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香港作为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
1956 年4 月，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周恩来在不同场所、不同会议上多次阐释这一基本方针。他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还说：“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外，还必须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
香港在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成了英国的租借地、国际性的自由港。1957 年4 月28 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就香港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1956 年底，我国内地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香港，周恩来认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上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的这些认识，是邓小平80 年代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为什么香港可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其一，“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其二，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香港与大陆相连，95％以上的人口是华人，“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扩大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
怎样使香港成为我们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归根到底是要掌握好政策，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周恩来指出：“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1952 年，党和政府曾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过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匣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香港企业家对“三反”、“五反”心有余悸、耿耿于怀，担心将来会再来个“三反”、“五反”。对此，周恩来说：“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周恩来还指出：同香港企业家合作，要使人家有利可图，不要使人家吃亏。我们对他们的政策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要灵活，不能死板。香港企业家中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一直延续到1969 年7 月才稍有松动，长达20 年之久。此间，由于我们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又灵活的政策，使香港在
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80 年代以来，我国做出了在与香港们接的深圳举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使香港自由港的作用进一步延伸到内地，使香港在发展与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破封锁禁运反闭关自守——推行内外交流的基本国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阐述外交政策时指出：“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他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内外交流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内政外交，大力贯彻内外交流的方针，争取同一切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往来。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我国采取封锁禁运的政策，给我国发展内外交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周恩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首先，努力寻求苏联的帮助，1949 年12 月至1950 年2 月，1952 年8 月至9 月，他两次出访苏联，不仅商谈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就中苏经济技术交流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协议，为“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对我国援建156项重点工程作了精心的筹划。50 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 项重点工程的先进技术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其次，积极发展同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在周恩来指导下，1952 年9 月间，我国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使我国获得了急需的物资。再次，设法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在周恩来具体过问下，1952 年6 月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3年9月第二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5 年5 月第三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开辟了中日贸易通道。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在周恩来领导下，实现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给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一个沉重的打击。另外，他十分重视发挥香港的作用，把香港作为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
60 年代初，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把对外贸易的重点和引进技术的对象转移到两方国家。他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说，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以后，我们在设备器材方面不能再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而不得不转到国际市场上，这就需要在外贸工作上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尽管美国继续敌视和封锁我国，但在周恩来负责下，我国从1962—1966 年同两方国家谈判成交签约的大小成套设备项目达20 余项，合同金额约3 忆美元，引进了一批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予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
周恩来还通过各种场合进行说理斗争，1955 年10 月25 日，他对比利时来宾说：“我们现在还受到人为的禁运限制，如果没有这种限制，贸易前途是很大的。”1956 年5 月21 日，他接见日本南乡三郎等来宾，认为日本政府允许在华展出禁运品是一个进步。他说：“日本现在虽然受到禁运的限制，但是不能永远这样限制下去，总不能永远限制中日的经济交流”。1958 年7月25 日，他对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说：“在经济上双方总是有需要的。但现在有禁运货单的限制，使我们不能更多地做生意”。“知道中国不再需要的东西就从禁运单上取消，中国需要的仍在禁运单上，这样中国永远就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是美国阻挠别国同中国贸易”。
美国政府从外面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如果我们自己也搞闭关自守，那是很危险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周恩来同闭关自守的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曾说：“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要冲击广交
会。1967 年4 月14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要确保广交会顺利开幕，并亲自飞抵广州向造反派作说服工作。
1970 年6 月21 日，周恩来接见参加中日民间渔业谈判代表团有关省、市及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时，针对他们对国际经济信息知之调甚少的情况，严肃指出：“我们国家成立20 多年了，收集的资料太少了，成了闭关主义那还得了呀！”
1971 年6 月18R，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的手工艺有最好的传统。过去有极左思潮，说这个东西是资产阶级欣赏的东西，我们不出口。怪事了，资产阶级欣赏的东西，我们把钱拿来，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有什么不好？
1972 年4 月9 日，他在接见交易会代表时，激烈地抨击了闭自守的思想，分析了它的危害，表明了迅速改变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落后状态的迫切心情。针对台湾对外贸易额达40 亿美元的现实，他疾呼：“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针对极左思潮，他气愤地说：“六七年什么都要砸，‘左’得出奇，极左嘛！去年‘九·一三’以后，问题清楚了，总根子挖出来了。”他要求尽快搞好进出口工作。
1973 年初，外贸部某局在起草一个请示报告中，把“以我为主”的提法写了进去。报告送到周恩来那里，他一笔勾掉“以我为主”四字，改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我们的需要与可能，有来有往”，明确了对外贸易不能搞“以我为主”的思想。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是行不通的，自我封闭同样是愚蠢的。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开拓下，70 年代终于迎来了中美关系坚冰的融化，迎来了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迎来了中日建交..终于使中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了正常的外部条件。
长期以来，周恩来十分重视以民促官，以外经、外贸促进外交的发展。这对发展新中国的外交关系，改善新中国的国际环境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72 年以后，周恩来根据我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外交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在正常的国际关系下外交工作要促进外经、外贸发展的重要思想。他说：“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批准了43 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即从西方国家进口13 套大化肥、4 套大乙烯和1 套1.7 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此外，他还批准从英国引进了斯贝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从美国引进了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等等。这些引进，不仅对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尔后我国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大规模引进提供了经验。
1973 年6 月29 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会见戴维·洛克菲勒时，对台湾严家淦利用外资、开办特区表示赞赏。周恩来说，严家淦“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他的这番意味深长的话语，对尔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开办特区，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趋利避害保护国货——内外交流要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
众所周知，周恩来担任共和国总理期间，无论是出国访问、接见外宾。参加会议都戴的是上海牌国产手表。1957 年，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把罗马牌手表列为高级消费品，并提出了抑制其消费的主张。周恩来在上海表与罗马表之间的所做所言，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问题，它反映了周恩来保护国货的思想。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工作的重心从乡村转到了城市，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了出来，要进行经济建设必须解决好城乡关系。怎样才能解决好城乡关系呢？1949 年4 月22 日，周恩来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捉们乡村增产粮食、棉花和花生，那就必须在城市很好地组织它的出口和外销，使农民得到利益，转过来增加他们的购买力，购买城市的工业品，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很好地把城市生产发展起来，也才能有销路和再生产。那么，城市工业就要照顾到农村的需要，外来的奢侈品我们要限制，只有对于关税贸易加以阳制，才能制止外来奢侈品临市；并区组织合作社，使农民的生产品和工人的工业品都有销路，这样，工农的利益就结合起来了，城乡关系就融洽了。周恩来这段话的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十分深刻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是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等价交换，要组织好农产品的销儒包括出口，以实现农产品的价值，使农民得到货币。农民用货币去购买城市工业品，实现工业品价值，就能保证工业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生产离不开市场，没有市场、生产就要萎缩。为保证国内工业品的市场，必须实行进口贸易管制政策，特别要制止外来奢侈品临市，以保证农民手里的钱、增加起来的乡村购买力能够购买国内工业品。如果放任进口贸易，外来奢侈品充斥市场，乡村购买力就不能实现国内工业品的价值，国内工业品的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其发展亦不可能，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经济基础就会受到损害。
旧中国海关大权掌握在资本主义列强手里，市场上外货充斥，连火柴、元钉也冠之为“洋火”、“洋钉”，民族工业难以生存、发展。新中国要进行经济建设，在内外关系上必须实行对外贸易管制政策。1919 年5 月7 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对外贸易要管制起来。进口的东西，我们要有检查，我们需要的东两就让进口，不需要的东西就限制它进口，有害的东西就禁止入口。出口的东西，如果能换取外汇，有利于我们的生产，就让它出口；如果出口损失我们的内部生产，就限制它出口。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保护我们这个低级的工业的发展。1950 年，在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讨论全国迸出口贸易会议总结报告时，周恩来说，今天处在独占资本上义时代，不是自由贸易时代。对外贸易要逐渐减少盲目性，加强计划性，不能盲目地出口，已不能盲目地进口。对外贸易历来就有自由政策与保护政策之争。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是保护政策。
必须指出，周恩来既强调对外贸易的管制，也强调国际间的互通有无。他多次指出，闲关锁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需要出口，也需要进口，需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但是，周恩来的对外贸易管制思想与国际间的互通有无思想是统一的。二者都是为保证经济建设和国内工业的发展服务的。互通有无，可以解决我国建设所必需但很稀缺的某些资源，可以获得别国先进的技术装务，可以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对外贸
易管制，可以限制紧缺物资的出口与奢侈品的进口，保证国内市场不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二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趋利避害。
周恩来保护国内工业发展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流方面，也表现在同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交流方面。
建国前夕，捷提出以企业公司名义与我们进行贸易。1949 年7 月4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给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的指示信。信中要求向捷说明：“我们全国经济机构方才开始成立，国家手中控制的出口货品甚少。故捷克与我们开始贸易时不能希望过大，数目亦不会很多，如五位代表中，有拔佳鞋厂代表，中国现在并不需要皮鞋人口，有纺织工业代表，中国现时的棉花尚不足国内市场需要，此两位代表是否可以不来。”这封信表明，中国不能出口国内紧缺的原料，也不能进口无关紧要的生活消费品。这是为了保证国内工业的原料供给和产品的销售市场，为了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
1951 年1 月7 日，周恩来就新疆汽车修理厂及医学院请苏联专家设计事，写信给王震、赛福鼎并告各大行政区负责同志及中财委。信中指出：“凡请苏联专家来设计的，须预先告知其设计范围及我们的物质基础、技术条件、生产能力和财政状况等，使其了解我们今天的可能条件。并规定凡我们自己已经有了的或能从其他地区调拨的机器、材料就不要再进口，凡我们自己能够找到的专门技术人员就不要再从苏联请人来，凡能够因陋就简地装备起来的工厂、房舍就不要另起炉灶或照最高的标准来修建。”对于进口，周恩来又补充说：“除非因边疆路远运输困难，进口机器、材料较从内地运往者又便又贱，则可以经过中财委核准后许其进口。”总之，在有国货的情况下应尽量使用国货，在进口货与国货相比“又便又贱”的情况下，要经过国家的审批核准后才能进口。但对于非生活必需又非紧缺的生活消费品特别是奢侈性消费品则禁止进口。
50 年代和60 年代，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禁运与经济封锁。70 年代，随着中美建交和中日关系正常化，我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流日益增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下，我国扩大了同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就。但是，在保护国货，限制与禁止外来奢侈品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不仅高级豪华轿车大批进口，而且进口香蕉、进口苹果、进口香烟、进口香水等外来生活奢侈品也涌上了国内市场。当前，重温周恩来保护国货的思想，对指导对外经济交流活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增加食油不占耕地——引种油橄榄树
民以食为天，“食”，不仅要食粮，而且要食油。中国农业没有过关，不仅全国人民的吃粮是一个大问题，吃油也是一个大问题。60 年代初期的经济困难中，解决全国人民的吃粮、吃油问题，是周恩来工作日程上的一项重要内容。
1963 年12 月，周恩来访问地中海沿岸国家。1964 年元旦，他是在阿尔巴尼亚度过的。访问中，”汽车几小时几小时地穿行在油橄榄林绿荫掩蔽的大道上，那四季常绿、青翠欲滴的橄榄枝给了周恩来深刻印象。他了解到，由于盛产橄榄油，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居民，每人每年平均食用做榄油分别高达10 至20 公斤；当地的油橄榄出油率很高，对解决人民食用油很有好处。他想，我国许多省份山地多，山区种植油橄榄树，发展木本油料，既可以不减少粮食耕种面积，又可以增加人民的食用油。于是，周恩来表示要引种油橄榄材。阿尔巴尼亚方面当即赠送给我国一万株油橄榄树菌，并派专家专程护送到我国，进行技术指导。
周恩来结束其他国家的访问，回国到达昆明时，得知昆明海口林场正准备栽种油嫩榄树，第二天便不辞疲劳赶到海口林场栽下了第一株油橄榄。他指示大家一定要像抚养小孩一样细心照管，使油橄榄在我国过好成活、生长、开花结实、丰产丰收、传种接代五道关。
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就油械榄树在我国的生长情况，每过半年向他专门汇报一次。1974 年底的棉油糖烟麻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南方山区多，木本油料不与粮食争地，可以多发展，并询问了油橄榄树的试种和发展情况。直到病危，他还向云南省问起油橄榄树。
如今我国已有油橄榄500 多万株，油做榄鲜果年产量已达30 多万斤。周恩来种下的那第一株油橄榄，后来连年结果，至今枝繁叶茂。
临渊羡鱼进而结网——炼油厂比较与引进柑桔优良品种
1963 年12 月，周恩来在陈毅陪同下访问了地处北非地中海和大两洋沿岸的美丽国家——摩洛哥王国。
一天，在王国首相陪同下，周恩来和陈毅参观了一座由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周恩来非常重视国内石油工业建设。1962 年6 月21 日、1963 年6 月19 日，他曾两次视察大庆油田。他希望这次参观，能发现一些对我国石油工业建设有益的东西，以便借鉴。因此，他人致很高，询间得很详细。他给这个厂的题词中写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的炼油厂，建设得很快，管理得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他很赞赏这座炼油厂一的现代化设备和现代管理。
返回住所后，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苏联帮我们在兰州建了一座与此厂生产能力相等的炼油厂，职工多达6000 人，而这个厂包括技训班在内，总共才300 人。相比之下，我们的人力浪费何惊人！他叮嘱道：记住，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技术专家来看看座炼油厂。
回国后，周恩来很快指示石油部派了一位总工程师来摩洛哥考察。据这位总工程师说，这个厂不但人员节省，而且由于管道局合理，占地面积也节省很多。他在那里取得了很重要的炼油厂建设的经验。
1966 年5 月3 日，周恩来第三次视察大庆。他在大庆炼油厂询问了每个车间多少人，全厂多少人，设备仪表是哪里制造的等等。在了解技术和管理情况时，他再次提到摩洛哥的那家炼油厂。他说：“我们的炼油技术也有进步，这个炼油厂的人员在国内比不算多，但比国外就多了，我在非洲看过的炼油厂，他们的人很少，当然那也是别国搞的。”在看到本国炼油厂的技术与管理进步的时，周恩来没有忽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实际上是再次强调了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的必要性。
周恩来访问摩洛哥财，还作出了引进摩洛哥柑桔优良品种的决定。
一次，周恩来同陪访人员与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工作人员共进晚餐后吃水果，大家盛赞摩洛哥蜜柑个人、皮薄、汁多、香甜口。周恩来则深有所思他说：全世界柑桔的老祖宗在中国，可是近几十年我们的柑桔退化了，原因是缺少科学技术人员对改良品种进行专门研究，而两方同家则有科技专家来研究，不断培育出优品种。这时，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玖良对周恩来说：“据摩洛哥朋友说，世界上有两位最著名的柑桔专家，其中一位是法籍教授，就在序洛哥帧物研究所工作。此人对我同很友好，使馆和他有交往，能否考虑清他大中国讲学。”闹恩来说，我们先从国内派几位专家来看看，有些人不亲眼看看是不会相信的，然后再邀请这位专家去中国讲学。可能的话，你们先搞些优良品种的树苗运回国内。
周恩来回国后不久，就派了广州和西双版纳两个植物研究所的专家来摩考察，并在法籍专家的协助下，挑选了已嫁接好的30 来种优良品种的树苗300 株，于1965 年初空运到广州。后来，这位法籍柑桔专家也应邀访问了中国，作了几次有价值的学术报告。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看到他国的长处，光是羡慕人家是没有用处的。应该去学习、拿过来，使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周恩来对摩洛哥炼油厂、摩洛哥柑桔的做法，正是今天对外开放中需要发扬光大的。
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以高于国际市场价进口锡兰橡胶
中国古代轻重论认为：粮食作为商品依照市场法则流通，总是要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向价格高的地方。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在本国粮价低于他国的情况下，如果任其肉然，本国粮食就会流入他同，就有火国的危险；如果“天下高市高，天下下亦下”，使本国粮价不低于他国，则可以做到本国粮食不外泄；只有“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使本国的粮价高于他国，他国的粮食才会“如原水之就下”，波吸引到本国。必须指出，轻重论者所说的“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不是针对一切商品，而是针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粮食这种“民之司命”的特殊商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顽固地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与禁运的政策，其制订的对中国禁运的项目竟达500 余种之多。
当时，橡胶是我国急需的物资，也是国际市场的紧俏货。
1952 年秋，周恩来指导贸易部同锡兰（现斯里兰卡）进行贸易谈判，拟用我国的大米换锡兰的橡胶。周恩来指示贸易部：卖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出；从锡兰进口橡胶则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百分之五至十买入。这样做，打破了美国政府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使我国得到了急需的橡胶，同时也帮助锡兰政府以优惠价格得以解决国内急需的大米。中锡两国以大米换橡胶的贸易，不仅对建立中锡两国良好的贸易关系，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贸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时，贸易部有些同志对从锡兰高价买橡胶的做法不太理解，后来从工作实践中才感到周恩来对橡胶的“天下下我高”的决策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把我国急需的橡胶吸引了进来，也把美国阻拦下的外商吸引了进来。
自己动手填补缺门——发展我国自己的橡胶业
橡胶既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又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资，国计民生部少不了橡胶。为了打破封锁、解决国内急需，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进口橡胶，是明智之举。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全国每人穿一双胶鞋就需要很大数量的橡胶。仅仅依靠8 斤大米换1 斤橡胶的办法是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的，也不是长远可行的办法。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发展我国自己的橡胶业。
海南岛和西双版纳等祖国南方边疆，具有生产橡胶的条件。50 年代，周恩来就开始具体筹划在这些地方发展我国自己的像胶业。
60 年代初，周恩来到海南岛和西双版纳视察，亲自到这些地方的橡胶园调查研究我国橡胶生产情况并解决具体问题。
1960 年2 月9 日，周恩来到海南岛西联农场橡胶园视察。他向工人详细地询问了橡胶品种、生产情况、产胶能力，以至一个工人一天能产多少胶等等情况。他亲切地对工人们说：“橡胶树，我自己有了，我们要多产胶，产好胶！我们国家很需要橡胶呀。”他还挥笔写下了“西联宝岛，南国珍珠”的题词。在参观橡胶加工厂时，周恩来得知包装浓缩胶乳的铁桶不够用，影响了生产。他当即与随行的省、区负责人商量，设法予以解决。一个星期后，大量的铁桶就陆续运到了，解决了积压几十吨的浓缩胶乳的包装问题。
1961 年4 月，周恩来在两双版纳颊短的3 天时间里，曾两次到热带作物研究所和景洪农场视察橡胶园。他走遍了五片胶林，详细询问和察看了橡胶树生长情况，看到一座蚂蚁包或一根断树桩都要问一问对橡胶生长是否有影响。他深情地对人家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年轻的橡胶事业。我国能种橡胶的地方不多，两双版纳这个地方土质好，同志们肩上的责任很重大。”“一定要管好、割好，为祖国生产橡胶”。当他听到与地群众因为不习惯圈牛，牛群经常窜进胶林吃胶苗、啃橡胶树片造成损失时，指出，要帮助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种植橡胶，这样既可使少数民族群众增加收益，同时让他们在种械实践中认识牛害问题。让群众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上关心橡胶业的发展、解决牛害问题，这体现了周恩来解决经济问题的一贯的思路。此后，按照周恩来的思路，不仅俩双版纳的同有橡胶业有了人发展，而且村寨少数民族的橡胶种植业也发展了起来。
本固邦强根在经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建国伊始，经济工作就一直是记载在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一个中心内容。但在建国头三年，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为了使今后的建设能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在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经济恢复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周恩来把重心放在恢复生产，恢复经济上。1952 年是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也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作准备的一年。8 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8 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问题。9 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就援助中国“一五”计划问题谈了几点意见。9 月底，周恩来回国。此后“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是他思考的中心问题。
1953 年初，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了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思想。他说：1953 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 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954 年，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其外延来说，相对于文化建设、国防建设以及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经济建设要处于中心的、首要的位置，周恩来认为经济建设需要文化建设与之配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卫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但是，文化建设不能超越经济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文化建设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样，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国内环境，需要国防建设与之配合。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社会主义，需要国防力量的保护，这是肯定的。但是，国防建设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国防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他说：“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应该通过加强经济建设来加强国防力量。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有些军工部门，和平时期要生产民用产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其内含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相互关系来看，生产是中心。只有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水平的发展，才能推动其他方面各种问题的解决。局恩来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经济建设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其间，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处于主导的地位，农业处于基础的地位，交通运输、水利、地质勘测处于先行的地位，科技处于关键的地位。当时，突出强调重工业的建设，周恩来指出，“一
五”计划的经济建设，重点是苏联帮助我们的156 项，“以及环绕它的还有几百项建设，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主要方面。当然，现有的生产也要配合，农业也要跟它均衡地发展”。
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首先，周恩来通过经济与政治、军事、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工作方面很多，为什么把经济作为总路线、总任务呢？因为它是基础。毛主席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级的最尖锐的形式。所以，政治、军事和文化工作，它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这个，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
其次，周恩来从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和剥削的历史，说明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落后是被动挨打、受人欺侮的根本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旧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的灭亡。但是，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要想在洋人面前扬眉吐气，还需要经济发达、国家富强。1953 年9 月11 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
再次，周恩来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伟大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人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必须通过经济建设去满足。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不兢兢业业地把经济建设搞好，“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6 年1 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前途之所在。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论述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固本稳基理顺关系——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第一，要正确处理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政治不能冲击业务，不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1949 年到1952 年，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1950 年起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国广泛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此外，在工矿、码头等企业中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单位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同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周恩来认为，这些运动对废除封建制度，对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清除旧社会的思想影响、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指出，这些运动“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政治与业务必须统一起来，不能对立起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能像头三年那样搞很多的政治运动。他说：“建国三年来，政治运动很多，工作很紧张，大家忙于运动，而把业务放松了。”现在进行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钻研业务”。钻研业务需要时间，他认为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是“一大德政”，开会大多也要设法调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1953 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么文章，会不会搞“小五反”？对此，周恩来的回答是：愉税漏税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去解决，“现在不需要搞‘小五反’”。1957 年4 月28 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周恩来再一次指出，“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显然，周恩来不赞成通过政治运动去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也不赞成把政治运动放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之上。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今天要搞建设，光是政治觉悟就不够了，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来发展工业生产。这就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从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到企业行政管理人才”。他指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是摆在组织工作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是多么精辟的议论、多么深刻的见解。
第二，要正确处理财政和经济的关系，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搞经济建设，适当增加经济建设的投资比例。1954 年9 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1954 年预算中经济建设的支出等于1950 年的六倍半；经济建设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25.5％增加到1954年预算的45.4％。同时，财政支出中的国家机构经费即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已从1950 年的60.8％降低到1954 年的30.7％。他说：“这些情况充分他说明了我们国”家的预算是和平的、建设性的预算”。1955 年2 月3 日，他强调：“我们国家大、人多，因此，需要支出的方面也就多。但是，我们总要集中我们的人力和财力，用在主要的建设方面”。1956 年9 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立足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阐明了财政的“取”与“用”的关系。“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
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财政开支着想，保闰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这是不对的。”
第三，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保证经济建设顺利地健康地进行。在国民收入是个既定的量的情况下，积累和消费存在着此多彼少的矛盾。积累增加一份，消费就减少一份。反之亦然。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的保证；而消费基金所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多少，则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着人民的当前利益。周恩来反对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或者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或者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当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周恩来认为生活的提高不能脱离生产水平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在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时，由于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人民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为了摆脱落后和贫困，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另一方面，积累率必须适中，经济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必须在人民生活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内，超过了，则会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周恩来不赞成苏联在建设上忽视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他说：“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的积极住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
第四，要正确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重点建设过分突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结果会同有关方面脱节，而无法保证重点。“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如果“天女散花”、到处铺开、百废俱兴，就会影响国家的重点建设，就会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早在1950年8 月，周恩来就提出国家建设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有步骤地进行，“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思想已见端倪。在开始进行“一五”建设的1953 年，周恩来一方面强调“我们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因为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广大人民不仅需要重工业的生产资料，而且还需要一些轻工业的生产资料。因此，国家对工业（又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比例要恰当”。1956 年9 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周
恩来在总结“一五”建设的经验教训时，系统论述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一五”建设的前三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但也曾经部分地犯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或者过分突出重点建设的错误，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和损失，今后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如果处理不好政治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人的精力放在政治运动方面，或者搞空头政治不抓业务，那么，经济建设中心就没有政治的保障而流于空谈。如果处理不好财政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不能开源节流，财政支出不能首先保证经济建设的需要，那么，经济建设中心就没有经济保证。如果处理不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超前消费、甚至吃老本，那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不顾国力、不顾人民生活搞高积累，那就会挫伤人民参加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在经济建设内部，如果处理不好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那就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就不能保证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五”时期，周恩来就探索了以上四个方面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是难能可贵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一化三改”的速度上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1953 年9 月8 日，周恩来说：“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这段话，首先告诉我们，从“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一开始，周恩来所讲的速度就不是专指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而是既指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也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一化三改”的目标是“一化”和“三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整体目标，“一化”与“三改”的速度自然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其次，周恩来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有利条件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不利条件的分析，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这个方针是要求避免“过”与“不及”的两个极端，以求得“一化三改”适中可行的速度。周恩来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在建设方面一共耽误了一百年，在经济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一百年。面对落后怎么办？我们不能慢吞吞地走路，“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养先进水平”。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谁说周恩来不反对保守倾向，谁说周恩来不着急？谁说周恩来不想快？但也正因为经济文化落后，不可能一步登天，不能盲目图快。否则就会欲速不达，得不偿失。所以也要反对冒进。
周恩来不仅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强调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对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这样。
1953 年6 月19 日，他针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问题指出：“我们国家总是要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而且是在走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一天天在增加着。所以，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在农村工作中我们主要的是反对急躁。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实现的。不看见这个前途是盲目；另一面，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现象，就是急躁。”这里是说实现国家工业化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要既反对保守思想又反对急躁情绪。1953 年9 月8 日，周恩来针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出，有两种现象必须引起注意：一种是有些工商业家对国家还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一种是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要对这两方面的人进行教育。他说：“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
“一五”计划的后两年，周恩来面对1955 年下半年以来掀起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仍然强调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1956 年2 月8 日，
在国务院第24 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周恩来指出：“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利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一五”计划的后两年，周恩来更多的、更突出的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计划与预算方面强调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1956 年2 月8日，周恩来指出：“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6 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针对3 月份通过的预算数字太大、基本建设投资147 亿元很难完成，提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9 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说：“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指出，1955 年计划保守了一点，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结果出现了物资积压；1956 年计划冒进了一点，把基本建设规模定得大了一些，结果出现了财政和物资相当紧张的局面，这两方面的教训都应该吸取。他认为编制长期计划时，应该按照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使其比较可靠；编制年度计划时则要充分考虑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他说：“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是周恩来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编制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从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上，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所作的一次精彩的表述。
初级阶段理论先河——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冒进倾向
在一定时期内，保守倾向和冒进倾向总有一个是主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重点反对主要的错误倾向。“一五”时期，为“一化三改”的目标奋斗时，虽然有裹足不前的保守倾向，但主要的错误倾向是急躁冒进。由于冒进从表面上看与目标趋于相同的方向，同时又与群众的热情、积极性相伴，并带有革命的色彩，因此，反冒进比反保守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需要更冷静的头脑和更坚韧的毅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计划、预算问题，并不直接反映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直接反映着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和斗争。因此，反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冒进倾向，需要更高的洞察力和更大的勇气。“一五”时期，周恩来在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斗争中，重点放在反对冒进倾向上。他对“一化”和，“三改”两个方面的冒进倾向都进行了坚韧不拔的说服工作。
1953 年9 月，周恩来阐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具体解释。他说，基本上实现，不是完全实现；基本上实现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相当长的时期究竟是多少年？他同意当时毛泽东的提法：“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
1953 年，周恩来对反冒进主要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阐述的。他认为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它是渐变过程，而不是突变，“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话，如果不讲清楚，很容易被误会为马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 年9 月7 日，毛泽东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当时，周恩来在不同场合、不同会议上多次阐述和发挥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他说：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就是说，不少于三年但可以多过五年，搞不成还可以推迟，不能急躁；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就是说不是全部，而是把产品多、产值大的工厂纳入，不是把户数众多的中小工厂也一下子引进来。“总结起来说，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并不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要几个五年计划，两者不可混同”。
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毛泽东认为是比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为繁重的工作。周恩来重视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并进一步指出：“个体农业、手工业，是两个大海，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此，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完过渡时期。”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具体他说，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些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十分重视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要有步骤地进行。他认为，所谓有步骤，“就是说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自愿两利的原则，逐步地由低级到高级，不能性急”。实现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所以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要使个体农业、手工业者自愿走合作化道路，必须使他们看到个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不如集体、
合作社的劳动生产率就是高于单干。然而“照现在的情形看，还没有做得那样好”。这需要一个过程。
直到1955 年11 月16 日，周恩来还坚持说：“在大约十五年左人的时间，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上义的所有制变成为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变成为集体所有制。”
1955 年下半年，由于激烈地批评“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步伐猛烈地加快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连带着加快了。1956 年出现了三大改造的高潮。此时，“相当长的时间”、“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不可能再被提及。
在二大改造的高潮之下，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提出了“提早完成”和加快的要求，井出现了把计划指标订得过高、基建规模定得过大的倾向。这时，周恩来更多的是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计划与预算、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上阐发了反冒进的思想。1956 年1 月20 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2 月8 日，他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6 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之前，在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指出，对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9 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他批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11 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对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1956 年，周恩来更多的是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
必须指出，1956 年周恩来虽然更多的是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计划与预算的角度上闸明反冒进的思想，但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也仍然强调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1956 年1 月30 日，他指出，手工业“在合作化以后，凡是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有些特殊好的手工业和手工艺业，如果一时不易组织合作，就让他们单干”。对于数量极大、分布极广的小商店，在合营以后，应该继续实行代销拿手续费的办法。对于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贩，不要急于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应该在长时期内将它保留下来，2 月8 日，他又指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1956 年1 月25 日，毛泽东说：“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对此，周恩来说：“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长一些。所以不论从地区或从部门看，都会有不少尾巴”，“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联系到两个月以前，周恩来还坚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可以看出，1956 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认识是有一定差别的。1956 年9 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家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
独经营。”“有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组织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叮以让他们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1956 年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此后，周恩来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搞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不能搞清一色的集中统一型的国营、公营，这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1957 年4 月，他指出：“一切东西部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他认为把私有制、私营全部封死、堵绝，实际上是“因噎废食”的愚蠢行为。他提出，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煤窑合作社、私人都可以开，小盐场也应该开放。他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他甚至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还必须指出，1955 年12 月以来，周恩来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上闸明反冒进的思想，是同他队社会主义改造的角度反冒进紧密相联的，并且进一步拓宽了对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急于求成的认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超越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同样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党提出的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整体目标，正是对这一根本原理的自觉运用。在这一整体目标中，工业化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主体没有完成，两翼不能超前发展。正如周恩来在1953 年9月所强调的，“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1955 年12 月以来，周恩来仍然坚持这一基本观点。他认为国家工业化还没有实现，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不能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难以达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这是对当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发展的深刻而有力的批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五”时期，周恩来是从实现“一化三改”整体目标上全面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的，如果只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其计划、预算这一方面研究反冒进，是难以完整反映周恩来当时经济思想的全貌的。
“一五”时期，周恩来从“一化三改”两个方面闸明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深含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科学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他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点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急躁冒进倾向的批评，字里行间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虽然，1955 年下半年以米，他的这一思想未能贯彻实行，但它却是党的“十三大”提出并被党的“十四大”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先河。奔向四化振兴中华——提出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中同有两句古语：“有志者事竞成”；“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有志”即有追求的目标。有了追求的目标，奋力拼搏，年少者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没有追求的目标，磋跎度日，即使活到百岁也是虚度一生。
国家的发展、民族的繁荣，也需要有一个全体人民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预则立，不预则废”。制定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周恩来的经济智慧之一是提出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实现
四个现代化。1964 年12 月，周恩来说：“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上义强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周恩来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
首先，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得到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时代赋予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要求。“现在世界上各方面的事业娜在飞跃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就要着重研究现代的问题，”“我们要发展，就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一代胜于一代，做出比前人更大的贡献。”
其次，四个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其中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四个方面，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到卫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再次，四个现代化是全国的全方位的现代化。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现代化，让少数民族地区长期落后下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肉治的地区都现代化。个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一定要各民族共同繁荣富强。另一方面，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我们50 多个民族必须大家合作，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祖国现代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
复次，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必须与具体步骤结合起来，通过一个一个的具体步骤去实现。第一步，以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用15 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再用15 年时间，即在本世纪内，把我同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两步走的步骤还不够具体；当时用30 年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也过于乐观了些，对用这样
短的时间赶上并超过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艰巨性、困难性估计得还不够充分。但无论怎样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又提出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有着现实可能性，具备各方面的有利条件。①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一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表现的积极性和热情；②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能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③有广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资源做基础，我们的祖先有过许多发明，我们应该超过自己的祖先；④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科学家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广大的自由天地；⑤有了一支比建国前大许多倍的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技术力量；⑥有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般设备和原材料绝大部分自己能够制造或生产。周恩来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同”。实际上，建国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恢复摆在第一位，经济建设尚属其次；与此相联系，在实现工业化的远大目标下，具体的现实的目标是努力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实现工业化成了具体的现实的目标。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直到1957 年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还在探讨怎样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同的问题。3 月，周恩来仍然说：“我们要争取十五年的时间，就是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1951 年9 月23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并提出了“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的思想。但是，不能说这是我国建设以工业化为目标向现代化为目标的转变。现代化的概念，周恩来在1949 年12 月就提出过，他说：“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1954 年，他所提的“四个现代比”，摆在首位的是“现代化的工业”；他所提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几年后，周恩来曾把工业化、现代化并提，说：“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60 年代初，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针对农业没过关的现实，改变了以工业化为目标的战略，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63 年1 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延用至今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概念，农业现代化被放在首位，并强调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作用。1964 年底，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郑重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分两步走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动乱打断了原定的进程。但是，1975 年1 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再次给中国人民鼓舞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
目标远大步骤具体——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周恩来认为，在我国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第一步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要求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指导下，建立起工业部门基本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基本上能满足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的工业体系。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是指不能只建成一个工业体系，不能光提工业把农业丢了，而要建成一个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科学技术在内的国民经济体系，使其按比例、协调、均衡地发展。
二年经济恢复以后，周恩来领导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针对我国当时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的情况，开始酝酿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来指出：没有动力工业、钢铁工业、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等这些重工业，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完全独立，就谈不到国家工业化。如果说我们的兄弟国家重工业有基础，让他们搞重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的分工是不可能的，这就等于让苏联背上一个比他更重的包袱。我国的人口比苏联多两倍，苏联怎么能担负得起呢？1956 年党的八大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并闸明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第一，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第二，我国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可能的、必要的，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需要量大。大小的回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第三，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不放弃争取外援。同时需要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关门建设是错误的。即使建成了也是基本上完整，不可能一切都完全自足，仍然需要发展国际经济交流。
60 年代，周恩来的上述思想有了重大发展：第一，针对60 年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指出我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不应是30 年代，40 年代的工业水平，而应是60 年代的工业水平，是原子、电子、喷气机这样的水平；不应片面追求数量，而要求质量、求品种、求规格、求技术的发展。第二，针对“大跃进”以钢为纲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农业没有过关的现实，指出不能只建成一个工业体系，而要建成一个包括农业、工业、科学技术等在内的国民经济体系。1964 年12 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严重干扰了这一部署。1975 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提出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第一步设想，并由此向四个现代化的第二步设想前进。周恩来的上述思想，给我国各族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到1980年底，我国基本上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统战篇
联合战线率先垂范——开展第一次国共合作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个法宝的形成，同周恩来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胡耀邦曾说过：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这不只指的是他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贡献最大，而已也应该包含着周恩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最早。
周恩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党成立后不久和大单命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就同共产国际的代表有了联系。1921 年7 月，中国出现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中共的成立大会。8 月，孙中山在广州写了一封长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热情地表达了向列宁及其他苏俄友人的敬意，并般切地希望与之取得联系。12 月，马林和参与中共创建的张太雷到桂林同孙中山会谈。马林向孙中山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表示赞同。
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一周岁的时候，即1922 年7 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确定先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开会商讨建立联合战线的各项具体问题，“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8 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又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会后，陈独秀、李大钊与马林很快就拜访了被广东军阀陈炯明赶出广东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向他说明了中共的上述主张。孙中山表示接受中共的建议。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即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开始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这时，周恩来在法国，是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法国协助国民党总部代表工京歧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
1923 年3 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旅欧中同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派代表到里昂和国民党代表进一步商讨，积极准备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国民党旅欧支部。
6 月，周恩来与尹宽、林蔚等一起到里昂与王京歧商谈，双方达成协议，决定青年团员80 余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随着国民党旅欧支部筹建工作的开展，是年秋，周恩来任国民党旅欧支部特派员。
11 月25 日，周恩来出席在里昂召开的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在会上，他发表演讲，批评了原国民党中的腐败现象说：“挂名党藉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会上他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后来，在执行部部长王京歧回国期间，由他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工作。
这样，在国内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还未正式建立的时候，周恩来领导的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驻欧组织已率先垂范，首先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
在这期间，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他们在反共杂志《先声》上发表诸多文章，攻击中共的联合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率领旅欧党团组织，以《赤光》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性极强的文章，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党的联合战线政策。
1924 年秋初，周恩来奉党中央的指示回国，途径香港，到达了广州。在党内，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的职务。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与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孙中山创办了以培养革命军队骨干为目的的黄埔军校，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到职后，他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部内增加了部员，分为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到各股任职。政治部负贪制定士兵政治训练计划；举行学生政治讨论，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出刊物，办墙报，教歌曲。
1925 年，周恩来参加了平定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等职。
这一时期，周恩来身处国共合作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统一战线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想继续深化。1924 年10 月，他指出革命政府必须依靠坚决革命的工农群众作为“革命的基本势力”。接着，12 月他再次指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革命的工农阶级“其速自起！其速联合！其速组织起吾人自身唯一可持之革命力量！”次年7 月，他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
1926 年，在国民党右派进攻，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步步退让的情况下，他在《人民周刊》上连续发表《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财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等文章。”这些都是为抵制党内的投降主义和反击反对国共合作的逆流而写的。他说，国共合作“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明确提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又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明确指出了联合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周恩来的认识更加清楚，他开始把统一战线同武装个争联系起来思考，要求中共中央立即组织武装力量讨代蒋介石。他说：“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但由于陈独秀在革命的危急时刻无理地拒绝了周恩来等的正确意见，终于导致了那场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积累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这一时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统一成线工作的一系列正确认识，却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战线理论已经开始形成。
共御强敌早开谈判——首倡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东北三省恣意践踏，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这时，周恩来连写数篇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短文，分析民族矛盾已尖锐地摆到中国人民面前。
1932 年伊始，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把妄图吞噬中华民族的血口张得更大。面对此严重形势，肩负着解放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任务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新的方针、政策。此时，周恩来参与了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制定。
1934 年初，蒋介石不顾民族敌人的逼近，调集军队进攻要求一致对外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此时，周恩来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出的《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紧急提议》的电报，提出六条挽救危局的具体建议，体现了“反日反蒋联合战线的精伸”。7 月15 日，他又和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同全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随着日本帝同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1935 年6 月，当中央红军还艰苦跋涉在长征途中的草地上时，周恩来己清醒地意识到华北危急，便与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8 月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继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同告全体同胞书》，表明愿与一切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军队和个人，共同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央红军在艰苦跋涉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参与中共中央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而且要有上层统一战线。所有这些，既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上日趋一致，也为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提出来的瓦窑堡会议作了直接的思想准备。12 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瓦窑堡扩大会议以决议的庄重形式，明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会议规定中同共产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一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分石”；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对日直接作战。周恩来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在会上几次发言，和毛泽东、张闻大等一起，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瓦窑堡会议之后，为贯彻会议精神，周恩来以其主要精力，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并首先选准了东北军这个突破口，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于是，使有1936 年4 月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且取得了重要成果——双方具体分析了逼迫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
几乎是在开展东北军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又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统一主
持对东北军和西北十七路军的工作，且与蒋介石秘密谈判的渠道也逐渐打开。
针对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更加尖锐化这一情况，在8 月10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最先建议，应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毛泽东作结论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既然放弃反蒋，就意味着不排除联蒋，而联蒋则是实现国共再度合作的关键。显然，这比既主张国共合作同时又要反蒋的方针和口号深刻、实际了一大步。
8 月31 日，周恩来复信曾养甫：9 月1 日，他又致信陈果夫、陈立夫，均表明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至此，周恩来就第一次代表中国共产党把国共再度合作明确提出来了。这表明，周恩来是共产党内“逼蒋抗日”的最早提出者，也是两党再度合作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当然，其中也不排除国民党蒋介石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顺应历史潮流而对共产党关系作了自动的松动。但毕竟前者的努力才是最有诚意的。
也正是在9 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写道：“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杭日。”“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正式完成了以“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个转变，所以在后来的西安事变时才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当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方针确定下来之后，周恩来又是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在9 月16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进一步刚明：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还强调说明，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我们不应放弃他，应逼蒋抗日。
9 月22 日，他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国家之幸也。”24 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去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良好愿望。
铁肩担义战斗古城——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 年12 月12 日晨，在十一朝古都的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粑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拒绝联共一致对外的蒋介石扣起来了。
捉住了蒋介石，如果杀了他，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就会抓住借口，扩大内战，公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这对中国人民是不利的。
怎么办？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们立即打电报请共产党派代表来协商解决这一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远离西安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得知这一消息，感到很突然。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召开会议，讨论事变的性质初中共对张杨、南京政府以及蒋介石的态度问题。
关于这次事变的性质，会议认为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帝国主义的背景，应该给事变的发动者以支持，并决定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即复电张学良，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为了制定正确的解决这次突发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13 日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作长篇发言，分析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地方军阀以及国际上各种力量对事变可能采取的态度，提出共产党应取的对策：在军事上应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方面的夹击，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孤立何应钦，巩固我们的力量。
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解决事变，面临的政治局势将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许多事物由周恩来当即立断，慎重处置。他勇敢而沉着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那时候，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还没有飞机场，必须到延安去乘飞机。那天，大雪纷飞，积雪盖注了道路、山峦，北风呼啸着、狂吼着。在这风雪交加的日子，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存亡，都到了危急关头，周恩来和红军参谋长叶剑英骑在马上，在飞雪和寒风中奔驰，两天走了100 多公里，才赶到了延安。
周恩来一身风尘，于17 日傍晚抵达西安，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不，准确他说，是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用恩来一到金家巷张公馆，席不暇暖，即与张学良进行通宵达旦的谈话。
张学良介绍了扣蒋的经过，六大来局势的变化以及各方面对事变的反应。首先是西安告急。何应钦已下令讨伐，由于西北军师卜冯钦哉叛变，潼关不攻自破，中央军直下华阴、渭南，并大肆轰炸。各地反应不尽人意；各实力派因不明真们或局势不明朗，多不表态，只有远在广西的桂系表示支持。其次是南京的劝向。南京政府内的斗争焦点是如何救蒋，而对两安提出的抗日问题并不关切。宋氏兄妹、孔祥熙在英美支持下，力主和平解决；何应钦在日本支持下，主张武力解决，打着救蒋的旗号，企图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另外，经端纳的斡旋，蒋介石的态度由强硬变得和缓，有答应抗日的意向。
在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事实很明显：蒋介石是南京政府的当然领袖，只有他能制止何应钦的讨伐，也只有他能够统率国民党内的抗日派、中间派，避免南京政府成为日本的傀儡。从全民族杭日图存的最高利益看问题，共产
党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的。在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的前提下释放他，对于推动抗日是有益的。因此，周恩来向张学良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要保证将介石的安全。当然，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样，利用蒋、何的矛盾逼蒋抗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在军事方面，有了稳定局势，周恩来与张学良当即商定：东北军、西北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必要时侧击甘肃的胡宗南以及支援关中，红军加入抗日联军西北军委。这样，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巩固了西安的地位。
周恩来连夜又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报西安方面的情况，建议中央在蒋介石处置的问题上采取“保蒋安全”的策略。第二大，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中央电，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19 日，中共中央发表通电，进一步将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将会址由西安改在南京，承认南京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放弃了原来以西安为抗日中心的设想。21日，中共中央提出和南京谈判条件，批准了周恩来的方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这一系列决策的制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8 日上午，周恩来拜访杨虎城，向他说明国内形势，反对法两斯、抗日已是大势所趋，现在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只要西北三方联合，力量强大，他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对成蒋有所顾虑的杨虎城茅塞顿开，心悦诚服。
周恩来与代表团还通过多渠道和各种方式做张、杨两将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苦口婆心他说服持不同意见的朋友以民族利益为重，拥护和平解决事变的方计。有一天，杨虎城部队中一些军官集合起来，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不然，他们就要闹事。他们说：“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周恩来只身来到这伙军官中，耐心地劝导。
这群气势汹汹的军官见到周恩来，彼此推搡着，吵嚷着。一个军官人声叫喊：“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
周恩来平静地说：“杀他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大家一听，立刻安静下米。“可是杀了他，还怎么办呢？局势会怎样呢？各位想过吗？”周恩来又反问说。接着他启发大家：这次捉住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逮住克伦斯基，也不同于滑铁卢擒拿了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拿破仑军事失败的悲剧。现在虽然捉住了蒋介石，可并没有消灭他的实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加上英美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所以逼蒋抗日是可能的。我们要爱国，就要从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不计较个人的私仇。
周思来的耐心解释和说服，终于说服了那群军官。刚才那位大叫大嚷的暴躁唯官说：“要讲仇恨，共产党最恨蒋介石，十年内战，他杀了多少共产党！真是血海深仇！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说完，他双脚跟“咔”地一碰，向周思来敬了一个军札。
有一大，周恩来在一所中学里演讲，听众越来越多，树上、墙头都站满了人。他那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的演讲，不断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在场一些爱国的国民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有一位过路人听了周恩来的讲演长舒一口气说：“呵，中国有救了，周恩来在西安！”
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根本利益为亘，使张学良、杨虎城为之折服，同时也推动群众接受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而这一方针有利于支持南京主和派的斗争，迫使何应钦同意派宋子文、宋美龄以同民政府代表身份到西安谈判。
放蒋的方针确定了，如何促使蒋答应联共抗日呢？由于蒋被扣，扎祥熙已代理行政院长。经张学良与宋美龄协商，决定邀请宋于文来西安。17 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商定同宋谈判的五项条件。这五条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明确提出：“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宋是著名的英美派，和蒋的关系亦非同一般，与张私交也甚深。他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西安提出由他组阁，成为促使蒋转变的契机。20 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到了西安，知道这一提议，更加积极。22 日，他同宋美龄再到西安，开始和平谈判。周恩来与宋美龄长谈，对蒋转变态度起了积极作用。
23 日，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身份同张、杨一起，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首先阐明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南京方面救人心切，虽不免讨价还价，但基本上表示接受。24 日便达成了改组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战等六项协议。当晚，周恩来又会见蒋介石，敦促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终于促使蒋择善而从，同意谈判达成的协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成为从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周恩来铁肩担道义，战斗在古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政治上的主宰者，是事实上的主谋。”事变的千占功臣张学良将军的这一评价，再客观不过他说明了周恩来于其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
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平息“二·二”事件
凡是会见过周恩来的人，都为他温文尔雅的仪容、彬彬有礼的举止、口若悬河的谈吐、亲切谦逊的态度所倾倒。但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却使他多少回遇见急风险浪，多少次历经艰难险阻，然而他都从容不迫地闯过来了。他温和中有威严，谦逊中不妥协，危准中更镇定。这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的一贯作风，即便在处理统一战线中复杂而惊险的事变时，也不乏典型事例，平息“二·二”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这是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一个转折点，周恩来是实现这一转折的“事实上的主谋”。然而，张学良将军在政治上未免有些天真、幼稚，他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没有私人恩怨，没有与周恩来商量就主动送蒋回南京。周恩来听到后，立即赶到西郊机场劝阻。可惜，当他赶到机场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实践证明了蒋介石在人格上是不地道的。张学良将军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扣留了。这样一来，东北军广大官兵，尤其是少壮派的一些官兵被一下激怒了——他们对蒋介石的一腔恨怨无处发泄，恨不能全泼在周恩来身上，甚至要对他动“真格的”。当时，王炳内在西北军的杨虎城部做地下工作，听到他们已经暗杀了几名高级将领的惊人消息后，便连忙去报告周恩来。不料，在王炳南来到之前，一些东北军青年军官已经杀气腾腾地先一步闯进了周恩来的临时住所。
在这紧急关头，周恩来镇定自若，他猛地站起身来一拍桌子，既威严而又先发制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是想救张副司令吗？你们的行动恰恰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是蒋介石所欢迎的！你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营救你们的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因为你们的行动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犯罪！
周恩来一番严词煞了他们的成风。无理闯进来的几个青年军官流着眼泪，立即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1937 年2 月2 日清晨，东北军主战的“少壮派”枪杀了主和的王以哲军长，恐怖笼罩着西安城，甚至有人还想嫁祸于中共代表团。
这天下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粉巷吊唁王以哲。
这时，王家忙着准备丧事。一个军官看见周恩来来到，急忙跑回巷里报信。
“报..报告，中共代表团来了！”
“什么？”有人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周先生来们”
“啊？..”
哭声嘎然而止。静了片刻，有人问：“他来干什么？”一言提醒了王以哲的表弟，这位青年军官轻信谣言，认定中共参与了刺杀的阴谋，从早晨起就叫嚷着要找中共报仇雪恨，只是被人劝住了。现在“仇人”上门来，他岂肯错过这个机会？“嗖”地拔出手枪，大喊一声，快步奔出屋门。
“给我站住！”在这千钩一发的时候，后堂内传出一声严厉的呼喊。
那个军官居然被镇住了，众人回头看时，只见两个姑娘扶着一位头发零乱、泪痕满面的人，她是王以哲的妻子。
“有礼不打上门客！..人家是头一批来吊唁的人，我绝不允许在我家里发生无理的事情。”
她说着泪水又如雨点般地滚落下来。王以哲的表弟不眼气地插好枪，退到后面去了。也就在这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怀着沉重的心情缓步走进灵堂，献上祭品，向工以哲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吊唁完毕，周恩来沉痛地对王以哲夫人说：“夫人，王将军不乍被害，我代表共产党和红军，表示沉痛的哀悼！上将军是东北军的元老功臣，也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他是最早沟通我们和张将军的将领，参加了我党和张将军的延安会谈，在西安事变前后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友情我们党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的功劳，中国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为维护和谈成果而被害，这不仅是东北军的损失，也是全同老百姓的损失！那些不顾大局杀害王将军的人，不但应受到东北军广大将士的谴责，而且应该受到全国老百姓的谴责！夫人，希望您保重身体，和东北军兄弟，和我们一起为实现收复东北而努力！”
周恩来的脸色，由于极度的悲伤而变得惨白了，他的一番肺腑之言，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一个个含着热泪，泣不成声。王夫人激动他说：“周先生，你们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
灵堂背后事先躲着的那个人，他把子弹都推上膛了，随时准备射击。听了周恩来的话，他哭着出来，跪在周恩来面前，声声哀求恕罪，久久不肯起来..
东北军少壮派中的一些人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他们提出：少壮派孙铭久等必须离开西安。3 日，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孙铭久等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这时也慌了手脚，三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在这样复杂而用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扑派在发动西安事变时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轻意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目标，从而避兔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那些日子，可以说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的日子。在他周围就像堆满了火药桶。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他们几乎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情况的发展常常是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稍微处理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使己取得的初步胜利全部付诸东流。
这，几乎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当时在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罗瑜卿、吕正操、王炳南后来回忆说：“那些天，周恩来同志忙到不可再忙的程度。他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客人面前，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周恩来同志乎易近人，对和战两派平等相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谈话是有说服力的，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大局得到维持而不致崩溃，并且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将上中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友谊。
“二·二”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博古的安全，致电
要他们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他就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正式存在，红军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因此，他将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出了西安，要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转移到三原。他自己仍然坚持留在西安，在险象丛生中靠他的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地平息了“二·二”事件。
东奔西走五次谈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周恩来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们导者，而且是其得以实现的强有力的推动者。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虽然承诺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要使之变成现实，仍需付出极大努力。正如周恩来曾说过的，“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因此，为促成两党合作的正式建立，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团首席代表，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从1937 年2 月开始，历时七个月，东奔西走，往返于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唇枪舌剑，陈辞恳切，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张冲等，后来是蒋介石本人；谈判的内容更涉及红军改编，边区政府改制、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发表两党合作宣言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蒋介石从其阶级利益考虑，总想把共产党、红军和边区控制起来，进而予以吞并：周恩来则从民族利益着眼，坚持“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
第一次，二月西安谈判。西安事变过程中，是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产党联合的“三位一体”共同和南京谈判，由张学良主持。张送蒋离开西安后，由杨虎城主持。为了谋求和平，杨两次派代表到南京、奉化谈判。蒋介石为了防止在南京的何应钦插手其事，令在潼关的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和西安方面谈判。“二·二”事件前后，为了坚持和平，周恩来通过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向顾况同提出，中共也派代表参加潼关的谈判。顾请示蒋介石，蒋回电顾：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20 万至30 万元经费。周恩来派李克农到潼关后，又争取到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二·二”事件后，西安三位一体不复存在，2 月8 日，顾况同率兵进入西安。第二天，周恩来就与顾祝同、张冲开始谈判。不久，财剑英也赶到西安参加谈判。
2 月10 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中旬，同民党三中个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决定“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周恩来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这四条同我们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实际上相当接近，国共合作的原则确定了。
政治上总的原则问题基本解决了，国共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是否设立总指挥部；苏区的地位、行政长官的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等问题上。
2 月26 日，参加了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张冲回到西安，就上述问题开始和周恩来谈判，而且谈得比较顺利。但是3 月上旬贺衷寒到西安后，情况却大幅逆转。贺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周恩来的拒绝。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关于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第二次，三月杭州谈判。3 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杭州，直接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与蒋及国民党合作，但不能忍受投降、受骗之诬蔑。提出红军编为三个师，每师15000
人，共45000 人。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指挥部。陕甘宁边区作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国民党不能派政训人员和辅佐。红军需要增加防地。
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共产党坚持斗争的形势下，不得不承认国共分家十年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局面，但不引咎自责。他说，你们不必提和闽民党合作，只是与我合作。蒋表示，边区、红军改编都是小事，只要拥护他为领袖，一切好办。对合作的形式他也提不出具体的方案。
·蒋介石对于没有能消灭红军和共产党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要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进行对等谈判，他确是不甘心的。因而提出与他个人合作，逼周恩来就范。周恩来却巧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马上提出国共合作的形式可采用共同纲领的办法，实际上给了蒋介石一个软钉子。
4 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央对杭州谈判很满意，同意周恩来的具体方案，决定在中共抗日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具体研究两党合作的形式。
第三次，一上庐山谈判。为了推动蒋介石尽早抗战，6 月4 日，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准备讨论的13 个问题（主要有：两党合作的形式，联盟或改组国民党，要求释放政治犯、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办报、红军改编、承认边区，中共不同意与蒋个人合作等），风尘仆仆登上庐山，同正在避暑的蒋介石再次谈判。
经过多次交涉谈判，蒋介石最后表示：两党合作的形式可成立国民革命联盟，两党各推相同人数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对外行动的宣传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而且在关于纲领的形成与执行、红军改编后最高指挥机关的设置及陕甘宁边区主席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上，蒋介石都顽固坚持旨在将共产党溶化掉的立场。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声明回延安再行讨论。
第四次，七月再上庐山继续谈判。6 月18 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为了推进统一版线的建立，打破谈判佃局，又做了让步。首先，在合作形式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是先确定共同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组织上，同意蒋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之决定权，但保持共产党的独立组织和政治自由。对于具体问题，决定7 月份发表宣言，指定由周恩来起草。7 月初中共中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 月14 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再次上庐山将宣言交给国民党，并准备与国民党讨论革命同盟会的纲领，同蒋介行切实商讨国防计划、召开国防会议的时间等抗日事宜。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虽然蒋介石在17 日表示了坚决杭战的决心，但却不准中共代表出席他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教育、文化、社会贤达座谈会，也就是不准共产党公开活动。蒋介石对中共送来的宣言也不感兴趣，虽动手改了两句，却扣住不发。将革命间盟会一事搁置不提，纲领的问题更无从谈起。
18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蒋介石坚持，改编后的红军政治部上任只能转达南京的人事指挥，而三个师的管理教育，须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指派。蒋答应中日开战，即发表中共起草的宣言。
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派人到红军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力争无效，因抗战枪声已响，便采取如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判的方针，遂下山到上海等待时局的变化：井建议中共中央自行改编红军。随后，返回陕北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五次，南京会谈。7 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危急，震动全国。抗战伊始，中央军就节节败退。为挽救局势，蒋介石急于要红军上前线。他要张冲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同时蒋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为了推动抗日，争取合法地位，决定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8 月9 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会议，井与蒋介石进行第四次会谈，也是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五次谈判。蒋介石在谈判中再次提出向红军派参谋长、政治部副上任，周恩来仍不能接受这一无理要求。
8 月13 日，日本进攻上海，战火已经烧到了蒋介石的大本营，这时他才真正决心抗战，不再提及向红军派人。19 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22 日，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1500人，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8 月中旬，为参加洛川会议，朱德、周恩来回到陕北。随后为贯彻洛川会议精神，遂率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抗日前线，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叶剑英仍留在南京继续和国民党当局交涉具体事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不断深入我华北腹地，各城纷纷失守，蒋介石需要中共和八路军的支持。9 月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宣言》的发表，蒋介石的讲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到蒋介石庐山讲话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周恩来东奔西走同国民党谈判五次，其中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四次，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
对象不同方法各异——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战对象极其广泛。周恩来在统战工作实践中，对不同类型的工作对象，总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把他们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例：
对蒋介石的争取，我党承认他在全国军队和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拥护他领导抗战，并在抗战困难时援助他；在其对中共蛮横时拒绝他、揭露他，对他及其特务机关之一切反共阴谋，据实揭发，适时抗议，必要时组织反击。例如，1939 年国民党进一步确定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反动方针，以博山事件为起点，制造了许多磨擦事件。当时，周恩来先后致电陈诚、蒋介石，抗议蒋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出它是造成各地磨擦事件的根源，必须予以取消。他号召全党“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以严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与必要的压力，以促其进步”。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有节制的反磨擦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爆发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极大的愤慨及时揭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罪行，团结了一批中间力量。由于党中央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才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又一次免遭破裂。当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欲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周恩来在重庆约见蒋介石，当面予以揭露，对有效制止这次反共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对蒋介石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
对其他党派，周恩来总是积极扶植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有中国民主同盟，它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由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第三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国社党、青年党等三党三派组织而成。抗战期间，在重庆基本形成的民主党派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并兼管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帮助促成这些民主党派的建立、联合，而且还从政治上对民主党派坚持抗战，维护团结，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给予大力支持，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力量。比如，1939 年10 月，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实施宪政号召的影响下，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这个组织提出了对外抗战、对内建设，以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要求实施宪政，各党派平等等主张。然而，皖南事变的发生却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国民党坚持内战分裂政策使他们感到失望，于是，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团结起来，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之必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党的章伯钧、青年党的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及国民党左派，进行民主与反内战运动。他们专门找周恩来会谈，要求中共给予合作。周恩来对此极为赞同、支持，并在他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原统一建国会的三党三派于1941 年2 月间开始筹备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 月19 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
民主政团成立的消息披露后，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封锁民盟成立的消息，还诬蔑民盟在渝成立是造谣欺骗，“绝无其事”。中共中
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0 月28 日发表社论，祝贺民主政团的成立，称赞它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希望“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旗下，更进一步的努力，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以促进抗战胜利之到来，民主政治之真正实施。”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的支持、鼓励、帮助，使民主政团的各党各派深受鼓舞。
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支持和帮助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对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组织的酝酿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组织一经成立，周恩来又从政治上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从思想上关心他们的进步。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扶植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的卓绝努力，更是有口皆碑。这是广泛团结的方法。
对地方实力派，周恩来采取了领导出面，上下配合，各方促进的办法。以他在重庆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为例，周恩来根据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策略总方针，不仅强调了争取地方实力派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工作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克服和纠正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以及用那种固定不变的眼光看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两条原则（第一，促进地方实力派向左转，不跟蒋介石走，接受我党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促进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联合，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强大反动势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周恩来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摸清了西南地方实力派头头的情况，决定重点做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龙云等人的工作。1938 年夏，董必武、林伯渠直接到成都刘文辉驻防地去看望他，并和他谈到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的问题。1942 年2月，周恩来通过民盟朋友张志和联系，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宅同刘文辉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就抗日问题向刘晓之以理，促其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经过周恩来的教育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强了抗战勇气，此后，刘与共产党的关系就由一般联系进入实际的配合阶段。接着周恩来又先后派华岗、张友渔、黄松林等到成都同刘文辉进行经常联系，在取得刘同意的情况下，1942 年2 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刘联系，并设置一部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话。王少春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刘文辉通报，又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从而沟通了延安与川康的联系。在重庆的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在争取刘文辉的同时，又亲自对潘文华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潘手下一个师长彭光汉的关系，派田一平去担任了由彭出钱办的《华西晚报》的社长，又派黎澍去做总编辑，该报名义上是支持民盟的报纸，实际上成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周恩来还派邓锡侯的同乡共产党员杨伯凯去作邓的工作，向他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通过周恩来的努力，促进了地方实力派的头头向左转，先后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孤立了蒋介石顽固派，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在四川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民众运动，周恩来努力争取党的一切活动机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周恩来就奉中央指示，奔赴山西抗战前线扩大统一战线，到太原后，他用一切机会，会见记者，给群众作报告，到大学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是积极发动群众的方法。
另外，无论对民族、宗教首领，还是对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周恩来在同他们协商统一战线事宜时，总是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最终都取得了发展、巩固统一战线的最佳效果。
千古奇冤大白天下——揭穿皖南事变的实质
1941 年1 月4 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 日，当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 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7 日，周恩来在重庆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时，立刻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他严正声明：如果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
11 日，《新华日报》举行创刊三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到会讲话。正当他讲话的时候，南方局机要员送来中共中央的急电。周恩来看完，紧皱眉头，立刻用沉痛的语调宣布新四军局势严重。
这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才亮起来。周恩来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他接着说：“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
当晚，他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退，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在这些极度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曾经连续三昼夜没有安枕。
这时，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求他们“短期间离渝”。周恩来断然说：我要坚持到最后。
17 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被扣的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至此，国民党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得知后，立刻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即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
当晚，南方局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会议，仔细分析国民党命令公布后的局势，研究如何向国统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所写的题词。
那时，国民党有着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稿件都需事先经过审查，有关皖南事变的记载全部被扣。就这，国民党还不放心，那天晚上十点多钟，新闻检查所派人来到《新华日报》社，坐等审查第二天报纸的大样。为了对付检查，报社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一种是给检查所来人看的，上面没有周恩来的题词；另一种刊登有周恩来题词手迹。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把题词写好后，派副官立刻送往报社，并且指示：要报社加快编排和制版，组织好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题词
共两条。在第二版占六栏地位的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占五栏地位的冷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满含悲愤的25 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
第二天黎明前，报社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红岩后山偷运进城，送到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轰动了整个重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2 月2 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
周恩来和南方局组织的反击是有力量的。更多的人看到：这次是国民党把事情做到如此绝情的地步，因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人们把同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旅的反共气焰。中央采纳了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广泛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知名人士接触、交谈；黄炎培等又召集其他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时局与皖南事变问题。2 月6日和21 日，周恩来两次与冯玉祥见面，向他谈到时局问题，表示很难过。冯玉详在日记中写道：“我说为国相忍的大道理。周先生这个人识大体，明大义，同时又很能忍耐。”冯还对左右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际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侯外庐、翦伯赞去看周恩来，问他：“国共会不会从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就被夭折？”周恩来微笑着说：“党的方针，就是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面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侯外庐和翦伯赞都表示；“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解放事业就没有保证；无论局势如何困难，一定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到底。”黄炎培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连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也感到新四军的被解散即是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因而表现恐慌并对共产党深表同情。对人心的这种变化，毛泽东在2 月14 日致电周恩来时作了这样的估计：“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在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指示南方局工作人员和《新华日报》记者，同外国记者与外交官联系，尽快地把江南惨案的消息告诉他们。外国记者根据中国共产党方面提供的真实情况，向各国发出报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首先于1 月21 日自香港向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出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新闻稿，不久，另一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在《美亚》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有关国共两党危机的通讯。无论蒋介石如何封锁消息，钳制舆论，他们围歼新四军的真实消息仍迅速在国内外传播开来，使蒋介石集团遭到海内外人士的同声谴责。周恩来亲自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寓所，向卡尔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英国政府收到驻华大使报告后，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2 月中旬，周恩来又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居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居里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周恩来还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转达中
共中央关于清苏联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接济的意见，崔即以驻华武官的身份先后拜会剿灭新四军命令的签署者、国民党军队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与白崇禧，当面谴责国民党军队在大敌当前，正在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时候，竟蓄意进攻抗日的新四军，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真是咄咄怪事，表示要将这一情况向苏联政府报告，以此向蒋介石暗示，“他对共产党军队采取的敌对行动，并非没有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由于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集团施加了压力，遂迫使其反共和分裂的行径不得不有所收敛。
蒋介石集团原想以反共来停止日本的进攻或换取与日妥协。实现日蒋联合剿共。但是，在其发动皖南事变后，却引来了日本对河南的人举进攻。原来，日本帝国主义急于同希特勒德国遥相呼应，扩大法西斯侵略战争，加快实行“南进”，因而决定“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同事件”。再说，日本人也不愿意八路军、新四军进入华北，因为华北是其根据地，蒋介石驱逐共产党军队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于是日本调集五个师团的兵力，在1 月26 日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15 万人包围于平汉路以东。这就给蒋介石集团泼了一瓢冷水，使之不得不撤回剿共大军而抵御日军进攻。蒋介石集团的剿共计划被打破了，也只好被迫同共产党谋求某种妥协。
为了争取主动，打破僵局，周恩来在政治攻势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又给蒋介石集团一个台阶，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12 条临时办法，包括：立即停止企图向我军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承认敌后之民主政权；释放叶挺，回任军职；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经过一番斗争，蒋介石理亏词穷，不得不于3 月14 日约见周恩来，作出缓和国共两党气氛的姿态。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这一次反共高潮，如果从它的酝酿算起，前后经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这是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子，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到破裂的边缘，问题的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极严重的后果。
周恩来在这些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始终屹立在斗争的第一线，并参与着中共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多方面地展现了他的品格和才能。他处身于龙潭虎穴之中，全然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义凛然，光明磊落，从容沉着，机智灵活地处理着各种复杂事态，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击退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包括中间阶层的同情和信任，极富韧性地维系了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免遭破裂。
针锋相对争取主动——住助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
1945 年8 月15 日，曾经穷凶极恶、不可一势的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样，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
此时，饱尝了八年战争苦难的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团结。但是，国民党却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一党独裁的法西斯统治。他们慑于舆论的压力，也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又不得不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当时估计毛泽东不会去重庆，因而他们施放谈判烟幕，企图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强加于共产党的头上。
毛泽东洞察国民党的阴谋，为了争取和平，并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挑动内战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于8 月28 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飞往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毛泽东的这一行动，震动了个中国。当时重庆山城的群众奔走相告，心花怒放，把毛泽东的来到，看作“民主中国的曙光”。
28 日下午3 时，接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飞机返回九龙坡机场。据《大公报》记者于冈当时报道：“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浅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正当前来欢迎的各党各派代表彬彬有礼地向毛泽东走去时，那些年富力强的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有的抢着同毛泽东握手。而各党各派代表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同毛泽东接近。周恩来一看这种情形，立刻把一个纸包高举在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句话一下子把大群记者吸引过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经同各党派代表握手交谈，才微笑着打开纸包，向记者——分发“礼物”，原来是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的书面谈话。谈话中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当晚8 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欢迎宴会，重庆谈判开始了。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毛泽东除会客和处理谈判问题外，还继续领导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具体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的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在整个重庆谈判的43 天中，周恩来夜以继日地辛勤操劳，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充分发挥他的谈判才能与艺术，积极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他既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又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问题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在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企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周恩来代表共产党予以严正驳斥，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使谈判能取得成果，也作出了重大让步。在军队问题上，共产党同意在未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先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并愿将所领导的军队，按照五比一或七比一的比例缩编为24 个师或至少20 个师，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民党必须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同意
退出广东、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到陇海路以北，以及苏北和皖北解放区。但是，蒋介石仍顽固拒绝，以致三个星期的谈判，无法达成协议。9 月21 日会谈后，周恩来、王若飞不得不中断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
为了促使谈判有所协议，周恩来协助毛泽东，于谈判工作以外，同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们会见了当时国民党进步人士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等。柳亚子见了毛泽东非常激动，即席赋诗，称毛泽东为“弥天大勇”，赞扬他的功劳好比“霖雨苍生”。周恩来还向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文化界、新闻界、产业界、妇女界等广泛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说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宣传了共产党争取和平与民主的真诚愿望，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使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国民党方面已经看到，一味施加高压是无法使中国共产党屈服的；而这次谈判已为举世所瞩目，如果谈判破裂或无结果而散，他们向国内外都难以作出交代。于是，在谈判中断刚三天，他们就坐不住了，主动找周恩来要求重开谈判。
重开谈判后，进展比前一段就顺利了。
在军事问题上，共产党重申了前面提到的缩编数目后，国民党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 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双方还商定组成三人小组具体解决军队整编问题。
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所提要求遭到拒绝后，中共方面又提议：在解放区重新进行县级民选，选出县长与县参议会；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由县参议会产生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呈请中央加委。国民党方面仍不肯同意。27 日周恩来又提出一个新方案：“暂维现状，即现在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此一办法如只等尚不能同意，则最后之途径，只有交由政治会议解决。”对此，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最后，中共方面表示同意继续商谈。
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周恩来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解决。
对政治会议问题，双方意见虽略有出入，但基本接近。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
鉴于谈判已取得进展，周恩来在10 月2 日会谈即将结束时建议：把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会议问题等，或已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民党代表表示同意。10 月5 日，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讨论。
这份《会谈纪要》写得很有特色：不仅把双方已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并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还说明了中共方面先后提出的四种解决方案和双方目前的争执所在，表明了继续商谈的愿望，双方就《会谈纪要》又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作了修改。但对《会谈纪要》在什么时候发表，又发生争议。这时，进犯晋东南上党解放区的阎锡山部国民党军被解放区军民击败。毛泽东又提出要返回延安。这样，在10 月7 日以后，同民党的态度又不得不缓和了下来。
10 月10 日下午，《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终于在曾家岩桂园客厅内签字。当场签字的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签字后，请正在桂园二楼的毛泽东下楼，和在场者一一握手。12 日，《会谈纪要》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特别是经过周恩来的不懈努力，终于产生了。
这个文献的意义何在？毛泽东10 月11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周恩来在第二年也说过：“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同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还不敢放弃党派协商。”重庆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政治协商互谅互让——1946 年1 月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谈判时，国共双方曾商定于1945 年11 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然而，蒋介石未及《双十协定》的墨迹干净，就迫不急待地撕毁了它，在重庆谈判后继续调遣大批军队向华北、东北进兵，进犯解放区，挑起内战，致使政治协商会议根本没有条件召开。
及至1945 年底，由于解放区军民坚决击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犯，取得了自卫战争的重大胜利；又由于国统区广大人民反内战、争民主、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运动走向高潮，这就使蒋介石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在政治上陷于异常孤立。与此同时，国际上也出现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舆论：12 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12 月27 日，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也指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
中国共产党适应形势的发展，12 月16 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到达重庆，并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用政治协商办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的三项提议，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重视。
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战谈判，于1946 年1 月10 日签订停战协定，颁布了停战令，并于当天上午在重庆正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国民党8 人，共产党7 人，民主同盟9 人，青年党5 人，无党派社会贤达9 人，共计38 人。他们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左、中、右三种力量。
蒋介石在开幕辞中宣布了包括各政党有合法地位在内的四项诺言。周恩来在开幕式上致同。他说：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的方案。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于此，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决的问题。中共代表团愿以极大的诚恳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事，努力合作。
怎样才能开好这次会议呢？周恩来在12 日的会议上回顾国共会谈经过，总结了四条值得今后重视的经验教训：“第一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点，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第三点，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点，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周恩来语重心长、入情入理地对这四条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接着他以加重的语气说道：“以上四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
从14 日起，大会依照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和宪法草案问题进行讨论。
讨论改组政府和施政纲领时，董必武系统地阐明包括和平建国、结束训政、制定宪法等在内的十项主张。周恩来在发言中，谈到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利问题时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他特别提到要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指出九年前的西安事变“为尺族产生
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俩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只有对国家有好处、望政府当即立断。”经过同国民党多次交涉，并以中共释放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为条件，1月22 日廖承志获释，周恩来前往迎接。3 月4 日，失去自由长达五年的叶挺也被释放，他在第二天就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入党，中共中央立即批准了他的要求。
讨论军事问题时，周恩来提出了12 条建议。他说：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要同时实行，不能认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他表示：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凡是抗日有功的军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要改革军队的制度与教育；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
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邓颖超报告了中共的基本主张：“（甲）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应负责协同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中国民主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选举法、组织法，并立即根据新的选举法，进行选举。（乙）确定在本年内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井依据宪法成立正式的民主联合的国民政府。”周恩来在第二天的发言中指出了国大旧代表的不合法性，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又说“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一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分裂呢？当然不能。”“又不承认旧代表，又不要分裂，那么这不是很困难么？当然是困难的。既是难题，就要找出路，就要在许多问题上找政治民主化的出路。”“如果在苦干别的问题上都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未，对于这一件违背民主的事情，人民或者还能谅解。”当时民盟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肯让步，周恩来又劝他们不要为着这个问题，而把当前为和平、民主和统一而召开的协商会议弄破裂了。
讨论宪法问题时，吴玉章代表中共说明了对宪法原则的看法，着重提出了保障人民权利、中央与地方权限、地方制度和确定国策。
这五个问题，经过大会广泛交换意见后，交付小组讨论。尽管各方的意见很不一致，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经过10 多天分组研讨，终于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协议。1 月27 日，周恩来从重庆飞回延安。在当天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介绍说，这次到重庆有三件事：停战、开政协会议、解决东北问题。停战已做到，政协会已开得差不多，只有东北问题还没有谈起，书记处会议认为：我们从杭战结束就是和平方针，但前一段的自卫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很大，方针都是正确的。28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中央同意代表团商定的政协会议文件，委托代表团在文件上签字。
为了赶回重庆出席31 日举行的政协闭幕会议，周恩来于29 日启程返渝。由于途中气候恶劣，飞机只得在西安降落，滞留了一夜。30 日上午，他们再次登上飞机。同机的除工作人员外，还有叶挺的女儿杨眉。当飞机经过秦岭上空时，突然遇到一般强大的冷气团，使机身蒙上一层厚厚的冰甲，飞机沉甸甸地向下坠落。就是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出现了那段烩炙人口而感人肺腑的周恩来让伞给小杨眉的动人故事。
也非常庆幸，正是在这十万危急的时刻，飞机冲出了冷气团，沉重的冰
甲溶化了，人们脱险了！飞机折回西安。下午，再次起飞，飞抵山城，周恩来按时参加了31 日的政协闭幕会。
这天晚间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第十次大会，根据各分组委员会的报告，全体一致通过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和宪法草案五项决议。接着举行大会闭幕式。
周恩来在闭幕式上致词。他对这次政协会议的成功作了很高的评价：“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他坦率他说：“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
显而易见，正是周恩来总结的四条经验，实际指导了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进程，推动了会议取得协议。
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筹备和主持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直接领导者、政府总理——周恩来对这两句话的认识最为深刻。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就强调指出，我们国家的方向和目标是要“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同变为工业国”。似是，“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出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以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从1952 年7 月开始，周恩来以很大的精力参加研究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搞五年计划，他更加感到建设人才的缺乏。周恩来告诫全党，“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带动”。而在这一时期，广大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的实际锻炼和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产生了强烈的为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服务的内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最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然而，不幸的是这时中共党内仍严重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甚或有些人对知识分子还抱有一种盲目的排斥和嫉妒心理，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利用种种机会加以压制和打击。面对这种情况，1955 年初，周恩来就设想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便纠正党内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调动和激发知识分子投身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11 月22 日，周恩来郑重地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陈述了自己的设想与意见。次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进行商讨。会议决定应不失时机地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到来的这一历史转变关头作出果断的战略抉择——在1956 年1 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 人领导小组，下设强有力的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抓了全面调查知识分子情况的工作。他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部分大学等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单位的有关人员座谈，进行调查研究，并详细研究了北京地区26 所大学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各方面情况。同时，他指导10 人领导小组对统战部、北京市已经上送的调查材料加以分类、整理和分析研究，并写出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较差、社会活动与兼职过多、待遇偏低与发展党员问题等11 个专题报告。为了开好会议，他还要求务地在12 月下半月先召开一次同类会议，以便广泛收集材料，研究问题。
在充分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周恩来主持讨论并初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征求意见后，他在12 月17 日，19 日又两次约胡乔木商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起草问题，就起草报告的指导思想、结构、基本内容和重点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1956 年1 月6 日，周恩来召集中央10 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修改报告稿。在讨论的基础上，他一遍又一遍、一丝不苟地，逐段、逐句、逐字地对稿子进行推敲和修改，并增写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修改一直持续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的这天凌晨。
1956 年1 月14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27 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共1279人。真是规模宏大，济济一堂。这天的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正式开幕后，周恩来即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都要关注的一项基本工作郑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并因绕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论证。
周恩来以雄辩的事实阐明了“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确而郑重地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强调要坚决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消除让他们学非所用和闲得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并提出了“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他们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第三，应该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在这些措施中，周恩来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而“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尊重这些知识分子。”所谓尊重，“是要尊重他们那个知识”，“尤其是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
在报告快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满怀信心他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他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且极富鼓动性的结束语，赢得了与会者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在《报告》中所阐述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是对会议的重要贡献，与会代表经过热烈地讨论，一致同意他的报告，普遍认识到知识分子将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应努力按周恩来《报告》中的要求来落实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1 月20 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这次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的一次历史性会议载入了史册。但在周恩来看来，会议的圆满结束，并不意味着这方面问题的真正或全部解决，只是表明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这次会议以后，他继续以很大的精力，开始了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韧性战斗。首先，他抓了有关具体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指示、决定等文件与
材料的修改定稿、下发实施和检查落实工作。其次，他抓了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于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蔚然形成，“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高潮迅速掀起。
再次出现不幸的是，由于受旧意识惯性和当时国际风波的影响，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判断，在党内未能获得稳定而持久的支持，党的八大以后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又发生逆转，1957 年起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学术问题的“左”的错误更随之蔓延开来。此后，周恩来又不得不下大力气再次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于是有了1962 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从而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
由于周恩来一直理解，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即使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某些偏差后，他又能继续采取某些实际措施来维护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加之我国知识分子通情达理、艰辛努力，从而才大大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事业的繁荣。
借重“酌处”开列名单——“文化大革命”中对爱国民主人士的保护
1966 年下半年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在中国大地上汹涌翻滚，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系于同一战车，出于同样的罪恶目的，煽起了一股打、砸、抢、揪、斗、抄、抓的妖风巨浪，不仅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陷于困境，而且众多党外爱国民主人士也被卷进这场灾难的旋涡。
8 月29 日夜，大约30 名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查抄了若名民主人上，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开始了所谓的“革命行动”。
30 日清晨，章士钊在红卫兵离去后，写情给毛泽东，汇报了红卫兵抄家时的蛮横行动，请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圆一下，当有解铃之望”。当天，毛泽东收到了这封信，阅后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还是在同一天，章士例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就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中，周恩来看后，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当即部署了对章士铡采取的三条保护性措施：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给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到章土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阻止红卫兵再来抄家；三、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301 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在布置这些任务的同时，周恩来已经想到了大批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党内外干部和朋友，他们同样需要刻不容缓地采取相应措施加以保护。
8 月30 日，周恩来亲自动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保护的人员包括：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
邵力子蒋光鼐蔡廷谐沙千里张奚若
（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按：指人大副委员长；国副主席）（2）部长、副部（3）政副（按：指全同政协副主席）（4）国副（按：指国务院副总理）（5）各民主党派负责（6）两高（按：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查院检长）（李宗仁）从这份保护的名单上看，包括了13 位高级民生人士和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围绕对这些人的保护工作，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勇气，怀着对朋友和同志的深厚情谊，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搏斗。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井着下进行对这批民主人士的保护工作。
当时，正是酷暑时节，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正在北戴河避暑疗养。周恩来马上派中央统战部的一位负责人赶到那里。向几位老先生通报情况，对被保护人实行多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周恩来考虑，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且性格倔强，不肯低头受辱，若呆在家中目标太大，不好保护。万一照顾不到，就会发生意外，从而给党带来恶劣的影响，严重伤害这些党外朋友的感情。因此，周恩来委派可靠同志去做思想工作，说服、动员他们服从总理的安排。
9 月1 日，周恩来特地给解放军301 医院下达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
批特殊“病人”。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遵照周恩来指示，不告诉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随同前往照顾，还嘱咐被保护人要用假姓名，周恩来还再三叮咛要秘密护送。到医院后，由部队负责警卫工作，安排医护人员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张治中先生的亲属回忆了这段历史：张治中先生从北戴河返回北京的当天，红卫兵就来到了家中，当时只是观察了一下，没有立即动手抄家。周恩来知道后对当时的总参谋长说：“张治中将军是我们党难得的朋友，你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总长从北京卫戍区调了一个排驻守在张家周围。红卫兵来了几次，都被警卫战士挡了回去。就这样，林彪、江青一伙仍不肯放过，形势越来越吃紧。周恩来挺身而出，在红卫兵集会上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朋友，他曾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毛主席，保证了毛主席的安全。”随后，指示周荣鑫将张治中护送到301 医院加以保护，并常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前去看望。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非常忧虑，几次向总理吐露肺腑之言，周恩来总是安慰他：“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
章土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都是用这种办法保护起来的。对郭沫若是将他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有所好转才将他接回北京。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它原因不能离家的人，周恩来则变换方式加以保护。他派解放军战士和公安人员身穿便服，臂缠红卫兵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队阻止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让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联系，请他们予以大力配合。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等人都受到了这种措施的保护。
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了对宋庆龄的保护工作。建国以后，宋庆龄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只是每年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周恩来考虑到上海是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动乱活动的据点，形势更加混乱、因此，一再恳请宋庆龄来北京居住，宋到北京后，为了确保她的安全，总理特别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在部队执行警卫任务的同时，由公安部、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周恩来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做说服教育工作。9 月1 日，他对首都红卫兵发表讲话，强调要尊重担任国家副主席要职的宋庆龄，并态度坚决他说：“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就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平息了上海、北京两地红卫兵冲击宋庆龄住宅的风波。
在周恩来尽心竭力地关怀和保护下，名单上的13 位高级民主人士都安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受到周恩来保护的不仅仅是名单上的人，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同样感受到了他的关怀。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钱昌照曾回忆说，在他家。所在的居委会范围内，还有蔡廷锴、熊克武、李书诚（中共一大就在李家召开）三家。1968 年底的一天，公安局的同志对钱老讲：“总理交代我们，这四家人不允许红卫兵闯进去。白天我们还好办，每天晚上就特别担心，只好扮成便衣整夜巡逻。”这时，他们才明白为么红卫兵始终未冲进过他们这四家。
在那动乱的岁月中，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怪事，使得这些饱经风霜的老人们心惊胆战，他们中的一些人终日不语，积郁成疾终为不治，怀着不解和痛苦的心情离别了人世。周恩来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挂在心上。因此，他的工作不但没有停留在安全保上，而且在多方面关怀他们，邀请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政上给予信任，对于下落不明的人士多方打听，加以营救。
他直病危躺在床上时，还在询问：“朱学范哪儿去了？”当他得知朱在京秦城监狱关押7 年，又被强制送到武汉郊区农村劳动的情况后非常愤怒，指示身边的同志：“赶紧把朱学范请回来！”这样，朱学才回到了北京。对于那些患病的老先生他安排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这些人去世后，又妥善安排后事，对亲属关怀备至。党的温暖总是通过周恩来送到这些人家中。
诸如此类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岁月里，正是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才使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理解和谅解了我们党所出现的过失，同共产党和衷共济，初衷不变。
抓住根本把握关键——争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作为长期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在这方面有着系统而深刻的思想理论贡献。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要性较早的领导人之一。他的领导权思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深化和成熟。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酝酿与建立时期，周恩来就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就主张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1922 年8 月，党的西湖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当时，领导旅欧党团组织的周恩来立即行动起来，协助国民党代表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党的三大后，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共产国际的决议正确指出，合作是必要的，但不应与国民党合并，也不应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这实质是指导中国共产党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坚持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周恩来领导旅欧党团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坚持不渝地贯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强调共产主义者参加国民党，既要遵循共同纲领，又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不能“抛弃共产主义”，不能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说明从统一战线形成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就自觉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这个概念。而独立自主的思想同领导权思想是紧密相关的，其中已经孕育着领导权思想的重要因素。
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中，周恩来明确提出了领导权的思想。1924 年1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革命开始高涨。2 月，周恩来在《革命救国论》一文，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认为工人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
1924 年7 月，周恩来奉党的指示离开欧洲回国，9 月初返抵广州，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次年，他在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实践中，明确提出了“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这一光辉思想，号召无产阶级“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1926 年10 月，他进一步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一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显而易见，周恩来的这些论述较之党的四大决议案关于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是更加深刻了，置工人阶级于“领袖”地位，使得领导权思想更加明确。这充分表明周恩来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共产党的多方努力，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入虎穴，进龙潭，激流勇进于各种复杂的矛盾旋涡之中，始终战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领导工作经验，他的领导权思想也进一步升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他在党的七大上就统一战线问题的专题发言，全面总结了自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他指出：“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
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周恩来分析了无产阶级的性质和特殊的优点指出，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觉悟高，本事大”；“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但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这样，就遇到了怎样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这个论断的实践依据是有入和无产阶级争领导权，“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特别强调，“和我们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那么，采取什么方法争夺领导权呢？周恩来指出，我们同国民党的方法不同，“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不但压迫工农，也压迫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当然，对和我们争夺领导权的阶级、集团还有斗争的一面，即又团结又斗争。
争得了领导权，能不能充分发挥实际领导作用呢？周恩来认为，无产阶级不但应该争得领导权，而且能够很好地发挥领导作用。他分析说，我们同农民的关系槁得很好，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很好。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方法有所不同，就像和友军的关系一样。问题在于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样听话，常常闹独立性。所以，对他们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同时，他还分析了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时的或者一个问题上的领导也是可能的，一般他说，当他们力量小的时候是可以受我们的领导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重要性，周恩来还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而“左”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权问题上翻的跟头最厉害。周恩来形象地比喻说：“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这就告诫全党，在统一战线中不但要坚持和争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且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经常提防和排除来自自身“左”右倾错误的干扰而丧失领导权。
从正反两方面总结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标志着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思想随着统一成线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到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
周恩来的领导权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他不仅阐明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对实现领导权的原则、条件及其方法，都有充分的论述和阐发，从而构成了他的领导权思想的严密体系。
先后有序高低有别——处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1924 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旅欧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机关刊物《先声报》第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期，先后登载了胡瑞图、吴樵甫、威重三人攻击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文章。对此，周恩来作为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旅欧组织的实际领导者，为了回击国家主义派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诬蔑，撰写了《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发表在1924 年6 月1 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上。
周恩来在文中对诬蔑、挑衅者进行了观点鲜明，笔锋犀利的批驳。针对胡瑞图、吴樵甫、威重三人共同反对的所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奋斗，而他们同时又保持着他那不明隙半共产主义者的丑态，便未免过于滑稽”。周恩来严正指出：“共产主义者为做他共产主义所能解释，亦正三民主义所解释的国民革命工作而加入国民党，滑稽何谓？共产主义者是兼信合于共产运动在中国的第一步革命工作的三民主义，有何不明隙，有何‘半’字可加？瑞图君真是‘甘心盲目’、‘发昏’、‘骂人’！你还是主张‘全民革命’的人，试问‘全民革命’能离开无产阶级么？因为觉悟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必然要信仰共产主义，便拒绝他们加入‘全民革命’队中，则你只有专找那必然要信资本主义而口中讳言资本主义的有产阶级为伍了。”
针对威重所攻击：“共产主义的主张明明是‘阶级革命’，明明是‘打破私有制’，明明是‘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周君是共产主义者，也主张‘国民革命’呢”？周恩来予以严正的驳斥指出：“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以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能得到真正生路。”
这样，周恩来就阐明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这个坚定的信念是不应当也不会动摇的。
1926 年底，面对国民党右派加紧反革命活动并掀起了一股反对国共合作的逆流，在中共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被这股反动潮流所吓倒，对国民党右派一再迁就退让，周恩来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共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但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他还引用马克思的活“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强调“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
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完全实现，就同国民党的谈判方针问题，周恩来曾致电洛甫、毛泽东，提出“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表示了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原则性立场和坚定态度。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周恩来虽然二再申明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但是，他同时强调并不能把三民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
为此，1939 年8 月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周恩来专门以《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为题，阐明了在统上战线中应如何认识和处理
二者的关系。
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报告在严格区分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汪精卫、戴季陶的三民主义之不同后，指出：“我们应该赞助真正了解和实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人去发展三民主义，同时也指出要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分别清楚。就是说，共产党员既要在当前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要想到将来的共产主义。在此，表明了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最根本的原则立场与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组织和参加统一战线并非降低自己的要求，而是为实现共产主义所走出的第一步，反之，如果丧失了这个原则立场，动摇了这个根本信念，则统一战线就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总之，我们应该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能动摇，同时应脚踏实际地遵循三民主义发展统一战线。”
策略灵活方法具体——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在长期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中，周恩来为统一战线工作者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
当抗日战争进行了一年半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加紧诱降。于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于1938年底公开投敌，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对抗日亦发生动摇，1939 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把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积极抗日变为消极抗日。与此错误方针相适应，反共的军事摩擦此起彼伏，接二连三。
面对这严重形势，周恩来对摩擦事件总是给以及时的揭露，尤其是他从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出发，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着眼，于同年8 月为党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提纲）》。这个《提纲》简明扼要，但内容丰富。
策略共十条，集中讲了两层意思，就是党在当时要实现的目标。首先是要巩固统一战线。策略十条的第一条指出：“开展反对汪逆汉好及其党羽的斗争，使国内阶级得到适当的分划，以巩固统一战线。”第二至第五条提出了为实现巩固统一战线要具体做的四点工作。诸如，帮助友党、友军进步；坚持我军在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与发展；坚持民主政治；坚持全民动员，等等。其次，是要扩大统一战线。策略十条第六条指出：“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第七至第十条提出要做的具体工作。诸如：坚决进行反顽固分子的斗争；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以严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与必要的压力，以促其进步；在国际上要联合各国朝野的同情人土，扩大国际影响，以集中火力反对国际法西斯及民主国家中的妥协派；正确地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质与关系，宣传科学思想、民族解放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民族美德与优良传统，以叵对复古的向后倒退的思想，等等。总之，策略十条其中心是围绕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而展开。固然，策略十条是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提出来的，但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这个中心在统一战线的各个历史时期或阶段都是必须坚持的。
周恩来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法四条：在斗争上，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要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在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在方式上，要讲手续，重实际，勤报告，重信义，守时间，以扩大影响，便利工作。上述方法不仅对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摩擦，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免遭破裂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包括后来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可以看出，周恩来概括的十条策略和方法，是非常全面的，既体现了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懈努力的高度党性，也反映了他无私无畏、鄙屑政治权术的高尚情操。在1939 年3 月7 日的报告中，他曾说：所谓不失掉立场，不是要时时刻刻挂在嘴上，摆在脸上，身上挂红袖章，头顶上嵌共产党三个字。这反会使人讨厌，接近不了群众，影响不了友党。坚持原则要讲究方法。有人说共产党不择手段，我们反对这句话。只要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不违背
我们的目的，只要采用的方法能得到社会的同情，那么这种方法就可采取，这就不是不择手段。这里，周恩来讲的虽然是统一战线的方法，但却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他以通俗的语言把原则立场与策略方法的基本关系讲透彻了。
周恩来规定的统一战线守则六条是：坚定的立场；谦诚的态度；学习的精神；勤勉的工作；刻苦的生活；高度的警觉性。这既是他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直接领导者对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的规范要求，也是他终生身体力行的准则和座右铭，更是他献身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自我修养的信条。这些言简意赅的格言，凝聚了他的宏图大志。他在1939 年3 月7 日的报告中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是长期的，不但现在打仗要它，将来建国还要它。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样治国呢？只是过去苏维埃的一套就不够了，我们要看到友党和广大群众，还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许多弱点，这就要虚心学习。到处学习，既要向书本学习，还要在大众里学习。正是从“治国”的战略眼光出发，周恩来非常强调统一战线守则。《守则》不仅为统一战线工作人员，也为全党干部提供了加强党纪、增强党性的准绳。许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正是按这个要求，使自己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团结了朋友，锻炼了自己，孤立了顽固派，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和平统一合作建设——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点，是以武力解放台湾来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这个决策基点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前后始终坚持侵略台湾的政策，把协助国民党防卫台湾作为基本国策。
到了50 年代中期，由于“吴国帧事件”、“孙立人事件”的发生，以及在美、日支持下，“独立运动”的发展，使美、合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并日趋尖锐。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府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对实现包括争取和平统一祖国和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付诸了很大的努力。
1956 年1 月30 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他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
5 月12 日，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委员程恩远先生，在谈到国家对国民党人的希望时指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国共合作。”
6 月28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周恩来在精辟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解放台湾的方式、具体步骤和对去台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若干具体政策。他指出：“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故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同时，他还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谈判”。“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乎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周恩来还表示，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部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
7 月16 日，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再次表达了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望。他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方针的同时，于1956 年春和毛泽东共同制定，并通过有关渠道向台湾当局转达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办法：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管理，对于陈诚、蒋经国等人亦悉听蒋意重用；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经，必须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和台湾各界代表协商决定后进行；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周恩来的这些讲话、谈话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对周恩来的这一系列表示，蒋介石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于1957 年初决定派原国民党候补委员、时任台湾立法委员的宋宜山作为私人代表到北京实际了解有关情况。宋宜山于1957 年4 月从香港经广州到北京，先与周恩来会晤后，再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商谈具体问题。李维汉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代表中国共产党方面向宋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的政府仍归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以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同干涉中国内政。5 月，宋宜山将他与周恩来、李维汉商谈的详细情况及其在大陆上的见闻与成一份1.5万字的报告呈送蒋介石。但是，又因蒋介石毫无诚意，终于使这个良好接触的开端未能继续下去。
在周恩来、李维汉等人与宋宜山进行试探性接触的同时，中共中央已经确定李维汉、屈武等人作为和谈代表，准备赴香港与国民党台湾当局进行和平谈判。似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决心对抗到底，在1957 年10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消灭匪寇，完成革命大计”，完全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致使海峡两岸继续处于对峙中。
可以看出，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早在50 年代中期虽然还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提出“一国两制”这个概念，但这一构想的思想含义已经相当明确了，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政策，发扬这方面的优良传统，发展包括近2000 万台湾同胞，500 多万香港同胞和3000 多万海外侨胞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爱同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坚持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
统一战线究竟是个战略问题还是策略问题，长期以来多被人们误解为策略问题，而且一切敌对势力总是以此来攻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企图分化和破坏党的绞一战线工作。其实，研究和学习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就不难认识到统一战线是个战略问题。
还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在论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就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就不应该开一次会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1957 年，他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文中论述了“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1962 年，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又强调“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坚持这种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1963 年元月，他在《春节祝词》中再次说明：“我们和各民主党派已经结下了不懈之缘，不仅现阶段需要长期共存，而且一直要共存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不只是从理论上阐明统一战线存在的长期性，而且特别强调并要求全党要做统一战线工作。
50 年代初，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毛泽东同志常说：做统战工作是少数派。这是幽默的说法，实际不是少数派，应该是多数派，应该全党来进行统战工作。”为此，他还要求：“组织部要训练党员，宣传部要教育党员，统战部要组织党员去做这个工作。青年团也要领导团员，妇女会也要领导妇女去做这个工作。各方面都要共同配合做好这个工作。”他尤其把“统战工作做得好”提到“是有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同时，周恩来也批评那些认为做统战工作太麻烦的人，不愿同党外人士打交道的人，“是不对的”。他希望，“我们应该养成同党外人士经常接触的习惯”。因为这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吸取党外人士的好意见，改进工作，都是有益的。
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出发点并非为争一党之利而施行的权宜之计或策略，而是实实在在的战略问题，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地位之所在。至于统一战线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策略方针，那只是为长期共存到共产主义这个总战略、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而不是相你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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