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日本的关注还是很密切的，可能由于我之前写的那篇文章《日本，听我对你说》，很多人也把我和日本在某种程度勾连起来。这种联系，其实有些无心插柳，作为一个记者，在完成《高端访问》栏目的过程中，我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对话政要的机会，而近年来，对日本政治家的采访的确也比较多。
我两年之内，连续采访三个日本首相，在这个过程中还采访了若干日本政界要员，包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市等。鸠山由纪夫来访华时，我们也跟日本大使馆联系，希望能对他进行采访，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栏目组同事们开玩笑说：“鸠山肯定知道你名声在外，不敢接受你采访，不然就得下台了。”但就算没有接受我采访，鸠山后来也还是下台了。可见我的“魔力”，远不及政坛风云难测。
2．狡猾的安倍晋三
在这一系列采访中，2007年对安倍晋三的采访，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因其过程跌宕起伏，结果又相当成功。
那年的春天，我们得到消息，温总理将针对安倍的“破冰之旅”做一次回访。当一国领导人或元首要对另一国进行访问时，受访国领导人按惯例，往往会接受对方国家媒体的采访，外交上管这叫作“新闻对等”。于是，在温总理出访日本前，我们向日本方面提出，希望对安倍首相进行专访。很快，日本方面回复，很欢迎中央电视台来日本专访首相。
尽管我此前做过多次高端访问，经常率一支报道组赶赴对方国家采访，但2007年对安倍的采访，依然是不小的挑战。
由于此前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漠视历史，不断在历史问题上挑衅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频繁参拜靖国神社，还发表一些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不符合中日之间长期共识和联合声明的言论，使得中日关系在其执政期间里，跌到了低谷，很多正常的国家交往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当然，由于中日有着紧密而巨大的经贸往来，相互在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依存度很高，那时的中日关系呈现出的，是“政冷经热”的特点——政治上很冷，两国领导人基本互不来往，谁也不见谁。尽管小泉曾提过要见一下咱们的领导人，但是中方鉴于他的立场和表态，没有跟他进行过接触。经济上，中日那几年的经贸合作基本保持发展势头，也就是说，大家仁义不在买卖照做。
虽然安倍跟小泉同属一个党派，立场接近，安倍也曾是小泉手下的内阁成员，但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上台之后，想要在外交上寻求一点突破，所以选择了中日关系作为突破口，上任后的第12天就访问了中国。
对于中方而言，只要日方能够在历史问题上正确表态，我们就愿意与之对话。安倍的“破冰之旅”之后，中日关系开始回暖，温总理在春暖花开之际启动“暖春之旅”，这无论在中日还是东北亚地区，乃至于全世界，都受到了很高的关注。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和时间节点之下，我们很期待通过这次采访，从安倍口中得到一些有新闻价值的访谈内容，当时纠结的点，不外乎是他对历史的认识；是否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什么规划；中日关系是否就此回暖，从五年的阴冷走向温暖、走向欣欣向荣。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希望了解的焦点。
出发之前，我们开了若干次研讨会，做了很周详的规划，除了在《高端访问》《焦点访谈》播出专访外，我们在当地也要做一些实时新闻和连线报道。此次采访不光对我，对中央电视台而言，都是很重要的选题。国务院、外交部对此次采访也非常重视，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鉴于当时的两国关系和政治氛围，上级将此次采访的基调定得比较积极，并非冷思考或是批判眼光的定位，总体来说，是带着揭示中日关系融合的必然性和现实需要，传递出一种积极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设计方案时，也非常谨慎，比如安倍的采访，我们之前列出了大概几十个问题，然后经过再三的取舍、不断的修订，经过电视台、我方外交部及日本外务省的审核，多次磨合沟通和修改。
比如，我们此前提供的问题里，既涉及了日本在历史认识态度上的问题，也涉及到东海油气田及钓鱼岛等热点问题。关于历史认识的问题，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我们的外交部，都没有提出异议，但是日本方面反馈信息说，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是不是就不要提了，还有关于7月的战败日、8月的投降日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日本外务省认为，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时间还没到，这么问会让首相很为难，所以也表示了委婉的回绝。
对于所谓的“新闻审查”、“新闻监管”，我一向认为需要客观现实地看待，不能过于理想化。如果你是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的某个主持人，也许你可以骂美国总统，可以骂政客商人，但是你肯定不能骂默多克，这是现实。日本推崇新闻自由，但也不会无所顾忌，需要根据它的利益考量，对新闻做出相应的取舍。
如果我直接问安倍：你承认南京大屠杀吗？以他一贯的政治立场而言，他当然不愿承认，但他如果照实说了，不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了吗？又会再一次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爆发点。所以，这样的问题修订，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我们的每一个采访，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这种程度的修改和限制，对我而言已是司空见惯。
2007年4月，我率领一支报道组到了东京，而我手上那份被“蹂躏”多次的问题单，已经从最初的三四十个问题，变成了大概只有八个问题。在采访前一天，日本外务省一位相当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官员，邀请我们中午一起吃地道的日本料理，谈谈采访的细节。
我们欣然同意，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东京市中心，一处闹中取静的小院内。院内亭台楼榭，错落有致，翠竹摇影，樱花吹雪，犹如唯美的电影镜头一般，房间内都是日式传统的榻榻米，空气中飘着轻柔的和风乐曲。在那个幽静的空间内，我们报道组和日本外务省的三个人，吃了我此生最为精致但没吃饱的一顿饭。
日本料理本来就很讲究，餐桌上摆得规规矩矩，筷子要横放在筷托上，调味料都装在小碟子里，每道菜都小巧精细，服务也是相当的周到细致。但是，每道菜分量就一点点：一碗汤，那碗就跟我们的茶杯一样大；一个寿司，小小一块，上面盖一片绿叶子，也不知道能吃还是不能吃；一个大盘子上来，中间就一点点食物，也不知道是什么，听介绍才知道是海胆之类。我一边跟他们谈事，一边看他们怎么吃，跟样学样，省得露怯。
一顿饭下来，零零散散也吃了不少东西，但就是没吃饱。当然，也因为那天吃得不踏实，吃饭过程中，对方又拿着我们那张备受“蹂躏”的问题单，非常仔细地把每一个问题对了一下。我脑子里对这些问题已背得滚瓜烂熟，做过那么多人物专访，很少有像采访安倍这样，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筹备和策划，所以他说什么我心里都有数。
不想日方官员突然对我说：“水先生，希望我们达成一个协议，你采访时就按照这个问题单问，不要现场再添加问题。”他们都是搞新闻的，很懂这一套，知道我们记者有时候会突发奇想，张口就来，所以再三强调，不要节外生枝。
随后，他们拿出了厚厚一摞采访安倍的预案，就好像一套项目书，向我们介绍起采访的细节。比如说采访用什么方式，现场翻译坐在哪个位置，首相坐在哪个位置，我们几点钟怎么进到首相府，进去后先到什么地方……非常细致，细致到连我们摄像机在什么位置，摄像机旁边有个小桌子，桌子上会给准备一杯水，这水是什么水，都有详细的说明。
他们还跟我们协商，首相后面有一面国旗，应该摆在哪里，是左边还是右边。那面旗不是挂在一根杆子上，而是像易拉宝一样，有个底座，旗帜可以拉开。因为有时候电视采访时，被采访人后面竖着一根旗杆，挂着国旗，又没有风，旗子就会垂着。现在有些国家有经验了，在旗子后面撑根杆子，让旗子舒展一点。2013年我去伊拉克采访马利基，包括采访美国大使时，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日本人更聪明，他们做一个底座，杆子是斜的，旗子挂上去自然就撑开了，自然舒展很好看。
类似于这样的细节，日本人做得精妙到极点，堪称全世界第一。这么多年来，我对于日本唯一刮目相看甚至肃然起敬的，就是他们做事的这种认真、精细，简直可以说是无以复加！
一年之后，我在北京采访麻生太郎，再次体会到这种细节主义。一样的提前给问题单，一样的多次沟通，一样是提前约喝咖啡，把所有细节过一遍。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我的问题中有关于中日贸易关系的内容，涉及到一些数据，多少年前是多少亿美元，现在是多少，哪些领域有待发展等等。日方先遣人员当时很仔细的，把我问题单上初步列出，甚至未经确认的东西，都抄下来带走。
等到采访的时候，我赫然发现，他们给麻生太郎准备了一个双面的大题板，正面是日文，写着我那个问题涉及到的、可能回答的数据，而背面，也就是麻生太郎举着这个板子，面对我的那一面，是用中文写上的同样的数据。这让我非常吃惊，这个采访，他们不光想到了为首相服务，也为采访的记者服务到家。
日本人的精致，不仅表现在工作和公共事务上，也渗透在他们生活的每个细节。记得有一次，我采访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采访中，他拿出一个小小的铁盒，一摁就弹开了，成了一个小的烟灰缸。桥本说，他偶然从随行官员那里看到这玩意，眼前一亮，从此走到哪儿都揣着这个小盒子。
在采访的尾声，我拿出了一幅吴昌硕的《桃花图》复制工艺品，赠送给安倍晋三。采访中，安倍晋三提到“要用谦虚的态度对待历史”，暖意融融。谁知从那之后，很快日方就变脸，中日关系开始恶化。日本政治家的虚伪可见一斑。可惜了，我那幅《桃花图》，挺贵的。
他告诉我，他有次出访美国，在白宫等候与美国总统会见，突然烟瘾犯了，要抽烟，但白宫的人不让抽，说他们没有准备烟灰缸。这时候，桥本神气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铁盒，说：“没关系，我自带了。”
这种便携式的烟灰缸，是日本人众多精巧的发明之一，在欧美的一些国家，随地弹烟灰、扔烟头是不允许的，日本人就发明了这个，抽烟时烟灰都弹在铁盒里，抽完了盖子合上自己带走，既干净又优雅。当然，如今许多国家实行了更加严格的禁烟措施，这个便携式烟灰缸也就很难派上用场了。
有了这些精细的准备，第二天我们在首相府对安倍的采访自然很顺利。虽然此前日方多次打招呼说，要严格按照问题单提问，但是我仍然延续了一贯“无组织无纪律”的采访方式，因为专访本身是一种交流。
比如，我坐下来之后，问首相：“去年你对中国的访问好像很不错？”这就是一句寒暄，不算一个问题，但也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他回答问题时，说到某个细节，我很有兴趣，那肯定会追问一下。
当说到中日关系时，安倍说：“我去年做了一个破冰之旅，今年温总理马上要来，我们希望中日关系迎来一个新的时期。”说话间，他提到一句话——“应该让历史的事情成为过去”。
我马上接话问他：“历史当然应该成为过去，我同意您这个看法。但是首相先生，在成为过去之前，我们是不是起码要先让历史成为公认的历史，不要在历史的问题上产生歧义？现在很多人关心的是，日本政府包括你本人，到底对60年前那段历史，持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预设外的追问抛出去之后，安倍的语速明显放慢了，倒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准备，我相信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绕了不知道多少遍，只是他显得非常慎重，小心翼翼地选择每个词句。通过现场的翻译，我听到安倍说：“我们需要谦虚地对待历史。”
现场我并没有多想，认为这可能是日语的现场口语翻译，未必准确。因为“谦虚”这个词，听上去意思有些含糊。它在中文里是一个褒义词，以虚心、谦卑、谨慎的态度对待问题，谦虚使人进步，但在谈起中日这段历史，使用“谦虚”这个词，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一时不曾意会过来。
后来，我们节目播出时，专门请了日语翻译来校对，好几个翻译都说，安倍的确有意使用了这个词，而且在他嘴里，这个词是独创的。他就是想表达：中日两国都要谦虚地对待历史，我会虚心地听你们的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过分地强迫对方，也不要把问题放大，对于这段历史问题，双方都需要谦虚、低调地对待。
这是个很滑头的说法，他故意用了这么一个独辟蹊径的词语，对历史问题既表了态，又留下一些回旋的余地，让你抓不着他的把柄。
专访播出时，我们使用了安倍的原话。观众对“谦虚”一词，一度热议，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有人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准确地翻译了安倍的原话。
那是我第一次和这位日本政客打交道，透过他“谦虚的”外表和话语，我认识到，安倍虽然年轻，五十岁刚出头，但是作为新一代的日本政治家，有他狡猾的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们去日本之前，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在那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日关系时，引用了日本京都郊区一个寺庙一副对联上的五个汉字：大道没遮拦。意思是中日友好世世代代，如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这是条正道，是大势所趋，这样走下去，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拦。
这五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于是通过日本记者站的同事，想办法联系到了这家寺庙。为了这五个字，我们一行专门从东京坐新干线到了京都。
在征得寺庙拍摄的许可后，我站在那副对联前，录下这样的评论：
“京都是日本有名的古都，它是当年仿造唐朝长安建造起来的，在这里，我们到处都能看到中日文化交流与融合景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之所以能够在炮火中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首先要感谢一个中国人——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时梁思成做了大量的工作，说服了进攻日本本土的美军，重新调整轰炸日本本土计划，日本古城京都、奈良因此完整保留，时至今日仍然能够展示它独特的日本古城风韵。
“这里是京都南郊的万福寺，在我身后有一个条幅，上面五个遒劲的汉字尤为醒目。这是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外长在谈到中日关系时，特意提到的五个字。看到‘大道没遮拦’这五个字，让我十分感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是无可遮拦的大道，对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来说，唯此大道才是功于今日、造福未来的正道。”
在当时那种春暖花开、冰消雪融的氛围下，我无法想到以后的事情，只觉得中日似乎要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没想到五个月之后安倍就辞职了，也没想到，日本政坛在那之后还有更多的跌宕和变化。更让我没想到的是，2012年随着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中日在钓鱼岛的争端全面爆发，中日关系跌到了冰点。
从2007年到2009年，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连续采访了三位日本首相。而那时的中日关系，一度让人感觉乐观。尽管冷静的观察家们，对当时中日关系的评论是“喜忧参半”，但从安倍的“破冰”，到温总理的“暖春”；从福田康夫的“梅时节的访问”，再到麻生太郎金秋十月的“收获之旅”，中日双方利用文字游戏，记录下了这一段难得的温暖时期。
只可惜，那段温暖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很快，鸠山由纪夫带领民主党，一举打破自民党长期统治日本政坛的局面，击败麻生太郎，登上了首相宝座。中日关系在一段混乱之后，又因为“撞船事件”和之后的钓鱼岛，一下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的中日关系，已不再是“喜忧参半”了，而恐怕是退回到邦交正常化之前的原点，甚至徘徊在战争的边缘。
3．不要把日本人当“自己人”
2007年采访安倍的时候，当时的驻日大使，现在外交部部长王毅请我们吃饭，交谈中，王毅意味深长地跟我说了一番话，核心意思是说：其实今天我们很多国人对日本社会、对日本人的认识，有一定的偏差。很多人感觉日本人跟我们是邻居，拥有同样的文化传统，甚至在历史传奇、小说当中的描述，是秦始皇为寻仙岛，派徐福率领三千童男三千童女出海，到了日本，繁衍生息。所以他们与我们是同一祖先，应该是我们的“自己人”。
表面上，我们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也用筷子吃大米饭，也用酱油、醋等调料，大街小巷的日文招牌中还能看见不少汉字，在历史、文化、文学中，也有许多接近中国，或者说是接近亚洲的种种迹象。但是，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已经大踏步地西化。换句话讲，今天的日本人虽然手上拿着筷子，吃着米饭，但心里却是西装革履燕尾服的西方人。实际上，日本人骨子里早已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人”。我们今天看待日本，应该换一种角度，把距离拉远一些，从更广更深的视角去看待日本人。
我当时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这些年，我采访日本的政治家、作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在新闻报道中跟踪了解日本的社会，也的确有类似的感觉。
我最近几次去日本，晚上灯火辉煌时，在东京大街上看到那些日本人，他们长着一张张亚洲人的脸，跟我们上海人、江苏人、山东人没有区别。在新宿、银座这些高档时尚地区的年轻人，也像北京的三里屯、CBD里的年轻人一样，染着各种颜色的头发，穿着各种时髦的服装，没有什么两样。但内心里，他们不一样。
日本现在的主流人口，是二战之后出生的几代人。他们像欧美发达国家的老百姓一样，平日不关心政治，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是相当模糊的。有一次采访之余，我在银座的一家小酒吧里，遇到两位日本年轻人，和他们的一番聊天让我大为吃惊。
在他们看来，70年前的那场战争，日本也是一个牺牲者，日本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被扔过原子弹，被占领过，也死了很多人。这段历史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是希望彻底被翻过的一页。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们更希望翻开新的一页，他们希望日本成为和别的国家一模一样的正常国家，就像英国、法国、德国那样。而中国、韩国这些国家，一天到晚来跟他们纠缠历史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属于冷战思维。
记得其中一位在喝了一大口清酒后，对我很激动地说：“大家应该多看看新的世界，看看日本对世界做了多少贡献——多少高科技产品、多少台电视机、多少台丰田汽车、多少发明创造。一天到晚抓着过去一些说不清的事情不放，是不公平的。”说实话，这是我这些年从日本人那里，听到少有的关于历史和政治的发言，一般日本人根本不会谈论这些，当然，这也要归功于那几杯日本清酒。
前一阵，在中国有一位常写评论文章的日本80后，名叫加藤嘉一，他常驻北京，还有一位中国女朋友（也许现在已经是他夫人了）。加藤经常给中国各个报纸、杂志，写一些关于中日的时事政论评论文章，出过书，还活跃在许多电视台的评论栏目上。我的《环球视线》栏目就曾经在日本“3.11大地震”时期请他做过嘉宾。
小伙子看上去温文尔雅，很懂礼貌，对中国也很了解。他曾经还跟我开玩笑说：“日本人称我为‘日奸’，我的情感和观点，很多时候都是站在中国的出发点上的。”然而，在日本抓扣中国船长以及之后的钓鱼岛事件出现后，加藤嘉一的评论和分析，被很多中国网民炮轰，甚至骂他是日本特务。
2012年，加藤嘉一在南京一家书店举办签售活动，在回答有关中日历史问题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建议提问者尽量通过接触不同国家地区各种各样的信息进行独立思考，才能逐渐走近历史的真相。对于南京大屠杀，他含糊其辞地表示：“我始终不明白。”
后来，加藤嘉一由于被曝学历经历造假遭到质疑，据说迫于压力离开中国去了美国。加藤曾经送过我他写的书，在书中，加藤试图解答“站在历史的拐点，日本人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家园，支持什么样的发展，追求什么样的幸福。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在哪里，在发展中的灵魂又在哪里……”
撇开他的造假风波，在我看来，加藤代表了今天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真实面貌。他们生在战后的日本，长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的繁荣年代；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但又为它忧心忡忡；他们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崇拜奥巴马式的人物；他们追求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但似乎并不怀疑教科书里告诉他们的历史。
在我看来，日本现在主流的政治思潮，就是日本不愿意再当“三孙子”了，不愿意再以一个战败国的身份，委曲求全，不愿意再忍受被别人保护和制约着，而自己的军队却无权跟别人打仗。他们认为，这不是他们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所应该受到的待遇。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国家是正常的，更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伟大的。我们中国人经常喊“小日本”，但在日本人看来，日本永远是大日本。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真正认识今天的日本，第一步就是千万别把他们当“自己人”。
2007年4月，在采访完安倍晋三之后，我们特意来到日本京都南郊的万福寺前，拍下我身后这副对联。上面有李肇星外长在谈到中日关系时，引用的五个汉字：大道没遮拦。
最近，不知何故，网络和微信上在传我2004年对话日本茶道大师千玄室的《高端访问》，我把节目翻出来看了下，感觉茶道大师当时的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很是意味深长，它也许能帮助我们看清今天的中日关系，至少有助于我们再一次认清，日本这个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喝茶的民族，其实和我们不一样。于是，我把当时专访的部分摘录如下：
今日庵，这是一个看上去十分安静简朴的院子，然而在这里，却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都留下过足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法国总统希拉克。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说过，每次到日本访问，无论多忙，他都要抽空到这里品上一碗茶，看到茶碗里绿色的茶沫，他在纷繁世界里奔忙的心才能静下来。
这个院子位于日本京都，它属于最大的茶道流派里千家，而这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正是能带给这些政治人物静气的里千家第十五代掌门人千玄室。
水均益：您今年高寿81岁，在日本和全世界享有很高荣誉，甚至有人说您是茶道的宗师，那么我想问一下在您的心中，茶是什么？
千玄室：对我来说，茶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而是人与人、心与心之间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在日常生活中，人和人在互相交流时，要想在短时间里达到知心的程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通过彼此敬奉和饮用一碗茶，我给您点一碗茶，您来喝这碗茶，这要经过很多程序、动作，主客之间通过点茶、敬茶、喝茶等动作，是可以交流彼此的感情和心情的。
水均益：那么我理解茶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媒体，通过茶，刚才您说的有交流，甚至有一种心与心的交流，甚至可以达到一种境界，是这样吗？
千玄室：是的。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茶道中的“道”的境界。茶道是一种通过喝茶修心的道。人的心灵应该时常拂拭，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越来越丰富。
水均益：您作为宗师，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最简单的语言，给我们讲讲何以为茶，何以为道？
千玄室：饮茶的习俗在古代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但是，日本茶道与中国人的喝茶非常不同，日本讲究茶不是拿过来就可以随便喝的，它要有一定的规则程序，就像搞体育活动一样，也需要有个规则，并且必须遵照规则来进行这项喝茶活动。茶道的精神就是蕴含在这些看起来很繁琐的喝茶活动之中的。
水均益：一般人会这么想，喝茶首先第一个要素就是解渴，我渴了我就把它喝了就可以了，它怎么能够升华到一种道，甚至一种道理？
千玄室：如果单纯是为了解渴，茶道中很多繁琐的礼仪就没有意义了。其实，人通过做繁琐的事情，才会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烦恼，而通过复杂繁琐的点茶做法，就可以使人忘记这些心外的琐事，变得心平气和。你要知道，人要做到心平气和可不容易呢，比如，我们平时喝茶时，可能会一只手去拿起茶碗来喝，也可能双手端起茶碗来喝，但单手拿茶碗喝茶就不如双手端起茶碗来喝美观、安全，茶道就要求用双手端起茶碗来喝。茶道就是这样通过对一个个小的言谈举止的合理的规定，使茶道修行者逐渐成长为一个举止大方得体，心平气和的人的。
日本古代并没有茶树，也没有喝茶的习惯。茶叶直到唐宋时才从中国传到了日本，那个时候茶叶非常珍贵，所以茶道是贵族和武士才能享受的。在丰臣秀吉统治时代，茶道大师千利休化繁为简，去掉了人为的装饰，使茶道摆脱了物质束缚，还原了淡泊的面目。
在以后的年代里，千利休的弟子们对他的茶道理念加以继承和发展，使茶道成为一种生活化的艺术。日本的风俗、习惯、衣食住行、瓷器、漆器、绘画，甚至文学，全都蒙受了茶道的影响。它不但弥漫于贵族们高雅的楼阁，而且也渗入了平民的家家户户。甚至有了“没茶气”这样的俗语，意思是说某人对亦庄亦谐的趣味非常愚钝。
茶道“里千家”就是由茶道始祖千利休的小儿子继承发展而来的，历届日本首相每年元旦都有亲自赴京都接受里千家献茶的习惯，而在日本许多重大祭奠中，也都会安排里千家的献茶仪式。因此，在有些人眼中，里千家茶道留下了华丽的印象。
水均益：您的祖先，千利休先生曾经说过，茶道可以把它回归到非常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在两张榻榻米上进行，我理解的茶道实际上在于，它在最简朴的条件下也可以发挥它的精神。
千玄室：茶道讲求“和、敬、清、寂”这四个字，“和”即和平的和，要人做到和平相处；“敬”即要发自内心去尊重别人，不从内心尊重是不行的；“清”不仅是指环境的清洁，还包括净化心灵及发自净化了的心灵的言行；“寂”就是很沉着、很冷静，不因外界的变化而动摇的寂然不动的心境。在日本的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就特别需要这种精神，武士们卸下腰刀放在一边，大家促膝而坐，来品一碗茶，在草地上也可以，在一条榻榻米上也是可以的，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喝茶，千利休居士就是这样开始他的茶道的。茶道至今已传了四百多年，一直到现在。
采访日本茶道大师千玄室。茶道、武士道体现了日本民族性格中复杂矛盾的两个立面。千玄室说，茶道讲求“和、敬、清、寂”这四个字，讲求人人平等，“就是因为不喜欢茶道的人掌了权，日本才被引上了邪路。”
水均益：要是喝一次正宗日本茶道的茶，需要大概多少工序？
千玄室：日本茶道喝茶的做法是这样的，喝茶之前，先要用点心，吃完点心之后，把盛点心的纸放起来，再喝茶。如果吃不完剩下了就用纸包好装在和服袖子里边，然后再喝茶。喝茶时，要先把茶端过来，说一声感谢，然后再喝。一定要两手端着茶碗喝，一口一口地细细地品尝。茶碗中是绿颜色的茶，而绿色是大自然的颜色，这口茶喝下去之后，您就会觉得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变得心境平和了。
水均益：还有茶碗要转两下，把最美丽的图案对着自己或者对着主人。
千玄室：客人在喝茶时，通过转两下茶碗、避开茶碗的正面来喝茶，是为了退让一步，表示自己的谦卑。你知道，随着长大成人，我们很容易变得傲慢，这样是很不可取的。不论什么时候、什么人，都要发自内心地谦虚一些。
水均益：其实这些形式、这些可能有的人说是类似繁文缛节的形式，它的目的已经不在于形式本身，而在于通过这样一个形式让您的心灵得到一种净化，或者说一种升华，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千玄室：您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经济人士，还是学者，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真诚相待是不行的。而且无论您的地位高低，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起步的。人永远不能忘本。
茶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您是地位高，还是地位低的人，没有什么区别。若您对地位高的人是恭恭敬敬的，而冷淡地位不高的人，这是不应该的，茶道讲求人人平等，没有人格的差别。正因为这样，茶道才在日本持续了四百多年。
水均益：共济一堂喝一碗茶，我从您的话里能听出来无论是年长、年幼的人，无论是普通的人，还是尊贵的人，或者说一般的人，还是像您这样大宗师这样的人物，其实喝茶都是一样的。
1923年4月19日，在京都的今日庵，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他就是千玄室。千玄室的诞生给这个世世代代靠长子传承的茶道世家带来了希望。但是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茶人，千玄室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每天除了学习书法、绘画，还要练习插花、点茶。然而，要想成为掌门人，最关键的还是要到寺庙里去修行坐禅。为此，从打扫庭院开始，千玄室在日本有名的大德寺和妙心寺共修行了33年。
在接受茶道训练的同时，1942年，千玄室也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进入了大学读书。1944年，千玄室正在日本同志社大学经济系学习，还有两年就能顺利毕业了。然而此时，日本军国主义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千玄室的身边走开步入了战场。就在这个时候，修行平和的茶道，并且一直为继承家业而做准备的千玄室也被迫参加了军队，21岁的他经过训练，后来成为了日本海军的一名飞行员。这支军队历史上叫“神风突击队”。
水均益：您是不是当时已经喝了壮行的茶准备要上战场了？
千玄室：是的，当时我和战友们共喝一碗茶后，大家就准备登机出击了。当时出击得接到命令才能起飞，但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接到出击命令。后来我曾经三次去请求命令我出击，我说我想和队友们一起出击，但是队长对我说，让您出击的命令还没来，再等一会儿，肯定会来的，您再等一会儿。我提出的三次要求都被拒绝了。当我第三次去的时候，战争结束了，于是我就得救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要是和战友一起出发的话，应该早就死了。所以说，我对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现在想来，我如果在战斗中死了，我的心情可能会安慰一些，会觉得对得起那些战友。
水均益：您是茶道世家出身，耳濡目染受到茶道的熏陶，我相信包括茶道里这种和平，但是您却像刚才您说的，参了军，而且您愿意去，几次要求上战场，甚至您刚才说，您没有和您的同伴一起上战场，而感到有些遗憾，这中间是不是有冲突？
千玄室：当时我参军是因为我愿意为战争而死，我想让战争早日结束，而要想结束战争，我们就都必须死掉。我参军的目的不是为了去进行战争，而是想通过我们的勇气来把战争早日结束，没有任何人会主动愿意去参加战争的。现在想想，在当时即使死了也是没用的，一点价值也没有的，但是当时我们想的是，只要我们不死，战争就结束不了。
参军后，千玄室几次请求参战赴死，他的目的是为了早日结束战争。而他的祖先千利休也是因为阻止战争而死的，这是千玄室从小就知道的故事。
四百年前，为了扩张势力和丰富资源，丰臣秀吉决定侵略朝鲜，也就是那时的高丽，然而，作为丰臣秀吉的茶头和政治顾问，千利休却认为侵略行为不可取，并预言这次战争会失败，利休的言行引起了丰臣秀吉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利休切腹自杀。在当时的日本，作为臣子的千利休，这是一个必须执行的命令。正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在自杀的这天，利休邀请他的几个弟子举行了临终茶仪式，在静静的茶室里，他一一为客人敬茶。之后，利休将各种器具一一赠给了在座的弟子，只留下自己的那个茶碗，“被不幸者的嘴唇玷污过的茶碗不应该再让别人使用”，他说完就把茶碗打碎了。
水均益：这种事正好能够说明这么一个现象，实际上像追求和平、追求平和的茶道，在有些极端情况下也是无法阻挡战争的，有时候甚至会被战争逼迫，像您刚才所说，甚至是无法抵抗战争有的时候这样一种逼迫，甚至是无奈的境界。
千玄室：利休居士是为了和平剖腹自杀的，他当时剖腹用的刀，现在还在我家里保存着。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宝贵的和平的象征，每当我看到那把刀，就想到利休居士的确是想通过茶来实现和平的，他和当时最了不起的人丰臣秀吉抗争，劝他们不要进行没有意义的战争。日本是受到中国、高丽的文化恩惠的，大家应该和平相处。这个世界应该维护和平稳定，光靠用嘴来讲是没有用的，我要用全身力量来努力，通过茶道来传达这种理念，这是我最忠实的心情。
水均益：对于您祖先这些经历，包括您个人在战争时期的一种经历，使得您最后对战争、和平这种关系，产生切身的，甚至是更深刻的一种认识，于是您提出一个口号，叫作“一碗茶里的和平”。
千玄室：是的。茶道的挂轴中常见的是画了一个圆圈的挂轴，这个圆圈既意味着开始又意味着结束，大家都是在这个圆圈当中生活的，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世界应该努力和平相处。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尚武好勇的武士道与平和尊礼的茶道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两极，在两极之间是复杂的、很难读懂的日本：周到礼仪与残忍征战；优雅插花与躁动尚武；平和茶道与张狂扩张；执着尊古与顺势而为……民族发展的特殊历史将这些似乎矛盾相斥的特点糅为一体，构成了独特的日本文化。
但是，通过茶道和武士道这两个看上去的两极，也许是了解日本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途径。
水均益：您有没有感觉其实在战争时期，就算美好、平和的茶道实际也受到破坏，甚至给人感觉，这么好的东西在战争时期无用武之地，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奈。因为如此高尚和平的这种茶道，挡不了战争，挡不了人类丑恶的心灵。
千玄室：茶道在战争中也是可以起到一点点作用的。你知道，武士是不能挎着刀进茶室的，必须把刀放在茶室外面，这是规则。茶道是崇尚和平的，大家不要忘了，茶室是一个能坦诚、开诚布公地相处的场所。
水均益：我相信在战争之前，茶道的流派已经在日本有了很大的影响，据了解，当时日本政界、军界的高级官员，也经常到您的家里座谈茶道，他们进去之前把刀放在外面，但是他们出来之后，还是把刀别上，而且发动战争。您看到这种状况，是不是心里很难受？
千玄室：来我这儿喝茶的人，无论是军人，还是经济界的人士，大家都是主张坚决不能介入战争的人。因为他们是反战派，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被罢官了。
水均益：如此流行，而且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像您刚才所说的，包括日本还有其他的传统，非常好的传统，您觉得为什么最终这些好的传统没有阻止日本当时侵略战争，没有阻止过军国主义的脚步呢？
千玄室：在战争的时候，就是因为不喜欢茶道的人掌了权才把日本引上了邪路。他们不理解茶道，茶道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游走生死边缘更觉生命可贵，奔走全球宣传“一碗茶里的和平”，推广茶道注入现代经营理念，吸引各国名流政要品茶论道，走进中国受到邓小平的鼓励，提倡和平步入联合国举办茶会。
战争结束了，死里逃生的千玄室回到了故乡京都，然而他发现这个故乡已经不再是他离开时的旧模样了。
为了占领改造，当时美国军队鼓励军人学习日本文化，了解日本。千玄室的家里走进许多前来学习茶道的美国军人。通过和这些人交流，千玄室也对这些美国士兵产生了兴趣，增强了他向西方世界推广茶道的信心。
1952年，29岁的千玄室虽然没有护照，但他还是踏上了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的道路。在美国留学期间，千玄室不忘宣传茶道，在那里成立了夏威夷分会，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推广茶道，如同少年时代学习插花、书法、绘画一样，都是为成长为掌门人而做准备的。然而千玄室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茶道世家掌门人的过程竟是那么特殊。
水均益：在您39岁的时候，也就是1962年正式变成您家族茶道的掌门人，您还记得当天的情景吗？
千玄室：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由于我的父亲突然去世，我必须马上继承这个家族。继承掌门人的时候，我的心理准备还不是很充分。作为掌门，我觉得自己还要认真地继续修行，所以当时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非常严厉的。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对自己要严格、对别人要温和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在中国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待自己如秋霜，待他人如春风，我对这句话非常感兴趣。
水均益：继承掌门人之后，您家族的茶道流派并不是最大的。但是后来到今天，您实际上把它变成了日本最大的流派。很多人研究您的做法，包括您如何使家族茶道变成最大的流派，您有什么秘诀吗？
千玄室：首先自己必须谦虚，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光看自己脚下的那一点点，视野应该开阔一些。不要光看自己眼前的一点点东西，要看得更多，而且凡事都要有个乐观的心态，无论什么事都要向前进，这是我经常督促自己要做到的一点。
大学时主修经济、拥有现代企业家智慧的千玄室在全球展开了他的茶道交流宣传计划。现在在日本有600万人修习茶道，而这其中，60％学的都是里千家。
在中国，从1979年开始到2001年的22年间，茶道里千家共派出了100次访华团进行交流，不仅如此，千玄室还于1994年在天津创办了里千家茶道短期大学，今年这个学校已经迎来了它的十周年庆。
由于茶道的广泛影响，里千家的今日庵每年都要接待很多政治家，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就坐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元首，暂缓一下匆忙的脚步，品一碗绿色的茶，想象一下世界的“和敬清寂”，这正是千玄室提倡的“一碗茶中的和平”的真意。
水均益：您如何看待茶道在世界上受到这样的礼遇？您觉得里面的根本是什么？
千玄室：可能主要是因为茶道讲求心和心的坦诚交流吧。主人专心致志地为客人点茶，客人也是认真地关注主人的点茶，点茶、奉茶、品茶后彼此会心的笑脸，这些都不用太多的语言就可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确实是很难得的。
水均益：世界各地，包括您在京都的今日庵里接待很多著名的人士，这当中有没有一些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
千玄室：印象很深的应该得说还是邓小平阁下。当时，在人民大会堂邓先生喝了我点的茶后，说了一句话，“这茶喝起来让人感到很平和，你一定要把这种平和的心境传给中国人”。就这样，托了邓小平阁下的福，我才来到中国传播茶道。另外，我和安南秘书长的交情也有十五年多了。三年前，在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前，我还曾经在联合国举办了一次大茶会，当时茶会做得很出色，世界和平是联合国努力的目标，他们能邀请我去举办茶会，大概也是因为茶道崇尚和平的缘故吧。
水均益：很多人在喝了您献的茶之后，他能感受到这种心情的一种升华或者一种美好的感觉，您能看出来吗？
千玄室：是的，我向他们去献茶，无论是战场还是一般的地点，我都可以向对方献茶。主人点茶的时候要想着对方，举办茶会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这个事情。我们做事不要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说不能发自内心去敬奉对方的话，那是不行的，和平也是这样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这种心情，即必须先把自己给抛开，抛开自己，为他人奉献。我不知道我晚年还有多长时间，我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奉行我这一理念。
4．我是“反日分子”？
几年前，我的那篇《日本，听我对你说》在很多网站、BBS、博客广为流传，甚至也转到了日本的网站上，传播范围之广，是我所未曾预料到的。可能是大家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可能是我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可能是因为中日关系一直都是舆论界、学术界包括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中日两国之间太多恩恩怨怨，两国人民都觉得拿不起、放不下，耿耿于怀，经常闹心，时常还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波澜。
2007年我们去日本采访安倍晋三时，现任外交部长王毅当时在日本任大使。在采访前一天晚上，王毅请我们到使馆吃了顿便饭，并提醒我，安倍出身于日本政坛上的世家，他是战后的一代，心里对中日友好已经很淡漠，可能会说一套做一套，他对于中日关系有自己的想法，有时还可能是很危险的思维方式。当晚和王毅的谈话，使我获益良多，对我以后报道日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从不去网上发表评论。一般上网，也就是看看国内外新闻，找找资料，收发邮件，其他的我都尽量敬而远之。网上的各种论坛我也只是偶尔浏览一下，但时常会有朋友同事的话传过来，说在网上又看见一篇我写日本的文章，我当时就很纳闷，我又写什么了？
后来，我就去搜了一下，原来是有人在我写的那篇文章后面，模仿我的文风和笔法附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号召同胞们要抵制日货，反对中国利用日本援建的方式来建高铁。文章里以我的立场和口吻说，我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在日本的智库决策层里，有个秘密的计划，日本要在2015年灭亡中国，为此他们制订了一套二三十年的战略、军事、文化的严密计划，说得有鼻子有眼，哪一年会怎么样，哪一年又会怎么样，非常耸人听闻，也极具煽动性。
这篇文章不是出自我手，我也不曾在任何场合说过类似抵制日货这样的言论。首先我作为央视主持人，肯定不能在新闻报道和节目里这样煽动民意，其次我个人也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无论两国关系如何，用抵制商品这样的方式对抗，在贸易全球化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这是个低级的策略，而且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是一个可取的方法。
刚开始我没有太当回事，但是这篇文章越传越广，后来有两件事，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
第一次就是2007年采访安倍的时候，我们向日本使馆提出申请后，对方很重视，据说开了好几次会研讨，后来原则上答应了，但是使馆的一个参赞提出约见我，当时我还以为是要谈一下采访目的和准备提出的问题。结果，我和日本使馆的一个政务参赞及负责宣传的官员见面后，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
他们说：“我们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和文章，有人说水先生您是一个反日的代表人物，您写过一些类似于抵制日货，对日本颇有微词的文章，好像您个人持有一种反日的观点，对此我们忧心忡忡。因为如果一个记者带有这么强烈的个人观点的话，在我们看来，就不太适合于采访我们的首相。”
我当时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对日本使馆的外交官说：“你们这个消息不准确，我的确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日本，听我对你说》，这个毫无疑问。今天我并不知道你们要谈论这个话题，如果知道的话，我应该把那篇原始的文章拿来，给你们看看。在那篇文章里，我叙述的是我采访的经历，我对中日关系的观察和疑问，如果说有比较刺激的言论的话，只有一句，我引用一个朋友在酒后的话：谁把日本给‘灭’了，谁就马上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一种写作手法，并不是我提倡中国人现在把日本灭了，只是表明一些中国人的心态，也是对中日关系的不满。
“现在网络上以讹传讹的事情很多，也有人恶意地做一些张冠李戴的事，我不知道您看到的文章，是不是我的原作。作为一个记者，我并没有在公开的节目和报道中，表达过这种观点，但是我认为我有言论自由，在我的书和文章里，我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无可指责。至于你提到的抵制日货之类的观点，我建议你们好好查一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我没有写过类似的文章，对于这种观点，我也并不支持。
“我首先是一个记者，有着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我相信我的职业操守，也相信我作为记者的客观性，个人的情绪不会带到采访和节目中，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如果在采访安倍首相的事情上，你们有这种顾虑，我能做的陈述就是如此。如果你们因为网上的一些文章和资料，轻易判断我是否有资格采访你们的首相，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妥的。当然，决定权在你们手里。”
我当时内心也有些不爽。首先我觉得没必要去解释什么，因为他们提出，如果我反日或者对日本有意见，就不能采访首相，这个前提就不成立，我也不喜欢这样的观点。其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抛出这么一个问题，好像有些兴师问罪的感觉，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不需要就这个问题做辩解。人正不怕影子歪，有些东西不是我写的，就不是我写的。即便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我作为记者的职业性，也不应被怀疑。
另一件事是，2009年下半年，我突然接到台里的通知，说我被推举为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但是在推选过程中，有人提出我对日本有一些个人观点，在网上流传甚广，要求我对这个情况写一个陈述材料。我当时很愤怒，说：“不写！我不稀罕当这个委员！”我已经多次为这个谣言所扰，也澄清了好几回，的确觉得很烦恼。
当时，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首席委员，是前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先生。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接到台里转达的指示，来自于唐家璇的办公室，说唐家璇并不怀疑水均益同志，但是就这个事，他希望听水均益同志说明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据说中日双方交换名单时，日方看到我的名字，也提出了质疑。
当然，唐国委说得非常委婉，就是说明客观事实，不用解释，也不会记录在档。我一想，前国家领导人都提出了要求，那就写一个吧。于是我就很客观地写了一份简单的材料，附上我文章的原文，表示网上谣传的东西，并非出自我手，也并不代表我的观点。
很快我就接到了正式任命书。第二年，2010年2月，我参加了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那时我才逐渐开始了解，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实际上，它是1983年胡耀邦访日时，中曾根首相为响应胡耀邦关于谋求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主张而提议设立，后来，中曾根首相访华期间，中日双方一致同意设立的，是一个半官方的、带有民间色彩的联合委员会。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从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来出谋划策。中日双方约定每年开一次会，轮流当东道主，主要的功能当然是促进中日友好，加强中日两国在民间领域和非政府层面的交往。
据我了解，双方委员会分别挂靠在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是由两个外交机构的部门负责。而委员本身却都是非官方人士，比如说前外交官、前政要、学者、企业家、媒体代表等等，涵盖老中青的年龄层，有一定广泛的代表性。按唐国委介绍，我们这些委员可以给两国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甚至可以要求两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一些政策做出修订。所以，这个委员会是一个以民间方式存在，却又能影响到政府决策的组织平台。
第一次唐国委召集我们中方委员开会时，我有些诚惶诚恐，因为在座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有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前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周明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前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总裁魏家福，前驻日本大使、前联合国副秘书长、中方委员会秘书长陈健，前驻大阪大使衔总领事、中方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泰平，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刘江永，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薛伟，我在里面属于年轻的小字辈。
听唐国委跟我们做了一番陈述之后，我觉得作为新闻工作者，能加入这个组织也挺好，毕竟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个人有一些想法，有时候通过媒体报道未必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多一个言论渠道，挺好的。另外，我也有个人小算盘，我想，既然我是中日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那我以后提出采访日本首相或是重要官员的话，应该会便利很多，至少不会要查我老底、要我写检查吧。于是我欣然加入。
后来，我慢慢发现，这个委员会级别相当高，比如说，我们第五届委员会首次会议开幕前，双方委员都被召进中南海，在紫光阁受到温家宝总理接见，还集体合影。第一次会议时，温总理和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都发来了贺信，会议上涉及的问题，感觉也都是很重大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委员会肃然起敬，重视程度大大提高。
当时，中日关系从小泉纯一郎的冰点时代走出来之后，又经过了安倍、福田、麻生等一系列的动荡，似乎需要尽快进入正轨，稳定发展。而且，中间也有过一些波澜，比如我们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被扣，船长被抓，日本首相又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包括去参拜靖国神社等等，所以，我们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还颇受关注。
会议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日方首席委员西室泰三是东京证券交易所会长，在日本政界也很有影响力，进入分组讨论后，唐国委临时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从媒体人、新闻报道的角度，谈一谈未来怎么样搞好中日关系。
唐国委是个非常谦逊的人，对人很和善，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直接叫我“老水”，其他的委员都说：“国委，他应该叫小水。”唐国委却说：“老水、水大记者，是我们这一届委员会的秘密武器，是我们的眼睛、耳目，通过他的嘴，他的节目，能够让我们这一届委员会在媒体报道上更为便捷。”
话语中显然在高抬我，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当然也做了一些准备，对中日民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媒体、舆论上的问题做了一些梳理，我的感觉是，中日双方相互的好感度很低，甚至与1998年我写《日本，听我对你说》时相比都有所退步，很令人担忧。
日方的十名委员里，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物，有NHK的著名主播国谷裕子，著名作家井田次郎，还有一个宇航员，跟着美国的航天飞机去过太空，叫作毛利卫，名字跟我们的杨利伟还有点像。
会议开幕当天，双方委员各自发言。日方有一位长谷川真理子教授，是研究历史、人类演化的专家。她在发言时，一下子就把时间跨度扯到了80万年前，讲人类的祖先是怎么回事，经过一代代迁徙，到了十几万年前，内容特别虚幻，似乎跟中日关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紧接着发言的，是日本的宇航员毛利卫，这哥们儿又结合他上天的经历，开始从宇宙谈起了，宇宙有多么广袤浩大，有银河系，有太阳系等等，随即谈到了人类环境有多么珍贵，感觉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没在说跟中日关系有关的事情。
听了几位日方委员的发言后，我有一个感受，日方的委员们在尽量回避中日关系中，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就算历史问题避开不谈，哪怕谈谈如何搞好民间交流，东海油气田的开发问题，包括日本对中国游客签证限制等一些实在的问题也好啊。但是，感觉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不谈时事，不谈问题，谈天谈地谈人类。
倒是我们中方几个委员，发言还算切中要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江永，是我做节目时经常采访的嘉宾，也是日本问题的专家。他就慷慨陈词，说中日之间这些年由“政冷经热”到“政冷经也冷”，再到“破冰之旅”，“暖春之旅”这些节点，然后又有中日渔船事件，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程度，有一些什么样的言论开始出现。根据这样的情况，他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建议，说第二年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双方应该搞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将中日关系扳回正轨。其他的委员，也纷纷提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建议。
并非中方的委员比日方委员要高明，只是在这个环境里，似乎中方更积极一些，真诚一些，不像日方那么闪烁其词。小提琴家薛伟讲了很多他去日本演出的故事，他和日本听众的互动，让我们感到很温暖。作家铁凝讲了她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她奶奶说过的一些日本的故事，也很动人，但是日方好像没有同样热情地回应，让我觉得有些失落。
不管怎么说，第一次会议总的来讲，气氛还是不错的。会议的闭幕式是在扬州举行的，那时正好是三月份，所谓烟花三月下扬州，闭幕式后，作为东道主，晚上中方在扬州国宾馆的宴会厅里请日方委员吃饭，宴会期间还专门安排中方委员做表演，我客串主持，大家互相倾诉中日之间的友谊，薛伟还专门请了他的搭档一起，做了现场的表演。当时大家的感受，用唐国委的话说，有些“动人心弦”。
第一次会议，就在这么一种“动人心弦”的气氛中结束了，双方相约明年再聚。然而从那之后，风云突变，中日关系开始恶化。鸠山由纪夫的政策从所谓的向亚洲看，“重返亚洲”，演变成向美国看，重新一头扎进美国的怀抱，提出了一系列围堵遏制中国的政策。最后发展到，中日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僵持，日方参拜靖国神社，公然对南京大屠杀发表激烈言论，两国关系全面后退，甚至比小泉纯一郎时代还糟糕。特别是钓鱼岛“国有化”，使得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正常工作，也基本上被迫停止了。
作为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我是“不称职的”。不称职并不是因为我们疏忽懒惰不作为，而是现实的大环境造成的无奈。据我所知，唐家璇和中国外交部的人员，都希望在两国关系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实现委员会一年一次的双方会面。但残酷的现实让双方都有所顾虑。钓鱼岛都被“国有化”了，我们还谈什么“中日友好”？谁也不愿被当成卖国贼啊！
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我并不反日。相反，我真心希望两国能做个正常的邻居。在我看来，中日两国不必总说什么一衣带水，源远流长，也不用动辄喊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国与国的关系绝非喊点口号，或是签一个联合公报就能保证友好的。中日两国的核心，是这两个国家能不能保持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而从邦交正常化历经40年后，我们面前一个凄凉的现实是，对待中日关系的出发点，中国没变，日本却变了。
日本社会正在向右倾化发展。主导日本的主流社会是全新的一代人，他们出生和成长于战后。那是一个扭曲的时代，他们的国家战败了，美国人主宰了他们的命运，安排了他们所有的生活。这一代人对于那场战争有另一套理解，他们认为，日本当时是为了“大东亚共荣”，是为了解放被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亚洲兄弟姐妹。日本当时并非战败，而是看到原子弹的威力之后为了避免民族生灵涂炭做出的明智抉择。
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有一番话让我很有感触。他说：“为什么现在日本突然冒出这么多对于历史胡说八道不着边际的言论，即我们所说的极右势力？其实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此类言论在日本也很盛行，但是经历了邦交正常化这一转折点，两国领导人排除困难，压制了这种右翼思想。然后中日两国开始经贸往来，日本也给中国提供了贷款和贸易机会，看着中国一步步发展起来，日本便出现了以恩人自居的态度。直至今日，很多日本人仍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由所谓日元贷款奠定的，中国能有今天离不开日本。反过来他们还会指责说，你们中国现在长大个儿了，发展起来了，就开始刁难日本，这是忘恩负义。而中国在迅速发展的这些年，日本自身却出现了经济低潮，于是当它发现它处于下风时，就开始担心起来，认为中国是它最大的威胁。”
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一直延续着田中角荣和周恩来所缔造的，那种中日友好关系的界定。在很多人心目中，包括唐家璇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他们内心会觉得，中日友好是几代人用心血培育出来的一种关系，来之不易，需要珍视。简言之，对于中国来讲，你日本曾经侵略了我们，但是我们原谅了你，和你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并不纠缠，但是我们会严守底线。在你不逾越底线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继续发展外交关系。
所以，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我对日本却又很反感。虽然，今天的日本社会已经变了，但我感觉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在骨子里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他们依然仿佛还停留在甲午战争的时代，认为中国比它矮半头，中国人好欺负，加上他们现在又有美国的保护，于是有恃无恐，钓鱼岛就是明显的例证。
5．钓鱼岛会引发中日战争？
2012年，中日两国围绕着钓鱼岛的争端全面升级。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说法也是铺天盖地。
其实，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长期存在，只不过，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几十年里，由于两国关系总体发展平稳，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并不显现。即便是两国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主要纠结的还是围绕着那场战争和台湾问题。比如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以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小动作。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的，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解冻。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二十年里，虽然我们和广大的亚非拉“穷哥们儿”广交朋友，但我们遭遇了西方世界普遍的封锁、制裁和抵制。那个时候，我们迫切地需要打破西方的“筒子阵”，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在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内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和合法性。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际安全和国际地位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中苏交恶，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选择与美国进行接触，中美关系从此解冻；一方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两方面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
2007年，我和《高端访问》节目制片、摄像牟晓松在日本街头采访。我们是多年搭档，外出采访时，总会这样合作。
1971年，中方抓住日本内阁更迭、对华政策调整的契机，采取“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陆续邀请日本政界人士访华，探索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途径。中方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谓用尽心思。为争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进行会谈，中方与日本政界人士沟通阐明中方立场时，就尽量压缩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对于当时双方立场差距过大的钓鱼岛主权问题、《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则采取了搁置态度；同时为了争取日方的支持，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而与田中政府进行邦交谈判中，中方又做出了诸多让步。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日本这个当时西方世界的标志性国家向中国露出了笑脸，北京则以“快刀斩乱麻”的简单化操作，迅速地和这个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邻邦，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现在公布的史料和档案都显示，中国政府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当时估算是4亿美元左右），换来了日本对新中国（包括台湾）公开的承认，和对当年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麻烦”的反省。除此之外，还有在那样一个十年浩劫末期弥足珍贵的大量物质援助，以及后来助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日元无息贷款”。而在这当中，唯独将只有6.5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争议留给了后代。
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用当时周总理的话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如果没法解决这个（钓鱼岛）问题，那就留给下一代、再下一代人吧。尽管如此，中日双方还是搞了一个“君子协定”，即：中日双方谁也不要改变钓鱼岛的当时现状，不派人上岛，不再在岛上修建任何设施等等，诸如此类。
在邦交正常化之后的很多年里，那片水域保持了相对的平静，双方也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那个“君子协定”。直到日本人率先打破了那里的平静：登岛、建灯塔、划出所谓“12海里”线；之后又发生了撞船和抓扣中国渔民的事件；再往后就是由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一唱一和，“双簧”般上演的非法购岛闹剧。
至今，可能仍有不少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和专家困惑：以中日关系40年的基础和积淀，以两国庞大的经贸往来和相互依存，以山口百惠、真由美、高仓健、铁臂阿童木和数不清的“日本制造”（当然现在更多的是中日合资，甚至是“中国制造”）所构造起的两国“亲近感”，两国关系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小岛而如此不堪一击？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主要动机还是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另一方面还是力图利落地一刀斩断日本与台湾的关系，谋求日本确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战略确实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但是也使得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对日本做出了诸多让步。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诸多实质性问题被搁置或被以“政治方式”解决，这给日后中日关系留下了后患。钓鱼岛就是其中一例。这个当年和邦交正常化相比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今天却成了中日地缘政治和各自内政中超级敏感的大问题。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对我讲了一个令他十分担忧的情况。他说，他最近访问了日本北海道的一所大学。几年前，那所学校里报名要求学习中文的学生接近三分之二，而他这次去却发现，这所大学里报名学习中文的学生，全校只有两三个！这印证了中日两国媒体这一阶段在各自民调中得出的结论——两国的“国民感情”已低于历史最低水平。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全面爆发，也反映出中日关系有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发现占有权，还是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效的《大陆架公约》《海洋法公约》来看，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都是公认的和无可争辩的。钓鱼岛的争端完全是日方挑起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这里面有历史遗留造成的必然和现实地缘政治博弈的考量，当然，更有日本的“阴谋”。
“阴谋”一，树中国为威胁和敌人，以钓鱼岛牵制中国，借此顺理成章实现日本“正常”国家的目的。
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战后新生代的奋斗目标，是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名副其实的大国。虽然这个理想在亚洲并没有多少市场，但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主流国家还是得到了相当的同情与理解。而在亚洲，真正能够阻止日本实现“正常化”的国家似乎也只有中国和韩国。
韩国基本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日韩同在美国的绝对掌控之下，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条大船上的两个小伙计。日本相信，关键时刻韩国的公关工作是可以由美国来做的。于是，能够阻碍日本朝着“正常化”国家迈进的就只有中国了。
安倍不惜冒险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翻脸，其实是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就是说，一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寸土不让，针锋相对，保持僵持，而另一方面，拿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展示出的强硬和一系列举动说事儿，突出自身面临的所谓“中国动武”的威胁，紧锣密鼓地修改和平宪法，修改防卫大纲，升级自卫队以及集体自卫权，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等等。事实上，钓鱼岛争端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日之间虽互不相让，但日本方面却在上述领域实实在在地做了很多的铺垫和准备。人们发现，“安倍们”离他们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
“阴谋”二，将钓鱼岛争端纳入美国制衡中国崛起的布局中，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而牢牢地将日本的安保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钓鱼岛争端恰恰发生于美国全面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日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尽管《日美安保条约》只是美国对日本安全的一个承诺，但是安倍认为，在美国“再平衡”的总布局下，日本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围堵和制衡中国的重要伙伴和堡垒，钓鱼岛一旦“有事”，美国定会出手。
一年多来，安倍已经成功地将美国几乎所有尖端武器悉数搬到了自己家里，并且还诱使美国各级高官或明或暗表达了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站队——日本有难，美国不会袖手旁观。有了这个“免死牌”，或战或和，日本都可以在钓鱼岛问题上掌握主动。
当然，日本所有这些算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不会、也不敢因为钓鱼岛对日开战。
在央视新闻频道里目前有两档评论性的栏目，一个是白岩松的《新闻1＋1》，另一个是我的《环球视线》，基本分工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环球视线》采用演播室访谈的形式，邀请专家、学者和评论员对每日的国际热点进行点评，解疑释惑。自然，一年多来，钓鱼岛成了《环球视线》经常的话题选择。
我们演播室有一位摄像，平时大大咧咧、例行公事式地完成着他的分内工作，对主持人、嘉宾在演播室聊的话题多半没什么兴趣，所谓“职业性麻木”吧。但是，自从钓鱼岛事件后，刚开始那段时间，这哥儿们每天在播出前总会问我：“水哥儿们，今儿谈什么？谈日本不？”得到肯定答复后，在之后半个小时的直播中，他会聚精会神地听我们怎么谈，谈些什么，直播结束后还会不满足地问上一句：“打不打啊？”
渐渐地，他也干脆不再问什么了。直到最近，我和嘉宾在演播室里谈得火热，而我从余光里居然看见这位老兄打起了盹。也许我们让这位央视同事失望了，不过说实在的，中日到底会不会因为钓鱼岛开战，恐怕谁也不敢妄下定论。
争端爆发后，虽然人们看到中国政府表达了严正的立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划定领海基线、实行定期海上空中巡航执法等等，日本方面也是毫不示弱，甚至威胁还要将中国的飞机打下来，截至目前，双方基本上控制着态势，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危险。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战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据我所知，双方军事层面都已经制定了相关的预案。中方甚至按照冲突级别预制了几套作战方案，其中包括：日方公务人员强行登岛、修建机场等如何应对；双方船只飞机发生碰撞摩擦如何应对；日本自卫队进驻钓鱼岛如何应对；发生局部冲突如何应对；爆发大规模战事如何应对；美国介入如何应对等等。从中国的角度看，出发点更多似乎是在如何“应对”。
言外之意，中国不会主动采取军事措施。但如果日本先发制人，采取突然袭击，中方可能迫不得已出手。
我所接触到的国内军事专家普遍的看法是，从中日整体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占有优势，但单从海空力量对比，双方互有优势，甚至某些方面日本超过中国。但如果问题这么简单就好办多了，中日之间最大的麻烦和变数是美国。
中日之间一旦燃起战火，美国会不会介入，怎样介入，多大程度介入，又会不会因此导致中美之间直接的刀枪“对话”，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普遍的看法是，中美之间不会直接爆发战争，美国不愿意，中国更不愿意。但一旦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美国定会以某种方式介入，而这也是中国不希望面对的。日本不会不明白这些。
中国领导人在领土主权和国防建设方面，展示出了坚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老百姓要求捍卫祖国每一寸领土的意愿也是不容忽视的。但就像我常常呼吁的那样，战争不是好玩的游戏。对于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来讲，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让中华民族重新看到了几百年来都不曾实现的民族复兴梦想，我们从未如此接近这个梦想，所以，中国最好不要打仗，因为那肯定会再次将这个梦想推离我们远去。
但问题是，日本不是一般的国家，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也并非个个像安倍所信誓旦旦许愿的那样，是“和平主义者”。百多年不长的历史早已经告诉世人，有着强烈忧患意识和“岛国心态”的大和民族，擅长投机，精于偷袭，敢于冒险。这一点，中国和无数的亚洲人民记忆犹新，美国人民也应该不会淡忘。
今天的中国正全力以赴谋求发展，实现中国梦，避免战争是我们美好的意愿。但历史和现实都时刻提醒我们，当邪恶扑向良好意愿时，懦弱也会断送梦想。
第五章
Chapter 5　从法兰西到美利坚
有人说，今天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代差”，在我看来，西方和我们似乎就不在同一个星球上。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怒斥法德等那些不愿和美国一起打伊拉克的欧洲国家是“老欧洲”，但他自己却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西方国家整体上实际上是一个旧世界。
今天的西方，是富裕、安逸、环保、开放的西方，也是一个我们许多中国人自认为了解、却并不真正明白的天地。
1．欧洲真不行了？
2011年，我作为观察员和记者，随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七人报道小组，做了一次标准意义的环球旅行。我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二十多天之后回到北京，绕着地球足足地转了一圈儿，我的飞行里程积分卡上也增加了四万多公里。
那次漫长的旅行，其实是一次奔波劳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站，是去法国的戛纳，报道G20戛纳峰会。之后从巴黎启程，飞到纽约，再飞洛杉矶，然后转机飞夏威夷首府，中文名叫“檀香山”，英文叫“火奴鲁鲁”（Honolulu），我们去那里报道APEC峰会（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尽管这两个国家，我都曾经去过，但戛纳和夏威夷我却从未涉足。出发之前，我跟同事和朋友说起此事，很多人的眼中都充满着“羡慕嫉妒恨”：“哟，水哥，终于不用去像什么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地儿了，可以去去高端大气的欧洲，风景如画的海边。”的确，著名影城戛纳、风光旖旎的夏威夷，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整个20天里的采访十分疲劳，甚至让我感觉，比以前去战地的艰苦采访还要累。
我们并不是简单去参加这个会，现场报道一些资讯，而是要做大量的短片、专题片和直播连线。我们的小报道组没有跟着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官方团队，每一站，我们都要比胡主席提前五到七天抵达，在当地做大量的外围采访，去捕捉外围的专题和新闻点。
2011年的G20焦点，我们预计一定是“欧债危机”。当时，许多欧美领导人时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已经成为全世界媒体谈论的热点话题。我们的新闻报道，肯定也要锁定这个焦点，所以在来之前，我们有点闭门造车的，做了很多策划方案和报道安排，预想的主要报道命题就是：“欧债危机”下的欧洲和“危机”阴影笼罩下的G20。
我们带着关于这场危机的许多疑问，到了法国。美丽的影城戛纳，20国首脑齐聚这座小城，安保之严格可想而知。我们联系了尼斯市的市长，这次G20的主要单位作为采访对象，还策划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专题。比如采访一家很有特色的酒店，透视在“欧债危机”之下，酒店服务业的现状；采访救济机构，想了解失业救助的情况，以此折射出“欧债危机”的真相等等。当然，还有当地的普通老百姓，以及和峰会主题相关的一些采访，包括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比如当时财政部的副部长朱光耀、著名学者樊纲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意外收获了一个重要采访。到达法国之后，台里的主编打电话告诉我，比尔·盖茨的“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通过北京办事处找到我们栏目，点名找我：“听说水记者到了法国戛纳，我们的主席比尔·盖茨也要参加G20峰会，希望在峰会期间接受一次水先生的采访。”
G20峰会上，与比尔·盖茨合影。在戛纳采访G20峰会时，比尔·盖茨点名要求我采访，这让我十分惊喜的同时深深感受到了在国际新闻战场上，中国媒体的地位日渐提升；也说明了中国的市场在国际市场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我前前后后采访过比尔·盖茨四五次，每一次他的团队都非常配合，但像这样从美国致电到北京，再越洋指挥到戛纳，点名要接受我采访的情况，还是第一次。一方面可能是经过多次交流，比尔·盖茨对我建立了信任，另一方面他可能也很希望在中央电视台的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使我联想起2000年在加沙采访阿拉法特时的一件事。在采访之前，阿拉法特的秘书说主席还有一点事务要处理一下，让我们在秘书的办公室先等一等。我没事就站在那儿四处打量，看到文件柜的格子里，放着很多文件夹和录像带，标签上写着：《纽约时报》采访复印件、CNN采访资料、BBC采访资料之类，显示了他们对于国际媒体的重视。在此之前，我已采访过阿拉法特五次，便想找找有没有我们CCTV的资料，可瞪起眼睛搜寻了半天也没发现。
我跟那位秘书开玩笑说：“我们CCTV也采访过阿拉法特主席，怎么没有我们的资料呢？”
秘书有些尴尬，说：“CCTV不常来我们这儿啊，我们的主席很愿意接受你们采访。”
我立刻说：“不行，这次采访完之后，我一定要给你一盘录像带。中国的新闻媒体现在越来越关心国际大事，我们也很关心巴勒斯坦的事业，你的书架上一定要有我们CCTV的标识！”
这个细节令我颇为感慨，虽然当时CCTV的采编手段和视野都趋向广袤多元，但是在整个国际上，特别是与西方媒体相比，我们还没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就连我们多年给予支持和援助的那些国家，也并不关注中国会怎么想、中国会怎么说，他们更关注的是西方媒体对他们的评价，也更愿意向西方媒体传达他们的声音。而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在逐步提升，西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市场，越来越注意与中国的沟通，开始主动向中国的媒体发声了。
我们到达戛纳之后，按照之前的设定，开始一系列的采访。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此前的命题根本是个伪命题。我们总在新闻里看到，德国的默克尔总理，法国的萨科齐总统，以及欧洲各国领导人都发出各种紧急呼吁，希腊的危机又愈演愈烈，几近沸点。媒体上也是连篇累牍，各种渲染，所以我们简单地认为，欧洲出事了！就像美国三四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欧洲的民众们现在应该过得很糟糕，民不聊生，一片萧条。但是到了戛纳之后，我们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一路从巴黎赶过来，所看到的景象，并没有被“危机”笼罩的感觉。作为旅游城市的戛纳，依然有着繁华的大街，穿梭不停的人流，热闹的海滩，爆满的饭店和酒吧。法国人，还有欧洲其他国家来度假的人，在这里尽情地享受着阳光、沙滩、海水浴。他们的欢歌笑语中，根本看不到任何危机的阴影。
我们采访尼斯市市长时，尽管他也谈到了欧债危机，谈到经济受到的影响，但是他更多谈到的是如何跟中国有更多合作。他雄心勃勃地向我列举了尼斯市未来跟中国合作的举措，比如要有多少个新的旅游路线，有多少新的娱乐设施要开业等。完全不像是揭不开锅的状况，而是一心想着如何消遣和娱乐。
后来，我们又去了一个慈善救济中心。在欧洲国家，救济中心非常普遍，有官办的，也有民间爱心人士办的。法国最著名的“大食堂计划”，也叫“爱心餐厅”，就是给那些失业、无家可归、吃不饱饭的人，提供热的饭菜，主要是由一些民间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推动的。我们这次去采访的，就是一个半宫方的爱心慈善机构。
车开了很久，最后停在一个静谧的别墅区，法国南部的一个救济中心。那是个优美的院子，前后都是小花园，一个老太太在那里负责，还有两三个工作人员。我进去之后的第一感觉是，那不像是我们红十字会之类慈善机构的办公室，恍惚间，我觉得好像到了当地的家庭里做客。经过采访，我们了解到这个机构，大概有十几万的服务对象，既有提供食物用度的救助计划，也有按照国家制度发放救济金的计划。
但是在采访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在犯嘀咕，跟国内的情况一对比，觉得这哪里叫慈善救济啊，简直也太大方了吧！他们所救济的对象，不是那种丧失了工作能力，或是失业后完全找不到工作的人，更多的是一周工作时间达不到法律规定的人，假如，法定一周工作二十个小时，但有些人一周只能工作三四个小时，那他就属于救助对象。就算有人只是觉得最近懒得上班了，给自己放三个月假，他也同样属于救济对象。
法国的人均工资，好一点的是五六万欧元一年，一般人也有一两万欧元，一个月平均一两千欧元。而他们的救济款标准就是补足到平均水平。如果完全失业没有任何收入的话，政府也不用核算了，直接每月发现金600欧元，而且你还可以参加各种慈善救助项目。比如说爱心食堂，经过严格审核，如果能证明你确实没饭吃，你就可以天天上爱心食堂吃饭。还有些项目，每天会给你送半成品，就是做得差不多的披萨，你只需要用锡纸包上，在微波炉里一热就可以吃了。
采访回来的路上，我和同事们一直在感慨：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每个月能拿到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的收入，而且还管吃管喝，这哪里叫失业啊！这样的救助也太奢侈了！
欧债危机时，我在法国街头采访。我一边问着“你幸福吗”这种话，一边试图从当地老百姓脸上看到经济缩水之后的不满情绪。但出人意料的是，大家表现出来的情绪很平和。法国老百姓的生活，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依然稳定、富足。
经历了这一站采访后，我们就有点晕乎了。之前那个闭门造车的“危机”主题，完全是被误导了。我们所见所闻，也都与之相去甚远。有时候，我们采访得晚了，来不及赶回酒店，也会在马路边，海边的餐厅顺便吃个饭。海边的餐馆一个挨着一个，很长一排，生意都爆好，每次去都要等上半小时到一小时。餐厅里，欧洲人照样衣着光鲜，品着红酒吃着海鲜，每个人脸上都是地中海阳光一般的灿烂笑容，危机？失业？沮丧？交不起房租？还是算了吧！
虽然我们都隐约觉得，可能是有所误会。但我们的编导很执着，觉得有了方案，就要按部就班去执行。他就站在我身边，看到合适的人，不断地催促我去采访。有一次，他看中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妇在沙滩上玩耍，就推我过去问人家。
我绞尽脑汁地找话题，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人家回答：“从法国北部城市来的。”“带着孩子来干吗？”“度假。”“你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还可以吧，我们一个是大学老师，一个是律师，工作也不错。”我还想尽一切办法诱导式提问说：“欧债危机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人家想了半天说：“没有什么明确的影响，因为目前看不清未来局势，所以我们在孩子教育，还有些大笔支出上会谨慎一些。”
采访完了，编导不满意，觉得不对路子，催我再去找人，我很无奈地喊：“哪有这样的，这不是先入为主吗？”但是没办法，拗不过执着的编导，又找到一个老人家，看上去乐呵呵的。我问他：“怎么样啊，您现在的生活？”他还是乐呵呵的：“我们法国人很乐观，没有问题。”我又来：“那欧债危机……”他抢白说：“欧债危机那是政治家的事，是萨科奇总统的问题，萨科奇是个大笨蛋，他不会弄经济。”我硬着头皮再问：“那您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吗？”他笑着说：“我没什么问题。”
无数次得到这种答复后，我们的编导也开始意识到，错了，这种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的采访是错的。于是，我们马上调整方向，开始采访揭秘“所谓的‘欧债危机’下，欧洲人的真实生活”。
在G20峰会开始之前，我们听到一种很强烈的声音：希望中国来出手救欧洲！但由于我们前期做了大量采访，已经意识到“欧债危机”的迷惑性，所以我在节目和报道中，一直大声疾呼：首先，“欧债危机”本身可能是个伪命题，说欧债危机让整个欧盟、整个欧元区、所有欧洲国家日子过不下去了，完全是笑话！让中国救欧洲，更是个笑话！
虽然我们不是经济学家，玩不转数据，但是我们有大量实地采访后的直观感受。专家学者宣扬的所谓“主权债务危机”，让很多人误解，认为这是一种会影响到老百姓民生的危机，会以为很多欧洲人垂头丧气，看不到未来，生活得非常窘迫。这完全与事实大相径庭。
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我认为，欧洲所谓的危机，实际上是“打肿脸充胖子”的结果。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地区，欧洲一些富国的福利待遇世界闻名。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事国家都会负责。而希腊这样一些相对没那么富有的欧洲国家，在欧元区统一市场的背景下，进入了欧盟。很多学者分析说：当希腊等国刚加入欧盟时，其国民生活水平完全和德国、法国差距巨大，但按照欧盟标准，大家要一视同仁。于是这些国家就借债致富，强行提高国民福利，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政府没钱了！所以用一句俗话形容“欧债危机”，就是“国穷民富”，国家破产又如何，老百姓依然夜夜笙歌，不知道过得多happy！
后来，我在采访比尔·盖茨时，也提到了这一点，我问他：“你觉得欧债危机对欧洲有什么影响？”比尔·盖茨的观点也是：“欧洲一些国家太冒进，像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这些国家，过早效仿法国和德国等富国，去贪图享受高福利，推行高福利政策，使得国家负债累累；对于老百姓来讲，其实并没有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国家政府级层面的危机。”
所以，关于怎么看“欧债危机”，我们在做节目时得出了一个结论：欧洲多年来享受着优厚的福利待遇，突然间有几个国家发现国库里钱不够了，拆东墙补西墙借了很多钱，还不上了，别的国家就要出手来救他们。因为欧洲是一体化的，把几个穷哥们儿落下的话，也会拖累其他欧洲国家。
所以，各方面都在呼吁援助，比如德国、法国这样的富国来援助，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来援助，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援助。但是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援助都是有条件的，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府，要做出精减赤字的紧缩政策。通俗地来说，就是要勒紧点裤腰带过日子，不能像以前一样顿顿红酒牛排，失业救济的标准可能要降低，不愿意上班的人得出去上班等等。于是，被宠惯了的欧洲人开始惊呼：“呀！我们出问题了，我们进入危机了！”然后就开始呼吁全世界来帮忙。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现在一天只吃得起一顿饭，一日三餐的他们却掉过头来说：哎，给我捐点钱，我的餐桌上不能没有红酒奶酪！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救欧洲是个笑话呢？欧洲很多国家的富裕程度，完全可以救他们自己，但是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的话语权，所以他们就大肆宣扬：欧洲不行了！而且还振振有词：要是我欧洲不行了，你亚洲就不行了；我法国要不行了，你中国也得受牵连。这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欧洲如果日子不好过了，可能就不进口中国货了，那我们的出口就会疲软，会受到影响，这从经济学上来讲是对的。
但是，像“中国救欧盟”这样的言论甚嚣尘上，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可笑。我在戛纳采访时，每天都在查阅当地媒体，《费加罗报》《解放报》等主流媒体，英国的《卫报》等，都在讨论中国会不会出手救欧洲。他们的说法就是：中国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全世界的60％，中国现在是大户，应该出手救欧盟。
当时，欧盟开了若干次紧急会议，想出了一个招，就是成立一个救助基金会，吸引他们认为有钱的国家，中国啊，巴西啊，往里面一次性扔进去几百上千亿欧元，许诺过多少年会有多少钱的回报。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地猜测中国会不会加入基金会，会不会出钱。
法国总统萨科奇还在媒体上说：“我昨天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打了电话，我们谈得很好，胡锦涛也表示很关心法国的局势，也愿意为克服欧债危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诸如此类，让人有一种欧洲眼巴巴看着中国，盼着中国成为欧债危机救世主的感觉。
后来，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问我：“中国能不能救欧洲？”我当时引用了葛优电影里的经典段子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况且，中国还不是地主，我们仍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哪怕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是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一点一滴挣来的，都是血汗钱啊！怎么能随便就拿个上千亿欧元，让富得流油的欧洲人去花？所以我当时预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会比较慎重。
后来事实也证明，胡主席、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包括很多国内专家在会上都强调：欧洲有足够的实力，欧洲人完全能够救自己。与欧洲有着大量生意往来的中国，当然关注欧洲人的事，但是我们认为，中国应该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好，实际上就是对欧洲的一种帮助。
这样的应对，展现出中国外交的一种成熟和智慧。相比之下，2008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时，中国出手相助，掏了很多银子去买美国国债，客观上帮美国度过了危机，但后来，很多专家学者发现，我们多少有点被美国人忽悠了。因为买了美国的国债之后，发现他们不还钱，突然间搞量化宽松，疯狂地印钞票，造成货币贬值，把我们持有的债权缩水了。所以，我们当时实打实借给他们真金白银一千亿美元，两三年后变成六百亿，另外四百亿就这样被蒸发了。
这是一个教训，也引起了国内经济界的反思。我还记得，当时在国内一家网站上看到一幅PS的照片，是奥巴马、萨科奇还有默克尔在开会，哈哈大笑地指着旁边的五星红旗，旁边有一句设计对白：钱多、人傻，说点好话，就能把他们忽悠了。这幅漫画令我印象很深刻，它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揭露了欧美国家的把戏。
所以，在G20峰会的直播报道中，我多次大声疾呼：欧债危机是一个有限的危机，不是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只是欧洲国家在他们财政政策上出现了失误。而欧洲老百姓的日子，或许没有以前那么奢华，但他们依然是富人，享受着各种优厚待遇，不要以为欧洲不行了，欧洲依然是世界大款，欧洲国家联合起来的力量，一点也不比美国差。而我们中国目前还在发展期，顶多算是个小地主，还没变成大富豪，实在没必要拿钱去砸他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我多次去欧洲，一直有一种感慨。当你坐着欧洲之星，或是开着车，穿梭于欧洲大陆时，一眼望去蓝天如洗，田野碧绿，绿色大地绵延无尽，处处都是天然的高尔夫球场，路边就有大片大片的森林。你会从内心感觉：欧洲人真的是上帝的宠儿，他们生活在全世界最肥沃的土地上，自然资源丰富，环境气候宜人，南北西东都是如此广袤富饶，随地播种就能丰收。当然欧洲国家优秀的环境治理，也让人觉得身处自然的恩宠之中。
欧洲人几百年来都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在采访中，有些欧洲人吐露心声：其实不是什么危机的问题，而是欧洲大多数人生活太舒适，不愿意干活，变得很懒散。像南欧的一些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你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国民一天上几个小时班？几乎不上班，他们不愿意工作，只想在家享受，喝喝咖啡、晒晒太阳，这才是生活。而且，由于社会福利保障好，欧洲人有点钱就花掉，唯一攒钱的理由就是旅游，去中国、去埃及、去南非，玩转世界上所有漂亮的地方，是他们最大的生活目标。
相比之下，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带，真的不像我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地大物博。其实，只有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比较宜居；很多地区，比如我老家所在的黄土高坡，就是很贫瘠的一块土地，高山峻岭，生存环境非常艰苦。而且，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在贫困中生活得太久了，忧患意识很强。基本上每个中国家庭，首要的目标就是赚钱攒钱，以备不测。我现在也这样，我母亲也是这样，我奶奶也是这样，多少代人都是这样，有点钱就一定得存着，日子一定要过得很简朴，一定要节俭。
所以，有时候看到国内许多媒体，喜欢对比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态度，认为我们中国人活得很累，没有情趣，不够放松，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对待生活的态度问题，而是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的。欧美国家的人有这个资本，也有这个信心，他们觉得，我不会有问题，即便我有问题，国家也会管。但是中国呢？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社会保障，都无法让大家的生活真正轻松起来。
这趟戛纳之行给我最深的体会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任何事情，都不要简单地预设立场，不要简单地人云亦云。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讨论“欧债危机”。我会说：少来了，欧洲人的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多了，我们还是先操心自己的日子吧。
2．“穷凶极恶”的美国
我跑过全世界很多国家，有一个国家是我最不想去，也最不愿去的，那就是许多人眼中的天堂——美国。并非因为我对这个国家有成见，而是每每去这个国家，总有些细节让我觉得特别繁琐，想想都觉得头疼。尤其是去美国使馆办签证，那简直就是个灾难。
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签证处，常年人头攒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排队，周边还有很多提供服务的人，比如说看车和高价停车的服务，打印复印的服务，证件快照的服务等等，完全是首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美国人对所有来办签证的都一视同仁。首先在门口排队，然后开始一拨拨地放进去，安检很严格，随身的手机和包都不能带进去。办签证的人进到签证大厅，就会被发一个不同颜色的号牌。拿了号牌之后先去初审，看看手续是不是对的。这就得先排很长的一个队。初审完之后，又得排一个漫长的队，排到了之后，就会面对一排大概二十来个窗口，窗口里面就是签证官。那个厅里没有水，有零星几个座位。有些人身体不好，甚至于有些残疾的，都得照样排队。我曾经在那签证厅里看见，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棍，一点一点往前挪，排三四个小时的长队。
见到签证官之后，首先会被要求采集指纹，让你把手伸到一个机器上，然后给你一个湿纸巾擦一擦，说是怕交叉感染。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歧视，办个签证而已，你凭什么采集我的指纹呢？采集指纹就相当于你获取了我个人的隐私信息，你将来要拿这个干什么，我都不知道。“9·11”之后，美国所有大使馆签证处，都要求必须采集指纹，反正美国财大气粗，向全球贩卖美国梦，不愁没人去。想去的话，就先把指纹采集了。
而当你排了三四个小时，脚都抽筋了之后，面对签证官的时间，往往不会超过三分钟。他就问你几个常规问题，去美国干吗？去过美国吗？这些问题表格上其实都有，你也不知道他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去美国。很多曾被美国拒签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
美国使馆签证厅里，虽然签证官多数以美国白人居多，但厅里很多喊号的、组织排队的都是“假洋鬼子”，就是使馆雇用的中国人。这些人脸上根本看不到一丝笑容，对待排队的民众也是一视同仁的“恶毒”，好像你来签证就是给他找麻烦一样。有的看上去还是个学生样子，但已经非常趾高气扬，比美国人还要美国人。
种种这些，都给我留下很坏的印象，如果没有必要，你八抬大轿抬我去美国，我都不愿意去。但是2011年11月的这趟环球之行，我们还是得去美国，还是得去签证，我只能硬着头皮咬着牙，受这样一次罪，没办法，采访任务在那儿放着呢。
我们这一趟，要从巴黎直接飞到纽约，转机飞洛杉矶，住一晚后，再飞到夏威夷。整个飞行时间有二十八九个小时，非常辛苦。采访完G20峰会后，我们马不停蹄地从戛纳坐火车到巴黎，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边上的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赶去机场登机。
我们用车推着摄影器材等大大小小行李，走到美国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时，已有300多名乘客在那里排队办登机手续，我们去得比较晚，所以排得也比较靠后。当时，我们在巴黎有一个旅行社负责接待，他们安排了一个中国人送我们登机，相当于“地陪”。送我们到机场之后，他让我们把护照都给他，帮我们张罗。
美国航空公司在“9·11”之后，有些风声鹤唳，安检出奇地严格。柜台前面服务的人中，有美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有美国政府派驻的安全人员，其实是国土安全部的官员，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安检人员。他们给人的感觉很像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穿着制服，在排队的乘客当中走来走去，用犀利的眼神扫视和怀疑着所有人，好像在他们眼里，每个人都可能是本·拉登，都可能是基地组织成员。
当天排队的大多数是欧美人，我们这样的亚洲面孔，相对就比较打眼。而且，我们还是一个七人团队，行李又多，看上去的确有点像逃难的。我们那个“地陪”是个40多岁的南方人，瘦瘦的，据说在法国工作了多年。他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不分场合地大声喧哗，唧唧喳喳。他和我们几个说话的时候，恨不得三四百号人全能听得见。我想，他可能接待的旅行团比较多，跟我们说话的方式和对待游客一样，类似于举个小旗子大声喊“都到这边来，不要走散了”那种感觉。
当他看到美国航空公司柜台前那种如临大敌的氛围后，变得很紧张，左顾右盼，说话也哆哆嗦嗦的，像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一样。于是，拿着一摞护照、大呼小叫又形迹可疑的他，很快就被美国的安全人员盯上了。有两个安全人员找到他问：“你们是一个团队吗？”他颤巍巍地回答：“是是是。”人家又问：“你们去哪？”他说：“去美国，去美国。”安全人员问：“你是这个团队带队的？”那地陪点头说“是是是”，他们就说：“那你跟我来一趟。”
过了一会儿，这个地陪回来了，手里的护照却不见了。我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也没弄清楚，说可能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给我们办一个更方便的手续。我们当时还想，挺人性化的，很关心我们啊。
又过了一会儿，那个安全人员又来了，又把地陪叫走了。这位地陪先生再度归来的时候，手里又多了一摞表格，他把表格分发给我们，说每个人填一下这个登机表。我一看，那个表格上基本就跟护照信息一样，是否去过美国，在美国是否有犯罪记录等，跟申请签证时填的表格一样。我当时觉得很纳闷，航空公司为什么让我们填这个，有必要吗？但是我们报道组都是老实人，就把这个表填了，交给他了。但我们看别的乘客都没填这个，还追问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仍然说，可能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给我们特殊待遇。
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我专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樊纲认为，中国拥有稳定的国际市场、人民币拥有合理的升值空间，对世界经济是有好处的。
后来，我们就眼巴巴看着所有乘客办完手续，托完行李，拿着登机牌走了，我们还被晾在一边，护照也没有送过来，机票也没有送过来，就觉得有点不对了。等到广播里开始说这架航班已经开始登机时，我们都有点急了。再问这个地陪，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终于有个安全人员来了，把护照给我们，然后拿了一堆红色的不干胶，是一个英文字母的S，要求我们所有人托运行李和随身带的包上，四面都要密密麻麻地贴上这个标志。
我当时很纳闷，就问那位安全人员，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没什么意思，我们对你们做一个特殊的处理，你们是一个特殊的团队。我追问说，我们特殊在什么地方？他就爱理不理的，没回音了。当时，我们也急着登机，想贴就贴吧，管他呢！贴完之后，我们才被允许办登机，好不容易办完了，广播里已经开始叫人了，我们就提着行李，赶紧往里面冲。
在脱鞋、抽皮带，做了非常严格的全身检查后，别的乘客已经直接登机了，我们却又被拦住了，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登机口旁边的一个通道，那里临时放了一张桌子，他让我们把所有随身行李放上去。接着，他把我们所有包里面的东西翻开，摆了一桌子，拿起来仔细地看半天，放下，然后装回包里，喊：“谁的包？拿走！”我一眼瞥见他手里拿着一摞资料，上面写的就是我们团队的情况，标题上有个英文单词“selected”，意思就是，我们是被抽取的特殊旅客。
我马上就询问他：“什么叫selected？为什么我们会被抽查？”
他态度强硬地说：“这个我不管，别问我，你可以去问前面办登机手续的部门。”
我说：“我都进到这儿了，还能再出去哪里问？你有义务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要被贴上这种标签，接受这种检查？”
那人根本不理会我，说：“我没有义务回答这个，我只是履行我的工作，检查。”
我当时很愤怒，马上大叫说：“你们没有权力这么做！凭什么这样把我们单独挑选出来，你怀疑我们有什么问题吗？我告诉你们，你可以看看这个护照信息，我们是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你如果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可以不登机。”
这时，过来了一个负责人，赶紧跟我解释说：“没有任何对你们不利的意思，只是美国航空公司有这个规定，会在乘客里抽查。”
我问：“按什么标准抽查？”
他说：“没有什么标准，我们就是随机抽查，抽查一些特殊的安全检查对象。”
我接着问：“那我们为什么要经过这种特殊的检查，这是什么意思？”
他仍然是那套说辞，说这只是工作流程，而且对我们没有任何伤害。
我很火大地说：“怎么没有伤害，害得我们差点无法登机，我们最后一个办手续，行李托运跟别人不一样，经过的安检也更多，这就是歧视！”纵然我非常不满，但是在登机口前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安全人员理论这些，根本没有什么用。
上了飞机以后，我们又被单独检查了一遍，这一路飞行我就很郁闷，想美国人怎么“9·11”被拉登炸了一下，炸成这个德性了。我后来已经慢慢反应过来，想着他们挑选可疑对象，肯定有一套所谓的标准。肯定是我们那个地陪的种种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甚至愤愤不平地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才会遭受如此待遇？但是无论如何思考，我都没有答案，只能在这样一种愤懑的情绪中，一路飞到了纽约。
到了纽约机场之后，要转为美国国内航班，所以我们要把托运行李都拿出来。因为那个带“S”的红色标签，我们在取行李时，又经历了比一般人复杂得多的两道安检。之后，只要任何一个进出口，这个红色的标签，都会让我感觉到，像是二战期间被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一样，饱受怀疑和歧视，为什么会如此？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这些繁琐的检查，我们到达洛杉矶机场之后，一路20多个小时，基本上都没怎么合眼，大家都非常疲劳。我感觉身上像是贴满了肮脏的东西，非常难受。把行李从机场取出来后，我号召全体报道组人员，第一件事就是撕掉那些该死的红色标志。于是，我们一群人就在洛杉矶机场大厅，一点点把所有行李上、随身包上、护照上的标签全部撕下来，就像是从自己身上把无数个令人作呕的“污点”，一点一点地抠下来。我在护照上留了一个，心想，回去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在节目上控诉一下美国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这一趟还有个插曲，让我对美国有了新的认识。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一超级大国，我前些年去美国，他们的各类公共设施，包括飞机上的服务还是不错的。虽然美国的空姐没有我们的空姐漂亮，很多都是大妈级的空嫂，但他们的服务还是比较规范的。
我们从洛杉矶继续坐飞机飞往夏威夷这一路，飞行时间大概有六个小时，中间正好有一个饭点。我们理所当然地想，飞机上肯定会提供餐饮。结果到了饭点，没动静，我想，美国人是不是懒啊，没想起来？可等到饭点都过了，也没动静。
这时，我注意到，机舱里有的人面前有餐盒，里面有沙拉、牛排之类，一会儿看见别的乘客从前面拿回来一盒。我琢磨这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有头等舱待遇，还是我们的红色标签虽然撕掉了，但是被记录在案，所以没有这个待遇呢？
实在饿得耐不住性子了，没办法，我就叫了一个空乘人员问：“你们不提供餐饮吗？”她说：“现在飞机上没有免费的饭。”我就问：“那他们吃的是什么？”她答道：“是买的。”我有些好奇：“怎么没听广播介绍啊？”她还是很简短地回答：“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没办法，我只好问：“那我们要吃饭怎么办？”她说：“你们可以买啊。”没办法，我决定刷卡购买一顿饭，表达了需求之后，那位空乘人员让我们稍等，过一会儿，她直接回来告诉我们说：“对不起，我们的饭卖完了。”
我当时很无语，美国人不至于穷成这样吧，就算次贷危机受到了一些影响，也不至于说六个小时的飞机，机票也不便宜，横跨用餐时间，都不提供飞机餐吧？！这让我觉得，美国人可能真的很穷了，“9·11”让他们变得很恶毒，看人都像恐怖分子，而次贷危机让他们变得很小气，如此“穷凶极恶”！
当然，这些可能是我的一孔之见，但是我在美国的那些天，确实也时常能感受到这种微妙的变化。在夏威夷的时候，我还经历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众所周知，现在中国人在国外都很受欢迎，特别是揣着钱的大款。但是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在APEC会议期间，夏威夷有一个很大的免税商店DSK，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便宜的免税商品。我们有些同事在工作之余，也想给家里买点东西，在国外买奢侈品还是比国内便宜许多，买些皮包、手表、香水、化妆品之类，很划算，所以大家偶尔也会去逛。
有一天，我们一起去逛逛，可到了门口，工作人员说上午不开门，都关着呢。我好奇心重，又多问了一句：“为什么上午不开门？”人家说：“今天上半天包给了中国代表团。”
免税商店可以包场？这事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又问：“是什么方面的中国代表团。”他们回答说：“参加APEC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我们为他们专门提供这样的服务。”我故意开玩笑说：“中国人就行吗？我也是中国代表团啊！”人家很认真地回答说：“不行，是official，官方的代表团，记者是不可以入场的。”
在夏威夷威基基海滩直播。这么多年我一直是来往于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地区，这是第一次站在风景如画之地采访，实际上这几天却比在战地做节目还累。
我们是上午10点去的，说要到下午2点之后才对外开放，于是我们只能下午去，去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了一下上午的营业情况。一个营业员告诉我，好像销售额是100多万美元。一个上午100多万美元？！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实准确的数字，如果是真的，那还真是了不得的成绩啊！
我当时特别感慨，一个感慨就是，我们中国人真有钱，中国人强大的购买力，的确给美国人民作了不少贡献。另外一个感慨就是，美国商人也真是火眼金睛，很会看人下菜，我没听说这个免税商店给韩国人提供专场，给文莱人提供专场，或者是给墨西哥人提供专场，只有中国人获此“殊荣”。当然，他们对中国人另眼相看，肯定是看上咱们中国的钱。代表团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所以专门抽出一个集中时间来，安排他们购物，未尝不是一个高效的做法。
所谓的“中国代表团”，并不是指胡锦涛主席，或是外交部长、商务部长等政府官员，因为APEC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会议，来参加的还包括很多商人、企业家。APEC的几项重要活动中，除了21个领导人不打领带，穿着皮夹克或者夏威夷岛服照相之外，还有一项就是APEC商务领导峰会，有很多世界500强的企业参加。比如说美国的波音、沃尔玛，英国的壳牌，日本的松下、索尼等等。中国也会有很多企业前来，当然主要还是央企和大型国企，比如中石化、中石油、中粮、中国煤炭等等。那么会议间歇，来买买名烟名表，买买奢侈品，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么一想，我倒是一点也不怀疑那位营业员告诉我的数字了，我甚至想，他们是不是算得太少了，或是还没激发起中国大款们的购买热情，半天才100多万美元，这对咱们来讲是小菜一碟。用脚指头想都知道，央企的大老总们出手，该有多阔绰啊！
所以，这趟美国之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感到非常自豪。回忆起1989年我第一次出国，身份是新华社的一个土鳖记者，在埃及的马路边上，花上两镑买了一个冰淇淋，都已经十分奢侈了。谁能想到现在的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天啊，不可想象的中国人，让免税店为他们开了专场疯狂购物秀，而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竟然连飞机餐都提供不起了！
3．“可怜”的海外中国人
2011年去法国和夏威夷采访的这一趟，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出访模式：每到一地，都找一家当地的华人旅行社，他们可以负责我们的吃住行，也可以帮我们提供翻译、联络采访对象等。因此，我在这次跨洋采访中，比较密集地接触到了在海外的一些中国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拿了“绿卡”在当地工作，与他们接触常让我感受深切却难以言表。看这些国人在国外的生活状态，很难让我为他们感到自豪或者羡慕他们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不会情不自禁地说上一句：“嘿！混得真不错！”相反，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些兄弟姐妹挺可怜的。他们生活在一种紧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状态中，仿佛他们昨天才刚到达异乡，正在试图通过移民局的某种考核，时刻都需要提心吊胆。
当然，不同的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也不尽相同。先说说我们在巴黎遇到的两个中国留学生吧。那两个学生，是旅行社找来帮我们搬行李的。当时，我们要乘第二天早上7点的欧洲之星列车去戛纳，而由于这一趟我们要飞越整个地球，需要带两个季节的衣服，而且还有很多电视设备需要随身携带，所以我们7个人差不多有20多件行李。我们报道组里有3个女孩子，大伙儿要把这些行李从巴黎中央火车站门口搬到站台上，感觉比较困难，于是就向旅行社求助。在法国人工很贵，列车时间又很早，所以找不到合适的搬运工人，旅行社就帮我们介绍了两个留学生来帮忙。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火车站，果然来了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中国青年，跟我们的领队刘爱民接上了头。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行李，就开始喊价，说每个人100欧元。当时刘爱民就晕了，大呼天价。我们7个人每人每趟能拿一件行李，剩下的还有十来件，整个下来，他们最多每人每趟拿两个箱子，跑个两三趟。就是搭把手的事儿，怎么这么贵啊！
那俩孩子开始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在法国啊，这算便宜的了，要是让鬼佬来扛这个，没有200欧元拿不下来，大家都是中国人，这已经是老乡价了。”当时我们急着赶火车，没时间讨价还价，之前也没跟旅行社商量好，只能哑巴吃黄连。
结果，在搬行李的过程中，这俩孩子比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年轻人懒多了，一人提一个箱子，随手再抓一个小包，慢慢吞吞搬一趟。我们一边催着他们，一边自己也搬，等我们搬第二趟都回来了，他们第一趟还没过去呢！可是看那两个孩子，似乎是在不情愿地免费帮别人搬家的样子。当时我们赶火车，顾不上那么多，自己都尽可能多地尽快把行李搬到站台上，最后，他们总共也就搬了我们全部行李的三分之一，而且尽捡轻的小件拿。刘爱民看这样子，就很生气地说：“你们这是干吗呢？来挣钱的还是骗钱的？我们付给你们酬金做事，你们起码应该积极一点吧。”想想，100欧元相当于近1000元人民币，在北京火车站帮别人扛个行李是什么价钱？
当然，最后刘爱民还是憋着气付了他们钱，两个留学生连声谢都没说，堂而皇之地就离开了。看得出，那两个留学生也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相信他们家里也是寄予厚望，凑钱把他们送到国外来学习。当然，抓紧机会打打工，磨炼一下，这没什么错，但是，在国外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下，想要挣钱，首先一定要努力工作，不管做什么，你跟别人开了很高的价钱，如果人家同意了，你的工作一定要对得起人家所付的每一分钱，不能有一种“捞一把是一把”的心态。也许在他们看来，国内这帮央视的“傻帽”，有钱，宰吧！但我相信，如此的态度，将来一定会让他们自己吃苦头。
还有一次，我去爱尔兰采访，回程的时候在机场办完手续，还有一些时间，就找了一家喝咖啡的地方，吃点简单的餐点。不一会儿，一个挺精神的中国小伙子过来，在那儿擦桌子扫地，一看见我就问：“您是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吗？”我说是啊。原来是个小粉丝。
小伙子自我介绍说，他是沈阳来的。我看他仪表堂堂的一大小伙子，纳闷他怎么在机场快餐厅当保洁员，他告诉我说，去年家里凑钱把他送到爱尔兰留学，学了没半年，就学不下去了，钱也不够了，学校里也出了些状况，感觉在这儿学下去太累了，给家里也增加了很多负担，后来几个同学约着一起，就跑出来打黑工了。
我很为他惋惜，千里迢迢跑到异国他乡求学，居然就这么轻易放弃了。我问他：“你家里应该也是好不容易把你送出来的吧，花了多少钱啊？”他坦白说，花了20万。
我说：“那是不少的一笔钱啊，他们花这么多钱把你送到国外，是为了让你上大学学习，不是把你送来给人家餐厅扫地的，你父母知道这事儿吗？”
他摇摇头说：“没敢跟他们说，先混着吧，机场这里收入还不错，攒了点钱的话，能上学再上学，实在不行，我们好多东北老乡在这里，也有开饭馆，做买卖的，就在这儿黑着干活也行。”
临走的时候，我记下了那个同学的名字，但可惜我没记他家里的电话，否则我特别想跟他们家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赶紧叫孩子回来吧。
我们在戛纳采访G20期间，旅行社安排了一位40多岁的毛女士给我们做翻译，也帮我们联系采访。据她自我介绍，她在法国待了十几年，在法国的大学学过语言，还学了工商管理一类的专业。
采访的最后几天，我们每天要通过直播和北京演播室连线报道，毛女士就负责帮我收集一些当地报纸上的资讯。其实就是简单浏览一下，帮我们从每份报纸的头版，以及与G20、中国相关的版面中，提纲挈领地整理一些要点。每天早上，她会到我们住的酒店，利用早饭时间，跟我说说今日要闻。
本来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让我哭笑不得的是，这位翻译同志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我大学时第二外语选的是德语，法语不行，但是我们宿舍那时有同学学法语，偶尔瞎吹牛的时候，跟着他们也会学几句。后来，我跟刘欢在一起“神侃”时，还学过几句法语，但是也只停留在那些常用语而已。法语跟英语虽然在发音上略有不同，但很多单词的拼写是很相近的，所以我光从字面上看法语报纸，也能猜出个大概。于是，我就发现，我们这位女翻译的翻译时常匪夷所思。
比如说，有一天报纸头条有一篇评论，讲的是大家都在谈中国是不是要救欧洲，中国国家主席这次参加G20峰会，能够有什么样的承诺等等。她一上来就跟我翻译说：“这篇文章说中国的总经理胡锦涛说……”
我一听不对，就打断她说：“等等等等，中国的什么？”
她说：“总经理，嗯，就是相当于CEO啊。”
“那就是首席执行官啰？”我问道。
她点头说：“对对对，是中国的首席执行官胡锦涛。”
我实在超乎诧异了：“胡锦涛是谁你不知道吗？那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啊！”
诸如此类，让我开始对她的翻译将信将疑。有时候，我让她简单地把某些评论和报道的大意告诉我，我在报道中引用一下，她都会出现一些常识上的翻译错误。
从她的翻译可以看出，她似乎对时事和新闻，完全没有概念。我实在好奇，就问她：“你在这里这么多年，平常都不看新闻吗？”
她笑笑说：“我们旅行社一天到晚忙得不行，根本没有时间看新闻，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跟我们利益有关系时，可能才关注一下，平时基本就不关注。”
我很难想象这种状态，于是就很不客气地跟她说：“毛女士，这些新闻和报纸上的东西，虽说我不懂法语，但是按常识来说，你起码一大半都没看懂，或是理解得不对，那你平时生活跟人交流就没有困难吗？”
她很自信地回答我：“没什么困难，我买菜逛超市都没什么问题。再说，我们更多的是和中国人打交道，了解个大概，有什么事不懂的问一下就行了。”
其实，不仅是我接触到的这些人，很多在国外的中国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日常上街、买菜、讨价还价、邻里聊天之类都没有问题，但是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时事新闻、政治、国计民生，都漠不关心。他们只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对于世界和国家动态的关注，还不如在国内的时候积极。在中国的时候，他或许还有条件有氛围可以纵论天下，南海怎么了，伊拉克怎么了，日本怎么了，俄罗斯又怎么了。但他一旦出国，就蜷缩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角落，反倒对外界的一切失去了兴趣，一心只是为了自己身边那一亩三分地。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是位民营企业家，积攒了一些财富，为了孩子能够到国外学习，就移民加拿大。移民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在当地投资买房，他的房子买在了一个很偏僻的岛上，叫爱德华王子岛。据他说，那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后来慕名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岛，人烟稀少，整个镇子上大概只有几十户人，每年大概有那么几个月，会迎来游客热潮，其他时间都很安静。我这个朋友每年要去加拿大若干次，每次要待够若干天，才能履行整个移民的手续。虽然他国内有很多业务要忙，但是也万般无奈，为了小孩只有身先士卒，每年都老老实实上那儿待一段时间。
有一次，他在那儿待了大概有一个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问他：“你在哪儿呢？”
他情绪有些低落地说：“我正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上，坐在这个岛上唯一能吃到麻婆豆腐和馄饨的餐厅里。”
我笑着说：“那多好啊，多惬意啊。”
他有点苦涩地说：“好什么好？我往左看，没人，往右看，也没人，我在这儿连个毛都见不着，太无聊了。”
我说：“那你还不赶紧回来？”
他有些无奈：“我回来，人家移民局会说我时间不够的。”
接着，他就问我都有些什么新闻，我告诉他利比亚打起来，他又往细了问，我就往细了给他说说，就那么点事，他也聊得津津有味。
很多海外的华人都会这样，见着国内来的人，感觉特别亲切，像是家里来人的感觉。当然也有例外，我也会碰到另一类的“绿卡一族”，他们接受了国外的教育和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耳濡目染貌似高举西方的价值观，对待国人和自己的国家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中国的一切都不入他们那高端的法眼。其实，这种自命清高、不可一世的样子多半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是表面文章。
在我看来，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活得不轻松，关键是在他们内心深处会有种隐隐的孤独感。那不仅是感情上的孤独，而是一种文化的孤独，民族归属感的孤独。因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中国人有本质的不同，西方人喜欢清静，喜欢独处。他们祟尚自我的独立，待人接物大都注重表面文章。而我们中国人则不同。我们生来偏好从众，喜欢热闹，也爱凑热闹。
这和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并不良好的生存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就是写照。在国内，经常会有这种饭局：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吃火锅，这个突然想起一个人，那个又招呼来了另一个。于是，一顿三五个人的饭到后来越吃人越多，变成了一场大聚会。而在国外，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
与夏威夷州长尼尔·艾伯克伦比合影。艾伯克伦比谈起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时，他说从历史上的孙中山开始，夏威夷就与中国有了美好的渊源，“这里是东方与东方交汇的地方”。他还强调夏威夷人与中国人有相似的传统与价值观，他说：“中国人尊重祖先，夏威夷人也是，我们的语言里也有‘长辈’这个词；我们的基本价值观都是和谐、团结、家庭。”
生活在国外的人，多少怀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心理，没有心思也没有底气去关心更多的事情。不避讳地说，在国内，怎么说我们也是主人，我们可以让所有神经的触觉，都吸附于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还可大摇大摆，甚至肆无忌惮地过习惯的生活。当然，我们更可以纵论天下，就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好坏都是。而海外的同胞们却无法这样。
后来，我们到了夏威夷之后，又遇到一个风格迥异的中国人。他是广东人，在那边也待了近十年，对当地的各种制度了然于心。在机场接到我们那天，一上车，他就很严肃地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可能有人来过美国，有人没来过，这里法律很严格，有许多规定，你们一定要遵守所有的制度，严格听从安排。
他的语气像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带着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左一个不放心，右一个不放心。之后，我们所到之处，这位老兄总是非常紧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老烟民，时不时都想来一口，有时候烟刚拿出来，他马上就玩命拦着我，不行不行，离屋檐起码要八尺，在墙根下抽烟要被罚款的。我说八尺都到马路中间了，他就一句话：“不行，只要我带你就不行。”特别死板一哥们儿，感觉像是被太多良莠不齐的国内旅行团伤害过一样。
其实，我们出门也是第一次找旅行社接待，他也不了解新闻媒体的性质，我们可能随时就会停下来拍摄，他就会感到很愤怒，觉得我们不守规矩。他的态度不太像来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中国老乡，而是比美国人还美国人，在美国他说了算的感觉。
如是几次，我实在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跟他理论了一番。我说：“先生，我告诉你，你要是接着这么干，这次你肯定收不到钱了，我们一定会跟旅行社投诉。我们是新闻采访的团，有一些特性，希望你能配合一下。还有你这态度，能不能稍微缓和一点，你看人家美国人，还不是照样站在马路上抽烟，我抽不抽烟，美国人抓的是我，你怕什么？”他一看我变脸了，像是突然有个开关被触动了，反而开始跟我聊起来。聊着聊着，倒是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
跟他深聊之后我发现，这老兄就是因为长时间在美国生活，压力太大，经常被那儿各种各样的规矩所制约，屡受其害，有点被弄怕了。而且，他带的团里面，也真有中国人不听招呼的，在旅馆里抽烟，触动了报警器，人家过来要罚款，他就要负责出面解决。久而久之，他就有些草木皆兵。
他说：“水先生，我不是针对你们，我也觉得有时候太紧张，好像有点不厚道。你看，在国内我们干什么都像是自己家里，很随心所欲，到了美国，这个社会不是我们的社会，这不是我家，我在这属于客居他乡，首先得看人家脸色，我得把我这份活干好。”
和他聊多了，我发现，他的生活很单调，不忙的时候，就凑几个人打麻将，此外就是接团工作。有时候接国内来美国的团，有时候带美国人去中国，来回地跑，很辛苦。
我问他说：“那你生活在这儿有什么乐趣呢？”他说：“乐趣根本谈不上，反正就是一份工作，虽然很辛苦，但肯定比我在国内挣得多。大家都说美国好，这个国家自由，那我也来试试呗。”我跟着问他：“那你现在觉得你自由吗？”他笑笑说：“没感觉，我到了这里之后，反倒好像不去想自由不自由了。”
曾经也有人问过我，你怎么不去国外，怎么不把孩子送出去？我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民族，特别是像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民族，你生于斯，长于斯，你的根和灵魂就在这里。很多在国外的人，无论是已经移民入籍，还是正在奋斗着争取留下来的，本质上讲，他们是为了后代融入别人的世界，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两口子为下一代而移民，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依然是“新移民”。想在欧美国家扎根下来，真正融入那个社会，需要起码几代人的时间去“漂白自己”。就像赵小兰、骆家辉、林书豪那样的家庭，即所谓的“黄香蕉”——“瓤”随着一代一代的更替，更新换代变成了白人，有了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但外表却还是个黄种人。
我在夏威夷的伊奥拉尼学校（Iolani School）校园里采访中国留学生，背后是孙中山先生的塑像。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感谢他为中国与夏威夷的友好交往作出的贡献，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市议会宣布2011年为孙中山年。孙中山先生也是第一位获得如此殊荣的中国人。
我可不愿意去做这个牺牲，我希望我和我的子女先把这辈子过好。我宁愿在中国，当一个普普通通能自娱自乐的人，也不愿意去一个陌生的国度，承受那些扭曲和压力，在心灵深处经受寂寞和孤独的煎熬，何苦呢？！
那位移民加拿大的朋友回国后，我们一起吃饭，席间他还抱怨在国外的孤寂和无聊。有朋友就调侃他说：“你放着国内的爷不当，非要跑到国外当孙子，活该。”这句玩笑话，其实也倒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我在北京或是在老家兰州，哪怕光着膀子，拿个大蒲扇扇着，在路灯底下看着一帮老头儿下象棋，我都觉得特别自在惬意。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胡同，是我自己的一帮老街坊，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为了一步棋争来争去，是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独特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中国人。其实这就是朋友所谓的“爷”。
前两天，有个北京的哥们儿，打电话跟我打听怎么往美国移民。我很想劝他，宁可在中国当“爷”也别去外面当“孙子”。可当他说是为了孩子，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的生存环境的确不好，13亿人挤在一个比3000万人生活的澳大利亚大一点面积的地方，水也不好，空气也不好。蓝天越来越少，道路越来越堵，人也越来越躁，两句话没说就把人孩子举起来摔死。难道我们就生活得不累，不可怜吗？
不过，我相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身的修复和矫正能力。中国社会现在的确有很多问题，我们觉得不满意、不安全，天不蓝、水不清，连奶粉都吃得不安心。是的，这是现实，而且是有原因的。在我看来，这是由于社会财富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给人一种紧迫感；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生活得很紧张，很有压力，甚至不知明天会怎样。
中国社会近当代，既有外敌入侵，也有内部的浩劫，各种动荡和社会变革，造成了文化的异化。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偏离了方向，脱离了轨道，便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我依然相信，就像小孩生病发烧一样，只要大人能控制，帮他退热，不要让他烧得太厉害，尽管是脆弱的小生命，他自身也会有调节的能力。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会产生抗体去抵御病毒的入侵，他也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适应能力，去不断适应外界。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
4．西方世界的政治家们
2008年8月24日下午，在离北京奥运会闭幕前的几个小时，我在离“鸟巢”不到十公里的英国驻华使馆大使官邸，专访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
英国大使官邸坐落在紧挨长安街的光华路上。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幽静的小院子，房间里的布置是典型的英国式的，家具和装饰都透着一股浓烈的英伦风情。外面的院子倒是一般般，一段石子铺成的小路通向一片茵茵的绿草坪。这里就是我们采访的场地。
按照英国大使的要求，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官邸，因为大使先生要就采访的一些“细节”，提前和我磨合一番。见了面，大使先生先带着我在官邸的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当然也包括将要专访的草坪，然后我们一起回到会客厅。
大使说，首相府对我的这次专访高度重视，几次派人到使馆看场地，研究“细节”，并责成使馆全力协助，做好采访。说完这话，这位一向不苟言笑的大使，忽然间摇身一变，俨然一副大导演的架势，说：“我们是这么设计的：一会儿，你就站在会客厅这个位置，首相先生到了后会从你面前的这扇门进来，你们握手致意。注意，握手时你要主动示意首相和你一起面对窗户，因为这里光线比较好。之后，你们两人有5分钟聊天热场的时间，我们建议，你们可以以这幅英国油画和这个中式屏风作为背景。然后，你们一起沿着那条小路走向草坪。注意，走得慢一点，是边走边聊的样子。”
2008年，我在北京的英国驻华使馆大使官邸的草坪上，专访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采访前，英国大使变身“大导演”，细致地给我和首相大人说了一回“戏”，从何种角度光线最好，到散步时的最佳速度，面面俱到。我和布朗不但圆满完成了采访，还合力“秀”完了这套外交“表演”。
原来他之前说要磨合的“细节”就是这样啊！我晕！虽然专访布朗首相，是我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近水楼台”对十个外国首脑和体育名流的专访之一（就在几个小时前，我还采访了伦敦奥运会的形象大使贝克汉姆），但英国人的较真和注重细节在这一刻让我折服。
布朗的采访，基本上是按照这位英国大使兼导演的“说戏”开始的。布朗比我想象的要高大一些，不太笔挺的西装穿在他身上倒也服帖，他讲话有点口齿不清，但和他的搭档布莱尔一样，一口绝对标准的英式英语。布朗小时候患有眼疾，后来一只眼落下了终身残疾，面对面时还是很明显能看出他那只假眼。将近40分钟的专访，他一直很配合我。看得出，他在来之前也一定“被说戏”了，所以从进门到握手寒暄到漫步至草坪落座，布朗首相几乎和我心照不宣地“秀”出了应该的“戏份”。
布朗是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我们的采访又是在闭幕式当天进行的，所以自然那次访谈集中在北京奥运会的焦点上。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谓一波三折，先是“3·14”藏独闹事，西方世界被达赖忽悠之后一片哗然，矛头直指中国政府“镇压”藏族群众；接着是“5·12”汶川大地震，一向高举人道和普世价值大旗的西方世界，又几乎一边倒地将同情和慰问送给了中国人民，并将赞许送给了之前他们大骂的共产党政府。因为他们心里明镜似的知道，13亿中国老百姓不能得罪，他们是自己继续过富裕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另外，经常受制于议会式民主和党派利益争斗羁绊，大事小情都放不开手脚的西方政府，当看到中国政府在如此大的灾难发生时，还能有强大的国家调动能力，只能自叹不如了。之后，又出现了奥运火炬在多个西方国家城市传递时被破坏捣乱的情况，这其中最严重的首推英国首都伦敦。再往后就是西方舆论要求国家政要抵制出席开幕式的威胁了。直到临近开幕，有关北京治安和气候的质疑依旧甚嚣尘上。
关于“火炬被抢”的问题，之前就被英方委婉地拒绝回答。也许是怕得罪英国国内的那些人吧，也可能是布朗觉得回答这个问题难免尴尬，有伤和气。“新闻自由”在西方有时也只是个美丽的传说，我的问题单就多次被西方国家政要的新闻官审查过。当然，他们更注重方式方法，一般会“善意而委婉地”建议你修改或者删除某个敏感问题。
关于抵制出席开幕式的问题，布朗的回答立场鲜明：不应将体育和政治挂钩。其实，当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在“鸟巢”绚丽开幕时，抵制北京奥运的闹剧已经以失败告终。美国的小布什、国务卿赖斯，法国的萨科齐，澳大利亚的陆克文，不少西方国家重量级的领导人无一缺席“鸟巢”。布朗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北京之后就是伦敦奥运会，别的不说，捉襟见肘的伦敦奥运会，还指望着中国经济和中国游客拉他们一把呢。
所以，当我问到对北京奥运会如何评价，对当天晚上的闭幕式有何期待时，布朗谦虚而幽默地说：“我很期待今晚的闭幕式，但我很担心伦敦，因为你们的开幕式已经让四年后我们在伦敦‘压力山大’，望尘莫及；至于中国运动员的成绩，我只想说，多谢你们的运动员手下留情，没有把所有的金牌都拿走，多少给我们留了一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英国拿到了19枚金牌，但四年后这个数字是29。
在谈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举办本届奥运会所付出的努力时，布朗表示：“中国人民应该为取得的成绩，和举办出如此成功的盛会感到骄傲，伦敦在筹办时会从中学习。而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告诉我，如果你不断地深入到细节中去，你会发现所有的部分都设计精准。今天我参观了奥运村，运动员对所有细致的安排感激不尽。运动员是奥运会的中心，而中国组织者为他们的登台做出了充分准备，全世界都对此非常关注，可以说是第一次全面认识了中国，这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经验。”
那一天的专访，我从布朗口中听到的，全都是中国好、中国牛，英国和中国关系很重要之类的溢美之词。坐在这个西方政治家的对面，看着他忍着北京极度闷热的“桑拿天”，诚恳而卖劲地表白，我的心中却充满疑惑。
难道这就是小时候我“被教育”的所谓“资本主义的虚伪性”的现实写照？要不是的话，你干吗昨天抢我们的火炬，羞辱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今天又转过脸跑来捧场？要不是的话，为什么你在国内议会口若悬河把中国骂个狗血淋头，而坐在北京又会把中国捧得跟朵花儿似的？要不是的话，为什么一面强调跟中国的合作，而另一面还非死抱着对中国的所谓武器禁运不放、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呢？
而反过来，我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面对中国国家电视台记者时，所表现出的真诚。许多西方领导人，当我和他们一对一、面对面的时候，他们是真诚的，甚至是可爱的。当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爱丽舍宫和我高谈阔论李白、杜甫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真的喜欢中国；当默克尔女士在西安深情地描述她和温家宝总理之间的默契时，我相信，这位德国总理是看重和我们做买卖的；当英国首相布莱尔宁愿我坐着轮椅（腿伤骨折），也要点名来央视接受我的专访时，我相信，那是因为他们真的重视中国这个舞台。
今天的西方世界，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呢？答案是复杂的。
本质上讲，今天的西方和八国联军时一样，是强权的，是趋利的，是势利的。布朗在我的那次采访中表示，英国已经同中国方面签署了协议，要向中国取经。他还用了一句英国的谚语，来形容英国人对北京奥运乃至中国的态度：“不要害怕对手获得荣誉，而要互相帮助走向完美。”说实话，我不太相信。
无论从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限制，不愿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是对中国产品的制裁、双反、征税（从早些年的打火机、袜子、鞋到最近的光伏产品）等等，西方国家是害怕中国的，不光担心崛起后的“中国威胁”，也害怕“中国制造”遍布全世界抢了自己的饭碗。当年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他们逼着我们做出了很多让步，开放金融、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让中国人并不感冒的英国红茶和法国奶酪，摆上北京、上海的货架，可当中国的衣服鞋子和太阳能帆板占据他们的市场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搬出各种法律条款对你下死手。有什么办法？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强权的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和由他们掌握的话语空间的世界中。
然而，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又是多变灵活的。今天的西方已经完全接受了美国式的实用主义。为了利益，别说对你笑，说你爱听的，就是叫你声“爷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德国的默克尔总理在奥运会前后，算得上是个反华的“急先锋”，她不仅见了达赖，还毅然缺席了北京奥运会。但此一时彼一时，2008年之后，西方国家陷入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漩涡中。英国《金融时报》就曾评论道，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地区的需求疲软的情况下，许多德国制造商认为，德国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能够奇迹般的艰难复苏，要归功于与中国贸易的推动。2009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仍达到1057.3亿美元，占中国和欧盟贸易的四分之一。德国对华出口额则达到558亿美元，成为德国外贸的一大亮点。
2010年7月15日，默克尔“摒弃前嫌”，带领一半的内阁成员、25家德国企业巨头，以及众多国会议员，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当时许多媒体普遍认为，此次访问表明，经济合作将再度成为中德交往的主轴，更有评论把此次访问看作是默克尔对华政策的默默转身。因为傻子也会算账。当四天后默克尔离开西安时，在她的口袋里带走了十项协议，以及40多亿美元的大单。
2010年7月17日，默克尔在古都西安度过了56岁的生日，我在她生日当天在西安采访了她。这是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五年来，首次接受中国电视媒体的采访。出于礼貌和采访现场的气氛，我们为默克尔送了一大把鲜花。
后来我在网上看见有人骂我，说：“看见水均益采访默克尔就来气，怎么会没有问达赖的问题、德国媒体普遍的反华问题、张丹红事件（《德国之声》采访部副主任张丹红，因为发表‘亲中国’的言论而被停职）？采访简直是在中德关系完美和记者先生超彬彬有礼的气氛里进行！”
对于观众的批评我一向虚心接受。不过，作为央视的记者，采访外国首脑的问题单一般不是我们记者说了算的。至于彬彬有礼，我倒觉得无可厚非，总不能瞪着眼珠子跟对方吵架吧？
默克尔那天并没有因为过生日而穿得大红大绿，而是一身工作装，白色的长裤，上身一件米黄色的职业女装。虽然我像采访外国政要一贯的“彬彬有礼”，但采访开始后，我马上抛出了一个问题，问道：“默克尔女士，采访按中国的说法，您是属马的，中国有一个词叫马到成功，是不是这次访问中国，对您已经是马到成功了，您这次中国的旅途，会不会像有些媒体说的，更多的是为了做笔生意？”
默克尔答道：“我的中国之行包含许多方面，我自己觉得这次中国之行是非常成功的。如今有很多的德国企业，都在中国进行投资，大概有六千家德国的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者实际上也是在向中国提供就业机会。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国家。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过去这几十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看一下中国需要克服的问题，比如西安每年有30万大学毕业生，他们要工作，他们要住房，实际上都是非常难的问题，这些都不是我们一下能够了解的。但反过来讲，德国在其他方面，比说在环保、城市规划，以及能源利用等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我们也非常愿意把这些知识技能与中国的朋友们分享。”
这就是成熟的西方领导人，面对你绵里藏针的问题，他（她）既能熟练地“背书”，说一套冠冕堂皇的套话，也不忘把自己的利益向你不失时机地推销一番。但好话归好话，原则问题上他们是不会松口的。当我问默克尔，欧盟什么时候会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时，默克尔的回答温柔而巧妙，她说，从原则上来讲，欧盟并没有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要想让欧盟承认的话，可能中国还有一些技术性的工作要做。
2009年默克尔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之一，《时代》周刊这样评价她：“默克尔是一个务实并善于抓住机会的人”。那一次，她的确很好地抓住了中国的机会。
今天的西方，是富裕、安逸、环保、开放的西方，是一个我们许多中国人自认为了解，却并不真正明白的天地。2013年9月，在又一场被称为“沉闷和没有悬念”的大选之后，默克尔顺利地第三次当选为德国总理，未来四年继续执掌德国。
说起来，这个德国前总理科尔眼中的“小女孩”，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穿着打扮很传统，甚至有一点土气，行为方式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女政治家。然而，她在德国却拥有极高的人气。60％的支持率让默尔克成为二战以来，德国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也让她的很多竞争者望尘莫及。其实，默克尔顺利连任，从侧面反映出了今天德国内政外交的一些基本思路。
今天的德国是一个高度稳定的国家，德国人在没有重大危机威胁他们的情况下，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贸然转向，他们希望国家的政策保持“连续性”。另外，默克尔的务实作风，也符合今天德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诉求，既不跟着美国跑，也要和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生意上除外。
用一位德国专家的话说，德国选民并不傻，他们不会选“辣妹”当他们的总理，他们需要一位他们能够信任的务实认真的领导人。而默克尔这位来自前东德的物理学博士，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行走在今天的欧美各国，只要你肯花时间稍微深入一点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让你我感到陌生的世界。西方人的富裕程度，已经不再用香车豪宅这“硬指标”来衡量了。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土豪”们，提着装满现金的LV箱包，到巴黎疯狂购物的时候，在戛纳海边一家尊贵酒店的餐桌上，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某瓶红酒的年份和它所属酒庄的故事；当薄谷开来费尽心机用受贿来的钱，想要为儿子购买一套地中海面朝大海的别墅时，在不远处意大利的一座小岛上，贝卢斯科尼想要的是天下所有的美女，和上上下下当总理的快感；当几亿中国人在拼凑来的假期里，无奈地被堵在通往旅游景点的路上时，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家人，正开着旅行车驶往靠近北极的一片无人水域，他们车顶的行李架上放着一条独木舟。
有人说，今天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代差”，在我看来，我们和他们似乎就不在同一个星球上。多年的发达和优越，使得西方人在思想深处有了某种“升华”，他们真的不关心政治，但他们却真的关心一氧化碳；他们打心眼里反感专制，却又羡慕举国体制下的雷厉风行；他们不再热衷于建造“泰坦尼克号”，因为驱使那条大船的所有高精尖系统，都出自他们的创造；他们也不再迷信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那样英雄般的高大人物，而更喜欢选出骑着自行车上班的卡梅伦，在快餐店和你一起吃汉堡的奥巴马，以及和你一样用手机发短信的邻家小伙儿或小姑娘，当自己忠诚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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