's concern；
When fine wine is scarce，pour it carefully．
With good books on the table we forget the time．
The stately tree puts on its changing hues．
Reluctant on impatient，stay or leave，someone's hurt．
We have studied together，debated past and present．
I'll try to make this song convey my parting thoughts；
Clouds in the eastern sky，the ocean is deep．
2000年6月，我去台湾参加“中研院”主办的第一次汉学会议，在台湾开会时，我碰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先生，他问我2001年春天能不能到哥伦比亚大学客座一个学期。我那时已经退休了，每年只是暑假以后到南开来，因为他说是春天，我比较有空暇，就答应了他。
2001年春天，我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距离波士顿有四个小时的车程，我就利用春假去了哈佛。因为我在哈佛大学生活过很多年，熟人朋友也多，趁这次机会去看看他们。
1966年我刚到哈佛的时候，认识了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她是哈佛东亚系唯一的女老师，而且是中国人，我跟她很熟。赵如兰在东亚系教语言，同时还在音乐系教中国音乐。赵如兰让她的一个学生来整理中国诗词的声律，有一些问题就来找我。赵如兰还让我诵读中国的古典诗词，她亲自给我录音，还录了一段像。这些录音、录像我还都保存着。1968年赵如兰还让我给她父亲赵元任先生创作的歌曲填写歌词，我就填了一首《水云谣》，前面我写了小序：
一九六八年旅居美国康桥，赵如兰女士嘱我为其父赵元任先生所作之歌曲填写歌辞，予素不解音律，而此曲早有熊佛西先生所写之歌辞，因按照熊辞之格式试写《水云谣》一曲：
一　云淡淡，水悠悠，两难留。白云飞过天上，绿水流过江头。云水一朝相识，人天从此多愁。
二　云缠绵，水沦涟，云影媚，水光妍。白云投影在绿水的心头，绿水写梦在云影的天边。水忘怀了长逝的哀伤，云忘怀了飘泊的孤单。
三　云化雨，水成云，白云愿归向一溪水，流水愿结成一朵云。一任花开落，一任月晴阴，唯流水与白云，生命永不分。
四　云就是水，水就是云，云是水之子，水是云之母。生命永相属，形迹何乖分，水云相隔梦中身。
五　白云渺渺，流水茫茫，云飞向何处，水流向何方。有谁知生命的同源，有谁解际遇的无常。
六　水云同愿，回到永不分的源头，此情常在，此愿难酬。水怀云，云念水，云飞水长逝，人天长恨永无休。
这次我回哈佛，跟赵如兰、胡嘉阳还有方光珞都见了面，胡嘉阳是我在台大中文系教过的学生，她在国外读了图书馆专业，后来就留在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负责中文部门的工作。多年来每次我来哈佛都是她去机场接我，帮我安排租房子，并开车带我出去买菜办事。她没有结婚，没有家累，对我照顾得十分周到。
2001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短期讲学，还见到了一些老朋友。每次有一个新人来的时候，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就邀大家吃一顿饭，互相见个面。这次吃饭的时候，王德威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已经退休的老教授夏志清先生。夏志清先生是研究小说的，我在美国百慕达和贞女岛参加的那两次会议他也都参加了。我是1966年认识他的，说来已经三十五年了。那时我们一起开会，当然也一起吃饭。因为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不认识美国的菜单，到了点菜的时候别的不敢乱叫，我看了半天只认识牛排，就只好叫牛排。可是牛排太大，我根本吃不下。夏志清看到就说我，你怎么回事，每次叫牛排每次又都不吃！他根本想不到我不认识其他的菜！夏先生非常喜欢开玩笑，学术界都叫他老顽童。这次他一见我就说，我刚过完八十大寿，你没赶上。现在你写一首词来给我祝寿吧！后来我真的就给他写了一首《金缕曲》，前边还写了小序：
辛巳之春余应邀至哥伦比亚大学客座讲学。抵达纽约后，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邀宴相聚，座中得见夏志清教授。余与夏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于百慕达及贞女岛两次中国文学国际会中相晤，此次再度相逢，夏公告我八旬寿辰甫过，向我索词为祝，因赋此阕。
八十称眉寿。看筵前、夏公未老，童心依旧。三十四年都一瞬，岁月惊心驰骤。记当日、文章诗酒。百慕贞娘双岛会，聚群贤、多少屠龙手。恣笑谑，唯公有。　　古今说部衡量就。论钱张、围城难并，倾城难偶。一语相褒评说定，举世同瞻马首。更作育、青年才秀。一代学坛师友盛，祝长年，我落他人后。歌金缕，捧金斗。
“三十四年都一瞬，岁月惊心驰骤”是说三十四年这么快就过去了，“百慕贞娘双岛会，聚群贤、多少屠龙手”，当年百慕达、贞女岛两次会议聚集了海陶玮、谢笛克、白芝、周策纵，还有欧洲的霍克斯、侯思孟，日本的吉川幸次郎这些著名学者。“恣笑谑，唯公有”，喜欢开玩笑的只有夏志清，别人没有他这么爱说笑话的。“古今说部衡量就”，夏志清先生是研究小说的，他写了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史，一部中国近代小说史。“论钱张，围城难并，倾城难偶”，钱、张指的是钱锺书、张爱玲，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小说史》中大力赞扬钱锺书的《围城》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所以我就把这两个“城”放到一起了。“围城难并”，可以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钱锺书的《围城》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一个是说夏志清的论钱锺书的《围城》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而且“围城难并”字面上有难于兼并的意思，也与“围城”两字表面的含有战事的意思相应合。“倾城难偶”也是两层意思：一方面是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没有人能和她相比的，一方面是说夏志清的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而且字面上也有倾城美女难求配偶的意思。“一语相褒评说定”是说夏志清对钱锺书、张爱玲这两个人的赞美已经论定了两部小说的评价，“举世同瞻马首”是说夏志清对钱锺书、张爱玲这两个人的评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也都跟着这样评价。因为钱锺书、张爱玲的两部小说在夏志清没有赞美他们之前，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注意。钱锺书的《围城》很多人都不知道，张爱玲在上海写的小说也不是那么有名，是因为夏先生在书中对他们的赞美，他们二人的小说才出名的。“更作育、青年才秀。一代学坛师友盛”，这是说夏志清先生多年教书，培养了许多青年学生，同行师友也很多。“祝长年，我落他人后。歌金缕，捧金斗”，这是说他的八十寿辰我迟了一步，写一首《金缕曲》，为他祝寿。
1990年与赵如兰（右）、卞学（左）夫妇合影
80年代初在纽约与夏志清（右）餐聚
这些老朋友都很值得怀念，遗憾的是海陶玮先生已经不在世了。
四、执教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969年我接到了哈佛寄来的聘书后，就去办理接我父亲一同来美的手续。本来我的证件是有多次出入的美国签证，可是当我把我父亲的资料递上去以后，办事的人说你的先生和孩子已经在美国了，你再把你父亲接走，等于是移民了，那你就直接去办移民吧。不仅不给我父亲签证，还把我证件上原有的多次出入美国的签证取消了。从头办移民本来也未始不可，但是时间太长。我的两个女儿在美国一个念大学，一个念中学，而当时我先生没有工作，一家子的生活还有两个女儿的学费我怎么负担啊！那时美元跟台币是1：30，我根本供应不了。海先生还是坚持让我去哈佛，他就给我出主意，让我把旧的证件作废，重新办一个，然后先申请加拿大的签证，从加拿大再申请去美国就容易了。
来到温哥华的第二天，我就到了美国驻温哥华的领事馆去办签证。结果他说，你拿着美国的聘书，怎么从台湾出来跑到温哥华来办美国的签证，你为什么不在台湾办美国的签证？我不能给你签证。他说的有道理呀，他说你要办也可以，你把护照给我，我用文件给你寄回台湾办。可是我已经知道台湾不给我办，所以我就说我不办了，把我的证件拿回来了。海陶玮先生一看实在不行了，我不能马上去美国了。他就跟U．B．C．大学亚洲系的主任蒲立本（Professor E．G．Pulleyblank）联系，因为他们都是好朋友，他对蒲立本说有这么一个人，现在就在温哥华，看他们那里有没有机会。蒲立本先生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亚洲系刚刚成立了研究所，从美国加州大学来了两个博士生，更巧的是他们都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是研究韩愈诗的，一个是研究孟浩然诗的。蒲立本先生说：“我们正在想，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导师来带他们，你来了太好了。”这样U．B．C．大学亚洲系就把我留下了。他们对我的要求是，不能只教这两个博士，还要教一班全校选修的中国古典文学课，而这门课是要用英语教的。
1966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书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好了，来听我课的研究生一定要听得懂中文，我要用中文讲课。那时我只是日常说英文，讲课都是用中文。可是现在人家要求我用英文讲课，我为了养家糊口，已经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我的先生和两个女儿都在美国指望着我呢！我得赶快把他们接过来。我的大女儿可以从密西根州立大学直接转学到U．B．C．大学，最简单。我的小女儿还在念高中，温哥华的公立高中不收外国人。我只好找了一个私立中学，拿到了入学许可证也办好了。就是我先生还没有资格过来，我就到移民局申请以眷属的身份把他接过来。可是移民局的官员（还是个女的）说：“按照我们加拿大的法律，你是你先生的眷属，你先生不是你的眷属，他不能以你的眷属的身份过来。”后来我跟我先生说这件事，我先生说，移民局说得对，男人就是家长。无奈之下，我就去跟我们系主任蒲立本先生说，如果我先生不能过来，我就不能留下来。蒲立本先生非常想把我留下，他就给了我先生一个助理研究员的名义，才把他接过来了，我不久也把我父亲接过来了。
在他们还没过来之前，我就天天看着报纸的租房广告找房子。因为我当时没有汽车，我一定要找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我上下班，两个女儿上学，还得生活方便，这些我都得考虑。最后在第42街租了一个房子，旁边就是菜场，我从学校回来顺便就可以买菜。离邮局也很近。第41街是一条大街，有一趟公共汽车一直通到U．B．C．大学，我跟大女儿到学校去很方便。小女儿从第42街走下去，到第46街就是她的中学。因为那时没钱，我还到处去找卖二手货的地方，给家里准备一些家具和基本的生活用品。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看报纸广告、查地图、搭公交车到各地买来的。安排好这些，我就把家人一个一个接了过来。
我先生闲居在家，又像从前一样，重演以对妻子发威来显示做丈夫权威的作风。那时我既要准备用英文教课的教材，还担心第二年的工作没有着落。我在工作和心理方面承受着沉重负担，却无人可以诉说。我既不愿增加老父和女儿们的忧虑，更不敢向我先生诉苦。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总以为如果我诉说劳苦，甚至只要有人同情我的劳苦，都是对他的侮辱和讽刺。总之，这一年来我尝遍了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劳苦酸辛。不过我那时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觉悟，只觉得一切都该逆来顺受，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为美德。还记得那时我教书所用的课本，是加州大学白芝教授（Cyril Birch）所编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选有一篇《史记》的《伯夷列传》和一篇《国语》的《公子申生之死》。我在讲述时对这两位中国旧伦理传统中的典范人物，都表示过尊敬赞扬。当时我的想法有两点：一是伦理本是一种双方面的人际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维系社会安定的要素；如果人际的一方不守伦理的约束，而另一方仍然遵守约束的话，则社会至少还有一半以上的安定力量，否则便如伯夷所说的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了。二是我以为完美的持守是一种最高的理想，无论人际的另一方的行为如何，自己的持守都不该改变；因为品格的持守，不只是对人的问题，而也是对己的问题。我后来才觉悟到这原来是造成人际关系之不平等的一种懦弱的道德观，不过我的积习已成，所以直到今日仍没有改变。
80年代中在家中做菜
温哥华英文拼为Vancouver，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文是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我对于北美的印象，不管是以前学地理或者在台湾听人家说的都是美国的地名和学校，根本不知道英文地名Vancouver是个什么地方，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结果没想到留在这里待了好几十年，天下事真的很难说，你也不知道自己最后落到哪里去。
在我决定留在温哥华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我觉得，写一首诗就能把事情记下来了，不写的话，很多记忆都是模模糊糊的，写下来就比较真切。如果不写成诗，即使你还记着这件事，但是当时的感受已经找不着了，而有诗留下来，就能帮你把当时的感受留下来。这首诗的诗题是《异国》：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加拿大是我从来没有来过的国家，加拿大的国旗就是一片红色的枫树叶子。很多地方都种了枫树，一到秋天，到处都是红叶，我所在的U．B．C．大学也到处是红叶，所以我说“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虽然是到了加拿大，但还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我的飘零生涯比前一年的感觉更深了。因为我既不能按计划回到哈佛，也不能再回到台湾任教了，否则在美国读书的两个女儿将无以为生。不过现在虽说留在了加拿大，也是临时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我说“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我原来的心意已经辜负了，“白”就是表白，我原来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家，而现在跑来跑去反而到了更远的加拿大，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而且难以诉说。“独木危倾强自支”，因为当时全家的生活就是靠我一个人维持，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维持得住！我临时接受了U．B．C．大学的聘书，还要用英文讲课。我不能像在密西根州立大学那样跟人家讲条件，要求用中文讲课，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跟人家讲条件的资本。那时真的是无家无业，什么都得从头来。我千辛万苦地看报纸、找广告，去租房子、买旧家具，都是我一个人安排。等我先生来了，我就带他一起去看家具。可是在车上我先生忽然又说不去了，中途就要下车，我还得担心他初来乍到迷了路。我就好像一根柱子独自支撑勉强要倒的房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忍吏为家甘受辱”，1969年我想要接我父亲到哈佛与家人团聚时遭到拒绝，到加拿大申请去美国签证时又被拒绝；甚至后来申请把我先生和两个女儿接到加拿大的时候移民官竟然不许我把我先生和女儿以眷属身份接过来。我为了家人真是甘受这些官吏的气。“寄人非故剩堪悲”，是说我临时寄居在别人家里。我刚刚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时不认识人，也没有地方住，学校介绍我临时住到亚洲系的一个老师家的地下室，我跟人家非亲非故的，而且他们也不是中国人，所以说“寄人非故”。“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指的是我离开台湾的时候算了一个卦，还真应验了。其实以前我是不算卦的，说来还有个故事。
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在辅仁大学兼课。辅仁大学不在市里，是在郊区一个叫新庄的地方。辅仁大学有一辆交通车，每天来接这些老师去上课。我去辅仁大学上课的时候，南怀瑾先生也正好去上课，我们经常坐一辆交通车去。辅仁大学刚刚成立不久，只有一个教员休息室，所有的老师下课以后，都在那里休息。南怀瑾先生常常给我讲一些占卦、算命、坐禅、修行这些事情。那一年快放寒假的时候，南怀瑾先生跟我说，他要带领一个“禅七”，用七天坐禅，让我也参加。我那时真的不相信这些，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禅七”是在什么时候举办呢？是春节，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上有老下有小，我父亲那么大年岁了，两个孩子都很小，还有我先生，过年了我这个主妇跑去坐禅，那怎么可能呢？而且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我不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我觉得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没有去。那次坐禅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南怀瑾先生还出了一本书，就是讲那次他带领的“禅七”所发生的事情。
这次是因为我签证办得不顺利，真的感觉到前途未卜。南怀瑾先生就说，我认识一个人，算卦很灵的，我介绍你去看看他。当时我就去了。那个人让我把生辰八字写下来，然后他在一个红色封面的本子上写了很多字。其中有这么两句“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的卦辞。这就是说在时间和地点都不明白时，佳人就在水边哭，我当时还不明白。当我到了加拿大，美国哈佛也去不了，临时留在了加拿大，很多事情都不安定，我才恍然大悟：真是时地未明，能不能去美国的时间也不知道，最后我们一家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温哥华在海边上，我一个人在水边，真是“佳人水边哭”。平常一般的事我不着急，可是现在我去不成美国，他们在美国生活怎么维持，我真的着急了。而且1968年我虽然遵守信用回了台湾，可是我一年又走了，好像不回来的样子，台湾也很不满意。我再回台湾也是很困难的。那时我常常失眠，好几夜都睡不着觉。“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说的就是这件事。
U．B．C．大学开学了，按照学校的安排，我就开始用英文讲课了。我这人讲课喜欢跑野马，上天入地的，而用英文讲真的是放不开。我能把每个字用英文说明就不错了，根本没有办法发挥。于是我把这种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题目是《鹏飞》：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馀生。
“鹏飞谁与话云程”，因为鹏鸟飞起来可以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在云中来去自如。我是想到以前无论在北京或者在台湾，我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讲诗，可以享受随便发挥的乐趣。我说我像鹏鸟一样飞到天上，在云中来往自如的讲诗的快乐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这种快乐没有人可以诉说，跟谁说呢？“失所今悲匍地行”，我说我失去了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再也飞不起来了，只好趴在地上爬行。“北海南溟俱往事”，“北海”指的是我的出生地第一故乡北京，而“南溟”指的是我曾居住过多年的第二故乡台北。当年我在这两地教书时，都能使用自己的母语来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有一种可以任意发挥、潇洒自得之乐，可是现在这一切都离我很远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而现在我必须用英语来讲课，就好像是一只高飞的鹏鸟突然从云中跌落，变成了不得不在地面匍匐爬行的一条虫。庄子上说“鹪鹩一枝”，我就好像鹪鹩那样的小鸟在芦苇枝上做一个巢临时寄托在那里，所以我说“一枝聊此托馀生”。
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虽然我有在哈佛两年的工作经历，但是要用英语给外国人讲授中国古典文学，那可不是容易的事。当时我已经四十五岁了，硬着头皮每天抱着英文词典查生字备课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去给学生讲课。所幸的是我的课还是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以前只有十几个学生选这门课，我接了这门课以后，竟有六七十人选，是很大的一个班。我的英文语法也不是完全正确，发音也不是那么标准，靠着查词典这么笨的教法，可是学生们还是很有兴趣。
我说过，我这人天生是吃教书饭的。我所教过书的学校，每个学校的校长或是系主任都愿意留我继续教书，学生们也都喜欢听我讲课。U．B．C．大学亚洲系的主任蒲立本先生对我也真是不错，我没有博士学位，而且用这么笨的英文只教了半年，第二年3月他就给了我终身聘书。可以说，这在北美是没有的。北美那些拿了博士学位的，而且教了好几年的教师，都不见得拿到终身聘书。为了使生活早日安定下来，我接受了加拿大的终身聘约。所以说定居到温哥华这个美好的城市，原来也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这只是在我一生的不幸中一次幸运的机遇。
后来海先生退休时曾有意邀我去哈佛接他的课。U．B．C．大学还有点紧张，蒲立本先生问我要不要去呀，我说我不会的，我已经安家在温哥华，以后我可以利用假期去哈佛大学。
我到U．B．C．大学教书的时候，美国正在打越战，已经打了好几年了。很多美国年轻的大学生不愿意打越战，为了逃避征兵就都跑到加拿大来。U．B．C．大学把我留下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亚洲系来了两个美国加州大学过来的学生。这两个学生都在U．B．C．读博士。一个名叫施吉瑞（Jerry Schmidt），一个名叫白瑞德（Daniel Bryant）。施吉瑞的硕士论文是写韩退之，博士论文写的是杨万里。白瑞德本来是读硕士，我们亚洲系的系主任觉得他成绩不错，不用再通过另外一个申请，直接就让他读了博士，他的论文写的是孟浩然。
施吉瑞毕业后到别的大学教了一段书，后来又回到U．B．C．大学。我退休以后，就接了我的课，教中国古典诗歌。不过他不教词，他说词太难教了，他不会讲。其实我在没退休以前，有时休假回中国，就是由他代课。有一次正好赶上我应该讲词，请他代课，他说不成，还是留着你回来再讲吧。现在U．B．C．大学已经没有词的课了，我在的时候，是一边教诗，一边教词的。我退休以后，施吉瑞只接了诗的课，词的课就没有人教了。施吉瑞比较专一，只教中国古典诗。从唐宋直到明清的诗人他都有研读的兴趣。他的中文很好，勤于做研究。一个美国人，能教中国古典诗实在很难得。
白瑞德毕业后在维多利亚大学教书，他的兴趣比较广。白瑞德教中国古典文学，也研究中国当代小说，还写过有关明朝高启的诗和南唐词的论文。
1989年退休时，在退休会上由施吉瑞（右）致送纪念品
我在60年代到北美的时候，海外汉学界比较注重中国的古典文学。但现在也是跟中国国内一样，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了。U．B．C．大学还有一个我教过的学生叫陈山木，他现在负责中国语言方面的课程。他还协助中国主持汉语教学的工作，在温哥华建立了孔子学院。还有一个学生叫方秀洁，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吴文英的词，她是我的学生中对词的感受能力最好的一个。还有一个学生叫梁丽芳，跟我写的论文是柳永的词，后来研究了当代小说。还有从香港来的一个女学生叫余绮华，现在西门菲沙大学教书。我在U．B．C．大学教过的博士生没有来自大陆的，有两个女学生本来说要跟我念的，但是最后没有拿学位——后来找到了另外的工作不念了。
我到U．B．C．大学不到半年，就被聘为终身教授，其实是赶上了一个机会。那是因为多年在U．B．C．大学教古典诗词的一位女教授李祁先生年岁大了，而且体弱多病，U．B．C．大学正在找一位教古典诗词的人来接替她，就选中了我。
李祁先生是当年庚款培养的中国留学生，后来一直留在了北美。李祁先生真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很好的诗人，而且不失赤子之心。我们认识以后关系很好，常常一起谈诗论词，有时我把我写的诗给她看。1971年许世瑛先生去世，我写了一首长诗悼念许先生。当我把这首许世瑛先生挽诗给李祁先生看的时候，她说你写得真好，可惜许先生看不见了，这首诗要是许先生活着的时候就给他看看多好呀！她也常常把她的诗给我看。李祁先生还给我写过几首诗，诗题是《岁暮杂咏——一九七一年呈嘉莹先生》：
莽莽乾坤一色中，凭它玉照彻吾衷。纵知有我还无我，水幻为花一样工。
物未能齐我未忘，心为形役敢辞忙。总疑水到渠成候，日丽中天花自芳。
天外琴声水上音，闲观花鸟一沉吟。白云偶过来投影，欲借清波觅彼心。
晚来风定雪全停，劈破苍溟有数星。我独有怀当此夕，梦中梦梦未能醒。
岳麓长沙西与东，漫山春到杜鹃红。此中温室栽盆供，细数花枝有几丛。
花娇叶茜树如仙，雪压难支腊月天。寄语主人勤护惜，莫教烟树化为烟。
党中之蠹一茅包，孔圣而今又受嘲。料得英灵在天笑，后生狂狷尚堪教。
沉沉遥夜若无涯，雪覆园林静不哗。却喜万家灯火艳，宵宵火树闹银花。
青灯屏弃换红灯，窈窕温馨暖欲凝。黄卷也随流水去，书生本自不安贫。
岭背斜阳似断红，高楼远望路无穷。回头七十年间事，尽入孤鸿出没中。
奉敕归来息此身，风花雪月作闲人。早眠迟起由来惯，只要盘餐日日新。
铁树开花始见春，可知天亦偶从人，如今一日三熏沐，可得明年见此辰。
有一次，李祁先生写了几首七言绝句，里面提到有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使她感到很温暖，这是个什么人呢？当时我也没好问。后来才知道，李祁先生有一个诗友，是个美国人，长着大胡子。他是研究英诗的，而李祁先生是研究中国诗的，他们长期合作，把中、英诗互相翻译。说来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李祁先生多年来都是一个人生活，她的这位诗友比李祁先生小三十六岁，李祁先生七十六岁的时候，他四十岁。李祁先生退休以后到美国密西根去住了，这位诗友也去了那里工作。两个人就住在一起，因为他们俩都是属老虎的，所以他们的住所就叫“二虎庵”。李祁先生生病、住院、开刀做手术，都是他照顾。后来李先生不能走路了，他就推着李祁先生外出散步。最后李祁先生去世了，他还给我们U．B．C．大学写来了一封信，详细报告了李祁先生生病去世的情况以及李祁先生的遗嘱。李祁先生遗嘱要把她的骨灰撒到河里，李祁先生生前用过的东西都留给谁做纪念，这位诗友都照着做了。李祁先生的这位诗友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了她，陪伴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而且还把李祁先生的身后之事办得很周到，该做的都做了。这位诗友把李祁先生的遗嘱一一落实，因为李祁先生知道我的小名叫荷，而且喜欢荷花，就嘱托这位诗友把她收藏多年的一个古老的有着荷花图案的瓷碗送给我留作纪念。这位诗友非常仔细地打个小包，安全地寄给了我。我一直珍重地保存着。这些说来都是很动人的故事。你想想，一个年龄相差三十六岁的诗友，而且是完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能做到这样，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按常理看不要说有这么大的年龄差距、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就是亲生自养的儿女也不一定做得这样好！
李祁先生在温哥华时自己住一栋房子，她的那栋房子是带地下室的，曾住过一位谢琰先生。我到U．B．C．大学的时候，谢琰先生已经在U．B．C．大学图书馆工作了。图书馆的馆长姓伍，是一位女士，没有结过婚，大家都叫她伍小姐。谢琰先生是馆员，负责中文图书的管理工作。谢琰刚到图书馆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就住在李祁先生家的地下室里。而我多年的习惯，不管到哪，只要是没有课的时候，我总是去图书馆看书。而且那时我跟海先生一直合作研究，总是需要查阅资料、借书，所以就常常去图书馆请谢琰先生帮忙借书，慢慢熟悉起来。我跟谢先生也不大讲话，就是我借书的时候他常常帮我找书。不久谢先生就结婚了。他新婚的夫人施淑仪是香港中文大学学中文的，很喜欢古典文学，谢琰先生就把我请到他家去，介绍我认识他的夫人。中间有一段时间，他们生了小孩，就忙了起来，我们就不常常联系了。后来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又有时间了，我们又开始经常联系，施淑仪也到西门菲沙大学工作了。
有一个美国人，中文名字叫王健（Jan Walls）曾经做过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他本来在我们U．B．C．大学工作，也是亚洲系的教授。我没学会开车以前，上课下课常常是他接送我。我父亲出事时我就是给他打的电话，他帮我叫的救护车。他的夫人叫李盈，也在U．B．C．大学教中文。后来王健离开了我们学校，去了西门菲沙大学。西门菲沙大学本来是在温哥华东面的一个城市，叫本拿比（Burnaby），离温哥华市区比较远。温哥华市中心有一个百货公司，有个从香港去的企业家林思齐捐款把它买了下来，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文化交流中心。林思齐就请了王健去做了文化交流中心的主任。这个文化交流中心开一些文化课，也开一些普通的语言课，教普通话、广东话。施淑仪就是到王健他们这个西门菲沙大学的文化交流中心去教广东话。
我在温哥华有时常常给一些华人文化团体讲一些课。华人学校每年都有一次聚会，请一些华人教授、学者去讲演，他们也常常请我去讲演。谢琰的夫人施淑仪经常听我的课，她本来就是学中文的，真是实实在在地喜欢诗，她也跟我学作诗。她还跟我说：你不要跟我客气，我就是你的学生，如果我够资格的话。我说虽然我不敢当，但是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学生，当然是有资格的。所以我们就越来越熟了。没有想到的是，谢琰先生夫妇后来成了促成给我们南开大学古典文化研究所盖楼的关键人物。
在温哥华还有一对夫妇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梁珮和她的先生陶永强律师。梁珮在三十多年前选修过我的课，对古诗词很有兴趣。谁料到她结婚后竟然迁居到我家附近，成了最近的邻居！梁珮除了自己的工作外，也在宋庆龄儿童教育基金会做义工。她对于我和温哥华的一些友人们给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款之事给予了很大协助。我们透过基金会捐款可以减免一些所得税，但要做很多计划和报表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梁珮做的。她的先生陶律师则是一位爱读书而手不释卷的人，近年他选了我的五十一首诗词，译为英文出了一本书，题名为《独陪明月看荷花》，谢琰先生以优美的书法写了我的原诗。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出生在鼠年，我生于甲子年，谢先生生于丙子年，陶律师生于戊子年。就请温哥华一位有名的书画篆刻家黎沃文先生刻了一方以三鼠为图案，题名为“三子会”的印章，又请杨志豪先生设计由画家周伴娟女士配以荷花图的封面。这本书是我过去所出版的诗词稿的八种版本中最为精美的一个版本。
还有一位住在邻近的好友胡守芳女士。她是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高才生，中、英文都非常好，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和翻译，得过不少奖。胡守芳意志非常坚强，她不仅战胜了血癌，而且还在病后修了一个建筑系的学位。她也经常来听我讲课，在谈话中常给我很多启发，在生活中也给我不少协助。我实在感到幸运，在温哥华我竟然结识了这么多好友，而且他们都是我极密切的邻居，时常相互过访或结伴出游，陶渊明有句诗说：“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喜快乐的事。
1970年，我应美国一个名为Learned Society的学术基金会的邀请，到贞女岛开了一个古典文学研讨会，到会的周策纵、刘若愚和日本的吉川幸次郎这些诗人见了面就问，最近谁写了什么诗没有？我就把1968年的《留别哈佛三首》写给了他们。第二天，吉川幸次郎先生拿来三首诗给我，而且是和我的诗，完全用我的韵。
世运奔波各异时，人间歌哭志安之。英灵河岳鸿篇铸，流别文章家数歧。原始堪寻天雨血，谈诗好向水之涯。曹姑应有东征赋，我欲赏音钟子期。
南来士女逐宾鸿，谈吐缤纷西复中。洪浪接天都一碧，檐花经雨逾殷红。测圭方识星朱鸟，浴海真成王倮虫。群怨兴观评驳倦，危楼聊倚溯流风。
渊源诗品与文心，古井欲波容共斟。玉局和陶居海外，兰亭修禊在山阴。词人慧业堪终古，家法攀援可证今。溟渤光浮孤岛曙，景情相遇足钩沉。
第一首诗里有“曹姑应有东征赋，我欲赏音钟子期。”两句，曹姑就是班昭，史称曹大家，他用曹姑指代我，意思是希望我去日本访问。用钟子期和俞伯牙相遇知音的故事表示对我的欣赏，写得真是很诚恳。但是我很对不起他，当时他有意邀请我，因为我一直在加拿大和中国两边讲学很忙，他在世的时候，我一次也没有去日本。多年以后我才到日本访问，讲过一次学，但是那时吉川幸次郎先生已经不在世了。
吉川先生训练学生很严格，他不仅自己作诗，而且要求跟他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生一定要作诗，我现在都不敢要求我的学生一定要作诗。1980年我到成都参加杜甫学会的年会，缪钺先生喜欢写诗，许多人在会上作诗。有一个年轻的日本学者，他说是吉川先生的关门弟子，他拿起笔来就作诗。当时我真是很感慨，人家日本年轻人都会作诗，而中国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已经作不出诗来了。但现在还算不错，在南开大学的研究所，我身边的年轻人还是有人写诗的。像安易、程滨、汪梦川、曾庆雨、靳欣等人的诗写得都不错。
那次开会时周策纵教授也和了我三首诗：
蕉叶留青不记时，偶来南国更何之。原文千载穷陶迹，论道三朝见路歧。淮雨别风生岛趣，异花奇石满天涯。兰亭后会无前约，百代词人傥可期。
邈邈予怀逐断鸿，彝铭徵故每难中。俳优比兴消愁绿，脂砚丹青品梦红。稍别意言闻咏絮，细论沉郁愧雕虫。横流逸韵终非并，绝海萧条魏晋风。
相逢白发印文心，清浊刚柔与共斟。异地神交惟夏日，故家修竹拟山阴。辞引气犹疑古，偏诣论诗已证今。江海相忘又明日，无端歌哭意深沉。
我这个人平常不怎么跟人家来往，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偶然碰见这些个学者、诗人。不知道是谁把我的《留别哈佛三首》和吉川幸次郎先生、周策纵先生和我的这些诗寄给了在美国的顾毓秀先生，顾毓秀先生也喜欢写诗，他又和了三首，诗题是《和叶嘉莹女士同策纵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三律》：
周策纵写赠叶嘉莹集唐宋词联语
人间又到岁寒时，白雪纷飞且赏之。天际徒悲星散落，客踪每苦路分歧。梦游灵谷经盘谷，志在云涯傍海涯。便欲乘槎回故土，神州消息尚无期。
离乡万里有征鸿，枫树斜阳山色中。千岭飞霜寒露白，三更滴泪蜡灯红。无花春桂待秋桂，何意冬虫问夏虫。荏苒光阴逾廿载，云天怅望玉关风。
出没星辰岂有心，夕阳无语酒频斟。兰亭修禊流觞水，玉笛飞声嘉树阴。同好论文兼解字，难能博古复通今。联吟仙岛怀贞女，鬓影钗光夜色沉。
我跟顾毓秀先生不认识，他的和诗我也很感动，可是到现在我也没跟他见过面。
我这个人一生到处讲课，没想到居然讲到佛寺里边去了。说来也有个故事。我在温哥华住的房子还是相当大的，两个女儿都结婚走了，房子就空了下来。有个叫蔡宝珠的女学生就住在我家。她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信徒，严格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绝不吃荤，完全吃素，而且过午不食。这是律宗的规矩，而且不“倒单”，就是不躺下睡觉，是盘腿坐在那里休息。蔡宝珠非常喜欢听我的课，喜欢听我讲诗词。她上课的时候常常录音，每到寒暑假她就到旧金山的万佛城去住。她在庙里住的时候，有时就听我的讲课录音，所以她的师父也听到了。蔡宝珠的师父是很有能力的，还不只是很有能力讲道，而且很有办法经营他的事业。这位师父老家是东北，他到香港去说法，后来又到旧金山说法。那时他还不会说英文，旧金山伯克莱大学的学生，有几个东亚系的学生懂中文，听了他的讲道，对他很信服。他的大弟子法号恒实，是个美国人，中文、英文都很好。就是这个大弟子，为了表现他皈依的诚心，从洛杉矶三步一拜一直拜到旧金山。这个大弟子比蔡宝珠还虔诚，蔡宝珠只是不吃荤，而这个大弟子是不吃烟火，一律只吃生果、生菜。
这位师父的法号上宣下化，人称他宣化上人。他在旧金山有个庙，后来又在加州办了一个法界大学。这个法界大学下面还设有附属中学、附属小学，还真有家长从台湾把孩子送到他这里上学。加州这个庙本来是一座精神病医院，很大很大的一片地方。这里边有僧众、有俗众。有已经出家的人，也有在家修行的人。还有带家眷来修行的。男弟子、女弟子各有分区。我的这个女学生常常跟她的师父讲到我。她放假的时候就到庙里去，开学时就回到U．B．C．大学。
后来她的师父扩展他的宗教事业，相中了温哥华的一个地方，也成立了一座庙，名叫“金佛寺”，1984年这位师父来这里说法。我本来就爱学习，而且我当年在北京的时候就听过广济寺的一位僧人讲《妙法莲华经》，我总听蔡宝珠说起她的师父，这回我就借着机会跑去听她的师父说法。这位师父听蔡宝珠说我来了，他在讲台上就喊我上台，让我讲。我说我对于佛法没有研究，不会讲。师父说，你不用讲佛法，你爱讲什么就讲什么，非让我去讲。我当然不能讲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了，我就讲了陶渊明的《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因为这个庙设在中国城，中国城本来很繁华热闹，也很杂乱。可是他们这庙里却真是清修的好地方，在这里清修的人对外边喧闹杂乱的环境充耳不闻。我讲课的时候，师父坐在中间，他的弟子们就盘坐在两旁。等我讲完了，师父就对他的那个大弟子恒实说，你把叶先生讲的给大家翻译成英文。他的中文非常好，我当时也没看见他做笔记，等他开口一说，我非常惊讶，真是翻译得好！因为师父有好几个庙，不能总在温哥华，他就派这个大弟子主持温哥华这个庙。因为他懂中文，许多华裔的男女信徒整天找他说这说那，张家长、李家短，婆婆妈妈什么事都有。这个大弟子就说，我现在闭关了，静修，只有上台说法，只跟师父才讲话，不跟其他人讲话，所以我没有跟他讲过话。
我讲完这次后，宣化上人就说，你讲得很好，你以后每个礼拜都来讲一次吧。我这个人不大会拒绝，人家求我的事，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做。他让我讲我也就讲了。这次我只讲了陶渊明《饮酒诗》的一首，可是《饮酒诗》一共有二十首。于是我就从头讲起，介绍陶渊明这位作者，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的诗中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格修养，一直讲下去。那时我已经开始每年回国讲学，讲到第十八首的时候，又到了回国的时间了。我就对他们说，下个礼拜我就要回中国了，没有时间了，不能再讲下去了。那时蔡宝珠还是U．B．C．大学的学生，还没有出家。1986年到1987年，我休假一年，整年都在中国。等我休完假回到温哥华，她已经出家了。因为她出家就到了美国加州万佛城的法界大学，我们就很久没有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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