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选的地方，在航天桥附近一个酒店的夜总会，可以唱歌也可以喝酒。我这边朋友聚会散得晚，10点多结束后，我就往他们那边赶，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1点了。我和一个新华社的朋友，加上三个甘肃老乡，一共五个人，要了点水果，还点了酒。我本来说刚喝过了，就别再喝了吧。他们说，要不再喝点啤酒吧。我也不好再扫兴了。
那天喝的啤酒，都是小瓶的喜力。他们先要了一打，喝完后又要了一打，大家慢慢喝着聊着，谈天说地，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快凌晨1点的时候，差不多尽兴了，就说结账走吧。
那天是一位做土特产生意的老乡请客，服务员拿着单子来结账时，他一看单子就说：“你们怎么收费的，怎么这么贵呀？”那服务员说：“我们这儿有最低消费。”他有些不理解：“再怎么最低消费，我们就点了两个果盘，24瓶小啤酒啊。”我凑过去一看，好像是五千八还是六千八，的确是贵得有点离谱了。
那位老乡很为难，也有点生气，虽然外地人来北京，对于挨宰这件事多少有点思想准备，但挨这么狠一刀，心里肯定有点难以接受。我那天其实并没喝多，人还算清醒，就是多少有点小兴奋。刚开始我并没有接这茬，但那位画画的老乡很生气：“你得说清楚，账单拿来看一下。”一笔一笔看过后他说：“不对啊，这啤酒怎么这么贵啊，一瓶快100块了，在哪儿也没有这么贵的价钱。就算你是夜总会，我们只是唱歌喝酒，也没干别的，你收这么贵没道理。”那个服务员小伙子也很为难，只说单子上就是这样。我那老乡就说：“不行，把你们管事的叫来，这事得说一下。”
小伙子出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来了一个经理模样的年轻人，我老乡跟他理论说，这账不对，有点宰人。那小经理就说，我们这儿是五星级酒店。一开始还都在解释，但是说着说着，也就有点不太客气了，因为西北人说话比较直，激动起来也有点骂骂咧咧的。那位小经理觉得有点受到了侮辱，就说：“你不能骂人啊。”我们这老乡气也上来了，说：“什么时候骂你了？我就跟你说这个事。”一不留神，有些国骂色彩的词儿就出来了。
我本来没有参与争论，但那个小经理说了一句：“你们喝得起就喝，跑到五星级饭店那不就这个价嘛。”我一听这话就有点生气，一拍前面的茶几，骂了那小伙子一句：“你什么狗屁经理，客人跟你理论，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吗？什么叫消费得起，五星级就成了你宰客人的借口了，成了你宰客人的幌子了？你收费这么高，拿到物价局能批吗？说难听点，曝一下光你这受得了吗？这收费标准你得说清楚啊！”那位小经理可能情绪不好，一直是一副很不屑的表情，我看他那样，也愈发觉得生气。
当然，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下，我所见所感未必准确，但那时的确觉得很没面子，有些火冒三丈，我的老乡千里迢迢跑过来，等了我那么久，请我喝顿酒还得被宰这么一通，我心里很不服气。于是说着说着，就越来越激动，脑子一充血，我就拿起茶几上的一杯酒，一边骂一边直接泼到他脸上了：“你这小屁孩，说你这半天，你还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这杯酒一泼出去，那小经理先是愣了，然后转身就出了房间。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倒是老乡在旁边劝我说，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反正买单就买单吧，无所谓。但是再找他们结账，半天都没来人，那老乡就自己跑到前台把账结了，我那时还有点不依不饶地说：“你凭什么买这个单，咱不能买这个单。”大伙就劝我算了。
这时候，包间的门突然大开，刚才那位经理和两位民警进来了，那民警应该是附近派出所的，一看说：“呦，水先生怎么在这儿？”我说：“怎么了，这是什么意思？”民警说：“他们打110了，说这儿有纠纷，我们过来看看。”我这才知道，那经理半天不见是报警去了，可能被泼了酒心里不服气。我说：“有什么纠纷啊，应该查查他们的账。”那两位民警坐下来说：“既然接警了，我们就要来处理。”我没好气地说，那就处理呗。于是大家坐下来，他们简单问了下情况，我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民警认为这基本属于消费纠纷，而且我那老乡也怕给我惹麻烦，都已经把账结了，这事应该已经解决了，没事了。而且那个小经理也并没有说我打他，而是说我跟他摔杯子了，我解释说：没摔杯子，就是把一杯酒泼他身上了，因为他当时表情和态度不好，我挺不满的，喝了酒，也有点激动。我还专门对着小伙子说一声对不起。看到这情景，民警就说：“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不早了，你们都走吧。”然后两位民警和夜总会的负责人，还一块儿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出了酒店大门，我以为这事应该已经化解了。
我回办公室睡觉，一大早起来跟同事一块坐飞机到了上海。因为到杭州没买到直飞的票，我们只能到上海转机。一位上海的朋友从机场接我们出来吃饭。期间，我接了一个电话，说是一家什么报纸的记者。
对方上来就问我：“你现在在北京吗？”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想着没准又是小报要挖八卦新闻之类的，那时候台里有明确的规定，央视主持人接受小报采访要慎重，要跟台里打招呼。我就随口说：“我在外地呢。”那边就问说，你看了那个什么报道吗？我问：“什么报道啊。”对方就说，昨天你是不是在那个夜总会……我一听这事，就觉得有问题，电话里解释不妥，于是就说：“我现在在外地，马上要上飞机，这事我就不跟你说什么了，具体有什么事，我们回头再说。”匆忙就把电话给挂了。
后来，我看到了这家媒体的报道：“记者打通水均益的电话，水均益表示根本不知道此事，他人根本不在北京。”说得像是我在狡辩一样。我才明白，他那天一上来就是在套我的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响个不停，所有媒体、娱乐小报的电话都纷至沓来。我统统告诉对方我在出差，没时间聊，也不方便接受采访，回头再说。但是我心里隐隐意识到，我可能是“摊上事儿了”。
我赶紧给北京的同事打电话，让他们帮我上网看看，我说昨天喝酒出了点状况，但怎么至于就这样满城风雨了。同事看完后告诉我，好多娱乐节目和报纸都在报道，标题是“水均益大闹夜总会”，还打了人，诸如此类。
我一听这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这事肯定是炒作，也可能有人使坏。因为，当时我们离开那家夜总会时，大家都认为那件事已经过去了，该说的也说清楚了，我也没有被警察做笔录，也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那警察还亲口跟我说：“哎呀，这件事就是你们之间的纠纷，又不是你请客，你看你还这么激动。”我自然理解为，小事化了了。一夜之后，突然这么爆发出来，我的直觉就是，会不会有人存心使坏，故意黑我？会不会是被我泼酒的那个经理小伙子事后反应过来，觉得水均益是个名人，于是把这事捅给了媒体。当时首发这条消息的那家报纸也说是接到了爆料电话，才知道这件事的。
因为我们还要赶着去杭州采访，我也来不及再多了解什么了，就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先给他们打打预防针，说昨天是怎么回事，起了点纠纷，但不是像媒体说的那样“大闹夜总会”，我是泼了酒，但是我没有动手打人，让他们千万别偏听偏信，也别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之后，我把手机关了，专心投入采访。
等到采访结束，第二天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看到，几乎飞机上所有报纸都在报道这事，有些甚至于大半版都是这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又采访当事人，又采访警察，仿佛这是一件天大的丑闻。那是2004年，要是搁在今天，加上微博等社交平台的掺和，可能更了不得。幸亏当时那些记者不知道我父母家的电话，要不然，二老恐怕不得安宁。
回到北京之后，很快台里也都知道了这件事。大概是因为当时我的名气也正在如日中天的状态，所以一出事，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那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力度和烈度很大，持续了两三个星期，天天都坚挺着在网站娱乐新闻的头条挂着，绝对不下来。当时我还在自嘲，人家歌星打榜几天就下来了，我持续“打榜”，热度不退。而且很多媒体还不罢休，拔出萝卜带出泥，把关于我的各种事也揪了出来，甚至把我女儿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事情闹到这么大，台里也很重视。央视当时的台长赵化勇特意找我了解情况。央视的职工在外面出了事，实际上不光是你个人的事，还影响到整个电视台的声誉。在赵台办公室，我一五一十地把这件事说了一遍。当时事情已经出了一个星期左右，正炒得如火如荼，很多亲友都打电话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网上跟帖也很多，我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我很动感情地对台长说：“希望台里能够相信我。首先，我绝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其次，我好歹也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以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不会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我所说的这些，全部都是事实。当时的确是事出有因，我觉得是在仗义执言。当然，我的举动是不好的，但是就这么件事，为什么会有人主动捅给媒体，会被拿来大做文章？这个问题，我不敢妄自猜测。但是我请台里相信我，并且给予我支持，任何人找我，我都不会接受采访，对于此事我就此贴上封条，他们爱说成什么样就说成什么样，说破了天我也不回答。只要公安部门认为我水均益没有违法，那这件事就没问题。”我也很诚恳地跟赵台表达了我的反思，“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或者算是央视的形象代表，这对我而言是一个警钟，以后在外面无论吃饭、喝酒还是见朋友，我都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赵台当时表示很理解我，安慰我说：“现在有这么一种趋势，就是拿中央电视台说事，哪怕你在央视就是个普通的记者编辑，但凡有点什么事，都会上升到央视这个平台上来。感觉就是说，央视你是电视行业老大，有垄断地位，你应该是十全十美的，不应该有丝毫问题。只要央视的任何人有任何风吹草动，马上就会引发舆论风波，甚至添枝加叶，怎么恶劣怎么说，以此抹黑央视的形象，让老百姓觉得央视以大欺小，无恶不作，从而产生厌恶感。所以，台里的压力也很大，遇到事情也很为难，台里绝对信任你们，但作为主持人，你们在外面还是一定要注意自身形象。”
后来，很多人，包括以前新华社和《东方时空》时期的老领导老朋友也都打电话安慰我说：“小水，我们有数，你也别往心里去，但是以后啊，尽量别去那种地方，更别喝酒。”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这件事慢慢平息了。但今天想起来，我仍然有种郁闷和心痛的感觉。因为当时造成的负面影响确实很大，让很多人觉得，电视上看上去很正人君子的水均益，怎么是这么一个形象。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觉得我无理取闹。现在，我想尽量客观地陈述一下这件事。我承认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有些激动，有些过激的行为。在后来的很多报道中，那个被我泼酒的小伙子始终没有露面，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将近十年后的今天，我借这本书的出版，想跟那位不知姓名的小伙子说声对不起。我还想对他说，在当时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央视记者，一个所谓的“名人”，让他下不来台，他心里一定也很不好受，同时我也很感谢他，因为在当时的状态下，他三缄其口，没有给那把火再添柴火，火上浇油。
9年过去，如今我扪心自问，那段时期，的确是段轻狂岁月。和朋友一块喝多了的事儿，时有发生。有一次，我跟朱军、吕继宏等老乡在兰州家乡团聚，喝得酩酊大醉，大半夜我们三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吹牛。类似这样“放纵”自己的时刻，不出事就没事了，万一出了事，往往就是负面新闻。
因为，我不再是上小学时的儿童水均益，也不是上大学时被称为“自由战士”的水均益，也不是在新华社时跑到开罗闯人家军营的水均益，我现在是被称为“央视名记”的水均益。作为一个名人，我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甚至要换一种活法，要活在社会营造的所谓名人空间里，出行时应该尽量伪装自己，不要让别人认出来，或者让媒体捕捉到私生活。哪怕我只是带着老婆孩子逛商场，也可能会出来一条“水均益携陌生女子逛商场”的新闻。在当今这样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网络真假难辨的时代，往往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足以掩盖所有事实。
实际上，这样的事，我最近就遇到过。我和我爱人去外地参加一个婚礼回来，在机场被“娱记”跟拍了。那天我们下了飞机，已经快晚上八点了，还没吃饭，正好机场停车库地下有个永和豆浆店，我们就在那儿吃了点东西。跟拍的记者不说我怎么艰苦朴素，倒是把这一路全程拍下来，然后起了个标题，“水均益携陌生女子现身首都机场”之类，说我最后返回到一个豪华别墅。我住的那地方哪里算什么豪华别墅啊，了不起就是个公寓楼，在北京的楼盘里属于非常普通的。但人嘴两张皮，他这么夸张，你也拿他没辙。
包括我大女儿拍了点艺术照，朋友间传来传去，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然后就起了标题“水均益漂亮女儿曝光”，贴到网上去了。我看了以后是美滋滋的，我相信我女儿看到后也美滋滋的，但是没准网上跟帖就开始骂了。现在的言论环境，作为一个名人，面对的媒体并非都是客观、公正、善意的。我是搞新闻的，其实最明白这个道理，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所以明星做公益活动一般没人报道，但要是有一点丑闻、绯闻，哪怕是捕风捉影，立刻就传开了，拦都拦不住。
现在我爱人去商场啊，看电影啊，我都让她自己去，带孩子上医院，能去的时候我尽量去，但有时候我也觉得算了，还是让家里人陪着，因为保不定又被镜头对准了。我生了对双胞胎，网上又是一通沸沸扬扬。很多事啊，我觉得很无奈，其实我根本不算什么超级明星，充其量小有名气，但即便如此，都会有如此这般的关注。有时候我想，做一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记者多好，远离名利的光环，没人认识，爱干吗干吗，在大街上喝醉了，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让救护车来轧你也没人理你。但这就是一个悖论，选择了这种高曝光的职业，你就应该准备好，可能就要失去一些东西，付出一些代价。
有一年我回兰州老家探望老母亲。老人家说她想去看望一个小学同学。老太太身体不太好，腿脚也不太利索，我就给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兰州大学的同学，打了个电话，让他帮我弄辆车代步，这哥们儿就把他的一辆宝马轿车派来了。结果第二天，报纸上又登了张照片，写着“水均益宝马送母亲”。典型的标题党，娱乐至死啊！
他故意就说得这么模糊，也不解释，读者既可以理解为，水均益买了一辆宝马车送给母亲，也可以理解为，水均益用一辆宝马车送母亲去哪里了。我赶紧让家里人把那报纸藏起来，老太太眼睛还好使着呢，要让她看到，心里肯定七上八下的，会想很多。有些事，的确会影响到亲人朋友，无形中对他们造成伤害。我很害怕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只能认命，近年来一直奉行尽可能低调的原则，除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有些张扬高调的事，我能躲就躲。
这些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处世哲学。我逐渐觉得，除了必须承担的那部分，其他时间，我不愿意做一个经常在聚光灯下，被关注的人，我不愿意有关我的新闻，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如果你关注我，就去看我的栏目，看我的采访，如果不关注也好，各安其事。因为，经历了这些事之后，我觉得面对社会舆论，尤其是娱乐八卦的包围，所谓名人其实处在一个劣势，很多时候是有口难辩的。当然，我能理解社会、媒体对名人的关注，尤其是监督，所谓“出得了多大名，就挨得了多大骂”。头上有了光环，就应该有担当。说实话，有时候我还是享用着出名带来的“便利”。在今天的中国，资源紧张，竞争激烈，你是个名人，家人看病、孩子上学、托人办事，凡此种种，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些关照。这种时候，你偷着乐还来不及呢，还能有抱怨？知足吧！
第九章
Chapter 9　新闻前沿
今天，如果我们把一位1984年的记者和一位2014年的记者放在两张画面里，两者的区别不是黑白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区别，他们更像敦煌壁画和3D的《阿凡达》。
从采访本到今天的多媒体、数字化、智能，以及蓝光盘、微信等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几乎被新技术所颠覆。
今天的记者不再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新闻也仿佛回归了其真正的本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开始在一些特定时刻展示出它真正的强大。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巨变——一场大变革。我把这场大变革称之为一张小小芯片带来的巨变，而这场变革的标志之一，则是中国的迅速崛起。
1996年，我积攒了一笔钱，八万元人民币。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买辆车。八万元在当时对我是一笔巨款，但离买辆车还差很多，那个时候一辆普通小汽车至少需要十几万元，而且也不像现在可以到银行去贷款，那个时候中国的银行还没有开始分期付款的业务。在我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的时候，当时我在《焦点访谈》的搭档，编导盖晨光强烈地鼓励了我。他说，买，哪怕借钱也买。“汽车将会使你的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正是他当时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坚定了我的决心。于是，我找朋友又借了八万元，凑齐了十六万，买了一辆捷达。
当我真的开上了那辆白色捷达之后，我发现“盖导”（盖晨光）说的是对的。我的生活无论在空间、距离、时间上都有了一种质的变化。连带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变了，变得更开阔、更自由，当然也更忙碌了。
其实，那辆小汽车只是人类工业革命的一个小成果。当今天，中国人开始集体感受这种“汽车效应”的时候，另一场更大的革命，一场影响无处不在的大变革正在我们身边演变。我们正进入一个数字化网络时代：微博、微信、淘宝；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也许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碎片式的和小众化的，但它带来的冲击却是颠覆性的。这场发源于一张电子芯片的变革颠覆了小汽车时代所构建的所有模式，并且它正在悄悄而迅速地向四处蔓延。不要以为这场变革只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或者只是时尚青年们上上网、发个微博、玩玩微信那样的“小资”情调，看看美国如何打伊拉克和利比亚你就会明白它的威力。它像一个神奇的炼丹炉，改变着人类的思维定式，重新规划着今天的世界格局。它让媒介的力量变得空前强大而又无比脆弱；它让国与国之间紧紧依偎而又同床异梦；它让好人坏人、强者弱者、领袖与无赖悉数登场，却并不刻下他们的名字。我们的时代正在改变着一切。
就是在这样一个小时代，中国偏巧赶上了一个大机会，一个再度崛起为堂堂大国的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不是别人为我们创造的，也不可能是免费的。对中国来讲，这是几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也是危机四伏的时代。我们埋头苦干，省吃俭用，用了几十年攒足了钱，准备好好享受一番“老牌帝国主义”们玩剩下的好东西，却发现周围是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紧张而不怀好意。我们在追逐一个梦想，而“老牌”们玩的却是“盗梦空间”。我们像个新“土豪”，杀猪宰羊宴请宾客，却发现周围四邻筑篱放狗，磨刀霍霍。于是，我们开始困惑，是我们不了解世界，还是世界变化得太快。
1．从采访本到微信
1984年我被分配到新华社上班时，领到的惟一一件办公用品，就是一本印有“新华通讯社”字样的采访本。那个时候我们出去采访，全凭一个采访本和一杆笔，从未接受过新闻专业技能培训的我，只能发愤图强学习速记，因为那个时代录音机还是奢侈品，更别说像现在的数码录音笔了。
2013年，我随队重返巴格达。报道组里一位年轻的记者，曾在利比亚战争中报道出色的何润峰（此前供职于凤凰卫视，后被央视挖来），使用的装备是可以随时随地上网的智能手机、数字化摄像机、用于储存拍摄的影视素材的专业硬盘——蓝光盘，以及一台像手提电脑一样的数字编辑系统。
摄制组的几个年轻同事，在入住巴格达酒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设无线路由器，开通央视赴伊拉克特别报道组微信群。这个“伊拉克群”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多媒体编辑部，它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将我们这个十人报道组，与央视北京总部各部门、央视亚太中心站、北美台、欧洲中心站、中东中心站连成了一体，我们在伊拉克的所有采访、编辑、播出事务，几乎都可以通过这个群进行沟通和联络。尽管此前我自认为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微信，立即为这个神奇的玩意所倾倒。
当了30年记者，对我来讲，感受最深，也是对比最强烈的，当然是媒体和传播领域的大变革。今天，如果我们把一位1984年的记者和一位2014年的记者放在两张画面里，两者的区别不是黑白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区别，他们更像敦煌壁画和3D的《阿凡达》。
从采访本到今天的多媒体、数字化、智能，以及蓝光盘、微信等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几乎被颠覆。以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体的旧的传播媒介，被这样的变革逼到了墙角，人人自危，大有日薄西山之态。今天的记者不再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今天的记者倒真的成了“记之者”。因为技术和手段的革新与飞跃，使得人人都可以发消息，做报道，上头条。新闻仿佛回归了其真正的本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开始在一些特定时刻展示出它真正的强大。
2013年11月21日，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条“消息”，中国的“利剑”大型隐身无人作战攻击机，当天在西南某不明试飞机场进行首次试飞，历时20分钟。这条“消息”没有明确的来源，也没有作者署名，估计是某个军迷通过网络上传的。除了简单的几行文字以外，配发了几张该款飞机在跑道上的照片，和一段拍摄极为业余的视频。
新闻采访技术的变革，让老革命遇上新问题。图中是两位“老革命”荣欣和冀惠彦在研究高清摄像机的格式化功能。
当天，值班的主编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在晚上播出的《环球视线》中，也对这条新闻做一番评论，出于谨慎的考虑，我回复说再看看吧。因为之前央视等一些中央媒体曾有过明确指令，对于网络上流传的未经考证和官方证实的“消息”，一律不得转载，有些栏目为此也曾挨过批，吃过苦头。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显然是过于谨慎了。还没等我们的节目播出，这条网曝便早已被各个媒体争相转载，从新华社到央视其他节目再到各家地方媒体，一时间中国无人攻击机首飞的新闻铺天盖地，发消息的发消息，做评论的做评论，好不热闹。第二天，外媒也跟了上来，自然又是一番“中国威胁论”的解读。当然，事后官方的沉默和不置可否，从侧面倒也印证了这条网曝的真实性。
这是一件小事。撇开这条消息本身不说，它的传播方式和最终效果折射出的，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其实，类似的案例这些年越来越频繁。高铁事故、陕西的“表叔”、重庆的“雷政富淫乱视频”、PM2.5等等，都几乎如出一辙。一条非传统的“网曝”，上载后迅速传播，最终演变成了一条大新闻，并引发舆论关注，甚至是有关部门的介入和处理。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这等非传统“网曝”式传播，充其量只能算是温柔版。几年前的中东乱局，则是这场变革的暴力版。
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以“民主”、“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这项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多名领导人先后下台，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浪潮中，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利比亚、埃及这些国家在骚乱之初，都采取了措施关闭国内部分地区或者全国的互联网，特别是像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这样一些社交媒体。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代的技术手段打败了传统的闭关自守。大量发自这些国家内部的现场图片和视频，通过各种渠道传了出去，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各大媒体上滚动播出，在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的同时，这样的传播也在客观上激励着示威人群的斗志。
如果说在二三十年前，统治者可以通过“黑屏”关闭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达到维持局面的目的，但在信息化的今天，这些手段显然已经过时。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已经变得随处可在和防不胜防。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某一位示威者用手机拍张照片或者视频，很快就会成为对穆巴拉克不利的头条新闻。前不久，媒体曝出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险些招致美国的军事打击，而奥巴马用来说服国会的情报，其中有不少就是来自这样的“非传统”信息来源。也许，穆巴拉克和巴沙尔们可以封闭网站，管住自己的官方电视台，但面对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充当一家电视台的时代，他们只能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了。
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些职业记者来讲，虽然还不至于抱怨生不逢时，但压力和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上世纪90年代，央视在世界各地只有两三个记者站。那个时候，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尽管我们多数只能望洋兴叹，在北京演播室里用资料和别人拍摄的素材，再请个国际问题专家来“隔岸观火”，但隔三岔五，我总能抓到个把机会率队突围出去。例如1995年的波黑战争、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2000年的巴以冲突，再到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那个时代，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游击队行为，我们出去能和外国同行拼的，不是装备和团队数量，而是作为记者的专业能力。就这一点，我们从未输给过他们。
这些年，央视发展了、壮大了，人员装备都有了飞跃。我每天晚上去电视台直播，都可以在直播间的楼道里，看见一幅巨大的照片墙，墙上是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星星点点地标示出央视在世界各地派驻记者的地点，七大洲上密密麻麻，蔚为壮观。然而，每当我看到这张世界地图的时候，内心却无法升腾起多大的自豪感。
是的，CCTV在发展，几年前我们的新闻频道作了大力度的改版，加大了新闻资讯的播报力度，实现了24小时滚动播出，我们在国际国内上百个记者站，每天都能发来各自的报道。但是也许是事业发展太快太急，我们的记者素质还有待提高，很多驻外记者是从大学里（不少是外语专业）一毕业就被招进央视，短暂培训后，即刻派到了国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新闻、对电视几乎是两眼一抹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我见过他们中的一些，甚至有人还会告诉我，自己学新闻是当年受到了我的感染。这些年轻人如初生牛犊，充满着活力。他们一知半解地使用着当今最先进的电视器材，但很不幸，他们不得不代表电视台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网络化“自媒体”时代。
现在很多人在议论像央视这样的传统媒体即将迎来最后的落幕，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我认为情况没有这么糟糕。20年前，当电视大放光彩的时候，也有类似预言，说报纸、电台要完蛋了，而事实是，人家不仅没有完蛋，反而走出了困境，活得有滋有味。电视媒体也是一个道理。在我看来，打败央视的只能是央视自己。说白了，是央视自身的内功，这中间包括我们是否真正做新闻，我们的记者够不够职业。
从波黑战争报道以来，我在世界各地采访结识了不少同行，说实话，有时候“老外”的敬业和职业，真的会让人感慨万千。没错，他们比我们挣得多，他们条件比我们好很多，但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人家干的活儿真对得起拿的那份钱。
2003年伊拉克战争报道期间，CNN有位女记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位扛摄像机的摄影记者，名字叫玛格丽特·摩丝（Margaret Moth），大家在一起熟了，都叫她玛莎。玛莎平时风格有点古怪，总是爱穿一身黑色衣服，眼睛上画着厚厚的黑眼线，白天晚上总是一双厚重的皮靴。据说形势紧张的时候，她会穿着皮靴睡觉，一旦有情况，一骨碌站起来拎起摄像机直接投入“战斗”。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采访，从联合国的武器核查到战前的局势，直到战争爆发。经常，当一堆记者涌向一个现场的时候，就会看到一身黑衣的玛莎一手扛着摄像机，另一手拎着三脚架第一个冲到最前面。
有一次，在采访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核查巴格达郊区一所化学研究所时，所有的记者都挤在研究所的大门口，摄影记者为了拍到好镜头，互相你推我搡，争夺有利地形，现场一片混乱。这时候，我回头猛然看见一个黑影，站在旁边一处民房的房顶上，定睛一看，原来是玛莎。记得当时我和老冀会心地相互点点头，心里只有两个字：佩服。
那时候，在巴格达新闻中心的直播平台上，我会利用直播间歇和玛莎聊几句，而开场白一般都会是互递香烟。我抽红盒的万宝路，而玛莎喜欢抽白盒的，劲头稍淡一点。因为是一个牌子的香烟，所以谁要是断货了，也能补一时之缺。
聊天中我得知，玛莎在新西兰出生，8岁时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相机，从此爱上了摄影。上世纪80年代她到了美国，先是在休斯敦一家电视台工作了几年，其间曾拍摄到了印度女总理甘地夫人被暗杀的独家新闻画面，名噪一时。1990年她加入CNN，1992年7月主动请战到萨拉热窝采访波黑战争，结果在采访时子弹穿过她乘坐的汽车，击碎了整个下巴，她失去部分舌头和几乎所有的牙齿。在接受无数次整形手术后，1994年她又重返战区拍摄，后来又直击以色列2002年进攻约旦河西岸等多场战事。
我见到她的时候，玛莎已经在伊拉克工作了一个多月。由于面部受过伤，玛莎说话的时候有点口齿不清，面部表情也有点怪异。她话不多，说话的时候也不太爱看着对方，眼睛总会漂移到远方，若有所思的样子。
当时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记者们都在为去与留而担忧，CNN因为被认为“报道失当”，当时已经接到了伊拉克当局离境的逐客令。我问玛莎有什么打算。玛莎说，她已经疏通了关系，决定临时跳槽到路透社，这样她就可以留下来。但是路透社决定撤走所有记者，只留下一个当地的报道员和一位摄影记者，玛莎说她报名了。
后来，战争爆发了，玛莎果然留了下来，等我们“二进”巴格达的时候还见到了她。记得当时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的平台上空空荡荡，只在一个突出的拐角处孤零零架着一台摄像机，一身黑衣的玛莎依旧坐在那里。
玛莎告诉我，开战后她在这个平台上，白天黑夜连续拍摄了四天四夜。当时世界各大电视台播放的轰炸巴格达的画面，多半都是出自玛莎之手。因为急着去采访，我和玛莎在美英联军对巴格达平均每半个小时就一个波次的轰炸间隙，一起抽了一支烟，简单聊了聊，之后便互道珍重。临走玛莎用有点沙哑的声音对我说：“等着我，我会去中国的。”
2013年重返伊拉克时，美联社的一位电视服务人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次直播前，她都要把所有设备认真地擦一遍，包括三脚架的腿。无论新闻传播的技术如何变革发展，敬业，永远是一位记者的核心竞争力。
2010年，我在新闻里得知玛莎去世了。之前，她已与结肠癌病魔抗争了3年。她活了59岁。在她去世前，CNN专门为玛莎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叫《无所畏惧：玛格丽特·摩丝的故事》。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玛莎已是癌症晚期，但她仍坦然面对：“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你已经很充实地活了一生。”
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新闻的孩子们，有多少人知道玛莎，或者被她的故事感动而投身新闻事业。我们的时代在变革，手段也在革新，记者手里的笔记本也被智能手机、微信、蓝光盘或者更高级的玩意儿所替代；媒体和传播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媒体岌岌可危，似乎前景黯淡。
前一阵有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看你们央视，再看网络，感觉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不过我想，无论怎样变革，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新闻的本质和记者的职业精神，就像玛莎这样的记者。
2．从巴格达到钓鱼岛
2013年12月初，在一个初冬的夜晚，我乘飞机从北京到上海，准备第二天对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做一次独家专访。
摄制组的其他成员已经在当天先期到达上海做准备工作，剩下我一人独行。出了虹桥机场，我排队打了一辆出租车。以我之前无数次到上海的体会，我知道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不像北京的“的哥”，他们不爱在车上跟乘客聊天。所以，我直接坐到了车的后排座椅上，简单告诉司机要去的酒店后，便不再作声，闷头坐车。
汽车驶出机场后，我才渐渐开始注意到这辆车和开车的司机。这辆出租车比较破旧，估计有些年头了，一路上它一直在“吱吱唧唧”发出刺耳的异响。可能是为了压住汽车发出的噪音，出租司机一路上开着CD。刚开始我并没有注意CD放的什么，只注意汽车那刺耳的异响声了，但有一刻，汽车停下来等红灯的时候，猛然间我听出来，CD里居然放的是日语歌曲，有点像邓丽君歌曲的那种怀旧日语歌曲。
这让我暗自诧异。要知道，在2013年的这个时候，在中日因为钓鱼岛问题剑拔弩张的背景下，在网上几乎一边倒“收拾小日本”的舆论环境下，我会在一辆中国上海的出租车上听到日语歌曲，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我对日语歌曲本身没有什么偏见，大学时还经常跟着“砖头”录音机唱邓丽君的那首《星》，但在破旧汽车刺耳的异响声伴奏中听着它，实在不堪其烦。终于，我忍受不了了，对司机大声说道：“师傅，把音乐关了！”
司机吓了一跳，不过随即顺从地关上了CD。好奇心促使我追问了一句：“你听得懂日语吗？”司机的回答倒是吓了我一跳：“听得懂啦。”司机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他曾经去日本打工，在日本住过几年。
听了这话，我多少理解了他的这种日本情结，便准备闭嘴继续坐车了。不想，这位司机的话匣子却一下子打开了。他操着浓重的上海方言说道：“其实日本人对中国人挺好的，人家只想着怎么过好生活，才不关心政治啦、两国关系啦这些虚的问题。”他的这番话一下子调动了我的兴趣。
于是，我顺着他的话反问道，可是现在中日关系很糟糕啊，日本人认为钓鱼岛是他们的啊？这可不是虚的政治啊。这位中年司机振振有词地说：“钓鱼岛关我们什么事啦？那么小个岛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啦？我们老百姓可怜巴拉的就是挣点钱过日子啦，这些都是政治家的事。”
“那要是日本真的抢了钓鱼岛，两国打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不也要受影响吗？”我问他。
司机不假思索地说道：“才不会的啦，我们的政府不敢打的啦……”
说话间车到了地方，在结账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师傅，你一个月跑出租很辛苦吧，能挣多少啊？”
“唉，也就一万多块钱吧。”中年司机回答我。
车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出租车扬长而去，留下我一脸的愕然。
和这位月进万元，张口闭口自己是不关心政治、钓鱼岛，可怜的小老百姓的出租车司机这番对话，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逆袭”，也让我陷入长长的反思。也许这位司机师傅是个个例，并不代表中国公众普遍的态度；也许是我长期身处国家电视台，不接地气；或者久居“帝都”，耳濡目染，“高高在上”。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有祖国的人，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它的命运，总不是什么错误，相反，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国际热点，都和我们的国家，也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日子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东当驻外记者的时候，中国人对埃及除了金字塔以外几乎没什么兴趣，什么“戴维营协议”、“中东和平进程”就好像是天方夜谭，远在天边。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大多数中国人只是抱着围观的心态，看美国人如何把萨达姆赶出了科威特。之后还有黎巴嫩内战、波黑战争，对于这些发生在别人家的事儿，我们的读者和观众就好像是在北京三环上看到车祸一样，减减速，看看热闹，然后该上哪儿上哪儿，没自己什么事。
作为国际新闻记者，我们那时候写的稿件、做的电视报道，充其量只能算是大餐之后的甜点，点缀而已。但尽管如此，那时候我们没有放弃，而是时刻想着要冲出去、突出去，突出国际报道不受关注的重围。因为我知道，随着中国的开放发展，外面的世界必将向我们疾驰而来。
1998年的伊拉克核查危机，以及当年12月美国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动的“沙漠之狐”打击行动，可以算是我作为国际新闻记者的一次成功突围。那个时候，中国观众第一次通过直播在电视上看到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背心的中国记者，出现在世界头条新闻的现场。然而，那一次最多算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成功报道，和我个人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亮点，真正让国人认识到国际问题离我们并不遥远，反而关乎我们切身利益的，是在几个月之后的前南斯拉夫。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了连续78天的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爆发。就在大多数人习惯性地认为这场战争和中国没多大关系的时候，当地时间5月7日夜间，美国从本土派出一架B-2轰炸机，用5枚（有说是4枚）精确制导炸弹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当场炸死4人，其中包括3名中国记者，炸伤多人，中国大使馆破坏严重。
震怒的中国百姓把各地的美国使领馆团团围住，世界各国和国内各地的抗议示威持续不断。时至今日，美国的此次“误炸”存在着诸多版本的解读和未解之谜，虽然当时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对这一事件报道的全过程，包括一连若干天的《焦点访谈》和直播连线报道，但除了我们的官方表态以外，我所了解的所谓“内幕”也并非权威，经不起推敲，所以谨慎起见，还是将这一历史事件留给今后，让时间去说明一切吧。
无论如何，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客观上成了中国公众关注国际新闻意识的一个分水岭，它也是西方世界开始警惕中国强大，谋划围堵中国的一个现实开端。可以说，从1999年的那个夜晚开始，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中国的崛起还必须经过一个艰难的环节——突围。
然而，中国的每一次突围都是巨大的考验，而且，代价也是高昂的。炸大使馆之后，一系列国际事件纷至沓来，它们或喜或悲，祸兮福兮，不一而论。
大使馆被炸的当年，中国加入了WTO。一年后，又发生了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之后，美国先打阿富汗，再打伊拉克。2008年，从汶川大地震的举国悲痛，到几个月后北京奥运会的扬眉吐气，历史似乎有意安排中国人集体坐了一回大悲大喜的过山车，来考验我们这个本来就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意志力。再往后，则是更多的纠结。中国成了世界老二，在专家学者们高谈阔论“中美共治”、“中美国”甚至“去美国化”的同时，人们发现，一股“中国威胁论”正在向世界更广的范围蔓延，从西方国家到中国周边的邻国，甚至远到中国花几十年时间苦心经营下的亚非拉“老朋友们”。直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也开始明朗了起来——美国明确表示要重返亚太，“再平衡”亚太地区。美国的真实目的再明显不过：遏制中国，管控中国的崛起。
一时间，中国的周边形势风云突变，波谲云诡。四周各个方向投向北京更多的不再是羡慕的眼光，而是指责、挑衅的手指。2012年，经济上被中国超越了的日本，决定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到这个时候，中国奉行了几十年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中国民众当中，带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情绪，热度开始升温。人们在问：为什么这些年我们与邻国的冲突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黄岩岛事件？为什么会有钓鱼岛争端？为什么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别人却老想着给我们使绊子？不少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外交政策太过软弱，所以周边小国都敢欺负到我们头上。其实，这有点像主持人名人圈里常说的一句话：你出得了多大的名，你就得挨多大的骂。
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的身份变了，你的影响力也大了。中国原来是汪洋里的一叶小舟，你动一动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来，别人也不会觉得你怎么样，不关心你。为什么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我们在南海并没有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要有个什么动作也不起什么波澜？因为那个时候别人没有感觉到你威胁到他。现在，中国由一叶扁舟变成万吨巨轮了，在我们周围溅起的波涛，也许就会在别人家门口引起海啸；或者你随便动一动，人家就会觉得你掀起了大浪，冲击了他。
所谓“中国威胁论”，其实我们并没有拿枪指着他或者到他们家门口，但是他感觉你现在太大了。这个问题既有想象也有现实，这既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现实问题，几乎是一个死结。我们中国要不要发展？要！但是你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逐渐变大变粗变壮，而别人没有变化，没有变粗变大，他们看着你一天天长大，当然心里不安全不踏实。别说是菲律宾对中国这么戒备了，美国也是这样。
基辛格是美国与中国最早接触的高层，我从1993年第一次采访他，前两年最后一次采访时，九十岁高龄的他中间居然睡着了。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的时候，美国人把中国人当回事吗？那时候只是说拉中国作为一个抗击苏联的盟友，然后来分化世界格局。那个时候，在尼克松、基辛格的眼里，中国只是当时美国与苏联冷战战略的一步棋，是他们一盘棋局的一粒棋子。但是现在中国一天天壮大了，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甚至很多人预测，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那美国就觉得该拿你当回事了。这就是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本质所在。
中国人现在高度关注国际问题，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热点，这是一个时代变革的产物，而且也是一个大趋势——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中国本身的很多利益也越来越要依靠外部。这样一个进程还在逐渐加快。
今天，世界上的一举一动，和中国百姓都会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随便哪儿有个风吹草动，比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问题，甚至欧盟的一个举措或者制裁措施，就会涉及我们很多沿海企业的就业和开工的问题，就意味着我们某些企业或者一个产业领域里的企业就要倒闭关门了，千千万万个中国工人要下岗，无数个家庭要面临新的选择了。当今世界离不开中国，但另一个现实是，今天的中国很依赖世界。
有人会问：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些问题，这两年突然间冒出来这么多矛盾呢？这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关。美国其实早就看到了中国的一步步发展，可能对其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大约就在炸中国大使馆的同时，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有了一套遏制中国、防范中国的行动策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9·11”事件发生了。“9·11”事件后，美国全身心忙着反恐和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没有精力管控中国，客观上，这又给了中国将近10年的黄金发展机会。所以，在那一段时期，尽管中国也遇到这样那样的刁难和围堵，但总体来讲还是比较顺的。而当奥巴马真正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抽身之后，我们的麻烦就来了。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绝对霸主，是一极世界的领袖和维护者，有着浓烈的帝国心态。美国也是个优秀的国家，这一点不容置疑。长期当“老大”、当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的警察，让美国练就了一套完整的策略、手段和方法。面对世界的各种“疑难杂症”，人们总感觉美国人的口袋里装着好几套锦囊妙计，随便掏出一套就足以置人于死地。
经常和我合作的一位国际问题专家宋晓军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对付中国，美国总能找到一两个你最薄弱的脚指头踩住，平时你不动，它可能也不使劲踩，而一旦你有什么大的动静，它就会使劲踩下去，让你疼得首尾不能兼顾。
以前是人权、西藏以及中国最敏感的台湾问题，这两年，美国人又发展出了南海问题，再加上钓鱼岛争端。中美两国爆发全面战争，这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没有可能。中国不想打，美国更不愿意。但美国人熟读兵书，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髓所在，他们知道，现阶段是遏制、管控一个雄心勃勃中国的最佳时期。
说到底，中美之间是一场大国的博弈，是一个帝国与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角力。这场博弈中，美国的综合优势是明显的，其中，我认为有几个关键点是目前中国所不具备的。
第一，美国朋友多。毛泽东时期，中国有一句口号：美帝国主义失道寡助，而热爱和平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指中国）得道多助。但这些年人们注意到，无论是绕开联合国单打伊拉克，还是和北约一起收拾利比亚，包括最近差一点动手的叙利亚，只要美国把战旗一挥，总会在它的身边聚拢一些“哥儿们”，除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几个“铁哥儿们”，还会有少则一二十个，多则四五十个甚至更多的追随者为美国助阵站台。其实，以美国的实力，要想打像利比亚、叙利亚这样一般的国家，根本无须别人帮忙，靠它自己一家就足够搞定一切，但美国不这样，每次都要搞一个“自愿联盟”，哪怕某一个国家只是象征性地派一名厨师（像当年伊拉克战争时的某个原东欧国家那样），那也算给这个联盟凑了个份子，自然也壮了声势。
而反观中国，今天，世界范围内我们真正的朋友寥寥无几。有人说，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我们不搞结盟，我们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别忘了不结盟、独立自主的主张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也有人说，我们几十年又是援助又是援建，出钱出力，到头来全喂了白眼儿狼了。我相信这话有人不爱听，但话糙理不糙，现实的确如此。无论怎样，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理念必须跟上变化。况且，任何一个大国要想真正崛起，没有盟友是不行的。所谓，出来混，靠哥儿们。
第二，美国人懂外交，会来事儿。2013年8月3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就叙利亚局势发表声明，称确定美国将对叙利亚发起有限范围的军事打击。听到奥巴马的讲话，人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美国人要对叙利亚动手。当然，后来由于美国国会几乎一边倒的反对意见和俄罗斯的“搅局”，事态发生了逆转。但是细心的人会注意到，仅仅为了一个“有限的军事打击”，美国人都会把文章做足。
从总统到国务卿到国防部长，美国“国安会”的所有成员全体出动，挨个给相关的国家领导人亲自打电话，做工作，奥巴马还利用参加在俄罗斯举行的G20峰会的机会，当面说服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支持美国。最突出的是，奥巴马居然在三天之内，连续接受了七八家主要电视公司的采访，一遍又一遍地向世界和美国公众“背书”。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出席完国会的质询后更是马不停蹄，紧急出访海外，宣讲美国立场。
其实，每一次战争前，美国政府、国会包括军队，都会展开类似大规模的外交和公关的“宣讲运动”，哪怕像伊拉克战争前，关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的谎言，美国也会在全世界（甚至在联合国的讲台上）重复上千遍，直到人们对此确信不已。而且，美国人善于玩公关战术，有着完整的理论基础和高超的实践经验。
美国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让世人都觉得美国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是在“为民除害”。这一点，是中国应该好好学习的。
我们的外交，还停留在由“无可奉告”，向背诵原则立场过渡的初级阶段。很多时候，给人感觉我们的外宣太过简单、呆板，缺乏个性，语言也很难打动人心。往往针对一个问题，我们先要习惯性地搞出一个统一口径，然后由每一级发言人和官员一字不差地去背诵出来。
比如，针对“中国威胁论”，我们的统一说法就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是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力量，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针对钓鱼岛问题也是很原则性的那几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回到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据说，我们的领导人出访和会见外宾的时候，外交部门也为他们提供类似“标准答案”式的表态口径。
最近几年，中央开始强调中国外宣的“话语权”和语言艺术，外交部门也开始研究实践“公共外交”，这是可喜的变化，也算是“与时俱进”吧！因为，当今世界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和“少说多做”的时代，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要从别人的围堵中成功突围，就必须既要多做也要多说，而且还要学会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里。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纵然拦在中国崛起前方的有座座大山，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单极世界的既得利益者们，有与中国存在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也有被人“踩着脚指头”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这一类涉及中国主权的核心利益，但中国崛起的关键是中国人自己，是十几亿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拦在我们前面的大山是搬不走的，去除不掉的，我们只能想办法翻过去，突围出去。被人踩着的肢体更不能“壮士断臂”，来个同归于尽。
3．从曼德拉到金正恩
曼德拉和金正恩，这是两位我至今没有采访过的政治家。曼德拉于2013年12月5日与世长辞了。而金正恩虽然还很年轻，但估计我能够采访他的机会，只有百分之0.001（2010年朝鲜中央通讯社针对韩国胆敢侵犯其领土发出威胁时的用语）。
曼德拉是我一直渴望能够采访一次的政治家。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当选新南非首任黑人总统。当年5月，南非举行了盛大的总统就职仪式，我们结合这一重大新闻，在刚刚开播的《焦点访谈》栏目中制作了一期节目——《丧钟为谁敲响》。那期节目让中国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南非这个国家，也了解了曼德拉这个名字。
节目中有几个细节处理，是我和同事们精心设计并且为之得意洋洋的。节目开始，我坐在《焦点访谈》演播室里面，对镜头洋洋洒洒说了一番掷地有声的“串词”，大意就是：说到南非，恐怕很多中国人多少有点陌生，其实南非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我们不说它的金矿，也不说它的美丽，我们先通过一段画面看一看真实的南非。
说完这话，我一转身面向身后的大屏幕望去，这时候镜头缓缓推向大屏幕并叠入一段南非大使馆为我们提供的介绍南非的宣传片。那是一段类似于MTV的电视片，片子拍得美轮美奂，也极为震撼。
当片子播完后，镜头回到演播室，我从望着大屏幕的姿态转回身来，面对镜头继续说道：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却实行了一种人类最黑暗的种族隔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黑人不能和白人上一所学校，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甚至不能上同一个厕所。终于，这种情况改变了。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了，就在上个月，南非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面大选，并选出了一位黑人总统，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
“今天，我们汇聚于此，对于新生的自由赋予光辉和希望……这片美丽的土地永远、永远、永远再不会经历人对人的压迫，以及遭全世界唾弃的屈辱。对于如此光辉的成就，太阳永远不会停止照耀。”画面出现曼德拉的身影和他那悠扬的声音。
那是一期成功的《焦点访谈》，它为我赢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也大抵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我对曼德拉充满了好奇。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意志与坚韧来自于何处？在他眼里，怎样的世界才算完美？而他又是如何看待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些问题都是我想当面向他讨教的。
1999年，曼德拉来中国访问，而遗憾的是，我错过了离采访他最近的一次机会。访华后，曼德拉结束了任期，没有寻求连任，只当了一届总统。这让我对他更加另眼看待。虽然那时候曼德拉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但如果他想连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况且，一个人奋斗了一辈子，还为此坐了近30年的牢，好不容易看到他斗争的一切成为现实，而他在南非国内外的声誉又如日中天，万民爱戴，他却选择了停止。这是怎样一种心胸和境界？权力到底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难道他是个“神”？！
曼德拉去世后，世界各地都在悼念他。在北京的南非大使馆外，人们也摆上了鲜花蜡烛缅怀他。在微信上看到我的一位同事发了照片，我略带诧异地问他：“亲自去悼念了？”他回复道：“家离得近，带儿子去看看，对他是个教育。儿子到了需要独立思考的年纪，我们带他去看那些摆放在使馆前面的花束，就是想让他去思考，一个万里之外的异国老人，为什么能够赢得超国界、肤色、种族的尊敬与爱戴。让他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应当如何面对可能遭遇的不公、纷争、歧见与隔离。”
同事的话，回答了这些年我一直试图探寻的关于曼德拉的答案。人们祟敬曼德拉，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性的一种辉煌，他身上有一种让人励志的精神——坚韧、忍耐、宽容。这种精神，恰恰是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最缺乏也最渴望拥有的。作为政治家，曼德拉其实是一个特例。
严格来讲，作为一国总统，曼德拉的功绩乏善可陈。在他治下的南非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崛起，民族团结，欣欣向荣，却相反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出现了黑人反过来欺压白人的新的种族歧视现象。有专家点评，曼德拉作为政治家的辉煌，在1994年他宣誓就职新南非总统之后就画上了句号。但这并不影响曼德拉的伟大。
曼德拉代表的，是由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这种精神是对权威的蔑视，对公正、平等、民主与自由的追求。而这种精神的具体实施手段——宽容、理性与博爱则是一种超越了报复、仇恨的祟高境界。它不但考验着一个人以及一种政治运动的品质、决心，还有他们的信仰与智慧。
不同的时代，会催生出带有那个时代色彩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曼德拉其实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当然，那个时代更多的并不是非暴力，那是一个自由、民主、权利并不普遍的时代，而要获取这些，更多的时候需要付出血的代价。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还包括毛泽东、马丁·路德·金、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基辛格，甚至还可以包括在年龄比他们小许多的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
那是一个如火如荼、血雨腥风的时代。那是一个通过斗争，争取独立、公平和自由的，火红的、略带浪漫主义的年代。那是一个乱世出英豪的年代。这些英豪们用他们个人的奋斗和强烈的个性，也曾主导过历史的进程，主宰过国家的走向和人民的苦与乐。他们中的有些人会被历史记住，也有一些会被遗忘。
当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卡斯特罗共唱《美丽的哈瓦那》时；当我坐在查韦斯对面，听他朗诵他写给子女、类似遗言的诗歌时；当我在加沙，看着阿拉法特用颤抖的手指，比画着他对建立自己国家的坚定信念时；当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基辛格，时而纵论他对中美关系的高见，时而又会忽然在采访中睡着时……我知道，我是在面对一个时代，一个已经渐渐远去的时代。
相比之下，当下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家们已经旧貌换新颜，是全新的一代人了。他们年轻，他们时尚，他们由于时代的变革拥有新的理念，有时候他们还会显得很可爱。但本质上，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是可怕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他们那个圈子的利益，他们玩的是政治，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游戏。所以，尽管他们嘴上也常喊着多极化、地球村、普世价值，时常跑跑步、骑骑自行车，身体力行倡导低碳生活，来到中国更是嘴上抹蜜、引经据典，背上两句孔子的话，再把中国和中国人民狠狠地夸上一番，但骨子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原形毕露。
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和别人套近乎，总喜欢把某个外国人冠之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哪个外国领导人会说两句中文，就会认为那人肯定是“亲华、知华”派的，要是有个跟我们长得一样的华裔，那就更了不得了，那感觉就好像人家是咱们潜伏到别人国家的“余则成”。
事实上呢？我们的“老朋友们”除了来中国次数比较多，时常说两句中国人爱听的好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人家还不是该骂你就骂你，该投你的反对票照投？指不定暗地里还会为自己国家的决策者们就如何围堵中国出谋划策呢。
这些年，来中国的外国领导人像是中了邪一样，都会临时抱佛脚学两句中国的古语，来到中国给中国的公众（往往是大学生们）显摆一番，我们的媒体也像被人家点了穴一样大肆报道。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传来他（或者她）见了达赖、给台湾卖武器、支持“西藏独立”，或者宣布对中国的某个产品实施制裁这样的消息。至于说那些个华裔们，还能说什么呢？人家自己就有个形象的形容——“黄香蕉”，意思是说，虽然看上去和我们一样是黄皮肤黑眼睛，但里面的心是白的。
小布什当政期间，有一位华裔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了美国政府内阁，当了美国的劳工部长，她的中文名字叫赵小兰。几年前我专访她时就闹得不太愉快。
采访地点安排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内进行，我们的摄制组早早来到现场，开始布置采访场景，架设灯光和摄像机的机位。我的《高端访问》摄制组是一支非常专业的团队，每次采访我们都会提前一两个小时到现场，精心设计场面，安排景别，布设灯光。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画面效果，我们还花大价钱专门购置了一套德国的灯光设备，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六七盏专业的灯。为了让被采访者满意，我们每次还会专门带一个小监视器，让对方负责的人亲自检查摄像效果。
那一次，在赵小兰出现之前，她的助手也专门跑过来，仔细审核了我们的镜头效果，认为很好。我们也特别跟她的助理强调，按照我们每次人物专访的惯例，当赵小兰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拍摄一组她走进来，我上前迎接她，请她落座的镜头，她的助手当时明确表示没有问题。然而，一切在赵小兰入场后就变了。
当她看见摄像机在拍摄她走进来的镜头时，脸色骤变，停下来大声呵斥道：No Picture（不许拍）！然后转身就往回走。我们莫名其妙，之前不是说好的吗？在经过了一番交涉和解释后，赵小兰终于回来了。
坐下来后，我堆着满脸笑向她解释，刚才拍摄是事先征得她助理的同意的。赵小兰一脸的不高兴，未置可否地“哼”了一声。然后她开始前后左右打量起来，很快便又一次爆发了。她用英文对她助手和我抱怨说，拍摄的镜头不好看，灯光刺眼，不够柔和。
在她喋喋不休了近五分钟后，我冲她的助手无奈地摊开双手：你们之前是看过的，现在怎么办？要不你们说怎么拍？现场的气氛异常凝重、紧张。最后，为了保证采访进行下去，我们只能按照赵小兰的意思，重新调整机位和灯光。虽然当时我就知道，赵小兰曾经在一家华语电视台客串过主持人，对电视应该不算是外行，但老实说，从专业角度来讲，她那样的调整只能用一个词形容：“业余”。
一切平静下来后，采访开始。由于她的华裔背景，自然在我的问题中也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她如何开始从政的，华裔在美国社会如何突破“玻璃天花板”，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对中美关系的期待等等。
而很快，我就注意到，每当我在问题中提到“Chinese American（华裔）”这个词的时候，赵小兰在她的回答中，一定会很强调地把这个词改称为“Asian American（亚裔）”，而且每次都是这样。感觉她似乎特别怕人知道她祖上是中国人，有意避开华裔这个字眼。
当然，在美国，人们在种族、肤色等问题上特别小心，生怕被人误读你有歧视倾向。在美国，祖籍是非洲的黑人都会被统称为“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祖籍是拉丁美洲的被统称为“Latino American（拉丁裔）”，自然，来自亚洲各国的移民也被称作是“Asian American”。惟一的例外是欧洲来的白人，人家不说自己是“European American（欧洲裔）”，而是直接自豪地说自己是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德国裔等等。可能越被歧视的人反而对歧视越敏感吧。但让我不解的是，赵小兰是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你将面对的是你父辈们的骨肉同胞，对着他们，说自己是个华人，不算什么大逆不道吧？
赵小兰当美国劳工部长的时候经常访问中国，也在各地演讲，大谈中美合作，但她毕竟代表的是美国政府的立场，维护的是美国人的利益。有一年，美国国内的政客和媒体开始炮轰中国，认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造成了美国工人失业大幅增加，赵小兰毅然率领一支“高级”代表团来华“兴师问罪”。她在出发前的公报中说，为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她将同中国方面进行磋商，“以确保中国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工作条件与其经济发展速度保持步调一致”。
我在采访时任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女士时，她强调自己“亚裔”，回避“华裔”这个词。而后来很受国内媒体热捧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则自称为有中国血统而自豪，但他也强调，会忠实地为美国利益“服务”。
这几年，她不当部长了，调门倒是降低了不少，到处演讲，接受采访，也乐于将自己的华人背景挂在嘴边，人好像也变得随和多了，国内大小媒体很买她的账，时常拿赵小兰的故事来激励奋斗中的年轻人。只不过，每当我看到她，耳边就会响起那个词——“Asian American”。
另一位最近很受国人热捧的“Asian American”，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前商务部长骆家辉。说实话，当他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换咖啡喝等“事迹”被广为传颂的时候，我并没有太以为然。中国的大使在外国如此勤俭节约的也大有人在，况且外交官在外享受什么待遇，各国是有不同标准的，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标准绝对比中国的标准高。一种可能是，美国的财务制度比中国的灵活，可以包干，也就是说，你省下的可以归你自己腰包。
然而，当后来美国大使馆率先公布北京市的P.M 2.5空气质量数据，和之后的“陈光诚事件”后，让我对这位几年前曾经采访过的美国政客另眼看待了。虽然和赵小兰不同，骆家辉自称为有中国血统而“自豪”，但他也强调，他更为是个美国人自豪，会忠实地为美国利益而“服务”。
和他在中国接受采访时的调门不同，回到美国，骆家辉更会实话实说。2012年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专访时，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中国的发展意图让全世界担心。中国的行为方式令人担忧，包括南海领土争端以及经济政策，中国应当遵守国际规则及国际贸易体系等等。
其实，当今世界的政客和政治家们，特别是西方政治家，个个都是各自国家的顶尖好手，他们推祟利益，信奉务实哲学。为了达到目的，有时候他们很善于放下身段，投你所好。在我看来，赵本山最大的贡献是让全中国人知道了一个词——忽悠。而将“忽悠”在中国人身上玩得最出色的，却是这些外国的政客们。
2013年底，英国首相卡梅伦来中国访问。两年多前，卡梅伦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在伦敦以“私人形式”会见了达赖，招致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两国关系因此受到影响，中方还推迟了卡梅伦原来访华的计划。时过境迁，两年后，卡梅伦率领了“史上最庞大的”英国工商代表团来到中国，攒足了精神要和中国“照常营业”。
事前，英国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为了讨好中国网民，让卡梅伦在中国一家网站开了自己的微博，还放出话要坐一坐中国在世界领先的高铁，吃一顿四川火锅。当然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是必不可少的。英国人挑选了两家媒体一前一后对卡梅伦专访，一家是杨澜，另一家就是我。杨澜在前，卡梅伦访问前，杨澜去伦敦采访了卡梅伦，而我的专访被安排在卡梅伦访问上海时进行。
卡梅伦是典型的当今新生代政治家，他出生于1966年（比我还小三岁，瞧瞧人家），2010年当选英国首相，是英国近20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他的家族出身显赫，有着王室血统，据说是英王威廉四世和情妇多丽西娅·佐敦（Dorothea Jordan）的私生孩子的直系后裔。
2010年，卡梅伦第一次访华时我就在北京采访过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卡梅伦阳光、干练、富有朝气，不像他祖上那些贵族拿着捏着，更像是一个现代英国大男孩。但一番对话下来，我意识到，这位笑容灿烂的英国大男孩城府却很深，他很善于使用外交辞令，该表达的原则立场不会客气，该说的好话也绝不吝惜。比如，他坚持认为中国发展不是威胁而是各国的机会等等。
而且，这位英国的政治家一点都不糊涂。该见的人他也见了，中国不满也就不满了，接下来“大英帝国”还是要同中国发展关系，做买卖的。因为，眼见着法国、德国的领导人跑到中国大把大把地拿订单，日子并不好过的英国不甘落后。国际关系就是这样，利益永远是第一位，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这一次，卡梅伦毫不示弱，一百多位英国大小企业的老板们跟着，拉开架势，展开了又一次中国之旅。
英国方面很重视卡梅伦在央视的采访，刚开始承诺给我们40分钟的独家专访，并提出希望采访的新闻能上一条《新闻联播》。我请示了电视台领导后答应了英方。但后来不知何故，英国方面缩短了采访时间，说卡梅伦行程太紧，还要照顾英国媒体的采访要求，只能给我们8分钟的采访时间。我没太当回事，缩短就缩短吧，到时候现场看情况吧，只要能采访就行。
采访安排在有着100多年历史的上海瑞金洲际酒店进行，可能是来的人太多，英国人干脆把那家酒店全包了。进入酒店大院，扑面而来的是一派英伦气息和浓浓的商业气味，大堂的门前，停放着两辆由中国吉利集团收购英国伦敦出租车公司后，生产伦敦经典的黑色出租车。后来卡梅伦和吉利的李书福，还在这两辆出租车前合影留念，并感谢李书福拯救了英国出租车品牌。大堂里面还摆放着一辆英国名牌的折叠自行车，两侧的张贴画上印着“Businessis GREAT Britain”（大意：大不列颠就是商业）。那场面更像是一场贸易博览会。
卡梅伦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几件新闻大事，一个是中国公布了东海防空识别区，日美相继向中国发难，另一个是2013年12月是《开罗宣言》发表70周年。卡梅伦在出发前又进一步向中国示好，声称“英国要做中国在西方国家最强的支持者”。而恰巧就在采访的前一天，英国驱逐舰编队访问日本，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会见英国海军参谋长泽姆贝拉斯，双方就合作应对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达成一致”。
于是，我决定调整问题单，围绕着这几件新闻事件和背景，“拷问”一下卡梅伦和他的诚意。采访开始前，卡梅伦的媒体助手在现场再一次向我强调，采访又一次缩短，只能有6分钟。所以，采访一开始我就加快节奏，一口气把前一天夜里修改了的问题单一个接一个地抛给了卡梅伦，直到他那个助手在我对面蹦着脚第N次示意我结束为止，整场专访进行了将近12分钟，是6分钟的一倍。以下就是那天采访的实录：
水均益：首相先生，这是您第二次以首相的身份访问中国，我们也知道自从2012年5月以来，也就是您上次访问中国之后，在外交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这次访问，您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卡梅伦：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积极的访问，我觉得中英两国关系也非常好。对于过去的一些问题，我们双方也都有理解。如今，正如李总理昨天所说的，中英两国的关系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英国希望看到中国取得成功。英国相信中国的成功不仅会使中国自身受益，也会让全世界受益。我们希望看到英国企业、英国投资来到中国，但同时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到英国来投资。我们是世界上最开放、最受欢迎的国家之一。所以这就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这一关系也是我所讨论的众多议题之一。
水均益：我注意到您昨天表示英国将成为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最强支持者。首相先生，我也注意到，您也在来访之前也开设了微博，一天之内您就拥有了近12万粉丝。很多人都关注您的访问。但同时，也是在昨天，您的海军参谋长泽姆贝拉斯同日本防卫大臣就合作应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达成一致意向。所以这就在中国民众之间产生了一种疑惑，您所说的成为中国的支持者是指什么？
卡梅伦：我说的意思是，英国经济对中国的开放程度将会比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大、更灵活。我们欢迎中国的企业在英国的核工业领域投资，在英国的机场建设领域投资，在更多公共设施领域投资，比如水资源领域。对此我们非常的开放、非常欢迎。如今有将近超过10万的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学习，我们也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来英国留学。我们不仅是在经济领域采取对中国开放的态度。我们同时也支持，中国与英国应该在更多领域开展自由贸易。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支持欧盟同中国建立自贸区的决定。我们曾经同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就为争取更好的贸易协议、更加便捷的贸易手续方面开展过合作。所以英国商品、中国商品、英国的服务、中国的服务可以遍及全球。这是友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对于你刚才所提到的防空识别区一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欧盟已经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一份非常注重平衡的声明，英国也支持这份声明的立场。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地区所有的紧张形势与困难都能够得到缓解。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这是英国的态度，也是欧盟的态度。
水均益：我注意到，昨天您同李克强总理都共同强调了，我们两国要增强政治互信、并在各方面问题上两国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那么刚才提到的防空识别区一事是否也属于这样的问题范围？
卡梅伦：英国同中国在很多领域都保持着良好互信。我们都希望看到我们的经济增长，希望看到我们两国更多的国民就业，解决贫困问题，我们都希望发展我们的经济。当然全世界都面临很多问题，我们也都对此有着相似的态度。但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之间的一些不同，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方式方法，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差异，用相互理解、尊重的方式来看待这些问题。
水均益：首相先生，70年前，1943年12月1日，英国、美国和中国共同发表了《开罗宣言》，70年后的今天，有些人开始发出了某种声音，他们想摆脱《开罗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我对《开罗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的理解是，它是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秩序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在您看来，70年前签署发表的《开罗宣言》重要意义是什么？签署人当中包括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卡梅伦：我们的确认为这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份宣言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战后国际社会稳定的影响。这是各方努力的结果。英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我们所说的太平洋战争中，在很多战斗中，我们都是为了去阻止当时事态的发展。例如，当时日本的扩张以及当时他们对其他国家国民的不公对待。当时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为这些问题找到出路。如今，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家，需要良好、稳定、友好的国际关系。
水均益：您曾经说过，英国需要企业家和冒险家的精神，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这样充满挑战的方式经营贸易，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正面临一种越来越多的担忧，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所以面对这些持“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您会告诉他们什么？中国是一种威胁吗？
卡梅伦：绝对不是，对于我来说，中国明显是一种机遇而不是威胁。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30年来几乎每年10％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每8年就会翻一番。有些人可能会把它看成一种威胁，想借此来设置贸易壁垒，英国完全反对这一观点。中国的发展是巨大的机遇，这对于中国人民、世界经济以及英国人民来说都是机遇。如果我们同中国开展更多的贸易、在中国投资更多，欢迎更多的中国投资、留学生、企业来到英国，那我们就能抓住这个机遇。我刚刚同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举行了会晤。我希望更多的英国企业，特别是奢侈品牌能够在这个网络交易平台上销售。因为随着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他们可以购买英国产品、英国制造，他们可以欣赏英国电视节目、看英国电影。我们在这方面是世界第二。我们在音乐、电视节目、电影等方面都位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我们有许多非常好的英国大品牌，例如最受欢迎的零售商。我们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感到非常激动，这是机遇而非威胁。值得铭记的是，中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使很多人摆脱了贫困，这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所用的时间都要短。这种增长的模式、市场发展的模式，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正确原因。
水均益：这次您还带领了一支百人规模的企业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您曾经说过愿意做英国的推销员，所以这次您来到中国想推销什么？
卡梅伦：我这次的代表团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其中包括一些英国的大企业，比如空客公司，空客公司的飞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青睐的一种产品。但同时也有很多的非常小的企业、微型企业的代表。比如自行车生产商、香肠生产商，所以这个代表团囊括了从香肠生产商到航空公司这样的企业。所以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两国间经济的互补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内消费水平就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对英国商品、英国品牌、英国服务业，包括金融和保险领域来说有着更大的需求。同时我也认为，这对医保、教育、规划、建筑服务、环境服务等领域来说是机遇。在有些领域英国是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在这些方面都有很丰富的专业知识。在文化机构领域也是这样，我希望看到我们两国更多的博物馆能够建立伙伴关系、有更多的艺术家交流、更多的民间往来。
水均益：首相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的行程非常紧凑、忙碌。英国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最近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刚刚举行，双方签署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人们现在开始期待中国同欧盟签订自贸协定。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贸易和双边合作中存在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您的观点是什么？
卡梅伦：我强烈支持自由贸易，我也非常支持开展关于自贸协定的工作。因为我想看到的不仅是消除贸易壁垒，而是市场的开放，这就包括欧盟市场的开放，也包括中国市场的开放，我认为中国还有更多领域可以开放，例如金融、保险、银行等领域，同时确保知识产权得到正当保护，所以这是双方都需要努力的工作，我愿意把这叫作双赢合作，所以我认为这可以更好地通过自贸协定来实现。
水均益：非常感谢首相先生（谢谢），顺便问一句，您会去成都吃火锅吗？
卡梅伦：我说过我很愿意，所以我会去的。
水均益：好的，非常感谢。
卡梅伦：非常感谢。
水均益：很期待下次与您见面。
在当天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我们以“卡梅伦表示《开罗宣言》对战后国际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为题制作了一条新闻，并在当晚的《环球视线》栏目中播出了专访的完整版。
事后，我在网上看见有人评论这次采访，说水均益对卡梅伦有点不爽：“水均益问卡梅伦，你说要做中国在西方的最强支持者，但是您的海军官员和日本防卫相一起对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说三道四，英国到底哪方面支持中国？卡梅伦狡辩说经济合作方面。最后，水均益起身离开时突然说，我再插一个问题，您去成都要吃火锅吗？卡梅伦说要吃。看得出水均益心里有点不满和不爽。”
新闻老兵，一往直前！这是我在去萨达姆老家时的照片。在观众们心目中，我可能出现得最多的形象是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摄像机前侃侃而谈，但事实上我脑海中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一个背着大包、风尘仆仆的记者。这本书出版前，我曾坚持使用这张我“在路上”的照片做封面，可惜责编不答应。
有不少网友跟帖，有的说，水均益的问题让首相大人在中国很尴尬，他人还在中国，那边海军军官就冒泡；还有人说，卡梅伦脸皮真厚。甚至有人猜测那个火锅的问题另有文章，言外之意，英国人别想拿中国开涮。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那么深奥。
而说起来，卡梅伦的回答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他是个西方的政治家，是不是拿中国开涮，“忽悠”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拿到我要的利益。为此，他可以随时向你露出笑脸。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时代》周刊做了一期卡梅伦的封面人物，标题是：《在这张笑脸的背后》。
就在卡梅伦在成都品尝火锅的时候，“世纪老人”曼德拉走完了自己人生最后的路程，紧跟着，亚洲一位更年轻的80后领导人用一个令人“惊悚”的举动，向人们表明他绝非等闲之辈。
朝鲜中央电视台2013年12月9日下午报道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消息时，播出朝鲜二号人物、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在会场上被两名军人从座位上直接架走的画面。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朝鲜公开高级官员被当众逮捕的画面极为罕见，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一次。朝中社说，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出席并指导了会议。
张成泽现年67岁，是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胞妹金敬姬的丈夫、金正恩的姑父，先前任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等职，人民军大将军衔。
曼德拉和金正恩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他们无论在信仰、智慧还是品质、个性上都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历史让他们同时出现在了一起，一起上了“头条”，这也许不是一种单纯的巧合。应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网络化、个人化的时代，出现金正恩这样的政治领袖是罕见的，至少也是少见的。两年前当他的父亲金正日去世，金正恩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媒体的视野时，人们用好奇和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位80后的青年人。
由于朝鲜是当今世界对内专制对外封闭的典型代表国家，所以当金正日去世，他的小儿子出来接班，人们除了对这种封建的家族世袭好奇之外，更多的是在揣测，一个1983年出生的毛头小子能不能顺利接班，坐稳江山。
而西方的媒体和分析更是大胆地预测，朝鲜的前路恐怕凶多吉少，理由是，朝鲜内部派系复杂，特别是军队在朝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金正恩初出茅庐，涉世未深，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摆平这一切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对外，朝鲜又面临着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更为严厉的打压和制裁，日子不会好过。《时代》周刊也给金正恩做过一期封面，设计的标题是——《一个有核国家未经考验的领导者：走进金正恩的奇特世界》。
也有人分析，金正恩是个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过祖父和父亲那一辈人“革命斗争”的熏陶，从他曾在西方（瑞士）留学的经历，以及传说他和普通男孩子一样痴迷电脑游戏、动作电影和NBA这些背景来看，不排除金正恩接班后将朝鲜带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可能，因为，一个在瑞士那样风景如画、和平祥和的国家曾度过四年少年时光的人，一旦成为领导者，一定会将自己国家，带出目前这种“奇特”的窘境。
刚开始，人们似乎隐隐看到了这样的迹象。除了视察军队以外，金正恩更多地出现在与民生关系更大的场所——水产基地、针织网厂、露天剧场、滑雪场。其中有一幕很有意思，在参观大同江果树综合农场第一工厂时，金正恩看到由水果加工并提炼而成的各色香水后，表现得非常有兴致。他挑选出其中一款，在手背上喷了一些然后轻轻晃动鉴赏味道。他的动作专业、表情陶醉。这让很多西方人浮想联翩。
另外，金正恩还高调推出了自己的夫人——李雪主。在金正恩参加的各种活动上，这位年轻貌美的朝鲜著名歌手，总是伴随在丈夫的身边，这也让人们理解为一种开放、更具人情味的举动。他几次单独邀请美国篮球明星罗德曼到朝鲜，并陪同他一起看篮球比赛的场景，更让美国人怦然心动。
然而很快，金正恩就用实际行动告诉研究他的人，除了香水，他更相信父辈留下来的一切：派头、核武器和权力。掌权后的金正恩无论走路、说话，一举一动都和他的祖父金日成十分相像。据知情人说，金正恩其实是在刻意模仿金日成，好告诉朝鲜人民，他不仅仅在思想上是“主体思想”继承人。
2013年2月12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在咸境北道吉州郡丰溪里地区进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试验，并引发4.9级的人工地震。金正恩的举动彻底激怒了国际社会，中国也罕见地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上投了赞成票。中国还采取了实际行动落实联合国的决议，停止了近一半对朝鲜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也少有地对朝鲜放了狠话，批评朝鲜“为了一己私利”搅乱地区安宁。
至于当众逮捕自己的姑父、父亲为他留下的“托孤大臣”张成泽，我不太相信西方有人说的那样，是金正恩迫于军队的压力不得已为之，当然，更不相信有人说是张成泽乱搞男女关系，惹急了自己姑姑的“后宫版”演绎。比较靠谱的推测是，这是金正恩上台后，一系列巩固自己地位的权力斗争中的一环，更有专家说，这表明金正恩大权在握、政权稳定的自信心。如果真是如此，那世界倒是要好好再重新认识一下这位80后了。
从曼德拉到金正恩，我们并不能说世界在倒退，他们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况且在世界范围内，这两个人都不具备可复制性。不过，从这两个人身上，也从今天国际舞台上活跃的政治家身上，我们应该能看出当今世界政治生态的真实。
毛泽东时期，中国有句口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今天的国际政治虽然不是革命，但一样是会流血死人的。因为，大变革下一定会有利益的争夺与再分配，当资源充足时，人们可以“资源共享、利益均沾”，而当资源紧缺，甚至生死攸关时，利益的分配就会是排他的，也会是“去他的”。任何时代赋予自己时代的政治人物和政治领袖们的神圣使命，便是争夺利益，“去他的”。
跋
笑对名利
我加盟央视的最初动力，是希望能够以更加具有传播效果的方式来做新闻，这是我身在新华社“脚踩两只船”做央视《焦点时刻》国际报道的想法。可是，当1995年我被正式调进中央电视台，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电视平台巨大的传播力，使我无意当中成了一位“名人”。走到哪儿，都能被认出来。后来出行时，墨镜和帽子成了我的固定装备。
当然，我这样乔装打扮，并不是摆谱，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时候我去街头小店吃碗兰州牛肉面，要是不加掩饰就这么进去，那么从服务员到吃面的客人都会认出来，然后这个要跟你合影，那个要跟你聊两句，有的可能还要个签名什么的，这碗面就别想吃下去了，同时也干扰了人家店里做生意。
成为名人之后，除了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更要在心理上面对“名利场”的考验。这么多年以来，我也是经过了一番调整和适应，终于能清醒地看待这一切。名和利，来得容易，去得也很快。这些年在电视荧屏上，划过了一颗一颗星星，有的一夜成名，有的转瞬即逝。随着时间流逝，有谁还记得那些昙花一现的明星？
我的老母亲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要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失去了光环，变得暗淡，你未必能够承受得了。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在这个名利圈里的人，应该做好一种思想准备，就是总有一天，你会像那颗从天际划过的星星一样，失去光亮，回归到本真的状态。这种时候，内心一定要充实，以一种淡然的心情，去看待你所获得的，看待你可能失去的。人的一生在不断地变化当中，有起有落，你有大红大紫的时候，也会有非常郁闷失落的时候。
有时候，我参加一些活动，看见一些过了气的老艺术家、老演员、老歌手，坐在正如日中天的当红偶像旁边，眼神里透露出一种凄凉。那种反差，我看在眼里，也会触景生情，给自己一个警示。我偶尔也会面对一些类似的境况，某个新主持人突然火得一塌糊涂，要说我心里一点涟漪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能做到，让自己心情平复，去客观淡定地接受这件事。这就是现实。
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成名的平台，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名利场，因为人就是这样，有了名就有利，在面对名利时，大多数人很难逃脱内在的规律，就是会竭尽全力，不断地追逐名利，欲壑难填，没有止境。今天你攀上了一个新的平台，明天就想上到更高的平台，今天上《东方时空》，明天就想上《焦点访谈》，后天就想上央视一套的大直播，大后天你就想上春节联欢晚会，恨不得哪儿哪儿都是你。
但是，这个舞台上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也没人能够永远独霸天下。我一直提醒自己首先是一个记者，是一个新闻人，我的技能是新闻编辑记者，这方面的业务能力我从来就没丢过。到现在我还时常要编编稿子，写写词儿，包括2013年重返伊拉克的策划，我也深度参与。时至今日，很多节目的串联词、主持人出镜的话、采访稿之类，都会有人提供给我，但我肯定自己都会再过一遍，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写。
我要保持自己在这方面的实力。因为我认识到，作为一个脸蛋儿出镜，在央视这样的平台上，生命力是很短暂的，不会永葆青春。而如果我是一个记者型的节目主持人，只要国家政策规定允许，哪怕白发苍苍我依然可以主持，依然可以上前线。反过来，如果就这样沉醉于名利场，很可能混不到头，甚至于会看到自己被击败，被替换的那一天。
这些年，不断有人问我：你好像没有以前“火”了，很沉寂，是不是被央视封杀了？其实人的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冲锋在前，身边的很多境况都会发生变化，我一直觉得，并没有所谓“封杀”这种事情。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来的来走的走，长江后浪推前浪，百花争艳春满园，对电视台来讲，是个欣欣向荣的景象。对于这个舞台上的参与者来讲，起起落落都是短暂的，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因为观众一定会有新的选择。像我的哥们儿刘欢，这么多年能在中国歌坛上，维持一个大哥级的地位，在我看来几乎是一个奇迹。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会感慨，出来了一个什么新歌手，根本听都没听过，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但是人家就是火得一塌糊涂。有的时候我从机场出差回来，看见一大群粉丝等着接明星，我一打听，不认识啊，可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听：你连他都不知道，现在可火了！然后我能怎么样呢？难道就在一旁暗自伤神，耿耿于怀？
我把自己几斤几两放稳了，自然就能把事情的本质看得清清楚楚。今天我是个活跃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我不能认为，我永远都会这样，我也不能认为，如果别人比我更好，我就心有不甘，应该要想想，别人是不是确实好得有一定道理。这些规律都是客观的，你要有勇气去接受，去适应，去习惯。
人有时候，是无形当中被牵着走的。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地寻找一种内心的平衡。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方唱罢我登场，所有带有名利色彩的圈子，无论是早年的戏班子，还是现在的娱乐圈，如何面对名利，都是对一个人内心非常大的考验。名和利会让你一步升天，也可能会让你变得扭曲。当我和朋友、家人聚会时，我会感到很舒服，因为那时候我可以回到我自己，不在乎今天吃的是鱼翅还是一碗牛肉面。一出门有三个保镖、八个助理，其实并不能改变生命历程中最真实丰富的感受。那些虚幻的排场，并不能证明你就是一个名人，或者你是个名人又能证明什么呢？
其实真的无所谓，我做好一个记者，我的人品、思想和报道内容，能够被大家所欣赏和认可，对我就是莫大的鼓励和荣幸。至于有多少人赞成和喜欢你，无须去计较。现在不是经常有人比较微博的粉丝数吗？你说你有500万粉丝，我说我有1000万粉丝，其实又能代表什么呢？能表明现实中真有那么多人支持你？你站在大街上振臂一呼，就能有那么多人响应吗？那只是一种社交方式而已，不要被这种表象，迷惑了自己。
这些年，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心一天到晚都很累，不要让自己夜夜难寐，也不至于说有什么事情放不下，过不去。2013年我50岁了，人到五十而知天命，自然规律有时候的确很难抗拒，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很快乐。如果我作为一个记者，一个主持人，我的报道和节目还有人愿意看，我已经感到非常快乐了。同时，我还能拥有我的亲人和朋友，有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和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那简直乐不可支了。
当然，我也在不断激励自己，让自己葆有一种激情，活力不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暗淡。我曾经采访过美国维亚康姆集团的总裁雷石东，是美国传媒界一个传奇的老头，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我们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年龄，我说：“您看您这么大岁数，还奔波在生意场上。”
他说：“水先生，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多大岁数，40岁生日以后我就不过生日了，到现在为止，我跟任何人，包括今天面对你和你的摄像机镜头，我都说我40岁。”
我说：“那您这是不是有点自己欺骗自己？”
他说：“没有啊，我内心坚定地认为我就这么大岁数，我依然还能做我在40岁能做的事，这是我的一种信仰，也是让我的内心和躯体保持活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回头想想，他这话真的很有道理，精神力量对一个人来说是强大的支持。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盈利的过程，能从伊拉克活着回来，这条命都已经赚到了，后来还做了这么多栏目，每一次我都没有把我的筹码输掉。我不会陷入名利的怪圈，去这山望着那山高，但是我也不会停止攀爬的脚步，仍要不知疲倦地去翻越每一座山丘。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