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但主张同亚非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也愿意在同一基础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关系。即使对于当时敌视中国的美国，他在1954 年也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和平共处”，但美国必须“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在参加亚非会议时，他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就导致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开始。在中美关系的对抗时期，周恩来就是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美国武装侵占台及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图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周恩来开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主要是着眼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1956 年波匈事件的发生，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也有忽视平等原则、干预别国内政的大国主义现象。中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期间，周恩来在他访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表的公报或声明中都明确强调中国的这一立场。这就表明，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而且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国家的相互关系。这是对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解决印支问题协议的达成，“万隆精神”的诞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注入的和平共处思想的活力，以及周恩来对亚非国家的三次出访等重大外交成就，标志着我国不畏强暴，坚持和平，广交朋友，寻求友谊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标志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在国际社会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和平外交开拓了广阔的良好前景。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自己虽置身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辱负重，挺身而出，同林彪、“四人帮”破坏和平外交政策
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并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做了大量的弥补工作。他严肃批评外交部到处提抗议，几乎破坏了原来所有的外交关系：他还耐心地向有关国家做解释工作，甚至一再向他们表示道歉。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才把我国的外交拉回到正常的轨道。在此期间，周恩来本着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立场，为中苏、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对话，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实践反复证明：周恩来倡导和实践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如果各国都能格守这些原则，它就能净化国际政治气候，化疑虑为信任，化恐惧为安全，化对抗为对话，化于戈为玉帛。
谈吐幽默回答巧妙——在外交场合处理疑难和诘难
周恩来是一位能言善辩的语言大师。他常常以其精辟、准确、幽默而又富有思辨性和战斗力的语言，使复杂的问题得到解决，使紧张的气氛得到和缓；他常常在谈笑间使对方的诘难尴尬难堪。
50 年代中期，一次招待外宾的国宴上，服务员端上了一道大菜，这道菜由冬笋、蘑菇，红菜组成，形成一种图案。
这道菜上席后，有人用筷子夹翻了一转，大家一看：竟是一个“卍”形图案！友人们一看，吓了一跳，不知此时出现此种“卍”形图案是什么道理。原来二战期间，“卍”形图案成了法西斯的象征；这时，周恩来手疾眼快，神态自若，他一边劝酒一边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万字图案，象征‘万事如意’，是对远方客人最良好的祝愿。”话音刚落，整个宴会的气氛又活跃起来。接着，周恩来又幽默地说：“就算是法西斯，也没有关系，来，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它消灭就是了。”逗得客人哈哈大笑。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齐指向这道菜，来了个“全面进攻”，很快，这幅“法西斯图案”就被全部消灭了。
1963 年12 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非洲摩洛哥王国。哈桑国王在接待周恩来时，破例地举办了极为丰盛的“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传统名菜国宴。国王陪主宾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直径长达八九十厘米的瓷盘中盛着一只烤好的整羊。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选一块最好的肉放在周恩来的食盘里。每上一道菜都是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恩来也照样回敬。宴罢，哈桑邀周恩来。陈毅到会客室饮茶。宾主边饮边谈，无拘无束，十分融洽。蓦然，哈桑国王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他笑着说：“当今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周恩来和陈毅听后都笑了起来。周恩来风趣地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陈毅接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周恩来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说毕，三人皆哈哈大笑。哈桑的问题提得十分巧妙，而周恩来和陈毅回答得也十分巧妙。
1960 年4 月下旬，周恩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印方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领土的？周恩来当即答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
印方耍赖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 来年的历史了，如果700 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活，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只有100 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周恩来通过700 年与100 年的数字比较，驳得印方哑口无言，尴尬之极。这时，坐在会谈席上的印度副总统情不白禁地钦佩说：中国总理是雄辩的！
1959 年3 月，西藏反动农奴主勾结帝国主义发动武装叛乱，残害西藏人民。西藏一小撮反动派和妄图侵略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说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同情西藏人民，要帮助西藏人民获得幸福。周恩来严正地批驳了这种虚伪反动的滥调：“西藏，包括昌部、前藏、后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120万，参加叛乱的人只有2 万左右，其中多数是被欺骗裹胁参加的。..在西
藏要求改革的劳动人民和赞成改革的上层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就有110 多万人。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同情西藏人，他们却没有区别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是同情110 多万要求和赞成改革的劳动人民、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呢，还是同情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呢？我们希望一切好心的朋友（这里我们所说的好心的朋友，是指那些愿意坚持同我国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人们），对于这种明显的绝大多数和极少数的划分，应当首先弄清楚。”周恩来通过120 万比2 万的数字，说明同情和支持西藏广大要求和赞成改革的人才是正义的。
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请问总理先生，中国现在有没有妓女？”
对于这一不怀好意的问活，周恩来坦然自若，两眼盯着这位记者正色答道：“有！”这一问一答，顿使气氛紧张，引起全场的骚动。周恩来接着说：“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一片声。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评价周恩来时说：“没有什么比对外谈判更能真正考验他的本领。”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在猝不及防的诘难下，在别有用心的挑衅前，面临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时，总是以其博深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清晰的思路、敏捷的反应、准确的言词，自如地应付各种意外情况。
处世篇
处变不惊沉着冷静——1928 年在大连遇险脱险
周恩来一生多次深入龙潭虎穴，多次遇险脱险。他既胆略过人，敢于挑大梁，又机智过人，善于处变不惊。
1928 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当时中国的环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所以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列席会议，两人于5 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进市区吃了午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由于买许多报纸，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轮般停靠大连码头，两人正准备上岸时，面前出现了日本水上警察厅的几个人，挡住去路，对周恩来、邓颖超进行盘问。“你的，什么的干活？”一个警官用生硬的中国话首先问周恩来。
“做古玩生意的。”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尽管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幼受家庭熏陶，懂得不少古玩，完全可以和对方周旋下去。“你们做古玩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另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我们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们到哪里去？”
“去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舅舅。”
盘问了这些以后，这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又要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
这时邓颖超不放心周恩来一个人去，对周恩来说：“我跟你一起去。”周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怒声、这神态顺乎自然地向日本人表明了符合当时中国习俗的夫妻关系——妻子必须服从丈人。同时，也给邓颖超一种暗示，暂时分开更有利于应付敌人。
周恩来对邓颖超发完火之后，转过脸来对那个警官说：“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到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周恩来的话语、动作、神态，自然、沉着、利索、镇定，具有很大的震撼力，虽然还没有完全消除敌人的怀疑，但却使他们松了一些劲、泄了一些气。
等邓颖超找到旅馆住下后，周恩来跟几个警察去了水上警察厅。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周恩来坦然而答，对方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破绽。
“你舅舅姓什么？”一个警察冷不防问道。
“姓周。”
“叫什么？”
“叫曼青。”
“他是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你大概忘记了你姓什么？”“姓王，开始我说过。”
这个警官陡然口气凶了起来：“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周恩来苦笑着说：“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
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逼问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迅速伸出两只手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几个警察仔细端详周恩来双手，那是双写字的手。那个警官拉开抽屉看卡片，然后眼睛盯着周恩来说：“周恩来！你就是
周恩来。”周恩来皱起眉头反问道：“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敌人讲不出所以然，他们从周恩来的对答如流中进一步松下劲来，态凌
缓和地说：“对不起，误会了，王先生，你可以走了。”可是，周恩来却没有急着走。他在日本人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容易。为了不再被请回来，必须使敌人彻底松下劲来。于是，周恩来面有难色地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说完把钱递上去，对方点头答应了。
两小时过后，周恩来平安回到邓颖超的住处。进来之后，他没有说什么话，仍然是安然无事的样子。只是在喝水时低声交待一句：“把接头证件立即销毁。”邓颖超不慌不忙地去上卫生间，接头证件撕碎后投入马桶冲掉了。
过了一会，两人若无其事、有说有笑地到餐厅用餐。下午，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日本水上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
无言之言为救而“咎”──把廖承志从张国焘监禁下解救出来
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使红四方面军的不少同志无辜牺牲，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也被张国焘监禁起来。
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宁夏，到了黄河边，周恩来一路上打听廖承志等人的消息。最后，在往预旺堡的路上，周恩来碰到了廖承志。
廖承志想起了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
1924 年初秋的一天晚上，16 岁的廖承志看见一个双眸炯炯、浓眉刚毅身穿白帆布西服的人走进他的家，同父亲廖仲恺低声交谈了很久。廖承志好奇地问父亲：“这人是谁？”廖仲恺说：“你还不认识他？”廖承志说：“不认识。”廖仲恺带着敬意告诉儿子：“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廖承志忘不了1925 年8 月20 日父亲遭同民党反动派暗杀，当天周恩来就赶到医院探望。为了彻底追查幕后策划者，周恩来参加了“廖案检察委员会”，和杨匏安一起积极认真地追查廖案凶手。周恩来还亲自审讯凶手，并写了一篇《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断定暗杀是一个“很大的黑幕阴谋”。
这次见到周恩来，廖承志心情非常激动。自广州一别，他们俩人10 年没有见过面。10 年前廖承志见到周恩来时还是个中学生，10 年后廖承志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但此时却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使廖承志见到周恩来不知道怎么办好。廖承志心里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如果躲开，旁边还有人押着他，这不可能。如果直接和周恩来打招呼、说话，廖承志怕会给周恩来带来麻烦，他知道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廖承志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走过来了。他看见廖承志被押送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廖承志紧紧地握了手。这无言之言胜过了任何言语，这无声之声胜过了任何声音，这无表情的表情深含着生死之情，这无其事之事深藏着至要玄机。两双手紧紧相握的一刹那，心灵已经沟通，万语已经交流。当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找廖承志到司令部去。廖承志一进屋，就看见张国焘也在那里，屋子里坐满了人。
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认识廖承志，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
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张国焘，却转而厉声地问廖承志：“你认识错误了没有？”
“认识深刻不深刻？”
“改不改？”
廖承志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周恩来留廖承志一同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廖承志。吃过饭就叫廖承志回去。廖承志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同阴险毒辣、军权在握的野心家张国焘处事、周旋，须先给他一定的满足，使其麻痹。这就是周恩来为什么要解救廖承志，却又要厉声“追咎”廖承志的“错误”！如果周恩来不这样做，当天晚上廖承志的脑袋就可能搬家。
自从周恩来把廖承志叫去“追咎”了一番以后，廖承志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廖承志就被释放了。
横眉冷对英勇无畏——处理张国焘叛逃事件
1938 年初，张国焘几次跑到毛泽东那里，要求去祭黄帝陵。他的要求受到了毛泽东的拒绝和严肃的批评。可是，张国焘竟对抗毛泽东，于4 月2 日擅自离开延安，跑到宗蒲，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勾结，一同到了西安，在国民党西京招待所住了一晚上，便改乘火车：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保护下，直奔武汉。
张国焘此行，特务员（警卫员）张海是一直跟着的。起初，张海不知张国焘要搞什么名堂，到了西安后，发现张国焘不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而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住的西京招待所，才产生了怀疑。第二天，张国焘上火车前，张海曾报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告诉他张国焘搞不好要走的。要他到车站来一下，林怕渠到车站后，对张国焘反复进行了劝说，要张国焘不要走，但张国焘执意不肯，一定要到武汉去。武汉当时是蒋介石的住地，张国焘要到那里去干什么？
车子到了武汉，周恩来、李克农、钱之光正在车站迎侯。原来周恩来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电话，知道了张国焘的行踪。张国焘下车后，周恩来使迎上去，责令张国焘立即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去住。可是，张国焘就是不肯，非要到资本家开的大华饭店去住不可。周恩来看在车站说服不了，就随张国焘到了大华饭店，在那里同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周恩来指出，张国焘对抗毛泽东，擅自离开延安是十分错误的，给张国焘提了三条要求，一，立即回延安；二、到苏联学习；三、休息，不许乱跑。张国焘支支吾吾，说他要回江西老家去，并诬蔑中央在延安会议上对他的结论和批判是错误的。对此，周恩来一一进行了驳斥，指出：中央对你的批评是对的，当时你已表示服从，怎么能出尔反尔？即使你对中央有意见，也应对中央提出，不能背离中央，自由行动。这场斗争，一直进行到午夜2 点左右。第二天，张国焘提出要看看市容，周恩来决定亲自陪他去，并悄俏地让李克农转告张海，要张海把张国焘的行李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张国焘回来后，看到没了行李，只好到办事处住了一夜。翌日，张国焘又提出要去看看蒋介石。在蒋介石那里，张国焘无耻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对于张国焘这种摇尾乞怜。奴颜婢膝的丑态，周恩来表示极大的蔑视，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次日早晨天刚亮，张国焘要张海上楼去看一下周恩来起床了没有，张海上楼后，把情况向周恩来报告了，周恩来立刻着急地说：“你快下去看一下，他可能会跑的。”张海下楼一看，张国焘果然不见了！
这一天，办事处的同志几乎全部出动了，跑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张国焘，大家非常焦急。晚上10 点左右，地下党的同志来了电话，说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找到了张国焘。周恩来立即派他的副官到那里去看张国焘。可是第二天张国焘又耍了一个手腕，跑下楼去，坐上停在门口的国民党反动派派来的小汽车，无耻地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去了。后来，张国焘从国民党那边传信，要他的行李，并叫张海也跟他去。对此，周恩来曾征询过张海的意见，张海表示坚决不去。
张国焘叛逃后，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4 月18 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党员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了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用这件事来教育大家。他说：“张国焘事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贯的右倾，一直跟中央闹分裂，长征中，中央北上，他南下，
到陕北后，中央还是挽救他，并给他安排了重要工作。他当面说得好听，表示承认错误，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现在，终于单枪独马跑到敌人那里去。”会上，周恩来让张海给大家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并且表扬了张海，说：“张国焘叛逃，连一个特务员也没有带走。”
巧借敬酒论道说理——在西安出席胡宗南举办的酒会
1943 年6 月下旬，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车由重庆返延安。在西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指定其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30 人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并企图通过多敬酒把周恩来灌醉。
7 月9 日，周恩来到达西安。7 月10 日下午招待周恩来的酒会在小雁塔胡宗南官邸举行。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恩来敬礼，陪周恩来进会场。落座后，王超凡致欢迎词。
王在临结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举起酒杯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常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听了这番应答，胡宗南、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都楞了。还是周恩来环顾四周，笑着同与会者一起下了“台阶”：“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
王超凡败下阵来之后，第二个回合是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虽然没进过黄埔军校，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思来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后更漂亮。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夫人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恩来转向夫人们说：“我们就谈点别的。”周恩来同她们分别寒暄几句，把她们送回原座。夫人们败下阵来，但却笑逐颜开。
接着是第三个回合，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刚才胡宗南同志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对于这一“敬酒”理由，周恩来又很快找出了破绽：“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淡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十几位将军遵命干杯。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姓名、职务。将军们虽然也败下阵来，但转身回座时却个个面露喜色。
第四个回合是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看着稿子说：“我们久仰周夫人，原以为今天能看到她的风采，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有光临。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
话音刚落，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
前几年，延安人民这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周恩来举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周恩来喝了茶。
四个回合过去了，主角；配角、将军、夫人纷纷落马。他们的交往能力和辩才根本难不倒博闻广识、通权达变、能言善辩的周恩来。他们无法灌醉周恩来，反倒是自己灌醉了自己。
酒还是要喝的。周恩来知酒懂酒又有酒量，何况这还是专门迎接周恩来的酒会，滴酒不饮，“来而不往非礼也”，周恩来最重礼数，决不会“非礼”。但是，酒要喝得明白、痛快，决不能允许人家借酒会搞阴谋诡计，要喝团结抗日酒。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 月4 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乎、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大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周恩来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随着周恩来光明磊落、正义凛然的敬酒词，酒会上出现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同干共饮，这也是胡宗南所始料未及的。
开诚相见顾全大局——西安事变前后与张学良的交往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周恩来肩负着历史的重托，前往西安解决“双十二”事变。17 日下午，当周恩来赶赴金家巷张公馆时，张学良已在门口迎候多时。
当两人的右手紧紧握在一起时，张学良没有问候旅途的劳累，第一句话就问：“美髯公，你的胡子呢？”周恩来用手比划一下说：“刚刚剪掉了。”张学良不无惋惜，连说：“太可惜了，长那么长了。”周恩来笑着说：“做统战工作了，要讲点礼貌。”（周恩来自1931 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开始蓄须，人们习惯以“大胡子”、“胡公”相称）
参与恭迎周恩来的人很惊讶，有人说：“原来周先生与副司令认识呀！”周恩来微笑着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说是老朋友，也不过是8 个月前才相识。然而，就是那个初次相会，同样是一见如故。
1935 年10 月2 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任务是打红军。当中央红军历经艰难险阻，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张学良的部队同红军较量了一番，企图消灭红军，结果被红军打败。从此，他和他所统率的东北军再不愿打红军而是要求抗日。张学良说：“我不想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为什么中国人之间要流血呢？”因此，1936 年1 月和3 月张学良两次同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会谈，达成了东北军与红军局部停战的协定。为了达成红军与东北军的全面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4 月9 日晚上11 点左右，周恩来和李克农来到延安城内天主教堂的小楼上。昨天还是交成双方的将帅，今夜却要促膝长谈。当时的安排是李克农和东北军67 军军长王以哲在外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里间分别交谈。
为了活跃会谈的气氛，周恩来首先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讲过。”张学良紧接话茬说。
周恩来从未听说张学良在南开读过书，很奇怪，便问：“何以说张伯苓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坦率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他又说：“我和你是同师。”
张学良这么敢于作自我批评，周恩来欣赏他的痛快、直率；张学良也敬佩周恩来的勇气，心想：周恩来真算大胆，敢只身与我会面，如果我把他扣下怎么办？因此，他们都开诚相见，真是一见如故。
俩人长谈5 个小时，气氛非常融洽。
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他希望进一步与周恩来商讨解决联共抗日的几个大问题和最棘手的问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张学良主张联蒋抗日，认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就不好办了。以前他与李克农会谈则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中共瓦窑堡会议上决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所以当时李克农就回避了。这时，张学良又向周恩来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中共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其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愿听张先生的意见。张说：“蒋介石有民族情绪，据我回国后两年的观察，他可能抗日。”接着，张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对日本的态度。最后说：“蒋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一致抗日。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周恩来听后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张学良见周恩来没有批驳他，亦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回答恳切，感到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心情愉快极了。联蒋抗日是张学良企求解决的最大问题，他企望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
这天晚上，他们对双方各派代表联苏、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部达成了协议。在谈到互派代表时，张学良说：“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但我一个部不派。”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水平低，很多人不识字。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随时随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样，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张学良又诚恳地希望中共派更多的干部到东北军工作。
10 日凌晨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 年而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并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同时，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3 万银元。
事后，周恩来对李克农等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影响了他的一生。张学良所提联蒋抗日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不久就变成了它的工作方针。
从此，周恩来和张学良成为知己朋友。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有邀，周恩来前往；两人再次彻夜长谈，交换看法，商量对策，终使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就其二人的地位与作用：周誉张是“千古功臣”，张赞周为“事实上的主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逼成了，但蒋介石却食言了，把张学良囚禁了，而且长达几十年。
然而，不管风云怎样变化，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一贯的，他曾“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对张学良的安危周恩来更是索怀不已，一有机会，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他。
1956 年11 月26 日，西安事变20 周年纪念会在政协礼堂举行。周恩来在会上首先说明，为了争取台湾和平解放，这次纪念会只是小规模地座谈，接着说：“汉卿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人们怀念和尊敬的。将来能援救出汉卿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是名垂千古的了。”他在会上还交待；凡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及记述首先要顾及他的安全；凡东北军和张学良旧部有困难均要照顾。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亲属更是关怀备至。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一直关心他的成长和使用。新中国成立后，调张学思到海军任副参谋长，1956 年又被选送到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深造，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夫妇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妹、四妹及患病的八弟均受到照顾，就连服侍张夫人于风至的王奶奶和她的寡女也由全国政协发生活费，款额与文史专员工资等同。
周恩来不仅关心着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而且也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在台湾的张学良本人，并想方设法托人给张学良捎去口信。
一天，住在香港的原西安绥靖公署高参郭增恺的夫人专程到台北，借在教堂做礼拜的机会见到了张学良夫妇，郭夫人信手将一支口红给了赵媞。口红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是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纸条上共16 个字，后8个字是：“善自珍重，后会有期”。
十年动乱，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党，周恩来殚精竭虑，心力交瘁。1975 年秋，他的最后岁月已是病体沉疴，卧床不起。当他得知张学良患眼疾几乎失明后，十分焦虑，并向有关部门询问张学良的病情。在他临终前的18天，还在病床上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部长，向他交侍一定要设法关照好张学良。谈完这件事，周恩来吃力地说：“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再谈。”说着，就昏睡过去了。周恩来，十亿人的总理，在他生命的垂危时刻，不仅牵挂着祖国统一，而且念念不忘这位“快慰平生”的朋友。
周恩来曾遥祝张学良“善自珍重”，可“后会有期”还未实现，为了这个民族他已累得先去了。这不能不是天大的遗憾！
然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谊却天地长久，精神永在！
自信互信团结御侮——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与张冲的交往
张冲，字淮南，最初是国民党“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的部属，是他们办理对苏外交及对中共谈判的副手，最后直接受蒋介石指挥，成为国共两党间的“桥梁”。张冲与周恩来接触最频繁、来往最密切的是1936 年到1941 年五年多的时间里，虽然他们各自代表所属党的立场和观点，以公事公办为原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共合作的发展，他们的情谊却日渐加深，彼此推诚相见，即使两党关系一时恶化，也没有影响这种友谊。正如1941年11 月9 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悼张淮南先生》所言：“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是的，周恩来与张冲的接触交往，都是围绕团结抗日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并为之而互相信任。每当遇到问题发生争执时，双方都能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的话来互相勉励。
1937 年2 月9 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历时一月，张冲带着蒋介石的意见，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这时，国民党有人放出口风：“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闻之后坦然处之，并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同。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由于西安会谈因为顽固派的阻梗，致谈判收获不大。接着周恩来到杭州、上庐山、终至南京，历时7 个月，同国民党举行了五次灭式谈判，终于扫除重重障碍，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作为自始至终全过程参加这场历史性谈判的国共两党代表周恩来和张冲，前者充分展现了政治家的杰出才能和外交家的非几天赋：而后者总是积极参与，热心投入，富有诚心。对此，周恩来感受颇深：“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张冲为人豁达，性情随和，加之他见多识广，所以思想较为开朗，容易接受新事物。在民族斗争的革命浪潮中，在国共合作的交往中，他受到周恩来思想、作风、品格、才干多方面的影响，耳濡目染，思想认识提高快，进步大，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比如，周恩来之所以能在1939 年春到浙江、安徽等地视察，同年夏天义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是夏，周恩来回延安。事先，国民党当局已同意他北返延安。但当周思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故意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正当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今后，亲自送到机场，直至周恩来上了飞机、起飞。事后，他愤慨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而周恩来给张冲的帮助教育则更多，除了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及时给以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具体事实来纠正其偏见。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出售屡遭特务的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还认为
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制止措施。1941 年1 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张冲看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于地上，两手交于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一言不发。《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千古绝句“千古奇冤，江南一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有关揭露事件真相的社论报道。国民党顽固派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不仅指使特务无理没收报纸，殴打报童，而且去《新华日报》社门市部捣乱。2 月中旬的一天，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学门前盘桓交涉达两小时之久。当夜，中共工作人员陈家康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张冲出此悲言，是有些道理的。正如周恩来所说，国共合作“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风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侵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志，变其神态。”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也就是张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两党裂痕加深，局势日致恶化。“今岁一月事起，二月报童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恩，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周恩来语）就在这时，在国民党内的一次会议上，当张冲谈出国共应继续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顽固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地将茶杯向他掷去，幸而未中。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甚至准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他对时局极为忧虑，并预感到顽固分子可能向自己下毒手，心情非常沉重，终日郁郁寡欢。他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岳飞、秦桧，我们是忠，他们是好。我们是顾全大局的，他们是不顾大局的。”
一天，张冲又叫来至信部属嘱咐说：“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的折冲，很有意见，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暗杀的。”说毕，取过信笺，给家属立下遗嘱，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恻，你必须把保险柜里我与周恩来先生来往信件，全部烧毁。”可见，张冲先生是随时准备为国共合作以身殉职的。
然而，张冲还没有遭到顽固派的毒手，却不幸于1941 年6 月感染恶性疟疾。他起初不以为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团结奔走操劳。
就在张冲患病期间，周恩来数次前往探视慰问，张冲于病榻还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
最后一次见面，张冲还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后任国防部二厅厅长的郑介民）保持联系。当时，日寇飞机日夜不停地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加之气候炎热，医护难免不周。8 月11 日，张冲在重庆郊外云龙旅馆山洞里病逝。
张冲为之奋斗的两党团结抗战，距胜利还有较长一段路，他夙愿未了却先去了，国共两党都为之痛借不已。当然，那些反共顽固分子则当别论。
11 月9 日，张冲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社大礼堂举行。会场内外，挽幛高悬，哀乐低回。蒋介石亲临祭奠，并撰送哀辞：“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在众多的挽联中，中共领导人的几幅特别引人注目。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联名致
送的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比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朱德、彭德怀送的挽联为：“国士无双，斯人不再；九原可作，万里相招。”叶剑英、李克农送的挽联写道：“豺虎尚纵横，大局岂堪重破坏；巴渝多雾瘴，忠魂何忍早游离。”
与张冲从对手到密友的周恩来，在时局艰难险恶的情形下，对张冲的过早去逝大感哀痛：“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他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短联当哭，既表哀思，更忧思局。周恩来还与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辞。他讲到最后，感情激动，语不成声。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指导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出悼念张冲专页，并亲笔撰写《悼念淮南先生》，肯定张冲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劳神焦思”，“奔走坛坫”；称颂他“独持正义”，“力维大局”。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表达了对这位同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国民党的爱国志土的高度评价。
患难相济真诚合作——与张治中相处相知
周恩来与张治中相处始于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担当军事研究委员。后俩人都调到入伍生总队，周恩来任党代表，张治中当总队副。这样他们接触就更多了，而且配合默契。
张治中起初对工人、农民革命运动所知不多，对政治斗争兴趣淡漠，只醉心于军事教育。自从与周恩来相识后，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他听周恩来讲马克思主义、讲工农运动和中国前途。从此，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思想逐渐进步，把周恩来奉为良师益友。
张治中出身寒微，青年时代吃过许多苦，因而他从感情上向往共产党。在这种环境下，他萌发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念头，并首先向周恩来提出。当时周恩来非常高兴，表示请示组织后即给予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对张治中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解放后，周恩来曾与张治中回忆过这段往事，张颇有感慨地说：“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转折，如果当时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历史就得重写了。”
1925 年7 月，蒋介石在组建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时，任命张治中为副官处处长，主管人事和事务工作。当时张治中建议，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应由周恩来担任。但蒋居心叵测，始终不允。张治中深为遗憾。
1926 年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张治中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而周恩来则随军由前线转到上海，俩人的接触至此中断。
“四·一二”大屠杀前夕，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逐渐暴露。一天，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原张治中军官团连长陈赓突然找到张治中，说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张治中非常关心周恩来的安全，问陈赓：“恩来先生现在何处？”陈赓答道：“已到上海”。张治中将旅费交到陈赓手上时，一再叮嘱：“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后告诉他，行动务必小心！”显然，张治中已嗅到火药味。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张治中出任湖南省主席，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驻在武汉，有时到长沙，与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研究工作。这样张治中与周恩来中断十年的交往得以恢复。
1938 年，武汉被日寇占领不久，湖南长沙发生了大火事件。火烧长沙是蒋介石下令并指定张治中负责执行的，张对部下也有明确指示；但执行人员误信谣言，仓皇间未经请示批准，没有放空袭警报就擅自到处点火，张治中从睡梦中惊醒时，大火已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局势无法控制，酿成了一场惨案。张治中明知闯下大祸，惶惶不安。事后，周恩来由郊外回城，看到张治中焦急、憔悴之状，详细询问了情况，在指出他责任的同时，也给以亲切的劝慰。并通过《新华日报》对国民党军事抗战不依靠群众而实行所谓“焦土抗战”的政策提出批评，又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这无疑给面对各方责难、一片要求惩办的呼声中之张治中，是莫大的安慰。张治中后来终生难忘周恩来这次对他的亲切关怀，充分体现了患难之中的真挚情谊。
1945 年秋的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张洽中作为邀请毛
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建议人之一，又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同坐专机赴延安亲迎。
周恩来在这些过程中，再三叮嘱张治中要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找到张治中问：“文白兄，你把毛主席接来了，让他住哪啊！”张答：“委员长不是安排了一处房子吗？”周恩来幽默地说：“那么阔气的房子，我们主席住不习惯呀！”张治中这才恍然大悟：周先生是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并慨然应允：“如果毛泽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住我家的房子吧！”在其他问题上，如警卫问题、接待问题、会议程序问题等等，张治中始终与周恩来密切配合，遇事主动同周恩来协商解决，处处体现出真诚合作的精神。
10 月10 比经过40 天的谈判，国共两党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第二天一早，张治中又把毛泽东送回延安。在去机场途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是真心要和平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张治中又谈起这段往事说：“你答应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在毛泽东走的当晚，周恩来在桂园宴请张家的亲属和全体眼务人员，和大家一一握手、敬酒，并赠送了延安生产的羊毛筒子、毛线等礼品。
10 月12 日，张治中返回重庆。次日就踏上了赴新疆与三区人民革命代表谈判的路程。到新疆后，他没有辜负周恩来的重托，经多方努力，把盛世才关押到监狱的131 名共产党员和家属，派专人专车并配有医务人员，行程月余，送抵延安。这批干部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 年元旦，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第三次宣布下野；李宗仁上台代行总统，迫于战场形势，又有了这年4 月那次北平谈判。这次又是张治中与周恩来分别为各自党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南京政府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拒绝了在协定上签字，致使谈判再次破裂。
其时，南京急电，召张治中等速回上海，预定23 日飞机来接。
这天，周恩来来到张治中住所，向他分析一番形势后深情地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情真意切，态度温和而又坚定，张治中深受感动，终于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
23 日，南京接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北平上空，请求降落。周恩来果断地指示机场指挥台回答：“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降落，两天后再来。”飞机只好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返回南京。这实际上是周恩来为挽留张治中等人设下的缓兵计。同时，早在谈判破裂时。周恩来已暗中指示南京和上海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将张治中的亲属集中在上海，由专人负责，设法坐下一班接代表团的飞机安全抵达北平。地下党组织接到指示后，全力以赴，胜利完成了任务。
这一天，周恩来兴冲冲地找到张治中，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张治中一直没有反应过来。“什么客人，我认识吗？”“是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说着他们一起乘车到西郊机场。不一会儿，一架飞机徐徐降落，从上面走下来几个人，张治中一看不禁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是他的夫人、孩子及其他家属。亲人团聚，大家都兴奋得抱在一起，张治中揉着发红的眼睛，深情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所有这一切，事前张治中及家人都不知道，周恩来替朋友办事就是这么
稳妥、细致、周到，促使张治中决意留下来，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而获得了新生。
起初，张治中对留下来还有顾虑，担心别人说他是国民党员，现站在共产党一边是投机，经周恩来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放下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了。建国初期，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参加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1954 年国庆五周年，毛泽东举行授勋典礼，亲自授予张治中一级解放勋章。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解放以后的20 年，无论各项工作或历次政治运动中，张治中都受到周恩来的帮助和教育，使他能注意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狂潮中，面对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抓，张治中受到了周恩来的全力保护。
周恩来与张治中在近半个世纪的长期交往中，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时期，两人相互支持、患难相济、亲密合作。道义相砥砺，生死亦可托。他们的友谊是非常真诚的，真可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肝胆相照尊重信赖——把宋庆龄珍爱的禾穗画上国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避居重庆。她虽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仅有一楼的自由，但通过廖梦醒和王安娜仍然与周恩来保持经常的信函联系。
1942 年冬，宋庆龄邀请周恩来出席为欢送董必武回延安举行的茶餐会。为了热情款待大家，宋庆龄请名厨做了十几道菜。周恩来望着丰盛的筵席，笑着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直一点说，似乎从没像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了口福。”一席话说得大家开怀大笑。
在炉火的照耀下，壁炉架上挂着两株稻穗金灿灿、黄澄澄，十分可爱。这是入秋后，宋庆龄到农民家里访问时带回来的。这时，一起参加茶餐会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大声赞叹：“你们瞧，多好看哪！这两株禾穗简直像金子铸成的一样！”
“这比金子还要宝贵呢！”坐在她身边的宋庆龄站起身来，从壁炉架上摘下禾穗，托在手上继续讲道：“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她说得大家点头称是。
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来，走过去接过禾穗，放在右手中，用左手深情地抚摸着，颇有感慨地说：“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打下了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宋庆龄含笑颔首，连说“谢谢，谢谢！”她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看到了金光闪闪的国徽。..
1949 年春，全国解放在即，毛泽东与周恩来系念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全，于1 月19 日联名致电宋庆龄，祈请她“命驾北来”，参与指导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周恩来特别叮嘱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同志，派出宋庆龄最信任和最可靠的同志，将电报送往上海，并且当面向她致意。要求在港同志：“第一，必须秘密而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字里行间充满着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尊重和关切之情。宋庆龄从金仲华、廖梦醒手中接读电报后，十分感动，当即用英文写了复信，深切感谢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盛情邀请，再次表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其时，只是因为宋庆龄身体欠佳，暂不能启程北上。
6 月21 日，上海己告解放，毛泽东与周恩来又分别亲笔写信，并委派邓颖超持信赴沪，敬请宋庆龄来京。周恩来还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做好宋庆龄北上护送工作，调派头等卧车，绝对保证安全。8 月28 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宋庆龄乘2252 次专列到达北京。毛泽东、周恩来亲临车站迎迓。在9 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宋庆龄热情洋溢地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会上，她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周恩来没有忘记7 年前在宋庆龄住所所见、所论的两株金黄的稻穗。在周恩来建议下，这两株禾穗画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
热情关怀悉心培养——与班禅大师的交往
周恩来是班禅大师最早接触的中共党内高级领导人。而班禅是1943 年被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迎往青海塔尔寺供养，其时才5 岁。到1951 年这位十世班禅也不过是13 岁的少年。因此，周恩来一直非常关心班禅大师的成长，在工作中非常尊重他，充分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在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特殊作用。
班禅与周恩来第一次会见是在1951 年4 月27 日。13 岁的大师率领堪布会议厅（班禅属下的办事机构）的僧俗官员40 余人到达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有关事宜。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为班禅接风洗尘。
13 岁，毕竟还是个少年。他一脸稚气，在一批饱经风霜锻炼的共和国领导人面前，更显得年幼，自然有些拘谨和紧张。但是，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孩子。活佛这一特殊身份，确定了他的特殊地位：从小备受优崇，接受过教育，懂得礼仪。他向周恩来献了一条质地优良的洁白哈达，以示崇敬。两人虽然在年龄和资历方面相差很大，但周恩来对他十分尊重。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西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谈判到班禅在京活动，从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到藏民内部的团结..内容十分广泛。13 岁的大师虽不能全部理解谈话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但他已经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巨人，不但是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导师和长辈。
谈话结束，周恩来陪班禅步入宴会厅。在入口处，总理停步，右手微微弯曲，伸出左手，请班禅先行；少年大师则双手合十，稍稍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总理先行。席间，总理不断地给大师夹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尔还讲一点烹调技术。整个宴会上，班禅很少说话，他不时转动着那双聪慧的大眼，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周恩来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和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眼睛，都给少年大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对别人说：为了能直接听懂周总理的讲话，我要好好学习汉语。
在整个谈判期间，周恩来指示有关领导，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要十分尊重和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在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关怀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一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也得到应有的恢复。
周恩来和班禅第二次相见是在1954 年9 月。班禅同达赖一起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两位佛爷到达北京时，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在整个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到他们的住地看望，对他们的参观访问、饮食起居都亲自过问。
为了进一步建设西藏，1955 年3 月9 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西藏工作。经过会前充分的酝酿协商，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对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一协议的通过，使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也密切起来了。
3 月10 日，周恩来举行宴会，为达赖、班禅送行。席间，周恩来、达赖、班禅都发表了充满情谊的讲话。班禅在讲话中表示回藏后，一定为加强民族
团结，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巩固西南国防而努力奋斗。
1956 年11 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和班禅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他们到印度后，在印度的藏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公然成立所谓“西藏政府”，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企图阻止达赖和班禅返回祖国。其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分别会见两位大师，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使他们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进一步明确了方向。班禅向周恩来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照中央的安排办，绝不会接受外界的影响。他严厉谴责极少数分裂分子背叛祖国的阴谋活动，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拥护祖国统一。在结束纪念活动之后，班禅摆脱了分裂分子的纠缠和干扰，于1957 年1 月29 日毅然乘飞机先期返回拉萨。
在1959 年4 月的二届全国人大上，21 岁的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这之前，周恩来已发布命令，任命他为西藏肉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这样。班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从此，他来来往往，到北京的机会多了，同周恩来的接触也多了，聆听总理教诲、向总理学习的机会也更多了。
班禅精力充沛，责任心强，经常是昼夜不停地紧张工作，为平息叛乱、推动西藏民主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两藏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工作中有什么重大问题，班禅都直接向总理请示汇报，总理也总是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和具体指导。班禅大师曾多次讲过，周恩来和他不仅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而且是导师和弟子、长辈和晚辈的关系。
然而，正当西藏的民主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由于“左”的错误日益严重，班禅也遭到厄运，1961 年后，在西藏对他公开批判，并撤销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的职务，只保留全国政协常委一职。
1964 年底，周恩来担心班禅这位26 岁的大师在西藏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便调他离开拉萨，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生活上依然享受很好的照顾。
1966 年夏，“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北京不仅是风源，而且是漩涡与中心。西藏民族学院的红卫兵到北京串连，同中央民院和首都高校的红卫兵联合，要揪斗班禅。
周恩来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班禅多方保护。他一再劝阻红卫兵说，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加以保护，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交给中央；也可以背靠背的批判，但不能揪斗。
8 月下旬的一个黑夜，少数红卫兵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擅自翻墙闯进班禅住处，抢走班禅，用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他们私设公堂，任意审讯，随意打骂。班禅据理抗争，就说他“不老实”，还用尼龙绳把他捆绑起来。稍后，又把班禅拉出去示众，说他是“叛国头子”、“最大的反动奴隶主”..后来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派解放军加以制止，明确表示要文斗，绝不容许采取侮辱性的斗争方式！他还指示统战部徐冰部长和刘述周副部长，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你们自己受揪斗，也要把班禅保护好。徐、刘随即与总理联络员及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赶到中央民院把班禅转移走了。而刘述周副部长却被红卫兵揪住，说他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校园批斗..
随着“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不断升级，需要周恩来保护的人太多了：周
恩来有时也实在无能为力了。1968 年夏，班禅再次蒙难，以“监护”的名义又把他监禁起来，一关就是九年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依然惦记着、关心着班禅，想方设法保护他的安全、恢复他的自由。
1971 年林彪事件之后，一大批干部相继获解放，周恩来就曾考虑给班禅安排工作，但因各种阻力，未能实现。1974 年3 月10 日，周恩来会见科威特客人，由阿沛副委员长陪同。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特意请阿沛副委员长提前到人民大会堂，商议班禅的问题。周恩来提出：应该让班禅出来工作。阿沛当即表示赞同总理意见。可是，随着“批林批孔”的发展，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再次受阻。
1976 年元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班禅在狱中听到这一噩耗，感到十分悲痛。他为国家失去这样一位好领导而痛心，更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因为了解自己、关心自己的至尊师长去逝了，今后谁来关心自己，自己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呢？！
度过了整整九年又八个月监禁的班禅大师，直到粉碎“四人帮”一年后的1977 年10 月，才重获自由。
1988 年4 月4 日，班禅大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这段辛酸历史，满怀感激之情地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
可以说，班禅以一个少年灵童成长为国家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无不浸透着周恩来热情关怀、悉心培养的心血。
特赦功德林常客西花厅——帮助溥仪实现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爱新觉罗。溥仪。包括汉奸政权伪满洲国在内，他一生当过三次皇帝。新中国成立后，他实现了“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周恩来则是直接推动者。
1950 年7 月21 日，溥仪结束了在苏联的五年“收容”生活，被遣返回国。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两名解放军军官单独接见了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前来接你回国！”溥仪清晰地记住了“周恩来”这个名字。
1959 年12 月14 日，是溥仪获赦抵京后的第五天，一辆卧车疾驰而至，从什刹海西岸的前井胡同接走了翘首以望的溥仪，周恩来要在中南海接见他。
走进西花厅，与溥仪同一天从北京功德林特赦的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邱行湘、卢濬泉、郑庭芨、杨伯涛、陈长捷等10 人已先一步到达了。当周恩来以及陈毅、习仲勋、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等一起走进会客厅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周恩来挥手示意请大家就座，开始一个一个地交谈起来。
溥仪是被接见者中唯一与周恩来昔日没有师生或部属关系的人，然而他丝毫没有受到冷落。周恩来不但一一向他介绍陪同接见的各位领导人士，还亲切地与他拉家常。他们谈满族旗人的礼节，服饰以及不同于汉人的相貌特征等等。不过，昔日皇帝第一次面对人人敬仰的周恩来，仍显得很拘谨，谈话中间常常引以自咎，说自己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傀儡，一再检讨。周恩来笑了笑温和地说：“你过去已经检讨很多，不要再做检讨了。有时间可以写一些回忆录嘛，为祖国多做一些工作。”于是，溥仪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遂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在抚顺撰写《我的前半生》回忆资料的情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在第一次接见过后1 月零12 天的那个下午，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再次接见溥仪并宴请他和他的七叔载涛、四弟溥任及6 个妹妹。这次接见中，周恩来同溥仪交谈了如何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问题，还面商了工作安排问题。周恩来对他说：”你后几年进步了，但不能说巩固。改造，第一是客观环境，第二是主观努力。”刚刚跨进新生活的溥仪，及时得到了周恩来的教育和引导。
周恩来还当面了解溥仪的知识基础、身体状况、兴趣和爱好等，力图给他安排一个最合适的工作。周恩来征询溥仪：“你想搞哪种工作？”“想搞轻工业或在公社中都可以。”溥仪答。周恩来说：“我看找找各部的研究所，一半学习，一半做工，既照顾你的身体，也学一点自然科学。”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溥仪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研究热带植物。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溥仪的二弟溥杰特赦后，非常想接妻子嵯峨浩回中国团聚。但是溥仪认为嵯峨可能是日本特务，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他特别反对弟媳回国。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溥仪与溥杰哥俩之间结下了别人无法解开的疙瘩。最终还是周恩来出面促进他们家族和睦，并喜搭鹊桥，使溥杰夫妇得以团圆。溥仪分配到植物园时，完全不道知这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而他也并不想再要求什么照顾。他曾经得到过大清帝国，却还不曾认真感觉几回，就过眼烟云似地去了；他也曾得到“满洲帝国”的虚假宝座，却在自己的人生层面上留下了一片耻辱；现在他又得到了一座绿色王国，这
里有纯洁而清新的空气，有广阔而自由的天地。他满足了，甚至陶醉了。
但，周恩来仍在操心着，为这些公民的前程安排和设计更理想的方案。
1960 年12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国务院的小轿车把溥仪和溥杰又一次接到中南海用恩来家中。
“欢迎你们皇家二兄弟光临！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周恩来热情的问候。
“谢谢总理关心，问总理和邓大姐好！”溥仪似乎对这里一切都熟悉了，也回答得自如。
周恩来在详细听取了溥杰关于工作安排的心愿之后，又问溥仪在植物园半年多有什么体会？溥仪十分满意地表示，他喜欢那里的生活，熟悉了劳动者，学到了知识，每天都觉得有意义。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表扬他进步了。这时，周恩来关于特赦人员工作安排的总体方案已经形成，消息也逐步透露出来了：劳动以一年为期，然后就转入文史资料的撰写、整理、研究和编辑等业务工作中去。
1961 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统战部设宴招待留京的两批特赦人员。李维汉部长、徐冰和薛子正副部长以及国务院童小鹏副秘书长都参加了宴会。就在这次宴会上，徐冰副部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当场宣布，第一批特赦的7人在全园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名单里，第一位就是溥仪。这些人的待遇也由劳动期间每月发生活费60 元提高为每月工资100 元。溥仪听了宣布，无比激动，即席发言说：党和政府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给予我们令人满意的安排和高于国家17 级干部的优厚待遇，这是完全出乎所料的，我发自内心地感谢。
周恩来对溥仪的再婚也很关心。溥仪的“福贵人”已于1957 年与他正式离婚。周恩来在接见溥仪及其家属那天，曾风趣地向溥仪建议：“你还得结婚啊！这事你七叔得给张罗张罗吧！”载涛爽朗地笑了起来，他对着周恩来也对着大家十分高兴地说：“这一回就让他婚姻自由吧！”
后来，周恩来曾再三敦促溥仪的再婚事，还不无幽默地说：“你是皇上，不能没有皇娘哟！”不久，由文史资料专员周振强和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的热心撮合，溥仪认识了北京市朝阳区关厢医院的女护士李淑贤。经过4 个月甜蜜的热恋之后，1962 年4 月30 日，他们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举行了世人瞩目的婚礼，又是七叔载涛任主婚人，200 多位宾客出席。如果不是为了“五一”节活动的特别繁忙，周恩来一定会在这个场合露面的。他虽然没有来，却派了一位代表——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次日下午亲往溥仪家中祝贺。
周恩来对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很重视。他虽顾不上仔细阅读全部书稿，但当他翻阅一半的时候，就认定了它的价值。在周恩来直接关心和悉心指导下，溥仪对《我的前半生》进行了浩大而艰难的修改，终于在1964年3 月公开出版了。
《我的前半生》一经问世，立即引起海内外一片赞誉声。一位外国人说：“如果溥仪不是处在北京政权下，他的著作也许永不会出现，因为一个中国皇帝来写他自己的历史是没有先例的。”另一位外国学者说：“本书是难能可贵的文献，它是第一部中国君主的自传；这位君主的一生，始自爱新觉罗的封建王朝，迄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国王和皇帝中，无人有过像他这样变化多端的经历”。
最后几年，中国的末代皇帝患了肾癌。为了治好他的病，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尽管没能阻挡死神的降临，毕竟让溥仪的有限生命得以延长。
1967 年10 月17 日，溥仪停止了呼吸，因为那时正是翻天覆地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不可能给他一个全面而公允的结论，却是4 年之后，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给予他以公正的评价：“说句公道话，最后他改造得不错！”“你们读过他写的这本《我的前半生》吧？从他来说认识是提高了。不到60岁就死了。如果不是肾癌的话，一定会活得更长。使一个末代皇帝能有这样的觉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巨擘相争缓颊而安——建国后两次保护梁漱溟
1953 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梁漱溟顶撞了毛泽东，两人发生了争执。这一争执对于新政府中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重要事件。
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已久，当毛泽东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名职员时，梁漱溟已经显露出大学者的傲气。到了1946 年，蒋介石策划召开伪国大，民盟中的梁漱溟、罗隆基等人竟违反有重要主张和行动要事先共同商讨的协议，提出了一个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人民的“折衷方案”，送给孙科和马歇尔。此事遭到住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周恩来的痛斥，他当面斥责粱漱溟是想在共产党背后捅一刀子！建国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出于民主建国的大计，摒弃前嫌，邀请他们加入了政协和政府。这次梁漱溟顶撞了毛泽东，毛泽东可不留情了，他在1953 年9 月16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批判梁漱溟是“反动透顶”、“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的“杀人犯”。
问题已经上纲上线了，这使张澜、李济深、何香凝、陈铭枢等民主党派领导人着急了，他们想大事化小，保梁漱溟过关，并且找毛泽东和周恩来谈了梁漱溟的问题。对于梁漱溟的问题，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他从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决定缓颊保梁。但是梁漱溟却固执已见，坚持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毫不认输。一连三天，会议空气如同要爆炸一般异常紧张，无人敢为缓颊。怎么办呢？周恩来见事急迫，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先给上海打电话，找到沈尹默先生，再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先生到北京，一同规劝梁漱溟勉为自我检讨，以搭个梯子，缓解僵局，使梁漱溟能过关。周恩来这个办法一用，果然扭转了僵局，梁漱溟认错以后，毛洋东也就不再追究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梁漱溟一直“闭门思过”，故未惹出大麻烦。但到了1970 年，在政协直属组“宪法草案”讨论会上，梁漱溟又不甘沉默，开始讲话了。他针对林彪、江青飞扬跋扈时制订的“宪法草案”说：“我有两点意见，供当局参考，其一，现代宪法产生于欧洲，目的是限制封建国王个人权利太大，有了宪法后，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可今天我们的宪法不仅写上了个人的名字，而且连林彪为接班人也写在‘序言’里，我不赞成。其二，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元首，不知为什么在宪法草案中偏偏没有国家主席这一条？”
这两点意见如同两道电光，个个在场的委员们被吓得瞠目结舌，立即就有人喊：“这是恶毒攻击！”“必须批判！”讨论会上，火约味越来越浓。眼见粱漱溟直言相告要大祸临头，主持人当场宣布，将此情况向上级反映，听候处理。
可是不久，上级的处理意见下达，与人们预想的不同，上级意见大意是：因为是征求“宪法草案”意见的讨论会，所以提意见都是可以的，即便个别人借机放毒也不要纠缠。这样，粱漱溟又一次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梁漱溟虽然逃过了此灾，似仍心有余悸。他当时猜不透那个大胆保护自己屡屡犯上言行的上级究竟是谁？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知，是周恩来通过办公室下达了这个指示，有意放梁漱溟过关。周恩来继1953 年之后，在重大纷争中再次保护了梁漱溟。
举贤任能打破常规——1957 年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给导弹专家钱学森破格授衔，成为50 年代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一段佳话。
新中国刚成立，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即在想方设法回归祖国，他就是钱学森。为了寻找回国的借口，钱学森大步踏进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波尔的办公室，激动地对他说：“次长先生，我准备动身回国！”金波尔猛地一怔，惊异地睁大眼睛问道：“这是为什么？”钱学森回答说：“我的上司，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的无理迫害，他们甚至吊销了我接触机密的证书，联邦调查局正在罗织我所谓‘间谍’的罪名，有鉴于此，我决定回祖国去。”没等金波尔回答，他已经愤然离开了办公室。
金波尔气得双手打颤，他拿起电话，向移民局通报了这个重要情况，最后，他恶狠狠地说：“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于是，1950 年8 月的一个子夜，著名的“卡门一钱学森公式”的创造者之一钱学森，连同他的妻小和800 公斤书籍准备从洛杉矾乘加拿大航班飞机离开美国时，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将他逮捕，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中..
到了1954 年4 月，周恩来总理在参加日内瓦印支国际会议前，嘱咐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务必向美方代表提出钱学森回国问题，但是接触了10 多次后，仍被美国代表约翰逊以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发布的文件为借口，一点不松口。就在周恩来非常着急的时候，钱学森通过陈叔通于1955 年6 月转来一封信，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并说那个文件美国在1955 年4 月已经取消，但有关当局仍然扣着不放他走。
周恩来获悉后，高兴地说：“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方代表的谎言。”他立即叫外交部信使把钱学森的信转交给王炳南，不久，下令在七月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飞行员..
1955 年9 月17 日，钱学森和他的妻子蒋英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漂泊情思，踏上了祖国的海岸..为此，他的导师冯·卡门曾痛哭了一场，是他和钱学森、马林纳等门生一起使加州理工学院成为美国第一所正式研究火箭技术的大学，创建了世界第一流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了非凡的业绩，情感之深，可以想见。对于钱学森回国，周恩来在评价中美大使级会谈时说：“我们要回了钱学森，单就这件事也值得庆贺。”
1956 年2 月，钱学森博士向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工业意见书》，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描绘了一个实施蓝图。对此，周恩来主持了一次军委会议，专门听取他的报告和建议。周恩来还当即决定筹建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由钱任院长。1956 年6 月，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后向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提议：发展核科学和导弹事业。之后，1958 年6 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于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正式行文做出了研制两弹（原子弹、导弹）的决策。
1957 年7 月，聂荣臻按周恩来的指示，向苏联驻华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
希波夫，提出了希望苏联在尖端武器的研制方面给予技术援助的想法。阿尔希波夫表现热情，愉快地表示：“我本人同意，待请示我国政府以后再予答复。”7 月20 日，阿尔希波夫受权向我方宣布，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要求表示支持，并同意中国派代表团去苏联谈判。聂荣臻将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后，周恩来于8 月1 日致函布尔加宁，正式提出我拟派谈判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商谈有关尖端武器的发展和生产问题，并随即着手与苏谈判的一切准备工作。
但是，先遣人员带过对方的口信：他们的火箭，他们的原子弹设备，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官员或有相当高军衔的人才能参观。面对这一口信，不难明白其中的针对性，然而谁都觉得这个决定无懈可击。
时间很紧迫，周恩来和聂荣臻睡不着觉了。因为钱学森等一些科学家没有军衔。怎么办？要么按苏方的要求去做，但科学家去不成，计划必然落空；要么破格给科学家授衔！
授衔！周恩来的意见是授予他中将军衔。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正在为火箭所呼唤的祖国呼唤专家将军，突破暗设的障碍完成谈判与考察任务也需要专家将军。在美国人看来，他抵得上5 个师，在中国人看来，科学家是国宝。
事实上，钱学森回国后，国家便一直按将军等级给予待遇的。当时，钱学森看文件与少将同等，保卫工作按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工资是特一级，当时国务院进口了少数苏联吉姆车，周恩来拨给钱学森一辆。钱学森归国后，周恩来交待聂荣臻：要好好待他，科学家是我国的精英，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周恩来非常幽默地决定了这件事情。当年，美国政府派他跟着冯·卡门老师去德国柏林、不伦瑞克考察德国的V—2 火箭时，只授予他上校军衔。而那时他已为美国空军的火箭科研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周恩来说：列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且高薪聘用，那么一个忠诚爱国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一个将军呢？周恩来念了龚自珍写的一篇文章，诙谐地说：美国人还是满有度量，40 年代就给一个中国科学家上校当当。按照清朝的晋升制，他也该是当中将的时候了。
1957 年，中国许多有名望有贡献的大教授、大专家被打成了“右派”，陷入了千古之冤的囹圄。而在当时知识分子地位一落千丈的情况下，钱学森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擎着，成为天之骄子。
聂荣臻告诉钱学森：这是总理的也是中央的决定。这说明我们党和政府内始终有头脑清醒的巨人，这正是中国始终有希望的所在。
登门拜访委以重任——请李四光出任地质部部长
李四光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把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传达给李四光，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李四光见了周恩来以后，情不自禁地对亲人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从1948 年出席伦敦第18 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四光一直旅居国外。在此期间，党中央和周恩来始终盼望李四光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49 年9 月，身在国外的李四光就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 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听到党和新中国的召唤，当时还担任着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毅然拒绝随蒋迁台的命令，冒着被国民党扣留、暗杀的危险，决定返回祖国。
为保护李四光安全回国，1949 年11 月15 日，周恩来专门给吴文煮和王稼祥大使写了一封亲笔信。嘱咐他们：“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酝酿召开一次全国地质会议，周恩来指示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因李四光旅途困顿，一直等了好几个月。李四光听说周总理早就等他回来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深感党的信任，刚一到北京，就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请几位与他回来的同志找材料，查情况，找有关人员商议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一天下午5 点左右，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忽然进来两位同志对李四光说：“李四光先生，有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你。”李四光刚刚站起身，周恩来已经跨进了房门，一把摸住了李四光的手高兴他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你，欢迎你，祖国需要你呀！李四光完全没有想到，周总理工作那么多，会亲自来看望他。他紧紧拉着周总理的手，仔细端详着周总理，热切地说：“总理，你比前几年胖了。”
周恩来两手在胸前一抱，开朗地笑着说：“我听说，你回国来心脏病又犯了。这可要抓紧时间，请医生看看。还有，许大姐，你的高血压怎么样？也要好好地检查检查。这和在重庆那会儿不同了，我们有了人民自己的医院啰。”
周恩来又指了指桌上的地图、资料说：“你们在一起，真是一谈话就离不开本行啊！”大家都笑了起来。
李四光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地质工作的问题。周恩来认真听李四光讲究后说：“我们的事业正在开始，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当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那时候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你回来。有人说，李四光不会回来，到台湾去了，那是一种传言，我们是不信的。我说我了解他，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回来晚了一定是路上有什么困难耽搁了。你看我说得不错吧？”周恩来说完又笑了。
李四光听了周恩来这一番话，感动极了：周总理是这样信任自己啊！他本来想向周总理辞去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现在再没有勇气说出口了。
李四光详细地向周恩来讲了回国的经过和在国外的见闻，最后又讲到地质工作上来。他说：可惜过去搞地质的人太少了。旧中国顶多有二百多个，
有的还因生活无法维持改了行。
周恩来说：“是啊，蒋介石摧残科学家，压迫知识分子，有些有本事的人，也被他们糟蹋了。我们要先把这些专业人员集中起来，把队伍整顿一下，你看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委员会，你来当一段时间的主任，等到条件成熟了，再成立地质部？总之，我们要尽快地开展工作，进行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周恩来又问了他关于中国地质构造的特点、地质力学的理论，几年来国外科学的发展和英、法、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情况等等。他称赞李四光不盲从外国权威，创建了自己的地质力学，把朴素的辩证法带进了地质学；又委婉地建议他，今后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观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他说：地质力学对传统地质学是一场革命，要发展地质力学，必须以革命的世界观、方法论来指导啊！
时钟敲过了8 点，长安街上已是万家灯火。周恩来的汽车已经远去了，李四光的内心还激动不已。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等负责工作。为了报答党的关怀和周恩来的一片深情，李四光把自己的晚年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
病榻问候用人不疑——对李四光的关心与信任
李四光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周恩来关心李四光的身体健康，关心李四光入党，十分信任李四光的科学研究能力，极为重视李四光的意见。
1955 年1 月14 日下午，周恩来约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薄一波、刘杰在座。周恩来仔细询问了我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状况、人员、设备以及铀矿地质等情况：并告诉李四光、钱三强，中央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到时请带上铀矿探测仪器进行探矿模拟表演。
晚上，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约15 日下午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同李四光、钱三强一谈，并观看表演。信中，周恩来说：“下午3 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1 小时来汇报一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1957 年初，李四光患肾脏病，组织上送他到杭州疗养。3 月的一天，阳光温暖，春风宜人。吃充早饭，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到院子里散步。突然，一辆汽车开来，停在山坡下面的竹林旁边。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下车来，顺着小路登上山坡，健步向他们的住地走来。啊，是周总理！李四光喜出望外，快步迎了上去。
“总理这么忙，还来看我！”李四光紧握着周恩来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是趁着陪外宾到杭州参观的机会抽空来看望李四光的。他看到李四光精神很好，两人就亲热地谈了起来。
周恩来先谈了当时国际上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一些事件。接着告诉李四光，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党内很快就要整风了。他要李四光考虑一下，有什么意见尽可以提出来，帮助党搞好整风。他还问李四光自己对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些什么想法？他诚恳地对李四光说，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入党后，可以更直接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又说，入党是自愿的，要李四光好好地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和他所在单位地质部以及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再谈谈自己的想法。
这次谈话不久，李四光就因病住进了医院。李四光的病被诊断为恶性肿瘤以后，周恩来曾几次到医院去看望他。第三次看望他的时候，周恩来在病榻边又一次谈到了他的入党问题。李四光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我的入党申请书已经写好了，请党考验我吧。”
临走时，周恩来请李四光考虑是否请董老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董老对他了解得是很清楚的。周恩来这样关心李四光的政治生命，使李四光感动极了。从李四光当时的神情看，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使他在病中更加感到安慰的了。
1958 年12 月22 日，李四光终于光荣入党。他说：“我入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不过的事情！我活了70 岁，到现在，才找到了归宿。”入党以后的李四光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地工作。1959 年，他完成了科学名著《地质力学概论》一书。接着，又和其他地质工作者一起，在找矿，以及开发地热、地下水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
1966 年3 月8 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震情和震后所应采取的措施。会上，周恩来问大家：我们能不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预先知道地震的时间，那么就可以减少损失。周恩来问话之后，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陆续有人发言。有人作难地说，这个问题
不大好办。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地震预报国外搞了许多年都没有解决，我们更解决不了。
最后，周恩来转过头来，问坐在身边的李四光：“李四光同志，你的意见呢？”
李四光答道：“地震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发生是有个过程的，是可以预报的，不过还需要做大量的探索工作。”
周恩来听了他简短、明确的发言，非常高兴地说：“李四光同志独排众议，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这很好。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决心，有这样的志气！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我们的前人只给我们留下了地震的记载，我们就要给我们的后人留下预报的记录。”此后，李四光投入了探索地震预测的工作。
60 年代后期有段时间，北京周围地区小震活动很频繁，有人向国务院打了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北京将会有7 级地震发生，要求国务院通知全市居民都搬出去住，并建议毛主席也搬到帐篷里去睡。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开会，紧急通知李四光参加。周恩来在听了各种意见之后，又问李四光情况是否这样紧急？
李四光根据几个地应力台站的数据判断，无异常现象，就对周恩来说，问题不大，北京不像有大地震马上要发生的样子，最好不要发警报，天气那么冷，老人和小孩都出来过夜要冻病的。他还轻轻地对周恩来说：“最好毛主席也不要出来，万一受冻感冒了，怎么办？”
周恩来信任李四光，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不发临震预报。会议结束后，为了照顾李四光的身体，周恩来让他早点回家休息，自己却和大家一起，坚守工作岗位，直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后，才放下心来。由于周恩来采纳了李四光的意见，使人民群众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保证了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正当我国地震地质工作陆续取得一些进展，可望有所突破的时候，1971年4 月29 日李四光与世长辞。周恩米对李四光的逝世感到非常沉痛。他指示把李四光遗留的科研成果资料整理出来。
5 月2 日，周恩来参加了李四光的追悼会，并致了悼词，指出：“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作出了很大贡献”，“是卓越的科学家”。周恩来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遗志”，“向李四光同志学习！”
微言大义乘机解围——对钱正英的严格要求和精心保护
1950 年春天，苏北人民刚解放不久，就着手治理沂河。苏北地处淮、沐、沂、泗诸河下游，淮阴历来是洪涝严重的灾区，人们叫它“洪水走廊”。为了分泄洪水，在这里首先开挖了新沂河。可是，第一期工程开工后，就遇到困难，对这条新河，认识不一致，粮款又没有着落，工程没法进行下去。后来华东军政委员会派钱正英到北京找水利部请求支持。钱正英在招待所住下没几天，李葆华通知说：“总理要直接听你汇报。”钱正英喜出望外，没有想到能够见总理。李葆华带钱正英进中南海，因为第一次见总理，钱正英很紧张。到了总理的办公室，原来是一间普通的平房。周恩来亲切地和李葆华、钱正英握手。他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钱正英的紧张心情很快就消失了。周恩来耐心地倾听下情，询问了新沂河工程的情况。他对苏北解放不久就能办这个工程，十分高兴，并表示支持把工程搞好。钱正英汇报得非常清晰和十分有条理，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周恩来关怀下，开挖新沂河工作得到推进，到秋天，顺利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不久，发了一场大洪水，新沂河分泄了洪水，减轻了淮阴地区的灾害。
1950 年淮河大水后，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治淮会议，集各有关机关负责干部与水利专家，用了19 天的时间拟定了蓄泄兼筹的方案，汪胡桢、钱正英、肖开瀛、王祖烈等按照蓄泄兼筹的方案，制定治淮总体规划，定名为《治淮方略》。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内亲自审阅《治淮方略》的图文，认真听取了汪胡桢、钱正英的汇报，并肯定这个《方略》原则可行。中国大地上首次建成的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工程——佛子岭水库就是在《治淮方略》中第一次提出来的。
钱正英30 年代末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40 年代初参加革命，并在解放区做水利工作。1952 年，钱正英担任水利部副部长，时年29 岁，是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中最年轻的女副部长之一。1968 年6 月19 日，周恩来向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介绍钱正英时说：“她原是大学生，学工程，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到了解放区后逐步参加水利工作，很快当了副部长，女同志当副部长不容易。不能骄傲。”
在水利业务上，周恩来非常重视钱正英的意见。60 年代初，有关部队出于备战考虑，建议在苏北开一运河，得到了军队首长的支持。钱正英否定在苏北违反水利开运河而受到指责时，周恩来当即支持了钱正英的意见，并向军队首长作了认真的解释。1965 年北方干旱，河北、北京、天津缺水。1966年1 月28 日，周恩来听取天津王占瀛关于抗旱与生产安排的汇报。王说：“如果按5 亿4 分水的话，加上各方面的措施，最多只能种30 万亩水稻。我们的意见要保50 万亩水稻，不算去年已用的水，今年到6 月底给6 亿水，还得加上各方面的措施”。对此，周恩来问钱正英：“密云水库还有多少水？”钱正英说：“还有15 亿”。周恩来说：“拿出12 亿，北京、天津各6 亿”。钱正英说：“密云水库的水最好不要再重新分了。要从最坏处作准备。因此，我的意见维持原来的分水方案，6 月以后再说”。周恩来赞成道：“好啊！要留有余地嘛！城市和农村都要节约用水”。
钱正英既是水利部的领导又是党内的水利专家，周恩来对钱正英的要求向来是严格的，严肃的批评中，总是包含着希望。
1958 年，全国出现了大办水利的高潮。由于急于求成和瞎指挥，有些水
利工程建设没有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水电部也不敢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一次，一个大的水电工地发生了事故，周恩来把钱正英找去，严肃地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又红又专，遇到这种情况，别人不敢讲话，你应当讲话”。1959 年10 月，全国水利会议上，水电部曾设想提出在3 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钱正英等拿着文件草稿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哈哈大笑说：“3 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在周恩来的批评与说服下，水电部修改了这个口号。建国10 周年时，水电部在密云水库附近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水利展览馆。有位领导到水库参观，发现了这件事并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把钱正英叫去，询问有没有这回事。钱正英回答确有其事，并准备接受总理一顿狠狠的批评，没想到周恩来只是摇摇头，仅仅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会做这件事。”这句微带失望和痛心的话震撼着钱正英的心，不但激励着钱正英去改正错误，而且激励着钱正英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正英一度受到冲击。周恩来多次跟水电部军代表陈德三、张文碧谈“解放”钱正英的问题。
1968 年初，周恩来亲自向水电部的红卫兵头头解释：钱正英有错误也只是执行问题。并说：水利，“如果说最大的错误，那就是我们没有将几千年群众治水经验，正确的接受，坏的批判，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总理来负，应该受批判”。周恩来的苦口婆心，对说服红卫兵解放钱正英起了促进作用。
当时混乱中施工的刘家峡水电站出了事故。1968 年2 月日，周恩来嘱值班人员询问水电部军管会：如谈刘家峡水库问题“除军代表外，部长级是否有人抓业务，能否参加国务院业务小会？”其含意是希望懂业务的钱正英出来工作。2 月8 日下午，恩来在讨论刘家峡水库问题会议上，借着刘家峡事故，正式提出钱正英出来工作。后来，别的部也以周恩来解放钱正英的讲话工作，解放了一批干部。
红卫兵批判钱正英没有执行毛主席支持的“蓄（水）、小（型）群（众办）”的治水方针。对此，周恩来说：“这不是钱正英的问题”，“我们当时没有经验，都有责任”。同时，周恩来还从根本上指出“排（到大海）、大（型）、国（家办）”与“蓄（水）、小（型）、群（众办）”，“这两句话不能绝对讲，不能只要这不要那”。周恩来的讲话，不澄清了对治水的认识，而且保证了钱正英站出来能够顺利地开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升降沉浮的变化，往往是一夜之间。领人几个月不出面，很有可能是被打倒了。1973 年，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几次去玉泉山作手术，接受治疗。此间，钱正英因腿被摔断住进积水潭医院，好几个月没有出来。周恩来很敏感地对有关员说：“请查问一下钱正英的情况，怎么好几个月没有她的消息？”
几年以后，李先念、余秋里同钱正英一起回忆在“文化大革命”
动乱中周总理对钱正英的精心保护，李先念半开玩笑地说：“钱英啊钱正英，你要在总理像前天天烧烧香”。饯正英不相信九泉知，然而，思念却是永远的、不尽的。
守如处子动如脱兔——相机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1972 年1 月6 日深夜，“殊勋盖世间，直声满天下”的陈毅元帅停止了呼吸。
对陈毅怎样“盖棺论定”？这是压在周恩来心上的一大难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一直视刚直不阿的陈毅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狼狈为奸，把陈毅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诬陷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林彪集团垮台后，江青阴谋集团仍揪着陈毅不放。
如果客观地评价陈毅，实事求是地论定陈毅的一生，必将影响“文化大革命”，否定林彪、江与两个阴谋集团，肯定1967 年“二月抗争”及一大批老干部的作用。这是江青集团绝对不能容忍的。正因为如此，江青集团竭力降低对陈毅的评价，竭力降低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1 月8 日，毛泽东签发了陈毅的悼词，删去了“有功有过”四个字，这多少减轻了一些周恩来心上的压力。但悼词连头带尾六百字，简历占去一半篇幅。这对功勋卓著的陈毅是不公平的。
对于陈毅追悼会按照政治局通过的文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 人。周恩来心里很难过，这样低规格的追悼会对威震华夏、誉满中外的元帅外交家陈毅来说是够冷落的。
然而，陈毅一生功德在民，谁也埋没不了。连日来，周恩来的秘书不断接到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挂来的电话，许多民主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宋庆龄向中央写信，向周恩来打电话，坚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她说：“我深深地景仰他，因为他是一个胆识过人，具有真诚性格的人。”西哈努克亲王亲自打印了唁函，并向周恩来提出要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周恩来希望满足所有人对陈毅真挚情感的最后寄托；希望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使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西哈努克亲王这样的外国元首也能参加追悼会。但是，周恩来望着桌上政治局委员一一圈阅的文件，他沉重地叹息着，因为他无权改动政治局定下的规格。
10 日下午3 时，陈毅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中午已到吃饭的时间了，但周恩来怎么也吃不下，他在西花厅长时间地踱着沉重的步子，他在思索：陈毅不能就这样“盖棺论定”啊！这不仅对陈毅不公道，而且影响到一大批老干部的解放，影响到全国的政治局势。
下午1 时，“游泳池”来电话：毛泽东要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而且已经起床了，正调车去八宝山。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又惊又喜，迅速而果断地作出了提高陈毅追悼会规格的决定。他首先拨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大声地说：“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接着，他又亲自用电话通知康矛召：“康矛召同志吗？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中国领导人出席。”然后，周恩来又火速赶到八宝山进行安排。在追悼会上，周恩来亲自致悼词。
在悼念过程中，毛泽东动感情地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毛泽东还公开为“二月逆流”平反：“林彪是要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
毛泽东出席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以及毛泽东的上述谈话，这是对陈毅最好的“盖棺论定”。
周恩来依据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举动，迅速而果断地作出提高陈毅追悼会的决定，这是一个机敏过人的决断。这一决断不仅是周恩来对陈毅真实情感的流露，而且顺乎党心、顺乎民心，给江青阴谋集团的倒行逆施以当头一棒。这一决断不仅对推翻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陈毅的诬蔑不实之词，客观地对陈毅“盖棺论定”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进一步清算林彪集团的罪恶、打乱江青集团的阵脚、纠正极左思潮、解放老干部等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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