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篇 中美关系基本透视和战略分析（1）
中美关系基本透视和战略分析
时殷弘
自“9?11”事件、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至今，美国遭遇就苏联衰落以来空前严重的困难和挑战，其国际权势广泛和深刻地局部逆转。这样的事态发展最直接地说是由跨国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后局势导致，它们造成了对美国国家资源、精力和注意力的长时间重大牵制，使之无法较多效能地阻滞在大国间的权势对比格局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发生和发展着的主要趋势，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这是美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两难。然而，将中国崛起和美国对此无奈归因于美国“无力东顾”是错误的。即使假设美国没有遭遇跨国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争给它带来的巨大和严重的后果，它也必然经历由中国迅速崛起造就的“权势转移”趋向，那首先是由３０多年前*发动的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经济持续腾飞引起的，而这腾飞完全未“得益于”中近东事态对美国国家资源、精力和注意力的重大牵制。不仅如此，即使假设美国未曾受到这牵制，能够继续像“9?11”事件以前许多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愈益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东亚太平洋，它也无法真正有效地阻滞中国崛起。其原因在于，中国崛起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等等广义的“软权势”，就此而言美国压倒性地侧重于军力部署、军力增进、军事同盟构建和强化的对华防范战略是一种很不适切的战略，或者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自１９９６年克林顿政府与日本制订“美日安保新指针”以来，哪年哪月美国不在主要针对中国加强其西太平洋军力和军事同盟，但与此同时哪年哪月中国不在成功地增长自身的国力和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对华战略防范和阻滞是两个至今并不真正相交的大轨迹，或者说中美之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不对称竞赛”，亦即中国见长的经济/外贸/外交影响对美国见长的军事能力的“竞赛”。全世界现在都很清楚，中国正在这“不对称竞赛”中逐渐取得两者相权总的相对领先趋势，尽管这趋势并非全无逆转可能。
美国权势相对衰减背景下的美国战略困难并不止于上面所说的一切。事实上，可以认为美国缺乏真正内在连贯的对华大战略：遏阻中国发展则内外力不从心，并且会起对美国甚为有害的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反作用；“包容”中国（首先是经济意义上的“包容”）则显著增进中国的力量发展和国际影响，形成美国对中国的非同小可的经济和财政依赖，同时并无可以据此按照美国意愿和意识形态去根本“改造”中国的确凿希望；与此同时，对华战略中势必彼此多有抵触的两大成分难以被真正协调起来和被赋予各自恰当的分量。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政府显现出更连贯、更成熟和更高效的对美大战略，亦即在坚持中国紧要利益和发展中国力量的同时，持之以恒地避免不必要地刺激美国，防止美国形成较强烈的被挑战感，高度注意争取控制中美关系中的对立成分，积极采取旨在增信释疑的言行和必要时做出有限的妥协举措，并且尽可能促使美国政府较多地追求对华协调与合作。这一对美大战略的成就已经相当巨大。
关于美国权势和中国崛起的上述所有事态构成了美国晚近对华态势和政策调整的主要背景和缘由。近两年来，美国政府的许多对华言论和相关行为显示，它已开始考虑和倾向于在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的前提下，在更大范围和更长远意义上接受或迁就这崛起。与此相关，美国政府在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增进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尝试加强对华外交竞争的同时，系统地增大和拓宽对华协商和协调，并且将此置于美国对外和对华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的位置。此外，它既出于无奈，也出于对损伤中美全局关系的顾虑，在它实际上相当疑惧或深为不满的某些重要方面采取或试图采取比先前“容忍”甚或“容忍”得多的姿态。总之，即使在较长远的未来不无可能逆转，美国仍已形成一种首要的对华态度和政策，那就是将中国当做至少目前在和平地崛起的一个未来很可能的世界强国对待。美国政府的这种基本动向与中国成功的对美大战略一起，构成中美关系总体上比较良好的两个重大原因。
政治篇 中美关系基本透视和战略分析（2）
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也许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美经贸矛盾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的、独立的和愈益增进的重大意义，并且在弥漫“中国是世界工厂”和“中国大搞不公平贸易”的美国公众意象中越来越被“政治化”；中国在东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多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由经济必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中国抵抗美国压力和对美竞争影响的自信心愈益增进，中国大众中的对美民族主义逐步高扬；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在某些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已开始真正触痛美国的过敏的神经。
在这些事态发展中，尤其重大的是：①中国对美贸易持续的巨大顺差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突出议题之一，并且已处于与先前相比保护主义舆论气氛变得远为浓厚的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之中；②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已成为（或接近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家和保守派特别耿耿于怀的一大忧心事态，“中国军事威胁论”已经升级到远超出台湾问题以外；③中国外交／经济影响的广泛扩展和迅速增进已引起美国所有各派对外政策精英的不快、嫉妒和忧惧，对于中国在东亚、非洲和中东的进展尤其如此：从长远看，军事领域的未来前景最值得予以长远的首要战略关注。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出发，决心实现军事现代化。这一矛盾并非全无可能损毁中美关系的未来。
鉴于中美关系的上述所有基本形势，中国可以也应当一方面继续快速增长国力，积极扩展国际影响；另一方面更认真地注意控制变得更深刻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增进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责任”承担，扩大中美之间的磋商范围，增进其磋商深度，保护中美之间互惠的经济交往，发展中美之间有选择的战略合作，继续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未来较多地放心。
至少在今后几年内，关于中美关系，中国最需要重视的是正在变得更重要更突出的中美经贸矛盾，明了经贸问题上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趋向，懂得争取在治标和治本两方面缓解中美经贸矛盾的头等重大意义。这关系到保护中美关系和中国崛起的外部有利环境，并且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主导下的转换争取足够的时间。需要在护卫中国紧要的经济安全的同时，主要以积极、慎重、有限和渐进累积性的妥协努力，防止美国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压力发展到异常严重的地步，防止（也许极而言之）西方主要经济体愈益倾向于断定根本的自由贸易原则和经济全球化须予废弃或逆转。
为此，关于某些最重要问题的适当认识和判断至关紧要。第一，中美贸易矛盾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或许也是在世界上被最为广泛地认识的原因）是在中国一边，此即中国多年来的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第二，也因此，以更大的努力和更好的方略争取中美贸易矛盾的实质性缓解和中美贸易基本平衡的逐渐实现意义非常重大，它们不仅关乎中国的对外大战略，也关乎中国的总体大战略和基本发展方向；它们与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转变中国发展模式这一历史性的头号任务密切相关。第三，中美贸易矛盾这一经济问题确实是处在一个近乎决定性的和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之中，就此而言纯粹的经济论辩效用不大。什么叫“近乎决定性的”政治环境？这就是指政治远不只是由经济学家、大公司和商人决定；特别在美国，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投票选举美国国会和总统的那些人决定，而在中国也有愈益重要的广义的公众舆论。什么叫“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这主要指中美贸易关系在美国被广泛地“政治化”，即出现了一种非常广泛的意象——几乎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将中国简单化地设想为世界工厂，大搞不公平贸易。持有这种意象的美国人太多了，要他们听从复杂的经济道理至少一时不太可能。第四，对中美目前的贸易关系（一种仍包含“谁得到较多”这一问题的互惠互利的关系）要有一项常识性的理解：哪个获益相对较多？哪个有着相对最为听似有理的抱怨？中美贸易关系的当前状态是否跻身于中国当前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环境之列？
政治篇 中美关系基本透视和战略分析（3）
在军事能力发展问题上，中国既要坚持军事现代化和发展中远程投射能力，又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将军力发展置于国家大战略的总体框架内，更仔细地平衡主战略与次战略的关系、增长军事实力与消减不利反应的关系，在军事透明度问题上更精明地与美国周旋，争取促使五角大楼和美国防务知识界内的对华温和势力逐渐增强。中国还需要开始高度关注和努力缓解在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上逐渐突出的与西方国家的重要矛盾。与此同时，中国应当争取“赢回”在朝鲜问题上的主导或部分主导地位。中国还应当更主动更有效地推进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体制的生成，高度重视美国在亚洲晚近得到加强、并且很可能继续加强的对华外交竞争，更积极更精明地从事这主要是关于造就朋友、赢得善意和加强柔性影响的比赛。
对于中国的大战略及其实践来说，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存在三大新近浮现的有相对长远影响的问题，它们在未来可以变得甚至更为显著。第一，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关于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不断重申的保证现在开始变得局部地“不相关”，因为它既依靠言辞宣示也依靠实际行为业已如此成功和有效，以致西方大多数“知情听众”（包括美国政府）实际上显然相信中国现在是和平的，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或至少大体如此；对它们来说，愈益需要的是中国关于自己“负责任的崛起”保证——同样既依靠言辞宣示也依靠实际行为的保证。
第二，由于美国的相对弱势，也由于从它在伊拉克和中东的巨大的战略／政治失败中学得的教训，第二届布什政府与第一届相比已变得远不那么单边主义；与此同时，它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不满它们看来的中国“单边主义”（那与它们大致赞扬的中国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并存并行），例如在中国的反卫星试验、境外能源追求、非洲外交、对中西贸易矛盾和全球环保的态度、与“不良国家”间的密切关系或对它们的所谓过度姑息等方面。
第三，中国领导人似乎仍相信重申和强调“韬光养晦”能继续有助于世界对中国的和平意图和审慎态度放心，然而事实上“韬光养晦”现在已变成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最不愿听的中国话语之一；因为，这在他们的耳朵里越来越像“免费搭车”战略，规避当今中国应当也有能力承担的“责任成本”，对他们希望或甚至敦促中国去做的事情经久地不予表态。以上三点一言以蔽之：“国际责任”而非“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正在成为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
中美关系眼下的短期图景如同长期前景一样是双重性的，其中的负面色彩比２００５年秋季往后的任何时候都浓重。自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之交以来，与此前一年多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最佳时候”相比，已有的和新起的猜疑和对立一直在变得引人注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首轮大致未获成功，第二轮虽获一定成功但相当有限，仍不足以阻止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趋向在今后更加恶化；中国反卫星试验后，“中国军事威胁论”急剧再度勃发；布什政府对中国采取几项经贸“惩罚”措施，表明它开始倾向不再着力认真抵抗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压力；在美国舆论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和所谓缺乏政治改革的不满和指责变本加厉，并且伴随着对美国长期对华战略的一大目的的严重质疑；从国内政治考虑出发，美国自２００７年１月起在朝鲜问题上的行为蕴涵对中美“利益攸关者”关系的一定损伤。不仅如此，对华态度相当积极的布什政府由于伊拉克局势而在国内处于严重弱势，而且美国党派力量对比正在变得远不那么有利于中美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很可能将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的时段视为中国的“易受伤害”期，从而为赢得中国的让步而加大在多个重要方面的对华压力。所有这些可能导向中美关系的新一轮向下波动，其间甚至有可能出现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较严重对抗和一定的“制裁／报复”较量，并且由此引起中美关系气氛的一定恶化。这与台湾等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大小风波一起，会较严重地妨碍中国圆满完成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需要尽可能防止或扭转这么一种可能的动向。
然而无论如何，美国世界权势的相对衰减和中国崛起的已有成功，无疑意义深远。关于未来前景，就其大者而言之，可以认为在中国和平崛起和社会进步持续下去的前提下，中美“权势转移”趋向很可能愈益发展，并且很可能最终导致和平或基本和平的“格局转换”，即由中美分享不同优势取代原先广泛的美国单独优势。中国可以对这一前景有较大的信心。中国和平崛起观念体系和相关战略的一大部分根本依据，连同“和谐世界”理念的一大部分根本依据，是世界政治基本性质在当代多年来发生着的变化，那就是国际政治理论家理查德?罗兹克兰斯在１９８５年著书强调的“贸易国的兴起”，或者是１９７７年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和论说的“复杂的互相依赖”。在这样的变化中，与先前的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在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以及“软权势”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重要，全球范围内国家（特别是大国）内部社会形态、基本价值及主要政策观念愈益增多同质性，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作为巨型“贸易国”的兴起以及作为“和谐世界”理念提倡国的思想和实践贡献，无疑是顺应和推进世界基本潮流的。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经和平崛起和中美关系的长期战略性操作，有确实的便利和可观的前景成为美国不得不接受并与之协调的世界强国。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政治篇 中美外交“误解”何在（1）
中美外交“误解”何在
王缉思
认识美国和认识自己
（一）我们认识美国与美国认识我们
我们中国人总以为我们了解美国超过美国人了解我们，我认为这是需要分析的。如果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讲了解，你要是问小布什是谁，老布什是谁，哪怕是路边的老太太也知道。但你要是去美国随便一个社区问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是谁，过去的领导人是谁，他们都答不上来。所以，当然是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了解程度要多于美国的老百姓对中国的了解。可是我要强调的是，一个强国和一个并不是很强的国家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同等的了解程度。比如说你现在问一个中国的老百姓印度的领导人和越南的领导人是谁，他很可能都不知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很不自然：中国人总抱怨说为什么美国人不了解我们，因为你的位置和人家的不一样啊。从老百姓角度而言，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的了解都超过了美国对这个特定国家的了解，在世界上无一例外，可以说是一个普遍规律。中国对越南的了解也少于越南对中国的了解，这是同一回事。
但要是反过来从国家和学术层面上考虑的话，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大大浅于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比如说，中国一年出版的关于美国的书有几本？不包括翻译的能有几本？美国出版的研究中国的书又有多少？我没有具体算过，但是我估计是１∶１０或者更大。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研究者的人数都大大超过中国对美国的研究。虽然说从新闻的角度上来讲，美国对中国的报道上存在一些偏差的地方，但它毕竟还是在很全面地研究，到中国来实地考察。而我们对美国的报道绝大多数还是源于美国人如何说美国。比如说飓风事件，有没有中国记者到现场去把第一手的材料拿回来？他用不着，美国电视就够他看的了。而且，我们有必要去关心美国人如何救灾吗？我们的学者又有多少深入到美国的社区去了解美国的民情，了解美国的某一个基金会、某一个公司的运作，深入研究美国的某一个思想库？作为第一手材料拿回来做第一手的研究，几乎没有，几乎是零。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可能认为我们的学术界是在做深入的研究。美国人研究中国，极为注重实地考察，不轻易相信中国发表的文件资料。喜欢足球的人都知道，中国足球和世界足球强国的差距有多大。我想说中国对美国研究和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差距，也有这么大。可有人还得意地说，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超过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我们完全没有自满的理由，而且不能从这样的一个印象出发来认为美国不了解中国。康奈尔大学校长最近在北大演讲时说，美国人学语言太差，而那么多中国人都在学外语。我当面跟他说，我不完全同意校长你这个意见，为什么呢？华裔美国人有200万之多，如果这其中有１/４的会说流利的汉语，甚至母语就是汉语，那就有50万。美国人会讲西班牙语、*语和任何一种外语的人都不在少数，因为这是一个移民国家啊。你现在说的是美国那些主流人群，但问题是有多少来自其他背景的人在给他们做政策上和文化上的支持？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有这样的一个长处：它至少可以找到几万个曾经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但我们在中国能找出多少个在美国土生土长、对那里情况十分清楚的中国公民？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怎么和它比呢？
政治篇 中美外交“误解”何在（2）
（二）了解美国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
了解美国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美国跟中国各方面的情况都非常不一样，但往往我们都会按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的各种事情。比如最近布什来中国访问，媒体采访，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布什这次到中国访问以后，美国的所谓*会不会降温？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比较大的误区：美国不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它的政治是多元化的。当然美国总统在外交上有最高的权威，但影响舆论的能力有限。美国总统任何一次出国访问，它的媒体都不会像我们媒体对自己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那样，给予那么多的关注。布什在国外讲了什么，美国许多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美国很多政治精英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他们也未必同意，也不一定跟着他的指挥棒走。比如布什说我不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说明有些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因为布什说这话他们就不担心了呢？不是。其实，布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他国内的政治目的服务，说了很多关于中国关于世界的话也是说给国内听众的。
理解一个有神论的国家
（一）中美交往过程中出现不信任，并非都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撇开具体利益不谈，中美之间还有一个大问题：不管是儒家的影响还是其他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并没有至高无上的一个神的观念。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当然信教的人数可能在增长，信仰各种各样宗教的人都有。但在美国９０％以上的人信仰神，多数人是信仰基督教里面的上帝。这造成中美之间一个巨大的反差。小布什来中国还要到教堂去做礼拜，他确实是带着宗教眼光看世界的。宗教在美国是一个无孔不入的东西，带着宗教的眼光做价值上的判断，做整个世界的判断，是和我们不信教的人很不一样的。美国人看世界是黑白分明，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但体制上还是政教分离。一些中国人看美国，认为美国人一切从利益出发，是因为他们是一切都从利益出发的。同理，美国人看中国也带着自己的先见：他看到你并不是一切都从利益出发。比如在中国的一个美国教授，他说有一次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到打鼓吹号举行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他就问旁边的翻译说他们在宣誓什么？翻译告诉他：“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时刻准备着！”他说那就是说中国没有放弃共产主义呀，从小就宣誓。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政治宣誓。他们从小就被要求很慎重地对待宣誓，不能理解这些东西在中国的意味和在美国是不一样的。他们当然认为你这主义是认真的，有对美国的政治含义的，因为他们的宣誓是认真的。你说宣誓不意味着将来要打倒美国，他怎么相信？所以美国人才会对中国领导人问这种问题：你还看《共产党宣言》吗？从功利主义眼光出发，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是世界上最现实的人，美国讲中国应该和平演变应该西化，都是为了美国要在世界上称霸，都是为了削弱中国、抢夺石油市场、赚钱等等。你跟美国人说你们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美国人说你误解了我，我不是这样的，他就要跟你急。反过来说美国人认为中国从小学就开始教育国民信共产主义，将来就是要危害美国利益的。而我们说不是，于是就相互防范。现在两个国家不再为这种问题吵架，只是心里头还都这么看待对方。要挖掘这个根源，和信神不信神就有关系。进一步说，要真正了解美国，要了解他这个社会是如何构成的，政策是如何决定的，就要钻到他们的心里去看个究竟。你不需要赞成他，但需要了解和理解他。
政治篇 中美外交“误解”何在（3）
（二）美国人既“唯利”，也“唯神”、“唯法”
为了政治目的美国人可能不择手段，比如说美国总统本人犯了政策上的错误（硬说萨达姆有核武器或者生化武器）或者生活上的错误（和莱温斯基有染），他就要掩盖，这里面就是一个利益，是一己私利。那么他的反对派为什么要挖出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利益的问题。这些该是利益的问题就要从利益的角度分析，并不是说因为美国人有宗教信仰就不追求物质利益。利益和价值观重合的地方就重合了，分开的地方就要追求利益，这并不能排除宗教信仰的真实。就拿克林顿的案子来说，最后他要忏悔并不仅仅要向全国人民做政治上的忏悔，还要跑到原来南方那个教区，向牧师、向教堂里的人说我这件事情做得对不起上帝。美国人认为既然信上帝就不应该干这种事，而且尤其不该干了这事后还撒谎，这比犯生活上的错误还要坏。如果用唯利是图的眼光看，克林顿虽然犯了生活上的错误，但他的政绩不错，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还揪他的辫子干什么？可是美国公众仍然要用道德眼光来审视克林顿的错误，很多人都同意通过司法程序去解决是否弹劾他的问题。可见，美国人既“唯利”，也“唯神”、“唯法”。
（三）精神信仰的力量
精神信仰的力量当然起作用，美国现在为什么这么保守，为什么在世界上那么横行霸道，这与宗教右翼势力的上升绝对是有关系的。社会越往保守的方向走，看世界就越带一种宗教的眼光，而且越需要用近乎于宗教的语言来阐述哲学观。比如布什到日本，说日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别的国家应该跟他学，中国台湾也是一个*的模式。他没直接说大陆应该怎么样，但是暗含这个意思。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到世界上会这样说话吗？国家间关系跟*自由有何相干？别的国家说的都是另一套语言，能做生意就行，但美国总统到世界上一定不能忘掉他这套语言。美国的确也时时处处都想着利益，但一个信教的人眼里看到的利益跟一个不信教的人看到的利益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方面也不一致。比如说，如果你不是教徒，那么以色列的几块巴掌大的地方，或者是印度的几个神庙，阿富汗的几尊佛像，争它干什么呢？但对于信教的人，这些地方就比石油比水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这就是精神信仰的力量。
（四）美国最强调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宗教眼光
这就是双重标准。如果把沙特*弄成一个*国家，那么可能更反美，这些是肯定的事。所以这里面有利益，但美国在所有的大国中仍然是最强调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宗教眼光的，这两点都要看到。美国的解释是：我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必须要暂时牺牲某些利益或者原则。这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也是这样，为了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可能要做一些妥协。
美国对中国的偏见
（一）对美外交还有哪些需要摆在台面上
其实差不多所有问题都谈清楚了，只有一个问题没谈清楚，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中国人给海外来宾的名片、出国印的名片，很少有标明自己党内职务的。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写进了党章和国法的。好像这些跟美国无关，不需要美国人了解。美国人就会觉得很奇怪，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对它是不透明的。其实，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应该跟美国人公开地、理直气壮地介绍共产党，以及它在社会中的地位，所承担的责任。美国人或许会感兴趣，从中看到我们的自信心。
政治篇 中美外交“误解”何在（4）
（二）美国的政界对中国的偏见
美国政界是了解中国的，可是了解之中却有一种我们认为是偏见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中国看成与过去的苏联很相像。这就产生两种人，一种就是由于对中国不了解，缺乏感性的认识，对中国的“*化”产生幻想；另一种人就是怨恨，认为你一切制度都是不透明的，一切都应该从负面来解读。
（三）中间意识形态的作用
这对于中国来说主要涉及国家政治体制及政治利益的问题。作为一个基本政治体制不发生任何变化的国家，经济发展那么快，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从长远来说如果中国这一条道路是成功的，那就意味着跟美国政治制度形成竞争的一个国家出现了。迄今为止，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成功了，尽管有些不太成功的地方，但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如果中国真正成功了，在美国眼里就意味着是“异类”国家的成功。这对美国就是一个大的冲击。
大国相处之道
（一）中美两国很不好打交道
对美国来说，它既觉得中国的体制是异类，难以信任，又不能回避中国是一个同美国有利益交叉的大国。对于缅甸政府，它可以简单地就昂山素姬的待遇表示抗议，一方面是想在全世界推行*，另一方面缅甸对它来说利益相关性不大，它可以制裁缅甸，但不怕缅甸来制裁它。但对中国就不一样，很多问题上绕不过去，比如在反恐、朝核等问题上必须有中国的配合，必须注意中国方面的态度。这就造成了两个最难打交道的国家，又必须打交道。
（二）要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
随着舆论和信息渠道逐渐开放，对于美国的经济建设、法治、人民生活水平，大家都形成了基本共识。我们做过各种民意测验，包括在一般党员干部中间作一些调查，基本上大家都说美国的市场经济和国内治理是不错的，美国的*对它自己来说是有利的，但我们照搬总是不行的。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我们要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所以对美国的看法是积极还是消极没什么关系，但不要连到中国国内来。
（三）中美两国需互相介入
比如说，美国的霸权政策是一个坏东西，因为它给世界带来了不公正，也给某些地区带来了不稳定，比如说伊拉克。但我们的思想不能简单化。如果美国衰落了，它给世界带来的冲击也不会小。苏东巨变前我们并不希望苏联强大，但当苏联消失后我们又感觉这个世界不平衡了。如果美国现在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么全球３０％的经济就没有了。如果他在全球的经济份额从30％降低到20％，那么我们购买的美国证券不就贬值了吗？如果美国的经济下跌，我们还怎么和美国人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大的购买力了，我们的纺织品、家具、玩具、电器等，只好另寻出路。所以说我们不能盼着美国下跌。现在如反恐等一些问题上美国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虽然有不公平，但却也是一种稳定。为什么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我们要进行支援呢？难道说完全是给美国人做姿态吗？不是，是因为保持地区的稳定、保持石油市场的稳定是通过大国合作来实现的。这里面是有矛盾。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一切都是美国说了算，这是很肯定的，但是如果美国一切都说了不算，那么，我们又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好处？普通公众不需要这么想事，但是从战略谋划的角度，就必须想得周全一些。
（四）未来１０年或２０年的中美关系
我想目前这样一个趋势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首先，美国把*激进主义当作它的主要对手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冷战后多年的事实与思考所证明的东西。另外美国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强的国家，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其实也涉及价值观的问题。*激进主义的价值观跟美国现在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是非常相逆的。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不会把中国看成是主要的敌人，这相当长是多长呢？不知道，而在这个过程中间中美之间的合作又会进一步加强。美国不把中国当敌人，而中国也不想把美国当敌人，至少可以说中国不愿意美国把中国当敌人。当美国人说中国是敌人的时候，我们不高兴，要加以驳斥，这就说明我们不希望美国把我们当敌人，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不希望把美国当敌人。如果双方都没有这种意愿，怎么有这种可能呢？曾经有人把台湾问题估计得非常严峻，好像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中国就没法崛起，没法发展，非打仗不可了。现在我们两手都硬起来，换一个思路，就柳暗花明了。既不跟美国迎头相撞，又能促进国家建设和祖国统一，是能够做到的。这是在中美关系中，我们最大的国家利益。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政治篇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1）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
王希恩
“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通称，又具有一定的实在性，属国家层次上的民族。这一民族的凝聚力有其历史的传统，也有现实的特点。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其民族凝聚力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更新和重构。
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自古就有很强的凝聚力。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讲：“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一评价不失公允。但论及这种强大凝聚力的维系因素，则不能不推究于古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民族关系。
（一）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业文明
小农经济是这种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而建立在这一经济形态之上的国家体制则高度集中和统一。*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为小农以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一般可以满足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所需，有条件将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即便出现常有的土地兼并，形成豪强割据，他们仍能自成一体，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天然具有的这种独立性、分割性使得建立其上的政治体制必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统治民众，调动社会，完成国家所应承担的使命。自秦朝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后，中国政治体制的专制程度逐步加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体制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它的权威性和运作的有效性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运作对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社会的凝聚作用也是极为有效的。
(二）以儒学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有着强大的凝聚作用
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需要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来克服它所具有的离心性，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来维系它的存在和稳定。始自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衰，并非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而是因为它最适合古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既是一套政治规范，又是一种道德伦理，正是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统治和社会稳定所需要的。此外，“大一统”观念，宗法意识等也对专制统治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强化作用。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得以产生和维护的强大精神因素。
(三）中原较高文明的吸附和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的互补构建了各民族之间的依存关系
中国自古多民族，而多民族的国度却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聚而不散，重要原因在于其特殊的民族结构。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对周边民族有着一种持续的吸附力，而周边民族也由此不断向中原地区辐集，主动学习汉文化并努力与其同化。历史上，不论是汉族主宰中央政权，还是少数民族统治“天下”，少数民族的“内附”和汉化都从未中断。以金戈铁马打入中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统治，但却在文化上倚重汉人，倡行“汉制”，并极力以“中国”正统自居，这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一体”性关系更有着经济基础的牢固支撑。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经济方式的互补性决定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相互依存性。“茶马互市”是农牧两种民族进行产品交换的正常形式，而“寇抄”、“侵掠”则是在正常交换中断之后，畜牧民族对农产品所需的非常性表达。所以，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有着经济因素的强烈制约。
政治篇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2）
中华民族自古既有的凝聚力有其特有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支撑，是中国社会几千年“超强社会聚合机制”的必然反映。然而，这种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只属于古代中国，随着近代历史大门的开启和现代化的推进，这一切都被彻底改变了：（1）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引发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趋于解体。其后，中国经济先蹒跚而行，后突飞猛进，历100多年的发展，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和工业化早已使封闭的自然经济没有了立足之地。（2）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也终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政治的体制和观念已将专制政治逐出历史舞台。(3)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动摇了“孔家店”在中国的思想统治，不论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流入，还是*主义的传播，都对传统儒学意识形态带来了致命性冲击。(4)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随近代国势的衰微和人们眼界的开阔早已被动摇，农业文明产生的政治吸附力也因新的生产力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而逐步终结。中国务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依然存在，但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民族凝聚基础的改变当然会导致凝聚力状况的改变，20世纪初孙中山多次慨叹，“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然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尽管一度涣散，但并未崩解，相反，在1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尤其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再度得到提升，这在危及民族尊严和生存状态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每每表现出来。这深刻说明，100多年来，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凝聚要素和基础，或者说，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研究这种更新和重构是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现状的根本着眼点。
关于民族凝聚力的概念有各种表述。我理解，所谓民族凝聚力是民族自身的向心力及内部的聚合力。民族向心力表现为民族认同、民族的政治核心认同和社会主导意识认同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而民族内部的聚合力则表现为社会不同局部或群体之间的团结统一及其效应。据此，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问题，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上述几种认同的确立、国家统一、社会和谐及经济基础的重建问题。
中华民族自觉认同的确立和巩固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就国家层面的民族而言，社会成员的民族认同是与国家认同基本一致的。
民族认同的发生是从族别上确认“我”与“非我”的过程。促使中华民族自我认同发生的“非我”参照物是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外国列强。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国土沦丧、主权丢弃的“亡国灭种”危机将国人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推进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但是，将这种认同真正建立在“民族”之上并使其得到巩固的，则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先进的中国人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改造中国、统一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以“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为代表的传统民族观念在多民族的中国自古有之，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思想则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要靠民族主义。因为民族观念，“根于天性”，“今日若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中国乃真亡也”。世纪之交和稍后由中国人创办的中外报刊大量介绍和宣传了西方民族主义的作品，形成了一种蓬勃的民族主义思潮。
政治篇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3）
西方民族主义为中国人挽救危亡提供了一种思想启迪，这就是拯救中国要以“民族”的意识、形式和精神，而这种“民族”只能是依傍于国家，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但这种认识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1894年11月他为兴中会所拟章程中的表述：“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这是“振兴中华”口号的最早提出，而且这里的“中华”与“外国”对应，明确是指中国和中国人。但是，此后他又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使“中华”与汉族、“鞑虏”与满族等同起来。
维新派反对革命，主张走改良之路，在*上则提出“满汉一体”、“满汉同族”。康有为在其《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中开宗明义：“奏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并建议将中国国号改称“中华”。值得注意的是，本摺为康有为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所奏，他所提倡的“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和将国号改为“中华”与孙中山稍前所提的“振兴中华”目标及后来的“*”的国号是一致的。同时，他提请光绪帝留意欧美的“民族之治，凡语言政俗，同为国民，务合一之”，明显也是以将全体国民塑为同一民族为宗旨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一般而言，民族认同的直观表现是对统一族称的认可，中华民族认同也如此。康有为在对清廷的上书中已隐含了这一意思：应“删除满汉名字籍贯，而正定国名，即永名中华国，上自国书、官书莫不从同，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建一国，并当同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疑，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这里表述的五族“同建一国”，“同为中华人”，明显是与后来的中华民族概念相结合的。
梁启超是西方民族主义概念的最早传入者和阐发者，自1902年起便力倡“新民说”，意在培育国民的*意识、人文素养、进取精神，从内在精神上强国兴邦、振兴民族。同时他反对“排满复仇”，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主张。这一思想也为国家层次上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做了铺垫。
“中华民族”一词于20世纪初年较多地出现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言论中，只是这时还更多的是“汉族”的同义词。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建立了“*”，实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以“中华”为国号的共同理想，也为“中华民族”概念的流行和含义的扩展开拓了政治空间。随着推翻清朝统治革命任务的完成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民国建立之初的孙中山马上提出了“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的主张，同时将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为新政权的国旗。于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基础之上容纳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观念正式出现。然而在其晚年，孙中山又提出了“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国族”理论。他极力推崇美国的民族融合模式，建议“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这就将“中华民族”演绎为以汉族为核心的，需要对各民族加以同化才能完成的正在建设中的“国族”。
政治篇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4）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同化思想，直至后来提出了所谓中国各民族为同一民族之“宗族”的理论，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评。
将“中华民族”拖出同化论泥淖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它也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其“二大”政治纲领中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其中的“中华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明确为国家层次上的民族概念；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批判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将“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政策视为“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这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基于民族同化思想的中华民族观划清了界限。但同时期党的文献在使用“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概念时又常与“少数民族”相并列，这又说明党对“中华民族”的理解还不够明确或自觉。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迫近和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使用渐次增多，而且多用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语境之中。1934年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讲到：“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己。”这里的“中华民族”被明确地作为“中国人民”的同义语。1938年11月6日，《*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提出了“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的“全中华民族”或“中华各民族”标注为“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而1939年由八路军政治部所编的政治课本中更明确写到：“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至此，摆脱同化论和大汉族主义的中华民族概念完全自觉了。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这一使用充分体现了*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对团结各民族人民完成*革命，乃至后来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都产生了巨大的凝聚作用。而在此基础上的中华民族认同也更加深入人心。应该说，自“中华民族”概念出现以后，不论是基于同化论还是基于民族平等原则，也都得到了少数民族不同程度的认可。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在沙俄策动下谋求独立，而爱国的蒙古王公则力陈“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坚决反对分裂。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的侵略促进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巩固和深化，各少数民族普遍将自己置入“中华民族”的范畴之内。1933年，企图策划内蒙古独立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布)在其制定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中，称“蒙古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将因日本的侵略导致国土沦陷称为“我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尽管此言意在掩人耳目，但却透露出“中华民族”意识在内蒙古地区的强大影响。1936年，在西康甘孜县建立的藏族自治政权称为“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而当年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其“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中则呼吁：“为我大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这都是当时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的具体反映。由于我国是一个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故少数民族对各民族统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可态度对检验全国民众的民族认同就有着更实际的意义。
政治篇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5）
中国的历史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后又经过了抗美援朝和对外自卫反击战以及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些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不断磨砺中华民族精神的风雨历程，一步步地巩固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民族政治核心与社会主导意识的历史选择
（一）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选择和确立
民族政治核心即是能够团结全民族的政治集团，而在现代社会一般就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和政府。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而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选择和确立始终是这一历程的中心环节。
19世纪末，内外交困的清朝统治风雨飘摇，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率先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发动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动员，屡次策动“公车上书”，力陈自己的政治主张，继而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在自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103天的时间里，他们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教推出了一整套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新政”，并一度入朝参政，创造了维新派主导中国政治的辉煌。然而变法维新很快失败了。代表旧势力的慈禧后党以囚禁光绪帝，逐杀维新派领袖和废除新政的全胜结局完结了维新派的政治尝试。维新派的失败在于社会基础的薄弱。他们所倚重的光绪皇帝势单力薄，同时远离人民大众。
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走向历史舞台。11年之后，由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结盟而成的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个党推孙中山为总理，以“三*义”为旗帜，一度代表了中国社会的新方向。他们不畏牺牲、前赴后继，以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体制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以《*临时约法》的形式规定“*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确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同时颁布了其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发展的政策法令。辛亥革命及其“*”，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中华民族奉献的最可贵的政治遗产。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至少在20世纪前20年的时间内，他所领导的政治力量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但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的涣散和帝国主义的挤压，他们最终没能成为主导中国政治的核心力量。
袁世凯是中国由君主专制向共和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其后，由袁世凯营造的北洋军阀各方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叠次表演。政局混乱伴随的军阀混战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种为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政治集团是根本无法为全民族所认同的。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革命起家。1927年他们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口称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以实现“三*义”为己任，但实质上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国内实行的是具有封建法西斯专制性质的“*”体制。出于民族意识，也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这个集团曾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共同领导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全民族抗战。但它*、反人民立场的顽固坚持，使它对中国较长时期统治以及抗日战争赢得的声誉并未换来人民的认可，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地位始终没有得到确立。
政治篇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6）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领导的革命运动与*主义相结合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他们又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能够与农民阶级结为同盟，这就使它具有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调整策略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全民族卓有成效的动员、组织和领导才保证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它在危亡时刻表现出的民族大义和牺牲精神也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戴。抗战胜利之后，它又及时地将蒋介石集团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内战变成了最终推翻其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也宣告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丧权辱国时代的结束。
与*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该怎样走，中国共产党也历经了艰难的探索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明确起来。这是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短短20多年的发展便已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贫弱，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富民强国的梦想。
（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选择
政治核心的选择本质上是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同时也即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选择。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将儒学理论打倒在地的同时，也将自由主义、三*义、*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乡村建设理论等推向历史前台。这些思想流派相互进行了激烈的理论争辩，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主张改造中国社会，但真正得到历史检验的是自由主义、三*义和*主义。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理论体系。19世纪末，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章率先将自由主义引入中国，并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进一步发挥，同时付诸于维新变法的实践。新文化和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将自由主义大大彰显开来，使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他们提倡政治*，个性解放，抨击专制统治，极大地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统治。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严重对峙为自由主义的回潮提供了契机。以*同盟、*建国会和九三学社等*党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求一个“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梦想在中国建立一个以“中间”力量为主体的政府，实践他们的*蓝图。但国民党的严厉*打破了中间派的幻想，迫使他们在两种政治立场之间作出选择。于是随着他们政治立场的分化，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
以所谓“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义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精华。辛亥革命和“*”的创立是三*义的成功实践，但革命成果的丢失和以北洋军阀政府为代表的专制统治的重建却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缺憾。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孙中山旧三*义向新三*义的转变，为国共合作基础上的中国革命高潮以及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前提。然而孙中山逝世以后，执掌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对三*义做了歪曲性的继承。他们把其中的民族主义变成了依赖外国、大汉族主义和恢复封建道统，把民权主义变成了*和“一个领袖”的专制集权，把民生主义变成了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官僚资本和摧残民族资本。因此，这一理论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也便破产了。
政治篇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7）
*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将*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主义理论。新中国建立以后，党领导国家胜利完成了从新*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与之相应的*理论和“*”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执政于中国，是历史的选择，各民族人民接受它的领导，自觉维护它的执政党地位就是对它作为民族政治核心的具体认同；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就选择了中国化的*主义，因为这种思想体系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凝聚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而当中国历史完成这些选择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政治核心也便实现了更新和重构。
中华民族内部聚合力的整合及基础的更新
除了以民族认同、政治核心和主导意识形态认同为内容的民族向心力之外，民族凝聚力的另一个要素即是民族内部的聚合力。因此，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也必然表现在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整合，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冲突的消弭和利益的协调上。而这种内部要素的统合和协调也与民族向心力的形成同步，都是在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整体社会发展中逐步实现的。
（一）政治统一的推进
政治统一是实现民族内部聚合的前提。因而消除割据和分裂也便成为提高民族内部聚合力的首要内容。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军阀首开军阀割据之先河。他们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对内搜刮无度、祸国殃民、混战连年不息。北洋政府的军阀统治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带来的革命高潮和北伐战争所颠覆。蒋介石靠对革命力量的*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利用，于1928年取得了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和全国政权，并经过两年的征战击败了各路“新军阀”，但全国的政治统一并未实现。这种局面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便彻底完结了。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消除了军阀割据，巩固了边疆，而且随着国力的增强完成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这使中华民族内部的聚合力得到空前提升。
（二）阶级对立的消除
以阶级对立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分化是离散民族聚合力的社会根源，因而消除阶级对立就成为增强内部聚合力的根本条件。旧中国是一个阶级对立十分尖锐的社会。毛泽东曾按经济地位和对于革命的态度把旧中国的各阶级划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者、小知识阶层)、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半游民无产者。这其中，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附属于帝国主义，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和部分小资产阶级则是社会的受压迫者。他们与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构成两种对立的阶级。但是，自3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又形成了一个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与全国各劳动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普遍对立的阶级力量。于是，除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之外，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华民族内部阶级对立的主要内容。沉重的阶级压迫必然导致强烈的阶级反抗。据研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50年大陆解放的29年间，全国有记录的革命起义有近千次。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的，也有广大群众自发的；既有几十万人的大起义，也有千百人乃至几十人的小起义。这是劳苦大众对阶级压迫的激烈反抗，也是中国社会分裂的直观反映。
政治篇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8）
中国*革命的完成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从经济基础上消除了阶级对立的根源。还在解放战争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在解放区领导了旨在铲除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建立后，1949~1956年间，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阶级结构随同经济基础的变革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被剥夺，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变成了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力量。这种新*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也消除了阶级对立和社会分裂的经济基础。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社会本已得到消灭的阶级对立又被人为地发掘出来、扩大开来。1957年的“反右”、1962年以后对阶级斗争的强调，直至1966年开始的“*”，使中国的阶级意识和人为的“阶级斗争”放大到极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彻底丢弃了人为的阶级对立，旧的阶级痕迹逐步被消弭，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社会分配差距的拉大，新的社会分化又不可遏制地在中国呈现出来。这些分化虽然基本是以职业和行业为基础，但其中财富和其他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不均衡是十分明显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曾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造成了极大损害，现有的社会分配不均也将是影响新时期中国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然而，“左”倾错误导致的社会对立毕竟是一种人为的政治分野，它缺乏阶级对立必要的经济基础，所以一旦“左”的错误结束，这种人为的对立也便结束了，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更大的分化；改革开放以后贫富差距的拉大一定程度上是我国实现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必然过程，因此，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物质条件的具备，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便会凸现出来。它们都和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阶级对立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已经得到弥合的中华民族的内部聚合力。
（三）民族关系的改善
中国的多民族的国情，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民族关系在中华民族聚合力的构成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是与民族关系的整体性改善同步推进的，而主导这种改善的基本理念则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两大内容之一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辛亥革命之后由他主持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称：“*，由中华人组织之……“*”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尽管这部临时宪法未能得到落实，但无论是当时的袁世凯，还是他之后的北洋军阀各届政府，都没能在他们制定的“宪法”和其他正式文件中改变这一原则。蒋介石执掌政权以后口称奉行三*义，因而也始终声称各民族团结平等。1929年国民党“三大”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讲到：“本党致力国民革命，即以实现之三*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现三*义外实无第二要求。”“今幸军阀之恶势力已被摧毁，中国境内之民族，应以互相亲爱、一切团结于三*义之下，为达到完全排除外来帝国主义目的之唯一途径。诚以本党之三*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而在其后的国民党文献中也屡屡强调“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汉、满、蒙、回、藏各地同胞一致团结，以御外侮而奠国基”。1945年5月18日国民党“六大”还通过了一项“根据三*义政纲明确承认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应得之权利案”。这说明，自辛亥革命后，随着*、自由、平等和共和等进步思想的深入人心，即便在实际奉行不平等政策的旧中国，占据中心政治舞台的各派政治势力也已将民族平等和团结奉为自己的口号了。
政治篇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9）
然而，由于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和阶级属性的制约，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权，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团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实践。
早在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规定，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苏维埃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依据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实现民族平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性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和实施了旨在实现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的各项政策，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和其他一系列措施，从法律和政治上确立了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废除了压迫少数民族的各种剥削制度，使处于不同阶段的少数民族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伟大跨越。这些工作使少数民族经济上得到了翻身、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民族矛盾、仇怨和隔阂逐步化解，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确立。
“左”的错误曾给我国的民族关系造成伤害，但没有动摇平等、团结的基础。于是，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民族工作便迅速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健康之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文教、科技、卫生、体育等全面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一道，人民生活总体上步入小康水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巨大发展重新造就了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良好局面。
（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华民族内部聚合力的牢固基础
除了政治统一逐步推进，阶级对抗得到消除，民族关系不断改善之外，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内部聚合力得以增强的最大因素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因为经济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现代经济的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是民族内部聚合力最牢固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尽管这种经济一度有着超前和僵化的弊端，但却通过“计划”将中国社会的不同局部有力地连通了起来，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社会化进程。研究表明：新中国建立初期，伴随着资源开发、新工业基地建设和垦荒移民等，中国的人口迁移十分活跃，平均迁移率在40％左右。1954年到1957年四年间，人口迁移总数约亿，平均年迁移总人数为5100多万。东北、西北、华中、华北等工业基地的筹建或扩大都带动了大批工人、科技人员及家属从东部沿海向这些地区的流动。20世纪50年代甘肃省净迁入万人，年均迁入万人；北京市1950~1957年净迁入87万多人，年均迁入万人；而黑龙江1952~1958年由外省移入的垦荒人口为63690户，379755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各地的一体化更加深入。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广泛流动使得任何封闭都变得不可能。2005年的人口抽查数据显示，当年年底中国的流动人口已达亿。随着全国范围的人口大流动，各民族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不断扩展。200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拥有民族成分的平均值为个，占56个民族的962％；全国拥有56个民族成分的省、市、自治区已达11个。
政治篇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10）
这说明，中国民族格局中的“大杂居”状态更为突出，“小聚居”状态却很难维持了；同时也说明，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已被市场经济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世界范围内迅速推进的“全球化”在国内则首先表现为“一体化”。这是中华民族传统凝聚力向现代凝聚力转化中的最根本的重构。
成就、缺失和问题的检省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建立在两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上：一是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改造，包括推翻帝国主义的外来压迫和旧的社会制度，也包括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的社会重建；二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民族理念的传布，依此国家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层次上自觉起来。正是有这两个背景，中国的社会改造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便融为一体，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对应状态了。
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集中展现的历史时段是：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至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中反映出的是：历史愈往后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包容的社会层面愈广泛，具有的物质基础愈雄厚，体现的民族利益愈一致，民族凝聚力的状态愈强固。这是和这种凝聚力所赖以支撑的中国社会的进步相一致的，也说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是成功的。能在如此大的国土，如此多的民族，如此复杂的社会构成，如此落后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占世界人口1/5的国家内建立起这样一种凝聚力，不啻为民族国家建设史上最辉煌的成就。
然而，毕竟中华民族所处的国度太大、发展太不平衡、内外环境太复杂，这便决定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始终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现有的凝聚力状况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缺失，对此我们应有深刻的检省和清醒的认识。
(一）国家统一尚未完成，民族分裂还是一种现实的威胁
台湾问题原本为中国国内政治新旧演替的遗存，但由于外国势力的干预和岛内政治环境的改变，“*”势力的发展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问题的存在，使台湾与大陆政治上离心，文化和心理上隔阂，与中华民族整体渐行渐远。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肘腋之患。少数民族和汉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以“*”、“*”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借口少数民族“自决”和“独立”向中华民族的统一性进行挑战。他们得到了国际反华势力的纵容和支持，在离散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同样有着极大的危害。
(二）民族向心力中的民族认同、政治核心和主导意识形态认同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不和谐
毋庸讳言，由于“*”势力“去中国化”的长期经营，台湾民众的中国意识或中华民族认同受到严重损害，而他们与基于“一国两制”而回归的港澳同胞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也与大陆民众有着较大的分歧。此外，*主义或社会主义虽已是大陆的主导意识形态，但它本身还存在一个从政治意识形态向更广泛的社会意识层面扩展以及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批判性继承的问题。以儒学理论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不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却应是新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化底色和民族根基。这些问题虽然得到了关注，但尚不能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与此相关，新的社会发展也对作为民族政治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执政方式和能力提出了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改进自己的执政方式、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才能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党在此问题认识上的自觉，但政治核心地位的是否巩固还需经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严峻考验。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分化正对民族聚合力形成严重冲击
市场经济有造就“民族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功能，也有分化社会、孕育矛盾的巨大作用。如今，市场经济的这两种作用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一方面，中国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另一方面，国内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以及阶层之间的发展差距、利益矛盾明晰地呈现出来了。现今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同时也处于各种矛盾的“凸现期”、“高发期”，已被中国革命所消弭的社会分化和对立正以多种新的形态出现。利益分割和社会不公制造了社会对立、激化着社会矛盾，也严重地侵蚀着民族凝聚力。
(四）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也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形成掣肘
全球化是突破国界的物质流动、文化传播和资源配置，而民族凝聚力的构建是基于国界的“民族建设”，前者体现的是“全球性”，后者则是一种“现代性”，二者的冲突是必然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是在同一个时段内，因此，在中华民族凝聚力随国力增强而增强的同时，全球化也对这种增强形成着制约。这种制约包括不断增加的国际规则和组织对国家权力的分解，分裂主义的内外渗透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威胁，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侵蚀，也包括我们民族内部在外来影响面前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涣散。全球化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发展进程，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掣肘和制约将是长期的。
综观上述，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是成功的，但尚不能说已经完结，它的缺失和存在的问题仍是需要我们长期应对的挑战。
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政治篇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1）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
——兼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龙太江王邦佐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必须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法治背景下，合法性成为政治统治的核心问题。哈贝马斯指出：“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在注重法治与*保障的现代社会，在公民权利意识大大觉醒的现代社会，合法性问题是维护政治统治与政治秩序必须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增强合法性的途径有多种，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就是其中重要一种。然而，经济增长与合法性巩固之间并非简单的直线递增关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经济增长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上都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合法性是统治者必须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学上的一个专门概念，作为一个从英文单词legitimacy翻译过来的外来词，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或理解的合法性有所区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合法”是指合乎法律规定或法律原则；但政治学上的“合法性”这一概念所表达的主要不是合乎法律的问题，而是强调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的心理认同。关于合法性的定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是这样来解释的：“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来自于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也有类似的定义：“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也就是说，合法性强调的是社会、民众对政治秩序、政治统治的认同、忠诚。因此，合法性这一概念可以这样来定义：所谓合法性，简单地说就是指民众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因此，就其本质而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承认，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
任何政治统治的稳固，都必须以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为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合法性是政治统治者必须解决的战略性问题。由于合法性的本质在于民众对政权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出自于一定的观念、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以民众对政治统治实际作为的认识为基础，也就是说会以被统治者对政权履行职能的效率、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民众个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即以国家的政治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为基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政治统治如果能够通过做出较好政绩以满足民众利益，当然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因此，合法性必须以一定的政绩来支撑。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在当代发达国家，由于政治世俗化、*化和大众社会化已取得了较大进展，因而人们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从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利益团体的职能性利益的角度来确定‘效用’和‘效率’(更明确地说是‘活力’)的内涵，并以能否满足人们对这些‘效用’和‘效率’(或‘活力’)的期望为标准来评价、区分‘政治体制’和‘政治系统’。”
政治篇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2）
从常识和从历史经验教训上看，一个政权，如果不能够为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与秩序保障，不能够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以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是无法得到民众支持和认同的，从而也是不能长久维持统治的。托克维尔在考察法国大革命时就对封建政府无力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从而引起人们普遍不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指出：“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革命的爆发与旧制度的灭亡也就不难理解了。相反，也有一些国家，比如二战后的一些威权国家，威权政府的上台并不是以民意为基础而是通过政变、暴力等手段上台执政的，其合法性在最初是很脆弱的，但这些威权政府通过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确保经济成功而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期内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保证了政权的稳固。这正如日本学者山口定所说：“从短期角度来看，没有‘正统性’的‘政治系统’和‘政治体制’可能会因其能够满足多数公民和多数有实力的利益团体对‘效用’和‘效率’的期待而继续存在下去；反之也是同样。从长期角度来看，即使是缺乏‘正统性’的‘政治体制’，只要它能长期成功地满足人们对‘效用’的期待，其‘效用’不久就可能转化为‘正统性’(联邦德国的‘基本法’体制的巩固、在日本国宪法问题上的所谓‘明文改宪’论者的失败就是两个典型的事例)。反之，如果长期在满足‘效用’方面连续遭到失败，那么也很可能会使其原来具有的‘正统性’受到损害乃至全部丧失。”
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则把政府满足民众需要作为一种政治责任，这一责任的履行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合法性。他指出：为了使共同体中的成员能够认为统治者的地位是具有合法性的，那么就需要政府明确地表现出它所具有的公共福祉的活力。政治权力除非是想抛弃自己的任何信誉，否则，它就必须通过为共同体服务而使自己的合法性得以证明，对于任何一个想方设法显示其所具有的统治权力的政治领导人来说，他必须，或者说尝试，或者说是尽全力满足共同体成员的需要。因此，对统治者合法性的评价不只是通过他能够根据当时社会的法律与基本原则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同样还在于他是否能够获致有效的结果。国家必须服务于社会，所以表述这种服务并不足够，还应该以一种可信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服务。
对合法性所需要的这种政绩支持，政治学上用“有效性”这一术语来概括。所谓有效性，就是指政治体系在大多数人民及利益团体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就是政治统治的实际业绩。对于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关系，有许多学者做了深入分析，如李普塞特就指出：从短期来看，效率很高但缺乏合法性的社会，如一个统治有方的殖民地，要比效率相对较低但合法性高的政权更不稳定。但另一方面，几代人时间的长期持续的有效性，也可以给予一个政治体系合法性。在现代世界，这种有效性主要是指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那些能够成功地适应工业系统需要的国家，其国内政治动荡是最少的，它们或者保持了传统的合法性，或者树立了强大的新象征。亨廷顿在对新兴*国家的合法性进行考察时也指出：如果这些国家在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时失败，如“负债、贫困、通货膨胀或叛乱，可能意味着*在该国的终结”。总之，合法性需要有效性的支持，这应该是得到政治学界公认的一个基本观点，当然也早已经被人类政治实践中的无数事实所证明。就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来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传统的以意识形态和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面临重大挑战和困难，政治稳定急需新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合法性建设上从原先的重意识形态和个人魅力转向强调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有效性。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的下述论断：“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正因为把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的最重要支撑，所以经济问题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了。所以，“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发展是硬道理，这显然不是单纯从经济角度做出的部署，而是更着眼于政治，着眼于合法性。正如有国外学者所评价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以及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
政治篇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3）
不能把合法性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经济增长上
不过，过分夸大经济绩效或有效性在合法性建设中的作用，把它作为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则也是十分危险的。亨廷顿对此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合法的“政绩困局”这一命题。他指出：“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当政绩成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时，如果没有了好的政绩，政治体系会失去合法性，这很容易推导和理解。但为什么当它有了好的政绩时，也会失去合法性呢?产生这一现象的内在机理是，在政绩成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的情况下，如果政治体系有了好的政绩，比如实现了经济增长或政治稳定，那么民众很可能就会关注其他问题，比如公平、*、自由等等，而这些是那种把政绩作为唯一合法性来源的政权所根本无力解决或提供的，这样这种政治体系也就或迟或早会失去合法性。从经验上看，二战后一些威权国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此，有学者在对此进行分析后指出：威权政治的合法化有着两个限制，其一是它有一个下限，即政府绩效必须超过某个最低水平线，否则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就不能为人所信；其二是它存在着上限，如果政府绩效超过了一定的水平，它就不能为威权政治提供合法性了，因为如果社会经济条件通过成功的政府绩效得到了改变，威权政治体制就会因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变得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
合法性的基础可以有许多，但其最重要的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基础，即从人们的认知、信仰、价值观等理念方面获得支持；二是规则基础，即政治权力的获得与运作遵循公认的程序与规则；三是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有效性基础。一个政权要获得稳定、持久的合法性支撑，最可靠的是要同时具有这三个方面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我们也可看出，尽管有效性和合法性之间有密切联系，但二者之间也是有根本区别的：“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或者说，有效性主要是指作用，而合法性是确定价值。维持一个政治体系需要其有效性，但有效性并不是保证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合法性的来源包括绩效、意识形态、传统、法理、体制、结构、个人品质等等诸多方面，单靠某一个方面显然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有效性只是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一个单纯以有效性为基础的政权，即使有了好的政绩，也很可能陷入合法性的“政绩困局”而难以长久维持其统治。
就当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虽然特别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把它作为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因而我们当然不存在合法性的“政绩困局”现象。但是也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社会上有一种思想，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合法性就有了，社会就必然是稳定的；或者认为只要经济上不出问题，政治上也就不会出问题。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这种想法在逻辑和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它把有效性等同于合法性了)，而如果付诸实践，其危害也将是严重的(将很难避免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政治篇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4）
经济增长常常被比喻为把蛋糕做大，但是蛋糕做大了，是否就可以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呢?显然不能。蛋糕做大了，至少还有个如何分配的问题，分配不公，同样会引起矛盾、激化矛盾。因此，把经济增长等同于政治合法性的观点在逻辑上是有根本缺陷的。具体来说，这些缺陷包括：第一，经济增长只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单纯的增长并不能使人们感觉分配的公平。而后者也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判断。就我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就曾对“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感到不解，其实这正是经济发展后人们关注公平分配而产生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近年来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人们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为了保持效率所必需的差距，但差距的过大必然会引发矛盾。学术界近年来对我国社会基尼系数的计算尽管有一些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系数已相当高了，并且还呈发展之势。这说明社会的贫富分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了。第二，即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公平分配，这也只是保证了人们经济利益的实现，而人们政治利益的实现是经济增长所无法自动完成的。虽然在政治学上有所谓“李普塞特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的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与*成正比例关系)，且不说这个“假说”在理论上本身还很具争议，即使有一些事实可以确证，那也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政治体系自觉或不自觉的调整、改革的结果，而不可能是经济增长自动实现的。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人们还不能解决温饱时，实现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提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时，人们给予更多关注的可能就不是经济(或者说不单纯是经济)，而会转移到政治等其他问题上去了。20世纪*十年代一些威权国家的政治转型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实现成功的经济增长后，相对的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减弱了民众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焦点逐渐从物质上的改善转移到生活质量的提高，尤其是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而这是威权政府难以满足的，从而产生了合法性危机。第三，作为合法性基础之一的有效性或者政绩，是政府公共政策的绩效，创造这些绩效的公共政策并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公共政策，而且还包括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等方面的政治性公共政策，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社会性公共政策，因此，仅有经济增长这一经济性公共政策的绩效，而在政治与社会公共政策方面无绩效，也会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公共政策是一个复杂系统，三大公共政策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或互相促进的，如果没有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有效的公共政策相配合，单纯靠经济性公共政策也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第四，过分注重经济增长，注重“政绩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唯政绩主义”，这会导致一些对合法性有严重损害的行为：一些官员为了个人政绩，会出现“唯经济指标”现象，一切为了指标，一切以指标为转移，为了政绩而乱摊派，搞劳民伤财而难有实效的“政绩工程”，或者是只图眼前经济增长，而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以及虚报数字、欺上瞒下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这些无疑会导致合法性的流失。第五，经济增长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而学术界较为公认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种“增量改革”，这种从体制外改起的“增量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改革基本做到了在没有人的既有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社会经济总量的提高。这也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然而，“增量改革”总会转向“存量改革”，体制外改革总会转向体制内改革，而当改革进入体制内，对既有利益进行分配时，其难度和阻力会加大，引发的矛盾会更多，这些矛盾是单纯靠经济增长无法解决的。这些矛盾不能得到有效协调和处理，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实现，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政治合法性。第六，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有其内在规律性和周期，一个社会的经济，不可能长时期保持高速增长。而且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对其国民经济的调控还会受到更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影响。如果把合法性的一切希望寄托在经济增长上，当经济增长受制于自身规律而不能实现时，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如何维护?有学者指出：把合法性与经济绩效挂钩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危险，一旦经济出现大的滑坡和危机，无论执政者是否有责任，都会导致合法性的丧失，最后引起政治统治的崩溃。这是一把“悬顶之剑”。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引以为戒。过去相当长时期，我国合法性的维持主要是靠意识形态和领袖的威望，这使得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挫折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安定。而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曾经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发展停滞下来，这些国家的各种社会矛盾很快就爆发出来，甚至出现了政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把合法性全部维系于经济增长上，是十分危险。
政治篇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5）
因此，那种认为经济增长了，政治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但也不能把合法性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经济增长上，我们要努力开发其他的合法性途径。
巩固我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措施
单纯靠有效性或经济增长来保证合法性，其危险不仅在于一个政治体系很难在长时期内总是有很好的政绩、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而且也在于即使能够保证经济增长，也有可能陷入合法性的“政绩困局”而危及政治体系。既然合法性的来源包括绩效、意识形态、传统、法理、体制、结构、个人魅力等等诸多方面，我们就应该努力开发各种能够促进合法性的资源，通过强化多元化的合法性基础来促进合法性的稳固与成长。当然，鉴于有效性、规则制度、意识形态在合法性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对于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巩固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第一，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意愿”。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最基本途径。一个不能发展经济、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治体系，其合法性是极其脆弱的。我们党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正是抓住了合法性建设的最核心途径。发展才是硬道理，保持经济稳步增长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统治有稳固合法性基础的关键。当然，我们还必须注意，这里所说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这种发展中，经济增长尽管占有重要地位，但不是排他的，而应该是与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基本同步的。可喜的是，科学发展观已经引起执政党的高度重视，并已在实践中努力推行。其最重要表现就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五统筹”的目标和任务，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十六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我们要在现代化建设中努力贯彻。其实，从发展政治学的观点看，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如亨廷顿就曾分析过，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标包括增长、公平、*、稳定以及自主五大方面。我们不能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应该追求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只有在这种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有效性或政绩，才能为合法性提供稳固的基础。
第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强化法理型权威，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与支持。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李普塞特的合法性定义：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这一定义就特别强调了合法性就是人们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学术界早已公认，在当代社会，法理型权威是维护社会统治的最可靠权威形式，当代社会统治形式应该是一种法理型统治。按照韦伯的定义，法理型统治是“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受命进行统治的”。也就是说，法理型统治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对制度、规则的认同之上的。一个政治体系，如果能够建立起公众对其制度的认同与支持，那么，该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将是最为稳固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该体系下政府能否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公众都将相信他们的制度。这样即使经济停滞或经济绩效不好，人们也只是对特定的政府管理不满，而不会对这个国家的制度不满，人们也只是觉得具体掌权人有问题，而不会觉得政治秩序与政治制度有问题。这时如果有危机的话，也只是纯粹意义的政府危机，而不会有政治危机，也就是说整个政治体系是稳固的，最多只是政府领导人会因绩效不好而承担政治责任(这是*政治的正常现象)。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曾指出人们的政治支持对象包括政治共同体、体制、当局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是可以分开的：一个人可能不支持具体的统治者，但可能会拥护这个国家的制度与体制；或者一个人可能会不喜欢这个体制，但他可能会拥护自己的祖国这个政治共同体。比如，对一个美国和平主义者而言，小布什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那么他会对小布什不满(从而在下一次选举中不支持他或他所在政党的候选人)，但可能不会对美国的整个政治体制不满。社会也不会因这种不满而陷入分裂，更不会因此而陷入政治*。所以，为了追求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一个社会应该设法把这三者分开，而不能统为一体。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是可以把这三者分开的。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公众对国家体制的高度认同。就我们国家而言，虽然人民群众在总体上认同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我们的政治体制还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某些方面的具体体制还不能令人民群众完全满意，因此我们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完善各项具体制度规范，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和公共权力制约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自觉深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在当代，*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成为评判政治体制的重要依据，因此，加强*政治建设对合法性的巩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不仅要建设有效政府，也要建设*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廉洁政府、回应型政府、服务型政府。
政治篇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6）
第三，加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强化意识形态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支持。意识形态是合法性建设的重要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合法性就是要使政治权力在意识形态上获得合理性。说到底，合法性建设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这样一种信念：现存制度最适合于这个社会。要达到这一目标，除了上述第二点所提出的制度本身的完善外，当然也离不开政治体系自觉的意识形态工作。因此尽管具体形式和手段可能不同，但任何政治体系必然要进行意识形态工作，这是确定无疑的。就中国来说，强大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一直是执政党的优势之一。建国后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犯了一些错误，如意识形态的教条化、简单化，以及把意识形态提高、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意识形态工作对合法性建设的意义。那种把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做法固然是不可取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但完全否定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意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工作一度有所弱化，并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我们要吸取教训，在抓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要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支持。当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也要求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手段等也要随之改变。在当前，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我们应该注意：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坚持*主义同发展*主义结合起来，不断开拓*主义理论发展新的境界。教条化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大敌，我们要适应实践的发展，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对*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既要坚持*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其次，加快构建不同层次的思想文化平台，保持主导意识形态足够的弹性和包容性。社会在发展，作为对物质能动反映的思想意识也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曾指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了的结果仍能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意识形态的弹性和包容性是其对合法性促进作用发挥的基础，僵硬的意识形态只能使执政党和政府远离群众、远离社会。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要适应时代和形势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包容和反映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再次，加快民族文化建设，以民族文化抵御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同时，自觉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保持主导意识形态的先进性。面对全球化对意识形态带来的挑战，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强化维护民族文化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要注意吸收、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最后，采取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注重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和手段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注重推陈出新，注意方式的多样化和实效性。要注意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进行意识形态工作，注意避免意识形态工作的教条化、僵硬化、形式化。
龙太江、王邦佐，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政治篇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行政管理面临的十大挑战（1）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行政管理面临的十大挑战
胡象明
目前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正处于由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变过程之中。传统行政的一些固有特征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
而经济全球化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给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对行政管理也不例外。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正如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必然要受到全球化这一趋势的影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行政管理在以下十个方面临着严重挑战。
对“物本行政”的挑战
“物本行政”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征之一。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人还是物？或者说应以什么为本？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这是行政管理实践的出发点，也是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在中国的行政文化中，往往更多地强调“物本”，即以物质财富为本位。具体讲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府行为的目的问题上，把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政府行为的最终目的。在近代中国社会，由于经济落后而被动挨打，希望国家富强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期望政府能够领导国民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这是近代中国行政文化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当时国家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十年“*”致使我国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结束后，党和政府痛定思痛，果断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英明决策。20多年来，党和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教育经费短缺，很多人无钱治病等。在某些政府官员看来，政府行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而没有看到物质财富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在政府职能问题上，过分强调政府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职能而忽视政府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的职能。一般来说，政府主要有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职能。尽管在不同的时期政府的职能有所侧重，但任何时期都不应该对其他职能予以偏废。然而，从我国政府职能发展的历程来看，确实存在着常常因重视某一职能而偏废其他职能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中，我国政府因过分强调政治职能而忽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职能。“*”结束以后，政府将全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意味着政府职能的侧重点是经济职能。但由于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政府在充分发挥经济职能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对其他职能重视不够，尤其是对社会管理职能重视不够。
第三，在政府绩效评价问题上，过分强调政府在促进物质财富增长方面的绩效而忽视政府在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的绩效。评价政府绩效总离不开一定的标准，在改革开放以前，各种各样的政治指标成为评价政府绩效的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自然也会发生变化，经济指标成为评价政府绩效的主要指标。问题不在这里，而在有些地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把经济指标当成了唯一指标，而经济指标也是不全面的，换成了单纯的GDP指标，有关社会服务、公共管理的其他指标则没有引起够的重视，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以上几点表现的实质在于政府在管理上过分地“重物轻人”，没有看到政府促进物质财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政府强化经济职能，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物质财富增长了，政府却不能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人民群众的需要也不可能得到更好满足，至少很难实现现有物质条件下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政治篇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行政管理面临的十大挑战（2）
这种“重物轻人”的行政管理与全球化时代各国正在走向趋同的“以人为本”的行政伦理是不相吻合的，因而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对“全能行政”的挑战
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征之二是“全能行政”。所谓“全能行政”，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就是认为政府是一种“全能”政府，即有能力全面地对社会和个人行使权力并负有全面责任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对社会和个人事务什么都会管、都应该管，也能管好。从实质上而言，这种“全能行政”是一种“无限行政”，这里的“无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假定政府具有无限的管理能力，也就是全面管理社会的能力。我们知道，从理论上讲，任何具体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他或她总要受到其所处的时代及环境条件的限制。然而，人类作为不断发展的认识和实践主体而言，它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与改造能力则可能是无限的。全能行政的主张者们正是把这种理论上假定的人类的最终认识与实践能力当成了政府现实所具有的能力，并在行政管理实践中予以推行，从而使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这就出现了所谓行政权力资源配置过剩的问题。
第二，从政府具有无限的管理能力出发，致使政府的行政权力无限制地深入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作为公共权力的行政权力侵犯私*利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原理，行政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主要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然而，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权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法制建设，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承认私人领域的存在，并承诺保护个*利，但由于行政权力惯性的作用，在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还常常会发生行政权力侵犯私*利的事例。
第三，在理论上假定政府是一个具有无限责任的政府，认为政府应该为社会、为个人负有全面责任。但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政府不可能具有无限的能力，因而要为社会和个人承担无限的责任也是做不到的。同时，由于政府对社会是否负责、应该在哪些方面负责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因而它也不会真正地去负无限的责任。但这种政府为社会和个人负无限责任的观念会削弱社会和个人的责任感，从而会导致责任真空。
一般说来，从人类历史上看，真正的全能政府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王和封建帝王对老百姓可以全面行使权力，但那个时代权力与责任是分开的，统治者并不对其统治下的老百姓负有全面责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资本主义的宪法第一次承认政府的权力是受限制的，并从法律上确定了政府只能是有限政府而不可能是无限政府或全能政府。我国没有经过真正的资本主义时期，作为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有机组成部分的有限政府制度尚未形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极大地强化了人们的全能政府理念。以至我国在改革这种政府管理模式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直至今天，“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依然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在全球化时代，建立“有限政府”已成为必然趋势，我国必须加快速度改革现有的政府管理模式，以适应全球化的要求。
政治篇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行政管理面临的十大挑战（3）
对“经验行政”的挑战
“经验行政”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征之三。在我国，20多年前人们一般将行政管理谓之为“万金油”，将行政管理者谓之为“万金油”干部，其意思是说，行政管理是既不要学问也没有专业的一种职业，行政管理者全凭自己的经验在处理各种事务。这就是教科书上说的“经验行政”。“经验行政”是与“科学行政”相对应的，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以经验作为行政管理的基本依据，排斥科学理论的指导。行政管理需要一定的经验，科学的行政管理也不排斥经验，因此注重经验对行政管理的重要作用并不是经验行政的错误，经验行政的错误在于没有理论的指导或排斥理论的指导。我国今天的行政管理与20多年前相比，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我国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中断了30余年，自恢复至今还只有20余年的历史，目前很多理论研究尚欠深入且普及程度较低，我国离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行政管理还有较远的距离，在一定意义上说还带有经验行政的色彩。
第二，它以手工式的操作技巧作为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排斥科学技术手段与方法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运用。在漫长的行政管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创造了很多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传统的、经验式的方式方法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和质量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手段被运用于行政管理过程之中，如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等，尤其是电子政务和办公自动化的出现，使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科学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当前我国在电子政务和办公自动化方面也呈蓬勃发展之势，但由于受到原有观念和现有技术、经费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三，它过分强调行政管理者个人的作用，不重视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建设和专家参与。由于经验行政主要是依赖行政管理者个人的经验进行行政管理，认为行政管理的效率与质量是由行政管理者个人的经验决定的，因此，往往不太重视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设。这就造成经验行政与人治行政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与法治行政则难以相容。同时，这样的行政管理者由于过于信任自己的行政经验，往往对于专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应有作用不易理解，有意无意排斥专家对行政过程的参与，因而常常造成决策的失误。
以上几点表明，经验行政是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的。因为全球化的行政管理需要广阔的视野去面对全球公共问题，而经验行政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仅凭个人的经验是不可能提供如此广阔视野的；同时，全球化的行政管理需要运用现代通讯、信息等技术手段去处理全球公共问题，这是单凭手工操作方式的经验行政所无法完成的；全球化的行政需要一整套国际公认的、能够普遍遵守的行政管理规则，历史证明经验行政也不可能提供这些规则。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验行政必然会被科学行政所取代。
对“低效行政”的挑战
“低效行政”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征之四。效率是管理的生命，当然也是行政管理的生命。效率不高甚至效率低下，一直是我国政府和行政管理研究者乃至全社会都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所有的行政管理案例研究中，低效率的案例是最多的，也是最容易找到的。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中，低效行政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