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不足，即使如何正义公道也分文不值”。这是三宅雪岭得出的教训。因为三国还辽事件，日本人对“实力”更加痴迷。一时间，“卧薪尝胆”成了日本国民的座右铭。也许，日本外交家林董在1895年夏的一段话，最能够体现那个时代日本人的心态：“历史的往例教导我们，列强联合强迫日本归还辽东，是无须惊异的。……现在日本所必须作的，是绝对保持镇静，以消弭对日本的猜忌，厚增国力，伺机而动，静待东洋终必有一日到来的机会。一旦时日到来，则日本当可自行其是，不独可使多事的各国各安其所，而且于必要时，甚至可以过问他国的事务。那时日本当可收其实惠。”
打着黑旗欢迎小村寿太郎
在俄德法三国的压力下，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了中国。可是依陆军部的看法，辽东半岛是军队流血牺牲夺来的。如今慑于三国的压力，拱手把远东这块战略宝地归还中国，这口恶气怎么能够咽得下去呢？
本来，日本人对不断扩张的俄罗斯就看不顺眼。1891年，担任警卫的警察津田三藏行刺来访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亲王。他之所以犯下这起惊天大案，是因为他认为“俄国皇太子有企图吞并我日本国的野心”。津田的这种想法并不是孤立的。当时，日本就连小学生都得唱这样的流行歌曲：“西有英吉利，北有俄罗斯，切莫粗心哟！我国的人民。表面结条约，内心不可测，虽有国际法，有事靠腕力，强食弱者肉，事前须觉悟。”
三国还辽，犹如火上浇油，更是激起了日本人对俄国的极端愤慨。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日本积极对俄备战，以谋雪耻。据统计，日本从中国捞到的那一大笔赔款，有5700万日元用为陆军扩充费，13900万元为海军扩充费，7900万日元为临时军事费，3000万日元为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共计30500万日元，占了偿金总额的85%。对于政府扩充军备，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赞成。就连曾热心发展经济甚于扩张军备的《报知新闻》，也说出了这样煽情的话：“即使把三餐节省为两餐，也要扩充海军。”《时事新报》甚至还责怪政府军备扩充得不够。
日本帝国上上下下，铆足了劲要跟俄罗斯一决高下。
1904年2月8日午夜，日本孤注一掷对俄不宣而战。当时，朝野上下没什么人敢抱必胜之心。日本特使金子坚太郎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就说：“日俄开战，日本无论如何也没有取胜的希望，就是日本人也没有人认为会赢得胜利。不过日本如果退让一步，俄国就会紧逼一步，他们是贪得无厌的。日本决心拿起武器，即使被灭亡也在所不惜。只要在世界史上写下这么一页我们就感到满足：‘过去在亚洲，有个称为日本的国家，因为反抗残暴的俄国的野蛮扩张，经过勇敢的战斗灭亡了。’”
金子坚太郎之所以公开这么讲，固然是想赢得美国人的掌声和同情，不过从当时的国力对比来看，日本的前途确实凶险莫测。毕竟，日本国力要比俄国逊色得多。仅就人口和兵力而论，1904年，俄国人口为1.41亿，陆军常备军总兵力约105万人，经过训练的后备役军人375万。日本总人口约4400万，战时可动员二百多万后备兵员。战争初期，陆军总兵力约37.5万，其中25万可用于日本列岛以外作战。
战前，不少俄国人也没有把日本这个远东小国放在眼里。交战之初，在讨论派兵数量时，库罗帕特金认为，俄国兵和日本兵的比例应为2对3，而前任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比他更瞧不起日本军队，认为一个俄国兵足能对付两个日本兵。就连维特伯爵，虽然早在1901年给外交大臣的信中就敏锐地指出过，“在最近的将来要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对于我们就是一场大灾难”，但他依然觉得，“日本要接二连三地打败我们是不可能的”。
没想到，连战连胜者，又是日本。只是这回仗不像打清帝国那样轻松。因为海运和铁路运输不够用，日本连农家的牲畜和牛车也征用上了。动员了约100万人，死了大约84400人，伤了143000人，损失总兵力超过五分之一。消耗战费约171600万日元，相当于1903年岁入总额的六倍半多。日本一时元气大伤，动员的兵力已达极限，虽然是接二连三地打胜仗，但并没有给俄军造成致命的打击。在1905年3月奉天会战结束后，满洲军总司令部就认为应该和俄国进行和谈。1905年3月23日，总参谋长山县有朋认为，如果继续打下去，“则以往之赫赫战果或将半归泡影”。
幸好俄国国内危机重重，俄国人也不想打下去了。维特在签订和约之前，老做恶梦，觉得如果不缔结和约，“国家有完全崩溃的危险”。这对于日本，正如英国战略思想家利德尔·哈特所言，“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运气”。
可是，自以为是赢家的日本人又狮子大开口，在谈判之初，要求赔款十五亿元。可人家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全权代表维特启程之前就交待：“不能赔一文战费，不割让一寸俄国的领土。”俄罗斯不是满清。在和会上，日本的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向维特叫嚷：“你说话好像你是胜利国一样。”维特则针锋相对地回敬他：“这里没有胜利者，所以也没有失败者。”
维特说的没错。当时没有一场会战是决定性的，战局并没有决出最后的胜负，虽说俄国没有赢一场大仗，但日本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日俄两军主力在辽阳会战中，甚至日军伤亡比俄军还要惨重。倘若“皮洛士式的胜利”反复下去，对于久耗不起的日本帝国来说，胜利即失败。
对这种局面，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心知肚明。继续打下去，有崩溃之险的岂止只是俄国？！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朴次茅斯签订和约。恶斗一场，日本一分钱的战争赔款也没捞到。
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媾和条件，不明日本国力真相的媒体和公众想不通，在“情感”上根本就接受不了。签约被视为外交失败。明治政府受到不满者的猛烈攻击。小村寿太郎回国时，人们打着黑旗欢迎他。甚至在此之前，当媾和的消息一传到东京，这位尽职尽责的外交大臣收到一份要他“速行自决，以谢国人”的电报。这也难怪。难道不是日军所向披靡，而俄国屡战屡败么？干吗赢家要向输家妥协呢？付出如此巨大牺牲的一次胜利，竟然一分钱也没能捞到？在他们的眼里，日本就是胜利者，胜利者就应该得到他们所想望的一切，否则那叫什么胜利呢？他们不明白尼古拉二世将会战斗到底，而不是支付赔款和割让领土，他们不明白这样下去对日本意味着什么。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群情骚动的局面，明治当局也是自作自受。日俄战争期间，政府乐于报喜却怯于报忧，一般国民和军人怎么知道日本已经精疲力竭？就是战后，政府也没有让国民和军队充分了解真实情况，一般国民和军人盲目自满，哪里知道国防的软肋？既然战局对日本是形势一片大好，民众满怀期待，政府被喝倒彩，不也在情理之中么？
虽然骚动在政府的弹压下消弭了，但在一连串的胜利中，日本国民的心理变得更骄傲、更狂躁了。他们以为日本不高兴，地球就该颤抖；他们以为日本说不，别国就应点头哈腰。在他们眼里，普天之下，还有什么能够阻挡得住日本帝国的锐气？崛起的日本，就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血气方刚，躁动不安。1906年美国排斥日本移民时，日本《每日新闻》就怒吼：“整个世界都知道，装备很差的美国陆军和海军不是我们具有高度战斗力的陆军和海军的对手。……为什么我们不坚持派出军舰呢？”此时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在日本人的笔杆下、嘴皮里，就如同豆腐渣一样，脆弱不堪。
再过十来年，在凡尔赛和会上，五大战胜国的交椅，也有日本一把。在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里，能够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日本是惟一的一个。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明治一代人所实现的，恐怕要比他们当初梦想的还要多。这是一个东方传奇，一个麻雀变凤凰的东方传奇。可也正因为这样，在看待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时，崛起得有惊无险的日本，有些忘乎所以了。昭和八年（1933年），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告全日本国民书》里就洋洋自得地说，开国还不出五十年，“就居然切切实实地跻身于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了。”
“日本现在是几点钟了？”
1905年11月。朴次茅斯和约签过刚两个月。以《武士道》一书闻名的新渡户稻造（1862-1933）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日本现在是几点钟了？”
一番国际比较之后，他给出的答案是，西班牙是下午五点，法国是下午三点，英国则是太阳当顶，正在越过子午线，德国还不到上午十一点，美国是早上十点，“中国的四亿拖着猪尾巴的颈子还睡在枕上，做着黄金梦和过去的千秋大梦。但在日本则是旭日初升。”
话里充满着自豪、自信，还有轻蔑。
这不奇怪。自佩里来航之后，日本帝国哪有过不去的坎？自打败满清帝国起，国力难道不是蒸蒸日上？
明治维新刚开始那会儿，日本兵弱国穷，在列强面前直不起腰来。陆军装备的枪支，大部分得从国外进口，连武器装备都如此仰仗外国，怎么做得到“强兵”？1868年的日本，人均产值也只有西方国家的1/4到1/5，不缩小差距谈何“富国”？日本是在一个低起点上奋起直追欧美列强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当时的亚洲，日本的发展可谓是一枝独秀。从1789年到1918年，日本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4.8%，农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6%。20世纪20年代末期，工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1936年，农业收入还不到全国总收入的20%。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日本就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
相对于同期的亚洲其他国家，日本帝国的科技进步可谓独领风骚。如果以魏源的“师夷长技”为标准来衡量，日本也是一个好学生。到十九世纪最后10年，日本自行建造的巡洋舰，已能跟欧洲建造的任何巡洋舰媲美。而在北里柴三郎、长冈半太郎、高峰让吉、池田菊苗等一批科技精英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帝国在科技领域不是只有学习和模仿，还有它自己的创造发明，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面。
尽管如此，日本帝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成就，要是跟德国、英国、美国、法国相比，仍然不是一个等量级。整个明治时代，日本没有产生过像法拉第、爱迪生、西门子、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或技术巨人。日本帝国实则是先进国行列里的后进。德国统一和明治维新开始的时间差不多，但德国的崛起是以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技术兴隆期为基础的，而人口跟德国差不多的日本，却从来没有创造过那样的科学和技术的辉煌。
同样是举世瞩目的崛起，崛起的质和量也不一样。今天，许多人觉得日本产品是质量的象征，可是当年“日本制造”多少有点粗制滥造的味道。在1918年筹划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小原国芳就感慨：“‘日本制造’这个标签，在世界上成了劣等商品的商标。”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来了不少的订单，可是日本卖出去的产品却出现了诸如此类的现象——“罐头里掺石头；铅笔中心是空的，两端灌入少量铅芯；靴子的鞋底里夹纸板”。这被小原国芳称为“真正是日本的耻辱，国贼的行为”。
这件事，日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也提到过，而且是在他1933年的《告全日本国民书》里提到。这种粗制滥造的日本货，满世界的销售，其结果如何呢？连荒木贞夫这一介武夫都明白：“是把信用全然毁坏了”。那衬衫穿上后，膀子一伸，“立刻就袖子和背心子分家了”。对这一点，荒木贞夫印象深刻，他还举了一个例子。那是在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时候，俄罗斯商店贴出招牌：“日本货是到了，但是不保证其坚牢。”
虽说知耻而后勇，可这也表明，已然是世界强国的日本帝国，还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一面。问题不止于此。强国的事实，也不能够抵销下面的现象。明治三十一年十月，财政部的委员添田寿一谈到他在大阪附近纺织厂的见闻时，称“情形颇为凄惨”：“……实在未满十岁的人，亦在机械房中工作。饭是立在机械转动之间吃的。一走到寄宿舍，则因便所的臭气，实难形容。”即使是到了明治四十年，童工还占女工的大部分，而女工当时又占职工的六七成。
可是帝国崛起冲淡了日本人在明治初年的那种危机感和落后感。谁能想到，帝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在日后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毁于一旦呢？回过头来看，新渡户稻造觉得日本处在旭日东升之时，是明治三十八年，离1945年还有40年，刚好在日本帝国兴亡两端的中点上，换言之，日本帝国并非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是当午的日头了。
“日本的恶运，实在是爱国志士造成的”
1939年，蒋百里将军感叹：“日本的恶运，实在是爱国志士造成的啊！”
名将山本五十六的遭遇就是例子。
1920年代初，山本五十六还是一名海军中佐。在谈日本是否应该同美国交战的问题时，他说：“仅看看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发达的汽车工业和一望无边的得克萨斯州的油田，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凭日本的国力，根本不能以美国为敌，同其抗衡；在海军建设上，更不能与之进行军备竞赛。”
其实，这说的不过是一个事实判断，跟山本五十六是不是勇敢，是不是“爱国”，是不是“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可是，山本却恰恰是因为直面现实而不招人喜欢。刚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有些官兵很是瞧不起他。“赤城”号航空母舰上的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少佐，曾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山本的蔑视：“山本五十六是亲英美的，没有日本人的骨气。难道这样的人还不是胆小鬼吗？”
相反，那些凌空蹈虚的高调，倒是颇能虏获人心。
末次信正是1933年11月出任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以他为首的一些人，喊出了打倒英美的口号，很是博得一些年轻人的赞赏。可是就像一个帝国海军中将在战后所说的那样，只要仔细地分析，日本总人口是多少，有多少男人，工业就业人口占多高的比例；可征水兵的最大限额是多少，一艘军舰需要多少水兵匹配等等，就不难发现，哪怕是拼命建造很多军舰，也无法满足这些军舰所需的燃料，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水兵兵员去使用这些军舰，在这种情况下去跟英美搞军备竞赛，难道不是劳民伤财的愚蠢之举么？但是这种想法闷在心里头没问题，可要公开说出来，就会立刻被斥责为“惧怕和崇拜西洋的洋奴”。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无论多么可笑的高调，都可能堂而皇之地在掌声中出笼。荒木贞夫有句名言：“如果我们有三百万枝竹矛，就能征服俄国。”在一个飞机大炮的时代，这不是在胡言乱语么？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言，如果这种慷慨激昂的话是在英国或法国国会提出来，“说这种话的人第二天就会被送进疯人院”。问题是，在日本，像这样不着调的疯言疯语，却能大行其道。以至于没有疯的人，要想明哲保身，就得跟着装疯，甚至表现得更疯。
举国陷入一种有如将鸡蛋当石头的、无根据的狂妄、自信之中。因为在日本的媒体上，往往难以知悉国内重大问题的真相。1940年10月9日，山本五十六在给笹川良一的信里就说：“最威胁国家安全的，莫过于此。”人民被蒙在鼓里，但却充满激情。于是，许多问题就可能因为日本人民“感情”上接受不了，就无法理性地探讨。结果是整个日本疯了。
1941年4月31日，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抵达华盛顿。名义上他是去作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大使的助手，实质上是陆军代表。等他从美国回来，日本充斥着“非常想打”的叫嚣。岩畔豪雄心情沉重。他并不是反战人士，可他在美国切身感受到了的美国实力，使这个赴美前的强硬派觉得，强硬论的叫嚣是无的放矢。
当时，新庄健吉是岩畔豪雄的伙伴，虽然军衔不高，可他吃得开，经常作为陆军预算的说明员进出国会。岩畔豪雄对他讲了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向东条英机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其中讲到，炼钢生产能力的日美比率是1：20、石油产量是1：几百、煤产量是1：10、电力是1：6、飞机产量是1：5、船舶保有量是1：2、产业工人人数是1：5。
照常理来说，只要不否认这些比率是基本事实，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军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可是，据说岩畔豪雄跟陆军省、参谋本部的同僚谈美国的战斗力时，只有美国班班长杉田一次中佐等极个别的人能坦率地听进去。而他的后任真田穰一郎大佐还提醒他注意言行呢。当时反美情绪之激烈，可见一斑。回国不久，岩畔豪雄就被派到前线任联队长去了。
在1941年10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陆相东条英机慷慨陈辞为什么要拒绝美国的撤军建议：“屈从美国撤兵，将使中国事变的成果毁于一旦，并危及满洲国，更危及朝鲜统治。形式上的撤兵也是不可取的。如果那样做，军队士气即将丧失。丧失士气的军队则等于没有军队。驻军是心脏命脉，一旦让步之后，有必要连这个心脏也让出来吗？让步到如此地步，这叫什么外交？是投降！这将玷污青史，遗臭万年！”东条英机大帽子一亮，阁僚中就再也没有谁吱声了。
想想也是，人家美国提个建议就乖乖地接受，大日本帝国颜面何存？自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和中国已经不宣而战地血拼了四年，死了二十万人，如果答应美国的要求，以不赔款，不兼并收场，甚至连驻军权都没有，折腾那么多年，究竟为了什么呀？怎么交差呀？哪个决策者向日本国民交得了差呀？用东条英机的话来说，也对不起靖国神社里的英魂嘛！很了解东条英机的大川周明就说：“神灵会看透一切。一面说对不起英灵，一面却又在制造更多的英灵，这叫什么对不起呢？”
可是不理睬美国的建议，一意孤行，局势恶化下去，会不会几十年来攫取的海外利益，一朝丧失殆尽呢？帝国的决策者们顾不了这么多了。对于美国要求它回到华盛顿条约的原则上来，日本报之以铤而走险。对如此抉择，新任首相东条英机的话说得极为悲壮：“人总有个时候得闭上眼睛，纵身一跳。”只是悲壮得丧失理性。
日本这闭眼一跳，就先下手为强跟美国打上了。自偷袭珍珠港开始，直到中途岛海战失利，其间日本的军事行动可谓势如破竹。然而，这回对手不是大清帝国，不是沙俄，日本陷入了持久战，再也没有当年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能够速战速决的运气了。帝国败相已露。可是国内环境依旧不能容忍探讨如何退出战争以避免无谓的牺牲。1944年春，陆军参谋本部的战争指导班班长松谷诚大佐，因为在报告中说“日本已经没有希望扭转战争的不利形势”，“我们结束战争的时候已到”，就被调到中国去了。对于军事领袖们来说，尽管心里明白已经是在进行一场绝对没有希望的战争，可没有一个站出来公开提议见“坏”就收，结束战争。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他们之中也有人很愿见日本投降，惟一希望只是在投降过程中，没有他们自己参加”。
可也正因为这样，战争在高调中继续无望地进行下去。最后，日本不仅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尝到原子弹滋味的国家，而且还不得不在投降书上签字。此时，离明治天皇登基还不到八十年。1946年5月，文部省在《教育方针》中曾这样反思过明治以来的历史教训：
……日本的现代化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对现代精神的理解是极其肤浅的。不仅如此，甚至有人认为日本文化已达到与西洋文化同样的高度，而且东洋人的精神，特别是日本人的精神比西洋更优越。有这种错误想法的人成了国民的领导人，他们轻视西洋，低估人家的力量，挑起了战争，国民则受骗参加了战争，结果战争就失败了。
跛脚的进步
十八、十九世纪，有着不同政体的世界强国。
换言之，倘若只以国家崛起为最高目标，对于像佩里来航之后的日本帝国这样一个后进国家，摆在面前的榜样就不只是一种政体的国家，它可以借鉴此大国的政体，也可以效仿彼大国的政体。
正如金庸小说里所写，“正派”侠客可以用易筋经、降龙十八掌练就超群武艺，“反派”角色也可以用葵花宝典练出绝世功夫。日本帝国效仿、摸索的，是一条排斥共和谋富强的普鲁士道路。看似金光大道，实则是不归路。
“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
“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
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黄遵宪的感慨之中，不无艳羡之意。
那时，离《五条誓文》的颁布，也才二十来年的光景。可日本帝国的巨变，又何止开设议院？
幕府时代的日本，等级森严，贵贱有别。比如，按照“家康遗训百条”第四十五条，“庶民不得对武士无礼、对直属臣子或陪臣不敬，否则格杀勿论”。武士阶层出身的福泽谕吉，曾这样描述过等级制度的荒谬：“在这种法律之下，好像平民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借来的一样。农民商人无缘无故地要对武士低声下气，在外让路，在家让座，甚至连自己喂的马都不能骑。这岂不是蛮不讲理吗？”
农民商人的地位尚且如此，贱民的处境那就更不用说了。而明治初年的“秽多”“非人”以及其他贱业者加起来，将近40万人。
进入明治时代，短短的几年里，过去连姓氏都没有的农、工、商，统称为平民；“秽多”“非人”等贱民的名称废除了，其身份、职业都跟平民平等；禁止人身买卖；一般平民也可以使用姓氏了；准许华族与平民通婚；所有国民都有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
幕府时代，当局严禁农民栽种桑、茶、烟草、漆等作物，并且农民不能从事工商业。明治政府把农民从这种禁锢中解放了出来，1871年，宣布今后农民在地里种植什么，是他们的自由；1872年，又废除了不准农民改就工商业的禁令。
福泽谕吉原本对明治政府期望值并不高，以为它会“把一个值得珍惜的日本国弄得乱七八糟”。看到当局提出四民平等，废藩置县，他一下子又欢呼雀跃了起来：“当时，我们朋友之间如果三五人碰头，就会彼此庆贺，赞叹不已，忍不住要高喊：看到新政府的事业如此兴盛，纵然死也无憾！”
在削弱身份束缚的同时，人民的日子，也眼瞅着有了变化。对于农家的生活，福泽谕吉是这样描述的：“现今若就贫者之贫来和富者之富比较，诚然是贫困的，不过只就一个贫者来论，不得不说生活情况大有改良了。其他姑且不论，仅看改良食物的性质，采用食米的增加，足可证明一斑了。”
不过，在福泽谕吉眼里，日本帝国的“进步”可不只是表现在社会经济方面。
在1895年3月开始连载的《福翁百话》里，福泽谕吉提出，评价文明进步的标准很多，其中言论自由与否，尤其是“社会人文之进或退的标志”，“放松对言论的限制并使其逐步自由化，即为文明的进步”。
那么自维新以来，日本帝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从1853年到1895年，福泽谕吉把它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十年。如果对这几个时期的言论情况加以比较，福泽谕吉认为可以发现，“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更趋于自由”。第一个十年里，自由言论被人指责、谩骂，到了第二、第三个十年，自由言论便逐渐被人们承认，而到了第四个时期，“自由言论反被作为好事而受到欢迎”。
作为这段风云历程的过来人，福泽谕吉展望未来，信心满怀：“同样道理，在所谓第四时期的当今，即或有稍许逆耳之论，再过十年、二十年，亦一定会被宣告无罪，并毫无疑问地将受到欢迎。”在这个乐观的花甲老人眼里，大日本帝国的明天会更自由，更美好。
“争取能多骂倒一个人”
福泽谕吉乐观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
中江兆民（1847-1901）比福泽谕吉小十来岁，因为政治原因，在1887年12月被驱逐出东京。虽然是不受明治当局欢迎的人，可是这并不妨碍他紧接着第二年就在大阪创办《东云新闻》，继续传播民权思想。
就在福泽谕吉去世那年，也就是1901年，医生告诉中江兆民患了癌症，只能再活一年半。中江兆民没有向病魔屈服，他要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有限岁月里，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他把自己要写的书取名《一年有半》。
中江兆民与死神赛跑，天天笔耕不辍。之所以天天执笔，用他自己的解释，就是为了“争取能够做到：多起草一页原稿，多骂倒一个人，多破坏一件事”。
《一年有半》写完了，中江兆民还活着。1901年8月，他的学生幸德秋水将这本小册子整理出版。
在书中，中江兆民臧否人物，指点时政，文风泼辣，语意尖锐。他说：“山县有朋小有慧黠，松方正义糊涂透顶，西乡从道胆怯懦弱；其余的元老，不值一提。假使伊藤博文以下的元老都早一天死去，便可以早一天对国家有好处。”如果只读他的文章，恐怕会以为，这帮明治政要，都是些什么人！
就连伊藤博文这样的顶尖人物，中江兆民也称之为“蹩脚的钓者”，担任内阁秘书长还合适，但是没有本事当好总理大臣。在他笔下，伊藤博文“诚然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秀才，在汉学方面，他只有做歪诗的本领；在洋学方面，他只有背诵目录的水平；这就已经足以大大超过其他元老，而使他们没有话说；加之口若悬河，很能够一时把人们弄得糊里糊涂。然而这不过是秘书的才干，是翰林的能力，而不是宰相的资质”。
《一年有半》出版的时候，西乡从道、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伊藤博文这些响当当的大人物都还健在。中江兆民不仅指名道姓地讥贬西乡从道这些军政要人，而且还批评内阁“是那些贪图利欲，玩弄权势的人们的最高级的和最方便的阶梯”，贵族院“是一帮阴险毒辣的家伙的集合场所”，而众议院“简直只是一群饿虎的团体”。他抨击内阁、贵族院和众议院“变成了官僚绅士式野兽的渊薮”，“两院的议员，都是贪图权势和利益的饿鬼”，“现在的高官、大员、议员、党员，这些人简直只能叫做吃人恶鬼。”
中江兆民如此这般描写，给人的印象是，庙堂之上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这还不算，中江兆民甚至还把日本定性为一个“腐败透顶的社会”。其实，中江兆民的后半生，恰逢日本帝国蓬勃发展之际。在短短几十年里，铁甲海军、铁路、电灯、电报、大学、议会等等，从无到有，大败清帝国，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声名鹊起。可是在法国喝了几年洋墨水的中江兆民，似乎视而不见，反而扬言，“假使执笔，就用笔攻击；如果开口，就用诟骂去对付它”，声称“直到死去以前，我仍要挥舞这一枝攻击的笔”。
不过，中江兆民著述这种激愤之作，官府没有索取他的性命，也没有剥夺他的自由，还能公开发表。别说那还是二十世纪初，就是放在二十一世纪，如果扳着手指数数，不能在报刊电台公开批评总理大臣级人物的亚洲国家，也绝不只一个。要是在这些国家发表类似的言论，肯定会被当成严重的刑事犯罪予以打击。比较而言，日本帝国当年的舆论管制可谓相当宽松。
中江兆民的例子并不是日本帝国言论相当自由的孤证。
1903年，幸德秋水出版《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出版《我的社会主义》。这两本书都是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在当年的日本帝国出版这种书，就相当于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写文章鼓吹苏联应该实行私有化一样。可帝国当局竟容忍了幸德秋水公然鼓吹“实行社会主义大革命”。他这本书1903年7月初版，到11月份，就出第六版了，此后又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出了第七版。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的大逆事件，被后人称为“明治时期最大的冤罪事件”，当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强烈的政治恐怖感。对于这个事件的影响，小说家木下尚江称，当时日本各地是“草枯，风死，荒野满目凄凉”。日本历史学家坂本太郎也说，“至此，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凡是带有社会二字的东西均被视为危险品而遭到禁止”。即便世道如此残酷，幸德秋水成了死刑犯，但是明治当局没有剥夺他终身的出版自由权。
相比20世纪其他国家的某些政治镇压而言，大逆事件的恐怖程度，实际上还算比较温和。在幸德秋水被杀后第八天，他在东京监狱里完稿的《基督抹杀论》公开出版，并且一个月里重版了七次。
“住房盖成了监狱”
植木枝盛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弄潮儿。对日本的前途与命运，他倒不像福泽谕吉那样信心满满。
这并不是说，植木枝盛睁着两只大眼睛，却看不到东京通了火车之类的变化。
只是植木枝盛懂得，事情一码归一码。毕竟，胳膊、胆、肺，再怎么健康，并不能由此就说心脏的健康与否无关痛痒。
有了火车坐，有了牛肉吃，这固然是高兴事儿。但是植木枝盛的心智没有迷失在眼前的种种“进步”之中。在1877年3月的一篇文章里，植木枝盛谈到了人们对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心态：“社会上有很多人轻信政府，完全把它当作了文明革新者，他们认为我国目前已经真正达到文明和进步了，看到眼前修起来的漂亮的学校、兵营和官署，以及铁道、电线、砖瓦和瓦斯灯等的设备，就过早地认为文明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为之欢欣鼓舞。”
相比许多为日本帝国的“进步”感到欢欣鼓舞的人，植木枝盛看得更远，思虑更深。
在植木枝盛看来，“今天的政府既不是守旧者，也不是文明开化者，而是一个地地道道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的政府”。他说：“政府虽然平定了内乱，那也不过是极权政治的胜利罢了，不能算作国家的胜利。政府禁止佩刀，诚然是一种文明风气，然而并没有代之以保护人身的法令，设立法院只是模仿西洋，实际上治罪依然采用野蛮的法律。尽管政府制定了很多束缚人民的法令，可是就没有一个限制政府压制人民的法令。这种片面的政策，难道称得起真正的文明吗？”
植木枝盛希望“政体的变革”，要求“实行君臣共治，废除政府之独裁，使人民掌握政权”。他的这个愿望，直到日本被打败之前，也没有变成现实。植木枝盛的愿望背后，是他对明治政权的独到认识。在1878年左右的一份备忘录里，植木枝盛写道：“所谓维新这一改革，只是政府的变革，只是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发生的一次事件，与被统治者毫无关系。德川政府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仍然是独裁政府，也就是专制的政府。明治维新犹如要盖住房而盖成了监狱。从前，把土地和人民归政府私有。今天的政府虽然颁发了土地券承认土地为人民所有，却又滥用征收捐税的权力，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人民对此不发生疑问，也是很奇怪的。这种情况，就等于把支配金钱的权力和修建工程一齐交给了承修人。”
植木枝盛的眼光敏锐而又老辣。对他这种一针见血的民权思想家，明治政府哪能坐视不管。有段时间，常有密探跟在他屁股后面。在1878年10月的一则日记里，他记下了自己被跟踪的情形：有两个密探，“不管远近，也不问白天黑夜，不论去洗澡或理发”，始终紧紧地跟踪着他。
俗话说的好，一好掩百丑。对于一般人而言，得了实惠，容易丢了脑子。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植木枝盛那样敏锐、清醒。眼前的“进步”，就足以使他们心满意足。
1875年6月，福泽谕吉发表《国权可分说》。同月，政府颁布了诽谤律、新闻纸条例等压制言论的法令。“新闻条例”规定，对“政事、法律之类记载，不得妄加批评”；“政府官员、衙门公务或有关外交事类，虽细琐之件，亦禁止私自揭载”。政府同时公布的《诽谤律》新设了“皇族不敬罪”和“官吏侮辱罪”。
1875年8月到12月，在日本新闻界，因为触犯法律而遭到处罚的事件有9起，而在1876年，1月就有5起，2月有6起，3月有18起。其中受到惩罚的，就有福泽谕吉的朋友。1875年12月，他在《邮政报知新闻》的熟人藤田茂吉被罚款200元，监禁1个月；1876年2月，《朝野新闻》的末广铁肠和成岛柳北再次被捕。
因为刊登批评新闻纸条例的文章，《朝野新闻》的主编末广铁肠被监禁二个月，罚款20元。就在末广和成岛被判的次日，福泽谕吉开始动笔写《学者安心论》。他在指出“学者名人被捕入狱决非美谈”的同时，也呼吁学者应该结束跟政府的对立，支持自上而下的改进政策。可是，当他把这篇文章呈送当局，要求出版，却未能获得批准。
1876年11月，福泽谕吉的《分权论》脱稿；1877年9月，西乡隆盛兵败自杀，跟西乡并无一面之交的福泽谕吉，为了“保存日本国民的抵抗精神，以使其精神气质不致断绝”，写下了《丁丑公论》。可是，因为“无奈害怕触犯条例”，《分权论》没有及时出版，直到1877年11月西南战争结束后才付梓发行，而《丁丑公论》又“恐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直到1901年，西乡被赞誉为大陆政策的先驱时，他才公诸于世。
福泽谕吉隐忍的背后，是明治政权的跋扈。为什么面对权力的嚣张，福泽谕吉没有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呢？按照日本历史学家远山茂树的分析，也许是福泽谕吉认为，“一旦违法，就会被人斥之为傻瓜和糊涂，付出这般牺牲，并没有丝毫益处。”
名头之响如福泽谕吉，也照样得看权力的脸色。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庆应义塾主办的《民间杂志》，因为发表文章评论此事，其名义发行人遭到警视厅的训斥，还让写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发表这类文章。福泽谕吉得知消息后，没有同意写保证书，而是认为最好是要求停刊。就这样，杂志在这个月出到第189号就停办了。6月1日，福泽谕吉在写给老朋友、元老院议政官大久保一翁的信里说：“近来政府的法令越发严厉，这种时候，由于极容易犯禁，出版也就成了无益的麻烦，故普遍将杂志停办。”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不敢惹上“无益的麻烦”背后，是权力实实在在的霸道，以及人们对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恐惧。
《丁丑公论》还压在箱底不敢发表，福泽谕吉却又在1881年的《时事小言》里抬起了明治政府的轿子来：“日本的政府从来都是专制的。但是由于明治维新，专制政府一下子垮了台，现在看起来，专制已经成为过去。今天的政府当权者与民权论者相比，虽然在改革的精神上有早晚先后的不同，但在主张上，两者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可福泽谕吉的热脸贴在明治当局的冷屁股上。1883年，政府修改了新闻纸条例，不仅内务省，就连府县知事都有了发行停止权。所有进行时事评论的报刊，都必须交纳1000日元（东京）或700日元（大阪等地）的发行保证金。当时这个数目的保证金，不是一笔小钱。没收违法报刊的印刷机器等手段，更是赶尽杀绝置之死地的措施。用日本新闻史家的话来说，这个修改后的新闻纸条例，“简直可以说是报纸的扑灭法”。民间是可以办报，但是报纸生死大权却捏在帝国政府的手里。再闹腾，能闹腾到哪里去了？
且不说“维新”维的是什么“新”，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这种维新是帝国政府主导的维新。这种政府主导的局面，直到天皇下终战诏书那一刻，也没有改变过。像福泽谕吉这些人，一方面对“国家”充满着恐惧，可另一方面又对“国家”的未来表示乐观。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还能把握“国家”的命运？这是日本帝国时代的一种典型政治悲剧。
“出头的钉子挨砸”
“大逆事件”是明治时代终结的象征。
1910年，幸德秋水等人被捕。整个帝国笼罩在政府制造的恐怖之中。
作家德富芦花发表公开信，恳请政府从轻处罚。
1910年10月13日，年轻的石川啄木愤激地作下了这首诗歌：
看着那阴沉沉的
灰暗的天空，
我似乎想要杀人了。
当然，石川啄木没有杀人，倒是幸德秋水很快就要被杀了。
1911年1月，幸德秋水等12名社会主义者，被以大逆罪处死。大逆事件用幸德秋水这些人的血，为日本帝国的“进步”画上一道不可逾越的警戒线。
2月1日，德富芦花在第一高等学校慷慨陈词，称赞幸德秋水等人是“为人类献身的志士”，抨击政府这样对待这些人，是“暗杀”，是“不折不扣的谋杀”。
然而，大部分人不是像德富芦花那样，在丧钟为幸德秋水他们敲响的时候，站出来为他们辩护、呐喊。
“大逆事件”的腥风，让许多日本人的脊背直发凉。明治政府可以这样对付幸德秋水，需要的时候，难道不也可以同样对付别人么？政府制造的恐怖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帝国的政治氛围大变。在《时代闭塞的现状》这篇评论里，石川啄木这样描写此后的日本：“环绕着我们青年一代的空气，已经丝毫也不流动了。强权政治统治着全国……”
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日本也有一句谚语：“出头的钉子挨砸”。
于是，森鸥外只写历史小说了，而永井荷风则“开始提烟袋、集浮士绘、弹三弦了”。因为没有勇气像左拉那样站出来大喝一声“我控诉”，感到羞愧的永井荷风，从此流连于红粉阵里，出入于烟花柳巷，沉迷在灯红酒绿之中，而他发表的作品，如《晴日木屐》《夏姿》《争风吃醋》《梅雨前后》《背阴的花》等等，笔墨浮艳，描述的是“已逝去的江户文化绚丽的晚景”。
恐怖之下，敢挑战明治帝国命门的人，于是就成了一小撮、极少数了。自从大逆事件之后，民间的反对力量，再也没有构成过对帝国的严重挑战。日本帝国直到毁灭之前，国内局势总体而言一直是比较稳定的，看不到有革命的火星可能在这个岛国燎原。日本帝国，彻底告别了革命。
不过，日本朝廷唱白脸，也唱红脸，挥大棒，也送糖果。
如果一身本事，又一心为朝廷出力，哪会有幸德秋水那样的下场？伊藤博文，出身贫寒，可时势造英雄，32岁就当上了参议兼工部卿，43岁被封为伯爵，44岁当上了首任总理大臣，49岁就任首届贵族院议长，65岁那年前往朝鲜当首届统监，还晋升为公爵，并且深受明治天皇的宠信。
不仅是军界政界的官僚能够得到朝廷的恩宠。凡是那经商成功的，科学研究拔尖的，笔杆子摇得好的，都有机会沾到朝廷的阳光雨露。当过东京大学校长、帝国学士院院长的加藤弘之，1900年受封男爵。有日本近代实业之父美誉的涩泽荣一，1900年受封为男爵，1920年晋封为子爵。日本的细菌学之父、日本医学会首任主席北里柴三郎，在1924年受赐男爵。日本物理学之父、大阪帝国大学首任校长长冈半太郎，在1934年当上了贵族院议员。化学家高峰让吉1922年去世后，天皇特追叙他正四位勋三等。就连福泽谕吉这样一再拒绝担任公职的人，在1901年去世时，众议院全票通过决议，给他致哀。
即使是曾经跟政府过不去的那些人，如果有笼络的价值并且能够被笼络，朝廷也会给他们出路。1887年5月，日本第一个政党——自由党的创始人、民权运动家板垣退助被封为伯爵。著名记者、评论家德富苏峰，也就是德富芦花的哥哥，原本是个跟政府唱对台戏的笔杆子，名气很大，但他后来笔锋转向，跟明治政府穿一条裤子，以至于弟弟德富芦花跟他断绝了关系。1911年他当上了敕选贵族院议员。
不听话的，则有种种办法收拾。比如一个教师，不听明治政府的话，就可以吊销你的教师资格，砸你的饭碗，再不行就抓起来，如果需要的话，就像对付幸德秋水那样，直接找个理由要你的命。看你还老实不？人多不见得就力量大。一个拥有上百摊主的菜市场，几个拧成一股绳的小混混，就能让所有的摊主乖乖地给自己缴纳保护费。同样道理，政府有组织的暴力，也能够让人数众多却是一盘散沙的人民俯首听命。
“野蛮的安定”
在1879年写的《日本琐志》里，有位中国人就预言，日本“乱必在二十年间”。
那是等着看日本维新的笑话。
那年头，自由民权运动闹得正热火朝天。今天这帮人私拟部宪法草案，明天那伙人递交请愿书。这在连维新也不想搞的中国人看来，不就是乱哄哄地一团糟么？
而身为日本臣民的福泽谕吉，也对局势忧心忡忡。1881年10月1日，他致函大隈重信：“民权论似有愈来愈赞成直接行动的倾向。长此以往，官民反目必日甚一日，流血之祸，恐终所不免。”
福泽谕吉的这种忧虑，并非一点根据也没有。因为确实能听到鼓吹可以革命的声音。
据说，中江兆民曾说过，“民权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应该自己争取的。王侯贵族所恩赐的民权，谁也不能保证不被剥夺回去。试看古今东西各国，哪有不经过一场流血斗争就能获得了真正民权的前例？所以，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力量，打倒专制政府，建立起正义、自由的制度。”
不过这只是“据说”而已，而植木枝盛等人鼓吹抵抗权，则是白纸黑字。
1876年，植木枝盛在《湖海新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自由必须用鲜血来换取”。1880年9月，《邮政报道新闻》发表社论“抵抗精神”，鼓吹“凡有独立自主思想的人，无不具有抵抗精神，人有了抵抗精神，才算得上一个人”。甚至有些人热切地盼望着宪法里也能写进抵抗权。
1881年，立志社搞的《日本国国宪案》第七十条说，“当政府违背国宪时，日本人民可以不服从政府”。在第七十二条里还说：“政府肆意违背宪法，擅自蹂躏人民的自由权利，妨害建国的宗旨时，日本人民可以推翻它，建立新政府。”这些条款都是出自植木枝盛之手。
在一篇很可能是出自植木枝盛手笔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热情洋溢地为革命辩护的话：“如果政府企图永远把持政权，惟恐权力削弱，而加强对人民压制的话，人民就必须要起来推翻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这时，若把罪责全部加在人民头上，就等于把蒸汽密闭在锅炉里不让发散，等到锅炉爆炸后，责怪水蒸气为什么破坏锅炉一样。”
有人鼓吹国民有抵抗权和革命权，也有人大讲“安宁”和“治安”。1877年，植木枝盛一点也不含糊地指出：“‘安宁’和‘治安’，只有在有利于增进人民幸福的情况下，才值得尊重，它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如果为了维持‘安宁’和‘治安’，而摧残人民的幸福，那末，这种‘安宁’和‘治安’，就应该加以反对。”而这一年《土阳杂志》上发表的“治安论”一文，则认为，“治安未必都是好的”，如果“施行极其苛酷的政治、法律，使人民甚至不敢怒，以保持君主的至尊地位，独揽国家的主权，不许人民参与政治，阻碍人民提高智能，使人民对政府感觉恐怖，来维持生活的安定状态，那么，这种安定状态应该叫做野蛮的治安”。
植木枝盛激烈地反对以治安之名行压迫之实。1879年，他在《民权自由论》里雄辩滔滔：“如果必须牺牲人民幸福才能维持‘安宁’和‘秩序’的话，那么，这种‘安宁’和‘秩序’是否算得上安宁和秩序呢？不，这不但不能叫作安宁和秩序，相反地，这才是不折不扣的‘扰乱’。所谓‘乱’，不一定是枪林弹雨的战争状态，凡违背真理，不实行真正的法律，政府压迫人民，人民委曲忍受，甚至不敢发表正当的意见，这就是国家的‘乱’，而且也可以说是大乱。”
跟植木枝盛这些人有所不同，福泽谕吉则反反复复地强调官民调和，告诫朝野各界：“政府不可轻易推翻，人民不可轻易压制。”福泽谕吉鼓吹官民调和，宣扬告别革命，也是出于一番好心。可是事实上，自从西乡隆盛死后，直到大日本帝国烟消云散，也不存在政府会被民间武力轻易颠覆的危险。倒是连福泽谕吉那样名满天下的人，面对政府的威权，也战战兢兢。
在福泽谕吉看来，“屈从政府是不应该的”。虽说他自称“不喜欢世界上实行的专制政治”，但他又认为，“用实力对抗政府”，也“不能称为上策”。他列举了内乱带来的种种弊害，比如，导致流血恐怖；人民的力量常常要比政府弱，蚍蜉撼大树，除了流血添乱，还有什么意义呢？即便是“一旦轻举妄动地推翻了”旧政府，“仍难免以暴易暴，以愚代愚”。况且“无论那个旧政府怎样的坏，总还有些善政良法，不然就不会维持相当的岁月”。
屈从也不行，对抗也不行，那怎么办呢？福泽谕吉开出的方子是，“坚持真理，舍身力争，是说要坚信天理而不疑，不论处于何种暴政之下，身受怎样苛酷的法制，都能忍受痛苦，矢志不渝，不携寸铁，不使武力，只用真理来说服政府”。这是福泽谕吉眼里“上策中的上策”。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用真理来说服政府，丝毫不会妨害这个国家当时原有的善政良法，即或正论不被采用，只要理之所在，则天下人心自然悦服。因此，今年如行不通，可以期之来年”。即使“因忧世而苦其身心，甚至牺牲其生命的”，可这“殉道”“所丧失的不过一人之身，而其功能却远较杀千万人费千万金的内乱之师为好”。
乐于告别革命的，不只是福泽谕吉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伊藤博文这样的明治权贵也想这样。在谈到法国革命的时候，伊藤博文就说：“由于法国国王专横，法国国民喜好暴乱，再加上卢梭那样的持错误观点的学者到处传播谬论，致使自由民权之说风靡全国，终导致革命，声势浩大。”于是在大日本帝国，自由民权思想被视为国家的祸害，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伊藤博文觉得革命要不得的同时，他们压根儿就不想告别专制，不想实行共和。
参议大隈重信主张采用英国的政党内阁制，建议1882年年末选举议员，1883年开设国会。在他看来，如果立宪只是“采其形体而舍其真精”，不仅是“国家之不幸”，还是“执政者之祸患”，并且贪恋权力的“污名”，也会“遗传于后世”。如果“今日之执政者，不眷恋势威，固定立宪政治之真体，则足垂其德于后世”。
要是按照大隈重信的设想改革，那不是要明治政府自我革命么？大隈重信这下子捅了马蜂窝，遭到了伊藤博文的强烈反对。在1881年政变中，大隈重信被参议伊藤博文和参议兼外务卿井上馨等人撵下了台。以至于福泽谕吉在给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的信里感慨，“今天想起过去10月的情形，犹觉得昔日三位之交如漆似胶，而今天却成了政敌，其变化之快何其速也”。
在日本帝国，岂止是把革命当成洪水猛兽！帝国当局的恐惧是双重的，既怕发生法国大革命式的造反，也怕政体发生向英国美国模式的和平转化。不仅像植木枝盛那样的观点被当局视为激进，就是大隈重信向英国学习的主张，也被当成激进。只要可能动摇政权，无论你认为多么平和，帝国权贵都会跟你急眼。
不采取激烈的行动不也可以吗
1881年10月，明治天皇发布诏书，决定1890年开设国会。
此前，伊藤博文致信岩仓具视，说服他“不要在期限的长短上进行争论，如强行争论一二年，则会失去收揽人心的效果，而且也是失策”。伊藤博文建议“先由圣上规定在明治23年开设国会，其后既宜缓又宜急”。
开设国会的敕谕一下，原来为此奔走呼吁的自由民权人士转而组织政党。敕谕颁布还不到一周，板垣退助任总理的自由党就成立起来了。第二年的四月，在野的大隈重信出任立宪改进党总理。
立宪党的宗旨书起头就说，“大诏降后，立宪之事已定。我等帝国臣民逢此百年一遇之盛世……”既然躬逢盛世，准备怎么做呢？立宪党称“激进之变革非我党所望”，因为“急邃变革，将扰乱社会秩序，反而危害政治”。无论是“为陋见所惑”“徒以保守为主”，还是“争相躁进，好发激昂之情”，“我党皆拒绝之”。立宪党希望“以正当之手段改良”，“以切实之方法使国家进步”。
大隈重信的想法并不孤立。在爱国公党成立前后，板垣退助在演说里也讲，“今日我们既然已成为实行议会制度的国家的人民，即应该放弃过去那种过激行动，而缔造一个稳重温和的政党，以便成为他党的模范”。
可见，伊藤博文所谓“收揽人心”云云，并非徒托空言。等有了帝国宪法，有了帝国议会，许多日本人更恭恭敬敬、有滋有味地走起了议会道路。
那个被当成乱臣贼子给处死的幸德秋水，是个社会主义者。高岛米峰在回忆起他的时候说，从1904年起，幸德秋水的思想“逐渐激化”。当时两人还争论过。高岛米峰对幸德秋水说过，“在已建立议会制度的社会中，不采用那么激烈的行动，不是也可以吗？”且不说幸德秋水言行的是是非非，倒是高岛米峰的这种说法，当可代表那时不少人见到取名议会的东西就礼拜的心态。
在日本自由民权派人士乐滋滋地走议会道路的同时，来自左翼的那些人，既反对现行体制，也对共和政体、政治自由不以为然。1910年，幸德秋水在东京监狱里写道：“现在欧美各国的议会都已经腐败，其中虽然也不能说没有好的议员，但属少数，起不了作用。”这些人更看重“一人一票”的“民主”。在1902年1月27日发表在《万朝报》上的文章里，幸德秋水说：“请想一想，假如我国人民早已获得公民投票和公民创制的权利，藩阀政客还能保持着今天这般好运吗？毫无道理的军备能够得到扩充吗？苛重的捐税能够被接受吗？高野问题能够拖延到今天还得不到解决吗？矿毒事件还用得着直接向天皇提出控诉吗？”
照幸德秋水这些人的看法，“衣食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而政治自由“在遭受冻馁的人们看来，难道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吗”？将有钱花有饭吃跟政治自由对立起来的幸德秋水，似乎没有想过，为什么在他看来没有多大意义的政治自由，帝国当局死活就是不肯给自己的国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幸德秋水1911年死于非命，不是因为饥饿和贫穷，不是因为必须在挨饿和政治自由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因为政治不自由。
就像家产多少跟婚姻是否幸福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一样，经济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也跟共和政体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事实上，在某种条件下，发展经济，保护私产，也可能成为走向共和的障碍。当年明治当局就把殖产兴业作为对付民权家的一种手段。黑田清隆在1880年2月提出《开设国会尚早意见案》，认为“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竞相开发产业的时候，让无赖不平之徒空发无用之论，从事不急之务的人慢慢消耗他们的势力，而使实用的人材去发迹吧”。富裕了，也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明治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日本臣民不被侵犯所有权，至因公紧要之用，则依法律所定”。
有钱，就可以过“好日子”。就像中江兆民分析的那样，到明治维新之后，“假使有经济力量，就可以坐马车，就可以住高楼大厦，而没有界限或等级的差别。于是生活水平陡然提高，人人都希望追求超过自己的经济力量以上的娱乐，千方百计想得到它。于是乎做官吏的人，就接受礼品及贿赂以养肥自己。经营工商业的人，就钻营奔走，投靠背景，互相勾结，寻找牟取暴利的机会……”壮大的中产阶层，不见得就是专制政体的掘墓人，会去掀起英美历史上那种流血或不流血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
实在有不想一门子心思发财，却试图挑战明治政治制度威权的人，就用暴力收拾。因为大逆事件，明治政府在1911年借口“取缔过激的社会运动”，警视厅新成立了“特别高等警察科”。到1923年，日本主要府县，如京都、大阪等地，也都增设了这特高科。1928年（昭和三年），全国各府县都设立了特高科。特高科是干什么的？就是思想警察、政治警察。对于那些一心发财的人，他们的财产基本有保障，有吃有喝，有出路，跟大日本帝国政府叫什么板呢？
虽然日本帝国是有一些人主张革命，可是和中国内战的烽烟不断相反，日本除了1877年西南战役的短暂冲突之外，从1877年之后到日本帝国投降，六十多年里就没有激荡过革命的洪流。换言之，大日本帝国实现了有些人梦寐以求的告别革命，没有内战的动荡，没有烽烟四起的惨剧。就朝野之间的关系而言，大日本帝国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帝国。革命的危险是没有了，可权力专横的危险却是时刻存在，实实在在。
一粒老鼠屎能坏一锅粥
日本帝国的崩溃，人们常说的民不聊生铤而走险、政治腐败、两极分化、内乱等等，都不是病因。
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闯开日本的大门开始，尤其是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日本的变化可谓是一日千里，迅速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工业收入就超过了农业收入，1936年，农业收入所占比例，还不到全国总收入的20%；当然也不能不提，几十年下来，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在制度和社会层面，总的来说，日本帝国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迈向民主国家的行列。表面上看，日本的帝国议会也是两院制，跟英国美国挺像。进入明治时代之后，连政党也允许存在了，并且是一国多党。国会下议院议员不是政府指定，而是通过竞选产生。1890年7月，植木枝盛就是以绝对优势击败官方派候选人西尾无辅，当选为众议员，圆了进国会的梦想。
在实行多党制、实行竞选的日本帝国，选举权的覆盖范围，也是越来越高。从1890年国民中只有1.26%的人符合享有选举权的条件，到1919年大约1/4的家庭有一人有选举权，再到1925年，所有成年男子都有选举权。从这些现象来看，苗头似乎还不错。就连美国总统格兰特、英国学者斯宾塞那样声名显赫的人，都曾劝日本放慢民主试验进程。
即使是舆论管制最严厉之时，日本帝国也没有出现极权国家的那种舆论一律，民间办报的自由度，如今有些国家也还达不到。从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来看，迎头赶超的日本也不比英美逊色。在1911年，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达到98.2%，到1910年前后，日本的中学就学率是12%，而英国只有4%……
诸如此类的“发展”“进步”，实实在在。
在德富芦花那部未完成的小说《黑潮》里，桧山伯爵这样反驳东三郎的批评：“……不是当局的人，就不会知道当局者的苦心。站在局外，什么事情也不了解，一味不负责任地谩骂攻击，那是很容易的事情。想这样来博得人家的喝彩，那真是在做梦——不平党是任何时候都很多的。”桧山伯爵看不惯有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有一套自己的“进步观”：“……从前的武士杀了人可以不问罪，今天确实四民平等；从前的时代，木内宗吾不得不被枭首示众，在今天，即使像×××，也可以一直上告到大理院；……对一般人民的情况来说，到底是哪一个时代好，哪一个时代幸福，恐怕用不到比较就可以知道了吧！”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子民，怎么能够那样不知好歹呢？！
如果说桧山伯爵的这番话，还只是要国民以仰视的眼光看待大日本帝国的方方面面，那么以伊藤博文为原型的藤泽伯爵的高论，则是杀气十足，霸气十足了：“凡是反对我的意见的人……我全都准备来对付。……我手里有的是警察，有的是国库，还有六个师团的兵力，随便什么时候都准备和你周旋！”这番话虽是小说家的虚构，却也入木三分地道出了日本帝国政治冷冰冰、硬梆梆的国强而民弱的现实。1881年，中江兆民曾在一篇文章里讲到，若对“自主之主这一个字加以解剖的话，乃是在‘王’字头上钉上一个钉子”。可是直到1945年，帝国的土地上，“王”字的头上没能钉上一个钉子，倒是国民头上悬着一把刀。
帝国国民有了宪法，有了议会，有了竞选，有了相当自由的言论环境，有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可这又能怎样？热热闹闹的竞选产生了议员，可是无论他们代表多少的民意，无论报刊多么自由地把国民的诉求表达给他们听，可是议会本身权力就十分有限，抓不住军权、财权这些至关重要的权力，议会辩论再怎么热烈，军力怎么使用，能听议会的？没有分权制衡机制，相对自由的言论，多党竞争的选举，就失去根本的依托。
穿制服的蛇
竞逐强权容易让人魔怔。福泽谕吉有日本的伏尔泰之称，就连他这样开风气的人物，也曾说：“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论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日后，日本帝国国权大大地扩张，并且成为强国中一员，但外争强权，内避共和，走的是一条强国弱民的赶超路子。到头来，只是一枕黄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