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南美洲的一个叛乱将军”
在二战之前，德国政治家劳希宁在国外出版的《虚无主义的革命》里，诚恳地警告德国将军们，不要堕落成为党效劳的匪帮头子。无论国防军的将军们抱着什么样的想法，他们在忠诚誓言的紧箍咒下，实际上沦落为了实现希特勒和纳粹党意志的家丁。
在一战中，德国损失了二百万军人，但其中只有十位将军。而在二战中，自下而上，直到集团军一级，每一位德国陆军将领都亲临战场，不是乘坐飞机、坦克或装甲车亲自指挥战斗，就是与士兵一道摸爬滚打。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在他的一部书中这样写道：“实事求是地说，有数以百计的将军就是由于他们盲目地服从自己的誓言，不顾显然无望的局势而在战斗中送命的。”德国军人因为这种忠诚，不仅令德国陷入火坑，其自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德国在二战中损失士兵376万人。这些战死疆场的人里头，有的还是将帅之子。任西线C集团军总司令的勒布陆军上将，其子在1939年战死沙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凯泰尔的小儿子阵亡在了俄国战场。而他们为之卖命的纳粹德国，最后却在战火中变成了一片废墟。
希特勒在邪路上能够走得如此之远，离不开德国军人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忠诚。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元帅的博克，他并不是纳粹党员，可他拒绝加入到“反抗运动”中去。在他眼里，反抗运动就是叛乱。在一次跟自己的首席参谋官特雷斯考上校的谈话里，他很生气地拒绝使用任何武力来和希特勒对抗。他说“我不是南美洲的一个叛乱将军”，而且还警告说，“我绝不允许使领袖遭受攻击。谁敢攻击领袖，我就要为维护领袖而惩办谁！”
约德尔上将是帝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厅厅长。在纽伦堡监狱，美国心理学家吉尔伯特问他，高尚的人怎么会签署那些残酷的命令。他说，他和凯泰尔元帅只是把命令记录在纸上而不是命令的创始人。他们不过是供人差遣的仆人而已。如果一名中尉接到一道命令，他能有权力和责任这样说——“等一等，上尉，我得查查《海牙公约》有关陆战方面的规定，看我能否执行。”在他看来，他们和希特勒的关系，跟这个例子没有什么不同。这位后来被送上了绞刑架的战犯说：“如果我们不服从，我们早就被逮捕起来，而且事实正是如此。”
吉尔伯特争辩说，如果没有将军们的默许，希特勒绝不可能发动战争。对这一点，约德尔表示同意，可他又说了，同样正确的是，如果步兵不前进，如果武器制造商不提供武器，如果厨师不做饭，那也就没有战争。战士、制枪工匠和厨师因此就对发动战争有罪吗？约德尔说：“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怎么不能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军人的义务是服从命令，这是我一辈子恪守的准则。”约德尔的话不应简单地视为洗刷之词或推卸罪责的狡辩。
不仅高级将领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忠诚，就是下级军官也一样。日后成为西德著名政治家的斯特劳斯，就是一名第三帝国的军官。斯特劳斯在第一次短暂休假中，遇到了强烈反对纳粹的莱因费尔德教授。他劝斯特劳斯：“斯特劳斯，投敌是您道义上的责任，一接触上敌人，您必须立即掉转枪口。这是良知的召唤。”教授得到的回答说：“教授先生，我不能这样做。”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虽然我在一个罪犯手下当兵（我一向把希特勒视为罪犯），但对我来说，逃跑不是出路。我深感可悲，明知希特勒不可能赢得战争，还要参加这样的战争，并指挥他人去打仗，也许是去送死。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灵负担，我真不希望任何人处于这种境地。”前德国总理密特朗，在第三帝国的国防军里当过八年兵。他曾这样写道：“我们在夜里诅咒希特勒和战争，而在白天又在尽我们作为士兵的义务。”
二战后，在第三帝国的暴政下幸存下来的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意识到，“民族社会主义懂得通过两条原则来约束它的追随者，一方面是对军人，‘命令就是命令’；另一方面是对法学人士，‘法律就是法律’”。恪守“命令就是命令”“法律就是法律”的口号，使得德国的法律职业人和整个民族面对极权统治时，都丧失了自卫的能力，“来反对如此专制，还如此残暴、如此罪恶的法律”，“它最终把法律与强权等同起来：哪里有强权，哪里就有法”。在无条件地守法与遵命中，人们成了纳粹德国的驯顺工具。对这段历史有切肤之痛的拉德布鲁赫所以就说：“对于军人而言，命令就是命令……但是如果军人知道，一个命令是以犯罪或违法为目的的，他就有义务和权利拒绝服从这个命令。”舍此，共和政体和法治在一国将难以生根、立足。
法西斯的名声
力量固然不等于正义，但正义的维护和实现，绝然离不开力量的拱卫。1940年12月29日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总统就说：“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摸来把老虎驯服成小猫。不能姑息残忍的行为。对于燃烧弹是不能讲道理的。”没有足够的力量相护，正义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谋求国家间正义的实现，也就是一个聚集力量和运用力量的过程。在现实世界里，不分青红皂白地鄙视力量，无异于放弃正义。
戈林到死也不服罪
1945年5月，第三帝国覆亡。8月12日，烜赫一时的空军元帅戈林，被关进了纽伦堡监狱。10月19日，戈林收到起诉书，他被指控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以及“参与制定与执行犯这些罪的共同计划或阴谋”。指控的依据，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之规定。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苏、美、英、法四国1945年8月8日签订的《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设立的，“以审判那些罪行没有特殊地理位置的战犯”，总共四名法官和四名检察官，均由英、美、法、苏各自指派。法庭，是胜利者的组织。被告席，只为战败者而设。
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午判决，“被告戈林就起诉书的全部（共四项）罪名而论都是有罪的”，下午宣告判处戈林绞刑。
可是戈林，这位被判决书称为“纳粹政权中在希特勒之下的最重要的人物”，却拒不认罪。身处非死不可的境地，即便是死，他也要竭力寻求一种自认为有尊严的死法，而不甘脖子被套进敌手的绞索。10月11日，戈林在信纸上写下，“我没有义务服从我的敌人的判决。因此，我选择了汉尼拔将军的自尽方式”。
10月15日晚，戈林服毒身亡。
他所效仿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前247—前183），在西方世界有着“战略之父”的美誉，据说九岁时就在祭坛前对天发誓：“我决不与罗马为友。”这位罗马共和国的克星，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以至罗马人视其为“罗马民族最不共戴天之仇敌”。他逃离迦太基之后，哪怕已届风烛残年，罗马人也还是放不下对这位流亡者的恐惧，欲除之而后快。公元前183年，汉尼拔在罗马人抓到自己之前，服毒自尽，留下的临终遗言依然不失英雄本色：“既然罗马人连等待一位老者咽气也觉得度日如年，久不可耐，那么就让我来帮他们去除这块多年的心病吧。”
带着罪孽，也带着不服与不屈之心离开人世的戈林，是强权逻辑的忠实信徒，人性弱点的驯顺俘虏。在纽伦堡狱里，他这样写道：“胜利者永远是法官，战败者永远是被告。”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指控，他辩称，英国、美国和苏联也不例外，“但当德国人这样做的时候就成了罪行！”
在他看来，“历史上著名的征服者并不被看成是谋杀者——成吉思汗、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不幸的是，戈林的这种看法，并非只是他作困兽之斗时的狡辩或自我安慰。事实上，人间的法庭，从来都不审判带刀的胜利者，即使他们被时人千诅万咒，真的是丧尽天良，恶贯满盈。他们现世或身后所受到的，顶多只是唾沫和笔墨的攻击。纽伦堡审判之前如此，纽伦堡审判之后亦然。
掠夺，或被掠夺；杀戮，或被杀戮；蹂躏，或被蹂躏，是希特勒、戈林他们踏入政治丛林之前，世界历史中时隐时现的一条主脉，而芸芸众生里，总有一些人想冲到主脉之巅，俯视宇内。亚历山大大帝曾扬言要“直捣世界的尽头”；彼得一世则在遗嘱里嘱咐，“俄罗斯人民负有使命在将来成为欧洲的统治民族”，“能够征服欧洲，也应当征服欧洲”；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宠臣祖波夫制定称霸雄图，未来的俄罗斯帝国将拥有六个都城——彼得堡、莫斯科、柏林、维也纳、君士坦丁堡、阿斯特拉罕；即使从未能像他们那样拥有一个庞大帝国的腓特烈大帝也说，“假如你喜欢别人的领土，那你就先发动战争把它拿过来，而替你进行辩护的法律家总是可以找到的”。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的法国，并没有拿破仑时代那种称雄欧洲的气象，但这并不妨碍它的中学教科书向年青人灌输：“法国还没有占有她的自然疆界；她还没有占有整个法国地区。……法国疆域实际包括尼斯和萨瓦地区，瑞士（即日内瓦、洛桑、弗里堡和纽夫夏特），莱茵区的巴伐利亚，普鲁士的莱茵地区，卢森堡大公国和比利时……她的自然边界是从河口到河源的整个莱茵河流域；阿尔卑斯山从莱茵河源的大圣哥特哈山口到科尔·得·卡的邦。”
而对那些图谋霸业的狂人，现世与历史，常常赤裸裸地展露着它们势利、功利的一面。匹夫谋杀一人，有司当凶犯，统帅戮人百万，举世称名将；抢邻人尺寸之地，指作恶霸，掠他国千里之疆，尊为大帝。而且凶犯恶霸籍籍无名，名将大帝则青史永载，世人乐道。历史神坛的这种偏好，无疑也激发和滋养了希特勒、戈林这类人的雄心。哪怕已沦为胜利者的阶下囚，戈林依然还在梦想不朽英名。1946年2月14日，在谈到“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因战争罪被绞死的下场时，他跟汉斯·弗兰克说的话言辞激昂：“那又怎样？你应该振作起来，带着尊严去面对死亡。我们将是烈士，即使过五十年，德国人民也会承认我们是英雄的。他们会把我们的骨头用大理石盒子装着，安放在巨大的国家神殿之中。”戈林这番慷慨陈词，与其说是精神病的表征，毋宁说更像是绵延不绝的历史回声。
希特勒心中的榜样
对于彼得一世的好战，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彼得几乎没有经历过和平时期，一生总在同谁搏斗，一会儿同姐姐，一会儿同土耳其、瑞典，甚至同波斯。从1689年秋天索菲娅的统治垮台起，彼得在位的35年中，只有1724年这一年和平度过，而在其他的年份里总共不超过13个月没打仗。”彼得攫取了里海西岸、南岸地区，获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和沿岸地区，虽然吞并之地的幅员，远不如叶卡特琳娜二世和斯大林所得那样堪称辽阔，但他为俄国抢到了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俄国人尊之为“大帝”。
如果说被尊称为“大帝”的彼得一世和腓特烈大帝对外扩张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山河残破，其罪之重，其孽之深，恐不及希特勒，那么成吉思汗（1162—1227）则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元史》称，成吉思汗“灭国四十，遂平西夏”。至于蒙古大军过后的破坏性，依照吉本（1737—1794）的描写，“从里海到印度河数百英里广袤的地区遭到摧毁，过去装点着人类勤奋和努力的成果，经过四年的蹂躏，在尔后五个世纪都无法恢复。”
在成吉思汗成就霸业的过程中，杀戮之凶残，千古罕见。中国史家屠寄（1856—1921）在《蒙兀儿史记》中用的说法是，“军锋所至，屠刿生民如鹿豕，何其暴也”；法国史家格鲁塞在《草原帝国》里则称，“成吉思汗被看成人类的灾难之一”，“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大屠杀，是蒙元军队的一种习惯性的思路和做法。《元史》中就提到，“国家为制，城拔必屠”。
这种屠杀，不仅视人如鹿豕，而且带有灭绝性。它给波斯史家志费尼（1226—1283）留下的总体印象是，“凡抗拒他的帝王、君主、城镇长官，成吉思汗统统予以消灭，连他的家人、部下、族属和百姓亦无豁免；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原有十万人口的地方，所余的活人不足一百”。成吉思汗的征服之血腥，仅仅1221年的几则事例，就可见一斑：攻占忒耳迷后，“男女居民都被赶到城外，按照惯例，有比例地分给军士；然后，他们悉数被杀，无一获免”。“蒙古人屠杀完毕，看见一妇人，妇人对他们说：‘饶我的命，我把一颗大珠子献给你们。’但当他们索取珠子时，她说：‘我吞下肚了。’因此，他们剖她的肚子，找到好几颗珠。由于这个缘故，成吉思汗教把所有死者的肚子都剖开。”
屠拜勒寒城时，“尽杀其男子，女子则辱而后杀，刳孕妇，戕其胎”。
而一番殊死抵抗后陷落的花剌子模旧都玉龙赤杰，被抢光、杀光、烧光，残暴程度之令人难以置信，连志费尼都说，“听说死者如此之多，以致我不敢相信传闻，因此没有记下数目”。不过，另一位波斯史家拉施特（1247—1318）主编的《史集》中，留有记载：
他们将居民一下子全部驱到野外，从他们中间将十万名左右的工匠分出来，[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也驱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据人们确定地说，五万多蒙古兵每人分配二十四人。简单地说来，[蒙古]军将所有的人杀死后，便川流不息地入城任意洗劫。剩下的房屋和街区一下子全被毁掉了。
若依此说，屠杀人数高达120万。
这还不是史书所载的最高纪录。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騭藏在《东洋史说苑》一书中说：“据说，在花剌子模的旧都玉龙杰赤，共有240万人被杀，这在伊斯兰教记录上可以看到。尽管有些夸张，但一定是杀害了许多人。还有，在海拉特地区，160万的居民中仅有16人幸免于难。真是杀害了不少人呀，简直就像割草一样。”
而在马鲁投诚之后，据志费尼所述：
蒙古人下令：除了从百姓中挑选的四百名工匠，及掠走为奴的部分童男童女外，其余所有居民，包括妇女、儿童，统统杀掉，不管是男是女，一个不留。
接着，把马鲁的居民分配给军士和签军，简言之，每名军士要杀三百或四百人。
依照格鲁塞引用的数据，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指挥的这次屠杀，“在马鲁的周围，死者计达七十万人”。而志费尼则说：
赛夷也速丁·纳撒巴……和其他几个人，用十三昼夜来计算城内受害者的数目，抛开那些在沟洞和郊野中被杀的人不算，仅点一点一眼得见的尸体，他们就得到一百三十多万的数字。
希特勒把这样一个征服者当作自己的榜样。
1939年8月22日，在上萨尔斯堡高级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叫嚣要“毫不留情地、无需怜悯地将波兰血统的以及说波兰语的男人、妇女和小孩统统打发到地狱里去”，他说：“谁强就是谁对，大国没有怜悯。”“成吉思汗带着兴奋的心情，有意识地将数百万妇女和儿童驱赶到地狱。历史只会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国家缔造者。软弱的西欧文明对我作些什么评价，那无关紧要。”如果希特勒的征伐像成吉思汗一样成功，九死一生的敌国，即使在苟延残喘中能建立起国际法庭，难道审判得了他和他的文官武将吗？此时的正义，恐怕不会比吐一口唾沫更有力量。而后世的一些政客文人，且会讴歌希特勒“统一”欧洲的丰功伟业。
用铅笔杀人
在纽伦堡审判中，有一个小插曲。1946年2月14日，苏联人指控德国人欠下了卡廷森林的血债。为表轻蔑，戈林和“希特勒最亲密的心腹”鲁道夫·赫斯，故意扯掉耳机，希特勒青年团头子席拉赫则报之以咯咯笑声。
对被关押的波兰军官和平民进行大屠杀，是苏共中央政治局集体一致决策。1940年3月初，《贝利亚就枪毙3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和民团分子等给斯大林的报告》提出，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民团分子和监狱看守的案情”，“以及对逮捕并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间谍和破坏组织成员、原地主、工厂主、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情”，“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取最高惩处措施——枪毙”。对这份屠杀报告，斯大林批示：“政治局决定。”3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枪毙3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民团分子及其他人的决定”。
在贝利亚报送的生死簿上的个人签名，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用的是蓝铅笔，莫洛托夫用的是普通铅笔，而写在边空处的“加里宁同意”“卡冈诺维奇同意”，则显然是斯大林秘书的笔迹。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谢洛夫领导的卡廷秘密屠杀，做得干净利落。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次谈到斯摩棱斯克的契卡人员时，正在气头上的谢洛夫，忍不住跟赫鲁晓夫的儿子和女婿说：“连这种事情都应付不了，我在乌克兰的时候，那他们才叫多呢。可是，我做得人不知鬼不觉，连影子也发现不了……”对执行这次秘密屠杀，不仅谢洛夫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上级也很满意。沾血者获得了奖赏。1940年10月26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签发第001365号命令，嘉奖了125个“出色地完成了专门任务”的工作人员，其中44人涨了工资，81人获得800卢布的一次性奖励。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闪击苏联，红军一路西溃，同年，卡廷地区即落入德军之手。于是，卡廷屠杀得以浮出水面。
1943年4月13日，德国无线电广播公开指责苏联政府制造了这起大屠杀，并提出搞一次现场的国际调查。国际红十字会声称，除非接到苏联政府相应的要求，否则不能为了德国人的臆断而举行任何调查。而苏联政府做贼心虚，哪敢硬着头皮同意搞国际调查以表清白？于是德国人自己组织了调查，并发表了白皮书。
苏联不仅矢口否认大屠杀是自己干的，而且还反咬一口，说那些波兰人是纳粹杀的，德国人是在嫁祸于它。在收复斯摩棱斯克后，苏联当局组织了一个完全由苏联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名字叫“确定和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战俘军官情况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经过一番装模作样的调查，在1944年1月发表了一份特别报告，把卡廷屠杀说成是纳粹德国的罪孽。
苏联人的栽赃，误导了不少人；而纳粹坏事干得太多，也使得这种误导易于为人所信。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1815—1988）二战时是纳粹德国的一名炮兵军官，自从目睹了党卫军的一次血腥屠杀，他说，“从那时候起，我觉得，凡是我听说的事情都可能是真的。甚而，起初我相信俄国人在卡廷枪杀4000波兰军官的惨案也是纳粹干的，以为是党卫军的行刑队杀害了波兰军官，用戈培尔惯用的宣传伎俩，加罪俄国人”。
早在1943年初，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到唐宁街十号进午餐时，就跟丘吉尔说，他有证据表明苏联政府制造了卡廷惨剧。可丘吉尔劝他：“如果他们已经死去，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起死回生。”而面对英吉利海峡对岸虎视眈眈的纳粹大军，打败希特勒，才是英国的首要战略目标。而此时的波兰只是一个名词，它在现实的政治版图上，已不复存在，残余的力量，在大国角逐的欧洲棋局中，其作用无法与苏联相提并论。对英国来说，去较真卡廷问题，只会让苏英关系横生枝节。英国也要生存，它不能不掂量权衡，抉择取舍。
1941年6月21日，德国进攻苏联的前一天，晚餐时丘吉尔说，德国进攻俄国，现在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事了，英国应全力帮助俄国。饭后，秘书科尔维尔问他，对他这位头号反共人物来说，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同流合污了。丘吉尔回答道：
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我的一生这样一来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希特勒袭击苏联之时，大不列颠空战已接近尾声，英国的灭顶之险暂告解除。但丘吉尔明白，燃眉之急是打败希特勒，一旦苏德撕破脸，斯大林将是盟国可以联手的，极具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哪怕只是个临时的伙伴。在6月22日晚间的广播中，他说：
我在几分钟前谈到迫使或诱使希特勒对俄国进行冒险所表现出来的嗜杀和贪欲时，我曾指出在他的暴行后面还存在着一个更深的动机。他想摧毁俄国的力量，因为，他希望，如果他能得逞，就可以把他的陆空军主力从东欧调回，再大举进攻这个岛国。……他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
寄人篱下的波兰流亡政府，为揭示卡廷事件真相所做的一切，惹得苏联当局恼羞成怒。1943年4月，斯大林给丘吉尔去信威胁说，既然波兰政府发表并支持那项指控苏联屠杀波兰军官的可恶指责，就要立即废止1941年的协定。不止如此，斯大林还说：“现今滑到和希特勒政府勾结道路上的波兰政府实际上停止了和苏联的同盟国关系，开始站到和苏联敌对关系的立场上。”
本来在1941年7月30日，苏联驻英国大使麦斯基和西科尔斯基签订条约，承诺“1939年签订的关于波兰领土变化的苏德条约”“失去效力”，两国恢复外交关系。这下，苏联又借机毁约了。1943年4月25日，苏联不顾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调停，中断了和西科尔斯基政府的关系，并且在照会里还说得振振有词：“波兰政府进行反苏的敌对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利用德国法西斯分子造谣中伤的伪造文件的方式，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使它在领土问题上让步而牺牲苏维埃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利益。”
此后几近半个世纪，苏联当局都是死死捍卫自己编造的卡廷谎言。直到1988年，苏联才首次正式承认由贝利亚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此时距纽伦堡军事法庭宣布党卫军为“犯罪组织”，判处卡登勃伦纳等首要战犯绞刑，已经过去了42年。
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蜜月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签约这天，跟英法谈判的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元帅，和赫鲁晓夫一伙人去扎维多瓦猎场打野鸭了，把呆在莫斯科的英法代表团晾在一边。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冷笑着对英法代表团说：“鉴于形势发生变化，继续谈判已经没有意义。”之前，莫斯科公开和英法谈判，无非是增加自己跟柏林密谈的筹码，让希特勒的开价更令人满意。这个对欧洲和平意味着灾难的密约一签，过去口诛笔伐的对象，转眼间，又成了朋友。
对当时正在莫斯科读大学，日后一度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秘书长的沃尔夫冈·莱昂哈德（1921—2014），留下的直观印象是：8月23日晚，电影院已停映反法西斯电影《卡门教授》和《奥本海姆家族》；“‘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在苏联报刊中根本不再出现了”。
对这种反复无常，斯大林自有一套解释。在部队里画了两个三角形。一个三角形叫“张伯伦想干什么？”三角形的上方写着“伦敦”，下方写着“莫斯科和柏林”。注释是：“张伯伦想让我们与德国人发生冲突，而他则坐山观虎斗。”还有一个三角形叫“斯大林同志做了什么？”三角形上方写着“莫斯科”。注释是：“斯大林让柏林与伦敦发生了冲突，而我们则坐山观虎斗。”
苏联和纳粹德国进入蜜月期。1939年12月31日，斯大林六十岁生日。在回复柏林的贺电时，这位寿星说起了“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秘密议定书约定，“一旦需要对于……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所属的土地进行领土和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边界……如果对于属于波兰的土地进行领土和政治上的重新安排，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大体上应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以及桑河一线为界”。9月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又签订了瓜分立陶宛的秘密补充协定书。
当希特勒在欧洲飞扬跋扈时，莫斯科也没闲着。仅1940年，苏联的版图上就增加了五个共和国：卡雷列-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联甚至一度谋求成为德意日三国公约里的第四个伙伴，也就是轴心国的一员。1940年11月12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按照斯大林的绝密指示，前往柏林会晤希特勒，苏联提出了它愿意加入德、意、日三国公约的条件：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海峡归苏联控制；沙俄在中国北部占领的领土归苏联；承认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英、中等国跟德、意、日阵营殊死搏斗之际，斯大林正盘算着如何跟轴心国瓜分世界。这次，苏德没有谈拢。一个多月后，希特勒签署的第21号指令，要求“德国国防军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之前即以一次快速的远征将苏俄击败”。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先跟斯大林翻脸了。在当天的广播讲话里，莫洛托夫谴责德国“对我国的这一空前进攻是文明民族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背信弃义行为”。7月3日，斯大林广播演说里又一次责难“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这是一个强权对另一个强权出乎意料之举的抱怨。
其实，斯大林的内心，也许笃定希特勒不敢冒两线作战的危险，贸然袭击有着数量优势的苏军。据朱可夫回忆，在1941年6月15日，他和铁木辛哥“请求必须使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但斯大林说：“我们同德国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完全陷入了在西方的战争，我相信希特勒不会冒险进攻苏联，给自己形成第二条战线。希特勒不是傻瓜，不致于不明白苏联不是波兰、不是法国、也不是英国这个道理。”并且斯大林自己其实也没有把这个“互不侵犯”当天条。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赫鲁晓夫就亲耳听到斯大林说过：“当然这完全是看谁能愚弄谁的一场赌博。我知道希特勒想干什么。他以为他给我上当，但实际上倒是我愚弄了他。”斯大林也有西进袭击希特勒的“大雷雨”计划，只是没想到让希特勒先下了死手。
二战是“反法西斯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又称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实，那段历史本身，并非像这个词表述的那样黑白分明。就纽伦堡法庭判处戈林等人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而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过这些罪行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并不单属于轴心国阵营。更何况，那也并不是一场在世界范围内逢法西斯必反的战争，或者说并不是以消灭、摧毁全世界的法西斯政权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之战……
1930年到末，在弱肉强食的欧洲政治餐桌上，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抢吃死人肉的兀鹰还不限于德国”。在签订慕尼黑协定之后，波兰立即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最后通牒，以二十四小时为限，要求割让特申边区。趁火打劫的波兰如愿以偿，得到了大约650平方英里的土地。
一年后，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动闪电战。在希特勒的大军长驱直入之际，苏联红军也在磨刀霍霍。
1939年9月7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跟莫洛托夫、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等人说，波兰“现在这个法西斯国家压迫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消灭这个国家在现在的条件下就意味着减少了一个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如果由于消灭了波兰，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新的领土和居民中去，这有什么不好呢。”就对战争态度问题，他与季米特洛夫经过讨论，形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各国共产党的指示，认为“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并不像张伯伦和社会民主党首领们所断言的那样是为了反对法西斯”，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保卫法西斯的波兰”。
9月8日，德军进抵华沙郊区。9月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给德国大使发电报道贺：“我收到了您有关德国军队进入华沙的通报。请向德意志帝国政府转达我的祝贺和致意。”
1939年9月14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给白俄罗斯特别军事委员会发出绝密的第16633号训令，命令“在1939年9月16日日终前隐蔽集结并做好发动决定性进攻的准备，以进行闪电般突击粉碎敌人当面部队”。
1939年9月17日，苏军在波兰背后捅刀。1921年的里加和约、1932年的苏波互不侵犯条约，被苏联撕毁。斯大林向全世界宣布：“鉴于波兰这个国家已不存在，为了保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少数民族的权益，苏联军队进入了波兰。”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在9月18日的日记里感慨不已：“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作是确定可靠的了，一切条约，谅解，诺言，官方声明全都意味着是对真正意图的伪装。”
1939年9月27日，波兰投降。这次，苏联分赃得到了波兰51.4%的领土和37.1%的居民。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消失了。得手之后，苏德两国一起，倒打了英法一耙。9月28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发表共同宣言，声称“结束目前存在于德国与英法之间的战争状态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苏联和德国将集中精力共同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如果两国政府的努力仍然不能取得成功，则英法应为战争的持续进行负责”。10月6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和平呼吁，他说：“为什么要在西方打这场战争呢？是为了恢复波兰这个国家吗？凡尔赛和约的波兰是不会再现了……重建波兰国家的问题不能通过西方的战争来解决，而只能由俄国和德国来解决”。希特勒的“和平倡议”，在10月10日、12日先后遭到法英两国的拒绝。
如果按照莫洛托夫1939年10月31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会议上的报告，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是可恶的英国和法国：“现在，如果谈论欧洲大国的话，德国正处于渴望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国家的地位，而昨天还鼓吹反对侵略的英国和法国，则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缔结和约。大家看到，双方的地位变了。”“打着为‘民主’而斗争的幌子去进行‘消灭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犯罪。”斯大林11月29日接见《真理报》记者时的所言，说得更简明直接：“不是德国进攻了法国和英国，而是英国和法国进攻了德国。”换言之，希特勒袭击波兰，英法万万不该对德宣战。1940年1月29日的《真理报》又进一步发挥：“不是德国、而是英国和法国拒绝了（德国的）和平方案……英法两国帝国主义者想把这场战争变成世界大战。他们要把全人类淹死在痛苦和匮乏的海洋之中……”
尽管如此，英、法隐忍着，谁也没有向跟德国一起瓜分波兰的苏联宣战，反而是不断向它伸出橄榄枝。在苏联遭到德国进攻当晚，丘吉尔在广播中说，“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与的一切援助”，“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尽管他仍然也说，“纳粹制度同共产主义最坏的特征相比较，并没有什么区别。……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换言之，是友是敌，并不以对方是否法西斯国家为衡量标准。利害计算重于意识形态分歧。也正因为这样，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和萨拉查统治的葡萄牙，虽被视为法西斯国家，可同盟国谁也没有向它去宣战，反而是一再向它们示好，合作之门一直敞开着，防止它们一头扎进希特勒的怀抱。葡萄牙在二战期间奉行中立政策，避免因意识形态接近而站到德意一边投入战争。美国参战后，葡萄牙把亚速尔群岛具有战略意义的基地提供给了盟国。美军1942年11月8日在北非登陆。佛朗哥得到罗斯福总统的亲自保证：西班牙不必对盟军有什么畏惧。美国国务卿赫尔说：“如果没有西班牙的中立，我们攻入非洲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墨索里尼，如果他不是铁了心要跟希特勒并肩作战，同盟国谁也不会对他发动“反法西斯战争”。丘吉尔在其回忆录里这样评价墨索里尼：“他的最重大的错误，就是他在希特勒于1940年6月获胜以后，对法、英两国的宣战。如果他不采取这种行动，他很可以使意大利保持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到双方的奉承和酬报，并且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相互斗争中，取得巨大的财富与繁荣。即使在战争的结局已经明确无疑的时候，墨索里尼也仍然会受到盟国的欢迎。他对于缩短战争的过程，可以作出很多的贡献。他本可以机智而又慎重地选择恰当的时机向希特勒宣战。相反地，他却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他永远不能理解英国的力量，以及岛国抵抗外侮的持久性和海军的威力。因此，他走向了毁灭。”
而对于苏联，原本是和希特勒按照事先的约定瓜分波兰，蜜月时，是一种说法，翻脸后，又是一种说法。曾经率哥萨克骑兵第6军宰割波兰的叶廖缅科，把希特勒1939年9月1日的军事行动称为“侵略波兰”，而他却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我作为哥萨克骑兵第6军军长，有幸参加了西白俄罗斯的解放进军”。
如果说纳粹德国是法西斯国家的核心成员，那么，在1941年6月22日德苏两国撕破脸皮之前，苏联与它的关系，至少可以说是携手并肩。1940年4、5月间，对纳粹德国在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成功入侵，莫洛托夫都没有忘祝贺。6月17日，法国总理贝当宣布“停止战斗”，法国当局认输。次日，莫洛托夫召见德国大使舒伦堡，向他“表示苏联政府最热烈地祝贺德国武装部队取得辉煌成就”。当大半个欧洲都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斯大林在7月1日会见英国大使克里普斯时却说：“看不出存在着一个国家称霸欧洲的危险，更看不出德国可能鲸吞欧洲的危险。”
等到苏联自己也遭到德国进袭，“非正义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之类的说法骤变。斯大林在7月3日的广播演说里又开始跟“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姊妹们”讲“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讲“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关于支援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援助我国的宣言……苏联各族人民对此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是，即便在苏联遭受希特勒的雷霆一击之后，似乎清晰的阵营，依然有些模糊。1941年4月13日，也就是中日打得天昏地暗之际，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有效期为五年”的《苏日中立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友好关系，并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这意味着，轴心国阵营中的重要成员日本无论侵略谁，苏联将“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和日本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只作壁上观。直到1945年4月5日苏联在二战即将落幕之际才向日本声明废除此条约。更有甚者，苏联在和日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把中国的利益给卖了：“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当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离开莫斯科时，从来不送客人的斯大林，破例亲往火车站送行。可苏联仍然信誓旦旦地对中国说，不牺牲友邦利益。
在反败为胜的进程中，斯大林也没有忘记攫取和扩张。1944年12月14日晚，斯大林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谈话时，拿出一幅地图，开出了参加对日作战的四个政治条件——“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南部应归还俄国”；斯大林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一个圈说，“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租借中东铁路”，即“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条铁路”；“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保持外蒙古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1945年2月8日下午在雅尔塔的会晤中，斯大林跟罗斯福讨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价码。斯大林对罗斯福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他们清楚地理解到，对德作战是由于德国威胁到苏联本身的生存，但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要同一个同它没有重大纠纷的国家作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到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面对德国进攻的危险，法国政府要求波兰同意苏军过境，可是在1939年8月18日的答复中，波兰外长贝克却说，波兰政府在任何场合下都决不允许苏军通过自己的领土。因为在波兰政府看来，国土暂时被德国占领并不是永久的沦陷，以后还会有机会光复，可要是苏军过境，那就可能是万劫不复了。
用这种眼光看待苏联的，并非只有波兰。保加利亚在1940年拒绝了苏联签订互助条约等建议，国王鲍里斯说：“我不会让羊舍之门为狼而开。”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甚至说得更绝：“宁可在我的国家看到作为敌人的德国人，也不愿看到作为朋友的俄国人。”
联邦德国的奇迹
逝者已矣。
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欧洲政治版图上消失；1945年，第三帝国又烟消云散。从此，联邦德国的人民不再拥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从此，也没有多少西德人卧薪尝胆再做军事强国之梦。
在昔日滋生过专制、极权政体的土地上，一个汲取了魏玛共和国教训的联邦共和国，应运而生，并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虽不再军威煊赫，但也不再有党卫军、集中营。繁荣富足的联邦德国，对内，对外，都不再是一种威胁。
“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纳粹败亡之际，德国一片狼藉。在给夫人的信中，艾森豪威尔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这个国家已成为一片瓦砾……满目凄凉。”在柏林，四分之三的住宅化为废墟。英国工党政府提交给下议院的一份报告中甚至估计，即使每天清掉1000吨瓦砾，30年才能清理干净。
断垣残壁间，饥饿的幽灵在游荡。食品只能定量供应。寒冷也威胁着德国人的生存。1946年末到1947年初的那个寒冬，百姓的取暖用煤极度匮乏，以至于生存的需要压倒了“不可偷盗”的训诫。西德一位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正式宣布，在任何有煤的地方偷煤不再是犯罪。
穷愁破败的德国，前景也堪忧。1946年的产值只及1936年的三分之一。1948年3月路德维希·艾哈德出任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主席，可谓是临危受命。在1954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他曾这样描述出任主席之初时的德国境况：“在这个时期，人们在德国预计每个德国人每5年会得到一个碟子，每12年得到一双鞋，每50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装，所以只有五分之一的婴儿才能睡在襁褓中，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有可能安葬在棺木中。”
就在这种物质严重匮乏的形势下，艾哈德断然废除了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配给制，取消了对工资和物价的一切管制措施。
在很多人看来，艾哈德下的是一步险棋，一步不会成功的险棋。
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预言：如果现在让德国经济经受“自由价格的磨练，犹如把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投入冰冷的水中”。
一位美国陆军上校也责问艾哈德：“在到处都缺少粮食的情况下，你怎么竟敢放松我们的配给制？”艾哈德告诉他：“我并没有放松配给制。我取消了配给制！今后人们需要的惟一的配给证将是马克。他们将努力工作来获得这些马克。等着瞧吧。”
事态的发展正如艾哈德在1957年所写的那样，“胜利为我说了话”。
从1950年到1960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高达8.6%，增速居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首。如果扣除价格波动因素，以1954年价格为准，联邦德国1950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129亿马克，1962年就已经增加到了2803亿马克。人均国民收入从1950年的1602马克增长到1960年的4252马克。
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正因为表现如此出色，联邦德国战后的复兴被人称为“奇迹”，艾哈德本人也被誉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
可是艾哈德却说，他不倾向于采用“德国奇迹”这个说法。
在《大众的福利》一书里，艾哈德有自己的解释：“德国在过去9年中所取得的一切都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全体国民根据自由的原则能够重新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力而辛勤劳动的结果。如果说德国的例子对其他国家还有价值的话，那么也仅仅在于向全世界证实了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威力。”
这是艾哈德的德国经验之谈。
他相信自由的力量。在艾哈德看来，“一旦一个民族重新懂得了自由的价值和尊贵，就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他所推崇的社会市场经济，其核心就是经济自由化和竞争。
何谓“社会市场经济”？曾任《华尔街日报》驻西德首席记者的哈特里奇的解释，简明贴切。他说，这个字眼也可以翻译成“在社会上容易得到响应的自由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就是“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个辞令上的讨巧说法。
从这个提法本身可以看出，这种社会市场经济是以社会自愿认同而非暴力强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选票里的乾坤
社会市场经济是在共和政体下付诸实践的。
按照1949年5月生效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的和民主的联邦国家”，“主权属于人民”，联邦议院的议员由普遍、直接、自由、平等和秘密的选举产生。凡是年满21岁（1971年改为18岁），在联邦德国境内居住不少于3个月的公民，就有选举联邦议院议员的选举权。联邦政府由联邦总理和联邦各部部长组成。总理经总统提名，由联邦议院不经讨论而进行选举，得到联邦议院议员的多数票者当选。联邦政府的各部部长，则由总统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免。
这意味着，德国在共和政体的基础上往何处去，四千五百万西德人需要什么，将由数千万年满21岁有选举权的人投票定乾坤。
基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挑战，1947年2月，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阿伦纲领提出，“德国人民应该享有一种经济和社会福利法，主要符合正义和人的尊严，有利于我国人民的精神与物质建设和确保国内外的和平……私人资本主义肆无忌惮统治时代一去不复返必须成为德国经济新结构的前提。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出现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前者会对个人的政治与经济自由构成更大的危害。”
可是用什么衡量社会对这个纲领响应的程度呢？毕竟，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在用另一套纲领召唤德国人民。
1946年5月10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的领袖舒马赫说：“我们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根本没有理由全面指责和抛弃马克思主义……就其经济史观和阶级斗争史观这两项最重要的结构来说，马克思主义丝毫没有过时。”对于经济政策，舒马赫称：“计划乃是使德国避免灾难的首要前提，而我们已经遇到了不要计划经济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要么我们得以在德国实现经济上社会主义化和政治上民主化，要么我们不再作为德国民族而存在……”
这种立场并没有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4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带来好运。早在1948年夏，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煤矿国有化的提案就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落了空。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1949年8月14日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29.2%，自由民主党得票11.9%，德国共产党得票5.6%，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得票31%。这届联邦议院总共402个议席，其中联盟党获得139席，德国社会民主党131席，自由民主党52席，德意志党17席，巴伐利亚党17席，德国共产党15席。没有一个政党占了联邦议院过半的席位。
此时，摆在联盟党面前的问题是，组成什么样的联合政府？是同社会民主党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还是同自由民主党加上另一个党组成一个小联合政府呢？当时许多联盟党成员认为，携手社会民主党是上策。不仅如此，各占领国，特别是英国人也欢迎这么做。不过他们自己并不出面插手。而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如果在新政府中能够获得经济部长一职，它也是打算跟联盟党合作的。在选举后发表的声明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民主党必须掌握经济部是他们参加大联合的必要条件。用斯特劳斯的话来说，社会民主党“不顾一切地反对艾哈德担任经济部长”。
可是在竞选中的争论却显示，联盟党跟社会民主党的经济主张有水火不容之势。联盟党主张社会市场经济，而社会民主党则力推计划经济。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职掌经济部，阿登纳认为，那无异于放弃了联盟党“最基本纲领中的一项任务”，“这样做将使投票赞成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选民感到上当受骗，这会使我们年幼的党受到致命的打击”。于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阿登纳邀请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导成员于1949年8月21日在其寓所召开了著名的伦多夫会议。
这次会议上核心的问题是：是建立大联合政府还是小联合政府？
阿登纳和艾哈德坚决反对与社会民主党合作。阿登纳说：“……选举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绝大多数德国人根本不想与闻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的政策现在既已受到选民们如此拥护，那么无论如何就得继续执行。我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票数加在一起，共有八百万选民投票赞成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如果我们把自由民主党和其他非社会主义政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加在一起，投票赞成社会市场经济的选民，则共有一千三百万。对于选民们表达得如此明确的意愿，我们必须听从，要是另搞一套，那就是不民主。”他告诉与会的政治家们：“按照基督教教义的原则，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矛盾。此外，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在经济形态问题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要么搞计划经济，要么搞社会市场经济，搞调和是不可能的。”
基督教社会联盟总书记、第一届联邦议会议员施特劳斯也主张根本就不应让社会民主党入阁。他的理由是：“如果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同在一个政府里，那么，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对市场经济的信任在公众中将会受到极度的动摇。因为，在这样一个政府里可以说是水火相遇。”此外，搞大联合在政治上也对联盟党不利，“如果大联合政府取得了经济成就，联盟党说是市场经济的胜利，社会民主党则称是他们相反的路线成功地制止了市场经济的恶劣影响”，况且“市场经济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阶段才能显示出成果来”，而社会民主党则可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撂挑子，要求重新选举，并借机欺骗选民说，你们看到了，他们不行，选我们吧！”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星期天。伦多夫会议采纳了阿登纳的建立小联合政府的意见，它发布的新闻公报称：“……选举不仅有力证明了承认基督教民主主义社会观的基本路线，而且有力地证明了确凿不移地拥护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因此，有义务继续坚持这一整个政策，并在组织联邦政府时，得出明确的结论。”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梦想，在大半个世界绽放异彩之时，他的故土却将其冷落一旁。
9月15日，阿登纳当选为联邦总理。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德意志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反对党。多年之后，阿登纳在回忆录里还说：“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对于国家来说反对党是非有不可的，它必须完成一项国家的政治使命，只有通过多数派政府和反对党之间彼此对立，才能真正取得进步和养成民主习惯。”
阿登纳分析的没错。在经济政策的道路上，社会民主党与联盟党确实是没法调和的。它一直劲头十足地反对市场经济。这从社会民主党激烈地反对艾哈德的问题上可见一斑。1951年3月的联邦议院辩论预算，社会民主党要求砍掉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薪水，因为他“不配”拿这份钱。
选战中败落的社会民主党抱怨选民无知，责怪没把票投给社会民主党的个人违背了其“最切身的利益”。然而，多数选民并没有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立场坚定”而对它亲睐有加。舒马赫大谈的重工业的国有化、社会计划经济、拒绝马歇尔计划，只能是一种响亮的却只能是在野的声音。
1953年10月的联邦议院选举社会民主党又输了。在第二届（1953-1957）联邦议院487个席位中，社会民主党虽然增加到了151席，而联盟党则上升到了244席。一些社会民主党新党员意识到，飘扬的红旗，阶级斗争的歌曲，“同志”的称呼，让许多德国人感到恐惧，社会民主党若想赢得选举的胜利，必须扔掉这些象征符号。可是他们改革的愿望落空了。1953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埃里希·奥伦豪尔说：“一个没有红旗这一象征符号的社会民主党将是一个没有心脏的政党。没有了歌谣和战斗歌曲——90年来，它们已经长入我们的心中，也许、但愿明天能得到新的和及时的补充；没有了同志般的‘你’；没有了有联系的、约束性的‘同志’的称呼，这样一个政党就是没有血液的政党。”
失败没有让社会民主党改弦易辙。1954年7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序言》依然坚称：“十九世纪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进行奋斗中，社会民主党将决不抛弃它的特点和传统。”“我党必须经常记住那些斗争中的无数牺牲者，以及他们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倍倍尔和舒马赫。”“共产党人无权宣称他们是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人。”当然，没有人有权利强迫社民主党改道前行。
社会民主党依然可以走自以为是的独木桥，但是这种我行我素并没有让它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相反，在1948-195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失去了30多万名党员，而且党还面临着老龄化的威胁。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在社会民主党的唱衰声中走向繁荣，德国工人的境况日益改善。世界在谈论“德国奇迹”。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承认这一切。在他们眼里，经济奇迹只是“所谓的”，穷人日益陷入极度贫困之中，而即将到来的灾难性危机不可避免。
然而，自1949年阿登纳当上联邦总理起，在联邦德国连续20年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人担任此职。这种地位不是自封的。1955年9月，阿登纳应邀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就说：“我记得他曾问过我：‘赫鲁晓夫先生，你认为德国工人会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吗？不。他们中的大多数投我的票。’不幸的是，那是事实。”在1957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联盟党获得了超过50%的选票，这在德国议会选举史上算是破了纪录。第三届联邦议院497席中，联盟党占270席，整整多了社会民主党101席。联盟党头一次在联邦议院成了绝对的多数派。
在基民盟执政的这前20年里，不仅仅是像艾哈德期望的那样，蛋糕做大了。毕竟，蛋糕做大也可以跟巧取豪夺，跟公义缺失联系在一起。圣奥古斯丁说过：没有公义的王国就像一个强盗团伙。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政府并不只是两眼盯着如何做大蛋糕，它也关心工人的奖金福利。阿登纳的新政府在德国恢复了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养老金保险、矿工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险。在1953年、1957年和1961年全国选举之前，阿登纳政府每次都使议会同意大增社会保险支出。以致于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只能说：“我们将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我们将做得更好。”
社会民主党的转折
孤芳自赏没有出路。毕竟，在联邦德国不是拳头里面出政权，少数人可以通过暴力控制多数人民来获得和维持统治地位，而是点人头数选票，选票里出总理、出联邦议院议员、出总统。在一个社会已经发生分化，选民中工人不占多数的民主国家里，如果不考虑各阶层的利益，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固守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纲领，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硬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没有执政希望的。道理很简单，你不“贴近人民”，“人民”也不会把选票投给你，而你也不能说“人民”觉悟低，用刺刀、警棍和监狱强迫他们跟你走。1957年大选的失败，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0年的冷板凳，社会民主党终于扛不住了。它不想再坐冷板凳了。
1959年11月，社会民主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340名代表中只有16人投了反对票，它放弃了最初的社会主义目标，决心“使工人党变成全民党”。在这个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声称，“自由选择消费和自由选择就业岗位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基础，自由竞争和雇主自由地发挥其主动性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提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有权得到保护和促进”，“农民对土地的私人占有应予以肯定”。
哥德斯堡纲领提出，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反对任何专政，反对任何极权的和权威的统治”，表示“信奉民主，即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政府随时对议会负责并且意识到必须得到议会的不断信任”，“希望在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竞争，以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认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必须分立”，“拥护包括市民自治在内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必须能够自由地、独立地随意到各处收集资料，并进行加工和传播，并且在自己负责的前提下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意见”，“法官需要保持外部和内部的独立性，以便以人民的名义只为法律服务”，“大学的自由和独立不应受到侵犯”。
倘若对照德国社会民主党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读读其中诸如此类的表述——“无产者的数量愈来愈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残酷”；“工人阶级的目标只有通过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成社会所有制才能实现”，这哪里只是一星半点的修正，更像是脱胎换骨的根本决裂。此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其说跟倍倍尔或舒马赫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血脉相连，不如说与基督教民主联盟显得更面目相似。以致于激进的“左派”认为，《哥德斯堡纲领》是对社会主义传统的背叛。对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德国社民党主席奥伦豪尔是这么自圆其说的：“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作为我们1959年原则性声明的基础，那是最反马克思主义不过的了……假如我们还坚持这些观点，用不了多久我们便成了一个必将消亡的宗派。”
对社会民主党来说，这一转变是革命性的，以至于观察家俏皮地讽刺社会民主党这是“极力想成为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这话不无道理。社会民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两党之间的差异，更多是具体政策上的分歧，而不是制度认同上的水火不容。他们所依托的，是同一种宪政框架，同一种政体。
没有这一框架，就不可能有“讲良心的资本主义”。倘若大名鼎鼎的西门子公司污染了河流，它给艾哈德打声招呼，这位联邦政府的经济部长一个电话，就可以让记者封口，媒体噤声，法官枉法，这样的资本主义会“讲良心”么？同样地，征收遗产税、实行累进税制等，可以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但也完全可能是借社会福利或社会公平之名，行横征暴敛之实。
哥德斯堡纲领之后又是10年。1969年，社会民主党人才首次出任德国总理。虽说在战后，联邦德国不仅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里头最小，而且是最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但要因此就说德国实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并不准确，而是陷入了主义思维的怪圈。其实，包括勃兰特在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上台，并不意味着“有良心的资本主义”的终结。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党的目标而已。比如，在1959年的纲领中提出，“建立一个符合民主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社会和国家”。
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说法至少在德国是不成立的。它有悖于一个共和国的政党政治的经验，夸大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无论社会民主党人执政还是在野，联邦德国都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完全按照一党的愿景前行。从1949年到1969年，联邦德国通过的2395项法律，其中由联邦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占了76%。虽说不能低估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对这些法律的影响，但是更不能否定执政的联盟党的作用，更何况，即使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当了总理，也不可能全都推倒重来。即便是施密特从1974至1982年连任八年德国总理，他既不会，也不可能让全德国人民万众一心地坚持民主社会主义。
事实上，不仅社会民主党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跟总理职位无缘，而且社会民主党人迄今为止担任总理的时间，也远没有基督教民主联盟那么长。勃兰特、施密特和施罗德三个人加起来，总共只有20年。其余时间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人当总理。总不能说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应声虫或傀儡吧？
其实，社会民主党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中的那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已经道出了问题的要害，即要“通过民主”。至于整个德国“通过民主”具体变成了什么样子，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党的意志所能够主宰得了的。在这样一种“民主”框架下，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会演变成什么样子，那是这种“民主”运行的自然结果。作为联邦总理，艾哈德可以在1963年10月18日的施政演说里讲：“作为联邦总理，我保证将社会市场经济政策进行到底。”但是他无法夸口坚持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一百年不动摇。
在这种环境里，你认为国民“先进”也好，“落后”也罢，要想上台，都得尊重选票的力量。自封为先知先觉，如果选民不理睬，那也只能是自娱自乐，曲高和寡。当青年社会民主党人依旧信奉社会主义的传统信条，主张把重工业、大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总理施密特就在汉堡对他们说：“你们的布道差不多把教堂里的人都赶跑了。”这从制度上遏制了极端主义的生存空间，使得一个人或一个政党的极端教条或信念，不足以演变成对整个国家的祸害。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托玛斯·迈尔所言：“民主使每一次社会改革的程度都能与多数人的觉悟水平和经验水平相适应。它保证改革步骤能与有关的人们的意愿保持一致。民主防止违背人们意愿的倒行逆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环境里，只要大多数人没有疯狂，无论“不讲良心的资本主义”，还是不讲良心的别的什么主义，都难以大行其道。
英国的两次分家
在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历史上，即便是在面对国家分分合合这类“大是大非”的问题，也从来不是举国一心，总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交锋。这既是英国的“软弱性”之所在，使得它在对待美国独立或印度分离这种事务上不能万众一心，但同时也更是它的力量所在，使得英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而不是固执一端耗竭国力。
也正因为这样，这个现今大国之中最古老的共和国，虽然并不总是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独领风骚，但它的强盛不是昙花一现，三百年来，英国一直是作为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大国活跃在国际舞台。
“血浓于水”的魔力有限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白人居民，大部分是有英格兰血统的移民及其后裔。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人口大约有250万，其中200万是英国移民。英国血统的人在马萨诸塞、弗吉尼亚、纽约、宾夕法尼亚，分别占当地总人口的95%、85%、近80%、60%。
套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殖民地人民大都跟大不列颠的人民本是同根生。华盛顿的曾祖父是一位英国教士的儿子；杰斐逊的父系祖先来自英国斯诺登山附近，而他的母亲还有着英格兰贵族血统；约翰·亚当斯的祖先是1638年从英格兰移居马萨诸塞；麦迪逊的祖先约翰·麦迪逊是个来自英格兰的造船木工；富兰克林的父亲来自英格兰的北安普顿郡。
这些美国国父们，并非天生的分离者，英帝国统一的克星。华盛顿年轻时称英国为“祖国”，他的梦想就是穿上红色军装，成为英国正规军中的一名职业军人。而富兰克林则“一向爱好搜集有关祖上的一切珍闻轶事”，他像美国大多数政治领袖一样，在很长时间中是反对北美各殖民地脱离英国的。在谈到弗吉尼亚代表会议时，杰斐逊就说：“在1775年7月，任何人都还没有脱离英国和建立共和政府的念头。”
即使已经兵戎相见，直到1776年1月，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和他的军官们在餐厅里，每晚要为英国国王的健康干杯，而大陆军每天早晨也要为英王祈祷。1775年12月3日，大陆海军“艾尔弗雷德号”舰艇上升起的第一面旗帜上，左上角仍然是英国的米字旗，一直到1776年6月才为星条旗所取代。就连杰斐逊这位日后《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在1775年底以前也觉得独立是最坏的解决办法。
一些大英帝国的政要，也正因为大西洋两岸这种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关系，就自以为拥有对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天经地义的统治权。然而道理谁都会讲，就如同夫妻一样，一旦反目，势必各执一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1774年出版的《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中，杰斐逊就驳斥说，英国人要求对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享有的权利，和德国的萨克森要求对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民享有的权利一样，毫无道理：
我们的祖先在移居美洲之前，是英国在欧洲领地的自由居民，享有大自然赋予一切人的权利：离开那个是机缘而不是选择使他们置身其中的国家，去寻找新的住所，并在那里按照在他们看来最有可能促进公众幸福的法律和规章建立新社会。他们的撒克逊祖先，按照这个普遍规律，当年也以同样方式离开了他们在北欧的荒野和丛林，占有了当时人口稀少的大不列颠岛，在那儿建立起了长久以来一直是那个国家的光荣和保护的法律系统。他们从那儿移出的那个母国从未对他们提出过任何比他们优越或要求他们依附的要求，真要是提出这种要求，陛下的英国臣民具有他们的祖先遗传给他们的强烈的权利感，决不会让他们国家的主权向如此狂妄的要求低头。我们认为，没有一种情况使英国移民和撒克逊移民有很大的不同。
在杰斐逊发表这个小册子之前，富兰克林于1773年9月也在《普鲁士国王的敕令》一文中，以幽默的口吻，讽刺过母国狂妄的统治欲。这个精心编造的腓特烈大帝的敕令声称，不列颠是由德国殖民者最早定居，至今仍未获得合法的独立，但是几乎没有向“我们庄严的朝廷”交纳过任何贡赋，“鉴于不列颠人民是我们的古代臣民的后裔，因此仍属我们的治下之民，理应交纳赋税，充实我们的皇家财库，一如他们的祖先如果一直生活在王国本土现在他们也会这样做一样”。
这也可见，分离的理由和联合的根据一样容易找到。对于这些理由和根据，信，则觉得无可辩驳，理直气壮，疑，则以为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既然殖民地的人不乖乖依从大不列颠的统治，在伦敦看来，教训他们一下，不也名正言顺？可富兰克林却不这么看。在1773年9月11日发表的《如何把一个大帝国建成一个小国家》里，他影射攻击英国内阁的美洲政策：
把你们的部队派驻在那里，这些部队将会因为自己的专横跋扈而激起平民百姓的起义，然后再利用这些部队的枪弹和刺刀把这些起义镇压下去。借助这些手段，就像一个由于怀疑而虐待自己的妻子的丈夫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就有可能使你们的怀疑变成现实。
地理上的悬隔，历史的旧怨，新人的成长等等这些因素，都使得“血浓于水”的纽带变得脆弱易断。美国经济史家福克讷在1960年版的《美国经济史》中曾写道：
自从第一个英国人移植到美洲以来，到现在已有一百五十年。美洲与母国之间隔有三千英哩的海洋和几个星期的令人疲乏的航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里的人口增多，在第一代以后，就很难期望人们仍然会忠实于母国。……某个当代的历史学家曾说，甚至于祖先是英国人的新英格兰的人们，大多数“都不太知道祖国，只听说它是一个远方的王国，它的统治者在前一个世纪时迫害了他们的祖先，并且把他们的祖先充军到美洲的森林里来。”
捆绑不成夫妻，蛮横只会加深相互的敌意和反感。伟大“祖国”的强硬举措，在殖民地人民眼里，成了暴政的象征。所谓血浓于水，其实魔力有限。1775年11月，一份呼吁跟英国和解的请愿书传到了约翰·亚当斯的家里，号召大家签名支持。约翰·亚当斯的妻子阿比盖尔写道：“我今天不能参加请愿……为这个由暴君统治的已经不再是我们祖国的国家和殖民地和解。让我们分裂，他们不值得做我们的同胞。”
最后，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决定不再依偎在大英帝国这个伟大、强盛的祖国的怀抱。虽说在战争期间，可能有三万殖民地人在英军中为母国效命，但这一切并不能最终阻挡住北美殖民地独立的诉求。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56人里，有38人是英国人的后裔。美国最初的五位总统，其祖先都来自大不列颠。最后一位参加过独立战争的总统詹姆斯·门罗，还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革命其实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同室操戈。情形如一个康涅狄格的亲英分子所抱怨的那样：“邻居反对邻居，老子反对儿子，儿子反对老子，谁要是不肯把自己的剑捅进亲兄弟的心窝，他就会被称为大坏蛋。”富兰克林和他的儿子、新泽西总督威廉就分属不同的阵营。
为分家大打出手，在世界史上，这不是第一回，也不是最后一次。
“必须用战斗来决定”
1764年，在首相兼财政大臣乔治·格伦维尔的提议下，英国议会通过了《糖税法》。在格伦维尔看来，殖民者是“英国播洒的种子，是故国的恩泽雨露使他们得以茁壮成长”。既然如此，收点税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对于征税的目的，《糖税法》的序言说得很清楚：“在国王陛下的美洲领地征取税收，以支付各该领地之防卫、保护与安全费用。”
正是伦敦自以为合情合理的《糖税法》，让原本还沉浸在“七年战争”胜利喜悦中的殖民地人民，转而去思考自己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律师、商人、立法议会和城镇会议，纷纷表示不同意《糖税法》。纽约殖民地议会给英国议会的请愿书提出，“蠲免未经许可和非自愿的纳税负担，必须成为每一个自由领地的重大原则”。
自此以后，美洲殖民地和母国的摩擦不断。
1765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印花税法》。老皮特在英国下院指出，“未得北美平民的同意，英国无权去掏他们的腰包”，曾在北美殖民地服役过的艾萨克·巴雷就印花税征收前景也发出过警告：美洲人会反抗。可他们的声音在下院没有足够的支持者。
殖民地并没有因为伦敦的强硬而准备低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否认没有殖民地代表参加的英国议会有权向他们征税。来自马萨诸塞、纽约等9个殖民地的代表通过的一项决议声称，“除由各地议会自行决定者以外，从来不曾有、亦不可能有任何合宪法的课税”，他们要求取消《糖税法》和《印花税法》，宣布将抵制英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