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有，北京大学，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策篇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1）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华民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之间，以及经济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乃至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政府决策者之间正在展开着一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究竟是走依靠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还是走依靠自主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路？很显然，要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科学的解答，不导入经济福利分析可能是无解的。为此，本文试图引入收入分配的概念，通过福利分析来使人们弄清楚中国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来发展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才是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益的。
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的区别与联系
在对外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大致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依据比较优势理论，从一国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寻找由本国供应量最为充足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以低成本生产优势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自主的技术创新来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这两种不同的国际竞争方式究竟有什么区别？它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只有搞清楚了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对中国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竞争策略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做出准确的回答和选择。
比较优势与自主创新的区别大致可以概述如下：
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的第一个区别在于：前者是在不改变现有禀赋结构的基础上，发挥本国充足要素的成本优势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并实现经济增长的；后者则是通过技术创新在改变本国禀赋结构的技术上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据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两者归结为成本竞争与技术竞争之间的区别。
两者间的第二个区别在于：从现有要素禀赋出发的比较优势竞争属于直接生产模式。简单地讲，就是一个国家有什么要素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那么它就应当在国际分工中做本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素密集投入的产品。一般而言，一个劳动力要素特别丰裕的国家参与国际劳动要素密集产品的生产是有竞争力的，从而是可以获得比较优势的；而一个资本或者知识要素丰裕的国家参与国际资本密集或者知识要素密集产品的生产是有竞争力的。与此相反，自主创新竞争则具有迂回生产的性质。这是因为，一个原有技术竞争力相对较差的国家，为了参与国际自主技术创新竞争，就必须首先对创新进行投入。只有在技术创新获得成功的基础上才能改变既定的国际分工模式，最终参与到国际技术竞争的分工模式中去。因此，比较优势竞争是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要素直接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一种国际竞争方法，而自主创新竞争则是一种先把资本投入到技术创新，然后再把技术作为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国际竞争方法。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种不同竞争方式的第三个区别：由于比较优势竞争是一种直接的生产过程，因而其生产函数具有线性特征；由于自主创新竞争是一种迂回的生产过程，因而其生产函数具有非线性特征。不仅如此，作为迂回生产之第一个阶段的技术创新过程本身也是非线性的，因为技术创新所面对的风险与生产过程所面对的风险不同。在一般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通常是十进位制的，而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则大多具有二进位制的特征，即技术创新的结果要么是成功，要么就是失败。
中国策篇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2）
这样，我们又可以得到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两者之间更进一步的区别：与比较优势竞争相比，自主创新竞争不仅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成本，而且还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因为迂回而产生的时间等待）；与比较优势竞争相比，自主创新竞争不仅需要投入更高的成本（包括资金和时间），而且还会面临更大的风险。特别是当我们把由于时间等待而造成的不确定性引进我们所作的比较分析中，那么我们还可以发现，自主创新竞争不仅会面临创新成功与否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且还会遇到迂回生产过程中因为时间因素而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指出比较优势竞争与自主创新竞争两者间最后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区别：与比较优势竞争相比，因为自主创新竞争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进入直接的生产过程，并且还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与技术方面的风险，所以一个国家要走自主创新的竞争之路，便需要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同时也是更加高级的社会结构与组织系统来予以支持。或者换句话说，自主创新竞争模式其实是一种将人力资本、技术、制度和管理融为一体，并且需要通过不断的变革将这些因素更加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动态演进过程。正因为如此，就产生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低收入国家难以走上自主创新竞争道路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发展中低收入国家缺乏由比较优势竞争转向自主创新竞争所必需的上述各种基本的经济与社会要素。
至于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之间的联系，主要发生在动态过程中。假如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在国际竞争中任何比较优势最终都会趋于消失的。因为从长期来看，一国的禀赋结构（也就是供给结构或者生产函数）会发生变化，而且外部世界的需求结构（也就是消费函数）也会发生变化。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一个最初是以劳动要素密集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国家为例来说明这样的演变过程。最初该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于是根据比较优势竞争法则，选择生产劳动要素密集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是人口的减少与工资率的提高。我们再假定国际贸易的所得与福利分配是对称的，那么当该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与之发生贸易关系的世界其他国家也发生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这又会导致世界其他国家需求结构的变化，即相对减少对现有消费品的购买，增加对新型消费品的采购。当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变化组合在一起时，就会发现，该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即生产成本由于国内工资率的上升而提高了，出口价格则因为外部需求的相对减少而下降了，结果其原有的比较优势就会因为其贸易条件的恶化而荡然无存。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国要保持贸易和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来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或者是通过创新活动的常规化直接转向自主创新竞争。因此，关于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静态和动态的关系，即自主创新是对比较优势的动态调整。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动态的调整过程事实上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渐进式的，其方法就是“干中学”；第二种是激进式的，其方法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毁灭性”创造。这两种调整方法的差异既与成本有关，也与收益有关。毫无疑问，“干中学”的投入成本和调整成本都要比“毁灭性”创造低得多。但是，“毁灭性”创造一旦成功，其收益将会比前者高得多，当然，正因为其收益高，所以这种调整产生的风险也就要比前者大得多。
中国策篇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3）
比较优势竞争与自主创新竞争的增长与福利效应
成功的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都可以导致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增进。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两种不同的竞争模式在导致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增进的同时，它们对就业，从而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截然不同的。
1.比较优势竞争的增长与福利效应
当一个国家能够借助比较优势而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时，就会产生以下几种经济效应：
第一，通过出口本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进口本国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而获得比较利益。产生这种比较利益的源泉就是：一方面，本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要低于外国，但是却可以按照外国较高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另一方面，本国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成本要高于外国，但是却可以按照国际较低的价格购买。由此而发生的贵卖（出口）贱买（进口）活动（即国际贸易），也就是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效应（其结果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贸易条件的改善），使得本国可以在不增加要素投入，也不改变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只需对进出口商品的生产结构加以调整的条件下即可实现收入的增加。
第二，比较优势竞争的规则是一国应当用本国存量最为丰裕，从而成本最低，也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要素去生产该种要素密集的产品。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以获得上面所说的比较利益，即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增加本国那种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的收入。这是因为：一方面，通过国际分工而增加的需要本国那种丰裕要素投入的产品的生产可以实现该要素的充分就业，并且使得它逐步成为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而导致其价格的上升，比如当这种丰裕要素是劳动力时，那么工资就会上升，劳动者的收入就会趋于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由该要素生产的产品的在国际社会“贵卖”的套利机会，那么这种要素的价格及其所有者的收入也将比没有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时候要更高。
第三，从长期来看，当一国有能力把借助于比较优势竞争而获得的比较利益用于资本积累，那么即使没有技术进步，经济也会发生增长，因此结果就会像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说过的那样：分工、积累和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
2.自主创新竞争的增长与福利效应
与比较优势竞争一样，自主创新竞争也可以带来一个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的效应。一个国家通过自主的技术创新，首先可以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在其他条件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意味着成本的下降，而成本下降则会导致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本国所面对的贸易条件不变时，出口成本的下降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会导致本国贸易所得的增加。
自主创新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与比较优势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在机理上则很不相同。除了人们可以用增加的收入进行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之外，考虑到自主创新竞争是一种迂回的生产过程，所以一国在选择自主创新模式时，必定会造就一个规模可观的、广义的“中间品部门”，这个规模可观的中间品部门可以包括教育、研发等狭义的中间品生产领域，这些部门与领域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内生增长。
中国策篇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4）
自主创新竞争与比较优势竞争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收入分配效应的差别。我们已经知道，比较优势竞争是通过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贵卖）来增加本国的收入的，而价格的提高是有利于本国生产出口商品时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的，其结果将是这种被密集使用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的增加。假如这种被密集使用的要素是劳动力，那么工资就将增长，除非存在失业或潜在的过剩劳动。但是，自主创新竞争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的，随着新技术被导入生产过程，除非这种新技术是“中性”的，那么就一定会导致生产过程中劳动要素日益被知识要素或者资本要素所替代的现象。毫无疑问，伴随着这种现象而来的将是劳动要素的相对过剩和知识与资本要素的相对稀缺，于是，在经济增长、贸易所得增加的同时却有可能发生劳动者日益贫困的现象。事实上，这种现象不仅已经在技术进步很快的日本，甚至在美国也发生了，而且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即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拥有人力资本的熟练劳动力和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越来越高，而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则相对、乃至绝对下降的趋势。这样的趋势一旦发生，那么它在短期内会引发社会矛盾，而在长期内则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因为当数量最多的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出现下降之势时，经济增长最终就将因为消费不足而陷于停滞。
3.几点结论
第一，比较优势竞争是通过增加丰裕要素的就业和提高其价格来增加该丰裕要素的收入的，除非贸易条件因为使用该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过剩而出现逆转，比较优势竞争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对收入公平分配都是有利的。
第二，自主创新竞争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来增加贸易所得的，并且是通过导入一个广义的中间品生产部门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除非技术创新对于要素使用所产生的影响是中性的（既不特别偏向于过多地使用资本和知识要素，也不特别偏向于过多地使用劳动要素），否则，自主创新竞争就极有可能在导致贸易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恶化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并由此而引起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因此，不仅是外延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即使是依靠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也有一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国为何也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也会陷入衰退。
第三，据此，我们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究竟是选择比较优势竞争模式好还是选择自主创新模式好并没有一个唯一的解，关键是要看贸易条件的变化和自主创新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效应。所以目前关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究竟是参与比较优势竞争好还是自主创新竞争好的争论是有偏颇的，它很可能把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引向歧路。
中国的选择
在讨论中国的选择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些事实，因为正是在一些基本事实上的错误解读，使得目前的争论失去了科学性，并有可能蜕变成为一场不同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利益之争，而且还极有可能导致中国未来选择的错误。
许多主张中国应当立即选择自主创新竞争模式来参与国际竞争的人，经常会以拉美和东亚缺乏自主创新而导致增长危机为例，来证明中国选择自主创新竞争模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中国策篇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5）
导致拉美经济增长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选择了比较优势竞争模式，而恰恰是因为其过早地摒弃了比较优势竞争模式，错误地选择了旨在退出国际分工与贸易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并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国际举债走向带有自给自足的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结果因为自主创新能力过低，产品缺乏竞争力而使得企业无法盈利，微观上的失利最终导致宏观上因政府所借入的大量外债无法如期归还而引发的债务危机。在多次这样的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拉美国家中除了因为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继续推行比较优势竞争模式的墨西哥幸免于难之外，其他国家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中，做出如此错误选择的恰恰不是市场和企业，而是一个极端官僚主义的政府。
至于发生在1997年的东亚危机，国际社会早已把它定义为金融危机。导致这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亚国家过早地开放了金融市场，从而为国际游资的冲击提供了机会。假如一定要像克鲁格曼一样，把东亚的金融危机归结为创新不足，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场危机也波及了在亚洲国家中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强的韩国（从统计数据来看，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前的1996年，尽管印尼和泰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确实很低，前者为％，后者为％，但是韩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却达到了与德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为％，而且无论是韩国还是印尼，它们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量都要远远超过拉美国家）。所以，从事实来看，东亚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于不够审慎的金融开放所造成的。因为金融过早地走向自由化，结果由于货币和金融因素的干扰而使得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其主要的机理就是资本过度流入而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剩的货币供给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便开始大量进入衍生金融和房地产部门，从而导致工资成本的增加和土地等商务费用的上升，结果使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尽失，投资的收益预期即刻逆转，于是大量资本开始外逃，本币迅速贬值，终于触发了导致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的东亚金融危机。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简单地讲，就是我们必须善待和珍惜“比较优势”，千万不要在一国的贸易条件尚未恶化、国家创新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轻易地摒弃“比较优势竞争模式”。
当然，我们决不否认自主创新能力在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但是，就像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所指出的那样，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的增加并不一定构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保证。当一个国家缺乏具有技能的人力资源和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研究与开发经费的低效率使用。
不仅如此，当一国的比较优势还足够大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开展自主创新，反而有可能造成过度创新的消极后果。这里的逻辑可以简单叙述如下：有效的创新总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生产率提高而来的将是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商品价格的下降，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随之而来的必定是要素价格，也就是要素收入的下降，特别是被创新所替代的劳动要素收入的下降，这时，即使不发生整个国民经济的贫困增长，至少也会发生劳动相对贫困的增长。当然，可以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自主创新的产品主要是用于出口的，并且该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然而问题恰好就在于：既然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那么比较优势竞争就是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通过迂回的自主创新生产方式，去追求一种具有极大风险的创新收益，并且还会导致劳动受损的竞争战略或增长模式呢？
中国策篇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6）
现在，让我们回到此节所要讨论的主题：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国际竞争模式才是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呢？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我们首先就需要给出可供中国进行选择的约束条件（即我们进行选择时所必须面对的初始条件）。对此我们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从要素禀赋看，中国是一个劳动要素非常密集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期末人数为亿多人，而中国拥有的劳动人口可能高达7亿人左右，中国的农村绝对吸纳不了余下的6亿左右的劳动力。因此，在今天的中国事实上还存在着大量被闲置的过剩劳动。
第二，中国的人力资本高度短缺。2002年每百万人中的工程师数量，中国为633人、阿根廷为715人、韩国为2979人、日本为5085人、德国为3222人、美国为4526人。在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国家中（包含了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典型国家）工程师人数相对比例最低的国家就是中国。尽管中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速度飞快，但是毕业人数较多的是文科生，工科生的毕业人数至少从相对比例上来讲是一直在下降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培养工科生需要更多的投入，因此当教育投入不足时，工科生的供给数量必然会下降）。
第三，中国技术创新的效率是很低的。目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在绝对量上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然而，拥有如此多研发人员的中国，在技术创新中的效果并不显著。不仅在创新的总量上要少于美、德、日、韩，而且在结构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在美国和日本等国，技术创新主要是由私人完成的，而在中国技术创新则主要是由政府和非居民的组织完成的。2003年，以上所列国家的私人部门与政府和非居民组织的创新比率大致为：中国、美国、日本。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自主创新效率很低的国家。这是因为，私人部门不仅面对较硬的预算约束，而且其创新取向总是面向市场竞争的，但是，政府以及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共机构的创新不仅存在众所周知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而且在创新过程中经常表现出忽略市场的倾向，因而就难免创新低效率现象的发生。
第四，中国不仅是一个技术创新效率较低的国家，而且也是一个创新体系很不健全的国家。中国有着为数不少的科学家，但是中国缺少工程师，结果中国很多的发明创造很难通过工程师之手完成从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到企业商业性开发的转变过程。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能够把“产、学、研”组合在一起的国家创新体系和组织构架，中国的自主创新明显地处在一种科学研究与商业开发相互独立的“二元结构”之中。
第五，就创新是一种社会综合性的活动而言，中国的自主创新活动还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因为中国至今没有一种能够真正承担创新风险的融资体系，即通常所说的“风险融资体系”。从国际经验来看，“风险融资”的关键性要素就是“私募”，因为风险资金的来源只有“私募”才具有较硬的约束，才能真正辨别和承担风险责任。由于中国对具有“私募”性质的投融资活动采取极为严格的管制措施，所以也就使得中国的技术创新活动很难获得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于是，在中国就会经常发生有发明而无开发跟进的尴尬现象。
中国策篇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7）
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就很容易对于中国应当在国际竞争中选择什么样的竞争策略加以回答了。中国首先应当继续坚持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竞争策略，与此同时，通过改革和调整来创建一个能够在将来有效发挥作用的国家创新体系。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就有可能发生以下问题：
第一，由于过早地推行自主创新竞争策略而导致国内普通劳动者失业的增加，以及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与我们目前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过早地推行自主创新竞争策略，刻意地追求高技术的产业结构，不仅会使城市中无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失去工作机会，而且还将使很少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中国农民永远失去走向工业和城市的机会，从而导致先进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同时并存的二元结构的固化。然而，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是不可能走向和谐和繁荣的，至少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三，在中国当前自主创新体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推行自主创新竞争策略，很可能导致创新活动本身的低效率，从而产生极高的机会成本（与比较优势竞争相比）。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把比较优势竞争置于优先的地位，并且不失时机地对国家创新体系加以改革，应当是中国当前比较明智的选择。至于什么时候需要对现行的竞争模式加以调整，那么就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视中国的贸易条件与创新体系的发展状况而定。
曾经有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讥笑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所面对的是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商业目标的企业怎么会放着便宜的劳动要素不用，而去购买价格昂贵，且使用成本也很高，在大多数场合还找不到匹配要素的“先进技术”呢？假如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只有让中国当前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不再过剩，他们才会最终变得不廉价。从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任何政府试图以强制手段“命令”企业搞自主创新的做法都是不可能奏效的，因为企业需要利润，在企业背后是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投资者，只要企业选择比较优势竞争所能获得的收益大于选择自主创新竞争所能获得的收益，那么任何行政命令都是无效的，除非政府不想要市场经济。所以，政府是不能命令企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政府可以参与自主创新，但是政府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所要承担的职能与企业所要承担的职能是截然不同的，并且它们在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创新时所依据的准则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政府利用财政支出进行的创新活动与企业使用投资者的资金进行的创新活动混淆在一起，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决策错误。
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策篇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1）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郑杭生
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两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应对并不容易。中国社会不仅进步和代价反差鲜明,而且社会代价、社会问题,又有自己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一下子出现在面前,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管理和治理的难度。无论是对中国社会巨大的进步,还是对它的沉重代价,国际社会都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对许多外国人和不少西方理论来说,中国社会成了一个无法准确判断的“测不准”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中国社会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中国社会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第一,它有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第二,它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第三,它有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这三者是中国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一个进步代价反差鲜明的社会
1989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纪念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学30周年的时候,我感到这个主题仍然非常合适,而且上述这些看法也越来越为实际所证实。
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我国各方面深层矛盾的日益暴露和展开,上述“转型过程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不仅仍然持续着,而且更加突出。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改革开放以来,以社会快速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表现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些变化在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领域的变化尤为显著。十六届六中全会用四个“深刻”来概括上述空前巨大和激烈的变化,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全球视野中的社会转型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首先表现在中国每一个社会领域都有两个方面,都有两重性。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间、人际关系、城乡关系间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以笔者亲眼所见为例,现在连南疆这样边远的地方也建起了高速公路网,连民丰县这样新疆南端的县城也能上网,接收电子邮件,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差距困境、环境困境、公平困境、*困境、弱势群体困境等。所谓“发展困境”,简要地说,就是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趋势。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当然,确切地说,我国面临的“发展困境”,是一种“类发展困境”,即总体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类发展困境”与那种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的情况是不同的。
中国策篇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2）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其次表现在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这样那样的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就是说,结构优化本身就是有代价的。这是因为结构优化是调整和改革的结果,既然是调整和改革,必然要或大或小地触动各类既得利益者,而且对什么是优化,由于利益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还表现在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受剥夺感,受益者也会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这是因为在社会结构的调整中,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有的受益,有的受损,而受益者因受益程度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受损者也因受损程度的高低而相互区别。因此不仅在受益者个人、群体与受损者个人、群体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在不同程度的受益者之间也产生了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人们往往容易只看到希望、优化、进步、协调而盲目乐观;人们往往更容易只看到痛苦、弊病、代价、失衡而盲目悲观,甚至导致否定一切。应当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不难的,特别是否定一切,还是解气的。但它们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同时,还应当客观地说,我们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优化、社会进步、社会协调,而社会弊病、社会代价、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
面对这样一个进步代价反差鲜明的社会,我国社会三大部门必须更加自觉地按照“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通过各自不同的社会功能——政府组织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市场盈利组织要更讲自己的社会责任,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要更好发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功能,通过功能互补、结构调整,更自觉地促进社会进步,并尽力把社会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同样,每个社会成员也必须更加自觉地按照“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通过各自不同的社会行为——官员通过自己的行政行为,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行为,商人通过自己的经营行为,其他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日常行为,更自觉地促进社会进步,并尽力把社会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一个治理管理难度很大的社会
中国社会不仅进步和代价反差鲜明,而且社会代价、社会问题,又有自己的非常明显的特殊性。这就是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一下子出现在面前。
1不同时空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
中国策篇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3）
中国社会不得不同时面对、承受诸如“未富先老”的双重矛盾、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两重压力等社会问题。而这在西方则有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差,使他们能够充裕地分别地加以应对。
西方现代性的古典阶段是典型的工业化社会,那时,由于生产和剩余的有限、生存资源的匮乏,是否能够较为公正地安排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其成员的收入分配、财富占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一阶段上,像人们通常所说的,怎样把蛋糕做得更大、怎样使社会成员共同分享这块蛋糕,就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社会公正的问题。那时,他们的人口还没有老化,风险分配的压力还没有提上日程,他们能够集中精力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些手段、有些过程是十分残酷的。只是进入后古典阶段,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生活普遍富裕,西方发达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才逐渐出现,“老龄社会”或“银发社会”才渐次到来。这时人们也更加注重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度,更加关注对自我生命和财富的保护、防御意外后果、规避社会风险,其中也包括人口结构的安全。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知识和行动越来越进入到未知领域,这意味着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涉入到了风险领域之中。所以,西方现代性的后古典阶段最为集中的问题是社会风险问题,或者说是社会安全问题。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
与西方社会的发展不同,我国社会面对的却是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按照老龄化评判标准,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但是我国人均国民产值,据世界银行1998/1999年公布的材料,仅为美国的1/40,为高收入国家的1/30。2008年我国的人均国民产值估计约为美国的1/20。（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280美元，美国为46280美元。——编者注）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度里,老龄问题与脱贫致富问题狭路相逢,使我国处于两难境地。有文章分析了“未富先老”的三大挑战,即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应对能力的挑战、对劳动力结构调整能力的挑战、对消费产业服务能力的挑战。这种现代性在我国社会的特殊情势,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管理的难度。面对未富先老的双重矛盾,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两重压力,政界和学界都容易顾此失彼。就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来说,对于前一种社会压力,从改革初始,我国政界和学界就对社会分化、社会分层、收入分配、社会贫困、弱势群体等现象展开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福利、保障、救助提供了相应的对策。至于对后一种社会压力,我国政界和学界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风险化趋势的迅速发展,这造成了在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理解和对策方面的局限性,譬如,直到目前,我们主要倾向于将社会福利、保障、保险视为对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差距的一种调节手段,作为缓解社会贫富悬殊现状的一种应对方式。显然,这就大大局限了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内涵和功能。加强对于我国所面对的风险分配的认识和研究,建立起关于社会分配的内涵和性质的动态性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研究中存在的不适应,能够使我们提供的政策和对策建议更为积极、现实和具有预见性。例如,我国当前最大的理论和实际的矛盾是:从理论上说,社会代价的后果应由全社会来分担,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却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来承担,这就是风险承担上的不公平。同样,社会进步的成果应由全社会来共享,但是实际上弱势群体很难来共享。这又是共享中的不公平。在新形势下,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保险,再不考虑解决这种风险承担中的不公平,显然是不行的。
中国策篇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4）
2不同时空社会思潮的交叉重叠
中国社会治理管理的难度,不仅表现在要应对不同时空社会问题扭结的顾此失彼,而且要面对不同时空社会思潮重叠的尖锐分歧。当代中国是各种古今中外思潮汇集点。尽管对于哪些是主要思潮,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中国是各种思潮汇集点这一点,据我所知,学界还没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影响广泛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大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感受与愿望”。有的则主张“自由主义以个*利为核心价值,左翼平均主义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新保守主义以秩序为核心价值,这三大思潮彼此之间相互对峙碰撞,形成思想的交响曲”。还有的认为“六种社会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表现最活跃、影响最广泛、涉及社会问题最深刻的社会思潮”,即“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怀疑主义思潮”。有的作者则这样概括:“一些年来,国人关注过外国的社会思潮,如新权威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也关注过中国古代的社会思潮,如专制主义、民本主义等等。现在到了应该关注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时候了。——现在中国思想界,*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理论、‘*’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引领着国家发展的主流。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还有一些错误思潮正在社会上流行、传播、发酵,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些错误思潮择其要者有: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种种社会思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表达了在新形势下人们思想观念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
由于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的存在,同样一个社会措施,同样一件社会事实,从不同的思潮看来,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和评价。因此,如何引领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是实现社会治理和有效管理的思想条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并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寓于引领社会思潮的原则之中。这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例如认同宪法上)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的差异和多样。十七大报告重申了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提法。这表明,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是不可避免、不可回避、也不必大惊小怪的,同时又不能听之任之,放弃引领,而是必须引领的。问题是如何引领。引领的根本方法还是离不开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引领的具体方式方法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有效方法,就是中国化*主义一直提倡的“百家争鸣”。这是因为对于思潮这样的集思想、学术、理论、意识形态问题于一身、又这样那样曲折反映现实问题的复杂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说理的办法、论证的办法,也就是“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通过百家争鸣,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形成旗帜鲜明的主文化,用它们从思想上来武装人民群众,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学生,缩小各种错误思潮的市场。当年,小平同志说“不争论”,是针对特区初办阶段的一些特殊问题的,是有范围的,不是无限的。把小平同志的“不争论”说成是没有范围的、什么问题都适用的,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竟然造成一种类似“争论恐惧症”的东西。更有甚者,当前还形成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氛围,似乎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剖析一些相反的思潮和学派,就会受到种种责难。现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这一重要精神表明,该是结束这种误解和不正常社会氛围的时候了。正如和谐社会不等于没有矛盾,相反,社会和谐是在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中达到的一样,引领社会思潮也不等于没有争鸣,相反,思想共识是在百家争鸣中达到的。
中国策篇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5）
总之,上述社会问题扭结重叠所表现的客观复杂性,社会思潮众说纷纭所表现的主观分歧性,必然会加大社会治理管理的难度,加大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这里,沟通、协调、*决策、积极引领、百家争鸣,越来越重要。
一个自我调适能力极强的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对此国际社会作出了种种反应:肯定、羡慕、嫉妒、反感,甚至提出种种所谓“*”;同样,代价是如此沉重——对此国际社会也作出了种种反应:有善意提出改进办法纠正措施的,有幸灾乐祸的,甚至恶意利用来妖魔化中国,更有人用此得出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正如有的作者指出的:“人们包括中国人自己经常感到困惑的是,随便拿出一个问题来分析似乎都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然而中国却屡屡在荆棘丛生的险境中创造着发展的奇迹。”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感受。1990年4月我和北大罗荣渠先生一起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中国:政策的选择》国际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大势所趋——一个学者的看法》的讲演。在和一些人士交谈中,当我说到“5年后,中国会如何发展……”,不等我说完,一位人士不耐烦地打断我说:“还要等5年,两年就足够了!”他的意思是说,经过那次政治风波,加上美国的制裁,中国这条大船无可挽回地要下沉,两年就要沉没。那时很多美国人是这样估计中国的前景的。可是18年已经过去了,中国这条大船不仅没有沉没,反而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在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历史航程中,前进得更好。事实证明,不是中国社会沉没了,而是那些低估中国社会自我调适能力的人的论调沉没了。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说得好:“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前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曾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6年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1倍,经济规模接近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
在社会学领域,对中国前景、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最具有根本性质的,莫过于由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等人组成的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社会转型论。他们在《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等书中极力表明:正如苏东等前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或“转型社会”一样,中国社会转型也是从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他们把这种主张从现代到现代的狭义转型论叫做“新古典社会学”,以与主张从传统到现代的“古典社会学”相区别。他们认为这种区别特别表现在“新古典社会学”主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古典社会学”则主张“资产阶级先于资本主义”。因此,在他们看来,所谓“中国经验”就是中国在“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特点。例如,他们认为,中国,还有越南,同属于一种“自下而上”通向资本主义的新类型和新路径,这与中欧的匈牙利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来推助不一样,也与俄罗斯和东欧通过政治上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不相同。
中国策篇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6）
为了论证这一点,“新布达佩斯学派”中,有人把前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的转型称为“第二次大转变”,而且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有人则把“共产主义的衰落”视为一个“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致力于对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进行发掘,并将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也有人致力于对所谓“中国新资本主义的崛起”进行更直接的讨论,援引自由主义的论据——“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从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导致经济成长”的命题,反向推导出“如果经济发展了,肯定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了”,并寻求对资本主义的中国特征、机制及其全球意义的解释。还有的学者则对中国和东欧的市场转型专门进行研究,通过与一些经济学者合作展开的研究项目,根据中国各上市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有关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中高效率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人力资源上有竞争力的公司,通过相关调查数据来显示这3种机制对于市场转型的作用。通过所有这些,他们向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中国似乎在现有体制下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确定无疑地在演变为资本主义。
在“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推动下,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成员”身份进行论证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一个比较时髦的议题。不仅如此,“新布达佩斯学派”的观点还渗透到东亚一些地区高等学校的教育之中,甚至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社会学课程。这不仅把“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进一步条理化了,而且进入到了打造精英人才的社会工程之中,其中特别是培养一些年轻人的颠覆性、否定性的思维定势,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这一点对青年学子的祸害。由于高等教育过程的知识和学术传播必然与一系列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形成密切关联,这将对社会学的项目研究、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过程以及人才培养和聚集等等,带来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这种动向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从上述观点和宣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新布达佩斯学派”的一种预期:似乎中国社会转型真会沿着他们设想的资本主义轨道走下去。但是,中国的现实,不论是自上到下,还是自下到上的现实,都使“新布达佩斯学派”不断地、日益地感到失望和失落。时间和事实越来越证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而绝不是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不管是“自上至下”或者“自下而上”。
正如笔者多次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布达佩斯学派”或“新布达佩斯学派”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不一概否定。他们的观点中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狭义转型论”,他们把中国也叫做“前社会主义国家”、“后共产主义国家”,列入他们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所谓“转型国家”,并断定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企图把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宪政和价值观也搬到中国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
中国策篇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7）
对许多外国人和不少西方理论来说,中国社会成了一个无法准确判断的“测不准”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中国社会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这两方面都使他们无可避免地、不断地看走了眼。关于这种自我调适能力,为了叙述的方便,放到下一节讨论。
一个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社会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一直有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或者说自我应变能力，这也使得中国社会历经5000年历史而不曾中断。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自新中国诞生以来,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建国至今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现在,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第一,它有能够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且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第二,它有能够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实现这一目标上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第三,它有全国人民信赖的、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以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中国社会的优势,是战胜一切困难的保证,是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1共同目标的坚定性
自中国杰出领导人*1982年在十二大提出“把*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坚定不移的根本目标。
根本目标的重要性,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在于它是广大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的基础,是公民对整个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信心的来源。一个有坚定正确根本目标的社会是一个前景光明的社会。而一个根本目标失范的社会,即多数社会成员对根本目标模糊不清,动摇不定,失去信心,甚至失望逆反等,这离整个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也就不远了。一个社会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手段方式的失范——这是失范的第一阶段,因为这种失范还不足以危及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绝不能听任手段方式失范的恶性膨胀,因为这会严重侵蚀广大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动摇公民对整个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信心,进而演变为社会失范的第二阶段——根本目标失范。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根基动摇了。所以根本目标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十七大报告这样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绝不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新”在那里?笔者曾经指出,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并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第二,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
就第一方面来说,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有着复杂关系——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但又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有证券交易,有劳资关系等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的东西,不仅如此,中国还有企业主共产党员——红色资本家,“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两新人员”,即“两新组织”的人员等。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一方面使我们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如果不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利用资本主义,那就很容易与资本主义相混淆。因此,这里特别体现出社会主义坚定目标的重要性,树立共同理想的必要性。同样上述情况也告诉我们,如果不去利用,那就是缺乏智慧,但如果在利用时,忘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那就是没有头脑。
中国策篇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8）
就第二方面来说,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掌舵以来,一直到*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十七大报告,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里程碑。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里“开辟了”、“形成了”都表明了*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十七大报告,深刻明确无误地向全世界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从而同样明确无误地否定了资本主义方向。
如果说,第一方面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开放性,那么第二方面强调的是它的创新性。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前一方面,在发展初始期,对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特别重要,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方面则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不断在制度创新中持续成长壮大的新型社会主义。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处在成长壮大过程中的新型社会主义,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已取得巨大成绩,这表明它是一种前途无量的社会主义。关于成长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如*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他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确实,这种社会主义的成长是与很多不发达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相联系的。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走曲折的道路,作出艰巨的努力,而且都会有人把取得的成绩归之于资本主义而把产生的问题归之于社会主义。因此坚持这样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存在的大背景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需要勇气的。
2动员能力的可持续性
执政党的动员能力,是它的执政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也是全社会动员能力强弱的关键所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这种动员能力在建国后的两弹研制、卫星上天、一批重大工程实施中显示出来,在2003年战胜“非典”中、在2008年初南方应对多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中也充分显示出来,在“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及举办2008年奥运会上又集中地表现出来,更不要说在建国前、建国初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动员能力了。当然要正确发挥这种优越性,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精神,在实施过程中要有脚踏实地的作风,把宝贵的力量真正用到刀刃上,防止有些地方对它的误用滥用,防止以它为借口,来搞不切实际、做做样子的形象工程之类劳民伤民的事情。
中国策篇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9）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社会这种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使它可以应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困难、风险,表明自己具有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谁对此估计不足,谁就会在中国问题上留下“测不准”的记录。
现在,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这种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被重点用来实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础工程:城市和谐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今,这两大工程正在全国范围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我们的调查和考察也表明,各地是在把资源和力量用于夯实社会主义的基础,其中包括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但绝不是在“自下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
3党的领导的无可替代性
在近来的社区调查中,我和我们的团队对此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越是陌生人的世界越需要有社区党组织的支撑。
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是为了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要在陌生人的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关键是要找到能够整合社区各种陌生人的主导力量,找到社区凝聚的核心力量。从各地的经验看,这个力量主要是社区共产党员组成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或党总支或基层党委)。正是他们的工作,把陌生人世界重新连接起来、整合起来。各地的调查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研究社区建设如果看不到以党建带社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整合陌生人世界的主导力量,创造新的连接这个基本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社区建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社区建设最大的特色。在中国,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在基层起到这样的整合作用。在对北京建外街道这个最典型的陌生人的世界的考察中,我们深切感到,越是陌生人的世界越需要有社区党组织的支撑。
第二,全国社区运转模式都离不开作为领导核心的基层党组织。
在中国,社区运转模式通常有“1+1”(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1+2”(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1+2+1”(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志愿者大联盟)、“1+3”(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甚至还有“1+4”的,即在“1+3”中再加上商会。但不管是哪种模式,都有“1”,它就是作为领导核心的基层党组织。同时,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不论是社区资源动员、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服务等等,都离不开基层组织。《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也反映了这一点:“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要“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社区党组织的建设,既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建设的组织保证。
第三,支部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社区建设取得进展的关键。
如果说,在新*主义革命中,支部建在连上,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基层军事基础,那么现在,支部建在社区,则是保证社区建设成功的基层社会基础。支部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社区建设取得进展的关键之一。各地以党建带社建,为这一点提供了新的例证。当然,支部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如何结合得好,仍有许多问题要探索,例如,支部领导如何改进,居民自治如何推进,两者的结合方式如何创新等等,不是都解决了。各地的实践本身也提出了这些问题。
上述四个方面,不论是“进步代价反差鲜明”,还是“治理管理难度很大”,不论是“自我调适能力极强”,还是“沿着既定目标前进”,都这样那样地反映了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特点。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或者说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以这样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为客体、为服务对象来展开自己的研究的。对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是水之源,木之本。只有与这个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并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加以认真探索,才能推动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才能实现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
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策篇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战略（1）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战略
何祚庥
中国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中国正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能源是工业化的硬约束条件。只有可再生能源，才是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因此不论从当前的发展，还是从长远的发展来说，中国都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1.世界范围内，能源技术及相关产业正积极向可再生能源方向发展
原因有六：—是能源安全和能源供应多元化；二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三是减少化石燃料引起的城市环境污染；四是替代核能；五是创造就业机会和发展小小企业；六是扩大技术和装备出口。
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制造能源面而发展目标：欧盟规定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要由1997年的6%提高到2010年的12%，2020年为20%，2050年将达50%；美国提出到2025年，生物质发电4500万千瓦，风电1000万千瓦，光伏发电3000万千瓦，光热发电2000万千瓦，印度2012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将达到10%；拉丁美洲2010年整个能源的10%将来自可再生能源。
2.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
具体来说，原因如下：一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二是调整能源结构的需要；三是保护环境的需要；四是开发西部的需要——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占全国资源总量的70%以上。其中风力资源占85%以上，太阳能资源占90%左右，小水电资源占65%以上。发展可再生能源必将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保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五是解决农村用能及边远地区用电和生态建设的需要，现在我国边远地区仍有700万农户没有电力供应，有的农民连基本的生活用能都没有保障；六是提高能源供应安全的需要——可再生能源属于本地资源，不仅可转换为电力，还可以转换为代油的液体燃料，如乙醇燃料、生物柴油和氢燃料，为各种移动设备提供能源，因此，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可以提供新的能源，而且可以提高能源供应安全；七是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要，可再生能源在21世纪将逐步取代化石能源，成为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
3.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当前国际政治、军事形势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需要
首先，当代战争的根源，已由对市场、殖民地等的争夺，转向对能源、资源的争夺，当前集中表现为对石油的争夺，因此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避免卷入由于能源争夺，而引起的国际性的战争。其次，能源外交、能源合作和争夺，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增强中国在国际谈判中的谈判地位。再次，中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增加的支出，有望在国际能源合作中得到补偿。最后，中国是向世界负有责任的大国，也是对世界和平负有责任的大国。*同志在“2005年北京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上致辞中提出两个“必由之路”，即“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是应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4.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回答几个观念上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2050年以前，中国有没有对可再生能源的迫切需求？
2005年，我国共有电力装机5亿千瓦。其中水电1亿千瓦，火电亿千瓦，油电1500万千瓦，核电684万千瓦。2020年，预期电力装机将是12亿千瓦，其中水电亿千瓦，火电亿千瓦，天然气发电6000万千瓦，核电4000万千瓦。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总计2500万千瓦。而问题在于：我国的资源，运输以及环境容量，能否支撑亿千瓦的火电？2050年的中国，其电力装机将是多少？将呈现何种能源结构？如果2050年的电力装机是25～30亿千瓦，而又由煤来主导未来的电力建设，这将是“天文”数字。
中国策篇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战略（2）
显然，2050年以前，中国就存在对可再生能源的迫切需求。
第二个问题：中国是否要通过大力节能、节电来满足能源需求？
答案是肯定的。节能有效，但空间有限。有人作过一个计算，2003年，中国消耗的原油占世界的，消耗的煤占世界的31%，消耗的铁矿石占世界的30%，消耗的钢材占世界的27%，消耗的氧化铝占世界的25%，消耗的水泥占世界的40%……但中国创造的GDP却不足世界的4%，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消耗能源过大，节能节电仍有潜力。
问题出在如何计算GDP。GDP的测算有两种方法，一是汇率，另一种是购买力平价。2003年的汇率约是1美元=人民币；而2003年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所确定的等价关系，却约是1美元=元人民币。按汇率测算的中国GDP的数值居世界第7位，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但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来测算，中国的GDP占世界第二位，日本是世界第三位，中国的GDP是美国GDP的5%，日本的GDP仅为中国GDP的57%。按汇率测算的世界GDP是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世界GDP是万亿美元。因此，按汇率测算的中国GDP将占世界GDP的4%略弱一些，而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中国GDP将占世界GDP的12%略弱一些，所以应用汇率测算的GDP来估计中国的总量，大大夸大了中国的能耗。美国当前的电力装机约是8亿千瓦，中国约是5亿千瓦，两者的比值是∶1。美国GDP占世界GDP的份额，约是20%，修正后的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约是14%，两者的比值是∶1。美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仅是中国的/=1.12倍。
所以，中国经济虽然有大量节能的潜力，但绝不是高度浪费能源的国家。*中央期望十一五期间，节能20%。而按照中国日前推行资源出口的政策，促进能源出口，按当前的汇率，并不利于节能。
第三个问题：如果电力需求上升到30亿千瓦，中国的未来能源以核能为主，还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
我的回答是：中国不能光走以核能为主导能源的道路。理由是：中国的天然铀资源供应不足，仅能支撑50座标准核电站连续运行40年。虽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将和中国签订长期供应天然铀的合同，但是，在世界纷纷大力发展核能的形势下，一些人估计“铀资源大约在40年内就会耗尽”。（霍布森，《物理学：基本概念及其与方方面面的联系》）世界各国在天然铀方面的资源争夺，绝不亚于对石油的争夺。核工业方面的七位院士和八位研究员给国务院呈送的“咨询报告”中指出：“我国潜在铀资源比较丰富，但目前保有的铀资源储量仅能满足25GWe热堆电站全寿期的需要。如果我国热堆电站的发展规模达到100GWe左右，仅仅依靠我国当时探明的铀矿资源可能很难满足我国核能发展的需要……最新统计数字表明，地球上已知常规铀储量（开采成本低于130美元／千克）为459万吨，按全世界核电站目前的燃料使用水平（6～7万吨天然铀／年），地球上的常规铀储量仅可供日前全世界的热堆核电站(363GWe)使用60年左右；假设若干年后全世界热堆核电站装机容量达到1000GWe，即使将待查明的铀资源（估计约1000万吨）也考虑进去，也只够使用70年左右。”所以，天然铀资源短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中国策篇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战略（3）
所以，可再生能源是当前能源领域中的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必将最终取代或淘汰落后的生产力，中国必须尽可能地转向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结构。
水能、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的发展前景
1.水能
2005年年底，我国共有电力装机5亿千瓦，其中水电装机1亿千瓦。已知中国水能资源约是7亿千瓦，其中技术可开发的是亿千瓦，经济可开发的约是4亿千瓦。国家计划投入万亿资金，计划再开发亿千瓦。建议在15～20年内，国家共投入2万亿人民币，将剩余经济可开发的约3亿千瓦的水电资源都开发出来，而当前中国是大力发展水电的最佳时机。
2.生物质能
中国有6～7亿吨标准煤当量的生物质能。可以考虑在农村中大量开发生物质能，但光合效应的效率仅为，很难期望用生物质能作为中国的主导能源。但有望和太刚能、风能、小水电等，共同合作成为主导农村需要的能源。生物质能的缺点是，资源总量有限，分布不均或时间上有间隙性。但是，中国的生物质能毕竟有6～7亿吨标准煤当量，我以为，其最佳利用方式，是将大量的秸秆经过发酵制成酒精，这将能大幅度缓解机动车和轮船用油的需求。而且，用酒精和蓄电池组成的混合动力车，将能在农村补充风电、太阳能光发电在时间间隙性上的不足。
3.风能
在世界范围内，风电技术已相当成熟，风电成本已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在国外风电成本已下降到和煤电成本相当，甚而比煤电还要低廉，并仍在不断下降中。
中国在10米高空的风电资源是亿千瓦，海上约是亿千瓦。由于风电资源和风速的三次方成正比，所以如果扩展到50米高空，将是20～25亿千瓦。现在发展的大风机已进入80～100米的高空，有望大幅度增加中国的风电资源。由于风电的运转是3000小时，所以32亿千瓦只能折成16亿千瓦的火电。如果开发其中的1/2，即相当于800座标准核电站。中国现有风电装机约为50万千瓦。如果到2020年，年平均以40%的速度上升，将能“期望”上升至1亿千瓦，亦即占2020年电力装机12亿千瓦的8%，或发电站总量的4%。
参考欧洲各国迅速发展风电的经验，平均年增长40%，并不是不可设想的发展速度。近五六年来，德国风电以年平均36%的速度上升，法国更以60%的速度急起直追。从2020～2050年，如果中国以年均9%～10%的速度上升，可以实现约16亿千瓦的装机。
中国陆上的风电资源，集中在内蒙古以及东北、西北的部分地区。海上风电资源尤其丰富，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台风地区。可以期望由西南地区的水电，东南沿海地区的风电和北部、东北西北地区的风电，较为均衡地分别实现各不同地区发展所需电力。我国的沙尘暴有60%的份额来自外蒙古，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有比内蒙地区更为丰富的风电资源。所以，我国风电产业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合作开发属外蒙地区的风电资源。还能有效地遏制温室效应和沙尘暴灾害，解决边远农村独立供电。
4.太阳能
中国的太阳能资源将至少是风能资源的100倍。我国现有沙漠约52万平方公里，有沙漠化土地万平方公里，潜在沙漠化土地万千方公里，三者共计为8万平方公里，大部分集中在内蒙古地区和新疆地区。
中国策篇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战略（4）
如果2050年需求30亿千瓦的电力，一个可能的结构是：9亿火电＋5亿水电＋2亿核电＋8亿风电＋6亿太阳能发电＝30亿千瓦。其实，9亿千瓦的火电也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数字。这意味着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由现在的40亿吨，上升到100亿吨，亦即远大于当前世界第一的美国的60亿吨。其实，5亿水电、2亿核电、8亿风电都已经达到所能提供的资源的极限。所有的缺额，都只能由太阳能发电来补充。所以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太阳能发电的可行性研究。
当前太阳能发电成本约是火电的10倍（一说为11～18倍，可能这是与中国的火力发电成本相比较），然而在未来的发展中，太阳能发电是有可能下降到和火力发电相竞争的水平的。
先看太阳能光发电。太阳能光发电成本有可能大幅下降，甚至低于煤电成本。这些年来人们对太阳能光电池所做的努力，已经使多晶硅光电池转化率达到15%，单晶硅光电池转化率是20%，砷化镓光电池是25%，在实验室中特制的砷化镓光电池甚而已高达35%～36%。有许多人纷纷看好太阳能光伏电池的未来，认为到了2020年，光伏电池成本将由现在的25美分／千瓦时下降到10美分／千瓦时，也有人认为到2010年即能下降到10美分／千瓦时。因为首先，有可能设计专供太阳能光电池用的单晶硅或多晶硅的生产设备，亦即由半导体要求纯度的9个9，下降到太阳能光电池的6个9；其次，有可能将厚度为300微米的光电池下降到厚度为100～200微米的光电池。还有其他一些大幅度降低太阳能光电成本的办法。
假设采用价廉物美的定日镜＋高转化率的聚光光电池＋高效率的散热体系，能否大幅度降低太阳能光发电成本？如果能有高转化率的聚光光电池供应，亦即这一光电池不仅在通常太阳光的辐照下能维持25%～35%的光转化率，而且能在聚光条件下，将太阳光聚光300～700倍，仍能维持较高转化效率和较长工作寿命的话（当然，这一聚光光电池必须伴有一效率较高的散热系统，否则会被太阳烧蚀。），将能期望用较少量的聚光电池，获得较大的光伏电能。在国际市场上已出现有这种聚光电池，具价格约为普通光电池的150倍，具光电转化率却高达30%。中国科技大学的陈应天教授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定日镜。这一定日镜能有效消除由镜面设计的缺陷而造成的像差，能有效跟踪太阳旋转，并且其控制体系将能由通常定日镜所需二维控制降为只需进行一维控制。这就使得人类对于太阳能的利用，出现新的可能，亦即由于太阳能聚光镜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从而获得比煤电成本更为低廉的电力。现在，已在中国科技大学理学院构建了一个小装置，在假设这一装置的寿命为12年的条件下，可算出这一装置的发电成本是10美分＝元人民币1度电。不排除这一新型光发电模式，还有大幅度降价的空间。
再看太阳能热发电，太阳能热发电也有很大可行性。首先，太阳能热发电所用到的均是常规的机电技术，有可能比光发电提前实现产业化；其次，在不同地区，不同技术可能有不同的优势；再次，可以用储热罐来实现太阳能热发电，因而不会对电网造成负荷冲击；最后，即使太阳能热发电成本较高，但有望用作风电或光发电的调峰电站，所以仍是太阳能发电领域内的重要技术。
考虑到以上一些理由，我认为中国也应大力发展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尤其是陈式太阳能热发电站。尽管太阳能热发电站的成本较贵，但它可以调峰。
当然，太阳能的利用并不限于光发电和热发电。太阳能还能广泛地用做日常生活的供暖和供冷，而太阳能定日镜的广泛利用，还能提供各类工业和家庭生活中所需要的处于高温状态下的热能。
配套技术和政策建议
第一，建议未来中国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调峰电站。因为风、太阳、水、生物都受季节的影响，因此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的利用，必须有较大规模的调节电力需求的调峰电站。包括抽水蓄能电站、核能调峰电站、天然气或其他燃气调峰电站和太阳能热发电的调峰电站。
第二，为解决一切远离电网地区的电力供应，还需要发展各种大型储能技术。当前最有希望的是锂离子蓄电池。尤其是磷酸铁锂为止极材料的锂离子蓄电池，是近期内即能成熟的技术。此外是含钒的液体锂离子蓄电池。含钒的废渣将对建造大型锂离子电池储能发挥重大作用，磷酸钒锂离子储能电池既能构建大型储能电站，也是有效利用我国大量钒废料的战略途径。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没有政府的支持，可再生能源不可能迅速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新技术，仍在成长发展阶段，需要扶持。可再生能源的优点是有益于环境，但是市场的调节作用对环境是失灵的，因而只有政府的支持，才能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政府的支持包括实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强制政策和经济激励政策。迄今为止，我国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还没有规范地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计划。我国能源研究开发费用占GDP的比例只有日本的1/70、法国的1/30、美国的1/25。能源研究开发费用占全同研究开发费用比例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由于投入太少，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开发和研究，不少关键设备依赖进口，导致产业化、商业化程度低，发展缓慢。建议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列入各级政府的产业发展和科研攻关计划，增加投入，并纳入财政预算。
在“政府支持”的各项措施中，我以为最为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成立可再生能源办公室，采取各种措施，真正推动中国逐步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结构。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像50年前抓“两弹一星”一样，抓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开发，直至实现产业化。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策篇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1）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
张宇燕管清友
问题的提出和文献评述
当今世界，能源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通货，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的决定因素，甚至是成功和物质进步的一个新的筹码。获得能源成为21世纪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能源需求急剧增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统计，90年代，世界石油消费需求增加的25%来自中国，2003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3%。由于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持乐观态度，有关机构认为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如果按照2020年中国经济翻两番计算，届时中国能源需求将达到亿吨，即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能够提高1倍，仍然需要亿吨，而中国的石油产量估计最多能够达到亿～2亿吨，缺口在亿～3亿吨。
中国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在未来二三十年呈扩大状态。中国自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已达近40%。中国目前还不是天然气的净进口国，即使到2010年天然气进口在总消费量中也仅占9%。但是，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27%。
2006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增长率（见表1，略）。根据英国石油公司（2007）的统计，2006年世界一次能源的消费增长了，低于2005年的增长率，略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除了核电，各种燃料的消费增长都有所下降。但是，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了，继续占据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一半以上。在全球新增能源消费当中，中国的石油和煤炭消费分别占世界消费增量的和。
世界能源价格的高涨导致中国大量国民财富溢出。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单纯由于涨价因素，2005年一年中国就有相当于1200亿元人民币的国民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和国外石油巨头手中。我们估计，近年来的能源价格暴涨使得中国国民财富净溢出达到数千亿元人民币。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能源安全已然成为“国之大事”，甚至可谓“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李侃如和戴维森（2006）指出，能源安全不再是低政治性的国内经济政策问题，已经成为关系中国国家安全的高政治性问题。
石油是能源的核心。罗伯茨将石油描述为：“能源太空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是20世纪政治和经济学的辉煌、杰出的塑造者，并占有世界能源市场约40%的份额。”奈则将石油称之为“权力的源泉”。因此，石油市场的价格波动牵动着世界经济乃至国际关系的神经，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
经济学家对油价波动原因及预测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霍特林提出的可耗竭资源模型，即霍特林法则。这一法则说明在完全竞争和垄断两种条件下可耗竭资源的价格与产量的关系，其理论要点为：当不考虑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开采）成本时，资源价格将以相等于市场利率的增长率连续上升。霍特林模型后来在解释国际石油市场的现实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对资源的需求总是不断增加，需求曲线也就发生相应的移动。即便西方主要国家的真实利率基本为正增长，石油价格也没有出现按照当期利率的速度上升的情况。
Arrow和Chang从资源存量的不确定性方面入手，通过运用不确定性最优控制数学工具，对上述现象做出了解释。他们认为，霍特林法则成立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资源初始存量是已知的，但实际上，石油储量总是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勘探活动而不断变动，对于特定时期的定价者来说，未来储量的变动是不确定的。克莱默和伊斯法哈里也指出，由于石油储量具有不确定性，已探明石油储量依赖于石油市场的价格来衡量，即便对已探明石油储备的真实测定，其价值也有限，并不能说明石油的自然稀缺性。Danielsen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评估量，包括可能石油储备、最终可获得石油储备和石油量等。这表明，地球上石油储量比已探明的储备多。
中国策篇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2）
石油工业中众多不确定性的存在，如新的石油资源不断被发现，技术的变化使开采成本不断下降，现实中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扰动使价格曲线一次次移动，使油价波动的不可预测性大大增加。通过引入储量不确定假设，Arrow和Chang导出了价格变动违反霍特林法则的结果。但他们仍然无法解释价格下降与产量上升会同时发生的现象。考虑到储采比（即年初探明储量除以当年产量）的变化，梅孝峰证明，当储采比每增加一年，真实油价每桶将降低77美分（1996年美元币值），储采比的变化对于油价的滞后影响同样显著。
Houthakker认为石油在被发现时已经是产成品，石油储备不过是在产的存货。Danieslsen和Selby等则反对石油短缺的定义。石油短缺通常被认为是因为石油的可耗竭性引起了石油的长期不足，但是他们认为是价格控制产生了石油短缺。Adelman则反对可耗竭性，认为油价不是依据霍特林模型来决定的。不过多数经济学家还是同意把霍特林模型作为一种分析标准。
沿着霍特林的研究思路，后来的许多文献通过设定石油市场不同结构和参与石油市场的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建立各类理论模型，引进各类相关参数来分析油价波动的原因和未来趋势，如Cremer和Weitzman、Hnyilicza和Pindyck、Ezzati、Pindyck、Gately、Krugman以及Alha*i和Huettner等。
按照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大致可以把相关文献分为市场结构模型和欧佩克（OPEC）行为模型两类，其中市场结构模型又可以划分为两类，即竞争型市场结构模型和垄断型市场结构模型。竞争型市场结构模型强调世界石油市场的竞争性，认为欧佩克不能控制油价。垄断型市场结构模型侧重欧佩克及其成员国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其共同点在于把欧佩克看作卡特尔组织，把国际石油市场看作由卡特尔定价的垄断市场，国际油价的波动取决于欧佩克国家的定价规则。
但是，没有一种理论模式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尽管经济学者们似乎并未意识到或者担心这一点。“石油资源在地缘政治上的分布使我们不能相信决定石油市场供需平衡的条件或知道石油贸易商做出相应选择的因素是纯粹的市场机制或理性的经济参数。经济模型或理论在未来将不能够像过去那样为我们提供如此大量的帮助。”由于经济学家还没有给出一个关于石油市场的比较完善的分析框架，以致我们对石油市场形势的判断经常出现一些“美丽的错误”：关于石油价格的问题几乎每年都惊人的相似，而关于问题出现原因的解释却每年都不相同，一些国际机构对油价的预测几乎从来没有正确过。可能也正是鉴于这种情况，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放弃对油价做任何预测。
我们现在换一个视角，从政治经济学及其在国际领域的扩展，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国际石油市场以及油价波动问题。政治经济学关心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集体选择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到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的历史时期里，经济和政治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那时存在的只是政治经济学。吉尔平指出，马歇尔用经济学替代了政治经济学，大大限制了经济科学的范围。吉尔平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由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与石油有关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客观的价格问题，而是涉及大量与利益分配相关的权力斗争，有时甚至是血腥的，这是由石油所代表的财富特性决定的。
中国策篇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3）
世界能源格局何以至此，又将去向何方？在现行的世界能源格局下国际油价的趋势如何？怎样才能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本文在对以往相关文献讨论的基础上，在第二部分指出世界能源格局的现状，并着重指出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动趋势和我们对未来油价走势的判断；第三部分重点介绍“能源安全”的含义和我们的理解，并简要概括中国维护能源安全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最后是简单的结语。
世界能源格局的演进、现状及其未来
（一）油价波动与世界能源格局的演进
油价波动反应了国际市场对石油稀缺性的认定和预期。作为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商品，稀缺性成为石油最基本的特点。
然而，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与油价的剧烈波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1～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呈现上升态势。全球GDP增长率从2001年的逐步攀升，2002、2003和2004年分别达到、和，2005年有所回落，但仍然维持在的高位，2006年则达到。IMF（2006）预测2007年全球GDP增长率为，比2006年有所回落但仍然维持稳定增长。1998年原油价格还停留在25美元/桶左右，甚至在1999年初一度达到10美元/桶的低价。2001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上涨。但是在经历了2006年7月中旬74美元/桶的高位之后，油价在1个月的时间内又急剧下降到60美元/桶以下，并在以后的半年维持高位震荡态势。根据克劳的计算，1861～1995年，实际只有41年油价相对稳定，波动幅度在5%以内；有49年油价增长幅度超过5%，其中半数以上超过20%；其余45年油价跌幅超过5%，其中有21次跌幅超过20%。石油名义价格唯一持续稳定的阶段是二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末。
油价的不稳定根源于市场的波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动。克劳指出，不确定性是整个石油史和石油经济的核心成分。石油公司无论在处理搭建内部机构布局问题、设计它们与市场的关系，还是建立新的合约机制时，一直都在致力于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就高度不确定性而言，各种公司决定的相互独立性导致了市场上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状态，所有不确定性因素越是明显，不合作和不竞争行为就越是盛行，而不稳定性是石油所固有的一种内在特征。斯特兰奇指出了这种不稳定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从某种实际意义上说，石油贸易的不稳定扩大了国家关于不安全的概念；反过来，国家的反应既增加了安全结构中核扩散的某些风险，又增加了石油市场的动荡不安。
概而言之，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三个时代：薪柴时代、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由于石油生产顶峰的到来，天然气将逐步弥补石油产量下降的缺口，人类将进入天然气时代。之后随着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被大规模的使用，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将会进入新能源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