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我们是换过命的交情，一点也不夸张。那次去他家，我拿了100美元给他的小女儿玛利亚。这个原本很怕生的小女孩，后来跟我们编导李冰成了好朋友，我们离开她家后，玛利亚哭了。阿布说她天天问，大姐姐在哪里？她什么时候再来？李冰也老想着那女孩，碰见阿布就问，玛利亚怎么样？
那天阿布特别高兴，在家里翻箱倒柜，要给我们送礼物。他知道我爱抽阿拉伯水烟，拿了个100年前阿拉伯古董水烟给我，我死活不肯要。我说：“阿布，这是你的传家宝，千万别给我。”他塞了几次，没成功，又拿了家里一个阿拉伯古董瓶子送我，还放话说：“你要是不要，就是侮辱我。”我只能说着“行行行”收下了。那时，他滚烫的真诚，让我认定了这个铁哥们。
但阿布也有他的忧虑，他最担心的是他大儿子的前途和未来。有一次，他突然夸我说：“水，在我眼里，你就是中国的大总统。”我吓了一跳，连忙摇头：“千万别这么说，我在中国是有点名气，那是因为做电视，混了个脸熟。”
他也摇着头说：“NO！NO！NO！我碰到中国人，一提你的名字他们都如雷贯耳，你比总统还厉害。”我不知怎么跟他解释，只能不停说：“不是，真的不是。”
客气了半天，他突然话锋一转：“你能不能让我到你们伊拉克记者站工作？我可以给你们当制片。”我有些尴尬，只能说：“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在电视台没有一官半职，但我可以为你推荐，如果伊拉克记者站缺人，我一定强烈推荐你。”
过了两天，阿布又问我：“水，我就不去你们记者站了，你能不能跟密斯特盖说一下，让艾哈迈德到你们记者站？他将来还要成家立业。”
他所说的密斯特盖，正是我们新闻中心副主任盖晨光，1998年我们一起到伊拉克时，阿布见过他。这次去阿布家时，他还把我们当年在巴格达采访的照片拿出来，用一块塑料布一层一层精心包裹着，有些彩色照片已经发蓝发绿了。他指着照片问我：“密斯特盖现在干什么？”我说：“密斯特盖，大官，我的boss的boss。”于是他就记住了。
对下一代未来的担忧，时刻萦绕在阿布的心头，为此他不止一次冲我发牢骚。他问我：“水，我是你们中央电视台在巴格达的第一任经理，对吗？”
我有些哭笑不得，“阿布，那是我封你的，未经组织认可，非官方的。对，1998年我在拉希德饭店停车场碰到你，你开始帮我们工作，这些年你当然是第一个了。但是这个经理，电视台可不承认。”
他有些生气，“每次你们来，我都为你们电视台做了很多贡献，冒着生命危险帮你们工作，你们建记者站时为什么不找我呢？”
我无奈地回答：“那时人家上哪儿找你去呢？”
他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就应该用我，为什么不行？你看你们找的工作人员，这个那个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我是老前辈。”
对于他的愤怒，我很理解，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帮他转过弯来。我只是个记者、主持人，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设记者站，找什么人做伊方雇员，无须跟我商量。但阿布不管那么多，他总觉得水均益是很厉害的人，怎么搞不定这些事呢。这些别扭的情绪，为我们之后的争吵埋下了伏笔。
我隐隐约约觉得，阿布情绪不好，但我没想到，这段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友情，会以那样的方式结束。拍摄结束前三五天，他突然催我说：“你们快走了，是不是跟你们领导说一下，把我之前工作的钱结一下？”
我当然说没问题，之前他工作的天数，一直由我们的一位编辑夏特在记录，我就根据这个记录，一笔一笔给他算工钱。其实我最不善于算账，但阿布是我叫来的，我就要负责到底。算完之后，按我们当时说好的250美元一天，把工钱付给了他。
当时阿布什么也没说，签字拿钱就走了。到了傍晚6点，我正在同事的房间谈工作，阿布带着儿子突然出现在门口。他铁青着脸，眼里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凶狠的光，他说：“水，我要跟你谈谈。”
我感觉他有点不对劲，就让他到我的房间里说。他带着很强烈的感情，一字一句地说：“我非常非常伤心，非常非常遗憾，一路往家走时，一直在想，我这次见到你，给中央电视台做事，和你合作，是一个错误。”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问他：“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说：“我觉得你没有公正地对待我。去提克里特时，你们给其他司机都是1000美元，只给了我400美元。”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一下子蒙了，他接着说：“你给我算的钱也不对，你当时跟我说的按一个月算，现在连20天都不到。”
我有些急了，“这事可不对，当时我跟你说得很清楚，按天结算。”
阿布坚持说：“不对，你当时说的就是一个月。”
我有些恼了，拿出手机来一天天跟他算，说：“我们订好了机票，一共只待25天，怎么可能跟你算一个月的钱呢？”他看着我拿出工作记录来，也不说话了，但是依然很愤怒，不愿改口，情绪很激动地用英语和我争吵。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只能安慰他说：“阿布，我们是朋友，不要因为这件事闹得脸红脖子粗，我算的天数就是这样，你要是觉得不对，我们再回忆。差多少钱，我个人给你补上。至于差别待遇的事，我确实不知道，我去问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一定帮你争取。”
阿布气得嘴唇直哆嗦，开始上纲上线：“我给你们中央电视台作了这么多贡献，你不用我，不让我当总经理，也不让我儿子进记者站。”
他反复地说再次与我们合作是一个失误，说中央电视台欺骗了他，甚至开始翻旧账说：“那年大爆炸，你们要做连线，你们找遍了人家都不愿意来，因为那时候在马路上走都很危险，你找到我，我二话没说，我来了。又有一次，你们又要工作，外面也在爆炸，我又二话没说地来了。一共三次，你没有哪次付了钱。”
我听了这话，火冒三丈，一拍桌子：“我差你多少钱，我自己掏钱，补上！”
他看我态度不好，更加气得说不出话来，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尽量温和地对他说：“阿布，你冷静下，咱们还是不是朋友？”
他也稍微平静了一些，说：“我不是针对你，朋友归朋友，工作是工作。”
我无奈地说：“但是你把工作上的事和我搅在一起，怎么能分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那我们以后还做不做朋友？”
他还是在赌气：“从明天开始我不来了，但你走的时候我还是来送你，你依然是我的朋友，还是要请你把我最好的问候带给你的家人。”
接下来几天正好有一些关键的事需要他做，他这样撂挑子，我觉得有点要挟的意思，气也跟着上来了，很恼火地说：“阿布，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你在侮辱我。其实这是咱们俩之间的事，我的领队没有和你谈过价钱，你这样实在有点无理取闹，这么点事何以至如此！”
我们站在阳台上说了两个多小时，说得口干舌燥，但怎么说也说不通。他儿子在一旁晃来晃去，不敢作声。最后，我们始终没有理清楚那1000美元和400美元的事儿，他就愤怒地拂袖而去了。
阿布一走，我立刻去问潘林华，到底是怎么回事。潘林华坦承道，确实有这事。那天早上7点要出门，头天晚上快11点了，那两个什叶派的司机打电话来说不去了，怕危险。但是采访已经联系好了，她只能请求他们前去，于是他们就趁机敲竹杠，多要了一笔钱。潘林华还提醒我说：“后来你说给阿布付钱时，我也想到了，还问你要不要多给他一些，你当时说400也行，后面可以再算。”
问清楚后，我给阿布打电话解释了一下，告诉他这事不是针对他，600美元一定给他补上。阿布的情绪还是不稳，连说：“不用啦，不用！”我劝他冷静一下，不要因为这个毁了我们俩的关系。阿布好像没有和我聊下去的兴趣，我也只能作罢。
现在想来，就事论事，阿布一向看不起什叶派的人，认为他们是社会渣滓，而他又一直认为，他是中央电视台在巴格达的大功臣，无意中，他发现自己被混同于他所不屑的什叶派司机，甚至待遇上还不如他们，无法接受，觉得那是一种羞辱，这应该是他最大的心结。
可惜，当时我也很生气，无论如何想不通阿布为何为了600美元胡搅蛮缠。从1998年到2003年，再到如今，我们5进5出伊拉克，我让阿布帮我们工作，都是按伊拉克黑市最高价给他付酬，并不曾亏待过他，他也从来不曾推辞和争辩。我认为他是我在伊拉克最铁的哥们，我们的关系经过了十几年磨砺和沉淀，居然因为几百美元毁了。
晚上，阿布用英文给我发了条短信：“到现在为止，我依然很伤心，很后悔给你们干活，但是我会记住和你是朋友。”我想了半天，用英文回了条短信：“Me too（我也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在这件事上一直想不通的话，我们恐怕也做不成朋友了。”
第二天，同事通知他儿子来饭店，我把那600美元放在信封里，塞给了他，接下来的几天，我不曾听到阿布的消息。
我跟冀惠彦说：“阿布又犯病了。”他呵呵笑着说：“没事，别理他，阿拉伯人的小心脏，过两天就好了。”我们都以为跟从前一样，他犯小孩子脾气，我们晾他两天，他就会主动来找我们，但是这次，他好像特别认真。
临走前一天，阿布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明天走。我说是，他说：“明天我来饭店送你。”我沉默了一下，说：“阿布，如果我们还是朋友，你得把前面这坎儿先过了。如果你还纠结在这事里，那我觉得你明天就别送了。”他也没再说什么，只是闷闷地说：“好吧。”
荣欣知道这事后，也百思不得其解，他答应过阿布，把带来的一套简易茶具送给阿布。走之前，荣欣认认真真地把茶具擦洗干净，包好，放在酒店前台。我和阿布已经闹得没法在电话里对话了，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密斯特荣把茶具送你了，我们要走了，你到前台来取。”
这是我与阿布的最后一次联系。当我坐上飞机离开巴格达时，我冒出了一个念头，这可能是我和阿布这辈子的一次诀别。不论我是否再来伊拉克，或者阿布有没有机会来中国，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见面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产生了这么大的矛盾，以至于友谊在一瞬间戛然而止。
回来后，我时常想起这事，心中充满酸楚和失落，对阿布也充满了同情。说到底，阿布之所以变得这么在乎钱，还是由于现实所迫。
记得有一次，阿布和我聊天，说：“水，你知道吗，咱俩的交情有多深。我现在岁数大了，嘴里只剩下两三颗牙，身体也不好，晚上有时候失眠，必须吃安眠药才能睡着。有一次犯心脏病，差点死过去了。你们来之前，我状况很不好，经常觉得无所事事，生命没有意义，生活没有乐趣，在家只会对老婆孩子生气。但是很奇怪，你在电话里跟我说你要来之后，我老婆说，这个月我简直换了一个人，不再失眠，脸上多了笑容。跟你重逢像是一种奇妙的药，治愈了我的生活，让我从垂垂老矣的颓废中挣脱，重新焕发了希望和信心。”
我相信那些话都是真的，他很珍视与我们的关系，与我们共事的岁月，但我也许真的不了解他的生活，不明白他每天为了全家人口粮去奔波算计的辛劳。
经历了战争洗礼、风雨磨炼，阿布和他的民族受到了很深重的伤害，他们的内心变得更加脆弱，不能受到些许不公平的待遇，不能承受些许莫名的伤害，特别是，这不公与伤害，若来自于他们信任的人，更是雪上加霜。这是大的社会变动和战争，带给他们的后遗症。很不幸，这种后遗症在我和阿布身上起了作用，影响到我们的友情。我希望有一天他能想开，将来还有机会坐在一起，相逢一笑，尽在不言中。
我这次去伊拉克的时候，阿布还提起：“你上次说你写过一本书，书里有我，你答应过给我，还没给呢。”我当时答应他，找人给他送过来，还说：“没准我这次从伊拉克回去，还会再写一本，我把你的名字用英文标出来，让你一眼就认出来，还把你的照片都用上。”
这本书出版时，我一定会连同《前沿故事》一起，想办法找人送给阿布，送给我最好的伊拉克朋友！
6．战争，并非可以重启的游戏
十年后重返伊拉克，我像是弥补了某种遗憾，也像是履行了某个诺言，对于这片土地的留恋与关注，也使得我在这次重返中，努力去发现和体会一些新鲜的变化。
客观地讲，今天的伊拉克，比十年前还是有所进步。2003年以前，伊拉克一直处于联合国制裁中，很多商品都无法进入，物资极度匮乏。现在大街上商铺多了，物品丰富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琳琅满目。
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在商场还是菜市场，几乎都看不到伊拉克本地的产品。无论是工业品、农产品，还是日用百货，首先是中国制造，其次是周边的土耳其、叙利亚，以及欧洲、美国的各种商品。翻译阿里说到这个话题时特别沉重：“你看，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完全被征服了，所有原来的东西都荡然无存。”
伊拉克地处两河流域，以前农业发展很不错。现在全部停滞了，大片的耕地被征为军事基地，农民逃离了土地。连伊拉克曾经赫赫有名的两大特产——椰枣和石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椰枣对于伊拉克老百姓来说，就像我们中国的瓜子和花生一样普遍。家里招待客人，摆一盘椰枣那是必须的。但如今伊拉克的椰枣生产量急剧下降，居然需要从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家进口。
至于石油，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战后伊拉克的经济在恢复，石油产量也很高。但是石油出口赚来的钱，却不能用来更新设备扩大再生产。伊拉克政府首先要想着发公务员的工资，修隔离墙和防爆墙，买军火，用于反恐。
大量的钱无法用于石油开发，伊拉克自身也没有技术，没有工人，伊拉克政府干脆搞国际招标，把油田都分包给外国公司开发，把我们的中石油、英国的BP等公司连人带钱带设备请到伊拉克。即便如此，对伊拉克政府来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桶桶石油换来的钱，缓解不了伊拉克现在恶性循环的趋势。
如今伊拉克老百姓挣的钱，比十年前多了。以前一个公务员，一个月挣十到二十美元，如今月薪高达三千美元。但阿布告诉我，虽然看起来老百姓挣的是多了，但实际生活过得不如以前。以前十美元二十美元能买很多东西，而且米面油茶这些东西，都是政府配给，可以直接拿票去领；看病则只需要带一个就诊本，抓药问诊一分钱都不用花；孩子上学也是政府全包；房子或是国家分配，或是便宜买卖。但现在所有的东西全都要钱，而且物价飞涨得很离谱。
所以，今天的伊拉克，虽然物品丰富了，城市面貌有所改观，收入上升了，但是老百姓的幸福感却不如以前。或者说，战后的伊拉克人根本谈不上幸福感，只能说有没有安全感。若把我们央视著名的街头采访“你幸福吗？”搬到伊拉克，只怕记者会遭受一阵暴打：“谁让你问我们幸福吗，你应该问我们安全有保障吗？找到工作了吗？孩子上学了吗？”
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除了生存状态的变化，更令我痛心的，是伊拉克人在精神层面的变化。
我们回访伊战十年，希望找到一个美军攻进巴格达后，推倒天堂广场上萨达姆铜像的见证者进行采访。美联社同行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人，他曾出现在记录那一历史时刻的著名新闻图片中，如今就住在天堂广场旁一条小胡同里面。
此人当年是天堂广场附近一个停车场的看门人，他在那一幕发生时，也在现场围观，进而变成了一个参与者，跟着美军一起推倒萨达姆铜像，被记者拍摄下来，成为一个认知度很高的重大事件亲历者，后来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他们欢天喜地地参与推倒象征旧政权的萨达姆铜像，却并没给他们迎来美好的新生活，十年过去，他的生活越来越穷困潦倒，连房子也被变卖了，只能寄居在菜市场旁边的一个简易窝棚里，有时候还要出去乞讨。而每到伊拉克战争纪念日，就会有一些媒体来采访，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媒体要点钱。
我觉得这个人物很有采访价值，他如今的生活状况极具冲击力和代表性，就让阿布去联系。阿布问我能给多少钱，我说，一百美元，如果他想多要一点，两三百也可以商量。
阿布兴冲冲地去了，过了两小时，又气冲冲地回来，嘴里用刚学的中文骂骂咧咧，说：“那家伙完全是疯了，开口就跟我要5000美元。”
我吃了一惊，说：“这还真有点想钱想疯了，怎么可能要那么多，你没砍砍价吗？”
阿布说：“我以为他开玩笑的，跟他说了那么长时间，嘴皮子都说麻了，他最后说，最低最低2000美元，否则免谈。我实在太愤怒了，没办法跟他继续谈下去。”
我很震惊，也有点心痛，这就是所谓伊拉克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他居无定所，也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所以有了捞钱的机会，就捞一笔是一笔，因为他们根本不清楚明天的希望在哪里。
一个国家经历一次战争，就会倒退许多年。巨大的变革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国家发展的轨迹，甚至会毁掉这个民族的内在品性和精神状态，使这个民族偏离方向。伊拉克曾是中东非常优秀的国家，文化悠久，文明灿烂。伊拉克人骨子里有一种高傲。但这种数千年延续的文化，被十几年的战乱摧毁殆尽。
二十多天的采访下来，我们在伊拉克见到了太多愚昧、仇恨、狡诈与丑恶。我时常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感到惋惜。临回国前，荣欣用一句东北话，总结了他所看到的伊拉克：“这个国家——完犊子！”
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这场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十年后仍在延续。有人认为，伊拉克如今需要一个萨达姆式的枭雄来坐镇，才能平复这种乱局。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这是一种虚妄的假设，没有人能对结果打包票。萨达姆毕竟是个独裁者，他执政时干了很多坏事，伊拉克民众不见得对他有什么好感，很多人当时也巴不得把他绞死。对于支持他和反对他的人来说，萨达姆都是个罪人。他的独裁统治，让这个国家和民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开战的最后关头，萨达姆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并没有鼓起勇气来让几千万伊拉克人民避免一场劫难。而他个人的最后命运，虽然我们的报道最后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但我倾向于相信他确实是在美军追捕下东躲西藏，最后在一个阴暗的老鼠洞里被人活捉了。这个所谓的“中东强人”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懦夫，并没有文学作品中那种阿拉伯人的勇气和彪悍。
至于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功过是非，通过伊拉克老百姓十年后的现状，我想，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评价，无须我来评说。
2013年重返伊拉克，我们报道组“成立”了一家“巴格达夜总会”，地点在“摄像大腕”荣欣的房间。我们在这里吃方便面、喝茶、聊天、交流想法，舒缓工作中的压力，放松在炮火声中的紧张情绪。以往的采访中，我总是习惯于“独狼”一般地单独行动，这次在伊拉克，我体会到了团队的温暖。
最近的叙利亚问题，使中国的网友们又联想起伊拉克战争。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当年在联合国拒绝支持美国打伊拉克，是对别国人民的漠不关心。而现在中国又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同样也是对独裁统治下的叙利亚人民不负责任，因为阿萨德政权很残暴，应该支持美国推翻它，建立民主的国家，如此云云。
中国的问题我们先放一放，不妨先看看伊拉克、叙利亚、美国和今天的世界。
虽然我们总在说，今天的世界是个地球村，是个多极的世界，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该平等相待等等，但这只是一些善良的人用来安慰自己的美好愿望。现实是，我们今天依旧生活在一个大国主宰，弱肉强食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逻辑，是价值观旗号下的利益驱动。不同国家、不同人群就像是非洲草原上的野生动物，追逐水草，护卫领地，繁衍生命。为此，强大的狮群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一切对手，哪怕对手是强悍的花豹或者鬣狗。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成了世界“老大”。没有了苏联的制衡，“老大”信心满满，打算把这个世界好好地整治一番，于是，从海湾到科索沃，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利比亚和叙利亚，20多年来，美国在世界各个角落一刻也不消停，运筹帷幄，处心积虑地和一帮哥们儿经营着自己的领地，而且这些年来几乎从未失手。
我从不怀疑美国人要治理世界的雄心壮志，他们也深信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也不怀疑他们的能力，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但我怀疑他们的动机。
撇开那个不靠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机，当然是石油，但不仅仅是石油。石油资源只是美国在中东这块领地上的一眼泉眼，而保证自己能喝到泉水的前提，却是一盘复杂的利益博弈棋局。
多年来，美国梦寐以求的，是将本性躁动不安的中东，改良成温和、世俗、开放的国度，就好比狮子希望将讨厌的鬣狗拔掉利齿，使它们不再有能力干扰自己享用猎物。不幸的是，2003年时的伊拉克，恰巧就是一只长着利齿的小鬣狗。
当然，现实中的棋局要比动物世界复杂微妙得多。看一看当时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就会明白个中奥妙。
那个时期，伊拉克的南面是以沙特为代表，海湾战争后就基本臣服于美国的弱小而富裕的海湾六小国——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阿曼、也门（也门的情况略有不同），这些国家大多是君主、酋长制，但社会还算世俗。伊拉克的西南是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埃及，埃及和约旦这两个国家每年吃着美国好几十个亿的援助，早已算是美国的盟友。叙利亚虽然和伊拉克一样原属于苏联的东方阵营，也很反美，但海湾战争时，老谋深算的老阿萨德选择了支持美国打击伊拉克，多少博得美国的一些好感和信任。伊拉克的北面是土耳其，这个北约成员国基本不用美国人操心。伊拉克的东面，则是美国的另一个老冤家——伊朗。
美国的算度是：推翻萨达姆，伊拉克就可以同南面的海湾六国和西南方向的埃及、约旦，甚至叙利亚，连成一片，共同组成一个美式中东模板，也就是战后美国高调宣扬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另外，有了这个模板，将来有机会还可以掉头再收拾伊朗，可谓一举两得。不，应该是一举三得。大中东民主进程的直接效益，还将会从根本上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与生存（这件事可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和利益所在）。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狮王便可以坐拥水草丰美的大片领地，高枕无忧，美哉美哉了！于是，2003年的那个春天，伊拉克中枪了，而且事后证明，是躺着中的枪。
那么，现在的叙利亚又会如何呢？不妨再看看那张地缘政治图吧。
十年后的中东，虽然伊拉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北非埃及那边又是躁动不已，“阿拉伯之春”也似乎并没如美国所愿，开出烂漫的花朵。但在这张图里，少了个卡扎菲的利比亚，却多出来个和伊朗称兄道弟、抱着俄罗斯大腿不放、时不时鼓动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叙利亚。所以，推翻阿萨德，就如同当年推翻萨达姆一样，符合美国念念不忘的“大中东民主计划”。
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当下的“老大”略有点力不从心，想走捷径。毕竟“老大”也有为难的时候。但是我认为，美国是个有谋划的“老大”，有眼光，有策略，有办法。阿萨德迟早是要被推翻的，不是被“老大”就是被国内的某种势力，这和他残暴不残暴没有直接关系，也和俄罗斯、中国挺不挺他没啥大的关系，因为，他让“老大”在那片水草丰美的领地上无法安睡。
再来说说所谓的中国问题。这么多年报道国际新闻的经历，给我一个深刻的体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多道德、信仰或者人与人之间的情分，最根本的还是利益。
我采访过许多位中国的“非朋友”国家的政治家——克林顿、卡特、基辛格、鲍威尔、布莱尔、布朗、默克尔、施罗德、希拉克、普京、李明博、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等。面对镜头，他（她）们都是和蔼可亲的人，有的还让你感觉挺真诚的。谈到中国，也都是一套一套的溢美之词，但转过头来，一样会对付你、制裁你、围堵你，该怎么骂你就怎么骂你。
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即便今天是朋友，也是人心隔肚皮。当然，中国在国际上的立场，其实也是利益所致，在我看来，更多的时候主要是国内利益。
在伊拉克和现在的叙利亚问题上，我们的出发点是：
一、不管什么理由，也不管一个政权的统治多么地独裁反动，随随便便就派F-16和战斧导弹，把人家政府推翻的“政权更迭”之风不能助长，因为它说不定会吹到我们身边。
二、支持伊斯兰国家自主，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维稳”大计。近些年的“疆独”、“藏独”蠢蠢欲动就是例证。
三、中东离我们不远，那里的水草我们也想分享。我们虽还算不上是主宰世界的强大狮群，但也不是食物链低端的羚羊。我们希望从中东得到一手的水草，而不是从美国“老大”牙缝里转手的二手货。
当然，这些仅仅是我个人的拙见，国家间的博弈虽然冷酷、残忍，但归根结底关乎着千万苍生。多年战地采访的经历，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感受：
无论一个国家内部矛盾有多么激烈，但还是不要让异国来插手，不要让别人来帮忙推翻政权。因为一旦你成了狮王的傀儡，结果可能更糟。战争，并不是可以“重启”的游戏。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章
Chapter 3　俄罗斯之行
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做俄罗斯的邻居纯属上帝有意刁难中国——在一个大国的旁边，偏偏又安插了另一个更大、更凶悍且颇具攻击性的大国，这在当今人类居住的地理版图上绝无仅有。
虽然在索契雪山上普京不加掩饰地对着中国记者、中国观众以及全世界露出的灿烂笑容，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中国一边，但普京在中国需要“盟友”的时候拥抱了中国，这就足够了。
1．“挑逗”普京
在《前沿故事》这本书里，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狠狠地把俄罗斯人“老毛子”挤兑了一通。我还说过类似的豪言壮语：“他们不一定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却是我们要小心相处的邻居。”
那时候我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叶利钦那头“骆驼”。我曾三次试图采访叶利钦，却没有一次能顺利完成。不是沟通到最后一刻被俄罗斯方面给推了，就是刚问了半个问题，就被叶利钦的保镖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拎出去。因此，我暗暗发誓说：再也不理会俄罗斯的事儿了。
可没想到，几年后我又撞上一头比叶利钦还大的“骆驼”，一个面容冷峻、不苟言笑，会玩柔道、敢开“苏27”，当过许多年克格勃的“铁腕”人物，一个莫名其妙就接替叶利钦当上俄罗斯总统的中年人。这个人的名字很“俄国”，叫弗拉基米尔·普京。
2000年至2014年，我五次面对面采访过普京。用一个记者的眼光，去观察这位当今俄罗斯的政治强人，我的感受非常复杂。
初访普京，是在2000年6月。在普京上任后首次访问中国前夕，我们经过各种渠道的努力，终于得到克里姆林宫的答复，普京总统同意在访华之前，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
不过，普京不像克林顿、布莱尔那么好说话，他接受采访是有条件的——虽然他就要来中国了，但采访必须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美其名曰“外交对等”。
虽然我不太明白，所谓的对等是啥意思，但是人家又年轻，又强势，还敢跟“老美”叫板，我们还有什么价钱可讲？反正机会难得，能采访就不错了，去吧。
采访定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下午五点半。三点半之前，中国大使馆的“考斯特”，就将我们和新华社驻莫斯科的两位记者带到了克里姆林宫。一通严格的安检之后，我们花300多块人民币在北京琉璃厂精心挑选的挂扇，被保安拦在了外面。理由很简单，送给总统先生的任何礼物，都要经过各种射线的检查。
2014年1月，我在索契第五次采访普京。这次我采访普京的地点，是在“劳拉”滑雪场的山顶上。“劳拉”越野滑雪与冬季两项体育中心，在冬奥会期间将举行越野滑雪、北欧两项和冬季两项的比赛；冬奥会结束后，它将成为拥有长达15公里赛道的国际滑雪中心。在采访中，普京特别感谢了中国，而且提到中国和俄罗斯是好朋友，是战略伙伴。
过了安检，我才发现，采访队伍已经壮大到20人左右。俄罗斯新闻局在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又加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参加专访（因为之前说好是CCTV独家专访的）。他们一来就是十几个人，双机、录音、灯光，样样齐全。相比之下，我们这凑起来的队伍显得有点寒酸。虽然新闻局的人向我们保证，他们只问一个问题。但我还是觉得很费解，就问一个问题，用得着这么大的阵容吗？
采访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桃木厅，那是间不大的会议室，中间放着一张白色大圆桌，桌子的一边单放着一把椅子，另一边并排放着三把椅子。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记者、我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依次就座后，摄像们开始疯狂地抢占有利“机”位，整场“战役”持续了足有一个小时。
从下午5点开始，等待变得越来越焦灼。其间，还来了一位俄罗斯女化妆师，说是总统的化妆师，要给我们三个记者化妆，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从新华社那位50多岁的首席记者紧张的面部表情可以判断，这可能是老人家这辈子头一回化妆。
按照双方事先的商定，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最初只允许提三个问题，经过再三努力，俄方终于在当天同意再加一个问题。加上俄罗斯电视台的一个问题，一共是五个问题。这对于一期电视专访而言，基本上属于“贫困线”以下。
进入克里姆林宫前，我们的编导不知多少次提醒过我：拿出你的看家本事，一定要多问。我心里直犯嘀咕：哪有这么容易，以我此前和叶利钦打交道的经验，“老毛子”的信用经常刷低下限，说问三个问题，也许到头来只让问一个就没了。
在普京出现之前的漫长等待中，我不时看看笔记本上十几个精心策划的问题，眼底心中一片茫然。晚上8点20分，在迟到了近三个小时之后，普京终于出现了。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一脸严肃，一双“狼”眼，深不可测。他走进来的姿势，也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斜着肩膀，一摇一晃。
普京的身材并不高大，但语言铿锵。几十年来他一直默默无闻，是俄罗斯的政治变革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据说，普京在中学时代是个非常普通的学生，在他成为俄罗斯总理后，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一所中学50周年校庆前，有人致电校长办公室，询问普京总理是否出席校庆。半信半疑的校方在翻阅了陈年档案后，才发现俄罗斯最当红的政治家，竟然是本校1970届毕业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普京曾经先后在叶利钦办公室和俄罗斯国家安全局任职。1999年8月，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理。4个月后，时事、机遇和天赋，让这位普通工人的儿子，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元首。
在就任总统之前，在对莫斯科大学学生的一次演讲中，普京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俄罗斯人能够说，我为生在俄罗斯而感到自豪。这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的共同梦想，要将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俄罗斯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从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普京总统身上，人们看到了希望，不仅是拥有称职领袖的希望，而且是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的希望。
的确，普京上台后的几年里，全世界无不以敬畏的眼光注视着他。他不顾西方的压力，坚持武力打击车臣叛乱；他建议重新沿用苏联时代的国歌，作为俄罗斯正式国歌的旋律；他公开承担库尔斯克号潜艇事故的责任，得到民众的谅解。另外，在科索沃、阿富汗等问题上，普京也有不俗的表现。所有这些，都使普京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极佳的形象，甚至成了许多俄罗斯女性的梦中情人，那首《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歌曲，一度红遍了俄罗斯。
那次采访，我首先问的是规定题目：普京总统此次访华的意义。轮到第二个问题时，我主动伸手示意新华社的首席记者提问。这两个问题，普京看上去一点也没被调动，完全不兴奋。
我意识到，如果照此下去，普京最多再回答两三个问题就会走人了。按照事先约定，第三个问题我应该问他，有关中俄经贸的前景，但经验告诉我，必须马上改变谈话方式，于是临时决定，用拍马屁式的问题，“挑逗”他一下。
我问道：“您在竞选时，曾发誓要让俄罗斯人过上应有的生活，您也表示国内发展的目标要高于国外的目标，俄罗斯当前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改善包括华人在内的外国人在俄的投资环境？”
这个问题有两个背景：第一，普京特喜欢对人说要让俄罗斯人过上好日子，有人重复这句话他会更高兴；第二，近来，全世界都在抱怨俄罗斯投资环境恶劣，就在一个多月前，住在一家饭店的50多个中国商人，被俄罗斯警察洗劫一空，曾引发了两国之间关于投资环境的一场“恶战”。
普京显然被这枚“糖衣炮弹”击中了，语速明显加快，一直放在桌子底下的手，也拿了上来。形势如此之好，没得说，继续“挑逗”。等他话音刚落，我又问他，别人说你一脸严肃，是“黑匣子”，而且很铁腕，你同意吗？总统先生又是一通手舞足蹈，激情澎湃。
眼看时机成熟，我决定让他好好美一下。“总统先生，听说您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彼得大帝的画像。俄罗斯历史上有不少时代令人印象深刻，也影响广泛，比如，彼得大帝时代、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时代，当然还有苏联时代，您个人更加喜欢哪个时代？”
翻译一边翻着，我一边注意普京的表情变化，那一脸的灿烂啊，得意啊。要知道，普京最崇拜的人就是彼得大帝，也最喜欢人们把他看作是当今拯救俄罗斯的彼得大帝。
这下局面彻底打开了。之后，除了我实在不忍心，也让俄罗斯电视台那个女记者问了一个问题外，一直是我和普京的天下。没办法，聊得投机，聊得愉快。什么中国饭菜啊、欧洲理念啊、中国地位啊，一个接一个，一口气问了十几个问题。
一晃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一旁的总统府新闻局长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无数次想宣布结束，可又不敢打断普京的话茬。最后没辙，凑到翻译耳边，嘀咕一番。翻译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两个字：结束。
想结束？我还意犹未尽呢。再说，只要普京高兴，他手下的人也没辙，我立刻使出了采访杀手锏：“总统先生，您的访华备受中国民众关注，我们中央电视台对这次采访也高度重视，我们千里迢迢从北京坐十几个小时飞机，今天又苦等了您三个小时，是否能够允许我们再问两个问题？”
普京的答复让全场人开怀大笑，当然除了那位一脸苦相的局长。他幽默大方地说：“你们想问多少就问多少吧，不过，要是全体中国人每人再问一个，那我可受不了。”
我也不含糊，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问他夫人听到他当总统为何哭了一天，另一个就是让他寄语中国民众，说两句好听的话。随后，我邀请普京总统在朱镕基总理为《焦点访谈》“破戒”题词的那个本子上，帮我们签名，然后全体及分别合影。特别让我们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的两位同事，和他单独来了一张合影。据说，有了和普京的合影，就可以在俄罗斯大地上畅行无阻，起码可以避免被警察无端敲诈。
四十分钟的采访大功告成，我们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从叶利钦那里所受的种种恶气，顿时一扫而光。采访普京初战告捷，使我扭转了对俄罗斯“老毛子”的坏印象。初访普京，让我看到了这位铁腕人物幽默大方的一面。
对普京另外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采访，是在2004年《高端访问》栏目创立之初。那次的采访远远没有这么顺利，简直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当时，央视新闻频道刚创办一年，需要一些新形态的、稍微有深度的栏目。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找到我，建议我把不定期做的采访外国领导人这种节目，以固定播出的形式，专门成立一个栏目。李挺主任说：“我把名字都给你想好了，就叫《高端访问》。”那时候，“高端”两个字挺时髦的，就像现在的“屌丝”“逆袭”一样。
我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办这个栏目。每周固定播出，而且不能够重复，一年下来，52个星期，我得采访52个重量级人物，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敢说个个都得是总统，但我们也铁了心，将采访对象锁定于国际的高端人物，既包括国家元首，也包括新闻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还可以是杰出的科学家、文化人、企业家等等。
虽然范围很宽泛，但是每年要找来52个人物，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当时常常开玩笑说，只有在每个星期天播出的当晚，我才能稍微放松一下。等到星期一早上一睁眼，坏了，又欠中央电视台一期《高端访问》！
栏目刚创办的时候，我们是全方位出动，四处公关，网罗各种各样的采访对象。基于当时央视的条件，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在守株待兔，等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是重要人物来华，锁定这个人物在华期间的行踪，无论在哪个城市，我们都跟着去；如果实在没办法，我们也可以出国去采访，当然这就很费事。
2004年9月，突然出现了罕见的采访“撞车”，我们在一个月内，密集地约到了三位重要人物的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要访问中国，答应在访华之前，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9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答应在克里姆林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10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确定于10月10日下午2点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受我们的采访。
9月底去巴黎专访希拉克倒好办，但10月9日和10月10日，我要从莫斯科瞬何“穿越”回北京，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但我们当时对选题很饥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采访对象，便想办法设计行程，准备一网捞起这三条大鱼。
我在巴黎爱丽舍宫与希拉克合影。希拉克一直强烈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主张，但他也承认法美关系虽然曾陷于低潮，但美国和法国依然是盟友。希拉克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中国和法国一向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面对全球反恐斗争进入新阶段，中国和法国的共识是：捍卫多极化，强化联合国作用，加强各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融洽是反恐的保障，推动和深化国际合作是反恐的关键。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单程飞行将近10个小时，当时俄方和我们约定，专访定在当地时间的当天上午12点左右。但以我多年采访政要的经验，晚一到两个小时都是常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哪怕晚3个小时，我们也来得及赶上国航晚上8点半从莫斯科回北京的航班。莫斯科和北京有大概5个小时时差，也就是说，我们起飞的时间，大概是北京时间次日凌晨1点，我们飞回北京时，大概就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这样，正好能赶上下午2点对安南的采访。
这趟行程不容许有半点闪失。因为采访这些政府首脑，一旦确定时间，想要改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人都日理万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以每小时甚至每分钟来计算，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采访，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外交事故”。
我们预先做了各种设想，比如说，万一回北京的飞机晚点怎么办？从首都机场出来还有一大堆手续要办，一大堆行李要取，而且风尘仆仆的我也需要化化妆，还要架好机器，布好灯光，如果时间来不及怎么办？
我们准备了几套方案。只要飞机不晚点，一到首都机场，我就拿着护照办手续，一个人先出机场。栏目组的车会在机场门口等我，直奔钓鱼台国宾馆，在车上化妆师给我简单洗洗脸，化化妆，整理得像样一点。台里会重新组织一个专访的报道组，早早去钓鱼台架设机器和灯光，然后我们直接会合。若飞机晚点了，晚得彻底没希望了，就请主持人董倩临时来替我做这个专访。
总之，宁可出尽百宝，不可放过一个采访对象。
2．险象环生的高端访问
2004年的那次采访有些特别，因为普京是个很有创意的人，经常会一拍脑门，想出一个新主意。除了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外，他还提出一个要求，邀请一个中国的中学生作为小记者，一起采访。当时中国很多学校都有校报社，有小记者，可能普京上网看到了，觉得挺新鲜，想见识一下。被选中的小记者是个小女孩，北京的中学生，可爱又聪明。
采访当天，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使馆支援了我们一辆面包车，还让一位政务参赞陪我们三拨记者一块，大概9点多就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就挨着红场，远处是圆顶的瓦西里教堂，前面是红场、无名烈士墓，旁边有个阅兵台，阅兵台后面是克里姆林宫。在红场边上，有一个克里姆林宫的侧门，所有记者要去里面采访，都要通过那个侧门进去。
由于车不能开进去，两个摄像一个编导再加上我，四个人将两台摄像机、两个三脚架、两大箱的灯光设备，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装电池和磁带的包，哼哧哼哧地抬进去。在红场的小方砖铺就的路面上，走了好几百米才走到侧门，然后又抬进侧门，一共过了三道门的安检，终于成功进入克里姆林宫。
这是我第二次进入克里姆林宫。初访普京时，他刚刚当上俄罗斯总统。如果说那时他还多少有点收敛，锋芒未必全露的话，现在则已经大展拳脚，在好几件事情上，展现了果断、强硬、干练的手段，在俄罗斯的人气如日中天。
我心里对与普京的这次会面，既充满期待，又十分紧张。紧张主要来自于我们走钢丝般的采访安排，我暗暗祈祷，日理万机的普京，能准时出现。
克里姆林宫是典型的俄式建筑风格，高大宏伟，走廊的挑高都有5到8米，走在里面，能听到自己脚步声的空旷回音。我们被带到克里姆林宫配楼的一个厅，被告知就在那里采访。
架好机器，准备停当，已是11点多，我们开始安心等待。在场的所有记者，都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等待普京出现。可渐渐的，这种激动变成了焦急、不安，甚至有些恐慌。因为从12点一直等到下午3点，普京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总统府新闻局的人去问了一下，回复的消息是，普京正在开一个紧急会议，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地方，出了一起事故，普京正在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开会。你们耐心等待，马上会到的。
快到4点的时候，一件尴尬的事发生了。我们10点钟就进了克里姆林宫，所有人都没有上过厕所。虽然我预估到要等候很长时间，一直控制着喝水量，但是攒了快6个小时，内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向俄方工作人员打听卫生间在哪儿，谁知他们竟然拒绝我如厕，说：“上厕所得走很远，要从这个楼出去，经过几道安检门，到另外一个楼才有公共卫生间。总统随时都会来，你现在去上厕所不合适。”
那我就忍着吧。又忍了快20分钟，实在不行了，只能求助于我们的大使馆参赞：“您能不能跟新闻局的人说一下？我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然待会我若在采访过程中尿裤子，那可就成了新闻采访史上的奇闻了。”
参赞帮我过去交涉，新闻局局长终于想起来，旁边是另一个局长的办公室，里面带一个卫生间。好在参赞跟新闻局局长私交不错，人家总算给了个面子，让我在克里姆林宫奢华考究的局长办公室卫生间里方便了一下。
解决了个人问题，我只享受了短暂的舒缓，接着就陷入更加焦虑的境地。尽管俄罗斯方面的人不断地说，总统随时会来，但是直到四点多钟，普京还是没出现。
我们是8点半的飞机，就算4点半能坐下来采访，怎么着也得聊半个小时以上吧。再加上收拾器材，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时间，上车大概是5点40分了。那个时间正好是莫斯科交通的下班高峰期，几条主干道堵车是出了名的，而正常情况下，我们去机场都起码要两个小时。
即便不堵车，到机场也快8点了，还得过安检、过海关、托运行李、办手续，按照我数次进出莫斯科的经验，那些海关人员随时随地的刁难和抽查，没有两个小时是弄不完的。这么满打满算下来，4点半普京要是再不出现，我们的行程就得泡汤了。
我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能又拖着参赞，去找那位新闻局长交涉。我把整个情况和盘托出，然后反复强调：我们事先都联系好了，12点的采访，现在都过去快5个小时了，这事不能赖我们。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赶上8点半的飞机回北京，不然，若放了联合国秘书长的鸽子，造成中国和联合国的外交事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新闻局长一边保证说，5点钟之前采访肯定没有问题，一边答应马上通知克里姆林宫的交警，派一辆警车来，采访完之后帮我们开道，走紧急车道。
莫斯科一些主干道的马路最里侧，的确有个紧急车道，一般情况下没人敢走，如果能走紧急车道的话，确实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他又问我们是什么航班，我说是中国国航，他笑着说：“那我管不着，中国国航的事让你们参赞想办法吧。”
我连忙争取说：“飞机的事先不说，您能不能想办法跟机场海关打声招呼，一会儿放行痛快点，别为难我们。”跟“老毛子”商量这些事，一向是特难沟通的，但那次他们可能有愧于普京的迟到，对我的要求照单全收，立刻开始打电话安排。
参赞正想办法跟国航打招呼，我们央视驻莫斯科的首席记者路彪也挺身而出，他爱人正好在国航莫斯科机场办事处工作。路彪说：“我跟我媳妇打个电话，想办法跟国航的地面经理打个招呼，看看有没有可能行点方便。”
1998年我去伊拉克的时候，民航的管制没那么严格，还让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阿联酋等了我们将近半个小时。但是到了2004年，这种情况就很难出现了。民航都强调准点率，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延误起飞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争取找人先帮忙把登机牌给办了，如果行李来不及拖运，之后再想办法补运。
就在我们心急如焚的时候，5点钟左右，房间外突然一阵骚动，新闻局长跑来通知，总统马上就到。我赶紧开始准备，掏出随身带的小粉扑，为被汗水弄花的脸补补妆，又对着玻璃窗梳理了一下头发，便正襟危坐等候。
不一会儿，普京一如既往甩着一只胳膊，“哐哐哐”地走进来。这是普京走路的标志性姿势：只有一个肩膀在晃，另外一个肩膀是不动的，感觉一个肩膀是以另一个肩膀为轴心在动。我猜测，他或是因为小时候练柔道受过伤，或是做克格勃受过特殊训练，总之与众不同。
这么多年采访他，每次都在聊国家大事，从来没有机会涉及到这么私人的问题。但是每次看到他这个走路的姿势，疑问便会浮现在我心头。他特别的走路姿势，脸上冷峻的表情，加上那对蓝中泛绿的“狼眼”，令人感觉他深不可测，琢磨不透，以及毋庸置疑的强悍。
尽管普京开了一天的会，处理了很多紧急事务，但他状态还不错，进来就跟我们说：“很抱歉，让你们等了这么久，我今天可以多回答一些问题。”
以前要是听到这句话，我绝对是心花怒放，恨不得拿出100个问题来问。但那天可真没心情，心想，可别多问了，我来不及赶飞机了。
那天的采访全是按计划进行，我事先跟新华社记者和那位小记者商量好，让他们在前面赶紧提问，接下来我就可以自己控制时间和节奏。
普京那天很配合，我们希望了解的问题，他全部都回答了。我提出的5个问题是新闻官临时圈定的，普京事先并不知道，当我问到2004年发生在俄罗斯的三起特大恐怖袭击时，普京的眼睛里甚至进出了泪花，他说俄罗斯的百姓受苦了，感谢中国朋友在俄罗斯最艰难的时候，同他们站在一起、分担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支持，那动情的一幕相当感人。
等我们跟普京握手告别，已经快到6点钟了。普京前脚刚出门，我们后脚就像疯了一样，赶快张罗收拾设备。把摄像机的机器卸下来，把三脚架捆起来，这都很容易。但是我们带着的一套组合灯，已经烤了快一个小时了，一般情况下，要等十几分钟再去卸灯泡，那时候已来不及了。
幸亏摄像有经验，戴了一双白线手套，去拧那个灯泡，只听“嗞”的一声，一股黑烟冒起来，整个手套就烤焦了，幸好没有烫到手。我们也不要灯泡了，手忙脚乱地把散落的东西都归拢。
我们非常狼狈地扛着那些器材，争分夺秒地走出克里姆林宫，内心被焦虑啃噬，恨不能生出一对翅膀，瞬间飞到机场。
我隐约想起，以前也经历过这种近乎绝望的场景：事情已经完全超乎自己的能力，却必须完成。就像快要溺水的人，想要努力抓住那根救命稻草，介乎于希望和绝望的临界点。人生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景，眼看着快不行了，但事实证明，只要咬咬牙，这件事也就挺过去了。
记得1998年我们去伊拉克，我、冀惠彦、一个技术加一个摄像，四个人带了20多件行李，从莫斯科转机去约旦。从北京来的飞机停在T1区，由莫斯科飞往约旦的飞机却在T2区，两个区域之间必须步行过一个漫长的通道。我们的航班时间衔接得很紧，必须争分夺秒。我们提着20多件大大小小的行李，艰难前行。四个人一趟当然搬不完，只能让年长的技术老师留在原地看着，其他三人肩扛手拽，恨不得拿牙叼着，一趟一趟搬运。累得差点断气，终于赶上了飞机。
这次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经历，似乎又将我送回到几年前莫斯科机场那一幕，他们几个人拿着摄像机和三脚架，我得背着那个大灯箱，手里还要拎两个包，简直要崩溃了，根本拿不动。
从克里姆林宫走到那个侧门，再从侧门走到停在红场边上的面包车，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路。走到一半已经眼前发黑，但还是咬着牙坚持到最后。走到车前，两腿发软，上气不接下气。使馆的人过来时，我连道别的心情都没有了。令人欣慰的是，那位新闻局长说话算话，安排的警车果然停在那儿，闪着警灯，使馆人员将我们介绍给一位魁梧的俄罗斯警察。
打过招呼之后，参赞悄悄问我：“身上带钱没有？给这个警察一点辛苦费，他会卖力的。”我问给多少，参赞说：“大方点吧。”
我想都没想，掏出口袋里的1500卢布，全部攥在手里，用仅会的那一点点俄语，说：“同志，谢谢！”我把钱塞到他手里，然后连比带划，指了指表，又比了一个天上飞机的样子。那个警察心领神会，连连点头，说：“OK！OK！”跟参赞匆匆告别后，我们就从红场一路绝尘而去。
绕了几个弯，我们上了那条通往机场的大道，果然堵得水泄不通，连紧急通道都被占得满满的。接着，我就看到那1500卢布起了奇效，那辆俄罗斯警车开上了应急车道，把灯一闪，扩音器一开，就开始喊。我听不懂，但能明白那种气势，肯定是说：前面的车让道！前面的车让道！
有人说，在莫斯科警察的权力比总统还大，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看到警察就吓得直哆嗦。因为那里既有严格执法的警察，也有过度执法的警察，更有肆意执法的警察，你不知道你碰到的是哪一款，所以还是赶紧让开为好。
但也有人可能是什么权贵，谁怕谁，就是不让。警察一边喊一边开道，那个紧急通道很窄，只能过一辆车，但有的车就在前面压着道，给你留条缝。我眼看那个警察，为了1500卢布拼到什么地步，他直接把轮一打，打向左侧，贴着半米高的水泥隔离墩，车轮毂摩擦着，一路火花带闪电，硬生生地把前面占道的车给挤过去了。
我们6点15左右从红场出发，一路在警车开道护航之下，奇迹般的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在7点40分就赶到了机场。航空公司的人奇迹般地出现，帮我们把能办的手续都办好了。而俄罗斯的海关，居然也真的接到了总统府的指令，很爽快地盖了章。我们满身大汗，满怀侥幸，在飞机舱门关闭之前，坐到了国航飞回北京的飞机上。
我如约赶上了第二天下午2点，在钓鱼台国宾馆跟安南秘书长的会面。我当时坐在飞机上，最大的感受就是：认识普京总统真好！
后来，我还曾经三次近距离与普京对话。无论观察多少次，我对他那种复杂的感觉，始终不曾改变，总觉得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未曾说出的想法。
我如约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跟安南秘书长会面，庆幸终于没有酿成“外交事故”。采访完毕，安南愉快地为《高端访问》栏目题词。
首先，普京心里到底如何规划俄罗斯这个昔日超级大国，从他嘴里套不出任何直截了当的回答。大家都知道普京崇拜曾使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彼得大帝，他在办公室里挂着彼得大帝的画像，当了总统之后，还在莫斯科河边竖起了巨大的彼得大帝雕像。但当我问起他，关于他的野心时，他只给了非常模棱两可的回答：“俄罗斯要做一个开放、革新、富裕的国家。”
其次，关于中俄关系，每次采访，普京都会强调我们两国非常友好，俄罗斯很重视发展同伟大的中国的全面战略关系，包括能源合作，贸易合作等等。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普京一直在说，俄罗斯更多的还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的重点在欧洲。
关于普京，许多人都感觉他很强硬、很酷，什么都会，多才多艺。据我的观察，个子不高的普京，他的手很大、很厚、非常结实。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他那颇具特色的眼神。他的目光非常锐利，很少有人能长时间直视他的眼神。每一次坐在他对面采访，我都会试图透过他的眼睛来解读他的内心，但是至今，我都很难从中窥探出什么明确的信息。
普京是个非常冷静的人，讲话的逻辑性很强。我们的编导说，在节目后期剪辑时，普京的专访往往是最难剪的。一般来说，做剪辑应该会使采访更精彩，可是普京的话剪掉任何一句，味道就变了。
这些年，普京在内政外交上的一次次出手，屡屡让世界刮目相看，也让人不敢小看俄罗斯。现在，世界上不少人以某种复杂的心态揣测着普京，猜度着普京，但没有人能够得出明确的答案。
上一次采访普京时，他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他现在很喜欢历史，正在研究历史。在我看来，一个研究历史的普京，对当今世界上这个面积最大的昔日帝国，一定会有他更为深刻的思考。
3．我挑拨了“梅普”关系
自2000年叶利钦卸任，把执掌俄罗斯的大权交给普京之后，这十几年里，俄罗斯政坛基本上是以普京为主导。
我们所看到的普京，是个“纯爷们”，能开战斗机又能潜水，能打老虎还能摔跤，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他还利用宪法允许的空间，加上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任期将满时，把他的小兄弟梅德韦杰夫推到了前台，在政坛上玩了一把“皇帝轮流做”的小把戏，让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新词“梅普组合”。
在俄罗斯有一种说法，由于普京太强势，没人能替代他。所以，当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快结束的时候，普京很自然地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梅普兄弟轮流坐庄的游戏，也开始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之一。
2011年初，在国际上开始流传一些捕风捉影的说法，随着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的时间越来越长，梅普二人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些嫌隙。比如说，以前他们俩总在一块儿，假期里相约一起度假，一起滑雪打猎。而后来，人们发现这两人渐渐开始单独行动了。在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叙利亚的问题上，两人的表态也不太一样。西方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开始挑拨他们的关系，认为梅德韦杰夫更加开放，更加倾向于西方；而普京还是冷战思维，对美国非常强硬。
恰在这时，梅德韦杰夫要来中国访问。我们很早就开始准备，提出要采访他。几个负责外联和策划的优秀同事做了大量工作，甚至请俄罗斯使馆的新闻官到三里屯喝了一场大酒，白的啤的红的全部招呼。俄罗斯人都爱喝酒，非常豪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就拍胸脯说包在他身上。
一个总统身边团队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与他的理念和喜好有直接关系。与普京团队相比，梅德韦杰夫身边的团队更有亲和力，年轻人更多，女性更多，脸上的笑容也更多。
这个新闻官跟梅德韦杰夫的总统府新闻局局长私交不错，经过他强力推荐，梅德韦杰夫同意了接受我们采访，当然也还像普京那样，要求我们去莫斯科采访。
2011年4月7日，我们来到莫斯科，驱车前往采访地点。有意思的是，这次采访不在克里姆林宫，梅德韦杰夫提出，要在位于莫斯科西郊的戈尔基总统官邸接受采访。
在俄罗斯和苏联时期都有这种传统，总统在哪儿办公，哪儿就会升起一面总统旗。这面旗就像消息树一样，莫斯科人很容易知道，总统在不在克里姆林宫里。无论是普京、梅德韦杰夫还是叶利钦，都有一些乡间别墅可以办公，总统在哪儿，那个地方就叫总统府。
我在克里姆林宫采访过普京三次，当听说梅德韦杰夫要在一个“别院”接受采访时，不由得浮想联翩。据说梅德韦杰夫就是普京的傀儡和影子，他当总统这几年还是普京说了算，所以他现在事事都想跟普京不一样，那阵子很少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就待在那个戈尔基总统官邸。
我采访过几百位各国政要，那些叱咤风云的总统们，有时也会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攀比，哪怕对待记者采访也是如此。在我采访美国总统克林顿一年之后，突然接到英国大使馆的点名邀请，说：“我们的首相布莱尔希望接受你的采访，我们希望这个采访比克林顿的更好，在形式上要有别于他甚至超过他。”
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同一国的总统和总理，现任领导人和前任领导人，都会在接受采访上暗中较劲。当听说梅德韦杰夫要在他自己独属的地方接受采访，我心想：看样子梅德韦杰夫希望摆脱普京傀儡形象的传言得到印证了！
对比之下，确实有很多端倪。我数次采访普京，都不是一对一的独家专访，而是两三家媒体联合采访。普京可能是日理万机排不过来，干脆就把中方的几家媒体一勺烩了。也可能是他喜欢排场，特别喜欢搞大型活动，比如执政时曾面对全国网友交流，亲自接热线电话，一接就四个钟头，这可能就是他传递信息的方式。所以，梅德韦杰夫答应我一对一地独家专访，也让我有点沾沾自喜，不管他出发点是什么，对我而言都是难得的机会。
戈尔基总统官邸是园林般的度假胜地。出了莫斯科城，在一条乡间小道上走半个小时，穿过曲径通幽的半山腰，再通过一条两边种着高大白桦林的大路，进入一片很隐蔽的庄园。几道安检过后，我们被带到一栋三层小楼里，在一个雅致的休息间里休息，喝喝咖啡、吃吃点心。
梅德韦杰夫是1965年生人，比普京年龄小，属于年轻的新生代。他手下的总统班底也比较年轻，细节上的安排也比较周到。休息间里有电视，可以看新闻，还可以看到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府里面正式公开的活动。我们在等待的时候，看到他正在会见我的老朋友——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总统身边团队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与他的理念和喜好有直接关系。和普京的团队相比，梅德韦杰夫身边的人显得更有亲和力，年轻人更多，女性更多，懂英语的人更多，脸上的笑容也更多。而普京那边，则是彪形大汉更多，不苟言笑的人更多，办起事来比较刻板，没得商量。这是我近距离采访梅普二人的体会。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梅德韦杰夫总统府的工作人员过来说：“总统接受你们采访的厅已经腾出来了，你们现在可以跟我一起过去。”我们带着所有设备过去，把机器架设好之后，工作人员又让我们带好随身物品，回到休息间，因为安检人员还要检查我们的设备。
随后，一位身材火爆、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走过来，问我：“水先生，你有没有化妆师？”我一听，以为梅德韦杰夫要用我的化妆师化妆，但因为名额有限，我们压根儿没带化妆师出国，就自己拎了个小化妆包，随便用粉把脸上的坑坑洼洼稍微补一补。
我说：“哎哟，我没带化妆师，就是自己有个粉扑。”
美女开口建议说：“我们有总统专用的化妆师，我建议让他给您正式地化一下妆，因为我们总统也要化妆，如果您没有化妆，或者您和总统的化妆方式不一样，在电视上能够看得出来。”
哇，我真是大开眼界！虽然我这么多年来从事新闻报道，随着脸上皱纹增多，有时候也得稍微遮遮丑，但我没想到小梅总统会提出这么讲究的要求，他的团队更是细致到连化妆手法都要统一，令我叹为观止。
其实，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国家，采访过很多领导人，发现当今世界的政要们，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希拉克有自己的御用化妆师，每次接受媒体采访，一定会化妆。我采访过的那些韩国总统们，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等，一个个都很注重仪表。
记得在上海采访李明博时，总统府的人突然跑过来问我：“水先生，你今天戴什么颜色的领带，能让我看一下吗？”我当时刚化好妆，还没来得及换西装戴领带，一时没反应过来他们要问什么，有点蒙地说：“我可能戴一条蓝色的。”现场的编辑帮我把衣服拿来，给对方展示了一下。总统府的人说：“好的，知道了，那我们总统就不戴蓝色的领带了。”原来，他是怕跟你撞衫，瞧，竟细致到这种程度！
生活在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当今政要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2010年，我在上海采访韩国总统李明博前，李明博的秘书特意来问我将会戴什么颜色的领带。原来，他是怕和我“撞衫”。
就连“纯爷们”普京，我前后多次采访他，也发现他形象上有些细微变化。2000年我采访他时，他是不化妆的，到了2004年再采访他，发现他也开始化妆了。普京当总理后，我在北京也采访过他一次，那一次我甚至觉得他好像整容了，把眼袋给做了。吹个牛说，毕竟我也算阅人无数，而且跟踪报道普京十几年了，好歹能看出他的一些细微变化。当时他在对面一坐下，我就发现他五官有些微妙的变化，不太像以前的普京了。
这些事给我很深的感触。后来，我在一些场合也建议过，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也应该更注意自己的形象，穿衣戴帽乃至化妆，在细节上做得更精致一些，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
眼看快到约定的时间，我们被提前请进采访的厅内。梅德韦杰夫准时走进来，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矮一点儿，看上去很亲切，一见面就跟我握手。
我来不及叫翻译，习惯性地直接上来就用英文跟他打招呼。没想到，梅德韦杰夫马上用很流利的英文回应我说：“你好啊，听说你们专门从北京来？”
我说：“是是是，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报道组的全体成员。”他一一点头示意，和离得近的摄像握个手，一边说着一边坐下。
坐下后他就问：“我听说你家里跟我们俄罗斯有渊源？”
“啊？”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是吗？”
他说：“我知道你的父亲是中国的俄语教授，研究俄罗斯文学，是很有影响的学者。”
哎呀，我当时那个心花怒放啊，确实没有想到，特别惊喜。因为我们提供的背景资料和问题单里，都没涉及这个。我有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个人简介，是用来对付这些高端采访对象的。通常来讲，所有你要求采访的政要，都会习惯性地跟你要采访记者的简历，掂量一下你的分量，是不是够大腕。所以我常备着一份中英双语的简历，把个人简介和我采访过的人，都列在上面。随着这些年我采访的人越来越多，这份简历越来越有竞争力，几乎屡试不爽。但是我肯定不会在简历里写，自己的父亲是一位俄语教授。
我很快就反应过来，这很可能是那位可爱的俄罗斯驻中国使馆新闻官的功劳，大概是我同事跟他出去喝酒吹牛时，顺便说了一嘴：“我们水先生啊，你们一定要让他采访你们总统，他爸爸还是个俄语教授。”我有时会拿父亲跟同事们吹吹牛，这一点我从不避讳，父亲对我影响很大，而且在国内俄语界的确曾经颇有知名度。
当我听到梅德韦杰夫问到我父亲时，很有些感动。我相信这肯定是别人告诉他的，但他把这信息记在脑子里，而且在现场主动跟我说，一方面说明他是个很细心的人，另一方面说明他对于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记者相当重视。这样的话语很容易拉近距离，让我们的采访在很好的气氛当中开场。
那次采访进行了50分钟，聊得非常愉快，谈得也很到位。所有我想问的问题都问了，还现场加了一些问题，梅德韦杰夫也相当配合。出乎意料的是，那次小梅总统在我的采访中传递了好几个重要信息：第一，他会参加下一届的总统大选；第二，在利比亚问题上，梅德韦杰夫作为俄罗斯领导人，破天荒地第一次表示：卡扎菲应该主动下台。
关于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当时有很多人猜测，梅德韦杰夫到时候会主动让贤。而梅德韦杰夫却在接受我专访时，明确表示将参加大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后，这个重要消息被国内国外众多媒体争相引用。
在我近年来所做的采访中，这种由人物专访变为热点讯息的情况，并不多见。如果我是一个商人的话，这句话相当于是我从梅德韦杰夫那里拿到的一个大单。而这个大单，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讲，太有成就感了。
在莫斯科西郊的戈尔基总统官邸，梅德韦杰夫给我的采访送上了一份“厚礼”。采访完毕，我也给小梅总统送上了一份“薄礼”——《孙子兵法》。
至于利比亚问题，在此之前，俄罗斯官方从未表态，而俄罗斯的态度对世界而言是很重要的。普京曾经大骂西方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是以十字军东征的方式在征服利比亚，干涉其内政。而梅德韦杰夫却直言不讳地，公开表达了跟普京不一样的态度。我听到这句话时，心里“咯噔”一下，真是无风不起浪，梅普二人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的确大相径庭。
另外，我加了一个新问题：“以前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很多东西都跟你们学习。这些年中国发展迅速，甚至有些东西可以让俄罗斯人感觉都超过你们了。现在的俄罗斯人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你们会不会心里不平衡？”
梅德韦杰夫的回答滴水不漏，也很诚恳。他说，苏联以前的确有很多先进经验供中国学习，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但是，就像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后来者居上，别人会通过努力和勤奋超越你。从我们自身来讲，应该加强学习，谦虚地看到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的长处，把我们的事情做好。
我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我并不认为，这是广大俄罗斯民众看待中国的真实态度，但是我希望梅德韦杰夫的话传出去之后，能让俄罗斯的民众有所反思。不用带着任何情绪和不满，去看待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完全可以淡定一点。
采访完毕，我们编导感慨说，跟普京比起来，小梅还是嫩了点。的确，小梅不如普京老辣，他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不管是否带有个人情绪，都会直截了当地表达。
为什么那条关于他参选总统的新闻，会被广泛转载呢？因为专访播出后，普京就在另外一个场合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针对性很强很严厉的话：“在政治上我们还是要成熟一点，在做出有些决定的时候，不要急于表态。”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针对梅德韦杰夫的。
后来，在网络上和央视内部，都有种说法：我们这次采访“挑拨”了梅普组合的关系，让他们公开在媒体上，有种针尖对麦芒的感觉。
可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一年之后，俄罗斯大选，普京重新当选总统，梅德韦杰夫又被普京推举为总理。当一切尘埃落定时，我恍然大悟，这哥儿俩唱了一出双簧给全世界看。
当时那些风风雨雨、波谲云诡，我相信，并非是他们商量好了处心积虑故意表演的，但他们肯定有一种哥儿们才有的默契和心照不宣，给全世界上演了一场好戏。外界认为，他们有矛盾了，有不同看法了，梅德韦杰夫并不是一个傀儡，普京对他的有些做法也不满意。这样的表象，让他们获得了各自希望的利益。
普京通过这些风风雨雨传递出的信息是：我对梅德韦杰夫有些政策是不满的，我还会回来，以我们俄罗斯的利益为重。而对梅德韦杰夫来讲，这也是一个台阶：我将来可以当总理，但是俄罗斯老百姓不会认为，那是普京给我的恩惠，因为我有个性，说了自己想说而普京不同意的话。
政坛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可时过境迁之后回头来看，才会发现：原来如此！采访国际政要也是如此，当你看到他们的种种表现，或慷慨陈词，或深沉感性，应该明白，其实，这都是一幕幕大戏在上演。
最近，网上又传出了消息，说普京可能对梅德韦杰夫不满意，到年底说不定就会把小梅的总理给辞了。据说，梅德韦杰夫自己也有这个意向，甚至向某些媒体透露过心声。我对此高度怀疑，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经历了那次采访，我不再轻易相信梅普二人的表演。我觉得哥儿俩有种旁人所不了解的默契，是两人在多年的政治生涯当中，在执政理念和行为方式上，形成的一种高度默契，我们无法深入了解。也许有一天，当梅普二人卸任了，在家里写回忆录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知道真相。这是普京时代，俄罗斯政治哲学的深奥之处，我们仍需学习和揣摩。
4．莫斯科遭遇黑暗执法
因为父亲的影响，我对俄罗斯从小就充满向往。俄国文学里的白桦林、伏尔加河、广袤的平原、寒冷的冬天，以及篱笆、女人和酒，在我脑海里形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我特别想背着包，独自走遍俄罗斯的大地，去感受这块土地上博大的人文精神和辉煌的文学艺术。
可令人遗憾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前前后后去过俄罗斯多次，每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彻底粉碎了我对俄罗斯的那点浪漫幻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陷入极度的困难中，这种体制的巨变，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影响是深层的，甚至影响到这个民族的一些优良传统。后来，经历了叶利钦时期以“休克疗法”为标志的激进改革，在私有化进程中，社会出现各种无序的状态，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官僚们，利用各种机会，大肆贪污腐败、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在俄罗斯，带有黑社会色彩的执法行为相当普遍。
2000年初访普京那次，在莫斯科接二连三的遭遇，使我深刻领教到俄罗斯官僚们滥用职权敲诈勒索的丑态。
临行前，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首席记者路彪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向俄罗斯使馆要一封总统府出具的邀请信，这样过海关时会方便很多，否则可能会遇到大麻烦。那时候，中国人去俄罗斯，几乎都会遇到盘查、克扣和刁难。
下飞机到了海关通道，同机的俄罗斯人鱼贯而出，我们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一块儿排队办手续，出示护照，查验签证。我们报道组设备多、行李多，排在队伍最后面。在排队期间，我也在慢慢观察，那些俄罗斯海关边检的官员们，眼神都很不友善，仿佛每个中国人都是来俄罗斯偷东西一样，说话也爱理不理的。
排了大概20多分钟，一个胖胖的穿海关制服的中年妇女冲我们走过来，粗声粗气地示意：“你们的护照！”我们把护照递给她，她随意翻看了一下，让我们在旁边等着，拿着护照就进了办公室，一晃一个多钟头不见人影。
我们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来接我们的记者站和大使馆的人都在外面进不来，我们都不会说俄语，只能被干晾在那儿，拖了两个多钟头。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跑去岗亭敲玻璃。里面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猛地站起来，瞪着我说：“你干什么！”我用英文连比画带解释，说我们的护照被拿走了，没人理我们。没想到那人显得非常愤怒，比画着说：“你要再这样的话，就把你抓起来！”
怎么说我也算是经历过风浪的，相信他也不至于会真把我铐起来，但是多少被他的举动惊到了，一个海关工作人员怎么能这样粗暴？但是护照要紧，我还是坚持比画着沟通。10分钟后，那个中年妇女终于出现了，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
我满腔怒火，从文件夹里把那封邀请信拿了出来，说：“你看看这个，这是你们俄罗斯总统府的邀请信，我来采访你们的总统普京，你凭什么把我们晾在这儿两个多钟头？”
那中年妇女装傻，比画着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护照我们检查完了，你们排队吧。”实际上，那时离我们下飞机已经快三个小时了，整个厅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已经不用排队了。
我当时真是觉得很委屈，出来后，路彪跟我说：“那女人来查护照时，你直接给她塞上50美元，啥事没有了。”
我气还没顺过来：“我凭什么给她钱啊？”
路彪说：“这是俄罗斯的生存法则，她拖你那么长时间，就是在等你找她给钱呢。”
我这才醒悟过来，当时压根儿没往这上面想，就算想到了，看她那态度，也不愿给她钱。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接下来在采访拍摄中又遇上件麻烦事。那时候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刚刚建立，路彪和另一位资深记者开车带着我们，去拍莫斯科的街景，拍拍红场、莫斯科河、莫斯科大学等标志性的景物。在一座桥上，我们把车停下来拍了些镜头。拍完下桥，我们的车正拐弯，后面警笛声鸣响起来，一辆警车跟了上来。
路彪他们知道规矩，是警察要检查，连忙靠边停下车。警察看上去很和善，打招呼也很客气，让我们出示证件。路彪他们有当地的居住证，采访证，没有问题。再看我们几个的护照，问题就来了。我们因公出国，拿的是外交部核发的公务护照。那个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实行公务护照免签，当地海关看到这个护照，盖个章就行，不需要签证。
2005年，我带队去莫斯科报道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工作任务结束后，我在圣彼得堡看了一场芭蕾舞《天鹅湖》，享受了一下。
警察一看，马上就说：“你们这个护照是非法的。”
路彪懂俄语，马上解释说：“你好好看看，这是公务护照，中国的公务人员，免签的，有你们海关入关时盖的章。”
那警察完全不理睬，说：“那不行，你们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要核对你们的身份。”
我还没反应过来，路彪立即激动地抗议：“凭什么去，坚决不能去！你们为什么要带我们走？我们也没有违反什么规定，我们有拍摄许可证。”他把各种证件都出示给那个警察，但那警察坚持说不行，一定要我们上车跟他们走。
上了车之后，路彪非常紧张，赶紧给我们大使馆打电话。幸好那地方离使馆只有20分钟车程，大使馆一位参赞接了电话之后，二话没说，开着车直奔警察局。等我们一路提心吊胆到了警察局时，远远看见那儿停了一辆车，参赞就站在边上。经过参赞交涉，我们幸免于难，没有被带进警察局。
后来我们才明白，当时俄罗斯的公检法系统，尤其是警察系统，非常黑暗、腐败。其中最可怕的，是俄罗斯人称之为“铁笼子”的拘留所。执勤警察如果一旦怀疑你有犯罪嫌疑，就会把你带到拘留所。他们会提出一些问题，如果你说不清楚，找不到人来证明，不能解释，他们就会借故把你关押在铁栅栏围成的笼子里，让你待上一天一夜，遭受打骂也是常事。
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打劫你的钱财。关押时间结束后，你要是找到人保释，或是他看你啥都没有，就会放你走。在关押你之前，他们会拿走你身上所有的物品，等你出来时还给你，但是你的钱包很可能就会变成空的。你如果有疑问，他们就会装傻。他们也不会预先登记，各种程序都很不规范。在俄罗斯社会急剧动荡的初期，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很多去俄罗斯的中国人都遭受过这种不公的待遇，有过这种惨痛的教训。
这件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俄罗斯的执法部门有多恐怖。可就在这次采访结束前，我又遇到一件更加惊险的事，至今想起来都后怕。
因为采访普京很成功，大家都很开心，使馆人员说，你们中央电视台这次为国争光了，这也是我们在俄罗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晚上请你们吃饭吧！当下就把我们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露天烧烤处，在一片白桦林中，吃着格鲁吉亚烤肉，拿着巨大的扎啤杯子，喝着啤酒和纯正的伏特加，谈天说地，非常愉快。
晚宴结束后，使馆人员把我们送回记者站。那时俄罗斯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多新鲜玩意。我听说莫斯科市中心一条商业大街上，开了很多家赌场，觉得很好奇。作为一个记者，这么多年我走南闯北，对当地的新鲜事物，都有一种去见识见识体验生活的心理。虽然我不是赌徒，但对于赌场这种能观察到人性百态的地方，还是动了想去看看的心思。
那时候已经12点多了，而第二天上午11点，我们就得跟着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回国，只能趁着晚上那点时间去看看。我语言不通，问谁能带我去，可没一个人响应我。大使馆的外交官肯定是不能去的，他们有严格的纪律。路彪说太晚了很疲惫，就给我写了个纸条，让我打车去。
那整条街道灯火辉煌，马路两边有各种各样闪着霓虹灯的酒吧和赌场。我找了一家看上去最大的赌场，走了进去。赌场规矩也很严格，必须要出示证件登记。进了正门之后，有一个很长的走廊，往左边一拐，是一个很大的大厅，里面有超级多的赌博游戏，有玩纸牌的，还有玩轮盘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我在里面走了一会儿，看了一会儿，找了个玩21点的桌子坐了下来，掏出了兜里的200美元，决定找找感觉，体验一把。我打定主意，输赢就这么多，玩完了就走。可那天特别诡异，我越想输还越输不掉，一下子拖到了凌晨两点多。我有点困了，就拿着筹码去把钱换回来。出了大厅，到一个拐角处卖咖啡的柜台，我买了一杯咖啡，想提提神。
就在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出事了。我坐的位置是个死角，看不见外面发生了什么。等我喝完咖啡准备走的时候，忽然发现刚才人声鼎沸的大厅，一个人都没有了。我纳闷地往前走了几步，探头朝门口看，只见长廊尽头的玻璃门外，停了两辆警用卡车，闪着警灯。赌场里的人，正在被警察押着一个个往大卡车上赶。
当时我就震惊了，连忙缩回来，躲到刚才喝咖啡的地方，用英文问收银员怎么回事，他说，警察来查抄了。
原来，这些莫斯科的赌场和夜店，虽然公开营业，很多游客都可以去，但并不是百分之百合法的。警察们缺钱了，就来查抄一把罚一堆钱，然后把人放了，第二天照样营业。若是开赌场的人没打点好他们，他们也会趁着人们玩兴正浓的后半夜来查抄。
我当时一身冷汗就出来了，在里边躲着，不敢出去。躲了将近二十分钟后，我又蹑手蹑脚地走到楼道拐角处，探头一看，外头一个人影儿都没了。收银员说，应该没事了。我顿时松了一大口气，赶紧冲到马路边拦了一辆车，惊魂未定地回到住处。
这件事我想起来确实后怕。如果我当时跟那些赌客们一起，被一网打尽关进“铁笼子”，语言不通，又没带手机，真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许等大家想起我的时候，我们的专机都要起飞了。而且，那时候我们是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代表中央电视台来俄罗斯的，如果在赌场被警察扣起来，那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丑闻啊，很可能会造成外交上的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身为记者，不管是为了采访做原始资料的积累，还是美其名曰“体验生活”，在外面独身一人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十年前我还年轻，血气方刚，敢闯敢跑，无论到了什么地方，看到新鲜事物都跃跃欲试，觉得也没什么坏处。后来，经历了一件件类似的事情，我开始有所反思，变得谨慎了，不太敢轻举妄动。
我们出境采访时，并不只代表自己，也代表中央电视台，还代表我们的国家，如果由于我们的草率行为，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那就后悔莫及了！这么多年的采访，我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当记者一定要敢打敢冲，但是在非工作状态下，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远离不必要的是非和麻烦。
去问问那些在俄罗斯工作、留学、生活过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能讲出这样被执法人员敲诈勒索的故事，真是一本本的血泪账，一段段的痛苦史。
2005年，我带队去莫斯科报道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当年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在红场上举行了一次巨大阅兵。很多外国嘉宾从世界各地前去参加，胡锦涛主席也出席了。中央电视台要在那儿做一次直播。
我们从北京飞到莫斯科，在机场依旧被扣了两三个钟头。这次我有了经验，就是不给钱，后来扛得差不多又把我们放出来了。
我们报道组有位编导的表哥就在莫斯科。当时使馆和记者站的接待任务很重，也顾不上我们。我就对编导说，干脆请你表哥来机场接我们一下。可我们出了机场，等了快一个钟头，才等来她表哥。那哥们儿浑身大汗，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一边跑一边说：“对不起，哎呀，倒霉倒霉，碰上俄罗斯警察了。”
原来，他在接我们之前，去另外一个地方办事，把车停在马路边。等他出来的时候，就看到警察正在拖他的车。他拦着警察，不让他们把车拖走，警察就提了条件：“你给我一点买酒的钱，我这回就饶了你。”
他没带多少现金，就几十块零钱，那警察说：“不行，这还不够我和弟兄们喝酒，我得把车拖走。”他连忙拦着又求情。这个过程当中，他接到我们的电话，警察一看就说：“这个手机不错啊。”
那是他几个星期前刚买的新手机，值三四千块。他只能忍痛割爱，把卡卸下来，将手机塞到警察手里，说：“送给你，作为礼物。”警察立刻笑逐颜开，把车还给了他。
据说，俄罗斯警察特别喜欢敲诈中国人。他们相信中国人有钱，中国人是冤大头，只要稍加为难，中国人马上会想到用钱开路，破财免灾。
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对于中国人而言，不光是在俄罗斯，在海外很多国家都往往会遭受这种“特殊待遇”。这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惯性思维，遇事就想给人行点小恩小惠，图个方便，钻点空子。可贪小便宜吃大亏，说起来也赖不着谁。
我们作为记者在外面跑，到了紧要关头，被逼无奈也会出此下策。但是长期在国外居住的中国人，要在当地做买卖，那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千万要做到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哪怕那法律有不合理的地方，你也不要钻空子，一旦被抓住，将得不偿失。哪怕你见过很多阴暗面，它无形中会诱导着你，也记得要活在阳光下，凡事坚持原则。
就像那个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在谴责别人吏治腐败黑暗执法时，也要反省自己的问题。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亮出身段，也开始唱唱主角，我们中国人在外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了解当地的国情。出门在外不容易，可千万别让人抓住软肋欺负，那才真是有苦说不出呢。
我每次采访普京，都会提类似的问题，含沙射影也好，旁敲侧击也好，总要关心一下中国人在俄罗斯投资的环境。我们做过很多节目，包括关注“灰色关税”等问题。很多江浙一带的商人到俄罗斯去做买卖，为了省点小钱，在关税和海关通关手续上，私下塞钱办事，结果被人家查出来，罚了个倾家荡产。前几年，在莫斯科的“一只蚂蚁”市场被关闭，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其实，俄罗斯方面对这些猫腻了然于心，当觉得这些对他们有利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当他们发现无利可图，这些腐败行为实质上使俄罗斯损失更多钱，普京腾出手来整治这些黑暗行为时，存在于“灰色地带”的交易，马上就会被停止。
有一个阶段的俄罗斯，的确让人恨得牙痒痒，但随着时间推移，普京开始整顿吏治腐败时，风向就转了。警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敲诈了，对外国人也不敢那么蛮横了。等我去采访梅德韦杰夫时，感觉俄罗斯正在矫正自己，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普京再次上任总统之后，莫斯科的环境在逐渐变好。
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它过去曾是帝国，以后仍将会是。只要它的人民少喝点酒，哪怕再勤奋一点点，我相信，俄罗斯必将再度雄起。
俄罗斯人说：“上帝让我们为邻。”中国人则说：“远亲不如近邻。”普京总统非常赞赏这两句谚语中所透露出来的哲理和友好。他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互为邻邦，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这不仅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与行动，也是两个伟大国家推动世界繁荣与进步的共同责任与事业。
在我看来，做俄罗斯的邻居纯属上帝有意刁难中国，在一个大国的旁边，偏偏又安插了另一个更大、凶悍且颇具攻击性的大国，这在当今人类居住的地理版图上绝无仅有。有时候，我感觉中国和俄罗斯就像一对情人，一边是瘦小精明却一往情深的小男人，另一边是高大丰腴完全掌控着小男人的大女人。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俄罗斯是可以依靠的，但不能投靠。
5．普京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这本书即将完稿之际，2014年1月，我再次得到一个采访普京的机会。一开始，我习惯性地认为，这只是和前四次采访大同小异的又一次高端访问，可没想到，第五次采访普京，却成了我职业生涯中又一个亮点，它让我连续几天在央视屏幕和各大网站上大放异彩，种种赞誉纷至沓来。而所有这些，大半都是缘于普京在接受采访时做出的一个动作。
2013年年底，中央电视台驻俄罗斯中心记者站接到俄罗斯总统府新闻局一个邀请：普京总统将于2014年1月17日，在索契会见几家俄罗斯和国际知名媒体的记者，中央电视台作为亚洲唯一一家新闻媒体受到邀请。总统府新闻局同时要求：受邀的各家媒体派出大牌记者、主持人参加联合采访。当俄罗斯记者站将此项目报告央视新闻中心时，孙玉胜副台长决定派我去会见普京。
2014年1月15日傍晚，我只身一人登上了俄航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从莫斯科向南，飞机又飞行两个多小时后降落在了索契。索契是一个人口只有不到四十万的小城市，它面对黑海，背靠高加索山脉，是俄罗斯最大的度假胜地。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从叶利钦到普京，苏联和俄罗斯的众多领导人和高官富商，都在这里建有度假别墅，每年都会定期不定期来到索契度假休闲疗养。这里就相当于美国的戴维营和迈阿密、中国的北戴河和三亚。故而，索契也有着俄罗斯“夏都”的称号。
索契也发生过许多关乎苏联和俄罗斯国家命运的悲喜剧。1964年，正在索契度假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遭到勃列日涅夫等人“逼宫”，最终黯然下台。当然，真正让中国人对索契感到亲切的，是那本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原型、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
2007年，国际奥委会表决通过，俄罗斯索契获得2014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这是俄罗斯首次举办冬季奥运会。很多人认为，索契冬奥会将是俄罗斯重新向世界展示一流大国的机会，更是普京本人兑现“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俄罗斯”诺言的重要一步。正是因此，俄罗斯从上到下高度重视索契冬奥会，投入了奥运史上空前的重金——500亿美元，打造一个全新的索契和一届“高大上”的冬奥会。
在索契“劳拉”滑雪场的山顶上连线《环球视线》。索契地处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与格鲁吉亚接界处、黑海沿岸，属于亚热带气候区，索契城里的最低温度也不会低于5度，但是在海拔将近两千米的“劳拉”滑雪场的山顶上，气温在零度以下，我举着话筒没一会儿，就冻出了鼻涕。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随着冬奥会开幕的临近，在美国和欧洲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针对索契冬奥会和俄罗斯政府的指责，刚开始是指责索契奥运场馆建设严重滞后，地处温带地区的索契冬奥会期间将会严重缺雪，奥运建设资金存在严重贪腐，等等。之后又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政府和普京的一些政策，比如，指责俄罗斯当局打击和迫害同性恋，俄罗斯人权记录有问题，等等。
俄罗斯国内的恐怖势力借机兴风作浪。2013年年底，恐怖分子在距离索契几百公里的伏尔加格勒，接连制造了两起自杀爆炸，炸死30多人。一时间，索契冬奥会安全问题又成了西方媒体热炒的话题。西方各国政府和媒体甚至掀起了一股抵制冬奥会的浪潮。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主要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不出席索契冬奥会。表面上看，西方的指责似乎都是针对一些具体事项，也似乎有理有据，其实，这背后主要还是映射了当今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深层矛盾，当然也有针对普京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强硬政策的某种报复和打压。
2012年普京重新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对美国采取了针尖对麦芒般的强硬立场，无论在伊朗核问题，还是叙利亚局势，乃至北约东扩，普京无一不是以强硬回应美国和西方。索契冬奥会开幕前的一年里，人们更是看到普京频频出手，且招招令美国等西方盟友如芒在背：
抓住美国国务卿克里的“口误”，以叙利亚同意销毁化学武器的“四两”，轻而易举地拨了美国已经高高举起战锤的“千斤”；闲庭信步间打出优美的太极组合拳，让奥巴马眼睁睁看着斯诺登走出莫斯科机场中转区；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让雄心勃勃的北约东扩一下子陷入“歇斯底里”；最后时刻，用大棒加胡萝卜（150亿美元财援和低价天然气），使欧盟将乌克兰揽入怀中的愿望落空。更不用说在八国峰会和APEC会议上，普京与奥巴马那世人皆知的冷眼相对了。凡此种种，都让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们恨得牙根疼。于是，索契冬奥会成了他们泄愤的对象。因为他们知道，搅黄了索契这个普京眼里的“宝贝”，是会让这个俄罗斯强人感到疼痛的。
于是，围绕着索契一场“奥运凉战”，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上演了。
我即将参加的普京与国际媒体的这次“圆桌对话”（俄总统府语），正是这场“奥运凉战”进入关键时刻，普京搭台唱戏、亮出身段的一幕。看看获邀参加采访媒体的名单，便能略窥一斑，品味出普京的良苦用心：俄罗斯一台和俄罗斯第一频道，两家电视台均是俄罗斯国内主流媒体；ABC（美国广播公司）、BBC（英国广播公司），这两家电视台都是西方世界掌握绝对话语权，能够影响西方舆论的媒体；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奥运专业网站；还有就是CCTV。
两家俄罗斯媒体，两家美国媒体，一家英国媒体，一家中国媒体——这是一盘复杂的棋局。普京主要的对话对象肯定是美英和中国，俄罗斯国内的电视台，更多是陪衬和技术支持的角色（此次对话的电视设备及人员均由俄罗斯电视台提供保障）。对美英媒体，普京希望做到回应质疑，打消疑虑，以正视听。对中国媒体，普京要高调评价中俄关系，以此感谢中国在俄罗斯遇到西方打压和抵制的困难时刻对他的力挺，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
习主席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消息，那时官方还没有公布，但这个信息我在到达索契之前就已经有所了解，并且还知道习主席的先遣组，已经到过索契提前安排住宿、行程等访问事宜。
在联合采访准备的现场，我被阵势之隆重惊呆了。现场的摄像机加起来少说也有二三十台，俄罗斯人还专门调来一台摇臂摄像机和一台架设在临时铺设的轨道上的滑轨摄像机。
当然，这只是普京希望达到的第一层效果，后来发生在“圆桌对话”中间的插曲，和之后普京单独面对我时那个“惊世一抱”，证明老谋深算的普京利用我和CCTV，给西方演了一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双面剧。
“圆桌对话”的地点，安排在距离索契市区约50公里的劳拉滑雪场中心看台内，这里是冬奥会冬季两项的比赛场地。从索契市区到劳拉滑雪场，原来只有一条盘山公路，车程在一个小时以上，另外，俄罗斯为了奥运会又投入巨资，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和一条轻轨，车程能缩短一半。但我们上山的时候因为普京要去，当局出于安全原因封闭了高速和轻轨，我们只能自己租车走那条盘山公路。
2014年1月17日上午，我和俄罗斯记者站的四位同事，乘车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向上，爬到了海拔1500多米高的劳拉滑雪场缆车站，从这里再换乘索道缆车，在皑皑白雪的高加索崇山峻岭之上，再“腾云驾雾”20分钟，最终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劳拉滑雪场中心看台。
所谓中心看台，实际上是在冬季两项出发和抵达的赛道旁盖起的一栋大楼，大楼一边的外侧是类似F1赛场的阶梯看台，下面就是赛道；另一边则是一栋标准的办公大楼，楼里有大大小小的功能房间，有的是电视转播用的工作间，有的是用于接待VIP的会客休息室。普京和我们的“圆桌对话”，被安排在大楼内三层的一间会客室内。会客室大约有三四十平方米，呈不规则形，朝外的三面是落地玻璃窗，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外面的赛道和积雪的群山、雪松。
当俄罗斯总统新闻局的人将我们带到采访房间时，我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房间的中央是一个高出地面20公分的地台，上面孤零零放了一把扶手椅，在扶手椅的对面按扇形摆放了六把椅子。在扇形区域的两侧，密密麻麻架满了各式各样的摄像机、灯光和音响设备。俄罗斯人还专门调来了一台摇臂摄像机，和一台架设在临时铺设的轨道上的滑轨摄像机。我粗粗算了一下，现场的摄像机加起来少说也有二三十台。我意识到，这里即将上演一场电视新闻大战。
按照总统新闻局事先给我们的通知，这场采访的录像将由俄方安排专业电视公司录制，每家受邀单位只允许自带一台摄像机，拍摄自家主持人的镜头。采访约定时间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我们到达的时候是上午11点。然而，当我们进入现场时就发现已经来晚了，其他各家早已占据了有利位置，以至于我们自带的摄像机几乎已经没有了架设的空间。
我们找到总统新闻局的人理论，但对方表示无奈，那意思是你们只能自己去抢位置了。好吧，于是我拿出曾在伊拉克等混乱情况下练就的本领，和我们记者站的摄像师一个眼神交流，摄像师二话不说，上去在一排严严实实的摄像机中间，硬生生挤出了一个位置。
被挪动了位置的一个美国摄像见状，马上跑过来阻止我们，我对他说，我们是中国的，我们也是被邀请的一家，大家人人有份，新闻局的人让我们自己抢地方。那老兄一看我态度挺横，转头找总统新闻局的人说理，只见新闻局的人两手一摊，脸上堆出为难的苦笑。就这样，我们成功地从美国人手里抢下了一个位置，为了防止再被他们“踢”出去，我们那位可怜的摄像师，在那之后的四个小时里，一动不动坚守阵地直到采访开始。
接下来是另一场斗争。我们六家媒体的主持人和制片人，被请到了五楼的一间休息室里，总统新闻局的一位负责人给我们集体开会，商讨采访的问题范围和提问顺序。俄方允许的问题范围有六个领域，虽然没什么商量的余地，倒也算比较开放：奥运基础建设、安保、同性恋、体育、俄罗斯与奥运、普京个人。新闻局的人强调，所有问题都必须和奥运有关，关于普京的个人问题，不能涉及总统的私生活。
就在半年前，普京和夫人柳德米拉共同向外界宣布，两人决定结束30年的婚姻。当时在全世界都是一条爆炸性新闻，人们不仅感叹普京的敢作敢当，更是对他的私生活有着各种遐想和猜测。在俄罗斯国内几乎人尽皆知的一个版本，说普京的红颜知己是俄罗斯前体操世界冠军、现国家杜马议员卡巴耶娃，甚至传言两人几年前育有一子，云云。
但是对于这样的八卦问题，无论是西方记者还是俄罗斯记者，当然也包括我，都知道这是普京的红线。谁要是敢问这个问题，准保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可能还能安全地返回北京，但我们在俄罗斯的记者同事们，估计以后再也别想顺利地在俄罗斯采访了。所以，不用新闻局的人提醒我们，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关于提问顺序和采访规则，经过我们六家近一个小时的唇枪舌剑，明争暗斗，最后在我的提议下，大家达成了一个比较文明的君子协定，每一家挑选一个主领域的话题率先开始发问，然后这家主持人还有一个追问的权利，接下来现场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其他各家依次有一个关于这个领域话题的追问机会。当然，如果不想追问，也可以弃权。
在分配话题的时候，各家媒体的立场和倾向性便暴露得一览无余了。美英两家在安保和同性恋的话题上争得互不相让，最后还是英国的BBC抢到了“同性恋”，美国的ABC拿到了“安保”，这两个话题也是西方媒体最关注的问题。俄罗斯两家电视台分别分到了“体育”和“个人”话题，“奥运基础建设”分给了美国奥运网站。我要了“俄罗斯与奥运”的话题。
在话题争夺上，我比较超脱。因为一方面，我已经帮大家制定了提问规则，我明白，BBC和ABC这两家只会对“安保”和“同性恋”的话题感兴趣，别的问题他们基本上连问都不问，而我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事先设计好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到头来我比他们都问得多，整个“圆桌对话”会很突出CCTV记者的存在和主导；另一方面，作为中国记者，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普京怎么评价中俄关系，特别在中日争端问题上会有什么表态。所以，我打算从奥运会入手让普京谈谈俄罗斯的强国梦，因此俄罗斯与奥运的话题正合我意。至于“同性恋”的问题，我希望后发制人，跟着BBC他们问出“奥运凉战”角度的问题，那样既可以表明中俄两国面对西方冷战思维的同患难，没准现场还可以帮普京解解围。
一切尘埃落定后，大家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等待普京的驾到。
不过，对我来说，还有一件事要做。我要为专访普京的新闻报道，精心设计一个“绝妙”的开头。按照俄罗斯总统新闻局事前给我们的通知，普京在面对六家媒体的“圆桌对话”之后，还会单独和每一家媒体的主持人聊上几分钟，地点就在“圆桌对话”室外的滑雪场看台上。
采访的前一天晚上，我向摄像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普京和我单独的那几分钟，为将来播出的《新闻联播》设计一个意想不到的开头。具体讲就是，普京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先不面对他，而是面对镜头快速地说几句，比如：这里是俄罗斯索契，离冬奥会开幕还有多少天，索契准备得如何？俄罗斯如何应对外界的某些质疑？俄罗斯又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关系？说这些的时候，镜头里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说：回答这些问题最权威的人就站在我身边。这时镜头拉开，画面里出现普京站在我身边，我再继续说：他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先生。
这样的采访镜头，之前经常用于我们记者采访普通百姓或者路人，而将普京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采访中如此这般引入央视屏幕，绝对是空前的。如果真能实现的话，也可以从一个细节显示CCTV采访高端人物的能量。
当然，这样的设计存在着高风险，普京不配合怎么办？俄罗斯总统新闻局不同意怎么办？现场一时忙乱，摄像师没有捕捉到那样的镜头也不行。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备用方案：提前录制这一段我介绍普京的开场词。一旦现场镜头无法实现，可以把提前录制的同我实际采访普京的画面接起来。当然，这只是备用，最好还是能够征得普京同意，现场一气呵成。
录完了这个备用串场，时间已经接近下午3点了。这是原定普京接受采访开始的时间，但现场的气氛和总统府新闻局工作人员脸上的表情，让我马上猜到，普京要“晚点”。迟到是普京一种近似固定的风格。不光这些年我采访过他的几次，就是面对所有外国和俄罗斯本国的媒体采访，还有出席各种正式活动，普京几乎总会迟到，短则几十分钟，长则数小时。甚至有人分析，迟到是普京的一种态度，他希望借此向人们展示，作为俄罗斯总统的他是多么地繁忙和重要。
接近下午4点的时候，新闻局的人要求我们各家媒体的主持人，马上到5楼的休息室集合，普京要到了，而且要在正式采访开始前先单独接见我们。
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在5楼的休息室里特意备了专人，招待我们喝咖啡、茶，吃点心、三明治和各种水果。据说所有的食品和服务人员，都是专程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带来的。运到索契后再用专车花几个小时，爬上高高的雪山运到劳拉滑雪场。
当天的采访结束后，当所有人都离开劳拉滑雪场后，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所有为此次“圆桌对话”服务的人员和器材，乘坐七八辆大大小小的车辆在夜色中驶离。这中间有电视服务机构的，也有5楼休息室的人员。仅仅这一幕就足见俄罗斯方面和普京本人对这次采访的重视程度。当然，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东西自然也令人大开眼界。我们驻莫斯科记者站的站长王斌就对我说，那天在5楼休息室吃到的面包，是他几年常驻俄罗斯以来吃过最好吃的面包。“总统专供”就是不一样啊！
下午4点的时候，休息室的门突然打开，我们几个正在聊天的主持人还没反应过来，普京就走了进来。他上身穿一件西服，但里面的衬衫没有打领带，领口也没有系扣，下身是一条蓝色的牛仔裤。之前总统府要求我们每一位主持人的服装，务必要穿成“smart casual”（干净整洁的休闲），看来普京果然是“smart casual”了。
普京笑容可掬地同我们每一位握手。见到我时，他似乎想起什么来了，说：“我们见过好几次了吧？”
我说：“这是第五次了，总统先生。”
普京点点头，然后对我们说：“我去收拾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吧。”估计他说的“收拾”，应该是去补补妆吧。因为我看到他脸上带着淡淡的妆。
十分钟后，我们在三楼那间采访的大房间里全体就位。普京走进来径直坐在了扇形采访区中心的座位上。“圆桌对话”开始了。按照事先的约定，各位主持人有条不紊，规规矩矩地按顺序开始向普京发问。美国那家奥运专题网站的老记者，问了俄罗斯为索契投入500亿美元的问题，普京认认真真地替他算了账，告诉他没有那么多，而且很多钱是为了索契未来发展，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
轮到我提问时，我先告诉普京，为了这次采访，我们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征集网民的问题，网民们的参与热度很高。四个小时之内，有两百多万网民点击了我们征集问题的专题。
普京听到后显得非常高兴。他正了正身子，目光有意识地看向摄像机镜头，说道：“首先，我想通过社交网络、通过其他的大众信息渠道，向所有的中国朋友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我知道我在中国有许多朋友，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我们和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我对中国也有着特殊的感情。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拥有同样伟大的文化和非常有趣、勤劳、才华横溢的人民。请替我向他们带去我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这是一种相互的感情。”
听到他这样说，我好像都能感受到其他几位记者正在向我投来“羡慕嫉妒恨”的眼光。在这样一个国际媒体联合采访的场合，普京总统公开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如此“赤裸裸”地高度评价，一口一个“特殊关系”和“特殊感情”，作为在场的唯一一位中国记者，我顿时觉得脸上老有光了。
然而，我没料到，普京那天对我、对中国的这种特殊待遇才仅仅是个开始。当采访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候，总统府新闻局现场的负责人叫停了采访。只见一队服务员手举托盘鱼贯而入。原来，到了上茶的时候了。
大概新闻局的人看到普京说得有点唇干舌燥，觉得该给总统上杯水了，但也不能冷落了我们这些记者，于是安排了一队服务员进来，给每个人端上了一杯热茶。
现场除了服务员放茶杯的声音，大家谁也不敢出声。这时候，普京突然指着我身边的茶杯对我说：“怎么样？换成你们中国的茅台是不是更好？”
我的耳机里同声传译稍微慢了半拍，估计翻译没料到普京会在这个时候开玩笑。我听到译文后稍稍愣了一下，因为确实也没想到普京会单独对着我开出这个玩笑。不过，瞬间我意识到这是个出花絮的绝好机会，于是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那敢情好啊。我听说您上次还和我们的习主席在一起喝了点酒，是红酒吧？”
普京听到我提起了他和习主席，马上来了精神。他回答说：“上次我过生日，习近平主席请我，我们一起喝了伏特加，吃了点三明治，就像我们曾经是大学生时那样，谈着我们的理想。”
这个内部情报是俄罗斯记者站站长王斌采访前告诉我的。据王斌站长说，一年前，习主席访问俄罗斯时，普京宴请习主席，两人那天谈得很投缘。席间也是交杯换盏，持续良久。结果那天原定在宴会之后，两人要共同主持的中俄旅游年启动仪式和晚会被一推再推，从晚上8点一直推到快10点，普京才和习主席姗姗来迟。
将普京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用采访普通百姓或路人的方式引入央视屏幕，绝对是空前的。这样的设计存在着高风险，但由于普京的配合，这次采访非常圆满。
之后，在印尼举行的APEC峰会期间，习主席听说普京正好过生日，还专程请普京过来为他庆生，并专门准备了生日蛋糕。从那时起，两位领导人就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据说，普京和习主席两人年龄相仿，经历也有不少共同点，两人都觉得，无论是性格、脾气，还是个人爱好、理想抱负都很一致，所以很是投缘。
“圆桌对话”持续到快要结束前，总统府的人再一次招呼服务员换茶。期间，和上一次普京找我“单谈”的一幕又一次上演了。他对着我说：“你们中国茅台很厉害，不过很好喝啊。”
我乐不可支地回应道：“是啊，不过今天我们是工作，要不然真可以上点茅台呢。”
普京听了后哈哈大笑起来。那感觉就像是那天“圆桌对话”的其他几位记者不存在似的。到这个时候，我内心里已经是乐开了花。采访中我希望问的问题，一个不落全部如愿以偿了，而且还意外收获了普京送来的厚礼，以及现场对我这个中国记者的特殊礼遇。这让我得意洋洋。不过，好戏还在后面。
一个半小时的“圆桌对话”结束后，按照事先的安排，普京还要再接受各位记者单独面对面的一段5分钟的独家采访。这也是俄罗斯方面为了让此次采访成功，刻意安排给各家媒体的一份特别待遇。采访地点在室外冬季两项看台的一处露天平台上，背景是冬季两项比赛开始和抵达的赛道，赛道远端高高地立着一个巨大的奥运五环。
到这一环节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上飘起了雪花，伴着浓浓的雾气，四周一片白茫茫。先采访的是BBC和ABC等几家媒体。每次都是记者和摄像先在平台上做好准备，然后，普京身着一件半长的羽绒大衣，从旁边的房间里走出来接受采访。采访结束后他再返回房间，等待下一家的召唤。
看到普京一位堂堂大国的元首，像是一个电影里跑龙套的角色，一趟一趟地跑进跑出，我被他为了索契冬奥会，为了俄罗斯的国际形象所下的“血本”深深地震撼，真是豁得出去啊！对我来讲，这段5分钟的面对面我希望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实现《新闻联播》新闻短片那个“绝妙”的开场；二是我要问普京一个暗含涉及日本的问题，希望普京能够给出一个“挺”中国立场的回答。于是，我找到总统府新闻局的负责人，对他说我希望一会儿采访普京时先对着镜头说一小段开场白，请他同意。
新闻局的人一听我说，马上表现得很紧张，便问了我很多细节，比如你要说什么，多长时间，普京总统站在哪里等等。我一一向他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之后，新闻局的人跑进旁边房间里，估计是去征求意见了。一会儿，他和另一位像是他上级模样的人一起出来，那人又拿同样的问题问了我一遍。两个人犹豫了一会儿，相互用俄语交流了几句。最后，那个管事的人对我点点头，说了声“OK”。大功告成。
那天，似乎老天也特别照顾我们中国。轮到我采访普京时，雪停了，刚才还四处弥漫的浓雾突然间神秘地消散了。滑雪场内的几十盏场地大灯也全部亮了起来。背景衬托着五环标志，拍摄场景可谓再理想不过了。
普京带着灿烂的笑容向我走来，因为之前已经征得了他的同意，所以我放心大胆地跟他握手之后，一转脸直接对着摄像机说了我那段蓄谋已久的开场白。第一个目的就这样达到了。至于第二个目的，要直接让普京对着中国国家电视台，在中日问题上选边站会显得很唐突，而且，以普京的智力恐怕不会轻易表态。
于是，我选择了一个隐蔽一点的角度，问普京：“中俄两国除了在体育、奥运会等领域合作，在当今国际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其实也很接近，但最近个别国家的有些言行企图否定二战胜利果实，颠覆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同为二战的胜利国，俄罗斯如何看待此事？”
我本以为普京会考虑一下再作答，没想到他接过我的问题，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二战的成果是不允许被动摇的。”斩钉截铁。
事后我想，也许普京早已料到我会问这样的问题，有所准备；或者他想在这个问题上侧面支持一下中国，以此答谢习主席决定出席冬奥会的深情厚谊；也有可能，这就是普京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直接脱口而出。不管怎样，我拿到了我想要的采访。接下来就应该轻松一下，收场了。
我转过身，指指身后的滑雪场，问普京：“这是冬季两项的比赛场馆？”普京答：“是。”我问：“您觉得建设得怎样？”普京说：“很不错，应该是一流的。”
这个时候，那一天最让我意料之外，也是事后美美地窃喜了一阵的一幕发生了。普京突然改用英语，对我说：“我相信中国朋友要来的话，一定会喜欢上这里的。”同时他张开左臂，欢快而用力地拥抱了我一下。
这个拥抱被我们的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同时，也被在现场的王斌站长的照相机拍到了。王斌很快利用微信技术，将这个“历史性”的瞬间传回了北京央视的同事们，当晚在电视屏幕上，观众们就看到了“普京热情拥抱央视记者水均益”的画面。
王斌事后还略有遗憾，说照片上普京搭我肩膀的左手有点虚，当时他要是启动连拍功能就好了。而我已经很满足了。那一天，我对普京的采访可以用“圆满”来形容。我看到了普京的笑脸，多少年来少见的笑脸，而且是公开地、不加掩饰地，对着中国记者、中国观众以及全世界露出的灿烂笑容。
以我对普京的观察和了解，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表露情感的人。政治、国际关系这些高深的东西，在普京的手中早已达到翻云覆雨的艺术水平。也许那一笑并不能说明一切，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中国一边。冬奥会开幕时，普京牵着爱犬高调会见安倍晋三的场面，就让人看到了普京高超的平衡能力。但无论如何，中国在普京困难的时刻挺了俄罗斯一把，普京也在中国需要“盟友”的时候拥抱了中国，这就足够了。
第四章
Chapter 4　日本，听我对你说（续）
在我看来，日本现在主流的政治思潮，就是日本不愿意再以一个战败国的身份，委曲求全地被别人保护和制约着，而自己的军队却无权跟别人打仗。日本人认为，这不是他们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所应该受到的待遇。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国家是正常的，更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伟大的。
我们中国人经常喊“小日本”，但在日本人看来，日本永远是大日本。
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真正认识今天的日本，第一步就是千万别把他们当“自己人”。
1．日本众首相，谁见我谁下台
2006年9月，日本换了首相，对华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卸任，上台的是年轻的世家子弟安倍晋三。安倍上任后的第12天，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也就是轰动一时的“破冰之旅”。第二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名曰“暖春之旅”。在温总理访问日本前，我应邀到东京首相府，对安倍晋三做了一次专访。就在那年9月，安倍突然宣布，因身体原因辞去日本首相。
我在济南采访福田康夫及其夫人后，向他们赠送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福田康夫此次访华被日方称作“梅花绽放之旅”。福田康夫解释说：这次访问始于一年中最冷的冬季，代表严冬的梅花之后，就是代表温暖春天的樱花，他借此表达对2008年胡锦涛主席在樱花盛开的季节访问日本的期待。值得一提的是，福田康夫的夫人福田贵代子从未在日本接受过电视采访，这次却和福田康夫一起出现在中国媒体面前接受访问，说明了福田康夫对中国的重视。
新的首相名叫福田康夫，这个名字给中国人的印象，就是动画片《机器猫》里的野比康夫。当时甚至还有网友恶搞说，这是令全世界儿童都振奋的消息！《机器猫》里老被人欺负的康夫长大了，大器晚成，成了日本的首相！这位充满卡通感的首相，上任三个月也访问了中国，先去了北京，又去了山东，我在那年的岁末12月份，在济南对他进行了专访。过了9个月，福田康夫也宣布辞职了。
这一次，首相的位子，轮到了资深政治家麻生太郎。2008年10月，他来北京参加亚欧会议期间，我在北京一家日本风味浓厚的酒店——长福宫饭店对他进行了专访。10个月之后，麻生太郎也辞职了。
这便是2006年到2009年间，日本首相上上下下的时间线，而穿插在这个时间线内，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一次专访。所以，在我们《高端访问》栏目组，有这么一个段子：凡日本首相，谁要接受水均益的采访，短则三五个月，长则不过一年，就肯定会下台。当然，这只是句戏言，我肯定不能对日本首相们的政治生命负责，我也没那个神通，见到谁就把谁给鼓捣下去。
不过，在我这么多年的采访历程中，也的确隐约有着这样一些，貌似规律的东西，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因为，除了日本这些首相，还有很多我的采访对象，也中过这种“魔咒”：
有一年我采访泰国总理他信，采访中谈到他的执政理念，以及对个人今后生涯的预测。他那时心里可能有所察觉，很伤感地谈到了未来的事情，谈到他如果政治失意会如何。三个月之后，他信黯然辞职跑到了英国，到现在依然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
巴基斯坦的总统穆沙拉夫，我前后采访他三次，最后一次采访之后不到半年，他突然辞职，出国，一直流亡海外。前不久，他还回巴基斯坦参加大选，一回去就被扣押了。
还有，我采访斯诺文尼亚的总统后不到半年，他就因为得癌症去世了。类似于这样的事情，用我们栏目组同事的话来说就是：“接受水哥采访，非死即伤。”也算是对我漫长的采访生涯，一种无伤大雅的调侃。
日本政坛走马灯换帅的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算是独特的。这是日本政治的一种生态，也是源于日本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日本换首相很频繁，但是日本职能政府的运作，国家日常管理的政策体系，却并未受到这种更迭起落的影响。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日本有一支非常稳定，而且完全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公务员队伍。上头再怎么换首相，政府各个部门的运作也不会受到冲击，基层的核心运作团队有章可循、有条不紊，中间力量非常稳固。
所以，这些年日本虽然首相换来换去，但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了不起就是某个党派、某个人的政治主张，会在这一时期有所凸显，国家、政府总体的运作一如既往。如果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个首相就重打鼓另开张的话，日本早就不知道被折腾成什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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