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不要说宣传灌输，即便酷烈的刑罚，也不足以消除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和对自由民主的憧憬。在苏联，矿场机械师科斯佐夫锒铛入狱，是由于“谩骂政府不关心工人，举例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关心工人的生活”；仓库管理员焦尔诺夫说美国工人的生活要比苏联工人好，“在美国生活得非常自由，可以批评政府，那里存在着几个党派”，这也成了他的罪证；而在一家医院当科室副主任的阿韦季索夫受到指控，则是他说过，“在美国，人们甚至可以批评总统，而在我们这里，甚至对警察局的局长，也不允许说什么”。
由于极权国家没有公正而又自由的选举等政治技术来准确地测度和反映民心的向背与民意的变化，也没有自由选举、司法独立、弹劾等等手段构成的“政治结账”机制，它高度依赖高压、隐瞒、欺骗和信息封锁，无法知道到底有多么招人喜欢或惹人嫌恶。国内的强权政治背后，是一种极度的制度心虚或者说制度自卑，既不敢让国民自由表达，也不敢让国民自由获取资讯。舍甫琴柯自1949年9月进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到1954年本科毕业，他说自己“从未看过诸如《纽约时报》或《世界报》之类的‘资产阶级报纸’。这些报纸只允许研究生看。看的时候也有许多限制。至于收听外国电台广播，那是会受处分的犯罪行为”。即便如此，专制或极权大国也做不到彻底封死自己的国门，绝不跟他国来往，同时它再怎么防民之口，也还是多少需要国民能向它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然而缝隙稍开，总是易成冲决溃堤之势，于是乎，专制、极权大国就呈现出一种不断地在封闭与开放之间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敌摇摆的态势。
（二）政体与大国崛起
一、三百余年来，存在过不同政体类型的世界强国。强调只有搞专制、极权政体才能强国，和坚称共和政体才是强国的不二法门，同样缺乏历史根据。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如果仅就国家强盛而言，一些国家是在不同的政体下走向强盛的。
一是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政体的强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和英国、美国，虽然政体不同，但同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政体差异更明显的纳粹德国、苏联和美国，则是20世纪30年代末最为强大的三个国家。二战之后，苏联和美国政体迥异，却同为争雄世界的超级大国。值得一提的是，以为共和政体的国家奉行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法治、表达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等等，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属无心误读或有意曲解。其实，共和国与专制、极权大国之间，只是确定要办什么“大事”和如何办“大事”的机制有别罢了，否则，要是共和国不如专制极权国家那样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美国何以能够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何以能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二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政体下都是引人瞩目的世界强国。
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和一党专政的苏联，君主专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都曾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强国。
二战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国经过了民主化改造，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就在谈论“德国奇迹”这个话题了。日本从1952年到1973年，国民生产总值以10%的速度迅速增长。迄今为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相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日本在两种不同的政体下，都是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大国。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还是联邦德国，也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
三是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可能找到未能崛起的案例。
在1840年以后的清帝国，许多中国人富强梦的破灭，是与君主专制政体联系在一起的。而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人来说，无论是否巧合，经济萧条，财政崩溃，则是跟一个民主的德国臭肉连皮。
二、对世界文明的某些方面，不同政体的大国，都有可能做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创造性贡献。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要能成为“大国”，总得有些出类拔萃之处。即使像明治之后的日本帝国，虽然在科技和文化方面不像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出色，也有诸如池田菊苗从海带里提取出味精、汤川秀树提出介子理论之类骄人成就。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则堪称创新型的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的典范。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德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日本史家汤浅光朝据1965年版《科学和技术编年表》作过统计：从1851到1900年，意大利、美国、法国、英国的科学成果数分别为8项、33项、75项、106项，而德国高达202项。在21世纪，从1901年到1914年，总共42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里头就有14个是德国人。在文化教育领域，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表现非凡。“一战”前共有14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德国占4位，位居列国之首。德国教育之发达，则如一位经济史家所说，到1914年时，“不仅建立了世界前所未见的一流综合大学体系，而且也建成了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好的技术与商业教育体系”。仅美国去德国留学的人，在1914年之前的一百年里，就有大约一万人。
而实行共和政体的美国，自18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远不及实行专制政体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出彩。不仅在建国之初，美国像法国神父雷纳尔（1713-1796）所说的那样，“至今尚未产生过一个优秀的诗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一个在单独一门艺术或单独一门科学中的天才”，即便是建国百年之后，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也还是第二帝国而非美国。可是在二战之后，美国无疑是全球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中心。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数为例，1943-1977年，超过90位美国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1978-2007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超过60%是美国籍。而同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虽不及美国那样令人刮目相看，但它从成立至崩溃，总共也有8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相当于德国科学家在二战后至苏联解体期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数。
三、在过去的三百余年里，一些不同政体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具备一定的自然基础和人力基础，崛起不见得是一件多难的事情。崛起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政体优越。
日本帝国自明治天皇1868年在诏书里宣称，“欲开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至甲午战争大败清帝国，不到30年；而从1868年到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险胜俄罗斯，不到40年。在一位西方史家眼里，“在仅仅半个世纪内，日本从一个被西方国家斥之为偏僻且有点落后的国家到被认可为列强，这可能是世界史上任何国家的最不平常的成就”。就拿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强国标志的航空母舰来说，在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之际，日本现役的航空母舰有10艘，比美国还多3艘。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也是其兴也速。德国的工业革命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真正开始，比英国晚了大约80年，而“统一大业”也是1871年才算完成。但是德国后来居上。1874年，工业生产超过法国，1895年超过英国。纳粹德国的崛起，则堪称神速。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恐怕不会有人认为德国是欧洲的经济或军事大国，可是在1941年，德国却是一个所向披靡的世界强国。
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浴火重生，在共和政体下崛起，成为经济强国速度之快，也是令人目眩。1949年的联邦德国，面积只及中国四十分之一，在1948年时，人们还在这样预计它的前景：“每个德国人每5年会得到一个碟子，每12年得到一双鞋，每50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装……”日本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1952年盟军结束占领时其国民生产总值只略高于英国或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可是到了1970年，也就是它们战败25年周年之际，日本和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共和政体的国家中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位。
苏联的崛起也不慢。苏俄从1918年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到1945年攻克柏林，成为二战后与美国比肩而立的超级大国，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在1946年，莫洛托夫对莫斯科人夸口说：“苏联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参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任何大的国际关系问题……”
四、政体影响着大国崛起的路径。极权国家有能力无视民意，可以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最大限度地实施强国战略，谋求强国地位。
在历史上，日本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的崛起，虽说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可以说是在民弱国强的格局下崛起的。其中苏联最为极端，它能在和平时期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强国政策。追逐霸权可以无视百姓死活。法国《费加罗报》曾这样评价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缺吃少穿的结果。”
在1946年，斯大林得意地宣称，苏联“从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实际上只花了十三年多的时间。可苏联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崛起之路呢？斯大林甚至可以干出把大批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关在特种监狱里里为国效命的事来。飞机设计大师图波列夫，枪械大师斯捷奇金，导弹设计师科罗廖夫，都曾有此遭遇。为什么要这么做？莫洛托夫在谈及往事时曾这样说，“巴甫洛夫对大学生讲：‘我们生活得不好就是因为这些人！’一边说一边指着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这种公开的敌人容易识别清楚。对付图波列夫那样的敌人就复杂多了。图波列夫是苏维埃国家特别需要的那一类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在骨子里是反对苏维埃国家的，他们在一些人中间进行了危险的分化瓦解工作，即便没做这种工作，他们也有这种气味。”“图波列夫们被关进铁窗内，肃反人员命令说：要保证他们有最好的条件，在伙食方面只要有的就全部供应，数量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但是，不能释放他们。让他们工作，让他们设计国家需要的军事装备吧。这是一批十分有用的人。”苏联崛起于苏联人民的枯骨血泪之上。仅仅被索尔仁尼琴称为“伟大瘟疫”的苏联农业集体化，估计其吞噬的人数最低就达600万人，最高为1450万人。1946年，苏联决定发展火箭武器。这一年，斯大林格勒州的一个女村民在信中说，“我们吃猪饲料，吃橡实”；“已开始浮肿”的穆尔尼洛则在信里说“我不怕蹲监狱，那里好歹能领块面包”。这些诉说自己苦情的信件，落到了秘密警察的手里。对本国人民如此血腥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或者说如此残酷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任何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都不可能进行得下去。
五、在过去三百余年里，没有不曾卷入战争漩涡的大国，也没有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与他国发生过战争。经验显示，不存在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和平崛起。无论何种政体的大国，和平的诺言并非总能履行，和平的愿望不是都能实现。
在世界历史中，战争几如人之发烧脑热一样常见，从未因政体的变化而长期消弭。美国学者杜兰特夫妇在《历史的教训》中就说：“战争是一个历史的常数，并且它未曾因文明或民主而归于消灭。在有历史记载的三千四百二十一年中，仅二百六十八年没有战争。”
三百年来，英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美国、沙俄、纳粹德国、苏联等等大国，无不多次参与战争。尤其两次世界大战，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参入其中。而这些大国的崛起无一完全是和平崛起。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普鲁士在七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三场战争——1964年丹麦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从而确立了欧洲大陆头号军事强国的地位。日本帝国也是在先胜清帝国，再胜沙俄之后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苏联承续了沙俄的扩张传统。在苏德爆发战事之前，苏联打过中国，侵略过芬兰，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苏联跟纳粹德国一样，都不属和平崛起。而英国在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过程中，一再战争。就连美国，也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确立了世界强国地位。
尽管如此，大国信誓旦旦地表白和平的意愿，却从不罕见。希特勒就喜欢叫嚷“绝不”如何“永远”怎样。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对600名国会议员说：“我们在欧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德国永远不会破坏和平！”甚至连柏林的奥运村，都叫“和平村”。而这一切，一点也不妨碍希特勒点燃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即便对于共和政体的国家来说，长期和平也是难得的奢侈品，政府首脑的和平诺言或愿望未必就能够实现。在1897年的总统就职演说里，麦金莱还在讲“几乎在每一种意外情况下，和平都比战争可取”，第二年美国就向西班牙宣了战；1916年，威尔逊亲口对选民说他“不希望美国参战”，第二年美国就对德宣了战；194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向美国的父母们许诺“你们的孩子决不会被派去参加任何外国战争”，第二年美国就对日宣了战。
换言之，无论政体是什么，当一个大国政府在和平问题上使用“绝不”或“永远”一类的词时，是不会怎么被其他国家太当真的。没有任何一种政体能够确保一个国家一定能够做到和平崛起，也没有一个大国能够长期远离或大或小的战争。某种政体的大国更乐于战争，和某种政体的大国更倾向于和平的公式，在历史的经验中并不存在。
有些情形下，由于更加倾向顺应民意，共和政体下的大国，会更加倾向于诉诸武力。比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4年派军舰去地中海营救被摩洛哥匪徒绑架的帕底凯里斯。与之相反，专制或极权政体下的大国，由于向来蔑视民意，轻贱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时反而可能更倾向于避免战争。因此，1904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一个专制国家，哪怕被匪徒绑架10个公民，政府可能也不会出兵救援。
不管怎么说，无论何种政体的国家，都难免会碰到诸如海外贸易、领土纠纷、侨民权益之类的问题，因此在客观上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免于在对外关系中使用武力的诱惑或压力。
六、在共和政体下，因为分权制衡机制的存在，政府首脑任期的限制等因素，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都只能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前提下运用国力，而不能撇开宪法和法律滥用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一条道走到黑，煊赫的国力，不是任何个人、党派或机构追逐荣耀的工具，孤注一掷的赌本。
马歇尔将军在二战期间曾说过，“一个民主国家不能打七年战争”。这话耐人寻味，在一个共和国，人民只会为任何战争付出可接受的风险和代价。毕竟，无论人们怎么定义所参与的战争，正义还是不正义，侵略还是反侵略，作为国家间最为极端的一种冲突形式，总是意味着要在生命、财产等方面，付出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惨或轻的代价。
在国会的辩论中，在媒体的争鸣里，在民众的请愿示威上，在选战时，战争正义与否、合法与否、是否必要、是否值得，等等，不同的声音都会反映出来。战争的利弊，各方都会在公共辩论中竭尽所能地展示给公众，然后由每个人自己去判断。这里无所谓爱国不爱国，只有合法与不合法，在议会或选举中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爱国”是个多余的词。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议员的选举、总统的选举，一个政党是在野或执政，都取决于选票和选票背后的民意。谁也无权让后继者坚持他开辟的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样的国家可能也经常动武，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某个党派、某个领袖人物的意志，不惜代价地穷兵黩武。日本帝国的荒木贞夫有句名言：“如果我们有三百万枝竹矛，就能征服俄国。”对这种胡言乱语，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言，如果这种话是向英国或法国国会提出来，“说这种话的人第二天就会被送进疯人院”。
共和政体国家使用国力的限度，越南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自1965年3月6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500名士兵在南越的岘港登陆，到越南战争结束，美国阵亡47000人，1万人死于战区中的事故和疾病，154万人负伤，为这场战争至少花费了1500亿美元。代价如此高昂，美国还是结束了军事行动，没有哪个政要能一意孤行继续战争。越战期间，国会参议员富布赖特就说，“作为一个开端，我们干脆不必再讲‘失败和耻辱’那种浮夸的废话了。对错误的清算既不是一种失败，也不是一种耻辱；它是一种适应现实的合理而老实的办法，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当约翰逊总统时常声言他不想当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时，当尼克松总统警告人们‘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败仗’会导致人们对‘美国领导权的信心的垮台’时，他们这样讲不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民族的自私和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
（三）政体与安全国家
一、无论基于何种角度和考量，国家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需求。国家安全又与国力密切相关。而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囿于采用共和政体还是专制政体。正因为如此，这种经验也支撑着这样的观念：国家强大是压倒性的目标，只要国家能够强大，采用何种政体无关紧要。
日本明治维新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强大。曾留学过英国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声言，“日本若是处于三等国的地位，就要进到二等，若是二等国，就要进到一等，终究要成为‘世界之冠’”。思想家福泽谕吉则期待，“在遥远的东洋创建一个新的文明国家，形成东有日本，西有英国，彼此相对互不落后的局面……”甚至梦想，“我们是日本人，总有一天，我们日本会强大起来，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国那样把中国和印度握在掌心，还要打退英国，自己来统治全亚洲”。
可是什么样的政体才有助于实现这个日本帝国梦呢？对于未来的日本制度如何安排，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即使像福泽谕吉这样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他的心目中，“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论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
最后是伊藤博文、森有礼这些反对共和政体的人占据上风。1882年8月，在欧洲考察的伊藤博文写信给岩仓具视，批评“国人只读英美法过激论者的著作，误信它们为金科玉律”。9月，又致信大藏卿松方正义，说“所谓议会政府，并不适合我日本的国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英美的共和政体不入伊藤博文的法眼，唯独普鲁士德国的制度让取经的伊藤博文心驰神往：“今天，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维持和增进国民的幸福与安宁，决不是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结之果。”随后，伊藤博文主持起草的明治宪法，自然是有立宪，无共和。
只要国家强大，德国人同样可以忽视宪政民主之原则问题。俾斯麦上台后，在没有议会批准预算的情况下，居然波澜不惊地统治了4年。议会对这种违宪行为，在1866年奥地利战争胜利后，竟然以230票对7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豁免责任的法案。德国人对待强国问题的态度，俄国人巴枯宁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的描述，尖刻而又不失深刻。巴枯宁认为“德意志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强大的国家”。
二、斯大林有个著名的论断：“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弱肉强食的例证，斯大林自己就曾把波罗的海三国掳进苏联的囊中，但是，历史的经验还一再显示，发达强国因为政体的缺陷，统治者将国家推向战争的漩涡后，难以自拔，甚至最后难以自保，沦落为饱尝战争之苦的挨打国家。
国家安全与否，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大小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历史，概括不出这样的教条：军事实力强大者就安全，实力弱小者就危险。迷信这样简单的教条，并用这样的教条指导国家战略，极其危险。日本帝国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并非因为它们“落后”。这些国家当时都是称雄一方、最为发达的世界强国之一。相反，军事、经济实力远远不及纳粹德国的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反而比强大的德国实际上更安全。毕竟，某个时候国家安全与否，跟这个国家的地缘特征、民众情绪、外交战略、政体等等，都不无关系，而非简单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大小问题。
就拿纳粹德国来说，在入侵波兰之前，没有哪个大国秣马厉兵要先发制人跟它血战一场，换言之，在侵略波兰之前，德国的国家安全并不缺乏保障。可是希特勒却把德国拖进了一场世界大战。二战不仅让数百万德国人送了性命，而且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际，也是德国满目疮痍之时。1945年3月3日，戈培尔的日记里写道：“战争，尤其是空袭迄今已经使帝国的大约六百万幢住房完全毁坏。这对1939年拥有二千三百万幢住房总数的帝国来讲是个不小的损失。”
其实，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愿意看到国家落得这般下场。早在1940年，德国人中间就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
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乘坐的飞机坠毁了。3个人全死了。谁得救了？
答案是：德国人民。
确实如此。平心而论，德国被炸得稀巴烂，还遭占领、肢解，并不是希特勒冀望的结果，甚至闪击波兰引发世界大战，也不是希特勒的初衷。可是希特勒开动了战争机器，就没有收手的准备，1943年他对陆军元帅隆美尔说，“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但他并不因此准备结束无望的战争。以至于隆美尔感到自己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在1943年7月底的一个黄昏，两人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时，希特勒对他说：“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因为优秀分子一定都死光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死得轰轰烈烈——这是历史的要求。”到了穷途末路之际，他完蛋了也要拉上整个德国垫背。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焦土命令，指示“必须破坏帝国领土上一切军用的交通、通信、工业和后勤补给设施以及其他重要设施”，以免其落到敌人手里。如果全面实施这项焦土命令和其他一系列补充指示，意味着德国要进行一次自我摧毁。正因为这道命令的破坏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施佩尔在回忆录里称之为“德国人民的末日宣判书”。可是，即便德国落到了这步田地，德国人民再怎么不满，除了暗杀、造反和政变等非常手段，就没有正常的向希特勒和纳粹党问责或令其改弦易辙的合法渠道可资利用。
这跟共和政体的国家不同。在一个共和国，别说是把国家推进了火坑，就是刚领导国家打败了希特勒的丘吉尔，能否继续执政，也得看竞选结果。共和政体是不完美，但迄今为止的经验显示，所有的政体里，惟有共和政体才备不虞之需，纵使出现希特勒似的狂人，也无所施其技。
三、一个专制、极权的大国，可能兵强马壮，国力雄厚，就对外而言，不乏国家安全，但对内而言，国家不安全，或者说是危险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尊严缺乏保障。这种大国，国强民弱，它不仅是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而且更使本国人民时刻感到渺小，受到威胁。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大国之中，不乏国家强大之至，人民渺小之极的事例。国家可能安全，而人民不安全。纳粹德国、苏联就是其中两个突出的例子。
生活在纳粹德国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吉普赛人缺乏安全感，自不待言。即使是第三帝国的权贵，同样笼罩在极权政治的阴霾之中。连希特勒的副手赫斯都是监控对象，1933年12月9日，他的夫人给慕尼黑警察局长希姆莱写信抱怨：“为什么您连那些规规矩矩的部长们也要监听呢？”“当人们在谈论不伤害别人的圣诞节食谱时，难道您就不能下令让您的机构停止监控码？”可是希姆莱告诉她，监听别人的电话是他的职责所在。罗姆这样的人会遭到血腥清洗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希特勒始终宠信的高官，也可能活得提心吊胆。曾担任过副总参谋长等职的布卢门特里特将军，1944年9月，被电召去元首大本营报到，这事把他吓得够呛。在家里，无论是听到电话铃响，还是听到门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哆嗦，不时走到窗边张望。其实希特勒召见他，是想亲自给他授铁十字骑士勋章。这位希特勒的宠将是如此自危，可见当时气氛之恐怖。以至于后来当美军逼近他的家乡时，他甚至“感到在美军占领区家属更为安全”。
布卢门特里特的恐惧还是发生在希特勒遇刺之后的特殊时期。而在苏联，是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常态。上至苏共中央书记，下至平民百姓，强大的苏联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危险国家。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后的朱可夫元帅，作为秘密警察监视的对象，克格勃甚至把窃听器装到了他的卧室，连他和老婆的谈话，也出现在了克格勃头子和赫鲁晓夫的案头。因为害怕被窃听，戈尔巴乔夫自1978年当上苏共中央书记那天起，和妻子从不在家里谈重要的事情。这还已是后斯大林时代了。
而在斯大林时代，当官简直是玩命的职业——玩人之命，也被人玩命。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布尔加宁就说：“你以一个朋友的身分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里去还是要被车子接走——送到监狱里去！”莫洛托夫是苏联的二号人物，可他的老婆、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被逮捕、流放，他甚至不敢向斯大林求情，也不敢施之援手。1935年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个人，在三年里被弄死3个。斯大林称1936年苏联宪法是“世界上惟一彻底民主的宪法”，可是三十名苏联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过半是被镇压掉的，其中包括曾在国外抽钢笔时还说过“宪法是用这枝笔写成的”布哈林。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1108名被捕，大部分被处决。1935年进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26名人民委员，20人在镇压中丧命，1938年初进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28名成员，有20人死于非命。
不仅要镇压，还要肆意羞辱。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曾叱诧风云的大人物，描绘成“人类渣滓”“匪帮”“走狗”“恶棍”“小丑”“虫子”“废物”。斯大林亲自审定修改的《斯大林传略》，则称“布哈林、托洛茨基暴徒分子”是“人类蟊贼”。
在强大的国家面前，这些曾令山河变色的军政大佬，轻于鸿毛，贱于粪土。在1939年3月俄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上，斯大林亲自加写：“国外有些报刊报界人物胡说什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清除出去，似乎就‘动摇了’苏维埃制度，引起了‘瓦解’。这种胡说八道只配加以耻笑。”“1937年判处枪决了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8.6%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年初，判处枪决了罗森霍尔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请问，这哪里有什么‘瓦解’的迹象呢，为什么‘瓦解’没有在选举结果中反映出来呢？”
大人物们尚且如此无足轻重，普通民众就更是命如蝼蚁了。斯大林在1932年签署的一项法令规定：凡从已收割的小麦地里偷走麦穗者，即可判处监禁、劳改和死刑。甚至农民从老鼠洞里刨出粮食，也要判刑。面对这样的恶法，倘若再“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那就如同催命阎罗一样狰狞可怖了。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1933年1月在中央全会上大发雷霆：“有个人民陪审员直截了当对我说：‘为四穗麦判刑10年，我实在下不了手。’这是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判刑不该根据党的政治指示，而该根据‘最高正义’。”对于平民来说，国家强大，也意味着镇压之权强大，政权为恶犯罪的能力强大。然而，1934年出笼的第一首以集体农庄为主题的现代歌曲，却在讴歌“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好时光”！
斯大林时代沉痛的经验表明，专制、极权的强国政权犯罪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危害，哪怕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最残忍的黑社会人物、最嗜血的匪徒、最贪婪的盗贼，也望尘莫及。甚至政权之恶，甚于敌国。在苏德战争期间，被斯大林政权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苏联军人，相当于15个师。据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日后估计，从1929年到1953年，不包括战争年代，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总共有1950万-2200万人。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也说，“苏维埃政权期间，全苏联因政治原因被杀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中的人数，达2000万-2500万之多”。斯大林政权横暴之酷烈，以至于给日后见证了苏联解体的美国大使马特洛克，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希特勒入侵苏联导致2100万人丧生，斯大林所杀的人比这还要多。”
并且令苏联人处境尴尬的是，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豁出性命保卫“祖国”，事实上，苏德战争的胜利成了维护斯大林体制的根据。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跟莫斯科的选民们说：“战争表明，苏联的社会制度是比其他任何非苏联的社会制度都要好的社会组织形式。”自此以后，苏联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对它起入侵之意，国家没有挨打之忧，可是苏联国民却继续生活在挨国家之打的恐惧之中。在人民的屈辱和渺小中成就了苏联的强大，而苏联的强大，反过来又维系人民的屈辱和渺小。
集体农庄庄员伊万诺夫，是个参加过“卫国战争”、抚养着3个孩子的二级残废军人，从来没有前科，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在1947年6月5日夜里到农庄的地里偷了大约16公斤土豆，第二天晚上又挖了大约20来个土豆，结果被判“在劳改营监禁15年，剥夺权利3年，鉴于本人一无所有，免于没收财产”。而另一个“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工厂钳工卡尔波夫，就因为在1952年对苏联的报刊“反应不好”，说“报纸报道的是好收成，而食堂里的供应却非常差”，跟工厂领导吵架时还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要更好些”，被弄进了大牢。日子过得不好还不能说不好。
也正因为这样，苏联这样的国家才格外需要弘扬“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专制、极权国家的精神鸦片，企图令人民忘记切身苦楚、不计较个人权益的精神鸦片，做统治者实现自己竞逐强权梦想的、会说话的驯顺工具。极权国家需要的理想国民，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就像孟德斯鸠笔下提到的罗马暴政，“需要公民们在国内怯懦，便于统治，但又需要公民们在国外勇敢，好来保护他们！”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巴塞罗那的一次科学会议上，这成了苏联星际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1907-1999）嘲笑美国同行的资本：“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可是，美国人就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房子。他不像我们俄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问题是，俄国人民不那样爱行吗？吊车司机科普科夫的一条罪证，就是他说过“卫星是放了，可是汤里没肉”。
此外，和弱小的暴政国家不一样，自进入核武器时代以后，一般而言，对国力雄厚的专制或极权国家的内部暴政，任何一个路见不平的共和国，也不会为此就跟它真刀实枪干起来。1990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对立陶宛总理卡兹米拉·普鲁斯基涅说：“我不是如此乐观地认为一场镇压是不可能的，苏联军方仍然可能会干涉。我们必须小心。如果我们承认立陶宛独立，苏军把坦克开进来，我们又能怎样呢？正因为其强大，外部舆论谴责或贸易制裁等措施的压力相当有限，专制或极权大国容易滋生出一种我行我素的暴政自信。这也给此类国家和平转型为共和国增加了难度。换言之，专制、极权国家竭力强军，谋求国际地位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军备扩张实现恐怖平衡或恐怖威慑，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力量对其国内事务进行武力干预的可能性，从而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如此一来，所谓国防，其实首在防民、防内。”
四、在一个共和国，驯服权力，防止政府在国内“窝里横”，重于不问青红皂白地谋求强盛，从而确保政府不能不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不至于演变为压制、驯服和盘剥人民的暴力机器。就对内关系而言，只有共和政体的国家，才是持久的安全国家。
国家强大常常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而之所以要维护国家安全，一个理由就是保护人民免遭异国的伤害和奴役。可是，如果强大的国家实力不仅令异国有所忌惮，而且也让本国人民在权力面前卑微无助、噤若寒蝉，那就等于是说：在根本就没有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形下，仅仅因为担心外国入侵这种想象的恐惧，政府先把自己的人民给奴役了。这样一来，对于人民来说，无论是否国家安全，可能横竖都是自由、财产、人身和尊严没有可靠保障的受奴役状态。对于人民来说，他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危险国家。
安全国家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一套运行良好的分权制衡机制，人权保障机制，权力不能一手遮天，人民不会受到权力霸道的威胁，而不简单是出门不会碰到强盗窃贼之类的“社会治安好”。古时的中国人喜欢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形容心向往之的盛世景象。事实上，即使真的做到了这样，也不见得这样的国家就是安全国家。相反，一个“社会治安”非常好的国家，完全可能是一个不安全国家：小蟊贼不怎么敢作奸犯科，而整个政权却成为最大的犯罪组织肆意妄为。纳粹政权，不就是前车之鉴？
相对于专制、极权政体而言，共和政体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驯服政府，驯服权力，保障民权，保障自由，使政府不至于沦丧为祸国殃民的暴力机器。因为政府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权力与金钱也就无法像专制国家那样，肆无忌惮地相互勾结，一起祸国殃民。无论国家是弱小还是强大，人民在政权面前都不会变得渺小、无助，而是生活得自由而有尊严。1960年代中期的一个下午，加尔布雷思想小憩一会儿，要女佣埃米莉替他挡掉所有的电话。结果林登·约翰逊总统亲自打来电话，她也照挡不误。总统要他去叫醒加尔布雷思，得到的回答是：“那可不行，总统先生。我是为他干事而不是为你干事。”即使你生活艰辛遭遇坎坷，至少你还可以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喜好，抨击执政党或总统无能，而用不着饿的皮包骨了还要强颜欢笑唱人民地位高。
也正因为这样，共和政体对人民的那种亲和力，是专制极权政体所不可能有的。20世纪30年代末，在就任格兰森市“扶轮社”主席的宴会上，撒切尔夫人的父亲、杂货店老板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就曾这样告诉来宾：“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