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意志共和国总理。那天，凯泰尔正在捷克的一家诊所。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在他看来，希特勒“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这个人之所以“在一群头脑简单的人们当中大获全胜，只是靠他那口若悬河的辩才”，至于是否真适合当总理，这位日后的陆军元帅当时认为，“大有值得存疑的余地”。
凯泰尔有这种感受，并不奇怪。因为在魏玛共和国走过的十余个年头里，总理如走马灯般地你方唱罢我登台，其中不乏资历、学识过人之辈，而现在上台的希特勒，此前连个绿豆芝麻官也没当过，总理是他担任的第一份官职，没有一点治国理政的历练，他们的态度高度保留，也是人之常情。
对希特勒不看好的，不只是凯泰尔这样的军界人士。听到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托马斯·曼预言：“这样更好，他维持不了八个月。”他等着看希特勒的笑话。第二年，希特勒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接见外国记者，他留给意大利记者巴尔齐尼的印象，“仅仅是个演技拙劣的滑稽角色，一个阴险的小丑，比墨索里尼更荒谬和愚蠢”，“无需认真对待”，“模样就不像个历史上的伟人”。巴尔齐尼认为，“希特勒的兔子尾巴长不了，无需大惊小怪，只是个昙花一现的无名小卒，很快被历史遗忘”。据他的观察，希特勒“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但也有不少人寄望于希特勒。
1933年5月，海德格尔最后一次去看望雅斯贝尔斯。这是两个杰出智者的会晤。雅斯贝尔斯问两眼发直的海德格尔：“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怎么能够治理德国？”他得到的回答是：“教养是无所谓的，……您只须仔细看看他那双神奇的手！”这次见面，让斯贝尔斯觉得“海德格尔好像变了一个人”，“国家社会主义使整个民族都晕了”。
希特勒上台时，德国人面临的一道紧迫难题，就是工作和面包。1933年1月，德国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失业率为34.4%。古德里安推算，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属，德国6600万总人口中，起码有2500万人在挨饿。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宣誓就任总理的第二天，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宣布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无论原因为何，事态的发展似乎证明希特勒之手的神奇。
在世界性经济衰退的阴影中，纳粹德国却让人看起来异彩纷呈。
1932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为580亿马克，1938年达到1050亿马克。国民收入也从1932年到1937年增加了一倍。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饱受经济萧条时的失业之苦后，至少在二战爆发之前，得到了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实惠”。一位当代的德国历史学家说，“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但希特勒的统治并不只靠让德国人怕他。
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里，古德里安历数第三帝国的耀眼成就，其中一项就是“失业现象消灭了”。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平均失业率仅1.3%，而当时美国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加拿大为11.4%。在二战爆发前两年，德国甚至劳动力供不应求。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
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工人收入总额由136亿马克增加到了294亿马克。曾饱尝过物价飞涨之苦的德国人民，分享着第三帝国经济繁荣的同时，稳定的物价也让他们怡然自得。许多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德国劳动阵线在1940年自豪地宣布，在“劳动之美”纲领范围内，它修建了24000个盥洗室和更衣室、1800个新饭厅、17000座工厂花园和3000个工厂运动场。过去，在企业职工带薪休假的时间只有3天，而劳动阵线通过和企业主协商，将带薪休假日延长成了6—12天，16岁以下的少年休假15天。并且劳动阵线组织的“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收费，还挺便宜。在冬天，如果去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滑雪履行，包括车费、房费、饭钱、租雪屐费、滑雪教练费在内，一星期只需11美元。据德国统计局的数据，1936年全部德国工人的平均每星期的收入为6.29美元，而参加劳动阵线的工人的平均收入比这还要高一点。在1934年，享受“力量来自欢乐”休假旅游的人才230万，而到1937年，增至大约1000万人。纳粹的报刊、电台和电影曾大做文章，说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德国的工人也有福消受。而社会保险也在惠及更多的德国人。在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治下，个体经营者第一次有了社会保险。保障老有所靠，幼有所养的养老金、残疾金、寡妇补助金、孤儿抚育金……则让社会弱势群体领略到了来自纳粹的政策温暖。
一个笼罩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族，自然是有理由为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感到自豪。1936年，纳粹德国成功地举办了第十一届奥运会。德国运动员所获奖牌数，世界第一。对德国举办的这届奥运会，希特勒的翻译施密特就说：“其节目之精彩，不论此后是敌国还是盟友，凡亲眼目睹者均众口皆碑，永志难忘。”这一年，劳合·乔治访问回国后也发表观感：“我从来不曾看见过比德国人更快乐的民族。在我所遇见过的许多伟大人物之中，希特勒要算是最伟大的一个。”
在外交上，希特勒兵不血刃地使德国从一个战败国成为了“正常”国家。古德里安说：“萨尔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到入侵波兰时，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已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德国再次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如同其他极权国家领袖一样，希特勒对于自我标榜从不羞于启齿。在1939年4月28日，他在演讲中这样罗列自己的政绩：
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恢复了秩序，极大地提高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生产。我成功地为100万失业者在有意义的生产行业中找到了工作，使大家深受感动。我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德国，而且重新装备了军事力量。我做了更进一步的尝试一页接一页地冲淡了凡尔赛条约的约束，它的448条包含了有史以来强加给国家和人类的最无耻的强暴。我重新为帝国夺回了1919年从我们手中夺去的省。我带领数百万被强行与我们分离的不幸德国人重新回到祖国。我恢复了千年之久的德国生存空间的历史性统一，我尝试不流一滴血而完成所有这一切……我完成了这一切，而21年前我还是我人民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工人和士兵。
希特勒还给第三帝国的人民许诺了一个玫瑰色而不是战火纷飞的未来。1938年夏天，希特勒提出，至少每个德意志职工应拥有一辆小汽车。他下令要为德国职工生产售价才990马克的“大众汽车”。这个价格意味着，对大多数德国工人来说，三年的工资就能够买到一辆小轿车。这个甜蜜的梦境对德国人来说颇具诱惑力。那时，美国人每5个人就有一辆汽车，而德国人每50个人里头才有1辆汽车。
总之，在二战之前，对千千万万的德国人来说，他们所看到的纳粹德国，正处在一个意气风发、凯歌行进的时代。施佩尔在其回忆录中说，“公众把那个时期经济和外交上的成就完全归功于希特勒一人。他们渴望有一个强大、自豪和团结的德国，并且愈益把希特勒看作是实现这种深深扎根在他们心中的渴望的领袖”。德国人沉醉地品味着希特勒的政治甜点，而希特勒则获得了操控整个德国的不受制约的权力。觉得这笔交易不错的德国人，至少在闪击波兰之前不在少数。
“你们总不看积极的东西”
希特勒深谙宣传之道，纳粹当局则善于运用各种手段营造一种舆论氛围，让人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美好新时代，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新时代。
就拿劳动阵线津津乐道的改善居住条件来说，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1928—1930年，建成的房屋平均数为313000幢，而从1933年到1939年，在希特勒当政的这7年里头，有6年的建成房屋数低于这个平均值——1933年建成房屋17800幢，1934年284000幢，1935年241000幢，1936年310000幢，1938年285000幢，1939年206000幢，1937年虽然达到过320000幢，也是所超不多。这也就是说，希特勒上台后，就改善居住条件而言，其实在总体上，做的还不如1928—1930年这三年中的几任总理。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布兰代斯（1916年—1939年在任）曾说过，“经验告诉我们，每当政府广施恩泽，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保护自由”。可是1933年之后的德国人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工业化、城市化、中产阶级、市场经济、教育普及等等这些被许多人视为民主政治基础的因素，并没有让德国人表现出更珍惜自由的价值。和18世纪末美国独立时还是农业社会不同，在纳粹德国，若将超过2000人的地区之居民视为城市人口，1933年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7.2%，到了1939年，城市人口增至484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9.9%，而农村人口只占人口总数的30.1%；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就说，德国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深受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吸收，纳粹当局也强调，“保持中产阶级兴旺发达乃是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在二战前是纳粹特色的市场经济，“如果只考察以公司形式出现的国营企业（邮局与铁路部门除外），并把它们的资金同私营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的总资金加以比较，人们会看到，1932年国营企业的资金仅相当于该总资金的7.3%，1939年12月底则为8.7%。”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扎根。
对于许多人来说，既然失业者有了工作，挨饿者有了饭吃，那么，纳粹搞一党专政，不再有独立工会，不再有劳资集体谈判，不再允许罢工，不再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再允许司法独立，不再行地方自治，不再有自由选举……且昨天是犹太人被猎捕，今天是共产党人受监禁，明天是社会民主党人遭放逐……可那又有多大关系呢？人们看到的是，在希特勒当政之后，失业在消失，饥饿在消失，党争在消失，德国的软弱在消失，德国在欧洲再次崛起……这一切，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它跟希特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中，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反驳和怀疑显得可疑，显得别有用心，显得杞人忧天，显得吹毛求疵。就连大量昔日马克思主义的信徒，社会民主主义的拥趸，也转身向希特勒雀跃欢呼。日后，德国历史学家哈夫讷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写道：“‘这个人可能有他的错误，但他给了我们工作与面包’——这是那些年里几百万原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选民心声，他们在1933年还构成了反对希特勒的广大群体。”
希特勒成了万千德国人心醉神迷的政治偶像。1934年秋，希特勒乘坐小轿车去纽伦堡。路上，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用施佩尔的话来说，“在田野上到处见到农民放下手中的农具，妇女们挥手致意”。希特勒也是春风得意，在疾弛的轿车里，他侧身对施佩尔说：“以前只有一个德国人受到过这样的热烈欢迎，那是路德。当他骑马走遍全国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向他欢呼。就象今天对我这样！”
甚至是非但未沾第三帝国阳光雨露，反而遭受纳粹迫害的人，也未必接受得了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猛烈抨击。《安妮日记》里载有这样一个细节：1944年2月3日，对于躲藏在后屋的居住者们的担心，犹太人亨克就说，“你们总是把一切看得太悲观”。当别人说，“在自己亲身感受到之前，没有人看到面临的危险”时，他又说：“可是你们总不看积极的东西。”
经济社会发展上一时的成就，有时会让一国人民整体丧失反思的能力，或者说，至少表现得整体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据德国历史学家哈夫讷的观察，在当年，“必须具有极为罕见的敏锐与深刻的眼光，才能在希特勒的成绩与成功中看出后来灾难的根源，而且需要极高的人格力量，才能抵抗这些成绩与成就的魔力”。奇迹摆在眼前。希特勒的声望如日中天。他的功业会让怀疑者怀疑自己是否错了。即使是那些偶尔暗自怀疑的人，不少人也会像施佩尔在狱中所写的那样，“以这个政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德国甚至受到了吹毛求疵的外国的尊重等等想法来自慰”。
不过，不应忘记，在取缔了纳粹党之外的其他所有政党之后，再也没有公正、自由的选举来较为准确地衡量德国人民对希特勒和纳粹当局的支持或反对的比率，另外，也不应忽视，哪怕以和平的方式反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统治，也不会被党卫军或盖世太保轻易放过。
“我生来是人民的儿子”
在把德国拖进战争之后，希特勒还在演讲中甜言蜜语：“我生来是人民的儿子；我这一辈子一直为德国人民进行斗争……”
这不是谦卑，而是狂妄；不是诚恳，而是霸道。
因为在那个时候，全德国也找不出几个敢站出来，公开表示不认这个儿子的“德国人民”，不需要他“一辈子一直为德国人民进行斗争”的“德国人民”。
人们对希特勒统治的不满和牢骚，大多只能是私下里的发泄和嘀咕。在1940年11月9日的日记里，美国记者夏伊勒记载了那些天在德国人中间流行的笑话。其中一则是这样的：
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乘坐的飞机坠毁了。3个人全死了。谁得救了？
答案是：德国人民。
笑话归笑话，现实中，那些心明眼亮的德国人奈何不了希特勒。“人民”，只不过是纳粹当局玩弄的一个词藻而已。早在1933年2月1日晚，刚上台的希特勒就在广播电台宣读政府声明：“现在，德国人民，请给我们四年时间，然后再来评定和判断我们！”
听起来，“人民”的地位好像还蛮重要的，似乎是希特勒和纳粹党干得好坏的裁判。可是，用不着四年，德国人民除了呼喊“万岁，希特勒”之外，已经别无选择，谁说希特勒和纳粹党不合格，谁就会成为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专政对象。于是乎，谁也无法分辨得清，那万岁声里，有几多是饱含恐惧，有几多是发自内心，有几多是两者兼而有之。
有关“人民”的种种调子，也就成了纳粹党的文字游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被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原则所取代，人民又成了挡箭牌：“凡是对人民有利的就是合法的”。长刀之夜的杀戮，并非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戈林在1934年7月12日的解释里又抬出“人民”来为权力的犯罪开脱：“我们并不认为法律是第一性的，第一性的是并且始终是人民。”就连1936年新成立的法院，名字也叫“人民法院”。
在纳粹德国，谁算是“人民”？犹太人或共产党领袖台尔曼这样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凡是反对纳粹党、反对希特勒的人，都不属于“德国人民”。谁属于人民，标准和尺度在希特勒和纳粹当局的手里。用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阿尔弗雷德·施威德的解释，“有意反人民、反党、反国家的人，今天都是危害国家的敌人”。在第三帝国，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所有犹太人不属于人民，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不属于人民，朔尔兄妹不属于人民，朋霍费尔、托马斯·曼、雷马克也不属于人民……这样一来，希特勒就永远是“人民”的领袖，而纳粹党也是“人民”的党。简言之，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
对希特勒这位德国人民的“儿子”，连古德里安也说，“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他不嗜烟酒，不讲究穿着，并且坚信吃肉是一种恶习。苏德蜜月期间，希特勒有一次在吃午饭时跟莫洛托夫说：“现在是战争期间，我不喝咖啡，因为我的人民不喝咖啡。肉我也不吃，只用素食，不抽烟，也不喝酒。”据施佩尔回忆，在战争期间，希特勒甚至晚上不再看电影。之所以舍弃这项心爱的娱乐，希特勒自己的说法是“出于对士兵看不到电影的同情”。
表面上看，希特勒热爱德国“人民”，其实，“人民”不过是他政治豪赌的本钱。他压根儿就瞧不起“人民”，在《我的奋斗》里，“人民”是这种德性：“广大人民群众受大谎的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他们根本想象不到这样大的谎，他们不相信世界上竟会有如此无耻透顶歪曲事实的大骗局，甚至在说破了之后他们还要怀疑犹豫，觉得至少总是无风不起浪吧；所以就是撒最无耻的谎，到头来总可以捞到一些令人将信将疑的东西。”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民”都容易上当受骗，或者总是上当受骗从不醒悟。对此，希特勒是不惮于用国家和纳粹党的暴力威慑以备不虞。因为集中营里对囚犯残酷虐待，劳施宁曾规劝过希特勒，可希特勒却说：“民众需要处于有益的畏惧之中。他们希望有所畏惧……为什么人们要谈论暴行并对酷刑感到愤慨呢？群众希望这种东西。他们希望某种引起他们毛骨悚然的东西。”通常，独裁者在取得政权之前，更需要“人民”的拥戴，而在大权在握之后，更依赖于“人民”的畏惧。
“人民”的精神总会有起有伏，可是德国“人民”能用选票来表达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好恶么？不能。德国“人民”能够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真实感受么？不能。……既然德国“人民”连表达真情实感的自由都没有，希特勒和纳粹党所说德国人民如何如何，不过只是蛮横地、独白一般表达他们自己的意志罢了。1945年3月3日，此时的纳粹德国已经日暮途穷，德国人蒙受着战火的煎熬，对这一点，戈培尔也并非全然不知，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战争，尤其是空袭迄今已经使帝国的大约六百万幢住房完全毁坏。这对1939年拥有二千三百万幢住房总数的帝国来讲是个不小的损失。帝国目前总共缺少九百万幢住房。”形势已经严峻到了这等地步，可这位部长大人谈到国内形势时却说：“人民的状况良好。”
“德国人民的末日宣判书”
希特勒对波兰的军事冒险，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其实，这并不符合希特勒自己的如意算盘。
1939年，当他一心要袭击波兰时，预期自己面临的，只会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局部战争。希特勒并没有疯狂到自以为德国可以同时对付英、法、俄、美四大强国。并且当时的德国，正如陆军少将梅林津在战后所说的那样，“远远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可是他希特勒觉得时不我待。
他把自己的政治才能视为解决波兰问题的根本条件。在他看来，也许德国今后再也不会有哪个人像他那样“享有全体德国人民的信任”，并且权威还能超过他。希特勒觉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像自己这样一个有极大价值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被一个罪犯或白痴干掉”。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高级军事会议上说：“谁也不知道我还会活多久。因此，最好现在就摊牌。”
在“摊牌”到来之前，德国军政大员里并非没有人心明眼亮。
1939年5月24日，最高统帅部经济和军备处处长奥格尔格·托马斯将军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就说，“英国、美国和法国联合在一起的经济力量，归根到底比轴心国的经济力量更强”，一旦双方爆发战争，那战争的结果就要看轴心国能不能迅速给对方以决定性的打击。不过，托马斯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的听众，他“不认为轴心国和西欧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一个‘闪电战’的问题，即战争是几天或几个星期的事情”。虽然托马斯将军这次讲话是要强调自己“作为国防经济参谋部领导人，我个人认为为长期战争准备好军备工业至关重要”，但他的弦外之音也非常明白，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德国不可能赢得战争。
这年的8月中旬，托马斯将军又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核心观点是，速战速决是绝对的幻想。他准备把这份文件呈送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泰尔。在托马斯看来，进攻波兰将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全面冲突，进而演变成一场消耗战，而德国既没有强大的盟国，也没有充足的储备和原料，因此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可是对于他的意见，凯泰尔根本就没耐心听下去。当然，任何人也没有机会将类似的看法诉诸“人民”来裁断、抉择。
希特勒可以集中力量办一件大事：解决波兰。
这是一场押上国运的豪赌，而“人民”和德国的国力，只不过是希特勒的赌资而已。
对波兰的闪电战虽然非常成功，但是入侵行动招来了英国和法国的宣战。1939年8月31日中午十二点半，希特勒签署了只传达到军官的“第1号作战指令”。5点30分，命令传到了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那里。他对吉泽维乌斯说：“这是德国的末日。”
到1943年，希特勒自己也明白大势已去。有一次，他对陆军元帅隆美尔说，“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可是，希特勒还要死撑，并不准备主动结束他所挑起的这场已经无望的战争。他完蛋了，也要拉上“人民”垫背。隆美尔感到自己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因为在1943年7月底的一个黄昏，两人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时，希特勒对他说：“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因为优秀分子一定都死光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死得轰轰烈烈——这是历史的要求。”
困兽犹斗的希特勒，要德国人民跟他一起垂死挣扎。既然“人民”只不过是希特勒实现宏图大略的工具，如果元首的政治梦想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而破灭，那些活下来的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令“必须破坏帝国领土上一切军用的交通、通信、工业和后勤补给设施以及其他重要设施”，以免其落到敌人手里。若全面实施希特勒的这项焦土命令和其他一系列补充指示，意味着德国要进行一次自我摧毁，战败后的德国人民，将因此失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一个难以预测的长时期内，那里将没有电，没有煤气，没有洁净的水，没有煤，没有运输。所有的铁路设备、运河、船闸、船坞、船只和机车都遭到破坏。即使在工业未遭破坏的地方，也由于缺乏电、煤气和水而不可能生产任何东西。没有贮藏设备，没有电讯——总之，德国将变成一个被拖回到中世纪的国家。”正因为这道命令的破坏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施佩尔在战后的回忆录里，称之为“德国人民的末日宣判书”。
时任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的施佩尔，不想德国落到这步田地。作为追随希特勒多年的部下，他料到希特勒迟早会发布这种野蛮的指令，所以在3月15日就写了一份备忘录，反对这种亡命之举，认为“我们无权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上，由我们采取针对人民生存的破坏措施。”在这份22页的文件里，施佩尔大胆地提出：“我们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基础，哪怕是一种最原始的状态的基础，使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在施佩尔来，局势的走向已无悬念，四到八周之内，德国经济将要最后崩溃，此后战争也就无力再继续进行下去。自我破坏显然是无谓的牺牲，除了雪上加霜，给德国未来的生存和复兴制造实实在在的困难之外，一点也挽救不了帝国已成定局的败亡命运。所以他向希特勒建言：“如果战争继而推进到帝国领土内，应采取措施保证任何人无权破坏工业设施、煤矿、发电厂和其他设备，以及运输设施和内陆水路。”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希特勒，破坏运输网络“意味着排除德国人民今后生存的任何可能性”。施佩尔拿柏林作例子，说明炸毁桥梁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按计划炸毁柏林的桥梁，将切断该市的粮食供应，将使该市几年以后都不可能有工业生产和人的生存。这样的破坏意味着柏林的毁灭”。
3月18日，施佩尔把这份备忘录带到了局势讨论会上，交给了希特勒。这天，国防军公报上刊载的一则消息说，因没有及时炸毁雷马根附近的莱茵河大桥，四位军官被处死刑。不过，不知是念及朋友情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希特勒既没有下令枪毙施佩尔，也没有下令逮捕施佩尔。临走时，他对施佩尔说：“这一回，您将得到一份对您的备忘录的书面答复！”接下来的这段冷冰冰的话，预示着他将给出什么样的答复：“如果战争打输了，人民也被输掉了。没有必要为德国人民的基本生存将来需要什么而操心了。相反，对我们说来，甚至连这些都破坏掉反倒是上策。因为这个民族已经证明是弱者，而未来惟一地属于更强大的东方民族。不管怎样，在这场斗争之后，只有劣等人会留下来，因为优等人已经被杀死了。”
自诩为人民之子的希特勒，横下心来要使德国变成一片焦土，一方鬼域。倘若这也算是对德国之爱，那也是爱国爱成了魔。3月19日，在一个小村子里，施佩尔接到了希特勒要求在帝国领土上采取破坏措施的密令。希特勒已经不再关心德国人民的未来怎么办。4月30日，希特勒开枪自杀。他赶在第三帝国寿终正寝之前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德国的投降书上，没有希特勒的名字；盟军的战俘营里，没有希特勒的身影。早在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就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有言在先：“在这场战争中只要一息尚存，我将顽强奋斗。如果我的民族战败，我决不会贪生。对外不准投降，对内不准革命。”希特勒豁出去了，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没有屈服，没有投降，但他留给德国人民的，却是一片废墟和瓦砾。
之前第三帝国取得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不是因为吏治腐败，不是因为两极分化，不是因为文化教育落后，不是因为民不聊生，也不是因为骚乱和革命，而是跟希特勒那双神奇的手不无干系。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就说，希特勒“把这个优秀，忠勇，勤勉，正直的民族，一同拖在一起，跳进火坑”。
美丽的鲜花结出了致命的苦果。20世纪上半叶，德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两次这样的悲剧。从1871年1月18日俾斯麦在凡尔赛宣布德意志帝国的诞生，不到五十年，1913年的德国已经是欧洲军事和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国家。可是一战之后，德国苦心经营所获得的，是崩溃、废墟和死亡，不但没有得到“阳光下的地盘”，还丢掉了东普鲁士和阿尔萨斯、洛林。希特勒又让悲剧重演。他自己可以选择一死了之，而被他拖下水的德国，处境却比签订凡尔赛条约时还糟。德国不仅丧失了征服的成果，就连老本都搭了进去，以前四分之一的国土沦为异域，剩下的领土也一分为二，出现了东西两个德国。人民则苦不堪言。一度从希特勒那神奇之手中蒙受的所有“恩惠”，不止是丧失殆尽。德国山河破碎，庐舍为墟。在希特勒挑起的大战中，650万德国人死于非命，二百余万军人成了严重残疾。原先77万人口的科隆，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了4万幸存者；埃森则被战火夷为平地。房屋损毁之严重，以至于战事结束五年之后，西德还只有1000万间房屋供1600万户人家居住。
由此可见，权力能够滥用国力，和贪污贿赂一样，是一种腐败，并且是一种极度危险却往往不为人瞩目的政治腐败。彻底抛弃了共和政体的纳粹德国，其崛起，成了一种危险，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危险，不仅祸害他国，也令德国自身苦不堪言。
戈培尔的锦囊
希特勒控制第三帝国所依仗的，不仅仅是盖世太保、集中营之类赤裸裸的暴力机器，而且还有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之类的软刀子。
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伤人不喊痛。直到帝国的末日，戈培尔部长还竭尽心力，抓住软刀子不松手。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更重要”
希特勒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还不高。一时间，也没法很快就让家家户户拥有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
这样一来，即使是没有收音机的人，也可以让他们及时聆听元首的重要讲话，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新路线、新政策。
那么，集体收听广播安排在什么时间点上，才可能灌输效果最佳呢？
上班时间。这是一天之中成年劳力最集中的时候，对于当局来说，在这个时间点组织人们收听广播，事半功倍。播出时，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收听广播当成头号任务。况且大伙在一起收听，有几个人还敢把自己的耳朵塞起来？
即使广播时有些人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甚至对马路上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他们的耳朵里。
国民们连耳根清静的自由都没了。
纳粹政权得心应手地利用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政治便利。从1933年起，德国开始成批生产廉价的“大众收音机”，到1939年，全国的收音机已过上千万架，第三帝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加上广播电台又完全是国有垄断，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只要打开收音机，就会身不由己地成了纳粹灌输的对象。
不过，纳粹当局强行要求人们撂下手头的活不干，毕恭毕敬地听广播，难免会损失大量的工作时间。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完事，因为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是戈培尔却不这么算账。
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这可不是他昏了头，连生产的重要性都不知道。毕竟，如果颠倒过来的话，即使德国创造的财富再怎么多，人民再怎么幸福，可要是政权跟纳粹党毫不相干，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还有多大意义呢？！
不过无线电波跟报纸有所不同。依靠国境线上的边防站，就能有效地查禁企图入境的外国报刊，可边防站阻止不了他国的无线电波穿越德国上空。柏林的一台收音机既可以用来收听戈培尔的宣传，也可以调整一下波段，收听来自莫斯科、巴黎或者伦敦的广播。弄不好，柏林官方的消息刚刚发布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消息，就开始通过无线电波送到德国的千家万户。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戈培尔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
于是，除了针对外国广播设立大量的干扰电台之外，为了让德国人不敢擅自收听外国广播，第三帝国甚至将收听外国电台作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予以打击。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美国记者夏伊勒就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军方通知，说她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德国战俘名单，其中就有她的这个独生子。第二天，八封朋友的来信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给她写信的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无论这位母亲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类似这种行为，都会强化人们的恐惧感，破坏相互之间的信任感。敢于检举揭发自己亲人朋友的“觉悟”，以及纳粹党对这种“觉悟”的利用和褒扬，更让人觉得世道险恶人心难测。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约束，自己当自己的思想警察，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用不着怎么担心德国人跳出来公开揭穿他的鬼把戏，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操纵舆论。
在第三帝国，宣传重于真相。被希特勒轻蔑地称为“小蛆虫”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下台了，丘吉尔1940年5月10日接任首相。戈培尔给部属定的宣传调子是：“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丘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依此标准炮制和筛选出来的信息，除遂了当局之意可以误导德国人，还有什么用呢？
至于丘吉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如何介绍丘吉尔才符合纳粹政权的政治需要，那才是关键。戈培尔要在德国与世界之间，筑起一道防阻资讯自由传播的万里长城。1940年11月11日是停战日。可是德国媒体闭口不提这事。纳粹当局也严禁播放罗斯福总统的停战日演说。这一天，夏伊勒在日记里写道：“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在全美国播放，但是罗斯福的讲话德国人却一个字也听不到。”
蒙骗、说谎，是戈培尔的工作。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这样评价戈培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这话说得没错。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可是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
也许有人会说，世上哪有什么诚实的政客？天下政客一般黑。难道丘吉尔说的就句句是实话么？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不说谎的政客，而在于对任何政客的话公民是否可以自由公开地反驳。在英美，罗斯福、丘吉尔的一句话无论好坏，都可能招来一万句反驳，而在第三帝国则是不容异见，哪怕希特勒和戈培尔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一般也没有哪家德国报纸电台敢斗胆唱反调戳穿它。
正因为这样，明知第三帝国已到穷途末路，戈培尔依旧把人民当猴耍，继续坚守他的宣传王国。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这自然是从纳粹统治不可动摇的大局出发，能统治一天是一天。此时的德国，许多人在准备将卐字旗换成白旗。可这些信息并没有妨碍戈培尔昂扬的宣传劲头。他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还在说“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谎言重复一千遍，其实并不会成为真理。但宣传部长戈培尔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甚至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别人又不能戳穿的话，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中国不也有“三人成虎”这样的古话？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
至于第三帝国宣传部的忽悠，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纳粹党和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纳粹党和政府来保全自己。假装被党国骗得心悦诚服，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生存技巧。在极权国家，装孙子，是一种最基本的国民素质。就这样，极权政治破坏了一个社会的正常交流，不过害人也害己。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听众报之以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戈培尔问他们：“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得到的是狂吼出来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对戈培尔来说，这自然是他愿意听到的标准答案，而不是被嘘声和臭鸡蛋轰下台去。对听众来说，如果不想进集中营，也不会说“不愿意”自找晦气。领导这么问，群众那么答，在第三帝国已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可是戈培尔过后却在背地里骂这些听众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这可真是一语道破了第三帝国的天机。
形式主义的“万众一心”“异口同声”，是极权统治不可缺少的象征。其实，在戈培尔视听众为白痴的时候，对他那装腔作势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会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
在极权国家，有时候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骗，是极权统治得以维系的纽带，也是群众对极权统治表示驯顺的白旗。
当然，并不是说就一定没人会“真诚”地相信戈培尔的宣传。毕竟，宣传陷阱无处不在。在纳粹德国这样的极权国家，不存在对官方的宣传灌输百毒不侵之人。更何况，纳粹当局控制舆论的某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也还是挺能迷惑人的。比如，在有些事情上为什么要隐瞒和掩盖真相呢？因为如实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所以得以国家利益为重，家丑不可外扬，也不准外扬。如果碰到外国人，即便满肚子的委屈和怨气，也要堆起笑脸讲第三帝国的幸福生活。
人们乐于接受这种论调的原因，既有“爱国感情”的因素起作用，恐怕也有希望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对于纳粹当局来说，人们一旦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家丑不可外扬之类的说辞，就达到了它所需要的控制舆论的目的。因为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尽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要不然，《柏林日报》可以自由报道和评论的话，外国人不也照样可以获知，从而家丑不也就外扬了么？
至于境外那些希特勒鞭长莫及的批评德国的声音，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这一招还挺管用。于是，就连有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也起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批评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不知不觉之中，自以为真诚的“爱国”就转化成了维护纳粹政权。
当时的许多德国人，就像是着魔一样，变成了擅长胡搅蛮缠、强词夺理的诡辩家。对这种怪异现象，美国历史学家克雷格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曾在美丽的慕尼黑领教过。1935年的慕尼黑街头，极端的反犹标语，随处可见。在饭店或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对方在言谈之中，也可能会暗示自己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做出诸如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复了德国的自尊、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而希特勒并不知道之类的辩白。如果克雷格这个初来乍到的美国毛头小伙子要加以反驳的话，话题可能就会转到美国也有私刑，或者美国也没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
这个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国度，似乎整个民族都不会讲道理了。极权统治下的宣传，能够有效地破坏甚至摧毁人们正常的思维能力。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
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征服群众，宣传可以不择手段。那么，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会被这个宣传部长“征服”成啥样呢？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日记里，就记录了一个发生在1940年的生动案例。
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空袭柏林，在格利茨车站的居民区炸死10人，炸伤28人。这是空袭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战火殃及平民，自然是件不幸的事情。戈培尔借此大做文章。第二天，他命令报纸声讨英国战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于是，8月29日德国报纸的头条标题惊人地一致：“英国的怯懦攻击”。
媒体秉承戈培尔的旨意向德国人灌输，“英国海盗”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而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当然，柏林人既不知道希特勒8月1日秘密下达的对英国实施空中打击的指令，也不知道德国空军在伦敦的“屠杀式轰炸”。
戈培尔的宣传立竿见影。
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
戈培尔宣传的效果怎么样，用夏伊勒的话来说，这位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妇女就是一个“活广告”。
不过，这位护士之所以会这样看问题，不能只归为戈培尔的宣传之功。在戈培尔上任宣传部长伊始，他就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这是一位极权主义者的深刻洞见。当年，一位《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欢迎，戈培尔就会失业；如果戈培尔完全成功，希姆莱就会失业。”
希姆莱是何许人？第三帝国的秘密警察头子。虽然戈培尔这些人深谙人性的弱点，懂得“宣传必须简单和反复”这个手法的功效，明白谎言被人信奉，只需“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话，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刻都是傻子。因此，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
在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时候，还有集中营、死刑和流放等专政工具发挥作用。对于德国人民，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文攻心，还武攻身。软刀子和钢刀子，相辅相成。谁敢公开不跟纳粹党一条心，就没有好果子吃。可以监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关押，可以驱逐，可以不让回国，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谋杀……大名鼎鼎的卡尔·施密特教授曾振振有词地为第三帝国的司法恐怖辩护：“在判决政治犯罪时，规范和程序的运用只能意味着束缚元首的手脚，有利于反抗者。”
纳粹当局在运用专政机器消除杂音、剪除异己时，一点也不含糊、手软。托马斯·曼是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他不是纳粹的支持者或同路人——1930年在柏林就作过题为《告德国人》的演讲，剑锋直指法西斯主义。1936年12月，纳粹当局不仅没收了他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国籍，波恩大学甚至取消了他1919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头衔。雷马克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作家，纳粹上台后，他的书被清除出了书店和图书馆，人也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不过，当局还是希望流亡国外的雷马克能够归顺，为纳粹效力。戈培尔曾通过特工劝他回国，要他把《西线无战事》的责任推给出版商，但雷马克拒绝了。不肯低头就是敌人。对待敌人，纳粹可不在乎他们国际影响的大小。1937年，纳粹德国褫夺了雷马克的德国公民权。
杀鸡可以儆猴。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平民，不会自认为面对纳粹的专政机器，他比托马斯·曼或雷马克更有力量。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没有受过纳粹专政手段的直接迫害，但只要生活在德国，就会心里明白马王爷几只眼。毕竟专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悬在所有德国人的头上。
不过，这并不是说纳粹统治就把德国弄成了真空一样。就像1972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伯尔所说：“在像纳粹这样的专制制度下并非一切都运转得完美无缺。说不定哪里有本书，于是便可前往借来，将其搞来，就像将一件珍玩带走，阅读，归还。”他在青年时代还可以读到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等人的优秀作品。但是，这只是表明极权统治也有缝隙。仅此而已。事实上，到了四十年代初，上中学的孩子们，就会大部分人不知晓托马斯·曼或雷马克的作品了。
和之前的专制国家所不同，极权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庞大且又强大的宣传机器。一个篱笆三个桩。如果只靠戈培尔一个人，就是天大的本事，也没法把德国人民耍得团团转，他得有喽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极权国家的宣传必定是一种“文化人”的集体犯罪。并且在宣传征服群众之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了总部设在柏林的德国文化协会，戈培尔亲任协会主席。之所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目的就是“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便于纳粹文化政策的推行。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担任各协会主席的，不是宣传部的高官，就是亲纳粹的文化人。
会员资格与从业资格挂钩，无会员资格即无从事文化行业的资格。犹太人被排斥在协会的大门之外。即使是纯雅利安血统，如果“政治上不可靠”，协会照样有权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有权开除他们。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一个美术家不加入美术协会，或者被美术协会开除了，他连购买油彩的票证都得不到。不听话者不得食。画家施密特-罗特卢夫和诺尔德就被开除出德国美术协会，并被禁止以美术为业。纳粹这种试图通过控制饭碗来操纵大脑的做法相当成功。到1939年的时候，德国文化协会就已经拥有6.5万名会员了。这支被组织起来的庞大队伍，是第三帝国宣传事业的马前卒，纳粹宣传的主力军。作为一个半官方的文化控制机构，德国文化协会靠什么维持？政府的财政资助。这也意味着，德国人民用自己的血汗，滋养着一个力图控制德国人心灵的怪物。
拒绝为纳粹的宣传事业效力是危险的。1936年，希特勒要指挥家富特文格勒帮纳粹做些宣传，开始他拒绝了，可盛怒的希特勒威胁他，如果不听话就可能进集中营。沉默一会之后，富特文格勒答复说：“如果那样的话，帝国总理先生，我会好好合作的。”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在美术馆里能够欣赏到什么美术作品，在电影院里能够看到什么电影，打开收音机能够听到什么节目，买张报纸能够读什么报道，等等这一切，取决于纳粹当局的好恶。在第三帝国，出版自由已经成为历史记忆。手稿必须通过宣传部审查把关，认可了，书才能出版，剧本才能上演。文化艺术的创作得看宣传部的脸色。一个德国人心里琢磨什么，背地里研究什么，私下里写什么，也许戈培尔鞭长莫及，但是只要你待在第三帝国，要想公开与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成果又不惹麻烦，更不愿被纳粹当局砸锅要命，那就得老老实实遵循纳粹当局规定好了的游戏规则：发表有禁区。所以任何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只要想自己的作品在德国出版，就得考虑什么是戈培尔的宣传部能够容忍的、喜欢的，什么是戈培尔的宣传部打击的、厌恶的。内心一旦压上了这样一块磨石，你就不由自主地自己成了自己的思想警察，自己成了审查自己的宣传部。
就拿文学创作来说，也许你会觉得写现实题材的东西容易触雷，既然惹不起或不敢惹，那就想法子躲呗，现实不好谈那谈历史总不会招惹戈培尔这种人吧？第三帝国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枝独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历史的领域里，作家就有创作自由，学者就有学术自由。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在1933年臭名昭著的柏林焚书事件中，纳粹分子就打着“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的旗号，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著作当作反面典型，付之一炬。当第三帝国文艺人士秉承的首要原则是与戈培尔的宣传部保持一致时，人的创造力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遏制和扭曲。
一旦文化艺术沦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也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元首亲自邀请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为纳粹党代会拍摄电影，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为了拍好片子，希特勒跟里芬施塔尔说，“我不希望把党代会拍成一部索然无味的影片，也不是纯粹的电影新闻，而是一部富有艺术性的纪录片”，甚至许诺“党绝对不会干涉您的工作”。里芬施塔尔没有辜负元首的厚望，《意志的胜利》这部褐色经典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对人民而言，极权国家的里芬施塔尔式的文艺创新，依然是一种宣传，一种灌输，一种征服群众的工具。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在纳粹德国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可以私人经营。它留给后世的一条教训就是，不准许媒体私有肯定意味着没有自由，但准许媒体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到了1944年，纳粹党掌握的报纸，拥有德国报纸读者的82.5%。在纳粹德国，并非《人民观察家报》之类的纳粹党报党刊独占天下。尽管如此，女作家里卡达·胡赫在宣布退出普鲁士艺术学院时的勇敢批评，并非无中生有：“我无法找到一种反映反对派意见的报纸或刊物。”
事实上，纳粹控制媒体，操纵舆论，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党办或国有。纳粹政权也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为自己的事业服务。让投资者规规矩矩地在商言商，并不困难。办法多的很。戈培尔用不着太担心投资者会前仆后继地铤而走险。
因为在第三帝国，只有政治条件和种族条件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当编辑。当局试图通过控制编辑记者的饭碗和人身安全来实现对舆论的控制。如果编辑听从老板的差遣无视第三帝国的国法，那会吃不了兜着走。1933年10月颁布的报刊法明令编辑“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所谓误导群众云云，不过是一条纳粹当局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收拾编辑和报刊的棍子。
更要命的是，德国文化协会不仅控制着“文化工作者”，就连参加“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布、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所有职业和经济部门，也得参加德国文化协会及美术、文学等专业协会。在如此环环相扣的控制网里，遏制异端邪说的传布，岂不是易如反掌？！
再说了，对于私人创办的报刊，还可以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对于纳粹党中的某些人来说，通过购买等方式将党的出版公司做大做强，既是一个强化媒体控制的手法，也是一个聚敛钱财的机会。埃耶出版社社长马克斯·阿曼，作为德国新闻协会的主席，有权任意勒令出版物停刊，然后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于是，他所掌控的这家纳粹党出版社，很快就变成了德国出版业中的巨无霸。纳粹党控制舆论和赚钱两不误。阿曼自己的收入也水涨船高，1934年才10.8万马克，到1942年就有380万马克了。
应该说，纳粹统治的十二年里，在“消灭一切跟党对立的报刊”这一点上，戈培尔、阿曼这些人做得非常成功。《伏斯日报》创刊于1704年，它在德国报界的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就连腓特烈大帝当年都曾给它写过稿。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连续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与前两家报纸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还能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殁。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自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实际上，戈培尔才是德国媒体真正的总编辑。这位新闻屠夫的管制手段，可谓是细致入微。对此，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曾这样描述：“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其实，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龌龊的指令见不得人。于是，第三帝国宣传部这样一个堂堂的政府机构，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并用暴力来维护。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两个虚张声势地吓唬人。1936年1月，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泄漏的密令内容，不过是宣传部指示怎样用谎言代替真相罢了。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是希望看到德国奇迹：编辑记者们戴着镣铐也能够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
那是谁之过呢？埃姆·韦尔克是《格鲁恩邮报》的编辑，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韦尔克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也正因为戈培尔能够让媒体异口同声，所以德国媒体在沦落为权力的传声筒时，也成为了纳粹统治者制造恐怖氛围的工具和对人民进行心理震慑的法宝。1945年，在第三帝国末日将临之际，德国人民的生活也因连年的战火而难以为继。有一天，200人冲进两个面包铺，抢走了面包，戈培尔立即决定采取“严酷的措施”镇压。当天下午，人民法院就从重从快地判处了一男两女死刑。其中一个女的，因为戈培尔认为她案情要轻一些，才没进阎王殿。对于这事，戈培尔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关于审判和处决这两个首恶分子一事我打算张榜公布……我还打算用有线广播加上适当的评论，将这件事通报柏林居民。我相信这是一帖清醒剂。总而言之，我以为在近期内柏林不会再发生面包铺被抢的事件。”换言之，戈培尔自信柏林的群众就会这么被他征服住。
希特勒的军队
和日本帝国苦于军人干政不同，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始终受文职当局的统辖，自军人宣誓效忠希特勒个人之后，始终唯希特勒马首是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惟命是从的国防军成了希特勒和纳粹党追逐霸权的工具，成了权力不受制约的希特勒豪赌的本钱。最后，第三帝国完了，国防军也完了。
“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
在纽伦堡军事法庭，陈述起诉理由时说到了“党控制军队”。不过，希特勒并非一上台就能“用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军队”，“对武装部队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要求所有的军官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社会主义”。
希特勒出任总理时，连军权都没有。因为按照魏玛宪法的规定，“联邦大总统掌握联邦一切国防军之最高命令权。”兴登堡不仅独自挑选了过去担任东普鲁士军区司令的布隆贝格中将为新任国防部长，陆海军中最主要的司令官人选也是他独自决定。
而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就职时也宣誓：“我将为德国人民的幸福尽力，维护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认真完成赋予我的职责，对任何人都公正和合理地执行我的职务。”然而，希特勒非但不准备维护宪法，反而是要摧毁宪法。只有摧毁魏玛宪法，希特勒才能攫取军权。
希特勒摧毁宪法的动作，狡黠、凶狠、快捷，直指要害。
1933年2月27日深夜，国会失火，次日便乘机借题发挥颁布《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法》，暂停执行魏玛宪法中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七项条款：“除了另有规定的法律限制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包括出版自由；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这项法令被说成是“防止共产党的暴力行为的防御措施”。而此前，国会大厦在纳粹党人嘴里只不过就是一“废话屋”而已，并不是什么值得高看一眼的神圣殿堂。
黑红金三色旗是魏玛共和国的象征。魏玛宪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联邦旗色为黑红金三色，商旗为黑白红三色，其上内角镶国旗”。可是希特勒上台不到一个半个月，就在3月12日广播宣布废除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旗，从此黑白红三色旗和“卐”字旗将共同构成德国的标志。
随后在3月23日通过的授权法，对宪法更是致命一击。在希特勒就任总理的第三天，也就是1933年2月1日，兴登堡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可是在3月5日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只获得了43.9%的选票，连过半的选民都未能赢得，议席自然还是未到三分之二。于是希特勒在1933年3月7日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如何让新国会通过授权法。希特勒会上说：
我把3月5日的国会选举看作是一次革命，马克思主义将不再存在于德国。
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一项授予政府权力的法令是极为必要。我，国家总理坚信国会将会通过这项法令。因为德国共产党议员都已关进监狱，他们不能出席国会会议……
3月23日，新国会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开会，以444票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94票通过“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规定“德国政府除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外，又被授予制定法律的权力”；“德国政府所制定的法律，由国家总理制定，并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凡经公布的法律，若无其他说明，均于法律公布之次日起生效”，并且“德国政府所制定的国家法律，可与宪法不同”；“德国同外国签订涉及立法事务的条约，无需获得参与立法团体之同意”。该授权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到1937年4月1日；如果现政府为另一个政府所取代，本法律也即无效”。
《人民观察家报》欢呼“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议会主义体制向这个新德国投降了”，宣称“第三帝国的时代已经到来”。授权法确实意味着共和国的末日，埋葬了宪法，埋葬了议会民主制，它给希特勒的独裁披上了一件“合法”外衣，用法律的形式摧毁了法治。因为魏玛宪法规定：“宪法得用立法手续修改之，但联邦国会欲议决修改宪法，必须有法定人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议员之三分之二之赞成，其决议案始得成立。……”
战后，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说：“在当时，很少人能够认识这个法案在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那些投票赞成的政客们对于以后所发生的灾难是绝对不能辞其咎的。”
授权法是希特勒摧毁魏玛宪法的特洛伊木马。利用授权法，希特勒得以颁行一项项“可与宪法不同”的“由国家总理制定”的“国家法律”了。比如，魏玛宪法规定，“德国人民，其目的若不违背刑法，有组织社团及法团之权。此项权利不得以预防方法限制之”，而纳粹政权1933年5月2日取缔全德工会联合会，宣布成立德国劳工阵线，作为惟一的工会组织，6月22日颁布对社会民主党的禁令，7月14日的法律进而规定“德国惟一的政党是满足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魏玛宪法规定，“官吏为全国之公仆，非一党一派之佣役”，“官吏之政治志向自由及结社自由，应保障之”，而1933年7月30日的一项附加法令规定，属于从事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目标的任何政党和组织的行政人员将给予辞退；魏玛宪法明确规定，“德意志联邦为共和政体”，联邦和各邦分权，而1934年1月30日关于“重建国家”的法律，宣布了联邦制的终结——“取消各邦的人民代表机构”，“各邦主权移交国家”，“各邦政府受全国政府的领导”，“国家的地方长官受国家内政部长的监督”……
在希特勒摧毁共和政体，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国防军袖手旁观。国防军这种态度，决定了共和政体在德国的命运。
“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1934年8月2日早上，总统兴登堡去世。之前一天，德国政府颁布了“自德国总统冯·兴登堡逝世之日起生效”的《德国国家元首法》，规定“德国总统职务和国家总理职务合而为一。总统现有的职权因此移交给元首和国家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他将挑选其副总理”。
兴登堡去世这天，在装甲兵司令部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写信告诉妻子：“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于希特勒。这个誓词将具有严重的后果！祷祝上帝，希望双方为了德国的福利都能信守不渝。陆军是惯于遵守誓约的，希望这一次陆军也能够光荣地遵守。”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说：
在八月二日那一天，希特勒同时做了国家的元首和三军的大元帅。因为他又还是继续兼任内阁总理，所以全国的一切政权就都完全抓在他的手里。从此，他的独裁权就再没有限制。
8月3日，在国防部长布隆贝格主持下，全体国防军官兵宣誓：“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勇敢的军人，我愿在任何时候为履行誓言而不惜牺牲。”正在巴黎的美国记者夏伊勒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感叹：“希特勒使军队宣誓无条件效忠于他个人。此人真是诡计多端。”
在1933年12月2日向宪法宣誓的仪式被废除，代之以简单的入伍宣誓以前，军官和士兵是宣誓效忠共和国宪法。因为魏玛宪法明文规定：“一切公务人员及国防军人，应对本宪法宣誓。”国防军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直接践踏了宪法。对这种做法的危害，军人们并非都是毫无意识。时任军队办公室主任的贝克将军就将这一天称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但是并没有军官站出来反对。军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宪法死去，共和国死去。
1934年8月20日，因为国防军向自己效忠宣誓，希特勒给国防部长布隆贝格上将亲笔写信表示感谢：“国防军的官兵既然效忠于我所领导的新国家，我当随时负责保证国防军的存在与不可侵犯，以实践刚刚逝世的元帅的遗嘱，并且不违背保证军队为国家惟一武力的诺言。”
“柏林出了大事”
1936年，布隆贝格晋升为元帅。
但是，此时的国防军高级将领对希特勒还不是一呼百应。
1936年3月，在希特勒下令国防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时，布隆贝格提出了警告。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向布隆贝格元帅、雷德尔海军上将、戈林空军元帅、弗里奇陆军上将等人宣布想要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任希特勒的军事副官的霍斯巴赫上校在记录里写道：“只要元首还活着，他那不可更变的决心是，最迟在1943至1945年之间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这一次，在陆军总司令弗里奇的支持下，布隆贝格又提出了恐遭英国和法国干涉的警告。
希特勒决心清掉军中的挡道者。
1938年1月12日，希特勒和戈林为布隆贝格的婚礼做了证婚人。没过几天，说战争部长的新婚妻子从前是个妓女的流言开始散布。1月21日，一个匿名电话打到陆军最高统帅部，要求接转弗里奇将军：“陆军元帅冯·布隆贝格娶了一个婊子！”深陷丑闻的布隆贝格在1月27日被迫辞职。
而弗里奇则被精心炮制的同性恋丑事所中伤。荣誉法庭还没判决，希特勒1938年1月29日就任命劳希奇接替弗里奇为陆军总司令。六天之后，希特勒担任三军最高统帅，自称陆海空军总司令。1938年2月4日，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称这一天是“国家社会主义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和里程碑”。而希特勒曾向德国军民宣告：“从现在起，整个国防军的指挥权都直接掌握在本人手中了！”在维也纳，获悉德国军界异动的美国记者夏伊勒敏锐地意识到：“柏林出了大事。”
最后法庭证明弗里奇清白无辜。希特勒只是给弗里奇写信祝贺，假装痛心疾首，却不顺理成章地提平反，并且弗里奇的辩护人要求提审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请求也没有得到批准。直到1938年6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希特勒才对将军们发了一个为弗里奇恢复名誉的声明。这位独裁者声泪俱下，说自己是上了当，可惜出于“理所当然的国家理智的原因，不允许把这种骇人听闻的内在联系公诸于世”。他呼吁将军们不要离开军旗，还保证向弗里奇彻底赔罪。希特勒此后任命弗里奇为炮兵头头。弗里奇本人没有拒绝这个职务，而军官团没有团结起来以辞职相威胁，要求希特勒对弗里奇官复原职。布劳希奇也是选择接任而非要求给弗里奇平反。没有人挺身而出。
堂堂陆军上将弗里奇自己又干了些什么呢？他不仅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向国防军军官团充分说明情况，不愿国防军因为他的缘故采取行动，而且显得很顾全“大局”，竟然还劝军官们不要再计较。统治者喜欢别人不斤斤计较，喜欢别人以“大局为重”。其实，面对权力没有私事。纵容权力就是纵容邪恶，而受害者不再只是弗里奇自己。
1938年5月30日，希特勒给国防军的指令中称，“在不久的将来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乃是我不可变更的决心”。他给陆军下达的任务就是，以闪电行动“迅速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向捷克斯洛伐克心脏地带挺进”。下手时间定在1938年10月1日。
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并不认同这项计划。1938年8月4日，贝克上将在柏林召集陆军将领举行了一次会议。在布劳希奇上将陈述了希特勒的军事和政治企图后，贝克在会上宣读了他的意见书：“今天，我们要对国家的存亡作最后的决定。如果今日的领袖们违背了自己的政治常识和良知而轻举妄动，历史就将为他们记下一笔血债。当你们的知识、你们的良心和责任禁止你们执行一项命令的时候，那你们就应该意识到：军人服从到此为止。如果你们的建议和警告在这种情况下不被采纳，为了民族和历史你们就应该辞去职务。如果你们团结一心，行动一致，战争就不会爆发。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不幸和危亡中挽救祖国……”
这位陆军总参谋长的结论是：“德国开始一次战争，必将立即挑起其他国家作为受攻击的国家群起应战。在一次反对世界大联合的战争中，德国必败，最后必将受其摆布。”这位炮兵将军强调指出，在未来的战争里，全世界都要起来对抗德国，而追随德国的只会有无足轻重的国家，而这注定了未来战争一开始德国就要失败。这位上将告诫说：“一个身居高位的军人，如果此时只知道在其军事任务的有限范围内尽职尽责，而忽略了对于全民族所负的崇高职责，那么他对于自己职责的认识就不够全面和深刻。”除了赖歇瑙和布施外，所有的将领都赞同贝克的意见。
1938年8月18日，贝克被免职。陆军上将哈尔德接任了贝克的参谋总长职务。可他和其他一些人准备发动反希特勒的政变。如果希特勒发动战争，柏林驻军就把他抓起来。柏林卫戍司令冯·维茨勒本将军等人负责执行这个计划。可是慕尼黑协定却使陆军可能的政变失去了基础。希特勒的冒险再一次获得了成功，而贝克的反对则显得是危言耸听。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给希特勒长足了脸。陆军有什么理由推翻一个给德国带来巨大外交成就的人呢？
在听说希特勒前往慕尼黑的消息时，维茨勒本将军对其他密谋者说：“事到如今，如果我们还要再采取什么行动，那么历史，而且不仅是德国的历史，对我们就不会留下别的什么记录：正当这个最伟大的德意志人处于最伟大的时刻而且全世界都承认他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却声明拒绝对他服从。”在慕尼黑协定签字那天晚上，约德尔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元首的英明睿智，由于他那甚至世界大战都决不回避的决心，我们再一次不用武力就取得了胜利。现在希望的是，那些怀疑成性、意志薄弱而犹豫观望的人也许已经转变过来了，并且希望他们今后这样保持下去。”希特勒不损一兵一卒就完成了征服，给第三帝国平添了有着一千万人口的大片土地。确实许多犹豫观望的人转变了。贝克、哈尔德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希特勒的威望空前提高。
就连德国历史学家费斯特在战后都说，“如果1938年底希特勒被刺杀而死，多数人会毫不迟疑地把他称之为德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历史的完成者。”而他那些“富于侵略性的演说和我的奋斗、反犹主义和称霸世界的宏图也许会当成早年异想天开的事业被人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