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美国，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了驾驭常备军的宪政传统。
虽说昔日小型常备军的背后，是美国人对常备军时刻警惕的传统，但这并不表示军人地位卑下，政府可以随意对待军人，相反，军人有其确定不移的法定地位和尊严。其实，对常备军的某种程度的不信任，在任何政体的国家都存在。在专制政体下，那些拥有庞大常备军的国度，统治者对于军人反倒总有一种有你死我活的警觉，以及深不可测的宫廷阴谋，军人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军队的庞大而上升，而是宠辱无定，随时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王翦、韩信或图哈切夫斯基、朱可夫帐下千军万马，他们何曾认为自己在为之效命的政权下高枕无忧？要带六十万大军出征的王翦为求自保，向送行到灞上的嬴政要求很多良田美宅，以减少君主的猜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军事权力不放在同一只手里
1796年9月，华盛顿在告别词里说，“庞大的军事建制在任何形式的政府里都是不利于自由的，对共和国式的自由更为有害”。
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陆军最为直观的变化，就是其规模。
在参加一战之前，陆军现役军人没有少于6万人的年份。而自1915年到二战爆发的1939年，陆军现役军人数则从不下10万。这25年里，从1917年到1921年超过20万人，其余年份都在20万人以下。虽然从常备军的数目而言，此时的美国陆军已不再是18、19世纪的那种小型常备军，但是相对于美国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而言，一二十万人，依然算不上多庞大。因为在1900年，美国州的数目已达45个，人口超过7600万；20年后的1920年，美国已有47州，人口增至10602万。
但是自从1941年起，美国的小型常备军时代，一去不复返。1945年，战时美国陆军现役军人数，曾高达820余万，这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最高值。二战结束后，从1951年到1980年，30年里，有13年的陆军现役军人在百万以上，另外17年没有低于75万人的年份。此后，美国不仅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陆军，而且这支军队的现役人数，在世界各国中也名列前茅。
这支军队不仅关乎美国人自己的自由，而且也关乎世界的和平。
按照美国宪法，“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的总司令，并在各州民团奉召为合众国执行任务时担任统帅”。这种让作为文职官员的总统同时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就是为了确保文职政府对于军队的领导。不过，这并不表示总统一人独揽军权。军事权力的运行，也是在美国宪法确立的横向与纵向的分权制衡机制的大框架之内。
在横向上，虽说总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但是人事权却是与国会共享。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所有的军事官员”。获得参议院的同意是必经程序，总统无权想任命谁就能任命谁。在1807年国会快休会时，杰斐逊任命西部探险的英雄刘易斯为路易斯安那准州州长，立即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可是他提议另一位探险英雄克拉克为陆军中校，却在共和党人占绝对多数的参议院里遭到了拒绝。
19世纪这样做，20世纪还是这样。杜鲁门总统任命四星上将、陆军参谋长布莱德雷为首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必须过参议院同意这一关；晋升他为陆军五星上将，也得国会批准。
这种人事任命上的分权制衡，使得作为最高统帅的总统，也无法把军官培植成自己的私人党羽，他们只能获得合法的忠诚。
总统更不可能通过随便增加或减少将军的人数来掌控权力，因为军衔也不是总统囊中可以随意授受的私有财产。
对于军事领导人的职位设置，都有法律规定，不是总统个人可以随意增减的。比如，依照美国国会众议院法律修订咨议局编《美国法典》（1988年版）中有关法律条款，陆军参谋部设陆军参谋长1人、第一副参谋长1人，陆军副参谋长和助理参谋长的人数由陆军部长规定，但是副参谋长不得超过5人，助理参谋长不得超过3人。一个萝卜一个坑。
1989年，整个美国武装部队总共210万人，只有1003名将军。这是合乎法定的数额。依照美国国会众议院法律修订咨议局编《美国法典》（1988年版）中有关法律规定，“陆军、海军、空军及海军陆战队中的现役将级军官总数不超过1073人”。至于现役将级授衔军官在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中的分配，也有详细的规则。
不过，这是一般情形。遇上战时，以及当国会或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总统有权暂停行使这些规定。
即使是军阶较低的军官，依照美国国会众议院法律修订咨议局编《美国法典》（1988年版）中有关法律规定，“正规陆军、正规海军、正规空军及正规海军陆战队中的少尉以至上校的初次任命，应由总统经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后作出”。
就连人们在在总统的白宫典礼上可以见到的海军陆战队军乐队，法律细致地规定到了，它设1名队长、2名副队长，其人选由海军部长从“海军陆战队合格人员中选拔”，“一经海军部长推荐，被选人员可由总统经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后授予海军陆战队现役衔级”。背选定为队长者的“初次任命衔级为上尉”，如其在选定之日的衔级高于上尉，可以按照原衔级任命，“但不得高于中校”，而“被选定为副队长的初次任命衔级应低于上尉”。对于队长、副队长，“总统经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可不定期地晋升他们的衔级”。
这种分权制衡机制，也决定了一个军人决不可能凭其轻歌曼舞或插科打诨的功夫，就可以肩上出现耀眼的将星。并且一旦成为海军陆战队军乐队的一员，就不可能凭借自己的艺术才华发大财了，因为法律规定，除了经总统批准的特殊情况之外，“任何成员均不得以个人身份参与带由于民间音乐工作者竞争性质的音乐活动或接受音乐服务的酬金”。
对军权的分立制衡，不仅表现在国会和总统之间，也纵向地体现在联邦政府和各邦之间。各州虽不能设立常备军，但传统上的民兵力量，为各州保有，各州有权任命民兵军官，指导民兵训练。1787年8月23日，制宪会议讨论民兵问题。当麦迪逊提议把将军以下军官的委任留给各州时，谢尔曼就说：“这绝对通不过。就是人们都睡着了，也不会让联邦委任民兵中最有影响的军官，每个醒着的人都会发出警报，把睡着的人叫醒。”在表决时，麦迪逊的这个动议被3州赞成，8州反对。而把委任军官的权力保留给各州，则被表决一致通过。即使是民兵被召到联邦服务，也仅仅是为有限目的，即宪法规定的“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击退入侵”。这样一来，就使得联邦政府没有垄断所有的武装力量。这对可能来自联邦的专制，就会起一个防微杜渐的作用。
“漫长的战役”
别列什科夫曾担任过斯大林的翻译和莫洛托夫的助手，他在回忆录写到曾多次听到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这样说：“罗斯福拿国会来推诿。他以为我会相信他真的怕国会，因此不能向我们让步？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反倒拿国会来做挡箭牌。真是一派胡言！他是军事领导人、最高统帅。谁胆敢有异议？他躲在国会后面方便些。但他糊弄不了我……”
也许斯大林真不明白，白宫不是克里姆林宫。正如杜鲁门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制定美国宪法的那些人，“他们所制定的制度的目的是防止野心家或‘兵权在握的人’攫取政府的各种权力”。
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在1955年6月出任陆军参谋长，后又担任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除政府部门外，国会在对军队的控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它主要是控制军费开支，但国会还有权批准军队的规模、编制、组织以及主要装备。它主持听证会和调查，通过法令和法案，授权批准军队及个别成员的活动。参议院同时负责陆海军将领的晋升。
预算是国会控制军事力量的法宝之一。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迪金森说，“剑掌握在谁手里”，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梅森也认为，“钱袋和剑永远不能放到相同的手中，不论是立法部门，还是行政部门”。预算即法律，无预算即无支出。这是议会有无权威的标志。
按照美国宪法，国会拥有权力“征集陆军并供应给养，但此项拨款之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对于这种制度设计，汉密尔顿就说，拨款的限制是一种“预防办法”，“看来是反对没有明显需要而维持军队的一种重大的和真正的保证”。
这个办法还是挺管用的。通过拨款的限制，如拒绝拨款或设置使用拨款的条件，确保军队不能独立于国会的控制之外。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派海军作全球航行，可是由于国会威胁要撤销军事拨款，他不得不让军舰半途而归。国会的招数是，它决定只为舰队回国提供拨款，否则，舰队就只能呆在原地了。就凭这一点，任何独裁者都不会对代议制民主有好感。
也正因为预算如此重要，国会对于军事预算也不含糊。军队只能是纯粹的花钱机构，它不能以任何方式挣钱。它的一切开支只能来自于国会的拨款。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曾说：
和大多数议会制度国家的做法不同，美国三军的参谋长们作为军种的参谋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必须经常出席国会的各个委员会作证。此外每年至少要在两院的武装部队委员会及拨款委员会上各出席作证一次。在正常的年月里，还要就原子能、导弹、军事人员、后备力量及军事援助计划等等特殊问题出席作证。
比如，依照美国国会众议院法律修订咨议局编《美国法典》（1988年版）中有关法律条款，国防部长每年应该就国防部的开支、工作和成就向总统和国会作出书面报告，提交的这份报告中，还应该包括各军种部有关该部的开支、工作和成就的报告等；国防部长应在每年4月8日前向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武装部队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提交有关合众国在海外驻军费用的报告；“国防部长应于每年4月1日之前向国会提交《五年防务规划》（及其附录），该规划是国防部长为支援国防部的计划、项目和活动而制定的预算中预计的开支和建议拨款数额的依据。”
里根时期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在回忆录里这样谈到自己的切身体会：“每年的预算战斗都是一场漫长的战役。其过程有听证会、会议，在五角大楼以及其他地方同各位众议员、参议员共进早餐以及单独拜访参众两院议员。为了努力使总统重振军备计划的大原则及其诸多细节赢得公众的支持，我在电视和电台上的露面比我愿意做的多得多，和报纸编辑委员会、单独的记者及专栏作家们举行了无数次的会议，同舆论界头面人物共进晚餐，而且发表数不清的演讲。”
有时候，堂堂国防部长，会遭到国会议员的痛斥。在1983年2月3日的一次预算听证会上，来自密执安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小唐纳德·里格尔，把国防部长温伯格批了个狗血喷头，以至于温伯格后来在回忆录还称之为“我记忆中最为恶毒的蛊惑民心的例子之一”。这位议员劈头盖脸说温伯格为“挥霍者卡珀”，声称“我想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其基本判断是危害我们国家的国防部长。在估计我们国家的国防需要时，你是一个失去了理智平衡、十足僵硬的空头理论家。我认为由于你狂热地坚持超出我们需要和能力的国防增支，你正在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
例外只限于马歇尔一个人
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分支里，1789年成立了陆军部，1798年又成立了海军部。陆海军的指挥统帅机构相互独立，自成系统，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都是内阁成员，直接接受总统的领导。到了二战的时候，这种体制的缺陷，暴露无遗。
1941年，参议院成立国防计划审查特别委员会，杜鲁门担任主席。结果他“才认识到由于陆、海军部分立，互不协调，所造成的浪费和无能到了怎样的地步”。比如他发现，陆海军在美国和巴拿马都建有紧相毗邻的巨大飞机场，“可是海军的飞机不能在陆军的机场上着陆，而陆军的飞机也不能在海军的机场上降落”。
正是因为战争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美国当局感到有必要统一国防机构。1943年秋，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首先提出了战后统一三军的建议。杜鲁门也在就任总统前不到一年的时候，发表文章公开主张海陆军合并，成立一个新的国防机构，把所有的国防单位都合并到这个机构里来，归掌握实权的首长指挥。
可是，设立国防部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直到1947年7月，国会才通过了美国第一个关于国防体制的基本法——《国家安全法》。根据该法，设立了国家军事部，“作为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9月，福莱斯特出任首任部长。当时，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空军部长，和国防部长一样，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阁的正式成员。第一任部长福雷斯特尔在三军部长和参谋长的任命问题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可是他在海军部长任上的时候，曾坚持认为，国防部长的权力不能太大。等他自己成了国防部长，却发现，他缺少同他所负责任相应的权威。
1949年8月修改了《国家安全法》，国家军事部改成国防部，设参谋长联席会议为国防部的常设机构，并创设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1958年，法律又赋予了国防部长新的权力，军事部门划归国防部领导。原来的陆、海、空军三个部，降格为单纯的军种部，国防部长直接指挥监督各军种部。
不管国防部如何改革，秉持文官统治是一以贯之的原则。表现在国防部长的任命问题上，就是该职只能由文职人员充任。
第一任国家军事部部长福雷斯特尔和其后任路易斯·约翰逊，不仅在就职之前十年内没有担任过常备军军官，就连正规军里的三等兵都没当过。可是在1950年，当杜鲁门总统想撤掉路易斯·约翰逊的时候，情形就有所不同了。当时正逢朝鲜战争，杜鲁门想让马歇尔出山。
1950年9月12日，约翰逊辞职，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为国防部长。可是这项任命必须获得参议院的批准之后才能生效。此时的马歇尔卸任国务卿已经一年多了，正在红十字会干着，虽未担任军职，因为有陆军五星上将的军衔，按照法律，马歇尔仍然是现役军人。因此，他要就任国防部长，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尽管在随后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和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要求尽快批准这一任命，可是来自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凯恩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诺兰，虽然赞扬了马歇尔在二战的贡献，却质疑让一个军人担任国防部长是否明智。诺兰说：“骆驼把鼻子伸到帐篷里来了。”这怎么行呢？
寓言故事里的那头骆驼，得寸进尺，最后占据整个帐篷。
不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最后以10票对2票通过提名，只有凯恩和诺兰投了反对票。尽管如此，依然存在五星上将出任国防部长违背《国家安全法》的问题。怎么办呢？9月15日，国会开始辩论“国家安全法”的修改问题。在众议院，为了让议员们接受所拟议的修改，打消为军人统治开创先例的担心，又补充了一条修正案，规定这一例外只限于马歇尔一个人。这个修正案在众议院以220对105票、在参议院以47对21票获得通过。不过，大多数反对这项修正案的人，是反对军人当国防部长。此后，以57对11票，参议院通过了对马歇尔的提名。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成为美国第三任国防部长。
可见，即使是在国家多事之秋，在防止军队成为职业军人独占领地的这种原则问题上，美国人一点也不含糊。美国人建立单一的防务机构，固然是创建国防部的一个目的，但设立国防部长的核心，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文职官员与现役军官之间的关系问题。
自马歇尔之后，在国防部长一职上，再也没有人破例。并且，出任国防部长无须之前有什么“级别”。威尔逊是从公司总裁、克利福德是从法律公司高级合伙人、麦克尔罗伊和麦克纳马拉是从公司董事长一跃而为美国国防部部长的。
就拿查尔斯·欧文·威尔逊来说，他在1953年出任国防部长之前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威尔逊自从1909年毕业于卡内基技术学院，就一直在公司上班，先是受雇于威斯汀豪斯公司，后于1919年进入通用汽车公司，1941年起担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这位国防部长连列兵都没当过。
1981年出任国防部长的温伯格，倒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当过列兵，可这位哈佛法学院毕业生短暂的军旅生涯中，曾获得过的最高军衔，也就是中尉。
对于防长人选，如此不拘一格，要是没有一整套的观念与制度的支撑，参谋长联席会上的参谋长们都是军旅经验丰富的将军，像温伯格这样的前中尉，何以号令三军？
按照美国国会众议院法律修订咨议局编《美国法典》（1988年版）中的相关法律条款，国防部长是总统处理国防部事宜的“首席助理”。这一职位只能由文职官员充任，而且“武装力量中正规部队的授衔军官退出现役不满10年者不得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不仅国防部长不能由退役不满10年的前正规军授衔军官担任，就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也同样有此限制。此外，负责采办的国防部副部长、负责采办的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国防研究与工程署署长、国防部长助理、国防部长审计长、作战试验与论政署署长、国防部首席法律顾问，一共17个职位，也只能是总统任命的文职官员。
此外，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空军部长，也必须是由总统经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任命文职人员担任，而且正规军的授衔军官在退出现役后，5年之内不得被任命担任这三个职务。就连陆军部副部长和陆军部部长助理、空军部副部长和空军部部长助理、海军部副部长和海军部部长助理，也都是由总统经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任命文职人员担任。
作为一个行政部门，国防部依照法律规定由国防部长办公厅、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参谋部、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联合与特种作战司令部等组成，身为文职人员的国防部长是国防部的最高领导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虽然都是现役军官，但是他们都被置于文职人员的领导之下。比如，陆军部长是陆军部的首长，陆军部作为其领导下的独立机构，是“在国防部长的授权、指导和控制下进行工作”，下设一名文职人员人员担任的副部长和五名文职人员担任的部长助理。作为协助陆军部长履行其职责的陆军参谋部，是陆军部的执行部门，虽然陆军参谋长只能从陆军将官中任命，任期为4年，但此项任命须经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并且“在战时或在国会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期间”，也只可以“重新受命不超过4年的任期”。
常备军用于国内
有的人以为，在一个共和国里，常备军就是只能用于对外的国防军，而不能对内使用。无论是证诸美国的历史还是美国的法律，这种看法或印象都没有根据。汉密尔顿在为批准美国宪法辩护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时可能发生一些情况，使全国政府必须采用武力，这是不能否认的。……暴动和叛乱不幸是同国家分不开的弊病，就像肿瘤和斑疹是同人体分不开的疾病一样；总是单纯用法律的力量进行统治的思想（我们听说这是共和政体惟一允许的原则），除了存在于那些自命聪明、不屑汲取经验教训的政治学者的幻想之中以外，是根本不存在的。”按照美国宪法，国会有权“镇压叛乱”，而总统则誓言“尽自己的最佳判断力和能力，保持、保护、保卫联邦宪法”。
也正因为这样，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在197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在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和人民是一个整体，是一家人”的同时，援引数据来证明美国军队“成了扼杀人民自由的刽子手”：
譬如，美国《军事评论》杂志有一期曾列举了这样一些数字（当然是很不全面的数字）：仅在1900年至1960年期间，美军用来镇压本国劳动人民为保卫自己人权而举行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就达五百多次。从《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对工人的残酷镇压，“我们士兵对暴动者采取行动之坚决，可以从所有被杀的暴动者被子弹击中了头颅或心脏这一事实中得到最好的证明”。
且不论苏联官方出版物的数据是否准确，自从美国立国之初起，美国确实一再在国内使用常备军。大规模动用武装部队来解决国内事务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人所熟知的南北战争了。1792年，华盛顿总统签署的一项法案，授权州民团去抑制“其力量已超出司法诉讼的正常途径所能压制的集团”；1807年，国会授权总统为同样的目的使用联邦军队；1894年，最高法院裁决，“如果发生紧急事件，国家的军队……要为国家效力强使法律得到遵守”。但是，也正如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所说的，“只有一个理由可以使用部队，那就是支持法律”。
依照美国法律，在任何州发生反对州政府的叛乱时，应该州立法机构的要求，或者在不能召集立法机构的情况下，应该州州长的要求，总统可以“使用他认为镇压叛乱所需要的武装部队”；此外，“只要总统认为由于反对合众国职权的非法骚扰、结社或集会或反叛行为”，“已不可能”在任何州或领地内“以一般司法程序使用合众国的法律，他可以为行使法律或镇压反叛”，“使用他认为需要的武装部队”。法律明确规定了总统可以“镇压叛乱、国内暴乱、非法结社或阴谋活动”，如果它妨碍法律的执行，致使人民被剥夺其“宪法赋予和法律保证的权利、特权、豁免权或保护”，而州当局又“无力、未能或拒绝保护上述权利、特权或豁免权，或提供上述保护”；或者“反对并妨碍合众国法律的执行，或阻止上述法律的司法过程”。不过，总统在根据规定认为有必要使用民兵或武装部队时，“应发布文告，立即命令叛乱者在限定时间内解散并和平地返回其住所”。
派兵小石城，就是在国内事务中动用常备军的一个例子。1957年9月23日，上千白人涌到阿肯色州的首府小石城的中心中学，阻挡预定要进校的黑人学生。同日，艾森豪威尔发布第3024号文告，明确表示“我将使用美国的全部权力，包括所需的一切武装力量，以阻止任何妨碍法律的行为和实施联邦法院的命令”。9月24日，艾森豪威尔调遣了1000名101空降师的军人到达小石城。在美国历史上，艾森豪威尔之前33位总统里，有13位总统动用过军队以平息国内骚乱。
不过，对艾森豪威尔的做法，美国人可以公开表达不同的意见。阿肯色州州长福布斯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判断错误”；密西西比州参议员伊斯特兰说，“总统这一举动是企图摧毁南方的社会秩序”；南卡罗来纳邦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参议员则声称，“如果我是州长，而他开了进来，我会和他进行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战斗”。佐治亚州参议员拉塞尔致电艾森豪威尔，不仅抗议“在您指挥下的美国武装部队正在使用高压和非法手段，他们正在执行您的命令，在小石城公立学校里，使黑人和白人一起上学”，而且指责总统对美国公民使用希特勒式的冲锋队员的战术，并谈到了“刺刀下的统治”。
对9月26日收到的这份电报，艾森豪威尔能做的，顶多也就是为自己辩护的话说得不客气点：“我完全不能理解，你怎能把我们的部队比作希特勒的冲锋队。一种情况是用军事力量来实现残暴的独裁者的野心和目的，而另一种情况是用来维护自由政府的制度。”但也仅此而已。他接下来答应拉塞尔参议员，将下令调查其所提出的个别士兵的胡作非为。虽然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发生胡作非为的事，但这也表明，总统面对这样的质疑时，也不能虚应故事。
创造怎样的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都是活在当下，面向未来，但也常常不免夹缠在历史的恩怨纠葛之中。可是历史长河悠悠万载，“勿忘”也好，“牢记”也罢，都只可能是选择性的记忆。执着、沉湎于历史的纠葛，无异于置身无解的迷宫。
想仇恨继续下去并不难。无需编造或夸大其词，只要用心搜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能够找到，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候跟某个国家结过梁子，有过流血或没流血的过节。20世纪找不到，到19世纪找，19世纪找不到，到18世纪找，一直找下去直到找着为止。
“掏尽德国人的腰包”
1940年贡比涅森林的法德停战协定签字仪式，是戈培尔的宣传杰作。
6月22日这天，在贡比涅森林的专列车厢里，希特勒坐在当年法军元帅福熙签字的地方。车厢是福熙元帅1918年11月11日用过的车厢，桌子是福熙元帅1918年11月11日使过的桌子，位置是福熙元帅1918年11月11日坐过的位置。“德国夏季时间下午六时五十分”，签订了令法国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就连德国在法国领土上的占领军的给养费，都规定“应由法国政府负担”。希特勒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为德国人报了法国佬1918年的一箭之仇。
在这个法国蒙羞德国雪耻的历史性时刻，兴奋的元首跳起了快步舞。作为德方代表，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泰尔将军也是喜不自胜，日后在回忆录里，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战神在这里虽然并不曾留下任何踪迹，但是，对于我却具有强烈的沧海桑田气氛，其他出席典礼的人，也容或有此同感。当时在我内心里，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我觉得，这是我们对凡尔赛和约复仇的时刻，一种战胜的自豪心情，以及缅怀在战斗中光荣殉国袍泽们的崇敬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之所以选择贡比涅森林作为谈判签字的地点，凯泰尔在宣言里说得一清二楚：那是为了用“一种纠正错误的正义行动来永远消除法国历史上并不光彩的一页和德国人痛恨的历史上的最大耻辱”。这位德国将军斩钉截铁地告诉法国人，对于停战协定中的各项条款，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盘拒绝，不能更改。
停战协定签署完十五分钟，那节从法国的展览馆里推到贡比涅森林铁轨上来的车厢，又被工兵们动手运往柏林供人参观。法国人引以为豪的象征，转瞬之间，又成了德国人展示国威的宣传品。纳粹不会放过利用这个“伟大时刻”的机会。纪录这一时刻的宣传片《新闻周报》，在德国所有的电影院里放映，解说员格外强调它的历史象征意义。
当然，贡比涅森林里法国人立的那块大理石纪念碑，也得毁掉。因为石碑上铭刻着：“1918年11月11日，罪恶的、骄横的德意志帝国在此投降——被它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所击败。”
这回，德国人过足了报仇雪恨的瘾。德军只花了五周的工夫，就开进了宿敌法国的首都，比俾斯麦当年打败拿破仑三世、进逼巴黎的时间还要短。德国人用鲜血洗刷了他们眼中的“凡尔赛耻辱”。阿尔萨斯、洛林失而复得。斯特拉斯堡的共和国广场，变成了“俾斯麦广场”，米卢兹也有了一条阿道夫·希特勒大街。要是法国小说家都德（1840—1897）活着，恐怕还得在百岁之年再写一篇《最后一课》。
纳粹德国确实是欺人太甚。但是德国人的欺辱，也不是无缘无故。法德两国怨怨相报，由来已久。
1918年11月11日，还是在贡比涅森林。那回，是福熙元帅（1851—1929）发威。当德国代表团的埃尔兹贝格议员提到“建议”时，福熙冷冷地说，不存在什么建议的问题，难道德国代表团不是来请求停战的么？话像刺刀一样锋利、冰冷。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给。没辙的埃尔兹贝格，也只能在车厢里含恨撂下一句“一个七千万人的国家虽灾难深重，但并没有灭亡”。言外之意，烽烟虽灭，火种尚在。
这一年，拿破仑三世的老婆欧仁妮（1826—1920）92岁。她说，她感谢上苍让她活着看到了“复仇之年”。对于德国人给她带来的家国之耻，老太太一直含恨在心。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西线响起了停战喇叭。硝烟散，恨未消。法国朝野，像欧仁妮老太太一样，不想放过复仇的机会。法国大部分舆论都支持克里孟梭的主张，那就是签订一个苛刻的“交纳赔款的”和约，也就是1871年俾斯麦强加于法国人头上的那种和约。在谈判期间，《晨报》发起了一场“德国佬应该赔款”的运动。
饱受苦难的法国人，要求对德国进行彻底报复，这不奇怪。一战使法国人财两失。不仅丧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140万人死亡和失踪，大约300万人受伤，而且负债累累。法国1918年的预算赤字高达180亿法郎，并且还欠美国160亿法郎，欠英国130亿法郎。惨胜的法国，身受重创，精疲力竭。
胜利的喜悦，跟德国的旧怨新仇，交织在一起。对法国来说，往事简直不堪回首。百年之中，首都巴黎竟然五次目睹普鲁士军人的刀光剑影。一个大国蒙受这般屈辱，这在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许多经历过1870年普法战争的人还活着，屈辱和痛苦的记忆还活着。法国五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德国崛起的阴影之下。它憋着一肚子的恶气。鏖战四年，好不容易熬到了胜利之日，如果哪位领导人在谈判桌前轻言放弃报复，正如丘吉尔所言，“那就非倒霉不可”。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没有胜利的和平”的企盼，注定了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欧洲的战胜国，没有一个愿意自己两手空空。最初，法国狮子大张口，提出要德国赔款的总额，高达6000亿—8000亿金马克。在英国，“掏尽德国人的腰包”，则成了首相劳合·乔治的竞选口号。
对那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复仇的快感之中的国度来说，科隆市市长阿登纳对德法和解的呼吁，无异于对牛弹琴。1919年2月1日，这位未来联邦德国的总理，在科隆市政厅的汉萨礼堂摆事实讲道理：“德国和法国世代相仇。德法两国之间的争执和斗争已翻来复去进行了好几百年……德国现今瘫痪在地。不言而喻，法国一方不可能认为目前这种状况能确保自身今后的安全。德国目前虽然完全瘫痪，但铁的事实是德国有6500万人——我只说大约数字——而法国的人口为3500万-4000万。德国将会从它目前的瘫痪状态中重新站起来。谁也不知道德国多少年后才能站起来，但德国将会站起来则是肯定无疑的。”
阿登纳讲得入情入理，可是胜利者们连威尔逊总统的倡议都听不进去，岂会屈驾去倾听一个战败国的市长呼吁？没有人阻挡得了胜利者的诉求。1919年6月28日，德意志共和国被迫在不光彩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又是在凡尔赛宫镜厅，那个48年前德国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的镜厅。法国一手又把阿尔萨斯、洛林拽进了自己的怀抱，并且占领萨尔15年，然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它的最后归属。它所分得的赔偿也很丰厚……
根据和约，德国一共丧失了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减少了732.5万人口。就地下资源而言，德国损失了75%的锌矿、74.8%的铁矿、28.3%的烟煤和4%的氧化钾。从1920年3月21日起，德国国防军减少到10万人，并且只能用于维护德国内部秩序和执行边防警察任务。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不准它有任何空军武器。1921年1月，协约国将德国的战争赔款总额规定为1320亿金马克。它们想让德国再也翻不过身，缓不过劲。德国不再是一个正常国家。
这种事摊到头上，德国人哪能气顺得了？在签署凡尔赛和约之前，德国总理谢德曼在一次演讲里诅咒：“谁要是签署这样的条约，谁的手指就会烂掉！”问题是，德国还有多大的余地可以转圜呢？1919年6月22日，新任总理鲍尔一语道破了德国当时的处境：“如果我们不接受和约，下星期一（23日）晚上就会重新开战。外国军队向德国进发，使用所有杀人武器对付手无寸铁的、没有抵抗能力的人民……”德国只能识相地打落了牙往肚里咽。第二天下午，德国公使照会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德国准备接受和签署和平条约，不过同时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德国“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即这些和平条件之不公正是前所未有的”。
在德国人眼里，凡尔赛和约成了屈辱的象征。和法国人的梁子也因此结得更大。《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的德国，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德国。谁找到了火星，谁就能够点燃德国。对凡尔赛体系的不满，对强加的和平的愤慨，对前途的忧虑和无助，都是纳粹崛起的精神土壤。憋屈的德国人，更多地在意了自己被人欺负的屈辱和不幸，却忽视了隐藏在自己血脉中的贪婪和霸道。就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只看见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管自己眼中的大梁”。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胜利女神垂青的是德国，它会对那些战败国宽宏大量么？就拿埃尔兹贝格来说，在1914年9月的时候，他不仅期望吞并法国的隆维和布里，还盼着由德国统治比利时和直到布洛涅的法国海岸。他还不算最狠。民族自由党领导人巴塞尔曼叫嚷得更煽情：“哪里流了一滴德国人的血，我们就留在哪里。”如果说这些人的想法还只是停留在嘴皮子的层面上，最高司令部强加在俄国人头上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则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了。这回，轮到莫斯科左派慷慨激昂地咆哮“宁愿光荣地沉没，而不向威廉屈服”。因为这个条约实在是太狠了，德国人一下子就捞到了俄国四分之一的领土、44%的人口、27%的收入、80%的糖厂、73%的铁和75%的煤。
欧洲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在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福熙元帅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也在这一年发出警告：“这样的和约如果付诸实施的话，将会造成越来越深的灾难。”“如果我们处心积虑地以中欧贫困化为目标，则我敢断言，彼此之间的复仇之心将不会淡化。”
往后的历史进程，似乎就是为了给阿登纳、福熙和凯恩斯的先见之明作血淋淋的注释。积怨、仇恨，还有贪婪，使得法德等国的政治家们，不再理会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欧洲先人的睦邻智慧——不执着于战争赔款和战争罪责：“缔约双方对骚乱开始以来由于敌对行动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造成的一切，都应永远予以忘却、宽容或谅解，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采取敌对行动，或心怀敌意或在彼此之间制造纠纷……”
“巴黎咬牙切齿地垂下了头”
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可数百年间，德法两个基督教国家，彼此谁也没有表现出这种胸襟、气度。凡尔赛和会上的法兰西，犹如一只饿狼，只想从猎物身上撕咬下最肥最大的一块肉来。它恨不得把德国一脚踹进万劫不复的地狱。法国是狠了点，然而，当年俾斯麦、毛奇对法兰西，又何曾客气、手软？
普法战争，法国惨败。法国临时政府外长茹尔·法夫尔誓言：“我们决不让出我国的一寸土地，也决不让出我国要塞的一块石头。”可是形势不饶人。两国对决，仅靠嘴硬霸蛮不行。1871年1月26日，茹尔·法夫尔宣布停战，下令停火。在此前的停战交涉中，俾斯麦盛气凌人，他对法夫尔说：“今天您不能再说不割让寸土的话了！情形已和九月不同了！如果再要那么说的话，就没有开始交涉的余地了！”
见俾斯麦如此强硬，法尔夫说：“如果我们绝望了，难道您不怕，其结果会比今日更激烈的抵抗吗？”铁血宰相根本就不吃这一套：“抵抗？有什么用！只为了获得诸位军事上的声名，而陷二百万市民于饥馑，这是对人和神的大罪啊！”
力不如人的法国，碰到了心狠手辣的角色。
“巴黎咬牙切齿地垂下了头。”《声誉报》如是说。
1871年2月28日，总理梯也尔给国民议会带回了他签署的协定：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赔款50亿法郎。面对这个奇耻大辱，埃德加·基内在国民议会声称：“割让阿尔萨斯—洛林意味着在表面的和平下进行永久性的战争。”而维克多·雨果则预言：“如果人们今天称之为条约的东西变成事实，欧洲将永无宁日！”
话说回来，倘若俾斯麦像对奥地利一样克制，并且也能够节制军队的欲望，坚持不割地不赔款原则，是否就能够保证日后的欧洲和平，法德两国就不会再兵戎相见了呢？难说。谁能够担保战败的法国对崛起的德意志帝国不再恐惧和仇恨？一向在欧洲大陆执牛耳的法兰西人，难道会咽下这口气，而不再渴求复兴昔日的荣光和辉煌？毕竟，法国民族就像戴高乐所说的那样，许多世纪以来，它“已经习惯于做欧洲巨人”。
眼看着法军兵败如山倒之时，大科学家巴斯德就曾誓言：“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的每一项研究都是为了这个座右铭：与普鲁士不共戴天，复仇！复仇！”而都德，则写下了中国人熟悉的《最后一课》。他们都记住了，并且也让他们的同胞们记住了法兰西的耻辱和仇恨。战火已熄灭，怒火却中烧。
可他们忘记了，1870年7月19日，是法国先向普鲁士宣战；他们忘记了，法国是在巴黎群众高喊“战争万岁，打倒柏林”的激愤中滑入战争漩涡的；他们忘记了，法兰西阻止德国统一的坚定决心——拿破仑三世在1868年曾说，“只有俾斯麦尊重现状，我们才能保证和平；如果他把南德意志诸邦拉进德意志联邦，我们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他们还忘记了，尽管洛林归法国所有的时间较长，但阿尔萨斯原本属神圣罗马帝国，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才割给法国。面对这些事情，似乎法国人的忘性不小。
其实，我们很难说德国人比法国人更好战，或者更乐于蹂躏他国。从1675年到1813年，法国入侵日耳曼不下14次。平均每十年一次。英国军事思想家富勒就说，“很少有几个国家曾经有过这样恶劣的邻人”。
自1675年到1945年，两百余年里，德法两国就这么恩怨不断。新仇勾起旧恨，旧账翻出新怨。怨怨相报，没完没了。胜者总想从败者那里捞尽油水，并乐见其置于死地，而败者虽负辱隐忍，却念念不忘翻身雪恨。当法国人说“普鲁士参谋部强加的领土条款为灾难的洪流掘开了堤坝”，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等待下次复仇的一个方便说辞。胜者不是好样的胜者，败者不是好样的败者。或许，是血没流够，苦未尝足，欧洲的暴力还不到衰落之时。
“世仇完全不合时宜了”
巨额的赔款，让魏玛共和国喘不过气来了。1922年秋，赔款谈判陷入僵局。德国政府说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支付赔款，要求延期偿付。可法国政府不信，认为德国是在耍赖，因此找了个借口，在1923年1月11日把军队开进了鲁尔工业区。一个共和国对另一个共和国，没有怜悯，没有手软。
法国的这一步棋，等于是要将死德国。因为鲁尔是德国举足轻重的工业中心。上西里西亚割让之后，鲁尔的钢和生铁产量占德国的80%，煤炭生产占德国的80%以上。没了鲁尔，德国经济就会瘫痪。
1923年9月26日，德国政府宣布决定无条件结束在鲁尔的消极抵抗运动，两天之后，取消了不许向法国和比利时支付赔款的禁令。那时的德国无力跟如狼似虎的法国硬碰硬地较量，对抗下去只会让德国吃亏更大。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看。希特勒抨击共和国“向敌人谄媚，放弃德国人的尊严，表现和平主义的胆怯，容忍种种侮辱，准备事事同意，直到赤手空拳”。
其实，魏玛共和国并非像希特勒挖苦的那样不堪，而是恰恰相反。
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洛迦诺条约》、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提前从莱茵区撤军、取消赔款、原则上承认德国有同等的军备权等等，都是施特雷泽曼、布吕宁、巴本与施莱歇尔的外交成绩。在他们的手里，德国正一步步地从一个战败国走向“正常”国家。
可是他们和希特勒不同。对于每次获得的成功，施特雷泽曼这些人强调的是其和解特征。希特勒则相反。不用说，德国的再次武装与普遍兵役制、与英国签订舰艇条约、莱茵区的再军事化，等等，都堪称希特勒的外交杰作。但是，希特勒却刻意渲染他的业绩来自有力的主动出击，“极力让他的成功表现为是从一个敌对世界那里强行夺取的”。
1938年3月，德国兼并奥地利。为4月10日全民公决制作的一份传单就这样写道：
一步一步地，阿道夫·希特勒撕毁了专制的凡尔赛条约！
1933年德国退出凡尔赛国际联盟。
1934年重建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工作开始！
1935年萨尔回归祖国！第三帝国的武装力量重新站了起来！
1936年莱茵兰彻底解放！
1937年战争罪行的神话光荣地消失了！
1938年德国和奥地利统一于第三帝国！实现了大德国！
因此，在4月10日，整个德国将承认它们的解放者
阿道夫·希特勒！
全体人们都说：是！
1938年4月10日，奥地利和德国举行公民投票，结果，99.7%的选票对德奥合并表示赞同。古德里安将军在谈起为什么德国会接受希特勒的指挥时，就说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国外得不到任何意义的外交成就”。
在希特勒的身上，千千万万德国人似乎看到，他们的复兴梦、强国梦，正在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邓尼茨元帅日后在回忆录里的一段话，应该说能够代表当时很多德国人的心境：“从萨尔表决的成功到发表有关国防主权的声明和占领莱茵兰直至合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这都是德国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接二连三的扣人心弦的伟大胜利。当德国经历了那些耻辱和贫困的年代后，哪一个爱国者、哪一个军人会不拥护德国那种蓬勃向上的发展呢？我们的祖先曾期望德国成为一个团结、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如今这个夙愿实现了。”
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到入侵波兰时，德国的空军力量就已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胜过法国。德国再次成为一个让法国等宿敌头痛的欧洲强国，不流血地走出了战败的阴影。有些国家朝思暮想的崛起，对德国人来说，似乎易如反掌。可是希特勒和德国没有止步。欧洲再一次陷入血海之中。
虽然希特勒创造了俾斯麦也未曾有过的军事辉煌，从高加索山到大西洋，从挪威到北非，一度到处都飘扬着卐字旗，但这种辉煌只是昙花一现。第三帝国转眼走向了毁灭。一战的时候，德国死了177万多军人。这回，650万德国人死于非命。德国输得精光，可法国的胜利也非常惨淡。用欧洲之父莫内的话说，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法国死了81万人，其中居民占47万。巴黎凯旋门第六次目睹德军铁蹄的蹂躏。这次，德法之间又是血海深仇。
不过，胜者也好败者也罢，理智的人们不想再在冤冤相报中角逐、杀戮了。冤冤相报没法了。
胜利的法国和战败的德国，艰难地以新的眼光看待历史，以新的姿态走向未来。毕竟，欧洲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仇恨带来的是两输，只有和解才可能共赢。1945年8月，在萨尔布吕肯的一次演讲中，戴高乐说：“法国人和德国人应当一笔勾销过去的事情，进行合作，不忘记他们同是欧洲人。”四年后，联邦德国成立，随后加入了欧洲经济委员会。总理阿登纳向世人宣称：“在今日的欧洲，世仇完全不合时宜了，我决心使德法关系成为我政策的核心。一位联邦总理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德国人和好的欧洲人。”一度期望肢解德国的戴高乐，在1958年和阿登纳会晤后发表共同宣言，声明“我们相信，过去的怨仇永远结束了，法国人和德国人有必要和睦地生活”。
诸如要把德国变成农业国之类的意见，并没有占上风。相逢一笑泯恩仇不只是政治家们的高调表态，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这跟犹如狼入羊群的苏联不同。苏联从德国东部获得了价值500亿—1000亿马克（合125亿—250亿美元）的赔偿，拆走了上千家工厂的设备，并且采取“靠本地来养活”的占领政策。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曾在1947年这样对法国的外交官们说：“如果我到斯大林大元帅那里去，告诉他说，我不能做到让我管辖的部队和德国人民靠本地养活，而必须要求从外界进口食物来养活东部地区的所有那些人，那么，我的命运很快就决定了。斯大林会命令就地枪毙我，而我也只能认为他做得对。”而华沙条约形同沉重的枷锁，苏联用它死死地套着东德、波兰等国的脖子。
英法等西方战胜国没有像榨油机一样榨取西德，反而帮助西德重振经济社会的发展。仅马歇尔计划，西德就获得了15亿美元的援助。从1950年到1960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高达8.6%。经过战后短短的一段岁月，德国经济再次复兴。在德法之间，一个国家的发展奇迹没有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安全威胁，这还是头一次。
从1946年到1990年，法德之间实现了45年的和平。这是自1870年以来，莱茵河左右两岸持续最久的宁静。当德国再一次面临统一的抉择，不少人投之以狐疑的目光，德国统一会不会意味着一个新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呢？德国要想和平，就得打消或减轻欧洲其他国家的疑虑。
对德国来说，和平意味着要有所放弃，其中包括德国不再对“历史上”曾属于它的那些土地耿耿于怀。联邦德国和魏玛共和国的国歌都是《德国之歌》，不同之处在于，联邦德国只采用了第三节歌词。但是历史的记忆和联想，不会与歌词的变化完全一致。因为诗人法勒斯勒本1841年在黑尔戈兰岛上写下的《德国之歌》，曾热情洋溢地表达德国人那种发自肺腑的“爱国情怀”：
……从马斯到梅梅尔，
从埃特西到贝尔特，
德国，德国高于一切……
如今，马斯属于荷兰，梅梅尔归立陶宛，埃特西在意大利，惟有贝尔特还在联邦德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连哲学家康德生活了一辈子的科尼斯堡，也已成了俄国的加里宁格勒。德国何去何从？德国“统一”的分寸在哪里？
显然，没有放弃，它的邻国就没法安心，只要邻邦满怀猜忌，提心吊胆，和平的基础将依然脆弱。为此，德国人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正如德国报纸《时代》的女编辑登霍夫所言：“人人都感到我们已经受够了太多的报复和仇恨。不管怎样，如果不发动战争，不流血，怎样才能夺回失地呢？不可能。因此我们隐忍了。”1990年6月，东德和西德的议会承认将奥得-尼斯线作为德波边界。一年后，德波两国签订友好条约，承认两国以奥得-尼斯河为界，放弃使用武力。这意味着，除非在遥远的未来德国人再动干戈，否则统一后的德国就永远跟奥得-尼斯线东边的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再见了。
“不要领土，也不要赔款”
1945年8月29日下午，在日本厚木机场，麦克阿瑟对在那里迎候他的艾克尔伯格将军说：“鲍勃，现在算清账了。”9月2日，麦克阿瑟代表盟军接受日本投降。这天，他在广播中宣告：“今天枪炮沉默了。一出大悲剧结束了。一次伟大胜利赢得了。天空不再下降死亡之雨了。……”
6天后，麦克阿瑟首次前往东京。他把司令部设在东京商业区第一大厦，大厦对面就是皇宫护城河。一位美国作家这样形容麦克阿瑟当时的权力：“作为盟军的最高司令官，年已六十五岁的麦克阿瑟是一个拥有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国家的绝对统治者。他是独裁者，是殖民地总督，是日本幕府时期的将军，是沙皇。”
大权在握，反而使麦克阿瑟认为自己“面临着一生中最困难的境地”。虽然日本就在自己的军靴之下，可麦克阿瑟清楚地知道，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次现代的对战败国的军事战领是成功的”，历史的教训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占领都孕育着未来的新的战争……”
麦克阿瑟坐镇东京的使命，是要改造、重建和复兴日本，而非毁灭日本或把日本整得半死不活。正如杜鲁门所说的那样：“我们已赢得了战争。我希望德国和日本的人民能够在占领下复兴起来。正像我在柏林所声明的，美国不要领土，也不要赔款。”并非美国在二战中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杜鲁门才口出此言。美国在二战中伤亡总数过百万，其中将近30万人死于战场。最后的胜利来之不易，诚如杜鲁门总统在即将受降之际对美国人民所言，“无论在陆地、在海洋和在空中，美国的男女将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夺得了最后的胜利”，而麦克阿瑟自己，也曾有过被日军赶出菲律宾的狼狈。
1945年8月，在从冲绳飞往厚木机场的飞机上，麦克阿瑟手里拿着玉米棒芯烟斗，在机舱过道里踱来踱去，他向惠特尼口授指示：首先是摧毁军事力量、惩治战犯、建立代议制政府结构、使宪法现代化、举行自由选举、给予妇女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工组织、鼓励自由经济、取消警察压迫、建立自由而负责的新闻制度、教育自由化、分散政治权力、政教分离。到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在日本待了五年零七个月。回想往事，这位陆军五星上将满意地写道：“这些工作使我忙碌了五年多。结果全都完成了。”
不光麦克阿瑟自己满意，日本人对这位占领者也满意。日本非但没有将占领者麦克阿瑟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反而对他感激不尽，当作恩人。当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解除职务时，日本人“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从美国大使馆到厚木机场的路上，“两百万日本人民排在路的两旁，挥着手而有的则流着泪”，依依不舍地看着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日本国会甚至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对麦克阿瑟表示敬意和感谢，天皇裕仁也亲自前来送行。据说，天皇用双手握住麦克阿瑟的一只手，潸然泪下。首相吉田茂则向全国广播：“麦克阿瑟将军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所取得的成就是历史上的奇迹之一。是他把我国在投降以后从混乱和衰败之中挽救过来并把它引上了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部分扎实地培育了民主精神。是他为和平解决方案铺平了道路。受到我国全体人民最为深切的尊敬和仰慕并非偶然。”吉田茂如此颂扬麦克阿瑟，并非是虚情假意的外交辞令。几年之后，已经卸任的吉田茂，在他的回忆录里依然将“对于战败国日本的占领任务，主要是由美军来执行的，而且占领军最高统帅是麦克阿瑟”，视为日本的幸运。
打败了日本，占领了日本，改造了日本，却没有在日本留下仇恨。在此之前的现代世界历史中，就一个战胜国对一个主要战败国的占领而言，恐怕没有第二个如此成功的事例。麦克阿瑟在离开日本后说过，“我们采取的管理形式是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他不是吹牛。仅就如何处置天皇一事，就足见麦克阿瑟非凡的政治智慧。刚到日本不久，有些参谋人员建议，应该把天皇传到盟军司令部来，以显示权威。可麦克阿瑟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这样做将会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折磨天皇。”他决定等天皇自己来。1945年9月27日，天皇主动求见麦克阿瑟。当时，英国、苏联和美国，都有不少人要求处死天皇。可麦克阿瑟认为，那样做的结果会是“悲剧性的”。他曾告诉华盛顿方面，如果天皇被逮捕并作为战犯审判，他和盟军司令部将需要“一百万增援部队”。麦克阿瑟也没有摧毁靖国神社。尽管这个神社的名册里也有那些曾与美军厮杀时殒命的将士，其中包括山本五十六、南云忠一。
不过，一个巴掌拍不响。日本人把美国人视为一个“好样”的占领者，他们自己也准备做一个“好样”的战败者。如果日本没有决心做一个“好样的战败者”，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占领就未必会那么顺当。有好样的战败者和好样的战胜者，这是战后日本之所以迅速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5年9月17日，吉田茂出任外务大臣。不久，他去拜访铃木贯太郎。铃木是吉田茂在学习院大学时代的老师，担任过日本的第42届首相。吉田茂说：“这次我就任了外务大臣，您想到应该注意些什么，请多指教。”铃木告诉他：“关于战争这个问题，胜利后的善后工作固然重要，但战败时也必须作个好样的战败者。”
十多年后，吉田茂在回忆录里说，“西洋也有‘A good winner is a good loser’（一个好的赢家同时也是一个好的输家）这样一句谚语，我也认为是至理名言。对盟军总部要端正战败的态度是我一贯的想法”。那么，何谓端正战败的态度呢？吉田茂说，既不是一切都惟命是从，也不是阳奉阴违，而是“协助占领政策”，不过，“每当对方有认识上的错误或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主张时，我一向是尽可能说明我方的情况，力求说服对方。并且在尽管这样但问题仍按对方的主张作出决定时，我所采取的态度是遵守这个决定，以等待能够纠正对方错误或过分的时机到来”。
吉田茂并非麦克阿瑟的儿首相。吉田茂的思路有它的社会基础。
经过二战，许多日本人已经意识到，日本战败，并非坏事。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在1946年出版的《教育立国论》里就说，“假使当时日本成了战胜国，日本会变成什么样呢？恐将是军阀、财阀、官僚专横跋扈，军部权力永久化，猖狂达于绝顶，军国主义被视为神圣，战争受到赞美，国家经费的大部分为此而被夺去，使国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中。……所以，我们决不去惋惜失败，难道不应该从心底欢呼‘败得好’吗？”
作一个好样的战败者，日本并没有吃亏，也没有耻辱。吉田茂在有生之年，就看到了日本的复兴：“在战争结束后，有些人认为日本已不能复兴。……但是，这样的日本竟在十年之中繁荣起来了，无论从汽车的数量，还是从楼房的幢数来看，都比战前增加了几倍以至几十倍。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出现过这样的复兴景象？”从1952年到1973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的速度迅速增长。复兴起来的日本，并非一个怀恨在心的美国仇敌。
代后记 看他楼起楼塌
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
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大国历史经验显示，奉行专制或极权政体，也可能富国强兵，兴盛一时，称雄一方，但此类政体有着致命缺陷，虽然也可能使一国如深沉暗夜中的流星一样光芒耀眼，却不足以言为万世开太平。
在现代世界，试图以竞逐国家富强来阻碍、替代向共和政体的转变，是一条不归路，一条危险的不归路。共和政体诚然并不完美，但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并能付诸实践的、对人民而言最为安全的一种政体，有着国家富强所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和魅力。
（一）政体与大国的衰亡
一、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来，三百余年里，专制大国的寿命，有长有短。其中值得格外注意的现象是，19、20世纪一些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由兴到亡，时间不超过80年，以至于许多人在有生之年，就能眼见它兴起目睹其灭亡。
在19世纪的曙光照临欧亚大陆之前，有的专制帝国，已经维系数百年，摇摇而不坠，有的则凭借惯性、残暴，当然还有智慧，甚至运气，熬过19世纪，步履蹒跚地进入20世纪。自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待到宣统皇帝逊位，爱新觉罗氏坐了二百余年的江山；及至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宣布退位，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罗斯已逾三百年；而古老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撑到苏丹制被废的1922年，则历经了六百余年的风风雨雨。
和这些老帝国的“长命百岁”不同，在19、20世纪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从诞生或兴起到崩溃不超过80年。许多人有机会“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法兰西第一帝国从1804年拿破仑称帝，到1814年拿破仑退位，也就十年的光景；法兰西第二帝国自1852年12月宣告成立，到1870年9月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不到18个年头；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年在普法战争的凯歌声中应运而生，到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兰，还没有风光够50载；日本帝国自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1868年开始维新，到1945年战败，不到80年；而从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到1945年5月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德意志第三帝国只存在了12年。作为一个超级大国，1922年12月成立的苏联，即使从1917“十月革命”算起，在1991年12月崩溃降临之时，也没有活到75个年头。
换言之，如今世上已无“长命百岁”的专制或极权大国。
二、虽然实行共和政体的大国不一定“长命百岁”，但是迄今为止，“长命百岁”的大国，却无不属共和政体。
在历史上，也有共和政体的短寿大国。1871年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是其中一例。它苦苦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战胜国的一员，而后却在与纳粹德国铁甲雄师的殊死较量中，兵败如山倒，1940年崩溃时它还只有69年的历史。
虽说实行共和政体的大国不一定就“长命百岁”，但是如今“长命百岁”的大国，无不采行的是共和政体。国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英国，并无“共和国”的名号，且白金汉宫里还有一位万民敬仰的“女王陛下”，但它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共和国。若依孟德斯鸠（1689-1755）的判断——“英国是个裹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则英国是现今大国之中最古老的共和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迄今为止，王冠已经传承了三百余年。这个工业革命的先驱，虽已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独领风骚，但它仍然是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强国之一。而1776年宣告独立的美利共和国，已立国230余年，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头号强国。
三、前述的大国历史经验显示，无论是专制、极权政体，还是共和政体，都不能确保凡是采用它们的国度就一定不会衰落或败亡。
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专制、极权大国固然不免一一衰亡——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苏联等等这些烜赫一时的世界大国，都已成明日黄花，而奉行共和政体的大国，也未能尽免或衰或亡之忧。纳粹德国的铁蹄踏断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命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崩溃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超级大国里，也没有昔日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身影，英国衰落了。
共和国的衰落，一是表现在与专制、极权大国的竞争中，竭力赶超的专制或极权大国后来居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败给了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而勉力应付了纳粹铁拳的英国，在二战后的国力，则远不如能令整个世界为之胆寒心颤的苏联那样雄厚。1958年4月，赫鲁晓夫称：“英国雄狮一声怒吼而震撼一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话没错。英国已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威震全球，数代人苦心经营的日不落帝国，也在战后的短暂岁月里变成了日不落联邦。不过，国力足以毁灭世界的超级大国苏联，如今已成历史，而不再怒吼一声可令世界震颤的英国尚在。
共和国的衰落，二是表现在共和国之间的比较中。随着19世纪末美国在新大陆的崛起，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共和政体的大国，它们在国际上的地位相对下降。毕竟，在所有的时代不可能所有的国家同时得第一。况且，不仅是政体，疆域大小、地缘特征、人口多寡、资源丰瘠、科技发展，甚至机缘巧合等等因素，同样也会影响一国的成败兴衰。
不过，英国大国地位的下降只是相对而言，它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声威煊赫、格外引人注目罢了，而非从天堂掉进冰窟的绝对衰落或衰败。这是一种别具特色的英国式衰落。诚如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1963年5月所言，从绝对意义上说来，英国从未如此繁荣，它的军事力量从未如此强大。直到今天，英国还是世界上最为强盛富庶的国家之一，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依旧举足轻重。就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数量而言，从1978年到2007年，英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其中5位英国科学家得过诺贝尔化学奖，8位英国科学家得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四、因为崛起或一个时期里举世瞩目的繁荣与威势，专制或极权国家易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护短与自恋倾向，忽视或看轻政体的缺陷及其可能的致命后果。
十九世纪以来，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等国，跟与他们政体不同的英国、美国一样，都曾是盛极一时或称雄一方的世界强国。像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普法战争结束直到一战爆发，长时段处于国力不断上升的繁荣状态。给欣赏普鲁士经验的伊藤博文留下的印象是：“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维持和增进国民的幸福与安宁，决不是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结之果。”德国人也为自己的“特殊道路”沾沾自喜。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平森所言，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人的主要感情是对政治和工业成就的自豪感以及对未来的乐观展望”。
当威廉二世在1892年声称“我们肩负伟任，我要带领你们走向美好的时代”；当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昭和八年（1933年）说“看啊！看啊！昭和日本的前途上真是光焰万丈”；当1961年正式通过的苏共纲领扬言，“在当前的10年内，即1961年到1970年，苏联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时，人均生产总值将超过最强大、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是何等自信，哪会认为自己国家的政体含有致命缺陷？倘若谁在1913年预言五年后德意志第二帝国将寿终正寝，或者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初登大位时，估摸说苏联不到十年就会土崩瓦解，有几人会信以为真？
世事难料，而人又总是难以摆脱预料的诱惑和需要。比如对苏联的命运，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就说：“我认为，也希望过，专制的苏联帝国最终会从世界舞台消失，但它来得如此迅速，则是我始料未及。”于是，一再喊狼来了却总未见狼影的现象，反复出现。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上与苏联决裂的舍甫琴柯曾提到：“多年来苏联经济被描绘成一片阴暗的情景，每遭受一次新的挫折，就有人出来预言这个制度的寿命有多长以及将来是否可行。”在1985年出版的《与莫斯科决裂》一书中，舍甫琴柯认为，“预言苏联及其帝国即将衰落为时还早。”这位苏联制度的反对者尚且如此估计，对于苏联的拥护者来说，更不会觉得大限将至，预言危机的声音，不免易于被视为危言耸听、恶意唱衰了。
不仅是专制或极权国家的统治集团会不见棺材不掉泪，纵使是国外的旁观者，也容易被这些国家一时的繁荣所蒙蔽。美国《新闻周刊》在1959年发出警告，苏联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即使反了一辈子共的尼克松，到了1980年还在讲，“除非我们迅速行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是美国和西方危险最大的时期。……苏联将是头号强国；美国将是二号强国”。可是，尼克松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苏联解体，《新闻周刊》也有机会再报道苏联的崩溃。
五、与过去的专制大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19、20世纪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自兴起之时，就不得不面对自由民主思想及共和政体国家实践的强烈冲击和挑战，只能在封闭与开放中摇摆、挣扎，直到最后衰亡。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远航以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及至进入到19、20世纪，已经没有任何专制大国能建立起可全凭一己好恶将外来“敌对”或“有害”思想拒之门外的万里长城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这意味着，英国《权利法案》、《联邦党人文集》、法国《人权宣言》……或者洛克、孟德斯鸠、杰斐逊……已不只是属于英国、美国或法国，而是属于整个人类。专制或极权大国不得不面对这种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是致命的，它天然地倾向于颠覆专制或极权国家的制度和观念根基。以致于处于文明劣势地位的专制或极权大国，不得不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方法，去应对这种冲击和挑战。
但是，专制或极权国家无论多么强大，经验显示，并不足以使其人民免于统治者所不喜欢的域外文明的“侵蚀”。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作为战胜国的俄罗斯，无疑属于强权的一方，可是驻扎在法国的俄国占领军军官，却受到了战败国法国的思想感染，一些人开始从精神上厌恶俄国的农奴制和专制主义。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看到了，“法国人不像俄国人，他们不把君主视为地上的上帝”。十二月党人马特维·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则说，“我们是1812年的产儿”。这样的历史，日后又在苏联重演，以致于1946年苏共开展运动“反世界主义”，以抵制“西方”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