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半小时
家里有工人施工，我请了一天假在家。下午四点的时候，看到放学的儿童陆续回家。又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妇女从我们门前路过，问施工者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工人说他们在注意着，但是没有看到。
接着我看到几辆警车出现。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头顶上有直升机的声音。飞机飞得低低的，在小区上空盘旋。陆续又在路上看到很多人在找，也不知都是什么人。
听一邻居介绍，附近有个小孩丢了。这不由让我担忧起来。不知搜救结果如何，我一直悬在心上，只是没地方去问确切消息。不过我知道，出这种事一定是重大消息，于是打开电视，看到新闻上播出了小女孩失踪的消息。庆幸的是，半个多小时后，电视上说，小女孩在离自家三个街区之外的一个地方被找到，人平安无事。
次日，儿子放学回来，带回一张学校打印的通知。通知里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经过。失踪的小女孩是我儿子学校一年级的学生。美国每天三点放学，如果父母都上班，下班之前的时间，有的是让托儿所代管。托儿所会派车来接送。这个小女孩放学后也是去托儿所，但她没在规定的地方等候。托儿所的车子疏忽，没给接走，她被一个来接送同学的妈妈给接走，送到家里。小女孩平时这时候都在托儿所，这是头一次在这个时间回到家里，没事可做，于是出去找同学玩，一出门，就迷了路。
学校在来信中，强调让家长跟小孩多多交流，放学的时候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等待。学校会尽量保障学生安全，如有问题，校长让跟他直接联络。
小镇地处偏远，生活安静，当年蜚声一时的中行开平案中涉案的许超凡都曾选择隐居于此。在这个平静的地方，小孩失踪是大事，在居民中产生一些恐慌和不安全感实在难免，更不要说对于小镇安全形象的破坏。但假如人都能丢掉，要形象又有何用？所以整个社区反倒放开了广而告之。
据我前前后后了解的情况，这半个小时的搜救中，警察局几乎倾巢出动，天上地下一起在找。学校老师也出来帮助寻找。我们这个小区，属neighborhood watch小区，亦即居民联防互保，所以遇到这种事情，邻居也来帮忙。电视台也及时派人来报道，让更多人知道。这几乎是一场寻人总动员，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后，小孩就平安回家了。
近看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朋友看着我的花白胡子，说我一定充满智慧，问我预测谁当选。可惜水晶球我没随身携带，还真不知道。
今年大选选情紧张。大家都知道此次选举非常重要，将决定美国未来走向。罗姆尼和奥巴马两人在多项民调中旗鼓相当。此前美国又遭风灾，奥巴马指挥从容，获加分不少，共和党为此更有危机感。双方竞选各砸了十个亿。事后来看，也是大炮打蚊子。要争取的独立人士并没有那么多。四年下来，针对奥巴马的民意颇为两极，大家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中间摇摆的不多。
这种两极，也使得支持两方的选民都觉得对方威胁极大，所以出来选举的人很多。奥巴马和罗姆尼在各地竞选的时候，都没来俄克拉荷马拉选票，使得我们这里成了被人遗忘的州。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里的西线无战事。这让我一度很是失落。2004年大选，奥巴马在俄克拉荷马一城未下，来了没用。对共和党来说，这里已稳操胜券，不用过来。
选举日那天，我似乎看到狼烟四起。很多教堂和学校被转作投票站，停车场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交通堵塞。我校也提供了投票点，同事上午去了两次都返回来，说排队的人太多，起码要等一个多小时。下午他又去了两次，才把票给投上。
这么多人不辞劳苦来投票，说明大家参与意识都很强，到底选奥巴马还是选罗姆尼，关系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比如纳税），也关系到个人信仰（比如对同性恋和堕胎问题的态度）。由于周围人政见不一，空气中隐隐有些火药味，似乎一点就着，但是大家相互还保持着礼貌和尊重。
可是我们家里，就没有这么平静了。我们家四个人分成两派，我和儿子支持奥巴马，老婆和女儿支持罗姆尼。两个小孩当天分别在学校里开展过模拟选举。模拟选举介绍了美国选举总统的过程，总统必备条件，两党的象征，等等。老师还让小学生成立自己的党派，我儿子居然成了一个Pokemon党。他选的是奥巴马。我问他为什么不选罗姆尼，他说据他上网调查，罗姆尼给富人减税，给穷人加税，而副总统候选人莱恩“说谎”。女儿的学校是在学校的网络账户上投票。
投票当晚，眼看着奥巴马的选举人团票数节节上升，女儿脾气越来越大，最后和弟弟大吵起来，差点大打出手。我说都省着点，我们都没选举权，还是看我们的热闹，让他人去打吧。
当然了，能用选票来说话，大家愿赌服输，也就没什么好打的了。
一百六十一次终身监禁
女儿获俄克拉荷马州大爆炸纪念馆一作文比赛奖后，学校很重视，校长和她的英文老师专门带她和学校另外一个获奖的同学出去吃饭。饭后我们在俄克拉荷马司法大楼会面，参加由俄克拉荷马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泰勒主持的颁奖典礼。
泰勒大法官介绍，这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主要工作是读写，亦即审核被上诉的案子，看审判程序是否合适，量刑是否妥当等，然后出具书面意见。
泰勒法官给中学生们介绍了美国司法体系很独特的地方。首先，美国法庭审判有大陪审团制度，嫌疑人有权得到大陪审团参与的审判。大陪审团的构成者为十二个陪审员，用民意的判断，去平衡专家审判。这是美国独有的做法。其次，一个嫌疑人在被定罪以前，是无辜的，司法体系必须举证，证明他有罪。最后，这样的举证，必须超过“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由于我法律知识欠缺，不太明白，上网问询，网友告诉我说，这是指“无可辩驳”的“铁证”。作家周黎明先生的解释为：“就是宁可错放走三千，不可错杀一个。电影《十二怒汉》便是诠释这种理念的，跟曹操的做法刚好相反。”
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主谋，是退伍军人麦克维。他认为联邦政府已经成为暴政的象征，尤其不满FBI围攻邪教组织在德克萨斯州韦科造成七十六人死亡的事件，故策划了这次爆炸。麦克维被联邦司法体系判处死刑。
主要从犯特里·尼科尔斯的审判法官为泰勒。陪审团成员讨论中，有七位主张给出死刑判决，五位成员主张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泰勒说，支持终身监禁的陪审员，觉得将此人处死实在太便宜。现场一个来自德克萨斯的获奖学生问泰勒，他自己怎么看待无期徒刑比死刑更重的问题。泰勒说他作为法官，不能直接说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过他说：“这几个普通民众陪审员提出的问题，很让我思考。这位嫌疑人当年四十九岁，是让他一下子注射死亡，对得起那些死伤者，还是让其终身监禁不得保释？”他用外交辞令解释说：“这让我思考。”确实让人思考。苏格拉底也曾在临终申辩中说：“离别的时刻已到，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赴死，你们去活。哪条路更好，只有天知道。”
由于陪审团僵持不下，最终泰勒法官给出判决。他判此人一百六十一次终身监禁，每一次都不得保释。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百六十一次，和一次效果一样。此人被关到一个重刑犯监狱，永远不能和任何人接触，包括每天一小时锻炼的时候。
为什么是一百六十一次呢？因为他的原因，造成了一百六十人死亡，其中一位是怀孕末期，腹中胎儿也算一条人命。
疯狂的糖果
美国学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些私立大学，已经突破每年六万美金了。四年大学的学费，在我们这地方就能买相当不错的房子。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是拿不出来的，很多家庭只好去办助学贷款。联邦政府给你贷款，也有附带条件。有些条件很奇特，比如，学校不给职工提供强制性的性骚扰教育，则丧失办理联邦助学贷款资格。
于是，在高校工作，即便清纯如笔者的人，也要去听性骚扰的讲座。据主讲人介绍，骚扰还不光指性骚扰，也包括和残疾、种族、国别、宗教相关的骚扰。总的来说，可检举骚扰行为的人，应属于“被保护群体”（protected category），比如我，虽然是大老爷们，但是少数族裔，也属于“被保护群体”。
美国关于骚扰的法律规定得很严格，但阐释空间也大，这就是我们普通人搞不懂，而需要找律师来帮忙的原因。性骚扰给人造成的精神损失，到底如何量化计算呢？
主讲人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案例。某公司的一个中年老板，平时喜欢拿女性下属开玩笑。他喜欢拿糖果，塞到一女下属衬衣里。此举说开玩笑也可以，说吃豆腐也可以，反正是擦边球。一次两次，下属也就算了，但是几次之后，这个下属十分不悦。她将这个老板告上了法庭。到了这个时候，老板终于害怕了，说自己已经在上帝面前忏悔，但是此事已在法庭立案，他已经无力回天。
大家都好奇这样的骚扰，会让那位老板得到多大的责罚。“精神损失赔偿”没有一个确定的公式计算。塞糖果，可以说是弄脏了衬衫，赔款几十美元也可以；说他让下属耽误了几天工作，让其赔偿几百美元也可以。
陪审团经过商谈之后，决定让这位老板给这位下属赔款一百七十万美元。这巨额是怎么算来的呢？陪审团听了双方证词后，也了解到了老板的一些背景情况，比如知道他一向手脚不干净，有前科，于是大家想要狠狠责罚他一下，以儆效尤。大家查出他上一年的营业利润为一千七百万美元。“既然他说他在上帝面前忏悔了，那么就让他拿出一千七百万美元收入中的十分之一，按什一税来罚好了。”
国务卿和小贩
学校组织我们去参加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叫Get Motivated。可想而知，中间有很多motivational speaker过来，跟你讲怎么赚钱。
恕我直言，大部分演讲的中心思想，都可以归结到我们的新年祝愿，那就是心想事成，“心里想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我承认精神的力量，但话也不能说得这么绝对，都想什么有什么的话，一些女优非得大批量克隆不可——我的大部分读者都知道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中间还是有几个重量级的演讲者，讲的不是如何赚钱。美国有些演讲公司，找这些退休的国家前领导人或者其家属，到各地演讲，鼓励各地怀疑人生的人们。他们抛头露面的机会还是很多，来的人中间有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小布什夫人劳拉等。劳拉果然贤惠，到了这种由她当主角的场合，仍旧是一口一个她家的“乔治”如何如何，对小布什的崇拜和爱溢于言表。
前国务卿鲍威尔的演讲最有趣。鲍威尔先后两次退休，第一次是从军队退休，第二次从国务卿的位置上退休。第二次退休后，吃过早饭跟老妻说不去上班了。她愣了，不知怎么办。鲍威尔自嘲，他的婚姻之所以快五十年了，关键一点就是不常在家待。
退休后他为了打发时光，买了一辆跑车玩。抓将军于是也成了附近四个警长的一大爱好。大家好像都约好了，轮流来追他，让他停靠到路边接受检查。这四个人都是前军官，是他下属，拦下之后，向他行军礼，然后照样开罚单。他还说，以前他当国务卿有专机，退休后去坐飞机，和其他乘客一样。他一出现，其他乘客说：“这不鲍威尔将军吗？”然后大家都很好奇地看他是否“走后门”。空检人员为了避免嫌疑，照样让他接受安检，而且会派出最精干的人员细致检查。“比医生检查身体还严。”他说没有办法，好多安检制度，是他在“9·11”之后授权制定的。这叫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听所有这些演讲者说话，能感觉到大家都挺热爱美国这个国家，这样的情感也能在听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从上到下，我发觉美国社会在多元化之中，有些根本价值是上下一心的。美国经济再不济，但是整个国家的向心力和吸引力还是不减。鲍威尔还说，退休后，他跑纽约街头买热狗，移民小贩认出他来，坚持给他免费，说“美国已经为我付过钱了”。
原来在国务卿位置上的时候，他也喜欢跑出去买热狗。那时候他出来买热狗，周围会有四五个保镖跟着，边上还有纽约警察局的车辆在待命，小贩一看，吓蒙了，高举双手说：“我有绿卡！”
当初不合种相思
2012年11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戴维·帕特雷乌斯因婚外情，引咎辞职。进入中央情报局之前，四星将军帕特雷乌斯曾在美军服役三十七年，担任过驻伊拉克多国部队总司令、驻阿富汗美军总司令和国际安全协作部队总司令。关于阿富汗战局和地区局势，帕特雷乌斯不发话，从总统到政论家，任何人发言都没有底气。处在后方的美国，就像一个洞穴，所有人坐在里面，等着帕特雷乌斯这个智者带来新的消息。
这么一个美国英雄，最终却栽在婚外情丑闻上面，让人扼腕叹息。如果没有这种事情，接下来他担任国防部长，也是众望所归。帕特雷乌斯的栽倒，是因一个佛罗里达女子，举报有另外一个女子威胁、骚扰她。经FBI调查，原来是帕特雷乌斯的传记作者褒拉·布劳德维尔，在用帕特雷乌斯的信箱给这个女子发信。这真是小三小四相争，FBI渔翁得利啊。
美国搞一下婚外情有这么严重吗？帕特雷乌斯的赫赫战功都保不了他，他非得辞职不可？美国政府和公众，基本上能宽容一个人在工作上犯错，甚至鼓励适度冒险。有时候大家觉得一个人什么错都没有犯的话，说明努力得还不够。不过，如有不忠和背叛行径，这人就会面临人格破产。工作失误，视其程度，可比作感冒、肺炎甚至癌症，都还有治愈的可能。人不老实，背后搞鬼，则如患上艾滋病。它会让一度牢靠的关系失去免疫力，一点小毛病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大毛病。所以说不忠是各种关系病中的艾滋病。美国很多重要政府职位，没有我们说的“政审”，但任职前也做背景调查，调查常含“生活方式测谎”（lifestyle polygraph）。这不是真的想查证某人私生活细节，而是看这人值不值得信任。
《通天塔》（Babel）的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还曾执导过一部电影《狗娘养的爱》（Amores Perros），整部电影说的是背叛，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父女之间。片中的杂志编辑丹尼尔，背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和名模瓦雷里亚恋上，后来他离开了妻儿，和名模结合。也算老天报应，在出轨后，这位小三名模即遇车祸，断了条腿，从此生活在忧郁之中，有时不顾丹尼尔为她放弃家庭所作的牺牲，反而恶语相向。丹尼尔在苦闷之中，打电话回家，妻子接到电话，他却无言以对，颓然挂了电话。这个家，他是没脸再回去了，否则是双重背叛。
好在丹尼尔还算负责，守着断腿的小三，和一只被老鼠咬得遍体鳞伤的小狗，苦对余生。大部分情况下小三没这么好命。克林顿如今毫发未损，而莱温斯基到了四十岁还无法组建家庭，到哪里都被人指指戳戳，一辈子毁了。
帕特雷乌斯还算条好汉，事情暴露，旋即引咎辞职，不失英雄本色。除了他的政敌，同情他的人不少。他不大可能离开妻儿与布劳德维尔结合。布劳德维尔为人妻人母，自己的家庭遭到沉重打击不说，作为小三，她都无法有什么安全感。她怀疑帕特雷乌斯在佛州有个小四，继而发信威胁、骚扰，终于对方举报，东窗事发。
为什么会怀疑帕特雷乌斯有小四？道理再简单不过：一个人连自己的配偶和孩子都能背叛，他又怎会有任何道义责任，对小三小四忠诚？到了这时节，小三小四们便陷入不三不四的尴尬，其唯一能秉持的游戏规则，便是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了。
色戒
俄克拉荷马有家炼油和天然气设备公司，制定了一个独特的政策：员工出差的时候可携带家属，费用由公司支付。这个报销政策的出发点是怕员工出差的时候，配偶不在，会去干坏事。当然，如果员工觉得自己会守身如玉，而带家属影响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带。也就是说，可以不带家属，要是带，公司会报销。这真是太方便了。
是不是人人都是偷腥的猫儿，一有机会就去吃野食呢？抵挡诱惑，也是人生一大挑战。当门徒不会祷告的时候，耶稣所教的祷告文中就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险恶”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在公祷文里，千百年来一直在各教会和信徒中流传。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帕特雷乌斯2012年闹出了婚外情。除了绯闻中的褒拉·布劳德维尔之外，卷入者还包括现任阿富汗美军和联军司令约翰·艾伦将军，坦帕市的吉尔·凯利女士和她的胞妹，还有一位调查期间把自己一张半身裸照发出去的FBI联邦探员。女色的魔力真大啊，搅动了美国军队、CIA、FBI几池春水。
《时代周刊》专栏作家乔尔·斯泰恩笑称，帕特雷乌斯这种人，是一个以“忠诚、牺牲、荣誉、纪律和意志力”著称的人物，不是超人，也近似超人，尚且在女色面前溃不成军；他作为凡胎肉体，“软弱无底线”，在诱惑面前，更是要千方百计生产自救。
他提出了很多好办法，比如“永远不和自己的传记作者睡觉”，把自己家的卫星导航设备的女声调成男声，以正视听。总的来说，他对自己充满警惕。几年前，他上一情感类电视节目，节目嘉宾除了他，还包括两个十分“火辣”的双胞胎美女。节目主持人菲尔博士问斯泰恩，如果他找保姆带他儿子，会不会找这两个美女。斯泰恩说他不会：“如果在家节食，我为什么要把巧克力放家里？”他自认为自己的比喻充满机智，扬扬得意地向老婆邀功请赏。老婆卡桑德拉红颜大怒：“我在家里你就当是素食？”可怜的斯泰恩遭到冷处理，一宿无性，这里暂且按下不表。自我标榜，马屁拍错的事我也干过。有一次我和“腐败分子”说到女色问题，我正色曰：对女人我没兴趣。她问我是不是同性恋。要是我说对男人也没兴趣，估计就是反人类铁证了。
可见女人不好惹。单身的时候，如何对付女人我预想了三十六条妙计。现在什么招都没有了。有时候只能低头默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险恶。”我的读者中包括老中青三代色鬼，请你们记住这两句话，没事念念。
风度
前段日子去俄克拉荷马城开会，会址是在历史博物馆。在里面看到一张图片，上面是一个妈妈带着女儿在烤箱烤火鸡。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来：女儿看到妈妈烤火鸡把大腿剁掉，问妈妈是为什么，妈妈说不知道，外婆就是这么烤的。女儿去问外婆，外婆也说不知道为什么，是她的妈妈这么烤的。后来去问太婆，才发现是当年的烤箱太小，装不下才这样。但是这个传统就这么保留下来了。而今的烤箱不要说烤整个火鸡，你钻进去烤自己都行。
世界上好多传统留传下来，人们因循着，未必就知道当初的来历是什么。探究这个来历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语言上也是一样。比如我们常说下瓢泼大雨是：It rains cats and dogs.你什么时候看到天上下猫狗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说英国古时候，人家的房子多为茅草房，那时候天冷，屋子里若供暖不足，猫狗都设法钻到茅草里取暖，雨一大，茅草也湿了，猫狗熬不过，就纷纷从天而降。
还有一个说法，叫Don’t throw the baby with the bath water.过去英国人洗澡，没有如今这些发达的淋浴系统，所以通常是烧一大桶水，先是家里男人洗，然后是女人洗，然后按照大小，大孩子先洗，小孩子后洗，到最后baby洗澡，水已经漆黑一团，搞不好倒水的时候真把孩子给一起倒掉了，所以女人会叮嘱马虎的男人：Don’t throw the baby with the bath water.那时候这个洗澡的顺序，和封建时代的中国一样，家里男人为主，女人次之，最后才是孩子。如今很多地方，尤其是中国，小孩子最大，要像过去那么洗澡，最后八成是把男人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但是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些谈资。而对于另外好多传统的了解，倒是有一些现实意义。
比如关于绅士风度，到底该如何如何，其实中间好多做法我们一样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比如我们对于绅士风度的一大了解，是给女士开门。我最近发现了这个传统到底是来自什么地方。在美国，很多大门做得十分厚重，没有一点力气都拉不开。尤其是在我们俄克拉荷马这个地方，风很大，门都做得很厚实，女士拉门很是困难。所以给女士拉门，也是给她们提供一点便利，也是显示自己气力的好机会。
这个传统不知何时开始，到今天还在保存，是古代绅士风度仅存的一项硕果了。这还是必要的，因为门是越做越厚，照样拉得很费劲。由于本人在网络上得罪女人太多，现实中有时候还想表现一点风度出来，这也是将功补过的意思。一般我看到女士，还是去给其拉门，尤其是看到力气不大的老太太。我看到她们老远走过来，我就站在那里把门给拉着。别人看我给拉着，很不好意思，于是加快脚步走过来。还有一次，一个小老太太看我拉着门，赶紧小跑过来，在路牙子上绊了一下，差点摔倒。
所以后来我看人离门比较远，就不绅士风度了，因为搞不好会变成美国的彭宇。
今天中午，走向大门的时候，看到一个图书馆同事，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女士从食堂走过来，左手一杯饮料，右手一个饭盒。我离大门比她远，于是我赶紧跑过去给她拉门，不然她怎么开呢。可惜本人奔跑速度还没有她走得快，她走到门口，轻盈地按了一下供残疾人按的开门按钮。那个大按钮你一按，里外两扇门都打开了，她笑着走了进去，嘴里说：有这个残疾人按钮多好！
这叫那位气喘吁吁的绅士情何以堪啊？
信用与荣誉
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决定将美国信用等级从A+下调至A那一天，我家院子里一只泛光灯坏了。前者我帮不上忙，后者必须去修。
于是，我去家得宝商场买了一只回来。回来一看，两只大小不一样，于是我又跑了回去，说尺寸不对，想换一只，还没解释完，对方就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我扫描好，把款退到我信用卡上去了，给了我一张收据。
我又买了一只，尺寸和家里那只一样大的那种，从自动结账的地方结账出去了。到了车子上，晃了一下，发觉里面有些杂音，不知是不是好的。我又跑了回去，准备解释一下，但是对方听也没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的款退了。我又找了只好的，跑到自动结账的地方，扫描、刷卡，结账完毕，自动柜台又给我吐出一张收据来。
进进出出几次，来退同一个东西，换了别人看是很可疑的。假如是我把家里的坏灯泡拿过来，换上新包装退给他怎么办？他们没拆包装，根本不会去查。这里漏洞实在太多。最后结账的地方还是自动结账，自己按键，自己刷卡，调包实在太容易。有一些东西，连条形码都没有，比如一些螺丝钉，或是你买了之后当场用电锯锯成短块的木板，你说你买了几块他就算几块，你怎么说对方怎么算。
在美国生活，这样的例子简直太多。退货简直太容易了，不用解释。据说沃尔玛的40%成本是退货。有的时候留学生刚来，很穷，出去野营，买了一帐篷，野营回来之后退给商店，商店二话不说，给他退。
这个做派叫Honors System，荣誉系统，或者说是“君子意识”，这也是美国社会的一条潜规则吧。这种荣誉系统存在于很多地方。小孩去公园，去游览场所，去麦当劳买儿童餐，一般都是按照年龄算。但是一个六岁小孩和五岁小孩也差不多，基本上是你说几岁就几岁，因为按照常识，一个大人是不会当着小孩的面撒谎，明明六岁说他五岁。占小便宜的人也有，但是这样做父亲、母亲的，会在儿童心目中形象大跌，成了一个撒谎者，失去了信任感，以后无形的交往成本会增加很多，为了几块钱小便宜，以后亏大了，根本划不来。老人也一样，你说你是六十五岁以上他就信你是六十五岁以上。同样，按照常识，美国老人不怎么服老，就是六十五岁差一天，也很少有人说自己是六十五岁。
上次去纽约，从郊区乘火车到曼哈顿，是自动售票，小孩买儿童票，七毛五，上车之后有时候他们查，有时候不查，这也算是一种小小的信任吧。不买票被查到了，也就是补个票而已。其他地方未必就能这样。我同学几年前去巴黎坐地铁，出地铁台阶上快到地面的时候，心想反正都出来了，于是把票给扔了，说时迟那时快，刚扔警察就查了，说他们逃票，要补票、罚款，他们说是刚扔掉，但怎么说对方也不信。当然罚款是小事，但诬陷让人难受，我同学当时持外交护照，拿出来说，你看，我外交官，能为几个小钱逃票吗？警察把他护照一并拿住，不交罚款连护照都拿不回来。我们几个同学十几年后相聚，各自都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发觉这种事在美国就很少见。美国可能是超级大国做久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大气，平时生活中大大咧咧，这些小事一般不跟你过多计较。日常生活中这种“荣誉系统”的潜规则似乎到处都是。
在这个系统之内，人的生活成本会比较低，过日子少操很多心，简单省事。不光是我这个见识并不多的人这么认为，我的上海老友部长卖电子产品到世界各地，他经常感慨跟美国人打交道最简单。比如进关报关的时候，美国人基本上很容易通融，不故意制造难题。
这种潜规则的建立，基于一种相互之间的信任。一旦你破坏了这种信任，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如上所述，在美国社会，撒谎是一个很被瞧不起的行为，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因为“做假见证”是《摩西十诫》里的重罪之一。如果你滥用他人的信任，让这个潜规则的实施受到破坏，下次他们就不会让你参与这个规则之下的任何游戏，换言之，不带你玩了。在一些利用“荣誉系统”管理学生学习的学校，如果有学生犯规，考试抄袭，惩罚直接就是赶出校门。税务局每年报税，通常情况下你报多少他算多少，但是一旦税务局产生怀疑，查起来，不再信任你，那也是够你吃一壶的。大家签证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签证官觉得你撒谎，很可能的结果是拒签。所以和我们说“厚道是无用的别名”相反，美国人的说法是“诚实是最好的对策”（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这一切都是为了尽量维护这个系统的健康。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话，这个系统还怎么撑得住呢？一旦有人开始利用“漏洞”，开始破坏这种信任，让这个系统无法继续存在，这样麻烦就大了，因为这样一个系统的破坏是很容易的。从前人们坐飞机不要脱鞋，因为有了一个鞋底炸弹乘客，从此所有人坐飞机都要脱鞋过安检。假如退货的人不是真的去退货，而是占便宜，那么这个系统也将遭到破坏，最终不复存在。这是很可怕的局面，因为是通盘皆输，所有人的成本都会提高，包括那个犯规者的子子孙孙。
所以美国国家的信用降低虽然后果严重，但是后果更严重的，是有朝一日这种民间的荣誉和信任意识遭到破坏。只要诸如“荣誉系统”之类的良性潜规则健在，美国还会是一个让人放心、做事省心、不用太费心的国家，这是它无形的优势。借着这样的优势，它还会将世界各地的财富吸引过来，还有办法解决这种国家信用被降级的问题。就在美国信用等级下降的那一天，我看到移民局发布消息，将加快审理投资移民的速度。我一直以为，美国社会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它的楼多高，车多快，技术多发达，饭菜多好吃，女人多漂亮，而是在这儿生活比较省事，你可以把精力花在你喜欢做的事情上，比如某些人连夜在这里写博客。
但是如果民间也开始互不信任，你防我防，那就无药可救了。后来，标准普尔也调低了美国的信用等级，就在那一天，我家水龙头坏了。我自己动手去修。初次当水管工，没有经验，零件买错多次，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去换去退，拆来换去，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才弄好。退货路上我想，好歹退货还不需要动什么脑筋。到了下一代的人，还能不能这样，就难说了，不如记上一笔，也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个古老的时代，也非一无是处。
温柔的后妈
我夫人单位有一年轻女子，和一离婚男子结婚。该男子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离婚之后，他对女儿仅在周末有探视权。这位丈夫是军人，现被派驻伊拉克。丈夫出征之后，女子继续每周周末接女儿回家。每次去接，都要开车去达拉斯，每一趟三个小时，来回六七个小时，周复一周，持续了很长时间。孩子和后妈关系非常好，反而和亲生的妈妈生疏了些。亲生母亲对该女子怀恨在心，屡次威胁要干掉后妈。后妈每次探望，都带上手枪。她爱继女，为了她不愿自己再生。每周为着继女，来回长途跋涉，还冒着和亲生妈妈火并的风险。
在美国家庭里，什么形态的关系都有。我们还认识一对夫妇，女方离了婚，带着两个跟前夫生的孩子，和一个比自己还小的男子结婚。继父不工作，专门在家，带着上中学的继子和上小学的继女，还有夫妇两人自己生的孩子。孩子的亲生父亲，有时候也过来探望，两个父亲关系融洽，如同哥们儿。离了婚，重新组建了家庭，却能把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这有很多原因，比如离婚后规则不是潜规则而是明规则，什么时候探视如何赡养，法庭有规定，该怎样就怎样，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省了离婚夫妻之间的扯皮和争吵。更关键的是，大家不把“亲生”的概念看得像我们这么重。
我们在雪城读书时，还结交了一个朋友特瑞，夫妇俩不生育，领养了一个儿子。后来又领养了一个女儿，没想到女儿的亲生父母后来又生了一个，讹诈特瑞夫妇继续领养，夫妇俩毫不犹豫又给领养了过来。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这对夫妻对三个子女的爱，让世间大部分亲生父母可能都觉得脸红。他们还常常感谢孩子们的亲生父母，因为他们给了自己做父母的机会。
亲生父母、同胞手足之类的血缘关系，通常独一无二，无可替代。但血缘生义务，义务生期待，期待生失望，失望生怨恨，所以基于血缘结成的关系，如果不善经营，也可能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相对而言，美国人更为看重的是自己选择的关系（relationship by choice），甚至有时候把它置于血缘关系（relationship by birth）之上。
对“选择关系”的重视，不仅体现在继父继母和子女关系上，也反映在婚姻观上面。大部分美国家庭，最为重视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小家庭是“核心家庭”；而此外的关系，属“外围家庭”（extended family），其重要性是第二位的。夫妻之间，不是一纸婚书造就的法律关系，夫妻之间也有“血缘关系”——大家共同育有子女，而孩子身上有两个人的血液。这种又有血缘又有选择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世上最亲近的关系，超过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可是中国很多夫妻，相互猜忌，狭隘地把生养自己的父母放在第一位。而愚昧的父母，也仅仅出于血缘关系，袒护子女，把手伸得太长，越位干涉成年子女生活，破坏夫妻关系。小家庭关系搞不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外围家庭也不得安宁。
超越血缘关系，把爱延伸出去，这是生活的能力，也是社会和谐的秘诀。比血与水都浓的，是蓄意栽培的爱。
受血缘限制产生的关系，基于生物属性，而不是社会合理性，易形成感情捆绑，产生千姿百态各种别扭。中国很多家庭概念，如“孝顺”，基于碰巧发生的血缘关系，而不是我们根据后天选择而栽培出来的爱和尊重。资深媒体人王志安先生近日在微博上发表了一席言论，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共鸣。他说：“中国人的孝顺观念其实挺害人的。我的观点：孝可以，顺不行。对待老人，该给钱给钱，该回家看望回家看望。但人生重大抉择，还是得自己拿主意。爹妈的建议都是参考。在这么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让老年人为年轻人做决策，十有八九不靠谱。如果一个成年人，凡事需要爹妈拿主意，注定没出息。”狭隘地出于血缘关系，在人生各阶段的选择上，顺从甚至盲从老一辈，而不是根据各阶段、各领域的行家专家意见，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种局限，限制了国民的成长。
活出现场感
圣诞期间，美国妈妈简妮尔·霍夫曼给十三岁的儿子买了个iPhone当礼物，可又附加了“使用条款”一十八条，比如不可看色情图片，丢失了自己负责，妈妈必须知道密码，每天晚上七点半必须关机上交。智能手机属聚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的产物，能把诸多功能集合起来，让人一切尽在“掌握”。如何让尚未养成自律习惯的孩子使用，家长分歧很大。有的亮红灯，禁止使用。这做法其实很难，说实在的也禁不了多久。有的亮绿灯，撒手不管，这也不负责。我比较中庸，倾向“黄灯”，觉得可仿照这个妈妈的做法，让孩子使用，用出名堂来，但要有规矩。大家可以把这种奇技淫巧的使用，转作教育机会。
教孩子负责地使用技术是好，可我们自己能否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求他人，没有说服力，也没有效果。这妈妈的规则之一，是“不要拍摄成千上万的照片和录像。没有必要逮住什么都记录下来。去活出这些体验来。它们会永远存在于记忆里”。（Don’t take a zillion pictures and videos.There is no need to document everything.Live your experiences.They will be stored in your memory for eternity.）说来惭愧，我自己就喜欢拿着手机随手拍。美国地广人稀，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到处是，有些过去只能从国外风景明信片上看到。这环境作为背景，很上相，勾人去拍。我在网上写东西不少，“一张图片等于千言万语”。文字力不从心处，有图有真相，拾遗补缺。另外，生活在新的国家里，好多东西我少见多怪，充满好奇，很想跟远方的亲友分享。到中国的美国人也一样，很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新奇的英文招牌，在外睡觉的人，打赤膊在门口逛的老头，他们也好奇，也去拍。
不过，捉对比拼，恐怕还是中国人拍照多。有一美国人跟我开玩笑，说一百个中国游客，会带着一百零一台相机到处拍。最近某地有事，参与的人很多，美媒给出报道，还配发照片。有读者评论说：“哪里有多少人参与？怎么我看到的全是记者在拍照？”我去一看，发现这些人大多并非记者，只是在“围观”。“围观”的人，通用姿势是拿着手机拍摄。
手机的镜头，于是成了新的盲点。大家举起手机，挡了视线。只顾事后回忆，不顾当下体验。我小孩在学校的表演，我在拍摄，只能通过手机屏幕去失真地看，留下的是照片和录像，或许最终还会删掉或者遗失。而现场感，说错过就错过了。留下一堆照片，如假花，或经久不衰。而鲜花的色泽和芬芳，或留下更深切体验，在人的记忆里历久弥新。
在这数码时代，日子久了，大家电脑里装满了照片和录像，倘无随手整理的好习惯，换电脑时难以处理。用“云储存”也是大问题，美国能存的，国内有时候看不到。云储存的容量通常也有限，尤其是录像部分。好多照片与录像，最后我索性删了，大脑里也记不清了。现在，除了有特定目的，比如要写散步的文章，去拍小径配图，否则我尽量节制，多参与，少拍摄，或是拍了使劲筛选，可有可无者，一律删掉。
中国手机普及率居世界前列。去饭局，一口饭没下口，一群人围在桌子边拿手机拍，然后一个个传微博。有的“低头族”吃饭中开小差，拿出手机看这看那，饭也吃不尽兴。为了避开这高科技的诅咒，洛杉矶一家餐厅规定：客人餐前将手机交给餐厅保管，餐厅将打九五折。不去拍菜，菜吃起来更香。那个妈妈说得有道理，“去活出这些体验来”（live your experiences），把记忆交给大脑而不是内存。
万物有时，人该有不插电的时候。高晓松说他坐牢的时候最开心，恐非矫情，天天做大忙人，日子被电话短信微博切割得一地鸡毛，也是一种悲催。手机带给我们世界的纷繁，让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实为幸事。可是天下事不论大小，都被推到你的视野里，不关注也得关注，何尝不是咒诅？没有我们的时刻关注，太阳照样升起。天天看姚晨感冒好了没有，章子怡和某某某有没有戏，不过是在低头看他人的生活。怎舍得让自己的日子，从身边悄然溜走？
向着未来看风景
这几个星期，我们几个家长在商量如何改进小孩的时间管理等方面技能，准备给他们开一个小班授课。刚上几次，小孩抱怨，我们有些泄气。这时候，一个妈妈郑蔚发信说我们不能被小孩牵着走，要坚持下去，不能虎头蛇尾。看了我脸红了，我想如果我们大老爷们像这样遇挫退缩，就莫怪古人写诗骂“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积极主动，遇事敢出头挑担子的人，在哪里都受欢迎。这种品质，在美国被视作领导力的一种表现。
说来也巧，星期六早晨，我去参加早餐会，早餐会上说的也是“领导力”。讲演者自己刚结束一次为期六天的“领导力”培训，然后弄了个压缩版，讲给我们听。他也说到了主动担当的精神。他又强调，真正的领导不是高高在上指挥，那叫工头，叫监工。领导自己得学习，得谦虚，得去培育更多的领导。确实，对一群人颐指气使算不得本事，让一群人跟着你一起成长壮大，那才是本领。让手下一班人都很苦逼，算不得牛逼；让手下人跟着滋润，这才是领导者的英雄本色。
美国很多培训活动涉及领导力，有时候都让人觉得有领导力崇拜的味道。比如童子军无时不在说这个话题；教会的青年组，也讲领导力；大学录取新生，还要你表现出领导力。有时候我想，大家都玩领导力，谁干活呢？不怕，服装在东南亚生产，iPhone有富士康组装。
其实，广义的领导力不是处在“领导”岗位上的人才有的，它是一种个人素质和修养，所有人都可以具备。而领导者则更应该具备领导力，否则在其位置上坐得自己别扭他人遭殃。
美国人强调领导力，估计和其“超级大国”地位有关。在各行各业，很多来自国外的移民很杰出，却常被美国人领导，这和美国人从小培养“领导力”的教育侧重有关。其他国家的教育当中，未必强调这些。教育没有配套：现今教育体系偏重知识传输和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创造、想象等能力没有被充分培育。
说到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因领导最需要的品质之一是透过现状望见未来，而非得过且过，最终什么传承也不能留下。望见未来，包括你知道自己的需要，亦即“使命”（mission），这保证你不跑错方向；也包括“远景”（vision），它牵引着我们向前走。vision这个词也译作“愿景”，很有意思的一个译法：你愿意，有恒心耐力去推动，相关想象就可以成为风景，否则不过白日梦。乔尔·帕克（Joel Parker）说过：“没有行动的愿景只不过一场梦。没有愿景的行动不过是消磨时间。有行动支撑的愿景，则会改变世界。”（Vision without action is merely a dream.Action without vision just passes the time.Vision with action can change the world.）
九十年代的时候，这一套说法，也传到了国内，只不过名称不一而已。比如美国人说使命、远景和价值观，华为公司则有一套“基本法”。那时候写类似于“使命宣言”的文件十分流行。我单位老板，也曾抽调我和其他一班哥们儿，去附近宾馆，封闭起来写公司使命宣言。我们为了几个字眼，争得热火朝天，几个人抽着烟，屋子里像是着了火。
使命宣言其实是大道理。和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一样，营利企业的使命是大同小异的，无非是给股东创造价值，给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这一套。将其写出来，是要制造一种印象，说明企业在“赚钱”之外，还实现了很多别的社会价值——虽然对一些企业来说，这种印象是幻觉。
道理总归空洞，写出来老板自己都记不住，其宿命是束之高阁。几年前，我听过盖川琦在Blackboard公司年会上发表的一次演讲。他认为大家不要去制定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而应该去制定组织座右铭（mantra），比如肯德基的那种：We do chicken right，或是耐克的Just do it，让人看上去过目不忘。
愿景通常更有力度，是把未来的场景，投影到现在，激励大家向前奔。肯尼迪突然宣布要登月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月亮怎么上去，那年头的火箭经常爆炸，登月所需设备甚至材料都不具备。不过，“美国人率先登上月球”的想象，就足够鸡血，让人亢奋，其他的事情，慢慢都会到位。
我们上高三的时候，学习困苦不堪，课间打篮球成了很多男生的娱乐。我们的英语老师张老师也喜欢打，他说：等你们上了大学，天天都有篮球打。虽说有些偏差，但很具体，是个想象得见的“远景”，牵引着一伙体力旺盛而大脑疲劳的高三学生，为了以后能天天打球而发奋读书。
借钱失朋友
我们这么小的镇上，居然有几家当铺（pawnshop），让人典当黄金首饰等物。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一看到当铺，我就心一凉，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后来我还看到多家让人payday loans的机构，这种机构是用你的工资抵押，让你拿小额贷款，等你工资到了偿还。利息常常是17％至20％左右，很高。我们手持的信用卡，也可以让我们借贷，同样也有较高的利息费用。这些机构林立，而且日渐壮大，比如银行现在也提供工资预付的贷款项目了。
在俄克拉荷马也就我们这些外国人无亲无故。本地人受益于当年的圈地（land run），很多家族拥有土地，安土重迁，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亲戚朋友成堆。既然这样，有了困难，为什么不在亲戚朋友中间互相借呢？
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下来，从来没有任何美国人找我借钱，我也没找私人借过钱。单位组织发起的捐款倒是有过，比如某个老家也在国外的同事，突然爷爷死了，他要出高价买机票回去。和他亲密的同事，发起了募捐。同事于是纷纷解囊。他三十你五十，各尽所能。捐了也就捐了。换言之，给可以，借不行。难怪在西方接受教育的钱锺书，遇到有人上门借三千块钱，索性给了对方一千五，免得日后麻烦。当然这也不能搞道德绑架，他人不捐也不要去怨恨，没有人有这个义务。
很多人遇到困难，用信用卡和其他方法贷款，宁可去承担些利息。私人之间的借钱，不怎么符合美国文化。一说到借钱，美国人常引用一句话：“找朋友借钱之前，你先想好，钱和朋友两个，你更需要哪一个。”（Before borrowing money from a friend, decide which you need more.）这话据说是一个名叫Addison H.Hallock的人说的，我找不到此人的来历，或许是为了应付借钱者的一个杜撰。但是这话在美国基本上是一“普世价值”，大部分人都认为借钱会破坏关系。为了不破坏这关系，宁可找陌生人或机构去借，利用契约来解决问题。不为着省点利息钱，把亲戚朋友得罪。
莎剧《哈姆雷特》中称：“勿告贷于友也勿贷之于友，因后者常致财友均失，而前者乃豁费之首也。”（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 For loan oft loses both itself and friend, And borrowing dulls the edge of husbandry.）在莎士比亚写作《哈姆雷特》的年代，一些贵族阶层爱慕虚荣，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生活，甚至不惜出售家业，成了败家子。有的找人借钱，最后钱还不起，或是讨不回来，钱没了，朋友也丢了。一些人按照自己的能力，不借钱也可拥有不富贵但温馨平常的生活。借钱给他，反滋长他大手大脚的恶习，害了他。
中国是人情社会，熟人之间借钱比较普遍。把钱借出去，自己后来要用钱，去讨吧不好意思，不讨吧自己为难；或者是甲有钱的时候借给乙，乙有钱了却不借给甲，平地里生出不尽的怨恨。大家往往是一开始你好我好毫不计较，最后反目成仇。我觉得我们的做法更残酷无情。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励志故事”，说有个人找了十个朋友去借钱，以此考验朋友真假，最后感慨真正的朋友何等之少。这还有廉耻感没有？凭什么去这样要求、判断“朋友”？抛开其他国家的习俗不论，我们古人不也告诫了吗？君子之交淡如水。还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不到万不得已也不用伸手，不到走投无路更不要借钱。朋友之间，越没利益往来，友情就越是地久天长。
若是帮助，应出于自己乐意，那人这么“考验”，实在无聊。如果大家生活中有这种多事的朋友，借这种事来考验你，赶紧绝交。如果看到此文的时候，你还欠人的钱，赶紧还掉，等他人张口来要，大家就伤和气了。还欠我几百万的汪教授看到没？
星巴克的档次
给《美国之音》做了一期关于星巴克的节目。我的电台脸没上过电视，很紧张。我从俄克拉荷马通过Skype连线进入节目。一张口，就滔滔不绝。中间我想奇了怪了，怎么没人打断我？
后来主持人打电话过来，说他试图打断我但是打不断。原来，由于某种技术故障，我开始说话后，插话我就再也听不见。他根本无法将我打断，除非我自己停住或是被导播切断。我好比《奇爱博士》电影里奉命执行任务的飞机，飞出去就无法召回。
不过为了这节目，我倒是租来了其董事长舒尔茨的书《向前》（Onwards）的语音版听了听。本来节目是说星巴克在美国是“平民星巴克”，到了中国“华丽转身”成小资和精英的“高档”的星巴克。听了这书，我的想法却有了一些改变。
星巴克在美国到底是高档还是低档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星巴克在美国的文化内涵，更多接近社会学家雷·欧登伯格（Ray Oldenburg）说的“第三地”（Third Place）。家是第一地，单位是第二地，星巴克力求成为第三地，如同我们大门口的延伸。这个第三地，可包括过去乡下的井边，洗衣的河边，也可包括茶馆和酒吧，其共同特征是位置方便，环境舒适。舒尔茨希望人们来星巴克喝喝咖啡，独处，或聊天。他说指不定下一个脸书或者阿里巴巴的蓝图，就是某个年轻人喝咖啡时拿着餐巾纸画出来的。该公司发言人也跟《福布斯》杂志说，为了成为这样的“第三地”，公司在选址上很讲究，希望满足社区的需要。
星巴克还和很多商家合作，开设星巴克门面。我们这里的巴恩斯·诺贝尔书店里就有一家星巴克。喝一杯咖啡，看一本书，这种感觉良好。这里也有老年人来喝喝咖啡看看报纸，年轻人在这里聚会，夫妻在这里谈心，学生在这里学习，自由职业者在这里做事。星巴克让你在此逗留。舒尔茨是在米兰看到浓缩咖啡（Espresso）店，受到启发，希望在美国开这样的店。以前的星巴克是卖咖啡豆的，是咖啡店（coffee shop）。舒尔茨想把它做成咖啡馆（coffee bar），让大家可以坐这儿喝喝咖啡，在这里“生活会慢下来”（舒尔茨语）。人们愿意到这里来逗留，星巴克的一位高管曾笑称，星巴克如果咖啡免费，来的人按照逗留的钟点收费，可能赚钱更多些。中国好多商家很急功近利，你不买东西，就不欢迎你。可是你让顾客逗留，最终顾客也会让你逗留。
我翻译的时候，就常到巴恩斯·诺贝尔书店的星巴克来。有时候我也在这里写些书评，书店和咖啡馆在一起真是便利得很。因为书店的文化气氛，这里的星巴克装饰画上也都是些作家，如乔伊斯、菲茨杰拉德等。我看很多作家也喜欢来咖啡馆。巴尔扎克就很喜欢咖啡，他说：“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在他的形容下，咖啡喝下去，思维就千军万马一起出发。
舒尔茨改变了美国人饮用咖啡的方式。我们也亲眼看到星巴克在改变中国人热饮的构成。没想到在以茶文化为主的中国，星巴克也开始有了一席之地，且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为什么美国平民的星巴克到了中国，会成为精英的星巴克呢？我向一位在西雅图星巴克当经理的同学打听了此事，她说星巴克全球定价是差不多的。关键还是人民币和美元有差价存在。另外，星巴克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大部分人不大熟悉咖啡，只有一些比较富裕的人去喝。很多跨国企业到中国，一开始都盯着中国的一个群体，那就是“年轻、富裕的都市白领”（young affluent urban worker）。
星巴克刚到中国，也想本土化，比如舒尔茨就曾考虑过将蓝莓松糕（blueberry muffin）中的蓝莓，变成中国黑芝麻。
如果星巴克开始卖中国式黑芝麻甜品了，中国炫情调的人还去不去？这是一个问题。星巴克在中国，是要成为一个有些档次和品位的地方。这或许有些矫情，但后来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就好比豆瓣，过去大家觉得这地方太文青，不过它让很多人开始读书，这不是好事吗？
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常看到大家取笑中产者们的庸俗趣味，但是要等整个社会很多人都这样，这种趣味开始平庸化，出现禁锢效果的时候，才开始可怕起来，这是一个过程。星巴克目前来说是中国的一个清新的力量，能帮着改变一下约会谈事非得吃饭洗浴闹哄哄唱K歌这种风俗。如果大家经常去这种地方，安安静静地聊天，做事，放松，也是好事。日子久了，大家也会觉得这也是休闲或聚会的正道，就好比我们在技术里说的冲击式革新（disruptive innovation）造成的结果。目前，星巴克咖啡在中国很多中小城市都没有分店。这些中小城市充斥着饭店、洗脚屋、洗头屋、桑拿屋、卡拉OK歌厅。
有人说星巴克是“美国地边摊，在华装高端”。从我自己的体验来看，这么说也不尽合理。星巴克在美国，大部分人都可以消费，但也不是低档“地边摊”。只不过美国人“档次”的概念没那么强而已。各加油站都卖咖啡，基本上是一块钱一杯，麦当劳也是，星巴克咖啡比它们贵。不过星巴克咖啡也能维持高品质。这里有二十多种咖啡豆，咖啡一个小时内必须更换，保持新鲜。星巴克的咖啡气味也是环境的一部分。舒尔茨离任后，新的高管开始在星巴克卖早餐，比如三明治，也受到了很多顾客的欢迎。舒尔茨觉得早餐香肠、干酪等食物气味太浓，冲击了咖啡的香味，他坚决要求赶出这些热早餐，保存咖啡的香味，哪怕为此损失利润。他甚至为此和高管闹翻，自己重回星巴克掌舵。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当然，在美国，星巴克有时候也因名堂太多，对于咖啡太考究，有些“吓人”，所以有“星巴克市侩”（Starbucks snobbery）一说。如果和中国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星巴克网站上，我看到了“浓缩康保蓝”、“焦糖玛奇朵”、“浓缩玛奇朵”，这些名字很陌生。其甜点更是如此：“特浓巧克力布朗尼”。原来“布朗尼”就是Brownie。这些名字都很陌生，让人敬而远之。在美国好在我可以说：我要regular coffee，medium，也没人在意我是否老土。关于tall，grande，venti，trenta 这些尺寸，是噱头而非真正的“知识”，也不是它的卖点，你分不清就说高中低好了，不用扇自己耳光。
在我看来，星巴克的“第三地”环境最为宝贵。它价格稍微高一些，但是并未“高档”到拒人千里之外，而是把人拉近。希望星巴克能把这种软环境带到中国来，而不仅仅适应本地一时的趣味。我希望星巴克在中国也像在美国一样，能让普通人享用。星巴克有机会打破这种“三六九等”的观念，否则的话，它无法接近更为广泛的消费群体。在中国，人口就是红利。
手足的对决
2013年2月3日，美式橄榄球超级碗决赛上，巴尔的摩乌鸦队与旧金山49人队对决。两个球队的教练分别是约翰·哈博和吉姆·哈博，两人是同胞兄弟。这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兄弟教练的对决，比赛本来就很引人注意，更何况还是在兄弟教练之间展开。这让人们讨论起兄弟姐妹之间的较劲话题来。
兄弟姐妹（sibling）之间的暗战或者明斗，英文叫sibling rivalry。中文中有句话，叫“情同手足”，不过兄弟阋墙，世间也比比皆是，如曹丕和曹植，杨广和杨勇。由于中国人的含蓄，家丑不外扬，这些话题大家说得不多。不讲不说明它不存在，明说出来，正确面对，可能还好一些。
之所以有这些纷争，有时候是因为有直接利害的冲突，比如谁继承王位，谁接班，谁继承家产。成家之后又有了配偶的因素，就更趋复杂，甚至到最后兄弟关系坏到连外人都不如。家不和，他人会乘虚而入。普通家庭里冲突更大的起因，是“羡慕嫉妒恨”。《圣经》记载人类最早的一次谋杀，是因为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其弟弟亚伯拿羊群中头生的羊和脂油献祭，“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出于嫉妒，就把亚伯杀了。更多的问题，是出于父母亲处理问题不明智，比如以扫和雅各兄弟，“以撒爱以扫……利百加却爱雅各。”（《创世记》25:28）后来两个人的后裔成了仇敌。后来的一位犹太人祖先约瑟，年龄最小，被父亲宠爱，父亲还特地给他做了“彩衣”，引起了哥哥们的嫉妒，甚至要加害于他。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在超级碗的兄弟对决之前做了一期节目，叫《手足冲突的科学》。节目中说，如果兄弟姐妹之间大家各走各的路，成功了，其他人觉得沾光；如果走的是同一条路，在一起就很拥挤，难免产生冲突和嫉妒。做得没那么出色的那个，会觉得自己是在兄弟或姐妹的阴影之下，抬不起头，始终要去证明自己，这种“对比”会让他们在职业发展上产生盲点，以至于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独特性。
我两个孩子一起学钢琴，就生出了多少问题。女儿爱好学习，有兴趣，自己能管自己，不大需要去督促。儿子玩性大，后劲没上来，状态不佳，更需要鼓励，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如果不能让他找到满足和美感，兴趣毁掉，终生厌恶音乐，那还不如别学。所以，即便他弹得不好，我也是肯定居多，但愿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让他陷进去。这些肯定，让姐姐很不高兴，认为我对她严格对弟弟太松，双重标准。从父母的角度看，只不过是方法的不同，一个要多给些挑战去拓展，一个多些鼓励增加其兴趣。但是做起来终归还是很难。如果两个人学的东西不一样，就没有这些问题，做些区隔有必要。
如正面较劲实在不能避免，就不如把这种sibling rivalry放到更大的空间里，成为正能量。针对超级碗上的兄弟对决，心理治疗师基恩·塞弗说：“这两个家伙太幸运了。世界上兄弟冲突的那么多，有几个像他们俩这样一边安全地对决，一边还能拼命捞金，还有全国为他们喝彩？”
鲁迅三兄弟，周树人和周作人、周建人，都写文章。三人估计也在无意识地暗中加以区隔，避开事业上的正面较量。鲁迅的文章风格是金刚怒目，而周作人的文章则平淡清新。当然做同一行是一险招，代价也很大。周氏兄弟的不和，我不知其父母作何感想。
最好的办法是有些关联又不那么重合，靠着一点错位，相互借力和提携。马克·吐温的大哥奥瑞昂·克莱蒙斯，印报纸的时候，聘请弟弟马克·吐温当印刷工。后来他到了内华达当政府秘书，又让弟弟做助理，最后弟弟在其协助下当上了记者，最终成为著名作家。
抑郁症和创意
不久前，我们学校的创意写作教授贝基·布莱利，给我们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这是一场非常动人的朗诵会，因为她的丈夫三十五岁左右早逝，两人婚后短短的岁月里一直相亲相爱，丈夫去世后，布莱利几乎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后来，她把所有的哀思都写进了诗歌里，成了诗人，后来到我们学校成了创作教授。
人不幸患上抑郁症，对付方法的不同，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甚至生死。江苏一个女孩，在微博留言：“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网友、警方设法阻拦，此后不久，江宁警方证实，该女孩果真自杀身亡。人民大学化学系主任曹廷炳教授也跳楼自杀，据传也是患有抑郁症。这两件事，曾经在网上激起了一阵波澜，但是很快陷入沉寂，很多人感叹一声之后，又跑回去，打韩寒与方舟子的口水战了。
对于抑郁症的问题，社会关注不足。当今社会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长期的压抑或者压力，会导致抑郁症，这种患者应该相当多。严重到了让人去自杀，这才一时间引起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美国高校都有心理咨询部门，并通过它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有很多都没有听说过，难道是美国的心理疾病患者比中国更多？我想不是。很多心理疾病，在国内可能仅仅被当成一种性格缺陷看待，错过了干预的时机，导致疾病越来越严重。
除了医学的治疗之外，轻度患者也可自我救治，比如加强锻炼，多见阳光，休假旅游，寻找互助小组，保证睡眠时间，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负面思想，等等。有一些简单的办法据说很管用。听同事说，西雅图多雨，人闷在屋子里比较多，容易郁闷，所以西雅图自杀的人很多。对刚去西雅图的人，人们经常建议他们把屋子粉刷成比较明快的色彩。我没听说多少经常从事户外工作的农民得抑郁症，因为他们接受充足的阳光。抑郁症似乎像是一种“富贵病”，反倒是长期在室内工作、接触不到阳光照射的人容易得这种病。作为一个长期伏案工作的人，我发现，屋子里宅久了，人也容易郁闷，多去院子里干活、去公园晒太阳等，都能让人心情开朗起来。
找到创意的减压阀，也是一个上策。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做了一档节目，邀请《想象：创意的规律》（Imagine: how creative works）一书作者约拿·勒哈尔（Jonah Lehrer）讨论创意的源泉。勒哈尔指出，抑郁并不愉快，甚至非常痛苦，但是轻者也可使得大脑更为灵敏。“创意行业的人，尤其是作家，患躁郁症的比例，比普通人高八至四十倍。”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是指患者在狂躁和抑郁两种极端情绪中徘徊。勒哈尔甚至指出，这种人情绪极其亢奋的时候，可以去从事创作，而到了情绪低谷，正好可以去改稿。若能利用这种情绪的两极，弄潮儿一般，顺着创作的波峰和波谷起伏，那倒真能把疾病化作有用之物了。
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英国学者指出，梅尔维尔的代表作《大白鲸》（又译《莫比·迪克》）就是作家躁郁症的产物。梅尔维尔情绪狂躁的时候，一个办法是像小说中的人物伊施梅尔一样，去出海，他说这是“开枪、打球”的替代手段，也可避免像他人“拔剑自尽”那样的解决方法。他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思绪井喷的时候去写作。其他患有躁郁症的作家还包括诗人威廉·布莱克、柯勒律治，作家爱默生、弗吉尼亚·伍尔夫、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罗伯特·厄尔，画家梵高、爱德华·蒙克、杰克逊·波洛克，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舒曼等。德国诗人歌德也是一位躁郁症患者。
患了抑郁症不是好事，也不是所有患了这类疾病的人都可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创意性质的活动，有一定的治疗功效。荷兰学者曾用“创造性回忆”的方法，亦即诗歌、绘画、回忆录，让老年抑郁症患者从其过去的生活中寻找意义，该方法结果证明对抑郁症有治疗效果。在美国，用诗歌、绘画等手段，帮助蒙受灾难的人走出心理抑郁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心理分析评论》2009年登载了朱迪斯·林格·莱恩（Judith Lingle Ryan）的一篇文章，记载她在二十三岁的儿子登山失事之后，如何利用创意写作，试图把儿子短暂的一生，编织进自己的余生，以此对抗四处蔓延的抑郁。
乌克兰沙画艺术家西莫诺娃（Kseniya Simonova）是一位产后抑郁症患者。这位美女艺术家生于1985年。母亲是一位美术老师和剧院设计师，父亲是家具设计师，父母亲都不希望女儿走艺术这条路。但她偏偏要走。她说她对“日常生活”兴趣很小，“对买奢侈品买家具的这种日子从来不感兴趣”。婚后，她和丈夫——一位戏剧导演和编辑帕斯卡尔（Igor Paskar）办了一个杂志，办倒了，他们生了个孩子，开始过起了正常艺术家的生活来，那就是一贫如洗。西莫诺娃此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夫妇俩合计到底该怎么办。丈夫说：“怎么办，总不能我们全都疯掉吧。得干点什么？搞沙画怎么样？”西莫诺娃说：干吗不？于是她卖掉了自己作画的器材，从一个科学家手里买了几斤适合作沙画的特种沙子。每天晚上，把孩子哄睡后，她从十点到凌晨四点开始练习沙画。后来乌克兰举办才艺秀，她报名参加，一举夺魁，从此闻名天下。
遇到这种抑郁症也不用绝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准你就此成为一个中年画家，忘情于笔墨下气象万千，或者成为一个老年作家，追忆似水年华。要是年轻更好，赶紧去做文艺青年。不过你得肯定你有一些创意和才气。要是志气大于才气，处处碰壁，心理素质又不好，不经摔打，搞不好就把自己给文出病来。
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
美国出台了一条法律，要求所有雇主，包括宗教组织的雇主，给妇女雇员提供包括避孕在内的医保。此法引起了天主教等组织的勃然大怒。天主教禁止避孕。每天一打开电视我都看到某个主教或者神甫，在抨击该法律。这个问题更是成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热炒的话题。摩门教的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就坚决反对此法，说奥巴马政府违反宪法修正案，干涉宗教自由。
天主教禁止避孕，信徒相信生命天生天灭，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众多。新教通常不这么极端，但也视儿童为人生的祝福。《旧约》中亚伯拉罕所蒙的一个祝福，就是说他的后嗣要如同天上的繁星、地上的沙子一样众多。“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创世记》：151—155）
中国是一个落后多年的国家，从养育到升学到工作，每一步都沉重。但而今，很多家庭物质条件很好，也未必想要孩子。计划生育多多少少在集体潜意识中种下了“孩子是负担”的价值判断。近来一些香港愤青，甚至称大陆人如侵占其资源的蝗虫。别人怎么贬低你别管，你要知道，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
在我去的教会，孩子们非常多。一到做礼拜的时候，孩子们纷纷涌现。为了教会敬拜的安静，讲道前，孩子们从座位上离开，去自己的儿童班学习，大人们起来给他们让路，这时候一下子就看到教会里人少了一半。那个场面是很惊人的，每次我都会想起马寅初。据说他就是回到自己的小村，看到到处是孩子，才产生了人口控制的想法。当初如果他跑到这里来，看到这样的情形，又不知该作何感想？美国历史上有段时期，也在“人口爆炸”说的影响下，试图“零增长”，但根本就未被实行过。甚至某些州在“优生学”名号下的强制节育，如今也被人翻旧账，索赔偿。
上个星期四，一个朋友老婆生下了第四个女儿。预产期前一天，她没事一样，在班上教课。平时看美国的妈妈带三四个孩子，就跟玩似的。孩子多有多的乐趣，但问题也会翻倍，比如他们会打架，争吵。父亲的协调方法，和母亲的协调方法不统一，又会引发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一个孩子的矛盾，通常是“区域战争”。两个孩子，容易引发父母当后台的“代理战争”（proxy wars），甚至家里的“世界大战”。所以孩子多了，在精力上，对父母的要求很高。是不是每个美国父母都更加精力旺盛呢？也未必。关键可能还是心态。周围人都生养三两个孩子，自己便等闲视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不说完全错误，起码也是大有偏颇。事实上，人的精神，可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
另外一点，是我们中国的妇女在生养问题上比较迷信，道听途说，相信亲戚朋友和周围人这种被美国人戏称为old wife tales的智慧，这是一种极度反智的文化。专家讲的话听的人不多，专家甚至直接被打成“砖家”，部分人的失误被当成整个群体的失败。在这种反智文化中，家长东听一句，西听一句，失了方寸，没有一个确定感，所以会觉得带孩子很累。人内心的疲惫，多半是因觉得自己对于局面失去控制。
假如你觉得一件事有章可循，一切尽在掌握，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累。美国人在养育下一代问题上尊重科学，尊重专家行家的意见，不会胡乱接受其他类似家庭的做法——毕竟各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去书店，你会看到关于儿童教育的书籍非常众多。另外，我还发现，美国人经常带着危机感，琢磨自己养育孩子的方法到底哪里不对劲。当你看到介绍华人养育方法的“虎妈战歌”响起的时候，不要骄傲，因为兵法云：哀兵必胜。
现在他们又开始琢磨法国人的育儿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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