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古今诗人
"虽九死其犹未悔"--毛泽东与屈原
毛泽东对屈原其人其诗一直颇为钦佩、赞赏。他青年时代(1918年25岁时)赋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有"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两句，异常自豪地赞赏了屈原横溢非凡的才气。至老年时代(65岁时)，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问，他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于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对屈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屈不挠，虽处逆境、险境而九死未悔的人格精神，予以高度赞赏。
屈原确实是中华民族繁衍历程中的奇崛俊才，他才学渊博，抱负宏远，爱国意志坚强，富有政治才干和斗争精神。早年亦博学多才，且性格刚毅，富有斗争气质，兼具政治洞察力与政治远见，并矢志不移地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对屈原抱高度钦佩、赞赏的态度是很自然的。
痛哉，惜哉
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40年(一说前339年)，约卒于公元前278年。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因其远祖受封于"屈"地，故后世子孙即以"屈"为姓。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的父亲名伯庸。相传有一个贤淑秀丽的姐姐。屈原的故里，一般认为是在湖北秭归县北部地域，但早已难以明确认定。
作为战国时代楚国著名政治家的屈原，毕生是在尖锐复杂的内外政治军事斗争的风风雨雨中度过的。战国时代是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争夺霸权的时代，其历史区段依《史记》年表所记，始于东周公元前475年，终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由此可知屈原所经历的是战国中后期诸侯国相互征战最激烈的历史年代。经过反复兼并，最后形成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大诸侯国并峙的局面，史称战国"七雄"。屈原即用世(出仕)于楚国由鼎盛而至衰败的历史时期。他最初辅佐楚怀王，楚怀王也曾重用过屈原，任命屈原为左徒、三闾大夫。左徒是参与议论国事，起草、发布号令和兼管接待宾客等外事的官职，在内政、外交上都负有重任。三闾大夫则是掌管楚国王族分支昭、屈、景三姓贵族事务的官职。屈原所受命的这两个官职无疑是显要的，然而也极易陷于政治仇恨的旋涡中。至楚怀王时代，由楚庄王建树的霸主地位日趋削弱，国势日衰；当时北秦东齐均强于楚，且秦已显示出灭楚的战略意图。从此时国内国际形势出发，屈原主张在内政上彰明法度，举贤授能；在对外的政治军事战略上则东联齐国，西抗强秦，进而统一中国。然而楚怀王不但未采纳屈原的政治、军事主张，反而针锋相对，变联齐抗秦为拒齐亲秦。屈原的远大政治抱负未得实现。公元前299年，变联齐抗秦为拒齐亲秦的楚怀王应秦昭王之邀入秦竞被扣留，自食恶果，并在公元前296年死于秦国。这一连串的政治打击，令屈原深感痛心与愤恨。这是毛泽东所说的屈原"不得志"的主要方面。
屈原以"三闾大夫"官职掌管贵族集团，也是很棘手、很得罪人的事。楚国贵族都是拥有权势的统治者的宗族成员。屈原当年曾向贵族首领子兰及佞臣靳尚等贵族代表作过斗争。靳尚是楚怀王侍从之臣(随时跟在帝、后身边侍候、备问、进说的官)，又得怀王夫人郑袖信任；他嫉妒屈原的才能，反对屈原变法图强的主张，只知维持自我的禄位及贵族帮派的利益，因而反复以"争宠"的卑劣手段向楚怀王进说谗言，挑拨离间，使屈原见疏，并被放逐至汉北地区。楚怀王之子子兰是在顷襄王(楚怀王长子)即位后的楚国令尹大臣(掌管军政大权的高官)，他也不断指使靳尚诬害屈原，使屈原又被顷襄王放逐到江南沅、湘流域一带。这也是毛泽东所说的屈原"不得志"的重要方面。
时至公元前278年，屈原在被放逐中得知楚国郢都被秦将白起率军攻陷，同时楚国政治更加腐败；他对楚国腐朽贵族势力猖獗无能的黑暗现实愈益不满，但又深感已经无力挽救楚国钓危亡，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遂决然自投泪罗江殉死。屈原是被反动贵族的代表--贵族当权派首领子兰、靳尚和轻唐权奸谗言的昏庸帝王害死的，他在政治仕途上走的是悲剧的道路。毛泽东对他这种"不得志"的悲剧人生结局是深感痛惜的。
"高居上游"
毛泽东喜爱《楚辞》，《楚辞》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古典诗集之一，是他常带常读的典籍之一。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喜欢读《楚辞》；在革命圣地延安那艰苦的岁月中他也常读《楚辞》。在开国后日理万机的繁忙中更是常读常谈《楚辞》；他北京中南海的书房里常备有《楚辞》，外出时则常指定带《楚辞》，未带而想读时则向当地有关部门借《楚辞》。
他看重《楚辞》的历史价值。1951年7月7日，毛泽东邀请老同窗周世钊、蒋竹如在中南海里划船，他在谈话中谠到："《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他读过诸多版本的《楚辞》集及与《楚辞》有关的著述。1958年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遵照他的嘱咐收集了不同版本的《楚辞》和有关著作50余种，他先后较集中地读了它们。他不仅自己常读《楚辞》，还推荐、介绍给别人读。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毛泽东曾问他："你读过《楚辞》吗?"并向他推荐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有空看看。"他在宁静的环境中专心致志地读《楚辞》，在有敌情的环境中也专心致志地读《楚辞》。195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夜里，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立即实行灯火管制，为安全起见，卫士劝毛泽东去防空洞。毛泽东坚持不去，神色若定地让卫士拿来蜡烛点燃，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继续读《楚辞》。《楚辞》是他常要的书、必带的书、必读的书之一。1959年、1961年他两次要《楚辞》，在这期间出差外地带去的各种书籍中，有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这两本书。他还将《楚辞》作为珍贵礼品赠与外宾。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他把精印的《楚辞集注》赠送给田中角荣，希望国际友人也不妨抽空读读《楚辞》。由上述可见，毛泽东毕生都十分喜爱《楚辞》。他青年时代孜孜不倦地读，中年时代孜孜不倦地读，老年时代孜孜不倦地读；白天读，晚上读，利用闲暇读，忙中抽空读；不仅自己读，还想国内外的人也象自己一样认真地读。可以说，盼望世人都喜爱《楚辞》是他真诚的心愿之一。
"楚辞"这种句法灵活的古典诗歌样式本源于楚地"歌谣"。《诗经?魏风?园有桃》中有"我歌且谣"句，意谓我时而 "歌"，时而"谣"。可见，"歌"与"谣"在远古时代是有别的。毛传说："曲合乐日歌，徒歌日谣。""歌"是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谣"是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在屈原所处的时代，楚地民间大概很流行合乐与不合乐的歌唱。这些口头的"歌唱"便是崛起于楚国诗坛的"楚辞"的母体。在楚国，创作"楚辞"的作者不止屈原一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艺文志》记载唐勒赋目录四篇，而未载景差赋篇目；实际上唐、景赋均已亡佚。家世寒苦、仕途阻梗的宋玉写的赋不少，《汉书?艺文志》曾记载其十六篇目，但亦多亡佚；相传于诸选本的有《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言赋》等，然行家们认为它们真伪难辨，仅有借悲秋排泄失意伤感的《九辩》最可信。除楚国的宋玉、唐勒、景差等效法屈赋外，后世承袭屈赋形式者亦不少；如西汉的淮南小山(西汉淮南王刘安的部分门客共用的名称)、东方朔、王褒、刘向及东汉的王逸等，他们都是善辞赋者，都是承袭屈赋的辞赋家。"楚辞"之名最早见于西汉初期，时人称"辞"或"辞赋"。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始将屈原、宋玉等及自己的辞赋辑为《楚辞》集。清代乾隆年间费时十载编成的《四库全书》中说："刘向衷(pdu聚也，辑也)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卷。是为总集之祖。"但此《楚辞》集已亡佚。流传下来的是王逸收入自己为哀悼屈原而作的《九思》赋，并为之作注的《楚辞章句》，共17卷，成为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无论亡佚还是流传的《楚辞》集，都以屈原之作为主。
屈原著述究竟有多少已难确定。东汉班固所撰《汉书》之《艺文志》记载《屈原赋》目录有25篇，但该赋集久佚。后世所见的屈原诗赋，即出自西汉刘向等校辑注的本子。所辑计有《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以及《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各1篇。但亦有人认为《远游》、《居》、《渔父》诸篇不一定是屈作。其中，《九章》篇名分别为《橘颂》、《哀郢》、《涉江》、《抽思》、《怀沙》、《惜诵》、《思美人》、《惜往昔》、《悲回风》，大抵以忠贞者遭谗被逐为主旨，但有些研究者疑后四篇非屈作。于今就诗作内容看，非必出于屈手，亦非必非出自屈手，因尚无有力确据。历来为行家里手所公认的屈作为《离骚》篇、《天问》篇、《九歌》集，这是屈原的代表作，尤以《离骚》最具代表性。《楚辞》全书以屈原的辞赋为主。屈原是楚辞体(骚体)的首创者及最杰出的代表者。毛泽东尤喜爱《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他对历代辞赋家是有鉴别的。他说："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他圈阅或评点的屈原诗作有：《离骚》、《九歌》、《天问》，特别是对《离骚》曾多次圈画或批注，并引用过。毛泽东所看重的也是历来为人们所公认的已成定论的屈原最杰出的代表作。
毛泽东喜读《九歌》。不是选读，而是逐首研读。他早年就逐首研读过，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他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认真地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九歌》全文。
"九歌"本是远古歌曲的名称，屈原借用这种传说中的歌曲名称，将楚地民间流传的祭神乐歌加以改作或加工而成为祭祀《九歌》。它是组诗，共十一首。其一《东皇太一》描写楚人用"琼芳"(鲜花)、"桂酒"、"椒浆"(即椒100酒，以芬香椒花浸制的酒)、"肴蒸"等祭品，以"拊鼓"(击鼓)、演奏"竽瑟"(管弦类乐器)、"浩倡"(高声歌唱，倡同唱)的仪式，声势非凡地祭祀"东皇太一"(上帝，天之尊神)的情景。其二《云中君》描写楚地之"灵"(神灵的化身巫师)在"浴兰汤"(在芳香的兰草熬制的热水中洗净全身)和更换"华采衣"后，"烂昭昭"(容光焕发)地带领楚人在"寿宫"(供神、祭神的祠堂)向"云中君" (云神)祭祀、祈祷的情景。其三《湘君》是用以祭祀、祈祷湘水的男神的。所谓"湘君"即湘水男神，但它的实际内容却是写湘水的女神切盼湘水男神来临而终未来临，因而颇感伤心的相思故事的。"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湘水的女神盼湘水男神不至，于是吹"参差"(古乐器排箫)表达思念心情。以排箫传情，"湘君"仍未朝箫声处前来，因而湘水女神"横流涕兮潺谖，隐思君兮悱恻"。由思念而转为痛楚。本来早就商定的约会日期为什么不守信用?湘水女神心绪十分复杂。"捐余块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块垂，玉器；佩，玉佩；捐，抛弃；遗，遗弃)。湘江女神生气地把饰物都丢弃在河水中了。但随后，她又"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杜若，香草；遗，赠与；下女，湘水男神之侍女)。她又采拔一束香草送给男神之侍女，以示自己的依依之情和忠于恋情的心愿。其描写是极动心、动情的。其四《湘夫人》则着重描写湘水男神思念湘水女神的心情。"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娟翊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帝子，指湘夫人，即湘水女神)在秋风习习、树叶开始飘零的日子里，湘水男神感到湘水女神已降临到了水的北岸．但双眼望去，却什么也没看见，因而内心颇为愁苦。大家都盼着湘水女神飘然而至，但她却未按"佳期"前来。因此湘水男神也如湘水女神一样："捐余袂兮江中，遗余碟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湘水男神失望地将自己的套袖和罩裙扔到水中，同时也拔(搴)了一把香草赠给远在他方的湘水女神，以表恋情。"湘君"和"湘夫人"的情意基调是"失望"，实为屈原"失意"情怀的折射。其五《大司命》是用以祭祀"大司命"的歌。司命本为天空中的星名，分大小二星，即大司命和少司命。就古代星宿(今称星座，即为研究方便起见而划定的某一区域)而言，属虚宿(今宝瓶座)。楚人将此二星官名尊为天神，相传"大司命"神主宰人之生死寿天。"纷总总兮九卅，何寿天兮在予" ("何寿天"，什么人"寿"，什么人"天")。九州众多各色人等的寿命长短都捏在我"大司命"的手中。楚人一段又一段地唱着这首歌向"大司命"祭拜、祈祷，最后唱道："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人的生命本有定数(有当)，同与"神"的"离合"(疏离、亲近)本无关联，只要现今活得痛快而身体没有残损就遂心如愿了，发愁又有何用?由此可见屈原旷达的胸襟和朴素的唯物思想。其六《少司命》为楚人祭祀"少司命"神时演唱的祭歌。相传"少司命"神主管人的灾祥命运。人有灾患属恶运；万事大吉属幸运。楚人认为这种好命运、坏命运全由"少司命"主宰，向它祭拜、祈祷自然是为着求得好命运。在古人观念中，成年人好命运的首要标志是要有"后"，亦即诗中所说的要有"美子"(好儿女)，而"子"在神灵保佑下无灾无难则是好的人生命运的开端与基础。诗中描写楚民在女巫的带领下经过祭祀祈祷，似乎真的见到了"少司命"乘华车、举旌旗、登九天而将"慧星"(灾祸之星)降服了，因而使黎民免遭了灾祸，获得了好运。在楚民的心目中，唯独"少司命"该当"民正"(残害人者为"民贼"，保民、利民、为民主持正义之官长为?民正")。可以说，这既是楚民对
天界神灵的幻想，也是楚民对人问官吏的幻想。其七《东君为楚人祭礼"日神"时演唱的乐歌。"东君"指日神，因日d东方，故尊为"东君"。"暾将出兮东方"(暾初升的奠阳)，"长太息兮将上"(上，指太阳往高处升腾)，"灵之来名蔽日"(灵，神灵，此指"日神"及其随从)，"杏冥冥兮以为行"(杳，遥远；冥冥，昏暗貌；?此指日落夜临；古人不知体运行科学知识，以为太阳由大地背后重返东方，故日"寿行")。祭歌描状了日出、日升、日落的过程和"日神"与随妙前呼后拥而来的威武气派，以及楚民在瑟、鼓、钟、竽等耐击、管弦诸乐器的齐声伴奏下高歌合舞而迎迓"日神"的盛况。恒星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是光的主要来源；日光苕照，万物化育，人类方得生息繁衍；这种祭礼盛典，表明"太阳"在楚人心目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其八《河伯》为楚人用以祭祀"河神"的祭歌。"河伯"指传说中的黄河水神。神话传说中谓"河伯"本名冯(png)夷，或作"冰夷"、"无夷"，他曾授给夏禹治水的地图，因渡黄河时淹死，故天帝封他为黄河水神。屈原此篇祭歌是记载"河伯"故事的最早作品之一。"与女游兮九河"；"与女游兮河之渚"；"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歌中所述，有恋人相会、相别、相送的情调；屈原笔下的神界与楚地人间的关系大多颇为亲密。其九《山鬼》是祭祀"山神"的祭歌。"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子慕予兮善窈窕"，"折芳馨兮遗所思"；"路险难兮独后来"，"思公子兮徒离忧"。此"山神"系一多情美貌的女性，其哀怨绵绵的恋歌情调十分明显。其十《国殇》则是楚人追悼为楚国捐躯的将士的祭歌。"殇"(sQng)，古时本泛指未成年。"国殇"，指为楚国阵亡的死难者。祭歌起笔即直写激烈的交战场景，全诗都写得异常悲壮：
操吴戈兮被(同披)犀甲，车错毂(9口轮轴)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箭)交坠(坠落)兮士争先。凌(侵犯)余阵兮躐(旧，践踏)余行，左骖(con，战车左边的马)殪(色，死)兮右刃伤。霾，陷地下)两轮兮絷(zhi，绊住)四马，援玉袍(同桴，鼓槌)兮．击鸣鼓。天时怼(dui，怨恨)兮威灵(神灵)怒，严杀(严酷的残杀)尽兮弃原野(古读shO)。
出不入兮往不反(同返)，平原忽(忽恍迷茫无际)兮路超远(特别遥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悔恨)。诚(确实)既勇兮又以武(指武艺高强)，终(始终)刚强兮不可凌(凌辱)。身既死兮神以灵(意谓精神不朽)，魂魄毅(坚韧不可摧)兮为鬼雄(在阴间亦无愧为杰出英雄)!(括号内为笔者所注)
强大的敌军侵犯楚国疆域。楚国的将士奉命立即奋起迎战。敌军气势虽然凶猛，然而由于楚军主帅及时鸣击战鼓，鼓舞士气，因而在楚军的冲杀下敌军全部弃尸于与此司时，楚军也遭到重大伤亡，他们无论在阳间还是阴间，都无愧为杰出的英雄。祭歌既谴责了侵略者的不义行径，又礼赞了反侵略者的勇猛不屈的英勇气概和视死如归为国献身的精神。其十一《礼魂》是《九歌》末篇。"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婷(ua)女倡(同唱)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其篇幅短小，仅五句，实为分别续歌于前十首组歌后的尾声。祭神即意味着请神、迎神；祭毕则需送神返归神界。"魂"，魂灵，实指前所祭之诸神；"礼魂"，即以崇高的礼仪、崇敬的心情送神归天。所谓成礼"，犹言"礼成"，即祭礼仪式完成了。由此亦可知其确系"送神"尾声。"送神"场面很热闹：鼓声齐鸣，祭民们频传着香花香草，更替着轮番跳舞，那装扮美丽的女巫哼唱得极为自在从容；犹如兰、菊必在春、秋分别开出芬芳的花儿一样，楚民的祭祀也将持续不断地在每年春秋二季分别隆重举行。可见楚民对祭、送神灵的仪式自始至终都是很看重的，很虔诚的。'
由上述可知，《九歌》实际上是分别祭祀九种神：天之尊神、云神、湘水水神、主寿天的司命神、主灾祥的司命神、主光明的日神、黄河水神、山神、阵亡神。祭歌中的神灵多有情爱之事，其思念与热恋之情往往颇为浓烈，这是人间表示情侣恋爱的民歌的痕迹。同日寸．诸篇祭歌以眷恋、哀伤、痛悼为基凋，这该是屈原的心境、心情的反映。屈原的写作动机，除供楚民祭神用外，还借以隐寓自己内心复杂而沉痛的思想感情。逐首读完《九歌》之后，深感这些诗写得很神奇、很有味道，百读难厌，百思难尽。这恐怕也是毛泽东喜欢这些诗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人物后，依然喜爱《九歌》。在重要政治场合，他曾引用过《九歌?少司命》中的成句。1954年10月26日，印度。营, 赫鲁离京至外地访问时，曾到中南海勤政殿向他辞行，他当面吟诵了《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并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在诗词创作中，他也或多或少受到《九歌》的影响。《九歌．东皇太一》中有"尊桂酒兮椒浆"句，毛泽东于1957年5月11日填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句，"桂花酒"或许即受到"桂酒"的启迪。在1961年写《七律．答友人》时，他则曾化用过《九歌》中《湘君》、《湘夫人》篇所描写的有关"帝子"的神话故事。《七律?答友人》前四句为：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帝子乘风下翠微"是由《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化用而来的。"帝子"即"湘夫人"。在《湘君》篇中所描写的"湘夫人"是恸哭过的，是满怀悲伤情调的。"横流涕兮潺谖，隐思君兮悱恻。"而在毛泽东的笔下，"帝子"的心情则是欢快的，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气息。"红霞万朵百重衣"句则与《九歌．东君》中的"青云衣兮白霓裳"句似有影响关系。还有第五句"}同庭波涌连天雪"中的"洞庭波"则借用于《湘夫人》，毛泽东说："洞庭波，取自屈原的《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叶下'。"可见毛泽东对《九歌》是颇注重"学以致用"的。
《天问》是对"天"的质问。王逸说这是屈原被逐后，观楚神庙壁画时逐一设问以排悲愤而成篇。似乎一切根源在于"天"。先后约提出170个问题。这一系列问题虽然是带有自发性、好奇性、悲愤性的发问、探寻，而非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自觉性的研究，但其内容与想象异常宏富，思维深至远古宇宙混沌及人世蒙昧的"遂古之初"时代，下至屈原所处的楚国现实时代。其中有自然现象，如："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德"通"得"。育，生也。当时人类对太阳光照到月球上反射出月光的科学道理尚处于无知状态。还有神话传说，如"羿焉弹日?"弹()，射也；羿怎么射落九日的?此外还涉及商、周、楚等许多治乱兴亡的历史人事。屈原正视了宇宙、世界是无限丰富、复杂的自然现象与社会历史现象的统一，表明了他要求认识宇宙的始源、成因及了解远古时代的客观物质世界的迫切愿望；既是他的学识、智慧的重要结晶，也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毛泽东对《天问》的喜爱，在早年或许为其宏富的内容与想象所吸引，而至老年，则曾称赞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么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这既是对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认为"元气"乃物质的客观存在的哲学思想的肯定与称赞，也是对《天问》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肯定与称赞。
对屈原最著名的代表作《离骚》，可以说毛泽东更是喜爱到了毕生百读不厌的程度。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他把读《离骚》、领会《离骚》内蕴作为人生乐事之一。从青年时代读至老年时代，活到老读到老，常读常新，常有兴趣，常有领会，时予赞赏。他早年在长沙求学时的笔记《讲堂录》中即以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全诗，并在其正文天头上写有自己对各节诗的内容的概括提要。有时在交友中，所谈内容也包括《离骚》在内。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在中南海里划船时，称赞《离骚》 "有一读的价值"。他在1958年1月12日致江青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他在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并在会议期间批示将《离骚》印发给与会者。1959年12月至1960提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离骚》是毛泽东反复圈、画、点的诗作之一。在《屈宋古音义》(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撰著)中，毛泽东用红蓝铅笔圈画过《离骚》中的一些段落。如"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毗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及。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娉以轨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在以上每句末，毛泽东均作了断。至老年时代，毛泽东也曾书写过《离骚》的某些段落。他曾用行书体书写过"帝高阳之苗裔兮夫惟捷径以窘步"一段，用小楷体书写过"帝高阳之苗裔兮余既滋兰之九畹兮"一段。在赋诗中他也借用过《离骚》的某些词语。他在1936年2月填的《沁园春?雪》中有"稍逊风骚"句，其中"骚"即指《离骚》，以之代指文学才华。《离骚》中有"虽九死其犹未悔"句，毛泽东1965 5月填的《念奴娇'井冈山》中有?九死一生如昨"句，"九死"一词相同。屈原用以表不修身洁行、追求理想的决一，毛泽东则用以形容自己冒着生命危险闹革命。《离骚》中有"指九天以为正兮"句，毛泽东1965年5月填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有"可上九天揽月"句，"九天"一词相同，其用意也相同。古代传说天有九重，故称"九天"，二者均指天之极高处。
毛泽东如此喜爱《离骚》，与《离骚》本身的思想艺术成就及毛泽东本人的艺术爱好有密切关系。《离骚》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既是屈原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屈原诗歌创造才能、创造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也是"楚辞体"(骚体)的首屈一指的代表性标志，是中国古代最早最长的自传性、政治性、浪漫性相兼的抒情诗。它长达370余句，2400多言，意富情丰，艺术精湛，对后世影响深广。屈原在其中追述了自己的生平家世，表白了自己被权奸小人诬陷、诽谤的不幸遭遇与冤屈；同时强烈地表达了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缅怀了辅佐楚王的政绩；抒发了忧国忧民的炽热感情。"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瞻前而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相观"，犹观察；"计极"，衡量、评判的标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追求"美政"，盼望圣君贤臣治国，盼望以黎民的评判标准去衡量一切是非，认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都是以民意为准绳的，不顺从民意即会垮台。显示了他所追求的为黎民排难谋福的政治目标，斥责了昏君佞臣当政、反动贵胄猖獗、权奸小人嫉贤妒能的楚国黑暗政治官场，表现了坚持正义，追求光明，不向权奸分子、邪恶势力妥协、屈膝、低头的骨气，以及理想破灭后打算身殉的决心。不难感受到，屈原是满怀幻想、责备、冤屈、绝望等复杂心情写就《离骚》的。忧国、忧民、忠贞不贰是屈原为人处世的原则之一，也是他评判是非的准则之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古人观念中，其忠君与爱国、忧国与忧民具有一致性。毛泽东对他的坚定的政治意志与信念，对他的高洁、坚贞的人格，对他的爱国精神、忧民精神、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精神、谴责昏君与抨击丑恶的精神、痛斥诬陷忠良的佞臣的精神、揭露黑暗与追求光明的精神、不屈不挠地探索真理的精神、既珍惜有生之年又视死如归的精神、斗争到死为止的精神，都是赞赏的。《离骚》不仅内涵深广，情感浓烈，而且想象奇富，神话传说频出，把赋、比、兴融为一体，尤其更多采用"比兴"表现手法，好用美人、香花、香草作比喻，景物多姿，形象生动，辞藻瑰玮，句式灵活自由，多用语气词"兮"字，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格调激昂，韵味浓郁，感人肺腑，耐人思索，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以毛泽东的艺术标准而论，当属中国古典诗作中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佳作了，因此他毕生情不自禁地喜爱与高度赞赏《离骚》是颇为自然的，顺理成章的。
"手中握有杀人刀"
毛泽东不仅口评、口赞屈原其人其诗，而且还专门赋诗予以评说、赞誉。他1961年秋所作的《七绝?屈原》可以说是他毕生研究屈原其人其诗的艺术结晶。其诗云：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此诗见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泽东诗词集》，它
是根据毛泽东审定的抄件刊印的。如前所述，屈原毕生是顽强而不幸地在尖锐复杂的内外政治军事斗争的逆境中度过的。毛泽东为什么在1961年秋专为屈原赋诗?恐怕与屈原在毛泽东心目中一贯享有的特殊地位及当年特殊的内外在、主客观的环境、心境都或多或少有关系。翻阅一下国际国内大事记便可知道，1961年，国际反华势力愈演愈烈，以毛泽东为首要领导人的中国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受到国外某些国家连篇累牍的"决议"、"声明"、"文章"的责难。在国内，由于在探索、发展建设事业的过程中遭到困难和挫折，因而对思想路线和农村具体政策的脱离实际的缺陷，正在"调整"中进行弥补。虽然经过若干"调整"后经济已有所恢复或好转，但并未根本改变困难局面。毛泽东正是在这种外部受到攻击、内部遭到挫折的逆境中怀着特有的情怀思念起屈原并写下《七绝?屈原》的。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屈子"，是对屈原的尊称。"子"，古代男子之美称，如称孑丘为孔子，孟轲为孟子，苟况为苟子，韩非为韩非子等。毛泽东对"子"字的选用，表明他对屈原是钦佩的。"当年"，过去时，此指屈原有生之年，着重指屈原见疏被逐身陷逆境的时候。"赋"，本指"不歌而诵"，如《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苏轼《前赤壁赋》："横槊赋诗"。但后人亦多称作诗为赋诗，此诗句中的"赋"即为"作诗"、 "写诗"之意。毛泽东于此所用之"楚骚"，究竟是指屈原所作的以《离骚》为代表的全部"楚辞"作品，还是仅限于《离骚》一篇?细致深入地体会全诗，并联系毛泽东对屈原诸篇作品喜爱、称赞的程度考察，应当说毛泽东是着重指自己最赞赏的屈原首要代表作《离骚》篇。对屈原的诗作形式，有称之为"屈赋"的，也有泛称之为"楚辞"的，或称之为"楚辞体"、"骚体"的。无论如何称呼，这种诗作形式都首创于楚地，而且都是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标志的，因此称之为"楚骚"是极妥当的。所谓"屈子当年赋楚骚"，即屈原当年写下了许多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骚体"形式的诗歌。这是毛泽东对屈原的创造精神、创作成果的总赞。次句"手中握有杀人刀"，写得既通俗、形象，又很有力。握，五指紧紧抓住刀把；杀，致死为杀；杀人刀，在此当然不该理解为剪刀、菜刀、镰刀一类工具刀，而是泛指战斗武器，如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所使用的能杀伤、杀死对手的兵器朴刀、大刀、双刀等。这是一种比喻，意谓屈原手中所握的笔犹如能致命的武器一般锐利。换言之，即盛赞屈原的作品，尤其是他那最著名的代表作《离骚》，是很有力的战斗武器。他正是凭借这样的锐利武器，向敌对的贵族分子展开斗争，伸张正义，申明政治主张，申诉所遭冤屈，申讨昏君奸佞群小：因而发挥了强有力的战斗威力。毛泽东之所以特别看重、强调、赞赏屈原诗歌的武器性、战斗性、战斗力，这与他一贯的文艺是战斗武器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时置于1961年秋的特殊外部环境中考察，与毛泽东内心希望以战斗力强的文章反击国际反华势力的种种责难、攻击或许也多少有某些联系。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此二句概写屈原人生的逆境、命运及高洁人格。"艾萧"取自《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毛泽东为遵从律绝平仄而将"萧艾"倒置为"艾萧"。"椒兰"亦取自《离骚》："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蓠。"在《离骚》中，"椒"、"兰"多单独使用，而毛诗则联用。就词本义而言，"艾"、"萧"是两种草本植物名，均属草类。屈原意谓：昔日那些"君子"们，为什么今日竟然一下子就翻脸变为"小人"了呢?其用以喻指不肖(品行不好)之官场"小人"，诬害忠良、心黑手辣的"小人"。"椒"、"兰"也是两种草本植物名，"椒"指花椒，芸香料，有强烈香气，用作调香原料；"兰"，属兰科，花清香。就物类而言，"椒"、"兰"均属香草类。屈原意谓(承上文而言)："椒兰"是香草中的上品，尚且会变得"傲慢"、"狂妄"、"谗佞"、"专权"，何况那些远不如"椒"、"兰"的"揭车"、"江蓠"一类草呢!显然屈原所喻指的都是楚国官场中握有大小权柄的官吏们，而且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贬意。而毛泽东则是将"艾萧"与"椒兰"对举而用的。他用以'比喻两种"善恶美丑"对立的事物，即以"艾萧"比喻"奸佞小人"，以"椒兰"比喻"贤德之士"。"盛"与"少"相对，言其多。恶者极多，良者极少；"奸佞小人"极多，而与屈原真正志同道合的"贤德之士"极少。因而屈原当年深感孤独、绝望，只得"一跃冲向万里涛"，以死报国。"跃"，跳，《诗?大雅?旱麓》："鱼跃于渊。""涛"，高诱注《淮南子?人间训》中"起波涛"句云："波者涌起，还者为涛。"波涛均为水之大起大伏现象，都是大波浪。"万里"，极状其长(泪罗江实长250公里)。"冲向"，果决地、浑身用劲地、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泪罗江的波涛中去。这虽然是屈原深感物极必反、国必危亡、走投无路、报国无门、忧焚绝望、万不得已的悲剧性的举动，但却充分显示了他忧国情怀之深重与投江殉国的决心。屈原的"笔刀"虽然厉害，但他终究无法杀出"奸佞小人"的重围，无法打破秦兵对楚国郢都的重围，无法挽救楚国的危亡，无法保全"自我"的性命。宦海浮沉，"小人"作祟，险恶叵测，自古如此。他的整个人生、命运都是既壮且悲的!毛泽东生前是怀着既钦佩又沉重的心情写下《七绝?屈原)的，这是他毕生研究屈原其人其诗的深刻、独特感受的结晶。缅怀、歌赞忠贞不贰、九死未悔的爱国良臣、高洁才士，是他赋此律绝的主导意向之所在。总之，毛泽东喜爱楚文化，喜爱楚文化色彩浓郁的"楚辞"，尤其赞赏屈原的人格及其杰作。屈原为我国诗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所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流派、浪漫主义诗风，无疑对毛泽东的豪放诗风产生过深刻影响。他们都是中华民族诗歌长河中抱负远大、意志坚强、人格刚毅、博学多才，以浪漫诗风为显著特征的伟大诗人。
悲兮官场"英俊天才"
--毛泽东贾谊
毛泽东把贾谊这位悲剧性的官场人物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年轻有为的"英俊天才"加以赞赏，而且他的赞赏具有一贯性。他早年(1918年4月)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就曾以"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的诗句，高度赞赏过贾谊的不凡才气。至花甲之年，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称赞贾谊是"秦汉历史专家"。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写的批语里，还称赞贾谊"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是'英俊天才'。"迈人古稀之年，又连赋《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二诗予以全面的赞赏与评价。可以说，毛泽东毕生均未忘却过悲剧性的官场"英俊天才"贾谊。
官场的幸运与厄运
贾谊是西汉政治家，毛泽东对贾谊的生平和政治命运是非常熟知的。他研读过班固撰著的《汉书?贾谊传》，不但自己研读，而且还推荐给田家英等人阅读。他在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的信中说："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足见他对贾谊的政治才干、政治生涯和政治命运的重视。贾谊在公元前200年生于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去世于公元前168年，英年早逝，仅享年33岁。毕生经历了汉高帝刘邦、汉惠帝刘盈、汉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四个统治时代，即西汉由平定天下至初步巩固刘氏王朝的开国初期，于矛盾复杂、尖锐的时代环境里了却了短短的一生。
贾谊的官运是随河南郡太守(郡行政之最高长官)吴公的举荐而一度通达起来的。他的才学曾得到河南郡守吴公的赏识，被收作弟子。后吴公升迁廷尉官职(汉王朝九9即之一，掌刑狱等，握有实权、重权)，将贾谊(二十多岁)举荐给汉文帝。贾谊即被召入朝中任博士(管理守护一般典籍的文官)。由于才高识广，颇受文帝赏识，未及一载又擢升为太中大夫。此虽非高官，但却是朝中负责出谋划策而备顾问、供采纳的要职，诸多政令、规章均在他主持下制作；加上他颇有主见，敢于并长于陈表政见，因而成为令群臣(特别是权奸)生畏的朝廷"智囊人物"，也因此遭到了朝廷帮派势力的嫉妒与非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朝臣的非议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其中，朝中老臣周勃、灌婴也排挤贾谊。周勃、灌婴都是跟随刘邦开创汉王朝的握有军权的老臣。连汉文帝都是他们在吕氏谋夺刘氏权位的危难时刻，一举平定吕皇后亲属叛乱、铲除吕氏夺权势力而迎立的。因而面对两大权势显赫的重臣的排挤，贾谊如卵碰石，官运蹇促，极轻易地就由朝廷而被排挤到边远的地方去了，由官场的幸运而走向了厄运。从毛泽东的有关谈论及有关诗作可知，他对贾谊的政治才干是极为赞赏的，对他的官场厄运是深感痛惜的。
政论家兼"诗人"
贾谊既是西汉政治家，同时也是西汉文学家。其才高在众人之上，毛泽东对他的文学天赋及才能也是极为赞赏的。
据《汉书?贾谊传》记载，贾谊年十八即博学能文，才藻惊人，善撰文章，尤以政论见长，因而誉满河南郡(郡治所于洛阳)。其著述不算少，原有集，但已散佚。《汉书?艺文志》著录其文58篇，赋7篇；今存《新书》(亦称《贾子》)共10卷，所载文之篇数恰58篇。后人或疑其"取谊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各为标题，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或谓其"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所错乱和散失，但基本可信"。其中《过秦论》、《陈政事疏》(后人又题为《治安策》)被誉为"西汉鸿文"(鲁迅语)。其辞赋亦多已亡佚，今存《吊屈原赋》、《鹏鸟赋》两篇。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
(班固《两都赋序》)"赋"始源于诗，属"诗之流"。"屈赋"属诗之品级自不待说。西汉初年的贾谊之"赋"亦属"骚体赋"，它承用"骚体"形式而成，兼具"诗歌"性质，属"诗赋"。在西汉初年，这种"骚体赋"、"诗赋"的主要代表作者即贾谊。贾谊赋是由"骚体"到"汉赋"的过渡形式的标志，是"骚体"与"散文"的化合。因此，可以说贾谊是西汉初年的政论家兼"诗人"。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中收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朱熹正是把贾谊之赋视作"楚辞"诗体品类的。
毛泽东对贾谊的著述是熟知的、赞赏的。他在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信中说："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他在1958年5月8日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说："他写了10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在政论文中，毛泽东特别称赞《治安策》，他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
(毛泽东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信)对《过秦论》，毛泽东虽然未直接说过称赞的话，但他1930年7月填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下阕"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句中的"席卷"一词，与贾谊《过秦论》"席卷天下，包举宇宙"中的"席卷"一词相同，其词义均为如席子一样包括无余之意。但二者所指的实质内容根本不同，贾谊是用以状写秦国强盛时顺应历史要求、统一中国的不可阻挡的气势，以与秦国苛虐、大违民心而瞬间覆亡形成鲜明对比；而毛泽东则是用以状写被发动后的"百万工农"自觉奋起卷入革命怒潮的强大声威。对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这两篇赋都重在抒发主体的感慨与情怀。《吊屈原赋》借痛悼屈原而抒发愤慨；《鹏鸟赋》借与鹏鸟问答的形式排泄怀才不遇的愤懑。毛泽东对贾谊的文才、诗才都是极为赞佩的。
贾谊的"尽忠"思想是很强的。他上疏撰文的动机在于"惩秦之失"，为开国初年刘氏"社稷"谋划"治安策"，以求汉朝统治"旷日长久"。贾谊的"民本"思想也是很强的。他在《大政上》中强调"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其文的"兴。亡"主题、"治安"主题、"民本"主题是历代政治家所关注的。同时贾谊的政论文观点鲜明，论证充分，有说服力，有气势，不浮浅，语言犀利，不乏文采。贾谊的赋的忧时、济世之情亦颇强烈，极富"动情力"。这些都可能是毛泽东赞赏贾谊及其文、赋的原因。
"愚忠"的牺牲品
毛泽东一生确实未忘却过贾谊。步入"古稀"之年，他又因回眸贾谊其人其事而骤起诗兴，连作两诗咏叹贾谊。在"文革"期间(极可能是在"文革"初年)，他先赋下《七绝?贾谊》，而后大概诗兴犹酣，或仍觉得诗意未尽，故又挥毫赋下《七律?咏贾谊》。其《七绝?贾谊》云：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这首短小的七绝概括了贾谊的主要生平遭际。
首句"贾生才调世无伦"高度称赞贾谊的杰出才华。"贾生"，即贾谊，西汉时人称贾谊为贾生。"才调"，指才思、才气、才能。"无伦"，无与伦比之略。由前所述可知，这是依据史实概写的诗句。次句"哭泣情怀吊屈文"，概写贾谊被贬至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时，因有感于屈原的悲剧命运而作《吊屈原赋》以况己的史迹。"吊屈文"即指贾谊的《吊屈原赋》；"哭泣情怀'，指贾谊是怀着对屈原忠而见疏和自己怀才不遇的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下《吊屈原赋》的。如其中写道："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锸"，"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这是什么意思呢?稍为诠释一下就明白了。"钝"，不锋利；"锸"(×Ian)"，锋利；"莫邪"，锋利的著名宝剑，比喻才华杰出者； "铅刀"，不锋利的铅质之刀，比喻才力微弱者；"罢牛"，即疲牛，乏力之牛； "蹇驴"，跛足小驴； "骖"(c6n)，在旁日骖；"骥"，千里马，比喻杰出人才；"服"，驾着，古代一车驾四马时，居中两匹叫"服"；"盐车"，即运盐的车子，在宫廷外运货物的不为人看重的商贾之车；"腾驾"，腾，乘坐之意；驾，本指系马于车，这里为古时帝王车乘之总称。"腾驾"一语因有所顾忌而用得较为隐晦，实质上就是指责朝中的权贵们胡作非为。贾谊说：瞧吧，如此是非颠倒!把本来最锋利的莫邪剑当作不锋利的东西用，把本来不锋利的铅刀当作锋利的东西用；朝中权贵们所使用的都是疲牛拉的车，而且用在疲牛两旁帮着拉套的都是些跛足的小驴子；而对于千里马，则让它低垂着两耳去拉盐车。其喻意就是：才力微弱者大用，"小人"大得其用；才力高强者小用，"贤者"不得其用。贾谊认为正是因为朝中权势根本没有掌握在"贤能者"手中，所以屈原和自己均遭到忠而见疏、怀才不遇的悲剧命运。由这些形象而深刻的描写，足见贾谊仕途失意的伤感是极重的，他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才智之士不被朝廷重用是极感痛心的；他心里始终是滴着泪写下《吊屈原赋》的，是以赋当哭的!"哭泣情怀吊屈文"句，无疑是毛泽东研读贾谊《吊屈原赋》后的深情感受的艺术提炼与结晶。
第三句"梁王堕马寻常事"，概写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时梁怀王堕马而死的史事。第四句"何用哀伤付一生"，概写贾谊因梁怀王堕马而死而过分自伤、自责以致亡故的史实。贾谊在朝廷受到排挤后，最初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这虽然名义上是朝廷所派遣，但却是地方诸侯国里的一种辅佐性质的徒有虚名、重负责任而无实权的官。在任长沙傅的三载中，他一直闷闷不乐。公元前175年，贾谊奉召回长安后又从命为梁怀王太傅，但未料梁怀王却堕马而死。对此， "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汉书?贾谊传》)所谓"无状"，即在辅佐上未取得好业绩。由于贾谊过分自伤、自责，因此时过年余即溘然亡故。毛泽东借此二句对贾谊作了委婉的批评：梁怀王堕马而死并非了不起的事件，为什么要伤心到把整个生命都交付出去的地步呢?
其《七律?咏贾谊》云：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泪罗步尘埃。第一、二句，分别称赞贾谊年轻时代就才志超群和哀叹贾
谊才志未得施展的人生悲剧。首句一称贾谊"倜傥"；二称贾谊具备"廊庙才"。"廊庙"代指朝廷。毛泽东高度称赞贾谊是风流倜傥之奇才，具备足以胜任朝廷大任的才略。但是，他所陈述的体现他的雄才壮志的一系列政见，却被忌恨他的权贵们指责为"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并被排挤，因而在有生之年未能实现大志。这是他平生中最可哀最令人惋惜的事。这是概括地总写贾谊的才志高超与才志的不得施展。
第三、四句进一步具体写贾谊的才、志。"胸罗文章"着重指贾谊陈说政见的一系列奏疏；他在其中提出了一整套供刘氏皇帝治国的战略与策略。毛泽东认为从贾谊的"文章"所显示的谋略来看，他胸中自有甲兵百万。意谓贾谊在策划军国战略、策略和治理军国方面，都不愧为奇才。接着再进一步突出咏赞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强化汉王朝中央集权的战略。"华国"，义同华夏，实指汉王朝。"胆照"，肝胆相照之略。"树千台"，"台"为古代官署名；树，建立；千，言其"台"之多，亦即诸侯国之多；实指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治国战略。贾谊认为：诸侯国少而大，就足以形成与朝廷中央分庭抗礼的势力；
而建立众多的诸侯国，使其地盘划小，就可以削弱其势力，使各诸侯王无力对抗朝廷，从而达到强化中央集权、有力地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据此，毛泽东说贾谊维护刘氏朝廷统治的心是至真至诚的，他与汉王朝的关系犹如肝胆相照，心心相印。第五、六句着重慨叹贾谊在忌贤妒能的官场中的不幸。贾谊虽然对刘氏王朝一片真心，一贯忠诚，但却遭到冷遇。"雄英"句与"高节"句有因果关系，由于贾谊没有妙计使"圣主"(汉文帝刘恒)倾倒、信服，因而虽"高节"而"终竞受疑猜"。朝中多猜忌，甚至连"雄英"(具有雄才大略的才智拔萃者)、"高节"(品德高尚、节操坚贞者)亦难幸免，无疑是朝政险恶的表现。这两句是依据贾谊被朝廷排挤、贬谪到地方的官场生涯而创作的。毛泽东对贾谊这样的敢陈政见、善陈政见的杰出人才在官场中受排挤的现象深感悖理。真才不被信任，反遭毁弃，多不公平，多么荒谬!
第七、八句咏叹贾谊官场命运的悲剧结局。其意谓：自西汉以来，历代无不异口同声地对贾谊的命运深感遗憾与惋惜；他被贬至长沙时因有感于屈原忠而见疏、自沉泪罗的不幸遭遇，而借《吊屈原赋》表白了自我沉痛、愤懑的心曲，然而自身却未能从中吸取人生教训，竟然在天年未尽时，仅为梁怀王堕马死一事而自伤亡命，不啻无谓地步了屈子悲剧的后尘，终未摆脱怀才不遇的悲剧命运，多么可惜!但追根究底，贾谊的悲剧命运并非偶然的。他在官场生涯中的表现，既是他脆弱的个性使然，也是他接受的基本思想观念的必然结果。在尊儒的汉代，作为著名儒生的贾谊，在他深层的"潜意识"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思想，他着重实践的是以"忠恕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教条，由于落入儒家舍生取忠取义的陷阱而无法自拔、解脱，因而只能哀伤、哀哭甚而致死。贾谊是迂腐地握着封建时代愚忠愚义的软刀子自杀的，是"愚忠"的牺牲品。
显然，毛泽东是在熟知贾谊生平事迹的基础上，带着鲜明的主体情感发而为诗的。《七绝?贾谊》重在对贾谊被贬的人生命运的慨叹，而《七律?咏贾谊》则概写了他毕生官场生涯的幸运与厄运。毛泽东把贾谊的人格特点、结局，以及对贾谊的评价，都蕴含于短小的诗章中了。两诗都具有极强的概括力。应当说，用如此简短的诗章对贾谊的史事作出如此明晰的咏叹、评判，是极不易的。
毛泽东在特殊年代为何写下这两首诗?从这两首诗的情意来看，毛泽东是非常赞赏贾谊的杰出才华的，他对贾谊的怀才不遇、仕途受挫、未获重用以及早亡是惋惜的，对贾谊那种自伤、脆弱、愚忠、迂腐的人格缺陷是取委婉的批评态度的。这两首诗的惜才基调都非常鲜明。在诗里，实际上借咏古人史事摆出了若干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才华出众人士怀才不遇的问题，杰出人才被排挤、被贬谪的问题，有才之士死得值不值的问题等。从毛泽东对贾谊的惋惜与批评中，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在"文革"时代(两诗均系"文革"期间之作)的"人才"意识、"惜才"意识还是很重的。在他的"潜意识"中，"文革"意识与"人才"意识、"惜才"意识是并存着的。或许他反复地想到过：应避免怀才不遇，避免知识人才的悲剧命运；真才难得，妒才不该，毁才不该。或者，面临混乱，他也常痛心地处于"两难境地"，其"人才"情结、"文革"情结于其内心深处显然是搅扰着的。
历史时代的丘陵与峰巅
--毛泽东与曹操
曹操与毛泽东是不同时代的著名历史伟人。他们分别处在根本性质不同的时代里，所完成的时代使命截然不同：一个立在二世纪末叶至三世纪初叶的时代丘陵上，一个屹立在廿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峰峦之巅。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几乎世代家喻户晓的带有复杂性的历史人物。历来对曹操或褒或贬，众议不一。毛泽东不取贬曹观，而取褒曹观。他说：曹操"这个人很行"。
(1966年3月，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的一次谈话)"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乱世"中的"治乱"英雄
明辨曹操所处的特定时代，对评价曹操及认识毛泽东对于曹操的高度评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曹操处在什么时代?或说处在"三国"时代；或说处在"汉魏问"时代。"汉魏间"说涵盖宽长，似嫌混沌。至于"三国"时代，则实际上存在宽严两种观念：宽者将"赤壁之战"后的历史岁月归于"三国"时期。因"赤壁"之战迄于公元208年，故此说即"三国"时代始于"赤壁"操败后的公元208年。曹操虽然在"赤壁"战败后活了十二年，并且此时南北国亦已初成曹、孙、刘三方割据势力势均力敌的鼎峙局面，但并未正式确立"三国"鼎立。严格地说，"三国"时代应是指魏正式建国至吴亡的一段历史岁月。魏建国最早，正式始建于公元220年，以曹丕(操次子)代汉称帝为标志；接着，蜀国正式始建于公元221年，以刘备在四川成都称帝为标志；吴国正式始建于公元222年，以孙权在建业(今江苏南京)正式称吴王为标志(公元229年，孙权亦正式称帝)。就亡国而言，蜀国亡于公元263年，亡得最早；接着司马炎于公元265年亡魏称晋武帝，创立晋朝；至公元280年，晋武帝亡吴，自此全国重新统一。据此， "三国"时代该是自公元220年至公元280年的历史区段。然而实际上，曹操并不生活在"三国"这个历史区段中。曹操生于公元155年，死于公元220年，这一历史区段仍属东汉末叶时代。曹操是东汉末叶时代而非"三国"鼎立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明辨这种特定时代范畴，对于评判曹操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及确认毛泽东对于．曹操的基本肯定性评价的合理性，是至关重要的。
"三国"鼎立时代虽然仍有战争(如公元222年吴国大败蜀国的彝陵之战)，但毕竟是相对稳定的时代。而东汉末叶。则是朝廷腐败、军阀混战的剧烈动荡、黎民灾难深重，思统一、安居乐业而不得的腥风血雨的"乱世"；曹操面对的正是如此不幸而悲惨的"乱世"，他毕生主要是"治乱"，而绝非"作乱"。这是毛泽东对曹操作肯定性评价的前提、基础。
曹操属谯人，即今安徽毫县人，小名阿瞒，字孟德，其祖上本姓复姓夏侯，因其父小时为宦官曹腾抱养，故改姓曹。他生长在东汉桓帝(刘志)在位年间，少年岁月也在桓帝时代度过；步入"弱冠"之年时，正值灵帝(刘宏)在位前期，被授为洛阳北部尉；他34岁时，灵帝亡；其后半生(卒年65)是在献帝(刘协)时代过完的。在曹操所处的东汉末叶时代有四大显著特征：一是最高统治者皇帝腐朽无能。桓帝、灵帝、献帝三代，一代不如一代。或由外戚掌政(如桓帝在位初期由梁冀为首的外戚掌政)，或由宦官专权(如桓帝、灵帝在位时均如此)，或由军阀操纵权柄(如献帝即位初期为军阀董卓操纵实权)，一代代的皇帝实际上已成为毫无实权的无能至极的傀儡儿皇帝。二是封建朝廷统治集团诸势力问的争斗异常激烈、残酷。桓帝、灵帝在位期间均发生"党锢之祸"，外戚、宦官、"党人"(以政见投合而勾结为朋党者)诸集团势力无不阴谋诛杀异己，独手专权。南宋文学家刘克庄于《跋山谷书范滂传》中云："党祸，东都最惨。"(东都指洛阳，东汉定都洛阳，此以"东都"代指"东汉"。)如灵帝在位时，少府(掌宫中御衣、宝货之官职)李膺因结伙反对宦官集团专权而遭"党祸"，最后其"党"(百余之众)统统被下狱处死；尔后又或杀、或囚或放"党"人嫌疑犯约七百之众；足见朝中大小官吏争斗之凶狠、残酷。三是由于剧增田亩税，横征暴敛，由于地方豪族疯狂兼并土地，致使黎民破产，无法生存，因而统治势力与被统治民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在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这种你死我活的反抗，是生灵灾难深重而忍无可忍的结果。四是大小割据军阀不但图谋久霸一方，而且梦寐以求扩大地盘，因而连年混战不休。曹操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在朝廷式微，皇帝无能，朝野敌对势力残酷攻杀，豪强、军阀割据混战，中原分裂，黎民灾难深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日益激化，生灵渴望在安定统一中求得生路，社会亟待休养生息以恢复元气的惨痛"乱世"中，从事其"治乱"活动的。毛泽东也正是在这种"乱世"的客观时代背景因素的基础上，对身居政界、诗坛的曹操的"治乱"行为，作出合理性的辩证评价的。
显赫的军功政绩
曹操与一般的纯粹诗人不同。他既是诗人，更是政界、军界的风云人物，更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因此毛泽东特别称赞曹操统一与巩固中国北方的军功及政绩。
毛泽东称赞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著，1986年版)又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
过去长期流传的对曹操的著名评语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长篇巨制《三国演义》取"拥刘贬曹"的主题意向；戏剧舞台上的曹操是白脸奸臣。由于《三国演义》传世不朽，有关戏剧长演不绝，这种以刘氏世袭皇权为正统的史观世代相传。毛泽东不取这种正统史观，他主要是以政治得失、政治利弊的眼光看待曹操的，而"中原统一"则是他评价曹操的政治眼光的聚焦点。在毛泽东的观念里，曹操一生的最大成果是统一了中国北方。而统一中国北方正是铲除一个又一个的割据军阀的结果。毛泽东是将曹操与其他割据军阀区别对待的，其他割据军阀是在"作乱"，而曹操是在削平割据军阀势力中实施统一中国的大志，成就统一中国的大业。
当年拥有重兵的豪强、军阀仗势横行割据，混战不休。在北方，知名军阀割据势力主要有残暴专横的董卓，嗜杀成性的吕布，无时不红着血眼企图扩大地盘的袁绍，穷奢极欲的袁术，以及在屠杀黄巾军后盘据一方的公孙瓒(复姓)、陶谦等。在南方，主要有两股割据势力，一股是孙氏(孙坚、孙策、孙权)割据集团势力，另一股是刘氏(刘表、刘备)远支皇族割据势力。除上述主要豪强、军阀割据势力外，还有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大大小小乘机发迹的割据势力厮杀不止，使东汉末叶时代的生产遭到空前破坏，乡野凋敝，生灵涂炭，因而迫切企盼能人出来诛锄割据军阀，平治天下。在东汉皇帝、朝廷已无能平天下、治天下的情况下，曹操便成为肩负和完成这一首要重大历史使命的佼佼者。在残暴专横的军阀董卓盘据雒阳而专断朝政时，曹操就起兵参与征讨董卓；接着，公元193年他战败军阀陶谦；198年战败军阀吕布；199年战败军阀袁术；200年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地域)战败地广兵多的军阀袁绍，至206年，袁绍割据势力彻底灭亡。拥有重兵的军阀既已垮台，兵力弱小的地方军阀即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就这样，曹操先后各个击败了或强或弱的北方军阀割据势力，结束了中国北方的割据分裂状态，重新恢复了中国北方的统一。统一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祖国、人民是有利的，是进步的。毛泽东正是以统一史观充分肯定了曹操的统一行为与统一北方的历史进步作用。统一与巩固北方是曹操军政功绩、雄才大略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区别与胜过一般古代诗人的独特之处。
毛泽东如此赞誉曹操这位大诗人的军功战绩，那末在毛泽东眼里，曹操在政治、军事上是否一无缺点、错误呢?不是的。
概而言之，曹操这位大诗人在政治、军事上的缺点、错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镇压黄巾起义。在灵帝执政后期的公元184年爆发黄巾大起义时，东汉朝廷命左中郎将皇甫嵩和右中郎将朱傍等统兵镇压。时年29岁的曹操不但率芋参加，而且分化、诱降一部分黄巾军，趁机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势力。二是赤壁战败。公元208年，他以朝廷丞相官职率大军南下与孙权、刘备联军交战，结果被联军击败于赤壁。这是曹操在心爱的谋士郭嘉病死后吃的首次大败仗，从此使其统一中国的宿志遭到致命挫折。三是在他的人生历程中，错杀、误杀过一些人。在统方的过程中，必然伤害过不少生灵。毫无疑问，对曹操这些过错，毛泽东是持批评态度的。但综观全人，曹操功大于过，因此毛泽东主张并支持为曹操翻案。李白说："魏帝营八极。"鲁迅说："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佩服他。"(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毛泽东是赞同李白、鲁迅的看法的。同时他还赞同郭沫若、翦伯赞为曹操洗刷"不白之冤"的学术观点，认为把曹操当作白脸奸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在东汉末叶并起的群雄中，曹操是志、智、谋、略诸方面最突出、最厉害的一个。毛泽东说刘备、孙权、袁绍"多谋寡断"，而曹操"多谋善断"。
(毛泽东1959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的谈话)曹操在政治军事上能戴上"奸"的帽子吗?他迎天子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在刘氏宗室势力和社会皇权传统观念强盛而不甘示弱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应当说是体现曹操政治远见、政治谋略及政治优势之处。他统方与借天子名义有重要关系。在君主时代，不忠于君主谓之"奸"，在诸豪强、军阀梦寐称帝、称王、称霸的乱世中，他毕生未废献帝。自汉献帝即位初期，他虽然就一手握有军政大权，但并未代汉称帝；他虽受封魏侯，但始终未自立魏国，生前仅官至汉丞相(公元208年自进位为丞相)而已。在军事斗争中，在战场上，面对你死我活的敌阵、敌军，更是无所谓奸与不奸的问题，而只有胜负的问题。为出奇制胜，历来兵不厌诈，何"奸"之有?可见，毛泽东赞成摘掉曹操"白脸奸雄"的帽子，为曹操恢复应有的名誉是合理的。他是在相对比较中赞佩曹操的，从完成统一的重大历史使命的大处对曹操予以基本肯定的。可以说，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既不绝对取"奸雄"观，也不绝对取"能臣"观，而是取历史的、辩证的唯物史观。历史对于未来都有局限性，任何历史性的人和事都不能超脱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评价任何人和事，都得将其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既要站在特定的历史时代高度，也要立足现实时代的高度。对于曹操这样的可褒可贬的复杂历史伟人，更得如此方能科学地评判他的是非、成败、功过、得失，方能给他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
"骏爽刚健"的诗风
毛泽东和曹操都文武兼备。曹操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有威望、有影响的杰出诗人。在这方面，毛泽东也十分欣赏。
曹操开创了"建安文学"，并使之逐步形成了高潮。"建安"为汉献帝年号，以严格的历史时间观念说，建安时代是自曹操挟献帝于许昌之公元196年至曹丕废献帝时的公元220年的历史区间。然而，文学史上所称之"建安文学"，乃是指建安时代至曹丕称帝建魏国初期的两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其主要代表者为"三曹七子"，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及孔融、陈琳、王粲、徐斡、阮踽、应场、刘桢七子。他们诗文并茂，尤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其中曹操是核心人物，他以自己的爱好与诗才，卓有成效地影响、培养了后代，使其子乃至其孙曹赦都相继成为建安诗坛之能者。曹操遗著《魏武帝集》已佚，今存诗文不多。长于五言的曹操三子曹植的诗才和成就向来最为文人所推崇，今存诗作也最多(80余首)。但综观曹氏祖孙三代的文武才干，曹操居上。毛泽东特别喜欢曹操诗文的风骨，他说："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见《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毛岸青、邵华，《嘹望》1993年第12期)毛泽东阅读过曹操的名文《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当年在"忠"与"奸"问题上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对曹操"自明"的忠于汉室之"本志"，抱取基本相信的态度。在曹操现存的十几首遗诗中，毛泽东圈阅或评点过的计有：《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特别是对前六首，曾多次阅读、圈画或引用过、手书过。
"短歌行"本为汉乐府中的宴会歌曲，旧辞已亡失。曹操所作的《短歌行》在现存乐府歌辞中最为著名。它写道：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曰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以此诗坦率地表白了人生恨短、酷爱人生、壮志难酬、贤才难得、歌酒解忧与继续力登"自我"短暂人生峰峦的无奈、复杂的心态，以及力图像西周政治家周公那样求贤、摄政而使
"天下归心"、建树功业的急切而宏远的抱负。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曾在颔联对句"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借鉴过此诗中"慨当以慷"的词组形式。叱慨而慷"与慨当以慷"都是将"慷慨"一词的拆用和倒装，并中加衬字。其衬字均已虚化，无实际意义。曹操是用以表达对往昔苦难岁月的深沉、无奈的感叹；而毛泽东则是以激昂振奋的心情渲染广大军民狂欢南京解放的动人情景，可以说这既是出色的借鉴，也是成功的古为今用。
"薤露"、"蒿里"本是乐府中出殡时所唱的挽歌曲调。薤(xi)是蔬菜类植物，薤叶上的朝露瞬间即干，比喻人生短促如露滴般易逝；蒿是一种野草，古人认为蒿地为死者灵魂聚居之所。然而曹操沿用乐府旧题所作的两首五言诗《薤露行》、《蒿里行》的思想内容则完全不同。其《薤露行》写道：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既嘲笑外戚何进(以"沐猴"喻何进)的无能和抨击宦官们的为非作歹("因狩执君王")，更声讨董卓(即"贼臣")"荡覆帝基业"、焚掠洛阳及"号泣"西迁长安的暴行，同时表达了自我的惨痛心境。其《蒿里行》写道：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如实描写东汉末叶诸派军阀势力(即所谓之"义士")借讨董卓之机而扩大实力、抢夺地盘并终于相互戕杀不休的史实，同时也如实披露了自己也奋力参与的整个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遍野、千里无人烟的惨状。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历史，毕生看重史实和历史经验，因而对上述两首历史实录性的诗章深有兴趣是很自然的。
毛泽东尤为喜欢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组诗。"步出夏门行"又称"陇西行"，本是乐府大曲调名，原古辞内容描写游仙者的经历。曹操借用此旧题填新辞而成为内容全新的诗章。它前头先设"艳"，如同前奏曲，而后设四章，首章《观沧海》，次章《冬十月》，再次章《土不同》，末章《龟虽寿》。《冬十月》和《土不同》描写北国的时令特色、自然景象及屡经战乱劫难后的风土人情。毛泽东更赞赏曹操的《龟虽寿》和《观沧海》两章。曹操以四言诗见长，这两章是曹操四言诗的代表。他的《龟虽寿》写道：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媵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作此诗时，曹操52周岁，距其卒年仅13年，大概在北征乌桓的戎马倥偬中明显感到体质已大不如昔，特别是他多谋善断的谋士司空军Ⅳ币．祭酒郭嘉于归途中因重病"中年天折"(享年仅38岁)，对其心灵的触动肯定不小，因而才对生命问题直截了当地发出如此深切、强烈的慨叹，作出如此系统性的思索。毛泽东自己爱读此诗，曾圈画多次；并以狂草手书过全诗；还不止一次地推荐给他人阅读。六十年代初年，他在嘱咐胡乔木"须长期休养"的信中说："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致胡乔木信)《龟虽寿》全诗的基调是昂奋的，壮怀激越，充满自信，决心奋斗到底。曹操挥笔就写到"神龟"。龟、鹤常联称，相传龟、鹤皆以遐寿著称，其寿数计千年，因此人们常以龟鹤喻长寿。东晋擅长诗赋的郭璞的《游仙诗》云："借问蜉蝣辈(蜉蝣是朝生夕死的生命极短的小虫)，宁知龟鹤年。"一般的龟可活千年，而据传"神龟"则可活三千年。曹操说：一切生物都必定有生有死，无论谁活多久，无论哪位英雄多能耐，都有走到生命尽头和化为尘土灰烬的那一天。自己也逃不脱如此命运，也必定由日益衰老而死掉。但同时，他又很自信地表示要老不失志，老当益壮，要抓紧时机，为实现壮志雄图、建树伟大功业而不懈地奋斗下去。为此，他决心不全然听天由命，决心往后更自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效地保养自己，以延长寿命。曹操这种不尽信天命、忧世不治、志在千里、壮心不已、奋斗至死方休的情怀，不仅在当年具有进步意义，而且应当说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民族精神之一。
对《观沧海》一章，毛泽东更是特别喜爱。他在多种版本中圈画过它，还手书过它；1954年夏季在北戴河反复吟诵、背诵过它；还曾在地图上查找诗首句中写的"碣石"的地理位置；还嘱咐妻、女要诵读它。他在给女儿李敏、李讷的信中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毛泽东1954年7月23日致李敏、李讷的信)毛泽东所指的"碣石诗"即《观沧海》，它写道：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为什么毛泽东特别喜爱这首诗?这首诗不仅是建安时代诗歌的著名代表作，而且是中国诗歌史上足以传世的写景抒情佳作之一。它借景寓情，气魄宏伟，慷慨奔放，蕴藉深沉，言近志远；它形象鲜明，由海、水、山、树、草、风、波、13月、星汉诸物象有机地组合所观"沧海"的壮观景象，并极写了兴致勃勃地登碣石山夜以继日地观沧海壮观奇景的主体感受；它意境开阔，似乎一切都在它的包容吐纳之中；从它那吞吐13月、星汉、宇宙的宏伟意境中，足见曹操的宽阔胸襟、凯旋喜悦、英雄气概和远大抱负；在短短的诗章中不乏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震撼力、感召力。应当说，毛泽东特别喜爱《观沧海》一章是有充分道理的。
毛泽东的著名抒情词《浪淘沙?北戴河》的创作激情的兴起，与他反复吟诵曹诗《观沧海》不无关系。他写道：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曹诗写及沧海"洪波涌起"的壮伟景象。毛泽东在词的上阕也
写及"白浪滔天"的雄浑、壮观的海景，而且所面对的都是渤海，两者相类。但赋诗与填词的时、地却不尽相同。曹操是在公元207年9月登碣石山观沧海后赋的诗，而毛泽东则是于公元1954年盛夏在北戴河海滨游泳后面对海景填的词。碣石山何在?毛泽东当年可能以为地图上标着的今河北省昌黎县西北(北戴河以西)的"碣石山"便是曹诗中所说的"碣石"。然而 "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碣石在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的海滨，西距山海关约三十里"(引文见《毛泽东诗词集》第93页至94页)。北戴河位于山海关的西南方，相距二十里左右。合计起来，曹操赋诗的地点与毛泽东填词的地点约距五十里左右。就今天行政区划看，一在辽宁，一在河北。曹操是在北征乌桓凯旋途中赋下的诗，因而毛泽东词的下阕着重写及此事。曹操魄力雄伟，抱负远大，不以统方为满足，早就怀有统一全国的大志。为解除向南国进军的后顾之忧，曹操在灭亡袁绍割据势力之翌年，即马不停蹄地北征乌桓。乌桓，陈寿《三国志》作乌丸，古族名。中国古代对西、北两方各族统称为"胡"，匈奴、乌桓、鲜卑诸族均为"胡"之一部分。在中华民族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反复以强并弱或归附融合的缘故，诸族各部各支往往难以分明。在汉初，乌桓即归附于势力强盛之匈奴，因而此处所谓之乌桓，实际上是居于北方疆域的以匈奴为核心的广义的"胡"族。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史观出发，对曹操北征乌桓的军事举动是倍加肯定与盛赞的。他说："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1966年3月，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他的《浪淘沙?北戴河》词的下阕对此也取歌赞态度。"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往事，往昔的事；魏武，即曹操。曹操生前虽未称帝，但其次子曹丕在他死后创立魏国而自称魏文帝时，曾追尊他为魏武帝。在北征乌桓时，曹操实际上不过是东汉朝廷所封授的武平侯、大将军而已，如照实写来，应是"汉将挥鞭"。当然，汉献帝当年已毫无实权。就实权而言，曹操与皇帝无异，或许毛泽东当年就是据这种"实质"来选用曹操"称号"的也难说。挥鞭，挥动马鞭，即指曹操率军北征乌桓的战事。曹操推翻袁绍在河北一带地域的统治之后，袁绍儿子袁尚、袁熙逃奔马桓(哀民剖琚努刀与与租早伺恩悬天系与怛日巴巾日强盛，曾掳掠汉族十万余人为奴隶，足为曹患，故向南国进军前，必除此后顾之忧。因而曹操采纳最为信赖的谋士郭嘉的战略，先北征乌桓。公元207年8月，他"轻兵""神速'兼道而出"，在"柳城"(即今辽宁朝阳县，引文见陈寿《三国志》)附近，出其不意地大破乌桓，斩蹋顿单于及其手下首领，使袁尚及其兄袁熙无法藏身而逃跑到更边远的辽东一带去了。同年9月，曹操率军凯旋。这便是"魏武挥鞭"的"往事"的大致经过。此事至毛泽东填词的1954年，已历时一千七百多年，所以毛泽东说"往事越千年"。越，超过。毛泽东熟知历史，同时文才超常，加上用词一贯严谨，因此描述得既自然又准确。"东临碣石"是借用曹诗首句原句。临，登临。由于碣石山在当年曹操的活动中心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的东北方，故曰"东临"。"遗篇"，遗传下来的诗篇，即指曹操在北征乌桓回师途中登临碣石山所赋的包括《观沧海》在内的"步出夏门行"全组诗。"萧瑟秋风"是对曹诗原句的倒用。"换了人间"则是对曹操开辟的时代与共产党开辟的新时代的性质之异，作了根本性的判别。虽然今人没有理由对曹操提出苛求，但是需知，曹操是站在自己政治势力的立场上对待一切的，他的脚跟并未自觉站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他的根本出发点绝不是"为人民服务"。曹操的功业再大，其实质依然是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曹操时代的天下，依旧是封建主义统治的天下，依旧是劳动人民遭受无穷灾难的天下，与共产党开辟的天下，有着根本性质的差异，在这点上是压根儿不能含糊的。由上述可见，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或多或少与曹操的诗歌创作有借鉴、影响关系是无疑的，《浪淘沙?北戴河》与《观沧海》的启发关系、借用关系、化用关系，便是突出的例证之一。但是，应当说两者既有小同之处，更有天壤之别。虽然都是杰出的抒情之作，但主体情怀却大异。毛词之主旨在于讴歌新时代、新社会、新主人，可见毛泽东对新主人--劳动人民的深切关心和息息相通的深厚感情，其人民性非曹诗所可比拟，其格调要高得多。这是主体立场、情怀以及时代、社会、制度根本性质之异所致。
总起来说，毛泽东和曹操不纯粹是著名的诗人，同时更是著名的历史伟人。曹操将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兼于一身。毛泽东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史学家、诗人兼于一身。二者均怀统一全中国的宏伟抱负，但曹操力莫能及，无奈而终成三方鼎立。曹操喜欢文学，长于诗文，尤善四言诗，兼及五言。毛泽东也喜欢文学，也长于诗文，其诗包括五言、六言、七言及杂言，尤善长短句。曹操继承、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不是远离或逃避现实，而是直面现实，以汉末乱世现实为根基，真切地实录汉末乱世；他致力于借乐府诗体及旧题而写新意，或缘自身所经历的时事而发，或直抒治世忧民之胸臆，重在抒写东汉末叶乱世时代的主客体、内外在的生活内容，将乱世及乱世中的黎民苦难以及梦想在乱世中确立不朽功业的主体情怀相融汇，显示了历史的真实和主体的真情，形成了慷慨、质朴、昂壮、悲凉合一的主导诗风，成为不尚绮靡柔弱的"骏爽刚健"的建安风骨的杰出体现者之一。毛泽东则继承、发展了中华民族古典诗词的优秀艺术传统，在其中注入崭新的时代内容，使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他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目光审视和描写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重在抒写廿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的主客体、内外在的生活内容，主导诗风表现为"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色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现代旧体诗词新诗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奇诗和诗人，时代和诗人的不同，必然产生不同性质的诗歌。鼍有所长，尺有所短，但二者都负有盛名。然而从现存诗作比窜而言，无论是数量还是内涵的史诗性、深广性、丰富性，抑剜体式的多样性，应当说毛泽东都远胜过曹操。
隐逸田园 独树一帜
--毛泽东与陶渊明
假如陶渊明低眉折腰仰息于官场，而不决心隐逸田园，那末能否成为东晋独树一帜的大诗人?官事如烟，诗作永在。事实说明，正是由于他坚决弃官归隐，才获得了超越生命的人生价值。他的人生价值的实现，蕴蓄着深刻的辩证性哲理，颇值得后人三思。虽未见过毛泽东对陶渊明诗的直接评语，但他对陶渊明是尊重的，同情的，对他的创作个性是欣赏的，对他在诗中所表现的人生体验和感情是理解的，首肯的。
"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不幸的历史时代决定了陶渊明不幸的命运。而在不幸的政治命运中，陶渊明则表现出了"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非凡骨气。对他这种面对官场而表现出的骨气，毛泽东是取赞赏态度的。
陶渊明处在不幸的时代。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争权夺位的"政变"频繁。一般认定，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死于公元427年，身跨东晋后期和南朝宋初年两个时代。他一生在东晋生活了54年，在南朝宋代生活了8年，人生遭遇主要在东晋。晋代皇帝大都无能，偏安的东晋后期的王朝当权者更是腐朽。陶渊明在54年间经历了东晋哀帝(司马丕)、海西公(司马奕)、简文帝(司马昱)、孝武帝(司马曜)、安帝(司马德宗)、恭帝(司马德文)六位皇帝。尔后，在忍无可忍的民众的不断反抗和东晋衰败王朝内部争权夺位的频繁"政变"中，贩履捕鱼出身而官至东晋相国，手握东晋军政大权的刘裕见机果断行事，于公元420年代东晋称帝，立国号宋，创建了南朝刘宋王朝。陶渊明就这样在一个接一个的频仍变乱的历史岁月中苦度一生。二是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是特别看重和维护封建贵族门阀特权的时代。王朝选用官员的制度与原则，是重门阀而不重德才。不是唯贤、唯才是举，而是唯家世、唯门第是举。家世为先，门阀包办一切。"高门"一概中选，"寒门"一概排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代显贵的"高门"的"白痴"亦可能凭特权为官，而出身"寒门"者才行再优秀也休想身居高位，即令偶得高官显位者，也不得享有"高门"者的政治、经济等"特权"，也不能与"高门"者平起平坐。寒士陶渊明正是生活在由这种选官制度决定王朝官员的历史时代里，这就注定了他不幸的政治命运、人生命运。陶渊明本怀远大志向，本有"大济苍生"的抱负，但未得施展。他仕途坎坷，屡官屡辞，直至彻底离弃东晋黑暗官场为止。29岁时他初人官场，任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而辞归。35岁时到荆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职，翌年又辞归。40岁时任彭泽县令，仅在任80多天。一日，郡里官员前来巡查，县吏请他束带恭迎，他回答："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见萧统《陶渊明传》)于是当天便愤然辞官归隐。对于陶渊明面对官场"权要"而敢触犯与藐视的至死保持着的骨气，对于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慕禄利和愤恨享有特权的"高门"主宰权柄的黑暗官场的精神，毛泽东是赞许的，因此他曾写下了"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的诗句。
(《七律?登庐山》未定稿尾联)"元嘉"是南朝宋的年号，宋文帝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登门劝陶渊明出仕，遭他拒绝。"当年不向前"即指他任县令时不愿折腰的事。显然毛泽东意在称赞陶渊明归隐后一直固守着不入黑暗官场的骨气与精神。
躬耕垅亩悠然赋诗
在归隐乡里的21年间，是陶渊明诗歌创作成绩最突出的时期。今存陶渊明诗共125首。毛泽东圈点过的陶渊明诗计有：《桃花源诗并记》、《饮酒》、《停云并序》(连章组诗4章)、《时运并序》(4章)、《劝农》(6章)、《命子》(4章)、《酬丁柴桑》(2章)、《归鸟》(4章)、《游斜川》、《答庞参军并序》、《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九日闲居并序》、《和刘柴桑》、《酬刘柴桑》、《和郭主簿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归园田居五首》、《与殷晋安别并序》。
"自我"的实际阅读感受和审美志趣，是毛泽东圈点陶诗的基本标准。陶渊明有两首为众人至为推崇的诗。
一首是《饮酒?其五》：
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另一首是《读山海经》：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司待!
前首因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及其所体现的淡泊、超然、自乐的心境，而为众人广为传诵和为一般文学史家所经常引用；后一首因有"精卫"、"刑天"精神也为众人广为传诵和为一般文学史家所经常引，用。然而毛泽东在阅读陶诗时，却未圈点这两首诗。他是按照自己的实际阅读感受和审美志趣来圈点陶诗的。据所圈点的陶诗判断，毛泽东特别看重陶渊明的三类诗：
一是特别看重陶渊明归隐前在宦海沉浮中作的诗。如《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叩樘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靠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毛泽东曾圈点此诗。诗由远及近、由外而里地展开抒写。头四句回首出仕前居家苦读的往事。那时只一心一意地按照自己的喜好诵读诗书等典籍，生活在林园间，从未见到官场那些低眉、仰息等庸俗情形，感到非常自在、舒心、痛快。那末"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为什么舍离可爱的家园，而到遥远的荆州来呢?这种内心自问蕴含着难以言状的隐痛。从"叩桤"句到"中宵"句则写此次"还江陵"的情景，包括在九江启程时和"夜行涂口"时的情景。陶渊明觉得"涂"月夜很美，凉风徐徐，辽阔的天空和宽广的原野都是那么清澈、光明、皎洁，身历其境，本该心旷神怡，但由于身囿官场，心怀役事，却成天惴惴不安，劳顿奔命。其问隐寓着诸多怨悔情绪。最后六句明确抒写回归家园的意愿。陶渊明不愿低三下四地哀求高官厚禄，而甘愿扔掉乌纱帽旋里躬耕，在乡居中保养纯真的天性，保持自己的好名声。由上述可见，这是显示陶渊明远离官场、返朴归真、善始善终的人生观念的重要诗作。毛泽东或许正是因此而看重此诗的也难说。再如毛泽东曾圈点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首，也是陶渊明在宦海浮沉中写下的官场诗：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日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以前四句概忆自己早年闲居的情况。他回想起出仕前身寄官场事务之外，把心力几乎投付给了书籍，虽然生活贫困，但却富有真才实学，因而感到十分自得、安然、快乐。"时来"以下八句则写出任镇军参军之事。由"苟冥会"的字眼看，陶渊明对此次投杖弃农从官，虽然出于自愿，但并不十分看重，而只想姑且应付一阵；虽然他一早就身着官服动身离乡前往任职，但一路上的"归思"却颇为深重。最后八句更是反复抒发了归隐的心情。由这八句诗可见陶渊明是非常向往自由自在的乡居生活的，他的念乡"情结"很深。虽然出任参军，但并不拘系于官场的绳索，并不囿官多畏，左右顾忌；他厌倦仰息、劳碌的宦海生涯，而始终怀抱除恶去伪之"真想"，因而告退心思日甚。此诗作于丹阳，他由故里九江遥达丹阳后，大概离任所已不远，因此出仕与归隐的心理矛盾便自然而然地反复翻腾了起来。以上两首诗是了解陶渊明人生阅历、官场生涯、心理状态、精神风貌的重要诗作。或许这便是毛泽东圈点它们的基本原因。
二是毛泽东看重陶渊明归隐后作的"田园诗"。其中《归园田居五首》是陶渊明"田园诗"中最为文人学士推崇的著名代表作，毛泽东对这五首诗也颇为欣赏，逐首圈点。陶渊明此五首诗作于他辞彭泽令归田后的翌年(公元406年)。第一首诗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前六句概写自己的秉性以及官场生涯与恋乡情怀。陶渊明白公元393年"误落"官场，至公元405年摆脱官场，整整被"网"了十三年。反思这段"网"中人生，他是痛心疾首的。从"开荒"句至诗末，则以14句的篇幅铺写归田的快乐。在这首最为世人传诵的诗中，陶渊明所亲历的污浊、险恶、黑暗的官场与他所选择的隐逸乡野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美丑对比。他从心灵深处喜爱自由、愉快、轻松、随意的田园生活，而深悔"误落尘网"、身陷"樊笼"。他对故乡的山水、园田、草屋、榆柳、桃李、桑树、炊烟、狗吠、鸡鸣等，都感到那么亲切，那么乐趣无穷!字里行间确实充满着对田园的喜爱和对官场的厌恶。其第二首诗云：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前四句着重庆幸自己与险恶官场的往来、应酬的断绝。陶渊明对远离官场的"自我"抉择极为称心。中问四句着重写在乡间与乡人的情分之真挚。可见陶渊明对远离官场的民间的纯洁、笃厚的交往，是极为如意的。最后四句着重写对自己种植的农作物已产生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感情。他看到自己种植的农作物日益生长，看到自己开垦的荒地日益宽广，非常自得；同时常恐心爱的农作物遭受霜雪的摧残，以致像野草般枯萎衰败。他如此一心乐于田园的精神状态，说明他根本不把官场的打击与失意置于心上，他是豁达者，乐天者。其第三首诗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以明快的诗句，如实描写了自己在庐山山脉下种豆锄杂草(理荒秽)的劳动情景，他深深热爱早起(晨兴)晚归、披星戴月的劳动生活。在他的意识和情感中，自食其力要比在险恶的官场中坐享其成、争宠夺利或折腰、仰息强万倍。躬耕者为荣，不劳而获者可耻，应当说这是中国四世纪末叶五世纪初叶非常难得的士大夫人格的闪光点。其第四首诗云：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这是借描写荒墟而慨叹人生的诗作。前八句着重写"携子侄辈"游"荒墟"的情景。后八句着重写对"采薪者"的询问和对人生的慨叹。陶渊明感慨人生如同虚幻莫测、变化无常的梦一般，最终都将空空如也!诗中所谓的"荒墟"、废墟，实际上就是遭受人为摧残或严重自然灾害后沦为荒无人烟的地方，这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贪官污吏的罪恶大有关系，由此可见，陶渊明关心民间天灾人祸的人道品格。毛泽东圈点此诗恐怕与此有关。其第五首诗云：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前四句着重写由乡野回归的情形。在归途中，陶渊明或许出于忆及黑暗、丑恶官场的原因，最初的心绪是怅恨的。后六句着重写归家后与邻人聚餐的情形。陶渊明真情播乡野，旧颜换新貌，他对园林、田地、屋舍、邻居愈来愈怀有深情。
相比而言，陶渊明歌咏田园生涯和田园景色的"田园诗"居多，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独特创造和杰出成就所在。他的"田园诗"所描写的淳朴闲静、快乐无穷的田园生活，与倾轧、险恶、黑暗的官场生涯，是尖锐地对立着的，在对立中深深地寄托着他的热爱和痛恨，是他不甘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的表现，而不是逃避现实的消极表现。他这五首著名代表作，全面地展示了他归隐后的生活状态、心灵状态、精神状态，这恐怕是毛泽东看重这几首诗的重要原因。
三是毛泽东看重陶渊明的借景抒怀诗。如毛泽东曾圈点的《和郭主簿二首》其二，虽是与郭主簿唱和的诗，但实际上是重在以景物拟人格的诗作。其诗云：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检素不获展，厌厌竞良月。
前四句着重点明时令已至深秋。寒来暑往，春去秋来，在清凉的深秋里，露水凝结，无云雾浮游，天高水澈，然而经受不住肃杀秋气的众草木，却都日渐萧瑟枯萎了。陶渊明以简练的诗句，既写出了"素秋节"的显著特征，又为突现下面的松、菊作了铺垫。自"陵岑"以下六句即着重咏赞山野中的松、菊。陶渊明说：在超拔绵亘的峰峦上，林立着枝叶繁茂的苍松；在山峦林问盛开的芬芳菊花则在阳光照射下闪耀着光泽。它1门是在严霜酷寒的环境中以坚贞、秀雅的英肇而卓然挺立的佼佼者!最后四句陶渊明则转而着重表露自己思念异地的"隐君子"的情怀。他说：每逢宴饮之时，自己对那些像自己一样厌弃官场、坚守隐士风度而久未知其音讯的"隐君子" ("幽人")，倍加怀念，以致竟夜念：隋依依，心胸不快。全诗着重借盛赞处于峰峦之巅的松、菊歌赞隐者的品格。实质上亦即陶渊明以松、菊喻示"自我"之秉性、襟怀、志趣、节操、人格，他决计至死高洁、高傲于污秽的官场之外，不与那帮腐朽的贪官污吏为伍。这种精神气质，同前所述及的毛泽东所写的赞赏陶渊明的联句"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的精神实质无异。
人生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过程、方式、形态有所不同而已。细细领会，毛泽东对陶渊明的淡泊胸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朴素的辩证人生观念，贞固无比的松菊般的品格，都是默默地首肯的，因而他才如此看重陶渊明这几类诗作。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对陶渊明的诗也较注重"活学活用"。他曾引用过陶渊明的一些诗。
古代文人学士以酒会友、乘酒兴赋诗并非稀罕事。陶渊明并不嗜酒，但久随乡俗也慢慢地有了一定的酒量，并在年过半百时，乘酒兴先后写下了二十首《饮酒诗》。毛泽东曾引用过第九首的句子。其诗云：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在一个寂静的早晨，陶渊明或许趁农闲仍卧床养神；忽然听见敲门声，因急于去开门，竟将下身的衣服当作上身的衣服穿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大概为防意外，陶渊明开门前先问敲门者是谁?原来是向来心怀好意、不怀恶意的很善良的一位"田父"(老农)。"田父"对陶渊明不与东晋末代官场合污的事不能确定是否真实，因此以壶盛酒远道前来当面询问究竟，以示关切。"田父"说：在茅檐下过着贫寒的农家生活，并非处在人生的尊贵高位；良禽择高枝而栖，茅檐连栖身之所都算不上；既然东晋时代的整个世道世风都对官场的同流合污看得顺眼，那就干脆进入官场像污泥浊水齐流一样，同流合污得了。陶渊明对"田父"所云深有感喟，但他认为各有禀气，各有志趣，自己与那些混迹官场者实在难以调和。勇效法，但违背自己的志向岂非等于迷途了吗?全诗通过"田父"拜访及与"田父"对话的形式，借拒绝"田父"劝告而表示了坚决远离官场、隐居乡野的决心。陶渊明根本不把召入官场当回事，对"田父"的劝说亦当世俗之见，仅借饮酒叙旧去驱散彼此心头的疑云。这是何等荤水情怀、豁达胸襟。对这首题为"饮酒"而实为"咏怀言志"之诗，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于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期间曾引用过。1945年9月2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以民盟名义，在"民主之家"特园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澜举杯向毛泽东敬酒，并且引用李白名诗《将进酒》中的诗句说："会须一饮三百杯!"博学强识、思路敏捷的毛泽东在向张澜举杯应邀时即迅捷引用陶渊明《饮酒．其九》中的倒数第二句道："且共欢此饮。"可以说，这是在特殊环境里的宴会应酬间的最恰当的引用，足见毛泽东对陶诗的熟稔及"活用"的功力。
对陶渊明的为历代文人所称道的名篇《桃花源诗并记》，毛泽东也曾引用和化用过。他在讲话中引用过《桃花源记》中的"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语。在1959年7月1日作的《七律．登庐山》中则化用《桃花源诗并记》的意境，写下了尾联"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所幻想的是一个人人躬耕自食、物产丰盛、和乐相处、安居乐业，没有压迫、掠夺、动乱，全然与外界断绝，异常古朴舒适的小农经济社会。为什么陶渊明要幻想出这么一种"社会"?这是对东晋险恶、痛苦、动乱的社会现实的抨击和否定，寄托了他奠基在自我切身体验和儒道老庄混合思想情调基础上的社会幻想。陶渊明的避世、隐居、幻想有内外原因，外因即是东晋时代的门阀制度和黑暗官场粉碎了他的政治抱负，恩想的日益沉重。他所亲历的时代和社会太柒，殚精竭力似亦难堪了。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同流合污以及憎恶统治集团腐朽黑暗的情绪太强烈了。正是由于他饱受人生辛酸，吃尽了人生苦头，看够了世态炎凉，才以超常的想象力虚构出与君主残酷黑暗的统治现实迥然相异的"乌托邦"乐园。而毛泽东化用《桃花源诗并记》而成其诗之尾联，则意在化古颂今。毛泽东1959年7月1日赋的《七律?登庐山》云：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全诗紧扣诗题"登庐山"来写，概写登山过程和抒写登山后的
所见所思所感，由到达庐山脚下，到登上山顶，到登高远眺，到联想与庐山有关的历史掌故；由想到陶渊明及其幻想的乐园，再回到眼前现实，从而寄寓情思，歌颂正在变化着的祖国，并对国外反华势力表示极大的蔑视，表达了自己高度乐观的形势观。首联着重写庐山所处的地势、庐山的雄伟与壮丽以及登山的情景，一起笔就创造出了一种神奇的境界。颔联写登高远望，先把蔑视的目光投向海外的反华小丑们居心险恶的表演，而后将目光收回国内，所看到的是中国人民建设祖国的热情。在潜意识中断言，反华小丑企图动摇、否定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的险恶居心是无法得逞的。颈联继续写登高远眺，所不同的是沿着大江上下游远眺，以万里长江奔腾不息的壮观图景喻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无论如何，都将如江涛汹涌，奔腾向前。尾联即以化用陶渊明的幻想的乐园"桃花源"收结。将它直译过来就是：不知陶令去何处了，桃花源里可以耕田了?这是明知而故作设问，其意味无穷。毛泽东是重在否定陶渊明虚拟的空想"乐园"而借以礼赞社会主义现实的。在毛泽东的观念中，陶渊明那种建立在儒道、老庄思想情调基础上的"人间乐园"、"极乐世界"，是不切实际的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他根本不可能到他虚设的"桃花源"里去耕田；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理想，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他对处在困难时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景充满自信心。
此外，毛泽东似乎还借用过陶渊明诗序中的个别词语。毛泽东1949年4月29日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颈联对句为"风物长宜放眼量"。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中有"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两句。其中"风物"一词相同。"风物"本义为风光、景物，犹言风景。陶渊明即意指"风景"，而毛泽东则用以泛指一切事物，颇具感情分寸地劝导柳亚子先生看待一切事物都应将眼光放宽一些，放远一些，以便留京共商建国大计，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总而言之，毛泽东对陶渊明虽未予以直接评价，但他对陶渊明是尊重的，理解的，首肯的。正由于陶渊明下决心隐逸田园，他才在古典诗坛上独树一帜，才有资格成为世代称许的东晋大诗人。钻石投暗也会发光，陶渊明是从不幸的东晋日、代的黑暗官场轧磨出来的一粒钻石。
"此人一辈子矛盾着"
--毛泽东与谢灵运
毛泽东曾在一本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中，对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一诗，几乎每句都画着曲线，句末加着圈。在"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二句下，连画两个圈后，在天头和行间写下了独具卓识的批注："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到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是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
谢灵运生于东晋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死于南朝宋元嘉十年(433年)。他出生在会稽郡始宁(今浙江上虞县)一所老宅子里。祖籍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的谢氏，一直是东晋南渡以来高门华胄的领袖。他的祖父谢玄是著名的淝水之战的前敌总指挥，曾率领八万人马击败了苻坚的百万之众，建立了殊勋，被封为康乐县公。他的父亲谢埃"生而不慧，为秘书郎，早亡"。他幼年时，家庭担心他不能养育成人，将他送到钱塘杜明师的道馆中寄养。因此，他有了"客儿"、"阿客"的小名。十五岁时，他才回到虎踞龙蟠的京城建康(今南京市)，居住在著名的朱雀桥边的乌衣巷内。这位乌衣子弟被袭封为康乐公，授员外散骑侍郎，这属于"清贵"之官，由此迁转，往往坐致公卿，但灵运拒绝而辞官不就。东晋义熙元年(405年)，他二十一岁时，任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始入仕途。
作为一位世家大族的子弟，谢灵运承袭了康乐公的封爵，食邑二千户，并授以员外散骑侍郎，颇受朝廷的重视，为什么他会"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呢?这个矛盾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这须从东晋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之间矛盾的加剧说起。
东晋政权，实质上是门阀专政。晋室南渡之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显得更加复杂，最突出的是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之间的矛盾，拥护皇室的门阀与意在篡权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前一对矛盾，由于王导等人的处置得宜而日趋缓和；后一对矛盾却始终不断地趋向尖锐。晋孝武帝元年(373年)，掌握朝政和荆、扬两州军事权力的大军阀桓温病死，桓氏让出扬州，但仍保留了荆州地区的军权。继桓温当国的是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谢安。他执政后，就着手组建一支由执政者亲自掌握的军队，以便跟桓氏的军事势力取得平衡。组建这支新军的实际负责人就是谢玄。因谢玄是在京口(今镇江市)招募士卒，而京口又名北府，故这支新军又称为"北府兵"。这支新军在东晋后期的政局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它对外击败了苻秦的百万大军，对内则成为夺权斗争的重要筹码。当时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后来成为南朝宋的开国皇帝的刘裕，另一位是刘毅，这两位原都是北府兵中的将领。而作为谢氏家族的中心人物的谢混(他是晋孝武帝的女婿)，他势必要肩负起团结世族、对抗刘裕的重任。于是他想利用刘毅的实力以打击刘裕。元兴三年(404年)春，刘裕在京口起兵，刘毅同时在广陵起兵，二刘会师，攻克被桓玄占据的建康。义熙二年(405年)，桓玄之乱刚刚平定不久，刘毅以抚军将军、豫州刺史的身份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而谢灵运入其军幕担任记室参军。从这年开始，以刘裕为一方与以谢混、刘毅为另一方的夺权斗争越来越激烈。义熙四年，扬州刺史出缺，对这一重要职位，刘毅推荐谢混就任，但刘裕自请入朝辅政，捷足先登，造成既成事实。义熙八年，刘毅移镇江陵，任荆州刺史，谢灵运也跟随刘到了江陵。刘裕乘刘毅新败于卢循的机会，没容他喘息，即于这年九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了谢混和刘毅之弟刘瑶，紧接着，又进兵江陵，刘毅兵败自杀。
在这场夺权斗争中，以庶族出身的刘裕所代表的军阀势力取得了胜利。但刘裕在击败政敌以后，为了安定世族的情绪，他立即起用谢灵运为太尉参军，也没有株连谢混的家人妻子，对他们采取拉拢的策略。次年，刘裕从江陵回到建康，又改任谢灵运为秘书丞。但时隔不久，又将他免职。这实际上是刘裕对世族玩弄又拉又打的政治手腕。再从谢灵运这一方面来看，他跟谢混的关系极为密切(谢混是他的族叔)，而且追随刘毅前后达七年之久，这一情况已决定了他不可能受到刘裕集团的真正信任。还有，作为乌衣巷的子弟，谢灵运的门第优越感非常强烈，《宋书》本传说他"性奢豪，车服鲜丽"、"为性褊激，多愆法度"，谢混批评他"博而无检"，都是这种优越感的曲折反映。作为高门大族的人物，本来就瞧不起武将(例如，谢安的哥哥谢奕称桓温为"老兵"，谢安的弟弟谢万称部下的将领为"劲卒")，更何况刘裕所出身的北府兵，又是谢玄一手创建的。要谢灵运向自家门下的一食"老兵"去摧眉折腰，实在难以办到。不信任，加上瞧不起，这就决定了谢灵运后半生政治命运的不幸与悲剧性的下场，也直接影响其诗文作品的思想倾向与基调。
义熙十四年(418年)六月，刘裕接受相国、宋公的官职和封爵，他对谢灵运又重加笼络，灵运应刘裕之召，往彭城任职，任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这期间，谢灵运也写诗赞颂刘裕的功德圣心。元熙元年(419年)七月，刘裕始受进爵之命，是为宋王，并由彭城移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同年，谢灵运由彭城回建康，任世子左卫率。就在这期间，他家有个门人名叫桂兴的，跟他的小妾通奸，事情被发觉，谢灵运一怒之下杀死桂兴，将其尸体扔到水里。一个世家大族的贵官杀掉一个地位低下、且情不可宥的门人，本来算不了什么大事，但他却被王导之曾孙王弘参了一本，要求将他免官、削爵、治罪。刘裕只给予他免官的处分，以示宽大。
次年，谢灵运36岁时，刘裕通过"禅让"的形式正式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即位之初，他下了一道诏令，凡是晋代的封爵一律作废，只有五家公爵例外，即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因为他们"德参微管，勋济苍生"，对他们的后代仅降一级，食邑五百户，以资奉祀先人。谢灵运被降为康乐县侯。刘裕在位仅三年。在刘裕执掌政权期问，谢灵运虽遭两次免官，但刘裕对他有时表示宽大，有时加以笼络，授以一定的官职，他遭受的打击还不算大。但在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刘裕病逝后，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刘裕逝世，长子义符继位，是为宋少帝。少帝年仅17岁，
朝政大权操纵在徐羡之、傅亮、谢晦手中。谢灵运从两次免官中得出了教训，他是不受刘宋王朝欢迎的人，若要获得信任，必须在统治阶级人物中寻找支持者。他找到的支持者就是刘裕的次子庐陵王义真，而"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宋书?武三王传》)，与谢灵运正好同气相求。当时，投靠于义真门下的知名人士，还有诗人颜延之和慧琳和尚。可是，徐羡之、傅亮拥护的是刘裕的三子宜都王义隆。为了芟除义真的羽翼，在徐、傅的策划下，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将谢灵运排挤出京师，出任水嘉太守，让颜延之出任始安太守。 +
永嘉郡地处浙东沿海，以风景清幽著称。可是，谢灵运自恃门第高贵，且负才华，"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将他派往这么荒远的地区任职，心情颇为愤惋，因而在郡不理政务，纵情山水。他的游踪所及，遍于永嘉全境。他在永嘉整整一年，思想始终处在矛盾之中，进既不能，退又不甘。像徐羡之、傅亮、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这些曾是默默无闻的人，一个个成了朝廷重臣，且徐、傅当权的局面也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他终于下定决心，称病去职，回到始宁老家隐居。
景平二年(424年)二月，徐羡之、傅亮、谢晦先废掉义真。五月，他们又以"刑罚苛虐"、"费用万端"为理由，将做了两年皇帝的义符废掉，不久，又陆续将义真、义符杀害。拥护义符的三弟义隆即帝位，是为宋文帝。义真的被杀，对谢灵运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想通过义真以达到飞黄腾达的企图彻底破灭了。他在两年之后人京途中所写的《庐陵王墓下作》、《庐陵王诔》中，沉痛地表达了他的感伤、愤懑之情："眷言怀君子，沉痛结中肠。道消结愤懑，运开申悲凉。""事非淮南，而痛深于中雾；迹非任城，而暴甚于仰毒。"
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的地位巩固后，开始诛杀专政擅权的徐羡之、傅亮和谢晦。文帝下诏征谢灵运为秘书监，同时被召还京的还有颜延之。宋文帝征召谢灵运，决不意味着对谢的真正信任，只不过是杀了这个家族的成员(谢晦)，又作出一点安抚的表示。谢灵运出任秘书监，又迁侍中，始终只是一个文学侍从之臣，仍无实权。这无疑是委屈了他。于是，他经常称疾不朝，擅离职守，肆意遨游。文帝讽旨令自解，他乃托病回始宁，第二次过着隐居生活。他常啸傲风月，徜徉山水，有时带着大批门人、奴仆出游，多达几百人，致使临海太守王瑗误以为山里出现了强盗。他一仍故态的骄横恣肆，使其政敌易于找到口实，于是政治打击随之接连降临：先是被御史中丞傅隆参奏而免官；不到三年，会稽太守孟颛又以紧急公文上奏宋文帝，给他加之以蓄意谋反的重大罪名。他知道后，星夜赶往京城，上表为自己辩护。文帝对此事暂时置之不问，但将他留在建康。到年底，才将他发赴外任，委派他为临川(今江西临)内史。他在临川任上，依然荒忽政事，尽情于山水之乐，遂被有司所弹劾。司徒刘义康遣使收捕谢灵运，他兴兵拒捕。谢灵运论刑当斩。文帝爱其才，只欲免其官职，但刘义康则"坚执谓不宜恕"。文帝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下诏日："灵运罪衅累仍，诚合尽法，但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后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可是义康见杀谢灵运的目的没达到，又指使人罗织更重的罪名，说他参与农民的谋反活动，以欺骗文帝。文帝终于不得不下令将他处死。
谢灵运之死，不仅仅因他荒忽政事，肆意遨游，也不仅仅因他率部众拒捕。他的死，还有更深刻的政治背景，实际上，他是朝廷统治集团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诚然，将他徙付广州、行弃市刑的诏书，是宋文帝亲自下的，文帝要负应负的责任，但他不是主谋，主谋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刘义康。文帝对谢灵运的越轨行为多采取宽容态度。而义康对谢灵运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二人之间本无宿怨，义康所以要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试一试自己的权威，给自己尔后的篡夺皇权扫清道路。义康 。为人权欲熏心，元嘉六年入朝辅政后，不但树植党羽，而且架
空文帝，大有觊觎皇位之势。他不学无术，不像文帝那样爱惜人才，他不仅一手制造谢灵运的悲剧，而且后来还矫诏杀害了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著名功臣檀道济。
纵观谢灵运一生，他一直处于仕与隐的矛盾之中，他隐而又仕，仕而复隐，仕又不专，隐又难久，于是不满，反抗，最终酿成弃市的大悲剧。这就是毛泽东在批语中所说的"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毛泽东善于知人论世，他对谢灵运之所以能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阅读了大量的谢诗和谢灵运及其家族的有关史料。据统计，他圈阅过的谢诗就有33首之多。在《南史》卷十九中，他仔细圈点了有关谢灵运及其家族的记载材料。正是在他深入研读的基础上，才对诗人的生平处境与志向有了深层了解，才从《登池上楼》一诗中，看出了谢灵运身上潜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
"通篇矛盾"的《登池上楼》
仕途偃蹇，在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权力斗争中不断受到排斥、打击，直至被杀害，这对诗人谢灵运来说，确实是很不幸的。但从另一面看，却使诗人获得了更多的广泛接触自然山水的机会，成就了他大量优秀山水诗的创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山祖，就这方面说，诗人又是颇为幸运的。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创作于永嘉、会稽、吴郡、豫章、临川诸郡。这些地区都有崇山峻岭、澄溪广川，像永嘉一郡，溪泉湖海俱全，峰峦洞石各异。早已名闻遐迩的会稽"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潭壑镜彻，清流泻注"，更成为许多士大夫、隐士、僧人理想的游乐之地。
谢灵运创作山水诗，严格地说，是从永初三年被徐羡之、傅亮挤出京城，出任永嘉太守开始的。他从纯朴自然而又千姿百态的永嘉山水中，发现了它们的美学价值，它们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这些秀丽山，在诗人眼中成了险恶政治、黑暗官场的对立面。因此，诗人一往情深地赞美它们。除了客观现实给诗人提供有利条件外，谢灵运个人的天赋也极有助于诗人创作优秀的山水诗。据《宋书》本传说："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知爱之。"谢灵运的从叔谢混在东晋诗坛是一大家，他在改变当时玄言诗风中起过杰出作用，诗风清峻。他第一个发现灵运的创作天才，并指导和影响着灵运的诗歌创作。
谢灵运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工诗文，善书画，通史学，精佛老。一生著述丰富，见于著录的有二十一种，但大多散佚。现存诗九十多首，文四卷。他的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尤其是山水诗。他的山水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创作过程中，他"钩深素隐而一归自然"(沈德潜《古诗源》)，充分利用各种艺术手法，准确地捕捉大自然的各种感人形象，形成秀丽清新的艺术风格。他创作的山水诗，能以玄理佛义发为精美之诗，故能精深华妙，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鲍照语)，远胜于孙绰、许询玄言诗之淡乎寡味而名重一时。他的山水诗具有别开生面、变革诗风的意义，他不空谈玄理，而将玄理融化于模山范水之中，寓理于情，寄情于景，"舒情缀景，畅达理旨"(黄子云《野鸿诗的》)，将景、情、理融为一体。谢灵运的山水诗，在当时就引起极大震动，本传说：谢灵运"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问，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南朝的谢惠连、谢胱，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代的苏轼、辛弃疾、陆游等著名诗人无不受到灵运山水诗的沾溉。因此，可以说，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谢灵运是有着突出贡献的。
毛泽东非常欣赏谢灵运的诗作，在一本清人沈德潜编的《古诗源》中，收入谢诗24首，毛泽东圈画了22首。在编者的注释中，在评论谢诗"一归自然"、"匠心独运"、"在新在俊"等处，毛泽东都画有曲线和圈。此外，在《昭明文选》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谢灵运诗，毛泽东也圈画了不少。谢诗的名作颇多，诸如《过始宁墅》、《登池上楼》、《石门岩上宿》、《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从斤竹涧越溪岭行》、《入彭蠡湖口》、《岁暮》、《斋中读书》等等。这里，我们结合毛泽东最喜爱的三首，试加分析。
先看《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痛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嵌。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风，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此诗写于景平元年(423年)春，诗人担任永嘉太守期间。池上楼，在永嘉郡。这个池，后来称为谢公池。该诗写诗人久病初起，登楼眺望的所见所感，抒发其仕途失意、进退两难的忧郁心情。
"潜虬"四句，以虬、鸿起兴，李善注日："虬以深潜而保真，鸿以高飞而远害，今已婴俗网，故有愧虬鸿。"(见《文选》)此处的云浮指飞鸿，渊沉指潜虬。虬，音qi0，传说为有角的小龙。怍，音zu6，惭愧。虬潜藏时自赏幽姿，鸿高飞时声传四方，还含有自适、得所之意。"进德"四句，紧承虬、鸿的自适、得所，与诗人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形成鲜明对照：自己想入世做官，匡时济世，但自己智力短拙，想归隐躬耕，然而自己的体力难以胜任。同时，对自己谪迁海滨也表达了不满情绪：如今来到僻远的永嘉任职，一冬都是在病榻上渡过的。
"衾枕"八句，写诗人久病初起，登楼远眺，所见春意盎然的景色。其意思是说：自己因久病卧床，感觉不到节候的变化，现在揭起窗帘，打开窗户，居高远望，侧耳可以听到江中波涛之声，举目可以望见远处险峻的山峰，初春的阳光在革除着残冬的寒风，新春逐渐替代了寒冬，池边的堤埂上已长出了春草，小园垂柳中禽鸟鸣声不断变换。这八句写得最为精彩，有音响，有画面，有近景，有远景，作者将它们巧妙结合，相互交错。尤其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为历来诗论家交口称赞，千百年来为人传诵不绝。关于这联佳句的创作过程，竞流传着一个神秘的故事。钟嵘《诗品》"谢惠连"条引《谢氏家录》说："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竞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这种传说，令人难以相信，但从中也可以窥见谢灵运本人对此二句诗也是颇为得意的。其实，这联诗句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们不加雕饰，不用典故，自然天成，好似"初发芙蓉"，诚如叶梦得所评论的"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备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
(《石林诗话》)"祁祁"二句，是由写景转为抒情的过渡，诗人触景生情，面对一片美好的春景，他想起了《诗经?豳风?七月》和《楚辞?招隐士》中那些令人伤感的诗句(《七月》中的"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招隐士》中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不觉产生了思乡之情。"索居"二句是说：跟亲朋好友离散而孤独地生活，容易感到日子漫长，也令人心神不定。最后二句，以保持节操、避世隐居来安慰自己，收结全诗，意思是说：保持清高的节操，难道只有古人能做到吗?避世隐居而没有苦闷，这一点今天已在自己身上得到印证。
毛泽东极善于运用辩证法这把锋利的解剖刀，来剖析客观事物，抓住主要矛盾。他在阅读了谢灵运这首《登池上楼》之后，敏锐地指出："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这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当然，谢灵运的徇禄穷海，出任永嘉太守，原因是复杂的。他在这首诗中，只不过从自身方面来检查自己，认为自己智力欠缺，难以人世做官；体力差劲，不能胜任归隐躬耕。他在上层统治人物权力斗争中屡次受排挤、打击，虽有切肤之痛，但不便明言。他的难言苦衷，毛泽东是洞悉的。毛在指出《登池上楼》这首诗"通篇矛盾"之后，结合谢灵运的生平遭际，进一步强调"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晚节造反，是谢灵运跟上层统治集团掌权人物矛盾激化的结果。
再看《岁暮》：
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逝年觉易催。
这首诗，大约写于义熙十二年岁末(当时西历已跨入417年)。该诗写作者长夜不寐，忧思难解，感叹岁月如流、人生易老。
"殷忧"二句，写自己被深重的忧愁干扰得不能人睡，因而苦于长夜难明。"明月"二句，承前二句，因夜不能寐，故起床临窗眺望，见到皎洁的月光照射在皑皑的积雪上，更显得耀眼，耳中还听到了北风劲吹，发出怒号。这二句是写景名句，作者以明月之高，积雪之广，朔风之狂，来显示大自然的力量；并且跟这清旷、广袤的宇宙相比较，显得人生是多么渺小，人世是多么短促。同时，这两句诗，在平易流畅中也表现出作者深厚的锤炼功夫，句中的"照"字、"劲"字、"哀"字，都用得极好。"明月照积雪"，这明月不仅照着大地上的积雪，也照射着因愁而难以入眠的诗人，诗人忧愁的心情，从中得到曲折的反映。"朔风劲且哀"，用"劲"和"哀"来修饰"朔风"，使"朔风"这一物象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总而言之，诗人在这两句中巧妙地将景与情溶为一体，正如王夫之所称述的："'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者也。"(《姜斋诗话》)最后二句，诗人感叹时间流逝、人生短促。他觉得世上没有久留之物，随着时间流逝、草木都要凋枯的，岁月也在催人衰老。
对这首情景交融的名作，毛泽东表现出由衷的喜爱，他在阅读此诗时，每句都划了圈，有的还加了三个圈。
最后看《斋中读书》：
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卧疾丰暇豫，翰墨时间作。怀抱观古今，寝食展戏谑。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
此诗大约写于永初三年(422年)冬。斋，为谢灵运的读书斋，在永嘉郡城。
"昔余"四句，回忆年青时，自己游京城建康就未曾忘情山水，何况现今被贬永嘉，思想和行动都落得清净自在。"虚馆"四句，写他上任以来，由于实行道家的无为而治，衙门没有诉讼案件，因清静，故鸟雀群集，还因卧病多空闲，因而有充裕时间写作诗文。"怀抱"六句，意思是说：自己勤奋读书，从古今书籍中来了解前人得失，以资借鉴；废寝忘食，来领会书中所显示的戏笑之事，自己从古书中也悟出一些道理，像长沮、桀溺那样归隐务农实在太辛苦，像扬雄那样做一名郎官，几乎送命，受人讥笑。
(扬雄，字子云，西汉人。成帝时，献《羽猎》等四赋，为郎。新莽时，为大夫。王莽以符命事杀甄丰、甄寻父子，又将刘歆之子刘菜流放。扬雄也受牵连，当治狱使者来收捕他时，他正在天禄阁校书，自知难以免祸，遂跳阁自杀，未死。后来真相大白，才免予追究。扬雄曾任郎官，官位不高，因值勤时手持戟，故称执戟。)扬雄执戟，也够疲累的，长沮、桀溺务农辛苦，哪里谈得上欢乐。这里，也充分流露出诗人的矛盾心情：归隐务农，吃不了这种苦，做一个地位不高的执戟之官，也太劳累了。最后二句，是说世上的万事万物很难达到尽善尽美，不能尽如人意。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庄子所说的通达人生、超脱现实的办法去做，听其自然，无所追求。
毛泽东对这首大胆倾吐情怀的诗，也甚为喜爱，他逐句圈画。在"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诸句末，都划了三个圈，大概他在关注这些诗句背后所蕴含的矛盾，,情。
除了上述三首诗外，毛泽东对诗中描绘自然山水的清丽诗句，诸如"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邻里相送方山》)、"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垒，洲萦渚连绵"(《过始宁墅》)等等，都在句旁画着直线曲线、曲线加直线。句子下面也都连画两个圈、三个圈。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对谢诗的关注之情。
《临川被收》"是造反的檄文"
在上面所引的毛泽东对《登池上楼》的批语的最后有这么一段文字："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这里引的这首诗，见于《宋书?谢灵运传》："司徒(刘义康)遣使随江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逆，遂有逆志，为诗日：'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治罪。"此诗原无题，焦兹校勘并刊行的《谢康乐集》，加了题目，名《临川被收》。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作《自叙》。
这首诗写于元嘉十年(433年)。诗的首句"韩亡子房奋"，说的是西汉张良之事。张良，西汉城父(今安徽毫县东南)人。其祖、父均为战国韩王相。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张良立志发奋为韩国复仇，倾其家财收买刺客，击秦始皇于博浪沙，未击中，逃匿下邳。后辅佐汉高祖刘邦灭秦，定天下。次句"秦帝鲁连耻"，说的是鲁仲连义不帝秦之事。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一生不仕，专为人排难解纷。赵孝成王七年(前259年)，秦与赵因争韩国的上党，激战于长平，赵军大败，降卒四十余万皆被秦军所杀，此后赵国国力大为衰减。赵孝成王八年(前258年)，秦军进围赵都邯郸，形势非常危急，遂求救于魏，魏安厘王惧秦，名义上发兵救赵，但暗中派将军辛垣衍劝说赵王尊秦昭王为帝。这时正在游赵的鲁仲连知道此事，他从道义上坚决主张抗秦，于是向辛垣衍陈述帝秦之害，辛垣衍以为很对，表示"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知，乃将其军队后撤五十里。
三、四句，就张良、鲁仲连二人事迹发表议论。谢灵运认为张良与鲁仲连都曾浪迹四方，是放情江海之人，却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他们的忠义行为深深地感动后世的君子。当然，诗人本人也在被感动的君子之列。诗中，流露出作者对张良、鲁仲连忠义之举的钦佩，要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忠义之士。为什么毛泽东说这首诗"是造反的檄文"呢?这里所说的"造反"，联系前面"晚节造反"的意思来看，是指谢灵运在临川内史任上执录朝廷命官郑望生，"兴兵叛逆"，以抗议刘宋王朝对他的不公，对他的压迫。再联系他在广州临刑时所写的《临终》诗来看，诗人赞颂忠于西汉王朝、反对王莽篡权的龚胜、李业等人，实际上暗寓着诗人对晋室的怀念之情，对刘宋王朝迫害自己的控诉。这种抗议和控诉，不是造反，又是什么?因此，毛泽东将这首诗看作是谢灵运最后向刘宋王朝执政者公开摊牌的"造反的檄文"。说是"造反的檄文"，这是毛泽东对谢灵运创作心理深人剖析的结果。
"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
--毛泽东与王勃
毛泽东在阅读清代项家达所编的《初唐四杰集》时，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遇饯崔使君序》一文的标题前，画着大圈，并"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于是写下了长达一千多字的批语。批语中称王勃"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后来"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对于王勃这位"英俊天才"之死，毛泽东发出深沉慨叹："惜乎死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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