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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古今诗人

_3 龚国基(现代)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联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适逢春汛季节的月夜,妙龄女郎在大堤上携手边走边唱想念情
郎的情歌,她们一直怀着春情唱到翌日朝霞映树的时候,可是情郎们却始终没有出来对唱,只听见鹧鸪在树上迎着霞光呜叫而已!足见女郎其求爱之真诚与相思之苦楚,以及男郎之麻木、寡情与负约、负心。由上述可知,刘禹锡这些仿民歌体的《竹枝词》、《踏歌词》大多是歌咏边地男女恋情的情歌。毛泽东对他这些"情歌"未圈点过,他圈点的是"杨柳枝词"其六:
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株残柳不胜春。
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
这是刘禹锡在苏州任刺史时作的。"炀帝"即隋代皇帝杨广。公元604年,他杀死父皇杨坚(隋朝建立者)而即位。"行宫"是君主时代在京城以外建立的供帝王出行时居住的宫室。"汴水",晋代以后对从中原通向东南的水运干道全流各段的统称,至隋炀帝时曾予以大规模疏凿。这是以隋炀帝在南方的行宫外的"残柳"为意象的一首绝句。刘禹锡说隋炀帝时代的"数株残柳"的花絮虽然还在"炀帝行宫"内纷纷扬扬,但已全然见不到炀帝及其爪牙们了!隋炀帝在位14年,他登位后为了"自我"荒淫享乐,大兴土木,大造殿苑,大掘运河,频繁地强迫数十万乃至数百万黎民长期无偿地服苦役,使黎民陷入深重灾难而忍无可忍,因而隋朝统治在不断的黎民起义中土崩瓦解了,连隋炀帝本人也于兵变中被他所亲信的禁军将领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缢死,隋朝迅速走向了灭亡,仅历2帝38年。刘禹锡以"杨柳枝词"表达"兴亡"的重大主题,实质上他是立足中唐现实而借古讽今的。历史就意味着演变,就意味着过去。隋代历史如此,李唐皇朝历史亦将如此。这该是刘禹锡潜在创作动机之核心所在。
毛泽东看重民歌。他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泽东不排斥爱情诗,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填过爱情词,但是他对刘禹锡创作的情歌却未圈点过,而只圈点过咏叹王朝"兴亡"的"杨柳枝词"。由此是否可说毛泽东特别喜欢的是吟咏志同道合的革命情侣的情诗,特别看重的是诸种负载深刻历史内容和重大题旨的诗歌。这是否是毛泽东的审美原则之一?此外,毛泽东1949年4月29日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的尾联出句为"莫道昆明池水浅"。毛泽东曾手书过的刘禹锡的《和令狐相公牡丹》绝句的第三句为"莫道两京非远别"。"莫道"一词相同,所用词义也相同,而且都是用在唱和诗作中,都是表示对老朋友的怀念和劝慰。毛泽东于1930年7月填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下阕第三句为"国际悲歌歌一曲"。毛泽东很喜爱的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的第七句为"今日听君歌一曲","歌一曲"相同。刘禹锡诗中的"歌一曲"是指自居易在宴饮间吟诵的为刘禹锡贬谪而惋惜的赠诗。毛泽东词中的"歌一曲"则是指唱一曲《国际歌》,用以表现红色苏区广大军民的英雄气概,实质语义与境界已完全不同。以上两处不知是否毛泽东的有意借用。
刘禹锡在《岁夜咏怀》中写道:"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在《酬乐天咏老见示》中又写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以古稀之年终其一生,其气度、志节与气概始终不渝,是中唐时代不屈不挠的人生长寿者;看来权奸强加的一再贬逐的无理打击,对其心理没有产生多少效应,确实贵有逆境中的不屈气概。
白诗高处在其有民主思想
--毛泽东与白居易
自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他出生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一个世敦儒业的小官僚家庭。白居易青少年时代,为避战乱和寻求生活出路,曾较长时间地到处迁徙、流浪,过着"衣食不充,冻馁并至"的生活。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民情,这对他的思想希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居易二十九岁考取进士,以后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皇帝跟前的谏官)。他曾多次上书批评朝政,请求革除社会弊端,因而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又出任杭州太守、苏州刺史,在职期间筑坝修堤、兴修水利,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受到群众的好评。
白居易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非常重视诗歌的生活内容和社会作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自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个,计有诗篇三千多首,收入《白氏长庆集》。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篇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在这些作品中,诗人自己最喜欢的以及社会影响最大者,当属反映现实生活的讽谕诗。自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被当时社会各阶层广泛传诵。作者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自居易也是毛泽东喜爱的古代诗人之一。据《毛泽东批阅古典诗词曲赋全编》一书统计,毛泽东批阅的白居易诗词有31篇。实际不止这个数目,因为毛与别人谈话中涉及的某些白诗(如《卖炭翁》等),并未包括在此统计数字之内。毛泽东不仅爱读白居易的讽谕诗,而且喜欢他的理趣诗;对于白居易的著名长诗《琵琶行》、《长恨歌》,他更是百读不厌,反复品味;就连一般人不太注意的白居易的某些诗(如《燕子楼》等)和词(如《杨柳枝》等),毛泽东也能吟诵。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自居易的诗呢?因为白诗反映的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的尖锐阶级矛盾,有助于他正确地认识历史和现实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自居易的某些诗篇富于哲理内涵,思想家的毛泽东对此也颇感兴趣;自居易的一些叙事长诗,反映出了人际之问的微妙关系和复杂情感,毛泽东反复品味,能从中悟出某些道理;毛泽东的一些文艺观点,与白居易也有相通之处。
讽谕诗--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
自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特别是《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这些诗篇广泛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如《观刈麦》、《重赋》等,真实地再现了农民劳动的艰辛和赋税剥削的沉重;《轻肥》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卖炭翁》等描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反映现实生活时,作者不是冷眼旁观的描写,而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正气凛然地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针砭。例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卖炭翁》)这些描写,已经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局限,成为广大群众的代言人,其民主思想十分可贵。
毛泽东对《秦中吟》十首全部圈阅过,对《新乐府》中的《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也很熟悉。这里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证明毛泽东对《卖炭翁》是非常熟悉的,但此篇却未包括在《毛泽东批阅古典诗词曲赋全编》统计之内。1954年,毛泽东的警卫员封耀松从文化课上学习了白诗《卖炭翁》,毛泽东在检查小封默写的作业时发现他写错了字。"这句怎么念?"毛泽东用手指甲划着其中一行的下边问。"心忧(扰)炭贱愿天寒。"小封回答。"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毛泽东风趣地说。小封脸红了,抓挠头皮窘笑。"这句怎么念?"毛泽东又问。"晓驾炭车碾冰辙(撤)。"小封回答。"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说着,毛泽东就拿起笔给小封改正作业中的错字。毛泽东阅读自居易的讽谕诗,比一般读者思考得更深,体会得更多。因为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审视历史和现实非常重视阶级分析。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他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他首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以便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不仅在政论文章中重视阶级分析,而且在他的诗词作品中还具体地描写了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贺新郎?读史》);"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西江月?秋收起义》),农民与地主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正是发动农民革命的社会基础;"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压迫愈重,反抗愈烈,此矛盾必然引向"不周山下红旗乱","天翻地覆慨而慷"。白居易的作品虽然没有正面反映农民的反抗斗争,但它揭示了封建社会内的种种不合理现象,道出了劳动人民不平的心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具有相当高的人民性和民主思想了,非常了不起。敢于正视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并且能够发出不平之鸣,在这方面毛泽东与白居易是有若干共同之处的。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那样爱读自居易的讽谕诗了。
高度评价白诗中的哲理内涵
白居易十五六岁时,为准备科举考试而写了一首习作《赋得古原草送别》,诗云:"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首诗写得很有哲理性,它生动地表现了"枯"与"荣"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蔑视"野火"而歌颂"春风",寓意深刻而具有情趣。白居易的这首诗深深地吸引着一代伟人,毛泽东对四五个集子中的这首诗都作过圈画,并手书过它的前四句。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年轻的毛泽东曾写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宏文。此文的立意,很可能受到白诗的启发。就是毛泽东当年创作的一系列诗词,又何尝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动写照呢?请看以下诗句: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清平乐?蒋桂战争》)"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毛泽东晚年写的一些反修诗词,也充满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精神。例如:"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卜算子?咏梅》)"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七律?冬云》)"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自居易的《放言五首》,通过一系列事件、人物或自然现象,讲出了生活中的许多道理,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毛泽东对这五首诗认真地阅读过,并被作品中的哲理所折服。《放言五首》之三云: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对这首诗蕴含的哲理内涵,毛泽东曾反复地加以引申运用。
1939年5月3013,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演中说道:"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词句与原诗稍有出人--引者)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街;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过是非。"(《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永久奋斗》)1972年,党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引用上诗的后四句,用以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定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定过程的。"林彪事件的形成及对其问题的认识,正是如此。毛泽东故居里有一本平装的《白香山集》,其中《放言五首并序》的第三首,毛泽东对全诗都用红笔画了着重线。毛泽东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有丰富的哲理内涵,很有说服力地道出了怎样用辩证的观点去识别一个人的虚实真伪。
"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
在白居易的所有诗篇中,毛泽东最喜欢而且评价最高的作品,恐怕莫过于《琵琶行》了。元和十年(815),白居易从长安被贬到九江,遇到一个也是从长安飘泊到九江的琵琶女,琵琶女对自己辛酸身世的诉说,深深拨动了江州司马的心弦,使他感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过去一般人都根据作者自己的意见,把《琵琶行》视为"感伤诗",认为它是抒写诗人"际遇之感"的作品。
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里的白诗《琵琶行》的天头上,毛泽东写着这样一段批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他对这首诗的标题连画三个大圈;在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句旁,一路密圈;在"大珠小珠落玉盘"句上批注:"其声岂其声乎?"毛泽东还曾用八页红线竖格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稿纸,书写了《琵琶行》全文。从个别相异的字词来看,他是把全诗背下来书写的。《琵琶行》是一篇叙事长诗,毛泽东却能够将其背写出来,这需要何等功夫!上述事实证明,毛泽东异常喜欢白居易的《琵琶行》。
从毛泽东对《琵琶行》的评点圈阅,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该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评价。首先,毛泽东从思想上肯定了《琵琶行》所表现的民主平等观念。"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毛泽东画着密圈的这两句诗,可视为作品的主题词。琵琶演奏者是流落风尘的妓女或艺人,江州司马是封建社会的小官吏,二人的社会地位有很大悬殊。但作者却能以平等态度出现,既同情琵琶女的飘落,又感叹自己命运之坎坷。他们二人的不幸遭遇,是对现实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毛泽东认为,"白诗高处"就在于"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这个评论超越了一般认为的"际遇之感",而提升到具有民主思想的高度来认识,可谓一针见血,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自居易是琵琶女子的知音,毛泽东又是白居易的知音。毛泽东对《聊斋志异》里的《小谢》也写过类似的批语:"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他对《琵琶行》民主平等思想的挖掘,是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优秀榜样。其次,毛泽东欣赏《琵琶行》的表现技巧。作品中关于音乐的描写十分精彩,真可谓声情并茂、其音在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毛泽东在"大珠小珠落玉盘"句上批日:"其声岂其声乎?"他高度赞赏白诗对琵琶声音的描写。
毛泽东对《琵琶行》中的字句和地名,也是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的。他读清代吴景旭的《历代诗话》时,很注意古人对《琵琶行》中一些字句和地名的疏解。如《琵琶行》里的"枫叶荻花秋瑟瑟"一句,有人解释"瑟瑟"是形容秋天的萧瑟。《历代诗话》的庾集对"瑟瑟"说道:"杨升庵日:枫叶红,荻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宝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作者列举对"瑟瑟"的各种注解:"《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阳杂编》,有瑟瑟幕,其色轻明虚薄,无为与比。《唐语林》,卢昂有瑟瑟枕,宪宗估其价日:至宝无价。《水经注》,水木明瑟。"又举韦庄等人的诗加以论证。毛泽东对此,逐句加了圈点。白居易《琵琶行》中"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历代诗话》中有《虾蟆陵》(《历代诗话》庾集)一文,其中说:杨升庵考证,虾蟆陵在长安。作者认为:"《国史补》谓董仲舒墓门,人过要下马,以故号下马陵,而语讹为虾蟆陵。白公诗亦循俗之过。"并举苏东坡的诗论证自己的观点。对此,毛泽东也是逐句加了圈点。
《琵琶行》是毛泽东的心爱读物,他不时把玩推敲、反复品味,晚年似乎兴味更浓。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张玉风回忆道:"一次,我给毛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也跟着背诵起来。他一字一句地缓缓吟着,那声调,那韵致,入情人景,到后面几句,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时,我意识到,主席的思想和感情已经进入诗的意境中了。"(《我给毛主席当秘书》,录自1993年12月15日《每周文摘》)
白居易的另一首抒情叙事长诗《长恨歌》,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既揭露封建皇帝昏庸误国,又写他们之间忠贞缠绵的爱情,情节曲折,感情细腻,生活细节描绘与浪漫主义想象相结合,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毛泽东也很喜欢这首诗。有一次,毛泽东正在全神贯注地吟诵《长恨歌》中的浪漫诗句:"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这时,他的生活秘书孟锦云跟他开玩笑地说:"您会那么多诗,出口成章,老是文诌诌的,可我听不懂。您是个大主席,又是个大诗人,真了不起啊。"毛泽东说:"这是自居易的《长恨歌》里的名句呀,很有名嘛。"据统计,此诗毛泽东至少圈画过五遍,并手书过自"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一大段。正因为毛泽东对《长恨歌》中的名句烂熟于心,所以他在创作中能信手拈来,化白句为己句。毛泽东的词《念奴娇?鸟儿问答》写道:"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这"有仙山琼阁"句,就是毛泽东兼连化用白诗"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而形成的妙句。毛泽东将自居易诗句概缩成"有仙山楼阁",再以"琼"易"楼",便得"有仙山琼阁"佳句。
(参看吴直雄著《毛泽东妙用诗词》第429条)无产阶级革命家爱读《长恨歌》一事向人们表明:对文学作品及其阅读的阶级性问题,切不可以简单化的态度对待之。
若干相通的文艺观点
白居易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在诗歌理论上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他的某些文艺观点,与一千多年之后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具有若干相通之处。
白居易认为,诗歌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它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他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著名论点(《与元九书》)。这里的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自居易"直歌其事"的《秦中吟》等作品,便是他的文艺主张的实践。在对待诗与生活关系的看法上,毛泽东与白居易是有类似之处的。毛泽东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元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泽东之所以能在马背上哼出诗来,就是因为他深入到了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
关于文艺的社会作用,自居易认为诗歌应当担负起"补察日撖"、"泄导人情"的使命,以便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他特别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美刺"作用:"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虽然他讽刺现实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根本推翻封建制度,但"唯歌生民病"的创作宗旨,仍反映了他相当程度的民主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根据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需要,更把文艺的战斗作用强调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虽然白居易、毛泽东的文艺功能观不免有些偏窄,但他们一致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仍是有可取之处的;特别是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这种功能更不能忽视。
自居易非常重视诗歌的通俗化、大众化。为使诗歌明白易懂,他提出了许多具体主张。他在《新乐府序》中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所谓"其辞质而径",就是辞句质朴,表达直率;所谓"其言直而切",就是直书其事,切近事理;所谓"其事核而实",就是内容真实,不说空话;所谓"其体顺而肆",就是文字流畅,便于传诵。白居易的诗歌是其理论主张的实践,它平易浅切、明畅通俗。毛泽东曾手书过一首自居易的咏柳词《杨柳枝》,它唱道:"一树春风千万枝,嫩如金色软如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这样明白畅达的作品,正是其创作理论的实践。刘熙载《艺概》评日:"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毛泽东一贯重视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他号召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主张"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他还特地提出:"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致路社》)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既是高雅的,也是通俗的。例如他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雅俗共赏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句,当是巧易白居易诗句"一树春风千万枝"而成的。吴直雄认为:"毛泽东将'一树春风千万枝'中的'一树'巧易为'杨柳'并易序于'春风'之后,将'枝'巧易为'条',将'千万',易序为'万千',得佳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尽取白诗精华于己句。"(《毛泽东妙用诗词》第392条)毛的《清平乐?六盘山》吟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首词明白如话,除"苍龙"二字需略微做些解释外,其余全都老幼能懂,语言易解程度跟白话新诗差不多。至于他的《杂言诗'八连颂》,更近乎民歌体,不用注释人人可解。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到毛泽东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中间有非常明显的承传性。这个事实雄辩地证明:民族诗歌是一种连续性很强的艺术,因此要繁荣和发展我国诗歌创作,就必须正确地对待前人的遗产,做到踵事增华,更上一层楼。
"天才"?"多才"?"鬼才"
--毛泽东与李贺
毛泽东非常赞赏中唐诗人李贺。他曾在他所读的宋代欧阳. 修等撰的《新唐书》中《李贺传》的天头上手书"李贺"的大名;又曾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一则批注中称赞李贺为"英俊天才"。李贺不是无才或才疏之辈,而是"多才"、"短命"之士。他虽"短命",然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却以独异成就而早在宋代即享有"鬼才"的奇誉。
怜惜"英俊天才"
毛泽东异常赞赏的李贺的人生,是以坎坷、困顿、不幸、早天为显著特征的。李贺并非不恋"官"位者,只是"官"路被堵死罢了。李贺生于公元790年(或说789年或说791年),死于公元816年(或说819年)。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西)人。他才志双全,但终生不得施展。他属唐李皇室远支后裔,非嫡系,无充当"太子"、"王子"的特权优势,无仕途捷径可走。同时生不逢时,不但家世早已没落,而且所经历的是唐德宗(李适[ku6])、唐顺宗(李诵)、唐宪宗(李纯)的统治时代,这时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虽然早已平定,三代皇帝虽然也总企图重新加强中央集权,但均无成效,因此唐王朝愈趋衰败,李氏宗室后裔官路狭窄,远不如盛唐时亨通。
特别是李贺遭到"避讳"的沉痛打击。唐王朝沿袭着"避讳"的封建礼规,即对君主及尊长的名字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以君主的名字为"君讳" (或称"国讳"),以父、祖的名字为"家讳"(或称"私讳")。李贺父亲名字叫李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因而李贺被迫避父"讳"而不许应进士科考试;即使应试也因此而不得登第。"进士"为"贡举"人才,即可举荐、贡献给皇帝的人才;唐代以进士科为最重要,进士是入仕做官资格的首选,是飞黄腾达的必由之道;因而李贺的"避家讳",即等于毕生彻底断送了"高官厚禄"的仕途。真可谓欲压制排斥之,何患无由!这种无形的如同"莫须有"的打击,无疑比仕途暗淡渺茫或在官场中被权奸蓄谋排挤都要致命。"只今道已塞天眼何时开"(《赠陈商》),青年李贺对这种致命打击是深感痛苦、愤恨、无奈的!在皇帝身边和朝廷内做官、用世的幻想彻底破灭后,多病、"细瘦"、"长指爪"的李贺为了在坎坷、困顿中"饱饥腹"(《题归梦》),不得不忍辱充当了毫无权力、仰人鼻息的"奉礼郎"的小官,而且权当三年便辞职归里,在官场失意、生活窘迫、郁闷痛苦的内外部重重打击下很快就亡命了,仅享年27岁。毛泽东对李贺这种坎坷、困顿、不幸、早天的人生,是抱取怜惜态度的。
"很值得一读"
李贺的官路既被堵死,即唯有扬天赋之长,更刻苦地扑在诗歌创作上了。据说他天禀聪颖,为诗肯下苦功夫,年少便因诗多而享有诗名,并为韩愈和诗界所赞赏。其乐府诗常被内廷歌唱,既掠异于中唐诗坛,青睐于内廷,也影响于后世。后人将其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三李"。李贺死前曾自编自己的诗为4编,共收诗223首。后又有共收诗242首的5卷本面世,北宋人编的《李贺歌诗编》即5卷本。他这部分诗歌遗产是他生命价值的不朽体现,也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永恒部分。他不愧为中唐杰出的有特殊成就的浪漫派诗人之一。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他对李贺的诗不仅有浓厚的阅读兴趣,而且读后深感"很值得",艺术享受非同一般,并热忱推荐给老战友陈毅读一读,足见他是很喜爱李贺诗的。他收藏有《李长吉诗歌集》(亦称《昌谷集》,系李贺代表集)、《李昌谷诗注》等多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并在他所收藏的集子中多有红笔圈画,或圈大小圆圈,或画长短直线、曲线,或圈画一次,或图画数次。他圈读、评点过的李贺诗计有82首,约占李贺今存诗的三分之一。其中他多次圈画或批注、引用过的有:《李凭箜篌引》、《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雁门太守行》、《老夫采玉歌》、《梦天》、《罗浮山人与葛篇》、《天上谣》、《致酒行》、《浩歌》、《苦昼短》、《秦王饮酒》、《神弦曲》、《南园二首》(其五、其六)、《官街鼓》、《昆仑使者》,共16首,约占李贺今存诗的十六分之一。
为何毛泽东称赞"李贺诗很值得一读",并推崇给他人读?大而言之,有两大原因:一是由李贺诗本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所决定;二是由毛泽东本人的艺术兴趣所决定。李贺敬佩、赞赏报君、报国的英雄,并热切企盼自己也有良机为君、为国效忠、效力。从他写的不少诗中都可以见到他这种基本的精神状态。对李贺这种积极的精神状态,毛泽东是持赞佩态度的。毛泽东多次圈画过的李贺代表作《雁门太守行》,就是借乐府旧题赞颂一位为报君、报国而战死边塞的无名英雄的诗章。其诗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从"甲光向日"、"角声满天"写到"半卷红旗"、鼓声"不起",再写到战败后毅然"提携玉龙为君死"(王龙指战剑),使忠心耿耿的至死保持着战斗精神的英烈形象屹立于关塞之上了。毛泽东特别喜欢李贺的《南园十三首》和《马诗二十三首》这两组诗。这两组诗虽然有的也流露出凄楚、无奈的心绪,但其积极的精神状态的主调也是显然的。毛泽东曾多次圈画过的《马诗二十三首》,是以"马"为题材的组诗。"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无人织锦赣,谁为铸金鞭?"这种脊背上满是金钱花的龙马,是足以乘云驾雾的千里马,可是有谁受护过它呢?有谁重用过它呢?龙马、骏马、千里马该是"最承恩"的,可是却"无人用"。这一组诗的基调是为骏马无用武之地而愤然不平的,实质上是借马抒怀,既可见李贺被拒于朝外的痛苦、复杂的心境,更可见李贺总幻想通过在官场、疆场的奋斗而建树功名的强烈欲望。《南园十三首》是李贺在故里昌谷附近的南园所作。他将自己日常的所见所感人题赋诗。它们或写无人青睐的可怜的香"花枝";或写被人偷偷"攀折"的"黄桑"嫩枝;或写所见的乡里的生活景观;或写虽"长饥"仍读"戎韬"(兵书)的"二十余"岁的有志青年;或写"牢落"(落迫失意)的文士"长卿"(司马相如)、"曼倩"(东方朔)弃文买剑习武以求新的出路的打算;或借写"宜处高任"的"边让'老去溪头作钓翁"以自况;或表露于乡里隐居修炼的无奈心境。其中,毛泽东尤其喜欢《南园?男儿何不带吴钩》、《南园'寻章摘句老雕虫》两首,对这两首诗他圈画得最多。其《寻章》诗云: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寻章摘句",语出《三国志?孙权传》裴松之注:"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指遣用词藻赋诗为文。老,经常、长久、终生;雕虫,指细心地下苦功夫讲究文字表现技巧。晓月,拂晓时分之月;玉弓,"晓月"状如弯弓;当帘,对着窗帘。前两句意谓有生以来长期通宵达旦、呕心沥血地苦读苦写。辽海,指辽东,因其地临渤海,故称辽海。哭秋风,指情调悲伤的文章。"辽海"是当年征战频繁的边疆,需要的是韬略和不畏流血牺牲的战斗。"哭秋风"的文章有何用?在那里,无论何时何处,软弱无力的感伤文章都毫无用处。表面上,似乎这是厌烦已往读书赋诗的生涯,而实质上则是雄心壮怀间接的表达。其言外之意:一个劲儿地圈在南园苦读苦写是难以实现报君、报国的愿望的,必须改变此种人生方式和道路,勇敢地投身到足以效忠效力的战斗环境中去。其《南园》诗云: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吴钩是古时吴地制造的一种弯形的刀,其名不亚于"莫耶",
后人以之泛指锋利的刀剑。关山,泛指关隘和山川。五十州,代指与君主朝廷对抗的藩镇割据地域。暂,突然。《史记李将军列传》:"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凌烟阁在京城长安,是唐太宗(李世民)用以表彰功臣业绩的殿阁名。若个,哪个。万户侯,食邑万户之侯,侯中爵位最高者。李贺内心的复杂情感始终激荡不已!他深感一介毫无权位的书生实在难以出乎意料地建树功臣那样惊人的功名,但如遇良机,依然希冀为维护李氏王朝的稳固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李贺这种不甘当平庸者而渴望当卫国的战斗者的精神状态,毛泽东自然是非常欣赏的。
李贺对黎民疾苦是关心、同情的,毛泽东对此也取赞赏态度。虽然这类诗在李贺诗中极少,但毛泽东还是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如他对李贺的《老夫采玉歌》曾多次圈画过。其诗云: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老夫饥寒龙为
愁,蓝溪水气无清白。夜雨冈头食蓁子,杜鹃口血老夫泪。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风雨如啸,泉脚挂绳青袅袅。村寒白屋念娇婴,古台石磴悬肠草。
李贺是怀着异常沉痛的心情写下此诗的。所谓"采",就是千方百计、不辞劳苦地寻找、选取、搜集,就是被迫服劳役。不是在安全的地方,而是在深溪绝涧的险恶环境中服劳役。服劳役者不是年轻力壮者,而是年迈的"老头"。统治者要的是普通玉石吗?不!必须是"水碧",是产于深溪水中的很难采得的碧玉。这种色泽美好的"水碧",只供统治者享用,而且常被雕制成摇曳多姿的发饰(步摇)插在权贵、官吏的妻妾等眷属们的发髻上,以增姿色,以弄风骚。统治者只偶尔要求采一两天就善罢甘休了吗?不!这种"采玉"的劳役是要连续不断地进行的。连日来蓝溪的水被搅浑了,潜藏其中的龙也因无安栖之处而发愁了,美好的蓝溪被破坏了,老夫因连续遭奴役而愈加陷入饥寒交迫之中了!入夜后,他孤身冒着雨在一个山冈上拣"蓁子"(即榛子)充饥,并且禁不住如杜鹃哀声啼血一样痛哭起来全诗就这样以异常浓烈、深沉、悲愤的主体情感,描写了"采玉"劳役的艰险及服"采玉"劳役者的苦难,既是淋漓尽致的倾诉,凄惨痛苦的哭诉,更是对形形色色的无耻贪婪的掠夺者、坐享其成的荒淫者的累累罪恶的控诉!尤其值得注意的,这种焕发着光泽的美玉,可雕琢成权贵、官吏们喜爱装饰、玩赏的玉佩、玉器、玉人等名贵品物,特别是唐制以玉带(玉饰的腰带)区分朝廷官阶的高低,"玉带"比"金带"高贵,服配玉带的官吏品级、权位更高。由此可知这位"老夫"是被朝廷驱使去服"采玉"的劳役的。因而李贺这首诗,不仅对黎民被奴役的痛苦寄予了深切同情,而且实质上也是对唐朝廷所有官吏的谴责与控诉。对这种历来为文学界称道的一针见血、大胆抨击、人木三分的好诗,毛泽东予以特别的赞赏是很自然的。
李贺诗作匠心独运,诗风独异。这也是毛泽东喜欢、推崇李贺诗的重要原因。李贺毕生刻苦攻诗,创造了个性化的艺术格调,特立于中唐诗界,成为中华诗歌史上独标一帜、非同凡响的浪漫派诗人。毛泽东对李贺诗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十分赞赏。他说:"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他的断语是符合李贺诗歌创作实际的。李贺在诗体上不亦步亦趋地崇尚唐代近体律诗,而崇尚古诗、乐府,他所赋之诗多为古诗、乐府,尤以工乐府诗闻名。李贺这种艺术选择与他创造自由不羁、幻想神奇的浪漫艺术境界有关。毛泽东的断语的言外之意正是称赞李贺较自由解放、所受束缚较少、与表达主体浪漫情怀相适应的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毛泽东还更明确地说过:"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在1958年1月16日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此处所谓的"幻想",即依据创作主体的理想与愿望所驰骋的艺术想象所展开的神奇的艺术创造。这对艺术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正是李贺诗歌艺术的突出贡献。李贺诗歌的主体情感浓烈、深沉、奔放;其意境或激越,或凄恻,或怪异,或愤恨;有人以"俏丽哀艳"、四字概括其诗风:所谓"俏",当谓其诗思之奇特;所谓"丽",当谓其语言之瑰丽;所谓"哀",当谓其诗情之悲愤;所谓"艳",当似谓其色采之鲜明。想象和比兴是李贺最重要的造诗方法和手法。这怎能不令毛泽东喜欢呢!李贺的诗常凭借丰富的想象力而以彼比此,或托物、托景、托古人古事而引发真意。前所述及之《马诗》显然是以马喻人,托马咏怀之作;《南园》组诗也多是以彼景、彼物、彼事而寄情寓意之作。再如毛泽东多次圈画过的李贺代表作之一《李凭箜篌引》,也是以用丰富的想象和比喻盛赞著名乐师李凭弹奏箜篌的高妙技艺和神奇感染力而著称的。其诗云: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李凭在京师长安弹奏起那以蜀、吴两地最名贵的材料制成的精美箜篌(类似琵琶)后,行云被吸引住了;湘水女神娥皇、女英痛哭起来了;霜神("素女")也哀愁起来了。那清脆激越的美妙乐声如串串美玉在相碰,如一对对凤凰在和鸣;而当曲调幽咽时,则似乎沾露芙蓉(荷花)在哭泣;当曲调轻快时,又似乎香气扑鼻的兰花在微笑。那曲调中所透露出的凄清气氛,使人感到整个京城长安都融化于"冷光"中了,想必住在长安宫廷里的皇帝老爷(以天神"紫皇"喻指皇帝)不会再无动于衷了吧!反正女娲曾补过的那个天界都被惊动起来了,震动起来了!是的,李凭的弹奏绝技赛过天界的"神妪"、神仙、神女,他的乐声可以使没有人的感情的"老鱼"、"瘦蛟"这类动物都大大地感动了起来!夜深了,吴刚(吴刚字质)还靠在桂树上欣赏,即便寒露斜飞打湿了广寒宫("寒兔"),他依然一动也不动地聆听着,欣赏着。李贺的描写确实是奇特的,想象是奇特的,比喻是奇特的,幻境是奇特的,整个艺术境界都是奇特的。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喜欢李贺,赞赏李贺的诗,实质上就是喜欢与赞赏李贺耿耿于怀的报国精神状态和关心、同情黎民疾苦的善良品德,以及他那奇特的个性化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都是两者在人生志趣和艺术兴趣上产生共鸣的积极因素。毛泽东的艺术襟怀是豁达的,他显然摒弃了李贺诗歌艺术晦涩、消极的一面,而张扬了其独特、积极的一面。在毛泽东心目中,李贺是以诗歌格调积极而独特的一面而占据应有的独特地位的,因而是"很值得一读"的。
异曲之妙
对李贺的《梦天》一诗,毛泽东曾认真研读过。他"在一本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中,在'遥望'二句末画着圈。天头上编者评日:'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齐州二句,妙有千古。'毛泽东对这段评语每句都有圈点断旬"。
(引自《毛泽东批阅古典诗词曲赋全编》)李贺《梦天》诗云: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花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题作"梦天",即梦入天上月宫仙境。前四句写梦入月宫后所
曰.所臆的情景。月宫并不怎么明亮、宽敞、清爽,那里的云、露都很重,因而令人有凄清幽冷的感觉。所幸的是,在那飘着桂花香的小路上却与系着雕饰有鸾凤的玉佩的仙女相逢了。后四句写从月宫俯观人间所见所感的情景。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世都处在沧桑"变更"之中!遥望国中九州,仿佛九点烟尘;而那九州之外的大海,则仿佛杯中之水。李贺是依据神话传说创造仙境的,其仙境与人间是呼应着的,其想象中的仙境有美好的一面。李贺意在以美好的仙境抨击中唐充满不平的丑恶现实,寄托他那忧愤的思想感情。但总的来说,在李贺的心目中,仙境、人间都不过如此而已!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月宫仙界,与李贺的神话仙界有异曲之妙。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云:
我失骄阳君失柳,杨柳轻飓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词上阕写杨(杨升慧)柳(柳直苟)二烈士牺牲后,忠魂升上九天,并受到吴刚热情款待的情景。词下阕写嫦娥为欢迎杨柳二烈士而兴高采烈地挥起长袖跳起舞来;而当二位烈士听到人间革命已获胜利的消息后,即激动得热泪飞洒,并顿时化作倾盆大雨降落到神州大地上的情景。毛泽东这首词的格调较之李贺的《梦天》的格调,应当说要崇高得多,或者更准确些说,两者有质的差异。李贺借梦入的美好的月宫仙境抨击中唐的黑暗现实,间接排泄自我人生失意的愤恨。而毛泽东则是借月宫里的神话境界,寄托自己对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牺牲的无数烈士的哀思、怀念和敬佩之情,热烈歌颂他们对革命的无限真诚和不朽功绩,歌颂他们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歌颂他们生死不渝的崇高品格,激励人们继承先烈遗志,发扬先烈革命精神,世世代代为国家富强奋斗下去。毛泽东凭借神话境界、大胆想象、艺术夸张和情感渲染,把人间现实和超人问的非现实的仙境,融合为一个充满激情的艺术意境。在内蕴于心的情愫的主导下,一方面人神化,另一方面又神人化,天上、人问、人间、天上,互为交织,令人陶醉,令人荡怀,令人泪下,令人自豪,令人幽思不尽。这应当说该属于最恰当的形式选择和最成功的艺术表达了!
此外,毛泽东1949年4月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的尾联出句,异常出色地借用了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成句"天若有情天亦老"。毛泽东非常欣赏李贺这首诗,曾多次圈画或评点、化用过。李贺诗云: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成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金铜仙人"是汉武帝所铸立,所以一人笔就特意点出它原来的主人。"茂陵"、"刘郎"、"秋风客"都是指汉武帝。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墓。汉武帝曾写过《秋风辞》,故称其为"秋风客"。刘郎即汉武帝刘彻。毛泽东对此句很欣赏,他说:"中国的儒学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写其名,日刘彻、刘郎。"认为李贺敢于大胆破除迷信。"三十六宫"泛指长安的宫殿。魏国官吏奉诏车马喧嚣地连夜将汉武帝在长安建章宫外铸立的"金铜仙人"拆迁走了。官吏们率领军队要把"金铜仙人"迁送到千里之外的魏都去。"金铜仙人"被迫迁离建章宫时只携带着空空如也的承露盘,并且是孤零零一个,因此一回想起旧主刘彻,沉甸甸的伤心泪水就哗哗地流个不停。李贺诗中的"金铜仙人"对故都长安和对旧主汉武帝刘彻是很有感情的。"衰兰"--长安城的一切的代表,对"金铜仙人"也是很有感情的。那末"天"呢?李贺说:天如果有感情,看见"金铜仙人"辞别汉宫而沉痛哭泣的恨事,也要为之悲伤而衰老的。其言外之意,就是凡有感情的活人,都该为"金铜仙人辞汉"的荒唐事而深感悲愤、痛心。结果呢?荒唐事还是被荒唐的官吏们顺顺当当地办成了!"金铜仙人"越走越远,只见冷清的月光笼罩着那荒凉的旷野,连渭水的波浪声也渐渐地远逝了!实际上,李贺这首诗是带着自己深重的痛惜、伤感、讽刺的感情而依据有关历史传说虚构成的。他的实质意向是借古人古事嘲讽中唐的现实。汉武帝刘彻妄想服"金铜仙人"所承"天浆"而长生不死;魏明帝曹散也妄想靠"金铜仙人"求得长生不死之方;李贺所处时代的唐宪宗也同样昏庸愚蠢,曾诏令亲信前往天台山采药大炼金丹,妄求长生不死,其迷信行径同汉武帝刘彻及三国魏明帝如出一辙。李贺此诗正是曲折地嘲讽了唐宪宗的荒唐行径,渲泄了在那令他失意、愁苦的时代,日益积压的感伤、忧愤、不满的情绪。这是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的创作动机、意向和效果。同时李贺诗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是化合于全诗整体记事抒情的意境中的,主要起强化"金铜仙人辞汉"为人问恨事、荒唐事的表达作用与效果。而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直接借用李贺这一成句,则与其原意已无联系。其诗云: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已赋予它全新的意蕴和感情,是紧承前三联的意脉而借
用的。意谓:如果天有感情的话,见到劳苦大众所遭受的蒋家王朝的黑暗统治,也会深感痛苦而变得衰老的,何况有感情的人呢?这怎么能容忍呢?其言外之意就是身受压迫、剥削而满怀仇恨感情的劳苦大众,是迫切要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解放南京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意志、感情、愿望,符合历史发展变化的方向和规律。此外,毛泽东在1929年10月填的《采桑子.重阳》词的首句"人生易老天难老",也与李贺"天若有情天亦老"旬有化用关系。毛泽东将"天亦老"反化为"天难老",用以揭示人生短暂、宇宙无限、人容易衰老而大自然的变化则相对缓慢的客观自然法则;同时也是借以自勉和启迪众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求在争分夺秒地投身到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的价值。在填《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时,毛泽东还化用过李贺《致酒行》中的"雄鸡一声天下白"句。毛泽东将"一声"改为"一唱",并将"一唱"置于前面,变为"一唱雄鸡天下白"。《致酒行》是李贺在"零落"的逆境中所作,充分显露了他那才志满怀、切盼用世而又始终不得志、不得用的极其矛盾、痛苦的心灵。"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李贺还是盼望自己那报君报国的"迷魂"、忠魂被招到生气勃勃的光辉灿烂的人生境地中去的,不过他所盼望所理想的只是个人的人生前景。而毛泽东的化用,则是站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的,他用雄鸡报晓喻指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各族人民告别了黑暗的时代,迎来了自己当家作主的光明的新时代。还有,李贺《秋来》第七句为"秋坟鬼唱鲍家诗"。毛泽东1958年7月1日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的颔联对句为"万户萧疏鬼唱歌"。"鬼唱"二字相同。毛诗句似从李贺诗句化来的。"鲍家诗",指南朝宋代文学家鲍照的诗。鲍照出身寒微,从人起兵失败后为乱兵杀死。他擅长乐府诗。李贺是以鲍照代指古代文人,意在悲叹历来多才文士真正得志者少,而白白苦读苦写者及含恨离世者多。而毛泽东则是用以指旧时代的统治者只知榨取百姓血汗而根本不关心百姓疾苦,因而使百姓陷于血吸虫病的深重灾难之中。干村荒凉,万户人亡,十室九空,哭声四野,瘟鬼高兴。旧时代"造瘟神",新时代"送瘟神",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该诗其二颔联出句"红雨随心翻作浪"的"红雨",则似借用于李贺《将进酒》的"桃花乱落如红雨"句。"红雨"指春雨。李贺以"红雨"(纷纷降落的春雨)比喻桃花的纷纷谢落,有喻人生易逝的意味。而毛泽东则以"红雨'(春雨)泛指江水、河水,意谓江水、河水都被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驯服了,利用了,大自然被中国人民改造了!以上所述,可以说都是毛泽东"学以致用"的异曲之妙。
李贺的短暂人生实践表明,所谓"天才"、"多才"、"鬼才",实际上就是大胆创造奇特的个性化的浪漫主义诗歌艺术之才。毛泽东也正是以自己的艺术爱好为基点,而着重从这方面给予他充分的肯定性评价的。
战斗诗情与缠绵诗情
--毛泽东与李商酶
喜其战斗诗情毛泽东喜爱李商隐的诗。李商隐约生于公元813年,约死于公元858年。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字义山,号玉豁生,妻王氏。中晚唐诗人,曾以与王室同宗为荣耀。李商隐诗才横溢,他遗传下的诗歌约600首。今存《李义山诗集》。毛泽东多次圈画、或批注、引用过的李商隐诗有:《韩碑》、《有感二首》、《重有感》、《马嵬》、《北齐二首》、《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夜雨寄北》、《筹笔驿》、《隋宫》、《锦瑟》、《贾生》、《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无题》(飒飒东南细雨来),共16首。
李商隐不是苟且苟活的庸俗之辈,他有忧虑国事、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素质,有用世以复兴危如累卵的李氏王朝的抱负、志向与心愿。因此他非常重视政治统治的历史经验教训,非常关注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现实。正是由这种创作主体心理所驱动,他写下许多砭讽政弊的政治诗,体现出非凡的战斗性、战斗力。对李商隐这种战斗性、战斗力、战斗诗情,毛泽东是非常喜欢的,因此李商隐这类以砭讽政弊为意向的政治诗,成为毛泽东阅读中所关注的重点之一。
李商隐的政治眼光和思考首先是投向历史。他从历史取材的政治诗,如《马嵬》其二: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毛泽东喜读这首七言律诗,至少圈画过三次,并手书过它,还
能随口背诵。据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回忆,有一次毛泽东与他在广泛交谈中谈及李商隐时,他用湖南乡音随便哼起《马嵬》诗来,但当哼完颈联后,却怎么也哼不出尾联来了。毛泽东知他忘记了,于是笑着很自然地补念了最后两句。诗题"马嵬",即马嵬()坡,也叫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西)距京城长安百余里。是唐玄宗(李隆基)在逃躲安史之乱中在军士的迫使下赐缢杨贵妃的地方。首联一入笔就嘲讽唐玄宗在贵妃死后仍令方士到所谓"仙境"寻找贵妃灵魂的迷信心理和荒唐无耻的行为。据传唐玄宗与杨贵妃当初曾订有"他生"婚约。因此方士依照唐玄宗的一理需要,也胡说杨贵妃在海外仙境仍坚守着"他生"婚约。李商隐则以诗句断言:"此生"的婚姻关系完蛋了才是真的,"他生"的婚姻关系则是无稽的白白的幻想而已。这无疑是对唐玄宗的虚妄的"单相思"的嘲笑!不总结教训,不追悔前非,却依旧执迷不悟地"单相思",岂不昏庸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颔联写唐玄宗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逃离京城皇宫,灰溜溜地到达马嵬驿,一时丧失了在长安宫中那种盛气凌人的权威。唐玄宗被迫逃亡在京城皇宫之外了,只能听到护送他逃亡的禁军的报警的梆子声了,而不再有专管报时的皇宫卫士为他报晓了。皇宫丢失,昔日作威作福的皇威大减!这种如实状写,也是一种嘲笑!那末护送唐玄宗的禁军是否还像昔日那样效忠呢?不!已在马嵬坡哗变了!颈联即着重描写马嵬之变。"此日",实指禁军哗变和杨贵妃自缢之日的晚上。"六军同驻马",指所有禁军夜宿马嵬坡时都参与了哗变,一致要求对杨氏兄妹治以死罪。唐玄宗于天宝十年七月七日与杨贵妃在华清官长生殿夜半密会时誓缌"他生"亦结为夫妻;并且笑话天上的牛郎每年只能与织女会面一次,远不及自己与杨贵妃的世世朝夕厮守。这种似乎轻松的笔调,实质上是对唐玄宗更幽默、更辛辣的嘲笑!相对说来,诗前三联是着重从侧面嘲笑唐玄宗,而尾联则是直接以责问、审问的方式嘲笑、追究唐玄宗了!"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岁星行天一周为一纪,行天一周需12年,故一纪即12年;"四纪"本应为48年。唐玄宗于公元712年至公元756年在位,共当皇帝45年,诗取概数,故言"四纪"。"莫愁",古代洛阳郡很能干的灵手巧的农家女,她"十五嫁为卢家妇",采桑、养蚕、织绮、生儿育女,样样都行,把家庭生活搞得很美满。相形见绌,为什么你唐玄宗在皇位45年,还不如一个民间小妇"莫愁"能干?为什么你唐玄宗在45年间招致祸乱,大难临头,众叛亲离,家破妻亡,还不如那个普通民间家庭"卢家"幸福?都是因为你唐玄宗奢侈荒淫,只知同杨贵妃厮混在一起,不像先帝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任贤能治,而让结党营私的权奸杨国忠一手操纵朝政,败坏国事。一般人的传统观点认为"安史之乱"、"马嵬之变",咎在杨家,"乱"发因杨国忠,根源在杨贵妃。李商隐此诗则着重将矛头对准唐玄宗,实质上是认为"乱"、"变"固然与杨氏兄妹有关,但根源在于唐玄宗的昏庸、荒淫、腐化。这是李商隐托旧事、感旧事而讽今之杰作。他以李氏王朝先帝因昏庸、荒淫、腐化而招致"乱"、"变"的历史教训,针砭他所处时代的政弊。凡统治集团头子皇上昏庸、荒淫、腐化,就必然导致"乱"、"变",就必然使王朝衰亡。应当说李商隐的思考是有本质性的深度的,是大胆的,是富有战斗性、战斗力的。对这种诗歌的战斗性、战斗力,毛泽东一贯是喜爱的。再如李商隐的《隋宫》其一: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对这首从历史取材的政治诗,毛泽东也很喜欢读,他圈画过三
至五遍。"隋宫"指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所建的行宫。隋朝仅历父子二帝,共38年,属短命王朝。李商隐此七绝的意向即揭示其为何如此短命的历史教训。隋炀帝以残暴、荒淫、奢侈、玩乐、亡国为显著特征。"乘兴",趁着一时高兴,享乐欲望一萌发就要"南游"扬州。"谏书函"即函封的规劝隋炀帝改正玩乐行为的谏书。"九重",九重深宫,即隋宫,隋炀帝所居之皇宫。面对函封的谏书,隋宫里有哪一个能够省察、省悟呢?没有一个!言外之意即:隋炀帝是一个只知随心所欲地玩乐的十足的昏君。这是前二句的实质意蕴。后两句则进一步揭露隋炀帝奢侈腐化,残酷剥削百姓、榨取黎民血汗、掠夺国人财物的罪行。"障泥",垫在马鞍下的马鞯,其垂于马背两侧,用以遮挡泥土。"帆",张挂在船只桅杆上的风帆。"障泥"、风帆一般是用布来制作,这里是用最高级的锦缎制作。跟随隋炀帝出去玩乐的人数众多,马队、船队都很庞大。据说隋炀帝为到扬州玩乐曾大造龙舟,随他前去玩乐的各种船只有几千艘之多,首尾相接长达二百余里。可见其奢侈腐化、荒淫享乐罪行的严重。这怎能不招致亡身亡国的悲剧结局呢?凡奢侈腐化、荒淫享乐,就会使王朝灭亡,这又是一条带规律性的历史教训。对这种历史教训毛泽东是十分看重的。对李商隐的《北齐》二首,毛泽东也很重视,也圈画过三至五次。它们是连章诗: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其一)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其二)
两首诗意脉连贯,表达"君王"荒淫亡国的同一主题。北齐由高洋(文宣帝)于公元550年称帝而建立,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为北朝之一。公元577年被同样是北朝之一的北周灭亡,历6帝共28年。李诗追写的是北齐后主高纬面临北周灭齐的战略进攻时,置国家生死存亡于不顾,仍与宠妃醉生梦死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从而导致"国亡"的悲剧。李商隐指出,北齐灭亡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外部的危难,而主要是因为后主高纬与宠妃荒淫无度的结果。艰险、危难的局势固然会使一个国家受到严重伤害,但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乃是皇上的荒淫腐败,因为皇上的荒淫必然很快导致亡国的恶果。李商隐从唐朝历史而上溯到隋朝历史,再追溯到"北齐"历史,其思考的都是"兴亡"的主题,总结的都是亡国的历史教训。重视历史经验教训是毛泽东毕生固守的基本思想观念,他喜欢李商隐这些诗是很自然的。
李商隐的政治思考始终是从属于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的。除着重从历史题材中托古讽今、借古鉴今外,他还直接从现实取材而写下一些贬责唐王朝时政的政治诗。如毛泽东圈画过五遍之多的李商隐的七言古诗《韩碑》,实质上就是从他所经历的现实取材的贬责时政的政治诗。全诗写韩愈奉唐宪宗圣旨撰的一块主要颂扬其平定藩镇叛乱的"纪功碑"由撰成、竖立到被拽倒磨平的过程。"咏神圣功书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实际上唐宪宗的平藩治国之功的虚假成分是很大的。在李商隐已经懂事的8岁那年,唐宪宗被奸臣活活杀死,自此李氏皇权实际上已旁落于奸臣手中,何功之有?这既是对"皇功的讥讽,也是对奸臣的谴责,是其诗歌现实性、战斗性、战斗力的结合。
上述李商隐从历史取材和直接从他所处时代的现实取材的政治诗,毛泽东都很喜欢。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兴亡主题、昏君主题和乱国奸臣的主题,是他生前所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是他与李商隐诗歌契合的基本点之一。
喜其缠绵诗情
李商隐虽然终生在"党争"中遭人排挤,但却不寡情,而是极富缠绵真情的人。他写下的不少爱情诗,与他这种主体秉性有内在关系。对他这类深切抒发内心缠绵真情的古典爱情诗,毛泽东也颇为关注与赞赏。毛泽东曾经给田家英写信说:"苏雪林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请去坊间找一下,看是否可以买到,或者商务印书馆有此书?"由于李商隐这类诗的创作意向有复杂性,因此毛泽东读得"很精细"。既重视诸家对难句含义的不一解释,也有自己的独立深思,但却从不轻易下断语。1965年6月20日,他对刘大杰说:"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1976年2月12日,他在致刘大杰的信中又说:"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因此他虽然非常喜爱、熟悉李商隐这类大都抒写缠绵爱情的无题诗,但相对说来直接评价却甚少。
李商隐对爱妻王氏怀有深情。他在镇守一方的重要军事辖区东川(唐方镇名,剑南东川之简称,诗中以"巴山"代指,辖区相当于今四川盆地中部以东地域)节度使幕下任判官时,曾写下思念爱妻王氏的《夜雨寄北》(或题作《夜雨寄内》)一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有些人说此诗是寄给长安友人的。其实"北"即其妻所居之方
位。内,内人,妻也。夜阑雨连绵,是极易引发怀妻之情的。妻子思夫心切、丈夫别绪满怀。夫妻都深怀团聚彻夜畅谈的心愿。"何当","何",表示反问,以反问语气表示应当;"却",副词,表示转折,意谓"然后"再诉说久别之情。这种独异的句式,使夫妻的缠绵恋情表达得愈加真切、强烈。毛泽东之所以多次圈画、反复欣赏此诗,与此诗本身的匠心独运及缠绵真情的感召力大有关系。
.相对而言,《夜雨寄北》是李商隐爱情诗中情意较为明朗的一首,而毛泽东曾作过多次圈画并手书过的七律《锦瑟》,则是其中意向隐晦深邃的代表。其诗云: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是装饰华美的瑟;"思",思念;"华年",指青春时代。
这是李商隐在晚年追忆青年时代失落的春心、春情、春梦么?是如苏东坡所说的那样,颔颈二联是分别写弹奏锦瑟的"适、怨、清、和"的旋律么?抑或是其他什么?毛泽东反复吟诵,反复意会,似亦难以言传。李商隐爱的心灵的海洋是很难捉摸透的。其多思性、多义性、隐晦性、深邃性,恐怕是毛泽东作出"存疑可也"的论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尤其欣赏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 (其一)、"重帏深下莫愁堂"(其二)、"凤尾香罗薄几重"(其三)、"飒飒东风细雨来"(其四)、"来是空言去绝踪"(其五)、"相见时难别亦难"(其六)这六首《无题》诗,他对这些无题诗都画着大圈、小圈。其中,尤其对其六更为看重。其六云: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毛泽东对这首诗圈画过五遍,并在《无题》上连圈三个大圈。前四句极写男方的思念,后四句则设想女方的思念。多么想见一面啊!但在礼教的桎梏下,男女相见多么难啊!思念多少时才有机会见那么一回,因此怎么忍心轻易分离呢?特别是在"东风无力百花残"的暮春时节,更倍感伤心。这种缠绵的痛苦的思念,恐怕要永世无休止了!他思念,她也思念。由于昼夜思念,她那丰盛的鬓发已渐失靓泽,心情凄凉,容颜憔悴。她居住的处所(以"蓬山"代指)并不遥远,她应派她的伴女(以"青鸟"代指)常送约会的信息来,何必那么煎熬着呢!全诗抒写妙龄男女互相爱慕、热恋而又难得相见相处的缠绵相思之苦,感人至深。此外对《无题》其一中的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以及对《无题》其四中的名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毛泽东也特别欣赏,因而也予以了多次圈画。李商隐的爱情诗并非全无欢快、昂扬的
情调,但其热望相爱而不能相爱,切盼相见而只能相思,希冀相处而只能相离的缠绵爱情的苦楚、凄凉、伤感,却居主导地位,其中有的还夹杂某些低级色调。对于李商隐这样的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欢快、昂扬、苦楚、凄凉、伤感、低级趣味的情调,都是真实、自然的。同时他这类缠绵诗作也确实不乏艺术魅力、感染力。李商隐这类诗的动情力、感染力、艺术魅力,是毛泽东喜读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作出对它们"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的判断的主要根据之一。
笔锋同指"宦官"
李商隐的诗笔锋芒曾指向宦官,他写下了谴责、声讨唐王朝宦官专权的诗。如毛泽东多次圈点过的《重有感》: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李商隐所处的中晚唐时代,是宦官专权与朋党倾轧最严重、最
凶残的时代。官高权重者实际上已不是皇上而是宦官。昏庸无能的皇上虽然总想铲除宦官势力而独揽军政大权,但往往落得个自身难保的下场。唐文宗李昂于公元835年曾发动"甘露之变"以诛杀仇士良等一帮擅权的宦官,但结果因伏兵暴露而失败,仇士良不但率兵大肆屠杀文宗派大臣及所谓"株连者"千余人,而且以"幽禁"手段使文宗成为了十足的傀儡"儿皇帝"。李商隐曾以《有感二首》写及此"事变",借以痛斥宦官;而后又接着写下此诗,故题作《重有感》。他是有感于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数次上疏谴责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势力的骄横凶残的义举而发的。头两句称赞刘从谏有反对宦官专权的实力优势和在危难中与君主、国家共忧患的忠心、决心。刘从谏所辖之战略军事地区属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南部一带,临近京城长安,因此其既据方镇,总戎马,有强兵,又近京城,举足轻重,足制朝奸。第三、四句称赞刘从谏敢于反复上疏声讨宦官专权的义举,并认为刘从谏应言行一致,领头立即麾师直抵长安"平乱",铲除宦官。第五、六句两句断言唯有刘从谏这样效忠君、国的武将才能根除君、国之愁。"蛟龙失水",喻指唐文宗在"甘露之变"后受宦官软禁,被剥夺一切权力,终日发愁流泪。末二句预言只要刘从谏这样的武将率军干预,宦官在长安城的疯狂屠杀就必将平息。"雪涕收",以洗擦涕泪、收起哀愁喻指宦官的屠杀局面总有一天要过去,安定舒心的日子总有一天会重来。李商隐的诗笔虽然也嘲讽皇上,但在皇上与宦官两者之间,他是坚决站在同宗皇上一边而痛恨与反对宦官专权的。
毛泽东不但看重李商隐谴责、声讨、痛恨、反对宦官专权的诗,而且在1958年还写下了赞赏中唐士人敢于直言宦官专权危害的精神品格的《七绝?刘蒉》: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蒉。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如前所述,李商隐谴责宦官的诗是依据自己亲见、亲历的"甘
露之变"写下的;毛泽东的七绝则是在读《旧唐书?刘蒉传》时,由刘黄策论的文笔、文思不凡而激起诗兴,特别是有感于唐代宦官官场的凶恶及刘蒉面对凶恶的宦官官场而敢于直言的精神而写下的。毛泽东的诗笔更为深远,更具概括力。他一起笔即以"大云"遮天,喻指历代长期以来的宦官专权总是把朝野内外搞得黑暗得很的;瞧,像中唐刘蒉这样的敢于直指宦官专权危害的"俊伟"之才,本应肩负朝廷大事,建树丰功伟业,但却不断受到宦官摧残,不断地寻机发射暗箭、毒箭伤害他,如同把孤雁的羽毛残酷地硬拔下来一样摧残他。然而刘蒉终究不愧为面对险恶而挺立的硬汉子,在朝中众多官员都毫无胆量触及宦官专权这一生死攸关问题的严重局面下,他仍敢于只身在"对策"时冒死力劝皇上剪除宦官专权的弊政。毛泽东的七绝称赞了刘蒉敢于反对宦官专权的精神品格,谴责了宦官专权的残暴凶恶;这种实质内容,与李商隐称赞刘从谏敢于上疏反对宦官专权及谴责宦官势力专横的《重有感》诗似乎一样,但是否足以断言它们之间有何"师承"关系呢?难!充其量恐怕也只能说所见"史实"及所感、所思略同罢了!
借用与化用
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叶或七十年代初叶,写下了《七绝?贾谊》,其中首句"贾生才调世无伦"是借用李商隐(绝?贾生》的次句,仅变动一字,将"更"改为"世"。李商隐的七绝云: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毛泽东对李商隐这首诗非常喜欢,竟先后圈画六次之多,是圈
画得最多的一首,并且手书过它。李商隐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取材的,着重点在于称赞"贾生"的才能及慨叹嘲讽昏君对其才能的毫不重用。"宣室"是汉朝未央宫殿前正室,此代指汉朝廷,实指汉文帝刘恒。"逐臣",指贾生,即贾谊,贾谊曾被贬谪长沙,后汉文帝令其返京城长安而召见于"宣室"。"才调",才能,概指其治理军国的才干在众人之上,无他人可比。"前席",前,指向前移动,古人席地盘坐,彼此谈得投机,就会自然而然地向前移动,靠近倾听。汉文帝的"前席",说明贾生的谈论是雄辩的,是动情的,是富有吸引力的。"虚",徒然,白白地。李商隐说贾谊可悲得很,虽然将自己的治国谋略滔滔不绝地谈论到深夜,然而汉文帝却始终根本不问国计民生的大事,而惟有一个劲儿地问及"鬼神"的事。《史记》中记载,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时,确实向贾谊问及"鬼神"本源的问题。李商隐是依据史实构思、创意的。这次召见后,贾谊依旧未被重用于朝廷,仍被贬谪于地方任无职无权的梁怀王"太傅",并在梁怀王堕马死后不久即忧郁而死。相比而言,毛泽东的《七绝?贾谊》与李商隐的七绝有异有同。二诗都赞赏与叹惜贾谊的无与伦比的才能、才干,这是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李诗意在抨击朝廷昏君根本不重用贤才,而只重用朋党权奸;而毛诗则重在慨叹贾谊任梁怀王太傅后的不幸命运,惋惜贾谊因梁怀王堕马死而郁郁自伤致死实在不值得,实质上也就是对儒生贾谊迂腐地握着愚忠愚义的软刀子自杀的可悲人格提出委婉的批评。
李商隐是浪漫派诗人之一,与李白、李贺并称"三李"。毛泽东与喜欢李白、李贺一样,也喜欢李商隐的浪漫诗风。李商隐既从杜甫等前辈诗人那里取得艺术滋养,更受到李贺等诗风的影响。他那些关注现实,思考现实,反映现实的诗,大都诗意精辟,击中要害,激切有力,表现出一派浪漫的诗风。毛泽东历来不主张"用钝刀子割肉",而主张一针见血的泼辣、犀利的风格,因此他重视与喜欢体现李商隐战斗诗情与诗风的诗是很自然的。李商隐的缠绵诗情、婉约诗风是他诗歌创作所取得的独特成就的重要方面。他的这类诗喜用比兴、典故相交融的表现方法,因而其寄托往往蕴藉深邃,以意曲、情婉、情浓而感人,而耐人寻味。对这种独具个性特征的缠绵、婉约格调,毛泽东有浓厚兴趣也是很自然的。在毛泽东诗词中,战斗诗情和婉约诗情都很突出,正符合他"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艺术兴趣。就总体诗风而言,两者之问或多或少有继承、借鉴、影响与创新的关系。
此外,毛泽东在诗歌创作中还化用或借用过李商隐诗中的某些词语。李商隐的《曲江》诗的第二句为"空闻子夜鬼悲歌"。毛泽东1958年7月1日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第四句为"万户萧疏鬼唱歌","鬼唱歌"与"鬼悲歌"只更一字。李商隐是用以写唐文宗时代的"甘露之变"失败后,被宦官仇士良屠杀的无辜朝(宰相)等的鬼魂在深夜悲惨地喊冤叫屈的情景。毛泽东则用以写血吸虫的得意、猖獗、危害。在旧时代,血吸虫疫情严重,家破人亡,田园荒芜,人烟稀少,惨绝人寰,这实质上是对旧时代、旧社会的控诉与否定。二者事异,惨象小同。李商隐的七绝《为有》首句是"为有云屏无限娇"。毛泽东1959年6月回故园韶山时写下的《七律。到韶山》颈联出句是"为有牺牲多壮志"。其中"为有"一词语相同。就此词语本义而言,也是相同的。"为",读去声,因为;"为有",因为有。但置于各自的诗的意境中,其表意功效则有性质的差异。李商隐的《为有》是爱情诗,他的"无限娇"是指无限娇媚的温柔的少妇。他说因为云母石雕制成的华美的屏风内有非常娇美的少妇,因此,昼短夜长的寒冬过后,反而惧怕夜短的春日的到来。他抒发的是少男少妇贪"香衾"、求欢娱而嫌夜短的依恋情怀。而毛泽东则是用以忆写革命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的历程。毛泽东诗中之"为有"有强调作用,含"正因为有"之意,从而更有力地歌赞了革命人民壮志满怀、勇于斗争、不怕牺牲、彻底改造旧世界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二者所表达的情意是有天壤之别的。
权贵"憎忌" 十试不第
--毛泽东与罗隐
情不幸人生毛泽东同情罗隐的不幸人生。罗隐生于公元833年,死于公元909年。本名横,字昭谏。新登(今浙江桐庐)人,或谓余杭(即今浙江余杭)人。他在傀儡皇帝唐文宗李昂时代末叶降生。人生七十古来稀,由于罗隐长寿,享年77岁,因此他不但经历了唐王朝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诸傀儡皇帝一步步走向衰亡的过程,而且经历了唐王朝灭亡后"五代"之首"后梁"的若干岁月。唐文宗谋划"甘露之变"失败后,.李唐王朝即陷入了无可救药的衰败期。继位于唐文宗之后的唐武宗李炎,虽然对宦官、藩镇实行了抑制措施,但毕竟大势日去。其余几个傀儡儿皇帝均无什么作为,皇权威风几乎扫地。藩镇公然凭武力割据对抗朝廷,宫内宦官与宫外官僚争斗日甚,大小宦官派别争权夺势,大小官僚派系倾轧不休,因此李唐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敌对诸派系已陷人你死我活的斗争漩涡之中。与此同时,为保障奢侈腐败的享受,统治集团诸派系又都不约而同地加紧对黎民百姓的搜刮、榨取。于是黎民百姓在苦难深渊中忍无可忍,不断举行起义。自懿(y1)宗登基翌年(公元860年)农民起义就开始爆发,特别是僖宗登台的第二年(公元874年),盐贩出身的王仙芝(山东人)聚众数千人在河南某地发动起义;公元875年,同样是盐贩出身的黄巢(山东人)又聚众响应,声势浩大,并于公元881年初攻占唐'
都长安,迫使僖宗如玄宗一样,逃亡四『。后虽于公元883年,在唐军围攻下,黄巢被迫率起义军撤出长安,并于次年因战败被唐军穷追而自杀,但被大太动摇了的李唐王朝在此后仅20年便彻底灭亡了。罗隐的宝贵人生正是葬送在李唐王朝皇权衰落、统治集团腐败、倾轧,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各地,战争频繁,矛盾尖锐,民怨沸腾,危机四伏,王朝灭亡征兆与趋势日益显露,并终于彻底灭亡的特殊时代。
不幸的时代决定了罗隐人生的不幸。他本怀远大抱负,热望用世,亟盼通过"进士"门槛而被重用于李唐王朝。但因他为人刚正不阿,愤世嫉俗,不甘在权贵跟前低眉顺眼,特别因《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因此触犯了权贵,为朝廷公卿所"憎忌"。虽自20岁便竭力应进士举,但十试均因权奸捣鬼而不第。对此,罗隐曾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写下《偶题》一诗: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毛泽东研读过此诗,作了圈点,特别是对后两句,字字都画了
密圈,并且还亲笔批注道:"十上不中第。""钟陵"在今江苏进贤县境,"云英"是钟陵歌妓。彼此同为苏浙一带人,旧情依依。云英问及考科举事,罗隐遂赠此诗。"掌上身"典出汉代,以汉代赵飞燕喻指云英。罗隐回想起自己20岁那年始应进士举时,云英曾与自己宴别,尔后十余年瞬眼逝去,如今重曰..批那身姿依然那么绎稀秀美.依然是那么能歌善舞。从"醉别"、"掌上身"、"君未嫁"的言辞看,罗隐与云英的私情是极深厚的,可知其诗之主旨并非冷嘲歌妓云英"不如人",而主要在于隐喻自己因触犯权贵,而始终科榜无名。应当说,毛泽东的"十上不中第"的批注正中罗隐诗的要义。罗隐毕生"深怨唐室",对唐室、唐皇是采取讽刺、抨击态度的,他深知这是他的才气、才学、才智未被看重而始终受阻于官场门槛之外的根本原因。从毛泽东对罗隐《偶题》诗的看重和批注,可知他是怜惜罗隐才志的被埋没的,对他的"不遇于当世"、才干不得施展的人生不幸,是抱同情态度的。
喜读抒怀诗
毛泽东喜读罗隐的诗。在文学史家的眼里,晚唐诗人罗隐的文学史位置并不显著。有些诗人占据专章专节的地位;有些诗人在合节中彼此平起平坐;而他仅在合节中享有"其他诗人"的待遇,名字并未出现在合节的标题中。在一般论者眼中,罗隐的创作成就主要在以《谗书》(小品集)为代表的小品文方面。然而毛泽东却相当看重罗隐及他的诗,他对罗隐的诗有着浓厚而广泛的阅读兴趣,显出了他独特的审美选择和审美爱好。
罗隐有诗集《甲乙集》,共10卷,皆五、七言诗。今人雍文华校辑的《罗隐集》(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版),为最全版本。毛泽东书屋里有《甲乙集》、《罗昭谏集》两种集子。毛泽东多次圈画或予以密圈、批注、引用、手书过的罗隐的诗计有20首:《曲江春感》、《自遣》、《雪》、《绵谷回寄蔡氏昆仲》、《蜂》、《忆九华》、《京中正月七日立春》、《秦纪》、《登夏州城楼》、《筹笔驿》、《王溶墓》、《偶兴》、《中秋夜不见月》、《偶题》、《七夕》、《东归别常修》、《董仲舒》、《焚书坑》、《浮云》、《西施》。毛泽东圈阅过的罗隐诗共计90首,是圈读得多的诗人之一。毛泽东圈画的过程,既是阅读的过程,欣赏的过程,也是思考、评价的过程。他画圈的多少,有几种可能,一种是表示阅读的次数;另一种可能是表示赞赏的程度,画圈愈多愈密表明愈加赞赏;再一种可能是表示该诗或诗句的重要性,圈越大越多就越重要;第四种则可能因诗本身的内涵艰深,理解难度较大,他每反复研读一次即加画一圈。但大体说来,他多次画圈或予以密圈、批注、引用、手书过的诗、都是他所关注的思想内容的重点和他艺术欣赏的浓厚兴趣所在。
毛泽东看重罗隐的借史抒怀诗。
李商隐写过《筹笔驿》,歌赞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治理军国的才干和慨叹他一统天下的大志未酬的遗恨。罗隐也以因诸葛亮麾师伐魏时曾驻扎那儿运筹军机而得名的"筹笔野"(故址于今四川广元县北,今名朝天驿)为题赋诗: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对李商隐和罗隐的《筹笔驿》,毛泽东都分别手书过。从圈画
的情况看,毛泽东似乎更看重罗隐的《筹笔驿》,他仔细研读过它。他在其诗前画有三个大圈,而且每诗句末都画有圈,首句旁边还画着曲线,自第三句始,又一路密圈至全诗末尾。在二十四史《南史.梁武帝传》末,《南史》编撰者唐初史学家李延寿对南朝梁国的建立者梁武帝萧衍有一段评论,毛泽东读毕,还在该页上端空白处引用罗隐《筹笔驿》中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作为对梁武帝的评语。应当说,毛泽东的选用颇符合梁武帝最基本的生平事迹与人生命运。梁武帝是乘南朝齐国内乱时起兵并赢得一呼百应而夺得帝位的,其势头恰如"时来天地皆同力"一般。公元547年,他还得意扬扬地接受了北朝东魏大将侯景的归降。但次年侯景即与梁宗室内奸一起举兵叛变,并率军渡江攻破梁都建康(今南京),紧接着又围攻梁武帝皇宫所在地台城(址于今南京鸡鸣山南一带),梁武帝被围困在台城宫殿里连饥带病,活活气死,恰是"运去英雄不自由"。足见毛泽东对史书读解之精细与对罗隐诗句理解、.运用之精确。
罗隐的《筹笔驿》,概括而全面地反思了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生平业绩及军政战略结局,这是毛泽东看重它的重要原因。诗的头六句重写史实,以极强的概括力评说了诸葛亮终生的成败;后两句则以调侃性笔调借景抒怀。人生在世,草木一春,包括功名在内的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山岩永在,清水长流,功名成败转头空,还不如青山绿水,何况那帮误国、亡国君臣呢!诗中实质上潜藏着罗隐对自我功名成败的无奈的深刻痛楚。在罗隐的潜意识中,唐王朝的最终命运和蜀国的最终命运是一样的。
对罗隐的《西施》一诗,毛泽东也很看重。其诗云: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毛泽东在此诗的标题前画有两个大圈,同时对全诗四句都画了
密圈。"西施"是美女,一称先施,春秋末年越国苎罗(今浙江诸暨南)人。在春秋末年,吴、越两个邻国常相交战。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战败越王勾践,迫使勾践屈辱求和,勾践将西施献呈夫差,于是西施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与此同时,勾践"卧薪尝胆",刻苦图强,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攻灭吴国。这就是所谓西施"倾吴国"、吴人"怨西施"的过程和内容。越国灭吴国后,曾成为霸主之一,但至战国时代,国力衰弱下来,约于公元前306年,被七雄之一的楚国灭亡。罗隐认为这都是"兴亡自有时"的缘故。在罗隐看来,王朝都有其起迄的过程,既有兴之起点,亦有亡之终点,或兴或亡都由时势所决定,顺时势者兴,背时势者亡,封建时代的历史就是在兴兴亡亡中走过来的。在罗隐的潜意识中,"家国兴亡"的主题是晚唐王朝的现实主题,唐王朝也必然走向灭亡,兴兴亡亡是历史演进的规律,因此吴人何必苦苦地怨恨西施呢,如果把灭亡吴国的罪恶强加给西施,那末越国灭亡又是哪个美女的罪过呢?天命不亡的封建王朝根本没有,这便是罗隐借以抒发的潜在情怀。对"兴亡"主题的关注,是毛泽东看重罗隐此诗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对罗隐的借景抒怀诗和直接抒怀诗也相当看重。罗隐曾借中秋暗夜景色抒怀,如他的《中秋夜不见月》:阴云薄暮上空虚,此夕清光已破除。
只恐异时开霁后,玉轮依旧养蟾蜍。
毛泽东在此诗的每句末都画了双圈,并在后两句旁边加了密圈。中秋夜本是赏月的好时机,但刚要入夜天空即布满了"阴云",因此看不见月亮,清亮的美好月色也荡然无存了。即使??异时""阴云"消散后,亦恐月中有"蟾蜍"而难成朗月了!中秋明月夜是很多的,但罗隐不写中秋明月夜,而写中秋不见月的黑夜;其笔下的黑暗的"月宫"和晚唐"皇宫"有隐喻意味;诗中蕴藉着他"深怨唐室"和讥贬"憎忌"他的朝中权奸的意味。罗隐还借雪景抒过怀。他的《雪》诗写道: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毛泽东很欣赏此诗,曾手书过它。瑞,吉祥。"雪"历来被视
为"瑞物"(吉祥物),因为它能杀虫、保温、保墒,有利农作物,所以形成"瑞雪兆丰年"的口头禅。农家面对飘飘瑞雪而视之为来年丰收的征兆,这是真诚的愿望。而朝廷那些权贵们口口声声称道的"丰年瑞",同农家的真诚愿望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过去不是压根儿没有"丰年",可是事实又如何呢?依然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得享受的还是朝廷那一小撮权贵们。就唐都长安的状况来说,"贫者"也很多,寒雪下个不停,就会加剧他们所遭受的冻饿之苦。所以无论从来岁还是眼前看,还是"不宜多"为好。罗隐借此抒发了自己关怀黎民疾苦的情怀,或许正是这种情怀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罗隐还写下一些直接抒怀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自遣》诗: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从表面现象看,某些人恐怕会着重批判罗隐的消极情绪。但深
知罗隐毕生失意的痛苦遭遇的毛泽东,却十分重视此诗。他将它一路密圈到底,字字圈点,并手书全诗,留下两幅手迹。在晚唐的黑暗朝廷的桎梏下,罗隐的"失"、"愁"、~恨"愈积愁重。既陷于失意的压抑中,既"多愁多恨",又要缄口无声地装出"悠悠"自得的样子,这是极为矛盾、痛苦的心灵状态。因而更需"今朝有酒今朝醉",更需"借酒遣愁"。对此毛泽东不予批评,而默予同情,因为这是罗隐在坎坷人生旅程中形成的愤世嫉俗情怀的独特排泄方式。同时他不愿在屈辱中趋炎附势、"得意""高歌",而宁愿在"失意"中达观"自遣"、"悠悠"自处,与"不愿折腰"的精神多少有些相似。罗隐的另一首直接抒怀诗《偶兴》也具有代表性。其诗云:
逐队随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车尘。如今赢得将衰老,闲看人间得意人。毛泽东对此诗亦颇看重,他逐句加了密圈。这是罗隐晚年在
"曲江池畔"偶发诗兴而写下的诗。"曲江池"本是长安城外的天然池昭。汉武帝在此造"宜春苑",成为供汉代帝王、权贵游玩或打猎的著名园林;唐时再加疏凿,有池面七里,并在池畔建筑殿宇楼阁亭榭,成为花卉飘香、烟波明媚的京城"第一胜景"。在唐玄宗执政前期,每年三月初三于此赐宴群臣;每年科举揭晓后,各科中第新进士(时人所谓"新郎君")宴集"同年"(同科考中者)也在此地。经"安史之乱"后,殿、楼等虽被毁废,士大夫(包括得官者和未得官者)每年四季仍游赏不绝。唐末(公元904年),唐都迁洛阳后,池水虽渐涸,但游赏依然。罗隐是以不中第、不得官的失意者身分游园的。他有生以来跟随一个又一个的士人队列到"曲江池"春游已不下二十次了。那些中进士第者到此是为了参与宴聚"同年",而他自己只是为着在池畔旁边"避车尘"而已。他想及自己一生都输掉了,只得到了自然规律赐与的"衰老",而没有"赢"得任何功名,这完全是由晚唐黑暗官场捣鬼所致。即将进入官场和早已在官场享受高官厚禄的"得意人"自然是兴高采烈的,然而罗隐对他们的"得意"却是"闲看"了,冷漠了,不屑一顾了。罗隐这种低落的心绪,既是他厌恶黑暗官场、愤世嫉俗情怀的泄露,也可以说是晚唐没落、衰亡的时代趋势的心理折射。
总的看来,在"唐末诗风衰落" (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的特定时代里,罗隐的诗还是有思想性的,格调是刚正不阿的,这该是毛泽东喜读罗隐诗的基本原因吧?
喜欢语言风格
毛泽东喜欢罗隐的诗风,尤其喜欢罗隐诗的语言风格。
毛泽东关心诗歌的发展,他认为新诗应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尤其历来看重民歌,认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引文见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而罗隐的许多诗,正是民歌味较浓,特别是其诗语言兼用口语,明快犀利,既晓畅易读,又不乏表现力。诸如:
男儿未必尽英雄,但到时来命即通。若使吴都有王气,将军何处立殊功?(《王溶墓》)
月帐星房次第开,两情惟恐曙光催。时人不用穿针待,没得心情送巧来。
(《七夕》)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芽是今日。远天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冰出。
(《京中正月七日立春》)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蜂》)
这些都是毛泽东十分喜爱的诗。对《王溶墓》(溶晋灭吴大将),毛泽东在标题前画着两个大圈,在头两旬旁边连画着密圈。对《七夕》,他除在后两句旁画有密圈外,还在诗最后画有一个大圈套着两个小圈。对《京中正月七日立春》,他在标题前画有两个大圈,并且逐句加了圈点。对《蜂》,毛泽东不止一次手书,现留下两幅手迹。这些诗的语言已相当口语化,不是文人口语,而是民问口语。李商隐的不少诗因用典过密而意向隐晦;罗隐则不重用典,而重在提炼通俗口语,因而形成了晓畅平易而颇耐寻味的诗风。综观其诗,不乏回肠荡气、浪漫深情、温柔缠绵、自嘲调侃、愤世怨恨、至真至美的艺术境界;其诗思活跃,入诗题材广泛,语浅意明,读来轻松。这也该是令毛泽东喜读多读的原因之一。
在晓畅平易、语浅意明而又颇耐寻味的诗风方面,毛泽东诗词不仅与罗隐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还略胜一筹。毛泽东的一部分诗是在马背上"哼"成的,是随成诗的,而不是刻意追求"句险语曲"的结果,但又绝非淡如白水。如他于1929年秋"在马背上哼成的"《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全词语言凝炼自然,121语、典故、史实水乳交融,脱口而出,平易自如,然而又句句中的,语语中的,字字中的,耐人寻思、寻味。毛泽东诗词的句式许多都是在通常口语句式的基础上锤炼成的。诸如:"看万山红遍","问苍茫大地"(《沁园春.长沙》);"敌军围困万千重","黄洋界上炮声隆"(《西江月。井冈山》);"人生易老天难老","战地黄花分外香"(《采桑子?重阳》);"齐声唤,前头提了张辉瓒"(《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羚);"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念奴娇?昆仑》);"天高云淡","不到长城非好汉"(《清平乐?六盘山》)"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不管风吹浪打"(《水调歌头?游泳》;"吴刚捧出桂花酒"(《蝶恋花?答李淑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算子?咏梅》);"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七律'冬云》);"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虞美人'枕上》;"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年年后浪推前浪,江革江花处处鲜"(《七律?洪都》等。毛泽东学识渊博,赋诗填词时完全能够如古代诗人一样引经据典,而且也确实在创作实践中对古代典故作造性的出色运用。他用得恰当、自然,使之洋溢着新时代的生活气息,生动、形象、有力地为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向服务。同时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典密隐晦的诗风,而追求晓畅平易、言近意永的诗风。以上从他的诗词中顺手拈来的诸多诗句,均未用典,均为通常口语句式提炼而成的,但融入全诗意境之中,却既晓畅,易于品味,又情思幽远。
毛泽东还善于将新鲜活泼的大众化口语人诗人词。如:"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些提炼过的大众化口语,形象生动,意味隽永。再如《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虽然借用了上古寓言,但全词用词仍颇大众化。"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俚雅并用,亦庄亦谐,饶有趣味。他的《杂言诗?八连颂》则可以说全是用大众化的口语提炼而成。如其中的"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既通俗易懂,又刚劲有力。毛泽东诗词的语言虽然有时也将豪放和委婉细腻自然融合,但其基本风格是豪放壮美,其口语句式、大众化语亦是这种基本风格的成部分。诗歌创作的成功,与运用语言的匠心和驾驭语言的功力密不可分,但匠心与功力绝不是体现在艰涩难懂上。言近旨远,"童子解吟",谁都能懂,谁都写不出来,谁都愿意反复品味,又谁都难以完全言传,这应当说是最高的诗歌艺术的水准与境界。
此外,罗隐《感弄猴人赐朱绂》第二句为"五湖烟月奈相违";毛泽东1963年12月写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第二句为"红军队里每相违"。"相违"二字同。"违",离别。罗隐是慨叹自己十多年来为了应试进士而无可奈何地离别了风景美丽的江南故乡。而毛泽东则是追忆自己同罗荣桓在战争年代虽然在同一队伍里,但却不能经常相见。还有罗隐《蜂》的第二句为"无限风光尽被占";毛泽东1961年9月9日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末句为"无限风光在险峰""无限风光"四字同。罗隐是称赞蜜蜂为了酿蜜不辞辛苦地到诸多风景无限美好的地方采集花粉;毛泽东则是说谁要真想领略到习无限壮丽的风光,仅止步于"仙人洞"是不行的,而必须真格地努力攀登到峰顶。此两处词语不知毛泽东是否有意借用于罗隐诗。
总之,毛泽东是同情被权奸"憎忌"、十试不第的罗隐的不幸人生的,是特别喜爱罗隐的抒怀诗及其诗歌的语言风格的,这是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审美爱好的体现。
"词家革命的巨子"
--毛泽东与柳永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酷爱我国古代优秀的诗词文赋,在革命战争年代,于戎马倥偬间隙;在创建新中国之后,于日理万机之暇,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诗词名作。在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的基础上,他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诗词创作,使他成为中国诗坛词苑中的"泰山北斗"(郭沫若《满江红》语)。毛泽东对古典诗词的审美兴趣是全面而深刻的。他在读范仲淹的《苏幕遮》和《渔家傲》两首词后,对自己的词学欣赏兴趣,有过一段非常精深的论述,他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他还说:"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毛泽东精通辩证法,他善于运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人们的大脑思维规律和心理活动规律,并以之指导自己的诗词创作,概括自己对词学的审美兴趣,而且对古代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词人作了科学的总结。毛泽东本人不仅对词的兴趣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而且他创作的词篇,也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除了毛泽东,北宋的苏轼,南宋的辛弃疾所创作的词,又何尝不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而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又何尝不是偏于婉约,不废豪放。毛泽东的兴趣偏于豪放,因而他对苏轼、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的词作圈阅较多;但他不废婉约,所以他对宋代著名婉约派词人柳永、秦观、李清照等的词篇也很重视。在他的书斋里有一本柳永的《乐章集》,还有一本《词综》,在这两部集子中,他圈阅过的柳词有35首,有些词作是反复圈画过的,如柳永的《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二句,毛泽东密密圈画了这两句,这说明毛对柳永科场失意后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以及对科举的逆反心理的重视。还有柳词代表作《望海潮》、《雨霖铃》、《八声甘州》,也都圈画过。但圈点得比较多的是柳词中三首《满江红》和《醉蓬莱》。
"浅斟低唱"的"白衣卿相"
柳永是婉约派的代表词人。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卒于宋仁宗皇{;占五年(1053)。因他排行第七,故也称他为柳七。他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勤奋读书,吟课诗词,多才多艺,精通音律。他本想走科举仕进的道路,但因生性放浪,风流倜傥,"多游狭邪"、"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他初次考进士落第,写了一首《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以抒发他的牢骚感慨。上片是说:自己参加科举考试落榜了,偶然间失去原来夺魁的希望。在圣明的时代暂且遗落了贤才,自己该怎么办呢?原来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施展抱负,但如今没有名登金榜,理想落空了。只好任意过着流连坊曲的狂荡生活,何必去计较得失,我自有才能,作为一个才子,一个词人,我不用参加科举、追求达官显宦的地位,就自是白衣卿相了。
下片是说:自己在科举考试中虽然失意,但汴京有着许多歌楼酒肆、绣阁佳人,自己能够寻找到意中人,仍然可以跟她们生活在听歌饮酒的欢乐之中。青春时光是短暂的,不能虚掷,我要把利禄的浮名抛弃,换成现在浅斟低唱的赏心乐事。这首词,表现了诗人的狂傲性格与对科举的逆反心理。该词一经传出,所有落榜的举子都喜爱吟唱它,自然也引起当朝最高统治者的反感。因此,柳永被仁宗斥为"薄于操行",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因此后来屡试不中。后改名为永,才于景占元年(1034)中了进士。他担任过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还做过余杭令、昌国州晓峰盐场大使,监督制盐。在盐场任内,他写过《煮海歌》一诗,反映贫苦盐民的悲惨生活,表现诗人对盐民疾苦的同情。柳永仕途失意后,沦落到社会下层,常与秦楼楚馆的歌妓和教坊的乐工来往。当时乐工每有新腔,都要请他谱写歌词。他的词主要是描写歌妓的忧愁别恨,抒发自己政治失意的牢骚以及羁旅行役的苦况,还有一些铺写都市风物之美的。总而言之,词发展到柳永,发生了一次巨变,其中也包含他对词所作的贡献。
柳永对词学的贡献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了词的影响范围:词产生于民间,后由民间转入文人手中。到柳永,将词从士大夫圈子中解放出来,使它走向市民阶层。柳永采纳市井新声,通过自度曲和改造旧曲等手段,"变旧声作新声",创造了一种"旖旎近情"、"铺叙展衍"的新曲,使词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极大地扩展了词的影响范围。耆卿词,不仅市井平民喜欢,而且上层人物也爱好。"柳词髋骰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陈师道《后山诗话》)
(二)在词的题材内容上扩大了表现范围:耆卿词虽仍多从直观上描写女性,但他能以忠实和清婉的笔调,表现出她们真挚的感情,使人感到真实与酣畅。他"尤工羁旅行役",特别善于将自己的身世、旅途中孤寂愁苦的心情与周围的环境景物,紧密结合起来表现,这对词的内容是一种新的开拓。此外,在耆卿词中开始出现描绘市井富庶、繁华以及都市壮丽风光的内容。
(三)发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慢词最早产生于民间,但到了柳永、有了显著的发展。在《全宋词》中,共收柳词212首,而慢词却有103首。与前人及柳永同时代的词人相比,耆卿是使慢词得以巨大发展并取得跟小令双峰并峙地位的第一位词人,他是创制慢词的专家。他的慢词"尤能以沈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一词之命意所注,确有层析,如画龙点睛,神观飞越,只在一、二笔,便可破壁飞去也"。
(郑文焯《与人论词遗札》)
慢词的字数增多,容量加大,为了与之相适应,柳永采用了铺叙手法来表现,即通过完整而分明的层次、场面,进行层层铺写,奔放尽兴,力求意足而语畅。他擅长将叙事、抒情、写景进行综合表达,尤善于借景抒情,特别是借秋天凄风苦雨的悲凉景色来表现失意愁怨的情绪。在所描绘的景物中,常寓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耆卿词运用雅俗结合的语言,明白晓畅,音律谐婉,故传播四方,争相传唱,"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叶梦得《避暑录话》)柳词不仅对黄庭坚、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名家有显著影响,即使指摘过柳词的苏轼、李清照,也在无形中受其启迪。此外,柳永及其俗词对金元的戏曲和后代小说也有明显的影响。
冯梦龙评耆卿词时说:"曲处能直,密处能疏,高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薛砺若评论柳永及其词时也说:他是"北宋慢词的造始的人物,是词家革命的巨子,其风调之'森秀幽畅'如繁蕙中一颗清蒽的棕榈,如浓妆艳抹队里的一位淡雅多情的少妇"。
(《宋词通论》)柳永在中国词坛上确实是一位少有的杰出词人,他在中国词学发展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
"不减唐人高处在"
柳永在词学方面的成就是显著的。但也受到人们的批评,有人指责他的词"多杂以鄙语"、"词语尘下",甚至在宋人笔记中常记载着著名文学家苏轼对柳永也抱有轻视的态度。尽管如此,但苏轼也觉察到柳永词在写景方面有高远的境界。据赵令畴《侯鲭录》载:"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这条材料透露出耆卿词中的写景,已突破传统的写法,达到唐代诗人的境地。这里所谓"唐人高处",是指唐代优秀诗人能将自己的感情融入景物和气象的描写中,使得境界博大开阔。
下面,我们对这首《八声甘州》加以剖析,以便进一步理解其中的"不减唐人高处"。
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颥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这是一首抒写羁旅漂泊感慨的名作。主要是抒发诗人的思乡之情与凝愁难解的苦闷。
上片着重写登楼远望所见之景。开头二句,描写诗人登临纵目时,正面对着一场潇潇暮雨洒遍江天,经过这番秋雨的洗涤,天气显得更加清爽。"渐霜风"三句,写时序景物经雨冲洗,又发生一番变化:刺骨的寒风一天比一天更强劲、更凄冷了,关山河一片冷落景象,雨后残阳斜照在诗人登临送目的高楼上。此三句,即苏轼所赞誉的"不减唐人高处"的佳句。这几句好就好在它写出了高远的景物、开阔的境界。"是处"四句,诗人的心绪由苍莽悲凉转为沉思,视线由远处转到近处。他见到处处是一片凋零景象:红花已枯萎,绿叶已零落,自然景物都渐渐衰败;只有楼前的长江流水默默地、不停地向东奔流。此四句,实寓有"哀众芳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宇宙人生哲理。
下片着重抒发诗人深沉的思乡之情。诗人为了蝇头利禄、蜗角功名而奔波在旅途上,羁旅行役的辛苦,落拓无成的悲哀,常使他思念家中的情人。"不忍"三句,写出诗人的思想矛盾:既已登高临远,偏又说"不忍",这就多一层曲折,多一番思绪:诗人不忍登高远望那遥远的故乡,自己归家的思念怀想真是难以收敛的。"叹年来"二句,感叹自己一年多一直飘泊在外,既然行役在外,不堪其苦,那为什么又苦苦在外久留呢?为什么不能回到自己情人身边呢?"想佳人"二句,诗人掉转笔头写对方,他揣想家中的情人正在妆楼上思念在外的游子,举首遥望,她盼着我坐船归去,每次看到天边一条船出现,就希望船上有我,但每次船上都没有我,结果她都误认了。结拍二句,再写自己一方。诗人设想:家中情人可能以为我不思念亲人,不然,为什么不回家来?可是,她怎么会知道我现在正倚靠着栏杆,对着"潇潇暮雨洒江天",怀着如此深沉的乡愁在思念她呢!
在这首词中,作者是以男士的口吻写在外的游子对绣阁情人的怀念,而以往的诗人多代闺中思妇,写她们思念在外漂泊的游子。同时,在该词中,作者将自己羁旅行役的愁苦与对家乡的情人相思怀念之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且写出高远阔大的境界,这几个方面,都是柳永对词的表现技巧的拓展,值得我们珍视。
对于柳永这首《八声甘州》,苏轼不仅看到它具有高远开阔的境界,而且在其词的创作中,还受到柳永这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得更远一些,柳词中这种博大开阔的境界,对当代伟大诗人毛泽东诗词的创作也存在着潜在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加拿大籍的华人学者叶嘉莹所写的论柳永词的绝句说:"休将俚俗薄屯田,能写悲秋兴象妍。不减唐人高处在,潇潇暮雨洒江天。"(《灵溪词说》)
毛词的借鉴与创新
毛泽东不仅喜爱豪放词,而且也格外欣赏婉约词。他圈阅过的著名婉约派词人的作品,计秦观8首、周邦彦5首、李清照10首、柳永35首。可见,毛对柳永特别推崇、赞赏。自然,他从柳词中也吸取了营养,借鉴了创作经验。
在毛泽东所写的词作中,其爱情词有明显受到耆卿词的启发和影响之处。我们先看毛泽东于1923年写的《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我们再抄录毛泽东早年仔细研读过的柳永的《雨霖铃》,以便对照比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词是写词人从汴京南下时,跟一位恋人的惜别之情。毛词是写毛泽东与爱妻杨开慧为了革命工作,不得不忍痛割爱暂且离别时的凄苦心情。从这方面看,两首词都是写情人离别的内容。从毛词中我们能明显看到毛泽东是如何巧妙地继承并发展柳词中抒写男女惜别之情的高超技法的。试比较两首词中情景描写相似的诗句:毛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柳: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柳词先宕开一笔,泛说惜别伤离并非自我开始,自古以来多情之人都是伤心于离别的。紧接着以"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陡转,立即翻进,极言在冷落凄清的秋天作别,尤为可悲,更显难堪。
毛词先以"挥手从兹去"点明离别的场面:在即将分离之际,一对情人频频挥手以示告别,内心充满着悲愁。往下,立刻以"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推进一层,描绘出诗人与开慧难舍难分,凄然相向,重诉苦情之时,两人更为难堪的情绪。
毛: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柳: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柳词写的是:在"兰舟催发"之下,一对情人难舍难分的情景,两人手拉着手,相互看着对方的泪眼,心中有千言万语想说,可是一句也说不出,好像喉咙被什么东西噎住。然而,此时无声胜有声,将一对恋人依依惜别的深挚感情逼真地描绘出来了。毛词写的是:诗人与开慧即将分离之际,他望着开慧的双眼,从她的眼角眉梢上发现她好像有无限怨恨,她不愿丈夫离家远去,因为她身边的岸英犹在襁褓中,而岸青尚不满月,她多么需要丈夫来照顾自己和两个孩子呀!诗人还发现开慧双眼热泪盈眶,眼泪要流出而终究未流出,这是她强忍的结果,是用革命毅力战胜个人情感的结果!这二句,活灵活现地描绘出开慧不堪离别的情态,真是神来之笔!
毛: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柳: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词前面以"多情"二句点出离别之冷落,接着以"今宵"二句就上二句之意加以渲染,凭着想像,描绘出一个凄清幽冷的画面:当诗人酒醒梦回、兰舟靠岸之时,所能见到的将是习习晓风吹拂着萧疏垂柳,一钩残月高挂在柳树梢头。这一清丽的意境更能烘托出客情之冷落、离愁之绵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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