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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被外国人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智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20世纪只有少数从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25 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锐敏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斯里兰卡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周恩来是“伟大的行政官和卓越的谈判者，”“他以他的智慧和领导才能，帮助解决了中国的许多困难，并且成功地处理和解决了许多国际问题。”曾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则声称周恩来是“迄今我在外交政治中所见到的最超凡的头脑。”无疑，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给他同时代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受过中华文化熏陶的海内华外，喜欢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人大会堂主席庄汉良说周恩来“由学生的时代，就已献身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26 年的国务总理，公而忘我，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诸葛武侯。”对于诸葛亮，有一副诗联写道：“文章天下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对于周恩来，儒学大师马一孚赠给他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进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周恩来不仅在国民经济方面，而且在足智多谋方面，都远在诸葛亮之上。当代中国周恩来的名字同历史上诸葛亮的名字一样是中华民族美德和智慧的化身。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试图通过周恩来在行政、经济、军事、统战、文教、外交、处世等方面的超人智慧来展现这位伟人的特殊魅力。我们生活在一个“争于智”的世界，一个“争于智”的时代，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的智慧，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
本书面世，我们要感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李琦同志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刘武生同志。李琦同志不仅担任本书顾问，指导写作，而且审阅了部分书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刘武生同志审阅了全部书稿。
本书各篇撰稿人是：
行政篇吴志鸿
军事篇江英
经济篇曹应旺魏勇
统战篇陈答才
文教篇李静陈阳勇
外交篇王浚晓雨志江
处世篇鸿才魏松
周恩来是一个“通才”，周恩来的智慧是一个大海，我们遨游其间，海中觅珠，所获仅仅是一小部分，遗珠之憾是不待言的。周恩来的智慧不仅博大，而且精深，我们限于水平，对有些智慧故事的概托与内含的分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请热心的读者对本书广度和深度上的不足给以批评指正。
曹应旺1993 年夏
周恩来的智慧
行政篇
千案端祥慎重抉择——建国前夕选定国旗图案
1949 年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周恩来以“其性质是内阁总理”的身份参与主持建国大计，并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建立新政府。从此，周恩来即负起了筹建新中国的重任。在建国大计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正确决定，就是国旗、国徽和国歌问题。
为了选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周恩来化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过问，因为它们一旦被确定后，就将成为新中国的一种象征。对于此事，周恩来动员了广泛的力量，用民主征集的方式，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征求方案。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个多月中，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满怀热情寄来了数以千计的国旗、国徽图案和推荐国歌，表达了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热爱。对于这么多方案，周恩来除了组织专门的委员会审慎地研究和甄别外，还亲自和大家一起审查、挑选方案。最后，周恩来看到一幅五星红旗的图案端详许久，对这幅图案中深含的寓意非常满意，他激动而高兴地评论说：“这红旗象征着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大地；这一颗大的星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围四颗星星，象征着中华各民族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我觉得很好，寓意鲜明深刻。”就这样，新中国的国旗被选定下来，迎风猎猎的五星红旗成为新中国的一个象证。
知人善任民主建国——荐举党外人士担任政府要职
1949 年初春，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大批民主人士先后来到北平，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大计。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考虑对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安置问题。
对于傅作义将军，考虑到他对和平解放北平有重大贡献，还考虑到他想治理河套水利工程，周恩来提名他担任水利部长，并支持他抓好工作。
对于黄炎培，周恩来提议他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周恩来还提议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黄炎培闻知此事，感慨地说：“以往我坚拒做官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来了。在政务院4 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有2 人；15 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有9 人；在政务院所辖34 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有14 人。
周恩来不但能知人善任，促进民主建国，而且在聘用人才方面也是不拘一格，虚怀若谷。建国初期，为了充实中国科学院，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误传顾先生要求每月薪金500 万元（指旧币，折合新币500 元），不然就不去北京。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了，他非但不生气，反而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 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顾颉刚先生听说后深为感动，向有关领导说明并无要高薪的意思，表示马上进京，他事后感慨地说：“我从周总理的身上看到了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公私分明俭朴廉洁——建国以后处理政府工作餐问题
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以后，一方面注意精打细算，厉行勤俭建国；另一方面事事克己廉洁，狠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之风。有名的“四菜一汤”制度就是他为了解决公事用餐问题而亲自规定的。建国以后，在中南海里经常召开国务院会议，出席者都是部长一级以上干部，会议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大家吃饭往返所花去的时间，一般都规定会议到吃饭时安排工作餐。这工作餐为合餐制，通常一桌中摆上四个菜，一个汤，大家正好吃饱。
周总理常称赞这“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惯例。吃工作餐时，周恩来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饭菜，一点也无特殊之感。有时在他家里开会，就餐时常常自己掏钱，自己的一份工资开销完了就用邓颖超的钱，吃完以后，他就补一句：这次是邓大姐请客。在周恩来家里吃这种合餐，还常常用一种“盆菜”，即一大盆菜里放上多种原料，搅在一起味道很浓，花样也多，也很省事。他常常说这种盆菜营养很好，经济实惠。
周恩来吃饭时也常注意不要浪费，他吃完饭后，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抹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他亲自规定，吃饭要付饭钱和粮票，通常是四两粮票二角钱，如果是哪位部长忘了带钱和粮票，就下次补交。
周恩来反对各级领导干部利用工作之便，携带家属，到外地吃喝玩乐，不交分文的作风。有一次，他到外地出差时了解到此种情况后很生气，回到北京后立即严肃而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件事情，强调这种事情不许再发生，无论哪一级干部领导私自到外地大携带家属旅游，必须交费，自己付款。此后，这种事情渐渐很少了。
周恩来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有一次，周恩来到天津出差，看到各地大兴楼台之风，而接他的车子又朝新地方开去，于是严肃地要求车子开回老地方去住，这样，使天津的同志深受教育。
1964 年春，周恩来出国访问后回到成都，第一餐饭是四菜一汤，周恩来一看，就说：菜多了，吃不完浪费，要注意节约，吩咐服务员端一个下去，晚餐再热上来吃。到了吃晚餐时，周恩来问服务员：中午那一样菜呢？有一天夜里，工作人员看他工作到深夜还未睡，就做了一小碗银耳羹端上来，总理一面感谢，一面说：“这个价太高，我不吃，以后不要搞了。”服务员说以后不搞了，这一点请总理吃了吧，结果周恩来还是未吃。
周恩来到外地视察，吃饭时常常补交饭菜钱。1966 年7 月28 日中午，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听取群众的意见后，和同学们一起到学生食堂吃饭。他和同学们一样，从厨房里端出炒青椒、烧茄子和主食，站在饭厅里一边吃一边和同学们寒喧。这时，炊事员特意做了一碗汤送到他面前，他随即问：“同学们有没有？”当他知道同学们没有汤时，便也不喝这碗汤，而是倒了一碗白开水喝。饭后，他让工作人员向食堂交了粮票和菜金，并补交了汤钱。学生食堂的午饭是贰角伍分，而他的饭费收据上则开着“贰角伍分伍分”。
1973 年9 月16 日下午，周恩来来到杭州西泠印社的楼外楼就餐，他请姜师傅做一个醋鱼，并对姜师傅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再搞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姜师傅随即到厨房安排去了，此时，周恩来乘饭前间隙手握红铅笔审批起文
件来。
用餐时，总理向随同人员讲他过去来过楼外楼的情况，并称赞楼外楼的醋鱼味道鲜美，做法很好。当干菜肉、霉千层上桌时，总理高兴地说：“这是家乡菜，你们大家多吃一点。”饭后，总理叫秘书结帐，而自己一边服药片，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浙江省一位负责同志劝总理休息一下，周恩来笑笑说：“我现在是休息。”秘书结完帐后，周恩来问付了多少钱，当知道菜馆只收了10 元多一些时，就对姜师傅说：“那么便宜，那不行。”他向秘书交待，再去加钱，要按市价付足。这时姜师傅表示再收5 元，总理又说：“不够的，不要骗小孩那样，你不收足钱，我就不走了。”姜师傅只得又收下了10 元钱。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杭州机场来了电话，说是总理上飞机前留下10 元钱，补付今天午饭钱。原来周恩来上飞机前唯恐楼外楼菜馆没有收足钱，又拿出10 元钱，托省接待处同志转交。这样，周恩来三次共交了30 多元钱。于是，楼外楼菜馆只好将周恩来总理午餐用的饭菜按市价一一计算，用料除鱼、虾、鸡价格较高外，其余干菜、豆芽、霉千层等都是极普通的，算完细帐，总共才19 元多一些。菜馆算完帐后，于17 日给周总理详细地写了一个报告，并附上菜价清单，把多收的钱请有关部门的同志转交给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作为一个治理八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在人民中间处处保持了一个廉洁奉公的光辉形象。
保留团城牌楼易地——1954 年北京城建时保留古迹
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解放以后，城市公路的扩建和市容修整都涉及到古迹文化的保留问题，其中在建筑史上颇具价值的团城与牌楼是否在城建中拆除，成为市政扩建争论中的两个焦点。问题一直报到国务院，等待周恩来拍板决策。
北京的团城与它北面的琼岛建于金代，元初在岛上建成了“仪天殿”，明代重加修葺，改名承光殿，并且改筑为砖城，即现在的团城。它两面临水，风景优雅，气势雄伟，与北海诸建筑构成一组严整的古代建筑群，且又在建筑群中自成一体，有根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但是，由于团城与南面的中南海之间马路太窄，公路扩建到这一带就无法进行。于是，对北海的团城是否保留成为争论的焦点，一种意见主张拆除团城，开阔道路交通；另一种意见主张保留团城，保留艺术价值与古文化风格。
于是，1954 年炎夏的一个下午，周恩来来到团城一带进行实地观测。他先绕团城一周，视察周边环境，然后停在团城上眺望琼岛，研究观赏价值。接着，他又久久注视着北海大桥上来往的车辆行人。足足两个小时，周恩来在烈日之下竟不知觉，他依然心神专注地观察、思索着交通的情况。在思考之中，周恩来还不时地同陪同他来的同志交换意见，向文物工作者询问情况。最后，周恩来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安排：保留团城，同时又解决道路拓展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他决定让南面的中南海院墙后移，让马路向南扩展。就这样，既保留了这一有价值的古建筑，又解决了交通问题，而中南海院墙南移并没有什么不良后果。
团城的问题仅是一处，而牌楼的问题带有普遍性。解放以后，北京一些狭窄街道上的牌楼严重阻碍交通，常常造成事故。从发展北京城建交通的角度看，必须全部拆除牌楼。而从保留古建筑学价值的角度看，牌楼又不能拆毁。尤其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他声泪俱下地请求保留那些牌楼。
问题提到国务院会议上讨论，在多次争论之后，只得由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拍板定案。他在仔细倾听了各方面意见之后，引了两句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意指牌楼虽好，但已临城市扩建之时，必须为拆除让步。怎样妥善处理呢？周恩来说，有艺术价值的牌楼要易地保存。无甚价值的应该予以拆除了。这一决定作出后，一些被认为有价值、值得保存的牌楼在拆除后被重新安且在一些公园内。这样一来，牌楼易地使各方都很满意，有些牌楼，如北海桥，还作了特殊处理，进行了重新设计，降低了急坡，减少了弯度，重装了汉白玉。
双线调动令情并施——为组建北京中医学院召集人才
在中国的行政文化中，有时一道行政命令并不能立即解决问题，必须有某种行政威望和人际情感的配合，方能达成行政目的。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是一位高手。
50 年代中期，国务院拟筹建北京中医学院，周恩来决定调集全国中医界精英来办学。一天，名医施今墨给周恩来看病，周恩来谈到筹建中医学院之事，请施今墨推荐中医与西医兼通的人士负责教务工作。这时，施老举荐了他的得意门生祝湛予，周恩来很是赞成。
当时，祝氏夫妻已调至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一所公路医院行医。像祝谌予这样学贯中医的名医，云南省会不会放呢？国家卫生部两次发函调动，都无回音。云南不放祝谌予离开。
过些日子，施老又给周恩来看病，周恩来再次问起此事，他获悉尚未调成，知道云南不肯放，于是，就指示秘书，以周恩来的名义发电报给云南省，调令祝谌予进京。秘书刚走到门口，周恩来却又将他叫住，告诉他，发电报的同时给云南省卫生厅挂一个电话，向他们说明调祝之事。这样，电报加电话，又以总理的名义说明缘由，云南不得不割爱，忙派人下去通知况谌予进京，这一问题圆满解决。
胸中有数熟能生巧——数字的掌握与巧妙运用
周恩来对国家财政经济的把握能力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位总管家，理财能手。早在1948 年12 月1 日人民币开始发行时，中央就要求各解放区（他们分担供应各野战军的军费开支）作出1949 年的财政收入预订，以计划人民币的发行数量。但是由于各解放区开始没有经验，提出的款项和支援要求有很大悬殊，其中西北地区只要求支援七千万元。于是，周恩来同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等一起审核这个预算，计算出100 个农民只能支援三个脱产人员（主要是解放军），超过这个数字就要中央补助。根据这个计算，确定对两北地方的支援不是七千万元，而是七亿元。周恩来叮嘱薛暮桥说：“管理经济必须掌握规律，没有这些数据是无法进行管理的。”
建国以后，有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提了一个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要周总理回答，他问：“请问总理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句话的实质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而周恩来看了一眼这位记者，然后回答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 元8 角8 分。”
这一回答使全体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了，只听周恩来进一步解释道：“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值为10 元、5 元、2 元、1 元、5 角、2角、1 角、5 分、2 分、1 分的主辅10 种人民币，合计为18 元8 角8 分”。他又说：“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信誉卓著，币值稳定”。这段巧答，表现了周恩来的睿智。
婉转示意化解心愁——处理吴文藻“右派”问题
1952 年初夏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用汽车把从日本回国的冰心和吴文藻夫妇接进中南海，他从门内迎出来，紧紧握住冰心和吴文藻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啊？”然后，总理让他俩坐在自己旁边，详尽地询问他们在外面的经历，了解他们以后的打算，还特别关切地问了孩子们的情况，希望他们学好英语，为建设祖国服务。
然而，1958 年4 月，吴文藻教授被划成右派，这场意外的灾难使冰心和吴文藻夫妇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当时吴文藻被定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此，吴文藻痛苦地挖着自己的错误，他对冰心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正在冰心夫妇深感委曲之时，周恩来派来一辆小车，把冰心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冰心见到周恩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把一腔怨愤都倾诉出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听完之后，周恩来说：“这时最能帮助吴教授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你要劝他思想别太窄。”这一番话语重心长，含意很深，使冰心心中的怨气消释了许多。冰心告辞周恩来夫妇回家后，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吴文藻。吴文藻听出了周总理的弦外之音，他说：“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苦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一年之后，1959 年12 月，吴文藻即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以后，周恩来还常常关注老作家的创作，他对冰心说：“从作品中看出你是爱国爱人民的，要常常写。”
尊重战友谦恭相让——请陈毅为洛阳龙门伊河石拱大桥题字
1961 年10 月8 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享德拉来到洛阳。他们参观完龙门石窟后，周恩来因有事回京，他利用专列开车前的一点时间接见洛阳市的负责同志。在谈话结束时，人们请周恩来为正在兴建中的龙门伊河石供大桥命名题字。周恩来微笑着说：“还是请陈老总写吧，他比我写很好。”陈毅听罢，连忙摘下墨镜，爽朗地大笑：“我怎敢‘班门弄斧’？还是请总理写吧！”两位领导人谦虚地互相推让。这时，专列的开车时间快到了，周恩来歉意地商量说：“要不这样吧，现在不写了。回京后，我们商量一下，写好后给你们寄来，行吗？”人们不便强求，只得以此作罢。
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洛阳人民的嘱托。到1962 年春天，题字寄来了，是陈毅的手迹，宣纸上写着斗大的“龙门”二字和“陈毅题”三个较小的字。这一题字既为伊河桥命名，也有地方特色。题字被镌石四方，分别镶嵌在石拱桥东西两端和两侧。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陈毅的题字也因“四旧”而被破坏。1973 年10月14 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又陪外宾来到洛阳参观，他路过伊河桥时，发现伊河桥上没有陈毅的题字，立即查询。有关人员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恩来满面怒容地说：“陈毅是好同志，他的题字要尽快地与洛阳人民见面。”不久，陈毅的题字重新被郑重地镶嵌在飞架东西的伊河桥上。这样，周恩来在陈毅逝世以后，维护了这一题字。
挂牌办公联系群众——60 年代处理信访工作事务
周恩来非常重视人民来信的处理，他不仅经常亲自批阅人民来信，随时了解和洞察群众所关注的问题，而且指示信访部门将群众来信中所反映的问题汇总以后，编成简报，供各级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情况，努力改进工作。
1964 年以后，各地人民来信和来访者甚多，周恩来更加重视起来。面对来信来访者甚多的情况，周恩来觉得应该方便群众，让大家有一个反映情况的地方，于是，他指示国务院盖一个人民来访接待室，地址就选在来京上访的群众容易找到的地方。
后来，周恩来了解到人民信访接待办公室为了自己便利，不挂牌子办公，便明确指示各接待室全都要把牌子挂出去，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切实反映群众中最迫切的问题。他说：“你们接待来访不就是方便群众吗？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牌子收起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人民信访办公室的牌子挂了出来，这项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重视。
周恩来不仅要求人民信访办公室这样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接待来访人员，处理人民来信。曾经有一次，一位兰州大学的学生来到中南海北门，执意要见总理。工作人员问明了情况以后，不让他进中南海。于是，这位大学生再三恳求，坐在地上哭着不走了。工作人员将此情况汇报到总理办公室以后，周总理对工作人员说：“学生也是人民中的一员，总理怎么能够不和他见面呢？”说罢，他亲自出去迎接这位来自兰州的大学生，使这位大学生的心理得到了很大的抚慰。
1966 年的一天，周恩来亲自处理内蒙古的一件人民来访事情。他首先很快地把被接见人名单审视一遍，然后和这位上访者打招呼，问话，熟悉名字；接下来，他让这位上访者——一位来自边疆的青年申诉情况及上访原因。周恩来一边用亲切的神情鼓励这位青年申诉完情况，一边用笔飞快地记录着，中间插进一些询问。在听完申诉后，周恩来一面继续了解情况，一面对上访者做思想工作，他的谈话和解答很细致，有鼓励，也有批评，直到把这件上访事情处理完毕为止。
这次处理上访事情，周恩来一共用了5 个小时，记满了几张纸，中间没有休息，也没有吃午饭和晚饭。他同时对陪同接见的工作人员，从政策理论到工作态度和思想方法，都给以亲切的指导和教育。
上访事情处理完毕后，周恩来认为还未完全结束，他指示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深入到上访考的所在旗和大队去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写出有关材料，以提供政策依据和为最终处理参考。
事出有因不能盲断——1963 年处理“跃进号”吨轮沉没事件
1963 年5 月1 日，我国第一艘国产的万吨远洋货轮在驶往日本海域途中沉没。此事发生以后，国内震动很大，外电评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不一。对于沉船原因，有的认为是被某国鱼雷击沉，主张发抗议；有的说只听到一声巨响，有的说有两次响动，结论与意见不一。因此，周恩来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于是，在上海专门召开了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的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周恩来亲自到会讲了话。会议决定海军派编队到失事地点进行调查。
当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向周恩来汇报出海调查编队的组织成员时，周恩来看完突然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舰队司令、政治委员呢？”接着，他又严肃地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是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他还强调说：“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东海舰队派出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亲临失事地点进行细致调查。
根据调查到的第一手资料，周恩来亲自召开专家与船员会议，反复研究分析，他发现“跃进号”出航前，般长、政委、船员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情况不熟悉，因此，他判断该船很可能是偏离航线触礁所致。
于是，他要海军派潜水人员潜入海底进行勘查，经14 昼夜的搜索探摸作业，终于查明“跃进号”的沉没确如周恩来所判断的那样，系触礁沉没。
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组织指挥“两弹”研制
在我国重大的行政执行活动中，周恩来显示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严密的协调艺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组织研制过程，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行政组织韬略和智慧。
我党中央对原子武器的研制情况注目已久，早在1944 年，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就拟定了一份长达200 多人的名单，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将有关海外华裔科学家安排回国，发展原子能事业。1949 年春季，周恩来在筹建新中国时就开始考虑核工业建设问题，他批拨一笔外汇，让有关的科学家们在国外采购一些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带回国内，以便筹备和发展中国的核工业。
1955 年1 月15 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了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汇报后，决定开始发展中国的核工业，并加强核科学技术研究。会后，周恩来即作了五项布署：
1.加速培养专业人才；2.及时统筹调整各类留学人员，以济急需：3.成立中央三人领导小组，加强党和政府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领导；4.组建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原子能核科学委员会；5.建立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能核科学技术基地。在中美日内瓦谈判期间，周恩来巧妙地用美国战俘人员换回钱学森，并批准成立国防部第五院，开始正式研制原子弹。1956 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12 年规划，把发展原子弹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1958 年，毛泽东主席预言中国可以用10 年左右时间搞成原子弹，周恩来进一步确定了到1968 年以前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战略决策。对于这项尖端科技事业的攻关，周恩来指示试验人员要“边干边学，建成学会”。1960 年8 月，苏联在单方面撕毁了所有援助中国的核科研协定后又撤走了全部专家，并断言罗布泊只会生出“鹅卵石”，“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严峻时期，周恩来向有关部门下达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搞起，准备用8 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经过1961 年和1962 年上半年的努力，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许多重大技术难关还没有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二机部部长刘杰于1962 年8 月代表二机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在1964 年迟至1965 年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奋斗目标。10 月30 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向中央呈送了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报告，11 月2 日，邓小平总书记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宋、彭核阅。”11 月3 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赞成这项规划目标，提出“这件事要情总理（指周恩来）出面才行。”政治局几位同志都表示赞成。于是，为加强对核试验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聂荣臻、陆定一、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七位部长组成的15 人专门委员会，负责核武器研制工作。这15 人中，除了专抓工业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部长外，还有分管计划、经济、财政的副总理和军队领导人。应该说，这是一个精干的便于协调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组织机构。
为了全面地组织核武器研制，加快各部门各单位的运作，周恩来亲自主
持各种专门会议，研究与制订核武器研制的各种具体方案，并大力统一组织和协调26 个部、委（院）和20 个省、市、自治区的900 多个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研制工作，这么多单位、部门和数十万人分别按各自的分系统扭成一股劲，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并于1963 年3 月正式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于1963 年12 月24日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了成功。1964 年1 月14 日，兰州铀浓缩厂拿山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对此，毛泽东批示：“很好”。周恩来批示秘书：“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为了加强具体领导，形成系统管理合力，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周恩来选聂荣臻具体抓，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负责试验基地，二机部（原子能工业部）负责实施计划。在分工上，委员会设立总设计部和总调度部两套班子，技术方面由总设计部负责，组织管理、协调生产与试验保障服务方面由总调度部负责，千军万马拧成一般绳，委员会则负责总决策和督促执行。
周恩来作为总负责人，他亲自进行调查研究，抓计划制订、论证和试验进度，并赞成顺排计划、倒排措施的办法，抓试验难点的攻克，抓数十万人的协作配合，甚至细小的生活问题也不放过。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试验人员的士气，激励了指战员们的斗志。在整个试验阶段，周恩来对试验的进展情况和把握程度是了如指掌的。对于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周恩来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成躁”。“两年规划”实施半年左右，周恩来已在考虑核装置与武器生产的配套问题。1963 年底，他明确指示：“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这一决策使核装置武器化的周期大大缩短，节约了许多经费，加快了配套研制的进度。
这次协同攻关的特点是计划方案顺排，措施落实倒排，因此，核燃料生产和核武器研制每个环节的进展抓比预期的好。周恩来亲自主持对气象等有关爆炸试验时间的问题研究以后，1964 年1O 月14 日，下达了核武器装置就位的命令。10 月16 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首次核试验的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提出了短时间内完成氢弹研制工作的要求，并决定下放权力给二机部，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妥分工负责。据此，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1965 年2 月3 日和4 日，周恩来主持第10 次专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 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在氢弹研制过程中，周恩来还给试验人员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16 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由于核试验人员切实贯彻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1966 年10 月27 日，周恩来批准进行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1966 年12 月28 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半年之后，即1967 年6 月17 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1 次300 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其间，“两弹”试验成功相差两年零八个月，其发展速度、威力与技术水平均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对于“两弹”试验成功的组织协同经验，周恩来加以高度肯定，认为这种办法可以抓好飞机的科技攻关。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国航空工业早就会有新的发展。
筹集粮草“鲲鹏”吃饱——困难时期解除火箭部队断粮之危
酒泉。饥饿像猛兽一样扑向部队，威胁着火箭部队的生存。在严重的饥饿面前，火箭部队将额吉纳旗一条30 里的沙枣防护林带的树叶抹得光光，然后磨成粉团，掺进粮食中去充饥。但是，毁掉防护林带严重违犯了纪律，额吉纳旗面对在漠风中颤抖的光秃秃的树干，告到国务院。此时，总参谋长罗瑞卿也接到火箭部队副司令员李福泽的报告，急如星火地赶到总理办公室。
没想到罗瑞卿一进门，周恩来就招呼他说：“总长，你来得正好，我刚刚批了一个文件，要求调查，妥善处理。”
“什么事？”
“额吉纳旗告到国务院，部队毁林三十里..你看吧。”罗瑞卿接过批件一看，吃了一惊，但从总理的批示中，又感觉到了总理对火箭部队的一片爱心。他感激地对总理说：“总理，这事不用调查了，完全属实，李福泽告诉我了，我正想向你报告”。接着，他把李福泽在电话中提出紧急请求的事情报告总理：再过一周，火箭基地就要断粮..
总理说：“绿色是牧民的生命，他们缚住一条沙龙不容易啊！..”他沉吟片刻，问道：“那个团吃沙枣叶多久了？”“据说，有五天了..”
周恩来沉默了许久，然后感叹说：“这是多么好的部队啊，为国分忧，这是百年不遇的，不要责怪他们。把断粮的情况告诉牧民，他们也会谅解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把粮食问题解决好啊。”
说罢，周恩来当即给粮食部打电话，但国库所存已经到了不能再动用的地步。周恩来叹了口气，疲惫而又沉重地放下电话。罗瑞卿发现，他明显消瘦的脸庞上长出一些老年斑，这些天他吃的是窝窝头，有时一顿就吃两个，三两重。这对于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来说，怎能吃得消呢？他劝总理休息，但周恩来挥了挥手，表示他不累。尽管聂帅等老同志都劝过他注意身体。
周恩来走到窗前，好半天，才说话：“你们正在开军委会议？”
“是的。各大军区都来了。”
周恩来转过脸：“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我们的国宝快要断粮了吗？”
“现在还不知道。”
“走，办法有了。”周恩来灵机一动，脸上愁云为之一扫，他说，“军队之间互相救助，这是我们的传统了，长征时就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走进中央军委会议的大厅，当大家鼓掌起立欢迎他时，他抬眼望了望全场说：“各位将军，我建议今天的会议改一下议题：专门为我们的火箭部队募集粮食。”
周恩来说：昔日沸腾的大戈壁现在一片哑然。他们地处大西北沙漠深处，那里是不毛之地，有的地方真是寸草不生，连挖野菜都没条件..
周恩来心里苦得说不下去了。火箭基地断炊这个消息从总理嘴里说出来，分量显得格外重，将军们一时都难过得沉默了。举国都揭不开锅了，哪里不饥困，但，总理老着面子求援，与会者还能迟疑什么？
罗瑞卿说：宁可勒紧我们这些人的腰带，也要保证酒泉基地几千个胃袋。我们的火箭要上天，不能让它饿死在摇篮里。周恩来提出：半个月最好提前一星期给酒泉运去一列车粮食。他说：导弹，这是共和国的鲲鹏，只有让它吃饱，才能飞得高..不少军区当场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按期节省出一个车皮。”
周恩来的目光逐一在将军们的脸上扫过：“时间尽可能提前，我们的导弹要如期发射！鲲鹏要展翅！”就是这个“时间”，使有的将军踌躇不前，默默地抽烟：“支援火箭基
地，这没问题，就是日子赶得太紧，一下子哪里去筹集这么多粮食？”有人说：“我们尽量往前赶！”周恩来焦虑地拧起眉，纠正道：“不是尽量，是要保证往前赶，要让他
们吃着粮食打火箭，而不是吃着骆驼刺打火箭！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酒泉基地对巴托夫讲，离开他们，中国的火箭不出二个月，最迟三个月就会飞起来。关于这一点，西方记者已经把中苏不和之风放到世界上去了。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情景吧，假如火箭部队不能完成发射试验..那我们国家的形象，军队的形象可就有点‘塌’了。”
周恩来这一说，群情激昂了，大家都把热烈的目光落在总理身上。
周恩来瘦削的肩膀，如同一座山峰耸立着。正是这座山撼人心弦地呼唤着将军们——他们回到军区后，很快调集粮食。不多日子，一列满载粮食的火车向大西北隆隆驶去..
沉着冷静指挥若定——1970 年指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
1970 年4 月24 日，年轻的共和国将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发射时间定在1970 年4 月24 日晚9 时。
同指挥我国“两弹”试验一样，周恩来坐镇北京，双臂抱在胸前，十指连续不断地拍着双肩。当听说发射前尚有一些部位需要抢修时，周恩来叫通了现场指挥抢修的罗舜初将军：“请你快点告诉我，抢修怎么样了？”
“好啦，总理，”罗舜初报告说。
重大试验之前必须周到细致，万无一失，这是周恩来定下的规矩，负责前线指挥的钱学森也向他报告：“没什么大问题了，连二级脱落插头也检查过了。已下达一小时准备口令，预计九点可以发射。”
“好！”周恩来高兴地叫道。
但是，到晚8 点10 分时，又突然发现了一些技术性问题，罗舜初立即向周恩来请示。“那就推迟半小时嘛！”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注意，必须一丝不苟，开刀别把手术钳丢在肚子里。这可是我们共和国第一颗卫星。”
很快，晚8 点28 分，应答机问题解决了。但是，地面测试设备又有点毛病。于是，情况又一次报告给周恩来。
刚开始坐着接电话的周恩来霍地站起来：“给40 分钟调整，快修！”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补充道：“但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谨慎，延长10分8 分的有何不可？正如第一次做母亲，难产也是正常的嘛。”
一会儿，罗舜初大声地向北京报告说：“全部修好！一切检查完毕！”
周恩来惬意地朗声笑了起来，一挥手：“好，9 点30 分为零时，不再变动了。我在电话旁守着。”
零时终于到了：一片漆黑，无线电静默，一声轰响，载着卫星的火箭抖动了一下身躯，尾部喷出一股强烈的火焰，猛然腾空了。它留下光的顿翼，腾然向长空飞驰而去..接下来，一级火箭脱落..二级火箭脱落..第三级点火..13 分钟后，卫星与火箭分离，脱颖而出..
晚11 点30 分，中国发射人造卫星的新闻公报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抑制不住兴奋，他字斟句酌地推敲着每一个词：
“..最近点439km，最远点238km，夹角98.5°，绕地球一周114 分钟，重173kg，频率2500 千兆周..”
最后，周恩来郑重地在新华社的发稿签上落下了“周恩来”三个大字。
这颗重173 公斤的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航天技术的又一新突破。
减少层次明确职责——检查批评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1973 年9 月9 日夜，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720 飞机，在首都机场腾空而起，飞向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上乘坐的是亚非各国的体育代表团，还有一个由某国外长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共120名乘客。飞机升空后还不到5分钟，机场指挥塔就收到机组报告：“飞机第三发动机起火！”机组迫切要求返航降落！为了避免飞机接触地面瞬间因满负荷落地起火爆炸，机组同时申请把满载油箱放空——即空中放油。情况非常紧急，此时处理不当即会酿成大祸！
这时，塔台指挥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不懂飞机性能，不敢擅自作主，便向值班首长请示，而值班首长也不懂业务，无奈又向民航总局调度值班室请示，调度值班室又再向值班副局长报告，副局长也不敢拍板，又要求总局值班室请示空军调度室..就这样，一级级，一层层地上报。
33 分钟过去了！请示了16 道关口，还没有一个人点头做主，飞机只能在空中盘旋待命，机上包括机组成员138 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塔台上的人员急得团团转，塔台指挥员情急之中，要通了飞行员出身的北京民航管理局副局长张瑞霭宿舍的电话。张瑞霭从睡梦中惊醒，抓起电话听完情况，当即回答：立即放油，同时做好紧急抢救准备。放下电话，张瑞霭抓起一件大衣披在身上，火速赶到机场。他抬头一看空中，大吃一惊，飞机仍在空中转圈，并没有放油。
“为什么还不放油？要让飞机掉在跑道上吗？”张瑞霭远远冲着塔台指挥员扯开嗓门吼叫起来。
“我们不敢放！因为总局值班首长不同意，说上级还没有指示..”
“立即通知飞机放油，出了事我一人承担！”见塔台指挥员还在迟疑，张瑞霭抢过话筒，不由分说地下达了命令：“720，放油降落！”
一声指令，飞机开始放油，最后终于安全降落了。此时停机坪上一片混乱，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乘客们争相涌出机门，有的跪地祈祷，有的在胸前不停地划十字，有的掏出亲人的照片一个劲儿的吻..一场灾祸避免了。
但是，好事刚做完，追究擅自决定放油的风声却传来了，总局不但没有表扬他，反而要追究这擅自决定放油的责任，大家心里感到寒颤。
然而，仅仅几个小时以后，即第二天凌晨1 时，周恩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紧急会议。民航、空军、总参三方人员到齐后，周恩来快步走进了会议厅。到会的人个个都很紧张，周恩来表情严肃，两只眼睛闪闪发亮，他一进门就把到会的人扫了一遍，最后，把目光停在张瑞霭身上，此时，张瑞霭心中一阵不安。哪知周总理边向张瑞霭走来，边大声说：“感谢你呀，张瑞霭同志！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决定很正确，很果断，很及时！”总理的评价，使张瑞霭的眼泪夺眶而出。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作重要指示，像打仗一样，应该尊重前线指挥员，你们不但不这样做，还要追究责任，是谁决定的？”
周恩来的目光转向民航总局值班首长：“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也是同意放油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下达指示，还要一级一级向上请示呢？”民航总局值班首长垂下眼帘，不敢再吭气。
周恩来又很生气地问民航参谋长：“你在干什么？在睡觉？”值班调度
员忙替参谋长解释：“他不值班，也没有向他报告，是后来才告诉他的。”但参谋长此时当即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一一查证了在场的每一级领导，发现有13 个环节层层请示不得结果，继续说：“简直是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这不仅是关系飞行安全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国际影响的重大问题！不要说延误33 分忡，有时即使是延误33 秒钟，也会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我们的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层层太多，又不敢负责。机构不改革不行，权力一定要下放，领导者要懂行，官僚主义要不得..”
这次会议从9 月10 日1 时到4 时30 分，在三个半小时会议中，大家都极为愧疚地听取周总理的批评，心中震动很大，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不久，国家民航总局改进了体制和管理办法，提高了行政效率，进一步明确了责任和要求。
十年运筹一朝归来——争取李宗仁先生回国
1965 年7 月18 日上午8 时许，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一行飞抵广州白云机场，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一行动大大震惊了全世界，深刻感染了海峡两岸为统一大业而奋斗的人们。而为了这一重大举措，周恩来整整筹划了十个年头。
1919 年底国民党势力被赶出大陆后，与蒋介石政见冲突公化的李宗仁（曾任代总统）未回到台湾，他拒绝了蒋介石的挽留，把心腹旧交程思远留在香港，自己于12 月5 日赴美国侨居。
1955 年初，美国当局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 月29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对此，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5 年4 月，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点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于是，李宗仁于1955 年秋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默尔而息，必须有所主张。此举引起了北京的注意。很快，住在香港九龙荔枝角的程思远接待了许多香港进步人士的登门拜访。
1956 年1 月，香港《大公报》的一位程思远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金尧如来看望程思远，交给程一份刊载在《大公报》上的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试探程思远对国内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3个月后，金尧如又来拜访程思远，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直到程思远排除顾虑到达北京后，方知是周恩来的决定。
1956 年5 月7 日下午，全国政协举行小规模酒会，周恩来主动向程思远伸过手来，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1938 年曾在武汉见过面”。5 月12 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宴请程思远，并约请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竑、屈武等人参加，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在座。席间，周恩来高度评价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但回顾往昔，点了李宗仁在签订和谈协议问题上一误再误，最后，提出了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主张。并且，他还宣布了对台工作“和为贵”的政策主张，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来去自由。这次接见、宴会和谈话整整用了三个钟头。程思远回港后，即将此行函告李宗仁，而李宗仁来信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任何变化。
事隔三年，1959 年9 月24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二次召见程思远，对程思远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他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此信系由费彝民转来），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
很显然，周恩来处理此事非常慎重、周到，细致。对于李宗仁所献历史名画，周恩来也着人一一进行了鉴定，然后寄语程思远：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的是膺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可以看出，周恩来处理事务显出非常恰当、炉火纯青的功夫。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下了这笔外汇。
李宗仁看到归回故国很有希望，就想为统一祖闰做点工作。此时，恰逢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同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认为这位40 岁的总统可能对杜勒斯制订的偶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比较绥和，于是在张歆海教授帮助下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贺他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慎重研究。于是，李宗仁将来去函件都寄给程思远，嘱送周总理核阅。
对于此事，周恩来一眼看透。他于1961 年6 月上旬专门召见程思远，在接见时对程说：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周恩来重申派程思远到欧洲去同李先生谈谈的意见，并希望李宗仁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1963 年7 月，李宗仁对《欧洲周报》女记者玛赛丽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肉正在诞生。”此后，李宗仁与程思远约定于12 月份在瑞士苏黎世会昭。行前，程思远于11 月份再次返国向周恩来请示。一天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将程思远引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在这次按见中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一是“四可”，即“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三是要过“五关”即过“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总理要程思远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然后来送程思远上车，殷殷嘱咐。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突出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原则，显示了他在处理问题时极强的政策观念。按照事先的安排，1963 年12 月19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在一家饭店与李先生会昭，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的期待，完成了特殊使命。此行并且避开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跟踪，一切都处在秘密状态中。
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抱定回归祖国之心，在进行了一些秘密准备后，向台湾当局打了去欧洲旅游两周的招呼，于1965 年6 月13 日离美飞往瑞士，行前从纽约向程思远拍了电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第五次约见程思远。
6 月18 日中午11 时，程思远飞抵北京，此时周恩来在等了三天之后，已于18 日上午率团出访非洲各国。临行前，他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同志向程思远传达三点意见：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三、你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按照周恩来交待的使命，程思远在我国驻外机构的秘密协助下，顺利地与李宗仁夫妇在瑞士见面。然后，再由我国有关组织的巧妙安排，李宗仁夫妇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李宗仁一行乘上回归祖国的航班时，周恩来通夜未眠，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床休息。1965 年7 月18 日上午8 时许，当李宗仁夫妇一行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时，受到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
当李宗仁一行吃完粤式早餐继续起飞，于11 时抵达上海时，万万想不到周恩来、陈毅和上海市市长陈丕显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感动极了。
7 月19 日上午，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满怀信心地谈到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并对李先生重申了“四可”精神。7 月20 日，李宗仁夫妇飞抵北京，整个接待工作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非常圆满。9 月26日，李宗仁在北京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心愿。
对于李宗仁先生的归国声明，周恩来曾客观地评价说：“德邻（李宗仁字）先生出走十六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他到北京时曾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以‘带罪之身’由海外‘归来’，向人民交代两大过错：一是1949年和平谈判时，他没有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二是他在美国居留期间搞‘第三势力’”“这样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是实际上这两件事情也难完全怪他。”“名为‘代总统’，实则一无权，二无兵，三无钱，真是孤坐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一切都由下野后稳居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摆布。李宗仁受白崇禧的影响，也没有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至于搞‘第三势力’，想依靠外国来取得政权，这说明他对美国有幻想，同时也是旧中国政坛显要的通病。”“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
巧用抓与促尽力保主产——“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指示
在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周恩来无意于党内斗争，倾其全力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筹划中。但是，当“文化大革命”运动降临在神州大地时，周恩来在“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则巧妙地运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武器来缓和这场内乱对整个国家与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冲击，以尽量减少全体人民的损失。
1965 年11 月10 日，经过精心准备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毛泽东在当时不通知中央政治局就批准发表此文并示意全国转载。对于这一重大事态，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人民日报》11 月30 日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严重的事态面前，周恩来知道无法阻止运动的开展，便试图在转载中将这场尖锐斗争导入学术争鸣渠道，并保护吴晗等同志。为此，周恩来亲自修改了《人民日报》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1966 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展开与逐步升级。8 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发表了毛泽东于5 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十六条”中，周恩来和陶铸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和力争，突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以图“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革命”还仅仅限制在“文化”领域和党政机关内。但18 月中旬“红卫兵运动”掀起以后，“革命”开始迅速推向社会，妨碍了工农业生产，这些活动违背了周恩来等人希求稳定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试图用保护生产来“限制革命”。9 月7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周恩来还对红卫兵反复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制定下，经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于9 月14 日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规定在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迅速返回，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未开展文化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与科研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的撤换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采取群众“罢官”的作法；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县以下各级领导应恢复和加
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9 月15 日，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大会上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周恩来在讲话中则重申“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要求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力图稳定工农业生产局面，把运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周恩来关于以抓生产来限制“革命”的谋略在执行中很快被中央文革一伙人看清，当11 月9 日《人民日报》中《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发出以后，中央文革一伙炮制了一个新的文件稿，与周恩来唱对台戏。12 月4日和6 日，林彪两次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攻击周恩来用“抓革命、促牛产”口号来压运动，形成对周恩来等同志的政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要保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骨干力量不被打倒，要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其难度也就更大了。
众帅出席稳定军心——精心安排1967 年“八一”招待会出席人员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全面内战”的浪潮逐步推向军队之中。1967 年1 月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实行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行动。1 月28 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以规范“支左”工作。但月底即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字报。接着，2 月11 日发生的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大闹怀仁堂”事件和7 月20日武汉发生的“百万雄师”事件，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矛头层层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7 月25 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肖力（李讷）说：“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部长们和大批干部遭迫害和诬陷。同时，康生等人在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机关，揪“军内一小撮”。而7 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中也提出“彻底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罗瑞卿的反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揭露他们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勾结，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和策划下进行篡党、篡军的罪恶活动，把目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运动推向一个更深入的阶段。”这样，由“文化大革命”掀起的内乱逐步导向军内，引起了整个军队上层的不安，军心颇有动摇之感。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稳定军心，防止军队内部发生动荡。怎样做到这一步呢？周恩来煞费苦心。此时，正值“八一”建军节来临。按惯例，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国防部均举行招待会，以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届时，军内元老和国防部要员都要出席。但此时朱德和徐向前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都已受到了冲击，能否按惯例出席“八一”招待会已成难事。因此，周恩来下决心要将朱德、徐向前等人安排出席“八一”招待会。
对于朱德、徐向前等人，林彪与江青两伙人均持反对态度，他们攻击朱德是“大军阀”，对徐向前等人也嫉恨很深。因此，他们自然反对和阻止朱德和徐向前等人出席招待会。这时，周恩来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请示毛泽东主席，这一安排争取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此事直到7 月31 日下午才定下来。
为了防止意外，周恩来为元帅们参加招待会特别布置了有关行车路线和警卫措施，防止中央文革一伙人策动造反派堵车作乱，并派叶剑英通知徐向前，要他注意和小心。这样，在7 月31 日晚国防部举行的纪念“八一”招待会上，军队的几位元帅基本上都出席了。他们出席并见报有力地打击了中央文革一伙揪斗元帅们的气焰，遏制了林彪一伙排斥异己、在军内搞一统天下的阴谋，也象征了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团结和稳定。此后不久，毛泽东也否定了林彪等人提出的“揪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和图谋。
参加庆典稳定西藏——1966 年接阿沛·阿旺晋美进京
“文化大革命”给全国各地带来的冲击和祸害，使少数民族地区也未能孝免。在林彪、江青极左路线的冲击下，西藏地区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西藏的民族关系越来越紧张，作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阿沛·阿旺晋美也难以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不迅速缓解局势，则西藏地区很可能爆发更大的骚乱。此时，一直关注着两藏局势变化的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妙法：他在1966 年9 月29 日，以参加国庆庆典为理由，派飞机把阿沛·阿旺晋美接回北京。到北京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阿沛·阿旺晋美于“十·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一举措传到西藏，对西藏日益紧张的局势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
以退为进能屈能伸——“文化大革命”中请陈毅带头“作检讨”
1966 年8 月以后，国务院各部工作相继受阻，周恩来的副手们几乎都被打倒或无法工作。这时，周恩来想出以退为进的办法。
有一天，周恩来把陈毅找来，要对他做工作，然后从外交部开始逐步把各部工作再恢复起来，方式就是恳求陈毅“作检讨。”对于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国内外的影响，江青一伙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对刚直不阿的陈毅充满忌恨，自然要搅得外交部不宁。周恩来把陈毅找来后，话语充满忧虑和恳切之情，他对陈毅说：“这么大国家，千头万绪，我总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吧！部长们都被打倒了，他们的工作谁来做？我想安排部长们向群众检查，争取尽快过关，把各部工作抓起来”。见陈毅点头赞许，周恩来把话锋一转，对陈毅说：“陈总，我想让你带个头，你看怎样？”
“叫我带头？”陈毅明白了周恩来找他来的意图，然后问总理：“叫我向造反派检讨？我有什么错误？”
“陈总”，周恩来注视着陈毅说：“就忍了这一次吧。”正巧，秘书通知总理，接见外宾的时间到了。周恩来拉起陈毅：“陈总呀，你是外交部长，外事工作一天不能中断，你要总是被包围，被批判，工作让谁抓？我要管的方面太多，我一个人顶不下整个天哪。”
陈毅不愿再惹周恩来的烦恼：“好，想通了，我来找你。”
几天以后，陈毅副总理推开了周恩来的门：“总理，我想通了。从今天开始，不再放炮。我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把握好外交部的工作。”
周恩来跨前一步，紧握陈毅的手，激动而又深沉地说：“好！你带个头，以大事为重。”他并一再叮咛：“检讨不要太长，写好拿来我看看..”
陈毅准备检讨了，但陈毅毕竟是陈毅，他的检讨最终只能批评“文化人革命”的极左行动，这自然招致中央文革一伙人的更大报复和围攻。
1966 年11 月29 日，陈毅等四位老帅接见军队院校学生的讲话捅了马蜂窝，直指中央文革。此事发生后，周恩来把陈毅请来。
周恩来先不说话，端过一杯飘着绿茶尖的清茶递给陈毅。待陈毅面色平静之后，他不紧不慢地说：“陈老总，现在我要请你接受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陈毅放下杯子。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讲话。”
“什么，什么？”陈毅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指着自己鼻子问道：“叫我不要讲话？！”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
调恩来让陈毅检讨，是为了防止造反派夺权。这一次，周恩来让陈毅缄口，更是为了保护陈毅，因为周恩来明白，在运动的势头上，对抗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招致更大的麻烦。
1967 年2 月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其阵容是可观的，其言词激烈而有理，但在当时情况下，只能被压制。大闹怀仁堂的结果是老干部进一步被批斗，解散了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文革抓过了大权，代替了中央书记处。
“二月抗争”以后，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和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三位副总理处境困难。但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有意要促使他们复出，让他们在委屈中重新伸展出来。
毛泽东问周恩来：现在北面的情况怎么样？周恩来告诉毛泽东，最近的情况不能掉以轻心，苏军在临我边境地带，陈兵数十万，虎视耽耽。他们的意图从各种情况来分析：一种可能是搞边境摩擦，小打小闹，第：二种可能是炸毁我核设施；第三种可能是大动干戈，发动全面进攻。
毛泽东沉思良久，忧心忡忡地说：苏联是亡我之心不死啊！要把这种形势告诉全国人民，加紧备战，特别是军队，一定要有准备，要防患于未然，防止突然袭击。几位老帅怎样？
周恩来听出了毛泽东对老帅们的关心，趁此机会向毛泽东说：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已经开过几次了，四位老帅、三位副总理都已作了深刻的检讨。看到国家混乱，自己的战友被打倒，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理解，想不通，现在已经认识了错误。毛泽东听后，显得非常高兴。这样，在极左势力甚嚣尘上的九大上，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李先念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陈毅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969 年4 月28 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又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从而在军内站稳了脚跟。
殚精竭虑以身相护——“文化大革命”中不准揪斗陈毅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浪中，周恩来为保护陈毅过关，一方面劝陈毅“作检讨”，以退为进；另一方面同林彪、江青策动的揪斗陈毅、“打倒陈毅”的阴谋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
一次，林彪、江青一伙策动造反派批斗陈毅，还想在批斗会上把陈毅揪走。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将警卫部队部署在主席台下边，把陈毅保护起来。周恩来还亲自参加大会，坚决反对呼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和张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当造反派喊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时，周恩来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教育受蒙蔽的群众，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也离开会场。当一伙人居然把陈毅抢走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卫戍区派部队把陈毅救护出来。
有一次，林彪、江青指使一伙人围攻周恩来，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致使周恩来连续18 个小时不能吃饭，心脏病犯了。周恩来气愤地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坚持斗争，林彪、江青一伙揪斗陈毅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
又有一次，由陈毅主持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正煽动一些人抓陈毅，揪斗陈毅。周恩来指示卫戍区：一定要保证陈老总的安全！陈毅对傅崇碧开玩笑说：“呵！总理把我交给你们了！”去北京饭店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到了饭店，傅崇碧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傅崇碧把陈毅的汽车停在正门，没等招待会结束，就把车子开走了，那伙人被引到车子开去的方向；招待会结束后，傅崇碧用另外准备的车子，从另外的门，把陈毅接回中南海。陈毅笑着说：“谢谢你们了！”这时，周恩来又查问此事，得知陈毅已完全返回，才放了心。
退避三舍迂回反击——1967 年解决“王、关、戚”问题
退避三舍，是古代兵家争战中一种有节制有计划的后撤，以便后发制人的谋略。周恩来在谈到“退避三舍”时说：“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曾数次运用这一谋略躲过了明枪暗箭。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周恩来一度成为攻击的对象，但毛泽东又让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67 年5 月中旬，江青等人见周恩来保护老干部、缓和运动的冲击力，把《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恩来，企图诬陷周恩来。对此，康生虽为知情人却不愿作证。此后，周恩来不露声色，隐忍不发，静观变化。
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见此案整不倒周恩来后，倒周之心不死。王力等人从武汉“凯旋而归”后，开始组织了一场倒周的夺权运动，一张有组织的反周大字报贴上墙，巨幅标语悬挂起来，“火烧周恩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周恩来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活埋周恩来”等口号开始由红卫兵提了出来。8月7 日，王力又窜到北京外语学院发表反周夺权的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他说：“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在王力的唆使下，造反派坚持要打倒陈毅，夺外交部的权。红墙里的造反派与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串通一气，矛头直指周恩来，北京进一步陷入混乱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王力背后还有人，必须对动乱的策源地中央文革采取措施，但要制住中央文革必须毛泽东亲自下决心才行。于是，周恩来决定迂回反击，他让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看后斥之为“大、大、大毒草”！他最后对杨成武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不过，还是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回北京后马上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一断然决策，维护了周恩来的地位，使他稍稍摆脱了一下当时的困境，打乱了林彪、江青两伙人的阵脚，使此后反周的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临事应变晦莫如深——1971 年紧急处理“9.13”事件
周恩来在重大的决策活动中不仅能够慎重稳妥地进行决断，而且还善于在极其复杂而又微妙的事态中临事应变，驾驭事态的变化，显示了丰富的决策经验和临危不乱的决策胆略。1971 年“9.13”事件发生前后的紧急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70 年8 月23 日至9 月8 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向毛泽东夺权的一次特殊较量。这次较量围绕着是否设立国家主席问题而展开，实质上是要使林彪在国家事务中握有更重要的权力。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等文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此后不久，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先后代表中央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成员，对“批陈整风汇报会”进行了总结，指出当时的军方重要人物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叶群（军委办公厅主任）、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被挫之后，开始了新的对抗。1971 年3 月18 日，林立果提出“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随后，林立果等人制定了《“571 工程”纪要》，确定政变手段是“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党政要员，迫毛泽东就范。此后，“联合舰队”开始了紧张的武装政变准备。
1971 年8 月16 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周恩来在汇报结束时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林彪一伙对此安排惶恐不安，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将要提出他们的问题，也担心林彪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当不成副总理和国防部长。
与此同时，毛泽东从8 月中旬起至9 月12 日，巡视南方各地，在向九省市负责人打招呼时矛头指向林彪。于是，接到密报，林彪一伙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秘密部署。
9 月7 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决定实施两项阴谋：（1）乘毛泽东外出巡视之机在途中谋害毛泽东，以武力谋害毛泽东后林彪则以“接班人”的身份宣布“接班”；（2）如上一计不成，则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发动内战。8 日，林彪在北戴河正式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武装政变手令。这一切急剧的变化，将双方的矛盾冲突推向了白热化的程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热潮的掩盖下，这一切又在表面上显得非常地平静。
毛泽东在9 月3 日到达杭州后对林立果等人的若干行径有所觉察，遂突然改变行程，于11 日下午乘列车提前离开了上海，并安然通过了苏州硕放铁桥，打乱了林立果一伙的部署。12 日晚，毛泽东安抵北京。这样，林彪一伙就只有南逃广州或北叛了。
林立果执行第一方案的同时，一架256 号三叉戟—IE 型专机被调往海军山海关机场，供在北戴河的林彪随时使用。就在这一紧要时刻，驻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将林彪、叶群之女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坐飞机叛逃的报告火速报告了北京，中央警卫局又立即报告了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这个报告后沉思片刻，凭着长期的斗争经验预感到事态的极端严重性。他立即中止了《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回到东大厅总理办公室，首先查问256 号飞机调往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在周恩来的严厉追问下，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海军政委李作鹏分别作了某些掩盖真相的报告。周恩来获悉后立即下达了限制飞机起飞的措施，并通过李作鹏向海军山海关机场下达指示：256 号专机必须有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李作鹏在传达命令时作了篡改。就这样，叶群，林立果等人眼见阴谋败露，已经惊恐万状，决定施展手腕，借周恩来之手调动飞机。
12 日深夜23 时22 分，周恩来接到叶群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叶群用故作亲切的口气说：“总理呀，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
周恩来一听叶群的试探，立即反问：“他准备到哪里？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叶群在周恩来的紧问下猝不及答，吱吱唔唔地回答说：“..空中动，需要调几架飞机”。见叶群渐露马脚，周恩来步步紧追：“你们调了飞机没有”？
叶群原以为打这个电话能骗过周恩来，不想周恩来步步追问，她不得不再次撒谎，她说：“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再调”。周恩来见叶群再露马脚，必定内藏阴谋，他想用缓兵之计定住林彪，用平稳的口气答复说：“今天晚上飞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再说。”
周恩来机智的问答，不仅摆脱了叶群的手腕，而且使叶群显露了马脚，迫使林彪一伙乱了阵脚，改南逃为北叛。当13 日零时53 分林彪一伙强行突破阻拦乘256 号三叉戟飞机逃跑后，周恩来马上掌握了主动权，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然后向全国下达了禁空令，并将黄永胜扣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室，令李德生前往空军作战室进行控制，派杨德中“寸步不离”盯住吴法宪。当周恩来请示是否拦截林彪飞机时，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他去吧。9 月13 日凌晨3 点多钟，周宇驰等从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飞机向蒙古方向逃跑，周恩来等下令派战斗机拦截迫降，如飞进城区就坚决打掉。几乎在同一时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通报了夜间发生的一切情况，说明了应付万一的准备，第二天，边防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14 日下午，周恩来得到外交部转来我驻蒙大使馆的报告：获悉9 月13 日凌晨3 时中国民航256 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 公里处坠毁，机上乘员8男1 女全部死亡。此时，周恩来已经连续50 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他在风云突变、斗争深入的复杂情况下，以其卓越的决策智慧临机决断，巧妙制敌，使全国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内乱。
计天下利争国家名——“文化大革命”中为学者讣告登报排除阻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运动的领导权归中央文革，这是《十六条》的规定。1970 年11 月6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由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等部门的工作，原中央宣传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组织宣传组织长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这样，中央组织宣传的大权为江青等人所掌握，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很难统驭。
1973 年9 月，全同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何鲁教授病故，当时负责国务院文教工作的周荣鑫和刘西尧提议，可在光明日报上刊登此消息，但似有难言之处，怕被姚文元等驳回。于是，他们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批示：
一般政协委员、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逝世的消息可在光明日报刊登，如何鲁先生病故即属此类。妥否，请批。周恩来20/9/197 这“妥否请批”问的是姚文元。从这里不难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但姚文元迫于无奈，也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就这样，周恩来为当时不能在党报上发表正式讣告的知识分子在《光明日报》上争得了一角之地。
设法缓冲练藏积精——“文化大革命”中处理尖锐矛盾与人事问题
设法缓冲，是周恩来处于矛盾中心而把握原则以求灵活解决问题的特殊策略。这既不是什么庸人的和解，更不是什么“和稀泥”，而是在矛盾尖锐对立的状态下，为了暂时平抑事态，更好地保存力量，减缓冲击力，达到练藏积精，以图将来发展的一种方法。这样，才能够驾驭住事态的发展与格局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斗争不断升级，这大大超出了周恩来的预想。对于这场平地而起的狂飙，周恩来深感“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办？周恩来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1966 年12 月间，周恩来对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友李富春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还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为了减缓“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刘少奇等人的冲击，周恩来正面阻挡不了，就拿出调和的方式来“降温”。1966 年10 月1 日，林彪在国庆17 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的论调，使“文化大革命”性质进一步升级。10 月3 日，经毛泽东审阅的《红旗》杂志第13 期社论又发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号召。对此，周恩来感到斗争在升级，就试图以调和的方式减缓运动对广大老干部的打击。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谈此事，表示不同意这一捉法。他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说是“左”倾右倾，井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么？当时毛泽东仍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不采纳周恩来的意见。而周恩来则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周恩来的缓冲策略在人事安排上则体现出能进能退、时柔时刚、刚柔相济的特点。1971 年“9.13”事件发生后，全国上下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盲从有了信仰上的危机和新的觉醒。这时候，人事安排工作对实现周恩来的主张非常有利。于是，当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由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周恩来力荐叶剑英元帅。1971 年10 月23 日，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的第十天，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了彻夜长谈。议题之一，就是谁来接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说：“剑英同志合适。他本来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但是林彪想搞他的一统天下，想把自己的心腹安插进去，竭力地排斥剑英同志，使他无法进行工作。”就这样，一锤定音，使叶剑英等老同志重新掌握了军委的日常工作，避免了以后江青等人想插手军队的祸害。
1974 年6 月1 日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觊觎总理之位已久的江青一伙急忙开始了篡党夺权的活动。10 月18 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向毛泽东诬陷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受到毛泽东的批评。20 日，毛泽东指示唐闻生、王海容回北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但11 月12 日和19 日，江青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以后，又提出
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对此，毛泽东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的“组阁”就成为一桩难事。他既要安排好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又不能排除江青及其爪牙。为此，他约王洪文于12 月23—27 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着重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返京后，与几位老同志反复商量了组阁问题。对于“四人帮”一伙提出的教育部人选，周恩来感到关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对其他部门人选，则作了策略上的让步。于是，他在医院分批召集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人选方案。这样，一方面在政府中保证邓小平、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掌握了实权，另一方面又确保了“组阁”的成功。
为了扶助邓小平，在1975 年1 月四届人大举行以后，2 月2 日，周恩来在病榻上拟就了一份《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呈毛泽东。《请示报告》中提出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样，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居于代总理的地位，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相互依存相互转换——处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领导活动中的两个关键要素，任何领导活动如果缺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就构不成领导活动。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明确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而这个公仆“应该为组织在公社卫的人民服务”。很显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新型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有一个“公仆”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思想，在全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周恩来一生始终以这条路线为宗旨，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领导干部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典范。并且，他明确地在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首先，周恩来认为人民群众是领导存在的力量，没有这一种力量，领导也就不存在了。1954 年12 月10 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这段话言简意赅地阐明了社会主义领导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民群众的这种历史地位决定了领导者只是沧海一粟，领导者一旦脱离了人民，必将一事无成。
其次，周恩来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需要有勤勤恳恳为之服务的千百万领导者，也就是说，领导者是人民群众需要与利益的代表。人民群众之所以需要领导，是因为领导者能够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并在其中进行组织、指挥、控制、协调，这是人民群众需要领导的原因，也是领导者最基本的功能。因此，周恩来把领导的全部意义归结在“为人民服务”之中。“为人民服务”不仅是社会主义领导的本质，而且也是周恩来所揭示的领导与被领导相互依存关系的核心，正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服务与领导能够提供服务，才会构成领导活动。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领导的这种本质意义，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发挥得很好的，有的甚至悖离了人民的利益，用人民予以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周恩来指出，导致此种原因的“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说：“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能听好的，不能听坏的，成绩既冲昏了头脑，利欲就必定会熏心，蒙蔽了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对广大领导干部进行反对个人主义的教育。早在建国初期，他就告诫全党同志要坚决“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宝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
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领导与被领导这种相互依存的本质内涵，而且将其贯穿于他一生的全部实践中。1973 年春天，周恩来因癌症手术，显得十分瘦弱。当时谷牧刚恢复工作，看到总理很憔悴，就问起他的身体情况，周恩来随意地说：“我已经得了癌症。”谷牧听后心情突震，惊愕万分，可周恩来立即换了一个话题说：“你恢复工作了，担子很重，还得好好干呐！现在不是时兴‘爬坡’、‘拉车’那些话？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听了总理的话，谷牧十
分难过和激动。周恩来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却仍每时每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勉励全体领导干部要为同家和人民“拉车”，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在周恩来的有关著作和讲话中，对领导所下的定义是十分广泛的。他认为在领导机关工作的上、中、下各级干部都是领导者，至少“都有做领导工作可能”。他说“有些同志虽未直接做领导工作，但实际上仍是领导干部”。这一广泛的领导定义，可以反映出周恩来所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即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没有绝对界限，领导这个岗位只是提供了更多的为人民服务的机会。领导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一般干部都有做领导工作可能”，被领导者今天是群众，是一般干部，因工作需要，德才素质的适应，明天就有可能成为领导者；同样，今天的领导者，明天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普通群众。领导者如果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职。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种相互转换的基准是什么呢？周恩来将它归结为“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两方面。政治标准，即能否坚持为人民服务。他说：“为准服务是个政治标准”，凡是不能很好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表现出的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以及蜕化或腐化思想等，都应该坚决反对。工作能力，即能否实现为人民服务。周恩来认为，领导者除在立场上必须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与意志为转移外，在能力上还必须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否则将不能很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为此，他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努力吸取群众智慧，在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提高为群众服务的本领。
周恩来所提出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这种相互转换的思想，对明确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涵义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由于受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在我们革命干部队伍中仍存在着种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以及终身制等问题，“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问题若不能予以彻底解决就会殆误社会主义事业。周恩来从当时的情况出发，提出领导干部的标准，以防止一些人在领导岗位上的蜕化与变质，表明了周恩来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
内外上下和谐一致——协调上下新旧各目标之间的关系
协调，就是对领导系统的各种关系进行调整，使整个组织内外上下联系紧密，和谐一致。综合周恩来有关这方面的思想，其提出的协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协调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上下级关系既是组织关系，又是工作关系，这一关系，在领导活动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协调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即必须明确备自的职权与责任。如果职责不清，上推下诿，必然造成互相掣肘，人为地制造内耗，降低工作效率。在谈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时，周恩来就明确提出中央应该只管战略问题，而把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交给地方去机动处理，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上下级之间明确了这样一种职责，不仅使行政系统的工作有了一个整体的分工，使之上下协调，集中统一，而且将“一个积极性”变成“两个积极性”，下级可以在上级确定的战略总目标下，积极地、创造性地结合本部门的情况予以贯彻落实，从而使整个组织和谐、有序地发展。无论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一个部门的上下级关系，维系其中正常关系的都首先是相互的职权、职责关系，任何越权、越职的行为，都只会严重挫伤下级的积极性，助长上级的官僚主义和瞎指挥，以致最终造成整个工作系统紊乱。
协调各国标之间的关系。由于领导工作的复杂性和决策对象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在领导活动中往往会同时存在多个目标，而且有时每个目标之间又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复杂的领导问题，任何简单急躁的办法都是不行的，必须用协调的方法予以妥善解决。周恩来在谈到要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发展时，对面临的重工业与轻工业、工农业生产和运输及商品流通、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提高、沿海发展与内地建设、各民族之间的发展等多种目标就明确地告诫人们，这些目标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相容的，如果处理不好，目标之间缺乏有机的协调和统一，互相之间就难以共存。他对处理这多层目标的基本思想是：突出重点，兼顾其他，综合平衡，稳步发展。多个目标同时实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要受到一定的人，财、物等资源的限制。盲目的放弃也是不足取的，因为这违背客观事物的复杂规定性。正确的方法就是：在多个目标中根据轻重缓急的情况，先实现重、急的目标，同时兼顾其他目标，然后稳步地推动整体事业的发展。建国初期，周恩来在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是根据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见，首先确立发展重工业的重点目标，同时按照一定的比例兼顾其他目标的有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协调新旧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新与旧、困难与发展、历史与现实的种种矛盾总是相伴而存在。面对着这复杂的局面，任何急躁、沮丧或回避的态度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有正视问题，积极协调，方可转化矛盾，推进发展。建国之初，周恩来就用这样的策略来面对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困难。新中国的诞生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但是当家作主的人民还必须要“承受必要的负担”。这是种什么负担呢？周恩来说：“我把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因为胜利，我们要把俘虏或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包下来，在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的情况下，还要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怎么办呢？周恩来说：“要告诉人民，这是胜利的负担，是推不开的”。包下来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困难，都要向人民讲清楚，使人民增加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共同度过难关，这是周恩来协调新旧矛盾的基本思想，即将道理向人民讲清楚和人民共同来解决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人民增强了承受能力，就可以正确地面对困难。这既是一种高超的协调艺术，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协调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领导有方决策有序——掌握决策制定的四个基本环节
1943 年，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从如何将政治总决策分解和转换为具体的分决策的角度，精辟地论述了决策制定中的几个环节问题，他指出，“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在这段论述中，周恩来把决策制定与转换过程分解为四个基本环节，并形成环环相联的制定顺序。应该说，他描述了从依据环境特点确定决策目标到最后形成可供执行的分决策的基本过程。要全面理解周恩来的这一理论，我们有必要更细致地分析一下这四个基本环节。
周恩来提出，制定决策的第一步就是研究环境的变化，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对于这一环节及整个过程，周恩来强调需要作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从实际出发决定问题的思想方法，只是周恩来更细致地突出三个基本要素：（1）环境；（2）特点：（3）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相联系。因此，在确定目标的过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抓住这三点要素。
第二个环节就是依据环境及其特点，联系政治决策，确定一个时期的决策。周恩来在这一环节中突出的是决策必须与党的总任务相联系，即行政决策的依据是政治决策。事实上，所有的政治性决策与行政性决策都必须依据于党的总任务，离开党的总任务的行政性决策是无法制定的。因此，行政性决策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决策的分解与转换，在行政政治化增强的情况下，这是中国行政决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周恩来突出了这一点，也是强调制定决策离不开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决策制定的第三个环节就是依据政治方针规定相应的行动策略。在这里，周恩来已经考虑到决策的具体执行问题，指出适当的策略是制定决策时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也是一个基本环节。
最后，周恩来认为在上述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制定出实际可行的具体分决策。可见，一项决策的制定过程必须经过分析环境特点、确定决策框架、规定执行策略、形成具体决策这四个环节，抓好了这四个基本环节，使决策制定过程建立在调查研究与联系党的原理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形成正确的决策。
周恩来所提出的把握决定制定环节的理论，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其要旨是启发一个领导者如何将党的总任务适时适地转化为一定时期内可供执行的决策，并要求一个领导者必须掌握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基本环节。虽然这一理论的提出首先是针对政治性决策的，但是这一理论对于深入分析我国政治决策与行政决策的关系，更好地把握党的总任务与行政政治性决策的联系及其政治决策向行政决策的转换，进而抓住这些基本环节制定出有利于政治性决策执行的行政决策，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军事篇
吊民伐罪众口铄金——领导两次东征战役的政治工作
《孟子·膝文公下》曰：“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宋书·索虏传》写道：“吊民伐罪，积后已之情。”《战国策·魏策》曰：“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曰：‘臣闻繁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其意思为抚慰人民，讨代有罪，可以争取老百姓的支援：争取舆论，众口一词，所发生的威力足以使金子熔化。这些古代富有哲理性的论述，朴素而又鲜明地说明一个道理：从事军事活动，伸张其正义性，用以统一军心、争取民心，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这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谋略，也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谋略。
大革命时期，中同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1924 年5 月，创立了黄埔军校。周恩来除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外，又于同年11 月，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 年2 月和10 月，广东革命政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举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先后作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出征。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周恩来领导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对推动两次东征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东征作战中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按照战前确定的“对本军、对民众、对敌军”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的。
第一，对本军。东征之初，面对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的陈炯明这一凶恶敌人，东征军将士虽有昂扬的斗志，但对取得胜利，并无绝对把握和信心。蒋先云曾说：“我校开办后，外界很不相信我们能真正去杀贼，未必能杀得贼死。非独外界如此，即我们自己也不敢十分过于自信。”周恩来领导政治工作机关对本军官兵进行了大量政治工作，使官兵更加明确东征是“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作战，以达民族解放之目的。”第一次东征前，周恩来在军校作了战前动员。第二次东征前，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的第一军第一师举行了誓师大会。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东征军部队响亮地提出了“为拯救东江人民而战”、“为保护东江人民而战”的口号。作战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杀贼歌》中唱道：“同志们前进！杀！杀！杀陈炯明，不杀不甘心！”在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上，周恩来亲读祭文，使官兵深受感动。经过宣传鼓动，广大官兵同仇敌忾：“卒皆忠忱雷动，不避艰难，不顾生死”。第一次东征的棉湖会战中，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面对号称劲旅的林虎部主力五六千人，舍生忘死，奋勇搏杀，与下了以少胜多的光辉篇章。淡水战斗中，率领教导队第一团的10 名干部，有8 名是中共党员。第二次东征攻打“南中国第一天险”惠州时，报名参加奋勇队者争先恐后，均以舍身成仁为光荣。
第二，对民众。主要是宣传东征的意义和革命军队与军阀军队的区别。第一次东征开始前，中共两广区委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的文告；黄埔军校政治部印发了《告东江人民书》等传单。第二次东征时，总政治部发表了《革命军东征告各界人民书》。行军所至，“传单飘扬空际，俨如雪片之纷纷，村民牧童欢呼而拾”。仅第二次东征宣传总队就散发传单20 万张，标语8 万条，孙中山、廖仲恺像片10万张。周恩来在各地发表演讲，呼吁民众团结起来，协助东征军，巩固革命
成果。在东莞群众大会上，周恩来发表演说，指出：“本军系解除人民痛苦而来，增加人民幸福而来，愿大家戮力同心，共促革命成功。”东征军建立了严格的群众纪律，并作了广泛的宣传。《爱民歌》中唱道：“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青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政治部《告百粤父老兄弟姊妹》书说：“有违犯我们所宣告的行为者，请不必客气，具实向我们的官长报告，定必依法惩办。”以往东江人民横遭陈炯明等摧残，往往视兵如匪，军队一来即四散逃亡。东征军鲜明的主义和严明的军纪，使氏众交口赞誉。《商报》报道说：“学生军之受人欢迎，初不在战功卓著，而其纪律亦有足令人起敬者..行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蓬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这样，广大民众，就积极起来支援东征军作战。彭湃在《革命政府应如何对待东江问题》一书记述说，革命军一来，农民群众即“或为党军内应，或作外援，如当冲锋队、充夫役、向导、侦探、及截击逆军等等。无不踊跃去做。”而陈炯明军队一到，则不是逃之一空，便是井中投毒、粥中放桐油，甚而揭竿执锄，歼灭敌人。
第三，对敌军。主要是声张正义，揭露邪恶，宣传俘虏政策。黄埔军校政治部和东征军总政治部均印制了对敌宣传品，广为散发，还由航空队进行了空投。据东征军《本部东征日记》记载：“由前线解来的俘虏数十名，优待异常，故乐不思返。”《惠州战役日记》载：“闻石龙商团颇具有反革命气质，经总政治部数日宣传之力，一变而为本党信徒。”
两次东征的胜利，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也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政治周报》1926 年3 月刊登的《东征纪略》中说：“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发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率，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
吊民伐罪，众口铄金，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是被普遍重视和运用的军事谋略。事实证明，在军事斗争中，忽视精神力量、舆论力量，便难以取得成功。周恩来在1925 年领导两次东征战役的政治工作，熟练地运用了吊民伐罪、众口铄金的军事谋略。
对于周恩来领导的黄埔军校和东征军政治工作，毛泽东曾给以高度的评价：
“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势险节短相机而发——掌握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机
《孙子兵法·势篇》：“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势险节短的要领是，战前精心准备，时机一旦成熟，即以迅猛的动作、凌厉的动作发起进攻，一举达成战役、战斗企图。周恩来在1927 年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谋略。
1927 年春，北伐战争迅猛发展。为配合北伐进军，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武装起义。第一、二次起义，在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失败了。1927 年3 月，中共决定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任特别军委书记、武装起义总指挥。
这时，北伐军已控制了浙、赣两省和安微大部分地区，前锋从南、西两面直逼苏南。直系军阀孙传芳因遭惨败，将军队撤离上海，而奉系军阀张作霖又派鲁军毕庶澄部进住。毕部有3000 人左右，加上当地2000 警察，共5000人左右，战斗力不强。上海总工会的会员有28 万9 千多人，工人纠察队有3000 人，自卫团有100 人。这些都是进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北伐军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已经开始了明目张胆的反共活动，对工人武装起义不仅不会积极呼应，还会予以破坏；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人数不多，训练不够，武器装备也十分缺乏。这些是起义的不利条件。
周恩来总结前次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主要问题有两条：一、没有准备；二、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在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对这两点给以了极度的关注。
关于准备工作，主要是组织队伍，筹集武器和制定计划。工人纠察队扩大到5000，自卫团扩大到500，同时组织特别队。工人武装按区组织成大队、中队，每天夜里进行训练。周恩来经常到各纠察队去指导训练，并亲自教工人练习射击。为了培养起义骨干，指挥部举办了军事训练班，由具有军事经验的中共党员作教员，讲授枪械使用方法，《暴动须知》和巷战战术，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训练。经过训练1800 名纠察队员学会了使用武器。周恩来还积极组织筹集武器弹药。他们在租界购买了250 支手枪，并用染料制造炸弹。周恩来还化装参加了弹药的运送。当时，上海一些军阀和资本家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而组织了保卫团，周恩来指示工人骨干参加进去，以掌握武器，分化敌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全市和各区都制定了书面作战计划，对进攻目标、力量、方法、时间等作了详尽的规定。
关于时机掌握，即要与北伐军的军事进展相配合，又要独立行动，不能失去时机。陈独秀的主张是，两个条件具备方可行动。一是上海没有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者等它到上海南郊的龙华。周恩来不同意。其主张为：“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3 月18 日，北伐军到达松江，与军阀部队激战。3 月19 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估计说：“毕有败退可能”。他提出：“我意今天都准备好，如果十二点以前，有毕军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一面今晚动作。”当天，下达了预备动员令并颁布了行动大纲。第二天，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推进到上海龙华。上海已有28 万工人罢工。
3 月21 日，中共最后作出武装起义的决定。12 时，全市各大工厂汽笛长鸣，80 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下午1 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
制鸿去翼竭泽而渔——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不仅面积大、人口多，街道建筑复杂，而且有着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租界。在这样的城市中举行武装暴动，必须有正确的军事指导，以求减少伤亡，较快取得胜利。周恩来在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运用了制鸿去翼、竭泽而渔的谋略思想，实行分区进攻，先易后难的办法，逐次攻克敌军据点，最后集中兵力，对固守之敌展开武力上和宣传上的强大攻势，使其土崩瓦解，归于全面失败。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分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七个区开始行动。当时军阀毕庶澄所部为了便于逃跑，将其主力集中于火车站所在的闸北地区。工人纠察队依总指挥部部署，首先实行分区进攻。当天下午4 时，除闸北以外其他各区相继告捷。起义中缴获了大批武器，徒手的工纠队员武装起来。随后，周恩来命令各区工人纠察队向闸北增援。
闸北敌军主要猬集于东方图书馆、北火车站等据点。这些地方工事坚固，敌兵力、火力都很强。在东方图书馆，敌凭借四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和两挺轻机枪的火力扼守。在北火车站，敌设有重机枪阵地，其白俄雇佣军拥有装甲火车，还配备了迫击炮。此外，附近的外国租界当局，也设立了重机枪阵地。工人纠察队展开进攻则伤亡较大。
战斗进行中，吴淞区委送来报告：这天清晨，有500 余名敌军，携带机枪，乘火车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因吴淞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又掉转车头返回上海。现军车正向北站驶来。周恩来分析了战局，认为，决不能让这列火车进入上海，否则就会冲破工人纠察队的防线，并增强敌人在北站的力量。应将敌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他决定：对乘车返沪之敌，在市郊天通庵火车站附近组织伏击，务期就地全歼；对东方图书馆之敌“围而不打”，待其候援无望而停止抵抗；对北站之敌，步步为营，渐次压缩，以一网打尽。
决定作出后，周恩来亲自率领工人纠察队来到天通庵，勘察地形，修筑工事，部署兵力，并将路轨道钉拔除。黄昏时分，敌列车进入伙击圈。由于道钉被拔，列车倾覆，埋伏于铁路两侧的工人纠察队员立即发起进攻。敌人毫无准备，又车门关闭反锁，只能在窗口抵抗。入夜，又有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敌人军心涣散，于次日缴械投降。纠察队又得到新的补充。
在东方图书馆，纠察队紧围敌军，并对露头敌军实行火力压制。天通庵战斗结束后，起义指挥部用广播喊话，通知对方天通庵战况，劝告对方立即投降，否则即实行炸药爆破。敌军挥舞白巾乞降，武装工人并未马上理解其中含义，还继续进攻，又有6 人牺牲。这时周恩来赶到，命令停止战斗，接受对方投降。这样，攻占了东方图书馆，起义总指挥部也随之迁入。
此时，敌人在上海只剩下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按照周恩来的部署，纠察队在机枪掩护下，在敌人前沿修起了三道防御工事，逐步接近敌人。黄昏后，敌重机枪及白俄迫击炮射击，引起居民区着火。在现场的周恩来一面组织工人救火，转移居民；一面调整火力配备，以防止敌军反扑。果然，敌人借助火势，向纠察队发起进攻，纠察队被迫后撤。这时，周恩来亲自指挥纠察队实行反冲击，将敌打回北站。
在最后的围歼战中，周恩来与工人们一起冒着炮火加固工事，并开展战场除奸活动，就地处决一些在前线造谣生事的工贼和敌探，鼓舞了士气。当
时，北伐军东路军已抵达市郊新龙华。上海市总工会派员前往慰问，希望北伐军速进上海，与工人纠察队一道解决战斗，会师北火车站。国民党右派分子则称，北伐军不支持上海工人纠察队，让毕庶澄消火了纠察队再进上海。慰问团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说：“我们上海工人纠察队是有骨气的，我们完全有力量拿下北站！”周恩来在前线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火力向北站进攻。
22 日下午5 时，传来消息说，敌首毕庶澄见大势已去，已化装逃入租界；敌军及白俄雇佣军已近土崩瓦解。周恩来向工人纠察队员发表动员讲话，指出，全市各区敌人已基本被我们消灭，现在这里剩下的最后两千敌军已经成为网中之鱼，逃不掉了！他们坐火车也不行，因为火车头早开走了；若想从吴淞口出去也不行，因为天通庵的敌人被我们解决了。他向全体纠察队员下达了总攻的命令。纠察队员士气高涨，立刻向北站发动总攻。6 时，北站大厦上升起了革命的旗帜，工人们举着形形色色的武器，兴奋地欢呼胜利。
制鸿去翼，竭泽而渔，就是说，要达到目的，就要创造达到目的的条件。《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二回称“夫鸿鹄所以不可制者，以羽翼在也。欲制鸿鹄，必先取其羽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始时，工人纠察队有5000 队员，150 杆破旧枪枝和3 枚炸弹。而面对的敌人，则是固守各军事据点，装备精良的5000 反动军警。依当时双方军事实力，如首先集中进攻敌重兵防守坚固据点，必会造成久攻不克、损失惨重的局面。周恩来等审时度势，指挥纠察队对敌实行分区进攻，先易后难，各个击破，不断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不断用新的军事进展对敌展开心理攻势，使敌之首要四面楚歌，步步孤立，犹如鸿之被去羽翼，鱼之被竭池泽，最后丧失抵抗能力。仅经过30 余小时的激战，敌全军覆灭。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篇章，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成功范例，其军事指挥艺术十分值得珍视。
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四·一二”政变后提出东征讨蒋的建议
杜甫诗云：“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出塞曲·前出塞》）。《三十六计》把“擒贼擒王”作为第十八计，其解语曰：“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在军事活动中，敌对方面，有主要部分，有次要部分；而主要部分中，有首要分子，有协从势力。高明的军事家，要在纷纭多变的情况下，正确判断和打击主要敌人，从而游刃有余地把握在战略上的主动和优势。周恩来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向中共中央和武汉革命政府提出的迅即出兵东征讨蒋的建议，充分体现了这一谋略。
1926 年开始的北伐战争，其军事锋芒首先指向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但当革命胜利推进到长江流域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东南各省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4 月15 日，蒋介石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所谓“南京政府”这一反动政权。
当时，周恩来正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四·一二”政变爆发时，他作为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率领群众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了英勇斗争。时局的变化，使他敏锐地认识到，所有这一切，“纯由蒋氏直接指挥”，蒋介石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成为革命的凶恶敌人。
当时，在北方还存在着张作霖军阀集团，他们已经出兵向武汉进攻。而在东南，蒋介石集团又以武力与武汉政府相对立，并与四川、广东军阀相呼应，从东、南、西三方面对武汉实行包围。应继续北伐，还是应首先东征？这是摆在武汉政府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政变后，已经成为反动营垒中的首要的人物，其军事力量对革命已构成最重要的威胁，应乘其在东南羽翼未丰，迅即出兵讨平，再继续北伐。
4 月15 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力主武汉方面武力讨蒋，并断言：“五万精兵一月即可削平”。对于武汉方面犹豫不决，周恩来十分不满。4 月16 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议上，周恩来气愤地说：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
此后，周恩来又起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赵世炎等联名发出，要求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其中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如此，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应下决心讨蒋，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周恩来还以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冷静分析了双方军事态势。认为，攻占南京，有相当把握。“在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
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杨州，隤大。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
由此，周恩来得出结论说，“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周恩来强调，对“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以击退反动派的进攻。
周恩来提出的这一建议，指出了当时武汉政府所应确立的主要进攻方向和打击目标，体现了擒贼擒王的军事谋略，是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领导者却拒绝了这一建议。武汉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后来又发生了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操刀必割执斧必伐——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六韬·文韬·守土第七》写道：“太公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时机是军事活动的命脉。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方能把握军事斗争的主动权；犹豫不决，当断不断，不仅会坐失良机，还会暴露意图，以至受制于人，功败垂成，而怀终天之恨。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是鲜血凝成的古训。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李渊亲率甲士三万进攻长安。中途遇强兵阻击，时大雨如注，粮草匮乏，道路崎岖，无法继续前进。李渊一筹莫展，反复犹豫后，准备退兵。李世民劝阻道：现正值秋收，遍地为粮；敌方外和内争，有隙可取。我师兴义救民，应先入长安，号今天下。今遇小敌，尚未交战，匆匆撤兵，全军失望，退守亦难自保，还盼三思。李渊不听。李世民遂在帐外嚎陶痛哭。李渊召问何故，李世民答曰：“今举义兵，进则得民心必胜，退则失民心必散；我散于前，敌攻于后，全军覆没，岂能不悲乎？”李渊说：“然则依尔所言。”不久天晴，粮草又到，全军奋勇克敌，大获全胜，渡黄河面入关中，占领长安，奠定了唐朝的基础。
周恩来在其军事生涯中，十分注重运用操刀必割的谋略，在一些重大的历史关头，审时度势，断然决策，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雷厉风行的军事素养，因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临时中央常委会于7 月中旬作出决定，在江西南昌组织部分党掌握和影响的北伐军实行武装起义。根据中央决定，组成了由周恩来为书记，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参加的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赶赴南昌，迅即开始了准备工作。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师、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官教育团等共计3 万余人。当时，驻守在南昌的敌人，共有6 个团又2 个营，兵力1 万余人。这是难得的起义有利时机。前委决定，起义于7月30 日晚发动。
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央代表张国焘于7 月29 日发来密电称：暴动宜慎重，并要求无论如何要等他到方能决定。30 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前委举行了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准备工作亦已基本就绪，张国焘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周恩来等前委成员的反对。李立三说：“什么都讨论好了，哈哈！哪里现在还讨论。”其他委员也说：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的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更重要的是我党应站在领导的地位，不能依赖张发奎。张国焘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必须尊重。周恩来十分生气，把桌子一拍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会后，有人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制止说，张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
前委正在就起义问题争论时，同民党反共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等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议决：严令在南昌北伐军贺龙、叶挺部限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
31 日晨，前委继续开会。张国焘又提出新的问题，他主张，如果发动起
义只能作为“兵变”，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以免引起注意。起义后偃旗息鼓，退回广东。周恩来反驳说，这是我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怎么是“兵变”？起义后，我们要与国民党左派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不发宣言和纲领怎么行？张国焘说，修改宣言需要时间，起义只能再等一等。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宣言由我来改！”张国焘无奈，只得服从前委多数的决定。起义确定在次日凌晨4 点。
当晚，各项准备就绪。忽然，有人报告，第20 军一名营副向敌人告密。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断然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发动。8 月11 日凌晨两点，枪声骤起，南昌起义终于爆发了！起义军以精确的战术动作，控制要点，解决顽敌，经过4 个多小时激战，歼敌3000 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城。前委以宋庆龄等名义发布了由周恩来改定的《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南昌起义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伟大事件。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周恩来出色地领导了这次起义，其军事思想与业绩，在中国军事理论宝库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以石投卵避实击虚——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孙子兵法》云：“兵之所加，加以石投卵者，虚实是也。”“反之形，避实而击虚”。《晋书·温峤传》曰：“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淮南子·要略训》称：“避实就虚，若驱群羊。”虚实是中国古代兵法上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以虚击实，犹若以卵投石，必败；以实击虚，犹若以石投卵，必胜。劣势之军，要战胜优势之敌，就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避实击虚。若此，方能如疱丁解牛，游刃有余，稳操胜券。
1933 年二三月间，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兵力，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其左右两路军负责“清剿”和防堵，中路军十余万人在总指挥陈诚率领下直入中央苏区，试图寻红军主力决战。
此时，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者，通过宁都会议，取消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为了进一步贯彻其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一方面军强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以先发制人的作战行动，粉碎敌人的“围剿”。
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等认为，进攻南丰是以己之所短，攻敌之所长，因而一再电请更改作战方针。1 月27 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指出：“本来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全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1 月30 日，周恩来在致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电报进一步指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全力，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他说：“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宜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
但中央局无视战场实际情况，强令红一方面军执行其任务，并称：“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不得已，周恩来只能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但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如强袭不成，“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功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
2 月12 日，红军开始围攻南丰城，彻夜激战，未能得手。陈诚闻讯后，立即命令南丰据城坚守，以中路军三个纵队提前向指定地区集结，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南丰城下。
在此险恶局势之下，周恩来等当机立断，迅速改变原有军事部署。2 月13 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现部正在南丰西部一带集结，今明两日弄清敌军行进路线后，当求得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他们以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东面黎川方向转移，而将主力四五万人秘密至南丰两南的东韶等地，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敌军被红军佯动部队吸引，以第2、3 两纵队跟踪追击，以第1 纵队两个师堵截红军归路，袭击红军后方。鉴于敌第1 纵队两个师态势孤立，侧翼暴露，周恩来等即令主力在其所必经，且又山高林密的黄陂一带设伏。红军又
故丢“密信”，其中说：我军主力正围攻南丰，惟白军若向黄陂前进，对我有极大危险。故应由地方武装竭力抵抗，滞敌行动。敌军信以为真，冒雨推进，终于落入主力红军伏击圈中。27 日，红军发起攻击，激战两日，全歼该敌，取得重大胜利。随后，又秘密撤离战场，使敌在半个多月内失去进攻目标。
陈诚在遭红军痛击后，命主力掉头西援，周恩来等又命红军一部向广昌开进，以调动敌人。陈诚为避免再被各个击破，变“分进合击”为“一路”进剿，中间突破。他把第1、2 纵队近10 万人编为前后两个梯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方向搜索前进。周恩来等命佯动红军在广昌方向积极引诱敌前梯队加速前进，使之与后梯队拉开距离；而以主力秘密向草台冈一带地区集结。3月20 日，敌前后梯队已相距百里，周恩来等下达作战命令，“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敌第11师是陈诚赖以起家的基本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佼佼者。但红军主力几倍于敌，且草台冈一带为盆形谷地，山峦起伏，敌空中难以支援，重武器威力难以发挥。21 日拂晓，红军突然发起猛攻，至午后1 时，将敌第11 师基本歼灭。敌其余各部闻风丧胆，竞相后撤，第四次“围剿”终被粉碎。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等成功地运用了以石投卵，避实击虚的谋略，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他根据战场实际，灵活变换战法，避敌锋芒，寻敌弱点，以佯攻迷惑、调动敌人，造成敌人失误；而将大兵团秘密集结于有利地区，出其不意歼敌一部，使敌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毛泽东曾经评价说：“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左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利。”蒋介石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哀叹“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为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因失败而被撤职留任的陈诚也痛苦地说“诚虽不敏，独生为羞。”国民党的战史在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时，曾直言不讳地说，红军善用机动原则，避实击虚，以大吃小等战法增强其作战能力，造成局部胜利，使国军此次围剿，仍蹈第一、二、三次围则之覆辙。
以静制动瓮中捉鳖——参加指挥直罗镇战役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1935 年11 月的直罗镇战役，他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宁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次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直接指挥的，周恩来曾亲上前线，对取得战役的全胜起了重要作用。
1935 年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红十五军团相会合。中央决定，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红十五军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全军共1 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军正向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的会合，使他们感到十分恐慌。敌“西北剿总”决定，以5 个师的兵力，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和沿洛水的南北封锁线，然后实行南进北堵，以消灭红军。10月底，西线国民党东北军第57 军4 个帅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东面敌第67 军1 个师已到达鹿县。而直罗镇就在两者之间的葫芦河畔。
据此，红一方面军决心，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沿河东进的敌一两个师，尔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打破敌人“围剿”。红军以一部在直罗镇以东实施攻击行动，以吸引敌军东进，主力待机歼敌。
果然，敌57 军3 个师自太白镇东出，其军部及第106、111 师到达张家湾地区时，而先头部队第109 师，已由师长牛元峰率领，在6 架飞机掩护下，已经进抵直罗镇。
直罗镇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是一条狭长的谷地，人口不到百户。红一方面军以10 个团以上的兵力，于1 月20 日夜将敌109 师3 个团包围，并于次日拂晓发起攻击。敌军从睡梦中惊醒，仓卒应战。不到两小时，红军就占领了该镇，牛元峰率1 个多营逃到镇东头的一个小寨里顽抗。
这时，直罗镇西面敌第57 军2 个师，东面第67 军1 个师已迫近直罗镇。而牛元峰固守的土寨地势复杂，宜守难攻。周恩来到达前线，观察了战场情况，然后说：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有粮，又没有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
红军以一部围困直罗镇土寨之敌，一部阻击东面援敌，而以主力迎击西面援敌。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敌106、111 师支持不住，遂置109 师残部于不顾，掉头西撤。红军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1 个团。东面援敌见势不妙，也退回鹿县。这时大雪纷飞，被围3 天的牛元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完全绝望，于23 日午夜突围逃跑。红军猛追20 余里，终于全歼该敌，牛元峰被击毙。
直罗镇战役，共歼敌1 个师又1 个团，俘敌3400 余人，缴枪3500 余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地区的第三次“围剿”，使根据地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
《三十六计》称，兵书论势，其旨在“以简驭繁，以不变应变，以不动应动，以小动应大动，以枢应环也。”俗语曰：“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捉鸡”，当将敌人围困，而又能断绝敌军增援之望时，实行以逸待劳，静观其变，有较大可能歼敌于运动之中，以少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胜利。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西安事变前后建立“三位一体”的联合战线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辅者，古车两边之横木也，无辅即不成其车，犹唇亡则齿寒是也。在军事斗争中，树立整体观念，正确处理本军与友军相互辅助、相互依托的关系，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
1936 年12 月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科学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为代表到西安参加谈判。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由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并受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断然采取的行动。同时，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此之前，他们所领导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已经与红军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军事联合战线。1936 年4 月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直接会晤，随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刘鼎、叶剑英为正式代表驻东北军，负责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络。在与杨虎城部沟通联系后，红军也在该部派驻了正式代表。1936 年5、6 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共同举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张、杨分任正副团长，红军代表帮助工作，巩固了三方的团结。10 月，毛泽东、周恩来等40 余名红军将领致信国民党在西北的将领，提出，“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至此，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正式确立起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操纵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和南京政府，通过了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的决议，发布了对西安的讨伐令，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实行讨伐。何应钦调动十几个师的兵力，任命刘峙、顾祝同分别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举行所谓“白衣誓师”仪式，气势汹汹地向西安进逼。他们还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轰炸渭南、三原等地，并扬言要炸平两安。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西安一方面与张、杨一起与蒋介石及其他代表谈判，严正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一方面根据谈判情况，向中共中央建议，调动红军，采取必要的军事步骤，援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与张学良会谈时，双方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12 月21 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希望红军主力十天内集中长武、分县一线，再十天集中咸阳、兴平一线。并建议中央发政治训令，宣布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民团为抗日同盟军，以友军相待。为保证红军南下，周恩来派员到泾阳县云阳镇、耀县建立办事处，并建立由西安、三原、耀县、洛川、肤施通向陕北的运输线。根据中央命令，红军主力在彭德怀、任弼时率领下，经环县取捷径南下，巩固了三位一体的联合防御体系，成为西北三方与蒋介石进行政治谈判的强有力的后盾。
经过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在口头上接受了中共与张、杨提出的六项条件，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但是蒋介石被放后，又在南京扣留了张学良，并实行“军法审判”。他还将杨虎城等撤职留任，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 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就达12 个师。战云再
度笼罩西安。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和西安方面进行了回击。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举行元旦大检阅，杨虎城发表演说，反对南京政府的压迫。经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参加，于1 月5 日发出通电，谴责中央军挑动新的内战。电文指出：“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开进。1 月初，红1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15 军团到达咸阳，红27 军到达洛川。周恩来亲往洛川视察，说明西安事变和保持“三位一体”重要意义。红军开入关中，在各方面都引起巨大的兴奋和震动。这时，中共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争取和平解决，逼迫蒋介石实行其诺言，巩固西安事变的成果。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指出：中央军竟重复开进陕境，对张学良实行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若“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在致张学良的信中，周恩来也说：“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演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军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
由于西安方面“三位一体”的坚固，加上国内外舆论普遍反对内战，蒋介石不敢轻意发动大规模内战。于是派遣代表前往西安，商讨和平解决的办法。蒋介石提出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分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乙案：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蒋介石之所以提出两个方案，其主要目的是要分化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如接受甲案，则三方面仍可靠在一起，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住较富庶的地区，“三位一体”自然瓦解。蒋介石致信杨虎城，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致信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劝他们接受乙案。
这时，在“三位一体”内部发生了明显分歧。东北军因张学良被扣南京，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杨虎城因受张学良委托指挥东北军，但因其实力不够，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在东北军内部，形成了以王以哲等为代表的元老派和以孙铭久等为代表的少壮派。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元老派军官虽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主张首先逼迫蒋介石放张学良回来，其余一概不问。为维护“三位一体”，周恩来建议杨虎城基本接受甲案，要求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在两安保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进至咸阳。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这一建议在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获得通过。经与南京方面在潼关会商，决定采取甲案。
然而，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坚持主战，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主战派的影响下，杨虎城主和决心一度动摇。他对蒋介石的报复深怀顾虑，要求中共也为他“打算打算”。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表示：“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
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周恩来出席了红军司令部会议，会议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一致，红军可以暂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周恩来回西安后把这一意见告诉了杨虎城和少壮派。叶剑英参谋长还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后来，东北军高级将领仍然主和。经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共代表三方最高级军事会议商定，仍取和平解决办法。这一方针得到了周恩来的称赞。这时，少壮派军官发动了“二·二”事件，枪杀了主和的王以哲。这一行动，严重破坏了东北军内部团结及“三位一体”的巩固，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东北军人心涣散，决定接受乙案，全军东开；十七路军也撤离西安，国民党中央军开入。
“三位一体”虽然最终解体了，但它存在期间，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此外，东北军、十七路军所部，在这一过程中，也受到中共和红军的深刻影响。抗日战争中许多部队英勇作战，吕正操等部还改编为八路军。解放战争中，孔从周等部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疾矢突发出奇制胜——组织、指导平型关战斗
1937 年9 月24 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从山西抗日前线发来的密电：日军正向我进攻。八路军主力在灵、广以南待机，宋时轮支队出东北游击，王震旅开阜平，贺龙率第120 师师部及张宗逊旅开晋西北，驰援雁门关。
这是一份关于平型关作战准备的重要电报。电报中所说灵、广指山西北部的灵丘和广灵。灵、广以南，即平型关所在方位。
抗战初期，对于日军的猖狂进犯，国民党军虽进行了一定抵抗，但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方针，连遭挫败，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严重局面。日军在占领平绥线一些重要城镇后，在山西骄横推进，如入无人之境。这时，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也来到山西，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洽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
在与阎锡山交涉过程中，周恩来反复强调，在对敌正面抗击的同时，要运用侧击、伏击的办法来消灭敌人，同时，还要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了挽救晋北局势，阎锡山准备在平型关与日军会战。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与阎锡山一起研究了战役计划，并商定八路军以运动战与国民党军配合。会谈中，周恩来还向阎锡山及所部军官讲解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领，商讨了两军战场配合问题。
9 月24 日，八路军总部向115 师下达了侧击平型关日军的命令。24 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当晚，115 师冒雨进入阵地，秘密设伏于灵丘通往平型关道路两侧高地。
25 日拂晚，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第27 旅团主力，大摇大摆向平型关开进，前后达十余里长。全部进入伏击圈后，115 师突然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敌发起攻击。经短兵相接的格斗，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其全部辎重，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胜利。
奇与正，是军事理论中常用的一对概念。《孙子兵法·势篇》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杜佑注：“正者当敌，奇者从傍击不备，以正道合战，以奇变取胜也。”又《百战奇法·奇战》云：“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一个军事指挥者，既要善于用正兵，也要善于用奇兵。在军事史上，出奇制胜这一谋略被广泛运用，精采战例数不胜数。春秋时代，郑国进攻卫国，燕国出兵救援，双方战于北制。郑国以三军部署在燕军正面，而以另一部偷袭燕军侧肯，燕军无备大败。周恩来在组织指导平型关战斗中，战功地运用了出奇制胜的谋略，因此取得了胜利。
虎口排险金蝉脱壳——宣化店谈判与中原突围
1946 年初，中原地区上空翻卷着内战的乌云。依照国共《双十协定》和《整军方案》，中原人民军队应撤至其他地区。而国民党政府不让转移，他们调集30 万军队，把中原军区6 万多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东两不到100 华里，南北仅为50 华里的狭小地区，伺机一举消灭。4、5 月间，国民党在向东北四平街长春进攻的同时，试图在中原发动突然袭击，以挑起全国内战。
这时，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与国民党、美国代表继续举行和平谈判。中原局势，引起周恩来的严重关注。5 月3 日，他致电中共中央，分析国民党方面动向：“蒋本定卅日飞汉，今忽飞西安，更可证其避开武汉，为发动歼灭五师之战。现关内各地顽军伪装八路军破路袭击，其目的在借口侵占，发动进攻，我被迫自卫，彼必大嚷我破坏停战实行进攻。对五师则诬蔑土匪、挑衅，逼我自卫，好发动进攻。美马熟视无睹，并不制止，执行小组亦不前往调解，则很可能发展成为全国内战。”
为制止中原内战，周恩来与国、美代表严正交涉，力主进行中原实地调处。他还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争取和平，应“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在周恩来坚持下，国、美两方被迫接受建议，同意前往宣化店视察。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军区，告知周恩来将到宣化店，指示，要“速准备充分材料，阻止国民党阴谋，并提出方案，要求合法转移。”
5 月5 日，军事三人会议成员周恩来、徐永吕以及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到达汉口，连夜会商调处事项。同日，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发表谈话，目前形势极为严重，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如果中原内战爆发，必将成为全国内战的起点，所以周恩来、徐永昌、白鲁德此行，关系重大。中原军区也发表声明，表示被围军民正以必死的决心保卫和平，国民党当局应悬崖勒马，勿玩火自焚。同时，要求全国人民重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5 月8 日，三人会议成员及其代表，会同军调部小组成员抵达宣化店。军事调停会上，中原军区负责人和干部战士愤怒揭发了蒋军围困、侵犯解放区的暴行。周恩来根据前线报告和调查事实，严正指出：国民党“打下中原必然进攻东北。中原内战是全国内战的爆发点。”他再次呼吁，“现在全国需要和平，内战应无条件停止，千百万人的生命所系，如何能拖，又如何忍拖！”国、美代表理屈辞穷，表示愿意维护和平，随行记者一一记录、报道，把中原战事置于舆论的监督之下。在宣化店视察期间，周恩来参加了中原军区领导干部会议，严肃地告诫大家，国民党反动派从来都是不遵守协议的，他们和谈是假，内战是真。绝对不要依靠网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已的力量，用枪杆子设法突围出去。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周恩来与军区领导一起研究制定了武装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的方案。
5 月10 日，三方代表签订了关于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定》。这一协定，打乱了蒋介石的内战部署，使中原局势有所缓和。根据协定规定，中原军区合法转移了2000 余名伤病员、非战斗人员及部分地方干部，解决了部分经费、粮食、医药、救济等问题，为武装围创造了条件。为争取时间，保护中原部队，周恩来还时时从全局考虑，杜绝国民党内战借口。5 月下旬，山东解放军某部围攻枣庄。周恩来立即致电中央，认为这样做“恐于大局不利，
并将影响五师处境”，建议“停止进攻，如已拿下，则应宣布我退出枣庄。”中央即电告山东。
为应付突然事变，中原军区加紧了突围准备。国民党以为中原军区会朝东北方向突围，向新四军主力靠拢，因而将大部兵力集中在东线、北线。我军则按照与周恩来研究好的预定方案，以少数兵力向东北佯动，造成敌人的错觉，而大部队则秘密向西集结。6 月19 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军区：“宁周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22 日，中原郑位三、李先念致电中央并周恩来等，称：依据情报，大战难免。“我们为主动计，建议六月三十日前主力突围”。23 日中央指示：“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6 月26 日，国民党撕毁协议，向中原军区大举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原解放军以主力向西，一举突出重围。
在中原部队转移途中，周恩来密切注视时局动向，进行强有力的支援。针对国民党诬蔑中共首先移动，挑起战争的谎言，周恩来发表谈话指出：“政府的计划，是要聚歼该地我军，而政府却在宣传我军向西移动”，“据我想，该地我军为自卫计，可能干政府军力薄弱之处，设法避开惨遭消灭之命运。”周恩来还说：“现在平汉路西政府有五个军追击，一个军堵截，情况极严重”，国民党必须停止这一行动。根据中共要求，军调部驻汉口、宣化店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到达南京，报告中原战况，中共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使中原解放区部队能够和平转移。7 月底，军调部达成《关于中原突围部队的过渡协定》，规定国民党停止追击，突围部队停止移动。而国民党称李先念部被打散了，拒不执行协定。周恩来坚定地指出：“李部绝对打不散，将来问题更大！”
中原突围后，部分指战员与所部失去联系，到南京来找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领导下，代表团进行了接待转移工作。凡经审查核对，弄清政治面貌的，及时送往解放区；碍于环境一时不易了解的，动员利用社会关系或去解放区或留国统区；面目没有暴露的，动员留国统区进行地下工作。周恩来还致函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要求接济、安置中原军区离散人员，并查寻被国民党扣留的中共方面救济人员，敦促释放。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各战场的积极策应下，从6 月到8 月，中原突围部队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冲破敌人重重包围和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主力在陕南、鄂西创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一部转入陕甘宁边区，向东掩护主力突围的部队则进入了苏皖解放区。中原突围粉碎了蒋介石聚歼我军的毒计，大量牵制了敌军，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各解放区。正如中央军委所指出的：“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和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周恩来通观全局，敏锐认定中原将是国民党把内战由关外引向关内的导火索。他亲往调处，虎口排险，延缓了内战爆发时间；而谈判期间，又利用可以与中原部队直接商谈之机，秘密确定了武装突围的金蝉脱壳之计，这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巧妙结合的成功范例。
础润备伞未雨绸缪——南京谈判中判断苏北内战即将爆发础润备伞，未雨绸缪，是指在事物即将发生变化而尚未发生变化之时，要悉心观其动向，察其端倪，以做好相应准备，防患于未然。《诗经》云“迨天之未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绸缪者，修缮也。欲雨而未雨之时，要修缮门窗，准备雨具，虽狂风暴雨之来，又何惧乎？军事活动更是如此。军事活动的残酷性、激烈性和其筹划的隐秘性，决定了战争形势常如白云苍狗，瞬息万变。高明的军事家，妥善于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明察秋毫，见微知著，努力争取主动权。这一点上，周恩来堪称大师。
1946 年6 月，国民党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除中原而外，国民党军还有哪些进攻方向？这是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的问题。
这时，周恩来正率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谈判。综合各方面情况，周恩来认定，苏北等地必是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重要进攻方向。
首先，国民党代表在谈判中，坚持要中共部队和地方民选政府退出苏北等地。蒋介石在同周恩来、董必武会谈时一再说，“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这个问题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周恩来批驳说，要中共部队和地方民选政府撤出苏北，而由国民党军进占，是违反政协协议和整军方案的。“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一律撤退，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整编统编之后，大家都是国家军队，不能说谁威胁谁。反过来，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上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这样的提法，并不是从同家观点出发的。”蒋介石又提出了所谓“难民问题”。他说，中共在苏北搞土改，有五百万难民由共产党地区进入“政府地区”，他们要求还乡。周恩来指出，这些“难民”不能代表解放区广大人民，如果国民党军队回到那个地区，难民要比现在多得多。大量难民也从政府地区进入共产党地区，但是共产党的办法是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而不是为了宣传目的和制造混乱而利用他们。但国民党方面寸步不让，始终坚持他们的方案，并称，这一条不能做到，对于其他问题的协议也一概不能成立。
谈判进行中，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常现象。6 月底，集苏南各地的所谓“苏北难民”，与国民党特务勾结在一起，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掀起“武装还乡”的狂潮。“江淮旅沪同乡会”、“苏北难民请愿团”等各种名目的“难民团体”纷纷致电蒋介石，要求“收复苏北以苏民困而解倒悬”。国民党要员谷正纲、王懋功等到各地散发“难民面粉”，“常有成千难民随谷王两氏之后，狂呼‘请政府保护我们还乡’！”南京的“难民”更为猖獗，甚至扬言要到梅园新村向中共代表团请愿。
这种情况报刊上也有大量反映。国民党所控制的各种宣传媒介，不仅连篇累牍发出歪曲苏北等地实况的报道、评论，“武装还乡”的论调也甚嚣尘上。6 月27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称，“苏北难民还乡请愿团”发表告各界同胞书，“要求共党立即放下武器，撤去苏北中共军。”7 月2 日，《东南日报》刊发镇江专电：“自周恩来宣布共军无退出苏北之意向后”，“苏北难民数万人，将在此间举行大游行，街头巷尾已贴有标语：‘打回老家去！’”
综合上述情况，并与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军事情报相印证，周恩来对国
民党进攻方向作出了明确判断。全面内战爆发前，周恩来致电中央：蒋决定大打，除围攻五师外，胶东苏中两区必定进攻。中央将此通报华中，要求华中“须准备于蒋军大举进攻苏中时坚决粉碎之。”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于6 月30 日致电中共中央：“蒋介石政策如中央所指是边打边谈。东北方面因兵力不足，一时不致有大动作；关内则必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及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之下，向我中原、苏北、山东、热河等地进攻。”中央要求各地，“加紧粉碎国民党进攻。”
关于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本来曾设想一个南线作战计划，准备全面破裂后，苏北中共部队实行外线出击，既策应中原，又开辟新区。7 月12 日，周恩来致电延安井北平，通报了严重敌情：“苏北大战即将开始，部队（指国民党军）由徐州向南、津浦路向东，江北向北，三面同时开始进攻，以武装难民作先锋，先求解决苏北后，再打通津浦、平汉等。”接到周恩来密报，7月13 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由外线出击改为内线作战，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它使中共部队得以以解放区为依托，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歼灭装备优良之敌的有生力量，推进自卫战争的胜利进程。从7 月13 日起，苏北解放区军民对进攻之敌实施抗击，至8 月底，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
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密切注视前线战况，以谈判斗争配合军事斗争，粉碎国民党的种种阴谋。苏北内战爆发后，恰逢黄河、淮河、沂河、沐河等河夏泛。因民党不仅不开放沿江各坝，使河水入江，反出动飞机轰炸河坝，扫射修坝民工。结果，堤岸溃漏，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苏皖边区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开放河坝，而国民党仅在报端公布，而迟迟不来取行动。周恩来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的意图，是想以此造成苏北重大水患，以达到其军事目的。他致函宋子文，要求国民党立即开放归江各坝，并制止轰炸和阻挠运河修堤工程，并一针见血地揭露说：“勿再以此为政争战争之武器。”此外，周恩来还通过统战途径，获取了国民党军向苏北运送毒瓦斯炸弹的情报，经过同美国、国民党代表的交涉，制止了这一阴谋的实行。
础润备伞，未雨绸缪，是军事斗争的重要原则，周恩来关于苏北问题的谈判，是对这一原则的成功运用。
军政兼施水火并克——1946 年领导黄河堵口归故的谈判斗争
1946 年7 月19 日下午2 时许，一架飞机飞临河南黄河花园口，盘旋十余分钟后，徐徐降落，停在附近的机场上。舱门一开，中共南京谈判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来到黄河岸边，详细查看了水势和堵口改道工程。当晚又匆匆驱车前往开封。
抗战初期，国民党为阻止日军进攻，在河南花园口决堤，使黄河改道经运河、长江入海。抗战胜利后，由联合国救济总署提供援助，协助中国疏导黄河归入故道。这时，黄河故道已与两岸连成一片，上面建有大量村镇和居民点，属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旧有2000 多里堤坝早己残败不堪。如使黄河归故，必须清浚河道，迁徙居民，修复堤坝。为此，国共双方达成了《荷泽协议》，确定先浚河复堤，冉堵口放水。
然而，蒋介石为达到其消灭解放区的目的，却试图使用以水代兵、水火交攻的阴谋，一方面对解放区实行军事进犯，即火攻；一方面在下游复堤以前堵复黄河花园口，水淹解放区，即水攻。这一招极其险恶，看起来是为了“复兴建国”。且为联合国救济总署所援建，而实际上，则利用复堤先后这一时间差，欺骗舆论，以寻求其军事目的。如这一阴谋得逞，则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势必成为一片汪洋泽国，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再难立足，或退至黄河以北，或在黄河南岸背水一战；同时，山东、豫东、苏中、苏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也将被分割开来，处于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境地。周恩来对此有权为清醒的观察，后来曾指出：“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蒋介石堵复花园口，“自始至终都是想以黄河归故来加害解放区人民和部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与解放区军民密切配合，以军事、政治两种手段与国民党的阴谋作斗争，打破了他们的火攻和水攻。
1946 年5 月初，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继续举行和平谈判。这时，黄河浚堤工程远未完成，而国民党当局加紧堵口的消息却不断传来。中央社5 月8 日发出专电称：“堵口工程，尚称顺利，截至现在止，已至西坝进修千余公尺，仅留口门约四百公尺”，当局“指饬将堵（口）工程于五月内打桩逐渐堵筑。”鉴于事态已极为严重，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违约堵口，是借黄河为名，蓄意淹毙豫、鲁、冀三省解放区同胞，而这是与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分不开的。中共对于千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决不能坐视不顾。现各有关解放区政府和中共在南京的谈判代表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如国民党一意孤行，则解放区军民为了生存将被迫采取必要的措施，后果当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中共中央还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国民党借黄河归故，阴谋泛滥我冀南豫北解放区。我方除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谈话外及恩来在京活动外，你们应加紧修筑大坝，准备将黄河水逼回头，并尽可能将合龙员工驱散以破坏其计划，延缓放水时间。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周恩来在南京展开了紧张的谈判活动。直接领导冀鲁豫治黄代表赵明甫、王笑一同国民党水利委员会和联合国救济总署官员谈判，先后达成《南京协议》、周恩来同联总驻华代表福兰克芮、工程师塔德的六点口头协议和马歇尔、薛笃弼、周恩来三人对执行协议的“保证”。其中规定“下游浚河复堤工程完全竣工后，再行花园口合龙放水”。随后，
周恩来又向马歇尔提交备忘录，指出：“堵口以前，应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通过谈判和公布协议，中共使国民党当局在黄河问题上的行动，完全置于中外舆论的监督之下。
6 月下旬，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前三天，不顾中共一再警告，悍然在花园口抛石堵口合龙、白崇禧、陈诚亲往现场督促。周恩来、董必武即致电冀鲁豫边区党委：“此项关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事，我们时放在心，不敢丝毫懈怠。”周恩来一再向马歇尔致送备忘录，并赶赴上海参加有关方面的会商和谈判，要求合理解决堵口复堤和灾民救济问题。会上未能达成合理协议，周恩来旋赴河南听取冀鲁豫行署的意见，并到花园口实地视察了堵口工程。此时，因中共游击队对采石场破坏造成石料紧缺，加上黄河复泛，工程主要部分被洪水冲毁，堵口失败。
在开封期间，周恩来在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把黄河问题当作战争工具的阴谋。闸述了中共的主张，并与到会的工程技术人员达成一致认识：堵口复堤都应该按照协议进行。在接见冀鲁豫行署负责人及解放区治黄代表时，周恩来指示他们，在与国民党谈判中要研究斗争策略，以揭露敌人阴谋，争取主动权，要抓紧赶修堤防工程，争取时间。周恩来还要他们转告刘伯承、邓小平，从整个形势上来看，靠谈判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主要靠自卫战争，做好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随后，周恩来回到上海，与各方代表继续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堵口推迟至9 月汛期过后进行。好修复故道，迁移居民，工款救济等事项也作了具体规定。
国民党“水攻”一手受挫后，立刻加紧了“火攻”。7 月下旬，陈诚叫嚣要同中共军队“武力决赛”，白崇禧在新乡会议上宣布了由刘峙任指挥，兵分三路向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军事计划。这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黄河问题上的谈判斗争，已为解放区自卫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刘、邓军经过数月来的休整。练兵，斗志正旺；广大农民经过土改，踊跃参军。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并减轻华东解放区的压力，刘、邓军纵横转战于黄河故道，8 月中旬，在10 万民兵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陇海铁路；9 月上旬，取得荷泽定陶战役的胜利；10 月上旬，以远距离奔袭作战歼敌一个旅于鄄城。正如《解放日报》所说：中原、苏中、定陶“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