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高才博学"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他的祖父王通，号文中子，是隋朝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的父亲王福畴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参军、六合和交趾二县县令、齐州长史及泽州长史。王勃从小在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儒家的思想观点。他六岁就能写文章，受到长辈的称赞。九岁读颜师古的《汉书注》，就能发现其错误，并写下了《指瑕》十卷。将近十三岁时，他离开家乡来到首都长安，秘密投拜一位名医曹元为师，学习《周易章句》和《黄帝素问难经》，学习十五个月，才结业。结业不久，他前往六合省父，顺便游览东南地区的名胜古迹。这期间，他游览过越州(今浙江绍兴市)、永兴(今浙江萧山县)。后由越州溯江西上。不久，他返回家乡龙门，准备应举求仕。他先给绛州一位姓上官的司马写信求他荐举，这封《上绛州上官司马书》写得不卑不亢，才思横溢。
他十五岁时，赶上新拜右相刘祥道到关内视察，他写了《上刘右相书》，请求刘祥道荐引。上书中，他对国家大事提出了四项建议。这封上书，刘右相"见而异之"，并赞叹："此神童也!"因加表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在刘祥道的表荐和吏部侍郎皇甫常伯的推动下，王勃应幽素科举，对策及第，朝廷授他朝散郎官职。可能因刘祥道原任检校沛王府长史的关系，沛王李贤招王勃为府修撰。在沛王府，他受命撰写《平台秘略》，(供皇子阅读修养之书)书成，受到沛王的赏赐。总章二年(669年)春夏之交，诸王子斗鸡嬉戏，王勃写了一篇游戏文章《斗鸡檄》，假托沛王鸡传檄声讨英王鸡。高宗李治见了此文，大为恼怒，以为王勃是在挑拨诸王子之关系，立即将他赶出沛王府。他出了沛王府，在长安郊区暂住。时间不长，他就离开长安，前往巴蜀。他在蜀地，过着流浪生活，漂泊各地，到处依人。在梓州依托邵大震，在益州，依靠同乡友人、九陇县县令柳太易。这段时间，他写了不少诗文，这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入蜀纪行诗》、《游庙山赋》、《春思赋》、《益州夫子庙碑》、《涧底寒松赋》等优秀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写的。后经绵州、剑州再北行，踏上回长安的道路，结束了三年巴蜀的漂泊生活。
咸亨三年(672年)，王勃由蜀地回到长安，其父在朝任太常博士。同年十月，李敬言以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吏部侍郎，跟吏部侍郎裴行俭同典选事。李很称许王勃的才华，特向裴推荐。王勃写了《上吏部裴侍郎启》，但裴氏认为王勃"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因此没有起用他。成亨四年，其父由太常博士出任雍州司功参军，离开了长安。恰好这时，他有一位朋友陆季友在虢州任司法参军，告诉他虢州治所弘农(今河南灵宝县)盛产药材，劝他到虢州去任职。因他自小对医药就感兴趣，于是设法补了虢州参军的职务。在此任内，他因恃才傲物，与同僚关系颇不好，为同僚所嫉。上元元年(674年)，有个官奴曹达要抵罪，逃到王家中，王将曹匿藏起来。后来怕事泄连累自己，私下杀了曹达。但事情终于暴露，按律王勃当处死刑。恰巧赶上这年八月大赦，因而得以免刑，然而却被开除公职。其父也受牵累，被调到南方边远地区任交趾令。
王勃被除名之后，立意著述。其著作甚多，如补修其祖父文中子《续书》所缺16篇，作《周易发挥》5卷，撰《唐家千岁历》，撰《合论》10篇，撰《百里昌言》18篇。王勃遇赦免官后，经洛阳回到故乡龙门。他准备前往交趾省父，筹集路费，于是他写了郎都督启》，请求郎都督赈济。上元二年春，他由家乡启程前往交趾省父，取道楚州(今江苏淮安县)、江宁(今南京市)这条路线。在楚州，他写了《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遇饯崔使君序》。途经南昌时，游览了负有盛名的滕王阁，写下了震撼古今的名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以下简称《滕王阁序》)。直到十二月，他才到达南海都督府所在地广州。上元三年，他渡海前往交趾，不幸"堕水而卒"。以上所述，是王勃短暂的一生和不幸的遭遇，也就是毛泽东在批语中所说的："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时，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他在南方作的诗"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
英俊天才，厄于短年，纵观王勃一生短暂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他的高才博学，不仅体现在他的早慧、知识渊博、见解深刻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著述的丰硕方面。毛泽东在上面所引的批语中还强调指出："(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是就明崇祯中张燮搜辑汇编的《王子安集》而说的，这个集子共16卷。王勃的文集，较早的有20卷、27卷、30卷三种本子，但皆不传。现有的除张燮16卷本的《王子安集》外，还有清同治甲戌蒋清翊著的《王子安集笺注》，此笺注本为20卷。
王勃所写的赋、序、表、碑、颂等文，今尚存90余篇，多为骈体，其中不乏佳作。《旧唐书?文苑传》引崔融语日："王勃文章宏逸，固非常流所及。"《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勃文为四杰之冠"。下面，我们先看他的两篇大文章。
《上刘右相书》，这是王勃十五岁时写的。此文虽没超过封建文人要求仕进、盼人荐引的俗套和儒家正统思想范畴，但它出自一位未成年的童子之手，而且指陈时政，切中要害，尖锐深刻。例如，陈述当时侵伐高丽战争的失策，建议用儒家的文德教化，替代武力征伐；批评当时不按国情，随意滥行赦令，建议要宽猛相济等等。这些深刻见解，不能不使右相刘祥道佩服、赞叹。
《上吏部裴侍郎启》，这是王勃二十三岁时写的。这是继《上刘右相书》之后的又一篇大文章。但比起上封书信，他的态度更为谦虚、沉着些："诚恐下官冒轻进之讥，使君侯招过听之议。"然而，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建议改革文风。他指出唐以前文风的衰败过程："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陈周之祸。"接着，又揭露当时文坛之流弊："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街才饰志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遑于下列。"然后，劝告裴行俭要"识天人之幽致，明国家之大体"，彻底改革这种文风。王勃对于文学，主张崇尚实用，他认为："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当时，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也指出：初唐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而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王勃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在转变初唐文坛风气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王勃的诗今存80余首，多为五言律诗和绝句。他的五律"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唐)中(唐)妙境"。五言绝句"亦舒写悲凉，洗削流调"。总之"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
(见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
王勃流传下来的诗文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其成就突出，所以毛泽东将它与王弼的哲学，贾谊的历史学、政治学相提并论，认为可以相互媲美。
王勃除了创作"十六卷诗文作品"外，他还著有许多学术著作，见于著录的计有：《周易发挥》5卷，《次论语》5卷(一作10卷)、《千岁历》、《颜氏(汉书)指瑕》、《平台钞略》(一作《平台秘略》)10篇、《合论》10篇、《黄帝八十一难经注》、《元经传》、《舟中纂序》5卷、《医书纂要》1卷等。这些著作除个别篇章如《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平台秘略论赞》被收入《文苑英华》，其余的全已亡佚，实在可惜，假如这些学术著作都能保存下来，那么，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证明王勃的的确确是位"高才博学"的著名诗人。
"光昌流丽"与"牢骚满腹"
毛泽东的批语称王勃"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这段批语，一是从文章风格，一是从文章内容来加以评论的。下面，我们就结合王勃的名作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
王勃的《滕王阁序》，是一篇传诵千古的名作。毛泽东也特别喜爱此文。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存有两说：一种说法是王勃十四岁去江西省父路经南昌时写的，另一方说法是王勃二十七岁去交趾省父路经南昌时写的。但多数人主张后说，毛泽东也持后一说。理由是该文中有作者自叙身世，抒发仕途失意的悲伤等内容，这些内容只能发生在十四岁以后，由于年岁渐长，阅事增多，故对于世路坎坷，也就能视若坦途。
这篇序，虽是一篇记叙宴游的应酬文字，但写得不落俗套，富有新意。作者在叙事、写景的同时，尽情地抒写自己的雄心壮志和怀才不遇。开头由地及人，盛赞洪州的人文物产及宴会的宾主："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柴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檐帷暂驻。"然后转入描绘登上滕王阁所见的壮丽景色："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最后以怀才不遇为中心，委婉曲折地抒发自己内心复杂的情绪："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纵观全文，作者虽因"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而产生一些悲凉低沉的情绪，但文章基调还是健康乐观的。它运用流丽的辞句，表现为明朗而高华的气象，显示出一种纯任自然、一气奔放的境界，富有刚健之美。这些可以视为初唐盛世之音在王勃创作中的曲折反映。
毛泽东在评析王勃之文时，既指出其"光昌流丽"的一面，又指出其"牢骚满腹"的另一面，这种分析是颇为全面而精当的。毛泽东特别喜爱王勃这篇《滕王阁序》，他在阅读此文时，在"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几句表达高昂心志的警句之后，画着圈。尤其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优美的对偶句，表现出由衷的喜爱。60年代初，他在跟子女们的一次谈话中，一边背诵该文中的佳句，一边加以评论。谈兴正浓时，为子女们挥毫书写下这一千古名句。"落霞"二句，虽是模仿庾信《华林园马射赋》中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庾信的"落花"二句知之者甚少，而王勃的"落霞"二句却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其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庾信"落花"二句，写景虽亦工妙，但境界狭小。而王勃的"落霞"二句，用来描绘滕王阁周围、鄱阳湖上下的优美景致是非常相称的。请看，那天上的彩霞从上往下似乎要跟水中的野鸭争飞，那鄱阳湖中的秋水跟远处的天空溶为一体，一片碧蓝。此处写景，从上到下，由近至远，不仅境界壮阔，而且。借机写了《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抒发他的不平，序文开头说："天地不仁，造化无力。授仆以幽忧孤愤之性，禀仆以耿介不平之气。顿忘山岳，坎坷于唐尧之朝；傲想烟霞，憔悴于圣明之代。"这一突然意外的打击，好似晴天霹雳，因阅世甚浅，故刚一受打击，便孤愤不平。此时，他还写了一首《述怀拟古诗》，可惜只保存了四句："仆生二十祀，有志十余年。下策图富贵，上策怀神仙。"虽不是全诗，但也可窥见他的幽愤心情。
他远游巴蜀，在梓州时，写有《游山庙序》和《游庙山赋》。这两篇文章他都抒发了流落异乡的感慨。《游庙山赋》序文说："呜呼!有其志，无其时，则知林泉有穷路之嗟，烟霞多后时之叹。不其悲乎!"他离开梓州，到益州时，写有著名的《春思赋》，该赋序文说："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浮游岁序，殷忧明时，坎壕圣代仆不才，耿介之士也，窃禀宇宙独用之心，受天地不平之气此仆所以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也。"王勃生当初唐的"明时"、"圣代"，在他看来是不应遭遇坎坷的。逢圣代而遭坎坷，他于是便牢骚满腹，借事发泄，随时流露。在益州，他还写了一篇寓意深刻的《涧底寒松赋》，该文借寒松的处境托非其所，以抒发作者的悲愤心情："徒志远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
上元二年(675年)，王勃赴交趾省父，路经楚州时，受到了郝司户的热情接待，参加了饯别崔使君的宴会，写下了著名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遇饯崔使君序》一文。这篇序文比
《滕王阁序》要短，但内容差不太多。
序文开端交代了写序的时间、地点以及楚州的地势、风物："上元二载，高秋八月。人多汴北，地实淮南。海气近丽苍山阴，天光秋而白云晚。涂所亘，郢路极于崤潼；风壤所交，荆门洎于吴越。凭胜地，列雄州，城池当要害之冲，寮案尽鹩鸾之选。""岩楹左峙，俯映玄潭；野径斜开，傍连翠渚。青萍布叶，乱荷芰而动秋风；朱草垂荣，杂芝兰而晚液。"接着，称赞郝司户和崔使君的盛德高风以及参加饯别宴会宾友之盛多："钦崔公之盛德，果遇攀轮；慕郝氏之高风，还逢解榻。""宾友盛而芳樽满，林塘清而上筵肃。"文中，作者也吐露了自己凄凉穷愁的情怀："昌亭旅食，悲下走之穷愁。"昌亭旅食，是借韩信为布衣时寄食昌亭亭长的事例，说明自己如今到楚州，也像韩信当年寄食昌亭一样，处于穷愁之困境。序文最后表达了作者欢聚难再的惆怅之情："此欢难再，殷勤北海之筵；相见何期，惆帐南溟之路。"因此，要珍惜此次聚会"请扬文笔，共记良游"。
毛泽东在读完上述这篇序文后，写下了极其罕见的一千多字的批语，集中表达了对王勃的高度评价。这对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王勃的诗文成就，是有极大裨益的。
除文章外，毛泽东还喜爱王勃的诗作，如《九日登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等都是他圈点过的。在此，我们试分析《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这首名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首诗，从内容看，当是作者被下令废职之前居留长安时所写，是一篇客中送客的送别名作。首联，即使用工对，出句点明送别之地是被三秦土地所拱卫的长安，对句指出杜少府即将前往的宦游之地是被迷蒙风烟所遮掩的蜀。此联虽微露伤别之意，但气势雄伟。颔联，承首联写惜别之感，并以"同是宦游人"对杜少府进行宽解，意思是说：跟您离别的意绪如何呢?我首先感到咱俩都是出门求官之人，此次离别只是客中之别，何必悲伤呢?颈联，是从曹植《赠白马王彪》中"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句意化出，然突开奇响，自铸伟词，即成千古名句。此联与尾联，诗人以旷达之语劝慰对方：只要彼此了解，互为知己，即使远隔天涯，也会如同近邻一样亲密；我们可不要在临别的岔路上，像d,女那样痛哭流涕，泪湿衣巾。全诗意境开阔，爽朗豪迈，一扫昔13送别诗愁苦悲凉的情调，成为送别诗中的杰作。
毛泽东对王勃这首诗特别喜爱，他曾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的《送杜少府之任蜀)的天头上面，简洁而有力地批注了一个"好"字。在凝聚着真挚友情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诗句下，连画三个大圈。他还将全诗当作书法练习的内容，其手迹已收入《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酷爱这首诗?笔者以为这可能与这首诗所表现的高昂豪迈的情调、旷达的人生态度有关。毛泽东曾于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自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从这讲话中，不是已经透露出他的性格特点及其文学欣赏兴趣之侧重所在吗?
王勃"独创的新骈活骈"
毛泽东在他所写的一千多字的批语中，还强调指出：唐初。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竺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这里所说的"王勃等令"，墨指；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鬯登考：，究竟新在哪里?活在何处?我们结合他的代表作品，登加竺析：王勃文集中今存赋12篇，其中骈赋11篇，律赋一篇。他的骈黧篇篇竺'荔霈蒜征及其发展在论述王勃骈文成就之前，有必要列!开义刚忖丹从腮所稃作一简要介绍。
中国语言的特点在于以单音词为主，这就为构成上下旬的对偶提供方面条件。而这种对偶的语句，容易引起联想与考感，故古代经典中多用骈句，诸如《易经》中的"云从龙"风从虎"；《老子》中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孝母"；《等语》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都是骈句。与他国文字比较，可以说骈偶是天赋予中国文字独有的特点骈的本义是两马并驾一车(见《说文解字》)，引申为对偶的意思。所谓骈偶、骈俪，都是平时常说的对仗。仗是妻笆夏王出行时走在前面的仪仗。仪仗总是两两相对的，故也用来作辞旬整齐对偶的名称。
早在西汉辞赋家贾谊、司马相如、枚乘、扬雄等人的文章中，就已自觉地使用对偶这一修辞手段。这可以看作是后世骈森文之先声。骈体文的正式形成是在魏晋时代，这一时期警文的共同特色是句法整齐而不是严格的对偶，时或夹杂着散旬；辞句注意藻饰而色彩尚不浓艳；声调抑扬可还未拘守平仄；用典较平易不刻意求之。其用途也扩大了，上自给皇帝的奏章启表、代皇帝草拟的诏令书檄，下至往来书札、杂记小品，均用骈体写作，一时蔚然成风。骈文发展的极盛期是在南北朝，这时期的作家大多是御用文人，其作品内容空虚，形式上过分追求华丽纤巧。高度的技巧，浮艳的文辞，掩饰着贫乏的内容，成为这一时期骈文、骈赋的一种通病。但也有一些作家如鲍照、孔稚琏、陶宏景、吴均、郦道元、庾信等，也写出一些言之有物、清新可喜的骈文。
王勃等初唐四杰，一方面沿袭陈、隋轻靡的格调，穰艳的色泽，另方面又将陈、隋人重滞的弊病全然洗涤干净，而纯以清空疏快的笔调行文。他们代表着另一时代的骈文，而这种骈文含有散文的精神。细读《王勃文集》，可以看到王氏许多文章饱含刚健之美，极有骨气。当初唐的纪游之作随着其它文学而趋于绵丽高华一路时，而王勃的《滕王阁序》，就成为这个时代一篇最好的纪游之类的代表作。
这篇《滕王阁序》是一篇典型的骈体文。它对偶工整、词藻华美、声律和谐、典故层见叠出。但作者能在骈文的严整格局中融人清新气息，写景开阔壮丽，抒情真挚深沉，特别是巧妙地融化典故，自创佳句，其中有众多精采的清词丽句，诸如："云销雨霁，采彻区明。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当老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爱宗悫之长风。"等等，令后人长期传诵。全文洋溢着自然流丽、奔放疏畅的气势，生动体现了初唐盛世诗人昂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遇饯崔使君序》，也是一篇文辞华美、音律和谐、明朗流畅的骈体文。文中也不乏清词丽句，例如："川涂所亘，郢路极于崤潼；风壤所交，荆门洎于吴越。""昌亭旅食，悲下走之穷愁；山曲淹留，属群公之宴喜。""岩楹左峙，俯映玄潭；野径斜开，傍连翠渚。""烟霞充耳目之玩，鱼鸟尽江湖之赏。""此欢难再，殷勤北海之筵；相见何期，惆怅南溟之路。"等等。
毛泽东在读王勃的上述这篇序文所写的批语中指出：王勃"为文尚骈"，但接着又强调：王勃之骈文是"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为文尚骈，这是初唐文坛的风气，王勃也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在于王勃所写之骈文，能够突破六朝骈文追求华丽纤巧、重滞呆板的局限，于严整格局中融入清新气息，内含刚健之美，具有独创性。王勃骈文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之详细情况，已见于上述《滕王阁序》的具体分析。毛泽东批语所说的王勃"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是对王勃骈文的成就给予的最高评价。我们从这个批语中，也能领悟到毛泽东对六朝及王勃的骈文是非常熟悉的，否则，他哪能得出"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结论呢?
毛泽东不仅熟读过古代许多骈文，而且在创作对偶句和写作骈体文方面有过严格的训练，功底颇深。我们只要翻阅一下他的诗词、文章、讲话、书信，就会确信无疑。在他的诗词中，对偶句用得很多，例如"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等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有"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在他的某些文章书信中，还具有骈文的风格气势，读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给人以悦耳整饬之美感。例如，1935年12月5日致杨虎城将军的信："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万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朽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除此之外，最值得我们称赏的是毛泽东在1940年2月1日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所起草的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全文不足三千字，竞用了对偶句22组之多。我们试看谨陈救国大计十端中的一、二两端：
"一日全国讨汪。查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日可杀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
二日加紧团结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至于各地方抗日力量，则宜一体爱护，不宜厚此薄彼；信任之，接济之，扶掖之，奖励之。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隘"在这篇声讨汪逆的雄文中，毛泽东极其巧妙地将散句与骈
句结合使用，申之以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指陈利害，义正辞严，剖析事理，深切透辟，气势磅礴，情调激昂，是一篇极为难得的讨汪檄文，它充分体现了"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词断"的特点(《文心雕龙?檄移》)。倘若要进一步探究此文成功之奥秘，笔者以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作者对局势的洞察与对骈文的谙练。
"这里有意志"
--毛泽东与王昌龄
毛泽东向来爱读充满生气和豪情的唐代边塞诗，尤其喜爱盛唐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边塞诗作。
1958年初，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住院连续做了两个外科手术。手术后，因伤口感染，引起高烧。2月3日，正在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五次大会的毛泽东知道后，特地给李讷写了封信，信中说："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信中还说："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还在这两句话下面加了着重号。毛泽东喜读唐人边塞诗，他从中体会到人生的坚强意志，并与人生的伟大事业相联系。早在1917年，在他所写的《体育之研究》中，他就说过："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毛泽东为什么一再强调王昌龄这首《从军行》有坚强意志，有大无畏的精神，是有其原因的。
王昌龄(6947-7567)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他出身寒微，家庭生活清苦，曾自称"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上吏部李侍郎书》)。早年在故乡躬耕读书。于开元十一年(723)前后，曾到过潞州和并州。此后数年问，又曾漫游西北边塞，泾州、萧关、临洮、玉门关一带，都留有他的足迹。开元十五年(727)登进士第，任秘书省校书郎。开元二十二年，又应博学宏词科登第，授汜水(今河南巩县东北)县尉。开元二十七年，因事被贬谪岭南。次年，由岭南返回长安。于同年冬天，被任命为江宁(今南京市)县丞，故世称王江宁。大约于天宝六年(747)，因所谓"不护细行"被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天宝十四载冬，安史之乱爆发，他由贬所赴江宁，被濠州刺史闾丘晓杀害。
他一生屡遭贬谪，沉沦下僚，但仍心系国事，乐观进取，渴望为国建功立业。他存诗180多首，在当时就负有盛名。唐人殷瑶在《河岳英灵集》中选其诗最多，并认为他是继承建安风骨、扭转齐梁不良风气的重要诗人："元嘉已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今昌龄克嗣厥迹。"其诗大致可分为边塞诗、赠别诗、宫怨诗、闺怨诗几类。其中以边塞诗最著称，与盛唐边塞诗派代表诗人高适、岑参并驾齐驱于当时诗坛。
他的赠别诗，构思婉曲，情味隽永，或借物寓情，或寓情于景，代表作品有《送柴侍御》、《送狄宗亨》、《芙蓉楼送辛渐》。他的宫怨诗，以凄苦哀惋的笔调，描写禁闭深宫的宫女被玩弄、被遗弃的悲惨遭遇，含蓄地表达她们痛苦无告的怨恨，揭露统治者的罪行。名作有《长信秋词》五首、 《春宫曲》、《西宫春怨》。他的闺怨诗，也善于抒发怨情，代表作有《闺怨》。在这里，着重分析他的边塞诗。
毛泽东推崇的三首边塞诗
王昌龄的边塞诗，多采用乐府古题以及容易入乐的七言绝句。其内容颇为丰富，有热情讴歌那些戍边将士在艰苦环境中英勇作战、为国捐躯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建立功勋的雄心壮志的，如《从军行》七首、《出塞》；首等；有反映征战的艰苦、边地战争牺牲的惨重以及戍边将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如《塞下曲》四首之二、《代扶风主人答》等；还有表现征人的乡愁和思妇的闺怨的，如《从军行》七首之一、之二。
在王昌龄诸多边塞诗中，毛泽东除了在给李讷信中抄写的那首《从军行》七首之四外，他在六十年代，还常凭记忆用毛笔书写王昌龄的边塞诗。选人1984年中央档案馆编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的作品，还有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之五和《出塞》二首之一。毛泽东为什么特别推崇王昌龄这三首边塞诗?因为其中有意志，它能激励人们奋勇向前。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三首诗加以分析。
《从军行》七首之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从军行》是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旧题，此题写军旅
战争的内容。王昌龄采用这个乐府旧题共写了七首诗，来描绘边塞风光，表现戍边将士的战斗生活和怀乡思亲的感情。这首诗是这组诗中的第四首。
诗的首句，写青海湖的上空，云层遮挡住祁连山，由于云中夹杂着黄沙因而天空显得暗淡无光。次句，写征人思归而登楼回望孤城玉门关。后二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后一句，一作"不破楼兰终不还")，写戍边将士在充满黄沙的疆场上，虽已身经百战，铁甲磨穿，但他们的意志磨炼得更加坚定，他们发出豪壮的誓言：如果不能击破敌人，斩敌酋首级，绝不返归本土。这里所说的"楼兰"，本是汉时西域的鄯善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东南)，楼兰国王曾屡次遮杀汉朝通西域的使臣。昭帝元凤四年(前77)，霍光派遣傅介子至楼兰，用计刺杀了楼兰国王。楼兰，此处泛指侵扰西北边境的敌人。
这首诗在描写边塞战斗之频繁，时间之漫长，环境之艰苦的同时，也赞颂了守边将士献身报国的豪情壮志。全诗境界开阔，语意豪宕，情调悲壮，洋溢着胜概英风。
再看《从军行》七首之五：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此诗首句，描写空旷的大沙漠风起尘扬、飞沙走石，日光
变得昏暗。该句意在渲染环境的恶劣。次句，写一支队伍在如此恶劣气候下，迅速走出营门去增援前线部队；因风尘极大，为减少大风的阻力，旗手只好将红旗半卷着，迅速出征，向前挺进。后二句，写这支劲旅尚未到达前线、大显身手，而前线部队经过昨天洮河北边的夜战，迅速传来生擒吐谷浑国王的捷报。吐谷浑，本为辽东鲜卑族。魏晋之际，其酋吐谷浑率部西徙阴山，后来其子孙建国于洮水西南。唐贞观九年(635)，李靖率各军击袭吐谷浑，连战破之。吐谷浑，此处泛指敌军统帅。
这首诗通过环境渲染、侧面烘托，显示出唐军高昂的士气，强大的威力。全诗声情激越，极富沉雄荚爽之情致。最后，我们看《出塞》二首之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为乐府《横吹曲》旧题，唐时为《新乐府辞》。
这首诗，表现了作者对戍边战士的同情，讽刺了边将的无能，也表达了诗人强烈的愿望，即希望朝廷选派英勇善战的将领镇守边关，使边防得以巩固，国家的安全得以维护。
诗的一、二句是说，秦汉时的明月照临着秦汉时的关塞，无数征人战死在万里之外的边疆。此处"秦"、"汉"二字是互文见义，在字面上虽然分着写，但是意义上是合指的。这两句，实际是写自秦汉以来边地战争连续不断，一直延续到唐代，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有多少将士战死沙场，又有多少征人至今还戍守在边地而不能返乡。第三句中的"龙城飞将"，是指西汉名将李广。他勇敢善战，在任右北平太守时，匈奴称他为"汉之飞将军"，远避而不敢入侵。右北平，在唐代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末句所说的"阴山"，是在今内蒙南部，西起于河套西北，东北连接内兴安岭，为当时塞外屏障。在后二句中，作者用假设语气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见解。诗人认为：如果有李广那样的有勇有谋、为国尽忠、体恤士兵的将领守卫边疆的话，那么，敌人就不敢入侵边境。实际上，这两句也暗讽朝廷用人不当，边防重地，将非其人。
全诗写得深沉含蓄，意境雄浑，被明代诗人李攀龙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施补华评唐绝句时说："'秦时明月'一首，'黄河远上'一首，'天山雪后'一首，皆边塞名作，意态雄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令人百读不厌也。"(《岘佣说话》)
王昌龄的边塞诗名篇，当然不只上述三首。但这三首是其边塞诗的杰出代表，是千百年来传诵人口的佳作。吟咏这样的诗篇，确实能激励人们的斗争意志，鼓舞人们勇往直前，去排除万难，夺取胜利。～代伟人毛泽东，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洞悉王昌龄边塞诗中有意志，并教育自己的子女和青年人，一定要从古代优秀的诗词中学习有益的东西，锻炼自己的意志。"恍若塞上行"
当今毛泽东诗词研究者有将毛泽东的诗词分为征战诗、赠答诗、登临诗、咏物诗、悼亡诗、咏事诗、题照诗、咏史诗、寓言诗、爱情诗等十类，可是，却没有边塞诗。其实，将毛泽东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等，看作是新条件下的边塞诗、边塞词，也未尝不可，因为它们饱含古代边塞诗词的情韵，再现塞外特有的景致。
现在，先分析《六言诗》和《临江仙》于下：
六言诗
给彭德怀同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首诗写于1935年10月21日。
中央红军主力进入陕甘，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又称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兼政委。1935年10月19日，这支队伍到达陕北保安的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城)，10月20日，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五个骑兵团尾追而来。为了不把敌人带进陕北根据地，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商议，决定在吴起镇附近的大峁梁进行一场"切尾巴"的战斗。10月21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歼灭敌人一个骑兵团，缴获战马百余匹。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粉碎敌人尾追堵截的最后一仗，也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打得非常漂亮的第一仗。毛泽东曾亲临观战，回到住地，立即写了这首六言诗，高度赞扬了彭德怀的军事指挥才能。
诗的首句"山高路远坑深"，点明陕北保安地区的地形特点，也暗示了红军战士战斗环境的艰苦。保安，古代属西北边塞重镇。此地常发生战事，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统治者曾攻打延州(今陕西延安)、保安(今陕西保安)，北宋朝廷召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以防御西夏的进攻。次句"大军纵横驰奔"，在山高路远坑深的艰苦环境下，红军战士纵横驰骋，所向无敌，表现出将士们英勇无畏的气概。三、四句，自问自答，"谁敢横刀立马"，先以雷霆万钧之力，用问句的形式，将全诗振起，推向高潮，然后，以坚定的语气作答："唯我彭大将军"，将一位胸怀大略、指挥若定的彭大将军的飒爽英姿突显出来。它有力地说明只有我们的彭大将军，才敢横刀立马，沉着地指挥这场艰苦的战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
读罢这首短小精炼而充满豪气的诗，它会很自然地使读者产生遐想，并神游西北高原古战场，去领略"青海长云暗雪山'、"大漠风尘日色昏"的塞上风光，去体悟古代戍边将士"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的坚强意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首词写于1936年12月。
1933年5月14日，中共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女作家丁玲，在上海遭国民党便衣暗探绑架，后秘密押赴南京，囚禁达三年之久。1936年9月18日，在中共党组织营救下，丁玲逃离南京，潜回上海。10月中旬，乔装赴西安。11月来到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设宴欢迎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毛泽东问她打算做什么?她回答说："当红军。"11月22日在保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她当选为主任。此后，根据她本人要求，党中央派她随红军总政治部出发，到前方去工作。不久，毛泽东填了这首《临江仙》，用电报发到前方部队，转赠丁玲。1937年初，党中央转移到延安，丁玲由前方也回到延安，毛泽东又亲手书写这首词赠给她。
词的上片，写在陕西保安党中央设宴欢迎、招待丁玲的热闹场面，并由上片结拍的"出牢人"，而引出下片对丁玲这位英姿飒爽、文绩卓著的女红军战士的高度赞扬。上片开头二句中的"红旗"、"落照"、"西风"、"孤城"，都是古代边塞诗词中常见的物象，比如，"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五)、"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燕歌行》)、"轮台九月风夜吼，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四)、"长烟落日孤城闭"(范仲淹《渔家傲》)。这些物象，给古代边塞诗造成一种悲凉的氛围。同样，毛词中的"壁上红旗飘落照"二句，也含有苍凉气氛，因此有人说"把毛泽东的《临江仙》看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边塞词大概也未为不可"。
(萧永义《毛泽东诗词史话》)这话说得有一定道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写于1947年的两首五言律诗《张冠道中》和《喜闻捷报》，这两首诗，颇具边塞诗特色。五 律
张冠道中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1947年3月初，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遭到破产后，改为重点进攻，即将其主要兵力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三月中旬，胡宗南指挥15个旅14万余人，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动进攻。当时党中央决定撤出延安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月18日晚，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于陕北延川、清涧、子长、子洲、靖边等县。这首《张冠道中》，当是撤离延安不久写的，时间虽是三月，但天气严寒。张冠道，是当时转战中所经过的一条道路。
诗的首联，写人民解放军在一个大雾弥漫天空的早晨出征，战马在怒号的北风中发出长鸣。颔联写寒露打湿道路，尘土难以扬起沾染衣物，严霜笼罩大地，鸦雀因冷也不惊飞。颈联，进一步写天寒，战士所穿的军服因大雾与露水的沾湿而结冰，犹如穿铁甲一般，又重又硬；战士的须眉上因呼出的热气遇冷而结成银白色的冰碴。尾联，写这支队伍行进在张冠道上，却徘徊不前。为何徘徊?作者没说。或许前面遇到什么意外情况；或许临时改变行动计划毛泽东喜爱并推崇古代边塞诗，而现在他统率解放军转战于延川、清涧、子长等这些古代属西北边塞的地区，面对着紧张而艰苦的行军和如此严寒的天气，自然会联想到古代戍边将士的境遇："边声摇百草，海气生黄雾。百战苦风尘，十年履霜露"。
(王昌龄《从军行》二首之一)"长风金鼓动，白露铁衣湿。四起边愁声，南庭时伫立。断蓬孤自转，寒雁飞相及。万里云沙涨，平原冰霰涩。"(王昌龄《从军行》二首之二)"阴云凝朔气，陇上正飞雪。四月草不生，北风劲如切。朝来羽书急，夜救长城窟。道隘行不前，相呼抱鞍歇。人寒指欲堕，马冻蹄亦裂。射雁旋充饥，斧冰还止渴。"(长孙佐辅《陇西行》)诗人行军于"塞上"，不禁发出了慨叹：现在我们行军于张冠道中，就恍惚像古代那些豪情满怀的戍边将士那样战斗在环境艰苦、气候严寒的边塞上。
五 律喜闻捷报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佳令随人至，明月傍
云生。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这首诗写于1947年中秋，题下有小序："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这年的中秋是阳历的9月29日。此处的"运河"，有人考证：陕北及作者当时所住的佳县神泉堡并无运河，但在神泉堡的西边却有条无定河，因此，"步运河"三字疑为"无定河"三字的误抄。
(见萧永义《毛泽东诗词史话》)也有人认为，这里的运河可能是黄河的支流。蟠龙，在延川县城之西，延安城东北，是一座古镇。当时的战况是：西北野战军于9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决定在陕北执行内线作战任务，随后即发起延长、延川、清涧战役。10月1日，第三纵队及教导旅攻克延长、延川，全歼守敌。至10月4日，完成对清涧的包围，11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整编第十六师师部及一个旅，师长廖昂被俘。整个战役共歼胡宗南军八千余人，收复延安东北的广大地区。
从该诗"小序"可知，诗人于中秋佳节，正漫步于运河上，当听到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古镇的喜讯时，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这首诗作。
诗的首联，点明节令和地点。秋风送爽，飘拂河面上，一望无际的原野溶入高旷的蓝天。此联写得境界阔大。颔联，紧扣序中的"中秋"，出句写中秋佳节随着西北野战军进入延川、延长、清涧一带而到来，对句写中秋之夜一轮明月从一片云彩中升起。颈联，承上联的"佳令"、"明月"，写"月到中秋分外明"与"每逢佳节倍思亲"。西北野战军的官兵们转战陕北，在紧张的行军、作战中，顾不得思念亲人，同时，由于军队调动频繁，所以故里的妻儿要跟他们通信，也极为困难。然而，跟家乡的"鸿音绝"、"信未通"，只是暂时的。尾联，"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写整个战地的指战员们频频抬头远望，盼着胜利的消息，终于从边城传来了奏凯的歌声。
这首诗中所提到的"蟠龙"古镇以及毛泽东当时所住的佳县神泉堡，同上首《张冠道中》所涉及的地方一样，在古代都属西北边塞。再有，这首诗中的"秋风"、"大野"、"苍穹"、"明月"、'"故里"、"鸿音"、"凯歌"、"边城"等意象，都带有古代边塞诗的情调和韵味。因此，将这首诗看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边塞诗，也未尝不可。如果将这首《喜闻捷报》与上首《张冠道中》相比，可以明显看出它们风格上的差异：后者因写于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之初，所以显得苍凉而沉郁；前者因写于半年之后，西北野战军已取得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并收复了青化砭、蟠龙等城镇，战局明显好转，因而显得苍劲豪迈。从上述对四首毛泽东的边塞诗词分析中，我们深刻感受到诗人极善于向王昌龄、岑参等古代边塞诗人学习写作边塞诗的经验，并熟练地借用古代边塞诗中特有的意象，创作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苍凉雄浑的边塞诗。从毛泽东诗词的语句中，也能看出王昌龄对毛泽东创作的影响。如由王的"红旗半卷出辕"(《从军行》之五)，到毛的"红旗漫卷西风"(《清平乐?六盘山》)，后者显然借鉴了前者的语意。
"文采奇异，气势磅礴"
--毛泽东与李白
"我喜欢李白"早在40年代，毛泽东就曾对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等人说过："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何其芳：《毛泽东之歌》)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后世在隋末迁居中亚细亚，李白就诞生在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境内，唐时属安西都护府)。5岁时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的青莲乡。他出身于富商家庭，自幼习剑学诗，读百家之书。25岁时，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天宝元年(742)，被玄宗征召到长安，供奉翰林院。贺知章见其诗文，赞叹为"天上谪仙人"。后因权贵的谗毁，被"赐金还山"，于是再度开始了漫游生活，南至江浙，北至燕赵，往来于齐鲁之间，写下了大量诗篇。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次年，李白怀着平叛的愿望参加了永王李磷的起兵，任幕僚。李磷失败被杀，李白受牵连，以"附逆"罪名被判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县东)。幸而途中遇赦，才得以东归。此后漂泊于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最后寄居于当涂县县令李阳冰处(他族叔家)，直至病死，终年62岁。
李白的文化思想比较复杂：他既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观念，希望"济苍生"、"安黎民"，又接受!家遗世独立、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态度，还深受游侠"不爱其躯"、"羞伐其德"思想的影响。以上三者互为作用，形成了支配李白一生的"功成身退"的思想观念。李白的诗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现了他对权贵的蔑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以及他放荡不羁的性格。在创作风格上，他融合!家庄子的飘逸和屈原骚体的瑰丽，形成一种飘逸潇洒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被人们称为"诗仙"。晚清诗人龚自珍说过："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李白的诗歌保存下来的有九百多首，辑入《李太白集》。李白诗歌的成就非常之高，被诗圣"杜甫赞誉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毛泽东也赞扬李白的诗歌："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这个评价，既高度肯定了李诗的浪漫主义精神，又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李诗所表现的不同凡响的内容。李白的诗歌对后世诗坛影响巨大，而在二十世纪的诗人中受其影响最大者，恐怕莫过于诗人兼政治家的毛泽东了。从毛泽东诗词中，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李白诗的某些面影--浪漫主义的诗风，超凡脱俗的思想，乃至语言之表达，当然更有李白诗歌望尘莫及之处。
阅读--欣赏--评论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毛泽东是中国党政军的最高统帅，他工作繁忙，日理万机。就是这样一位大忙人，他圈阅的李白诗词竞达81首之多。而且有很多作品他不是一次圈阅，而是两次三次四次甚至更多次地圈阅。毛泽东多次圈阅的李作品有：《渡荆门送别》、《蜀道难》、《子夜吴歌》、《清平调讵三首》、《行路难三首》、《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将进酒》、《古朗月行》、《早发A帝城》、《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送友人》、《月下独酌》、《赠汪伦》等。在闲暇或练习书法的时候，毛泽东还常常用毛笔抄写或背写李A的诗。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他手书过的李白作品多达19首，它们是：《古风五十九首?三》、《梁甫吟》、《将进酒》、《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赠汪伦》、《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梦游天姥吟留别》、《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送储邕之武昌》、《登金陵凤凰台》、《早发白帝城》、《越中览古》、《夜泊牛渚怀古》、《黄鹤楼》、《忆秦娥》、《清平调词三首》。毫无疑问，毛泽东手书过和他多次圈阅过的李白的作品，一定是他格外喜爱的。
毛泽东对李白的一些作品，不仅多次圈画、书写，而且还在人际交往中不时加以运用。1935年1月下旬，红军在贵州土城与国民党军激战，形势对我不利。这时，朱德决心亲临火线进行指挥。毛泽东集合军委纵队的同志们对朱德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朱德激动地说："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毛泽东当即说："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嘛。"在这里，毛泽东很自然地将李白《赠汪伦》里的诗句运用到对朱德的送行中。在长征途中，有位女同志看到毛泽东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便动员他去理发。毛泽东诙谐地说："要不打一个漂亮仗，就是A发三千丈，我也不理了。"此处的"A发三千丈"，即出自李白的《秋浦歌》(十七首之一)。在延安时期，他为诗人柯仲平等带领文艺工作者下乡劝酒，顺口吟出了李白的诗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客中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家乡的亲友来北京看望他，但因生活不习惯想早点回老家。毛泽东引用李白的诗句说，"京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蜀道难》)，以此表示对亲友怀乡心情的理解。1958年3月29日，毛泽东于成都会议后乘江轮抵武汉。航行中，他问女驾驶员小石："三峡有个白帝城吧?"小石说："有的。"于是，毛泽东便背起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接着，毛泽东还一句一句地教小石背诵，直到她背会为止。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得悉儿媳刘松林生病，特意抄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四句诗，进行安慰："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在此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前妻、战友贺子珍，并吟诵李白的诗篇以表示依依惜别的深情："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别东林寺僧》)1961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毛泽东又特地书写《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上述四句诗给中央常委，借以沟通彼此之问的思想感情。1970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用李白的诗句"杞国无事忧天倾"，来批判林彪、陈伯达的篡党夺权野心。毛泽东还多次吟诵"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以李白的诗句来表达对祖国黄河的独有情怀。总之，李白的诗歌成了毛泽东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给毛泽东的人际交往和表情达意提供了丰富而有情趣的语言材料。
对李白的作品，毛泽东常常把阅读、欣赏、评论融为一体。仔细品味毛泽东的批阅和评论，能从中得到非常有益的启示。下面，我们挑选有代表性的几篇，略加评述。
《梁甫吟》作于天宝三年(744)，是李白离开长安后政治上失意时的作品。作者通过吕尚、郦食其等人的故事和一些神话传说，暗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达诗人遭受挫折时的愤懑心情及继续进取的信心。对这首诗，毛泽东反复阅读、多次圈画并背诵过，60年代，他还曾在五页红格信纸上，凭记忆手书过它。毛泽东晚年，由于眼疾视力减退，为了再读这首诗，他特意让人用一寸大小的楷体毛笔字，抄录在十六开的毛边纸上(共七页)。纸的右上角，有毛泽东用铅笔画着读过两遍的圈记。在另一本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里，于"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两句旁边，毛泽东用红铅笔画着直线，在该书的函套上还画着读过两遍的大圈。如此看来，毛泽东对此诗至少读过四遍以上。他用红铅笔画着直线的两句诗，当然更是他最喜欢的。毛泽东为什么喜爱这两句诗呢?笔者认为大概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李白自比郦食其，诗句反映了诗人在困厄面前的进取精神，毛泽东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二是表现了毛泽东对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作风的赞许。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段讲话，可以与上述的观点互为印证。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蜀道难》是李白描写蜀地雄伟险峻山的著名诗篇。它采取夸张的手法，丰富的想象，并运用神话故事，竭力渲染蜀道的壮丽奇险，突出作品的主旋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一本中华书局印行、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编的《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蜀道难》这首诗的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圈，并下批语："此篇有些意思。"在70年代的一次谈话中他又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蜀道难》问世以来，人们对该诗的主旨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讽刺玄宗逃难人蜀"；有的认为它表现了"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还有人说诗中渗透着"作者对可能出现的军阀割据的担心"。毛泽东认为，企图"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的作法，是没有必要的；"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一贯重视思想评价的毛泽东，为什么这时却偏偏不谈思想性而侧重艺术性了呢?这是因为他抓住了本诗的特殊矛盾：写景之作，不必从中硬挖微言大义。笔者以为，毛泽东关于《蜀道难》的谈话，对于文学评论工作者不无启示意义。
在《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李白的《将进酒》标题前画了一个大圈，标题后连着画了三个小圈，天头注"好诗"二字，并在"天生我材必有用"句旁画了重线。他还手书过这首诗。毛泽东对《将进酒》所作的种种符号表明，他是非常喜欢这首诗的。李白的这首诗气势豪迈，感情奔放，语言错落有致，大有一泻千里之势。它抒发了作者蔑视功名利禄、不崇拜任何偶像、追求个性解放、对前途充满自信的人生态度。或许是李白的诗篇引起了毛泽东的某些共鸣，使得他连赞日"好诗"。我们试将李白的诗句与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若干诗句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时差一千二百多年的两位诗人之间的感情联系了。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是毛泽东喜欢的又一首李白的诗篇。作者在该诗里，既描写了庐山、长江的壮丽景色，又寄寓着他历经挫折之后希望超脱现实的心情。毛泽东对作品中表现的诗人求道学仙之类的内容并不感兴趣，而却非常赞赏李白对庐山一带自然景色描写的四句诗。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之后，儿媳刘松林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健康状况也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忍受着儿子英年早逝引起的内心的巨大痛苦，多方关心儿媳的身体健康。1959年8月6日，他在给刘松林的一封信中写道："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在《讲堂录》里写道：游历名山大川，"为益大矣哉"--"陶写胸襟，可以养气"。毛泽东希望李白的诗句能对刘松林起到修身养性的作用，他非常看重文学的欢娱功能。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继抓农业问题六十条之后，又要进一步解决工业、财贸、教育、科学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希望大家"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他对国民经济的好转充满信心。毛泽东的开阔胸襟与壮丽的庐山胜景相互交融，他又想起了李白的"登高壮观天地间"那四句诗，并将其抄写出来赠给有关同志，还特意说明："李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四句。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看来，毛泽东是要借用李白的诗句，把他当时的心境传达给别人，以引起大家的共鸣。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收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全诗。但书法风格与1961年9月在庐山所写四句不同，它写在红线竖格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公文纸上，可知书写时间当为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手书的诗篇里间或有几个别字，可能是凭记忆书写所致。这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对该诗的喜爱之情。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学说的看法上，毛泽东一向是崇法贬儒的。他阅读历史和诗歌时，非常重视人们对法家人物的评价。凡符合他的观点者，便大加表彰；凡不符合他的观点者，便加以严厉批评。在《古风五十九首》之三里，李白赞扬了秦始皇的雄才大略，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诗中也对秦始皇不恤民力、大兴土木和派人出海学仙等行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结尾写道："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对李白的这首诗，毛泽东在一次谈话里说："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敕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毛泽东对李白作品的苛刻指责，显然带有个人的某些成见。李白既肯定了秦始皇的功绩，又指出了他的过错，不恰好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的方法吗?何过之有?
李白的《望鹦鹉洲怀祢衡》一诗，礼赞了曹操"魏帝营八极"的业绩，也批评了他"蚁观一祢衡"的过失，对祢衡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哀惋。李白对曹操的微词，激起了崇奉曹操其人的毛泽东的不满，他认为"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的说法，近乎贴了曹操的大字报。在《三国志?魏书》中，注释者卢弼指责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为"奸雄欺人之语'，是"志骄气盛，言大而夸"，"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毛泽东不同意卢弼对曹操的评价，他说："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仔细分析，卢弼与李白对曹操的评价并不相同。毛泽东对李白的批评言过其实，大概也是由于"爱屋及乌"之故吧。
从毛泽东对李白及其诗歌的评论，读者会感到他评论的独特视角，他常言人之未言，言中多有新意，能给人以很大启发。但对毛泽东评论的学术价值，并不能等量齐观。其中有些评论，学术品位相当高；也有的评论，学术品位并不太高。他表彰李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精辟概括李诗的艺术风格，重视李诗的审美作用与娱乐功能，凡此种种，都是发人深省的看法。但他以是否拥护法家为线来区分作品的成败优劣，就未免有些偏颇了。
继承--革新--创造
综观毛泽东对李白作品的批阅与评论，笔者以为李白有两点似乎深得毛泽东之心。
其一，李白蔑视权贵、反抗束缚、相信自我、追求自由的精神，深为毛泽东所赞许。李白在他的诗中反复吟诵："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孑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弃我去者，昨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对李白的这些诗句，毛泽东反复阅读，他或画重点线，或手书练习，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在他的诗词作品中也表现了与李白有某些相通的思想感情，现仅以他的《沁园春?长沙》为例加以说明。该词下阕写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精神，与李白蔑视权贵的思想，不是有若干相通之处吗?该词上阕写道："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里"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精神，与李白反抗束缚、追求自由的思想，不也有某些相通之处吗?毛泽东当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与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各自表达了本人的生活价值观念，在人生自信这方面也是有共同之点的。当然，李白的上述诗句只是任意抒发自己的个性，加上他有道士气，所以其诗对变革社会的意义并不大；而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了革命志向，所以他的诗句充满了变革社会现实的虎虎生气。李白的我只是孤零零的个人或反映了少数类似他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它代表的人群面很狭窄；而毛泽东的自我则是个"大我"，它是时代和广大群众的代言人。
其二，对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毛泽东也非常欣赏。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取材不凡，想象丰富，善于夸张，气魄宏大。毛泽东十分推崇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他称赞李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这个评价中就有对李诗浪漫主义风格的充分肯定。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我们党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这问题。"对幻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不仅几十年共产党没有正式研究过，就连新文学界几十年也没有认真总结过。在"五四"时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被认为是并驾齐驱的两股文学主潮。但革命文学兴起以后，浪漫主义便被指责为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以至于连郭沫若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也不得不改变其原来的创作方法了。毛泽东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继承屈原、李白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做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这对作家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解放。至于毛泽东本人的诗词，则更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毛泽东气势磅礴的浪漫主义诗风中，就蕴含着屈原、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基因。
毛泽东对李白诗的继承、革新和创造，更具体地表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上。下面，我们试联系二人的某些作品加以比较说明。
毛泽东的《七律?登庐山》问世以来，评论者对该诗的思想意蕴见解分歧：有的认为它反映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把"热风吹雨洒江天"解释为："则是大跃进的气氛，共产主义的风格，使劳动英雄们在田园中，在工地上，银锄连天，铁臂撼地，'挥汗成雨'。"(参看郭沫若《"桃花源里可耕田"》。)还有人把"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讲作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的。
(周世钊《伟大的革命号角，光辉的艺术典范》)而有的人则认为它是批判"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的。
(参看周振甫《毛泽东诗词欣赏?(七律?登庐山)》)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该诗的意蕴呢?只要将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与毛泽东《七律。登庐山》加以比较分析，并联系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就不难发现它的真实意蕴了。
前面已经谈过，毛泽东对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四句诗特别喜欢，那就是："登高壮观天地问，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1959年毛泽东创作《登庐山》时，诗前曾有一个小序说："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上述事实说明，毛泽东之所以欣赏李白的那四句诗，是因为它成功地描绘了庐山的壮丽山川，读之使人心旷神怡；毛泽东之所以创作《登庐山》，也是由于自然景物的触发，他要书写自己登庐山的切身感受。笔者认为，毛泽东的《登庐山》实际是李白诗句"登高壮观天地问"的具象化：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这里既描写了庐山的崇高，又写出了诗人登山之所见，特别突出了长江"茫茫去不还"的气势--"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当然，毛泽东不是单纯地描绘自然景物，他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寄寓着自己对国内外局势的一些看法。郭沫若、周振甫等先生的文章，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登庐山》的社会内涵，却忽视了其对自然景观描绘的本身，这就难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了。
在毛泽东与李白的作品中，都有相当部分是描写祖国的山川的。这其中，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如关于山之高峻，李白在《蜀道难》里写道："噫吁哦，危乎高哉!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树倒挂倚绝壁。"毛泽东在《十六字令三首》中也写道："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一个是"连峰去天不盈尺"，一个是山高"离天三尺三"。从意境到遣词造句，何其相似乃尔!上述二人关于庐山风景的描绘，也是有不少相似之处的，特别是他们对长江的观照，更是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李白笔下的山川虽然壮丽雄阔，但人在它的面前却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低头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在毛泽东的笔下，人与山水的关系则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上，李白把自然界放在中心地位，人在自然面前显得非常渺小；而毛泽东则将人作为描写中心，说明自然界的任何艰难险阻都将被人所征服。他们二人写作上的这种差别，当然是由于他们不同的世界观所决定的。
毛泽东与李白，都喜欢在自己的诗词中征引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来说明相关的问题，但二人作品所呈现的意趣又迥然不同。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帝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是舜的妃子。舜死苍梧，二妃追至，双双投水而死，是为"湘妃"。李白的《远别离》、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都取材于舜妃帝子的故事，但诗篇的题旨与情调却有天壤之别。前者说明人君失权的后果，其中帝子的形象极为悲伤："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后者是对故乡的怀念与祝愿，其中帝子的形象则是："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干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里的帝子虽有"斑竹一枝千滴泪"的往昔不幸，但今天却一改愁容，"红霞万朵百重衣"，高兴地从苍翠的九嶷山上飘然而下了。前篇主悲愤，意劝谏；后篇主欢欣，是一首美好的畅想曲。
月宫的神话故事，曾被无数诗人歌咏过。李白在《把酒问月》中写道："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也采用了同一题材，但作品的意境与形象却跟李诗判然有别。李白诗中说"人攀明月不可得"；毛泽东偏在词里说："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李白的写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人与月对话本身就是浪漫主义的；毛泽东设想革命烈士的忠魂升人月宫，与李白"人攀明月不可得"唱对台戏，这本身就比李白更加浪漫主义。在李白笔下，嫦娥孤寂难耐，一年四季只有捣药的玉兔与她相伴。但毛泽东词中的嫦娥形象则是："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当嫦娥听说革命烈士的忠魂升入月宫之后，她一改往寂寞的愁容，舒展宽大的衣袖，以万里长空为舞台，翩翩起舞，欢迎革命烈士忠魂。毛泽东的这种写法不是一般的浪漫主义，而是富于革命性的浪漫主义。为什么同一个神话故事，在李白与毛泽东的笔下会呈现如此相异的面貌呢?这其中的道理，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
俗话说"熟能生巧"。毛泽东不仅对李白的诗烂熟于心，而且能巧妙地化用李A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例如：《贺新郎．别友》中的"挥手从兹去"，本自李白《送友人》"挥手自兹去'；《念奴娇?昆仑》中的"安得倚天抽宝剑"，化用了李白的《大猎赋》中"于是擢倚天之剑"和《临江王节士歌》中的"安得倚天剑"；《水调歌头?游泳》中的"截断巫山云雨"句，由李白《清平调》之二中"云雨巫山枉断肠"化出；《七律．答友人》"我欲因之梦寥廓"，点化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我欲因之梦吴越"；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的"可上九天揽月"，借鉴了李白《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但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览"同"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李白的诗篇作为借鉴，毛泽东诗词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语言表达，也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果李白的灵魂在天有知，看到一千二百年之后的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既取法于自己又超过了自己，他大概会高兴得手舞足蹈，高唱"会须一饮三百杯"吧!
"不甚喜爱"与颇为尊重
--毛泽东与杜甫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活了58岁。字子美。唐诗人杜审言之孙。自幼勤奋好学，才学渊博出众。因他曾居于长安城南少陵区域，故自称"少陵野老"，而时人则称杜少陵；又因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被后人称为杜工部。先代原籍襄阳(今属湖北)，祖辈迁居巩县(今属河南，即杜甫出生地)。在流离漂泊中曾家居匹成都草堂，晚年携家离草堂后，在每况愈下的境况中因贫病交加而去世于湘江船上。
总的说来，杜甫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他是苦恋"高官位"而不得者，其才学与"官运"反差甚大。坎坷、挫折、失意、潦倒是他人生命运的显著特征。可以说，除少年时代感到有些欢乐外，他几乎在忧伤、痛苦中度过一生，以致他整个诗歌的基调都显得那么"沉郁"。毛泽东对杜诗的"沉郁"基调虽然不太喜欢，但他对杜甫几乎没有痛快过的人生是同情的，对杜甫及其留下的民族文化精神遗产--杜诗是颇尊重的。
"政治诗"
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时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这是他对杜甫诗的基本总结与评价之一。毛泽东这个总结与评价对不对呢?是对的，是符合杜甫的人生实践与诗歌创作实际的。
杜甫之所以成为政治诗人并非偶然的，是由主客观因素决定的。杜甫出生和成长于官僚家庭，其父杜闲曾任司马、县令官职；其祖父杜审言是咸亨进士，曾任官膳部员外郎及官修文馆直学士。这种中小官僚家庭对他个人的政治欲望多少有直接影响。杜甫人生早期就怀抱着"致君尧舜上"的幻想；青年时代漫游海内更是他壮志情怀的表现之一。开元23年(公元735年)他在洛阳应试进士，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又应试于京城长安。虽均因唐王朝权奸作祟而不第，但都是他个人强烈的用世欲望与政治抱负的显著表现。"安史之乱"前，他寓居京城长安近十载，引颈企盼打通政治道路而终因权奸作梗而不得；"安史之乱"后，他在危难中向皇上肃宗呈献忠心而始得左拾遗等捏在他人手心中的官职。他浓重的"忠君"政治观念至死不变。这种种政治环境、政治欲望、政治抱负、政治观念、政治行为、政治生涯、政治遭遇、政治体验，是使他成为政治诗人及构成他的"政治诗"的广泛基础。
何谓"政治诗"?"政治诗"是着重描写历史进程中重大的社会政治时事及政局状貌的诗，是显示出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的诗，是政治纪实性色彩强烈的诗。杜甫的"政治诗"正是如此的。"政治诗"固然不是杜诗的全部，但写社会政治时事的政治诗占杜诗的比重颇大，是杜诗的核心部分。毛泽东在大量阅读中明显地看到了这种情况，因而作出了简明、准确的实质性判断。
杜诗形象地记载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大转折过程中的政局状态，广泛地反映了他所经历的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时代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它们真实地记写了"安史之乱"的国难，控诉与声讨了叛军在中原、洛阳、长安屠杀抢掠的罪行，以及唐王朝各级官吏在叛军作乱期问制造累累苦难的罪过。如《新安吏》、《石壕吏》记写了为对付叛军而强征未成丁者入伍及乘夜野蛮捕捉老翁、老妇去前方兵营服劳役的悲剧。《新婚别》记写了新娘因新郎在新婚翌日早晨即被征去守边而造成的极大痛苦。《垂老别》记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头也被征去充兵的"摧肺肝"的悲痛。《无家别》记写了一个"因阵败"刚归乡里而又很快被县吏召令人伍的不幸遭遇。这些男女老少的痛苦、遭遇、悲剧，都是"安史之乱"的重大政治事件所酿成的恶果和叛军的政治罪行及唐王朝官吏的政治罪过的具体体现。战争、战乱是政治的一种激烈的表现形式，这些毛泽东圈阅过的涉及战争、战乱的诗，是杜诗的政治性的具体体现。
杜诗显示出了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忧国忧民是杜甫的政治思想基础之一，也是杜诗的重要政治思想基调。忧国、爱国、怜民、忧民、爱民，是杜甫的政治抱负、政治热情的重要实质因素之一，也是杜诗的政治倾向性的重要体现之一。杜甫真诚地同情民生的疾苦，表达黎民的愿望。"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诗这种以人民性及人道精神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倾向性是强烈的。杜甫满腔忧国、爱国的热忱，异常关心国家的政局、命运、前途。他听到国家收复安史叛军的根据地"蓟北"而将彻底平息"安史之乱"的消息后，惊喜若狂，涕泪不止："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由此诗已可见他心里总是沉甸甸地装着国家的灾难的，心总是怀着君主和君主国家的忧乐的。他的忧国、爱国的热忱就是忠君与忠于君主统治的国家的热忱。这种封建政治思想倾向性在杜诗中占有突出地位。杜甫如实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败，抨击、谴责了统治官吏的罪恶。如《丽人行》以对长安郊外"游春"情景的实录性描述，有力地揭露、抨击、谴责了杨贵妃姊妹等贵妇人腐化、奢侈、淫荡的寄生虫生活。杜甫揭露了由各级封建统治官吏集团造成的贫富尖锐对立的黑暗、丑恶社会现实；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下了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存在阶级的社会中，贫富的对立就是阶级的对立，而阶级的对立实质上也是政治的对立，因为政治是以封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为基础的。尖锐的贫富矛盾，就是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政治矛盾。杜甫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反对横征暴敛，反对外族(回纥、吐蕃)的侵掠。在他的诗中包含着许多重大的政治课题、政治主题，寄托了自我的政治主张、政治抱负。总而言之，用世、治世、济世是杜甫及杜诗的主导政治思想之一；忧国、忧民是杜甫及杜诗的主导政治思想之一；"忠君'是杜甫及杜诗的主导政治思想之一；揭露唐王朝政治的黑暗腐败是杜甫及杜诗的主导政治思想之一。正是由于这些主导政治思想凭借对一系列政治时事的描述而频频显现于杜诗中，因而其政治纪实性色彩极为强烈，可见毛泽东的"杜甫的诗是'政治诗"'的论断是极为准确的、科学的。
怎样理解"大多数并不怎么样"
毛泽东1957年1月在与臧克家、袁水拍谈话时，对杜诗还作过这样的论断："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
在坎坷的命运中，杜甫赋诗甚勤，诗作甚丰。唐王朝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故自幼即在朦胧中产生"展翅青云"幻想的杜甫7岁即学诗，15岁便能作诗，且为名士所重视。此后他更将"诗是吾家事"作为信条，毕生赋诗不绝，成果丰硕，原有诗集60卷，只可惜已亡失。后经北宋王洙(zQ)编成20卷，成为《杜工部集》定本。其中诗占18卷，共计1405首诗。对于杜甫今存的1405首诗，不知毛泽东全读过没有。他所谓"好的"诗，自然是他在阅读中认定的杜诗的"精华"。他反复阅读、熟读、圈画，而且能达到随口背诵、随手疾书、随心引用或戏改的程度的杜诗，是否即属于"好的"之列?早在延安时代，他就引用过杜诗论书法，他说："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云：'吴人张旭，善草书贴，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不是至理名言吗?"在1964年，他南巡后由湖南乘火车专列返京，经过岳阳地段时，专列曾暂停岳阳。他与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工作时曾问及岳阳楼的情况，并凭记忆默诵手书了杜甫死前2年(公元768年冬)作的《登岳阳楼》全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据说现尚有据毛手迹制作的该诗雕屏挂于岳阳楼三楼。他还挥笔手书过他极赞赏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问，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两句。六十年代末，他还引用过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其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他意在借喻实施"外交战略"要抓住关键人物，抓住要害。在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他"戏改"过《咏怀古迹五首》中的第三首的前四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明妃"指汉元帝时遣嫁匈奴的貌美的湖北姑娘王昭君。他将"明妃"戏改为"林彪"，幽默风趣地借以表达了他当年的态度与心境。
他特别称赞过的五言长诗无疑属"好的"之列。他1965年7月21日在《致陈毅》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北征》全诗共140句700言，是他由凤翔回郧州"问家室"(探望爱妻、子女)期间所作。回忆了探亲的原由，描写了家境的贫困及探亲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盼。既展示了"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的忧虑情怀，也实录了"人烟眇萧瑟"、"呻吟更流血"、"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的战乱惨象，以及"茅屋"中的"瘦妻""衣百结"、"垢儿""颜色白胜雪"、"床前两小""痴女""补绽才过膝"的家人惨况；同时表达了盼收"两京"，"盼唐""中兴"及期待"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的发自肺腑的政治愿望。全诗几乎全用赋法"敷陈"、"直言"探亲历程中的所见、所思，显出了高度的史诗性。其中"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吴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即属"亦有比、兴"之处。因此毛泽东视《北征》为赋法及将赋、比、兴诸法兼用的成功例证。它确实是代表杜诗思想性和艺术性水准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毛泽东生前多次圈画或引用、手书过的杜诗有：《望岳》、《春望》、《哀江头》、《北征》、《赠卫八处士》、《梦李白二首》、《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旅夜书怀》、《阁夜》、《登高》、《登岳阳楼》、《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江南逢李龟年》、《佳人》、《咏怀古迹五首》、《登楼》共23首。此外他圈阅过的杜诗还有："安史之乱"前作的《春日忆李白》、《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城西陂泛舟》、《曲江对雨》、《兵车行》、《丽人行》；"安史之乱"后作的《九日蓝田崔氏庄》、《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羌村三首》、《月夜》、《对雪》、《彭衙行》、《义鹘行》、《别房太尉墓》、《月夜忆舍弟》、《野望》、《剑门》、《水槛遣心二首》(一首)、《赠花卿》，《狂夫》、《客至》、《绝句四首》(一首)、《南邻》、《野老》、《恨别》、《送韩十四江东省觐》、《戏为六绝句》(一首)、《缚鸡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宿府》、《秋兴八首》、《白帝城最高楼》、《八阵图》、《吹笛》、《又呈吴郎》、《九日》、《暮归》。总之，据此初步查对统计，毛泽东总共圈阅过杜诗74首，其中"安史之乱"前的7首，"安史之乱"后的67首。毛泽东同一般文学史家一样，是看重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与安史之乱后的诗作的。他所圈阅过的这74首，特别是其中他多次圈画或引用、手书过的23首，是否即他心目中的"好的"诗?即使认定它们全属"好的"诗，也仅占今存杜诗的十九分之一弱，尚余下1331首之多，其比率是相当悬殊的。
中国文学以诗歌为渊源、为主导。唐代诗歌成就辉煌，居于文学首位。在唐代绚烂多彩的诗坛上，杜甫及杜诗的崇高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杜甫是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将《诗经》开辟的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推向了新高峰，被历代公认为屹立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峰巅位置的最杰出的现实主义流派的大诗人，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成员。杜诗题材内容深广、丰富、厚重。盛唐强音、衰唐哀吟、重大时代主题、社会课题、人生遭遇等相兼并蓄，现实性、时代感强烈，较全面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大转折时代的历史面貌。同时杜甫对诗歌艺术有一贯的高追求。"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首二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首二句)富于诗才的杜甫是以全身心投入诗歌艺术创造的，而且并非挥就即罢，而是呕心沥血反复吟诵修改，直至自觉艺术表现力度达到"惊人"程度方肯罢休。中华民族诗歌之影响自唐代始及于海外，而杜甫诗歌则为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此种世界影响永远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凡这些，毛泽东都是深知的，都不是取否定性态度的。那末，毛泽东对杜诗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的断语究意味着什么呢?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不尊重杜诗或否定杜诗的杰出成就及崇高历史地位。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杜诗的价值评价问题，而是个人的艺术兴趣与风格流派的偏好问题，是他大量阅读杜诗后的个人艺术感受问题，也就是他对杜甫诗歌的总体风格不太喜欢的问题。他说过："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1958年1月16日南宁会议上的讲话)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的谈话中，他又一次说及杜甫的诗"哭哭啼啼"。因此他对杜诗"不甚喜爱"。
(1957年同臧克家等人的谈话)"甚"是表程度的副词，在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比较中，毛泽东虽然也"喜爱"杜诗，但就个人的风格爱好、艺术兴趣来说，不十分喜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阅读感受是杜诗"哭哭啼啼"。应当说，毛泽东这种感受不是背离杜诗实际的。杜甫的代表性名篇《三吏》、《三别》、《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可以说都是伤心的哭诉。在他临死前二年56岁高龄时"登岳阳楼"依然"凭轩涕泗流"，他是好"挥涕"的软善者。他在去世那年作的最后一首五言排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也同样展示着他那一如既往的悲戚、忧愁、苦闷而无奈的心胸。照理说悲伤、悲剧也是自有力量的，其力量有时也是不可估量的；但毛泽东大概感到杜诗连悲剧的力量也缺乏，而存在过多的辛酸、惨痛、伤感；少有强者的气息、气魄，多有软弱者、无奈者的眼泪、哀伤、悲叹。实质上也就是毛泽东"不甚喜爱"杜甫的过分伤感的诗风。综观整个杜诗，其格调虽然是多样的，奔放、质朴、清新、典雅、沉郁均有之，但"沉郁"却是杜诗的主导风格、总体风格。毛泽东即主要对杜诗这种主导风格倾向不甚感兴趣。回首往昔，历代文人看重杜诗的写实笔法。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由此评说可知两座并峙的诗歌艺术流派的雄峰本是不可互代的。但各有各的艺术风格爱好，毛泽东说自己个人的艺术风格爱好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1957年8月1日《读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诗词集》第230页)在中国诗歌长河中，他偏爱浪漫主义诗风，称赞浪漫派作品。在诗歌艺术审美上，他重表现、重抒情、重灵动、重浪漫，而对艺术效果欠自由、舒心、轻松、愉快的太"瓷实"的纪实性直陈式的再现，则兴趣稍减。就诗歌艺术而言，重表现、重抒情无疑是符合其基本艺术规律的，这也是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主源。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毛泽东与杜甫的爱好也不相同。杜甫重赋法，虽非单纯使用赋法，但他以赋法为主，着重以赋法造就了特定时代的"诗史"，登上了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高峰。而毛泽东虽然也并非禁用杜甫所贯用的赋法，但却更重"比、兴"两法。毛泽东与杜甫以各自所喜爱的艺术方法和风格分别创造了各自的诗歌成就。杜甫和杜诗赢得了"诗圣"、"诗史"的称誉，无愧为现实主义流派的杰出典范。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赢得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伟大诗人""英雄史诗"、"诗史丰碑"的称誉；他的诗词虽为旧体，但已起了革命性的变化，无愧为重振中华传统诗词雄风的杰出典范。两者特色各异，然而都是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伟大诗国里的大歌手，大手笔，均足以在中国诗歌乃至世界诗歌艺术史上永放绚烂异彩。
尊重与创造性的借鉴
虽然毛泽东对杜甫诗的"沉郁"风格"不甚喜爱"，但他对杜甫及其留下的民族文化精神遗产--杜诗还是很尊重的。阅读便是一种尊重。毛泽东对杜诗可以说是不厌其读的，他认真地大量阅读过杜诗。他早年于学生时代读过杜诗，战争年代和开国后的年代都不时地阅读杜诗。特别是1958年他游览杜甫草堂期间，在草堂借阅过不同版本的杜诗12部，共108册。更多、更经常的则是在北京中南海内他住室的书屋中阅读。他对自认为"好的"杜诗更是反复研究读过，有的甚至达到背诵的程度。
借鉴、运用更是一种尊重。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与杜诗有一定的直接或非直接的借鉴、影响关系。
毛泽东倡导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借用或化用前人古诗中的词语，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常用表现手段，他的诗词创作借用或化用过杜诗的不少词语、语句，也化用过个别诗意。
在借用杜诗词语方面：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有"白日放歌须纵酒"句。毛泽东1915年5月写的《五古?挽易昌陶》中有"放歌依列嶂"句。"放歌"词语相同。杜诗以 "放歌"抒发闻收复"安史"叛军根据地"蓟北"的消息后的惊喜心情。毛诗则以"放歌"表达要以有力斗争洗刷国耻的激昂气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浩歌弥激烈"句。毛泽东1918年写的扎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君行吾为发浩歌"句。其"浩歆"词语相同。杜甫在安史之乱刚起之时，以"浩歌"表达忧周忧民的激愤情怀。毛泽东则以格调高亢、豪壮的"浩歌"为志同者送行，表现出高昂、奋进的精神状态。杜甫给张镐的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毛泽东1923年填的《贺新郎?别友》的后几句："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其一原稿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此句又稿为'不愿作呢呢小儿女')。山欲坠，云横翥。"毛泽东原稿中的"江海客"即借用于杜诗。他以"江海客"喻指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该过分缠绵于男女情怀，借以表达自己青年时代的豪情壮志。杜甫《乐游园歌》末句为"独立苍茫自咏诗"。毛泽东1925年所作《沁园春?长沙》上阕首句为"独立寒秋"。其"独立"词语相同。杜甫游罢位于长安城东南郊外的旧皇苑"乐游园"后，独立于苍茫天地问抑郁依旧，孤身无归，愈感仕途渺茫。毛泽东则独自立于已有寒意的深秋，以卓然不凡的气概，借生机蓬勃的秋景暗喻与赞美工农运动将蓬勃兴起的形势，寄寓自己热烈、乐观、奋斗的情怀。而《沁园春?长沙》下阕第三句"恰同学少年"的后四字则借用于杜甫《秋兴八首》其三中的"同学少年多不贱"旬。杜甫晚年回首青年时代的"同学"如今多以不同手段爬至显贵地位，而自己却依然贫病漂泊，因而感慨万端，心绪荡漾。而毛泽东则借以回首与歌赞在长沙求学时结交的青年战友的朝气蓬勃的精神气概。《沁园春?长沙》下阕第七句为 "指点江山"。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末句为"舟人指点到今疑"。"指点"一词相同。杜诗是指船夫将楚国宫殿遗迹"指点"(指出点明)给船客看，但因时过境迁太久，如今都将信将疑了，有历史即意味着过去，古迹已无可凭信之意。而毛诗之"指点"则有评说、批评、谈论、纵论治国大事之意。杜甫《对雨》首句为"莽莽天涯雨"。毛泽东1936年2月作的《沁园春'雪》上阕第五句为"惟余莽莽"。"莽莽"一词相同。杜甫是用以形容降雨之广、雨势之大，毛泽东则用以形容雪飘之广，雪势之大：放眼看去，大雪纷纷扬扬，遮天盖地。杜甫是"对雨"伤时忧怀，毛泽东则"对雪"论史，表达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坚强的民族自信心，指出在新时代里，只有广大人民及领导他们的先锋队，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光辉灿烂的未来。杜甫《新婚别》中有"形势反苍黄"句。毛泽东1949年4月赋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首句为"钟山风雨起苍黄"。"苍黄"一词相同。两者都用以形容形势的突然变化，但杜甫是形容新娘别征夫之速；毛泽东则是形容政治局势变化之快。毛泽东1949年4月29日所赋《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颔联对句"落花时节读华章"的"落花时节"，则借用于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中的"落花时节又逢君"句的原词组。杜甫用以表达在安史之乱后重逢流落江南的曾在梨园供职过的宫廷乐师李龟年的喜出望外的心情。毛泽东则借以充分表达自己当年在京城与阔别旧友会晤并屡次欣赏到旧友诗章的兴奋心情。《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尾联出句为"莫道昆明池水浅"；杜甫《秋兴八首》其七首句为"昆明池水汉时功"。其"昆明池水"词语相同，然而所指却大异。杜甫是在想象中描写汉武帝时在京城长安西二十里开掘的用以训练水军、水战的昆明池；而毛诗所说之"昆明池"则是指清代开掘的位于北京西郊颐和园内的"昆明湖"，其本质用意在于劝慰柳亚子先生留京参与建国大计。杜甫《野望》第七句为"跨马出郊时极目"。毛泽东1956年6月填的《水调歌头?游泳》上阕第五句为"极目楚天舒"。"极目"一词相同。然而杜诗之"极目"为放眼远望。毛诗之"极目"则为放眼仰视，视野不尽相同。毛泽东1957年11日填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上阕"问讯吴刚何所有"句中的"问讯"，曾见于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杜甫托辞官归隐的李白早年的挚友孔巢父问候李白，并打听李白近况(时李白在浙江会稽)。毛泽东则用以描写"杨柳"二烈士先有礼数地问候吴刚，而后又爽朗、幽默地询问仙界究竟有何特殊之物、特殊之处的情景，表现与歌赞烈士既彬彬有礼，又潇洒大方、光明磊落的品格。杜甫《石龛》诗首二句为"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毛泽东1962年12月26日作的《七律'冬云》颈联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四兽相同。杜甫是如实描写自己在旅途中所闻的四兽的咆哮声。毛泽东则以四兽喻指猖狂反华的境外势力。杜甫《东屯月夜》中有"日转东方白"句。毛泽东1964年春填的《贺新郎?读史》下阕末二句为"歌未竞，东方白"。"东方白"一词语相同，且都是天已大亮之意。但毛诗之主旨在于用以喻指劳苦大众的重见天日与获得解放。虽不能绝对断言上述杜诗古词语处处都是毛泽东有意借用的，但上述一系列迹象表明，毛泽东对杜诗的阅读面及留下的印象是既早且深的，其借鉴是广泛的，富有创造性的。
在化用杜诗诗意及杜诗语句方面：毛泽东1955年10月作的《七律?和周世钊同志》的颈联对句"域外鸡虫事可哀"，系化用杜甫《缚鸡行》的诗意。杜诗云："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杜甫以所见的乡里生活入诗，发出了"鸡虫得失无了时"的感叹，富有哲思意味。得鸡失虫，得虫失鸡，无论得失，均为无关紧要的区区鸡、虫而已。面对无关紧要的细微得失，何足动怒与耿耿挂怀!毛泽东的化用句更是颇耐人寻思的诗句之一，以致虽然论者无不知其典出自杜诗，但却见仁见智，各领其趣。此外，毛泽东还化用过某些杜诗语句。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填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下阕末句"泪飞顿作倾盆雨"中的"倾盆雨"，化用于杜甫《白帝》诗中"白帝城下雨翻盆"。杜甫描写秋日之暴雨。毛泽东则描写烈士忠魂闻到推倒三座大山的捷报后，高兴得泪流如倾盆大雨。杜甫《兵车行》末二句为"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毛泽东1958年7月1日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颔联对句为"万户萧疏鬼唱歌"。两者似亦有化用关系。前者专写唐代扩边战争造成的惨绝人寰的灾祸；后者泛写旧社会血吸虫病的猖獗。毛泽东1961年2月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首句"飒爽英姿五尺枪"的"飒爽英姿"，则似化用于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杜甫用以赞赏唐代以画人、马著称的名画家曹霸(官至左武卫将军)的功臣人物画栩栩如生、威武豪迈的艺术功力。毛泽东则用以称赞新中国女民兵的豪健敏捷的神采风貌。杜甫《秋兴八首》其三首句为"千家山郭静朝晖"。毛泽东1961年作的《七律?答友人》末句为"芙蓉国里尽朝晖"。两者似亦有化用关系。杜甫是写寂静的早晨的阳光。毛泽东则以早晨的充足艳丽的阳光预示美好光明的前景。
文学史上优秀之作的产生，除决定创作主体的生活实践及艺术创造力外，也与广泛借鉴、吸取古代文化遗产相关。毛泽东诗词的成功，与其对杜诗的创造性的借鉴、吸取是分不开的。在这方面，可以说他也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提供了可资研究的经验。事实说明，虽然毛泽东对杜诗的"沉郁"基调不太喜欢，但他对杜甫及其留下的丰富民族文化精神遗产--杜诗是颇为尊重的!
从昌黎处获益甚多
--毛泽东与韩愈
毛泽东一生关注韩愈诗文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自幼勤奋好学，25岁中进士，29岁始登仕途，历任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职。贞元末年，因上疏请求减免灾民赋役，贬阳山令。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曾随裴度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迁刑部侍郎。后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后，奉诏回京，官至吏部侍郎，享年57岁。卒谥文，因又称韩文公。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他推崇儒学，排斥佛老；提倡散体，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他的散文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两汉以来的优秀传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结构严谨，说理透辟，语言精炼，文风雄奇奔放，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诗歌也气势磅礴，笔力雄健，想象奇异，自成一格。著有《韩昌黎集》。其散文和诗歌，对当世和后代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青年时代，毛泽东就熟读韩愈的著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毛泽东喜欢梁启超的文章，并学梁启超的文笔作文。到长沙求学期间，他的国文老师袁仲谦(前清举人)不喜欢梁启超文体，他要求学生写桐城派古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爱好，去钻研韩愈的著作，改写古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二十多册的《韩昌黎全集》，并认真地写了读书笔记。他1913年10月至12月所写的《讲堂录》，后面部分主要是读韩愈著作的笔记。其中，涉及韩愈的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并序》、《改葬服仪》、《谏臣论》、《复志赋》、《感二鸟赋》、《闲己赋》、《答李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多篇。毛泽东赞成袁仲谦的"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及"文章妙来无过熟"的学习方法，并努力付之于实践，能背诵许多韩愈诗文，他很快就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的古文。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跟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继续阅读韩愈著作。1965年8月，他让工作人员替他找来《韩昌黎全集》，认真研读之。据不完全统计，仅他圈阅的韩诗就达12篇之多。它们是：《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石鼓歌》、《奉和库部卢四兄曹长元日朝回》、《听颖师弹琴》、《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其一)》、《符读书城南》、《南山诗》、《调张籍》等。其中，毛泽东手书过的有三首，即：《石鼓歌》、《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其一)》。毛泽东阅读《新唐书?李汉传》时，看到叙述李汉"少事韩愈，通古文，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子妻之"，便在这段文字旁批注道："韩愈文集，为李汉编集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这段话体现了毛泽东对韩愈的崇高评价：李汉因编韩愈文集编得全，欧阳修使其得以流传，便"厥功伟哉"，而韩愈作为文集的作者，岂不更加"厥功伟哉"271965年7月，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谈到："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毛泽东比较全面地评价了韩愈诗歌的功过得失，他既指出了韩"以文为诗"的缺点，又纠正了一些人对其诗否定过多的偏颇。1973年出现了"评法批儒"运动，一些报刊把韩愈视为儒家的忠实信徒，将其说得一无是处。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韩愈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说："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复信刘大杰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从青年到老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韩愈的诗文。除研读之外，他还在自己的诗词作品中，在自己的论文中，都点化或引用过韩愈的不少诗文，将古代文化遗产转化为现代的文化财富，使其放射出异样的光彩，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对韩愈诗歌的评价与承继
自古以来，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就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褒之者有之：唐人司空图《题柳集后》云："韩吏部诗歌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扶于天地之间。"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说："东坡云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清人叶燮《原诗》评日："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至本世纪50年代，仍有认为其诗为空前绝后者。贬韩诗者也有之：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宋人呼为大家，直是势利。"清人王夫之《姜斋诗话》言："若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衿其豆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
以上两种评论，各走极端，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毛泽东对韩愈的诗篇进行了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全面分析。他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这里，毛泽东既批评了韩愈"以文为诗"的缺点；同时又指出韩诗有可取之处，不能全盘否定。韩愈"以文为诗"的写诗方法主要表现为：
(1)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使诗的形式散文化；
(2)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有些违背形象思维的创作规律；
(3)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写诗。"以文为诗"的主要缺点就是毛泽东所指
出的，不懂得"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毛泽东还曾说过：作为诗文大家，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常使他的作品"如散文那样直说"，成为押韵的散文。1959年4月15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有余地时，毛泽东说道：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这首《南山诗》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五十一个，叠字诗句十四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歌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公允地说，韩诗虽有"以文为诗"的毛病，但有些作品还是比较好的，它们形象生动，想象丰富，文采奇异，很有气魄。毛泽东所肯定的《山石》、《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诗，就相当不错。现仅以《山石》为例加以说明。请先看《山石》原诗：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轨?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这是一首纪游诗，它以时间为序，描写作者的所见所感。前八句写"黄昏到寺"。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险峻的山径，岑寂的古诗，雨后的芭蕉和栀子花，罕见的古壁佛画，粗糙的斋饭。接着两句写"夜深静卧"：深夜山间静寂得连虫声都听不到，只见从岭上冒出的清月亮光照入室内。寥寥十四个字，便勾画出了深夜山问古刹的一种空灵境界。以下六句，写天明之后登山游览：作者独自随意走在云雾迷茫的山中，一路看到的是碧绿的涧水，鲜红的山花，粗大的古松。他在激激的水声中赤脚涉水，踏着涧石走过，山风吹动着他的衣裳。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山行图啊!最后四句抒发自己的怀抱：接触自然而体会到了人生的快乐，更感到过去受人牵制的不自由，于是呼吁同游的"吾党二三子"，你们为什么到老还不辞官归隐，去享受这自由自在的生活呢?该诗虽有"赋"的成分，但它有栩栩如生的描绘，且能将形象思维与抽象议论很好地结合起来，具有一种阳刚之美。对这样的作品不仅不能否定，而且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毛泽东不仅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而且还肯定了韩诗的某些内容。韩愈曾写过一首教育儿子认真读书的诗《符读书城南》，其中写道："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1939年5月20日，党中央干部教育部在组织部大礼堂召开在职干部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在此次会上讲道："韩愈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所以只要是人而不愿做牛马，就要学习。"毛泽东引用韩愈的两句诗作为正面观点进行劝学，号召干部们努力读书、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
更有意义的是，毛泽东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化用了不少韩诗的意象与词句。韩愈有首《咏雪赠张籍》诗，其中写道："厚虑填沟壑，高愁至斗魁。日轮埋欲侧，坤轴压将颓。岸类长蛇搅，陵犹巨象胚。"一千余年之后，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写道："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两首作品都是咏雪之作，都有雪后地貌的描绘，都有大雪与天公比高的想象，特别是都有蛇与象的比喻。韩诗"岸类长蛇搅，陵犹巨象胚"意思是说，河岸如同一条长蛇在搅动，山陵好像大象在追逐、撞击。这两句的意象与比喻，跟毛泽东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颇有相似之处。当然，毛泽东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他对现实的观察，但韩诗在他脑海的储备，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毛泽东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里吟唱："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关于蚍蜉撼树的生动故事，就出自韩愈的《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转化为"蚍蜉撼树谈何易"，不仅文字有所减少，而且更充满了义勇和自信。毛泽东《贺新郎?别友》结尾四句云："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这四句原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其中的"呢昵儿女语"，即出自韩愈的《听颖师弹琴》。韩诗的开头两句是："呢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形容唐代著名琴师的琴声，好似一对年轻的恋人，正在温柔缠绵地低低絮语。毛泽东化旧为新，借以表达革命者四海为家，不沉缅于儿女情长的志向。就是毛词《算子．咏梅》中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其中的"山花烂漫"也很难说与韩愈《山石》里的"山红涧碧纷烂漫"没有关系。对韩愈散文的吸取与扬弃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成绩卓著，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与其诗歌相比，他的散文成就更高，影响也更深远。
毛泽东充分地肯定了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史上的进步意义。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时，他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1965年，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章士钊著的《柳文指要》，他在该书上面加写的话语，高度评价了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指出文事变化乃是经济变化的反映。他说这一"新兴文运"，使"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加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但毛泽东对韩愈以革新的文体去"载道"、"传道"，评价并不怎么高。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与讲话中，引用过韩愈的不少话语：有的是正面引用；有的是反面批判；有的是重新阐释、评价；有的仅是作为文字载体加以运用而已。毛泽东对韩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估价比较高。他不仅从正面肯定了《符读书城南》诗中的劝学思想，而且对《师说》、《进学解》文章里体现的教育原则、教育方法也做了很高的评价。韩愈《师说》云："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里的观点，突破了作者一贯坚持的"道统"思想，具有相当高的民主意识，被毛泽东所看重。1940年秋在延安时，有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泽东对迎接他的人们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韩世福：《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见《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韩愈有一篇《伯夷颂》，称赞伯夷叔齐兄弟不做新朝臣民，宁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以保持作为商朝遗民的气节，这反映了作者维护"正统"思想的封建观念。中国历来的儒家，都把伯夷叔齐视为"肥逐养高"的标率，韩愈仅是突出的一例。当然，历史上也有人对伯夷叔齐的行为提出过质疑或批评。如鲁迅写的历史小说《采薇》，就揭示和嘲讽了伯夷叔齐的必然悲剧命运。对此，毛泽东更提出了与韩愈完全不同的看法。1949年，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不是抽象地谈论气节，也不是以是否正统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是以看其对人民的态度、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作为衡量是非的准绳。从韩愈的《伯夷颂》，到毛泽东的伯夷批判，是典型的推陈出新或破旧立新。
对韩愈的某些观点，毛泽东有时还"反其意而用之"。韩愈与大多数儒家一样，推崇知识者而轻视劳动人民。他在《与崔群书》中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在韩愈看来，世上的人大致可分为"贤者"与"不肖者"两类。"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大抵是就历代谋求致仕的知识分子来说的。而一贯重视劳动人民智慧的毛泽东，对韩愈此论很不以为然，他在读姚鼐《古文辞类纂》"书说类"韩愈此文时，换了～个相反的思路，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看来，"反其意而用之"，也是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内容。
《论佛骨表》是一篇改变韩愈政治命运的文章，被认为是韩愈论文的名篇。韩愈上书宪宗皇帝，指陈迎佛骨的弊端，称这种"诡异之观"为"伤风败俗"，要求予以禁止。韩愈为此事差一点被处极刑，幸得群臣作保，才得免死。对《论佛骨表》这篇文章，毛泽东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1965年6月20日他在上海跟周谷城谈话说：'?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论佛骨表》--引者)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数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原道》也是如此。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远在韩愈写《论佛骨表》89年之前，姚崇就从破除迷信的角度批评过佛事，他说"死者生之常"，与抄佛经、铸金像这样的事是不相干的。毛泽东读《新唐书》124卷《姚崇传》时，看到姚崇说的那些话，便批写道："韩愈佛骨表祖此。"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来批评佛教，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对韩愈《论佛骨表》的重新评价。
毛泽东熟读韩愈的文章，他能背诵韩愈作品的许多名句或段落，这对毛泽东气势磅礴的文风及其丰富的语言词汇，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现仅以语言的吸取和运用举例加以说明。毛《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就出自韩的《原道》；毛《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来自韩的《送穷文》；毛该文里的"行成于思"，源于韩文《进学解》。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说过"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用以形容优柔寡断、动摇不定、举足不前、不敢直言的精神状。毛泽东在讲话或作报告时，很爱援用韩愈的这些话来说明有关问题。
贵在逆境中的不屈气概
--毛泽东与刘禹锡
身跨诗、政两界的中唐之秀刘禹锡虽未被杀害，但常处于人生逆境中。毛泽东特别赞佩他身处逆境而怀有的忘辱、忘利、忘死的积极进取的不屈气概。从刘禹锡的人生阅历考察，中唐黑暗的时代悲剧及其不幸的个体人生悲剧合而为一，他毕生确系浑身气概而满腹辛酸。
赞赏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刘禹锡，字梦得。其籍贯诸说不一，曾有史著说他是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人，如今认定他为洛阳(今属河南)人。其自云祖籍出于"中山"(今河北定县)。远溯世系，据说他本是中国古代北疆游牧民族匈奴族的后裔。匈奴族在东汉时分裂成南北两部，北匈奴因被东汉打败而西迁，南匈奴则归附东汉。刘禹锡的世祖属南匈奴部，其七世祖(刘亮)随北朝北魏孝文帝(公元471年一公元499年间)迁居洛阳，始改汉姓刘。其父刘绪为躲避"安史之乱"的灾难，又迁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即出生于嘉兴。由上述可知，以汉姓祖居地论其籍贯应为洛阳；以个人出生地论其籍贯，则应属嘉兴。他生于公元772年，死于公元842年。他在唐代宗(李豫)在位时代降生，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诸年代，在唐武宗(李炎)即位翌年辞世。一生是在动荡、黑暗、衰败的中唐时代度过的。
在中唐那衰败、没落、渺茫的时代环境中，迷信思想和科学思想的交锋日趋尖锐。一方面"天命论"、"天人感应"说、"因果报应"说盛行。它们认为"天"决定人间的一切，"天"能"干预"、"安排"、"决定"人事，反之，"人"(包括"人君"和"庶民")的所作所为也能感动"天"和改变"天意"，使这变更对"人"的惩罚等；认为人间事物有"起因"就必有"结果'，"未作不起，已作不失"，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善"果"有善"报"，恶"果"有恶"报"，以神秘的学说把世人禁锢起来。另一方面，有些士人则对"天命论"予以重新审视与思考，并力图从哲思高度予以驳难，于是哲学思想与有关著述便获得了新进展，刘禹锡就是在这方面有独特建树者之一。他的哲学代表作《天论》是对同代人柳宗元《天说》思想的发展。《天说》指出"天"是自然物，无所谓"天命"，"天"不能赏"功"罚"祸"，"功者自功"，"祸者自祸"，绝非"天"预先决定的。刘禹锡的《天论》指出"天命论"乃产生于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无知，自然界"生万物"，社会人则可"治万物"，"天与人交相胜"，批驳了"天人感应"、"因果报应"说。对刘禹锡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精神，毛泽东是十分赞赏的。1959年，毛泽东在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林克：《忆毛泽东学英语》)可见他对刘禹锡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是颇赞赏的。
看重怀古诗讽刺诗
在诗歌创作上，刘禹锡也蜚声中唐诗坛。他幼年时代专。已好学，博览群籍，童年时前往唐诗僧皎然(南朝宋国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居处湖州(今浙江吴兴)边伺候边学诗，属少)1±知努力而显露诗才之辈。因他与同年生人自居易唱和颇勤，二者齐名，故世人并誉之为"刘白"。今存《刘宾客文集》、《翅梦得文集》等，存诗800多首。其诗才、文才为世所公认。毛泽东读过刘禹锡不少诗。他多次圈画、手书、批注、背诵、引用过的计有：《西塞山怀古》、《始闻秋风》、《蜀先主庙》、《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赠李司空妓》、《乌衣巷》、《听旧宫人穆氏唱歌》、《玄都观桃花》、《再游玄都观》、《和令狐相公牡丹》，共计10首。
毛泽东看重刘禹锡追忆历史兴亡的怀古诗。至中唐时期，李唐王朝已显出衰微定势，颇关注国家兴亡的刘禹锡借咏史寄托了自己的政见与情怀。他曾写下组诗《金陵五题》，分别咏怀金陵城(址于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一带)．五处古迹，其中第二首题为《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毛泽东很喜欢这首诗，曾先后圈画过六次，并手书过它。"金陵"城域有秦淮河(本长江下游支流)，秦淮河上共横跨着24座浮桥，其中城正南有一座最大的浮桥在三国吴时名南津桥，东晋时因其桥在朱雀门外而更名朱雀航，又名朱雀桥。如有紧急军情，即撤桥防备，因而此桥被视为金陵城南"门户"。至隋代，此桥已废，刘禹锡是以已废的古桥名人诗的。"乌衣巷"是街道名，位于金陵城南秦淮河南岸，距朱雀桥不远。本三国时吴国守城军士的重要军营，因当时士兵皆穿黑衣而得名。"王谢"，指东晋王导和谢安。西晋亡，司马睿逃至南方建康(即金陵)称帝创东晋，王导任丞相，是稳定东晋统治的主谋者。谢安在东晋末期曾任宰相，对维护东晋统治亦费尽心机。王导、谢安均宅居"乌衣巷"，因而"乌衣巷"便成为了东晋豪族聚居的要地。然而东晋亡后，豪族住宅区很快又变成了庶民聚居处。全诗就这样通过写"乌衣巷"的变迁，慨叹东晋豪族达官及整个晋王朝的灭亡，亦即以哀伤的心情讽喻李唐王朝的衰亡。"乌衣巷"的易主变迁，颇有"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意味，这或许也是毛泽东反复欣赏此诗的因素之一。
在唐穆宗李恒在皇位的末年(公元824年)，刘禹锡由夔州刺史(治所在四川奉节)调任和州刺史(治所在安徽历阳，即今安徽和县)，刘禹锡沿长江东下赴任，路过湖北境内西塞山时，他又缅怀古代兴亡史，写下《西塞山怀古》一诗：
王溶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毛泽东同样很看重这首诗，他曾圈画过六次。在《注释唐诗三百首》中，他还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有一个大圈，同时在标题后又连画三个小圈。在另一版本集《唐诗别裁》中，他也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用醒目的红铅笔画有一个大圈。而且毛泽东对此诗已研读到能随口背诵的程度。1975年春，年逾八旬的毛泽东向一位将调到自己身边工作的同志问道："会背《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接着就自己"铿锵有力地吟诵起来"。该诗着重感怀西晋武帝司马炎重新统一全国的史迹。王溶是西晋大将。公元263年魏国亡蜀国，越二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创立西晋，王溶被任命为益州(今四川成都地域)刺史。自公元272年起，王清奉令大练水师，大造战船，大力准备攻吴、灭吴。经过七年的充分备战，公元279年，王溶即受命自益州境内率水师顺江东下进兵东吴。虽然吴国用漫长的铁锁链修成拦江工事沿江设于险要地段以阻御晋军，但晋军依然势不可挡。晋军次年攻占吴重镇武昌，再顺江而下，即直取吴都建业，吴侯孙皓投降，公元280年吴亡。这便是"王溶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以及"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简要历程。西晋灭吴后，统一中国52年；西晋亡后，司马睿建立东晋，共苟安103年；而后在169年间，又相继经历了宋、齐、梁、陈诸王朝。"人世几回伤往事"，指的就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个建都古城"金陵"的王朝更替的史实。金陵城域山河形状、位置依旧，其城依然滨临大江，大江支流秦淮河依然流经城域而西人大江，城、山、河犹枕卧相依，一如既往，但这是由统一而陷入衰败、分裂的历史时期，故选用"伤"、"寒"二字，以寄伤心、寒心之感。由东汉而分裂成三国，尔后魏灭蜀，司马炎代魏称帝创建晋朝，此后又分裂成南北朝，至隋唐又重新统一。"今逢四海为家日"即为刘禹锡立于中唐现实而赞誉国家统一的名句。然而从最末一句"故垒萧萧芦荻秋"的意象看，刘禹锡已预感到了李唐王朝好景不长的命运。刘禹锡"怀古"乃为讽今，他是借历史往事讽喻唐王朝的衰亡前途的，也可以说他正视了历史演变的常规。由此诗可知刘禹锡是主张国家统一的，而国家统一观是毛泽东毕生坚守的史观之一，这该是毛泽东十分喜爱与看重此诗的基本原因。
对刘禹锡那些著名的讽刺诗，毛泽东也十分看重。刘禹锡的仕运凶多，长处逆境。首次在愤郁中度过十载放逐生涯(因参与王叔文针对宦官专权的"改革"失败而屡遭贬逐)后应召还京城长安，在前往长安"玄都"观看桃花时写下了《玄都观桃花》一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紫陌，帝都的道路，此指唐都长安的街道。前二句写京城长安
很繁华，人来人往，以致"红尘"随春风"拂面"而来，其中观花后返回的闲适者无不喋喋称道。"玄都观"为长安城内的道观之一；刘郎，作者自指。刘禹锡游玄都观时，内心感受也聚焦在桃树上：那满园开着花的桃树都是自己被贬谪后栽种的。诗简短而情意多关，诵读主体可依据"自我"心理体验作多种意会。这些在"刘郎去后"所栽的妖艳的桃花是凭借春光趋时而开的，因而似有影射"趋春附势"与"得势走红"者的意味，有象征受昏君宠信、凭投机发迹而得意的新权贵的意味。而中唐那些趋时得势的神经质的权贵们也确乎是这么意会的，于是又以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为由，再度把他贬逐到了边远的连州。即令如此逆来，"刘郎"依然不屈地忍耐着。不料有趣得很，他被贬逐十四年后又被召还长安，而且在重游玄都观时，又写了《再游玄都观》一诗：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对此诗自序云："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太和二年三月。"毛泽东对刘禹锡这两首诗都很喜欢，他能背诵它们，并且挥笔手书过它们。两诗以轻松笔调排泄了胸间愤懑，表示出对无理贬逐的调谑、激愤，对得意的权奸的轻蔑，蕴蓄着顽强不屈的意志和不畏逆境的气概，显示了"铜豌豆"的坚硬人格。不难领悟到，毛泽东对刘禹锡的不屈气概是赞佩的。
在刘禹锡的应酬答和诗中，有的也表现出一种气概，因此毛泽东也很看重。如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在唐敬宗李湛即位翌年(公元826年)冬，刘禹锡从和州(任
州刺史职)奉召回洛阳。是年自居易亦以苏州刺史职奉召回洛阳，两人在奉召北归洛阳途中相遇于扬州。"初逢席上"，白居易吟哦《醉后赠刘二十八使君》一诗赠刘，为刘屡遭贬逐鸣不平，叹惋刘之才、志的被扼制。刘因之也诗兴骤起，赋诵此诗酬答。头二句追忆自己先后两次被权奸"弃置"边地的贬谪生涯。""到乡"两句借典寄寓沉痛而复杂的情绪，隐含着刘禹锡对被杀害或被排挤的王叔文等故人的怀念深情和对作恶权奸的愤懑。第五、六句是长期留传的富有哲理意味的名句，充满着乐观、自信、憧憬。最后两句称赞自居易在席间吟诵的赠诗，并潇洒地举杯对饮，表示以振作精神气概共勉。全诗喜怒哀乐并存，但基调是向上的。毛泽东相当看重此诗。在《唐诗别裁集》中，他用红铅笔在此诗标题前画了圈，用黑铅笔在第一句前画了圈，在每句诗后还作了圈点。在"沉舟"、"病树"两句旁，用红铅笔画了着重线，并手书过它们。《唐诗别裁集》编者注云："沉舟二语，见人事不济，造化亦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不仅对此注作了断句，而且在"造化亦如之何"旁画了着重线，批注道："此种解释是错误的。""编者注"认为"人事"的沉浮、进退、枯荣，完全是由福分、运气、命运注定的，谁也无可奈何。这种理解无疑与诗本身思想基调不协调，同时与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以及人的职能在于"治万物"的哲学观念相悖离。毛泽东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两句诗的，1959年4月24日，他在一个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他看重与强调的是其中蕴含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气概。由此可知毛泽东读古籍是读得很仔细的，而且边读边作深刻思考，因而能提出准确而独到的见解。
欣赏"杨柳枝词"
在长期被放逐"巴山楚水"边地期间，刘禹锡"穷愁著书"，赋诗不辍；同时酷好民谣，博采改作，写下许多民歌风味的诗作，成为构成其诗歌成就的重要方面。如竹枝词、杨柳枝词、踏歌词诸类均有。"竹枝词"是巴渝(今四川东部)地域的一种民歌。据说男女歌者边歌边舞，不仅击鼓为节，且以笛声伴奏，地方特色异常浓郁。刘禹锡的"竹枝词"即依其调改作新词而成。"杨柳枝"本古曲，初名"折柳枝"或"折杨柳"，至唐时方名"杨柳枝"；刘禹锡翻为新声，添作新词，可供善歌舞之小妓婀娜多姿地且歌且舞。"踏歌"本是中国古时民间群歌群舞的欢娱形式。每逢喜庆佳节，男女结队于街巷或郊野，联臂以足顿地为节，齐歌齐舞齐行，拂袖倾鬟，婉转多情，动人心弦。刘禹锡的"踏歌词"即仿此民歌调作成。
在刘禹锡创作的诸类民歌体诗作中，毛泽东更欣赏与看重"杨柳枝词"。为人所称道的刘禹锡的《竹枝词》如：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那山桃花虽然艳丽，但容易凋谢衰落，就像那些朝三暮四、反
复无常的情郎一样。倘若变心，谁也休想痛快!那群靓丽的女孩子是以调皮的吻唱这首情歌的，既寄托着对艳情的殷切期望，又隐寓着对情郎的劝戒与警告。最为人称道的刘禹锡的《踏歌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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