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往直前
水均益看世界
水均益　著
编辑推荐
　　水均益，新闻老兵，央视灵魂。1998年曾出版图书《前沿故事》，销量逾50万册。《益往直前》是继《前沿故事》出版后15年来，水均益唯一著作。
　　《益往直前》是一本什么书：
　　1．水均益20年央视生涯回顾。
　　作为央视名嘴，水均益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他是第一个出境采访的央视记者，参与国际媒体“新闻大战”常能拿下含金量很高的分，但面对记者理想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冲突时，却种种无奈；他是成功专访400多位名人政要的央视“第一品牌”，被誉为“名人圈里的交际家”，与总统首相们打交道游刃有余，但也曾面对央视栏目被撤消的悲哀；他是亲历战火追求理想的战地记者，但也曾被网友误解为“伊战逃兵”饱受唾骂；他是世人眼中的央视精英，但也会承受名利带来的质疑甚至恶意攻击……
　　最精彩的人生经历，最真实的心路历程，水均益首度敞开心扉，剖析“伊战逃兵”等心中之痛，真诚点评好友白岩松、敬一丹、崔永元，幽默回应“月薪26万”“被央视雪藏”等各种传闻，并对“央视离职潮”等热辣问题进行点评。同时，讲述与国际著名战地记者的交往故事，例如CNN的克里斯蒂安·阿曼坡、路透社的玛格丽特·摩丝，战火纷飞有如好莱坞大片的场景，一群记者冒着炮火追求理想，充满热血与激情。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水均益央视20年的坎坷追梦经历，体现了一代新闻人的理想和精神。而“把心剖给你看”的真诚讲述，极其动人，让读者感受到荧屏之外，水均益的真性情。
　　2．国际大事件采访真相揭秘。
　　作为国际记者，水均益足迹遍布全球的采访经历，与众多国际政要的近距离接触，使他对看世界有与众不同的独特角度。
　　本书揭秘国际政要的种种“八卦”：普京整容，李明博怕“撞衫”，希拉克有御用化妆师；解读政要名人的种种表演：索契冬奥会时普京拥抱水均益，有何政治目的？卡梅伦访华声称“英国要做中国在西方最强支持者”，又有何隐情？透视世界政坛的风云变幻：俄罗斯“梅普组合”不和传闻是否真实？日本走马灯般换首相原因何在？并独家揭秘“欧债危机”、“朝鲜炸毁核设施”等新闻采访背后真相，对媒体热捧的美国大使骆家辉“坐经济舱”等事件进行了不一样的点评，提供给读者看世界的全新角度。
　　3．中国崛起的真实记录。
　　作为央视报道国际问题的先驱，水均益的采访经历，记录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以前，水均益首次出境报道伊拉克武器核查，成为西方记者的新闻；如今，CCTV记者站遍布世界，中国记者活跃在各地新闻第一线。以前，阿拉法特、萨达姆等政要只关注西方媒体，只愿对西方媒体发声；如今，水均益专访梅德韦杰夫的资讯，被世界各大媒体引用成为头条新闻，比尔·盖茨在G20峰会上点名水均益专访，希望在CCTV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多年的国际问题专家，水均益选取中国读者最关注的俄罗斯、日本、朝鲜、欧美等国家，剖析当今世界格局，点评国际热点问题，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钓鱼岛到朝鲜，美国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为什么会有黄岩岛事件，为什么会有钓鱼岛争端？为什么这些年我们与邻国的冲突越来越多，为什么西方会炒作“中国威胁论”？
　　因为，中国正逐渐在国际舞台上亮出自己，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声音！
内容简介
《益往直前》是“央视名嘴”水均益最新力作，首度敞开心扉，回顾央视生涯20年，剖析“伊战逃兵”等心中之痛，点评央视离职潮，回应“月薪26万”传言，讲述与白岩松、崔永元、敬一丹等新闻老兵不得不说的故事，袒露“名利场中”心路历程。
　　同时，以冲锋在新闻前沿的记者视角，揭秘亲历伊拉克战争、欧债危机、朝鲜炸毁核设施等重大国际新闻背后的真相，讲述采访普京、梅德韦杰夫、安倍晋三、卡梅伦等国际风云人物的独特感受；并以20年来脚步遍布全球的采访经历，密切关注世界变迁，从曼德拉到金正恩，从法兰西到美利坚……剖析当今世界格局，点评国际热点问题，记录中国崛起的脚步。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老母亲和我的亲人们，特别是我的孩子：水亦诗、水亦佑、水亦佐。我爱你们。
序
新闻老兵，一往直前
2013年3月，我又回到了伊拉克。
老朋友阿布邀请我再去他家里坐一坐。于是，我带着整个报道组去了那个位于巴格达郊区、名叫“吉布迪”的村子。15年前，我第一次来伊拉克时，这个底格里斯河旁的农家小院拥抱了我；2013年，故地重游，阿布的房子已经重新装修，但第一眼，就是第一眼，熟悉的老物件就映入眼帘，让我内心陡生波澜。
最显眼的是院子里的汽油发电机。2003年3月，我们“被撤出”伊拉克时，把它们留给了阿布，一共3台，东芝的大功率汽油发电机。战争爆发之际，伊拉克经常停电，但汽油管够，又便宜，我就让阿布从黑市上以每台500到1000美元的价格买来这种发电机。当时的想法是，无论条件如何恶劣艰苦，只要能发电带动海事卫星和现场直播设备，我们就能做电视报道，坚守战区。
阿布骄傲地说：“这3台发电机我全都留着呢，这是你们中央电视台的财产……你等等，我还有一样东西。”说着，他又冲进屋子里搬出一个铝合金折叠小梯子。同行的冀惠彦（当年我的搭档，著名摄像记者，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军事部副主任）一看就乐了：“这是我当年带来的！”
冀惠彦是个很细心的时政记者，常年做摄像。1998年美国对伊拉克发起“沙漠之狐”行动期间，我们俩是采访搭档。当时有很多重大采访和新闻发布会，都是全世界上百记者你争我抢的“新闻大战”。有一次在机场拍摄来伊拉克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时，冀惠彦扛着摄像机没找到制高点，被挤到了众多的摄影摄像记者身后，很是吃亏。对此，他懊悔不已，好几天一直在念叨，说“早知道应该带一个摄影梯就对了”。2003年我们再来伊拉克时，他执意要千里迢迢从北京带来这个梯子。在阿布家里，他轻拍着这落满尘土已经很破旧的梯子，如同拍打老朋友的肩膀，欣喜而怀念。梯子上还能看见蓝色彩笔写着的“CCTV”。
这些熟悉的旧物件，讲述着十年的往事和遗憾，它们被时间磨蚀，反而刻骨铭心。10年重返伊拉克，是重返那段热血沸腾做新闻的日子，也是重新面对当年的无奈、尴尬、痛苦和愤懑。多年来，往事已经凝成心结，打不开，不能碰，耿耿于怀。这次重返，给了我一个释怀的机会。
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事业的一次高峰，我和同事们在巴格达坚守了两个多月，大量鲜活的素材和珍贵的镜头，为我们带来了鲜花和掌声，甚至为我赢得了“全国十大杰出青年”这个40年生命历程中的最高荣誉。然而，被成功与辉煌簇拥的我并不快乐。
这次报道如同硬币两面，一面是风险，一面是残酷。2003年3月18日，我们的报道组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遗憾撤离巴格达。虽然坚守到战争打响之前的最后一天，虽然我还在一步三回头地不断努力，但真正开战时，我的确已不在烽火前线。作为一个“战地记者”，我被人拿来与举国关注的凤凰卫视同行相比较——还来不及吞下撤退的遗憾，各种责难又唾面而来。
那时候，只要打开电脑，我就会忍不住去搜自己的名字。搜索结果难以直视。
“当闾丘露薇和她的同行们继续在经历战火、处处废墟的巴格达向观众们发回报道的时候，我们的著名战地大记者水均益先生却已经回到北京，辗转各个电视访谈节目，大谈他的‘战地经历’，还挤出几滴眼泪来做无辜状，说什么‘无怨无悔’……”
“一个大男人如此贪生怕死，还不如一个女人！”
“这种临阵当逃兵的行为，严重缺乏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实在是太窝囊了……”
各种指责、嘲笑甚至是谩骂几乎要把我淹没。10年过去，回想起这些话语，我仍然如芒在背。
白岩松特别明白我这种心情，他送了我一本《幸福了吗？》，扉页上写着“老哥，为你平反”。我心里咯噔一下。他用简练严谨的文字，书写了他所知道的伊拉克战争和央视报道，这对我而言，是莫大的宽慰。伊拉克归来后，2004年，我就曾想提笔写下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以及心里的委屈；此后无数次提笔，无奈每次又沉重地放下，内心惊涛拍岸。
此刻，在阿布家的院子里，我听到那些发电机、摄影梯的呼唤，往事历历。2003年春天的那60多天，艰难征程，心灵洗礼，都被时间筑成纪念碑……
我终于决定，把这一切都写下来。
同时写下的还有30来年当记者、做主持人，以及做人的故事、感悟和思考。1998年，借着当时的名人出书热潮，我也写了本《前沿故事》，主要讲述了我做电视节目、当记者的所见所闻。记得我当时自嘲说，那本书就是供读者上厕所时看的。但后来有读者告诉我并非如此，因为有些人拿起那本书就放不下来了，结果一次厕所上了一个小时，害得他们腿都蹲麻了。多年后，我偶尔还会碰到一些年轻人，拿着一本已经发黄了的《前沿故事》告诉我，就是因为当初看了我的这本书，他们才选择了学习新闻专业，当了记者或者做了电视节目，云云。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所以，当我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以讲故事为主。讲我作为一名国际记者所经历的大事小情。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还加入了一些自己对国际关系、中国崛起以及国际热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毕竟，当了几十年的记者，自然会沉淀下来一些个人的观点和认识；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也会由原来偏向感性转而更多注重理性的思考，包括对国家、民族和命运的思考。这么说绝非是装深沉，所谓岁月使然吧。
在我看来，每个人生活的时代和环境都是命中注定，你无法选择。如果你赶上一个开放的太平盛世，你应该感谢上苍和爹妈。因为有太多的人，不同人类历史时期、不同国度的人，曾经或者正活在无奈甚至是暗无天日的环境之中。就如同秦始皇时代的人无法抱怨自己为何早出生了两千年、索马里的饥民无法期望自己能出生在富裕国度一样。现实是，我们就生活在现在，我们就出现在眼下这个时代。所以，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现时现地的安全、快乐与幸福。
对于生活在今天中国的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我们生活的这个家园是开放的、繁荣昌盛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时代是太平的、进步的。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注世界，关注世界与中国。
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一名记者，一名中国记者，上电视、做新闻，我很知足，也感谢命运的安排。正因如此，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不敢懈怠。从报道当年的伊拉克战争到关注如今中日的钓鱼岛争端，从采访基辛格到与普京拥抱，我知道，这是我的命运，我的幸运。而为了这份幸运，我只能一往直前。
第一章
Chapter 1　2003伊战采访揭秘
在许多人眼中，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但没人理解，“伊拉克”三个字，在我心中有多痛。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他个昏天黑地。
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这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是毕生的缺憾，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
1．伊拉克新闻大战
2002年，美国打完阿富汗反恐战争后，加紧了对伊拉克的围堵。美国频频指出，伊拉克是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迟迟不配合联合国的武器核查。
出于职业敏感和个人兴趣，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伊拉克的局势。在向国内专家研讨，与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联社等记者朋友聊天之后，我得出判断：美国肯定要打伊拉克，不是2002年底就是2003年初！
9月中旬，我开始反复给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打报告提议：尽快派报道组奔赴伊拉克第一线。风暴即将来临，而且必定举世瞩目，中国国家电视台应该拥有自己的现场声音！
我自告奋勇地提出带队。沸腾的血液点燃我每一条记者的神经，我迫切需要去现场，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影像和声音传播第一手信息。更何况之前我曾去过伊拉克3次，非常熟悉情况，有人脉，有能力，有7次去战地采访的经验，舍我其谁？
报告很快得到领导支持，我第一时间找到冀惠彦。冀惠彦是军事节目部的记者、现役军人，是我非常默契的老搭档。
“伊拉克又要打仗了，咱们哥儿俩还是搭班子吧？”我满怀期待。
他非常痛快：“随叫随到！”
按央视外事处规定，我们出境采访得有邀请，而我在伊拉克的“熟人”，除了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就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但通过这些渠道都会费时费力。我决定另辟蹊径，直奔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让伊拉克人邀请我们。
我分析：萨达姆政权当时在国际上比较孤立，而他们知道，中国对他们在情感上比较同情，也比较支持萨达姆的一些正义主张——比如维护伊拉克的主权、反对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等等。所以，他们希望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权威媒体去报道，去看看伊拉克受联合国多年制裁、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真实生活。
那天，我信心十足地跑了一趟伊拉克驻华大使馆，开门见山地向大使提出要求：“现在您的国家局势非常紧张，可能会发生战争，中国人民非常关注伊拉克人民现在的生活。我们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希望能够前往伊拉克采访报道。”
不出我所料，大使先生态度很积极，他表示非常欢迎我们去采访，并当场承诺：“所有人的签证，你当天来我当天就给。”
我进一步阐明来意，希望他们向央视发出邀请。大使严肃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一丝笑容，几秒钟之后他爽快地一挥手：没问题！
临别时他突然问我：“伊拉克现在明显很危险，你想去那里，不害怕战争吗？”
2003年央视第一次进入伊拉克的摄制组全体人员在巴格达新闻中心合影。清一色的男性，从左至右，依次是康锐、冀惠彦、我、陶冶、杨小勇。当时陶冶和康锐被“弃卒保车”，马上要被提前撤到约旦，“以保住我们三个老家伙能够在伊拉克待住。”当年两进两出伊拉克，多年来我一直感谢兄弟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我当然害怕战争，正如现在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伊拉克人民一样。如果他们无法逃避地要罹受这场灾难，至少我们要到他们身边，将他们的恐惧和渴望，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大使握了握我的手，分量很重。
这封邀请信让我们等了一个多月，11月底才寄到。有了“准入证”之后，我们赴伊拉克采访的团队也很快组建好了。除了我和冀惠彦，还有3名记者：杨小勇、康锐、陶冶，清一色男性。这倒不是因为“战争让女人走开”，而是考虑到，去异国报道一场无法预测、不知面貌的大规模战争，男人去各方面都方便一些。
我是出镜记者兼领队。跟我同岁的杨小勇是卫星传送工程师，技术高手。老搭档冀惠彦大我整整10岁，是经验丰富的采编快手，又是个会关心照顾大伙生活的老大哥。另两位年轻同事30岁左右，都尚未婚配。陶冶是新闻编辑部的编辑，懂外语，常年做国际新闻报道，整理编辑资料和翻译是把好手；康锐是摄像，是我在《焦点访谈》的同事，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大型新闻活动直播的主力“操刀手”。
根据经验，我建议大伙轻装简从。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已经在巴格达驻守，他们利用富余的设备，在当地搞起“三产”：全套提供卫星转播车和设备，连同现场直播的摄像、灯光甚至帐篷一应俱全，我们只需要有一位懂行的人盯着即可。但是考虑到战时时局不定因素，我们专门带了几部便携式海事卫星电话，以及配套的传真设备等；当然还有便携式摄像机、便携式编辑机、对讲机等等。因为要去的是战地，我们还全体配备了防弹服、头盔、防毒面具、急救品等战备用品，当然都是“中国制造”。
出发前，央视在一家保险公司为我们一行五人，每人投了500万元保额的“意外伤害险”。我和冀惠彦开玩笑说：“没想到我们的命这么值钱，加一块儿都能赶得上大熊猫了。”笑一笑，对未知危险的紧张感要消除不少。
后来有记者采访我父亲，也问起了保险的事。老头说，什么钱不钱的，他只想让儿子平安回家。其实，我出发前并没有告诉父母要去伊拉克，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在巴格达现场报道时，才知道我已经到了伊拉克。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我还写下了一份遗书，并且还貌似精打细算地为家人划分了那500万保险金！
如今回想当时写那封遗书的情景，还真有点滑稽。当一个人身临其境真正要交待后事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人生还有那么多事没有做，还有那么多的不舍得。我写了改、删了写，有时还不由自主地念出来，最终也只是写了最简单的几句。
不敢告诉父母我又要去战地，因为特别明白他们的担忧和紧张，但是每次有这样的大事发生，我还是忍不住，一定要去现场。“新闻发生时，我们在现场”，这是每一个记者的座右铭，也是深入我血液的认知。
作为战地记者，我经历过许多真正的战争。总有人问我，去战场采访是什么感觉。怎么形容呢？因为冒险而亢奋，因为职业而忘我。在硝烟中，最及时、最准确地将战争实况报告给公众，报道事实真相，那就是最大的荣耀。
200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五，全中国还沉浸于浓浓的新年气氛中，我们一行五人终于办妥所有手续，干净利落地出发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战争全程报道下来！
2月6日，进入巴格达之后，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我们气都没喘匀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当时的伊拉克，已云集全球上千名记者，早已展开“新闻大战”。除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世界三大通讯社外，不少国家的地方电视台、电台和报刊也派来了记者，其中包括CNN、ABC（美国广播公司）、BBC（英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广联（欧洲广播联盟）、富士电视台等。一些著名的战地记者，如克里斯蒂安·阿曼坡，也在巴格达。
我们入住著名的拉希德饭店后，立刻做出了一整套报道计划。我们的报道要输送给央视各个频道的三四个栏目，以新闻中心为主，大量动态新闻在《新闻联播》《世界报道》《新闻30分》等栏目中滚动播出；我在《东方时空》有个《世界》栏目，对伊拉克问题作深度报道；《焦点访谈》也会及时关注。后来，《东方时空》从2月10日开始，开辟专栏《直通巴格达》，每天约好半小时，我和在北京演播室的白岩松连线。后来挺多人跟我提起这个栏目，都觉得很成功、及时而且直观。
我们五个人分成两组，冀惠彦跟我搭班，康锐和陶冶搭班；杨小勇负责所有通讯线路的保障。每天早上8点起床，讨论好选题吃饱早饭；9点，各自出门，卖力地采访去！山雨欲来、战云压城的巴格达，民生百态都是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大规模直接介入国际新闻报道的开始。战争打响前后，除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家媒体派出庞大阵容外，还出现了一些地方媒体，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国记者有40名左右，祖国大陆与港台地区各占一半。中国观众几乎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战争的进展，战事消息传播之快，是以前历次战争所没有的。
我和新华社前同事、资深记者张兰华在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平台合影。伊拉克战争打响前后，中国派出了自己的战地记者，其中出现了几名引人注目的女战地记者，张兰华就是其中之一。张兰华是新华社于2003年派往伊拉克及其周边国家的增援记者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在巴格达和安曼的78个日日夜夜里，张兰华始终战斗在报道工作的最前沿，用90多篇新闻报道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全面、真实的伊战现场。
这使我回忆起1998年来伊拉克采访的情景。当时，我和冀惠彦等人来伊拉克报道武器核查，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到事发现场，参与国际新闻报道。在此之前，由于种种条件所限，我们所做的国际新闻报道，都是编译国外媒体的资料，没到现场采访，缺乏第一手资料，也就没有发言权、缺乏权威性。1998年我们到伊拉克，是第一次以中国记者的视角报道伊拉克局势，当西方媒体的记者看到我们时，还很不礼貌地将镜头对准我们，大呼小叫地表示惊奇，说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他们第一次在新闻现场看到中国媒体。
2．“中国伟哥”贿赂新闻官
伊拉克当局对各国媒体在当地的采访报道，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规定。全球媒体参与的“新闻大战”，成了伊拉克新闻管理部门的滚滚财源。
伊拉克新闻部下属有一个部门，叫“国际媒体管理中心”，规定所有的外国记者到伊拉克，都必须去那里报到、登记、办采访证。管理中心下发的临时采访证，相当于有效期10天的签证，10天过后如果要延期，就需要再申请、再交钱。若有记者报道了伊拉克当局不喜欢的“负面新闻”，等采访证过期后，管理中心就不再延长，等于变相驱逐出境。
新闻中心的“老大”叫穆赫辛，一位西装革履、中等身材的伊拉克人。无论多么大牌的记者，哪怕是CNN著名的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尼克·罗宾逊，跟他打交道，也得下本钱。
大权在握的新闻中心，十分腐败。记者在当地采访，必须有一个官方派出的所谓“陪同”跟随，实际上就是伊拉克当局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探子，专门监视记者的一举一动。电视记者在大街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做现场、越洋的连线报道，只能在新闻中心配楼二楼的楼顶平台上，给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空间，让你画地为营。但是这块空间必须由穆赫辛批准，不用说又得花钱，一个是非常昂贵的“明码标价”，一个是相对便宜的“私人关系价”。私人关系靠什么建立呢？当然，还是塞钱。
慢慢地，各式各样的帐篷成为那个楼顶别样的风景。我们去了之后，先用欧洲广播电视联盟的帐篷，后来我又让伊拉克雇员阿布去租了个专属我们CCTV的小帐篷。至于地块的价钱，就由我去跟穆赫辛谈。
穆赫辛是萨达姆时代典型的“蛀虫”，虽然只是个中等级别的办事员，但那个时候，所有外国记者都得拍他马屁。比如你想在新闻发布会上找一个好机位，或者在密密麻麻的记者群里得到一个提问机会，就得给他“上供”。他火到什么程度？过生日时，办公室里记者们送的花儿有十几把，蛋糕成摞地堆在那儿，想贿赂他的人，每天络绎不绝。
从安置帐篷，到安放海事卫星，再到联系采访伊拉克官员、联系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我多次跟穆赫辛打交道，也就熟识了。时间长了，隔三岔五，你不见他，他还想你呢，常常派人来找我，老远就喊：“Shui, Morhsin wants to see you．（水，穆赫辛想见你。）”
我一听，坏了，又得“出血”了，就揣上50美元去了。闲聊片刻后，他用阿拉伯的握手方式道别，我就从兜里把手拿出来，手心里捏着美元，说：“哈比比（阿拉伯语，‘亲爱的’），那就非常感谢了。”一握手，他就从我手里把那50美元给拿走了。
有一次，穆赫辛又派人来叫我，我正想找他帮忙联系采访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探听紧张局势下萨达姆高层的口风，便一路小跑到他办公室，只见他神色诡异：“哎，水，过来！”
我凑过去，问：“什么事儿？”
穆赫辛压低了声音问：“你们中国有‘伟哥’吗？”
我一愣，心想，嗨，这个可真没有！但我有求于他，只能咬牙说：“有！”
他怕我没明白，又解释道：“就是你们中国的中药，那种东方的，能激发人的……”
我斩钉截铁地说：“有、有、有！”
穆赫辛立刻兴趣盎然：“那你给我弄点儿。”
我满口答应：“行！没问题。”接着提出交换条件，“副总理的那个采访，你是不是能……”
他很豪爽地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003年我们刚到伊拉克时，租用的是欧洲广播联盟（EBU）一个直播服务点的帐篷。这是我和欧广联的摄像师在谈工作。在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这个异常昂贵、明码标价的平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家电视媒体，都在自己“购买”的一个两三平方米的空间里画地为营，抢着搭建帐篷，有时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回去之后我就犯了愁，跟冀惠彦嘀咕：“穆赫辛跟我要‘伟哥’，咱上哪儿给他弄去啊？”回绝他肯定不合适，我就想，能不能糊弄他一下。
我问冀惠彦：“你带的药里边，有没有上面没英文字，也没中文字，人吃了也没什么副作用的？”冀惠彦是个特别细心的人，他给我们报道组成员准备了一个常备药箱，每天早上都会敲门，给每个房间送三片黄连素，预防水土不服闹肚子。
冀惠彦想了半天说：“有种藿香正气胶囊，把盒儿拆了，里面的胶囊上没字儿。”
我有点担心，问：“这个药吃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冀惠彦笃定地说：“就是调节肠胃、防止上火，没什么副作用。放心吧，不会有事。”
于是，我揣着藿香正气胶囊，钻进穆赫辛的办公室。他一使眼色，问：“怎么样？”
“嗯，”我点点头，很神秘地说，“马库姆什盖勒（阿拉伯语，‘没问题’）！”
当时穆赫辛办公室坐着一些找他办事的人，他招呼我先坐下，然后就开始急急忙忙地打发那几个人。等他把人都支走了，我既矜持又神秘地把药塞给他，说：“这是我们中国最好的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一次两片儿。”我还是有些担心，怕他吃多了会出什么问题。
接下来两天我都没敢见穆赫辛，一方面忙于采访，另一方面我也心里没底，生怕这家伙识破了大发脾气：“水，你怎么糊弄我，完全没有效果啊！”
到了第三天，我路过他办公室门口时，被他给堵住了：“水，过来过来！”
我心想，坏了，露馅儿了！硬着头皮走过去，他一下子把我逼到办公室拐角，表情诡异。也不知是福是祸，我心里直打鼓。
他终于开腔说：“那个药……”我没敢吭声，他又酝酿了一下，说，“那个药，呃……”
我试探着问：“怎么样？”
他咧嘴笑了，说：“Very very good！”
我当场就傻眼了，心想，不会吧？！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真的吗？”
“Very strong（很强）！”他满意地说。
这件事我回去给冀惠彦讲，给其他同事讲，给很多朋友讲，每讲一次大家都捧腹大笑，谁也没想到在中国普普通通的藿香正气胶囊，到了伊拉克竟然会产生奇特的功效。
2013年重返巴格达时，我很想见见穆赫辛，间问他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真的有用吗？那不过就是我们中国调节肠胃、预防上火的一味很普通的药啊。但是阿布告诉我，穆赫辛退休了，几乎没人见过他。很多萨达姆政权时期的风云人物，十年后即使没被清算，也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没有位置了。当年他们大肆敛财，可能也是因为时局动荡，以至于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吧。
托“中国伟哥”的福，我如愿采访到了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阿齐兹是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的风云外交官，他英文很好，长袖善舞，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人、英国人和联合国的人打交道时，总是气场很足，常常一个人舌战群雄。阿齐兹身处伊斯兰教国家，却信仰基督教，是萨达姆政权里一个很另类的人物。
后来，萨达姆被推翻之后，我在《国际观察》栏目里还报道过阿齐兹受审。人在台上和在台下完全是两回事，从萨达姆身边的红人沦为战后的阶下囚，阿齐兹整个人的精气神一下子就泄了，坐在法庭上的他满头白发，一夜之间仿佛老了30岁，畏缩潦倒，不复往日的神采飞扬，令人唏嘘。
阿齐兹到中国访问过几次，我采访过他两三回，也算“老相识”。那次采访，他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他内心里已经坚信，美国迟早是要动手的；第二，他有点责怪中国和俄罗斯等比较同情伊拉克的国家，认为我们没有帮上太大的忙，没有阻止过美国。
其实，在联合国几轮外交斗争中，正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威胁要否决安理会决议，美国才没能拿到对伊拉克动武的“尚方宝剑”。直到2003年3月16日，美国、英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四国领导人在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会晤，美国总统布什表示，最后时刻已经到来，如果伊拉克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又要阻止我们，那我们几个国家和北约盟友，会组成一个自愿的联盟对伊拉克采取行动。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我们，那我们哥儿几个就准备单干了！
最终，美国绕开了联合国，拉上几个“盟友”发动了战争。那个时候，无论中国怎么呼吁用对话和冷静的方式，来解决伊拉克问题，都为时已晚。
十年后再来看所谓的“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件，当然是子虚乌有，但当时却传得有鼻子有眼，我们这些身在风暴中心的记者，便需要拨开迷雾去追踪真相。
我们经常跟美联、路透、CNN的记者约好，去联合国办事机构外守着，和武器核查人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一动，我们就上车跟踪。对方发现我们后，就会想办法甩掉我们，在某个岔路口，他们的车队突然一分为二。我们那时欠缺足够的通讯设备，只能凭借常年的斗争经验形成的默契来行动，比如美联的车在前面，他们会从车窗里伸出手，指着某个方向，示意我们分头去追。
当然，核查小组也会阶段性地召集记者发布消息，往往却是：“我们这次的成果依然是高度怀疑，但这次并没有查到有效的证据，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伊拉克当局也会利用媒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一次，穆赫辛把我们召集起来，参观一架西方国家指责说是“萨达姆用来释放化学武器”的无人机。
飞机停在巴格达郊外一家普通工厂的空地上，看上去像是架大号航模，机翼也就一米多长。冀惠彦是军事记者，一看就知道，这种飞机根本不可能装芥子武器或化学毒气弹，其实就是架洒农药的无人机。
眼看一切核查都无功而返时，一个惊天大转折出现了。
我身后就是西方国家指责说是“萨达姆用来释放化学武器”的小飞机。老冀是军事记者，一眼就看出这飞机装载不了化学武器。后来证明这是一架用于喷洒农药的无人飞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萨达姆就这样一步一步被逼到了墙角。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出示了据说可以证明伊拉克拥有、制造和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量证据，一个代号“曲线球”的情报人员成为关键人物。据说他是伊拉克的前科学家，曾经在生产研制化学武器的秘密部门工作过，后来从伊拉克转到约旦，叛逃到德国，将情报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
有一段录音，是两个人在电话里交流。一个人说：“那个东西送到了没有？”另一个人回答：“上校，你放心，我已经送到了很安全的地方。”鲍威尔解释，他们是在运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段电话被监听并且记录下来。
鲍威尔的证据让全世界哑口无言，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件事，仿佛就此坐实。鲍威尔演讲时，我们挤在穆赫辛的办公室看电视转播，我看见，穆赫辛不再不可一世，那种大限将至的表情，很真实地浮现在这个伊拉克新闻官员的脸上。
3．无奈的分批撤离
2月中下旬，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下了通知：下一个礼拜，第一批使馆人员要撤出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们有可能会被勒令撤出。那个时候，中国在伊拉克的记者已陆续撤离，除了我们，只剩下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由我的老同事张兰华带队。
我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新华社也撤，我们留不留？怎么留？
整个报道组都很担心，我给他们鼓劲：“之前花那么大力气进来，就是要守到战争爆发那一刻！能坚持多久，咱们就要顶多久！”
可形势不容乐观。有一段时间，每天做完报道后，我和冀惠彦就坐在拉希德饭店的窗台上，透过夕阳余晖，看着窗外的底格里斯河，看着巴格达钟，看着整个巴格达市区，谈论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留下来？
我分析，如果使馆和新华社都撤，台里领导肯定要考虑我们的安全，号令班师的金牌就很可能发过来。我们不想前功尽弃，于是制订了一整套“留守战略”。
第一步要发“安民告示”。我不断给台里发传真，汇报工作表决心。我特别强调全体人员状况良好、斗志高昂，各项工作正常进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报道体系，并未受到紧张局势的影响。同时我也表现出很强的安全保障意识，包括如何紧急避险、战时物资囤积、预先了解撤离路径等。
我还植入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媒体与使馆人员不同，撤与留，记者应该有独立和职业的判断。路透在这里，美联在这里，目前伊拉克还有约200名记者，新闻大战没有结束，我们没有理由走！我甚至故意“提醒”：凤凰卫视也马上会派第三批记者来，当然我压根儿不知道那会是闾丘露薇。
台里很快回复，肯定了我们的工作，但走还是不走，迟迟不给说法，只是说，按照惯例，央视记者出境采访，既受台里的领导和指挥，同时也要听从中国驻当地大使馆的意见。
我决定“转攻”大使馆。
我们报道组跟使馆的关系十分融洽。从张维秋大使到司机、勤务员，都对我们很好。正月十五的时候，使馆还邀请我们一起包饺子。当时使馆虽然有通讯工具，但主要用于外交用途，一般情况下不能私用。为了表示感谢，我们把海事卫星电话拿到使馆，让所有的使馆人员，从大使到厨师，一二十人，每个人给家里打3分钟电话，他们打趣说：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友情赞助。这些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温暖。
但是战争里面没有温情，只有生死。我希望张维秋大使能够理解新闻人的理想和热血，但是我也很清楚，形势逼人，很多事不是大使一个人能决定的。
在张维秋大使的办公室里，我们有过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
我很直接地跟大使说：“想留在这里，并不是我水均益个人想出名，想要博得一个‘战地英雄’的光辉名号。而是我们作为新闻记者，有这样的职业追求。我们已经在巴格达驻守了好多天，现在撤离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如果临到了眼前，却放弃记录这段历史，我们会良心不安。”
张维秋大使是位资深外交官，人也很和善，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小水，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战争一触即发，留下来真的很危险，我们作为驻地使馆人员，首要的还是要考虑你们的安全。你看，也不是只有你一家撤，新华社也已经准备撤离了。”
“我们会非常注意安全的，”我有些着急，绞尽脑汁地解释，“新华社做的是文字新闻，他们可以根据外电、根据伊拉克当地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很漂亮的文字稿。但是中央电视台不行，我们作为电视媒体，需要现场画面，离开现场就没有意义了。”
类似的话，我反复说了好几遍，听上去有点像强词夺理。但是，我必须这么做，把任何道理，都往“我们必须留下来”上说。张维秋大使很耐心地听完，最后表示，他很理解我，也会充分考虑我的想法，会由使馆给国内提供一个建议，但这事确实不是他一个人做得了主的。
我走出大使馆，抬头望天，战云密布，依然阴沉。
3月初，使馆开始忙碌起来，人们进进出出准备撤离，然后一间房一间房开始腾空。我们的主要工作也开始变得单一：保持正常的报道连线，每天跟白岩松相约《直通巴格达》；整个报道组全力以赴，“赖着”不走。
经过充分考虑，我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实在顶不住压力，作为缓兵之计，先部分撤离。
冀惠彦一边啃阿拉伯大饼一边瞪着我：“谁愿意撤吧？你说说。”
我说：“我、你和小勇都是四十好几了，咱们俩更是有家有室的，人生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陶冶和康锐俩小伙子还年轻，还没成家立业，按道理，也该让他们先撤。”
冀惠彦不是扭捏的人，就说：“行！那得跟他们好好说说！”
开场白很沉重，没人主动讲话，我开始介绍局势，但是说了些什么，自己也没听见，只听见心在怦怦地跳。当初把人家说得热血沸腾，来巴格达受了两个多月的苦，现在又要人家回去，怎么交代？！
“外交部门和台里，也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真实的战争，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测，所以，我们也要理解这种苦心。让你们俩先撤离，也是出于这种理解。”我苦口婆心地劝着两个年轻人，也是在劝我自己。
陶冶跟康锐交换了一下眼神，很坦诚地说，心里不想走，但是也尊重我的决定。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但是表面上还得镇定冷静，说：“让你们先撤，一是考虑你们还年轻，还有一层意思是，你们撤也许还可以保住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儿的存在。当然，你们撤出去还可以策应配合我们。”
“怎么配合？”康锐来了兴趣，他大概以为，撤离就是灰溜溜地离开，以后都没他们事了，一听到有事做，精神就来了。
我手里拿了一支笔，在空中点点画画，“如果一旦强制要求撤离，你们撤到约旦，我们留守伊拉克，对台里有个交待。同时，你们在那边也可以做些报道，还可以帮我们补点物资什么的。一旦局势不妙，危险到我们实在待不住了，你们还可以接应我们。”说着说着，我自己都觉得这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妙计。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我在街头采访中学生。我希望获得当地老百姓对战争形势的最新看法，特别是伊拉克的中学生怎么看待战争，他们的学习生活是否正常。这些本应该在课堂里读书的孩子，看着街角垒砌的沙袋，眼中写满了忧虑。
这个折衷的方案，得到了台里的认可。3月上旬，陶冶和康锐随着一批使馆人员撤出，使馆只剩下八九人的留守小组，由大使牵头。
新华社同行透露的口风是，如果使馆撤空，他们就全撤。这话让我很紧张，因为台里至今也没有明确批准我们“留下”。
时间一声不吭，埋头向前，当我看到陶冶他们在约旦和伊拉克边境上采访的片子播出时，心里略觉宽慰，这种步步为营、全力以赴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依然很年轻、很有干劲，依然可以用一百分的精神和力气，去面对所有的挑战。
我们开始着手为战时做准备。第一步，就是让伊拉克雇员阿布去买发电机。
一旦战争开始，作为萨达姆政府的标志性建筑、官方会议常用地，拉希德饭店势必会成为重要的轰炸目标，许多记者已经转移到另一家民间色彩较浓的巴勒斯坦饭店。而我们报道组剩下的三个人，还在拉希德饭店观望。
杨小勇告诉我，如果战争打起来，我们就要在居民家里做卫星连线。我们有一个设备，行内叫作“比干”，可以通过海事卫星接上网络，实现一定程度的直播，传送拍摄素材，但速度非常慢，一分钟的画面有可能要传四个多小时。如果要用“比干”带动现有设备，需要很多的电，我嘱咐阿布说：“买两到三台汽油发电机，买最好的，再备上十几桶汽油，放在你们家。”
我们以为，阿布家所在的村庄比较偏僻，应该相对比较安全，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阿布后来告诉我们，美军打入伊拉克的第二天，那里就发生了激战，当地村民户户有枪，他们揭竿而起反抗，有两三百人失去了生命。
要坚守，有了电，还得有食物和水。我跟阿布说：“去买一些阿拉伯大饼，让我们仨加上你，能够维持生命就行。”阿布算了一下，一个人起码得30公斤，四个人得要120公斤。他买回来我一看，好家伙，一堆有一人多高，一共四堆。
一转眼已经快到3月中旬，大使又召唤了我两次，通知我：使馆留守小组决定要撤，你们是不是和新华社一起撤？
我和伊拉克兄弟阿布的合影，他的名字叫Sammir Ahmed Ghibri（萨米尔·艾哈迈德·基布利）。阿布是我们摄制组在伊拉克的雇员，1998年我第一次进入伊拉克采访时，就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战火中我们曾一起出生入死，是换过命的交情。可惜战争不但给伊拉克人民的家园留下遍地疮痍，也在伊拉克人民的内心筑起了高墙，我与阿布的友谊，在我2013年重返伊拉克时，画上了一个遗憾的句号。
我用各种理由搪塞：“我们撤了啊，我们已经撤了两个……”“现在还没有到最后关头，我们还可以坚守一阵子……”虽然大使不曾对我使用命令的语气，但他的意思我很清楚：这就是决定，我不跟你商量，到时候你们必须走！
看上去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弦绷得越紧，我越不愿去想撤退的事，而是更加积极地去做留下来的准备。我让阿布去巴勒斯坦饭店租三间房子，“房间号只能你知道，房间钥匙只能你拿着。”
阿布一口答应下来。按伊拉克的规定，外国人入住酒店，都要暂扣护照，但我们的护照还在拉希德饭店这边，阿布思忖了一会儿说，去弄个复印件吧，可能得花点钱。好吧，那种情况下，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阿布很快搞定了巴勒斯坦饭店的房子，我又提出，得再找一处安全屋。一旦战争爆发，兵燹遍地，得有个房间让我们藏起来，有饭吃，有水喝，能安全地待着。阿布在巴格达的富人区卡拉达区帮我们找到一处，主人马上要全家搬去库尔德，一栋两层楼的房子，还带一个地下室，开价5000美金，住的时间不限。
当时伊拉克许多富庶的居民家，都是这样的设计，为了躲避空袭，在房子下面挖加固的防空地下室。我去看了一下，地下室上方是混凝土的洋石灰板，两边墙上有钢板加固，有小的通风口，能够拉电线进去。空气、照明都没问题，再放点食物和水，就很完美了。
我们做好这些准备，已是3月17日。就在巴格达时间2003年3月20日凌晨5点30分，北京时间10点30分，美国海军发射的6枚巡航导弹，击中伊拉克首都的部分重要目标，巴格达上空响起爆炸声和防空火炮声，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解除伊拉克武装”的“震慑行动”开始。让国际社会担心良久并一直试图避免的伊拉克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可遗憾的是，我们并没能留在巴格达，等到战争爆发那一刻。
4．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那天之前，我完全不曾想到，会以那样一种方式和心情离开伊拉克，就在战争开始前一天，就在那漫天硝烟前，最后一个宁静的夜晚……
3月16日，我们驻守伊拉克的第39天，张维秋大使给我打了个电话，召集央视报道组到大使馆开会。我去的时候，发现新华社的同行也在，大使郑重其事地宣布：“中央和外交部上级决定，使馆全体留守人员于3月18日撤出，根据指示，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要跟我们一起全体撤出。3月18日上午7点钟，全部来大使馆集合，统一出发，撤到约旦。”
我一听就蒙了，犹如五雷轰顶，整个人都没了魂。所有的奔波，所有的准备，所有积攒的激情和热血，都像是火势正旺时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只剩下“嗞嗞”作响和缕缕黑烟。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饭店的，脑子里嗡嗡响，两条腿迈起步子来轻飘飘的。我一进房间门，冀惠彦和杨小勇都坐在那儿等我，一看我脸上的表情，他们也傻了。
我有气无力地把大使的撤出通知重复了一遍，根本不敢看他俩的表情，连我自己都迈不过去的门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俩迈过去。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听到“哐当”一声，猛地抬起头，看见从椅子上弹起来的杨小勇，烦躁地在房间里打着转，像是想找个出口发泄一下，却无从寻觅的困兽。
“那天，我有事去大使馆，还遇见张维秋大使了呢。”冀惠彦拿起一根我的香烟，也不抽，就那样拿在手里，闷闷地说，“他跟我说，他们要撤了。我说，那你们撤吧，我们干脆住到大使馆来得了，还能省点钱。”
我苦笑地看着他，也就是老冀了，这时候，还想着说点玩笑话。他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大使馆有好几辆好车啊，还有一辆奔驰600，他们都开不走，我还跟他们说，把钥匙留给我们，你们先撤，如果战争一旦打起来，我们实在待不住了，还能把车给你开出来，也算是保卫国家财产了。哪里想到，我们也得一起撤啊。”
“撤什么撤！”杨小勇的情绪依然很激动，“我反正无所谓，你们说不撤，我就不撤，都待到这时候了，眼瞅着就是大新闻大事件，怎么能撤呢！”
我张张嘴，又闭上，有些话到了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房间的天花板上，那盏不怎么亮的吊灯，像是感受到了我们情绪的躁动，有些轻微地摇摆，昏黄的光亮摇摇荡荡，照着地上的影子，捉不住，也停不下来。
我心里很明白，这次我接到的，是一个命令。之前跟台里所有的商量和要求，得到的回复就是，要听从使馆的意见，听从统一安排。而且，前两天台里也发来了传真，再次重申随使馆留守人员撤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再去跟台里解释，显然无济于事，眼前的路好像只剩下了一条，但是要我们放弃抛掷在这里的所有期盼和理想，去踏上这条路，我们只觉得心里被割了一块，腿里被灌了铅。
“不撤，想办法，坚决不能走！”我沉默了半天，突然就这么说了一句，适才反复的思虑全部白费了，脱口而出的才是真实的想法。
冀惠彦和杨小勇立刻跟上，“是啊！走了的话，想再进来就很难了！”
必须想办法，然而却好像没有办法，我们很理解台里和外交部门的良苦用心，战争一旦爆发，危机四伏，无人有“免死金牌”，台里把我们派出来，就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任，我们留在这里，对台里和外交部门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但是对于我们仨，我们作为记者，这样的报道机会百年不遇，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搏，怎么舍得就这样眼看着烽火彼岸，却白白放手？
那天晚上，我难得地失眠了，平常六七点起床，忙上一整天，晚上一沾枕头立刻睡着，连梦都没有。但那天晚上我没法睡，一直在反胃。这是老毛病了，平时工作起来亢奋的时候没什么事，一旦神经紧张，情绪激动，就会莫名其妙地胃胀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断断续续地睡着和醒来，猛然一个激灵，已经能看到17日凌晨的蒙蒙亮了。
18日早上就要集合了，一想到这个，我就慌得再也睡不着，连忙爬起来，去敲冀惠彦的门，再过一会儿，杨小勇也起来了，我们仨就迷糊而又清醒地，坐在那儿合计。唯一能肯定的是，17号的报道，基本算是废了，我们反复地想这事该怎么办，左想右想，中间还接待了大使派来确认情况的工作人员，面对他们的关切，只能口不对心地说着，跟台里再商量一下，再等等、再看看，拖延着，忍着时间的煎熬。
眼看着到了午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不得不做一个决断。我说：“我们表决吧，是执行命令走，还是不走。”
“能不走吗？怎么能不走？”他们俩异口同声地问。
我说：“不走，咱就躲起来。”接下来，我告诉了他们一个很极端的办法，那是个疯狂的念头，最后的挣扎与赌博。
傍晚的时候，我把阿布叫到饭店，交给他三本护照，这是我们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组三位成员的唯一合法证件。我告诉他：“从明天开始，你就失踪，只有我能找到你，别人都不行。只有明天一天，躲过去了，这一关就过了。”
阿布虽然不知道我的意图，但仍给予了足够的信任，他连声答应着，收好护照便匆匆离开了。
那一夜，我们在拉希德饭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3月18日凌晨2点，冀惠彦还坐在窗台上发呆，他问我，小水啊，这法子能行吗？我装睡，没回应他，其实是心里也没底。这么冒险的事，谁说得准呢。但是现实是，这是惟一的办法。
凌晨5点，天还没亮，我们就赶紧开上车出门，离开了拉希德饭店周边。海事卫星电话断了线，阿布专门帮我买的伊拉克版手机“二哥大”也关了机，打定了主意要与世隔绝。
后来新华社的同行告诉我，张维秋大使在使馆门口足足等了我们两个钟头，甚至让人去饭店找我们，却毫无结果。快9点多的时候，我听说大使他们一行人还在等，有点坐不住了，我就跟冀惠彦他们俩说，你们先找地方待着，我还是去一趟。
我惴惴不安地打车到了使馆，一眼就看到张维秋大使，所有撤离人员都在门口，车辆都已整装待发。
我假装一脸慌张无奈地跑过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大使说：“大使，不好了，我们那个伊拉克的雇员今天早上不见了，我们三个人的护照都在他手里，我找了他一早上，怎么也找不到人。没护照我们走不了，到了约旦口岸，您这边也说不清楚啊。伊拉克本来就是警察国家，现在又这个局势，没有护照肯定不行啊……”连说带比画，表情和音色都足够夸张焦虑，“要不你们就先走吧，别耽误了，我继续找那家伙，找着他拿了护照，我们就跟上来。况且那家伙还拿着我们的钱，没钱我们也没法从新闻部和饭店那边结账啊。”
张维秋大使就那么盯着我，眼里满满都是“你就骗吧”，那种识破的感觉，但是又拿我没有办法，我心里一阵阵发虚。我们就这么四目相对了半天，他终于无奈地松口说：“好吧，你们一定要马上来，我们在边境口岸等你们。”
我心里一块石头“咚”的落地，满脑门都是汗，嘴上说着“好的好的”，想着赶快把他们哄走算了。
大部队从我面前离开的时候，新华社的老同事跟我道别，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一拳就捶在我肩膀上：“你小子行啊，你那护照现在就在身上揣着吧？”
我一脸诚恳和无辜，嘿嘿地笑着：“说什么呢，我是真的找不着了。”一边说一边还推他，“赶紧走赶紧走，我们马上追你们去了啊。”
等撤离大队的最后一辆车绝尘而去，我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却不想，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找到冀惠彦和杨小勇，三个人躲在新闻中心的帐篷那边，找选题的找选题、编片子的编片子，都没开口说，但都觉得暗流汹涌。
2003年赴伊前夕，时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为我们送行。李主任当时握着我的手，殷切叮嘱。十年之后，我依然能感觉到那支持和关怀的热度。
平常我们的海事卫星电话在白天都是架通的，我那部巴格达当地的“二哥大”虽然多数时候不好用，但也是24小时开机，时刻等着有什么消息过来，或者国内台里的什么人找我们。但现在全部都掐断了。
突然一下断绝了与世界的联系，我心里就跟一千只蚂蚁在爬一样。在使馆的时候，大使就跟我说，电视台打了很多电话联系不上我们，也把电话打到他们那儿了，要我们务必跟着一起撤离。我知道开了机要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但是不开机，就是一种怯懦的逃避。
中午过了以后，我实在顶不住了，就把海事卫星电话接上，也把那个平常时通时不通的“二哥大”开机了。没过多久，台里的暴风骤雨就通过各种通讯设备穿越千里，劈头盖脸地朝着我们来了。
首先就是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电话，我从来没听过他这么严厉这么恼火的语气，一上来就直接问：“你们怎么回事！电话不通，人也不见了！”
我连忙跟他解释，还是那套“不靠谱本地雇员携护照失踪”的说辞：“我确实没护照，走不了，一上午就忙这事呢，‘二哥大’也没电，刚刚充上电。”
李挺主任直接说，不行，外交部来电话了，台里也是这么个决定，你们还是得走，不能不撤。
我心里还想着怎么搪塞一下，反复解释说，没有护照，走不了，再说还有工作没干完，总算把李挺主任搪塞过去了。又接了一串领导的电话，到后来我自己都有点相信那个故事了，越说越真诚的感觉。
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的副台长罗明亲自打电话来问情况，我故意很无奈地说：“没找到，那个人真的不知道现在跑到哪儿了，我确实走不了啊。”
罗台的语气很平静，也很坚定，他说：“没关系，安全重要，我们跟外交部商量了，跟约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交流过，你们没有护照没关系，现在就走，在边境口岸那里可以补办手续，外交部会为你们做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门跟伊拉克当局、外交部门和军警部门沟通好了，他们承诺放行，所以你们现在就动身。”
我想，我拙劣的谎言大概是没有办法撑到最后了，但我还想挣扎一下，还在纠结一些细节，又说阿布拿了我们很多素材，又说他身上还有我们的钱。
最后，罗台在电话里，非常郑重地跟我说：“小水，你别说了，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但是你别说了，撤退不仅仅是央视一家的决定，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国家的决定。现在台里的领导和同事，都很担心你们的安全，有很多热心观众也打电话来，询问你们什么时候撤回国内。这件事已经影响了很多人，你如果坚持现在不走，我可以告诉你，台里决定，你们以后所有的报道，我们都不会播出，你们不会从伊拉克发出任何报道。”
我切实体会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含义，便是在听到这句话之后。我感觉自己紧绷的精神慢慢瓦解，坚韧的躯体开始逐节崩溃。作为一个记者，我看到再多，听到再多，采访得再翔实生动，没有报道的平台，一切工作就都丧失了意义。
我想要赖下来，是想要报道这场历史性的战争，不是想留在伊拉克举一面标榜自我的旗帜。我不怕死，也不怕违抗命令，我和我的伙伴想必都是如此。但是，我很害怕，我所做的一切失去意义。
5．撤与留的真相
在新闻中心二楼那个狭小的帐篷里，我将一切向我的战友们和盘托出，冀惠彦听了以后，两眼茫然，不住地叹气；杨小勇也不说话，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摆弄那些器材。那种心情，与其说是沮丧，不如用绝望来形容，更加恰当一些。
谁都不想离开这块新闻的阵地，不想在这场人类历史上将会被记载的大战前缺席，但我们现在就是要鼓起勇气，自己打自己一闷棍，然后让灵魂出窍，把自己拖走。
那天晚上，没有晚饭，其实一天也没怎么吃饭，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们仨坐在帐篷里相对无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愿意先说出那个“走”字。最后杨小勇特别无奈地说：“你是领队，你说吧，总要有个人拿主意的。”
我沉重地垂下头。我想，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了，也不是我们一组人的事儿了，这是一个不得不遵守的命令，由不得任何任性与欺瞒。而且我知道，这件事还会影响到很多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上级领导。
终于，在3月18日晚上9点多钟时，我开口说：“没办法，那就走吧！”
张维秋大使和中国驻约旦大使，依然很负责地在边境口岸等着我们，而我们已经纠结了太久，时间显得尤为紧迫。我急急地找来阿布，要找车，拿护照，一通杂乱无序地忙。此前，完全没有想过要走，所以我连牙刷都没装起来过，看着所有摊开来的、杂乱的东西，我有种收不齐、归不拢的无力感。
我们大概用了两个小时，简单地收拾了行李。至于那些大饼、汽油、发电机、安全屋什么的，都随着一个简单的拥抱，托付给了阿布。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的呼吸，在伊拉克那样干燥的地方，竟然意外的潮湿。我对阿布说：“东西你帮我留着，保存好，我们随时还会回来，还能用得上。”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回来的时候，我只知道那一刻是离开的期限了，当我们匆匆上车走上出伊拉克的大路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初来到的那一天。那夜，那月正亮……
夜色迷茫，我们失落地撤出巴格达。晚风宁静，人们的表情却隐约不安。毫无疑问，这是战争的征兆。
首先让我觉得不大对劲的，是汽油。石油是伊拉克国家局势的晴雨表，这个国家不缺油，它的石油储量自称世界第一，甚至超过沙特阿拉伯，但其石油设备老化，生产炼油能力很低下，加上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联合国十年来的制裁，石油出口受到很大限制。加之运输等各方面的原因，一旦风吹草动，油荒立竿见影。
从伊拉克出来时，我们租的车油不是满的，但要走1000多公里才能到约旦。我们租的都是排量很大的美国造雪佛兰GMC大型越野车，比较费油。我们这一路上很无语地发现：加不到油了。高速公路边的简易加油站，很多都关门了。难得遇到几个开门营业的，都排着老长的队，凑上去一问，每辆车只能加10公升油。我们那车是个“油老虎”，10公升油简直不够它咂巴嘴的。没办法，只能走一段，排长队，加10公升；再走一段，再排队，再加10公升。
很多外国人在排队之列，也有西装笔挺的伊拉克富人，堆着大包小包的汽车排成长龙，行李甚至拴到了车顶，流露出一种逃难的窘态。人们沉默不语，只想快点离开这即将成为战场的地方。
就这样走走停停，没几辆车的高速公路，800公里的总路程，我们走了8个多小时。在19日凌晨5点多，我们终于赶到了约伊边境口岸，看见了我们大使馆的三辆车。张维秋大使坐在车里，眼里布满血丝。
“终于把你们给等到了！”张维秋大使神情疲惫，见到我们如释重负，“我接到国内的死命令，要在这里死守，一直等到你们出来。而且，我还接到指示，如果等不到你们，天一亮我们就返回巴格达去找，不管什么情况，一定要把你们带出来。”
接着，他急切地说：“赶紧把你们的海事卫星电话给我用一下。”我们把海事卫星架在车顶上，让张维秋大使给国内打了个电话，具体哪个部门不清楚，但他的声音非常急迫，说：“已经接到他们了，就在我身边，我们现在马上办手续，这就撤出伊拉克。”
虽然张维秋大使没有明说，但我也隐约猜到，他接到的指令或许不仅来自于外交部，而是来自于更高层。那天上午在约伊边境，我尝试了这么多次以来最通畅的一次出境，因为有外交官陪同，护照手续也很齐全，所以少了很多麻烦。
虽然十分惭愧与尴尬，但由于我之前都是拿护照在说事，所以在出境时，我还是很努力地把这个护照的故事讲完了。
我跟张维秋大使说，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护照弄回来的。准备撤离的头天晚上，我们把护照交给伊拉克雇员办签证，并让他帮忙准备些东西。结果，他在深夜回巴格达郊区的路上，被伊拉克的秘密警察给拦住了，一检查，发现他身上有几本外国人的护照，还有一笔不少的现金，因此怀疑他的身份，伊拉克的军警、秘密机构就把他扣押了，关了一晚上。到了白天他拼命地搞证明、想办法找朋友来“捞”他。终于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交了罚款，还贿赂了警察，终于被放出来了。之后他直奔新闻中心工作的帐篷里找我们，我们才及时拿回了护照。
在伊拉克新闻中心的二楼平台上，我正用海事卫星电话联系北京，身后是一个个用美元搭起的天价帐篷，显示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多国“新闻战争”正在进行。当时，在联合国的多年制裁下，伊拉克处于贫困状态之下，通讯设施也不发达。为了与北京联系方便，我们出发去伊拉克前，带了三台不受地域限制的海事卫星电话，但在入境时，被伊拉克方面以“莫须有”的理由扣押了两台，我们用仅剩的这一台海事卫星电话做新闻直播。
根据当时伊拉克的情况，发生这种事也不足为奇，我已经向外交部的同胞、向台里所有领导同事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为了避免对报道组其他人造成影响，我也只能这样硬撑着，尽量把谎言合理化。
离开伊拉克，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同志把我们接到约旦首都安曼的大使馆院内。我们三个一夜未眠，眼皮子都在打架，但就是辗转反侧。我们心里还不能接受就这样无功而返。一想到我们只差一点点，就能在那个新闻的大战场一展身手，如今却只能隔岸相望，痛苦和不甘就在心里狠狠地拧着，仿佛要拧干最后一滴活力与希望。
中国驻约旦大使陈永龙，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可把我害苦了！”他嘴上这么说，但脸上的表情还是很亲切，“我要严肃地批评你，同时也要谢谢你，我当外交官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会在办公桌上接到国家领导人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为你们打的，话里边的语气我就不跟你细说了。领导人下了死命令，我和张维秋大使要确保你们中央电视台最后几位记者撤出伊拉克。”
陈永龙大使温和的话语里，其实有雷霆万钧，让我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后来我也听到了不少说法，从不同侧面确实印证了，当时有国家领导人专门过问了这件事。因为伊拉克战事一触即发，领导人就向使馆人员询问，在伊的记者怎么样了，当他得知还有三位央视记者，包括水均益，因为护照找不到还没撤出时，领导人当即表示，不行，坚决不行！
他说，我们中国记者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之前有过惨痛的损失，在美国轰炸我们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已经有三位记者失去了生命，还引发了中美之间很长时间的关系紧张。所以，出于种种考虑，领导人指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三名记者安全地带出来。因为当时伊拉克使馆的张维秋大使已经撤了，联系起来不方便，所以，领导人亲自联系了约旦使馆的陈永龙大使，交待这件事。
在约旦使馆，我们又遇上了一早抵达的新华社同事，老同事张兰华看到我，狡黠地笑着说：“你小子没玩成吧？玩砸了吧。”
大家是多年的老同事，又都是干记者这一行的，很多想法是心照不宣的。但我当时已经没有了开玩笑的心情，我抬起眼，望着使馆里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试图慢慢接受已经离开伊拉克的事实，但是心上那块石头却越压越重，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
手边那本护照，正五味杂陈地躺在那里。
那次伊拉克报道，我们并非孤军奋战。除了在伊拉克的报道组外，中央电视台还在周边国家作了全方位部署。主力驻扎巴格达，以此为核心，在约旦、科威特、土耳其布兵策应。“兵力”调动频繁，央视在中东唯一的记者站埃及站，紧急调出了老大姐、懂阿拉伯语的记者梁玉珍，和年轻的摄像师刘茁野，增援约旦。另几路记者陆续赶到土耳其和科威特。央视的大军，对这场“新闻战”渐成合围之势。
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酒店，我们见到了久违的陶冶和康锐，梁玉珍大姐和刘茁野也住在这里。“胜利会师”后，便开始讨论下一步的报道计划。既然已经离开了巴格达，我们现在便只能在约旦监控伊拉克的态势，一旦战争爆发，第一时间从约旦发出报道。
当时，约伊边境已经出现小股的“难民潮”，不是那种战争打响后背着大包小包携家带口逃难的人群，而是之前我们一路上看见过的，那些外国侨民，以及伊拉克的达官贵人，其中还包括萨达姆政权里高官的家属，他们急迫地远离危险，一波一波朝着邻国约旦涌来。约旦方面压力骤增，在靠近边境的地方，预先开始搭建了难民营，而后来在战争期间，这些地方的确也收容了很多伊拉克难民。
尽管巴格达已成为我心头的伤，但是专业精神提醒我，要迅速调整位置，继续坚守这第二道火线，在约旦的采访要迅速开展起来。
杨小勇很快在巴勒斯坦酒店联系到了卫星线路，当时很多外国记者住在那里，所以酒店屋顶上也有许多电视服务机构搭建的平台。于是，我们很快就在酒店的屋顶，继续开始约旦的现场连线报道。
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在国内会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也因此遭受了很多责难，有一些网友说：“水均益临阵脱逃，躲到一个五星级酒店，在那儿打着电话在连线，恬不知耻。”
电视记者不像文字记者，可以不受技术条件的制约，电视报道必须要有画面，要有卫星传输线路。我们没有设备，只能花钱租别人的。所以当时我们选择酒店，是考虑到报道的快速和便利，绝不是贪图什么舒适的条件。
往往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越是冲在前面的记者，了解的资讯却越少。我们驻守巴格达一个多月，虽然在事件中心，但视野却被地域限制，通讯不便，无法从全球视野纵览横观，后方的编辑有时都比我们知道得多。那个年代CCTV还只是小股部队出击的“作坊式”运作模式，刚刚尝试走进战争现场不久的中国电视记者，还没法与一些西方新闻信息大国的同行们相提并论。
同时，伊拉克的新闻环境实在太困难了，所有在巴格达的外国记者，都处于严密监控下，报道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你是否能在伊拉克留下来。所以很多记者很谨慎，哪怕得到了一些绝密的信息，也要想办法通过自己的渠道先放出风声，由各自的媒体在卡塔尔总部、伦敦总部或者纽约总部发出来。同时，这些媒体也都很注意保护前方记者。因为，前方记者是媒体的眼线和耳目，是这个媒体在风暴中心的一个存在、一个符号。对于这种报道上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
所以，记者们在酒店住在一起，既是抱团取暖，又是信息的互相交流，并非网友想象的贪图安逸。
3月18日，小布什向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喊话，要求他们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拉克，作为避免开战的最后通牒。同时，美国政府也要求留在伊拉克境内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24小时之内尽快撤离。
3月19日在约旦安顿下来后，我们马上跟台里做了两档连线节目，当时《直通巴格达》还在播出，白岩松也依然在跟我连线。虽然，我们整个报道组情绪上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大战在即，容不得太多思虑和犹豫。
6．战前重逢闾丘露薇
3月19日，战争开始的前一天，我在约旦的酒店大堂里，意外碰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2002年，我曾与这朵“战地玫瑰”在阿富汗“生死患难”，我惊呼了一声：“闾丘！”
来的正是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她和她的摄像同事刚从香港来到约旦。
凤凰卫视前前后后来过三拨人。第一次是记者郑浩，自己扛着台摄像机就来了巴格达，要做一个临时的短期采访；第二次是凤凰卫视驻莫斯科的记者卢宇光，追着前来斡旋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来到巴格达。
凤凰卫视喜欢“单打独斗”，不需要经过外交部，不需要来回盖章、批件，所以他们的记者出国采访，要比我们这些吃“官饭”的央视记者方便得多，几乎是说走就走。不过据说他们的老板为了控制成本，对外出采访的记者实行的是“包干制”。比如去趟伊拉克，10天时间，就给你一个整数，包含了吃喝拉撒、采访报道、卫星传送等所有费用，用不完的归你，花超了得自己掏腰包。所以，凤凰卫视的记者一般比较“抠门”。没办法，人家是“资本主义体制”。
郑浩和卢宇光前后都找过我，借用海事卫星电话，蹭饭蹭车。虽然当时从巴格达给北京和香港打电话是8美元一分钟，但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我很爽快。一个人出门采访不容易，都是中国媒体，同一个战场、同一种理想，我们能帮就帮一下。
当时，“9·11报道”之后的凤凰卫视已声名鹊起，也给中央电视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但我们这些冲锋在前的记者，见面后却是把盏言欢，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剑拔弩张。
记得卢宇光走之前，我一拍他肩膀：“兄弟，这次你在我这儿蹭吃蹭喝，等我到莫斯科了，你得回请我吃大餐！”几年后我去了莫斯科，他听说后，果然专门找到我，请我们报道组一行吃格鲁吉亚烤肉、喝扎啤，大家说起在伊拉克的事，也有不少感慨。
他乡遇故知，我们报道组照样请闾丘露薇和她的同事吃了顿饭。话题一下子拉到撤离上面。
我感叹道：“怎么想怎么窝火，太窝火了！就因为一道命令，我们眼睁睁痛失了一生都不一定能再有的新闻报道机会，大战将近，竟然就这么撤出来了，你说郁不郁闷？”
闾丘听了也跟着我一起叹息，还一个劲地安慰我，顺便也问我一些巴格达的情况，她刚来，人生地不熟，也挺着急的。她还告诉我，国内外交部当时对各个媒体都有指令，所有中国媒体、中国人建议不要进入伊拉克。简单地说，只出不进。
闾丘试探性地问我：“水哥，你看怎么办？也不让我们进，我们台里的指示也是不能进，只能在约旦待着。”
我说得热血沸腾，立马帮她分析了一下形势，说：“我们是中央电视台，是中国国家媒体，外交部的指令对我们来说有很强的制约性。但你们不用怕啊，怎么说你们也是境外媒体，香港注册的，也不直接受外交部或宣传主管部门管束。你何必还这么谨小慎微？”我还鼓励她：“你就进去！我可以告诉你路线，这条路我很熟，人头也熟，到了那边找谁，打你水哥的旗号！”
紧接着，闾丘就跟我探讨用什么方式能进伊拉克，我告诉她，随便租一辆GMC，但最好是找经常跑这条线的某公司的某个人。我给她抄了两个电话，告诉她可以打过去问一下。然后我还嘱咐她说：“大战将临，我们回来时车就已经涨价了，原来进去一辆车是400到500美元，出来的时候砍到1200美元司机都不干，加了100美元，1300美元，人家才肯出来。你肯定得准备好钱，以防他们坐地起价。”
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干吗对一个别的媒体的记者这么掏心掏肺，我难道不知道新闻竞争的残酷吗？我当然知道，而且我也很清楚，从“9·11报道”开始，凤凰卫视就成为了央视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们都是华文媒体，闾丘露薇也是中国记者，如今这样一场世界性的大战就要爆发，难道中国竟没有一个记者在现场吗？我身不由己地退出，每日自责不已，但我不会阻挡你前进的步伐，你如果有条件，你就向伊拉克进发！
闾丘跟我谈完这一番话之后，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但是她也拿不准，到底能不能进得去，或者什么时候进去，因为战争到底是明天打响还是一个礼拜后打响，谁也说不清。
跟她分开之后，我走上酒店楼顶平台，看着那深邃无垠的夜空，有种一吐胸中块垒的快感。只有我知道，我绘声绘色地向闾丘描述的、那个重返伊拉克的过程，是我曾在心里重复演练过千百遍的。每一次，我都想象自己随思绪一路疾驰，御风而行，直奔向巴格达那片闪耀着神秘光芒的星空。
和闾丘露薇碰面那天的后半夜，我们还和北京方面做了连线报道，谈约伊边境的局势，工作一直持续到很晚，凌晨两三点，我才入睡。到了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迷糊中我听到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叮里咣啷的，像是有很多人在跑。然后突然就有人大声地敲我的房门，喊着：“开战啦，开战啦！”
我猛地一下坐起来，人完全就清醒了。这时，放在床头的手机也响了起来，我一边胡乱套着衣服一边接电话，脚已经在准备往外跑。手机那头北京的同事喊着：“水哥，水哥，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也是刚刚知道。这时，冀惠彦和杨小勇也跑到酒店走廊上来了，我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满满的都是两个字：来了！
伊拉克地图。战争爆发时，我已无奈地撤到约旦，后转战科威特，希望能跟随美军组织的联合采访团，名正言顺地再次进入伊拉克采访。当所有的尝试都失败后，我和冀惠彦、杨小勇从约旦冒死闯回战火燃烧中的巴格达。
我们立即冲到房间里，开电视，CNN的24小时现场直播，已经有了巴格达的画面。那景象我很熟悉，就是我们经常工作的底格里斯河边，新闻部大楼二楼平台。用夜视设备拍出的绿色爆炸闪光，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眼，爆炸过后就是火光冲天，整个巴格达夜空亮如白昼。
看到这个画面，无法亲历的遗憾随着爆炸声响，一下一下冲击着我的心房，我无奈地叹息着，对冀惠彦说：“错过了，我们还是错过了啊。”一旁只传来冀惠彦无奈的叹气声。
但留给我们遗憾的时间很有限，不管怎么说，我现在仍是整个央视离伊拉克最近的记者，我得赶快搜集材料，了解信息，尽我所能去报道战事。
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阿布打电话，当时伊拉克的通讯本来就已经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了，战争爆发了更难打通。我几乎给所有在伊拉克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大部分仍能接通，却无人接听。我辛苦一个多月建立起来的伊拉克情报网，就这么无情地瘫痪了。于是，我们只能非常“饥渴”地看各种新闻，约旦电视台的新闻，CNN、BBC、美联社的消息，各种外电报道，还有那时已经势头很猛的半岛电视台。根据这些消息源综合素材，我在酒店楼顶租用的直播点，开始跟国内连线报道。
巴勒斯坦酒店的天台，就像是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平台的翻版，众多媒体老朋友在这里重逢汇聚。我身旁就是BBC的记者，他们因为做了令伊拉克当局不满的报道，被赶出来了。美联、路透，还有英国ITN（独立电视新闻公司），也是接到了总部的命令，撤出了伊拉克。路透社有一个摄影记者留在巴格达，半岛电视台也留了两名记者驻守，其他大部分西方媒体，也撤到了约旦，聚集在这个小小的酒店天台上。
我在连线报道和工作的间隙，还在巴勒斯坦酒店遇到了CNN著名的战地记者，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和尼克·罗宾逊，他们在战前被伊拉克当局撵了出来，和我们一样在各种信息源中晃来晃去，寻找新闻线索，打探各种消息和情报，谋划着下一步怎么走。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开战的前两天，我其实感到非常迷惘。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开始，所有信息像是随着导弹一起爆炸了，纷繁的碎片漫天飞舞，几乎每分钟都会有新的消息。从20日凌晨开始，我跟国内的连线一直持续到下午，一整天都在密切地关注战况。当时我们在巴勒斯坦酒店的七个央视记者，紧急分工，有人负责关注实况信息，有人从约旦官方去了解一些中东国家的反应，有人直接上街去采访约旦的相关人士，了解他们对于开战的看法。这么多的信息，一手的、二手的，如同潮水澎湃，但我还是觉得不够，不对劲，不死心。
毕竟，约旦不是战争中心，真正的新闻战场，亿万观众关注的真正焦点，仍在巴格达。
于是，我本就没死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跟冀惠彦他们商量说，现在仗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既然在这么近的地方，能不能想个办法，再找个途径进去？
可是，战争爆发后，约旦这边就关闭了边境，再要过去，只能想办法找私人渠道，也就是偷渡，感觉很悬乎。而且，开战第二天我们就听说，“死亡大道”约伊公路已经成为联军轰炸目标，有人在这条路上被炸身亡了，贸然去闯，显然不是理智的决定。
其实那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到了伊拉克的南部，靠近科威特的伊科边境。因为伊拉克北部的土耳其，拒绝了美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把路堵死了。所以美英联军大部队实际是在伊科边境集结，新闻媒体已经有所报道，美军在该处集结了12万人，英军有4万人，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军队。
从3月20日开战起，伊拉克每天都处在一轮又一轮、接连不断的空袭之中，美国宣布第一轮的空袭是“斩首行动”，紧接着又有“震慑行动”。美国部署在海湾地区的各种舰船，发射精确制导的“战斧”导弹，还有各种战略轰炸机、隐形轰炸机、F117、B2等，直接飞进伊拉克领空，对伊拉克各地的目标进行轰炸。除了巴格达首当其冲之外，巴士拉、摩苏尔等一些战略重地，都遭遇了频繁的空袭。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节奏。每隔一两个小时，空中就响起凄厉的警报声，导弹倾斜着飞向地面，天空震颤，光芒耀眼，阻断视线；地上的建筑仿佛在摇晃，下沉。每次空袭过后，都有那么一段死一般的寂静。当时有媒体分析说，按照美军的部署，空袭一段时间后，就要开始地面战，军队就从科威特进入。
于是，我就琢磨，如果从约旦不好进，何不转到科威特去试试运气？我们七个央视记者，都集结在约旦，可约旦除了边境上有些小冲突，以及可能出现难民潮外，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闻。我还是一心想回到战场，进入到风暴的核心。
当时，央视在科威特没有记者，而现在《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那时他是《环球时报》的副总编，带着一队人，以及新华社驻站的记者，还有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的一批中国记者，云集在科威特。那里俨然已经成为报道伊拉克战争的主战场。所以，我提出兵分两路，梁玉珍大姐和刘茁野留在约旦，我们这拨人转战科威特，大家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立刻联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电话一接通，我就听出，他的语气也相当沮丧。我知道，作为直属领导，对于我们无奈从伊拉克撤出这件事，他心里也挺憋屈。因为我们投入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苦苦挣扎了那么久，结果我们才撤出两天，战争就爆发了，他心里一定也不好受。
李挺主任安慰我说：“小水，你们还是要坚守报道，哪怕伊拉克不行，咱们在约旦、在周边，也要把报道做好。”
我建议道：“既然现在约旦有两批记者，我们大可不必扎堆，可以分兵作战，其实现在科威特才是报道重点，我们能不能转去科威特采访？”
李挺主任答应得很痛快。
于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也就是当地时间3月22日，我们从约旦飞到了科威特。
一出机场，走到科威特的大街上，我们就看到了与约旦截然不同的景象，那里就是美军一个巨大的后勤基地。大街上随处可见美军的军车，各种装束的美国大兵，带有各种标示的武器装备，有陆军、海军陆战队、宪兵等等，处处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感。
作为国际记者，我参与过多次与来自世界各地媒体的“新闻大战”，这是2011年在法国戛纳报道G20峰会时，我们的“新闻大战”现场。一家媒体划定一块“地盘”，各自抢占有利地形进行报道。2003年伊战爆发后，在科威特的新闻大战，气氛比这更为紧张和激烈。
为了方便媒体记者，美军还在科威特设立了一个国际新闻中心，由科威特和美国方面的相关人士组成，包括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为各路记者提供媒体服务，也会发布一些即时的讯息。
我立刻被这种整装待发的气氛所感染了，对冀惠彦他们说：“弟兄们，都打起精神，从科威特出发吧！”
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是新闻大战的主战场，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人头攒动，仿佛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媒体联合国”。有的是文字记者，一个人背着个包，拿着录音笔；有的是浩浩荡荡一个团队，一看就是电视机构。拉美的、非洲的、东南亚的、北欧的，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记者，在各个柜台前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
我们决定向美军靠拢，希望能通过他们组织的“POOL”（联合采访团队），成为随军记者，跟随即将开始地面战的联军军队，进入伊拉克。
美国人很喜欢组织“POOL”，但这个团队的名额有限，许多媒体都想去，那就得筛选。筛选的办法五花八门，可以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可以抓阄，还可以指派。
指派的弹性很大，美国人一般会首选本国记者，美联社、ABC、BBC等大牌西方媒体也可以受到优待，还有一些“哥们儿”国家的媒体也会得到照顾，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亚洲媒体获得指派很难，CCTV当时虽然小有名气，但毕竟不是西方主流媒体，很难进入美国人的“法眼”。
“POOL”的组成会照顾到门类，电视、文字、摄影，不同类型的记者都有。这个团队能跟着美国的某支部队到前线观战、采访。那时候，伊科边境，联军的地面部队正在集结，前线已经有零星的战斗发生。记者要上前线，得签各种各样的生死文书和报道协议，报道内容也必须经过美军的审查。
美方会对记者们采访的文字或视频逐一审查，提出意见：“这个画面你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你泄露了我们某种高级武器的机密。你也不能从那个角度拍，因为那个角度你会暴露我们联军的部署，可能会危害到联军的安全。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可能就会随之而来……”
可见，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也是有限制的。虽然他们冠冕堂皇地讲“新闻自由”、“媒体不能得罪”，给你提供各种采访机会，但你的报道必须得经过审查，也会有一堆的“清规戒律”。
但对我们而言，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采访机会，也是千载难逢。我心心念念想要回到战火燃烧中的巴格达，回到新闻报道的核心地带，但我们是被国家领导人以行政命令撤出的，如果我们违抗命令贸然回去，后果难以预测。我的同事、台领导都会为此事受到牵连和影响。但如果我们能跟随联军的联合采访团，名正言顺地重返伊拉克，安全系数也能有一定保障，我想，台里应该不会反对吧。
打着这样的小算盘，我们在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填了好几张表，交了上去。并且手写了几份英文的申请书，说明希望参加什么部队。
等待的时候，我们在科威特也没闲着，继续跟北京连线。那时候央视的伊拉克特别报道，每天24小时直播，白岩松和康辉一直坐镇主持。
我们要从科威特这个联军大本营获取大量信息。信息就像导弹一样满天飞，说不准哪条信息就会形成爆炸性新闻。每天处理的信息量实在太大，让我们备感忙乱的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每天一睁开眼睛，8档、10档报道就在线呼叫了。
我们填的表有一个“中奖”了，陶冶和康锐争取到了一次机会，跟随联合采访团，去伊科边境拍摄了当时联军的状态，回来做了一个报道。此外，再没有任何能随联合采访团进入伊拉克的消息。
7．凤凰卫视进了巴格达！
科威特的首都科威特城，是靠着海湾的一个很小的城市，总共才几十万人口，还没北京的东城区大。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耳边会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伊拉克的“飞毛腿”从天而降，视野所及，浓烟升起，某个商场或居民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那时候记者们最担心的是化学武器。由于美国人的宣传，大家当时都坚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他们要报复美国，肯定首先会以驻守在科威特的美军、各国的记者、各个联军的工作人员为目标。如果仅仅是一枚导弹飞来，那造成的破坏大不了就是把这栋楼炸一个窟窿，而化学武器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心一直悬着。
出国之前，冀惠彦利用他在部队的关系，给我们弄了一大批装备，其中有急救包、药箱、钢盔、防弹背心，还有防毒面具，我们一路都背着。到了科威特一看，我们都乐了，驻扎科威特的各国记者，拿出来的装备，足够开一个展览了。蓝颜色的防弹背心，黄颜色迷彩的防弹背心，还有白颜色上面喷着TV的防弹背心和钢盔，人手一个防毒面具，没有的就直接在科威特军需品商店买。据说在国际新闻中心排队也可以领。
做新闻是24小时待命，而防空袭也是24小时戒备。
当空袭警报一响，记者全都一个个从楼上往下撤，拿着防毒面具往酒店地下室飞奔。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也不是第一次面对导弹向我飞来，但防化可不是小事，一枚导弹在其他地方炸了，化学毒气也可能顺着空气飘过来实施第二次攻击。等解除警报，大家再从地下室钻出来各干各的。
那些日子，科威特起码遭受过10次导弹袭击，事后证明，没有一次有化学武器。
在科威特度过的两天两夜，好像两年那么长，每当空袭警报凄厉地在科威特上空回旋时，我心里都会震动，像冰山崩塌，振聋发聩。战场边的媒体就是如此，火线上的记者就是如此，生死大关之前的新闻就是如此，让我难以平静，感慨、冲动、兴奋，五味杂陈。
我们焦急地待在科威特，等待和联军一起进入伊拉克的机会，一个突然的电话，却将所有的计划打碎了。
3月25日，央视《世界》栏目组的同事张郇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他当时在应急对接小组里，配合战争报道特别节目，负责为我和白岩松提供计划、文案、外联等材料。他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说：“你知道吗？凤凰卫视的记者进了巴格达。”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下，好几分钟没反应过来，一片空白。张郇不说，我也知道是谁进入了巴格达，肯定是闾丘露薇。
我感觉脑袋被狠狠敲了一下！我长期跑中东地区的战地采访，之前又在伊拉克坚守了近两个月，可是现在，我在科威特，凤凰卫视的记者却已经在巴格达！这是失败！其次，这对于中央电视台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我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很多飞舞的文字碎片，那是“9·11”之后社会各界对于中央电视台的诟病，对于凤凰卫视的赞扬。
我前所未有地觉得，我与我所供职的媒体，如此荣辱与共，同气连枝。
在约旦与闾丘露薇重逢时，我还专门鼓励过她去巴格达。当时我还处于某种不平衡的心态，觉得我反正没办法，撤出来了，我们中国记者不管哪家，只要有人能进去，也能代表我。但是，当这件事真实地发生，并且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一时间，我失去了方寸，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有失落，更有不甘心。我心心念念想要做到的事，只差一步之遥，失之交臂，现在却让别人做到了。
张郇有些担忧地告诉我，网上已经有舆论反应了，基本上就是一边倒地对凤凰卫视和闾丘露薇的赞扬，以及对我们的种种责难。台里知道这件事，也觉得挺窝火的，明明之前守了那么久……
我强迫自己深呼吸，冷静下来，然后对张郇说：“我现在也不管别的，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已经不在乎了，但是如果凤凰卫视进去了，那我们央视也应该能进去。”接着，我问现在是什么情况，闾丘做了几条报道。在询问的过程中，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不顾一切地回去！凤凰卫视能在那儿待着，我们为什么不能？！
闾丘露薇的行动对我们而言，既是刺激和挑战，也是一个掩护，这使我有了更充足的理由回到巴格达。当然，如果我现在打电话向台领导请示，得到的绝对还是个“NO”，所以不能说。但是不说的话，我要怎么走？我在科威特每天从早到晚都安排了直播，有什么理由可以缺席？还有，就算走得成，要从哪里走？科威特有没有捷径可以进入伊拉克？
我连忙翻出地图，铺在房间的地毯上，开始研究路线。
我首先想，科威特离伊拉克南部的城市巴士拉很近，而巴士拉离巴格达也只有五六百公里，有没有什么通道能先到巴士拉？
但是，伊科边境大军压境，陶冶他们刚采访回来，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果没有联军的指令和许可，寸步难行。而且，巴士拉到巴格达的那条路遭遇了严重轰炸，新闻报道中说，整条路已经完全瘫痪了，看来，此路不通。
还有一条路，从土耳其北边绕道，驱车两千公里到土伊边境，然后再从边境往下走，一直走到巴格达。但这条路实在太远了，物力和时间都不够。
剩下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就是返回约旦，再闯“死亡公路”。
我拿起电话就开始联系各路关系，但是关于约伊边境的情况，没有人了解。不能肯定这一路是否安全，也不知道边境口岸是否彻底关闭，遭遇几次轰炸的“死亡公路”，究竟是否还能通行，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好不容易从几个约旦的朋友那里打听到，约伊边境口岸为了防止大量伊拉克难民涌入，现在已经不让进约旦了，但是伊拉克那边让不让进，似乎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又看到了一丝亮光，战争打起来，伊拉克政府肯定处于半混乱状态，我们去到口岸，说不定就有机可乘。
由于美国人的宣传，大家当时都坚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巴格达血清与疫苗研究所，也被指证为萨达姆研制化学武器之地。2013年我们重返伊拉克，特意来到研究所采访，证实“化学武器”之说是子虚乌有。
拿定主意，我立刻把配合默契的战友冀惠彦叫过来，说：“我想回去。”
“回巴格达？怎么回？”冀惠彦知道我惦记着这事。
“先从科威特飞约旦，从约伊边境再进，往里硬闯。”说这话时，我能听见自己声音里的渴望。
“那……跟台里怎么说？”冀惠彦探询地看着我，我相信他早已明白了我的想法。
“不说，豁出去了，就违反一次纪律！”
冀惠彦低下头，想了一会儿，问：“你是不是都想好了？”
“嗯，我想好了，陶冶、康锐和杨小勇留下，就我们俩去，轻装上阵，你带上摄像机、比干、海事卫星，我们就走。让他们在这边，继续正常跟北京那边连线报道。出镜方面，就让陶冶跟台里说我病了，扁桃腺发炎，嗓子哑了，他先替我两天。这两天里，我们能不能进得去，是死是活，也能见分晓。两天后如果没有我们的消息，就让他们如实汇报，说我们回巴格达了，失去了联系。人死活都不知道，台里还能说什么？那时候恐怕咱俩也不用操心了，都‘拜拜’了还管那么多？！要是我们顺利进去了，就自己跟台里汇报。”
之所以只约冀惠彦一起回去，是因为多年来的默契，我明白他，他也明白我，我们都知道自己内心的愿望有多强烈，只要有一点星火，就能燎燃整片草原。
果然，冀惠彦听了我的计划，没有一点犹豫，但他建议，杨小勇也应该一起去，“万一顺利进去了，还是要报道，要直播，我们需要这个技术保障。”
我有些拿不准：“那得问问小勇，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了解你，这事你肯定愿意干，我也需要一个摄像。但是小勇是个工程师，让他跟咱们提着脑袋玩这个命，能行吗？”
冀惠彦乐了，说：“能不能行那得试试。”
我说：“行，那就试试。”
冀惠彦悄悄地去把杨小勇叫了过来，小勇一听计划就“嗨”了，他本身就是个大大咧咧的汉子，尽管是工程师，但是常年在新闻单位工作，已经被熏陶得很有新闻素养，而且男人嘛，谁不想亲历大事件，更何况他是这么一个“热血中年”！他爽快地说：“跟着玩一趟就玩一趟呗，传送卫星什么的就交给我了！”
我当机立断：“行，那就我们仨，返回巴格达，让康锐和陶冶坚守。咱们定一个生死盟约，去路茫茫，前途未卜。我不能保证我们能一路安全进入巴格达，更不能保证我们到那以后能活几天，但是，这件事一定要保密，所有行为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有后果都由我们自己承担责任，行不行？”
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行！没问题！”
我们三个“老年人”又开始对两个年轻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样的谈话，不久前也有过一次。上一次，是劝他们为了大局撤离，这一次，是要求他们掩护我们重返。也许是在一个团队的时间长了，大家也都心领神会了。我们把计划说出来，陶冶和康锐只是迟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我们这看上去相当离谱的要求。
后来，我专门为这件事请他们俩吃饭表达感谢时，他们告诉我，当时的迟疑，只是因为，他们太清楚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不忍心，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让我们去冒险。
当时，我们都很理解彼此的心情，整个伊拉克报道组面临这种“逃兵”的指责，面对这种“被抢了头筹”的尴尬，无论从个人新闻理想还是从团队荣誉考虑，此时返回伊拉克，还有可能扳回一局，否则，实在无法对自己的职业交待，也无颜见江东父老。
大家达成一致后，我还特别安慰两个年轻人说：“咱们定一个攻守同盟的战略，如果我们顺利进去了，你们就跟台里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关系，从约旦通过一条沙漠上的路进入，联军没有轰炸，能够非常安全地返回伊拉克”。
当然，这又是个善意的谎言，我哪里还能找到什么特殊关系，那时候我连阿布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只能怀着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原始执着，去完成那些应该完成的事。
我们仨直奔机场。从酒店出发时，我、冀惠彦、杨小勇、陶冶和康锐，互相紧紧拥抱对方，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告别。大家心里都抱着一种诀别的伤感，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面，或许是最后一次拥抱，明天会发生什么，谁都无从知晓。
没有身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承受着一种怎样的压力。我们在科威特上网看到的讯息，同事和朋友所反馈出来的情绪，伴随着各种责难与谩骂，有形无形地传来，如利箭一般，插在我们心口。而我们，也唯有用这样的方式，去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道别。
选择了这个职业，便要履行职责，追逐真相，哪怕有时候，真相是伤害你的利刃，你也只能紧紧地把它握在手里。伤口，要自己舔舐，血泪，要沉默着擦去。更何况，不远处一场战争在召唤着我们去报道。
那时我最担心的是父母亲人，网络上的说法，无疑让他们在担心我人身安全的同时，又背负了沉重的舆论压力。他们会不会认为我给他们蒙羞了呢？或是为我不曾待在战区而松了一口气？无从知晓，至今我也不曾问过。因为，那对他们也是一种折磨和伤害。我从事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磨炼的过程。每思及此，我都觉得愧疚不安。
我能回报给他们的，唯有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做我认为对的事情，仅此而已。
缓兵之计明显起了作用，台里对我暂时的失踪，没有任何怀疑，这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当战争进行到第5天时，整个中东的天气变得非常糟糕，一场沙尘暴不期而至。3月25日，当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约旦首都安曼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在扯天扯地的雨线中，找到了提前租的车，连吃饭都顾不上，跳上车直奔约伊边境。
中东这个地方，每年的三四月份便会有异常天气出现，沙尘暴是最常见的，在靠近地中海和红海的地方，偶尔会有雨。但是这么大的雨，我在中东来来回回采访那么多年，也是很少见到。那天，我透过越野车挡风玻璃，看着那疯狂刷动的雨刮器，有种前路茫茫的无措感。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一路究竟能走到哪一站——这种强烈的空乏，很少在我心里出现过，那一刻，却强烈得无以复加。
就好像，三个“天涯亡命之徒”，我看着身边的两个战友，不由得想到了这么戏剧化的一个词。是啊，这一路还有很多事情要想，却怎么也想不出结果，台里会怎么处理我们这种行为呢？会不会完全封杀我们的报道？我们个人能否承担这样的后果？
我甚至想到，如果实在不行，我就宣布脱离跟中央电视台的关系，对外宣称这完全是我们的个人行为。我甚至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演练那一套说辞，如何无奈悲壮，如何激情澎湃……
如今，虽然已过去了很多年，有些细节再想起来，就像是陈年的纸张，有些泛黄褪色，但那种心情，至今仍刻骨铭心，不曾或忘。
8．沙尘暴中的重返
一路胡思乱想，到达约伊边境天已经黑了。沿途看到很多装甲车和大型军车，整个边境处于一种戒严的状态。我们每走一段，就会被拦下，要求出示各种证件，但还算顺利地到达了约旦边境口岸。
在口岸办手续时，约旦方面的工作人员问：“你们是记者？你们知道这段路非常危险吗？”
我说：“我们知道，我们前两天才刚刚从这边出来。”
对方有些疑惑：“现在所有人都想办法从伊拉克往外跑，你们跑进去干什么？”
我说：“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记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跑到那里面。”
那个工作人员的表情有些微妙，说不上敬佩，是一种带着理解的微笑，他跟我们寒暄了几句，痛快地说了声：“那就祝你们好运吧！”接着，啪！啪！啪！三声脆响，给我们盖了章。
我们就这样亢奋而疲惫地，在夜色中走出了约旦国门，穿越了一片足球场那么大的空旷无人区，来到进入伊拉克所必经的一道拱门前。这是我们记忆中的痛苦之地，虽然站在拱门这边，就能望见伊拉克的办公区，包括行李检查、海关、移民等部门，但是要通过这扇门，正式进入伊拉克，得做好耐心等候、等到生根的思想准备。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回忆起1998年从伊拉克离开的一次经历，因为一个不靠谱的司机，我们在这里被扣了整整24个小时。
那一次，我们带了近一吨半的卫星传送设备，为了方便运输，我们就租了一辆像公共汽车一样的大轿车，司机是个30多岁的伊拉克人，胡子拉碴，腿有些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看上去很老实。一路上我们聊得很愉快，夜路漫长，怕他开车犯困，我们还时不时跑到前面给他点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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