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言 大国衰亡定律
自序 我相信道不远人
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
美国的文官统治
宪法这头狮子
帝国崛起病
跛脚的进步
穿制服的蛇
好师傅、糟徒弟
惹不起的儿子
戈培尔的锦囊
希特勒的军队
法西斯的名声
联邦德国的奇迹
英国的两次分家
腰包里的大国特性
须小心看待的力量
创造怎样的世界
代后记 看他楼起楼塌
序言 大国衰亡定律
吴思
在这本书里，黄钟考察了大国兴衰与政体的关系。他试图寻找大国兴衰的规律。那么，他发现了什么？
黄钟的基本结论是：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可以兴起，也都可能衰落。但是，至今兴盛不衰的，只有共和政体。至于专制政体，自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以来，200多年过去，其寿命还没有超过80年的。
为什么？因为犯错。无论内政外交，各种政体都会犯错。但是，在共和政体中，权力受到制约，很难一条道走到黑。专制政体缺少权力制约，错而难改，一错再错，难免衰亡。
这就是说，权力因不受制约而短命。进一步说，权力越不受制约，就越短命。再进一步说，随着演化速度加快，出错概率提高，权力越不受制约，寿命就越短。这是一条定律吗？权力衰亡定律？政体衰亡定律？
衰亡定律，换一个角度，或许可以改成长寿定律。即：权力受到制约的共和政体，是政权和国家长寿的必要条件。这里说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共和政体并不能保证长寿，但是，没有共和政体，必定不能长寿。
黄钟一项一项地讨论了大国兴衰的原因。
首先是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精心构筑起一道又一道防线：选举的防线，财政的防线，限制常备军的防线，行政首脑任期的防线，军官任命的防线，军费开支的防线，言论自由的防线。当然，价值观也是一道防线。
然后就是反例。在有宪法的条件下，日本军人如何冲破一道又一道防线，挑起导致自我毁灭的战争。德国的行政首脑如何突破国内的道道防线，成为大独裁者，领导全国走向灭亡。日本和德国的国内防线有什么漏洞，国际防线又出了什么问题。
这些讨论，让我想起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命运。我粗略统计过，从秦朝至清朝，大一统帝国，不算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平均寿命171年。算上那些分裂的朝代，平均寿命67年。灭亡的原因有三类。40%死于民变，如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揭竿而起。40%死于官变，如王莽篡汉和黄桥兵变。还有20%死于外族入侵。
所有王朝的灭亡，都可以看作均衡格局的破坏。主导者控制不住局面，崩盘了。那么，大格局为什么失衡？说来复杂，从天气到权术，错综交织，很难一概而论。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提高权力制约水平，假如实行共和制，中国历代王朝的寿命将会如何。受黄钟启发，想到古罗马，从王国（公元前753-前509年），到共和（前509-前27年），到帝国（前27-公元476年），传承有序，虽有政体的调整改良，虽有明成祖推翻侄子建文帝那种级别的内乱，但基本格局大体稳定，罗马的寿命居然超过1200年。反过来说，长久积累，也成就了罗马的复杂和伟大。
罗马帝国维护君权的制度和技巧，比起中国历代王朝来，几乎是幼儿园水平。帝国时代的罗马，仍有元老院，名义上仍是最高权力机构。如此一弱一强，帝国时代罗马对权力制约的程度，远远超过中国。由此看来，权力制约程度与王朝寿命正相关，这条定律，在古代也能成立？
当然，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平均寿命远远超过80年。但黄钟说的是拿破仑战争之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加速。交通更便捷，联系更紧密，竞争更激烈，创新更频繁，好比生物界物种增加，气温升高，进化加速。按照速度换算，时间尺度已经大变。然而，崩盘的原因，仍然是内外关系失衡。共和制度，正是通过制约权力防止严重失衡的机制。
黄钟的讨论，都有史实依据，结论来自对事实的归纳，可谓论从史出，实事求是。但是他落笔谨慎，没有用定律之类的概念称呼他的结论。我比较敢冒险，替他论证几段。
考察王朝兴衰，看那些考察王朝兴衰的著作，似乎可以提炼出一个公式。这个公式的左边是社会的各种危机：民间的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官民关系的危机，国际关系的危机，以及各种危机交织的总和；公式的右边，是解决这些危机的实力，即各种物质和精神资源，乘以使用效率——制度与人才。如果这是一个等式，那么社会可以维持稳定。如果这是一个不等式，危机大于解决危机的实力，那么，这个王朝就会走向衰亡。反之，解决危机的实力大于危机，那么，这个王朝就有兴起的潜力。
德国和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无法解决的国际危机，因此走向灭亡。这两个国家为何犯下如此大错？一个是希特勒的权力扩张，一个是日本军部的权力扩张。权力制约机制失效，一意孤行，直至灭亡。权力不受制约的扩张，可以制造危机，还可以降低解决危机的效率。顺着这条思路，我们也可以从秦汉一直解释到明清。民变，官变，国际关系之变，都在这个解释套路之内。例如，秦朝死于官家权力过度扩张，汉朝死于外戚权力过度扩张。
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表述的近似长寿定律。奈何，不受制约的权力扩张起来很容易，长期的自我约束很不容易，于是，我们就看不到长寿的独裁政权。
不过，权力不受制约，一定会扩张吗？一定犯错吗？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他的论证方式是总结经验，属于归纳法。仔细归纳起来，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句话大体符合事实，但也不一定滥用权力，这句话仍然符合事实。华盛顿即是例证。同是汉朝皇帝，汉武帝滥用权力，汉文帝却自律极严。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大体可以成立，却不一定成立。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还可以如此论证：
大前提：任何人都趋利避害；
小前提：掌权者是人，权力通常是利；
结论：掌权者通常会扩张权力，直到利益消失，得不偿失为止。
这番演绎推理，最可讨论之处，就是小前提中的“权力通常是利”。权力对所有人都意味着利吗？华盛顿热衷于土地交易和农场经营，对专制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让他当国王不仅对社会不利，对他本人也不利。引入个人偏好，再引入作为判断基准的价值观，引入精神因素，利害评估顿时复杂了。捞钱是利益，扩张权力是利益，名垂青史是利益，辞职退位仍是利益。有了这些变量，我们才会见到华盛顿这样的人，他仍在追求利益，却不追求权力。不过，绝大多数人认为权力是利，进入政界的人尤其热衷于权力，在权力主导的社会，权力确实也是各种利益的渊薮，这种说法也不错。所以，权力通常是利，掌权者通常会扩张权力，从统计学角度看，这个判断高度趋近事实真相。
掌权者的上述利益，掌权者对权力的扩张，可能与社会利益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一旦不一致，权力越大，错误越大。如果不受制约，就可能导致崩盘。掌权者追求利益，扩张权力，从长期看，在几代人的跨度中，在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变动中，利益相悖的概率极高，犯错的概率极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比较长的时段上，衰亡定律不仅可以得到经验证明，也可以得到逻辑证明。大体如此，基本如此，时间越长越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近现代史，最近两三百年的世界史，还有许多重要现象值得讨论，但本书并未讨论。我听说，这本书原稿的篇幅比现在长一倍，也许那里有更多的讨论和论证吧。
黄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也是一个温和理性审慎的人。这是一种奇特的组合。我有幸与他共事数年，很敬重他的人品和学识。书如其人。
2016年4月21日
自序 我相信道不远人
从大学开始，直至毕业后的二十余年里，一种挥之不去，却又尽力想要摆脱的渺小感，督促我围绕这本小书的主题进行着某种思考或探讨。
此处所谓渺小，是个体相对于国家而言。如梦魇缠身的渺小感，主要是一种心理意识。这种意识与出身、财富、能力、力气等等关系甚少，却与一个人在特定社会里的自由程度、权利保障程度干系极大。我若能做一个面对权力没有渺小感的“小人物”，此生足矣。
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都像乔治·华盛顿、比尔·盖茨那样位高勋重或富可敌国，多数人在其他人眼里，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路人甲或路人乙，每天过着稀松平常的生活，做着一辈子也不可能惊天动地的营生，或种地放牧，或引车卖浆，或当差受雇……司马迁、班固，或者希罗多德、普鲁塔克那样的史家，不会用其如椽之笔让他们永驻史册。
但在一个正常的国度，这些路人甲或路人乙，无论贫富，无论官民，都能自由地过着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我在这本书里，引用了撒切尔夫人的父亲弗雷德·罗伯茨——一个英国杂货店老板的例子。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罗伯茨在一次宴会上曾这样告诉来宾：“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这种生活，是为了他们自己，也属于他们自己。他们不会身不由己地沦为权力的工具，也不会因为自己不够富有不够显赫而自感渺小。
我喜欢这种感觉。但罗伯茨的这种常人之感，并非人人都有，丞相李斯没有，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也没有。
回想起来，我的那种渺小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童年时光里，我没有见过足球、电视，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红旗轿车存在，但七八岁就知道了美国和台湾的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遇到荒年，我跟父亲或伯父一起捣蕨根，跟奶奶去挖难以下咽的野菜。为了节省火柴，把煮饭烧柴留下的火炭用柴灰埋好，等到下一顿饭再扒开柴灰找出火星，用火筒吹燃柴火……在水牛的长哞声里，在鞭炮炸牛粪的嬉戏中，我和小伙伴们自得其乐，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气吞山河。我们属于“脚踩牛粪，胸怀天下”的一代。为什么要读书？标准答案是“为中华之崛起”。
可是人会长大，记忆慢慢变得模糊，思想却愈发清晰。
生于晚清的爷爷没有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这并不妨碍他尝试用自己可能的方式来改善命运。我小时候跟爷爷奶奶睡，半夜起来上茅房，爷爷还在房间里打草鞋。搓稻草搓得手起血泡，更是常有的事。为了打好草鞋，他尽可能地找人讨要最好的糯米稻草。用今天的话来说，爷爷有“工匠精神”。可是草鞋不值钱，更麻烦的是，爷爷不能在本地的集市上卖草鞋，必须想方设法到十八里外的贵州漾头去交易。
长大后才明白，那叫“黑市交易”。在两个交易日之间，爷爷把打好的草鞋积攒起来，在凌晨时分走出家门……我长大后，多次挑着猪崽沿着最便捷的公路，去往锦江边的同一个贵州集市。爷爷当年却必须琢磨怎么走才可能最安全。记得有几次他回来时挺沮丧，因为在半路上遭人拦截，草鞋都被没收了。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但是爷爷并没有因此停止打草鞋、卖草鞋。我不知道每每“政策紧”的时候，为了躲避围追堵截，挣那几毛血汗钱，爷爷变换过多少次路线。他们出卖自己的血汗，却如做贼一样。
有些少年懵懂时的理想，其实是别人的理想；待到成年离开故土，一些属于自己的理想开始成长。其中一个理想，或者说梦想，就是探究人之为人，在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下才会面对权力而不显渺小。在我看来，渺小的人没有祖国，“祖国”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樊笼的另一种说法。这本书，就是我追梦过程中的一个思想小结，虽写的都是他国故事，但我相信道不远人。
感谢吴思老师拨冗为此书作序。
本书之所以能够最终成稿，感谢老友向继东先生的催促，让我在2014年辞职后一年多的失业时光里不敢怠惰，将文稿整理出来。而编辑徐晓老师、张缘先生的专业和敬业，亦令我感铭在心。此外还应感谢杨支柱、潘海霞、程亚文、郭永忠、蔡金刚等友人，在过去十来年中，他们不厌其烦地帮我借书，使我得以完成这本小册子的写作。
感谢我的夫人，不仅对我向来宽容有加，而且总是我做出人生重要选择的坚定支持者，即便那些选择可能面临着失业，甚至比失业更为严峻的境遇。面对困境，她常常引用《圣经》里的一句话宽慰我：“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感谢我亲爱的儿子，他像春天里的阳光，让我感到生命的和煦与美好，在活着的每一天，勉力前行。
2016年4月10日于北京清河
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
共和国的存续之不能只倚靠美德，犹如人之维生不能仅凭赖氧气。然而，政治美德之于共和国，一如氧气之于人。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同样适用于共和国的建立，适用于共和国的维系。
当然，政治美德需要权力制衡机制相辅相成。对越卓越的人物，越需要设防。毕竟，人类历史的经验反复显示，即便一个穷凶极恶的蟊贼，他所能毁灭的对象，极其有限，而政治世界里的大人物，其胆识过人的罪错，却能毁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陷整个世界于不幸。
“不需要任何报酬”
美国的独立是枪炮打出来的。
1775年6月14日，大陆会议创建了大陆军。马萨诸塞代表约翰·亚当斯提名华盛顿为总司令。6月15日，大陆会议全票通过对华盛顿的提名。6月16日，华盛顿接受大陆会议的任命。总司令一职，名头虽响，其实是一件拼命的差事。6月18日，华盛顿给夫人玛莎写信安排了后事：“生命无常，为了谨慎起见每个人都必须在他还有能力的时候安排现世的事务……已经请潘多顿上校按我的指示替我起草了一份遗嘱，我把它随信一同寄去——万一我死去，留给你的供养，我希望还算丰厚。”
虽说是去率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阵，可肩负重任的华盛顿却只要求报销“严格记账”的开支，除此之外“不需要任何报酬”。在对大陆会议的演讲中，他说得一清二楚：“我不会出于金钱的考虑来接受这项艰巨的任命，因为它将牺牲我的家庭的闲适和幸福。”
华盛顿说到做到。当时给大陆军总司令定的月薪为500美元。华盛顿直到离职，也没有领取过一个子儿的薪金。相反，在核对明细账时，倒发现他自己贴补过不少钱。中国有句俗话，千里当官只为财。华盛顿冒死犯险受命军职图的是什么？
捍卫自由。
1775年7月3日，在坎布里奇的一棵山榆树下，华盛顿宣誓就职。当时，大陆军只有大约一万四千人。部队不算大，难题却不少。总司令才当几个月，华盛顿就在信里向弟弟大倒苦水：“我敢说，自有军队以来，任何指挥军队的人，其所处条件的艰苦，都不足以和我所遭遇的相比。如要详加叙述，简直可写一本书。”不过他并没有知难而退。
1777年12月，华盛顿率部退居宾夕法尼亚的福吉谷冬季营地。当时天寒地冻，沃尔多医生在营地看到，“一名士兵走了过来，他的鞋烂得露出脚趾头，破烂的长袜盖不住他赤裸的双腿。裤子破得几乎连羞都遮不住，衬衣撕成了碎条，头发蓬乱，面庞削瘦……”
沃尔多没有夸大其词。
约翰·班尼斯特是弗吉尼亚派往大陆会议的代表。1778年4月21日，华盛顿写信给他，诉说了福吉谷的严峻形势：“士兵衣不蔽体，夜无毡毯，脚上无鞋，赤脚行军，根据他们留下的血迹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行迹。他们几乎经常没有粮食，在严霜积雪中行军。圣诞节时，他们在离敌人约一天路程的地方进行宿营，没有房舍，甚至连栖身的茅屋也没有。”
福吉谷的冬季，对大陆军将士来说，是一场生死考验。因为衣食匮乏，肥皂毯子奇缺，军中疾病流行，在1777年12月19日抵达福吉谷之后的6个月里，一万名士兵里，死了将近2500人。
总司令不好当。华盛顿告诉班尼斯特，“军官辞职之风与日俱增”，“每时每刻都有军官请求休假”，这种情形已使弗吉尼亚防线“遭受严重的震动”。仅弗吉尼亚派来的军官，提出辞职的，已经不下90人。“除非国家一方表现慷慨，为军官将来的福利作出妥当的安排，否则，实难劝说他们牺牲目前的利益在战场出生入死，保卫国家”。
当时在英军供职和在大陆军当兵，待遇判若云泥。在英军那里，一个小小的连长职位，一转手，就值1500到2200英镑。一个龙骑兵队长的价值，可达4000几尼。一几尼等于21先令，4000几尼就是4200英镑。而华盛顿手下的大多数军官，是靠私产“接济目前的费用，将来也无望得到补偿”。这种情形下要让军官们心平气和，还不要串通一气脱离军队，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可以充满想象力地做军人们的思想工作，“可以大谈特谈爱国主义，可以引证古代故事中的一些先例，可以举述在这些先例影响下所完成的伟大业绩”，但是通情达理的华盛顿直言不讳地告诉班尼斯特，“不论是谁，如果把进行一场长期浴血的战争单纯建立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
困厄之中，令他深为不满的是，“部队中的军官，正沦于贫困与乞讨的境地，大部分已感到惟一的选择是脱离军职，只有少数有德之士才无此打算”时，大陆会议却“沉浸于音乐会、宴会与晚宴之中”，“每次动辄花费三四百英镑”，议员们对诸如债台高筑、财政崩溃、货币贬值、信用扫地等“整个国家的头等大事”，“无所作为，甚至连想也不想”。1778年12月30日，华盛顿写信给弗吉尼亚议会议长本杰明·哈里森，如此这般地抨击了一番大陆会议的弱点。
不过，华盛顿抱怨归抱怨，做事归做事。只是并非所有军人都像华盛顿那样任劳任怨。独立战争期间，兵变多次发生。仅1780年，从一月到六月，就有三次。
尽管大陆军中发生过多次兵变，但这并不是说军人们就不愿为独立和自由而战。只是他们觉得大陆会议实在让人有点寒心，就用这种方式抗议一下。不过，军队的不满和兵变，有如危险的火种，一旦有人借此兴风作浪，就会威胁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
“耍弄军队危险！”
1782年4月19日，荷兰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独立。9月27日，英美在巴黎开始正式和谈。
独立战争眼看就要画上句号。可是大陆军中，暗潮涌动，军人们对薪饷问题强烈不满。
1782年10月2日，华盛顿致函陆军部长本杰明·林肯，告诉他“军官不满情绪，现已弥漫全军”。
军官们的不满并非无理取闹，而是他们确未受到公正合理的对待。华盛顿说：“他们出生入死，效命疆场，经历了难以忍受的艰苦，为国家赢得了独立和自由，自己的青春年华已成过去，有的还耗尽了祖业。就在此时，必须离开军队，而自己却负债累累，连回家路费也无着落，怎能没有怨言。”
华盛顿向本杰明·林肯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在这种易于激怒的情况下，如无办法安抚他们的心情，使他们对将来充满希望，不能不担心一系列的弊病将接踵而来，且性质严重，难以收拾。”
为军人鸣不平、争权益的华盛顿忧心忡忡。面临两手空空被遣散回家的军人，完全可能在部队没有解散之前，利用自己的力量索取被拖欠的薪饷，用刺刀保障自己的权益。在这种形势下，华盛顿的个人抉择，将极大地影响美国的命运和走向。
俗话说，有枪就是草头王。中国后晋的一位节度使就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那么，华盛顿会利用不满的军队，为自己攫取一顶皇冠，或者像克伦威尔那样凭借武力成为无冕之王吗？
1782年5月，大陆军上校刘易斯·尼古拉（1717-1807）写信给华盛顿，劝他担负起合众国国王的重任，建立以华盛顿为国王的军人统治。环顾当时的世界潮流，尼古拉的建议并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在那个时代，大清帝国还处在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的状态下，而欧洲也普遍认为，人民治理国家最终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天下大乱。
可是华盛顿看着部下来信，却是“怀着诧异和震惊的心情”，仔细读完后，当即回复：“请相信，先生，在这场战争中，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从您那里得知在大陆军中存在着如您所表达的这类想法更令我感到痛心的了，而且我必须以厌恶的眼光看待此事，并严厉地进行斥责。”
他告诉尼古拉：“我感到茫然，无法想出究竟是我的什么举动鼓励您呈上这样的一份请愿书，而这份请愿书在我看来充满了所能降临于我国的最大的不幸。如果我对自己的认识无误的话，您将不会找到比我更对您的计划感到厌恶的人了；……我想告诫您，如果您还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您或您的子孙后裔，或是尊重我的话，就请将这些念头从脑海中赶走，而且决不要通过您或任何别的人传播类似的观点。”华盛顿之所以这样做，既非韬光养晦，亦非的故作姿态。也许有人会说，就是华盛顿当年想当国王，在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他之所以没有把手伸向王冠，是因为他知道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不知道华盛顿是否也有过如此私念一闪，但我敢说，即使华盛顿内心真的是基于这种考虑才严词回绝了尼古拉的建议，也丝毫不会减损华盛顿身上人性的光辉。
古往今来，并不成功的手，伸的还少吗？现实里何曾少过劫掠失败的强盗、夺权身亡的政客、不惜代价的赌徒？如果华盛顿头脑发热，为一顶皇冠赌一把，成不成是另一回事，至少美国的历史会因此而改写。
1782年11月30日，英美签订预备性的和平条约。1783年2月4日，大不列颠宣布停战。独立战争结束了。美国的自由之树，是鲜血所浇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至少有二万五千多名美国人死于战场，差不多相当于那时美国总人口的1%。死亡比例之高，在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南北战争。华盛顿不想再看到骚乱和流血。权杖或皇冠，并不比同胞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更值得尊重和眷念。
1783年3月10日到12日，在华盛顿的司令部所在地，纽约东南部的小镇纽堡，军官中流传着一批匿名传单，抗议欠发薪俸，扬言不公正待遇要是得不到纠正，陆军将自作主张，公开反抗邦联国会。在军人的不满中，华盛顿看到的是对自由的潜在威胁，而不是攫取权力的有利机会。
华盛顿迅速果断地采取了行动。3月11日，他不仅禁止军官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而且明确表示不赞成纽堡请愿书。3月15日，华盛顿在纽堡召开了军官大会。他呼吁军官们不要“打开内乱的闸门”，而应“让你们的子孙后代在谈到你们为人类作出的光辉榜样时，有理由这样说，‘倘若没有这一天，世界决不可能看到人性能达到如此至善至美的境界’。”
部属们似乎不为华盛顿的言辞所动。演说快结束时，华盛顿从口袋里掏出国会议员约瑟夫·琼斯保证公正对待军队的信，拿出一副很少军官见他戴过的眼镜，动情地对军官们说：“先生们，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为了这个国家，我不光熬白了头发，还差点弄瞎了眼睛。”一些先前有兵变之心的军官被华盛顿感动得掉下眼泪。华盛顿要军官们相信国会。最后军官们表决通过，事情交由华盛顿处理。在他向邦联国会汇报了事件的经过之后，国会表决通过向军官发放5年全薪，对士兵发放4个月全薪。大陆军接受了国会的决定，军官兵变的阴云消散了。其后，虽有小小波澜，都是有惊无险。
从1775年6月任大陆军总司令，到1783年4月向军队宣告“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战事结束”，华盛顿艰苦卓绝地战斗了将近八年时间。他不是为坐江山而打江山，而是为自由和独立而战，谋国远虑，从未将军队作为自己猎取权势的私人资本。他告诫过汉密尔顿：“耍弄军队危险！”而在给替他管理弗农山庄的远房表兄伦德·华盛顿的信里，也谈起对军人待遇不公将引起危险：“在苦难长期煎熬下的人们，当他们确信自己已被完全忽视，受到忘恩负义及不公正的对待而心怀不满时，如被阴谋家利用，他们会走多远，值得认真加以考虑。”
1783年11月3日，对战争期间报名从军尚未遣散的士兵，邦联国会全部遣散。此前一天，华盛顿在致军队的告别词里，他诚恳地向所有士兵建议，“应热爱邦联，将高度的和解精神带到平民社会中去”，不要因不公正的对待而“诅咒或采取过激行动”。当士兵们脱下军装之时，华盛顿也在准备重返平民生活。1783年12月23日正午12点，华盛顿递交辞呈。这天，他致信施托伊本：“这是我在效力国家期间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了，本人将在今日12点辞职卸任，从此我将成为波托马克河畔的一名公民了。”
功成身退的华盛顿不是凯撒，不是克伦威尔，而是一个随时听从召唤的伟大的平民战士。当美国人民终于摆脱英国的统治站起来了之际，并没有在另一个强权势力面前跪下去。美国人民摆脱了历史上通常的造反悲剧：以争自由始，以获专制终。
“我想再买一百或两百只母羊羔”
1783年12月24日早晨，华盛顿离开安纳波利斯，在圣诞节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弗农山庄。28日，他写信告诉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演出终于结束了……我希望将余生用于结交正直的人们和从事家庭内务的管理。”
昨日叱诧风云的统帅，如今又干起了老本行——弗农山庄的种植园主。他惦记着拉法耶特保证给他的“那两头公驴和母驴”；他向威廉·菲茨休询问其邻居中有没有人出卖羊羔，因为“我想再买一百或两百只母羊羔”；他告诉英国农艺学家阿瑟·扬，“干农活一向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华盛顿甚至在弗农山庄还做起了培育良种骡子的实验。
1784年2月1日，华盛顿在给拉法耶特侯爵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乡居生活：“……我成了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介平民，在家安居，远离军营的喧嚣和公职生涯的繁忙场景。”他告诉拉法耶特，自己现在正在“享受一些安谧的乐趣”，而“这些乐趣是那些总在追逐名誉的士兵、把无数警觉的白昼和无眠的夜晚花费在为保卫自己国家的利益——也或许是为了毁灭其他国度，仿佛这个地球不能容纳我们所有人似的——制定计划的政客，以及总在观察君主的脸色，希望抓住一丝和善的微笑的朝臣们所难以理解的”。
两个月后，他在回复拉法耶特侯爵夫人的信中又说：“而今，我已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看不见营房的繁忙景象。无官一身轻。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
华盛顿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向世人证明了，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政治家都一个德行，而是有高下之分。制宪会议代表威廉·皮尔斯（1740-1789）曾这样描写华盛顿：“和辛辛纳图斯一样，在赢得邦联的最高荣誉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农庄，做一个普通的公民，怡然自得。”
共和国所推崇的，是辛辛纳图斯那样的平民战士。公元前456年，执政官米努西乌斯的军队处于埃魁人的围困之中，罗马任命辛辛那图斯为独裁官。当元老院的使者通知他被推举为独裁官，并向他解释了罗马共和国危在旦夕的处境时，他正在自己的地里收拾农活。可辛辛那图斯听从祖国的召唤，临危受命，放下犁头，穿上大袍直奔罗马，召集军队去解救米努西乌斯。他打败了敌人，解救出了米努西乌斯。一俟任务完成，辛辛纳图斯就解甲归田。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对辛辛纳图斯的所作所为大加赞美：“那些只认钱财，视天下事如草芥的人，那些除了财货滚滚之地，看不到哪儿还有荣耀和德行的人，都该听听这个故事。”
制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绝非无足轻重。共和国离不开美德。没有对政治美德的向往和践行就没有共和国。一个心灵败坏，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撑不起一个共和国。这种民族会以为成王败寇，“打下江山”就是值得钦佩的本事，哪怕这“打江山”其实不过是场声势最为浩大的抢劫，而“打下江山”的人，也觉得自己来“坐江山”，顺理成章。刘邦当年的故事，就是绝佳例证。
刘邦年轻时对生产经营没多大兴趣，终日一副好色贪杯，吊儿郎当的样子，他父亲经常数落他没出息，不如二哥干得好。可刘邦虽是个小混混，却志向远大。有一回到京城咸阳出差，见了皇帝那种排场，他就想入非非：“大丈夫当如此。”经过一番浴血拼杀，刘邦成了皇帝。公元前199年，他在新建成的未央宫大摆酒席，宴请群臣。在给父亲敬酒时，洋洋自得地问：“现在我跟二哥比谁家业大呀？”
跟刘邦不同，年幼丧父的华盛顿是个好小伙，勤勤恳恳，白手起家。1750年，18岁就买下了谢南多亚河谷1459英亩的土地。这是他买下的第一批地产。等到他当总统时，已经拥有几万英亩的边疆土地，光在宾夕法尼亚西部，就有差不多5000英亩。这些地产并不是华盛顿利用权力巧取豪夺得来的。可华盛顿不仅不能把美利坚合众国视为自己的“产业”，就连保护自家土地的所有权，也力不从心。
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有一次去访问以他名字命名的华盛顿县，那里有些人对他的一片土地所有权有争议。当那些人硬是不同意华盛顿提议的解决方案时，华盛顿火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提拎着一块红绸手绢，说：“我拥有这块地，就像我现在拥有这块手绢一样千真万确。”
可是那些擅自占地者一点也不给华盛顿面子。华盛顿臭骂了他们一通。不料占地者里有个家伙恰巧是治安法官，他立马就以华盛顿将军恶语伤人为由对他处以罚款。要是华盛顿也能像刘邦那样，有枪就是草头王，杀人如同宰小鸡，谁还敢跟他争地产呀？
别说刘邦、朱元璋这等狠角色了，就是和华盛顿同一民族的克伦威尔，做派都是截然不同。克伦威尔在1653年就任终身护国公，实行军事独裁。可哈林顿（1611-1677）却没有跟着起哄嚷嚷英国出了个克伦威尔，而是认为英国应该实行共和制。他在《大洋国》讽喻克伦威尔应该功成身退。
克伦威尔对哈林顿的含沙射影表示轻蔑，还说：“人家以刀剑打下的江山，岂能因一粒纸弹的攻击而轻易放弃？”打江山就得坐江山，要不然，拼死拼活干什么呀？直到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他克伦威尔还是英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哪里会卸职回乡去种地放羊？这还不算，他死了，他的儿子继承了护国公的宝座。
华盛顿使世界第一次看到了，原来人类可以超越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他是为独立和自由而战，而不是为权力和交椅而战。这位美国惟一有可能成为君主的人，却在战后为君主政体的议论忧心忡忡。1786年8月1日，华盛顿在弗农山庄致信约翰·杰伊：“据闻，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君主政体。言论出自思想，再进一步即往往成为行动。这一步却是无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对于敌人而言，这将为他们的一大胜利。他们竟然发现，我们无能管理自己；建立于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各项制度不过是一种空想和无稽之谈。但愿能及时采取明智措施，以免发生我们深以为忧的后果。”
正是由于华盛顿品格高尚，使得后人在编写他的政治传记时，无须带着遗憾的心情写上这样几句：如果他在圣诞之夜回到弗农山庄时，就天年已尽，那么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华盛顿不像许多独裁者那样需要庸人事后做这样的假设。也正因为这样，德国音乐家舒伯特说，在美国，十三扇“金色的大门向不容异说和专制政治的受害者敞开着”。而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亨利·格拉顿则鞭策自己的同胞：“在你们确定当奴隶的可行性之前，请始终朝美国看。”
和华盛顿一样，美国的国父们都没有那种打江山坐江山带来的荣华富贵。打了八年仗，没有封神榜。比如罗伯特·莫里斯，他在《独立宣言》《邦联条例》《联邦宪法》这三份重要文件上都签过名，曾被大陆会议任命为财政总监，有时甚至私人解囊，以保证华盛顿军队的给养，1789年他辞谢了华盛顿的财政部长提名，宁愿自己做生意。这人本是出席制宪会议的代表里最有钱的人之一，可他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的晚年。晚景不妙的国父，不止罗伯特·莫里斯一人。
不过，这些共和国创建者的晚景凄凉，并不是遭人政治迫害所致，而是因为共和国没有给任何一个人终身旱涝保收的物质待遇。每一个人，无论他们在独立建国的过程中贡献有多大，他们和平民一样，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他们没有荣华富贵，但也没有朱元璋手下开国将帅们那种被朝廷整得家破人亡的惨剧。美国革命没有吞噬自己的儿女。
“好人华盛顿”
1787年5月25日，修改《邦联条例》的会议在费城召开。不过，出席的代表们却把它开成了一次制宪会议。
头一天，华盛顿被代表们一致同意推举为大会主席。此前，自1783年11月辞去大陆军总司令一职之后，他已在弗农山庄当了三年多农场主。
从5月25日到9月17日，制宪会议在一种自由、平等的气氛中开了126天。可作为制宪会议主席的华盛顿，整个会议期间，仅仅发过三次言。这还是把他当选为会议主席后致答谢辞和制宪会议结束前说的几句话也算上了。
与会的不少制宪会议代表意识到，华盛顿将成为美国第一任行政官。毕竟，美国没有第二个人有华盛顿那样的政治声望。可也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制宪会议代表们的自由之精神。
制宪会议刚开没几天，富兰克林就说他总是担心，联邦政府将来某个时候会以君主制告终。这种忧虑并不是这位八旬老人所独有。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主张设立一位生机勃勃的行政官，但他又怕行政官变成“一个选出来的君主”。巴特勒也忧惧“这个国家难道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喀提林和克伦威尔式的人物”？而伦道夫则担心“我们不是在为英国政府制定宪法，而是在构建一个更加危险的君主制，一个选举出来的君主制”。他希望在这个国家里“永远不再看到恢复君主制的任何企图”。
这种对行政权不断扩张和滥用行政权的忧虑，贯穿着整个制宪会议。在1787年6月4日全体委员会上，富兰克林发言说：“第一个被放在掌舵位置上的人，会是个好人。今后的后继者会是怎样的人，就无人知道了。这里也和别的国家一样，行政官的地位总是会不断提高，直到以君主制告终。”富兰克林所说的“好人”，是指华盛顿。
也正因为这种思虑，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深谙分权制衡之道的代表们，以史为鉴，秉持自由之精神为共和国制宪，从而不仅为美国，也为人类历史上拟成了第一部成文的限权宪法。他们将限权视若美国宪法的灵魂，而不像中国的韩非那样，一方面清醒地知道君王们身上有碰不得的逆鳞，可另一方面又竭尽心力地去加强君权，使得逆鳞更加令人望而生畏。毕竟，当政治精英自以为自己是有别于平民的统治阶层，从而丧失或放弃对权力的戒心，吃亏的将不仅是平民。朱元璋坐了龙庭，首先要杀掉的，就是曾鞍前马后为他卖过命的那些功臣。
但是制宪者们并不觉得自己能为万世开天平。对于自己拟定的联邦宪法，他们当时也还是信心不足。华盛顿估计这部宪法如果能维持20年就不错了，而富兰克林则认为，这一次可能会好若干年，但最后还是会以专制而收场。尽管制宪者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悲观估计，华盛顿在1788年2月写给拉法叶特侯爵的信里依然肯定，新宪法至少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就是“采取了比人类迄今所建立的任何政府所采取的还要多的防范和其他难以逾越的措施，以防止走向暴政”。
1789年华盛顿作为惟一候选人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可他连去临时首都纽约的路费，都是借钱凑足的。第一届总统任内，华盛顿就厌倦了权力斗争。1792年是总统选举年，他对麦迪逊说：“情愿拿起锄头去挣块面包吃，那也比现在这种处境强。”问题是，华盛顿离任后，权力如何平稳转移。会不会出现血腥的争夺呢？历史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在这样一个选举制的国家，权力怎样交接，确实关系到千秋大业。国家需要他继续干下去。1793年，又一次作为惟一候选人，选举团一致通过他继续连任。他开创了至多连任两届总统的先例。
在1796年发表的告别词中，华盛顿将引退的决心告诉合众国人民：“我觉得现在就将谢绝置我于候选人之列的决心告诉你们是合适的，尤其是因为这可能有助于公众表达更为明确的声音。”这一年，传位给儿子的清高宗弘历，整整作了60年的皇帝。
1797年3月2日，华盛顿在给老部下、前陆军部长亨利·诺克斯的信里写道：“现在我把自己比做一个疲倦的旅行者，看到一片休息地，并考虑弯腰坐下。”3月4日，约翰·亚当斯宣誓就职。典礼上，华盛顿热情祝贺新任总统。一位南卡罗来纳人这样写道：“执政者的更迭在这里很容易而又很宁静地便完成了，甚至使我们之中那些对政府和我国公民一般的良知向来甚表嘉许的人都感到惊讶，机器一直是毫无异响地在运转。华盛顿以平民身份参加了典礼。几天以后，他安安静静地返回弗农山庄去了，他的继任者也同样安安静静地接替了他的职位。”
3月9日早上，华盛顿离开临时首都费城前往弗农山庄。他又回到了平民中间，成为平民的一员。他的孙女写信跟别人说：“祖父一切均好，他因为再次成为农民华盛顿而无比高兴。”不再是第一夫人的玛莎，也在信中告诉好友：“将军和我就好像刚放学的孩子或刚干完监工布置的活的青年人一样，充满着喜悦。我相信，除了外出办事或消闲解闷，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再离开家园……”
华盛顿虽然卸任了，威望犹在，但是联邦政府是遵循宪法在运行。不在其位者，不享其权。无职有权的僭越，或垂帘听政，或幕后操纵，都是一个国家政权背离法治的病态表现。倘若有了法外干政之权，共和大厦迟早会坍塌。在这一点上，华盛顿恪守着一个共和国公民的本分。
1799年8月初，在尼罗河口之战中，英国纳尔逊将军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亚当斯总统却在此时决定向法国督政府派遣大使。对于总统的这个决定，华盛顿认为“在欧洲目前的局势下，是难以理解的”。为了阻止总统的行动，大为惊恐的联邦主义者求助于华盛顿，希望他发表一篇抗议。但是华盛顿拒绝干预。在答复麦克亨利催促的信里，华盛顿说：“船已下水，或者说即将启航，我仅是船上的一名乘客。我应相信船长。看清航向、把稳舵盘，将船驶向安全的港湾是他的职责。”
此前的7月21日，在回复康涅狄格州州长乔纳森·特朗布尔的信中，华盛顿拒绝再次出山当总统候选人。12月14日，华盛顿与世长辞。美国国会宣布12月26日为全国哀悼日，国会议员亨利·李在哀悼仪式上称颂华盛顿是“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时的第一人，国人心目中的第一人”。而日后林肯对华盛顿的颂扬，则更是不吝美辞。在1842年2月22日，即华盛顿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林肯说：“华盛顿是天下最伟大的名字”，“对那个名字不必企望唱赞歌。这办不到。给太阳增添光辉，或者给华盛顿的名字增添荣耀，这都是不可能的”。
对这些赞美，华盛顿当之无愧。
华盛顿的总统岁月只有8年，还不及康熙乾隆坐龙庭时间的七分之一。然而，一个政治家伟大与否，并非跟他掌权时间就成正比。在人类历史上，更多的情形是，当政27年或者60年，时间漫长不过是对权力贪婪的证据。就如同有着正常道德感的人不会尊敬抢劫过1000次银行也没有被抓住的江洋大盗一样，共和国的人民，也不会因为谁剥夺了国民自主选择政府首脑的机会而擅权，统治一个国家时间越长就认为他越伟大。
华盛顿和林肯一样，没上过多少学。学识渊博的杰斐逊，就说华盛顿“读书甚少”，会话才能十分平常，“思想既不丰富，语言也不生动”，要是在公开场合突然要他发言，常常“措手不及，张口结舌，奇窘不堪”。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并不才华横溢、雄辩滔滔的人物给人类展现了一种新型政治家的形象。
他连任两届就引退山乡，为美国未来的总统树立了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就像约翰·亚当斯所说的那样，退休也是使自己变得伟大的一种方式。华盛顿通过放弃权力创造了历史。华盛顿“在我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乘荫纳凉”，和杰斐逊“我的家庭、我的书籍和农场”，都是可以永远留在人类记忆中的退休之歌。
从杰斐逊的身上，可以看到了先例的力量。1805年1月6日，刚赢得1804年大选不久的杰斐逊，就在给约翰·泰勒的回信中说：“决心在我的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引退。”他告诉泰勒：“华盛顿将军树立了8年任满自愿退休的榜样。我要遵循这个榜样，而且再有几次先例就会克服掉稍后任何人力图延长他的任期的习惯。”1811年8月17日，杰斐逊在一封信中又说：“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下台，不能过久地占据别人有权涉足的地盘。”
在一个共和国，卸任了，就得是卸任的样子。威廉·杜安是杰斐逊的老朋友。杰斐逊在1811年写信跟他讲：“……这个世界上的人类自由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为了一个如此宝贵的国家，我们应该放弃一切爱憎。让总统自由地去选择他自己的助手，执行他自己的政策，我们要支持他和他们，即使我们自以为比他们聪明，比他们诚实，或者比他们更了解情况。”
不过，榜样和先例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此后格兰特、西奥多·罗斯福等人就试图打破连任两届总统的先例，但惟有富兰克林·罗斯福获得了成功。他一口气连任四届，最后病死在总统任上。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当了十多年的总统，并没有犯过什么罄竹难书的“晚年错误”，可美国人还是觉得太危险了。1951年2月生效的第二十二条宪法修正案从此一刀切地规定，在现任总统之后的任何总统任职，都不得超过两届，并且“无论何人，在他人当选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职务或代理总统两年以上，不得当选担任总统职务一次以上”。
于是，杜鲁门成为美国最后一位有机会担任八年以上总统的人。可是他在1950年4月的一个备忘录里却说：“我认为，当八年的总统就够了。”在杜鲁门看来，“当我们忘记了华盛顿、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这些榜样（所有这些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原是能够继续担任总统职务的），我们将开始走上独裁和毁灭的道路。我知道，我能够再度当选，并能继续打破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打破的旧的先例。但我决不这样做。”自从杜鲁门卸任总统之后，谁就是真想大公无私地在总统位置上为美国人民的福祉奋斗终生也不行，你要想奋斗，只能去干点别的什么。
美国的文官统治
1787年，美国制宪，国父们关注的焦点，在于限权，而非强国——尽管当时来自英国和印第安人的军事威胁并没有消失。
和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的“民弱国强”之路不同，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现代化先于工业化，先于国家强盛。
对于军事权力的分离与制衡，被他们视为维护共和政体于不坠的重要关节。联邦宪法秉承了殖民地时代就已确立的文官治军的传统。待到日后国力强盛之时，由于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巨大的军事实力遂不至于变成任何个人或集团对内对外的冒险工具，对国民自由、财产、生命和幸福的致命威胁。
“外行领导内行”
在美国总统中，尽管也有像泰勒、格兰特和艾森豪威尔那样的人，曾以军人为业，因为历史的风云际会，他们碰上了烽火岁月，得以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才干和战争业绩，成为美国声名远播的军事英雄，万众瞩目的一代名将。但是迄今为止，大多数美国总统没有艾森豪威尔那样的行伍历练。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可是一个国家的内乱外患，并非只在总统有行伍经验时才会出现。这样一种制度，是不是置国家于莫测的危险之中呢？
两百多年来的历史，一直在考验着美国宪法在这一点上的可行性。
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时任总统的麦迪逊，连兵都没当过；挑起了墨西哥战争的总统波尔克，也未有过军旅生涯；而一上台就不得不处理南部同盟问题的林肯，只在黑鹰战争中当过三个月的志愿兵连长；美西战争时期的总统麦金莱，虽在南北战争中从士兵晋升到了少校，可他此后一直是干律师、当议员、做州长；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威尔逊总统，则是一个舞文弄墨的大学教授，书写了不少，兵却没当过一天；需要对付轴心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虽在威尔逊总统手下当了七年半的助理海军部长，可那是文职而非武将；紧接着罗斯福把仗打完的杜鲁门总统，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远征军里当过一回炮兵上尉。
这几位总统也没有在军校读过书。他们担当三军统帅的职责，可谓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就拿林肯来说，在1932年的黑鹰战争中，他当选为志愿兵连长，但他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没有参加过一次战斗。用他自己的玩笑话来说，惟一的流血冲突，是发生在跟蚊子之间。可就是这样一个跟军旅没有多少渊源的政治家，因为是总统，所以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如何运筹帷幄指挥打仗，对林肯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而战争又不是儿戏。有自知之明的林肯只能临时抱佛脚，到国会图书馆借军事著作，一有空就研读。
西点军校科班出身的麦克莱伦将军，不怎么瞧得起这个缺乏军事经验的总统。1861年11月，林肯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可他并没有因此对总统更加友善一点。一天晚上，林肯和国务卿西华德、私人秘书约翰·海顺便来到他家。等了一个多小时，麦克莱伦才参加完婚礼回来。当仆人告诉他总统一行来访时，他没去见总统就直接上楼了。更过分的是，过了半小时，仆人告诉还在干等的林肯，将军已经上床睡觉。总统一行只好打道回府。在回去的路上，海憋着一肚子的火。林肯却耸耸肩，说这种时候最好不要计较繁文缛节和个人尊严。后来林肯还说：“只要麦克莱伦能为我们赢得胜利，我情愿为他牵马。”
可是，这个陆军总司令却经常不客气地抨击总统。他不仅对有权直接掌握陆军的斯坦顿部长封锁自己的战略意图，就是对林肯总统也这样，而且还竭力控制军权。在斯坦顿的建议下，1862年3月11日，林肯下令撤了麦克莱伦陆军总司令职务，把他降职为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可是麦克莱伦依然故我，无视文官领导，没有把林肯总统和陆军部长斯坦顿放在眼里，蔑视像他们这样半路出家的文官“干预”军事事务。1862年9月22日，林肯发布《解放宣言》，可麦克莱伦私下谴责《解放宣言》“开创奴隶战争”。有些军官甚至敦促麦克莱伦进军华盛顿，胁迫撤消《解放宣言》。
更有甚者。1862年10月1日至4日，林肯视察部队，催促麦克莱伦采取行动。回到华盛顿，林肯又让哈勒克向麦克莱伦发出命令：“渡过波托马克河并攻击敌军。趁道路良好之际，你部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可是接到指令的麦克莱伦，却按兵不动。将军不听最高统帅的号令了。10月24日，林肯给麦克莱伦拍电报：“请原谅我问一声：使谁都疲劳的安提塔姆战役结束后，你军的马匹都干了些什么？”愤然之情，溢于言表。
麦克莱伦对总统的电报很恼火，但还是开始行动了。李将军在安提塔姆战役之后一夜之间就横渡波托马克河，而麦克莱伦的大军竟然用了6天，紧接着又花了7天时间才向南前进了50英里。结果贻误了战机。抱怨不能“用一个钝得无法干活的钻子去钻孔”的林肯，在11月7日撤了麦克莱伦的职。
职业军人必须听从文职政府的指挥，执行文职政府的各项政策，军人自己的政治观念不能影响政策的贯彻。这一点对共和国来说，生死攸关。像麦克莱伦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程中，是极其罕见的例外。
乔治·马歇尔就不同于麦克莱伦。乔治·马歇尔是一位职业军人，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二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对1942年决定在西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马歇尔并不赞成，但罗斯福总统决心已定，用布莱德利将军的话来说，“他也只能无条件地去执行”。
虽然命令就是命令，但是也不能狭隘地理解马歇尔的服从。毕竟，文职政府的权力是在宪政的框架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尽管将军们在政治上没有直接的发言权，可他们并非总统随意使唤的奴才、会说话的工具，军队也不是政府任意支使的私家军。军队从属于人民，这是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总统并非政府权力的终极源头。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其用意不在于要将军们经常支持和服从他们根本就不赞成的行动，而是在于维护宪政，防止军人干政这种更大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军们对文职政府的服从，并不是无条件的盲从。
“他不会服从命令的”
在同时代的将星之中，麦克莱伦的名字远不如李、杰克逊、格兰特、谢尔曼那样光彩夺目。虽然自视甚高，可他在南北战争中，并没有施展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军事才能。那么，倘若他是一个军事巨人，共和国就可以允许他脱离文职政府的领导自行其是么？
和麦克莱伦不同，麦克阿瑟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以赫赫战功赢得了美国民众的爱戴。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称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指挥官”。
1903年西点军校毕业时，麦克阿瑟成绩名列第一。远征欧陆时出生入死，彩虹师官兵赠送他的一只金烟盒上铭刻着：“献给勇敢的人们中最勇敢的人。”因为智勇双全，他成为美军一战中受勋最多的军官之一，仅本国颁发的勋章，就荣获12枚。1919年，是当时西点军校史上最年轻的校长；1925年，是当时陆军里头最年轻的少将；1930年，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1939-1945年担任远东美军总司令。因为战功赫赫，1944年12月，64岁的麦克阿瑟被授予陆军五星上将军衔。麦克阿瑟个性很强。老部下艾森豪威尔曾这样评价他：“决不能见到天上还有第二个太阳。”
性格影响着麦克阿瑟的人生轨迹。他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处理与华盛顿当局的关系。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韩国军队兵败如山倒。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麦克阿瑟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9月25日，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成功，9月27日打到汉城，10月1日，联合国军控制了三八线以南的地区。联合国大会授权联合国军在10月7日进入北方。
兹事体大。杜鲁门总统要求跟麦克阿瑟当面磋商，可麦克阿瑟明确表示，当前是战争的紧要关头，没法子抽身去华盛顿。于是总统同意在威克岛会面。威克岛是中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离华盛顿好几千英里，相当于从华盛顿到东京的四分之三路程。
1950年10月15日清晨，总统特别助理哈里曼一行乘机抵达威克岛机场。可是麦克阿瑟却坐在吉普车里，没有到飞机前去迎接。这让陆军少校沃尔斯特不免有些惊讶。因为飞机上还坐着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而这位日后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知道，“陆军部长是美国全体军人（不分军衔高低）的上司”。
让沃尔斯特更为惊讶的事情还在后头。
破晓后不久，总统的座机也到了。麦克阿瑟才下了吉普车去迎接杜鲁门。可是他没有向总统敬礼。看到这个场面，沃尔斯特“颇为吃惊”。这个已经加入陆军八九年的老兵感到很不理解，因为美国宪法明文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而“像麦克阿瑟这样的老资格军人，竟然不向总统敬礼”。
不只是沃尔斯特觉得麦克阿瑟不该这么做，其实总统本人心里也不见得就认为对劲。杜鲁门卸任总统多年之后，沃尔斯特在拜访他时还问起这事。杜鲁门说他“当时感到遗憾”，因为他也注意到了麦克阿瑟没敬礼。不过，总统当时并没有计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