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面中，杜鲁门对麦克阿瑟说，美国情报界人士都说中共将参加这场战争，要麦克阿瑟谈谈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麦克阿瑟却信心满满地回答说：“总统先生，他们无意参加这场战争。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不是孱弱的时代。我们已不再随人俯仰。倘若中共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他坚信战争一定能在圣诞节前结束。
但这只是麦克阿瑟个人的如意算盘。不但来自北方的抵抗没有在感恩节前结束，反而因为中国军队的介入，联合国军11月再一次溃退。在公开谈话中，麦克阿瑟把这次失败的原因归咎到了华盛顿当局头上。在他看来，责任在于华盛顿方面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并且禁止袭击中国东北基地的决策。
麦克阿瑟的言行很是让华盛顿当局伤脑筋。
五角大楼意识到麦克阿瑟故意不服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0年9月27日下达的命令。这道命令要求他不要在与苏联交界的省份或沿中国东北边境使用韩国以外的军队。可是在最后向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时，这位战区司令官却撤销了不许使用非韩国部队的全部禁令。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他时，他声称这样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对麦克阿瑟自行其是的做法，五角大楼很是担心。万一麦克阿瑟今后还不服从其他的命令，岂不是可能会招致更严重的后果？1950年12月3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室里，针对麦克阿瑟的不祥举措，国务卿、国防部长等头头脑脑们讨论了几个小时，但没能做出任何决定。无人愿意向麦克阿瑟断然下令，以扭转势态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散会后，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问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范登堡摇了摇头回答说：“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李奇微一听这话，火了。他大声地质问：“谁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啊，怎么不行？”可范登堡张着嘴，用一种困惑而又惊奇的表情看着李奇微，接着啥也没说就走了。
这也难怪范登堡。
1950年时，在位的军职领导人，无论资历和声望，都不及麦克阿瑟这个远在东京的下级。当时，布雷德利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25年麦克阿瑟已经是一名陆军少将时，布雷德利还在夏威夷当营长；当麦克阿瑟任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时，陆军参谋长柯林斯那时不过是瓜达卡纳尔战役中的一位师长；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是西点军校1923届的学员，而麦克阿瑟则在1922年6月之前当了三年的西点校长。
但是不管怎样，李奇微的质问，合法、在理。
虽然暂时没人要撤麦克阿瑟的职，但也不是默认这位战区司令我行我素。1950年12月6日，杜鲁门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命令，要求所有高级军事指挥官今后在计划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对外政策的讲话时，必须送五角大楼批准。这道命令其实就是直接针对麦克阿瑟的。
可是麦克阿瑟最后还是刹不了车。
美国文官治军的传统，面临着被麦克阿瑟撕开一道裂口的危险。
“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在内政外交的某个问题上，将军与总统之间看法不一致，本来并不奇怪。毕竟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保证做到将军跟文职政府在任何问题上的观点始终没有分歧。
虽然麦克阿瑟与总统之间想法相距甚远，麦克阿瑟想在中国大干一场，而杜鲁门却不想事态扩大，这固然让杜鲁门感到惴惴不安，但也正如杜鲁门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他把他的意见上达给他的统帅，这当然是正当而又合适的。如果他没有超越这一点，我决不会感到必须撤他的职。”
可是麦克阿瑟将军跟杜鲁门总统之间，不仅仅是意见分歧的问题。
麦克阿瑟重蹈了麦克莱伦当年的覆辙。
1951年1月，中国军队攻陷汉城。2月，李奇微指挥第8集团军发起攻势。3月18日，汉城被联合国军夺回。在重创中国军队时，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和谈结束战争的时机成熟了。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了麦克阿瑟，拟将发表杜鲁门的声明。
可是朝鲜的3月24日早晨，也就是在华盛顿时间3月23日，麦克阿瑟擅自向中国发表正式声明。声明说：“……敌人此刻必然已经痛苦地意识到，如果联合国决定放弃它力图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境内的容忍态度，通过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它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则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陷于军事崩溃的危险。”
麦克阿瑟的这个声明，等于是一个在外之将威胁要扩大战争。这跟华盛顿的意图背道而驰，是在拆杜鲁门总统的台。
麦克阿瑟超越了其军人的本分，说了不该说的话。
他这一下子，把杜鲁门总统的和谈梦一时给击得粉碎。用李奇微的话来说，麦克阿瑟擅自发表的声明，“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事隔多年，杜鲁门对这件事还耿耿于怀：“我们为取得其他国家政府的同意而花去的许多时间以及许多外交家和国防领袖们的详尽讨论全付诸流水了。”因为在麦克阿瑟发表声明之后，杜鲁门就“不能向中国人发出文电了”。
国务卿艾奇逊觉得麦克阿瑟疯了，应该立即撤职，他引用古希腊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名言：“众神要摧毁一个人，首先要使他变成疯子。”在布莱尔大厦里，杜鲁门则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麦克阿瑟将军的最后通牒文本。日后回想起这事，杜鲁门说自己“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准备一脚把他踢进中国的渤海里”。
麦克阿瑟此举非同小可，无论他内心怎么想，3月24日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战区司令、一位武将在挑战政府文职部门的传统最高权力。虽说是将在外，但麦克阿瑟不是罗马总督。他的声明不仅直接违反1950年12月6日五角大楼的训令，而且这一抗上行为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危及了文官治军的原则。这是一个共和国的大是大非。毕竟，文职控制军人，以防军人凌驾于民选当局之上，这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石之一。
麦克阿瑟的言行威胁到了这块基石。杜鲁门如果容忍麦克阿瑟如此无视文职当局的权威，那他就违背了总统要坚持和保卫宪法的誓言。虽然3月24日的声明还没有导致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它使这位五星上将跟文职当局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
可麦克阿瑟没有及时警醒。
共和党众议员约瑟夫·马丁是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在一次演讲里，他建议应该让蒋介石进攻大陆。1951年3月8日，马丁写信给麦克阿瑟，问这位远东美军总司令对这个问题有何高见。3月20日，麦克阿瑟给马丁寄了回信。用杜鲁门女儿的话来说，是麦克阿瑟对马丁的一篇“野蛮攻击爸爸外交政策的演讲稿”回了信。
在这封信里，麦克阿瑟批评了重点放在欧洲而不是放在亚洲的政策。他告诉马丁，“如果我们在亚洲败给共产主义，则欧洲的沦亡就不可避免；打胜了，则欧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而维护住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战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胜利。”而取得胜利的办法，就是“以最大限度的反击暴力对付暴力”。
好像这还不够似的。在接受一位英国记者采访时，麦克阿瑟又说：“联合国部队的行动被一张人为因素织成的网所牵制……打仗想不伤人是十分可笑的。”
这是一个战区司令在向美国现行国策挑战。麦克阿瑟期待在远东的最后胜利，可杜鲁门却只想在朝鲜半岛打一场有限战争，而不是陷入反共的全面战争。杜鲁门公开宣布：“我们的目标不是战争，而是和平。”
4月5日，马丁在众议院宣读了麦克阿瑟的信。将军的意见卷入了政争。私下的分歧变成了公开的辩论，这等于是一个战区司令官越过军事当局和文官政府，跟国内反对派携手反对文职当局的对外政策。这是共和国之大忌。杜鲁门在台历上写道，麦克阿瑟通过马丁“投下了另一枚政治炸弹”。
4月7日8点50分，杜鲁门总统召集马歇尔、艾奇逊、哈里曼和布雷德利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讨论对麦克阿瑟该怎么办。当天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想了很长时间。事已至此，在他看来，“现在的问题不是谁对谁错。最终是由文职官员控制军队，杜鲁门作为军队总司令，完全有权力替换任何一位对抗他的政策和失去他信任的将军”。
4月11日，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了各项指挥权。官方声明的理由是，麦克阿瑟“在属于其正式职守的事务上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政策”。这份凌晨一点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简短声明强调：“对于国家政策的各种问题进行充分而热烈的辩论是我国自由民主立宪制度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各军事司令官必须遵守我国法律与宪法所规定的方式下达给他们的政策和指示，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接到解职命令时，麦克阿瑟正在吃午饭。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对妻子说：“琼，我们终于要回家了。”这一天，李奇微将军去看望了麦克阿瑟。在他眼里，麦克阿瑟表现得“泰然自若、温文尔雅、至善至亲、热情相助”。
这并不是说麦克阿瑟对杜鲁门突然解除他的职务就心里舒坦。对来访的国务院官员西博尔德，他抱怨“在陆军服役五十二年后受到了公开的侮辱”。尽管如此，牢骚归牢骚，这位陆军五星上将并非宪法的敌人。因为接着又补充说，“作为一名战士，如果总统打算要他退役的话，哪怕是稍作暗示，他也会毫无怨恨地这样做”。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眼里那个不会服从命令的麦克阿瑟，其不服从，也不过如此，他并没有想要突破底线。
“只能是麦克阿瑟下台”
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在马萨诸塞和加利福尼亚，有人焚烧杜鲁门的模拟像；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密执安等州立法议会通过了谴责杜鲁门的决议；总统在格里菲思体育场被喝倒彩……总统新闻办公室承认，白宫最先收到的26363份函电里，批评解职的函电和支持解职的函电之比，高达20：1。
杜鲁门捅了马蜂窝。而麦克阿瑟回国时，在洛杉矶、在华盛顿、在纽约，如同凯旋的英雄，受到公众热烈的欢迎。仅在首都华盛顿，就有数十万人向他夹道欢呼。1951年4月19日，麦克阿瑟在国会34分钟的演讲，被热烈的欢呼打断了30次。
虽有成千上万的人抨击杜鲁门总统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是没有人怀疑总统有权这样做。即使是反对党领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毫不含糊。总统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和义务解除一个违背政府政策的司令官的职务。就像沃尔斯特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制度下，只能是麦克阿瑟下台。”
即使是军方领导人也都支持总统的决定。在宣布撤职决定之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在4月8日那天开了两个小时的会，最后一致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这并非是对一个失势者的墙倒众人推。只要遵循文官统治原则，军界首脑们不可能有另外的意见。
对此，布雷德利在参议院作证时，说得非常明白：“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时时表达他们坚定的信念：军方必须一直处于文职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这次事件中，他们都十分忧虑，如果麦克阿瑟不解职的话，人民中的大部分将会提出指责：文职政府不再控制军方了。”
这并非只是布雷德利的个人见解。
1951年4月24日，布莱德利写下了宣布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原因。5月16日，布莱德利把修改稿分发给了柯林斯、范登堡和谢尔曼。他们三人都表示同意，没有做任何改动。这份稿子称，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拥护”“军队必须置于文职政府的控制之下”的原则，而“他们感到麦克阿瑟将军的行为正不断使文职政府对军事部门的控制处于危险之中”。
文职政府当局和军事当局究竟是谁领导谁，文职政府是否拥有对军事当局的统帅权，这是一个敏感的、不容含糊的原则问题。谈到朝鲜战争的时候，有些人常常断章取义地引用布雷德利5月15日第一次在参议院作证时所说的那段话。其实，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的是，如果采取扩大与中国的战争这样一种战略，“就会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
布雷德利想证明麦克阿瑟要扩大战争的思路是错误的。华盛顿当局只想打一场有限战争，而不想将战火烧到中国领土，陷入东亚的泥潭。
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一个战区司令还是总统，或者说是一个将军还是文职首长哪一个判断力和见解更为高明，而是像李奇微将军所说的那样，“在于以总统为代表的文职政府和以战区司令为代表的军事当局哪一个有权决定美国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具体到麦克阿瑟这件事情上，“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杜鲁门总统或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谁有权来决定我们对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作出决定之前，军人就不能向文职当局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个人的建议，也不是说总统可以蛮干，什么事情都无需征询、倾听和尊重军界人士的意见。但是，按照美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从来就不是军人分内的事情。军人不能凭自己的好恶对文职政府当局的政策进行取舍，公开说三道四。麦克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的老部下李奇微说：“在军队，职责这个概念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服从合法当局的领导则是履行职责的起码要求。任何一个军人，不论是小兵还是五星上将，都无权擅自判断一项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诚然他对上级的忠诚需要由上级对他表示忠诚才能换得，但他对上级的权威则是需要绝对服从的。”
其实就是麦克阿瑟本人，也同样认可军人不干政的原则。
1962年5月2日，在西点军校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荣誉勋章时，麦克阿瑟对全体学员们说，让公众去辩论政府的功过，像美国的力量是否“因长期的财政赤字而衰竭；是否因联邦的家长式统治力量过大，权力集团发展过于骄横自大，政治太腐败，罪犯过于猖獗，道德标准降得太低，捐税提得太高，极端分子的偏激而衰竭”，等等，这些国家的大问题，“不是你们军人应当参与的，也不是用军事方法就可以解决得了的”。
这里，看不出这位来西点接受荣誉勋章的陆军五星上将，就是11年前对杜鲁门总统的政策公然违抗的战区司令官。是真诚信奉还是政治正确的压力？是劝告他们应该这样而自己应该例外吗？……无论人们如何揣测分析，关键是，即使是麦克阿瑟这样的军界大人物，也不会在公开的场合发表超越军界本分的演说，而是要表示尊重文官统治这个美国人最虔诚恪守的传统之一。
政治不是军人的事情
避免卷入政治，是美军的一个传统，也是每一个军人的法定义务。第48版《美国陆军军官手册》这样告诫每一位军官：“军官在军队服役，是为了维护国家政策；不管哪个政党执政，都要以同等热情有效地履行职责。”超党派的政治中立是军人的职责。军人不能以自己内心的见解作为是否应该服从的标准。
这并不意味着军队是一丛随风摇曳的墙头草。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而非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任何政党的党丁，军人们不是共和党上台就得宣誓效忠共和党，民主党执政又改换门庭宣誓效忠民主党。第48版《美国陆军军官手册》提醒每一位军官：“我们不能容忍军官成为‘共和党军官’或‘民主党军官’，随着执政党的更替大幅度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军官效忠的对象是国家和政体。”这种让军队远离政治的做法，可以避免军队陷入政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争再怎么激烈，即使“文攻”白热化，也不会有刺刀介入的“武卫”或“武攻”，政治家、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由选票而非军刀来裁决，军人不会因为政争而陷入无穷的内部纷争里去，闹得战友成为仇敌。任何人想当总统，任何党派想成为执政党，都不能打军队的主意，而只能选票定输赢。同时，也是对军人的尊严、权利和安全的一种保护。毕竟，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罢，任何政党都不能在军队中设立党务机构，任何一个军官的升迁、奖惩等等，无需看任何政党党徒的颜色。
让军队保持政治中立，也是为了确保国内的永久和平。倘若允许军人插手政治，或站在执政党一边收拾反对党，或站在反对党一边抵制执政党，总有一天会闹得国无宁日。马歇尔甚至认为，一个职业军人不应当参加任何政党。他在1952年说过，他当兵期间从没有在大选中投过票。在1944年3月，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在伦敦跟人讲过，“既然一个军官不论政府的政治色彩如何，都必须以完全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为之服务，他就应当避免政治党派偏见的一切考虑。”这些名将之所以不去投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宪法上的限制。在二战中指挥第9集团军的威廉·辛普森将军是得克萨斯人。他就说：“作为一个得克萨斯人，我没有选举权。得克萨斯州宪法规定，罪犯、低能者和军官不能投票。”
政治不是军人的事情。威廉·辛普森说，他相信，作为一名军人，“无论谁来组织政府，对我都没有多大影响，我只是献身于我的国家”。当过第3集团军司令的特拉斯科特将军说：“我从没有在选举总统时投过票，因为作为一个正规陆军军官，不管我个人见解如何，不管政府由哪些人组成，我都执行它的命令。”当然，现在美国军人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参加投票选举，但是无论军衔高低，都不能公开发表政见，哪怕是将政治标识贴在私人汽车上，也不合适。第33版《美国空军军官手册》就告诫说，作为一名空军军官，“你决不能卷入行政当局和国会之间的斗争中。你应该了解政治，投票是你的义务。但是作为现役军人，不应公开发表对政策的个人见解。如果你不支持现行政策，就应该体面地辞职”。
不过，文官统治原则并不意味着文职政府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就拿麦克阿瑟去职一事来说，不仅在美国掀起了舆论风暴，而且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对麦克阿瑟撤职详情进行专门调查。从5月3日起，麦克阿瑟、艾奇逊、马歇尔、布雷德利等人接受国会的质询。文官治军，是在分权制衡框架和公民政治自由的环境之中的文官治军，而不是无条件的。文官掌握军权，不是说文官可以随意收拾他们看不顺眼的军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把一个军人整倒弄臭或直接要他们的命。
刚被撤职，麦克阿瑟就告诉来访的李奇微，对于他跟总统的争端，已经有人开出价码请他谈谈或者写出来。一个出价15万美元，一个出价30万美元，还有一个出价100万美元。在发布撤职消息之后48小时内，白宫就收到了12.5万封电报，要求“弹劾低能儿”“弹劾叛徒”“弹劾那个自称总统的杂种”“弹劾那个小小的选区政客”“弹劾那条红色鲱鱼”。在听证期间，光艾奇逊一个人，就作证了8天。不仅问了朝鲜问题，甚至连他的一个助手跟一个国际石油地质学家结婚的事，也没有放过。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部成员——主席布雷德利、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空军参谋长范登堡、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等在参议院的证词被记录在案。出于保密的原因，证词在作了删节之后公之于众。这样一来，是是非非，公众可以据此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文官政府作出一项决定，哪能无视国会的制衡和公众的反应？在4月6日，也就是马丁发表麦克阿瑟的回信的第二天，杜鲁门向艾奇逊、马歇尔等人征求意见的时候，马歇尔就曾主张慎重行事，因为他担心会影响国会的军事拨款。毕竟，在分权制衡机制之下，谁的手里也没有能够一手遮天可以通吃的权力。做任何决定，都得考虑是否合理合法。在仔细审查了麦克阿瑟与华盛顿的来往电报和信件之后，马歇尔才在4月7日上午对杜鲁门说：“两年前就该撤这位将军的职了。”
当然，一国之人民要防止职业军人的危险和威胁，并非只要强调和维持文官统治就够了。如果没有权力分立制衡机制，军事权力高度集中于文职当局，就完全可能演变成文官专权，军队成了文官专制独裁的工具。一些并非行伍出身的统治者，因为控制了军权，就用枪指挥国家，虽没军人干政，可国家照样是军管国家。在这种环境下，受文官统治的军队，却是人民自由、安全和幸福的敌人，当然，也是军人自己的权利、安全和幸福的克星。
宪法这头狮子
霸权的竞逐，从未消停。千百年来，世界万国一直处于兴亡分合的变动之中。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没有不曾跟他国动刀动枪的军事大国，也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不曾有过热望扩张的狂人。只是有的大国看起来如日中天，却在跌入战争的泥潭后无法自拔，终致灭顶之灾；而有的大国虽一再卷进战事，却从未耗尽国力，无论得失，皆能全身而退，大国之威依旧。循其政体，持盈保泰之道自可略见一斑。
“我们的历史就是扩张的历史”
西奥多·罗斯福有言：“我们的历史就是扩张的历史。”
确实，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共和国，而且美国宪法对未来的扩张也没有画句号。依照美国宪法，新州经国会准许可以加入联邦。
二百多年来，美国的边疆不断移动。在1790年，美国只有大约12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1860年，版图就扩大到约482万平方公里。如今，合众国面积达936万平方公里。独立时，美利坚合众国只有十三个州。从1791年美国国会正式接纳佛蒙特为第十四州，到1959年8月夏威夷成为美国第五十个州，美国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还不包括中途岛、关岛、波多黎各等等其他形式的持有地。用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的话来说，美国的国家历史“是一部添附的历史”。
这“添附”的方式，有巧取豪夺，有掏钱购买，有自愿入伙，可谓不一而足。
美国花钱买来的疆土不少。1803年4月30日，美国从拿破仑手里购买路易斯安那，当时使美国领土面积增加了一倍。这次买卖只花了1500万美元，平均每英亩还不到两分钱。1853年12月30日，美国驻墨西哥公使詹姆斯·加兹登和墨西哥签约，以1000万美元从墨西哥购买基拉河以南29640平方英里的土地。1867年3月30日美国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这次只花了720万美元。
不过，并不是美国政府想买就都买得成。
一是美国想买还得人家愿卖。1848年，美国国务卿布坎南曾指示美国驻马德里公使提出，愿出一亿美元购买古巴。可是西班牙外交大臣对美国公使说，“这是远非任何大臣所敢接受的提议；他相信这个国家的想法是在看到把它转交给任何人之前宁愿看到这个岛沉入海里。”美国碰了一鼻子的灰，买卖没有做成。
二是光有别国愿意卖，美国总统愿意买也不成，还必须通得过国会这一关。因为无论是拨款还是批准条约，都有待国会同意。1867年10月，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和丹麦签订条约，以750万美元购买丹麦的圣托马斯岛和圣约翰岛。这是维尔京群岛中的两个岛屿。可是参议院否决了这个条约。交易失败。
如果不考虑印第安人因素的话，独立后的美国，和平扩张获得的疆域，多于武力攫取得来的土地。不过，美国疆域的拓展，炮舰军刀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共和政体并不意味着消弭战争。
对于这一点，合众国的开国者就意识到了。在为批准联邦宪法鼓与呼的文章里，汉密尔顿说过，共和国之间不见得更少些战争：“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和迦太基两国是商业性质的国家。然而它们进行战争的次数，不论是进攻战或防御战，都不亚于它们同时代的邻近君主国。斯巴达不比一个管理良好的军营好多少；而罗马对于残杀和征服是从不满足的。”
那么，在实践中，共和国是不是比君主国更不好战呢？汉密尔顿雄辩地质疑道：“前者和后者难道不都是人们管理的吗？厌恶、偏爱、竞争，以及获取不义之物的愿望，不是对国家和对皇帝同样发生影响吗？人民议会不是常常受到愤怒、怨恨、嫉妒、贪婪和其他不正当的强烈倾向的驱使吗？……”他还举了英国作为例证：“在大不列颠政府中，人民的代表组成全国立法机关的一部分。多少年来商业是该国的主要职业。然而，很少有国家在战争次数方面超过该国；而且它所进行的战争，在许多场合下是由人民引起的。”至少在汉密尔顿看来，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商业，都不能保证这些国家更厌恶战争，更能够遏制战争。
实际上，美国就是另外一个例证。
“喂，让路”
美国尚在为独立浴血奋战之际，就有人在梦想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1780年12月15日，杰斐逊在给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信里第一次提到“自由帝国”。他曾经指望最后占领古巴，甚至整个北美大陆。1801年11月24日，已是美国总统的杰斐逊在致弗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门罗的信里说：“不论我们当前的利益如何把我们限制在我们的疆界以内，不可能不瞻望遥远的未来，那时我们的人口增加，将扩展到这些疆界以外，并且包括整个北美大陆，如果不包括南美大陆的话……”不过，在杰斐逊八年的总统任内，没有因为垂涎他国某块土地而大动干戈。
卸任后，杰斐逊也一再跟继任的总统谈论过美国的扩张。1809年，杰斐逊向麦迪逊总统提出，拿破仑可能会愿意让美国占领古巴，再加上加拿大，“我们就有了一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曾有过的自由帝国；……以前也从没有过一部宪法能像我们的宪法那样十分适合广大的帝国和自治的。”1823年10月24日，他又在给门罗总统的信里写道：“我坦率地说，我一直把古巴看成是应该被合并到我们联邦中来的最值得关注的岛屿。这个岛屿，再加上佛罗里达岬，可以使我们控制墨西哥湾和接壤的国家及地峡，以及所有那些河水流入墨西哥湾的国家，因而会补足我们政治福利的措施。”不过，麦迪逊和门罗这两任总统谁也没有向古巴下过死手。
直到墨西哥战争，美国才第一次在别国的土地上正式作战。
1844年的民主党竞选纲领提出：“在尽可能早的时期内再度占领俄勒冈并重新吞并得克萨斯是美国伟大的战略。”民主党人波尔克也把自己的当选总统一事，解释成美国人民授权他去取得俄勒冈和得克萨斯，以及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
当时，扩张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并且这种鼓噪之中，夹杂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思想，即“把美国的扩张与美国所承担的作为政治民主楷模的使命联系在一起”，认为命运赋予美国的使命，是“要把它的民主制度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1845年，纽约的一位主编写道：美国“向外扩张，占领整个大陆是显然天命；这一大陆，上帝已经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来把托付给我们的对自由和联邦自治进行的伟大实验加以发展。”新泽西的一位政治家的叫嚷更加露骨：“喂，让路，给青年美国这初生的牛犊让路，它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
1846年1月，波尔克总统派泰勒将军率军前往格朗德河，在那里建立了布朗要塞。5月11日，波尔克在给国会的咨文中指责墨西哥政府“在经过一系列长期持续的威胁性行为后，悍然侵犯我国领土，致使我国同胞的鲜血流洒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5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宣布美国和墨西哥“现已处于战争状态”。这项决议在参议院的表决结果是40：2，在众议院是174票赞成，14票反对。接着国会拨1000万美元战费，授权招募5万名志愿兵。次年9月14日，美国军队打进了墨西哥城，升起了星条旗。
这场战争美国斩获甚丰。按照1848年2月2日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和约》，美国破费1500万美元，以格兰德河为界，获得了墨西哥割让的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上加利福尼亚（连同圣迭戈）。这回，美国到手的土地多达50多万平方英里，可是美国还有扩张主义者意犹未尽，责问为什么不夺取整个墨西哥！时任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公开说：“天命昭示我们保有和开化墨西哥。”可是波尔克不像布坎南那么狂热。他把和约提交给了参议院。1848年3月10日，参议院以38票赞成，14票反对，批准了和约。
及至1853年，富兰克林·皮尔斯在总统就职演说里宣布，获得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并没有完成美国的显然天命。人们能够从他的讲话里闻到一股火药的味道：“……我的政府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对扩张持胆怯态度的悲观论调所左右。其实，作为一个国家，不必隐瞒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地位和我们的态度，如果不是为了维护未来的世界和平和商业交往的权利，就不必提出保护我们的管辖权、司法权的极为重要的要求。”虽然话说得那么绝，可是这位总统为美国开疆拓土的方式却不是战争，而是通过花钱购买。
内战期间，美国的扩张暂时消停了下来。内战后，美国迅速崛起。美国从1873年到1913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铁路里程从1865到1898年，增长了567%，煤产量增长800%。石油产量从1865年的300万桶，增长到了1898年的5500万多桶；美国人口也从1865年到1900年翻了一番。1885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占世界制造业份额最大的国家；一年后，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崛起的美国，咄咄逼人。
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大获全胜。从4月25日国会向西班牙宣战，到8月12日宣布停战，历时四个月的战争中，美军死于疾病和曝晒的人数高达4600，而阵亡人数还不到四百。这一年，美国吞并夏威夷，兼并波多黎各，占领古巴、菲律宾，还有关岛、威克岛、萨摩亚群岛。美国扩张主义的情绪高涨。出征古巴时赢得军事荣誉的英雄西奥多·罗斯福在1899年说：“当一个国家害怕扩张和避开扩张的时候，这是由于他们的伟大已经终结。我们尚处于精力强壮的青春旺盛期，尚处于我们那光荣的男性气概的起点，难道要与那些衰迈的民族为伍，在虚弱与怯懦中找到一个位置吗？不！一千个不！”
“半途中遇到了宪法这头狮子”
美国并非就没有过满脑子扩张念头的狂人。
1867年5月10日，美国国务卿西华德赋诗说：
我们的帝国将宽广无垠，
就像涌动的大海无边无际。
一个月后，他又在康涅狄格州的议员前面鼓吹他的扩张梦想：“现在，在美国人民面前，有一个亘古至今从未降临到其他国家的最光辉的前景……一个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完整而稳定的共和国，直抵中国和日本海岸，从南方的墨西哥湾到北冰洋……只要你们给予我们支持……我将使这个画卷再加扩展，让你们看到美国的国旗飘扬在东方的普利茅斯岩石之上，同时将它在西方的金门展开，从热带建有城堡的塔楼一直延伸到北极。”这股子狂热劲哪比亚历山大、希特勒小？虽然西华德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但在任期之内，他没有能圆自己的梦想。
毕竟，扩张不是联邦行政分支一家说了算。谁也不能绕开国会和民意搞扩张。如果国会不批准，领土扩张就搞不成。1869年1月13日，国会众议院以126票对36票，否决了外交委员会主席班克斯提出的授权总统把圣多明各和海地置为保护领地的决议；1869年2月1日，国会众议院又以100票对63票，否决了旨在将圣多明各合并到联邦内的提议。
据美国学者扎卡利亚的说法，从1865年到1889年，在22个扩张机会中，美国只抓住了其中的6个。比如，格兰特想把圣多明各弄到手，但是他的私人秘书带回来的合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条约，却过不了国会这一关，被参议院以28票对28票给否决了。
1887年，马汉写过这样一段俏皮话，一段鞭辟入里的俏皮话：“任何时候通过吞并或其他方式扩张美国空间的计划，都在半途中遇到了宪法这头狮子。”在宪法这头雄狮面前，没有人可以凌驾其上肆意妄为，也没有人能做到让美国人民跟自己“万众一心，同心同德”。
美国历史上，在任何重大公共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声音，都不稀奇。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代表乔治·里德和约翰·迪金森投票反对公布《独立宣言》。1941年，在珍珠港遭到日本袭击的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要求向日本宣战。这回该是同仇敌忾一致向外了吧？可是众议院里还是有一个和平主义议员反对。美国卷入的战争不少，没有哪场战争缺少过反战之声。
1846年5月，当波尔克总统告诉国会：“墨西哥已越过美国边界，侵入我国领土，使美国人的鲜血洒在美国的土地上。”国会众议院以174票通过决议：“由于墨西哥共和国的行为，该国政府与美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有14位众议员、2位参议员没有站在主战的多数一边。
战争虽然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但反战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韦伯斯特、道格拉斯、科温、林肯等人都是著名的反战人士。1847年，林肯在列克星敦听到亨利·克莱严厉批评波尔克发动战争：“这不是防御性战争，而是一次不必要的和侵略性的战争。要保卫家家户户、城堡和圣坛的不是我国，而是墨西哥。”一家报纸发表的言论，就更不客气了：“我们只希望如果非要流血，就流美国人的血，只希望我们将听到的下一个消息是斯科特将军和他的军队落到墨西哥人手里……我们不希望他和他的部队遭受伤亡，但期盼他们被彻底击败和丢尽脸面。”
1847年12月7日的咨文里，波尔克又称墨西哥政府“首先发动攻击，使我国公民的鲜血流在我国土地上，从而使两国卷入战争”。作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林肯在1847年12月22日提出关于“开战地点”的议案，要求总统回答美国公民鲜血流洒的那个确切地点等。1848年1月12日，林肯在国会众议院就墨西哥战争发表的演讲中，声称“对墨西哥战争是由总统不必要地和违宪地发起的”，指责波尔克“最近的咨文中关于战争的整个部分，多像发烧病人的梦中呓语”！
自然而然，林肯的反战态度也会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威廉·赫恩登是1843年起和林肯一起办律师事务所的老朋友，看到强烈反对林肯的民众情绪和公众舆论，就在1848年1月19日写信给林肯，提醒他不要轻视民众的情绪。在2月1日的回信中，林肯写道：“我投的那一票确认，总统发动这场战争是不必要的，也是违反宪法的；我敢以生命打赌，你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也会像我一样投票。明知道是谎言的东西你会投票赞成吗？我知道你是不会的。你会溜出议院逃避投票吗？我想你是不会的。”
在有的人看来，林肯他们的反对似乎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这些人并没有能够阻止波尔克总统的战争；更有人可能会觉得林肯他们这样做，是不顾全大局，甚至是吃里扒外。与墨西哥的仗还在打，国会众议院就表决认为战争的发起违宪，来自俄亥俄的议员汤姆斯·科温甚至慷慨陈辞：“如果我是一个墨西哥人，我会问你，难道你的国家没有地方来埋你们的死尸？如果你到我这里来，我将用沾满鲜血的手来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好客的坟场。”听了这话，简直会让人怀疑他到底是美国公民还是墨西哥公民！
不过，墨西哥却因为美国的这种吵吵嚷嚷的“万众不一心”吃了大亏。开始，墨西哥许多头面人物觉得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堪一击。支撑这种判断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战争会引起美国社会分裂。因为有四个主要政治团体对墨西哥战争持批评态度。你瞧，林肯、科温这帮子人反战的声音多激烈？外人一看，吵得那么凶，乱哄哄的，不出麻烦才怪呢！可是这些状况并没有帮墨西哥赢得战场上的胜利。殊不知，反战运动早已成为美国的一个传统——在独立战争中有亲英分子，在跟法国的准战争中，有杰斐逊那样的共和党分子，在1812年对英战争中有联邦党分子。被美国的这种“乱相”迷惑了眼睛的，墨西哥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即使气粗一点也不要紧”
1965年8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莫利·塞弗和两名越南摄影记者拍摄了“火烧锦尼村”的镜头。
站在燃烧的茅屋前，塞弗说：“这就是越南战争的全部真相。越共早已逃跑……这次战斗打伤了三名妇女，打死了一名婴儿，打伤了一名海军陆战队，逮了四名老人当俘虏。”塞弗拍的片子已经够刺激了，可索尔茨伯里的报道比这还要轰动。1968年12月，《纽约时报》开始发表索尔茨伯里从河内发来的消息。林登·约翰逊声称美军只轰炸北越的军事目标，可索尔茨伯里却报道平民和民居也成了牺牲品。
第二年10月，前美联社记者赫什又揭露了梅莱村惨剧。美军1968年3月在这个越南村子里屠杀了数以百计的平民。报道是通过一个不知名的通讯社给卖出去的。为此，赫什还获得了1970年的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
看了这样的报道，说不定你都会纳闷，这个塞弗、索尔茨伯里和赫什，他们到底是美国人还是越南人？他们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呢？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可这些报道，不正是把美军干的那点丑事嚷嚷得世人皆知了么？谁见过有什么国家的军队在战争中能够保证绝不会伤及一个平民？即使真有有什么问题，难道就不能关起门来向白宫好好反映，非得公开报道，让全世界人都看美国的笑话么？美国的经济、科技等事业蒸蒸日上，那么多的正面不去报道，为什么两眼只盯着毛病不放呢？……怎么没有哪个政府机构出来阻止他们的作品公开播放、发表？难道他们的作品就没有人认为是在“歪曲”“丑化”“抹黑”美国的形象么？还别说，真有对这样的报道看不顺眼的大人物。
林登·约翰逊任总统时，陆军上将泰勒当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驻西贡的大使。他就认为美国新闻记者对越南战争的报道出了方向性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些报道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美国人和南越人应承担一切愚蠢和残暴的责任，我们一方进行的战争是不义的战争，而敌人则应得到具有正确思想的人们的同情。”这不等于说美国新闻记者客观上是吃里扒外在帮越共的忙么？
好在泰勒还没有说记者的报道是胡编乱造，而威斯特摩兰比他走得更远。
威斯特摩兰当过驻越美军司令，自1968年7月起，又当了四年的陆军参谋长。在他看来，“在南越，某些新闻记者确实是‘来到军营，和懒骨头们一起鬼混，收罗流言蜚语，并把它们当作事实公之于众’”。
可是泰勒也好，威斯特摩兰也罢，官职再怎么大，军衔再怎么高，他们也无权一声招呼就让美国的报纸刊登什么或不刊登什么。甭说他们，就是林登·约翰逊总统，也只能高调宣称，“每一个美国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必须享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权利。即便是少数人，也决不应禁止他们说话。提出意见和表示异议都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的呼吸，即使气粗一点也不要紧。”
不过话又说回来，“流言蜚语”毕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哪能让“流言蜚语”堂而皇之地在报刊上不断出现呢？问题是，什么是“流言蜚语”？谁来判断？怎么判断？落到具体的事情上，不免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倘若那些新闻记者都跟威斯特摩兰完全一样的话，就不会发表让这位将军恼火的“流言蜚语”了。事实上，那些记者发表自己的新闻，根本就不会承认自己是在捕风捉影。岂止在确定什么是“流言蜚语”上如此，就是确定是否泄露国家机密，是否危害公共安全等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1971年6月13日，星期日，《纽约时报》头版出现一个并不醒目的标题：《越南问题档案：五角大楼研究报告——回顾美国三十年来不断加深的卷入》。内页却是整整6版爆炸性的内容。6月14日，星期一，《纽约时报》接着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的第二部分。司法部长米切尔给报社打电话，建议不要再登了，并警告说，要是再这么干，政府就提起诉讼。可《纽约时报》不但继续刊登了文件的第三部分，而且还在头版报道了司法部长的威胁。
在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安的领导下，一帮政府律师在星期二来到纽约联邦法院，请求对报社编辑发出禁令。一个刚上任5天的法官发布了临时限制令，《纽约时报》也顺从地停止了刊登。不过从这也可以看出，行政机构不能自行禁止报纸刊登那些它所不满意的文章。
也正因为这样，才有可能按下葫芦起了瓢。《纽约时报》暂停了刊登，而《华盛顿邮报》又开始了报道。一看这形势，《纽约时报》哪甘落后，又恢复了连载，《波士顿环球报》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并且美联社也开始在全世界传播“五角大楼文件”。
司法部最后也没有打赢这场官司。在宣布《纽约时报》有权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时，法官默里·格法因说：“一国的安危不仅系于城池的得失，它跟涉及自由的种种制度也有关联。当政的人如果真心想维护高度言论自由和维护人民要求透明度的权利，那么，对于新闻界的吵吵嚷嚷，不听招呼，爱管闲事，就只能忍着点儿。”
既然法院判了，这口气联邦政府咽得下也得咽，咽不下也得咽。它既不能找《纽约时报》们秋后算账，也不能给它们穿小鞋。毕竟报刊的存在不取决于政府的好恶，报刊不需要看政府的脸色。
不过，司法部获得了临时限制令这件事，既不是件小事，也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它意味着政府试图事先对出版物进行控制。自从美国联邦宪法生效以来，这还是头一回碰到这样的事。当然，这并不是说绝对就不能有事前审查，而是说，即使允许进行事前约束，那也是有相当严格的限制的，比如涉及军事行动。事前审查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原则。通常情况下，一个公民写什么，发表什么，政府管不着。不能说得知赫什在写什么文章，联邦政府不喜欢，就让联邦调查局的人上门把他的打字机、资料等等都一股脑儿给抄走。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有事前审查把关，不就可以在源头上杜绝那些涉及个人隐私等内容的东西公开流传么？有一道事前审查的堤防，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不就被防患于未然了吗？再加上另一道事后处罚的堤防，不就更能够有效地遏制各种有害的玩意公开发表传播？美国人那么在乎事前审查，难道它和事后审查有什么不同么？
如果设置了事前审查，那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蜕变成只能讲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允许讲的话的“自由”。不能只看到因为没有事前审查，结果有“问题”的言论或报道出了炉，给国家安全或个人权利造成了损害，就期望有一种堵住一切“问题”的冲动。毕竟，一家报纸或一个人发表了什么言论，并不是一点“后顾之忧”也没有，倘若构成了诽谤或泄密，那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这种事后的处罚，会使大多数的人在发表、传播某种言论的时候，有所顾忌。换言之，一个人在表达之前就会自我约束，或者说“自我审查”。否则要是真有问题，被人家告到法院，会吃不了兜着走。
如果说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有权通过对出版社或媒体罚款、吊销许可证、取消或限制相关人员的从业资格、没收手稿等手段，阻止一本书的出版或一篇文章的发表，那就等于手里拥有了一项可以滥用的权力。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有事前审查权，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还能刊登出来么？
毕竟，无论是以低级庸俗、泄露商业或国家机密，还是以其他什么理由，抽象的理由听起来不都冠冕堂皇？可问题是，如果某个人的文章、书籍或影像因为事前审查而胎死腹中，那么，他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低级趣味，是不是真的会危害国家，公众就无从知晓了。事前审查等于是联邦政府既是指控别人的文章有害的原告，又是裁决被指控者文章不能出版传播的裁判。这时，公众因为无从知道被禁止发布的言论到底是什么，因此就无从知道联邦政府做出禁止发布的决定是不是在滥用权力。
倘若没有事前审查，实行的事后追究制度，联邦政府认为托马斯或查理的文章问题严重，它可以上法院起诉他，但是，这时候文章已经为社会所知晓。那么，文章是不是有害，作者是不是应该受到处罚，公众心里有杆秤了。大伙都有评理的机会，对于联邦政府的权力是一种重要的制约力量。如果哪个官员是以低级趣味为由，实际上是在打击批评联邦政府的言论，那么公众就能够辨别出他是在滥用权力了。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败仗”
美军将士在越南战场抛头颅洒热血，美国国内却是七嘴八舌。反战的形式五花八门，有游行示威的，有自焚的，有拒绝当兵的……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在一场战争尚在进行的时候，就对那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或打赢战争的可能性提出质疑。那些敦促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人原以为一旦乐队开始演奏，美国人民就会步调一致。”
实际上，一开始，美国人对越南战争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些人主张全面进攻，甚至必要时使用核武器，而另一些人则主张结束轰炸，让越南人自己解决他们的问题。每一种主张都有表达的自由。即使政府已经决策了，谁也无权让议员和普通公民不要再对政府的决策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尽管约翰逊总统斥责鸽派参议员是“胆小鬼”，说他们“随时准备反对他们的领袖，反对他们的国家，反对我们自己的战士”，可如此这般的骂是骂不出个舆论一律来的。憋着一肚子火的总统先生，既不能派联邦调查局的人把他们关押或软禁了起来，也不能下指示让所有的报纸电台不要报道他们的言行。
况且，总统斥责别人，别人也不是没有嘴。1972年4月26日，尼克松总统说越南共产党“尚存的惟一希望是在美国国会里和在美国人民中间赢得胜利，而这个胜利他们既不能在南越人民中间，也不能在南越战场上赢得”。副总统阿格纽则指责反对者“恶毒攻击”美国，并且在1972年4月谴责缅因州参议员马斯基“突出地对祖国缺乏热诚”。这年的五月，财政部长康纳利说民主党参议员们是“把党派放在国家之上”。而反对者反唇相讥，说他是在引用和“朕即国家”同样危险的独裁原则。
参议员富布赖特批评起约翰逊和尼克松来并不客气。他的言论直截了当：“作为一个开端，我们干脆不必再讲‘失败和耻辱’那种浮夸的废话了。对错误的清算既不是一种失败，也不是一种耻辱；它是一种适应现实的合理而老实的办法，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当约翰逊总统时常声言他不想当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时，当尼克松总统警告人们‘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败仗’会导致人们对‘美国领导权的信心的垮台’时，他们这样讲不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民族的自私和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
自1965年3月6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500名士兵在南越的岘港登陆，到越南战争结束，美国阵亡4.7万人，1万人死于战区中的事故和疾病，154万人负伤，为这场战争至少花费了1500亿美元。但是，美国没有在越南战争中一条道走到黑。没有哪个政要因为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就能够一意孤行地继续进行战争。在美国的制度环境里，就是希特勒再世，他也没有办法强迫国民只能跟他一起战斗到底。麦克纳马拉这位越南战争的参与者，在回忆录里总结教训时说：“……越南告诉了我们打一场有限战争是多么困难，它使美国长时间地遭受重大伤亡，但事实也证明，有限战争比无限战争更可取。……如果我们的有限目标在付出可接受的风险和代价后无法达到，那么，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必须有决心放弃已付出的代价，立刻撤退。”
帝国崛起病
大国之大，未必在于地大物博。
“日本的贫乏，便是伊的力量”。英国人小泉八云曾经这样说过。日本帝国本土，只是些幅员有限的岛屿，其崛起，并没有多么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可供仰仗。然而，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甲午战争大败清帝国，不到30年；到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占据上风，不到40年；再到一战跻身赢家行列，只有半个世纪。
此时，日本不再是后进国家。然而在二战后担任过文部大臣的永井道雄看来，“这个事实对日本说来，反而成了新的镣铐”。不仅“以为日本民族比‘中国佬’和‘俄国佬’都优秀”，而且“在衡量自己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上”，“失掉了谦逊自责的健全的民族主义精神，很快发展到自认为日本已经属于五大强国之一，甚而是三大强国之一的地步了”。
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纳粹德国一样，日本帝国也是世界强国的光环中倒下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放送协会播放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大川周明也在歌吟：“夏天的太阳，光芒万丈，/我们却吃了败仗！”兴也勃，亡也忽。此刻，离明治天皇登基，还不到八十年。
“日本的幸福”
1853年7月，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美国军舰驶抵浦贺港，要求日本开港通商。一首当年流行的诙谐短歌这样咏唱当时的局势：“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美军一枪没放，日本人滴血未流，美日双方就在1854年3月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对美开放下田、箱馆。锁国二百年的幕府开港了。
这是日本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60多年后，教育家小原国芳在他的名作《教育改造论》中写道：
当外国“轮船”来到浦贺时，全国武士为之震惊。然而那是日本的幸福。倘使外国轮船现在才来，也许日本已经成了中国或朝鲜的属国了。如果轮船是在天文年间来到，现今的日本或许比当前更强大。
天文年间（1532-1555），大约距黑船来航三百年。小原国芳这段话之于日本，几如某个华人这样说中国，鸦片战争要是在嘉靖年间爆发就好了。
毕竟，对日本而言，伴随着国门打开而来的，是不情不愿签署的一系列条约。1856年缔结《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此后又相继与荷兰、俄罗斯、英国、法国签订条约。和中国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并非是多次挨打之后才签约、开放、改良。遭遇挫折的日本，尝试着适应新形势，以免重蹈清帝国的覆辙。1858年，幕府老中堀田正睦说：“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前学到西洋之法。”1860年，横井小楠在《国是三论》里提出“富国强兵抗御外侮”。
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幕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因应。佩里是7月来航，9月，幕府就撤消了禁止建造大型船舶的命令，10月又决定向荷兰购买军舰。1856年，水户藩命令，包括家老之子在内，一律练习枪战。1861年建立洋式的长崎造船所。1865年设横滨制铁所……
进入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更是戮力富国强兵。1868年，《五条誓文》声言“欲行我国前所未有之变革”；天皇诏书宣称“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朝野梦想着帝国崛起于亚洲的东方，成为一等强国。兵部省在1870年提出，日本“需要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且要超过英国”……思想家福泽谕吉则期待着“在遥远的东洋创建一个新的文明国家，形成东有日本，西有英国，彼此相对互不落后的局面……”
为了国家富强，日本人当年想过的法子，可谓五花八门，正的、邪的，靠谱的、离奇的，什么都有。
二叶亭四迷（1864-1909）是位小说家，他看到“俄国以蒲盐为根据地，变旅顺为军港，又租借了马山浦”，忧心如焚，担心“如此下去日本将会灭亡”。怎么办呢？他支了一招：输出妓女。因为妓女们所到之处，“日本的商品就可随之而推销，日本的地盘亦可得到巩固”。
也许，今天的人们会觉得二叶亭四迷这个主意登不了大雅之堂，但也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人希望强国的那股子急切劲。从推行现代教育、派遣留学生、组建近代军队、高薪聘请外籍教师，到开办工厂、引进科学技术，等等，无不贯穿着这种劲头，表现出这种心气。就拿聘请外国专家来说，明治初期的日本政府可谓不惜血本。在1874年工部省的经常预算中，外籍技师的薪俸就占去了34%。英国人卡吉尔受雇于工部省铁道局，月收入是2000日元，金德尔受雇于大藏省造币局，月收入是1045日元，而相当于总理大臣的右大臣岩仓具视，月收入也才600日元。
花这么大的血本，动那么多的心思，下那么大的功夫，目的就像文部大臣森有礼说的那样，“日本若是处于三等国的地位，就要进到二等，若是二等国，就要进到一等，终究要成为‘世界之冠’”。日本必须削尖了脑袋往强国俱乐部里钻，在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世界上，他们要成为大鱼中的一员。在1882年，福泽谕吉就说：“我们是日本人，总有一天，我们日本会强大起来，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国那样把中国和印度握在掌心，还要打退英国，自己来统治全亚洲。”
日本朝野对强国的渴望，对危机的担忧，也不只是三分钟的热情。其奋发图强的精气神，跟内政不修的大清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的矛盾激化，从1882年开始，日本就把中国作为头号假想敌。可是扩军备战得要钱呢。1887年7月1日，明治天皇下令从内库拨出30万日元补助海防。这不是一个小数——相当于皇室经费要减少不止十分之一。天皇率先垂范，感动了华族和富豪，他们纷纷申请为海防捐款。到1887年底，捐款总额就高达103.8万日元。189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又决定，在此后的6年里，每年从内库里拨款30万日元用作造舰经费。这一下，又让日本国民的爱国热情高涨。感动不已的众议员们，主动献出四分之一的薪俸。一时间，朝野掀起了一股踊跃捐款的热潮，以至于政府在3月18日发布公告，要大家别再捐了：“由于建造军舰费的预算已经完成，今不再接受献金。”
在日本举国上下摩拳擦掌的时候，1835年出生的慈禧太后，正在为她1894年的六十大寿紧锣密鼓地筹备，为了办得风风光光，甚至不惜挪用海军军费去修颐和园。在甲午战争之前七年里，中国海军已经没有再添置一艘新船了。在这样一个国家，即使百姓也踊跃掏腰包捐钱，谁知道老佛爷会把钱花到哪里呢？只是慈禧太后这个大清帝国的主宰者万万没想到，这回，日本居然用刺刀和硝烟给她“祝寿”。
“要求赔几十亿也不苛刻”
其实，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也并没有认为一定会赢，更没有想到会赢得那么轻松。那时，中国海军在世界上排名第八，而日本海军位列第十一。就吨位而言，定远和镇远这两艘主力舰，都是七千吨，而日本海军当时最大的战舰也就四千吨。
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格局之下，谁能担保日本帝国就稳操胜券？形势正如时任外相的陆奥宗光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我国人民在平壤、黄海战役胜利以前，对最后的胜败都暗自有所焦虑”。相比之下，大清帝国的有些人倒是信心十足，认为日本跟中国对阵，实在是“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
结果却出人意料。大清帝国的陆军也好，海军也罢，竟然不堪一击。据统计，从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开始，到1895年5月30日，日本战死736人、伤死228人，加起来，还不到1000人。整个战争期间，日军战死战伤的人数，才1417人。对日本军队最具杀伤力的敌人，是瘟疫，而不是大清军队。以至于一个英国人感叹说，“远东大战的结果，使一个帝国的声誉日上，同时也使另一帝国的声名扫地”。
眼见清军兵败如山倒，日本国民的情绪，从原来的暗自焦虑，一下子又变成了欢欣若狂。陆奥宗光这样描述当时的国内气氛：“凯歌之声，到处可闻；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觉流露出来了，因此对于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全国民众……只知‘进攻！’其余都听不进去了。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蜇居。”
日本朝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亢奋地盘算着如何狠狠地敲大清帝国一笔。从福泽谕吉那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就可见一斑。
随着战争进程的演变，福泽谕吉对战争果实的期待，胃口越来越大。在1894年8月，他主张“应首先占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纳入我国版图”。到了12月31日，他又期待“把旅顺口变成东亚的直布罗陀，……把金州、大连湾变成属于日本的华北的香港”。三个月后，他则认为，除了占有威海卫、山东省和台湾之外，“即使要求几十亿的赔偿也并不苛刻”。
日本当局在怎么勒索大清帝国的问题上，也是意见不一。海军部要求割让台湾岛，陆军部主张一定要把辽东半岛弄到手，而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则希望攫取十亿两赔款……尽管在如何宰割中国的问题上，日本朝野众说纷纭，但是就像陆奥宗光说的那样，“对于中国的割让唯欲其大，发扬帝国的光辉唯欲其多这一点，几乎是一致的”。
对于媾和的条件，也不是没有日本人意识到，过于苛刻并非上策。曾当过第一任农务大臣的谷干城子爵，在给总理伊藤博文的长信里断言，要求割地“将会影响中日两国将来的邦交”。1866年普奥战争结束，普鲁士不就没有让奥地利割地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像这种见解，也只是私下里谈谈而已，谷干城并不敢拂逆舆论公开发表。“爱国热情”势不可挡的威力，第一次在日本显露无遗。即使谷干城的主张值得采取，可在当时的情势下，谁敢跟国民高涨的“爱国热情”过不去呢？
在多数日本人的眼里，大清帝国就如日本砧板上的一只肥羊，想怎样宰割就怎样宰割。他们渴望满足自己的贪欲时，鄙视其他国家在远东问题上的诉求，而赋予自己的贪欲以天经地义的神圣色彩。不过这一次，在当时那种众声嚣嚣的氛围里，明治当局好歹还能自我克制，在日中两国之间的单挑独斗可能演变成一场列国群殴之前收场。
按照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要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对此，俄、德、法三国表示异议。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并且这个程咬金一点也不客气。德国公使古奇米特非常直白地警告日本：“如以三国为敌，决无取胜的希望，故以接受劝告为上策。”
到口的肥肉，要乖乖地吐出来吗？
可是要断然拒绝三国的劝告，首先就得有赌国运与三国交战的决心。日本赌得起吗？
当时，俄国五万陆军在海参崴待命，停泊在中日两国海面的俄国军舰29艘，共计7.3万吨。俄国代理海军大臣奇哈切夫声称：“俄国的东方舰队是强大的，士气是高昂的。无须进行大规模作战，便可切断日本的海上联系。”这不是虚张声势。日本军舰吨位在1893年只有6万多吨。一旦丧失了制海权，远在大陆的军队，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
对局势的严重性，伊藤博文心如明镜。当时，日本差不多把军队都开到金州半岛地区去了，原本也没有准备要和第三国进行一场决战。这时即便把陆军调回日本应付三国干预，也需要时间。况且舰队不是远在澎湖，就是在金州半岛附近，并且已经跟中国打了一年仗，耗费不菲，还能扛得住三国的打击吗？弄不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不但从中国那里到手的肥肉不得不扔掉，而且自己还会挨宰。那怎么办呢？伊藤博文在4月24日御前会议上出的点子是“不战”。
要想“不战”，就得接受三国开出的条件。1895年5月5日，日本政府不情不愿地堆着笑脸宣布：“基于俄德法三国政府的友谊忠告，约定放弃永远占领辽东半岛。”这事对沉醉在胜利之中的日本国民来说，犹如被当头浇了一盆冰水。一时间，舆论哗然。在5月15日，三宅雪岭（1860—1945）发表短评《卧薪尝胆》。过了十多天，他又发表文章指责归还辽东半岛“既有损面子，又丧失一半胜利成果”，并且质问“百战百胜反而招致了外来的侮辱，其责任到底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