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西方也是个旧世界。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怒斥法德等那些不愿和美国一起打伊拉克的欧洲国家是“老欧洲”，但他自己却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西方国家整体上实际上是一个旧世界。
随着工业革命，西方国家率先发力，在全球攫取了足够的资源和财富，在近300年里，他们统治着世界。但是，所谓“霸极必衰”，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渐渐发现西方国家里弥漫着一种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多年的高福利、高度完善的社会机制，以及高度民主下产生的极度自由主义，使他们的优越感无限膨胀，进而产生世界大同和人类和谐的幻觉，失去了他们先辈打天下的斗志。
《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有一个理论，把世界经济用5种加油站来划分。在讲到西欧加油站时，弗里德曼惟妙惟肖地描述出了当今西方世界真实面貌：
第三种是西欧加油站。油价是5美元一加仑。加油站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很不情愿地加油，面无表情地换机油，而且一直在唠唠叨叨地对你说，工会的合同说，他只负责加油和换机油。他不擦洗车窗玻璃，每周只工作35小时，每天中午还有90分钟的午餐时间，午餐时间加油站关门。他还有6周的假期，每年夏季可到法国南部去度假。在街的对面，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叔叔在玩地滚球。他们已经10年没工作了，因为他们国家的失业保险支付给他们的钱，要多于他们最后一份工作的工资。
相比弗里德曼十几年前的这幅描述，2011年我在戛纳看到的情况，只能比这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时候，主权债务危机席卷欧元区，希腊还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但西方舆论指责的矛头，却指向雅典的那些示威者，认为他们不工作还想多发钱多休假，才是危机的根源。然而，有这样想法的何止这些希腊人。
前些年，我的好朋友刘欢因为要陪女儿在美国读书，在纽约租下了一栋房子。在国内习惯了各种周到的上门服务的他，却在美国寸步难行。
在一家大型家具超市买了一个床垫后，刘欢却怎么也找不到送货上门的服务。无奈，我们这位超级明星只好买了绳子，自己爬上吉普车把床垫绑上车顶，一路开回家里，再手拉肩扛一个人把床垫搬上楼。
人力少、人力贵，折射的是今天西方的这样一种模式：少雇人，但支付高额工资，同时征收高额税款，以此来慷慨地救济那些并不急于找工作的失业人员，并提供大量的其他福利。我没有资格从经济学角度质疑这样的模式，但我总觉得，相比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内时而无序的蓬勃和火热，西方这套近乎残酷的机制，代表的却是一种腐朽。而我更喜欢无序的蓬勃与火热。
第六章
Chapter 6　突访朝鲜
我们那次所看到的朝鲜，似乎隔着一层玻璃罩子。朝鲜人隐藏在光鲜楼面之内的琐碎日常生活、被规定佩戴着的各类纪念章背后真正的精神状态，作为外人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真实地了解到。
今天的朝鲜，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敏感，紧张。
而在朝鲜的眼中，今天的世界上只有美国。这些年朝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美国拉到谈判桌上，和它签订“和平条约”。为了这个终极目标，它会不惜一切。
1．炸毁宁边核设施
2008年6月24号，我突然接到通知，说朝鲜有大事件要报道，让我带一支报道组前往平壤。
原来，中国外交部此前接到朝鲜方面的邀请，希望中国派记者去朝鲜，采访报道朝鲜兑现六方会谈所达成的安排，将采取的一项行动，即炸毁宁边核反应堆的冷却塔。按照此前朝鲜与美国达成的“以行动对行动”的共识，朝鲜将对其核设施实施“去功能化”的行动，并公开其全部核项目以备国际核查；美国则履行其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中删除，并与平壤展开和平谈判的承诺。
“六方会谈机制”是中国率先提议搭建的谈判平台，主要目的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所谓“六方”，即东道主中国、朝鲜、美国，还有与朝鲜半岛问题相关的日本、韩国、俄罗斯。其实核心问题是解决朝鲜和美国的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因为朝鲜和美国以及其他几方矛盾尖锐，朝鲜又时而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要求，导致谈判非常艰难。我曾经数次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跟踪报道六方会谈的会议。给我们记者的感觉是，六方会谈每次都是在困难重重，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峰回路转。而有时候眼看差不多能够达成协议，突然间又风云突变。
“9·11”之后，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将朝鲜和伊拉克、伊朗等国家一起，划为“邪恶轴心国”。“邪恶轴心国”一词是小布什提出的，他将那些“支援恐怖分子的政权”形容为“邪恶轴心国”。小布什认为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垃圾人口，分布在全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垃圾人口成为产生“无赖国家”的根源，是世界动荡和不安的发源地，一旦这些“无赖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会成为反对百分之二十精英人口的“邪恶轴心”。这些国家对美国、对世界安全和和平构成重大威胁，并威胁要对其进行“政权更迭”，推翻这些国家的统治者。
美国的举动让朝鲜非常紧张，眼看着阿富汗的塔利班被干掉，伊拉克的萨达姆被推翻，朝鲜当然是一后背的冷汗。但是，朝鲜别无选择，只能以强硬对强硬。于是，朝鲜终止了与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谈判，将核查人员赶出朝鲜，甚至中断了和美国的正常外交和官方联系。与此同时，朝鲜加紧了核武器的研制进程。金正日提出了“先军政治”，所谓“先军”就是军事优先，国家的一切活动围绕国防和可能的战争，随时应对美国和韩国的侵略。一时间，朝鲜国内一天到晚都能听到战争的号角。对于一个本就封闭和落后的国家，这样势必导致经济上捉襟见肘，甚至一度出现粮食危机。
朝鲜之所以这么“穷兵黩武”，一门心思要搞出核武器，其实就是想在手中掌握一个有分量的筹码，逼美国坐下来和它谈判，同意和朝鲜达成一个不会动武的和平条约。因为，近代历史上，美国虽然算不上信用良好，但是其国会一旦形成书面的决议文件，多数情况下还是会遵守的。所以朝鲜咬紧这一点：美国你要我放弃核计划，那就签“和平条约”吧！当然，朝鲜同时也不忘提出很多附加条件。比如，要求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提供能源供应。因为朝鲜一直公开对外表示，其研发核项目是为了解决国内的能源问题。
美国并不愿意单独跟朝鲜一对一谈判，也不愿与朝鲜签订“和平条约”。原因很简单，美国认为朝鲜是个独裁的国家，只要有机会，美国随时打算让朝鲜“改朝换代”。而且，朝鲜经常在谈判中出“幺蛾子”，突然变卦。包括在执行联合国相关决议和兑现承诺的时候，也是时常出尔反尔。这也给美国和国际社会留下一个印象——朝鲜的话不能信。
除了朝鲜和美国之间的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还牵扯了其他几方的利益。说起来，这也是冷战时期留下的后患。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以苏联和美国各为划界，朝鲜、中国自然划在东方阵营，日本和韩国在西方阵营，所以这其中就搅和了朝鲜和韩国的关系。
朝鲜战争的结果，是以“三八线”为界，南北双方割据的状态。但朝鲜一直不承认韩国当局，认为朝鲜半岛应该统一为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所谓的韩国政府只是美帝的傀儡。鉴于朝鲜半岛的特殊地理状况，韩国常常在朝鲜和美国的对峙中“被绑架”，首当其冲地受到威胁。每当美国对朝鲜举起大棒的时候，朝鲜就会马上发出威胁：如果我一旦遭到攻击，首尔会变成一片火海！
虽然朝鲜的火炮、火箭和导弹打不到美国本土，顶多能够到太平洋中间的关岛，但是朝鲜跟韩国却只隔着“三八线”上的一道铁丝网。朝鲜在“三八线”一侧部署的火炮阵地，绵延上百公里，而且离韩国首都首尔只有80公里，不夸张地说，一袋烟的工夫炮弹就来了！所以韩国对朝鲜的威胁是有切身体会的，前两年的延坪岛炮击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另外日本对朝鲜也有安全上的忧虑。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自然担心，一旦美国攻击朝鲜，自己也同样可能成为朝鲜报复的目标。每次朝鲜试射某个型号导弹的时候，日本都会紧张一番。而且日本和朝鲜还有旧日恩怨，朝鲜曾经绑架了很多日本侨民，许多都失踪了，有一部分还活着，日本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些人，包括追踪失踪侨民的下落。
俄罗斯和中国就自然不用说了。朝鲜半岛的战与和，都直接牵涉到中俄两国的战略和切身利益。对于俄罗斯来讲，东北亚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俄罗斯有自己的全球战略，它要随时防范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侵蚀到自己传统的势力范围。一旦朝鲜半岛出问题，俄罗斯通向太平洋的通道将会被堵，也会影响它在全球的战略部署。
对于中国而言，当年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但半个多世纪之后，朝鲜依然是中国“保家卫国”的前沿阵地。朝鲜和中国只有一江之隔，如果朝鲜半岛燃起战火，中朝边境地区首先将不得安宁，且不说上百万的难民涌入中国会是怎样的后果，试想，如果战争中一架美国的F-16战机飞到丹东的上空，中国该怎么办？如果把它打下来，美国又会如何反应呢？再试想，如果任何一方的导弹落入中国境内，中国是抗议呢，还是予以还击？万一落入中国境内或靠近中朝边境区的，是一颗原子弹呢？还有更糟糕的，假如朝鲜被打败了，被美韩（包括日本）联军占领了，或者像伊拉克那样，政权被“更迭”，美军被邀请进驻朝鲜，那不就意味着，隔着鸭绿江，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军大炮的炮口直对着中国了吗？
看！家家都有小算盘，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努力，促成了好几轮谈判，终于在2008年有了一点突破。朝鲜方面答应“以行动对行动”，所谓“行动”，就是朝鲜关闭核活动，让宁边核反应设施停止运转。而美国则将朝鲜从“邪恶轴心国”的“黑名单”上去除，并对其实施一定的援助，包括粮食和能源。这是第一步，最终的目标是，美国确保朝鲜没有核武器，朝鲜从美国那里拿到“和平条约”。应该说，这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最现实，也是一个对六方都有好处的最佳方案。
朝鲜炸毁宁边核反应堆的冷却塔，在当时绝对是全世界媒体的头条新闻，它极有可能成为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央电视台接到朝方邀请后，经过研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朝鲜方面要求，一家媒体仅限3名工作人员，于是，我挑选了一名电视卫星传送工程师和一名新闻摄像人员，准备前往朝鲜。
最初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自带电视转播设备，在朝鲜进行现场直播。这就是各家电视台拼硬件实力的时候，因为宁边在平壤以北大概130公里的一个山区，所以，设备越轻便越小型化，直播就越有优势。我赶紧就跟电视台的技术部门联系，希望能拿到一些好设备。
当时汶川地震报道还在进行中，央视好几百人都在地震灾区采访，设备都被占用了，我要拿到朝鲜去就需要特批。我立刻给台领导打报告。朝鲜这一事件在国内虽然关注度比不上汶川地震，但仍是国际重大事件，新闻含金量很大，领导立即特批了一套便捷设备给我。那是个笔记本电脑大小的玩意，打开后跟卫星连上，再跟摄像机一连，就能直播了。拿到设备之后，我们又用了两天时间做准备，6月26日从北京飞往平壤。
北京是外界通往朝鲜的唯一中转通道，朝鲜这些年实行比较封闭的政策，和外界没有直航，它的国家航空公司叫高丽航空公司，只有从平壤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哪怕韩国离它更近，开车就能到，也只能先从首尔飞到北京。美国和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朝鲜这次邀请了六方会谈其他五个国家的媒体记者前往平壤，所有记者在北京集合，坐朝方规定的航班飞到平壤。
到达平壤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在平壤最著名的五星级酒店——羊角岛国际大饭店。朝鲜方面通知我们，第二天随时随地等消息，带我们去宁边。
这中间还有个插曲，26日从北京起飞前，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所有媒体一律不许携带任何卫星直播设备，也不许携带手机等电子通讯设备。朝方没有给出任何的理由，只是说会有相应安排。我们好不容易从汶川抗震第一线征调过来的设备，就这么被废了。
采访前我把采访稿看了又看。能进入朝鲜采访，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每次采访前，我都要反复修改我的提纲。
我感到无比遗憾，因为我们设计了很多直播方案和画面，一旦设备不能带，就只能完全受制于朝鲜方面的条件和管制，采访也会变得十分被动和困难。但是没办法，朝鲜那些年一直是个很神秘的国度，对于新闻记者而言，能进到朝鲜采访，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了，像是天上掉了一个馅饼儿一样。
之前也有一些媒体记者，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官方记者去过朝鲜，但多数都是跟着领导人去朝鲜访问时的随行采访，被严格限制在官方活动范围之内，不可越雷池半步，朝鲜的外交人员会严密监视在左右，连饭店大门都不能随便出，无法了解朝鲜的真实情况。所以我还是对此次朝鲜之行充满期待，只要让我们去，什么条件都答应。
朝鲜方面为每一家媒体配备了一位接待官员，有点像伊拉克监管记者的“陪同”。接待我们央视的是外务省一位姓金的官员，像绝大多数朝鲜人一样，他的衣服上别着两个像章，一个是“慈父领袖”金日成的像章，还有一个是朝鲜的国旗。也像多数朝鲜人一样，金先生身形消瘦，身上没有任何赘肉。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中国人也是这个样子，年景不好，没什么油水，能吃饱就不错了。
见了面，金先生就对我们约法三章说：“我负责接待你们中国记者，你们在这里的一切行动听我指挥。你们想拍什么一定要先让我知道，我来申请。如果申请得到批准，我陪着你们去拍。否则，一律不行。”我们当然是诚惶诚恐地答应下来。
有个很有趣的细节，我们按照国际上的习惯，见到他之后打招呼说：“金先生你好。”他说：“别别别，对于中国的同志来讲，我们最好还是以同志相称。”这以后好几次，我们脱口而出叫他金先生的时候，他都会纠正我们：“不对，我是金同志。”我们就赶紧改口：“哦，金同志金同志。”
第二天，我们老老实实等到中午，终于接到通知，下午一点钟，统一上车去宁边。
出发前我们每人拿到了一个坐车的名单，很有意思，两辆考斯特类型的面包车，中俄朝三路记者上一号车，美日韩三家上二号车，我跟同事说：“你瞧瞧，有点板门店谈判的意思。”
一点半左右，我们从饭店出发，在平壤市区大街上穿行而过，一路出城，驶往宁边——平壤以北大概130公里的一个山区。
平壤是个都市的样子，类似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莫斯科，和改革开放前北京的那种都市景象。大同江穿城而过，城里有不少高楼，有很多是苏联时期风格的，马路很宽阔，两边也有许多体育场、公园之类的公共设施。
在平壤市区和近郊都是很好的柏油马路，但是出了郊区，道路就变成了土路，到宁边将近一百公里，路况很差，非常颠簸，暴土扬尘。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朝鲜人居然在道路两边，用白石灰画了两条绵延几十公里的白线，作为马路的标志。像我们小时候在学校操场赛跑时画的那种起跑线，用白石灰轧出来的，似乎是新近画上去的，也许是朝鲜方面为了迎接我们这些国际媒体的眼睛，特意画出这两条白线，有点画饼充饥的意思。我们顺着白线，开了将近两个小时，到了宁边。
宁边的核研究院是一个大院，里面有居民楼、宿舍楼，各种各样的厂房，还有一些核试验的厂房。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参观这些，直接被带到一个小院的一间会议室里。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朝鲜原子能研究院保障处的处长李英浩，是个典型的朝鲜人，小个子，小眼睛。
他先介绍了一点基本情况，然后说一会儿带我们去规定地点，拍摄冷却塔爆破全过程，还特别强调说：“出于安全的考虑，大家不能靠近，我们会安排大家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观察拍摄。”
三点半左右，所有记者被叫上了车，绕过厂区，来到一个小山坡上。这里居高临下，距离厂区的冷却塔大约一两公里。朝鲜方面在那儿临时用铁锹培土，堆了一个三层的土台，并用绳子把土台围起来。土台的最上一层还专门搭了个帐篷，里面放了个长条桌子，上面搁了一些同声传译的耳机、望远镜，以及几把扇子和一些矿泉水。看得出，朝鲜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安排得还是很周到。
桌子后面，坐着七八位装扮像是游客模样的人，T恤宽短裤，脖子上还挂着相机。他们是美国官方的观察人员，其中一个是美国国务院负责朝鲜事务的官员，叫金成，是个韩国裔的美国人。其余那几位游客模样的人，据说是爆破方面和原子能领域的美国专家。
在土坡上，我遇到了老朋友，CNN的国际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她是伊朗裔的美国人，1995年我跟她在波黑萨拉热窝采访中相识，在伊拉克又曾经几次并肩作战，非常熟。一见面我们就打开了话匣子，我甚至还拿起话筒，请她谈了谈感想。这就是记者间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吧。
站在山坡上遥望下去，宁边冷却塔孤零零耸立在那里，看上去颇有些苍凉的感觉。冷却塔直径十来米，高大约三十米，两头粗中间细，样子像个巨大的烟囱。快到四点的时候，李英浩处长宣布：大家现在准备，可以开始拍摄了。
远远地，只见从冷却塔下面陆陆续续开出来几辆车，几分钟的平静之后，“砰”的一声，一颗信号弹带着一串白色的烟雾升上了天空。紧接着，从冷却塔的底座升腾起大片灰白色的浓烟，一两秒钟后，一声巨大的闷响传来，我们在山坡上感到一阵闷闷的颤动。接着，山下那庞然大物在瞬间轰然倒地。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
这个画面，后来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朝鲜于6月27日，当地时间下午4:05，炸毁宁边核反应堆冷却塔。
从山坡上下来，我们的车子绕着宁边河，又进了原子能研究院的大院，车在大院里几番穿梭之后，开到离冷却塔现场不到100米的地方停下来。原来，朝鲜方面还安排了我们拍摄冷却塔的废墟现场，这多少让我有点喜出望外。
进入现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的废墟，像是被导弹炸过一样。废墟不像那种定向爆破之后，满地碎碎的小砖头石块儿，冷却塔从头到底塌得结结实实，几米见方的混凝土成块儿地塌下来，堆在那里。这种景象，在电视镜头里很有冲击力，我和摄像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
朝鲜炸毁宁边核设施电视截图。左上图中，走在我身后的即为CNN著名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
在废墟前，我还采访了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金成，他似乎对看到的一切相当满意，认为这是朝鲜方面积极的一步。我还特意问他，觉得这次爆破的情况效果怎样？金成回答说，爆破很彻底，意味着冷却塔今后不能再使用。
可讽刺的是，2013年又有报道说，卫星图片显示宁边核设施正在恢复启动，朝鲜方面似乎重建了冷却塔。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金成和那几个美国人，正拿着照相机在炸毁的废墟旁照相，像是在旅游景点合影留念。而李英浩和其他朝鲜人站在另外一边。
这时，意味深长的一幕忽然出现了。只见金成邀请李英浩一起合影，李英浩接过相机，推辞说：“不用了，我不照了，我给你们照吧。”
我离他很近，出于助人为乐的想法，就主动地跑上去说：“来，我给你们照。”
我正要伸手去拿李英浩手里的相机，没想到他很果断地躲开了我，说：“没关系，我来照。”
金成望着李英浩，脸上的表情很恳切，继续邀请道：“让他给我们照，我们一块儿合个影。”
我劝说：“李先生，你把相机给我，我来给你们照一张合影吧。”
李英浩突然转向我，脸上的表情变得很严厉，坚决地冲我一连说出了好几个“NO”，然后拿起相机，“咔嚓咔嚓”，快速地给几个美国人照了相。我不明就里，扭头看金成，只见他脸上露出一丝失望和尴尬的表情。
我忽然恍然大悟，明白了李英浩为什么不愿意跟美国人合影。这不是在某个旅游景点，几个外国人碰到了，在一起合影留念那么简单。这是两拨不同的人，一位朝鲜官员和一位美国官员，他们俩在冷却塔废墟上的合影，肯定会成为美国媒体第二天的新闻图片。金成的执着和李英浩的拒绝背后，很可能隐藏着美朝两国的“难言之隐”。
采访结束后，我们上车返回平壤。当时朝鲜方面许诺，我们拍摄的电视素材，都可以通过平壤电视台的播送中心传出去。
我们当时算了一下，上车差不多是北京时间的下午五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赶回平壤，而这条新闻原计划是要上当天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我们出发的时候，已料到时间会很紧张，所以特意带了一台便携式编辑机。于是，从宁边到平壤的那条土路上，我和编辑忍着剧烈的颠簸，完成了写稿、编辑、配音全部流程，制作了一条两分钟的“重大新闻”。
一路上，我们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心急如焚。我们的手机出了平壤就没有信号，跟国内也联系不上。而台里之前因为有我们在现场，所以早就确定，《新闻联播》会一直等我们这条消息。
好不容易，6点45分的时候，我们车进了平壤管界内，手机终于有了信号。我赶紧给台里打电话，说：“我们刚进平壤郊区，到电视台起码还得半个小时，再通过卫星把素材传回去，台里可能还得编辑一下，《新闻联播》的时间就过了，肯定来不及。”
但是，我不想轻言放弃，就想了个主意，说：“咱们两手准备，一边我尽量赶，能赶上最好，赶不上的话，我现在通过电话把写好的报道，先给你念一遍。你找个可以录音的免提电话录下来，万一时间真不够了，就用这个录音报道垫播。”台里答应了。
我又在车上通过电话，把那条新闻播报了一遍。当时心里很着急，播报的时候还有点磕磕绊绊，中间有两个词还吃了“螺丝”，念得不是特别标准。
事后证明，做一个备份方案是多么明智！等我们赶到朝鲜中央电视台播送中心部门时，已经7点25分，还有几分钟《新闻联播》就结束了。我们飞奔着冲到楼上，拿着带子说，赶紧传回北京。结果，朝鲜电视台的工程师说：信号中断了。我们急得脑袋都冒烟了！结果，联系来联系去，折腾了一大通，等恢复信号，都已经是北京时间8点了。我叹息说：“还赶啥啊，连《焦点访谈》都赶不上了！”
后来我们弄清楚了，不是卫星信号的问题，是朝鲜电视台播送中心的某个技术环节出了问题，导致设备找不到卫星。如果当时能及时找到信号，带子放进去够快的话，说不定还能赶上《新闻联播》的一个尾巴，让观众们在第一时间，看到那幅震撼世界的画面。
虽然这次报道有些遗憾，但作为现场记者，我还是以录音报道的形式，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播报了那条重大新闻。这么多年来，我参与了多次重大国际事件报道，而2008年在宁边通往平壤的土路上，一路狂奔的那种紧张感，至今还不曾忘怀。
2．平壤印象
2008年朝鲜之行，是我第一次去朝鲜，虽然之前通过各种渠道，我对这个国家也有一些认识，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还是头一次。
对我这样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来讲，朝鲜曾经是一个发展得很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的电影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等等。小时候，我家里还订了一本《朝鲜画报》，每次翻看时，我都发自内心地羡慕朝鲜的小朋友，那么天真快乐，沐浴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这一切，构成了我对于朝鲜最初的印象。
后来参加工作当了记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过程，有那么一段时间，朝鲜淡出了我的关注。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忽然再次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中。只不过，这时的朝鲜，变成了一个封闭、贫苦的国家，时常出现饥荒。
这次去朝鲜，除了宁边冷却塔的采访，我个人还带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希望“搂草打兔子”，顺道了解一下今日朝鲜的真实情况，做一个记录性的报道。
在平壤，只有两家饭店有接待外宾的权利，一家是高丽饭店，还有一家就是我们住的羊角岛酒店。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前的涉外饭店，外国人只能住这两家酒店，没有别的选择。
羊角岛国际大酒店坐落于平壤市中心。大同江拐弯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岛，只有一条路通上去，朝鲜人在这个小岛上，建了一座大概40多层高的酒店，岛的形状像是羊伸出了一个犄角，所以叫做羊角岛。这个酒店之所以被选作涉外酒店，跟它的地理位置也有关系。它三面环水，只有一条通道通向市区其他地方，只要在入口处放上两个警察，管理起来特别方便。
酒店建于1995年，我们2008年去的时候，看上去依旧富丽堂皇，挑高的大堂非常气派，一面墙上雕着活灵活现的仙鹤。酒店一共40多层，据说有1001个房间，顶楼还号称有个旋转餐厅，平时没有重大活动是不会开的。酒店的服务设施也还不错，有餐厅，有小酒吧，后来我在新闻里看到，澳门赌王经过特批，最近在那里开了个赌场，朝鲜人不许进，外国人凭护照可以进去。
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羊角岛酒店的卫生间没有下水，没有地漏。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酒店的房间很干净，24小时热水，洗澡一点问题没有。坊间还传说，那家酒店里的第五层是不对外开放的，电梯都不停，两头消防通道的楼梯都被锁着。有游客试探过，通过一个小侧门进到那一层，发现了很多神秘的办公室，里面设置了很多闭路电视，监视着酒店的各个客房，说明很多房间里都装有秘密摄像头。对此，我没有去刻意考证其真实性。
我们住的房间虽然很高，从窗户里可以看到平壤的景色，却不能拿照相机和摄像机拍摄。因为接待我们的金同志，一见面就警告我们：“你们不要拍，不要以为你们在那儿拍没人看得见。如果你们拍了，后果会很严重的。”
怎奈我的愿望很强烈，所以跟金同志来了一番软磨硬泡：“金同志啊，中朝两国友好，我们中央电视台这次来，机会难得，能不能安排我们到一些地标式的地点，拍一点平壤的大好河山，日新月异的这种景象啊？”
我说了一通奉承话，金日成、金正日的纪念碑和雕像，在平壤随处都有，可以拍吧？平壤胜利纪念碑、金日成广场也能拍一下吧？这恰恰是向中国朋友介绍你们国家建设得好嘛……金同志终于答应帮我们请示。
第二天上午，正好我们有一段空闲时间，金同志说：“行，我带你们去拍，但是你们只能到规定的地方。我说可以拍，你就拍；我说能拍那边，你就拍那边；我说不让拍的，千万别拍。我会在现场看着你们。”我忙不迭点头，心花怒放，“欧了”，搞定！
金同志先带我们去了大同江边，隔江望去，一片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在江边一块广场上，我们居然看到有几个摊贩，推着平板车卖纪念品，金日成像章、明信片等等，琳琅满目。广场对面，隔着一条马路，有一个金日成的雕像。之后，我们又被带到一座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双人雕像前拍摄。雕像的造型是两人挥手向前，一副指挥朝鲜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姿势。
我明白，金同志带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些“规定动作”。所以，我悄悄告诉摄像，你摄像机尽量保持开机状态，多拍一些平壤市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无论是东西还是人，都尽量拍到一些细节和特写，比如穿衣戴帽谈吐举止之类。
为了多拍些素材，我们也采取了一些“障眼法”，摄像在拍摄的时候，我就有意无意地把金同志拉到一边，递根烟，跟他聊天，转移他的视线，为摄像争取空间。金同志在朝鲜外交部工作，也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所以跟他聊得起来。摄像和我也是多年一起工作配合的，很有默契，趁机拍了不少镜头。
平壤是朝鲜的窗口和样板。市区马路宽阔，路面整洁，高楼林立，有些楼看上去是新近盖成的。主要交通干线边的居民楼，看上去整齐划一。朝鲜仍是完全的公有制，老百姓住房完全是国家配给，所以居民楼从外表看一模一样，阳台上空空荡荡，没人晾衣服，也没人封阳台。据我观察，有的楼里房间，连窗帘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平壤的空气很好，因为它没有什么工业，经济发展也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污染不像我们这么严重。大街上的车也很少，平壤的公共交通工具普遍很破旧，公共汽车就是有辫子的那种电车，四个角都是圆乎乎的，与我们上世纪70年代乘坐的公汽很像，一看就是有年头的物件，车体破破旧旧，根本谈不上“空调车”这一说。马路上还能看到有轨电车，铁轨锈迹斑斑，只有轱辘压过的地方，才是油光水亮的。
平壤没有私家车，大多是苏联制造的那种尖鼻子卡车。偶尔会有一两辆伏尔加牌小轿车驶过，还有就是军用的大卡车，也大多是苏制的。有趣的是，马车和汽车会同时出现在马路上。有时候电车刚咣当咣当地开过去，一个农民拿着鞭子，晃悠悠地赶着辆马车过来了。这幅景象，就像我小时候在中国西北地区看到的一样。
走在平壤大街上的老百姓，穿着很制服化。男性基本上都是小翻领夹克，深蓝色和灰色最常见。女士都爱穿那种半长不短的裙子，天冷了下面就配个靴子。很少有人穿很高级的皮鞋，一般都是那种小半高跟的皮鞋，样式不多，但是整洁干净，这与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前，全国一片灰一片蓝的景象也很相似。
女交警是平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们仗着跟金同志混熟了，就提出想拍摄女交警。金同志这次欣然同意。在拍摄女交警的时候，我注意到对面有一排临街的店铺，人们在排队买东西，像是小吃店。这可是民生的镜头啊，我赶紧向金同志提出来，能不能过去拍一下？他摇头说，坚决不行。
当时我想，要是能走过去问问平壤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东西贵不贵这类问题，效果一定很好。但是这个“无理要求”被金同志断然拒绝，他甚至脸色都变了，说：“坚决不可以，你再提这些要求，我们马上就走。”我只好作罢。
我们聪明的摄像还是利用镜头的变化，拍到了那一幕。从他推上去拍摄的镜头看，那里卖的都是豆制品、青菜、豆芽之类，没有肉卖。而且，人们好像没有掏钱买这个环节，都是拿个本划个勾，或是凭券领取，当时我们的镜头是远远地拍摄，看得并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直到今天，朝鲜执行的是严格的国家配给制度。
作为记者，每到一地，我最关注的还是当地人，不同国家的人。他们脸上会告诉你很多信息，他们脸上写的，就是最真实的生活。我感觉，朝鲜的老百姓脸上写满了平静，没有痛苦万状，也没有幸福满溢，互相之间见面也没有哈哈大笑，更不会搂搂抱抱。他们的脸上很平静，很淡然，不兴奋，也不见愁苦的表情。
有一个画面，让我非常震撼。那是我们采访结束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坐车前往机场回国，正好赶上了平壤人的“早高峰”。那可是一种完全别样的“早高峰”。宽阔的马路两边人行道上，只见两股浩浩荡荡的人流，男男女女，都穿着那些简单整洁、色彩单调的衣服，摩肩接踵，匆匆而行，低着头疾步向前。
那是6月下旬，天气已经并不凉爽，宽阔的马路上并没有几辆公共汽车驶过，也只有少数的人骑着自行车。那幅场景就好像非洲草原上，为了生存不顾一切渡过爬满鳄鱼河流的角马大军。我们开着车过去，有将近差不多10公里，两边就是这样低头疾行的上班族。
我想，这些徒步上班的人，恐怕是因为没钱买自行车，为了省一点公汽费，所以选择了这种最辛苦却最便宜的方式。这两股浩浩荡荡的人流，是最真实的平壤镜头，蓦然一见，惊心动魄。这就是我们曾经那样羡慕的朝鲜。当今天北京的上班族被死死堵在路上时，恐怕没有人会去想，平壤的“早高峰”也会那样壮观。
此前有传言说，朝鲜只有一家电视台，一个频道，每天转播我们的《焦点访谈》，尤其是负面报道，以此来提醒朝鲜老百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多么的失败。事实并没有这么夸张。
朝鲜老百姓家的确只能看到朝鲜中央电视台，也会播送一些中国的新闻，但并不多。朝鲜对于新闻舆论的管制非常严格，安卫星“锅”绝对是重罪，我们去的时候，连短波收音机都是严格控制的。金同志曾经跟我说过，他们有一度喜欢在中国买短波收音机，回来之后悄悄送给朋友，因为短波收音机能听到外台，比如我们的国际广播电台，甚至能听到美国之声。但这个只能限于亲朋好友的私下行为。我们临走时，送了金同志一个短波收音机作为礼物，他当时高兴坏了。
据说，平壤现在也开始允许一些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以物换物。金正恩上台之后，也在呼吁说：我们要搞好经济，要让我们的人民能喝上肉汤，吃上大米饭，住上瓦房。
总而言之，我们那次所看到的朝鲜，只是浮光掠影，似乎隔着一层玻璃罩子，看到的东西，都是若隐若现的，有些还可能是刻意装扮出来，给外人看的景象。而朝鲜人隐藏在光鲜表面之内的琐碎日常生活，被规定佩戴着的各类纪念章背后真正的精神状态，作为外人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真实地了解到。今天的朝鲜，给人感觉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敏感，紧张。
尽管美国经常把朝鲜骂成是独裁国家、流氓国家、“邪恶轴心”，说朝鲜人民民不聊生，生活在没有自由的黑暗之中。但对中国来说，朝鲜是个特殊邻居。我知道，有不少中国人现在对朝鲜不感冒，烦它，认为朝鲜经常拿中国“开涮”：搞核试验不告诉中国；在谈判中漫天要价，“绑架”中国；拿中国的，吃中国的，靠着中国却不信任中国，背地里搞小动作……
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需要清楚的是，朝鲜不是，更不愿做中国的附庸，朝鲜民族也是很有个性的民族。
其实这些年，朝鲜民间对于中国的感情，已经在发生变化，而且是对我们不利的变化。有些朝鲜人认为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太大，朝鲜内部还发生过清洗“亲华派”的事件。另外，朝鲜政权高度集权，而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中国又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朝鲜自觉失去靠山。面对美国的虎视眈眈，政权岌岌可危，于是朝鲜决策者本能地选择了收缩、封闭和极端的利己主义。为了自身的安全，一切都是正当的、合理的。
可以这么说，在朝鲜的眼中，今天世界上只有美国。这些年朝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美国拉到谈判桌上，和它签订“和平条约”。为了这个终极目标，它会不惜一切。
但是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角度来讲，中国不能抛弃朝鲜，也不能任凭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且不说中朝之间“鲜血铸成”的“同志加战友”的友谊，正如我在前文所述，尽管过了半个多世纪，朝鲜今天依然是中国“保家卫国”的前沿阵地。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家门外，住着一群一天到晚琢磨你的人，中国如何安心搞建设、谋发展，又何谈“中国梦”？！
平壤之行，匆匆一瞥。至今我不能说有多了解这个国家，但依然很怀念小时候在画报上，看到的那个山花烂漫、欣欣向荣的朝鲜。我真心希望，朝鲜老百姓能够早一天用上手机，能在家中自由上网，能够不用出差到中国吃一碗方便面就觉得像过年。也希望，那些浩浩荡荡徒步奔向单位的平壤上班族，也能够坐得起一趟公共汽车。我真心祝福他们！
第七章
Chapter 7　访问台湾
“我站在海岸边，
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
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
阿里山林涛在耳边回荡，
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
我们日日夜夜，
把你们，
挂在心上……”
1．圆山饭店舌战“台独”
我一直想去台湾，也很想了解台湾。但因为我是跑国际新闻的记者，涉及台湾的报道，在央视原则上归于国内报道。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我跑了很多地方，却都没机会去台湾。
我之所以对台湾感兴趣，除了因为它是祖国的宝岛外，还跟自己的家族渊源有关。我爷爷新中国成立前是国民党西北教育总署的高级官员，据我父亲讲，新中国成立前，蒋介石安排国民党高层撤到台湾的时候，也给我爷爷分配了指标，机票都送来了，但我爷爷当时不愿意走，他认为中国大陆是自己的祖国，故土不可离。所以，他都已经坐上车准备往机场走了，突然间改变了主意，没有去台湾。这似乎是冥冥中的一种注定。所以，我一直很好奇，我爷爷他们这一辈的同僚们到了台湾，隔着海峡，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台湾地区那边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一直有种很强烈的愿望，想去看看今天的台湾岛。
终于，到了2008年，我有了一个机会，还是一个跟新闻采访无关的机会。
2003年我从伊拉克回来后，被选为第十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团中央要组织“十杰青年”代表团访问台湾，与台湾地区的“十杰青年”、“青年企业家”联谊交流。接到通知，我很兴奋，赶紧风风火火地填表准备资料。然而，当时民进党在台湾地区“执政”，海峡两岸交往受到了很大阻碍，旅游完全不可直接往来，基本处于“冷战状态”。祖国大陆党团系统的代表团都被拒绝。
我们一开始报上去的名单有二三十人，后来那边说，很多共产党的精英都不能去，得再报一次；等报上去之后，过一段说彻底没戏了，过一段又说还能去，折腾了三四回，我们都已经疲惫不堪。就在我们要彻底丧失希望的时候，2007年底突然接到通知说，陈水扁那边同意了，可以去了。但是我们的团员加上领队，总共只有7个人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同意。
我们从北京出发，在深圳停一下，然后从深圳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台北桃园机场。在深圳时，我们代表团的领队，也是团中央相关部门的一位年轻领导，专门召集我们开会，严肃认真地布置了一些注意事项。他说，现在台湾地区的局势不好，“台独”势力非常活跃。我们从祖国大陆来，又有团中央的背景，台湾方面会很重视我们这个团。另外，可能会有一些反共势力，想要阻挠甚至破坏我们的行程。所以他专门嘱咐我们，到了台湾，要怎么说话、怎么表态，有哪些问题要注意。那时候海峡两岸之间的交流，还有很多禁忌，我们虽然是祖国大陆的青年参访团，但还是要跟台湾地区的同行们搞好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融合。
明确了态度、统一了口径，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一路顺利到了台北。台湾“青年工商总会联谊会”负责接待我们。这个行业协会，有一定所谓的“台湾官方背景”。他们接到我们之后，就让我们上了一辆大巴车，这辆大巴车装饰得花里胡哨，有点像印度的大篷车，挂着很考究的丝绒窗帘，坐着挺舒服；还有一位胖大姐，做我们的陪同。
当天晚上，台湾“青年商会联谊会”和一些台湾本地“杰出青年”代表，在台北著名的圆山饭店宴请我们七人。圆山饭店声名远扬，它位于圆山的半山坡，能够俯瞰台北夜色，是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宋美龄组织修建的。刚开始规模不大，上世纪60年代又翻新了一下，完全是按照北京故宫大殿那种古香古色的风格建造的，雕梁画栋，有各种鎏金的狮子、龙、牡丹花装饰，朱红漆的大柱子，还有一个长廊，真有点像中南海。这个饭店，历来都是台湾当局接待国内外重要人物的地方。后来我国国台办的主任陈云林，在海峡两岸关系回暖后去台湾访问，就住在圆山大饭店。
那是一个特别有祖国大陆味道的地方，外观、服务和文化，都有浓郁的乡情。其实，在台湾，无论是台北还是其他地方，真正那种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其实不太多。多数都是蒋介石时期留下的，这些建筑和祖国大陆之间，都有种回望勾连的意味和情结。比如圆山饭店的朝向、摆设，还有它门前的牌楼，都透露着一种遥望的感觉。因为1949年很多人到了台湾，又特别想找回南京、上海、北平那些故乡的影子，就修建了一批这样的建筑，寄托浓浓的乡愁，颇有怀旧的意味。
访问台湾代表团参观台湾《新闻夜总会》节目。《新闻夜总会》是台湾最早的新闻谈话类节目之一，前身为TVBS频道每周五播出的《颠覆新闻》。每期节目多邀请三至四位新闻记者与名嘴，针对新闻与政治话题进行讨论。
参加晚宴之前，我们团里的领队就跟我们打招呼说，台湾有关方面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支持国民党的，有跟祖国大陆很友好的，也有民进党成员，还有“台独”倾向比较严重的人。那时候，“台独”的言论还很猖獗，而且我们初来乍到，也不熟悉情况。领队希望我们大家互相之间说话还是留点神，别到时候搞得不愉快。我当时也给自己提了个醒，因为我作为记者，平时说话还是挺注意分寸的，但是有时候在酒桌上喝上两杯，一高兴可能就会嘴不把门。
台湾地区的文化、生活中有两个痕迹特别明显，一是祖国大陆的痕迹，它的夜市、小摊跟我们北京东华门、簋街很像；餐饮啊、待人接物啊，都很接近祖国大陆。还有就是日本的痕迹，因为台湾地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回到中国人手中。在台湾，日本的势力和影响一直比较强大，李登辉执政期间，尤其如此，他甚至自认是日本人。所以，台湾有很多文化跟日本也很接近，比如祖国大陆人互相见面也就是握手，稍微点头示意；而日本人会非常认真地九十度鞠躬，台湾人就介乎于这两者之间，比我们鞠躬要深，但是也不像日本人那么“隆重”。
那天的晚宴设在圆山饭店一个特别大的包房里，那个包房能坐三十到四十个人，我们分两桌而坐，每桌大概坐了十七八个人，大家互相介绍，这个是什么“商会”的，那个是什么“协会”的，差不多都是年龄30到40岁之间的各界精英，都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讲话也很风趣。落座之后，我们七个人的可怜小团就被拆成两拨，分坐在两边，开始酒宴。
台湾人很讲究，接待远方来的客人饮宴时，作为东道主，一定会有个代表起来讲一段欢迎的话。他们称呼人的时候，是把名字拆开的。比如，他介绍我时会说，非常欢迎水先生均益。这种待客和说话的方式让我觉得既新鲜又很传统，仿佛“穿越”回了我爷爷那个时代。
介绍和致辞后，还有很隆重的举杯仪式，然后就开席。几位主要人物先举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大家熟悉一点了，开始互相一对一“私下联络”，慢慢地说开了，进入状态了。对方人很多，我们一共才七个人，势单力薄，还有一位是女士。团长和另外一位团员不会喝酒，这样最有“战斗力”的就是我了，我四下一望，也只能挑起这个大梁，既来之则喝之，反正不能给咱祖国大陆丢脸。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喝的是金门高粱，度数还很高，酒劲也很大。对方也有点咄咄逼人，毕竟他们人数是我们3倍多，轮番敬酒，单独示意，大概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酒劲已经上来了，虽然我平时的酒量还可以，但在那么一种场合和态势之下，不知不觉地也有些飘飘然了。
酒喝得热闹了，大家也聊开了，话也就开始升级了。一开始，大家说话都很拘谨很客气，甚至于都说“大陆的朋友”怎样怎样，用词很小心。到后来，就开始有点火药味了。后来我才知道，饭桌上坐的有几位，是民进党的“少壮派”，很受高层的赏识，观点上也比较激进，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家喝着喝着，突然我就发现，有一个坐在我对面的老兄，瘦瘦的，梳个很亮的小背头，开始说一些类似于“我们台湾和你们中国”这样刺耳的语言。
那位老兄一看我坐在团长旁边，又比较能喝，别人又介绍说我是“国嘴”，问我问题就有点略带挑衅，一点一点地逼近，刚开始他就问：“水先生均益，你们现在在中国做新闻，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
我按照个人一贯的理解回答他：“无论在哪个社会，包括在台湾地区，做新闻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个人观点一定要和你所代表的平台的立场相吻合。我们在根本上是记者，要传达的首先是客观事实，我又不是评论员，不是理论家，不能上来以后就先是一大堆‘主意’，只要说的是客观事实，想报什么就报什么。”
紧接着，他又拐弯抹角问了一些新的话题，总是“你们中国我们台湾”这样地说，我之前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太爽，好几次想提醒他，但又没找到合适的方式，怕不礼貌，也怕无意中挑起“敏感话题”，让现场气氛失控。但是，酒劲一点一点在往上走，人也一点一点开始“嗨”，话题也越来越进入实质，越来越有挑战性，越来越刺激我对酒精的承受能力。
刚开始，我还一直想：反正饭桌上，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不接你茬就完了。没想到后来，那位老兄边上又多了几个帮腔附和的，也在那儿拿话挑拨。到最后，一位老兄直奔主题地问了：“你是中国的记者，你觉得要是我们台湾独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然后直截了当就问，“中国会不会动手？”
我是真不想接话，尽管他们老是冲着我问，我边上不是还有团长吗？我就示意我们团长说一些“官方”的话，类似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自己人肯定不能打自己人，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这样的话。可对方不太满意，冲我说：“其实台湾独立不伤害任何人，反倒会给你们中国省掉很多麻烦、卸掉很多包袱。水先生的分析和判断是怎样的？”
这时候，我对酒精的控制终于到达临界点了。我倒了一大杯酒，对那位仁兄恭恭敬敬地说：“我敬你一杯。”他还推辞说：“哎呀，我们不要喝这么多。”
我就说着“主随客便”，有点挑衅意味地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然后坐下来正色说：“既然这位老兄问我，那我跟你说说我个人的感受，你也是中国人，你别老跟我‘你们中国、你们中国’地叫板，你回去查你的祖宗十八代，你一直都是中国人！”接着，我对他说，“既然你问到这个，我不代表祖国大陆官方的任何机构，我们在这个饭桌上，都是私人朋友，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就给他讲了一下我爷爷的事，我之前也说过，我爷爷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是国民党文化界的高级官员，也是西北地区的文化名人。我告诉他们：“我爷爷当时半条腿都踏上飞机了，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留在这边。后来在‘文革’时期，他也因为这段历史受到过冲击，但是老爷子到临终时也没有后悔过。曾经也有人问过他，你当时要是把几个儿子带去台湾，现在你家就不至于这样啊，但是我爷爷一直到最后都坚持说，你就算去到台湾也是中国人啊，这儿就是我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所以我不后悔，也从来没后悔过。”
我讲这个故事，也是想用一些亲情、人文的因素，软化一下现场气氛，换个角度切入。然后我对他说：“你刚才问我，假如台湾有一天宣布独立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党中央、国务院会怎么决定，但我是个记者，我有条件和机会接触到很多祖国大陆的老百姓，而且现在网络很发达，你不信，去祖国大陆的各大网站看看，反正我觉得，广大人民的意见肯定是，决不答应！”
我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那么一大杯金门高粱的劲道就冲上来了，说话就有点收不住，有点“趾高气扬”。按照同行团员的形容，我那天像个领袖人物一样，站在那儿“指点江山”，逻辑还很清楚，说理也一层一层的，反正最后的结论就是，台湾如果闯了红线，宣布“独立”，那就没有任何的余地和退路，一定会有战争。团长一看局势不妙，只能打个圆场，带着我们迅速退场了。我那天确实也喝多了，头很疼，一回去就睡了。
老实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说的真的就是我个人的观点，既不代表电视台，也不代表任何官方。海峡两岸的历史问题再怎么纷纭复杂、起伏风雨，我们都无法想象，把台湾从中国版图里分离出来。13亿中国人绝大多数不会接受，那么政府肯定要对这样的民意有所回应。其实后来，我们的领导人也说过，不排除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两岸关系最好是和平协商解决，但如果有一天，台湾真的要宣布“独立”，那这事就没得可谈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们团长专门坐到我旁边来，忧心忡忡地跟我说：“水老师，你一边吃，我一边跟你谈谈。”然后他把昨天的事跟我重述了一下。我当时一听，很有点吃惊，这才意识到，前一天我“喝断了片”；一觉醒来，感觉记忆都有点模糊了。
我就特别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丑，或者真的说错什么话了。团长安慰我说，那倒没有，但是你的言辞和观点太露骨了，语言也有点暴力。他说：“昨天晚上没好意思跟你说，那几个人确实是民进党背景，他们有点故意把这事挑起来，如果咱们一旦开始双方论战，那这个性质可能就变了。很多媒体都在盯我们这个团；台湾地区的媒体也很八卦，很善于将任何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的事情，都能弄成八卦。咱们后面还有好几天，这次主要也还是参访和交流，以友好为主，能不能考虑一下，别因小失大。”
我有点如梦初醒，也有那么一点点后怕，连忙反省，并说下回你们别推着让我喝酒了。因为台湾也是个酒文化的社会，人家请你们，你们都不喝，多尴尬，好像很没面子、很跌份。因为团长他们那天确实跟对方说，水先生酒量不错，就他跟你们喝吧。我就说，你们以后也替我分担一下，也都喝点，这样我也就不会犯错误。
我们那次去台湾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台湾即将迎来它的地区“大选”，陈水扁任期快到了，马英九代表国民党正在鼓噪、壮大自己的声势。由于之前被陈水扁的民进党打败，后来陈水扁又搞了一起“枪击事件”的闹剧，连战在选举中落败，导致国民党这派势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此，很多接待我们的国民党派系人士，在言谈中都有种壮志未酬、耿耿于怀的情结，说：“民进党这八年把台湾弄得太糟糕了，而国民党在这八年进行了很大的改革，这一次我们的小马哥（马英九）志在必得。”我们去到台湾地区各界，都能感到国民党的支持者们憋着一股子劲；接待我们的，也更多是国民党方面，像圆山饭店这样碰到民进党人士的情况很少。可能他们看到老水弄这一出，也有点吓到了，后来就尽量没有安排民进党人士与我们对话。
在台湾《2100全民开讲》节目演播室过一把做主播的瘾。《2100全民开讲》是台湾TVBS所制播的带状谈话性政论节目，因播出时间是21:00而得名。节目主要内容是邀请名家名嘴针砭时弊、评论政策与政治人物言行。
当时的台湾地区，有一种“改朝换代”的躁动感，国民党支持者和国民党的“候选人”马英九卧薪尝胆、厉兵秣马，誓要夺回“执政权”。而台湾的民众也已经忍受不了陈水扁和民进党的极端“政策”把两岸关系带到剑拔弩张的危险境地。这是台湾地区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而且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面临着重大变革的前夜。
当然，我们那趟没有去台南，南部据说是民进党“票仓”所在，民进党的“理念”会突出一些。但是从台北、新竹、桃园、台中一直到高雄一路走下来，“变革之气”十分浩荡，特别是这一路陪同我们的“台湾商会”的一位女干事，她一路上跟我们讲了很多，对于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重新执政”一种强烈的信心，感觉势在必得，志得意满。
我发现，在台湾民间，的确存在一股很强的“想要独立”的民意。在他们的话语言谈中，会掩饰不住地、很自然地流露出这种情绪。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了一些抗议示威游行，发出“台湾加入联合国”、“拯救新台湾，让台湾有自己的个性”这样的呼声。但是反过来，我们这一路也听到很多其他的言论，比如“台湾如果离开了祖国大陆，跟祖国大陆的关系没有控制在一定的正常范围的话，台湾社会会越来越糟糕”之类。
我们那次去日月潭、阿里山这些景点，看上去就是一片萧条，虽然那时候可能也不是旺季，但是以台湾地区常规旅游来讲，一月份其实也是旅游的好时候——虽然天气有点冷，但是没有台风，旅游应该会很旺。但我们去的时候，满眼望去，一上午到那儿的，只有我们这艘船。而且周边很多酒店都关张歇业。我们游览完日月潭之后，在对岸岸边吃饭，偌大的一个度假酒店，也只有我们一桌客人。
我们的导游就说，两岸关系好的时候，祖国大陆游客能够多来的话，整个台湾地区的旅游还是很繁荣的。然后她就开始设想说，如果小马哥“当政”，两岸关系肯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起码不会再讨论“战争”啊、“独立”啊这样的问题；再把一些人为的限制放开的话，台湾的旅游经济肯定会发展得非常不错。但是我们当时看到的，只有冷清；传说中非常火爆、经常爆满的101大厦，我们根本就不用排队。
参观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时，我们那个陪同很感慨地说：“你看看，他们把这个弄成什么样了！”原来，纪念堂前面的广场，原来叫“中正广场”，有一个很大的中式牌楼，带点吴越风格，青砖灰瓦，江南韵味。结果陈水扁上台后，把广场改名为“台湾自由广场”，纪念堂也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
进到大厅后，正对着的墙那儿，有个蒋介石的雕塑，底座上有他写的一个“中正训”。这些虽然还在，但是所谓的“台湾自由分子”，就是主张台湾“自由独立”的人士和组织，打着“创意设计”的旗号，在那个纪念堂房顶上，挂了好多纸风筝，有几十上百个。导游跟我说：“你站在纪念堂门口，望过去，你能看见什么？”我说：“满眼都是纸风筝。”她问：“你能看到后面有个雕像吗？”我说：“哪儿呢？”找了半天，果然还真有一个。这就是民进党的“去蒋化”举措。
我们还去了孙中山的纪念堂，虽说民进党没有敢在“国父纪念馆”里吊乱七八糟的风筝来掩人耳目，但是感觉还是很冷清、很低调，只在门口有两个宪兵把守着，好像平常也不是对外开放的状态。我们的领队就说，民进党人“上台”后，为了宣扬“台湾独立”的思想，把所有还有国共色彩的东西都淡化。因为在国民党党章、信条、“宪法”里，蒋介石当年的想法，一直到今天马英九那儿，它仍是“中华民国”，两岸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核心问题是毫无疑问的“统一”。有分歧的只是，谁来领导这个中国。他们认为，他们是所谓的“中国合法领导者”。而民进党上台后，想要彻底改变这个，对外就称“台湾”，尽量淡化“一个中国”的色彩。
台北中正纪念堂。民进党为了消除蒋介石的影响力，在纪念堂里挂满了风筝，遮挡游客的视线。
其实，台湾老百姓对于蒋家王朝的看法，也分为好几个层面，很多老百姓，尤其是老兵，依然怀念着故土，怀念着自己的祖国，坚定地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个小岛。对于这些人而言，看到中正纪念堂的雕像被那些花花绿绿的风筝挡住视线时，内心一定是酸楚的。后来事实也印证，国民党人在马英九带领下一鼓作气，又夺回了“政权”。
我们在台北的时候，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吴敦义专门宴请了我们这个团。那时候，他们算是“在野党”；吴敦信后来当了马英九的“行政长官”，等于是他的“内阁总理”。宴席期间，他专门站起来跟我们说：“我们希望在下一次‘大选’中，我们能够获得胜利，如果我们获得胜利，第一件事就是要坚决明确地宣布，两岸坚决不能打仗，而且希望能够通行、通邮、通人，大的和小的范围全部能够实现。”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全部为‘小马哥’来加油，我们认为‘小马哥’获胜就是我们台湾的福祉，也是中华民族的福祉。”临走时，吴先生敦信还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个马英九造型的瓷娃娃。
我把那个瓷娃娃抱回来没多久，就在新闻里看到马英九获胜的消息。当然，我无意对马英九做评价，但是起码从那以后的这些年，直到今天，海峡两岸总体关系还比较平稳。后来，我在北京，还跟一些在台湾认识的、不赞成“台独”的朋友吃过几次饭。
当事过境迁，他们就特别自豪，认为他们在那样的一个“严冬时期”，为两岸打破僵局做了一些贡献，消冰融雪。他们还说，现在阿里山啊、日月潭啊，人气爆棚，简直不得了。我们当时的陪同大姐还对我说：“你知道吗？水先生，你现在要想在圆山饭店吃饭，不提前两个月你是订不到餐位的。”
2．不一样的录像带
一路游走台湾，我们乘坐的都是接待方安排的大巴车，我从开车的司机那里了解到，这个车不是官方的车，是从一个旅行社租用的。车内的装饰很好，可能是专门为了接待我们，还准备了一些丝绒的窗帘；可能也是为了让外头看不见我们。车前有一个闭路电视，虽说台湾不大，但我们去的地方多，每天花在路程的时间也不少。所以，坐在车上无聊的时候，我都看那个闭路电视消磨时间。
我们刚到的时候，一坐上车，司机就开始放电视片，放的是一部纪录片《蒋宋美龄》，片如其名，讲的就是宋美龄的事情。我本想随便看看，没想到一下就看进去了。尽管我们之前已经从各种途径，包括一些能接触到的书和资料里，看到过关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故事，但是那个片子里面很多珍贵的历史镜头，我以前从来没看到过。
其中有一个细节，讲的是1941年，中国的抗战到了非常困难的阶段，国民政府几乎弹尽粮绝、捉襟见肘；而且那时候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美国还在摇摆，宋美龄挺身而出，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出使美国。这个专题片就描述她利用她自己的个人魅力，利用她从小在美国建立的人脉关系，利用她对于美国社会、西方社会的深刻了解，去做游说工作，为国民政府争取支持。事情的顶峰就是，她跑到美国国会做了一次讲演，片子里有当时的历史记录，隔了多少年，画面发白还跳跳闪闪的，但是宋美龄讲话的原声录音至今令人振聋发聩。
那个片子的解说也写的很好，宋美龄用她那带着点美国南部口音的英文，跟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打招呼，一上来就引用了一句圣经里面的话，当时一下子就征服了在场的几百号美国议员，全场掌声雷动、人心激动，效果非常好。在那之后，美国政府就下定决心要支持中国的抗战。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驼峰航线”，美国派了飞机和飞行员，组成“飞虎队”到中国的西南来提供援助，给了国民政府很多有形的无形的支持。
那个片子展示的就是当时那段历史，是我们生活在祖国大陆的人，视野所不曾涉及到的历史。它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谈到共产党时，也没用那种带有明显宣传意味的言辞去攻击、谩骂。我作为一个电视专业人员，感觉整个纪录片的风格很纪实，总体上也很客观，将历史资料用一种让你很舒服的语气讲述出来。
2008年时，我已经四十好几了。人到中年之际，会开始对过去的事情，历史题材的东西更感兴趣，这可能是人生的一种自然规律。尤其是以前我知之甚少的一些东西，能够亲眼得见，自然会让我兴趣浓厚。我注意到，大家都看这个片子看得挺入神。陪同一路跟我们介绍沿途风景，大家都客气地回应一下，眼睛还是紧紧地盯着悬在前方的小电视。
《蒋宋美龄》播完之后，我们觉得大开眼界，问司机说你这儿还有什么？然后发现，他还真有不少。比如说，《蒋家王朝》把蒋介石到台湾，一直到蒋经国继任台湾领导人的历程全讲了一遍，他们在台湾干了些什么事，当时的台湾是什么样的情况，怎样从一个近乎于蛮荒状况的小岛，发展到所谓的“亚洲四小龙”，这个进程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再比如，还有《李登辉传》，李登辉当时是我们祖国大陆的“人民公敌”，是“台独”的始作俑者。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多少可以窥见他思想的脉络。还有《陈水扁传》，尽管那时陈水扁还是台湾的“领导人”，但对他的评价，在我们看来，也比较公允。
这一整套纪录片，配音、脚本、拍摄方式和资料来源，让我大开眼界。它并不是台湾当局或是国民党当局制作的宣传片，光碟在台湾市场公开出售。我也可以很客观很负责任地说，那里面几乎听不到什么“反共言论”，反倒是客观反映了国民党的很多“政策”失误和昏庸之处。比如说，描述蒋介石让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惩治腐败，制裁“四大家族”，遇到的那种现实困难，盘根错节的种种利害关系，都有详细描述。而且它还讲到，宋美龄当时亲自干涉，蒋经国就不能办谁家的亲戚，为此蒋经国和宋美龄还大吵了一架，后来蒋介石在中间做了个工作，蒋经国才放弃了法办那个人。
在《蒋宋美龄》里，讲到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台儿庄大捷等，描述了当时中国军队是如何英勇抵抗，殊死一搏，提振中华民族的士气。不要笑我无知，那确实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原来危亡关头不仅是八路军在抗日，实际上国民党的军队也打了很多仗，国军也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380万国军阵亡将士，谱写了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抗战史，彻底破灭了日本帝国主义“三月亡华”的狂梦，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前些天，我看了一个国产剧里也有这样的描写，说明其实我们现在对那一段历史，也开始很透明了，比较客观，不再是自说自话了。这几年，我们的电视剧和电影里，开始真实地反映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军队发挥的正面而且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不小的进步。
当时，我们身处台湾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又看了这样的史海钩沉，感觉荡气回肠、心潮澎湃，对于历史的认知和结论，有了新的想法，对国共那场内战，包括今天的海峡两岸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我跟同行的人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片子引进，让祖国大陆的老百姓也看一看，对于我们做统战工作，对于海峡两岸交流都很有好处。因为在我的概念里，对待历史问题越公正客观，越容易形成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大家就能在一个平台上对话交流，而不是各说各话，那样只会南辕北辙。
当然，我相信，那个老司机有可能是听说我们是从祖国大陆来的，而且带有中央背景，也有意识地放给我们看看，他所理解的真实历史。我们一行人后来一块儿聊天的时候，也觉得，作为中国人，了解近代历史发生的那场变革的真实状况，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今天的国家是怎么来的。用历史的眼光看，任何事情都是有相互关联的，没有1949年那一幕，就没有今天，所有事情都可以在历史里找到因果和勾连。
那一路在车上看纪录片，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之旅，大开眼界，对于当年的国共之争，对今天的台湾问题，也有了一种“再认识”。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叶，中国发生了一场内战，相争不下的两个政党，背后代表各自的利益集团。国民党更多地代表资产阶级，有权有势的人，而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的穷苦民众。双方进行的是一场权力的争斗，和一次社会制度形态的选择。最终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
之后，蒋介石逃到了台湾，一心想要“光复大陆”。但是过了好多年，他看到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最后在绝望中死在了台湾。蒋经国“上任”后，实行的是一种“开明政策”，在他父亲失败的基础上总结了一些经验，好好地治理了一下台湾。他开放和开明的“政策”，使得台湾社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了飞速发展的状态，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
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最后也导致了台湾社会的一些不满，因为当时国际上的大趋势，很多国家都开始进入“民主化”，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一味地采用“高压统治”，到了一定程度，民众就会不满，于是就产生了民进党这样的“政治势力”。
最初，民进党只是要求一定的自由度和“治理社会”的发言权，但是恰恰由于国民党的打压，造成它后期的主张开始走极端。因为当时民进党寻求不了更多的支持者，就把目光转向了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这些人跟国民党没有感情，跟我们新中国也没什么感情，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新中国就是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民不聊生、没有自由。他们与我们之间有长时间的隔绝，对祖国大陆也不了解，加上国民党在宣传、舆论上的灌输，他们产生了一种思想：我就是台湾人，我们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民进党和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都是当时在台湾被国民党镇压、压迫的底层，他们在一起碰出了火花，形成了一股合力，他们不在乎海峡两岸能否统一，只希望在他们生活的那一片土地上幸福生活，这就催生出了后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要求台湾成为“独立国家”的势力。蒋经国死后，李登辉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种思潮。于是，他借助改革国民党，开始玩弄手段，一步步放开了“台独”势力的笼子。可以说，“台独”势力是被养虎为患，一点点养大、一点点姑息出来的。
其实很多去过台湾的人都会说，台湾跟祖国大陆太像了，无论文化传统还是风俗习惯都是一脉相承的，到台湾根本没有“出国”的感觉。在台湾，你照样吃着火锅、烧烤、羊肉串、山东的煎饼、四川的麻辣烫，都是地道的风味，一点也不需要适应，你感觉那里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
现在，尽管马英九的国民党又重新“执政”，但马英九毕竟是一个政客，他会根据潮汐的变化调整“政策”，他抛出了一个所谓“三不”：“不统、不独、不武”，作为跟祖国大陆处理关系的原则。我感觉这是个略带投机色彩的策略，“三不”之间是互相关联、互为条件的，翻译过来的大致意思是：你不统一我，我就不独立；我不独立，你就别打我。也就说，他给自己留了一定的后手，要看台湾民意的变化趋势再判断下一步怎么走。
马英九最近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台方的“两岸政策”是在“宪法”架构下，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现状，并且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事实上，过去20多年来针对该议题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将近80％、甚至超过80％的台湾民众，都支持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现状，我们认为这其实很接近台湾的主流民意。
而今天台湾的民意是怎样的呢？它不是1949年蒋介石刚刚跑过去时那样，也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蒋经国统治时期时那样，也不是李登辉、陈水扁统治时那样。一个客观现实是，台湾有些地区的老百姓，跟祖国大陆没有什么情感基础，有一种“我做自己不好吗？”的“自觉”意识苗头。我听台湾朋友说，若干年前，你要是在台北大街上，碰到一个1949年过来的老兵，你跟他说，老先生，让我们台湾独立吧。那个老兵会毫不犹豫地抽你两个大嘴巴子，然后大骂你一顿。但今天，“台独”势力在台北街头可以公开集会，高呼“台独”的口号，而路人们多半选择视若无睹。
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假如两岸交流继续隔膜，会让这样的思潮越来越加重，“台独”势力也会越走越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民众离祖国大陆的情感、血脉、文化，也会越来越远。我们之间的距离会变得越来越大。真到那一天，也许会有人铤而走险，真的迈向“独立”，而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
在日月潭边上，有一家酒店，叫作“涵碧楼大饭店”。据说蒋介石来到台湾后酷爱日月潭风景，觉其灵气逼人，便钦定涵碧楼为个人行馆。涵碧楼矗立在涵碧半岛最顶点，可以俯瞰日月潭、远眺远处的光华岛。蒋介石喜欢在日月潭边上的涵碧步道散步，每每眺望到对面光华岛上的一座山峰，都觉得山峰轮廓特别像自己母亲的侧脸，于是他就让人在那个山峰上修了一座慈恩塔，在那里安葬了母亲王太夫人的灵位，以此寄托他对母亲的思念。
走过“两蒋”时代之后的涵碧楼，曾一度随岛内清算蒋家的政治现实而迅速衰败，在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中，涵碧楼不幸坍塌损毁。现在在原址修建的涵碧楼大饭店，就是台湾中部最大的地产巨头——乡林建设集团投资开发的，建筑设计风格简约，禅味浓厚，但是超五星级的规格，让其跻身台湾顶级豪华酒店。
坐在游览船上，看着烟雨蒙蒙中的日月潭，听着台湾陪同介绍那往日斯人斯事，我忽然回想起了几年前和好友刘欢在海南岛的一幕。2005年，我和刘欢相约一同前往三亚蜈支洲岛度假。蜈支洲岛是三亚最美的旅游度假景点之一，老板是我一位“大哥级”的好朋友，对我和刘欢的到来给予了最高端的接待，破例把岛上平时不对游客开放的“岛主别墅”让我们哥俩享用。
入夜，我和刘欢坐在“岛主别墅”的露台上，喝着啤酒，望着深深的大海，海阔天空般地神聊起来。也许是触景生情，不经意间，我忽然哼唱了一句老歌词：“我站在海岸边，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刘欢听到后马上加入了进来。于是，在那样一个夜晚，在南中国海边的一个小岛上，两个上世纪60年代生人，一个中国顶级的专业歌唱家，一个“五音不全”的中国记者，将一首男声二重唱抛向了遥远的夜空：
我站在海岸边，
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
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
阿里山林涛在耳边回荡，
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
我们日日夜夜，
把你们，
挂在心上……
后来，刘欢重新翻唱了这首歌，并把它收录进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60年代生人》中。对于一代代中国人来讲，台湾在我们心中是刻骨铭心的，也是骨肉相连的。尽管历史的喧闹几度使它漂流，但它从未离我们远去。沧海桑田，春去春又归。
第八章
Chapter 8　央视老兵
2013年，曾经一度红遍大江南北的《东方时空》栏目迎来了创办20年的周年。在这个有点“致青春”意味的聚会上，我们这些“央视老兵”们畅所欲言地追忆往昔，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似乎在感叹辉煌不再，又似乎惺惺相惜。每个人，都有大段大段的回忆，有关于那时候的青春澎湃，在无序中的奋力拼搏，不惧失败的尝试和突破边界。说到最后，说得最多的，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情怀。
2013年，曾经一度红遍大江南北的《东方时空》栏目迎来了创办20年的周年。为了纪念《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台里举办了一个低调的纪念仪式，但是那天我有事，很遗憾地没有参加。当天晚上，我出席了一个小范围的聚会，参加的人有《东方时空》开播的几位核心领导人，人称“东方时空七君子”的孙玉胜、孙克文、时间几人，还有我曾经的“黄金搭档”盖导盖晨光，当然还有白岩松。在这个有点“致青春”意味的聚会上，我们这些“央视老兵”们畅所欲言地追忆往昔，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似乎在感叹辉煌不再，又似乎惺惺相惜。每个人，都有大段大段的回忆，有关于那时候的青春澎湃，在无序中的奋力拼搏，不惧失败的尝试和突破边界。说到最后，说得最多的，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情怀。
左起：崔永元、孙玉胜、敬一丹、方宏进、我、白岩松。这张照片太珍贵了，曾经的“五大名嘴”极少合影，尤其是与孙玉胜副台长在一起。孙台是中国电视新闻界的传奇人物、中国新闻改革的前锋人物，《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都诞生于他的手中。
提及20年前，大家七嘴八舌有很多话讲，“你记得吗？咱们那时候能24小时不睡觉……”“小白，那时候你香港报道驻港部队，还记得吗？”“小水，你那时候翻外交部宿舍的墙头……”“上次你审那个片子，到后半夜5点了，还不睡，记得吗？”话语间，眼睛里，充溢着无比怀念的光芒。然而，当话题回到了当下，大家好像都没有了豪气，没有了热情。往往都会先叹一口气，然后冒出一个语气词：“哎……”
《东方时空》是中国电视界新闻界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和创举，这几乎是公认的。它给中国电视新闻带来一场革命，与此同时，《东方时空》以及之后一脉相承推出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栏目，又催生出了一批优秀的电视新闻人，这其中就包括栏目的主持人，当时名噪一时的“四大名嘴”——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崔永元（排名不分先后）。
1．我和白岩松差点打了一架
2004年的一天，我和白岩松差点打了一架。
那是在当时我俩共事的新闻评论部，梁建增主任的办公室里。打架的理由很无厘头，当时白岩松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我是《国际观察》的制片人，两个栏目的选题发生了撞车，我们各自坚持，互不相让。梁主任试图在电话里协调，却遇上我们两个比较轴的人，既没有说服我，也说服不了白岩松。
梁主任把我们俩叫到办公室当面协调。我俩越说越激动，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话里话外开始出言不逊，梁主任劝也劝不住，在一边束手无策。某个瞬间，白岩松拿手指着我，我拿手指着他，眼看就要大打出手了。
几秒钟后，我们俩却突然冷静下来。
白岩松后来说，那一瞬间，他突然想起来，这么多年跟水老哥并肩作战，经历风风雨雨，这是要干吗呢？我当时也想到，我们是兄弟啊，真要动手吗？
冷静下来之后，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也没有更多的话。我摇着头，指着他说：“你呀，脾气太爆！”白岩松也不示弱：“你呀，也不是什么善茬，这西北人脾气跟个巨雷一样。”话音未落，我们俩就抱在一起。梁主任被这氛围感动了，也加入进来，我们仨抱成一团，热泪盈眶，一笑泯恩仇。
我和岩松一样，都是倔脾气。在做节目、干新闻的事情上争取到底，竭尽全力，从不轻易放弃。比如说，我们报了一个选题，领导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不让做，我们会去找领导理论，不管他是多大的官。
说起来，白岩松比我更执着，甚至更强势。他对新闻理念的追求近乎于疯狂和霸道。他认准了的选题，他想要表达的话语，一般人很难说服他改变。他可以因为一个选题被“毙”，直接冲进台长的办公室，吵架一般地劝领导改变主意。前不久，他还因为一个选题，站在直播间外的楼道里，跟孙玉胜副台长大吵一架，以至于我们内部纷传“岩松和孙台闹掰了”！其实，作为20年前我和白岩松的“伯乐”和领路人，孙玉胜副台长何尝不知道白岩松的为人和性格？他要是蔫不出溜没意见，那才是真有问题了！
白岩松还是个“话语霸权”者。他有极高的语言组织能力，是那种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才能，同时，他也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持人。
当年，《东方时空》推出了一个主持人“独口秀”的小版块《面对面》（此《面对面》非后来王志主持的彼《面对面》）。每天的节目中，我们主持人要面对镜头，就一个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评论，时间是三分钟。当时规定，这三分钟的词要当天节目的主持人自己写。
我因为学习英语的缘故，说话写作比较“西化”，喜欢用从句、倒装句，而且写起文章来前思后想，来回斟酌。一篇三分钟的千字文，总要花上两三个钟头才能完成。而白岩松就比我手快得多，唰唰唰，半个小时搞定。用我们编导的话说，他就是在“喷”。有时候，他干脆连写都不写，拿张小纸片写几个要点，直接上电视“喷”了。正是有了那一段的磨炼，现在他一个人面对镜头，“单喷”上个把钟头不在话下。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是他肚子里有货。白岩松是个非常勤奋的人，他博览群书，又善于思考。他当制片人的时候，每周要向手下编导推荐一本书，都是他已经读过认为有价值的书。他的兴趣也很广泛，音乐、哲学、体育，甚至外语。
前些年，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哥们儿，我正在学英语。”
我开玩笑说：“怎么，想抢我的饭碗？”
他严肃地回答道：“不是，没有语言实在不方便，咱现在做新闻已经不分国内国外了，得学点啊。”
至于白岩松对体育，特别是足球的热爱，那简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为了踢足球，他至少被踢断过两次腿；为了评论中国足球，他甚至酒后上直播，招致观众非议，还被领导狠狠地尅了一顿。其实那也是为了工作。
那天晚饭，他奉命代表央视与“神舟飞船”航天中心的团队联欢，目的是搞好公关，以便日后央视的直播能够更加便利。他本想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因为当天晚上有直播，他还憋了一肚子话，要好好评一下不争气的中国足球。不想，当天双方的气氛实在是太融洽了，情之所至，蒙古族的豪爽劲儿一上来就挡不住了，多喝了几杯。其实，当时他自己感觉没问题，直播时也没说错话，只不过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出白岩松喝酒了。事后，他还是很懊悔的，跟我说：“再不敢了，后怕啊！”
白岩松对中国足球有着强烈的情感和强烈的意见，他曾经在节目中，用“十问”尖锐地指出了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问题所在，在其他媒体中一度被“狂转”。在许多专业足球人士看来，那“十问”可谓针针见血，直指问题本质。
不过，与他对足球的真知灼见不同，他对球赛结果的预测却很糟糕。记得那还是早年间，白岩松约我们几个《东方时空》的同事朋友，去他家喝酒看世界杯，大家争相对几场关键比赛进行预测，并下了赌（一顿饭）。事后，我们发现，凡是他猜要获胜的球队，几乎全军覆没，而我这个“伪球迷”押中的球队，反倒全赢了。从那以后，很少见他再预测比赛结果了，也许是害怕自己像球王贝利那样，真的成了一张足坛“大嘴”吧。
我们俩刚刚“出道”的时候，有一次一起去天津跟当地电视同行交流，现场有人问我们俩，是不是会暗自较劲，争当央视所谓“一哥”？
记得当时我们俩相对一笑，共同果断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从那之后的二十年里，我们做到了当时那个承诺。二十年里，我们有过较劲，有过相互比拼，甚至像2004年那次，因为各自栏目选题争执不下而红过脸，但那些都是新闻和主持业务意义上的较劲。
到今天为止，不论是香港回归报道，还是伊拉克战争；不论是我采访了几百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他在各种场合针砭时弊，纵论天下；更不论是他多么“红得发紫”，意气风发，而我又怎样处处碰壁，消沉低落，我们都会真心为对方的出色喝彩，为对方的失落而不平，为对方的痛苦而悲伤，为对方的思考而共鸣。
在我和白岩松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哥”，更不存在争风吃醋，相互“挖坑”，你死我活。我们之间有的，只是两个中国新闻人，对新闻和人生共同的探索、追求与不甘，以及战友般的惺惺相惜。正是因为如此，当2003年我抗命重返巴格达的时候，才会第一时间想到让他去替我为领导求情，允许我们继续在伊拉克报道。若干年后，当他在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老哥，为你平反！”那几个字时，我明白，这些年来，白岩松了解我内心的委屈、挣扎与不甘。
当然，这些年，白岩松的心中，也时常涌动着对理想的上下求索，和对现实的无奈与愤懑。相比之下，最近这些年白岩松在央视内外，依然保持着比较高的“出镜率”和知名度。他不仅主持着两档固定播出的栏目《新闻1＋1》和《新闻周刊》，而且央视的各个大型直播和重大新闻报道，也都有他的身影；而在社会上，他被看作是意见领袖式的人物。一度，网上还在盛传所谓的“白岩松语录”（他自己辟谣说，那个语录有一大半都不是他说的）。
但我知道，这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他并不在意自己每周主持多少期节目，出多少镜头，也不会得意于垄断央视所有的屏幕（那在现在也是不可能的）。他的心中，新闻的价值和社会效应，是第一位的追求。为此，他会顶住压力，毫不留情地在节目中质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甚至大骂某教授为“脑残”。因为，他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新闻人，一名央视主持人的责任。
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大时代”，我们的新闻，我们的电视，应该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而不是被这个时代牵着走。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人更希望坐在历史上演的前排。
白岩松比我小五岁，在我眼中，他就是个小兄弟。大概五年前，我的头发就开始花白了。刚开始是一根两根的白发，后来就如雨后春笋，一片一片，满头的“杂毛”。为了上电视，当然也为了那点可怜的虚荣心，我只好咬牙染发。
几年前，看见他写文章感叹自己白发上头。当时我还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小兄弟肯定是看见几根白头发就多愁善感，少年不知愁滋味。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我无意中发现他的头发的确已经大片花白了。
我不禁感慨地说：“兄弟，你也白了？！”白岩松答道：“是啊，早白了。刚开始我还拔呢，后来就拔不过来了。算了，就它吧。”
2．崔永元辞职
小崔辞职了。
这也许是2013年中国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
“仨哥们儿”。崔永元、白岩松和我性格各异，却又是感情十分深厚的“小伙伴儿”。。
崔永元真的从央视辞职了。这件事我是从网上得知并后来确认的。但我并没有感到意外。
几个月前，就是在参加了《东方时空》20周年那场小范围聚会之后，晚上回到家中，我给崔永元发了个短信。我问他怎么没来参加《东方时空》的聚会，大家都很想念他，找个机会我们一起坐一坐，大致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时并没有指望他能回复，因为，崔永元是个大忙人，一般情况下，他不太回复短信，这是朋友们的共识。不想，没几分钟，他回复了我，告诉我他在外地，还问我聚会怎么样？于是，借着点酒劲，也受到之前在聚会上大家普遍的伤感情绪感染，我发了一通牢骚。也许是听出来我的情绪不好，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崔永元直接拨通了我的电话。
“水，别伤心了。我不干了，这回真辞职了。”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临了，特别叮嘱我：“这事儿目前绝密啊。”
放下电话，我心潮澎湃，也感慨万千。我依依不舍地又给他追发了一条短信：哥们儿，我支持你。别忘了，你干好了给我也找个下家。
崔永元回答说：不成问题。
几个月后，网上开始出现了他要辞职的传闻。这期间有一天，崔永元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搞一项针对孩子们的捐助活动，问我还有没有以前写过的《前沿故事》一书，可以给孩子捐一点出来。我顺便就问他关于辞职传闻的事。我说，你上次说辞职那事网上在传呢，你真要辞吗？他回答道：“我都和罗台（央视副台长罗明）谈好了，辞了。”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就说：“那好吧，你哥们儿多保重吧。”
其实，崔永元要辞职，这话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甚至在我们的概念里，都有点“狼来了”的意思。但这次“狼”真的来了。虽然有点意料之外，但的确是在情理之中。这当然要从《实话实说》和他的抑郁症说起。《实话实说》是崔永元的里程碑，是他事业的巅峰。《实话实说》成就了他，也在他内心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甚至“诱发了”他的抑郁症。
二十年前，在《东方时空》带动起的电视新闻改革浪潮中，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其实就好像处在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候，我们是亢奋的，投入的，甚至是疯狂的。我们会为了一期节目“24小时等你”，吃方便面，睡办公桌，没日没夜。为了让节目好看，我们会挖空心思设计、策划、推敲每一个细节。通宵达旦开会、看片，在那个年代是家常便饭。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收获了成功，赢得了赞誉。但是，慢慢的，我们中的不少人也为那样的激情和疯狂付出了代价。崔永元就是其中之一。
崔永元是个完美主义者。《实话实说》创办后，崔永元既是主持人，又是栏目的主创人员之一。为了让每一期节目好看，有创意，他和团队吃住在办公室，每日里茶不思饭不想绞尽脑汁寻求突破。渐渐地，崔永元失眠了。祸不单行，恰恰在那个时候，《实话实说》栏目遇到了发展与安全的问题。
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小崔后来猛批的“万恶的收视率”。经过了初期的闪亮登场与成功，加上央视在收视率统计方法上的不尽科学，《实话实说》收视率开始下滑，栏目组内外压力骤增，崔永元更是焦虑不已。而所谓“安全”问题，主要是栏目的选题屡次因为“导向不正确”，遭到上级领导的点名、批评，甚至“枪毙”。双重压力下，终于，崔永元病了。而且，这一病使他永远地离开了《实话实说》，而《实话实说》栏目也因为他的离开，在经过了一段惨淡之后，寿终正寝。
据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李挺回忆，有一天，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带着《实话实说》栏目的主编海啸来找他，告诉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小崔病了。李挺主任说，他当时对抑郁症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这种病的严重性和可怕。当听了陈虻和海啸的描述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陈虻他们又来找他，说小崔自己提出要休息一段，并推荐了一位女主持和晶来替班。李挺主任说，当时他就意识到，崔永元恐怕不会再回到《实话实说》了。
李挺主任的判断是对的。在那之后，崔永元消沉了，他似乎对电视，对他倾注了心血的栏目失去了兴趣。很久，人们看不到他出现在电视上。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提出，想再搞一个栏目，是关于电影题材的。
作为新闻中心的主任，李挺说，他当时并不看好这样一个跟新闻不沾边的栏目，只是觉得，只要崔永元有兴趣还干电视，哪怕就是为了给他治病，也值得考虑。于是，在离开《实话实说》栏目一段时间后，人们在电视上又看到了崔永元和他的新栏目《电影传奇》。
几年后，我和崔永元就抑郁症有过一次专题讨论。那一次，是他在帮我。
2005年，我哥哥突然患上了抑郁症，遍求名医之后，我找到了崔永元。之前，我曾经很顾虑，怕小崔不愿谈这个话题。没想到，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于是，有一天的下午，我俩坐在新闻评论部一个临时办公地点的餐厅里，进行了一次长谈。
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抑郁症是一种越来越常发的疾病，它有遗传的因素，也有环境等外因的促发。我还知道了，抑郁症患者内心真实的活动，以及他们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小崔告诉我，他发病的时候，对别人的态度是高度敏感的，几乎是软硬不吃。他说：那时候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你的节目真不错，我肚子里会想，哼，你是眼红我吧。反过来，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最近节目收视率一般啊。我心里会说，你懂个屁，你还不如我呢。有时候，白天有人无意对他讲了一句话，他会琢磨一天，到晚上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半夜拿起电话向那人问个究竟。
看着他在那里像个专业的心理理疗师一样，帮我一点一点地讲解，我无法想象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更无法想象他心中的痛苦。那个下午，我感受到了他的脆弱、敏感，当然更主要的是，他的善良。因为，到最后他也不忘耐心地出主意，教我如何开导我的哥哥。他说：“你就跟你哥说，没事，有我呢，我一定会站在你身边。你要给他希望。”
正是有了小崔的这番现身说法，我对症下药，找到了帮助我哥的方法，并使他在半年多后，成功地从抑郁病症中走了出来。后来，当我告诉崔永元我哥哥的情况好转时，他还不忘提醒我，抑郁病是会复发的，一定要注意。
我和崔永元不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铁哥们。但我的理解，我们是那种心有灵犀，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关系。二十年来，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栏目和事业。虽然偶尔会有短暂的交流，但都谈不上深入。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典型的追求完美。他基本上不抽烟不喝酒，有点洁身自好。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崔永元跟我和白岩松一样，遇到什么不爽，找几个朋友，喝顿大酒，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也许就不会睡不着觉，得抑郁症了。
《电影传奇》之后，崔永元又做了几档栏目，包括《小崔说事》和最近的《谢天谢地你来啦》，但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些似乎都不能令他满意。给我的感觉，他一直处在一种纠结之中。这纠结有他对自己巅峰时期的耿耿于怀，更有对世态炎凉的不满，以及我们所处现实的无奈。于是，在五十岁的时候，崔永元做了一个勇敢的选择——离开他为之奋斗了20年的央视。
坊间对他的辞职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为了挣大钱，有的说他想从事教育，更有知情者爆料说，《谢天谢地你来啦》栏目在中央电视台连个名分都没有，经费不足，每次请嘉宾不给人家钱，害得小崔每每亲自出马，利用自己的名气欠那些嘉宾的人情。终于，小崔忍无可忍，愤而离去。
这种说法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前不久，当我听说央视一个频道每期节目花150万，请凤凰卫视的一位知名主持人和他的团队“友情客串”时，我还真有点相信了。但仔细一想，崔永元还不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问过他的真实想法。但我猜想，他一定是不愿再这样混下去了。他看到了现实，他知道自己还有梦想与追求。他希望趁自己还不算太老的时候再拼一把，就像二十年前他在《东方时空》那样拼一把。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想。
3．大姐敬一丹
敬大姐是我们内部对敬一丹的尊称，和年龄、辈分无关。因为，在我们看来，敬大姐就像一位关心、照顾我们的大姐姐。更重要的是，敬大姐在做人做事，对待名利方面是我们的榜样。
当我和白岩松、崔永元一起跳槽加盟《东方时空》，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敬大姐早已是央视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了。那时候，她主持的《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深入人心，而敬大姐的知名度，是我们这些“野路子”半路出家的小年轻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当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我们听说敬一丹要加盟的时候，真的是既意外又压力巨大。
你想，对我们这些当时还对电视处在懵懂状态，凭着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闯荡的门外汉而言，敬大姐这样的“大腕”和我们并肩而坐，那我们岂不会死得很惨吗？我们感到意外，那是因为当时《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初出茅庐，还并未得到观众的认可，敬大姐肯放弃《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这样的著名栏目，投身我们，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脑子进水了”。
我与敬一丹主持新闻评论部年会。我是敬大姐眼中的小弟弟，我们相识于风华正茂的年纪，现在我们是相互知根知底的老朋友。
我们的老领导孙玉胜曾经回忆说，敬一丹是他力主要“挖”的，不过当时他打电话邀请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生怕她瞧不上我们这座小庙，所以基本上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但是，让孙玉胜没有想到的是，敬大姐不仅当场答应了，而且还反而怯怯地问他：“您看我行吗？”
敬大姐后来当着我们的面，坦诚地说出了她当时的心态。她说，其实当时她还是有顾虑的。一方面，《焦点访谈》是个全新理念的新闻评论性栏目，对已经习惯了以一个播音员的角色，拿着编辑写好的稿子，在话筒前主持的她来说，《焦点访谈》当时追求的记者型主持人对她不是没有挑战；另一方面，大姐说，当时看到小水、小白他们那么年轻，有闯劲有干劲，还有特长，她就想：会不会有一天被他们甩下来啊？然而，敬大姐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盟《焦点访谈》。她回忆说：“我又一想，跟这么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跟这么一个有创新追求的栏目一起打拼，一定很有意思，况且就是被他们比下来也不丢人。”
说起来，敬大姐年龄并不算很长，比我就大几岁。但我感觉，她要比我们几个成熟得多。这可能和她插过队下过乡有关系。这么多年来，央视发生了许多事情，又有诸多的变故：栏目被调整、领导被调走、部门分分合合、节目起起落落，然而，在我印象里，敬大姐始终荣辱不惊，不计得失，一颗平常心面对一切。
就像许多单位一样，央视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不仅是栏目，对人也是这样。出现了更年轻、漂亮的主持人，马上力推。自然，老人老面孔多半就会渐渐“失宠”，失去机会，甚至任凭自生自灭了。敬大姐也会遇到这样的“潜规则”。
曾经，我们《焦点访谈》的几个主持人每个月轮流平均主持节目，我稍微有点例外，原因是我主攻国际大事，只有在国际上有重大突发事件时，我才采访主持《焦点访谈》。而敬大姐他们几个则是平均分配的。然而有一个时期，某位主持人却是大放异彩，频频出现，几乎独占了整个栏目的主持机会，像敬大姐他们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轮到一次机会。
记得有一次，我和白岩松替敬大姐打抱不平，嚷嚷着要找领导说理。敬大姐却反过来劝我们。她说，我这样也挺好啊，我可以多跟着编导下去采访，了解事情，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挺好，比坐在演播室里强。
类似这样的情况，这些年发生过不少，但我没有听到敬大姐抱怨过一次。偶尔，我们“四大名嘴”聚在一起，忆往昔，砭时弊，而当我们看到敬大姐乐乐呵呵，淡然的笑容时，又会自觉无聊，自叹弗如。
敬大姐说起我，提到最多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曾经为她泊过车。其实那件事到现在我根本就记不清了。但敬大姐却每次都能描绘得栩栩如生，并且还把我形容得特别威武高大。
她说，有一天她在电视台大院里转了几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但刚刚学会开车的她，却怎么也没办法把车停好。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在她的车窗前。敬大姐形容说：“小水当时拉开车门，对我说，大姐，你下来，别管了，我来吧。”只见我上车，动作麻利地三下五除二就把车停进了车位。
“那动作，那技术，漂亮！”敬大姐回忆道，表情里透露着类似一个大姐姐对自己小弟弟成长的自豪。这些年来，无论我得意还是心灰意冷，敬大姐的问候总是让我感受到温暖。有一次，我直播完节目，看到敬大姐发来了一条短信：节目不错，人也很帅，就是眼神不亮，眼袋有点重，多注意休息啊！
那一刻，一股暖流从我心中升起。我仿佛又回到十几年前，做完节目，在电话里听到老父亲说，节目很好，就是有一个字你读错了。
敬大姐理解我这些年一直对《高端访问》栏目被撤销而耿耿于怀。2012年，我得到了一对双胞胎。敬大姐第一时间送来了祝福。而她的祝福竟让我一时差点潸然泪下——“小水，祝福你，得到两个小宝宝比你采访一百个国家元首都幸福，尽情地享受吧。”
4．怀念战友陈虻
陈虻是在2008年12月22日晚上走的。
通知的短信是白岩松发的，就四个字：陈虻走了。
那个晚上我正和几个同事喝茶聊天。之前已经知道陈虻住院了，而且知道陈虻得了癌症，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是看到这个短信，我心里还是感觉有如晴天霹雳。
在他住院期间，我曾经和几个同事去看望过他一次。当时他人事不省，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我只能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一下他，也没能跟他说上话。感觉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河流，却在眺望对岸那个曾经亲密的身影。
接到白岩松的短信，我马上赶往医院。进门时，老领导孙玉胜和李挺刚好从医院里走出来。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这两位陈虻的老战友、老朋友低沉着脸，眼含热泪，冲我点点头，只淡淡地说了声：“去看看吧。”
我直奔陈虻的病房，正好看到人们把陈虻的遗体推着送往太平间，我冲到前面，却只看见白色被单遮盖下的他被无声地推过，转瞬在我面前消失了。我失去了控制，一边仰着脸朝天破口大骂，一边冲着旁边的一个垃圾筒狠狠地踹了几脚。
深夜12点多的时候，我在太平间门口的空地上，扯着嗓子在那儿骂天骂地。我不知道在骂谁，但我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把这么才华横溢的一个人，一位我们许多电视人至诚的战友，在47岁的年纪就匆匆带走，连说一声再见的时间都没留下。
看到我那个样子，现场不少人跑过来安慰我。我红着眼睛，问一直守到陈虻生命最后一刻的李伦（陈虻的大弟子，时任《社会记录》栏目制片人），陈虻最后留下什么话了没有，李伦告诉我，陈虻到最后基本上是昏迷的，说不出完整的话，但好像总是在嘴里念叨着几个字。李伦说：“我凑近了费劲地听，才听清他在说‘话语空间’这四个字。”
听到李伦说出这四个字，我感觉胸口就像被重重地击打了四次。“话语空间”，这四个在陈虻弥留之际还在念叨的字，其实浓缩了我们这一代电视新闻人，十几年来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的目标。
十五年前，包括我和陈虻在内的一群年轻人，或舍家抛业，或义无反顾，或慕名而来，或误打误撞，怀着一腔热血和对新闻事业的理想，加盟到中央电视台大旗下，在《东方时空》这艘快艇上打拼。陈虻就是这批人中的代表，他的精神、品质、理想以及执着，代表着我们这群人追求的共同目标——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以及在新闻节目中表达真实的“话语空间”。
不幸的是，就在陈虻离开前后的那几年，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我们对“话语空间”的追求，遇到了有形无形的压力与扭曲，我们的空间开始四分五裂，我们的队伍变得分崩离析。有细心的记者当时写道：2008年，中央电视台迎来了50周年台庆。这一年，陈虻热爱的（也是工作了十几年的）新闻评论部解散，部门重组。也是这一年，陈虻走了。
《东方时空》的另一位创始人，《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在悼念簿上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是战友，你走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现在战友没了，战壕也没了，冲锋也没了。
生活不规律、过度劳累、体能透支，几乎是我们这些人的通病。我们也时常抱怨没有正常的日常生活，工作像机器一样，活着干，死了算。但陈虻的离去，似乎又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重压。看到他离去，很多同事、朋友都联想到了他在职业理想与现实境遇间的辗转。所以，当时在我们对他的追忆中，在我们的热泪和哀悼中，我们更伤感于一代电视人的青春远去。我们的眼泪，为陈虻而流，也是为自己而流。
正是夹杂了这样一种悲情色彩，陈虻的去世和之后的告别仪式，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很多新闻业同行们也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就像白岩松写到的那样：“好像所有人都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是这样，但又不是。这次因为陈虻去世，在同事乃至同行中爆发这样大的情感，我感觉这可能并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结束的感伤和喟叹。我们骨子里是因为眼看着一个兄弟就这么倒下了，而你无能为力。”
陈虻是《东方时空》的创始人之一，《东方时空》子栏目《生活空间》的制片人，后来成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算起来是我的领导。我们俩年龄相仿，经历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人生轨迹差不多。我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的大学，在八十年代中期分别参加工作，所以我俩更多是以哥们相称，关系非常平等，也互相欣赏，既是同事，也是朋友。
记忆中，在《东方时空》初期，我还找陈虻走过“后门”。
我在《焦点时刻》当记者时，去济南采访报道，在那儿认识了济南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她跟我们合作做了一期节目，反映济南工商银行一件好人好事。这个记者后来就跟我变成了朋友。她当时很有抱负，但对新闻报道不是特别感兴趣，特别热衷于拍纪录片、专题片、电影。她把《生活空间》看了很多遍，觉得这个栏目特别好，也是能够实现她抱负的一个地方，而且她对陈虻当时也是如雷贯耳，想要拜他为师。
这位女记者后来到北京找到我，向能不能帮忙让她见一下陈虻，看看能不能将她从济南台调到中央电视台来。我答应了她去问问看，然后就给陈虻打了个电话。陈虻很客气，问：“水兄，有什么事？”我向陈虻推荐了一下这位记者，他说，要到我这儿来，调进来是肯定不行的，现在我们用工制度就是这样，要不然这样，我这边可以先接收她，实习也好，临时在这儿来干也可以。
那个时候我们各个栏目有权自己聘人，只要部门认可就行，不像现在必须得是央视台聘或是企聘。陈虻答应得很痛快，而且跟我说：“水兄你推荐的人肯定差不了。我们现在做纪录片的队伍太小了，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壮大我们的队伍，多多益善。”
那个女孩在陈虻那儿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毅然从原单位辞职，加盟了《生活空间》。之后，她一发不可收拾，频频捧得各种奖项，先是我们部门的金奖，后来是台里的金奖，再后来在国家级甚至国际上都在不断地获奖。陈虻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这女孩真不错，是非常优秀的编导。
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当年那个只身来北京，通过我投奔陈虻团队的小姑娘，已经成为一个名气很大的电影导演了。她就是李玉。
后来评论部分了又合，《东方时空》拆了又聚，起起落落很多次，我与他见面更少了，但见面一定会聊两句。
再后来，我们搬到了“南院”（央视新闻评论部临时办公地，因位于电视台以南故而得名），陈虻则成了评论部副主任。当了领导，他开始值班，经常审片子，包括我们的节目。这时我才老碰见他。他经常叼个烟，一头长发出现在南院某个合成机房里面，身后站着一二十个人，在那里侃侃而谈审片子。那些年轻的编导一个个毕恭毕敬，眼睛里充满崇拜之情，听陈虻给他们讲电视台的故事，以及做电视的理念。
有时候，我们在南院食堂吃饭，大伙都吃完了，这时候才看见他一个人走进来，弄点剩菜剩饭胡乱吃点对付一下。那时我就知道他胃不好，时常提醒他注意饮食，而他总是敷衍地一笑，说，嗨，没办法，片子晚上播，审完他们好编（辑）啊。
我们算是《东方时空》的老人，经过十来年的历练，彼此心照不宣。我知道陈虻过得不太如意，他是那种对电视特别痴迷的人，优雅、执着，有自己的理念。任何人都希望被认可，但和他一级平辈同等贡献的人来比，陈虻在升职上总是慢半拍，甚至跟他同时担任领导岗位的很多人早已经升迁了，但他还是在一个很基层的单位当个副职。直到前些年，在去世之前的几年，他才被提拔为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而且排名靠后。
我并不关心这些官场上的事，但一切也看在眼里。我感觉他没有被重用，内心有些失落。因为在我看来，他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有一年台里搞部门主任年终述职，我们这些栏目制片人要参加。那一年是陈虻最郁闷的一年，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但肯定是因为工作，以及他个人的境遇，还有身体状况。
轮到陈虻发言时，他拿出了事先写好的发言稿，那是三张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他手写的发言内容。他在发言中详细列举了他那一年的工作——审了多少片子，纠正了多少错误，开了多少会，负责了多少特别节目的策划、制作、播出，等等。之后，他话锋一转，对当时节目的状态，对一些制度、人事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以一种特别巧妙的方式，进行了委婉的批评。那口气有点春秋笔法的意味，听得台下的我心中暗自叫好。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对现状并不糊涂，他有自己的看法。那一刻，他像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在呐喊，而且是发自肺腑的。
述职会后，我在电视台门口碰到正在抽烟的他。我凑过去跟他说：“主任刚才的讲话很有个性啊！”他说：“我把我想说的说了，人家听不听那是人家的事，但是也就这么回事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陈虻才不是那种“我说了，你爱听不听”的人。他的那句在他离世后广为流传的名言，正是他人生追求的写照——“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崔永元和陈虻是多年无话不谈的好哥们，他有几段话写得非常好：
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他的长头发、他的箴言一样的话语风格，让人误以为他是活得非常逍遥、丰富的人。其实根本不是，他生活得特别单调。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试图把这种工作方式总结成切实可循的经验，其实那里面无技巧可言，完全是个吃苦受累的活儿。我相信，他有限的心血就是从那时开始过度消耗的。陈虻不光是栏目的负责人，他像一个主讲，像一所学校，培养了一批有这样的理念、意识、能力的人。一旦他们爱上了，就会坚持不懈，哪怕很痛苦、很寂寞，哪怕身体不行，哪怕累死。一个人学着干点寂寞但有意义的事，别天天想着干点什么来换什么，别天天想着取悦谁，讨谁高兴。别抖小机灵，老老实实在节目里卖傻力气、下死功夫——这些是陈虻教给我们的。
他是从基层干起的，懂得普通编导的艰辛。还有一点，他敢担责任。当官与创作，他知道哪个更重要……如果陈虻一心做官，以他的才华，他可以做更大的官，但他手里有一帮总给他惹麻烦的同事和兄弟，这些总在试探话语边界的朋友、哥们儿、同事断了他的官路。
不久之后，我对自己在央视，在新闻评论部的存在也产生了彷徨。有个下午我看见他办公室的门开着，陈虻一个人坐在那儿。我说：“我进来跟你聊聊？”他说：“行！”于是，我俩点上烟，那天下午聊了很长时间，关于人生，关于我们当时所处的一个环境，包括我们对新闻的一些看法，我发现我俩很多看法非常的接近，或者更准确地讲，我更接近他的一些想法。
那天我还跟他谈到一个意思，我说觉得很苦闷，看不到未来的路，怎么发展，“你有什么招没有？实在不行，要不我辞职跳槽，不干了？”我跟他说。因为当时我确实觉得好像干得没啥劲，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对前景产生了一些迷茫。
陈虻很语重心长：“哥们，这件事一定要慎重。”他说，央视这个平台其实是不可替代的，而且是个大平台，一旦失去这个平台，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它。我们现在所感觉到的种种限制和无奈，正是立于这个平台要付出的代价，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
“央视，你要看到它可取的一面。”他说，“只有在这里，你们才称其为水均益、白岩松、崔永元。设想一下，你要是在一个地方台，恐怕很多年你根本都混不出来。你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就没有这样一个影响力；你没有这个影响力，很多抱负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你想象一下一个地方电视台，还别说省级台，假如是市级台，甚至地区台，怎么可能把你派到伊拉克？你怎么可能一天到晚代表中国去采访这个总统、那个总统？你在这儿已经奠定了基础，未来的路和前景还是有的，只要坚持，肯定还会有机会。”
和陈虻之间的这一番“心灵对话”，帮助打消了我的彷徨。直到今天我一直很感激他的劝导。我也用怀念战友的方式来记住陈虻，因为他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同事，更是一个战友，是我们的一分子。他身上凝聚了很多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认同那种丰碑的说法，他用年轻的生命，铸造了我们不息的追随和怀念。
陈虻的离去，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离去，忽然把生活叫停，让我们停下来追忆，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也随他远去了。
但是一个人对喜欢的事业，新闻也好，电视也好，是不会停止追求的。每当怀念起陈虻，都会给我某种激励，想着把他的追求，他一直非常珍视的、等同生命的事业，做得更好一点。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也是对陈虻的一种安慰。
5．我的月薪26万？
大概是从2006年起，网上开始隔三岔五莫名其妙地流传一份央视名嘴的收入榜单。在这份榜单上，我一直名列前茅，甚至一度还是榜首。2013年最新的一份榜单上说，水均益的月薪是26万！
刚开始，榜单上说的还算靠谱。上面说，我们央视的十几位著名主持人年收入（包括各种津贴、服装费、化妆费等等）能达到近30万。老实说，按当时的具体情况，这个算法倒是不假，因为从2004年开始，电视台开始实行了一项激励制度，每年评选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根据评奖发放津贴。
当时每年评十个甲级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每月发15000元补贴，十个乙级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每月发10000元补贴，但这都是税前，还要交大概40％的税。评选的标准是根据一年来，主持人的工作量，所在栏目的质量，包括知名度，对央视的贡献等等。2004年、2005年、2006年，我连续三年被评选为优秀，两年甲等，一年乙等。我的技术职称是高级编辑，按当时电视台的工资标准，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五六千元，再加上一些国家规定的补贴，一年下来能有八万元左右的收入。如果被评为甲等的话，一个月税后还有一万多元的奖励津贴。另外，电视台每年还会有年终的广告提成、年终考勤等奖金，杂七杂八加起来，就能拿到二十五六万。所以，第一次看到这份榜单，我老老实实默认了。
但是很快，网上的这份榜单就涨价了。年收入变成了月收入，而且还涨了价，说我月薪有28万，排名也很靠前，可能因为我是正高职称吧。其实，我这个业务职称跟工资没有太大关系。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份榜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活”一次，在网上，甚至一些有影响的媒体上，会流传一段时间。每次“复活”，编造者都会有心地把它更新一番，最早的榜首是邢质斌，后来邢质斌退了，就变成罗京，后来罗京去世了，我就成了榜首了，过一段再看，又成李瑞英了。
更为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无论是电视台有关部门，还是媒体，也包括我们这些主持人自己，站出来质疑这件事。我有时会私下跟朋友拿这份榜单调侃，朋友们听了实情恍然地说：我们也一直想问，就是不好意思呢。因为这个，不知情的人会真的觉得我特别富有。
有一次，我母亲家的一个亲戚，打电话找我们家老太太：“老嫂子，能不能借我五万块钱啊，家里现在盖房子困难……”
我母亲就觉得奇怪：“你怎么想起来跟我借钱，我现在还让子女养着呢，哪里有钱？”
人家就说：“哎，你小儿子一个月能拿三十万呢。”
老太太说：“你胡说八道，听谁说的。”
“网上都在说呢！”
就这样，一份子虚乌有的收入榜单以讹传讹，一传就传了六七年，直到今天。说它造成了多大伤害，倒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客观上它让社会上对央视的主持人有一种富人的错觉，认为我们这些人开着几百万的跑车，住着豪宅，穿得珠光宝气，出入高档场合，一副“高端大气上档次”，新“土豪”的形象。其实，我们真的是比窦娥还冤。
工作中穿着西服、扑着粉的光鲜形象之后，我抓紧时间吃着“美味”——方便面。对我这样一个兰州人来说，一碗牛肉面胜过山珍海味。走下荧屏，所谓的“名嘴”也和大家一样，是个普通人。
很多人拿我们和影视歌明星以及一些地方台或者是自由职业者的主持人相比，认为我们可以代言做广告，可以走穴参加各种商业活动挣出场费。事实上，央视从来就是明令禁止主持人播音员做任何广告代言，也不允许我们参加商业活动。对于一些社会活动，也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当然，迫于生活的压力和抹不开的情面，我们偶尔也会“铤而走险”一把，捞点外快，挣一点“灰色收入”，补贴家用和个人开支，也被领导点过名，批评过。
我无意在这里哭穷，我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谈不上家财万贯，但也算不上央视最穷的主持人。我从不抱怨生活，相反一直心存感念。没有央视这个平台，我恐怕连目前的生活都无法承担。我也从不奢望拥有更多，更不会毫无意义地去跟这跟那攀比。对现在的生活，我很满足，因为，人的一生，并不是用物质来评判的。
我只想说，拜托，我的月薪真的没有26万！
6．央视离职潮的背后
友情提示：此标题所含以下文章不含八卦爆料内容，请勿上当。
《中国好声音》中有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是：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用这句歌词来形容近几年央视名嘴们的离职潮，也许有点夸张，但却有那么点意思。
这些年，从刚开始的黄健翔、王志、张政、王利芬，到这一两年的马斌、王凯、邱启明、白燕升、李咏，直至最近的崔永元，一个个央视主持人前赴后继地纷纷离职，确实无形中掀起了一股名嘴“离职潮”，引得议论纷纷，猜测种种。不时有人问我，你们央视怎么啦？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会不会也辞职啊？
声明一下，虽然我和这些主持人都有交往，有的还很熟，但我不了解他们任何一个人离开的具体原因，包括小崔。也许是圈内行规，我们见面一般也不谈及这类话题，怕不方便。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主持人离职，有的是走上仕途，有的走得有争议，有的走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各有各的原因和理由。这事要搁在一般单位和一般人员身上，其实也属于正常现象，哪个员工过万的单位一年不跳槽个十个八个？但偏偏它就发生在央视，发生在央视的名嘴们身上，而且是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这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这些年来，央视发展十分迅猛，在深入人心的同时，自然会给人“一家独大”的感觉。首先就说央视的广告额。作为一个小小的局级单位，央视每年的广告额从最早的几个亿，到后来的几十个亿，接着突破100亿，又奔向200亿、300亿。每年央视的广告招标会，都会成为各媒体追逐的热点，而且总会出现一些令人咂舌的豪放之举，动辄就有几个亿的标王诞生。
其次，央视这个平台上，涌现了一大群“名嘴”，这些人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颇为深厚。另外，奥运会、世界杯之类体育赛事的转播，基本上也被央视独家买断。再加上这些年来，人们茶余饭后褒贬不一的春晚……凡此种种，也就造成了央视的地位和社会评价，它的贡献和它所要承担的责任，甚至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跟踪，甚至放大。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吧。
对于身在其中的我来说，这20年来起起伏伏，总感觉现在的央视，似乎和20年前的央视不是同一家电视台。央视现在变得很庞大，人员、机构、条条框框，一切变得庞杂，也会死板。曾几何时，这里被心怀电视新闻梦想的人视为乐土。而今天，在这里，空间变得狭小。在这里，生存更加困难。
按照中央电视台的差旅规定，记者出差外出采访，只能住三星以下的酒店，伙食也只能按照国家财政部的规定，80块钱一天。去国外出差，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有时候我到国外出差，按照财政部那个标准，吃住上就会非常尴尬。算下来，一天大概只能吃两顿汉堡包，只能住类似青年公寓、招待所之类的地方。当然，这些并不是央视自家的规定。因为，央视算起来依旧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一切的标准要按国家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而这些规定在当初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新闻单位工作性质的特殊性。
有一年，我去巴黎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找遍了全巴黎，只能找到一家很旧的酒店，一天的房钱是80欧元，其实这个都已经超标准了，因为按标准我们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每天每人住宿不能超过50美元。我们只能咬着牙先住下，回来再补报告，说明情况，申请追加经费。
那家酒店虽说在巴黎市，但地段非常偏，离主马路有一大段距离，而且需要七拐八拐才能找到。酒店前台就是一个简陋的柜台，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站在后面，身后一大堆木格子，一扭身从里面拿一把钥匙，说：“你的房间。”然后，我们需要侧过身，从他旁边一个很窄的走道里面走过去，没有电梯，踏着吱吱嘎嘎响的老楼板走上去。我住的那个单间估计只有6平方米，一扇很小的窗户旁边，放着一张窄得一翻身就会掉下去的床。床旁边是个拉帘门，进去之后就是一个马桶，一个淋浴喷头。
采访是在爱丽舍宫进行。事前我们跟法国总统府的联络官约好，怕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人家说来接我们，让我们把地址告诉他们。结果，联络官绕了好几圈都没找到我们的所在地，最后打电话联系，我们跑下楼，绕了几条街在一个巷子口才迎上他。当时那个人觉得很诧异，问我：你们中国国家电视台来采访我们总统，怎么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我无言以对。
有一段时间，央视因为下面各单位违规用人，频频被人起诉，吃官司，再加上国家出台《劳动法》，为了规避这类不必要的风险，于是全台采取措施清理各个部门各个栏目不合规范雇用的人员，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其实，在我看来，这完全是由于央视发展的速度太快，而用工制度和机制相对滞后所造成的。在这之前，央视的员工有很多种，有正式职工，像我这样的；有台聘的，电视台以一级单位来聘用你；还有所谓的企聘，跟央视有关系的，或央视下属的一些企业，来聘用你，再把你借调给央视做记者编辑；还有部聘，就是一个部门，比如新闻评论部，自己有个人事的小档案，把你聘了，自己给你发工资；还有所谓的“黑工”，很多热血青年和对电视有识之士，甘愿舍家抛业，不图任何东西，就要从事电视这个工作。还有一批流水般不断在换的实习人员。
如此混乱的用人制度，自然会给央视这样一个国家事业单位，带来很大的麻烦。以前在央视干过的员工，离开后反过来起诉央视，说你当时没有按国家的《劳动合同法》来给我付报酬，买保险，央视作为一级法人代表，应该赔偿。人家还有各种各样的证据，拿出来展示，所以央视输了官司。经历了这次之后，央视痛下决心干脆裁人，终止这种不合规范的用人方法，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但是对于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正在电视台打拼的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来说，却太过突然和无情。
我们正酝酿着准备全部搬进“大裤衩”（央视新大楼）。前不久，我们被分期分批地组织到这个新大楼去学习。因为这栋大楼太大也太复杂，机关重重，据说光电梯就有将近100部。大楼里各种各样的门，为了防火防盗，很多门是单向的，出去了就没办法再回来。据说已经出现有人被困到楼里面，出不来呼救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相关部门决定，对全台人员进行一次非常系统的、细致入微的搬新台培训。
我们被告知，央视新大楼创造许多世界第一、第二。比如，大楼建筑用钢材量仅次于美国的五角大楼，是世界第二。还有，这栋大楼的网络宽带速度是八亿兆。当时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个微信，问真的假的。有同事马上回答说，是真的，但是这个要减掉很多卫星传送需要的带宽和流量之后，再摊到近万名届时在这栋大楼里上班的员工头上，大概还不如普通手机蜂窝数据的速度，很有可能到时候也会非常拥堵。
作为一家电视媒体，央视是个巨无霸，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条大船上的一员。在这里，我们很多人收获了名和利，我们理应心存感恩。这些年，央视在曲折中前行，走过了一帆风顺，也走过了坎坷转弯，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有时也跟着顺风顺水，但也难免有着急困惑的时候。历史和理智告诉我们，任何的航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路程中会有人来，也会有人离开。对于我们这些还在这条大船上的人来说，我们该做的应当是，竭尽全力避免它触礁，使它成为一艘不沉的航母，载着我们一路前行。
7．水均益上哪儿去了？
2009年的一个早上，我闯进刚上任不久的焦利台长的办公室，希望说服他同意保留《高端访问》栏目。
当时焦台长到中央电视台上任还不到一个礼拜，我听到风声，说台里要取消《高端访问》这个栏目。其实这个动议，在焦台长到来之前，台里的编委会已经在议论了，因为有人提出，《高端访向》播出的内容没有多大新闻性，建议先把这个栏目从央视一套撤出。但是从一套撤了之后，正在改版的新闻频道又没有时段安排这个栏目播出，于是两边都没了《高端访问》的位置。有人提出，干脆直接撤销《高端访问》。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非常着急，想了一晚上该怎么办。倒不是说我患得患失，在意这一亩三分地被拿走，而是认为，撤销《高端访问》对中央电视台将是个巨大的损失。
《高端访问》是2004年按照当时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创意开办的，栏目名称也是李挺主任亲自想出来的。这是一档大型人物专访栏目，主要以采访外国政要、国际风云人物和当今世界各领域的精英人士为主，每期45分钟，每周日在央视一套播出，我担任栏目的制片人和主持人。从2004年创办以来，《高端访问》专访了近300位国际高端人物，在观众中有很好的口碑，影响也很大。
当时，北京的各国驻华使馆，几乎没有不知道央视有个《高端访问》栏目的，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前，该国大使馆都会主动联系我们，希望我对他们的领导人做一次专访，这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潘基文，英国首相布莱尔、布朗，美国总统卡特、国务卿基辛格，德国总理施罗德，俄罗斯总统普京、梅德韦杰夫，法国总统希拉克，巴西总统卢拉等等。
几年下来，《高端访问》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科学的运作模式，也培养出了一支专业的团队，栏目虽然不像《新闻联播》《焦点访谈》那样家喻户晓，但也拥有一批高素质的观众群体，并且在业界享有不错的美誉度。当然，我本人也因此被冠以专访外国领导人的“专业户”、中国的“拉里·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毫不夸张地说，那时《高端访问》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独特品牌。
就在这个时候，台里传来栏目要被撤销的噩耗，我焦虑不堪，决定越级“上访”，找央视最高领导，做“垂死一搏”。
怎么说我也是央视“老人”、资深主持人吧，所以，台长秘书很给面子，没有阻拦我，我很顺利地见到了焦利台长，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也是至今唯一一次见他。
《高端访问》栏目组合影。凝聚着我们这个团队心血的《高端访问》在2009年8月10日停播，我们都深感遗憾。
我开门见山对焦利台长说：“《高端访问》不能撤，撤了对中央电视台来讲是一个损失。这是我们很有价值的一个平台，可能收视率不是很理想，可能新闻性、动态性不是很强，但是这是咱们中央电视台将来做国际大台拿得出手的一个品牌。况且我作为这样一个栏目的主持人，已经凭借它积累了很丰厚的资源，这个资源将来还是可以为电视台所用，不能这么简单地把栏目撤了。”
我一口气差不多讲了20分钟。我对焦利台长说，我不同意《高端访问》没有新闻性的说法。央视的新闻节目用不着每一天每一档，都得是爆炸性的动态新闻。即便新闻人物的采访也不能想当然。比如今天朝鲜闹腾了点什么事，你就非要当天采访到金正恩；明天维基解密的阿桑奇爆出什么秘密，你立马就要跟他面对面连线。以今天中央电视台在国际舆论的地位来讲，我们还做不到。
但是，央视记者任何时候采访到某国领导人，它本身就有新闻价值。比如，我采访了法国总统，可能是我一个礼拜前采访的，或许采访播出时没在新闻爆发点上。但是作为央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面对法国总统，听他谈对中法关系的评价，对欧洲与法国关系的看法，这中间可能会涉及到对前一阵子比较热门的光伏产品的态度，法国对台湾出售武器的态度，法国解除对中国军售的制裁等等。实际上，这些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怎么就不是新闻了呢？我甚至反问焦利台长，从“9·11”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但在这十年里，你任何时候能采访到本·拉登都是新闻，不是吗？
我还说道，我们做电视、做新闻，不能急功近利，短视决断。人家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拉里·金》专访栏目一做就是30年，最后是因为主持人老得不行了，才换人换名字的，但就是那样栏目也没撤销。
听我讲完，焦利台长考虑了一下，说：“我理解你的想法，但之前台里已经有了初步意见，这样吧，你再找一下你们具体部门的领导，就说我的意思，《高端访问》这个栏目形态先不要撤，还是保留。你们还是继续做，当然节目样态上可以改革一下，让它变得更新闻一点，更电视化一些。”我如释重负，当即将台长的意见转达给新闻中心主管领导。
然而，后来我接到的具体指示却是，《高端访问》节目代码（相当于栏目番号）取消，采访依然可以做，但不定期在新闻频道中我主持的另一档日常栏目《环球视线》中播出。我明白，这就意味着这个栏目不存在了，尽管我还可以专访外国元首，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阵地都没了，说是专访，其实充其量就是一条长一点的新闻报道，容量、分量、影响力大相径庭。
后来的事实证明，《高端访问》被撤销确实是个很大的损失。当初和我们竞争的主要有两家类似的栏目，凤凰卫视阮次山的《风云对话》和杨澜的《杨澜访谈录》，而我们由于凭借国家台的优势和自身的专业性，总是能占到上风。《高端访问》撤出后，实际上等于给这两家让出了市场，很多高端人物转向了他们。
到现在为止，时常还有使馆或者外交部的部门找我说，我们的总统要来中国，你是不是做一次专访？我只能说，对不起，《高端访问》这个栏目没有了。对方问，那你还做吗？我说，还做，但是，是在《环球视线》里不定期地播出。往往，对方就会犹豫、退缩。
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前不久韩国的新任总统朴槿惠要来中国，我们跟韩国使馆联系对她进行采访，韩国使馆经过商量之后回复我们：虽然你本人很有资历，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正式固定播出的平台，我们觉得效果可能未必好，所以我们还是决定接受别的栏目采访。像这样的事，这些年越来越多，每每都让我感到痛心不已。
我从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做《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记者、主持人。2000年《东方时空》改版，成立了《世界》栏目组，我被任命为《世界》栏目的制片人兼主持人，2003年又有了《国际观察》栏目，2004年又有了《高端访问》，2006年又有了《360°》，2009年又有了现在的《环球视线》。这二十年里起起落落，我经历了这么多栏目，每隔三五年就是一个旧栏目逝去，一个新栏目诞生。每一次这种经历都会是一次阵痛。
我曾经听老前辈们说，在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火不了太长时间，一般五年，最多十年，也就到头了。像最早的《正大综艺》，火成那样，总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当然，这里说的大多是专题性和文艺性的节目。作为新闻节目而言，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每天都不一样，大不了就是换一个名称，大不了今天叫“子夜”，明天叫“午夜”，后天叫“深夜”，换汤不换药，重在新闻本身。但是最近这十年，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一个栏目办上一段时间，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停掉。有时候是因为大环境改变了，就随之发生了变化；有时候又因为收视率不好，被要求改版、整顿直至停播；也有的时候是潮流变了，口味变了（不一定是观众口味变了），所以被调整。
《世界》栏目的诞生，是因为《东方时空》被认为已经落伍，需要破旧立新。前《东方时空》的制片人之一时间，调头成立了一个东方时空工作室，改版了《东方时空》，并应运而生了一些子栏目，《世界》就是其中一个。我当时担任了《世界》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世界》是一档周播的专题节目，主要总结一周来世界范围内一些重大有意思的事，有点像现在康辉主持的《世界周刊》。
干了两年，东方时空工作室因故被撤销了，《东方时空》又被改版了，《世界》也就没法存在了。于是，我们又重打鼓另开张，开办了《国际观察》，一度也办得非常好，很火，收视率比现在四套的《今日关注》还要好。我们那时用了很多新手法，越洋采访，双视窗，包括现在的三视窗，主持人在中间，两边是嘉宾，同时连线两路甚至三路的记者。《国际观察》是当时央视新闻节目第一个以直播形式播出的新闻专栏，那时我们经常报道的是一些突发事件，反应迅速，反响也很好。后来我们又开办了《高端访问》，也是很受欢迎。
《高端访问》被撤销之后，虽然我还在主持《环球视线》，但渐渐地，我听到一种声音：“水均益去哪儿了？”甚至有人怀疑我是不是被央视“封杀”了，或者辞职不干了。
其实，我还在央视，还在主持台上，只不过，仅仅隔三岔五晚上十点半在新闻频道露一脸。我倒没有想混日子，遇到重大新闻、突发事件还会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像2013年年初的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一样。但就像白岩松写陈虻那样，这些年，我的热情和沸腾“变现的越来越少，郁积的越来越多”。我也时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老了，当年的激情不在了，贪图安逸了？对于一个到了知天命年纪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难免的。但内心里，我一直保留着二十年前怀有的那个愿望——干新闻一直干到老！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
这些年电视台内部动荡不断，我理解这是成熟过程中必然伴有的阵痛。但我个人感觉，这些阵痛未免显得过于频繁。很多突如其来的变化，今天东一榔头，明天西一棒子，让我们作为基层的一分子无所适从。今天是“国际大台”，明天又要“新闻立台”；一阵子要锐意创新，追求前卫，一阵子要严守底线狠抓导向，再一阵子又来了末尾淘汰，惟“收视率”至上。
我不认为收视率一定是万恶之源，但它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这些年来，收视率就有点像中国各地的GDP指标，让央视的很多栏目畸形发展，也让很多制片人和编辑记者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因为如果收视率不达标，过不了多久，栏目就要整改，整改了还不达标，就要被取消。这也造成了一些优秀栏目的下马，其中就包括崔永元的栏目。
在我看来，收视率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硬指标，达到指标，自然表明这个栏目的状态不错。任何一个单位都要奖勤罚劣，也要鼓励先进，无可厚非。但是，收视率的考评，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和衡量标准，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
现在的央视频道繁多，我都数不清楚有多少个，反正几十个频道是有的，加上公共的、收费的和有线的，各个频道的栏目就更不计其数了。我估计央视内部人都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栏目。这些栏目千差万别，有各自的播出时段，有不同的观众群体，节目形态的本身，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如果仅靠一个千篇一律的尺度，是没有办法科学、合理和公平地衡量一个栏目的。
据我所知，央视的收视率依据，是一个叫作索福瑞的法国公司所做的调查，样本采集以及收视分析，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首先，我们的样本最早也就千把个，后来扩展到了几千个。我不是搞统计学的，但我粗浅地调研一下，发现国外的盖洛普这样的调查机构，他们的样本不会这么少。作为堂堂的中央电视台，面对上亿观众，样本只有区区的四五千个，而且地区、城乡分布不尽合理，所反映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就存疑。其次，索福瑞的模板据说至少是50年前的模板，就是所谓的“一家一屏”，而今天中国人收看电视的方式早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仅是一家多屏，更是多屏幕多渠道，手机网络连电梯间都可以收看电视，50年前的模板，如何来反映这种变化和多样性呢？
《高端访问》是一档周播大型国际人物访谈栏目，它为中国电视观众深入了解国际风云人物提供了一个窗口，也为国际风云人物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提供了一个平台。《高端访问》不是“政治高端访问”，以敏锐的新闻触角，全面捕捉世界风云人物，为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打开一扇窗、搭建一座平台，才是节目的目标。“新闻＋新知”是《高端访问》的真正诉求。
“水均益上哪儿去了？”水均益还在央视。这些年，我随着节目的起伏在起伏，随着电视台的变化在变化，有时会感到彷徨、迷惘，甚至无奈。观众觉得我们风风光光在台前，其实我们为了每一期节目都伤透脑筋，甚至于像小崔那样，经常有抑郁、失眠的情况发生。作为央视的一员，要在这当中拼出一片天地，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难。所以现在想一想，我今天还有栏目在播出，有栏目去主持，还能在中央电视台的大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已经算是运气上佳了。
8．夜总会风波
那件事，我将其归为“心中的痛”，在一段时间里，它对我而言的确是一种痛苦，是我人生遇到的一个大坎儿。倒不是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过不去的，而是它引发了我对自身和所谓名利的反思。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由于不愿理会炒作和担心更大负面影响的顾虑，而选择了沉默。后来，媒体采访我也好，一些场合偶尔提及也好，我都不愿多说，不想回应。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将它原原本本地还原一下，也算不上什么澄清，就是给自己内心一个交代吧。
那是2004年5月，我从伊拉克回来刚一年，经历了最大的赞美和最汹涌的诋毁，内心有许多遗憾、委屈和不甘。回来之后，当我把锁在办公室抽屉里的“遗书”撕掉后，有了一种捡回一条命，重获新生的感觉。我忽然觉得，应该活得更洒脱一些，超越一些。于是，我对自己的约束也多多少少有些放松，在某些场合有意无意地“放纵”自己。
比如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会选择多喝两杯，有时候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我算是个想得开的人，但也会有纠结的时候。生活里各种烦心事，工作上压力山大，我也会突然有那么一刻，像是钻进了牛角尖，所以也想找朋友聊天，借酒消愁，排解内心的五味杂陈。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
5月，春暖花开之际，我准备出差去杭州参加一个世界园林的高端会议，约访联合国人居署的官员和几位世界级的园林设计大师。临行前一晚，我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吃饭时喝了点酒。因为第二天早上要赶飞机，所以我想就近住在办公室。
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甘肃老乡联系我，说老家来了朋友要见见我。我说，我明天要出差，现在还在聚会，没有时间。这位老乡是画国画的，在北京的艺术圈里小有名气。他说，这两个老家的朋友大老远赶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特别崇拜我，想见见我，稍微晚一点也行。我也不好再拒绝，就答应说，晚一点，等朋友聚会结束之后，我们找个离中央电视台近一点的地方，坐下来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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