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伊拉克边境时很顺利，可是穿过无人区到约旦海关时，出事了！海关工作人员要查司机证件，他蹲在车底下瑟瑟发抖，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惶惶不安。过了一会儿，约旦警方和安检的人也来了，很大声音说着阿拉伯语，有些我也听不大懂，只感觉他们语气越来越严厉，那个司机瑟缩得越发厉害了。
我们被命令待在车上，不许移动，突然一拨人将司机押着上来，让他将两排座位中间通道上的地毯掀开。我心想，不妙，这小子多半是夹带走私了。他掀开地毯，露出拧着螺丝的一块块铁板盖子，押着他的人递过去一个改锥，命令他：“把它拧开！”
那家伙苍白着脸，老老实实地把螺丝一个个拧开，“哗”的一声，铁板被掀开了，六个巨大的油箱，赫然出现在车底，每个油箱大约能装200升左右的汽油。
接下来，出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恐怖一幕，约旦海关人员将司机铐起来，让他将所有油箱底下的阀门打开，把汽油全部放掉。我们怔怔地坐在车上，透过车窗，看着汽油汩汩地淌了一地，海关的人就在五六米远的地方，拿出香烟互相点来抽。我顿时觉得后背冷汗涔涔，这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巨大的汽油炸弹上吗？伊拉克的天气燥热多风，万一有个火星子飘在地上，我们就整体被烧烤了！这一幕，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事情很明显，这个司机就是以我们的记者身份做掩饰，走私贩卖汽油。伊拉克的两大特产：椰枣和石油，很受周边国家欢迎。伊拉克的汽油非常便宜，在巴格达，一辆普通汽车加满一箱油，折合人民币才几毛钱。驻伊大使馆的司机曾告诉我们，由于汽油太便宜了，每次结账太麻烦，他们就固定在一个加油站加油，年初扔下100美元，年底去结账，还没花完。当时联合国虽然对伊拉克有制裁，但允许用出口一部分石油和汽油换食品。因为汽油太便宜了，所以伊拉克民间有些人感到有利可图，就利用这种方式往外贩汽油。
2003年我们在伊拉克采访时，充分体验到“警察国家”的腐败——不但到哪儿都要“塞钱”，还要接受无孔不入的监视。十年后重返伊拉克，境况并没有好转多少，仍然遍地警察，身边也总有人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因为这个倒霉的司机，我们在约旦海关被连番审问，经过再三解释，好不容易才说明白我们是记者，只是为了离开伊拉克而租了这辆车。后来，海关的人罚了那司机一笔钱，总算把我们释放了，前前后后总共被扣了近24个小时。
我从约伊边境口岸进出伊拉克大概有10次，虽不是每次都如此惊心动魄，但基本上每次都得脱一层皮。后来过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了经验，在进入伊拉克之前，我会在约旦境内买上几箱百事可乐，如果伊拉克海关这边有阻滞，我们就直接从车上搬两箱百事可乐，送到他们办公室。遇上好说话的人，对方大概会说一声“谢谢”，然后半个小时之后盖完章，如果遇上不好说话的，还得塞上50到100美元。
这次来到伊拉克办公区，没有可乐傍身，我心里直打鼓，不知道会遇上什么状况。深夜时分，整个办公区看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有一两辆小型巴士从出口那边出来，一看就是逃难出来的伊拉克人。
车停好之后，他们俩在车里等，我拿好护照，忐忑地走进一间昏暗狭小的办公室里，将护照递给办公桌那头的伊拉克官员，一个50岁左右的典型中东人，一脸胡须，一身西服，身材略有发福，可能是边检站的站长。
我恭恭敬敬地把三本护照递过去时，随手就把一张100美元的崭新票子，放在他桌上，说：“这是点小心意，我们之前刚从伊拉克出来，现在因为战事发生了，我们需要回去做报道，希望您能行行方便。”
站长先生查看了一下护照，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打着手势说：“不着急，不着急。”
我说：“好，那就等一等。”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看着他翻这个翻那个，就是不理我。
过了半个小时，我憋不住了，又问：“先生，现在天已经很晚了，越晚路越难走，您看能不能尽快给我们办一下手续？”
他还是打着哈哈说：“不着急，你先到车里休息，过一会儿再来。”
我只能无奈地回到车里，杨小勇和冀惠彦也很着急，不停地问怎么回事，弄了这么久。
我有点沮丧地说：“就让我等着，没说成也没说不成。我钱也给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拿到钱好像没什么反应。”
他们俩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憋着火等。当时，整个办公区好像只剩下那位疑似站长的先生，按理说国内爆发战争，边境口岸的人一般会很紧张，但是那个人看上去很斯文，沉得住气，我也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雨一直下，又这么火烧火燎地等了近一个小时，过了午夜，我再次下车，跑到那间办公室坐着。站长先生一见我就说：“你来了？你们这个护照有点问题。”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糟糕，不会彻底给我们拒了吧？都走到这儿了，再要我们回去，那可是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啊！眼前这个伊拉克人，并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从巴格达到约旦，约旦到科威特，又从科威特星夜兼程地赶回来，他更不知道，我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信念，背负着怎样的责任而来，不行，绝对不能在这里被挡回去。
我咬咬牙，试探着问：“请问，有什么问题呢？”
他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护照上有前几日出境时的盖章，说明你们已经离境了，要再进去的话，需要由使馆重新发签证。如果没有签证的话，我不可能给你们盖章，让你们通过。”
我心一沉。其实，一路上我就在为此犯愁，我们之前的签证不是多次往返，所以一旦出境，理论上签证就无效了，站长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是合理的。
但是，在伊拉克，总是能找到与道理博弈的方法。
我连忙解释：“之前是因为临时性的任务离开伊拉克，还有很多设备和物品留在巴格达，没想到战争突然爆发，所以需要赶紧赶回去。”我还撒谎说，“昨天我去过你们驻约旦大使馆补签证，但是大使馆关门了。”
那时，伊拉克有许多驻外大使馆的确无法正常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个谎话能不能骗过去。总之，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就坐在那间昏暗的办公室，面对这个正襟危坐的伊拉克海关官员，用尽浑身解数地解释恳求。
我说，我跟伊拉克外交部的某人是朋友，和新闻中心的某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您看，中国跟伊拉克关系这么好，我们中国的记者很理解、同情贵国的处境……说了半天，他终于松口说：“这样吧！我再研究研究这件事，你还是先回去，明天再来看一下。我那边办公室还有点事，我要去一下。”
我一看他要走，急了，赶紧又往他手里塞了100美元。他很敷衍地说了一句“OK”，便又把我支了出去。我内心就像有把火在焚烧，但也只能再回车里去等着，百无聊赖地听着雨打车窗的声响，在不安中又过了一个小时。
我第三次去敲那间办公室的门时，无人应答，我又去敲旁边办公室的门，敲了好半天，他才揉着眼睛出来了，估计我在焦急等待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办公室打瞌睡吧。
他一见我就说：“来来来，你到我办公室来。”
我赶紧给他递上一支烟，给他点上，他跷着二郎腿坐下，依然是那种高傲的腔调：“我其实跟你们中国很熟的，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跟随一个复兴党的基层组织专门去中国访问过。听说你们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听说你们的邓小平很厉害，搞了改革开放，那你们现在是不是不信共产主义了？”
我一看他脸上笑容很友善，似乎有跟我促膝长谈的趋势，感觉这事有门儿，不管什么话题，赶紧陪着聊。
之前一直很沉默的站长先生，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开始问东问西，问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怎么样，问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与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地位相比如何。这些看上去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耐着性子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有问必答，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期间，他甚至把话题拐到了计划生育上面，说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孩子降生是安拉的旨意，是延续生命的下一代，怎么能人为控制呢？
我就客串了一把计划生育的国际宣传员，头头是道地跟他解释：“您看，我们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也并不算很丰富，如果对人口没有一定控制的话，人太多，资源分配不过来，大家就很难过上好日子。您想象一下，伊拉克才两千多万人口，国土面积有44万平方公里，而我们中国的人口有13亿，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俩在这个办公室，如果是搁在中国，就是二三十人在这屋里，根本就没有空间。”
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访谈”。心里明明急得要命，想着什么时候能赶紧给我盖章，赶快让我能进去，脸上却还得堆着笑，装出一副特别诚恳的样子，见招拆招，回答他各种稀奇古怪甚至很幼稚的问题。他甚至还问过，你们现在农村的女人，是不是还是那么一点小脚？
一番长谈之后，他就出去了，我以为他只是上厕所，结果快20分钟了还没回来。门外黑黢黢的，我四处找不到他，只好又跑回车上。冀惠彦出主意说，不行再给他塞点钱？我说，都已经给了300美元了，看来还不够。于是，我找杨小勇又要了200美元储备金，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揣着美元，我又回到那间办公室门口，等了半个钟头，终于看见站长先生来了。我用平生最恳切的表情对他说：“站长，您看咱们刚才聊得多开心啊，这都后半夜了，我那两个同事已经困得不行了，您就帮帮忙吧。”说话间，顺势又塞给他100美元。
他依然没有松口，说：“你们这个签证，我确实没办法处理。”
我几乎已经是“死乞白赖”：“那个出境的章也不是特别清楚，您看是不是能通融一下。”
他看看外面，笑着说：“天快亮了，我马上要做礼拜了，你先等我一会。”说完，又消失在另一间屋里。
等他做完祷告回到办公室，突然又开始感慨说：“我们伊拉克人是多么伟大的民族！”于是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都有些茫然无措了，他突然声音高了起来，“我孩子多，五个孩子！”说话间，举起了一个巴掌，五根手指，挨个数着，“现在战争爆发了，该怎么面对未来，我也不知道，我的两个年纪小的孩子，现在连奶粉都喝不上。”
我一听这话心领神会，说困难，那就是资金还没到位，我兜里还剩下两张100美元，干脆一口气拿了出来，直接说：“是的，我很理解你们，确实是这样，这个给您，就当给孩子买奶粉的。”
他接过美元，笑了：“伊拉克人和中国人还是好朋友，你看着吧，这场战争打起来，就不会轻易结束。萨达姆不会投降的！我们的总统绝对不会投降！美国人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赶紧打蛇随棍上：“对！美国人就是霸权主义！”一些只在电视剧里看过的革命口号，就这么自然地脱口而出。
站长先生看上去终于足够满意了，他打开抽屉，把里面的各种印章，次第拿出来看看，说：“把你那两个同事都叫来。”
我赶紧把冀惠彦跟杨小勇都叫了进来，他依次打量着他们：“密斯特杨，密斯特冀——”终于拿起笔在一张表格上写着什么，然后拿着三本护照跑到隔壁屋，过一会回来递给我们说：“OK，你们可以去巴格达了。”
我还有点不放心，别稀里糊涂地被蒙了，赶紧当着他的面把护照翻开，看着上面那个“准入”的印章，心里如释重负，欣喜不已。
天已经开始蒙蒙亮，我们仨拿着盖好章的护照，跳上车，出了检查站，在路边的加油站加了点油，一路加足马力直奔巴格达。
剩下的800公里，我们不停地赶路，当曙光渐亮，东方既白，再次与熟悉的伊拉克见面时，我们才发现，我们赶上了2003年整个中东地区最严重的一次沙尘暴。路上的能见度不超过300米，司机端着方向盘，凑在鼻子跟前，眼睛死死盯着前挡风玻璃，小心翼翼地开着。
整条高速公路，灰蒙蒙一片，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息，就如同这个国家正在遭遇的一切，就如同我们行将见证的一切，就如同所有挣扎在痛苦混沌之中，不知明天何处的命运。
9．冒死拍到独家画面
黄沙蔽日，风雨交加，在这样躁狂而多变的天气里，我们一路搏命狂奔，终于在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2点，抵达巴格达。
一路上，随处可见战争给这片热土带来的泣血创口。进入伊拉克大约500公里，就能看到许多被炸毁的汽车瘫在路旁，从车型来看，既有军队用车，也有平民的汽车。不久前在新闻里看过的，那辆被美英联军误炸的叙利亚长途大巴，也跃入了我们的视野。那次误炸造成了五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大巴车烧毁后的残骸还留在约伊高速公路的桥梁上，那里炸出约十米直径的大洞，钢筋狰狞地裸露着，像是怪兽的利爪。旁边只剩下约一车宽的通道，我们的车只能沿边顺溜，小心翼翼地开过去。车子勉强通行后，我们赶紧跳下来拍摄，我还做了现场的解说，这些场景，便是这场战争的真实细节和历史见证。
离巴格达大概只有100公里时，沙尘暴有所收敛，车也能稍微开得顺畅一点了。道路两旁挖了许多壕沟，沟里灌满点燃的石油，冒出浓密的黑烟。冀惠彦告诉我，伊拉克人希望用这些浓烟，阻挠美军飞机的轰炸和侦查。对于美国高精尖端的武器而言，这样原始的抵抗，只能给人一种难言的悲壮感。我们的吉普车，碾碎这些迷惘的黑烟，冲破漫天的黄沙，疾驰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冲向战区，让这种悲壮感愈发浓重起来。
汽车开进巴格达，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商店门可罗雀。我们先去拉希德饭店，饭店的一侧已经被炸出一个大洞，院子里也有好几个弹坑，整个酒店人烟萧条。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工作人员，他匆匆忙忙地说：“对不起，我们酒店现在已经不接待客人了。”
冀惠彦是位敬业的“职业狂人”。他的敬业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出国采访时，总不怕麻烦，随身带着一个折梯，到哪儿都能架起来寻找最佳拍摄点。这是2013年我们重返伊拉克采访时，老冀站在他的宝贝梯子上，拍摄被封闭的萨达姆基地。
我在酒店附近胡乱转悠，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认识阿布的人，赶紧请他帮忙联系。等了好一阵子，阿布终于来了。一看到我，这位老朋友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但是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隐隐的焦虑。
阿布语速很快地说：“我家那边已经乱了，忙得要命，我听说你回来了，赶紧过来看一下，但是我没办法陪你太久，你有什么事赶紧说，我马上给你想办法。”
我连忙说：“很简单，帮我们找个住处吧！”
告别阿布之后，我们找了一辆车，直奔新闻中心。那个曾经牛气冲天的新闻中心，如今基本名存实亡，穆赫辛不见了，只剩几个工作人员在勉强维持。但还有些外国记者和阿拉伯记者留在那里工作，有很多都是原来很熟的朋友。他们脸上都写着“紧张”两个字，见了我说：“啊，你回来了！”然后马上又说，“对不起，我要走了！”
此时的巴格达，对于记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遍地都是新闻，到处都是第一手材料，然而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得。
我们上了楼顶，接通海事卫星电话。站在曾经工作与战斗的地方，在漫天飞舞的尘沙中，我拨通了北京同事张郇的电话，虽然眼前的能见度还不到100米，我却仿佛已看到了一片宏远辽阔的新闻图景。
电话接通之后，我以很快的语速说：“张郇，你什么都别说，听我说。我回到巴格达了，你别问怎么回事，我和杨小勇、冀惠彦三个人，现在就在伊拉克新闻中心的楼顶上，设备完好，人也没问题。你赶紧叫上白岩松，一起去找李挺主任。你们就跟他说，水均益他们通过特殊办法，又回到伊拉克了，随时随地可以做报道，很安全，非常安全，快去！”
张郇是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在新华社的时候，我们就一块在埃及做战友，他年龄比我大，讲话很有逻辑和说服力，我非常信赖他。我让他找白岩松，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件事上，白岩松肯定理解我。我们都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兼主持人，之前又有那么长时间的合作，特别是《直通巴格达》的连线，没人比他更了解我的心情和愿望。他肯定会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语言优势，去想办法帮我说服领导。这种托付和信任，在我看来，是记者和兄弟之间的心有灵犀。
后来的事情，白岩松和张郇都跟我说过。他们听了我的话，立刻冲去找李挺主任。李挺主任当时正在审片子，让他们在办公室等一会。等李挺主任一进办公室，他们俩立刻就说，水均益他们回巴格达了！
李挺主任一下子就惊呆了，半天没说话，然后狠狠地抽了几口手里的烟，深深地吸进去，在办公室里来回转了几圈，大声说：“牛！牛！牛！精英啊！精英！”
白岩松说：“主任，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记者现在回去了，应该先开个窗口，让观众看到他们的报道吧！”
李挺主任当机立断地把烟头摁灭了，利索地说：“你们等一下，我去找赵台（赵化勇台长）。”
过了一会儿，李挺主任回来了，脸上也是掩不住的兴奋，他说：“赵台说了，既然已经回去了，那就赶紧先直播报道，一会儿就让小白连线报道。你们跟小水他们说，注意安全，台里的意思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工作一段时间他们还得撤。”
等他们俩把这话转给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乎后面这个隐含的“撤”令了，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计谋得逞了，台里给开窗口了，我可以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巴格达报道了！
据说，李主任布置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在电视屏幕上飞了一行字幕：“中央电视台水均益等三位记者已经返回巴格达！”成千上万的观众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字幕，锁定了CCTV。一个小时之后，白岩松开始与我电话连线，连线的时候屏幕上也飞出了字幕：“水均益已于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抵达巴格达。”
那时，杨小勇还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卫星线路，还不能做视频连线，在电话连线中，白岩松首先就问，我们这一路是怎么到巴格达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事先沟通过的，我觉得首先要给全国观众，也给关心我们的台领导交待一下，我们怎么回来的，相当于一个安民告示。
我在电话里，给全国的观众描述了巴格达现在的景象，包括我们一路进来时看到的情况。白岩松问我们现在安全状况如何，我说绝对安全，没问题。我还咬紧了之前那个说法：我们是通过一个关键人物，找了一个特殊的关系，通过特殊渠道，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回到巴格达的。
连线结束后，罗明副台长在赵化勇台长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首先向我们表示慰问，说：“你们回到伊拉克，为我们中央电视台争了光，工作没问题，但一定要保证安全。台里的意见还是尽快想办法撤出，因为这是我们一个既定的方针。你们现在既然回去了，我们不追究你们什么……”
罗台又专门问了我一次，这趟“回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本着一种“谎话说百遍就成了真理”的韧劲，坚持用“特殊关系论”应对到底。
罗台的电话，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放下电话后，我百感交集，既忐忑不安又心怀感激。我觉得自己这趟冒险是值得的，因为我看到了央视的胸怀和风格，看到了台领导对记者理想的支持和爱护，他们在背负重大责任的情况下，仍能支持我们前方记者为了新闻去铤而走险，甚至偶尔越界的行为。我的谎话当然不高明，我想以他们的智慧和阅历，很容易就能看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知道我心里的艰难，所以选择不去拆穿，陪我圆这个谎，帮我开了窗口做报道，为我们整个团队的理想搭建了一个实现的平台。
那天晚上，尽管空袭警报不时响起，尽管天空中随时可能飞来导弹，我却感到无比踏实。因为这里，新闻发生的核心地带，才是我作为一个记者，一个新闻人所应该站立的地方，那一刻在夜色中巍然挺立的巴格达，是我梦魂燃烧的应许之地。
之前从伊拉克撤出后，我几乎每天都在自责悔恨，总觉得头顶上有朵沉甸甸的乌云。而从重新进入巴格达的那一刻起，深深感到这失而复得的机会弥足珍贵，我、冀惠彦和杨小勇都处于一种无法停止的亢奋之中，脚一直在跑动，摄像机一直在运转，在巴格达的大街小巷，一刻不停地采访。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几乎两天没怎么吃饭了，光靠一瓶接一瓶的矿泉水喝饱。
冀惠彦疯了一样地在不停拍摄。我完全可以体会那种酣畅，一个摄影记者在那样的情境中，他的机器是关不掉、停不了的。层出不穷的新闻画面，是一种强大冲击，把它们全都记录下来，是一种职业渴求。
为了稳住北京方面，我跟罗明副台长强调说：“我们三个真的是冒了生命危险进来，尽管现在巴格达一天被炸几十回，但我们还是有办法保证安全的。但如果现在撤出去，那就真的是送死了。这一路从伊拉克出去，全都是危险区域，会发生什么根本不能保证。”
我说得神乎其神，也有一半是实话，话说出去，无非就是为了让工作持续下去。采访、报道、拍摄，只要做着这些，我们就觉得充满激情和干劲。
空袭警报每隔一阵就会响起，我们站在新闻中心二楼平台上，朝周围的巴格达市区放眼望去，就好像看到美国大片里经常出现的灾难场景，真实得令人恍惚。浓烟滚滚，一柱柱升腾直向天空；天空是黄的，沙尘暴从来不曾退却；尘灰和浓烟混在一起，浑浊的空气里弥漫着石油燃烧的呛人味道，满目凋敝，满目疮痍。那些熟悉的街道，也像是二战旧电影里某个被荒废的法国小镇那样，空空荡荡，偶尔有个驼背老人，颤巍巍地走过……
没过多久，杨小勇就联系上了一家土耳其的电视公司，可以与北京视频连线了。大批媒体撤出后，新闻中心二楼的平台变得空旷了许多。记得以前，各家电视媒体之间，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可现在，许多帐篷都不见了，有些只余下孤独的铁架子。我当时就乐了：整个平台全是我们的，我们想占哪个位置就占哪个位置，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可以大展拳脚了。
看着这个曾经寸土寸金，如今空空荡荡的平台，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豪气：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原因，当别人都走了而你还在这里的时候，高下立见，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记者的魅力就在于此。
路透社的一位女摄影记者玛格丽特·摩丝也留了下来，我对她印象很深刻，她是一位敬业的战地记者，半边脸在波黑的一次战地采访中受了伤，做过整容。一起在伊拉克采访的时候，我曾经看见她一只手拎着摄像机，另一只手拿着三脚架，还背着一堆器材，跑得比男摄像还快，非常干练。多年之后，我在新闻中看到，这位令我充满敬意的女记者，因患癌症去世了。
第一次遇到空袭时，我们都在平台上张罗，我在忙着连线，杨小勇在维护线路，冀惠彦扛着摄像机，一手拿着三脚架，一手在拍摄。
当时记者中风传一个消息，说在巴格达的媒体有些报道由于太过真实血腥，引起了美英联军不满，所以联军将新闻中心定为下一个轰炸目标，要警告一下在伊拉克的记者。这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所以，空袭警报突然一响起，平台上所有人都很快地往下跑，跑到楼下一个居民区停车场的空地上。
我也刚准备往下撤，突然看到冀惠彦手里拎着机器和三脚架，朝人流相反的方向跑。我大声喊：“老冀，你干吗去？”
他头也不回地喊道：“我去拍炸点！”
我就知道他有这想法，连忙喊道：“太危险了，你别去！”
他很坚持，一边跑一边喊：“我得把这个炸点拍下来。”
在二楼平台上，有一个配电室一样的小房子，可以通过梯子上去，相当于一个制高点，冀惠彦显然是想爬上去。我马上回转头跑，跟上他，一把把他的三脚架拿上，跟他一块上到那个小房子的屋顶。
长期合作，出镜记者和摄像之间会形成一种默契，因为扛着机器的人看不见脚下周边，所以记者会帮他控制着。有时候冀惠彦为了取景，会后退两步，或者往旁边挪，我就要把他推住，以免他摔下去或者绊倒。我们就这样互相配合着，在那个屋顶上拍摄空袭。
2013年重返巴格达，我和冀惠彦站在天堂广场前来了一张感慨万分的合影。十年前，我俩曾在这广场对面的平台上亲密合作，冒着“导弹雨”，拍下了珍贵的画面。十年后，得知台里有派我重返伊拉克采访伊战十年的计划，老冀第一个找到我说：“重返伊拉克别忘了老哥哥我，我是一定要去的。”“伊拉克”三个字被一场战火，牢牢刻进了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最先看到，距离大概两三公里的总统府大楼方向，很亮的光一闪，然后是一股白烟，过了一两秒，一声巨大的闷响从周围的空气压迫而来，冲击着我们的耳膜。虽然没有直接的冲击波，那声音的震撼和地面传来的震动，也让冀惠彦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
1998年来伊拉克报道“沙漠之狐”时，我们也经历过空袭，积累下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目标往往会投两个导弹。所以，冀惠彦拿稳了摄像机，对着那个方向就没动，可能第一下没找准，镜头不够稳定，所以他胸有成竹，稳稳地等着。没过一秒钟，又是亮光一闪，冒白烟，巨响重来。
在爆炸声的余响中，我大声问他：“你拍到了没有？”
冀惠彦很兴奋地大喊：“拍到了，绝对拍到了！”
我说：“快，我们接上话筒，我现场报道一段！”
接上话筒后，我现场临时组织了一下语言，大概意思是：“我们现在正在巴格达，这里依然处在联军的密集轰炸中，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在新闻中心楼顶上工作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右前方传来了两声剧烈的爆炸声，我们现场记录下了这个画面……”
这个珍贵的画面，令我和冀惠彦特别自豪，这一趟巴格达，我们算是没有白回来。那时，整个巴格达还有很多地方，都在同时遭遇空袭，我们让杨小勇赶快联系传送，我们接下来还能想办法赶紧拍到更多的东西。
当时，那个土耳其电视公司的帐篷里，还有一些其他媒体的记者。有人看到了我们的画面，美联社和路透社的记者一下子都围上来，跟我说：“这个画面也给我们用一下吧！”
我心里那个得意啊！
以往我们要是想用一些外媒的珍贵画面，要求他们资源共享时，一般都要付相应的价钱。我不是没有商业头脑，但这正是为咱们中国媒体、中国人长脸的时候，所以我很痛快地回答：“没问题，for free（免费）！但是你们要打上‘资料来源CCTV’。”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OK，OK！”
后来，我看到美联社在传素材时，清清楚楚地在提示板上写着：“来源CCTV（中国）”。
这是我们2003年去伊拉克采访中，最自豪的一件事，我们拍到了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在首都巴格达最独家的一段画面，靠的是冀惠彦和我们整个团队一种不要命的勇敢，当然还有媒体人的专业和敬业。
如果当时有人问我感觉如何，我一定会告诉他，那时的感觉就一个字——“爽”！在世界大事的话语权上，西方媒体总是占据主导，而这次，他们也得引用中国媒体的素材，在这次新闻大战中，我们拿下了含金量颇高的一分！
当天晚上，我们入住在新闻中心旁边的曼索尔饭店，又经历了几次空袭。夜里，在那个窗外就能够看到底格里斯河的酒店里，我们做了一件事：台里说《东方时空》要做特别节目，要录一段我们的访谈，每个人都要对着镜头，说说重返巴格达采访的感受。
冀惠彦先给我们俩拍，轮到冀惠彦被采访时，我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拍。”虽说我不是摄像，但是这么多年来，看也看熟了。开机关机推拉镜头什么的，操作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
那一晚的录制，非常难忘。一直处于奔波忙碌中的我们，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思考一些关于自己的问题，说一些真心话。外面仍然时不时地响起防空警报和爆炸声，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拼搏，如今又重回战场的我们，依然在茫然中守望理想，战争刚刚爆发第六天，前程未卜，明日未知，联军的地面部队会不会攻进来，我们所在的地方会不会成为空袭目标，甚至下一刻是否还活着，都是未知数。唯有平静审视，回溯历程，才会陡然发现那个浅显的事实：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我们心里，都有自己的不舍和牵挂。
面对镜头，感慨像滚烫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每个人都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人生，谈采访的感受，谈此时此刻的心情，谈自己对于新闻事业的认识。而当我拿起摄像机的时候，冀惠彦说起了他的母亲。
他说：“我们是2月5日出发的，6日是我母亲的生日，我之前一直没告诉她，我这趟要去伊拉克采访。每年老太太的生日，我都要买个蛋糕跟她一起过。但是这次因为之前要忙很多事，忙到很晚，没来得及提前订蛋糕。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蛋糕店，人家都要关门准备过春节，我跟他们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嘴皮子都磨破了，最后，那家店专门留了一位师傅，帮我现做了一个蛋糕。我拿上那个蛋糕，就上老太太那儿去了，跟她说：‘妈，祝您生日快乐！但是我今年没法陪您过了，我明天要去一趟新疆出差。’那时候，只能那么说，说是新疆，不想让老人家担心……”
说到这一段时，我在摄像机的镜头里，很清楚地看到他眼睛里有泪水打转，声音也开始哽咽了。我在《东方时空》当了多年记者，经常听到我们摄像评讲时说，哪个细节抓得好，什么时候该注意特写等等，那个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把镜头推上去了，捕捉到那位硬汉军人记者热泪盈眶的眼部特写。
这是我认识冀惠彦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哥，非常优秀的记者，非常孝顺的儿子，在异乡流下的真诚的眼泪。
在那个尽情倾诉衷肠的夜晚，我们暂时卸下职业、责任和新闻理想的担子，赤裸裸地翻阅着自己的情感，就像是提前面对自己人生终结前的那一刻，为挚爱的家人留下最后悲壮的话语。
我也倾诉了许多，也想念着许多人，想念近八十高龄的父母，想念着还未长大成人的女儿，我不愿他们为我担心，却一次次踏上让他们担心的旅途。我没有太多漂亮的言辞送给他们，在镜头前游刃有余、滔滔不绝的我，在表达情感时，却非常木讷与词穷。所以，我只能在我擅长的环境里，面对镜头，说出那些真心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脆弱和真实，只能掩藏在暂时安全的夜色里，当第一缕曙光照亮这个罹受苦难的城市时，我们又将抛弃这些柔软，披上坚硬的盔甲，踏上那追逐真相、记录历史的征程。
10．别了，巴格达
在空袭和爆炸声中，我们度过了不眠一夜。电力基本切断，我们就打着手电拍摄。录制完访谈睡下时，已经凌晨4点多，但早上7点我们就起来了。哪怕只有3小时的睡眠，我们也是在不断楼上楼下折腾中断断续续睡过去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新闻中心的楼前，碰上了闾丘露薇。说句心里话，和她再次相逢在巴格达，感觉颇有些微妙和尴尬。一方面，由于她的勇敢举动，使得我和我的团队，以及央视，在一段时间内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我个人对此心情也很复杂，因为我曾经有意无意地帮助过她，如果她当时进入伊拉克时能打声招呼的话，我也不至于会如此被动，我多少有点被涮了的感觉。
当然，在我们见面时，我们依然以朋友的方式互相打招呼，寒暄，交流目前掌握的信息，问问现在还能拍到什么东西。当时的巴格达一片混乱，并不是想要去哪里采访，就可以去，虽然之前的官方“陪同”没有了，但是依然会有监视存在。我们聊了一下局势，聊了一下采访技巧，然后就分开，各自工作去了。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她的做法。后来她接受采访时，说她进入伊拉克时关掉了手机，没有跟她的台领导说，为了保护电视台，也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是跟我很类似的想法和故事，虽然我从未找她印证过这件事。
与闾丘露薇分手后，我们又到了几个街区和居民区，做各种采访，然后传送。一整天没歇没停地过去了，我都忘了那天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应该是有什么吃什么，抓着一口是一口。阿布给我们送了一次水和食物，然后说家里很乱，要回去看看，之后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我们在曼索尔饭店住了一晚，耳边尽是爆炸声和混乱声，觉得不安全，听说一些西方记者搬到了巴勒斯坦饭店。一打听，饭店客满，我们只好住到巴勒斯坦饭店后面一家招待所。
人生下来就会有天生的恐惧，更不用说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我们并非不怕死，之所以会在那个时刻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是因为有更重要的精神支柱在支撑着我们，有更重大的使命感在召唤我们，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勇气，能够压倒一切对死亡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空袭和爆炸继续，我们继续楼上楼下地跑。我和冀惠彦拎机器，杨小勇负责配件，躲避、上楼、楼顶拍摄，来来回回，一有轰炸就发送报道。那一夜我们又几乎没有合眼。
我们走的时候统计了一下，从进入巴格达到又一次“被撤离”，满打满算一共67个小时，将近三天三夜，我们没睡五六个小时，有时候一个钟头，有时候两个钟头。人不是铁打的，能不困吗？但是一方面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巴格达，“故地重游”，简直像打了鸡血，处于特别亢奋的状态；另一方面想睡也没法睡，因为耳边萦绕着爆炸的声音，或左或右，忽远忽近，隔一会儿就来一下，这种紧张程度，怎么可能睡得着？
我们如此坚持，其实就是为了离现场再近一些，离新闻更近一些，但是闾丘露薇的出现，再次带来了坏消息。
第三天，新闻中心通知说伊拉克宣传部长萨哈夫要举行一个发布会，要说说萨达姆现在怎么样。所有的记者都集中在那儿，盼望着。我们参加了发布会，并无新事，但出来的时候碰到闾丘露薇，她却带来了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坏消息。
她说：“我们台里让我撤，我准备明天走。”
“你不能走！”我如五雷轰顶，脱口而出，“我们两家在这儿，是一个背靠背的态势。你凤凰卫视在这儿，我中央电视台在这儿，你不走，我也就不走。而且我跟我们电视台已经都说了，现在我们根本走不了，相对安全的恰恰是在巴格达。出了巴格达，根本没有安全可言。这一路就没有安全的路线设计，怎么个走法？”
闾丘露薇不语。
伊战爆发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在向时任伊拉克宣传部长的萨哈夫提问。为这次新闻发布会，我又塞钱又说好话，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争取到一席位置，并抓住机会向萨哈夫提问。照片的左下角，是一位被西方媒体雇佣的伊拉克人。十年后重返故地时，听说他已经牺牲了。战火无情，当时如果不是领导下死命令让我们撤回，也许我们也会成为这战争祭品的一部分。
我着急了，话也很难听：“你先进来了，然后一看我们也进来了，你掉头就走？你这不是想把我们拽走吗？因为你一走，我跟台里没话说了。我说我们走不了？台里跟我说人家凤凰都撤了，你怎么不能撤？你可不能这么干，咱们两家攻守同盟，你跟你们台里也说，我跟我们台里也说，我们保持一个统一的口径，就是离、不、开！现在巴格达是相对最安全的地方，出不了！我们若要出去，根本就没办法保证安全。我跟台里说凤凰卫视也不走，你就说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他们那边还正准备大干。我们好不容易进来，不能走！”
我和她站在新闻中心的门口，为这件事说了起码有一个多小时，心机费尽。我话里甚至带点强制：“你千万不能走，你要走，你真的会让我很被动！”
她到最后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我再想想，因为，台里确实给我下了死命令，我没办法。”
没过多久，罗明副台长的电话就来了，召回的金牌随之而来。
“小水！”罗台的语气不容商量，“台里决定了，而且有关部门也跟凤凰卫视商量了，中国记者不能待在伊拉克，你们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使命，现在必须得撤。你们和凤凰卫视一块撤。”
我脑子又“嗡”了一下，还不死心：“罗台，你得相信我，我们在现场，这两天爆炸没停，空袭没停，确实非常危险。但是我们在巴格达有一些屏障，有一些房子和地下室，都可以保证安全。要现在往外撤，先不说我们来的多不容易，起码我们撤出去没有安全系数……”
“这事没商量！”罗台打断我的话，“铁板钉钉了！你不信去问问凤凰的闾丘。这是商量好的，她也得撤。”
赵化勇台长就在罗台身边，他接过电话，命令一模一样。两位领导轮番上阵，我都有点急了，甚至带上了哭腔：“那不行，你要这样那我不走。”
罗台也急了：“小水，你要不走，还是那句话，关窗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们接到的死命令。”
不到10天时间，事情多次逆转，让人难以适应。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强制撤离。我们欢喜得太早了，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进入伊拉克，回到巴格达，回到我应该在的地方，把眼睛瞪出满满的血丝，每天几十条几十条的新闻在往北京发，很多档很多档的这种连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最后“撤退”两个字吗？
我还记得我将撤退的命令传达给所有人时，大家那种沮丧的神情。我们失魂落魄地坐在新闻中心二楼平台的一块砖头上，活像三个捡到烟头的乞丐。沙尘暴把巴格达的天空蒙上一层阴郁的灰黄，“走还是不走”，成为前途未卜的一个沉重话题。
其实有得选吗？这根本就不是一道选择题，必须走。
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自己干，我就违反纪律，怎么着？再也不听中央电视台的调遣了！我就要待到这个战争结束，我可以到阿布家里去住……”
冀惠彦拍拍我，长叹一声，说：“我们出来代表的是中央电视台，我们是有单位的人。如果说单位现在不让你做这件事，而且将来不会给你这个平台，我们干吗冒这个风险？”
冀惠彦这番话，当然是有情绪的，但是这种反话正说的方式，一下子点通了我那贲张得几乎要爆开的穴道，刚刚炙烤得要沸腾起来的情绪，一下子冷成了冰，心里也刮起了凄迷的沙尘暴。
我事后才知道，因为我们再次进入伊拉克报道，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报道的整个形象，一下子又转回正面。但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不需要为了我个人的荣辱去前线搏杀，也不需要为了挣一个名分而“作秀”。
我是一个记者，我热爱这份工作，面对这场战争，我觉得可以好好施展一下才华，这就是我的战场。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这么干！但冀惠彦说得对，如果我的老板我的东家不让我做，就算我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我也做不成，我最后可能变成孤家寡人，或者成了一个单干户，我给谁发新闻？
这件事一下子变得无奈，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跟凤凰卫视一捆绑，没辙！
后来碰到闾丘露薇，她已经定了车，准备第二天清早走。台里也安排我们从叙利亚出去，而不是约旦那条“死亡公路”——它已经被封死了，而且的确不安全。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会派人在叙利亚的边境口岸等我们，我们只能再一次无奈地撤退了。
第二次撤退比第一次更加无奈。上一次的撤退，是与战争爆发点失之交臂，那时我们还无法判断是否会开战；但是这一次，我们已经身处战争当中，却离开了战场，离开了“新闻发生时，我们在现场”的原则。
我的内心一直在挣扎，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利益，团队、同事、战友，还有这么多年培养了我、给了我机会的中央电视台，我怎么面对这一切？怎么面对前功尽弃的事实？我怎么面对自己的新闻理想和热情？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能选择遵守命令，我还没有自私到为了要单打独斗和蛮干，而影响中央电视台声誉的分上。这个机构、这个平台成就了我，至今我仍对此心存感念，所以我不应该也不会做危害它的事情。
还有一个原因，很多领导和同事，也可能因为我们的鲁莽，甚至一意孤行受到影响。综合这些考虑，无可奈何，我们三人达成了一致：没办法，我们已经尽力了。
告别的时刻最难忘记，告别的时刻心情也最复杂。我经历过许多告别的时刻，对于巴格达，我告别了战争火线，却留下一段难以愈合的伤口。
3月29日，我们和凤凰卫视一起从巴格达出发，奔向叙利亚边境。这一路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沉默着望向窗外，看着车窗外闪过的伊拉克的景象，熟悉的一切一切。远处一股一股浓烟直冲天空，那是原油在熊熊燃烧，一个曾经富裕的国度，如今化作废墟和焦土，到处弥漫着痛苦和绝望的气息。它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前行的路，它的眼前荒草丛生、火海汪洋。
走了一段路，我招呼了一下冀惠彦，做了一个拍摄的手势。他心领神会，掏出随身带的一个微型摄像机。我忽然想把我们这种状态记录下来。如果把我们出发时候的表情和现在对比，一定是一组极具张力的画面。“冀惠彦，说两句。”我把镜头对准他，“说啥？要我说，我就说伊拉克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他妈恨死你了！”
短短两句话，活像两根刺，如鲠在喉。
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这种迟滞的气氛，因为一群不速之客的出现，转化成惊险的画面。
在我们两辆车的前方，不知什么时候，从沙漠里突然冒出来十几辆装甲越野车，特种部队！大兵们个个武装到牙齿，防弹背心、钢盔、对讲机，手里端着M16自动步枪，像一道闸口把我们堵住了。
大兵们把我们团团围住，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们，用英文高喊：“下车！你们是哪里人？干什么的？身份证件！”
我忙用英文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我是中国记者！我们这儿有护照。”
闾丘露薇和她的摄像师，冀惠彦、杨小勇和我，我们几个人排成一排，举着手，半蹲着。我习惯把护照放在裤兜里，便放慢了语速说：“我现在伸手，来掏我的护照，你看清楚了，我可没什么东西。”
这是有经验教训的。1996年，我在亚特兰大差点被一个美国警察射杀，就是因为被询问时动作太大，美国人差点当场开枪！所以一定要声明，我是好人，我没有恶意。
两个大兵冲到我跟前，我把护照掏出来给他们看，然后是其他几个人的。他们仔细检查之后说：“你们真的是中国记者？”
我忙说：“是的，我们现在要离开伊拉克。”
我们雇的司机是伊拉克人，这些士兵又拿枪指着他们，让他们全都趴下。那些司机都吓坏了，浑身颤抖，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像是虔诚的教徒做祷告。特种部队的人拿枪管捅他们，有一个司机很机灵，一边趴下，一边顺手就把我们出发前插在挡风玻璃前的中国国旗拿起来，举在手里，“CHINA”、“CHINA”地喊，意思就是“我是给中国人干活的，我是这几个中国人的司机”。
五星红旗帮了我们的忙，这些特种兵在了解了我们身份之后，态度客气了些，气氛也有所缓和。他们说：“这是个误会，我们在执行特种任务。现在有很多恐怖分子，我们也要防止萨达姆家族的人逃跑。我们把这条路都已经封锁了，这一带很不安全。”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帮人是协助美军进驻伊拉克的澳大利亚特种兵。也就是说，在伊拉克战争开战第9天的时候，在距离巴格达不到三四百公里的地方，而且是在伊拉克西部，已经有了美英联军的特种部队。
他们得知我们要去叙利亚，有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过来对我们说：“这一段路很不安全，你们现在上车跟着我们，我们送你们过这段路，然后你们再往前去。”
他们的装甲吉普车在前面开道，前后跟着我们两辆车，大概开了有一二十公里后，他们跟我们挥手再见。又是几百公里，看到了边境，看到了我们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车和人，再后来，我们来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当天晚上，驻叙利亚的女大使，还有使馆里的所有同志给我们接风洗尘和压惊。“你们是中国的记者，你们是报道伊拉克战争的功臣”，这样的话当然听了不少。但是我们几个都打不起精神来，坐着喝闷酒，还借着酒劲说了一些气话。有些话是针对闾丘露薇说的，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闾丘露薇不仗义，她要是不出去，坚持跟我们攻守同盟，我们也许能够在伊拉克赖下来。
现在我已经有些释怀，我用冀惠彦跟我说的那段话，去理解闾丘露薇当时的处境。如果她拒绝她的老板，也许也会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又如何施展她的新闻理想？但是在当时，我们除了一吐不快之外，完全无话可说，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他个昏天黑地。
从战场回到国内的我们，没有被追究违命之责，相反得到了莫大的包容和赞誉。台领导亲自拿着鲜花到机场接我们，报道组还被邀请做了几场汇报演讲，台里表彰我们“捍卫了中央电视台的荣誉，为中央电视台伊拉克战争报道工作做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个人也受到了不少厚遇，从“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到“五一劳动奖章”，各种荣誉如潮水般涌来……
2003年从伊拉克回国，我们一行人在机场受到了台领导“鲜花接机”的礼遇。照片中的我手捧花束，笑容灿烂，内心却有一道深深的伤疤，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痛。我曾在采访中“夸下海口”，除非“伊拉克把全部记者都驱逐出境，我们整个报道组才考虑撤退”，最后却不得不奉命撤离。这其中的委屈和无奈，让我在十年后依然觉得伤感。
在许多人眼中，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但没人理解，“伊拉克”三个字，在我心中有多痛。
2003年我们两进两出，却没能将这场战争全程报道下来，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这是毕生的缺憾；而由此在网上引发的口诛笔伐，固然我是个大大咧咧的西北人，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一直低调对待，但总有字句会灌进耳朵，在内心溅起波澜；并且，当年为了留在巴格达，我编造了一些谎言，为了保护团队保护央视，很多事情回国后不能坦然说出……种种复杂情绪郁结于心，一层一层，裹出一个坚实的茧，偶尔碰触，便隐隐作痛。
十年后回头来看，2003年出征巴格达，以斗志昂扬开始，却以郁闷和无奈告终。我感觉我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随后这十年的步伐，就一直别扭在这几秒钟之上。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那错过的“几秒钟”，足以划开一道伤口，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
第二章
Chapter 2　2013伊战十年回访
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这场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十年后仍在延续。巨大的变革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国家发展的轨迹，甚至会毁掉这个民族的内在品性和精神状态，使这个民族偏离方向。
重返伊拉克后，我仿佛又回到十年前的战乱岁月，只是，如今所面对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恐怖分子的炸弹。
战争，并不是可以“重启”的游戏。
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1．十年重返揭秘伊战
十年之后重返伊拉克，返回我战斗过、依恋过、痛恨过，又梦萦魂牵的那个地方，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而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2012年底，一位朋友告诉我，从报纸上看到我又要去伊拉克的消息。我大吃一惊，查询消息来源，原来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梁建增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台里2013年重大新闻题材报道计划，其中有一项就是，在伊拉克战争十周年之际，台里准备派报道组，让曾经参加2003年战地报道的水均益重返伊拉克，回访那片伤痕累累的土地。
我有些百感交集。从1998年到2003年，5次进出伊拉克，每次都是我主动请缨，找领导要求临时组建报道组，要求特批经费，要求外交部门支持，哭着喊着要去。而这一次，我却是“被通知”前往。一时间，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这十年来，中央电视台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力、技术和设备都有了很大提升，新闻环境也有了很大进步。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心理承受能力也在逐渐增强，新闻环境更为开放和宽松，对国际事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也在逐渐提高。
如今，中央电视台在世界各地建了七八十个记者站，当世界各地发生重大事件，无论是东南亚海啸、日本地震，还是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乱，央视都有了自己的记者在当地，或者就近赶到事发地点。重大事件，记者不到一线怎么行？如今看来，这已是理所当然的想法，但是倒回去十几年，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电视里看到年轻的同事，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第一线，我往往会由衷羡慕，甚至偶尔也会有些失落，再不会出现一群记者对新闻理想舍生忘死的追求，与国家政治外交方面的宏观考虑发生冲突；也不会再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记者，对一段未能如愿完成的报道，多年耿耿于怀……
在种种复杂的情绪中，我反复思量着，重返伊拉克，去，还是不去？但在2013年年初，当新闻中心副主任盖晨光正式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却几乎是本能地回复：“去！”是的，我还是想去，无论是情结还是纠结，我都得亲自去解开。
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是孙玉胜副台长定的选题，盖晨光副主任牵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也寄予厚望，希望能做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向盖主任提议，此去伊拉克，再不用那种单兵作战小作坊式的做法，而是在新闻中心调集精兵强将，组成一个联合作战团队，按一场新闻战役的模式来操作。至于领队，这次我就不做了，我希望以一个记者的身份重返伊拉克，一心一意做采访、出镜、策划节目，把带队的任务交给更有活力和能力的年轻人。
盖主任采纳了我的建议，确定了国际新闻部副主任潘林华做领队，又从其他部门抽调了一些优秀同事，组建了一支报道组。随后，我们紧锣密鼓地开了几次策划会，最终确定，此行任务是去伊拉克揭秘战争，做五集专题纪录片《伊战十年》。
虽然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但今天的伊拉克，却比战时更加动荡和危险。
2003年的战争，敌我双方界限明显，我们开玩笑说：那时根本不用担心美国人的导弹打不准，99％的导弹都非常准确，他们的袭击目标，绝大多数集中在萨达姆的党政军等主要目标，对平民和记者的袭击，还是尽可能避免。
而今日的伊拉克，却处在一个半失控的状态，教派冲突、恐怖袭击、自杀式爆炸、路边炸弹层出不穷。站在巴格达某个路口，都不能确定那一刻是否安全，更不用说要去摩苏尔、提克里特这些充斥着极端情绪的地方了。
伊拉克战争之后，胜利了的美国人，希望看到的是鲜花掌声和热烈欢迎，以及一个推翻了独裁统治后，全新的中东民主国家样本，但事与愿违。
战后的伊拉克，只在萨达姆铜像被推倒的短暂亢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到两年，伊拉克就陷入了无边混乱之中。先是基地组织不断发动恐怖袭击，接着萨德尔民兵武装的反美斗争，还加上教派冲突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据统计，仅仅在巴格达市，每年就有一千多人死于各种各样的爆炸和恐怖袭击。
当我与阿布重逢后，问他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危险时，阿布无可奈何地说：“水，今天的伊拉克没有安全的地方，我只能告诉你，哪个地方会好一些，哪个地方会糟一些。”
2013年重返伊拉克的报道组成员。盖主任确定了国际新闻部副主任潘林华牵头，抽调了许多关键岗位的“精英”，是个“老中青”组合。比如《新闻调查》的优秀编导李冰，直播组的摄像荣欣，我的老搭档冀惠彦等。我特别推荐了《环球视线》节目组的一个年轻同事叶尔夏特，他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做节目却很有想法，电脑多媒体什么的玩得特别“溜”。我认为这些新生代新闻人拥有新技术、新视野，是“重返团队”的新力量。
探访萨达姆被活捉之谜，是我们此次回访中非常重要的一集。抵达伊拉克之后，我们最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拍摄制作这一集节目。而去不去萨达姆被活捉的提克里特，让我们十分犹豫。
那是个十分危险的城市，逊尼派极端势力最集中的地方，老百姓群情激奋，正忙着示威游行，跟马利基政府抗争，时常会有恐怖袭击，不时有外国人在那里遇到麻烦甚至丢了性命。
逊尼派和什叶派虽然都是穆斯林，但是教派有分歧，彼此有长达千年的恩恩怨怨。逊尼派在伊拉克其实是少数，只占人口的30％，但在萨达姆时期，少数的逊尼派统治了大多数的什叶派，出身逊尼派的萨达姆，对什叶派实行高压统治，还发生过屠杀什叶派教徒的惨案。如今的伊拉克政府，却是以总理马利基为首的什叶派当政。
战后大量的什叶派上台，对以萨达姆及其统治集团为代表的逊尼派，施行了严厉的清算。这种行为也伤及了一些无辜，触动了广大逊尼派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很多逊尼派的人找不到工作，生存成了大问题。两个教派之间的敌视和对立越来越极端，经常爆发冲突。近几年，伊拉克隔三岔五地出现各种恐怖袭击事件，一大半是逊尼派的极端武装组织实施的。
提克里特是萨达姆的老家，在这里，萨达姆被视为反对现政府的精神符号，去采访萨达姆被活捉之谜，无疑是十分凶险的。我们雇的两个伊拉克司机是什叶派穆斯林，一听到提克里特这个地名就说：“NO！NO！NO！很危险！”但阿布却认为去提克里特没事儿，他信心满满地安慰我：“有我陪着你，不会有问题的。”
阿布是逊尼派，他家是一个很大的部落，在提克里特有很多亲戚。他说，提克里特的大长老是他的老朋友，“如果你们觉得住旅馆不安全，就住到长老家，他们都有大庄园，会好好招待你们。”
我一想，这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在中东的很多阿拉伯国家，部落长老的能量不可轻视，有时比政府还管用。拉登当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藏身时，也是依靠长老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服领队潘林华就按这个法子，到了提克里特先去看旅馆，若觉得不安全，就投奔长老家。
2．萨达姆老家遇险记
从巴格达到提克里特只有180多公里，我们却走得特别慢，因为一路上经历了40多个大型检查站，小检查站更是不胜枚举。每个检查站都是重兵把守，有的需要出示证件和采访手续，有的需要打开后备箱或拿探测器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旁边就是重型装甲车或坦克，远处的炮楼还有士兵端着机枪，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
好不容易抵达了提克里特，与伊拉克向导碰头后，他带领我们开往萨达姆的墓地所在地。萨达姆被绞死之后，按穆斯林的规矩，是要入土为安的，伊拉克当局出于尊重他族人的考虑，把他埋葬在出生地提克里特奥贾村。
到了奥贾村，我们被领到一个三岔路口，正对着路口有个会议厅模样的建筑，外面是一个大院。向导告诉我们，萨达姆的墓地就在这院子里，他的两个儿子库赛和乌代，还有一些嫡系亲信，有的在战斗中被打死，有的被活捉后执行了死刑，都被埋葬在这里。
在进入提克里特之前最大的一个检查站，冀惠彦（左一）、我、潘林华（左三）和李冰（右二），与检查站军警合影。这也是我们的“公关策略”——请同行的美女记者们与伊拉克警察微笑合影，似乎更容易被放行。
这个院子已经被封锁了，外面是高高的铁栅栏门，还设了水泥墩，挡着不让车进去。据说萨达姆刚下葬时，这里还是开放的，当地人隔三岔五地来祭奠他，还有学校组织学生来这里瞻仰他们的前领导人。
后来，随着教派冲突越来越激烈，两派之间流血事件不断，伊拉克政府试图将萨达姆的墓迁走，清除是非之地的祸根，可是当地政府和长老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达成了一个妥协：中央政府不搬迁墓地，但是封闭起来，不开放，当地政府也要保持这个地带的清净和安全。
向导帮我们联系了一个退役军官接受采访，他对这个村庄很了解，可以介绍一下情况。等待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摄像冀惠彦和荣欣已经扛着机器，准备去拍摄。
冀惠彦搬了个小梯子，站上去，隔着铁栅栏门往里拍。这时，那个退役军官来了，我站在门口采访他，荣欣的摄像机对着我们拍摄。
采访进行到一半，突然，一辆大型皮卡警车呼啸着开过来，停在我们面前。两个一脸严肃的警察跳下来，用阿拉伯语对我们的伊拉克联络人说：“谁让你们在这儿拍摄的，你们从哪来的？”并且示意我们立刻停止拍摄，要检查护照和采访证。
警察检查了一番，结论是不允许采访拍摄，而且我们未经许可，“摊上大事了”，得跟他们走一趟。我们的翻译和向导等几个伊拉克人都吓得浑身发抖，伊拉克的警察局进去之后就吃不了兜着走。警察收了我们的护照，让我们开车跟着他们。我让阿布赶紧想办法，但阿布看上去很放松，似乎心中有数。
警车拐了好几个弯，停到了警察局门前。警察要求我们把车靠边停，人不能下来，只让伊拉克翻译跟他们交涉。
就在我们茫然无措的时候，只见一辆白色的越野吉普车从远处疾驰而来，那刺耳尖锐的啸叫声，就像F1赛场上赛车拐弯时轮胎发出的声音。那辆车径直开过来，忽然一个急刹车，停在警察面前。
车门刚打开，就传来一大通音调极高的阿拉伯语，叽里呱啦地冲着扣押我们的警察咆哮。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阿拉伯人，留着络腮胡须，头戴阿拉伯头巾，身穿白色长袍，戴着美国飞行员标志式的墨镜。只见那白袍男子表情愤怒，话语激烈，音调很高，以我的阿语水平虽然听不懂，但也知道是在骂人。
那两个刚刚还趾高气扬的警察，一见这白袍男子就一脸笑容，弯下腰频频点头，任凭他数落了五六分钟。最后，白袍男子从警察手里夺回了我们的护照和证件，铿锵有力地说了句：“亚拉！”这句我倒是听清了，就是阿拉伯语“滚吧！”
说罢，那白袍男子一转身，和阿布行了一个阿拉伯男性间最亲密的贴面礼。我们惊魂未定地上了车。阿布解释说，白袍男子的父亲是提克里特一位威望十足的长老，我们被拉去警察局的路上，阿布给这位长老打了一个电话求援，长老就派儿子来摆平这件事。
我们赶紧对长老之子表示感谢，他义愤填膺地说：“这帮人太不像话了！你们是中国的朋友，是我朋友阿布的朋友，到这儿来就是我们的客人，哪有这么对待客人的？到那里去采访拍一拍有什么不行？萨达姆是我们的领导人，让中国朋友了解一下我们领导人的现状，有什么不行？”我们见他那么激动，也好言好语地附和着，一路交谈，到了长老的庄园。
长老是位年逾六旬的老者，身形消瘦，一脸威严，身着长袍，手拿念珠，老远看见我们就说：“哎呀呀！朋友们，欢迎欢迎！都进来吧！”将我们报道组全部请到大会客厅。
厅里铺着厚厚的地毯，长老盘腿坐在沙发上，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式古色古香的壁炉，沙发后面是一面旗帜，应该是他这个部族的标志。厅两边还有两排很长的沙发，坐着几位老者，可能也是分部落的几个长老，整个场面有一种隆重的威严感。
我先代表报道组感谢了长老，随即向他表达了我们来这里采访的意图，并且询问他对于战争的看法。长老说：“这场战争怎么打起来的，其实我们不用讨论。但所有的外国朋友都应该到今天的伊拉克，来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是比萨达姆时期更好了，还是更糟糕了。答案很明显，我们现在生活得更惨了。”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物价飞涨、经常停电等，还说他的部族2000人中有很多年轻人失业，逊尼派受到排挤和歧视。
这位长老是我在伊拉克见到最斯文的长老，虽然他对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结果非常不满意，但也没有表达太多极端的观点。聊了一阵之后，我们赶着继续去采访，长老又派出他威武的儿子，开着那辆很狂野的吉普，把我们护送到下一站。
下一站是在提克里特最大的清真寺，采访几位部族的领导，谈谈萨达姆流亡时的故事。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众说纷纭。
美军的说法是，他们根据情报，在一个叫纳米克的伊拉克人的院子里，发现了一个地洞，在地洞里把萨达姆活捉了。当时萨达姆惊恐万状，高喊：“别杀我别杀我，我是伊拉克总统！”这个镜头早已公之于众，大家都很熟悉了。
但后来有人质疑，说萨达姆其实几个月前早已在另一个地方被抓捕，他进行反抗，被美军开枪打伤，失去知觉后被抓。美军为了宣传需求，把萨达姆抓到事先设计好的地洞里，在全世界电视机前好好地羞辱他一番。
我们此次揭秘，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了解这段故事的真相。那天正好有一个清真寺的活动，我们有机会见到几位长老，他们有的是萨达姆的亲戚，有的认识萨达姆的保镖，有的认识传说中藏过萨达姆的纳米克，他们一定能告诉我们一些精彩的故事。
我们抵达清真寺时，那里已经严阵以待，像是记者招待会一样，在寺门口摆了一排塑料的简易扶手椅，准备在那儿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赶紧跟联络人说：“这样不太好，太正式了，能不能找个房间，我们坐下来聊一聊。”
于是，采访场地换到一个小会议室，我们坐在中间，周围坐了一圈当地人，有穿着红色阿拉伯大袍、头上绑着象征身份的黑绳子的长者，还有一些穿着西装的年轻人。这时，又冲进来几个拿着简易摄像机的小伙子，说是当地电视台的，要求在我们采访时录像。
我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场面像是带有强烈政治诉愿的集会。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老坐着，墙上有巨大的图案，上面有伊拉克地图，还有一些宗教的象征标志，这已经足够有压迫感了，突然又有人来录像，还要结束之后采访我。我紧张地问他们要采访什么，他们说，谈一下伊拉克现在的形势。我说，我是一个记者，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但我个人无法就此发表观点。
我马上把阿布和伊拉克向导叫来，让他们帮我推掉这个采访。身为记者的第六感，让我的不安情绪变得非常强烈，整个房间都有种躁动的气氛。那十几个人很快地说着阿拉伯语，虽然我听不懂，但能从语音语调中感受到一种非常激昂，甚至极端的情绪，这样的场面根本无法做电视采访。
我向编导李冰无奈地使了个眼色，她也一脸焦虑。突然，会议室里停电了，缓解了我们的慌张情绪。那种瞬间暗下来的感觉，使我们的紧张得到缓解。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声称所带的摄像机只备了一个小机头灯，完全不够覆盖整个房间，采访无法进行。当地人立即开始张罗着启动发电机，现场一阵忙乱。
突然，一个年轻人抓着我来到门外，说：“你知道吗，现在在提克里特市区里，我们正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我们的领导人在那里等你，你一会儿要跟我一起去。”
我心知不妙，但为了稳住他，就说：“可以，但是得先结束我们的工作，这是个什么样的集会？”
那小伙子立刻变得很焦躁，很不友善地拽着我喊：“你为什么不能去？你们中国记者来到这里，就应该参加我们的集会。我们对现任政府很不满，我们要推翻马利基政府，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这么有意义的事，你们为什么不参加？”他的语气越来越狂暴，给我一种压迫感。我紧张地环顾四周，想赶快逃脱。
可是，还没等我逃开，又有一个穿西装的伊拉克人跑过来拽住我，拿出手机，调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在街边擦皮鞋的人，看起来很像是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那人大声说：“你看，马利基，我们现在伊拉克的总理，一个擦皮鞋的人，现在在统治我们！你看看现在的伊拉克成什么样了，我们现在都是被奴役和压迫着！”
我正一筹莫展时，阿布终于出现了，帮我解了围。我惴惴不安地回到会议室，电还是没来，不断有形形色色的人进来，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不明身份的人。我很想摆脱这种氛围，听向导说清真寺还有个大会议厅，环境稍微好一点，窗户大，透光性好，赶紧提议去那边，几位长老欣然同意。
换到了大会议厅，那种压迫感稍稍得到缓解。我们表示只能采访两三位代表，他们推举了一位奥贾村的长老，一位律师和另外一位年长的部落长老。
长者为先，我先问那位年长的长老：“战争过去十年了，能不能谈一谈你们认为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现在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翻译转达了我的问题，那位长老却似乎完全没听清我在问什么，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我脑袋里“嗡”的一声，汗水瞬间就从两鬓流下来了。老先生竟然从一八几几年讲起，说他们伊拉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他似乎有很强的倾诉欲望，一刻不停地说着。尽管他答非所问完全跑题，但出于礼貌，我不能打断他，只能很耐心地听着，心里有种采访失败大势已去的无奈。
过了好一会儿，我看到摄像荣欣在给我使眼色，编导李冰也递了一张纸条过来，让我赶紧结束，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外面很危险。我立刻截住那位长老的长篇大论，表示感谢，试图结束采访。这时，那位律师突然说了句阿拉伯语，阿布很气愤地跟他理论起来。我赶紧拉住阿布，匆匆走出那会议厅。
阿布告诉我，那个律师说：“跟中国人也没法说，2003年他们跟美国人一起，在联合国支持打我们。”阿布很生气地反驳：“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当时中国跟俄罗斯在联合国是反对开战的，美国人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得到授权，中国一贯是支持伊拉克的。”
这个插曲让我颇有感慨。我所接触到的伊拉克人，无论是否有文化，都更多地在考虑他们国家或部落自身的利益，而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很模糊，并不知道中国在安理会的立场。我们常常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很多支持和帮助，无论是物资、技术还是医疗上，都做了大量的援助，在很多立场问题上，我们支持他们，却经常好心得不到好报，很容易被这些国家的民众遗忘。2003年，中国顶着很大的压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但是有些伊拉克人却认为，中国跟美国是一伙儿的。可见，中国做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有些细节还是没有做到位，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报道组在清真寺门口的院内会合，冀惠彦告诉我，刚才有几个人冲过来警告他们，说中国人快滚回去，表情和语气都很激烈，让大家有些发怵。
我们跟各位长老匆忙道别，伊拉克小青年还在旁边拉扯我，要我们去参加集会。我们好容易才脱身，然后一路狂奔，赶往下一个采访地点。
最后一站是阿布联系的，采访萨达姆的亲侄子和他部族的一位长老，采访地点在这两人的家中。
惊魂未定的我，一路对阿布发脾气：“怎么有种深入虎穴的感觉，我们不会被绑架吧？”
阿布安抚我说：“没事没事，我安排的你放心。”
在一个偏僻村落的农家院子里，我们见到两位穿着长袍的长老，他们邀请我们到一棵大树下的火坑旁就座。两位长老都有故事，一个曾经被抓进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另一个对萨达姆当时的情况很了解。
我有意无意地，将话题引向关键人物——曾给萨达姆提供藏身之处的纳米克。终于，一位长老在讲述时突然说：“纳米克亲口告诉我，萨达姆不是从地洞里被抓出来的，他们先在纳米克家的房间里抓到了他，将他暴打了一顿，然后看见院子里有个地洞，就把他塞到那个地洞里，然后又把他拉出来，假装他们是在那样一个阴冷龌龊的地洞里活捉了萨达姆。这是纳米克亲口告诉我的。”
我赶紧追问：“纳米克跟您还有联系？”
他说：“我们今天还打过电话。”
我问：“那您能不能现在给他打个电话？用免提。”
在提克里特，我们采访到萨达姆的侄子，他是当地的一位长老，容貌十分神似萨达姆。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他因为这层血缘关系而受到了不小的牵连。
长老欣然同意，拿出手机开始拨号。我欣喜若狂，之前，我们通过若干个渠道试图联系采访纳米克，但都被他拒绝了。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竟在这里意外获知萨达姆被捕关键人物的信息。
纳米克很快就接了电话，长老介绍说：“有个中国朋友在我身边，想跟你说两句。”
我顺手把别在衣服上的话筒摘下来，放在手机听筒边，对着手机说：“我是中国的记者，你是纳米克吗？我们跟长老在一起，刚才提到你，我们其实很想采访你，让你谈一谈当时的情况，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电话那头回答说：“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不便于出来说话。”
我一听他要回绝，赶紧又问：“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当时萨达姆到底是不是在你家的地洞里被美军抓获的？”
纳米克显然经过了多轮新闻媒体的穷追猛打，变得很有战斗经验，他用一套听上去很像外交辞令的话回绝了我：“这件事我心里知道，我亲眼目睹的，我一定会跟公众说，但不是现在。我现在遇到了很多很多事，方便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那时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这相当于碰了一个软钉子，但是好歹我们与纳米克通了话，证实了他就在提格里特，也获知了萨达姆很可能不是从地洞里被抓获的。所以，这次采访也并非全无收获。随后，我们又采访了萨达姆的侄子，他还给我们看了一张他与萨达姆穿军装的合照，我们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素材。
采访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按计划我们要去纳米克当时隐藏萨达姆的地方，可是长老劝阻我们千万别去，说那里很危险。一方面是政府不允许，已将地洞封了；另一方面，逊尼派的极端力量也阻止外界进一步抹黑萨达姆，如果他们听说一群记者要拍摄这个地洞，一定会如临大敌。那里埋伏有很多狙击手，如果有可疑人员出现，他们会当场射杀。
萨达姆藏身的这个地洞，一度成为景点，有很多伊拉克人前往参观，有人出于缅怀，有人出于同情，也有人抱着一种送别暴君的欢庆心理。后来，伊拉克政府将那里封闭起来，砌了一堵墙围起来。据说还用水泥将那个地洞完全抹平了，这其实就是马利基政府的“去萨达姆化”措施的表现之一。
马利基政府上台后，萨达姆逐渐变成了逊尼派表达主张、反对马利基当权派的精神符号。所以，马利基政府从几年前开始，实行了一系列“去萨达姆化”措施，在伊拉克境内，让萨达姆的形象尽可能消失。
“去萨达姆化”之后，这是伊拉克境内遗留的唯一一座有“萨达姆元素”的雕塑，竖立在曾是萨达姆阅兵地的胜利广场上。这一双“手持宝剑”的雕塑，修建于两伊战争之后，是胜利广场的标志，曾象征着萨达姆政权的无往不利和不可战胜。手的原型是萨达姆的手，所用的材料是战争时期缴获的伊朗坦克和士兵钢盔。马利基政府实行“去萨达姆化”措施后，有人曾提议把这座雕塑熔化了，但最终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2003年，我们做过一个专题报道，叫作“躲不开的萨达姆”。但十年后的今天，想在伊拉克境内寻找到萨达姆的形象却非常困难了。以前，伊拉克第纳尔上印的全是萨达姆头像，如今，我们想买几套有萨达姆头像的硬币和邮票做纪念，却遍寻不着。最后阿布带我们找到一个隐蔽的地下市场，反复解释，还表示可以多给些钱，老板才战战兢兢地从柜台底下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可见，“去萨达姆化”在伊拉克境内做得很彻底。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去看看。阿布把我们带到一个叫多拉的地方，在一排正施工的房子旁停下。一个伊拉克人警惕地问我们来干吗，向导解释说我们是中国游客，走累了，看这里景色不错，想歇息一下，问他们能不能卖点吃的给我们。伊拉克人当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就开始在河边摆桌子和塑料椅子。
阿布偷偷对我说：“你顺着我眼神的方向看，河边那片椰枣林当中，有一个豁口，远远望进去，有一堵墙，那后面就是当时纳米克藏萨达姆的小院。”
我问能不能过去，阿布坚决地说：“不行！”
说话间，从坡上开下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四个伊拉克人，在我们身旁转悠。其中穿一身灰色袍子的伊拉克男子，有意无意地盯着我们。我们不知这些人什么来头，只能假装是游客，拿相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
等那几人刚走，阿布说：“这个穿灰袍子的肯定就是纳米克，刚才他和你通过话，现在得知有几个中国人来到这里，就想跑过来看一看。我刚才假装上厕所，从他旁边经过，听见他说话了，那声音跟电话里一样。”
我懊悔得一拍大腿：“你早说啊，我就直接堵上去采访！”转念一想，那人未必就肯承认是纳米克，但不试一下终究是错失良机。
我们远远地看着那片椰枣林，就是没办法过去。冀惠彦想单枪匹马去闯一下，被我坚决地劝阻了。镜头固然珍贵，但他若真被人扣住了，或者被打了黑枪，岂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却前前后后来了三四辆车，虽然没有直接找我们问什么，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被严密监视了。盘桓良久，我们还是放弃了采访和拍摄。提克里特给我们的感觉是危机四伏，再待下去恐怕夜长梦多，吃过阿拉伯大饼和烤鸡，我们决定连夜返回巴格达。
提克里特之行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满意，我们试图探寻萨达姆被俘的秘密，纵然挖出了一些线索，但离事实真相仍有距离。时间过去了十年，我们在伊拉克感受到的，却是时光的倒退，所到之处人人自危，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极端言行，让我们这些外来记者感到不安，甚至感受到某种威胁。
回去的路上，我对着摄像机，有些沉重地总结道：“现在，我们正在连夜返回巴格达，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提克里特的夜晚，在这个白昼都如同暗夜的地方，我们甚至无法预测下一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种动荡与不安，将过去十年的创口，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3．战后怪胎“绿区”
今日伊拉克，有一个战争催生的怪胎，那是位于巴格达市中心的一处独特区域——“绿区”。
所谓“绿区”，其实就是巴格达市中心，大概十平方公里的几条街区，一边连着底格里斯河，另一边沿着拉希德饭店的边缘。这是战后美国出于安全考虑，为了保护英美联军、外国机构、承包商，以及当时立足未稳的伊拉克政客，所划分出的特别区域。
英美联军进入巴格达后，要在市中心安营扎寨，便以萨达姆设施完善的共和国宫为中心，圈出了“绿区”。最初只是用坦克、装甲车和铁丝网围起来，里面还住着两千多户伊拉克平民。因为工程量太大，联军没有驱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只是挨家挨户地进行了筛查，查明后发出特别通行证，允许他们住在里面。
如今，“绿区”外围的路口，盖起了四五公里长钢筋混凝土的防爆墙，上面还有铁丝网，筑起了铜墙铁壁。伊拉克的反美武装一度非常活跃，“绿区”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经常有汽车炸弹在“绿区”入口处引爆，甚至还有人用火箭弹进行无目标攻击。
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使得“绿区”与巴格达其他地方逐渐隔绝，自成一个独立繁荣的小社会。高峰时每天会有近十万人，许多外国公司在里面办公，还有汉堡店、小酒吧、中餐馆、邮局等等。
国际上很多人讽刺这个空中楼阁式的独立王国，称它为“黑区”，它存在于伊拉克，却和伊拉克人民没有任何关系。许多外国人来到伊拉克，在巴格达国际机场下飞机，上了重兵把守的安保公司车队，一路呼啸着开进“绿区”。住上一段时间后，再以同样的方式离开，脚都不曾沾过巴格达马路上的尘土。
在美国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那部非常叫座的电影《绿区》里，就有这样讽刺意味十足的情节：美国的法律专家一猛子扎进“绿区”，在共和国宫豪华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威士忌，高谈阔论如何给伊拉克修订一部民主法律。
那些待在铁丝网和高墙里的人，就这样统治着对于他们而言完全陌生的伊拉克老百姓。
我们重返伊拉克后，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机会，一次是去采访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一次是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
伊拉克现在的政府、宪法、政治格局，都离不开美利坚的影子。直至今日，“绿区”里仍坐落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美国使馆，使馆人员有一万余人，光外交官就有三五千人。
采访前一天，大使馆工作人员专门联系了我们，重申一系列严苛的规定，要求所有人带上采访许可和相关证件，每人随身只能带一部手机，只能随专车出入，进入“绿区”后严禁拍摄等。摄像荣欣的秘密武器——高清袖珍小摄像探头，在这次采访中派上了很大用场，在一些不允许拍摄的场合，我们偷偷用它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采访那天一大早，我们赶到指定的“绿区”入口，共和国宫的一个小门，沿街那一面，用两道防爆墙隔出了一条宽两米长近百米的狭窄通道，通往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检查站。
通道里大概有四五十人在排队，看上去都像是伊拉克的老百姓。我们一打听，多数人都是为了留学、探亲和经商等需求，来这里申请美国签证的。战争之后，伊拉克人出国变得容易了许多。
经过重重安检后，我们进了“绿区”，一辆面包车带着我们穿过“绿区”，进入美国大使馆。我坐在车里，打量窗外景色，很惭愧，虽然几进几出伊拉克，这却是我头一次进共和国宫。
2003年伊战时期，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丹·拉瑟进入共和国宫，采访了萨达姆，坊间流传，CBS为此向萨达姆身边人支付了100万美元。那时全世界记者都想采访萨达姆，但是他却只接受了丹·拉瑟的采访，很多大腕记者羡慕得眼睛都绿了。
我当然也有点羡慕嫉妒恨，但我知道，以我们CCTV当时的影响力，对萨达姆而言不是首选目标。他更愿意面对美国的资深记者和著名电视台，使他的话语能够在美国传播，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无用功。
我在采访前检查荣欣（左一）的摄像机。虽然我跟荣欣是老搭档了，知道他做事一向细心，但我出于“职业病”，依然要在开拍前亲自检查一番。
透过车窗可以看出，共和国宫所遭遇的破坏。它是伊拉克王国时期的王宫，萨达姆政变后将其改名为萨达姆共和国宫，原本是一栋考究的古建筑，有漂亮的大理石，壮观雄伟的雕梁画栋，如今却被割裂得七零八落。路边有一排排移动厕所，还有集装箱车改装成的临时房屋，这是“绿区”工作人员的临时住所。
一路上，基本上已不见战争痕迹。那些弹孔、炸坑都明显被修缮过了。唯一留下的，就是共和国宫标志性的绿色穹顶，一大半被炸塌了，赤裸的钢筋混凝土在空中龇牙咧嘴，带着大片焦黑的瘢痕。后来我们听说，这种遗留是有意为之，作为对战争的回顾和纪念。
美国大使馆是一大片全新的现代建筑，四周用铁栅栏围起，有七八个足球场那么大，占了“绿区”的三分之一。面包车直接将我们载入院内，下车后，使馆人员将我们带进大使宫邸，让我们在会客厅里做采访。
专访之前，我们要求在使馆门口做一段现场报道，用行话来说就是“串场”，镜头跟着我从使馆门口进入官邸，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采访。其实并不会涉及什么重要内容，但美国使馆的新闻官却很紧张，他表示做不了主，需要安全顾问来确定。
安全顾问是个年轻的美国小伙，看上去职业干练。他让荣欣模拟拍摄了镜头移动的全过程，严格审查之后表示：这个镜头不行，里面出现了美国大使馆主要的几栋建筑及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安全上绝对不允许。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恐怖分子看到这个镜头，就会知道美国使馆的方位，可能实行有目标的攻击。
几经协商，最后他们决定，我只能站在大使官邸门前说，说完后就要转身进门，而荣欣的镜头也要老老实实，不能晃动。拍完这段后，我们开始在会客厅架机器。美国大使馆非常专业，给我们安排了一位负责灯光和电路的工程师，还在茶几上摆了咖啡、茶和小点心招待我们。
一切完备后，他们要求在大使后面放上两面国旗，一面美国国旗，还必须有一面伊拉克国旗。这是为了表示，伊拉克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与其是友好合作关系。美国人很在乎他们在全世界眼中的形象，他们不希望被看成伊拉克的主宰者。
采访很顺利，这位美国大使是中东问题专家，也曾在中国待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以一个职业外交官的姿态，很巧妙地跟我“打太极”。
我问：“美国是否依然实质上管理着伊拉克的各项事务？”
美国大使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伊拉克现在是个民主国家，伊拉克人民和政府自己当家做主，美国与伊拉克是友好的合作。现在，美国在这里的存在就是大使馆。”
我又问：“听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大使馆，使馆里有一万人，这么大规模真的有必要吗？”
美国驻伊大使在“绿区”接受我的采访。大使馆工作人员在采访前细致地布置会场。美国十分注重宣传自己的正面形象，在任何场合都声明伊拉克是自由民主的主权国家，美国不干涉其内政；但实际上，这种“民主”不过是虚伪的政治说辞——美国在伊拉克设置了一所拥有一万多名工作人员的大使馆，堪称大使馆规模的世界之最。
美国大使解释说：“其实现在本部外交官只有一两千人，其他大多数人都在处理之前遗留下来的业务和项目。”
他面前虽然没有稿子，但我感觉这位大使脑海里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应答机制。在采访中，我也可以感受到，美国使馆在今日的伊拉克，依然是一个强势的存在，而美国人对于现在伊拉克的安全态势，也有些无可奈何。
此前，我们曾经按要求给美国大使馆提交过采访提纲，他们对大多数问题都没有异议，只有一个问题，他们建议不要问。那就是，伊拉克有一些国会议员曾提出，美国现在依然有无人侦察机在伊拉克领空飞行，进行秘密的使命，究竟是不是这样？
这件事在伊拉克议会里曾引起非议，因为美军撤军后，伊拉克就是个主权国家，它的领空不能被随意侵入。但这却是事实，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不少伊拉克老百姓也告诉我们，曾经亲眼看见过无人飞机。
我换了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伊拉克的各项事业依然笼罩在美国背后操控的阴影中，包括一些主权范围，领土和领空等，您怎么看？”
大使给了一个官方答案：“我们和伊拉克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伊拉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所有行为全都依据伊拉克的法律，包括大使馆在这里的存在。”
但事实上，美国使馆在这里是非常独特的，大使出行从来都是最高机密，全部依靠直升机。据说使馆区内还有鱼鹰飞机那种武装军用运输机起降的停机坪，很可惜我们没有被允许参观。
采访结束后，我们还想补一个来到美国大使馆的镜头，需要拍一个标志性建筑。新闻官和安全顾问带我们到使馆大门口，主楼上有一个白头鹰徽章。经过再三商量，我们终于获准在这里拍摄，只是画面依然被限定在我和徽章。我们站在院子里，看着大使馆的人走来走去，草坪还有人健身运动，都是很鲜活的画面，却不能拍摄。
所有镜头拍完后，我们在面包车里等了快一个小时，等他们审查完所有镜头，才能离开。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和一个女安保人员闲聊了一下。她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在大使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从来没有离开过“绿区”。她告诉我，有时候从机场来的路上，从车窗往外看，会看到一些街景，但是巴格达的市场、街道、人民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许多在伊拉克的美国人都和她一样，不接地气，藏在这个被包裹起来的小天地里。
这位女安保人员和伊拉克人唯一打过的一次交道，是经历了一次火箭弹爆炸。当时她正在使馆院子里走，突然听见脑后传来尖锐的声音，训练有素的她立即明白这是袭击，于是赶紧两手抱头趴在地上。那个火箭弹在她前方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了，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这就是她与“绿区”外唯一的一次“交流”。
后来，我们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时，仍是同样的一套程序，各种限制，各种安检，甚至更加严格。
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见闻令我很感慨，一场战争打完十年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核心政府部门，却依然龟缩于这样一个被圈起的区域，每天都经过重重安检才能开始上班，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觉安全一点。
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正常地运转呢？几百位伊拉克的议员，又如何在铁丝网、防爆墙内，代表人民行使职责呢？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大使馆，躲在小小的城堡里，如何行使外交职能呢？顺便说一句，中国大使馆可没躲在“绿区”里，对自身安全也有很大的把握。这让我们觉得挺扬眉吐气。
“绿区”这个怪胎，宛如十年战争未曾愈合的伤口，横亘在巴格达市中心，诉说着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正常化，依然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中的无奈与悲怆。
2013年3月11日，我在“绿区”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马利基对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工作很乐观，并称伊拉克的大环境是安全的，希望“能在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更大范围的合作”。马利基对我提出“伊拉克局势不稳定”的问题回答说：“有人想要把危机引入伊拉克，这正是让我们担心的。”在谈到中国产品的时候，他希望能把中国好的东西带到伊拉克。
4．遭遇连环爆炸
刚到巴格达，我们就听到一个说法：这里的爆炸是有规律的，“五天一小炸，半个月一中炸，一个月一大炸”，特别在一些敏感日期，比如战争爆发日，萨达姆被捕日，萨达姆行刑日，或是一些宗教节日和重大庆典，往往会有重大的恐怖袭击爆炸发生。这个规律，是伊拉克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爆炸接连不断，伊拉克政府也在想办法应对。据说，在教派冲突和恐怖袭击最顶峰的时期，巴格达全境有将近4000个检查站，基本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个检查站都有军警，他们拿着声呐探测仪，检查每辆经过的车，多少给恐怖分子的行动增加了难度。
我们猜测，恐怖分子可能将炸药化整为零，每天想办法运一点进城积攒起来，攒到一点，就来一小炸，攒到更多时，就弄一个汽车炸弹。很多恐怖袭击都是自杀式爆炸，自杀袭击者也是需要时间培训的，并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等着，一个个气宇轩昂地走上不归路。所以，这些时间周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律。
战后伊拉克，一直笼罩在各种恐怖袭击的阴云中。鉴于这种情况，巴格达警察局成立了一支持殊的部队——拆弹部队（EOD）。队员的年龄从十八九岁到五十多岁，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是被稍高于平均水平的报酬所吸引。五年来，已有两百多名队员牺牲。图为摄像荣欣在拍摄拆弹部队演习。
按这个规律，我们在伊拉克要待25天，难保不会遇上爆炸。虽然我们非常警惕，但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前，我们还是遭遇了连环爆炸。
3月14日，我正在共和国大街上采访伊拉克市场的变化，突然收到领队潘林华的短信：注意安全，早点回饭店。回到饭店才知道，刚才在“绿区”旁边，发生了三起连环汽车爆炸。共和国大街与“绿区”仅有一桥之隔，三到五公里，但我却没有听到爆炸声，可能当时正专心采访，也可能大街上人声鼎沸，掩盖了爆炸的响声。
当时，我们紧急决定在《晚间新闻》《国际资讯》和《环球视线》中，报道这个消息。伊拉克当地电视台已经在现场直播，三起连环爆炸一起在司法部大楼，一起在外交部大楼旁边，另外一起在餐馆，许多消息都在陆续发布。我们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就在“绿区”旁边，驻站记者孙虎打电话来说，办公室的玻璃被震碎了，他们都感觉到了爆炸的强大威力，也看到了浓烟升起。
我们住的饭店与“绿区”一河之隔，可以看到一架架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在“绿区”上空盘旋。隔河遥望，几处爆炸的地方，有烟尘骤起。我们立刻派一路记者直奔现场，可是刚到达通往“绿区”的桥边，整条路就彻底被封了，所有交通陷入瘫痪。伊拉克处理爆炸现场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封锁周边的速度。
孙虎作为常驻记者，有一个特别通行证，最后他决定步行40多分钟，将他拍摄的画面拿到我们酒店，通过卫星传输线路做报道。当天晚上，我们在几档新闻节目报道了这次爆炸。
那天是我在重返伊拉克的20多天里，第一次出现在央视荧屏上。报道结束后，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很多人突然反应过来，水均益又回伊拉克了！许多同事和朋友都表示慰问，让我们注意安全。那一晚，我仿佛又回到十年前的战乱岁月，只是，所面对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恐怖分子的炸弹。
这显然是一个信号，我们都觉得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通过阿布的内部关系，我们了解到，那天的爆炸事件实际上相当严重。
一辆汽车冲过司法部门口的检查站，一直冲到司法部大门停下，从车上跳下来三名恐怖分子，端着冲锋枪对安保、军警和普通办公人员，一路疯狂扫射。他们冲进大楼之后，留在汽车里的人就把炸弹引爆了。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三名恐怖分子各自占据了大楼的一二三楼，几乎同时引爆了绑在身上的背心炸弹。
紧接着，外交部大楼外，和伊朗大使馆前面的餐厅，也相继出现了自杀式汽车炸弹。三起爆炸事件，每一起都造成六七十人死亡。如此严密的设计，可见恐怖分子有很周详的计划。
这次爆炸让我们整个报道组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领队潘林华马上召集我们开会，大家商量如何应对。但接下来的几天，意外地平静。直到3月19日，我们的《伊战十年》专题片制作进入收官阶段时，没想到，一段爆炸的画面竟会意外地撞入我们的镜头。
3月19日，我们决定在饭店房间里偷拍对面的“绿区”。因为纪录片最后一集《伊拉克的未来》涉及到对“绿区”的报道，但我们几次去“绿区”，都没有获得拍摄许可，没有出镜的画面。而我们住的喜来登饭店，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绿区”在河西岸，开窗即可拍到“绿区”，此前，摄像荣欣曾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余晖，给我们惹了个麻烦。
那天，荣欣采访回来，正好赶上夕阳西下，底格里斯河波光粼粼煞是好看。他一下子有了创作冲动，就把摄像机架在房间窗口上，设定了“逐格拍摄”，然后和我们一起在房间里商量工作。
在拆弹部队（EOD）的工作现场，我手持小摄像探头客串了一把摄影师。我握在手里的东西，是摄像荣欣的秘密武器——高清袖珍小摄像探头。在重返伊拉克采访中，它派上了很大用场，在一些不允许拍摄的场合，我们偷偷用它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突然，有人用力地敲门。一开门，只见饭店经理带着五六个人，脸色铁青地站在门口，开门见山问道：“你们是不是在拍对面的‘绿区’？”
我们答道：“是的，我们在拍一个落日的镜头。”
经理声色俱厉道：“我们接到对面的电话，说有人在瞄准‘绿区’，让我们赶紧过来检查一下，必须立刻停止。否则对岸就会派人来收拾你们。”
荣欣赶紧把摄像机拿下来，将拍摄的画面倒放给他们看：“你们看，拍的确实是日落的镜头，没有拍‘绿区’，没有瞄准某个具体位置。”他们检查过以后，表示会向对岸汇报。
他们走后，荣欣长舒一口气，惊魂未定道：“咱们在这儿拍，对面全能看到？”
我说：“废话，对岸都是什么人？美国大使馆，那是吃素的！你那摄像机的镜头一闪一闪，用肉眼就很容易发现了，更不用说高倍望远镜之类的设备了。”
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或许不再是萨达姆独裁统治下的高压，或许现在的政府是为了反恐为了安全，但今天的伊拉克，依然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眼睛高度监视下的国度。
为了能顺利地在酒店房间里拍到“绿区”，我们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首先关上窗户，我拿着我们制作的“绿区”示意图，向观众解说。然后，打开百叶窗，镜头在外面扫一遍，我配合着解说，哪里是总理府，哪里是共和国宫，哪里是美国大使馆。迅速拍完后，再通过三维动画进行演示。
3月19日早上，荣欣架好机器，我站在百叶窗前，拍了一遍感觉效果不错。荣欣提议再来一遍，以便有个挑选。我又按流程把“绿区”介绍了一下，然后说：“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扇百叶窗，看看对面的‘绿区’。”就在我把百叶窗拉开的一刹那，河对岸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尽管隔着一条河，那声音依然震耳欲聋。
荣欣马上把镜头移过去，我们透过画面看到，上周发生爆炸的地点附近，又有一股浓烟升起来了。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很快出现，不到十分钟，警车的警笛声，救护车的鸣叫声，纷纷响起，奔向“绿区”。
我和荣欣面面相觑，一阵狂喜，完全没想到，会碰巧拍到这么珍贵的画面。这让我想起1998年的经历，我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站在楼顶，正在报道美军“沙漠之狐”对伊拉克的轰炸，突然感觉身后有点不对，一扭头，一道亮光袭来，一枚导弹就从我脑袋后面飞过去了。后来在巴勒斯坦、在阿富汗也曾遇到类似情况，但没想到十几年后在巴格达，又有这样的际遇。
作为记者，我们都对这次意外拍摄到的爆炸，有点“喜出望外”。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铁石心肠，我们也知道，爆炸事件意味着会有人流血受伤，会有无辜的生命逝去。但缘于记者对突发事件所特有的敏感，除了悲悯和遗憾之外，我们也感受到记录和传播的责任，每当有这种“意外收获”时，心里会立刻泛起涟漪。
某天，我们发现有剧组在巴勒斯坦饭店前拍摄电影的爆炸场景（左图），同一时间，底格里斯河对岸的“绿区”附近发生爆炸，浓烟四起，荣欣在录像过程当中刚巧拍到了这一幕。当时，真实的爆炸声和滚滚升起的浓烟，让我们很紧张，但饭店前拍电影的人群却见怪不怪，依然在忙碌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血与火，真实与虚幻，战后的伊拉克充满了荒诞的色彩。
我们第一时间将画面传回国内，在各档新闻节目里做了报道。那次爆炸后，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仿佛是一场噩梦拉开了序幕。3月19日，在伊拉克全境发生了将近20起汽车爆炸、路边爆炸和自杀式爆炸，死亡人数达270多人。
这是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带来的连锁反应，太多人对伊拉克目前混乱、动荡、不公平的现状不满，于是以极端方式宣泄。然而，在爆炸中死去的，却大多是同样无辜弱势的伊拉克民众。这样剥夺他人生命残害无辜的行为，无论有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极度残忍和暴戾的。
那天，当拍摄结束后，我们来到饭店南侧的直播点，跟台里做连线。那是个四层小楼，楼顶上架设了几个直播机位。楼下院子旁就是一条小胡同。我们正在直播时，听到下面有吹吹打打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迎亲。
我扭头看了看，果然是接新媳妇进门，就问身边的伊拉克雇员：“都爆炸了，还结婚啊？”
伊拉克雇员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们天天都在爆炸声中，难道我们还不结婚了，不生孩子了，不过日子了？”
这就是伊拉克人的生存哲学。对他们来说，恐怖袭击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前，跟老婆孩子道别时，心里都清楚，也许今天就回不来了。每一个伊拉克人，都随时随地身处险境，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丧生。面对爆炸和恐怖袭击的伊拉克人，无处可逃，听天由命，只能以坚韧的心灵去适应和承受。
我曾问过翻译阿里：“你们伊拉克人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说，是安全。但是他的答案却是，工作。常年动荡的伊拉克，失业率出奇的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把工作摆在第一位。而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赚钱、要养家糊口，意味着特别现实而急迫的生存问题。
原来，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如影随形的危险，也不过是身后投射下的浓重黑影而已。
5．阿布，我的伊拉克兄弟
阔别十年，再次见到阿布这位老朋友，格外期待与欣喜。我特别想冲上去，再跟他来一个阿拉伯式的紧紧拥抱，既是出于我和他的个人情谊，也是向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的烽火岁月致意。我们大概都没有想到，这段友情会因为一些小事，破裂成遗憾的碎片。
这次到达伊拉克前，我们通过电话，阿布带着他儿子早早到了饭店等我。当我第一眼见到阿布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和我同岁的阿布老得这么快，十年前他只是轻微谢顶，如今头上却已“寸草不生”，脸上也多了许多皱纹。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健壮，块头还在，却消瘦了不少，更显得皮肤松弛，耷拉在脸上和胳膊上。
阿布老了！我很感慨，而他的大儿子艾哈迈德，十年前是个清瘦少年，如今竟长得比他爸爸还胖，成了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伊拉克男人。
我们都为这次重逢而高兴。阿布问我，这次来伊拉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做。其实在来之前，报道组联系了美联社同行，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也推荐了一些当地向导和翻译，但我知道阿布很想和我们一起工作，也挣点家用，就跟他说：“这次我不是团队领导，我说了不算。但我也很想跟你合作，我会向领队强烈建议的。”其实，我已经向领队潘林华推荐过阿布，心里是有数的。
阿布拍着胸脯说：“水，我是你的朋友，十年里我天天都盼着再跟你见面。现在伊拉克不太安全，哪怕不给一分钱，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和我儿子天天给你做保镖。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一定能帮到你们。”话里洋溢着情义和热忱，让我感觉很温暖。
但是，话语温暖并不代表事情顺利，领队潘林华告诉我，报道组找的司机，连人带车，一天是200到300美元，可阿布给我开出的价格却是500美元一天。他很积极地说：“我想让我儿子见识一下你们工作的情况，他开车，我陪着，你给一份钱就行。”
我拍不了这个板，只能告诉他，报道组出差有经费预算，台里报销有很多规定，好说歹说，最后很诚恳地说：“阿布，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个人可以支援你，但工作上得分清楚。我们领队事先有安排，该租的车也都租了，各项工作的人也有，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也不勉强。”话里的意思是，伙计，你的确很能干，但并非独一无二。
阿布考虑了一阵子，还是答应了。我跟他协商说：“我们在伊拉克采访大约一个月，我跟你按天计酬。过几天我们要去提克里特，那里挺危险的，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帮你申请额外的酬劳。如果你联系到了特别难找的采访对象，我再跟领队说，给你发奖金。”
阿布连连摆手：“不用不用，你给不给钱，提克里特我都要去，作为朋友，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阿布的能干，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打折。他帮我们找到了当年共和国卫队负责巴格达的城防司令，找到了一个萨达姆敢死队的上校，还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伊尔默克医院的一名大夫。美军刚攻打伊拉克时，那个医院交火最为激烈，收治了很多受伤的平民。当我们在提克里特遇到危险时，也是他挺身而出，给大长老打电话，解救我们于危难之中。事后我专门跟潘林华商量，那天的酬劳给他算400美元。虽然我们的雇佣价格，相比西方媒体并不算高，但是相对于伊拉克的平均收入，已经很不错了。整个合作过程，至少在我看来，算得上愉快和谐。
采访中途，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十年前，我们去过阿布家，也曾将他作为采访对象，很多观众对他还有印象。这次重返，不妨再去阿布家采访一下，问问他十年来的经历和变化，战争对人的影响，时间对人的塑造，这是个鲜活的例子，也是时代的缩影。我把这想法一说，阿布很高兴，连忙招呼我们说：“来，都来我家，我请你们吃巴格达烤鱼！”
正好，报道组预定采访那位巴格达的城防司令，这个人在萨达姆统治时代是个将军，虽然没有被抓起来审判，但如果在公开场合走动的话，个人安全会有问题，所以，他不能到饭店来见我们。于是阿布建议说：“我把他约到我家吧！”我一听，这个主意好，立马就敲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七八人，浩浩荡荡驶向巴格达郊区，沿着底格里斯河边的一条路，经过好几个检查站，来到我称之为逊尼派三角村的部落村庄。它处于底格里斯的三角地带，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椰枣树，一条小公路，下个坡，就是几家院子。阿布说，那几家全是他亲戚，这种鸡犬相闻的景象，让我想起传统的中国农村。
阿布家的院子还是老样子，只是收拾得整洁了些，连着房子有一层平台，放着几张长条凳，下几级台阶便是一个小院。院子里有秋千，还种了些柠檬树、苹果树。
我们进了院子，阿布和他家人热情地迎出来，他的老母亲今年85岁，嘴里叼着烟，看着我们不停地乐。阿布有五个孩子，除了大儿子艾哈迈德，还有三个女儿，一个小儿子。阿布以前说他有两个老婆，其实只有一个，另一个从未正式结婚，只是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分开了。很多人以为穆斯林可以娶4个老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教义如此规定，但娶妻责任重大，一般人根本娶不起。阿布的妻子看上去比十年前还要年轻，我调侃阿布说：“你是不是换媳妇了？怎么这次见面，又年轻又漂亮？”阿布嘿嘿地笑着。
一进院子，我就看到了曾经的汽油发电机。阿布激动地说：“水，这发电机之前我一直不敢用，随时准备着你们回来还要用的，后来战争爆发，我们这一带全都停电。大夏天我老婆生孩子，家里没电，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就自作主张用了，它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
这些年我跟阿布合作，有意无意地培养了他的镜头感，他跟我说话时，一旁有摄像机在拍，他立刻就能对着镜头用他那点中文激情澎湃：“谢谢CCTV，CCTV牛！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那天，我们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在客厅席地而坐，吃着十年前还是奢侈食物的新鲜巴格达烤鱼。阿布穿着一件淡米色的西服，配条彩色的领带，兴奋得像过节一般，很亮眼地晃来晃去，里外张罗，挨个给我们端茶。饭后，我们在阿布家采访了城防司令，然后在院子里摆上两杯茶，我就跟阿布聊开了。
阿布所经历的战争，跟千千万万普通的伊拉克人并无二致。他说，战争爆发时，村里很多人拿起武器到村头抵抗入侵的美军，发生了激烈战斗。2000多村民，死了200多人。他虽然没有参与，但夜夜不能寐。后来，美军占领了这里，他的生活一度非常拮据，只能带着全家去叙利亚投奔亲戚，待了一段时间，因不适应异乡漂泊和种种歧视，又回到了伊拉克。
这么多年，阿布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维生。每年10月，他会帮法国的一家展览公司，制作在伊拉克大型国际展的展厅，从搭建、布置到筹划，都归他负责。一年干这么一单，能养他全家大半年。其余时间，他零零散散地打短工，也曾跑到越南和印度做些生意，总的来说，十年来，他的生活没有特别大的起色。
交谈中，他指着自家两层小楼上加盖的第三层，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的大儿子长大了，在伊拉克，男人25岁也该成家了，他连媳妇都没有，我要对他负责，让他将来娶了媳妇有地方住。”
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好点的工作？他有些沮丧：“我50岁了，战后到哪儿找工作都碰壁，人家要么嫌我岁数大，要么嫌我没专业。伊拉克现在很腐败，没路子，不塞红包，门儿都没有。”阿布是上过学的，据他自己说，他是博士，身边的人也真的管他叫Doctor Sammir（萨米尔博士）。他的真名叫Sammir Ahmed Ghibri（萨米尔·艾哈迈德·基布利），但他习惯自称Abu Ahmed，意思是艾哈迈德他爹。我为了方便，也就一直叫他阿布。
①我和阿布一家。②阿布家的院子。③阿布的妻子。④阿布的母亲。⑤阿布的小儿子。⑥⑦阿布的小女儿。
阿布的家庭，是陷于战火中的千千万万伊拉克家庭的缩影。
采访中，我能明显感受到，战争给阿布留下的心理创伤。他以前是个很乐观的人，虽然他自称崇拜本·拉登，但阿布并不是极端的宗教分子。但现在，他总有很多愤怒的情绪，急需释放。他经常痛斥伊拉克政府，逊尼派的他，很难接受什叶派的马利基一干人执政，常愤愤地说：“那些人都是任人唯亲，从上至下，一水儿全是什叶派，全是流氓无赖。我们伊拉克的国防部长，居然是个白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有一次我们经过检查站，检查的军警要护照，他直接跟我说：“水，把护照给他，反正这帮傻帽也看不懂。”还学着用中文“我靠”之类的话骂军警。军警问他，你说什么？他也就扯淡说：“中国话，是‘你好’的意思。”离开时，他还指着那个军警说：“水，刚才他把护照倒着看，他根本不识字。你看，这就是伊拉克，这帮弱智管理着我们。”
经历了战争的阿布变得很念旧，每每和他一起聊天，回忆起从前，我也觉得很怀念。他那时帮了我们太多，无论是街头采访，进入刚爆炸的司法部，还是通过安检很严的检查站，阿布都一马当先。有时他甚至不需要用钱开道，只是和警察、大兵拉几句家常，扯扯亲戚老乡关系，就能帮我们争取到拍摄机会。我好奇地问他：“如果是恐怖分子呢，也这么容易过吗？”他翻翻白眼说：“是啊，塞100美元，使个眼色就让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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