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比较喜欢卡拉OK。在西弗吉尼亚我遇到一老者，说有肺病，后来买了一台卡拉OK机，每天吼半小时，他说管他唱得好不好，权当练肺，他肺病果然好了，估计邻居疯了。
聚会时候大伙儿这么一唱，基本上就知道谁谁谁是什么时候出国的了。海外中国人是中国现当代流行文化的活化石，而且各个文化时期的都有。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来的老留学生，熟悉的是李谷一、蒋大为这些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来的，熟悉的则是黎明、张学友、周华健、刘德华；2000年以后出来的，估计喜欢的是F4这些人了。再往后我都不知道谁喜欢谁。当然也有一些人横扫千军万马，万人迷，比如张曼玉，比如周润发，比如刘德华。而今新人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新人本来就多，流行的周期短，大家娱乐的选择也多，另外网络时代，大家注意力周期都很短。新人想出头，怕是越来越难了，就是去设法“走光”，或用其他各种路数炒作，也难有当年歌星的风光了。
成为“活化石”不仅是年龄问题，还有个接触的问题。在中国，新一代歌手出来，总是到处放他的歌，你就是不喜欢，也得被动接受。这是“推”（Push）的欣赏法。推到耳里的歌曲听多了还是有些耳熟的。出国后，你想听谁的歌，还得想办法去找，去下载，去和人家交换，这是“拉”（Pull）的欣赏。日子久了，发现美国娱乐的品种也很多，就没有兴趣再去找了。听李谷一的，由于教育孩子的需要，去听Ave Maria了。于是把过去仅存的一点私人喜好，也收了起来，让其慢慢淡为记忆。
琴声下的牛
在学校工作，有诸多“灰色收入”：运动队的比赛，戏剧系的话剧，音乐系的音乐会。
星期二晚上，我去听了一堂希思·琼斯老师主持的爵士乐表演。表演者之一是著名的托尼·莫诺克。莫诺克的乐器是B3型的哈蒙德琴。该乐器英文原名为Hammond Organ。Organ即为管风琴，教堂唱诗时使用很多。有一些教堂资金不足，便以便宜些的哈蒙德琴取代。后来，哈蒙德琴广泛使用于爵士、蓝调、摇滚和教堂音乐中，成为“最美国”的乐器。
莫诺克表演的时候，浑身上下都在动，如同一条在音乐里游动的鱼。他不仅双手在忙，嘴也一直张着，配合着曲子，有时像在大喘气，有时像要吞下琴键上飘出的所有音符。整场演出中他口型不断变化，仿佛有看不见的烟，从他的体内一股一股冒出来。有歌唱道：“当一个人的心在燃烧的时候，他的眼里都会冒烟。”
一个好的乐手，其激情会传染，能把周围乐手调动起来。有个爵士鼓高手也来参加演出。这个年轻小伙，拿的不是鼓槌，而是两把刷子，在鼓上或敲或擦，使得鼓声虽近犹远，如林中沙沙雨声。把鼓敲得喧天响的很多，这种声音的新造型还新鲜。吹萨克斯的希思·琼斯也被一众高手给催高了，间歇的时候笑称今年圣诞不需要礼物了，这样的演出就是最好的馈赠。一个潜心于音乐的人，能从这样的演出当中，有不一样的收获。
我并不懂多少音乐，却也非常喜爱，也觉得常来附庸风雅一下大有必要。人不必把口腔解剖学学通了，才可以张口吃饭；也不需要去上大学中文系，才能读沈从文的小说。好的艺术，内行有内行的领受，外行有外行的领受。没有专业素养的人，可以毫无负担地欣赏。一不要写乐评，二不要学技艺，只管坐在那里，让那美妙的曲子，像波涛一样，一阵阵冲刷过来。
杜甫曾记载：“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莫诺克只管享受他的弹奏，他有没有考虑在座的我这头牛的感受呢？估计他不会想到，此刻我在寻思，如何把莫诺克的精髓，用到写作上面，把文章写得能冒出烟来。
谷歌姻缘
如今国际交流频繁，跨国婚恋，也不需要邓小平特批了，所以各种排列组合都开始出现。以前我们遇到一个中年女子，不远万里，嫁到美国。她不会英语，丈夫不会中文。余拍案惊奇，怀疑是不是本着睦邻友好原则，前来和亲的——他们相识期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学生上街抗议，中美关系紧张。我们问：你们在一起怎么交流？她说：唉，男女之间，也就这些事，需要什么交流？这倒也是，记得毕飞宇《青衣》中描述过，筱燕秋陪老板睡觉，“老板嘴里哼叽了几声，说，‘哦，叶儿。哦，叶儿。’”筱燕秋后来发现，这就是洋人叫床时喊的“Oh yeah!”小说写道：“老板在床上可是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一下子就与世界接轨了。”
虽说人会因陌生而相恋，熟悉了反分手，可始终隔着语言一层纱，又是什么滋味？这事始终让人觉得诡异。
苹果公司的iPhone电话刚走红的时候，有人发明了一种“石榴电话”。语言不通的双方，拿着带超强翻译功能的石榴电话，就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展开对话。后来大家发现，这种可刮胡子、煮咖啡还带翻译的石榴电话，是愚人节的玩笑。真正的沟通无障碍还遥遥无期，否则的话，我们这些人肉翻译者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但这个重大的技术难题，似乎已经被谷歌攻破。听一个来访的朋友说，他遇到一对真正通过机器翻译交流的夫妻。夫妻双方，语言相互不通，完全依赖谷歌翻译交流。谷歌翻译的质量，用过的人都知道，基本上是令人啼笑皆非。久而久之，这种啼笑皆非的姻缘，就进入了新奇之后的种种沟通障碍。顺便说一句，我刚才用谷歌翻译了一下Oh yeah，谷歌说：哦，是的。
一旦网络断掉，基于网络的谷歌翻译就失灵，夫妻双方就没法交流。要是回娘家，谷歌势力范围会止步于香港，过了关，就是百度的天下了。这夫妻后来日子过不下去，分手了。不过其他很多不用谷歌的夫妻，也分手了，或是同床异梦地各过各的日子。借助谷歌翻译的夫妻，错失了良机。有时候人精疲力尽，懒得讲话，网络断开，岂不方便？
当然，这只是我这号沉默寡言者的说法。有很多女性是话痨，是要通过讲话这种方式来思考的，就好比我通过写作来思考一样。我们家的那口子认为，我这人会语言很浪费。她认为，我当初应该娶一个墨西哥、越南或者俄罗斯的女子，语言不通更好，反正一天也讲不了几句话。需要讲话的时候，掏出iPad说：Siri，叫喀秋莎上酸菜！
乡音无改
与西弗吉尼亚彭达维斯老师联络，她说最近在给一本教科书写阿帕拉契方言的章节。阿帕拉契山系一带（包括西弗吉尼亚、肯塔基、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等地）居民所说语言有些口音。这些口音内部有所差异，合在一起，大体上可称为阿帕拉契方言，与“标准”的美国英语有所区别——不过，除了中国某些号称教学“标准美语”的培训机构之外，没人知道“标准美国英语”是什么。英语有时候连官方语言都不算。不少州立法宣布英语为官方语言，或首选语言，但在联邦层面，从来没有明文规定官方语言是什么。史料记载，美国历史上差点把希腊语选为官方语言。
彭达维斯老师介绍，阿帕拉契方言常被视作落后的象征。有时候老师甚至在课堂上训斥学生：“不许这么说，这是‘山民’（hillbilly）的语言。”不过学校里学的英语，和学生家里说的英语，有时候也会发生冲突。用不用方言，涉及我们的身份认同。阿帕拉契学生经常要在“家庭英语”和“学校英语”之间转换，这样会形成本乡本土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对立。西弗吉尼亚人的方言，和其禁酒时代酿私酒等说法一样，成为外人丑化西弗吉尼亚的说辞之一。不过离开西弗吉尼亚久了，反怀念起来，那里的山山水水，和浓浓的口音。前几天有一俄克拉荷马人说起打猎问题，说西弗吉尼亚穷人常吃松鼠。我猛然发现自己站在西弗吉尼亚一边，觉得俄克拉荷马更保守，对外面来的人礼貌但冷淡，反不如西弗吉尼亚人热情。
要不要丢弃阿帕拉契方言，现在也成了争议话题。和八九十年代的民族自决风潮一样，而今讲自己的方言，拒绝“标准”，也是一个趋势。让方言去妖魔化，可强化学生的本地认同，强化其自信。方言对文化传承，也利多弊少。有研究者称，阿帕拉契山系的英文，传承了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文。总之，方言能丰富一个国家整体的文化面貌。上帝为了阻止人类建成通天塔，方法是变乱语言，造成异想天开者无法沟通。多些品种，世界更精彩，语言工作者也多了条生路，比如有了翻译行业。
彭达维斯在邮件中称，等我困在荒岛上达一年之后，再去看她这文章。她以为我是客气，这么冷僻的文章，我不会去看，不知道我是真有兴趣。这个世界其实很小，她所描述的现象，我都有共鸣。
我们桐城人方言很重，即便在安徽省内，我们说话也经常被人误解或嘲笑。1990年我上大学，学校推荐，好消息是免了高考，坏消息是要经面试一关，毕其功于一役。我报了外语系英语专业。外语系主任顾永年教授（其实是俄语老师，但他英语也不错）和几位老师给我面试。顾主任跟我说，你们桐城人方言太重，很难改过来，一般我们是不收的。结果面试我发挥得应该还不错，被收了。入学后，方言仍然很重，有时候和同学交流困难，发觉用英语说还好懂一些。
我们是师范学校，普通话很重要。普通话好，据说在学习、就业等方面也占便宜。这个说法一直有人在传，普通话是否真有此效果还真难说。使用标准语言是否有助于学习？不尽然。挪威有研究者在实验中发现，用当地方言教学，反倒让学生成绩上升。在美国，南方英语现在也颇为盛行。越民族越世界，越地方的东西就越是宝贵。谁规定一定要“标准”化的？
在老家，很多学生出去念了一年书，回去用普通话跟人交流，往往被人称作“洋腔广调”、“二百五”、“半吊子”，这也涉及彭达维斯老师说的归属感问题。我每次回去，立刻换成桐城话，屡屡引人称赞，说这人“过劲”（意思是“厉害”），这么多年都没把家乡话忘记掉。乡亲们有所不知，我的口音根本就改不过来。当年冒险录取我的顾主任，现在可以大呼上当了，可惜我已逃之夭夭，鬓毛都衰了。
夜空安在
记得7月4日独立日那天，小镇放焰火，镇上万人空巷，全集中到了大学的停车场上。十点差十分钟，路灯灭了。孩子们兴奋地拿着荧光棒，当成《星球大战》里那种激光剑在打闹，笑声在夜空里荡漾。停车场上乌压压一片，停着几千辆车子。离开的时候，这里注定要堵得水泄不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在草地上铺着野炊垫子，或是打开休闲椅，坐着静静等候。附近几个黑人小孩，爬到了车顶。黑黑的夜，黑黑的车，黑黑的脸，有时候和我们对视一下，露出白白的牙。黑暗下面一片生机。天渐渐凉了，我们吃着西瓜，聊着天，突然间夏夜纳凉的感觉又回来了。此刻，这伟大的世界，仿佛转得慢了。悠悠的岁月，恍然间又穿越回来了。
突然间，一道火光冲向夜空，在那黑暗里炸响，空中顿时火树银花，满目的灿烂。
没有夜的衬照，便没有光的辉煌。
物以稀为贵，过去的时代，光是资源。晚唐昭宗年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下令，点灯用的灯油归他的官署专卖，利润充实军饷。可是灯油卖不出，原来百姓全改用松明子了。李茂贞下令禁止使用松明子。艺人张廷范求见李茂贞，建议他干脆再下禁令，禁止月光照明。
进入电气时代多年了，黑夜反成了稀缺资源。杜牧写有一小诗《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此诗所写乃宫女的寂寞生活。漫漫长夜里，滋养心灵的乃是仰望星空所生的无穷想象。这样的想象让原本寂寥无趣的人生变得可以忍受，或是充满喜乐。
荷兰小说《万灵节》也写到一个俄国女子季诺碧亚，年轻时在俄国吃不饱肚子，在那失眠的漫漫长夜里，她习惯了仰望星空，开始热衷于外星探索。小说《布鲁克林有棵树》中，弗兰西最喜欢的时光，是星期六晚上睡在前屋，聆听着外面的夜：“她躺在那里，能听到屋子里夜间的那些声息。能看到外头人们回家，回到自己的公寓。有的疲惫地迈着沉重的步子。有的轻快地跑上楼。有个人跌了一跤，咒骂起过道里的油毡来。有个孩子在假模假样地哭着，一个楼下的醉汉在数落着老婆罪恶的生活。”
和季诺碧亚、弗兰西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童年的夜。我们的一生，一半时间在夜里，我们的生活质量一半是我们“夜生活”的质量。我很幸运，童年在农村长大，看过纯粹的星空，体验过完全的黑夜。一到夏夜，我们会抬着竹床到晒谷场上。晒谷场我们叫“稻床”——粮食和我们，共享大地的怀抱。在那没有空调的纳凉时代，我们躺在竹床上，寻找着流星，北斗星，牛郎织女星，或是在那繁星中辨认那些缓缓移动的卫星或者夜航的飞机。我们听着收音机，听刘兰芳说书，想象着身外的古今中外。有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一起，在月光下玩丢手帕的游戏，输的人唱歌、翻筋斗。有时候，这村和那村的人，隔着蛙声和稻田，高声地对着歌，从《打猪草》到《望星空》，直至明月西斜。有时候，出去打短工的人，打着电筒回来了，狗在狂吠。大家彼此招呼。坐着的人请走路的人过来喝口茶，对方通常也不推辞，坐将过来，在竹床上说古论今。女人们拿着蒲扇，给睡着的孩子赶着蚊子。附近的石磙边上，还烧着驱蚊的蒿草。有时候，我们会跑上几里路，去隔壁某个村庄看《小兵张嘎》或是《女驸马》的露天电影。
后来进了城，光无处不在，夜空没了，一同走散的是繁星和明月。
我一直在找那轮能辨别玉兔捣药吴刚伐树的明月。
光的污染成了一大问题。从美国航空航天署的卫星照片上看，美国、欧洲夜间光线过度，中国也紧随其后。过度的光线，不但破坏了“轻罗小扇扑流萤”的意境，连动物都不堪其扰。灯光过度的地方，动物都不愿栖息和繁殖。佛罗里达州的海龟，据说就因灯光问题繁殖受到了影响。“国际黑色夜空协会”（International Dark Sky Association）之类的组织呼吁人们采用各种办法，如使用减少光污染的灯具，将光线往下照，不投向天空，且用光适可而止，尽量较少浪费、污染或破坏。
到了俄克拉荷马之后，似乎又找到了童年的夜空。人常说，美国的生活，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对于爱好夜空爱好宁静爱好想象的人来说，这里倒是好地方。“美国的月亮更圆”一说，讥笑的是崇洋媚外，但美国的月亮更亮倒是真的。这里地广人稀，污染少，空气比较清新，能见度极高。俄克拉荷马位处美国大草原。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天幕低垂，白日里，白云和阳光在空中变幻，如演大戏。夜晚这里很是安静，远离车马喧嚣。驾车外出不远，就可以回到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最美的是那圣诞期间，所有人家都用各种各样的彩灯，装饰着自己的屋子。简单一点的，在门前的灌木和树上，缠上几道彩灯。讲究的，会沿着屋子的轮廓一路钉上彩灯。很多人家，在院中大树的每一根枝条上，都绕上彩灯。白天的参天大树，到了晚上，变成了一株株长在夜里的彩色珊瑚。夜幕降临，仿佛是走在天上的街市。每一座房子，似乎都有一个性格，都在讲述一个故事。
只不过到了平时，出于安全计，很多小区也有路灯，也一样在蚕食着夜空，这就是为什么看焰火的时候，大家都一起跑到会熄灯的大学停车场之故。好在我有一个后院，后院里有竹林，左边一片，右边一片，前面一片，三面环着竹子，还有几棵高大的榆树，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天井，把四周的光都给挡住。天空在上面，我在下面，月亮照过，星星闪过，云彩飘过，闪电划过。我如井底之蛙，守着头上一片夜空。有时候，看着月光透过竹林，听着风入竹林声，蛙声，夏虫鸣叫声，还有归巢前知更鸟的叽叽喳喳声，我会错把这里的夜，当作曾经的故园。
做光做盐
中国儒家传统，期待作为社会精英的士人入世做官，有所作为。但士人始终有个可以逃避的“神秘园”。他们可以离开庙堂，退隐起来，修身养性。征服和影响不是大家的天职。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有一种不断向外拓展的使命感。起初可能这种说法是指基督教福音的传播：“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使徒行传》1：8）
这种来自信仰的意识深入骨髓，在其他领域也随处可见。美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两位政治家肯尼迪和里根，都说美国要成为“山巅的城市”（city on the hill），光照四方，成为寰球之楷模。此意象来自《马太福音》中耶稣的“登山宝训”：“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这样的传统之下，一个人去影响他人，改造社会，被视作应尽的本分。
最近，我收到了一个邀请，出席一场名叫“光和盐”的会议。本以为只是我们私立基督教大学之间的一种会议，要大家做光做盐。耶稣曾呼吁门徒“做光做盐”，发挥影响，改变世界的色泽和味道。
一天会议下来，却发现来的什么人都有，有前美国小姐、大学教授、州检察官、Hobby Lobby的创办人、卸任的俄克拉荷马市长。俄克拉荷马州州长玛丽·法琳也来了。我的同桌，一个是蔬菜公司老板，一个是非营利组织总监，还有一个是州参议员康斯坦丁·约翰逊。会上有共和党，有民主党，也有无党派的独立人士。
聚会还有点像武当、少林、峨眉各派云集的武林大会。大家来自不同宗教派别，有圣公会的，有卫理公会的，有浸信会的，有基督教会的，大家互相打趣，比如卫理公会的人问浸信会的，他们能否也上天堂。
这些人聚在一起，共商如何用“光和盐”的精神，复兴俄克拉荷马，让这个处在美国“腹心”地段的城市，成为美国精神的“腹心”。
四周一看，都是美国人，好像只有我一个外国人。我一直没弄明白是谁的主意给我发出的邀请，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请我来。我渐渐觉得不像一块盐巴，掉到水里溶化；而像一块石头，泡在水里始终如一。又感觉像一个在合肥教书的老外，误闯进了安徽省政协会议。
这种生分，倒不是大家有意排斥我。由于就我一张黄色面孔，突兀得很，发言结束后，法琳州长甚至还绕道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感谢我过来。
但次日就是中秋，在一阵思乡情绪中，坐这里听人讨论复兴俄克拉荷马城是很别扭的事。出了国的人，就像电影《美国》（Amreeka，一部描述一巴勒斯坦家庭在伊利诺伊州经历的电影）里说的那样。我们就好比一棵树，被连根拔起，移植到了新的地方。长时间下去，哪怕十年二十年，也只是树在那里，扎不下根。相对于复兴俄克拉荷马，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振兴安徽桐城。可是世事诡异。在家乡，也不会有人让我去出席他们的会议，更不要说献计献策了。
会后我走到院子里，看着树梢升起的明月，想起了做光的那句话来，也回味起那句叫人做盐的话：“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马太福音》5：13—14）出国是一件不伦不类的事，最终往往让人里外不是人。回望过去十年，来路不辨，哪还能判别自己是海盐井盐，还有几分咸味，除了三两家人，又有几分光亮，照见谁人？想也是瞎想，不在此间者，或许以为矫情。只好远远地望着一轮明月，想着远方的亲人和身边的清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