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大战略：大国策>
中国策篇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1）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
王缉思
中国国际战略的界定和主体
本文中所探讨的“国际战略”，相当于美国人所说的“大战略”（grandstrategy）。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应当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什么是本国的核心利益，对这些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何方，在国际上应以什么方式和手段维护国家利益。
在这里强调“外部威胁”和“在国际上”，是有原因的。从道理上讲，中国的国际战略同美国的“大战略”一样，应当是“对外战略”。但中国的战略有其特殊性，即外部威胁与内部威胁经常相互转换，相互呼应。在古代，王朝即国家。远的不说，宋朝、明朝、清朝都是在外患内乱的夹击下灭亡的。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兴起的大背景。中国真正有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战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国际战略旨在维护主权与独立，同时与内部政治安全具有直接的关联。战略敌国即是外部的安全威胁，同时也构成内部的政治威胁。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60~70年代的苏联，对中国造成的威胁都是如此。于是有了50年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全面“一边倒”的战略，以及“*”十年期间“反帝必反修”的战略思想。
直至今天，中国内外政策密切互动的特点仍然相当鲜明。比如“*”问题、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稳定繁荣问题、“*”、“*”等民族分裂主义和其他民族宗教问题、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问题，等等，都涉及内外威胁的呼应与结合。这类问题在主要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或是不致危害国家核心利益或核心价值观的，在中国则可能因处理不当而产生严重后果。
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传统意义上的外部安全威胁对国内政治安全与稳定的消极作用，总体上呈现衰减的趋势。80年代初期至中期，中国仍视苏联霸权主义为主要安全威胁，在中国南部边境亦发生过军事冲突，但苏联在中国国内政治中的作用已经很小。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前后，美国对中国形成政治威胁，但在1996年之前却未形成直接军事威胁。此后中美经贸关系快速增长，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逐渐下降。今天，尽管中国对外贸、外资的依存度很大，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国内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政局的稳定性超过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爆发世界大战和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小于以往。“*”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但在中国国家实力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台湾真正“独立”并得到广泛国际承认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更无达到目的之可能。中华民族已无亡国（受异国统治或主权丧失）、国家政权被颠覆之虞。
在这一国内国际大环境下探讨中国的国际战略，就可以比以往更多地考虑外部威胁和国际因素。同其他成熟大国一样，中国国际战略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国防战略）、外交战略，以及对外经济战略。至于涉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宗教的国内问题，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应当作为设计国际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国情背景和重要变量来看待，但不是国际战略的主体。如果把应对这些国内问题的战略全部放到国际战略的大盘子里，它就会成为无所不包的大拼盘，以致不堪重负，无法作为国际战略来运作。因此我主张，构筑中国的国际战略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将主要视角转向对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外部因素，也就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的国际大局。
中国策篇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2）
日益深化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能源、国际恐怖主义、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等，本身都可能是跨越国界的，并且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理应成为国际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对外宣传（或是“对外文化战略”、“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否应为中国国际战略的一部分，我认为尚可探讨。提高文化软实力，核心是国内文化建设和全民族的价值观，而对外文化宣传更多地是操作层面的问题，即如何去“包装”核心价值观。
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
建国以来，中国还没有成文的、可以被称为国际战略的权威文件。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外政策声明中，连“国家利益”这个概念都不存在。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没有过完整的国际战略。从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到20世纪60年代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论战时提出的革命路线，再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阐述相当完整、逻辑相当严密的、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战略思想。我认为，1977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其逻辑的完整性而言，在那个历史时期达到了国际战略思想的顶峰。
当然，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内政策和整个国家发展方向，决定了当时国际战略所带有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当年中国的国际战略，从外延、内涵到表述方式，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思想的延伸。其明显特征，是将国内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运用于“国际阶级斗争”，目标相对单一，敌我友营垒分明。往往被今人忽略的是，虽然在今天看来意识色彩浓厚，但当年的国际战略是以推进跨越国界的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这些普世价值诉求不仅基于国家关系准则，更基于推翻帝国主义秩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让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翻身求解放。它的逻辑起点是世界各国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同时强调国家的阶级属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大大丰富了。思想樊笼被打破，相关的战略研究、学术研究逐渐发达，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但是，却没有出现过去那种具有理论权威和一以贯之的逻辑的“重头”标志性国际战略文件。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当今理论家的水平不够，而在于作为国际战略根基的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已经多元化、复杂化；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在重塑之中，更多追求中国特色而非突出人类普世价值。因此，国际战略不可能再沿用“一边倒”或“三个世界理论”那样的线性思维来构筑。
2006年8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加强战略谋划和整体运筹”。同时，又明确了“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这些论述，可以理解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总目标，或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不过，对于如何确定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来自何方，又以何种方式和手段来消除威胁，最终达到战略目标，还是留下了思考余地。在现阶段，构筑更为明确的中国国际战略，核心问题在于确定各项国家利益之间的内在关系，统筹协调各个相关政策部门的不同视角。
中国策篇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3）
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核心利益，至少包括主权、安全和发展三个方面。“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稳定压倒一切”，都是中国政府反复重申的原则。当然可以论证这几个方面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会发生各项国家利益之间如何排列轻重缓急的问题，甚至在理论上也是众说纷纭。例如，有的论者认为如果不完成国家统一，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迟早会中断，因此国际战略不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应首先完成统一大业；还有人强调，尽管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军事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也有一些观察家指出，金融安全才是真正的核心国家利益。一般而言，党和政府负责处理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国家统一、国内政治安全、外交事务的各个决策部门，都认为自己所主管的工作代表着国家的核心利益。如果这些都是核心利益，那么它们是如何合成的？是否有可能划分出首要次要，轻重缓急？
我认为，主权、安全和发展三大利益，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紧急状态中，各项利益的轻重缓急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在外敌入侵、领土主权受到严重挑战或国家面临分裂的紧迫威胁（比如需要援引《反分裂国家法》使用武力制止分裂行为时），就需要暂时牺牲经济发展方面的利益。而一旦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如非典）等全局性的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需要集中主要精力和调动国内外资源，用以处理“重中之重”的问题。在重大危机期间，其他方面的利益就只能兼顾。但是，既然在现阶段“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在没有出现其他方面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同经济建设相关的利益、事务，同中国经济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事实上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理应如此。
国家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决定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视角正在出现四个方面的重大转折。第一个转折，是从改革开放之前以保障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核心的视角，转变到以经济发展和综合安全（除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以外，还包括经济安全、非传统安全等）为主要目标的视角。在军事安全方面，也出现了以军事手段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和公民人身安全、应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某种需求。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没有可能再明显地划分国际战略上的“敌我友”。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美国，对中国深怀战略疑虑并同美国结盟的日本，恰恰又都是同中国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合作最广阔最深入的国家；当前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同中国合作最多的俄罗斯，同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交流关系与社会交往却远逊于美国、日本、欧盟甚至韩国。以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主轴来观察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远近亲疏，同以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安全为主轴的视角，存在明显的反差，而且这种反差将长期存在下去，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和舆论导向为转移。
第二，以国家关系为主的战略视角，正在向经贸、能源、生态环境、核不扩散、反恐、公共卫生、非法移民等功能性问题的视角转变。近年来，中国外交部为了处理日益繁重的功能性问题，分别创设了军控司和负责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涉外安全事务司。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则在近年来成立了若干研究功能性问题的中心。从近年来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研究项目来看，这一视角转变的趋势也很明显。功能性问题研究的比重上升，与地区与国别研究并驾齐驱，而且更容易取得政府、社会的支持和赞助。
中国策篇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4）
第三，以促进经济增长、外贸外资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视角，正在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防范国际经济环境变化风险的视角转变。*十七大进一步确定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注重统筹兼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强调人同自然的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和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需要进一步调整。这种调整，同全球化潮流下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加强是相一致的。同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增速放缓、国际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增大、国际市场粮食、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提高等等，加之政治因素的介入，都促使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第四，从强调中国国情和价值观特殊性，逐渐转向强调全球面临共同威胁及人类各文明享有一些共同价值观。“构筑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就反映了这一视角转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反对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口号，体现的是以体育运动促进合作与公平竞争的理念；加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体现了人类对子孙万代的负责任态度和对自然的终极关怀；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救援行动，体现了以实际行动维护他国和地区稳定、扶助灾民的“利他”意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体现了对公平、正义、法治的追求。所有这些思想和行动，都具有超越国家利益、寻求人类共同目标和共享价值观的深刻意义。
从美国大战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研究国际战略的国内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把眼光投向冷战以来的美国大战略，以为他山之石。毫无疑问，冷战以来几个阶段的美国大战略都比较鲜明、完整，维护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地位；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水平，无论从其成果的数量、质量看，还是从其研究人员同决策部门的互动看，都居于世界各国之首。因此，从美国的战略研究中借鉴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但是，中美两国的国情和战略目标迥然不同，使这种借鉴必然有其限度。本文更想强调的，是如何从美国战略的缺陷和错误中吸取教训。
首先，今天中国的国际战略不需要像美国的大战略那样预设敌国。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苏联为主要敌手的遏制战略，9?11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的反恐战略。这两项战略都是敌友分明，目标和手段明确，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遏制战略达到了目标（尽管其过程和结果包含许多可以深入探讨的内容），但是也付出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沉重代价。目前的反恐战略，特别是先发制人地发动伊拉克战争，已经严重地消耗了美国实力，损害了它的国际形象。
美国有深厚的战略思维，强大的战略研究队伍，近年来却因何会犯下如此难以挽回的战略错误呢？我认为，最值得反思的应当是美国大战略目标的失当，而不是一般政策和策略的失误。在世界其他大国都没有确定主要敌手的新世纪，美国却把战略目标指向一个无法消灭（甚至无法明确界定）的敌人——*激进势力，其动机和原因值得深究。难以否认的一个动机，是一些美国战略家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以维护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家特性。
中国策篇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5）
其实，从1989年到2000年的12年里，也就是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在其公开的政策宣言中，是没有确定的战略敌人的。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引起过争议，但其目标的有限决定了其消极后果的有限。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被界定为“接触与扩展战略”，确定了经济、安全、*的全球战略“三大支柱”。在这12年中，美国享受了“和平红利”、高速经济增长、信息革命的成果，巩固了原有联盟，霸权地位得到加强。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不明确界定战略敌手的战略，更符合冷战后美国的长远利益。
如果我们的国际战略借鉴的是“国家需要敌人来加强内部凝聚力”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结果将是违背时代潮流，造成国家灾难。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都没有公开明确地认定敌国；有的国家甚至没有明确的竞争对手，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中国的社会凝聚力，亦无须靠设定“敌国”来维持。
其次，美国大战略是以美国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看，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优势、战略资源；但认定美国价值观便是普世价值，用它来判断国际事务和他国内部事务的是非曲直，也经常把美国战略引入歧途。
我们在国际战略研究中，需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防止将本国的经验和价值评判标准视为普遍适用的标准，或用判断本国国内事务是非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国内事务。比如，中国现在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其他许多国家却有别的优先次序。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当是世界之福，国外有些人士（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士）却有别的看法。他们未必都是出于忌妒或别有用心，而是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处于同中国不一样的发展阶段，或持有其他价值标准（包括宗教标准）。再如，我们认为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是高于一切的国家利益，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但是，放眼全球时就会看到，现在世界上主权国家的数量比二战结束时增加了近三倍，其中不少新国家是从已经取得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比如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中分离出来，孟加拉国原来是东巴基斯坦，东帝汶是从印尼主权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一分为二，现在的独联体国家和南斯拉夫解体后出现的新国家更不消说。世界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独立国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不区分具体情况，笼统地说世界其他国家的统一必定好于分裂，无论是从学术上论证还是从外交工作考虑，都值得再斟酌。
在美国大战略的谋划与执行中，我认为更值得借鉴的不是战略本身的内容，而是它如何把总体战略目标转变为具体的操作过程，协调各方利益和各个政府部门，特别是调动社会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美国的软实力，主要靠的不是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投入或者海外的形象工程，而是靠公民社会本身的驱动力。美国社会向外输送的文化产品、教会在海外的活动、公司的商业文化和品牌效应、大学教育和科研的成功、基金会的资助项目等，建立了美国软实力的厚实基础，而政府在其中只是起了协调作用而已。中国要加强战略思维，在软实力方面同美国展开竞争，也必须充分调动社会的积极性。
中国策篇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6）
关于加强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构筑，同专家学者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际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只能由政府来集中制订和实施，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项主导性的战略。战略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则是百花齐放的，其成果可以成为政府制订国际战略的参考。一个大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不发达，战略思维不厚重，其国际战略决策的基础就不扎实，就容易导致方向性的错误。
如果说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正在转轨的过程中，那么国际战略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应当有某种方向性的调整。当前的国际战略服务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目标确定下来之后，下一步应当是审视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威胁来自哪里，而又如何克服障碍，战胜威胁。需要研究行动方案，计算成本和代价。显然，不能把实现中心目标的主要障碍设定为某个或某些国家，也不能把手段和方案设定为单纯地改善国家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战略方向和对外宣示，推进建设和谐世界是一种理想，但是都不能代替一项可以操作的国际战略。正像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指出的那样，在国际战略的课题研究上，应当“尽可能以国家对外应该怎么做而不仅是怎么说为重点，回答一个快速兴起国家的国际战略应该回答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我的理解，是在确定国际战略目标方面，关于“怎么说”的对外宣示问题虽然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但亟待研究的重点，要放在“怎么做”上，即探讨达到目标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是什么。毛泽东在谈到任务和手段的关系问题时，曾做过一个精彩的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和谐世界”等许多目标都在彼岸。我们研究者论证“过河”到达彼岸的重大意义，花的功夫很多，但是“桥和船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好。
服务于中国国际战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当务之急似应是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尤其是加强对外经济战略、能源战略、环保政策等功能性问题研究领域，把传统的国家关系研究同越来越紧迫的功能性问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在中美关系研究中，那种“是敌还是友”的战略定位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实际政策意义。如果不深入研究人民币汇率、相互投资、贸易摩擦、军事互信、危机管理、气候变化等影响中美关系的现实问题，战略问题就无从谈起。
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需要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窠臼，创造出“中国概念”和“中国话语”。中国学者发出这种呼吁，已经至少有20年了，为什么思想库和高等学府中的“中国话语”仍嫌太少？究其原因，我主要想到了两点。一是研究者对本国国情了解不够，特别是对于国家对外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和现实需要，仍然处于若明若暗的阶段，更很少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内外实地考察。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加强了同专家学者的联系和沟通，大大拓展了学者的视野，加深了对现实政策问题的思考，这肯定有利于“中国话语”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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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本领域的知识积累原本就不够丰厚，各方面投入的资源（特别是财政资源）也不多，而一些专家学者忙于承担能够获取资源的指定课题，无暇顾及学术问题和战略问题的长远思考。当然，在国家急需研究的政策问题上，“命题作文”是必要的，但多数的社会科学创见和理论建树，出自于学者在各自领域不受干扰的长期耕耘。美国学者不时提出“历史终结”、“文明冲突”、“软实力”等虽有争议却影响很大的概念，而中国学者往往只做评论和反驳，鲜有自己提出创见，让西方人来评论。对于这一点，许多中国学者都不满意。但是需要看到，提出这些美国概念的弗兰西斯?福山、萨缪尔?亨廷顿、约瑟夫?奈等人，都是学术功底深厚而又有相当政治经验的学者，他们提出的概念和战略思想，首先建立在研究美国现实的基础和需要之上，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他们都不是在承担指定项目中实现自己的学术创造的。所以，更多“中国话语”的出现，有赖于长期的学术积累，也有赖于学者提出有独创性、适合自己专长的研究课题，而不是过于重视“紧跟形势”的时效性成果，导致急功近利。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设计中，应当遵循学术创造的规律，大大增加个人自选课题的比重。
美国战略建立在一整套政治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其中既包括美国眼中的国际秩序原则，更包括国家治理原则（法治、*、*等）、商业和社会行为准则（公平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价值观基础，不能停留在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强调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将使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与核心价值观更加具有普世意义和道德高度。和平共处和互利共赢毕竟只是国家之间如何和平地分享利益的问题。将可持续发展战略融入和谐世界理念，才可以超越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的高度，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和文化特性的同时，与“全球治理”的观念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找到更多相通之处。
结语
现阶段中国的国际战略，是以主权、安全、发展这三方面的国家核心利益为基础构建的。国际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对这些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哪里，在国际上应以什么方式和手段维护核心利益。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面临着视角转换，需要更加注重研究如何利用国际因素，趋利避害，促进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要构筑“中国话语”，就需要更多了解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解决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方法问题，把重点放在“怎么做”上。
中国面临的国际机遇与挑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决定了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而这种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不仅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也必然建立在一些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上。如何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文化特色的同时，寻求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基础，也是国际战略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王辑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策篇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1）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贾庆国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关于中国的话题不再集中在中国是否能够崛起,而是中国将以何种方式崛起。中国是否将重复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历,即与霸权国家发生冲突和对抗,从而导致国际关系剧烈动荡,甚至世界战争?还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成为推动和维护国际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力量?这是一个异常复杂和难以回答的问题。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异常复杂和难以回答的问题,一是因为影响中国未来行为的因素很多:既有国际层面的因素(如国际体系）,也有双边层面的因素(如中国和主要大国间的关系）,还有国内层面的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既有利益层面上的因素(如领土、资源、贸易）,也有政治层面上的因素(如权力和影响）;既有物质层面上的因素(如利益）,也有心理认知层面上的因素(如感觉和感受）;既有单边因素(单个国家采取行动）,也有互动因素(如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国与其他国家）。应当说,所有这些因素对大国崛起的方式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二是因为其中一些因素是主观和动态的,主观的如中国的意愿,中国对他国对中国的意图的看法,他国的意愿,他国对中国对他国的意图的看法等;动态的如国际体系,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与外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等。三是因为上述许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正是上述原因,人们至今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形成任何有意义的共识。
本文不准备也不可能全面探讨这个问题,只是希望集中探讨国际体系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希望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本文主要回答3个问题:(1）如何判断当今的世界体系?（2)这个国际体系对中国和平崛起意味着什么?(3）面对这样一个体系,中国在政策上有何选择?
世界体系:单极还是多极?
如何判断当今的世界体系?目前的国际体系到底是单极的还是多极的?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许多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是单极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多极体系正在形成,也就是多极体系的雏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安全上单极,经济上多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体系”和“极”这两个概念。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讲,国际“体系”指的是国际关系中力量对比分布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状况。“极”反映的是某个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大国,它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大国,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单极的;如果世界上有两个大国,它们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大国,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两极的;如果世界上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大国,它们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大国,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多极的。判断国际体系到底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主要要看国际上的实力分配状况。国际体系应当是一种客观现实,而不是主观愿望。
如果说国际体系反映的是国际上实力分配的实际状况的话,那么目前的国际体系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单极体系。这是因为作为“极”国家的美国,现在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的实力,都远远超过其他大国,而且短期内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1．经济上,美国依然是世界霸主
从经济实力上看,美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大国。2006年,按照汇率法计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万亿美元,是居于第二位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万亿美元的倍,居于第三位的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万亿美元的倍。(见表1，略)
中国策篇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2）
用平价购买力的方式来计算,美国经济规模的超强优势也很明显。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2006年,位于首位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为万亿美元,居第二位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万亿美元,第三位的印度国民生产总值为*万亿美元。美国超过中国的近1/3，是印度的倍。(见表2，略)
美国经济上的优势不仅仅表现在其经济规模上,而且也表现在其科技水平、研发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上。(见表3，略)
美国经济不仅竞争力高居不下,而且由于重视市场研发,发展后劲也异常强劲。爱尔兰一家研究所对世界上1000家公司的调查分析表明,在世界15家投资研发最多的公司中,有6家是美国公司,5家为欧洲公司;在世界15家研发/销售比最高的公司中,有11家是美国公司,4家为欧洲公司。在研发方面,美国是独领*。
2.军事上,美国首屈一指
在强大经济的支撑下,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首先,美国的国防开支庞大,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200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相当于世界军费总开支的48%。(见图1，略)
巨大的军费开支,使美国军队能够维持世界上最全面的军事体系(指挥、控制、通讯、电脑和情报）,购置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吸引一部分美国最优秀的人才服务在军事指挥岗位,以及不断进行耗资巨大的军事训练使美军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3.政治上,美国影响无处不在
美国经济上和军事上实力强大,政治上的影响也令其他大国难以望其项背。首先,美国在世界上意识形态影响很大。苏联东欧解体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美国倡导的西方自由*主义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选择了西方的政治模式。根据美国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Diamond)下面的统计,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实行西方*体制国家的数量从1990年的76个陡增至1995年的117个,这一现象在西方被称为第三次*浪潮。(见表4，略)
其次,美国在制定国际规则和运用国际组织的能力方面也很强。美国是现行国际体系和机制的主要制定者和操作者,众多国际组织的规则在一般情况下都有利于美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施加影响,如美国在联合国不仅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而且有如英国这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支持美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日本这样在许多情况下愿意为美国提出的倡议埋单的国家,所以,美国的声音在联合国决策和重要人事任免问题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再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持有24%和的股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关键问题的决定需要80%的票数才能通过,这就决定了美国单个国家在这一组织中拥有否决权。如果再加上与美国观点和看法相近的西方国家,美国的影响就更大。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同,根据世界银行的规定,世界银行的重要事项都需会员国投票决定,投票权的大小与会员国认购的股本成正比,任何重大决策都须85%以上的票数通过,美国在世界银行有的投票权,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世界银行拥有否决权。
由于美国在国际组织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在通常情况下,美国都是通过这些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有些情况下,尽管美国的利益和愿望和其他国家的相左,但美国还是通过自己超强的实力和运作能力通过国际组织实现美国的利益和愿望。
中国策篇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3）
最后,美国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以外的方式影响其他国家行为方式的能力也很强,在无法通过国际组织和现行国际规则实现其目标时,美国也能够通过外交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在科索沃问题和伊拉克问题上的做法。在联合国安理会不支持美国提出的军事介入方案时,美国采取了越过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外交和其他手段,纠集一些利益相关的国家,最后还是采取了军事行动,实现了其短期军事和政治目标。
4.文化上,美国的影响不容忽视
从长远角度讲,美国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是美国在国际上影响强大的重要方面。这首先表现在美国的新闻媒体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全球十大媒体巨无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美国迪斯尼、法国维旺迪环球、美国维亚康姆、美国新闻集团、美国电报电话宽带公司、日本索尼、美国康姆卡斯特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甘乃特集团）,美国就占了8家。有研究表明,“目前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其中又有70%是由跨国的大公司垄断,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几乎成为美国电视节目的转播站。”
此外,美国是好莱坞的故乡,也是许多音像产品的原产地。这些年美国通过音像产品在世界上传播本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文化影响。好莱坞电影的魅力经久不衰,美国音乐家喻户晓。“美国音乐制品占全球音乐市场份额的1/3强,海外年销售额达到600亿美元。”美国的音像制品,像《侏罗纪公园》、《蜘蛛侠》、《狮子王》、《泰坦尼克号》等艺术性强,生动感人,集中体现了美国人的好恶观,颂扬了美国人独立、自由、法制和*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行为方式,潜移默化,影响深远。世界各国,包括发达的西方国家,不管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抵制还是不抵制,都深切地感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都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影响对本国文化和文化市场的冲击。
最后,美国政府在传播美国文化和观念上不遗余力,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对外影响力。布什政府上台前,美国政府设有专门机构美国新闻总署(USIA）,该机构负责美国对外宣传工作,特别是针对那些坚持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其手段不仅包括广播、报纸、电视等媒体工具,而且还包括资助人员交流、设立培训项目等。美国政府通过上述手段,旨在推动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了解,在国际上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1999年10月,虽然美国政府将新闻总署编入国务院,但新闻总署的基本功能、经费和工作方式并未改变。
综上所述,美国的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在所有大国中仍然是鹤立鸡群,远远超过其他大国。短期内,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单极世界与非“极”大国的崛起
如果说这个国际体系是单极的,它对崛起的大国意味着什么?作为国际关系中力量对比分布的某种相对稳定状况的概括,国际体系主要表现为单极体系、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三种情况。这三种体系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不同,对崛起国家的发展机遇的影响也不同。
总的来说,国际体系对大国崛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五个方面:一是“极”国家对非“极”大国崛起的敏感度;二是“极”国家对非“极”大国崛起的容忍度;三是“极”国家制约非“极”大国的能力;四是单极体系下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五是单极体系下“极”国家和崛起国家国内政治的走向。在三种可能的国际体系中,单极体系下“极”国家对非“极”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约能力最强。此外,单极体系下,其他大国在处理与“极”国家关系时一般采取规避风险、而不是势力均衡的政策。最后,单极体系下,“极”国家和崛起国家内部政治走向使处理双方关系异常复杂和困难。所有这些都对崛起国家的和平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中国策篇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4）
(一）敏感度
在三种可能的国际体系中,多极体系下“极”国家对非“极”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低,两极体系下高些,单极体系下最高。多极体系内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极”国家。由于其他“极”国家的存在,“极”国家首先需要防范的是这些“极”国家,而不是非“极”国家,所以,非“极”国家的崛起一般不会很快引起“极”国家的关注。此外,由于“极”国家不止一个,所以,“极”国家对外部威胁的注意力非常分散,连对其他“极”国家都无法做到全心关注,更不用提崛起国家。再者,在多极体系下,非“极”国家通常都依附于一个“极”国家,所以,“极”国家一般不会把非“极”国家的崛起看作是一种单独力量的崛起,而是更有可能将其视为“极”与“极”之间力量此长彼消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崛起的国家在己方,一般会将其崛起视为于己方有利的发展,如果崛起的国家在彼方,会将其崛起看做是彼方势力的增长,而不是将崛起国家视为一种单独力量的增长。所以,一般来说,多极体系下“极”国家对非“极”国家的崛起不敏感。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崛起就没有引起其他“极”国家的充分关注。
两极体系下有两个“极”国家,它们对非“极”国家崛起的敏感度与多极体系下“极”国家对非“极”国家崛起的敏感度比较相近,主要区别是程度上的不同。首先,两极体系下,“极”国家最需要防范的是另外一个“极”国家,不是非“极”国家。其次,“极”国家在与另外一个“极”国家竞争的过程中,一般不会把非“极”国家的崛起看做是一种单独力量的崛起,而更有可能将其视为“极”与“极”之间力量此消彼长的一部分。冷战时期,美苏对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就不甚关注,直到冷战结束,才有人惊呼德日是冷战真正的赢家!
单极体系下只有一个“极”国家。与多极和两极体系的情况相比,单极体系下,“极”国家对非“极”国家崛起更加敏感。首先,由于没有其他“极”国家需要防范,所以“极”国家有可能将注意力放在非“极”国家的崛起上,而且,一旦认定哪个非“极”国家的崛起对其地位有可能构成挑战,便可以集中精力关注该国。此外,由于单极体系中不存在其他“极”国家,所以“极”国家也不会将非“极”国家的崛起看做是“极”与“极”之间力量此长彼消的一部分,而更可能将其崛起看作是一种单独势力的增长,并视之为对自己的挑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虽然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防能力与美国相比仍相当薄弱,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却异常敏感。当中国国防开支仅是美国国防开支的零头、美军和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水平差异极大的时候,美国军方就已经把中国列为首要潜在的竞争对手了。
(二）容忍度
容忍度主要指的是对事态发展接受的能力,容忍度的强弱与国家间实力的差距成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讲,“极”国家与非“极”国家之间实力的差距越大,“极”国家的安全感越强,接受非“极”国家崛起的能力也就越强,反之,则越弱。国家间实力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差距,即国家间实力对比的状况。二是“极”国家与非“极”崛起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即有关国家和其他国家关系相互作用后的差距。如朝鲜战争期间,虽然美国与中国之间实力对比的绝对差距很大,但由于中国与苏联结盟,美国与中国之间实力对比的绝对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
中国策篇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5）
在一般情况下,不同的国际体系下“极”国家与非“极”崛起国家之间实力上的差异都很大,所以,从实力对比绝对差距的角度看,国际体系的不同对“极”国家对非“极”国家的崛起容忍度的影响应当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的。但是,由于不同体系下国际力量分布状况不同,国家间的关系也不同,从而直接影响到国家间实力对比相对差距的大小。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国际体系下“极”国家对非“极”国家崛起的容忍度也必然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在多极、两极和单极三种体系中,多极体系下“极”国家对非“极”国家的崛起容忍度最高,两极体系下次之,单极体系下最低。在多极体系下,由于多个“极”国家存在,当非“极”国家崛起时,“极”国家喜欢崛起国家也好,不喜欢也好,它都可能会接受现实,这是因为:第一,如果崛起国家是自己的朋友,这会增强己方的实力,所以就应该欢迎它的崛起;第二,如果崛起国家既不是自己的朋友,也不是其他“极”国家的朋友,反对它势必将其推向其他“极”国家,所以不应该反对它的崛起;第三,如果崛起国家是其他“极”国家的朋友,反对它崛起则有可能导致其他“极”国家进行干预,在自己实力与其他“极”国家实力相对平衡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和非常危险的,所以还是不应该反对它的崛起;第四,在第三种情况下,即使其他“极”国家不干预,反对该非“极”国家的崛起将会耗费自己宝贵的资源,从而削弱自己与其他“极”国家进行较量的能力,这也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极”国家只能容忍非“极”国家的崛起,除非这个国家的崛起是针对自己的。
在两极体系下,“极”国家在非“极”国家崛起时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也只能容忍非“极”国家的崛起,除非该国的崛起是针对自己的。需要注意的是,和多极体系下的情形相比,两极体系下“极”国家的容忍度要弱些,这主要是因为多极格局下存在多个实力相当的“极”国家,“极”国家反对非“极”国家崛起可能要招致多个“极”国家的联合干预,而两极体系下只存在两个“极”国家,“极”国家反对非“极”国家崛起只会遭到一个“极”国家的干预。所以,在两极体系下“极”国家反对非“极”国家崛起,要比多极体系下这样做无论在难度上、还是风险上都要小一些。
在单极体系下,“极”国家反对非“极”国家崛起时则不面临上述问题。由于不存在其他“极”国家,“极”国家不必担心其反对非“极”国家崛起的做*把后者推向其他“极”国家,也不担心其他“极”国家联合或单独进行干预,也不担心反对非“极”国家的崛起会影响到自己与其他“极”国家较量的能力。所以,它最不需要容忍非“极”国家的崛起。
(三）制约能力
在多极、两极和单极体系中,多极体系下“极”国家对非“极”国家崛起的制约能力最低,两极体系下高些,单极体系下最高。多极体系下,由于同时存在几个“极”国家,一个“极”国家反对非“极”国家崛起,有可能招致其他“极”国家联合或单独进行干预,“极”国家制约非“极”国家崛起的能力因而有限。两极体系下存在类似的情况,但由于只有两个“极”国家存在,反对非“极”国家崛起的“极”国家面对的只是另外一个“极”国家的干预,而不是几个“极”国家的干预,实力对比相对要有利些,所以,“极”国家制约非“极”国家的能力要比在多极体系下强些。单极体系下,由于不存在其他“极”国家干预的可能性,所以“极”国家制约非“极”国家的能力最强。由于它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非“极”国家,在它针对崛起大国采取限制性甚至压制性行动时,其他国家即使有心也不敢轻举妄动。
中国策篇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6）
上述分析表明:在多极、两极和单极三种国际体系中,单极体系下“极”国家对非“极”国家的崛起最敏感、容忍度最低、制约能力和意愿最强。除此以外,崛起大国在发展过程中还要面临来自其他两个方面的挑战:（1）主要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仅不会主动联合对抗“极”国家,而且还会积极迎合“极”国家,通过讨后者的欢心来实现自身的利益;（2）随着崛起国家实力的提升,“极”国家国内要求对崛起国家采取行动和崛起大国国内主张采取“有所作为”的声音增强,这势必加深“极”国家与崛起大国之间的猜忌和敌对,从而增加双方对抗的可能性。
在单极体系下,由于“极”国家实力强大,体系内主要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般不会主动联合对抗“极”国家。这主要基于下述原因:（1）在通常情况下,主权国家倾向于规避风险,除非有特殊情况或被逼无奈,否则不会去挑战现状。对于它们来说,尽管现状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对未来可以有所预期,联合对抗“极”国家将打破现状,前途未卜,所以通常它们不仅不会这样做,而且还会反对这种做法。正如美国PowerandInterestNewsReport（PINR)的一份题为“单极时代的大国和中等国家”的报告所言,如果几个大国联合起来挑战美国,它们的做法势必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以比较容易地组织军事联盟来制止这种挑战。（2）一国在考虑是否联合对抗“极”国家时,根本无法确定他国是否会中途退出。如果他国退出,本国将成为“极”国家兴师问罪的对象。在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这将陷本国于危险境地。(3）如果“极”国家本身品质不错,在国际上有号召力,联合对抗它就更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单极体系下,大国联合对付“极”国家的意愿很低。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出现的情况也是如此,不管美国做什么,出兵南联盟也好,打伊拉克也好,尽管主要大国中不乏持异议者,但真正站出来阻止和反对的没有,至多提点不同意见而已。倒是出于自身利益,不顾国际公理和国内反对,支持美国的国家还不少。
如果说单极体系对崛起大国不利,崛起大国有必要维持与“极”国家之间良好关系的话,“极”国家和崛起大国内部产生的各种政治压力却使得做到这一点异常困难。首先,随着非“极”国家的崛起,“极”国家内部各种势力对崛起国家的担心与日俱增,要求政府有所作为。一部分人会要求政府对崛起国家施加压力,按照“极”国家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进行变革;另一部分人则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阻碍崛起国家的发展,即使这样做意味着战争也在所不惜;还有一部分人主张政府采取平衡战略,借助他国的力量抵消崛起国家有可能对本国构成的威胁。
要求改变崛起国家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的人担心,崛起国家强大后会挑战“极”国家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甚至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国家。他们认为,如果崛起国家愿意改变它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他们可以接受后者作为“利益攸关”方的崛起。要求政府阻止崛起国家发展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和崛起国家之间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绝无妥协可能。历史和逻辑表明“极”国家和崛起国家之间的冲突无法避免,因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国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全力阻止崛起国家发展,即使这意味着对抗和战争。
中国策篇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7）
主张平衡战略的人既不相信他们的国家有可能改变崛起国家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也不认为他们的国家有能力阻止崛起国家的发展,并且这样做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他们指出,上述两种思路都夸大了他们国家的实力,而且错误地认为这些做法不会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指出,他们国家唯一能够做的是推动某种势力均衡来打消崛起国家抱有的不切实际的野心,并最大限度地减小崛起国家的崛起对他们国家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可以通过和有关国家加强现有的军事联盟和建立新的军事同盟关系,来建构一个有利于他们国家的势力均衡形势。
上述主张虽然很不一样,但崛起国家都难以接受。无论从政治、利益和理念的角度考虑,崛起国家都不会在外部的压力下改变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崛起国家更不会因惧怕对抗和战争放弃崛起的希望,崛起国家也不会接受“极”国家在国际上搞针对自己的军事同盟。在此情况下,“极”国家和崛起国家对抗的可能性必然增加。
在单极格局下,崛起国家内部政治对崛起国家政府也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它和“极”国家和平相处难以实现。首先,随着国家的强大,越来越多的人会要求政府维护过去因为国家羸弱而没有得到有效维护的合法权利。这些权利包括收回未收回的领土和伸张海洋权益等等。如果“极”国家阻止它这样做,这将有可能导致两者之间的冲突。其次,随着崛起国家经济的发展,崛起国家对海外资源和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到海外经商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保障他们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崛起国家迟早要这样做事,但这必然增加“极”国家的担心,认为这是崛起国家对外扩张的努力,有必要制止这种做法。最后,随着崛起国家的实力和影响的增大,崛起大国内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采取一个与自身实力相对应的姿态,具体表现为要求采取一种“有所作为”的对外政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人希望借此鼓舞国内士气,有人希望借此改变与“极”国家关系中不平等的状况,有人希望借此扩大本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有人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觉得需要这样做。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其政策效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势必加深“极”国家对崛起大国的疑虑,从而增加“极”国家对崛起国家采取对抗政策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所有国际体系中,单极体系对崛起国家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最有能力阻止崛起国家的发展。这种情况加上单极体系下大国风险规避意愿,以及“极”国家和崛起国家内部政治倾向使得“极”国家和崛起国家和平相处非常困难,后者的和平崛起必将面临严重挑战。
单极体系下中国的选择
如果说上述分析是正确的,单极体系就是崛起国家面临的危险系数最高的国际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崛起国家如何处理自己的对外关系才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呢?
第一，崛起国家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处境是非常复杂的,自己面临的挑战是异常艰巨的。需要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政策。第二，崛起国家需要审慎处理自己与“极”国家之间的关系。它需要认识到这是一组非常难以处理、但又必须处理好的关系。除非国家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和现实的威胁,否则必须做最大的努力避免与“极”国家对抗,从而给自身发展赢得必要的时间。第三,崛起国家需要做出极大努力让其他国家对其崛起放心。它有必要认识到,自己崛起本身必然导致国际上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国际形势出现新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他国对自己崛起意图的担心和猜忌,也给敌对势力创造了新的挑拨和煽动对其不满情绪的空间。尽管完全消除这种担心和猜忌是无法实现的,但是通过自身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担心和猜忌还是可以而且必须做到的。只有这样做,崛起国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敌对势力在国际上制造对抗和冲突,减少实现和平崛起道路上的障碍。第四,崛起国家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要,战略性地选择在哪些国际问题上有所为和在哪些问题上有所不为。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既不能无所事事,也不能不自量力,而应坚持理性、顺势、选择和节制的原则,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和反应的前提下,适当地有所作为。第五,崛起国家需要不断努力改进和完善自己。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崛起,国际社会对它的崛起是否能够接受,最终取决于这个国家自己是否能够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充满活力的和对内对外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制度。最后,从长远的角度看,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最终实现崛起,还需要提出一套既符合自身利益和愿望,又反映国际社会利益和需求的价值主张和道义追求。这是崛起国家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让外部世界对它崛起放心的需要。
中国策篇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8）
作为面对单极体系的崛起大国,中国欲实现和平崛起也需要这样做。第一，中国需要对自己所处的国际体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明了这不是一个两极、多极或自己希望的其他的国际体系,而是一个单极体系。在所有的国际体系中,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是最为不利的。在这样一个体系下,中国欲实现和平崛起,必须采取一个谨慎适度的外交战略,不仅需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不仅要在国际上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要避免由于承担上述责任和义务引起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意图的误解和敌对。
第二，中国需要审慎处理好与“极”国家——美国的关系。需要认识到这是一组非常难以处理、但又必须处理好的关系。需要充分了解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对两国关系的冲击和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这种冲击和影响。为了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除非国家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和现实的威胁,中国需要做出最大的努力避免与美国对抗,即使这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进行妥协,包括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的限度。
第三,中国需要积极推动和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特别需要注意积极推动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加强合作,减少分歧;积极加强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相互尊重,互谅互让,共同发展,实现睦邻、安邻、富邻的目标。
第四,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通过国际合作,一方面,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影响到中国和平发展的那些问题,如国际与地区冲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能源短缺与价格波动、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国际犯罪等等。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国际合作,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和忧虑,促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形成良好预期。
第五,在反对国际干涉内政做法的同时,在维护国家稳定的前提下,中国需要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建设,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如完善市场机制、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科技水平,还是在政治领域,如加强法制、改善*状况,都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有所作为。一个高效、合理和进步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
第六,中国需要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适当增加军费,加强国防能力,一方面威慑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在国际形势恶化的情况下,确保国家安全。
第七,中国需要审慎处理好台湾和朝核这两个热点问题。这两个问题事关重大,且异常棘手,处理好了,将会为中国赢得和平发展的时间和机遇;处理不好,将会延缓甚至终止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
最后,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应当认真地思考它到底需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应当是一个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愿望,也能够让世界接受和向往的愿景。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需要。可以说,中国提出这样一个理想世界之时,就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之日。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策篇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1）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
贺东航
2004年底，法兰西斯?福山在完成《历史的终结》和《信任》两部巨著7年后，再次为学界带来了震撼，其宏作《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一书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学研究视野。福山的转向值得注意，他认为“历史之终结”并不是一个自动自发的过程，必须以治理健全的政治实体（国家构建）为先决条件。书中的一些观点印证了我近十年来在东南沿海J市所观察到的结论，让我重新认识到中国国家转型进程中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层面，给我以深刻启发。本文拟从东南沿海一个地方的案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行政科层制发展和社会生长的历程，用“国家构建”这一理论来弥补国家与社会、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现代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可能存在的疏漏，并从*?韦伯、迈克尔?曼和法兰西斯?福山三位大师的著作中汲取广袤的知识资源，以因应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面临的挑战。
现代行政科层体制与现代国家构建：政府力量的成长
现代国家或者说民族—国家是衡量现代性的最重要维度，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单位，其构建是一个公共权力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历史进程。这种持续性不仅体现在单个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诸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上，可以这样认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现代国家的兴起。就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来看，其基本构件有5个要素：（1）核心的能动者；（2）现代行政科层制的建立；（3）可持续的财政；（4）社会生长（市民社会）；（5）宪政。限于篇幅，本文将就第二、第四两个构件与现代国家构建的关系作考察。
全球视野中的法治与政治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完备的现代行政科层制建立是最重要和基础的构件之一。韦伯曾指出：官员制度的科层化（或官僚化）是国家现代化“明确无误的尺度”，“纯粹的科层体制的行政管理……一旦实施充分的科层制，就属于最难摧毁的社会实体”。它不仅是社会分工深化在政治领域中产生的结果，而且充分体现了国家构建的合理化。这种行政科层制度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一，各部门有依据规则、法律或行政章程而确定的权限；第二，官职层级制与审级制有一套明确制定的上下关系，上下级必须遵循法律秩序的一般原则及由其设置的行政程序；第三，职务运作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为基础，以幕僚与各种书记所组成的部门为平台；第四，职务活动以专业训练为前提；第五，科层制支配制度具有严格的可操作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概括而言，其特征为层级制、连续性、非人格性、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行政科层制在中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为了避免从宏观理论的演绎上或泛道德化的解说，下面我以东南沿海的J市作为具体地展现这一成就的“现实样本”。
J在传统时期曾处于国家的控制边缘，海洋型商工文化和民间社会较为活跃。改革开放之后，J曾以其独特的农村工业化方式被中国社会广为重视。它之所以可以成为研究韦伯式现代行政体制成就的一个典型意义的样本，是因为在近30年的发展中，J完成了由农业县到工业县再到中等城市的过程，相当契合现代化是科层制成长的“供应器”这一生长逻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多次到J作实地调查，收集丰富的文献资料，观察这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与社会生长的互动，试图揭示现代国家在地方的构建与成长历程。
中国策篇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2）
揆诸J在建国以来的政权发展史，可以看到，统制主义时期J县的行政体制表现为官僚制的不稳定和政权结构的“一元化”。由于J县地处前线，政府的组织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军事建制的影响，在“*”期间，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又把各种管理职能统一起来，取消了原来分工较明确的部门，破坏了政府科层制的建构，而武斗的地方化曾一度导致国家对暴力不能有效的垄断，加上计划时代的J县经济结构单一、社会事务简单，因此，依靠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供给”建立起来的现代官僚科层制在当时尚未成形。
1976年“*”结束后，J县原有的机构被陆续恢复，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增加了一些新的机构。1978~1983年，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法院、县检察院、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陆续建立，分别承担了国家政权运行的不同功能。党政“五套班子”的重建则体现了权力体系内部的分工，构成了地方国家运行的基本框架。而县以下的政治组织也开始改革和增加，原来被统一在一起的政治、经济功能被分开。作为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的乡镇政权，陆续建立了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工商联、人大主席团，在制度形式上实现了党政分工，各种职能部门先后落户乡镇，与乡镇所属机构共同构成了国家控制社会的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县政府的行政科层组织也在生长和完善，从J市近30年的政府部门设置的沿革来看，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系统的权力和地位相较于统制主义时期的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二是职能部门的数量在总体上呈增加趋势，这反映了政府内部分工的深化和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深度和广度的增强；三是社会管理部门和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不断加强，这反映了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方式的逐渐改变，这些特征在J市的第二次创业时期表现尤为明显。
1992年后，J开始撤县建市，由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其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复杂，J市开始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交通与道路网络不足、城市排放系统不全、工业与环境事故频发、劳资关系紧张、犯罪率上升等等，使政府的业务量陡然增加。在此背景下，J市地方政府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活跃于经济社会事务各个领域，动员资源去实现国家的、社会的及它自身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现代行政科层体制也随现代化进程加快而不断完备。
在二次创业时期，随着J市经济发展与社会事务增多，政府作为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增加了相应的职能部门。新增的部门涉及能源通讯、环境保护、劳动监察、金融管理等，还有因J市经济迅猛发展而进驻J市的部门，如海关、检疫局、民航、机场等，表明了聚集在J市区域内的政府力量迅速增长。
在增加的政府机构中，与社会经济有密切关联的有生产力促进中心、市政府采购中心、土地档案室、城监大队规划中队、企业调查联络站、建筑工程招投标中心、流动人口办、土地储备中心、博士后科研管理中心等，这些机构成立后都挂靠在某些局办下面。还有许多带有官方色彩的机构，如食检所、质检所、实验室等。由于J市卷入了与全国各地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广泛的贸易网络中，J市在与其有密切关系往来的几个省市设立了办事机构。总的来说，虽然1992年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市取消或合并了一些不必要的部门，但增加的数量远大于取消的数量。
中国策篇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3）
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明显强化，而且在职能上分工更细。这些强化和扩展的职能部门包括如下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经济秩序、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公共资源管理与保护、安全和秩序。随着J市经济的发展，城镇的规模日益扩大，地方政府以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身份日益突出。在道路、码头、饮用水供应、电力供应、燃气供应系统的提供、公园和停车场等公益性建设方面，随处可见政府的影子，客观上使得城建局、交通局、电力局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J市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和政府对财力的追求，使得国税局和地税局成为J市重要的政府部门。由于J市地方经济在二次创业时期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职能比第一次创业时期明显强化，在对全市市场主体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管理的同时，还要监管合同、商标、广告、计量、食品卫生等，其机构的设置越来越严密和合理，职位分等、层层相扣。1992年后J市面临着外来人员不断流入、劳动力市场无序化和劳资纠纷日益增多的问题。劳动局不仅要强化对全市劳动工作的宏观调控，监督安全生产劳动，协调劳资争议，处理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事项。劳动局还组织职业技术培训，以镇为单位，建立实行就业准入工种的培训基地，由此，许多科室被健全起来，形成了明确的专业分工。随着工业的发展，J市的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因污染纠纷而引发的信访事件在20世纪90年代后不断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强化环保部门在J市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环保局对影响城市环境的各种因素经常进行系列专项整治，成立环境监察队，并在各镇成立分队，扩大了环保局的监察范围，各科室都制定了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评估机制。作为国家暴力的垄断者——警察队伍也在迅速增加。1978年，J市每万人中的警力部署是5名警察，每平方公里警力分布0～6名警察；但到2003年，每万人中的警力部署是15名警察，每平方公里警力分布2～3名警察。警察队伍的制服自1978年以来更换了三次，新制服颜色将以紫蓝色代替以前的橄榄绿，和国际上许多现代国家的警服颜色一致，表明中国正努力建立一个现代警察体制。而警衔制的实施标识警察队伍依据行政职务和警衔构成上下级以及同级的关系，推动着警察机构科层制的建设和完善，仅2001年至2006年5年间，J市公安局就新设立了刑事侦查、经济犯罪侦查、治安、国保、禁毒、特警等六个职能大队。对于现代国家构建来说，这一类机构的设置是有必要的。
与此同时，J市的政治精英产生的途径也发生了改变。作为执行国家权威、处理社会繁杂事务的一个工具，官僚机构必须由受过专业化训练的精英群体组成，招收的人员应具有一定的技术才能和必要的训练。在一次创业时期和二次创业初期，J县的官僚化队伍明显不足，大多数公务员是从本县教育界的中小学师资中选录和抽调，官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这种状况迅速改变，特别是在1997年推行公务员考试后，淘汰了一批“万金油”式的干部，官僚队伍的录用、考核、晋升更加制度化、正规化、专业化，逐渐形成了一支有“官僚制精神”的职业化官员队伍。据统计，J市的机关与事业单位干部数从1993年的9114人，增加到了2001年的至少20204人，8年时间J市机关与事业单位人员扩张了一倍多，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素质的社会精英被吸纳到行政体制内，促进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中国策篇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4）
在多年的发展中，J市地方国家的规模和任务两个方面都明显地增大，直接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农业县时期的统制主义行政体制模式——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行政体制。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现代化伴随着政府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和业务量的不断增长，政府权力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活动呈现扩散现象，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在13年内不得不搬迁三次，其机构在增长、行政职能在扩大，初步构建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官僚行政国家体制。它既担负着过去统制主义时期政府所履行的许多职能，又获得了某些过去任何体制所不履行的新职能，并对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一，它培植和强化了国家能力。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国家为了有效地动员资源并对社会的各种需求作出相应的回应，就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科层结构及其成千上万名的官员共同构成的现代政府作为后盾，才能使国家机器精确、迅速地运转，保障了政府的意志和命令能够被治理对象所遵守。事实上，与统制主义时期相比，国家的控制方式更加有效，采用的措施和方法更加系统，对全社会的管理水平也有了质的提高。第二，形成了国家的“理性化”。国家不再像统制主义时期那样简单地使用暴力，而是以工作和职位分工的专门化、等级化、非人格化、规则化、技术化、工作程序法制化与系统化来行使权力，抛弃经验式管理，重视知识与技术，这种行政结构能够使广大公务员熟悉档案、谨慎和严格服从，保持组织运行的持续性，有效地减少统制主义时期国家行政体制中的人为因素影响，并在法治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公共行政的科学化和*化。第三，确保了国家转型的安全和秩序。现代行政体制建设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只限于行政层面而非宪政层面，*与宪政是一种政治体制，但每一种政治体制必须先获得权力，并建立一个完备的现代科层政府来履行其基本的政府职能，然后才能对它进行限制，否则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可能造成治理的失败。现代官僚制把社会中的精英整合到行政决策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赋予了统治权力以某种合法性，使国家在复杂的市场经济中得以稳固。这种“行政吸纳政治”的体制更多地强调秩序而非*，强调专家治国而非大众参与，强调治理而非政体类型，国家的实质不发生根本变化，保证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需要的秩序。
社会生长与现代国家构建：社团组织的发展
社会生长（市民社会）是现代国家构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四个基本构件相比，社会生长不是国家本身的制度组成，而是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基本要素。从世界范围的经验看，各国的社会发育程度优劣都对现代国家构建起到了支撑或阻碍的作用。
为了更加确切地透视社会生长的真实状况，将各种社团性组织纳入研究视野当中，本文更多地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观察J市社团组织的发展，并将“社团”定义为一种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团体的成员关系把分散的个体或紧或松地联系在一起。在J市，这类广义概念的社团组织很多，既有传统的草根性组织，也有现代性的社会中介组织。
传统性的草根社团复兴和活跃主要得益于其深厚的社会基础。通过对J市地方社会历史的分析，这一区域有着悠久的海洋型商工文化、浓厚的家族传统和海外华侨资源。在传统时代，就普遍存在活跃的民间组织和组织网络，如兴修水利的联庄会、主管互助的义社、迎神的庙会。进入近代以来，各种政治社会文化组织先后出现在闽南的舞台上，错综复杂的格局为该地方社会留下不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特别是这一区域的华侨和地方势力，都曾经借助于地方社会既有的以家族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社团组织，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1949年后，这些民间组织退出乡村权力舞台，被带有政权性质的各种人民团体所取代，不可缺少的民间娱乐则由带有宣传意味的会演和类似的活动替代了，祭神活动则在破除迷信中似乎消亡。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生产成为个人与家户的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为传统社会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发展空间，促使非正式地方性制度的再现，加上原先中断的海外——乡土联系也被激活，一些沿着历史、社会、文化所塑造的地方性传统社会组织，如宗祠会、老人会、丁氏回族会、太原学会、虞舜协会、比干协会、妈祖会、道教协会、渔业协会、种粮协会、家族或海外基金会等被重新建立起来。
中国策篇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5）
当然，J市的社会生长更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经济率先在J市崛起，原先以农业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转化为以工业发展为特征，同时第三产业也随之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群体，由原先单一身份的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外出的销售员、农村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外贸业管理者、商业经纪人等，这些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随着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政府—企业关系，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现代型社团组织快速发展，J市的民营企业主群体先后成立了玩具、纺织服装、烟酒食杂、机械五金、建材、皮业、摩托车工贸、机动车市场、鞋材、印刷、种植养殖、短裤、拖鞋、伞业、美容美发、石业等共22个同业公会，会员总数1500多家，涵盖J市经济的主要行业。这些社会团体依据市场规则，制订行规或公约，协调本行业事务，实行同行企业自律，维护会员企业利益，提供社会服务。活动范围包括：同行企业的保护和自律；发挥沟通政府与企业之间联系，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依据；为企业发展提供信息；研究制定本行业产品标准，提出相应发展规划建议；帮助企业解决技能培训和人才引进等。
社会生长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其发育和强大得力于市场与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多样化，而现代国家为社会生长提供了制度支持。政府作为公会和协会的后盾，逐步赋予其相应的职能，使公会和协会的工作较正常地开展，会员在法律上取得了平等地位，享有了政治社会的基本权利。
在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中，社会生长与之相互依存，互相参照，它有四个基本功能：第一，填补了国家治理机制所遗漏或无法达到的领域。尤其是一些新的、无法被纳入正式制度解决范围的问题。以J市管理机动车市场为例，由于机动车报牌程序繁琐，漏洞甚多，因此，J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和机动车同业公会合作共同成立的机动车报牌中心，该中心成立于机动车交易市场内，形成了一条龙服务，使国家（或政府）能够借助社会的力量达成管理的目标。第二，充当了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的中介。把私人领域中形成的共识通过言论、行动转达给公共权力。以J市的玩具同业公会在1999年向政府申请“减税”事件为例，当时遇到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外贸出口形势十分严峻，玩具行业整体滑坡，同业公会属下的73家会员通过同业公会，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沟通，最终使政府同意将公会所属的会员企业税赋维持在上一年的水平。第三，使国家的基础性力量增强。由于社团发展能够推动社会成员自发合作，志愿地而不需要外部强制地达成集体行动，避免国家偶遇动荡时所面临解体的风险，因为社会生长使整个国家的“基础性力量增强”，使国家权力能够透过社团组织居中调控社会，并促使国家制定规则的空间和能力增大。以J市为例，在二次创业期间，日益凸现的贫富分化和保障机制的不完善，曾一度影响了J市的社会和谐和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慈善总会协助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助困、助学、助老、助残等多项社会公益活动，有效地应对社会秩序和安全问题。第四，培育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不论传统型社团还是现代型社团，或者社团是否受到国家控制，其成员都可以在参与非政治组织的活动中慢慢学会妥协和宽容，产生信任，培养组织和交流技巧，从而最终提高人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能力，增强政治效能感。如Verba，Schlozman和Brady所说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根源于基础性的非政治制度当中”。
中国策篇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6）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目前情势：复线式状态与厘清误区
前面以个案的方式描绘了中国现代国家在地方的构建和成长史，现在简要回溯一下现代国家构建的世界历史，其发端的地区为英国、法国、西班牙与瑞典等欧洲大陆国家，在四五百年前，它们开始进入了能够合法垄断暴力并向人民征税的现代国家历程，逐渐形成了能够对广大领土行使主权的现代行政官僚体系，国家有能力提供秩序、安全、法律与财产权，并让现代性经济世界得以出现。
中国传统的国家体制由一套训练有素的官僚系统构成，运作达2000年之久，但与已经实现了制度成熟化的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其间充满着曲折，呈波浪型和复线式发展。清朝末年，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清政府才试图“变法自强”，通过立宪来建构现代国家体制，但由于清王朝很快解体，随后而来的民国一直处在内外动荡之中，国民政府能够有效进行国家政权建设的时间只有1928～1936年的短暂8年。1949年之后的30年，国家的构建表现为统制主义（或全能主义）体制的形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主要成就是在近30年间取得的。本文所描述的J市现代行政科层制的成长与社会生长的个案，即生动地展现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
然而，在我所截取的时段中，中国现代国家体制构建所处的国内国际背景错综复杂，现代国家构建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就国内背景而言，中国曾历经30年时间的统制主义时期，计划国家政府太过强大，国家对经济过度干预。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表现为由“国家崇拜”向“市场崇拜”的转变，缩小国家部门的规模因此成为大势所趋，并转而倚重先前受到忽视的市场或社会，学界和政界不少人主张建构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并在一部分省市进行了尝试。就国际背景而言，二战后，各主要西方国家的行政职能空前膨胀，行政行为不但在传统领域的作用不断加强，还把这种作用扩充到许多新的领域，如调控国内国际贸易、管理国内国际金融、开发和利用资源、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监控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大型工程建设等。同时，为了因应福利国家的建设，西方国家的行政职能作用还扩张到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部门，其体制的规模、功能与范围蒸蒸日上。大部分西欧国家与美国在20世纪之初，国家部门占用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略高于10％，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却逼近50％。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成为20世纪80年代至1990年国际政治的一大特征，以反思韦伯式现代行政官僚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推行起来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必须遏止国家部门的扩张，削减国家的体制规模，从而新古典经济学也声势大振，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在这两种背景的叠加下，使得本来辛苦追求现代国家体制构建的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情势，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变迁与政治转型急速发展，传统、现代、后现代和西方、东方以及世界、本土的现象同时并起，这种复线式状态使得许多已经被提炼得很精致的理论显得无所适从，致使学术界在解释和研究中国问题时往往出现知识错位。例如，有关改革与市场化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理论界不少人有过这样的期待：即改革等于市场化——市场化等于改革。他们强调自发秩序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政府只要当甩手掌柜，就可以实现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小政府、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而当时的新闻媒体多有附和与渲染。
中国策篇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7）
后来随之出现的“郎顾产权事件”、“医疗改革”到“教改失误”、“撤乡并镇”到“新农村建设”等等，其论争的理论基础无不与现代国家构建的知识相关。然而，学界却鲜有人提升至此高度加以分析，凸显了理论界关于现代国家体制构建的知识积累仍有许多重大疏漏，但亡羊补牢犹时未晚。我以为，透过J市的个案分析，可在如下四方面提供决策层相关的知识增量。
第一，增强和健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行政国家体制仍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当务之急。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构建一个“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目标之一，缩小国家部门的规模因此成为大势所趋。但与此同时，现代经济的快速增长却成为现代科层组织的“供给器”，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分层和大量社会事务的出现，政府的业务量反而大大增加，权力的机制在运作范围上因此更加广泛，呈现“扩散性”和“弥漫性”，因此，国家必须由原来简单的科层机构成长为一系列多功能、微型化单位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组织，它能渗透其疆域并型塑制度化的运作，“小政府”的权能形态显然不足以担负此必要的功能。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建设不可避免地涉及制度的供应和需求问题，中国应该选择何种行政发展模式？是新公共管理，还是现代官僚制？也是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新公共管理”主张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把某些公共服务交给私人部门或其他非营利组织，放弃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以此来再造政府及公共管理，这或许适应当代西方政治与社会发展要求的产物，但由于我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与西方并不同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与差距，虽然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取得了成绩，但在中国却未必能够成功。福山在《国家构建》一书中曾提到非洲国家失败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了回应市场化和新公共管理的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援助建议，史称为“华盛顿共识”，旨在透过经济自由化的改革，缩减国家部门的运作。但在许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由于国家的制度化水平相当低，健全的现代国家体制框架尚未建立，反而带来经济每况愈下，贪污盛行。问题在于，国家部门在某些领域应该收敛，但在其他领域却必须强化，许多经济学家对于国家体制构建知识和基本概念的混淆，无法厘清国家本质的诸多层面，不能理解国家体制构建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结果导致失败。这表明，市场化和新公共管理运动并非万能，现代国家体制的建设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讨论削减政府人员和机构多少并非是解决问题的“万能之钥”，重要的是政府能力和作用范围，以及是否有法治和监督。因此，学习如何构建现代国家体制并精益求精，乃是攸关未来中国发展的核心议题。
第二，区分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差别。在强调充实政府机构的同时，可能会出现另一种误区，即认为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应得以强化。事实上，我所主张的是强化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非增强国家“专断性权力”。为了搞清楚这两个概念，我们有必要从*?韦伯、迈克尔?曼和法兰西斯?福山三位大师的著作中汲取广袤的知识资源。其中，迈克尔?曼关于社会权力来源的研究向我们昭示了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即国家采取的系列行动不需要与公众社会进行常规化、制度化的沟通；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公众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以提供“后勤补给的方式”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这种“基础性权力”在所有的工业社会中不断强大并得以发展。他还指出，近代以来，就国家能力而言，专制的法国并不比*的英国强大，因为“专断性权力”的后勤基础不如“基础性权力”的后勤基础强大。英国政府能够汲取比法国更多的财政收入，能够更有效地动员社会各阶层，从而更有效地提供内部的统一秩序，维护国家的对外利益。他的研究提示我们有必要对西方模式及苏东改革实践作出较为理性和公正的思考，反思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例如专制或统制主义有利于国家稳定与强大，而*可能削弱国家能力等所谓“常识性”问题。就当前中国的改革而言，实际上面临着艰巨的双重任务，即在缩小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同时，又要扩大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在限制国家专断性权力的基础上又要强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换句话来说，在解构统制主义国家的同时实现现代国家的构建。我们不应简单地将J市的政府建设理解为一个政府累积权力的过程，而是一个制度化稳步发展、“基础性权力”的累积过程。
中国策篇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8）
第三，厘清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两个误区。首先，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是简单的“你撤我进”，过去的这十年间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发生：政府把不该交的领域交给社会来承担（任由市场本身通过自发的价值规律调节），在该由社会来承担的领域却不交；在该到位的地方不到位，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则肆意出现，致使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对立，反而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其次，国家与社会关系并非此消彼长，而可能呈现“双强”关系。从J市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实践来看，进入二次创业阶段，J市转入到以地方政府为导向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时期J市的现代行政科层体制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政府职能有了显著的扩张，“强政府性”和“强国家性”色彩较浓，但地方社会也并没有因此凋敝，相反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J市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现代国家构建本身的成果，通过地方国家的作用，做出了新的制度安排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积极介入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尊重和调动社会的各种资源，培育社会生长，而社会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发育起来的社会组织（如商会、行会）具有自我发育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虽然这一阶段的成就和活动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目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应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步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并起到对国家与政府的监督平衡作用，双方力量同时并存、互补增益，政府通过与日益壮大的公民社会机制的不断交互更接，形成了一个结构紧密、环节众多、相互间能进行“反思性监控”的治理形态，而国家构建将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不断发展。
第四，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终极目标应是建立宪政国家。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表明，行政国家与宪政国家是同步构建。在西欧，随着经济的发展，致使赋税征集、司法裁判、军事力量、关税设立等权限逐渐收归中央政府的职能范围，逐步集权化的君主通过扩大官员队伍，健全了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统一的政治科层机构逐渐成长起来并得以强化。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保证经济活动与公共事务有序进行的法律体系，发展出了一套宪政的国家理论。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行政国家与宪政国家构建并不同步，中国发展道路的复合性表明，必须以建立一个现代行政国家和健全政治实体为先决条件。然而，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职能的扩张问题，而且涉及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它不但意味着要使行政组织系统自身合理化，还要担负为社会其他领域确定运行规则、奠定制度基础的职责。当政府拥有了一整套高度制度化的体系作为支撑时，走向宪政国家将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贺东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策篇 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因素（1）
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因素
张国有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引起全球关注。从开始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么多年来，GDP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2001～200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出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出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时期增长最快的国家。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可否认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平稳的发展，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么，中国长期高速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哪些因素在发生着作用？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对相关国家的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谁能阻挡中国？谁是中国的竞争对手？等等。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系统的结论，但有兴趣的人和机构都在进行研究。就像当初世界研究日本一样，现在世界开始研究中国。
中国面临的影响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因素很多，但比较重要的有五个：一是速度观念中的虚速度与实速度问题；二是国内需求与农村战略根据地的问题；三是资源压力、环境保护与节约型机制问题；四是企业的国际竞争、国际合作与国际环境问题；五是民营经济发展、政府体制与经济活力问题等。虽然发达国家已经具有可借鉴经验，但中国却有自己特别的环境。我们应依据中国国情，考虑自己的战略因素，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解决自己的持续快速发展问题。
中国未来15年仍然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但重点不在速度，而在于增长的能力、质量和持续性，速度和质量仍是发展的焦点
由于26年的条件积累和前进的惯性，从2006年到2020年，未来15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平稳的增长。根据研究和预测，从近期看，2006年到2010年，5年间，GDP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希望保持在％左右。按这个速度，到2010年，GDP总量将达到32000亿美元左右，人均GDP值将达到2300美元左右，比2005年（1723美元）增长33％。从远期看，从2010年到2020年，10年间，GDP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将会放慢。如果保持在6％左右，到2020年，GDP总量将达到57000亿美元左右，人均GDP值将达到3800美元左右。15年之后的这个规模，和日本2005年的GDP比稍高一些，只相当于美国2005年GDP的一半。这个结果，总量较大，但人均水平较低，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却恰恰是人均水平。当中国的人均水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中国才算真正富裕起来，才是真正的世界强国。
13亿人口的经济体，经济发展速度太低不行，太高也不行，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政府将调节控制增长速度，例如，调控在6％～9％，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速度，而在于增长的能力、质量和持续性。增长的能力问题在于有哪些促使经济增长的能动力量因素在起作用，能否动员这些因素确实能够发挥作用。例如技术进步的作用、农村发展的作用、国际合作的作用等等。增长的质量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确有功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确实发挥了保障和促进作用，而不是单纯追求GDP指标、华而不实的“花瓶”工程、不得已而为之的“首长项目”等。增长的持续性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每一个历史阶段能为下一个历史阶段奠定发展的资源、环境和规制基础。例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革机制等。有了资源、环境、规制的基础，下一阶段就有了健康发展的条件。每个阶段都考虑资源、环境、规制问题，经济增长就有了持续性。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做到这一点。
中国策篇 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因素（2）
速度很重要，但有虚实之分。缺乏能力、质量持续性保障的速度为虚速度。虚速度很可怕，往往将社会带入“经济泥潭”，难以自拔。中国几次大的经济调整，多和虚速度有关。未来15年，中国要更多考虑发展的能力、质量、和持续性，追求实实在在的速度，这是世界大国所必需的发展基础。
扩大国内需求，使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其基础是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在21世纪的前50年，农村仍然是内需增长、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根据地”
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都和中国农村、农民息息相关。无论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还是新中国建立后，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或是26年前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现在实行的村镇民选等，都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国许多重要历史的起点都来自于农村。这个结果，无论偶然还是必然，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是中国发展的巨大的动力源和长期发展的战略基础。
现在，中国仍有7亿多农村人口，这应当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动力，但现在这些人的状况是受教育的水平普遍不高，生活不富裕，没有更多的钱进行高档消费。如果解决了农民的富裕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国内需求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问题。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真正的基础在中国农村。
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这是很低的水平。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即使按现在的增长值来计算，如果农民当年增加200元收入，7亿农民就是1400亿人民币，相当于新增加175亿美元的消费需求。如果到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150元，实际增长895元。7亿农民就是629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新增800亿美元的消费需求。如果农民达到城镇居民现在的人均收入10493元的水平，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的市场潜力就会巨大无比。如果农民的消费结构像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那样，开始向发展型、享受型方向升级，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极为可观的需求潜力。城市的消费结构向农村转移，中国市场的潜力向农村渗透，农村加城市，巨大的需求将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长期的动力。我国现在有许多商品和服务到国外寻求市场，这是因为国内需求不足。农村繁荣、农民富裕是国内需求增长的动力源。
为了奠定中国未来发展的市场基础，政府越来越重视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一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二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三是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中心，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四是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过去要求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现在要求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援农村。近几年，政府免去了农业税，建立农业保护制度，增加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等等，这都是在力求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改变农村面貌的措施。这样，经过一年一年的努力，就会将中国农村建设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根据地，有了这样的战略根据地，中国发展就有了可靠的增长基础。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策篇 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因素（3）
经济增长面临能源资源短缺的挑战，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基本国策，实施资源节约型战略，用30年的时间形成资源节约型的社会基础
中国像一架巨型飞机，起飞和飞行需要巨大的能源和资源。中国持续发展面临日益加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在未来15年，中国将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恰恰是资源消费高峰。以往中国能源资源消费很大，在全球能源资源消费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以2003年为例，在全球能源资源消费中，中国石油占7％、铝占19％、铜占20％、镍占21％、钢铁占25％、煤炭占30％、水泥占50％等。其中对钢铁的需求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需求。
中国消费很大，但自身占有量相对比较少。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约为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1／6；人均石油约为1／10；天然气为1／20；煤炭为3／5。
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矿产、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供求缺口日益严重。矿产资源的国内供给率进一步下降，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中国主要矿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预计，将来的15年内，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将达到58％，铁为52％，锰为38％，铜为82％，铅为52％，锌为69％。水资源、土地资源将持续紧张，将严重地削弱中国的环境承载能力，整体环境质量还可能进一步恶化。目前中国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单位产品实物消耗指标国内先进水平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普遍存在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严重浪费，这是长期粗放型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将来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节约型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为此，中国政府将节约资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将“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共同作为新时期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节能型社会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建立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因素的指标体系，以着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力求到2010年，中国经济的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达到20％，淡水、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保障水平也相应提高。从2006年前9个月的情况看，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没有达到预期的控制目标。说明实际状况比预期困难得多。所以，坚持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消费等环节，逐步建立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是个长期艰巨的全社会的责任，大约要用30年的时间形成资源节约型的社会基础。这方面，发达国家长期努力的成就和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建设良好的国际交流环境和周边环境，主动融入全球化发展，根据中国的特点，长期坚持引进来、走出去，互利共赢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道路
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取决于国际环境的支持和良好程度。中国必须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中国应继续实行扩大开放政策，不但要通过国际交换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还应根据中国的特点，继续坚持引进来、走出去，互利共赢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道路，通过国际交流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国策篇 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因素（4）
各国都有自己吸引外资的条件，中国仍然要根据自己的特点从事国际经营活动。由于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长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近几年，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每年都在600亿美元以上。有的国家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影响了外资对自己国家的投资。实际上，外资的选择有自己的战略意图。例如对印度、东南亚、日本、中国的投资选择各不一样。对印度，外资主要看重英语文化环境和服务业、软件业的优势。对东南亚国家，主要是资源和市场优势。对日本，主要是高科技基础。而对中国，成本、制造业最具吸引力。实际上，流入中国的FDI存量占发达国家海外投资存量的比例较低。截至2003年末，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在全部对外投资存量中的比重仅为％，低于墨西哥的％、巴西的％、新加坡的％。欧盟的主要成员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对外投资中仅有％～％进入中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1991～2003年累计的比重仅为％。因此，不论是从中国经济中FDI存量的比重，还是从发达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份额来看仍然较低。所以并不影响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中国制造业仍然是对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部门。70％的投资流入制造业。近5年，制造业保持着最快增长速度，年均增长％。其中，IT制造业是外商投资最为集中的部门。5年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总量中，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均超过50％。外商投资企业利用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提高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竞争的深化，中国劳动力成本将逐步上升。在成本压力下，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将从简单的组装向更高附加价值的制造活动转移，并在技术基础、研究开发、产品结构、制造工艺等方面加速自主创新活动，将制造业逐步转移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轨道上来。
中国的国际交流对亚洲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在国际贸易中，近年来，中国对亚洲市场基本上是逆差，对欧美市场基本上是顺差。欧美国家不很满意。2004年，从亚洲的进口额占中国进口额的％，对亚洲的出口额占中国出口额的％，而从北美洲的进口占％，出口占％，从欧盟进口占％，出口占％。剔除经过香港的转口贸易，2004年中国对亚洲的贸易逆差为1631亿美元，中国对北美市场顺差为亿美元，对欧盟顺差亿美元，中国向欧美市场的出口大幅度地带动了从亚洲的进口，为区域间贸易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创造了机遇。
今后中国的发展要在资源型、依附型和创新型三条道路中进行选择。资源型道路走不通，因为中国地虽大，但物不博，没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可以支撑中国经济长盛不衰。依附型道路也不行。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13亿人口，依赖其他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作为发展基础也走不通。所以，只能在利用国际资源、引进先进技术、着重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今后15年，中国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通过自主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和协调发展，在国际环境中，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制架构。
中国策篇 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因素（5）
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应积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通过跨国并购、参股、上市、重组联合等方式，比较快地培育和发展国际竞争力。重视扩大境外资源合作开发，扩展资源建设渠道。在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的建设中，稳步发展合作关系。建立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企业间对话与协商中，发展与各国企业间的经济合作，坚持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总而言之，中国需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建设良好的国际交流环境，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通过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充分发挥作用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
推进民营化进程，规范政府的职能，完善地方政府和企业间的发展机制，从两个主体因素出发，增强中国经济活力及其增长的持续性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因素的努力方向和积极程度。但有个倾向值得注意，这就是有的地方政府为显示政府业绩，过分追求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注重吸引大量的中央政府投资和外国资金来发展工业项目，尤其是大型工业项目，以此来迅速拉动当地GDP的迅速增长，增加当地的就业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这种动机和政策的确使政府辖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却忽视了原有企业的持续发展和民营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外部拉动是重要的，但长期看，更重要的是内部增长及其机制。凡是具有经济活力和持续发展潜力的区域，都是企业发展较快，政府体制比较合理，营造了持续发展的机制环境。所以还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的民营化进程。
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需要继续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改革，进一步界定政府职责范围，强化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完善重大事项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以及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以便地方政府更有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方面，要鼓励和支持民间力量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是政府管制的市场化机制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抓大放小，抓大放中，抓特大放大，绝大多数的企业已经放给市场，由民间经营了，同时又生出了大批的民营企业。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大幅度介入，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活力。将来15年，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会有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发展。将来，政府经济还要继续向民营经济发展。但民营不完全等于私营，因为其中有集体经济的部分。所以，还要继续消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因素，继续完善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应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进一步完善金融、税收、信用担保、技术创新等各方面的政策，推动民间投资，提升经济活力，在经济体制多元化的架构下，促进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