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人民联系群众——实现统一战线的根本途径
统一战线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什么？周恩来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总结自己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我们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一切活动又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然而，当周恩来还是一位爱国青年的时候，已经产生了朦胧而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即“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等论点。随着他世界观完全转到马克思主义，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这方面的思想日臻成熟。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总结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一切成功的根本经验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解放战争时期，他进一步指出：“因为中共为人民服务，二十六年如一日，一切依靠人民，才有今天的威信。”所以，他一贯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坚决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要向人民说真话”。“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1943 年，国民党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欲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并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失掉了靠山，叫嚣要取消共产党。为了制止这次反共高潮，周恩来予以严词驳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失掉靠山了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周恩来历来强调人心向背。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在山西临汾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就是说，得人心，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尽管在战争中一时失利，但最后仍然会取胜；失人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要成为孤立主义者，空架子，即使战争中一时打胜仗，但最后仍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无论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还是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都应验了周恩来的结论。
实践一再证明群众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因此，周恩来也总是要求做统陇工作必须面向群众，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实际上普遍都在做统一战线工作，首先是争取群众的工作。周恩来要求他们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他要求所有党员都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这些干部应当广泛地结交朋友，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的经验，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他具体地要求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一、与群众接近和联系；二、倾听群众意见；三、向群众学习；四、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周恩来特别要求“‘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可以看出，贯穿周恩来上述论述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为着人民的根本刊益，还必须面向群众，联系群众，学习群众；争取人民心
向党，取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既是他历史唯物论世界观的标志，也是他关于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之所在，换言之，坚持群众路线则是实现统一战线的根本途径。
互相尊重和睦相处——要与宗教界朋友长期合作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各少数民族宗教，都拥有自己的信仰者。1956 年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曾说：“中国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差不多有一亿了。”这说明宗教问题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能否正确对待宗教，是能否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它关系到团结千百万信教群众共同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事。
建国初期，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宗教的方针政策，包括：确定宗教信仰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思想意识问题，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障公民信教的自由权利，坚决摒弃用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消灭宗教的错误想法和作法；清除宗教内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政治势力，支持天主教和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反帝爱国行动，支持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等民主改革行动；等等。周恩来热情地赞同和支持宗教界的爱国民主的运动。
1950 年5 月，吴耀宗等基督教人士会同北京、天津基督教人士谒见周恩来，反映当时基督教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周恩来在百忙中约吴耀宗等人谈过三个整夜。在谈话中，基督教人士认为，中国基督教长期受帝国主义势力影响，这是它与新中国难以协调的症结所在。他们根据中国爱国教徒多年来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主张，决定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当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他说：“要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今天宗教界自己发起了一个民族自治运动，把近百年同帝同主义的关系清算一下。”他还赞扬说：“宗教团体本身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样，基督教会就变成中国的基督教会了。”
周恩来在谈话中对我国宗教界寄以殷切的希望。他指出：“宗教界（包括基何教青年会在内）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应该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就应该在民主与爱国的立场上，健全自己，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一个宗教团体，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与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如果这个宗教团体在政治上是拥护《共同纲领》的，是爱国与民主的，那么这个宗教团体便是对新中国有益的。”这些谈话对我国宗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努力革新，我国宗教伴随着深刻的社会改造，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废除了宗教压迫和宗教剥削，建立了宗教爱国组织，宗教已经同国家政权、法律和教育相分离，宗教界人士和各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绝大多数是爱国守法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等等。
周恩来还论述过宗教现象的长期件。1951 年他谈到有人以为天主教徒“一分到土地就不信教了，天主教的基础就没有了。”他说：“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似的，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别说分了地的农民，就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会有信教的。”1957 年，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他列举共产党内有的农民党员怕鬼的例子说：“宗教是会长期
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乓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周恩来还指出：”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显然，对宗教长期性的估计，是把它作为一种范围广泛和根源深厚的社会现象来考虑的。
既然宗教的存在具有长期性，那么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就显得非常重要。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根据信教肉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予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坚持“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建国后在《共同纲领》和宪法上相继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周恩来在社会主义时期反反复复地阐明：“中国的宗教信仰政策是在实实在在地执行着的。”
周恩来认为：“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他希望宗教界朋友要有这个信心。“这便是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当然，我们也不隐讳我们之间的不同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共同纲领》是四个阶级合作的基础。从各界来说，宗教界也是合作者之一。”因此，周恩来一再号召：“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因为“这对我们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互助合作是有利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根据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原则，还引申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
无疑，制定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并促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乎等友爱共同发民——坦诚热情地与少数民族交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维护祖国团结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周恩来不仅是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决策者、民族政策的精心制定者、阐释者，而且是推动这些政策付诸实施的组织者。他坦诚、热情地与各民族人民广泛交往，在交往中加深感情，了解民情，启发、教育、感化各民族的各阶层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周恩来在民族交往中，灵活运用各种沟通方式，排除交往中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他在这方面的艺术堪称一绝。
首先他以平等求沟通。周恩来自青少年时代就是一个没有民族偏见，热爱中华各民族，立誓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的革命青年。他的亲密战友马骏、郭隆贞、向警予就是少数民族的优秀代表，回族女革命者刘清扬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周恩来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因此，“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是汉族，“地大物博”则在兄弟民族区，所以，“各民族不分大小应互相依存，互相团结才有利”。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由于历史上汉族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汉族统治阶级要么把少数民族同化，要么就把少数民族挤到边疆和生产条件差的地区，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得不到发展因而落后了。周恩来认为要承认历史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要多作解释工作，说明今天的中国和过去不同，不会再去压迫少数民族了”。在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上，周恩来强调汉族要主动替少数民族着想，相互间要以对方为重，“凡事都‘求其在我’，不要只说人家的错处”，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求得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周恩来的民族平等思想还体现在他非常重视各民族的心理感情，他特别要求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应注意了解兄弟民族的心理感情，学习研究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他说：“风俗习惯常是一个民族一个，因此，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因此，要研究、了解少数民族，“就要同他们建立强烈的感情”，“要下去，到实际工作中去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显而易见，这种平等合作，互助互爱，互相依存，共同繁荣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思想是周恩来重视民族工作，关怀各民族同胞，以一种亲情态度与广大少数民族人民交往求得相互沟通的思想根基和行动准则。
其次，注重语言沟通。语言文字是人类相互沟通的主要特征。口头诺言交流则是最经常最直接的沟通方式，其优点在于迅速表达思想、感情并获得反馈。因此，如何使语言达到最佳沟通效果是一门艺术。特别是少数民族，因其语言、文字障碍在社会交往中受到一定限制。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和关心。他不仅坚决贯彻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自由的政策，组织调查研究我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关怀民族广播事业发展和书报发行工作，而且大力提倡各族人民，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要互相学习民族
语言、文字，同时他还要求自己学习民族语言，并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视情况尽量使用，促进相互间的情感交流。1959 年10 月，他亲赴包钢为一号高炉建成出铁剪彩。剪完彩，他指着高炉问当地同志“高炉”用蒙语怎么说？翻译告诉他叫“乌恩德尔召合”后，他立即高声对在场的同志们说：“现在内蒙古大草原有了这么大的‘乌恩德尔召合’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很了不起啊！”
1962 年6 月，周恩来视察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群众见面的时候，用朝语向群众热情问候：“东木得尔，安宁哈西木尼呷！”（同志们，你们好）这个同语比较复杂，汉族人不易讲清，但周恩来却讲清楚了。望着欢腾雀跃的人群，周恩来感动他说，这是毛主席的威望，党的威望。临别，他又用朝语向群众挥手高呼“塔希玛纳希达！”（再见）
1965 年，周恩来视察新疆时，每到一地见了汉族干部就问学会维语没有，见了民族干部就间会不会汉语。他总说：“不能通话，怎么能交心，谈问题呢？短短几天他学会了好几句维语。见了维族同志就用维语问候：“亚克西木？”（你好）一次，他接见西藏军区文工团藏族学员时，多次称赞他们汉语说得好，并表示：“我以后也要学藏语”。简短的语言，凝聚着周恩来对少数民族人民赤忱的爱，深厚的情。
再次，善于非语言沟通。除了言语沟通，人类在社会交往中还有非言语沟通的许多方式，其中以手势、表情、运动体态等方式来加强沟通效果。周恩来在民族交往中也经常使用非言语沟通的方式来克服语言不通，民族刁俗不同所造成的交往障碍，表达对少数民族的友爱与尊重。最典型的事例要算1961 年3 月，他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城与傣族、布依族、拉枯族等少数人民群众共度傣族新年——泼水节的生动情景。
泼水节期间，周恩来曾三次穿起傣族服装与群众一起欢度节日。到景洪的第二天，他先找当地干部了解傣族的风俗习惯，然后换上对襟布扣的白衣衫和大腰身的咖啡色裤子，头上扎一条水红色头巾，穿起一身地地道道的傣族服装在澜沧江岸边和群众观看赛龙般和放高升。望着傣家装束的人民总理，各族群众热泪盈眶，连呼毛主席万岁，周总理好。泼水节早晨，周恩来又身着傣装先到曼厅寨视察。当看到傣族农民在荔枝树下跳象脚鼓舞时，他接过一只象脚鼓挂在身上与群众一起跳起来。开始泼水时，周恩来到达景洪街头。开始群众都用柏枝蘸着银碗里的清水礼节性地洒在总理身上，周恩来也照此向群众泼洒。当总理看见有些群众用大盆泼水时，也拿起一个大盆泼起来，各族群众一下消除了拘束，纷纷用大盆向自己的总理泼来。依照傣族习俗，泼水节时，水泼得越多越热烈就表示彼此越亲近、越尊重。警卫人员要用伞给周恩来遮挡，他让把伞收起来，说：“不要紧的，要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样”。他对当地干部说：“傣族群众的每滴水都是热呼呼的，我一点都不感到寒冷”，“只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才能和各族人民心连心啊！”水花飞溅，映出道道彩虹，把身着傣装的国家总理与普通少数民族群众亲密无间欢度民族节日的感人场面映在历史画卷之中。各族人民每回忆起这一天都激动万分，他们说：“周总理泼的不是一般水啊，而是甘泉，甘泉落在我们身上，甜在我们心里！”
穿一身民族服装，跳一段民族舞蹈，泼出一盆盆向征友谊的银水，映出一张张笑脸，这些热烈感人的画面，这些动态的沟通效果，是再多的语言也难以表达的心灵感应和情感交流。适时而自然地运用非言语的动姿沟通方
式，是缩短交往主客体之间距离，排除因历史的因素造成的沟通障碍的有效途径。作为一位全国各民族的总理，能这样由衷地去作，是非常可贵的，它一下子拉近了总理人民之间的距离，这种精神的吸引力、凝聚力是无法估量的。
总之，周恩来善于运用语言和非语言方式与少数民族群众相互沟通思想感情的娴熟艺术，达到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维护国家团结统一，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功能和交往目的。
以诚相待感动盟友——加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
周恩来一生全方位、多层次地结交了无数“畏友”、“净友”，成为他们最尊重和信任的共产党人。这是因为周恩来一贯尊重盟友，对他们以诚相待，真正做到了与他们肝胆柏照。
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具有真诚性，而真诚性就是指对盟友态度诚恳，不留水分不掺假。
他为统一战线工作制定的工作《守则》第二条就是“：谦诚的态度”。他历来强调对盟友“宜采取严格的态度，批评宜真诚”；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弯张，而要仁至义尽”。他在《论统一战线》这篇发言中还说：“有人说我们只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我们还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他着重说明了争取他们的方法我们同国民党不同，“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压迫”与“合作”形成鲜明的对比。“合作”显然是与同盟者平等相处，进而达到感化和率领他们一道前进的目的。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1946 年初，他总结国共会谈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四要四不要”的原则，每条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建国后，他多次强调各党派朋友间要相互商量，“彼此要推心置腹，要有基本的信任。”仍然讲的是对盟友要真诚，他还曾对夏衍说过：“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周恩来不仅要求所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这样去做，而且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对民主党派的批评建议，周恩来总是虚心倾听，从善如流。盟友的话“只要有一点是对的”，他都非常重视。黄鼎臣曾回忆他1949 年作为致公党选派的代表，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情况：“我们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他非常重视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意见。”
周恩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经验，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在交友上他更强调要交诤友、畏友。所谓·‘畏友”与“净友”，就是说，“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净友了”。他还要求“党内外应该相互多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朋友。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出意见的。”而周恩来本人在这方面的典范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坚持一生，乐此不倦。交友的目的在于广泛地团结盟友。在这方面周恩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与朋友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他不仅认真听取各种朋友的批评建议，还要求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还要求对盟友的意见“哪怕只有一分是对的都应接受，然后再对不正确的部分加以分析批评。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朋友，在共同战斗的几十年中能够做到甘昔共尝，并肩前进。
周恩来对盟友以诚相待，还特别表现在他对盟友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怀，抗战胜利后，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因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于1946 年7 月中旬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向园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惩办凶手，安莽死者，通令全国追
悼，抚恤死难者家属。接着又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含愤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杀害李、闻的罪行，指出这，赤课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稍后，他又发起在上海、重庆等地为李、闻举行追悼会，并亲自为二位烈土写了悼词。7 月25 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因躲避国民党迫害而受刺激太深，劳累过渡，也突然去世。周恩来得知后，痛心疾首当晚就向党中央发出了《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的电报，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他还面示潘汉年、伍云甫，对进步朋友“要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政治方面亦需时时照顾”。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因抨击官僚资本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周思来积极奔走，多方营救。马寅初获释后因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周恩来又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刊登其《中国工业化与民主》一文，并付以最高稿酬。1941 年在重庆，著名戏剧家洪因政治黑暗，生活困难，对前途悲观，举家服毒自杀，被人发现，经抢救脱险。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前往探访慰问，并资助其生活和医疗费用。诸如此类关心盟友疾苦，急盟友之所急，帮盟友之所需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正因为周恩来对盟友以诚相待，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才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周恩来曾要求“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到我们是在领导。”这也是他在领导统一战线中高超领导艺术的经验之谈。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都发过这样的感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虽然程度不同的受到迫害、摧残，但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初衷不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在周恩来的份上。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对国民党这个阶段性的同盟者，周恩来仍主张同他们以合作的真诚态度相处。华北事变后，民族危亡加深，共产党首先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但经过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毕竟有过血海深仇，要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统一战线，其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周恩来却能在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毅然向蒋介石通函寄语，向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的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这封信是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前数月写的，当时根本未料将要发生事变。嗣后，西安事变爆发，把周恩来参与和平解决事变的实践同这封政治书信对照起来看，充分说明共产党、周恩来态度诚恳，说话算数，信义昭昭，可表天日。尽管如此，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其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此强彼弱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转化，其一党独裁专制的统治政策始终不肯改变，致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反共摩擦此起彼伏，接二连三，造成统一战线的发展更加曲折，抗日战争的进行更加艰辛。然而，终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性、一贯性、灵活性和真诚性的合力作用下，经过这次统一战线，最终赢得了民族解放的真正实现。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周恩来对盟友以诚相待，感动盟友，能把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实现最大限度的孤立顽固派。这一点，不仅为中国人民称颂乐道，而且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很高的赞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从内心发出感慨，“周恩来是我深感敬慕的人物”。日本友人称誉他“具有毫无私心、诚实而又有容人雅量的罕见的品格”。
以理服人打动盟友——使统战对象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在统一战线中处理内部事务及多党派相互关系的重要方式只能是政治协商，而在政治协商中必须以理服人，不能强加于人。
在1946 年1 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总结了阿共两党在抗战开始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两个时期举行会谈的经验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这就体现着以理服人的思想。周恩来说，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对于这一点若能处理得更好，一定可以树立起一个协商的楷模。过去许多纠纷，常因不能互相协商，徒然引起隔阂，树立更多障碍，朋友间处理一件事尚不能如此，何况两党的事，关系国家人民的事！”他强调：“我们希望，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对于国家人民的大事，能在协商的空气中求得解决。”
周恩来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同时靠“领导者起模范作用”。领导群众应该这样，那么，领导统一战线同样应该这样。周恩来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跟着周恩来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在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益，却又不自居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毫不烽芒毕露。..从没有听到他对朋友指手划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实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地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
周恩来这种以理服人的高超艺术，也深为国际友人所佩服。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曾回忆道：周恩来“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无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深入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
依靠这种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工作，周恩来常常使许多党外人士不顾个人安危；克服各种困难，为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党外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抗战初期在大后方开办了数十家“生活书店”，宣传抗日民主思想。国民党中央多次用威胁利诱办法，要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办书店“合营”，都遭到邹韬奋的断然拒绝。而周恩来要邹韬奋派生活书店人员去解放区创办“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邹韬奋却认真实行。1941 年，邹韬奋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将生活书店的资金和人员转移到香港，开辟新的文化阵地，进行抗日民主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周恩来为了扩大我党在学术界的影响，经常参加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侯外庐等组织的进步学术工作者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当时，读书会把宣传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一次，大家正热烈地谈论昔这个话题时，周恩来来了。他听了一会儿发言后便平静他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一席
活，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把大家说服了。他还强调，学术上的是非真伪，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切不要强加于人。强加于人不仅达不到目的，相反还会失去群众。
建国后，周恩来特别强调，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党员干部在许多统一战线组织中担任领导，所以，更应注意这个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周恩来主张“有关改革问题，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上层人同意后再去进行。在协商过程中，必须用道理说服人，不要强加于人”。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改革问题讲的，但其基本精神，完全适用于对其它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似理服人的好处就在于理愈辩愈明，真理总要在几种不同意见的比较中得到补充和完善，在不断的斗争中得到发展，那么，无论是解决东南亚诸国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还是处理国内事务，周恩来总是深入浅出地讲清道理，以理服人。
积极引导帮助盟友——在统一战线内部集中各党派的进步性
在统一战线这个队伍里，各方面成员的立场、觉悟和水平差异较大，在协商人政方针时也难免出现不一致的意见，可能产生一些矛盾。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特别注意维护团结，引导进步。他曾教导做统一战线上作的同志：“对统一战线内部暗藏的敌人和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排除出去也是必要的。但排他性不能用在合作的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则要把各党派的进步性集中起来，要发展他的联合性，使之成为统一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旦统一战线的盟友出了差错，周恩来总是积极引导，耐心帮助，恰如其分地开展批评，立足于推动他们前进，避免粗暴地伤害他们。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与日本在4 月13 日签订了《中立条约》，国民党CC 派头子通过一位民主人士起草了一个声明，攻击苏联和斯大林。几位救同会的领导人不明真相，也在声明上签了字并公开发表在报纸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国际影响。周恩来和董必武第二天就约请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钩到黄炎培的寓所，再三向他们说明苏、日签约是苏联的一贯政策，不影响对华关系；中国抗战主要靠自己，苏日条约并不影响我们抗战；要谅解苏联的难处，不能因此损人中苏关系。周恩来的一席话使这几位民主人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尽可能挽回了影响。在此后的合作中，他们很注意大局，特别尊重共产党的意见。
周恩来历来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党内严格，对党外宽厚；对党外朋友既要推动他们进步，又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勉强。他曾说过：“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1945 年，中共南方局准备领导大后方文化人整风，这将是比较尖锐的思想斗争。当时周恩来在延安，便同董必武联名致电在重庆主持工作的王若飞，认为大后方整风只能限于党内，不能扩大到党外文化人，电报指出，积极引导党外文化界人士参加和推动人后方的民主运动，就是很好的整风：不能以在延安的要求来作为衡量大后方文化人工作的标准。这是周恩来和董必武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对大后方党外文化界人士的帮助与爱护。
周恩来经常强调对中间党派和团体的统战工作要坚持经常性、长期性和计划性；交朋友要认真和真诚，不是泛泛之交；要同甘苦，共患难，争取长期合作；对于进步力量，要帮助他们发展，把他们的发展看做是统一战线力量的发展；既要照顾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也要对他们的妥协行为予以批评帮助。例如，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压迫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采取拉拢其他党派的办法，企图孤立中国共产党。2 月20 日，蒋介石宴请各党派参政员，表示同意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并提出增加委员的人数，企图拉拢中间党派。于是一些中间党派产生了幻想。黄炎培等会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希望中共再做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周恩来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中共的立场，并提醒他们要认清蒋介石的政策，不要上当受骗。
在各个党派中，有的党派是右翼的，有的党派上层不好，有一些党派提出了一些错误主张，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针对不同的情况予以批评帮助。右翼党派只要有某一点和中共主张相同，就支持某一点；有些派别上层不好，就批评上层，影响下层；有些派别主张的办法是进步的，但其政治方针是错误的，就赞许其进步措施，批评其错误方针。总之，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
这些派别或团体能得到进步和发展。周恩来对统一战线的盟友敢于批评、积极引导，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
著名爱国老人沈钩儒被誉为“民主人士中左派的旗帜”。他的儿子沈叔羊在《爱国老人沈钧儒》一书中有《父亲与周恩来》一篇。书中写道：“父亲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所以能坚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他的思想所以能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这是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其中尤以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最为深刻。”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与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听周恩来一席话，有胜读十年书之感。”另一位工商界领袖古耕虞也深有感触他说：“像我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垄断企业的资本家，能够逐步地靠拢中国共产党，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这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这充分说明，正是由于周恩来的积极引导，热情帮助，才使一大批民主人士走上了革命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求同存异广结盟友——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
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阶层、党派、集团、以至个人，从各自利益出发，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上自愿结成的政治联盟。在阶级社会中，古今中外各阶级、各党派，都在力图建立统一战线，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都在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不管是否公开这样说，或者用别的什么说法。就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统一战线是实现和扩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就必须有它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共同的利益”、“自愿”结成联盟，规定了“同”，因为联盟的利益足共同的，所以是谓“大同”；“各自的利益”，规定了“异”，各自的利益对共同利益来说是从属的，所以是“小异”。这是统一战线的要求和特点。不然，它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会破裂。
“同”和“异”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又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大”和“小”，是相对的，不是指事物本身的性质而说的。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贯思想；“求同存异”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周恩来的一大贡献。
关于这一重要思想的红线早在大革命前后就勾画出来了。1923 年7 月，周恩来在他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中号召：凡是，“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大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卵翼下的北京政府。这条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只求反北京军阀政府之“同”，而存各自派别、信仰之“异”。之后，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国家主义派却攻击这是“阶级妥协”。周恩来批驳他们，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是为进行“国民革命”，走完这第一步，将来共产党还要走第二步——“打破私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指明了国共合作的“同”和“异”。
1926 年底，他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而“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在这里，周恩来用阶级的观点分析了结成统一战线的各阶级的“同”和“异”。
1938 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对周恩来说，“中共既实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明确地回答，“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这样，不仅坚持了国共合作中政治上的“求同存异”，而且强调了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根本区别，从而把蒋介石的“溶共”图谋打了回去。如果说前面这些论述只是有了“求同存异”的思想，那么把这一思想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表述出来，是在40 年代初。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复杂而艰巨的斗争中，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周恩来强调指出：“于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这是“求同存异”的第一次表述。
建国初期周恩来又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
存在差别是允许的。”这是对“求同存异”的具体阐释。他还进一步闸明：“人心不同，各为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这就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告诉我们，在事物的统一体内，“同”和“异”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也是互补的，“同”是基本的，“异”又不妨碍同，而且在“同”能够更好发展的情况下，二者都是必须的。那么，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必须是而且只能是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周恩来把这个方针贯彻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始终，不仅求大同存小异，甚或为了大同也存大异。只要统一战线的各方，在基本点上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尽管还存在很大分歧，周恩来都尽力联合这些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其基本点至少应包括：无产阶级为了孤立、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就应该尽可能多的寻找同盟者，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了求得“大同”，在必要时，还须作出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按照“求同存异”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统一战线中，必须尊重、照顾同盟者的利益；统一战线中有各种不同的同盟者，在政治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同”和“异”是有区别的。因此，在统一战线中有不同程度的同盟军，即既有战略同盟军，又有策略同盟军，既有直接同盟军，又有间接同盟军。如果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领导权而牺牲自己原则之“异”、同化于人家，或者脱离实际地要求人家自己都一样，这都是取消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同”和“异”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掌握变化、转化的“度”，对于统一战线中的朋友，哪怕是不太可靠的朋友，在政治上出现损害、破坏统一战线团结的问题时，只要还不是已根本转到敌对方面，仍然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尽可能维系团结与合作。至于已变为放，则坚决决裂；随着形势和革命任务的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统一战线的任务、要求也在不断发展。
周恩来不仅运用“求同存异”发展，壮大了国内统一战线，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建国后，在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 年的亚非会议上，又成功地运用“求同存异”的政治协商艺术，提出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开辟了现实途径，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从而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1954 年8 月，周恩来在阐明同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时就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是存异”。1955 年第一次既明确而又准确地表述了“求同存异”这一方针在“生气勃勃的反帝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含义。所谓“求同存异”就是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和相互间的个别争端“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共同点”，以求得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周恩来认为国家关系应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并说：“世界各国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们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加过这一面或那一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争取和平合作”。反在对外交往中，就是我们既不放弃原则接受别人的观点，也不要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在相互可能接受的范围内，按和平共五项原则解决双边或多边的关系问题。在以后
大量的双边或多关系发展中，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正是这种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处理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方针，促进我国同各种国家建立和发展了良好关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日内瓦会议后，朝鲜代表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也说过：“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了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美国杜鲁门时代的国务卿艾奇逊也赞扬周恩来“是当今世界上最能干的外交家”。一位日本记者也曾说过：“‘求大同存小异’这一引人的警句，也许是如实地概括了周恩来外交的独特风格”。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善于在求同存异中根据不同情况和对象，尽量争取异中求同，扬同抑异，存异待同，通过各种方法，发展和壮大国际统一战线，广泛结交朋友。
文教篇
善比中西情韵可通——日内瓦电影招待会为《梁祝哀史》更名
在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其目的是让世界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周恩来特别交待有关同志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束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字，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的同志放映了《1952 年国庆节》，能容纳350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观众纷纷向中国代表团握手道贺。但是，也有一个美国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周总理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代表团中许多人还没有看过，于是，在旅馆中进行了试映，但放映不久，观看的一些瑞士职工就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于是，代表团的同志打算搞一个15 页左右英文说明书，将片名译为《梁与祝的悲剧》，发给外国记者。
周恩来听到汇报后，立即指出：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然后，他出了一个主意：在请束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个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带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周恩来的这个主意是为了消除民族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隔阂，从人类共同的情感出发来沟通情韵，从而获得效果。此举果然奏效，放映之前10 分钟，席位全部坐满。放映过程中，全场肃静，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时，场中传出啜泣声。放映结束，观众还如醉如痴，掌声热烈，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周总理还让有关人员把影片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文化交流尊重对方——请蒙哥马利看口技和《抢椅子》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1958 年退出现役。1960 年，他曾访问中国5 天，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会见了他。
1961 年9 月，他再次来中国，并要求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他的要求。9 月9 日至9 月20 日，经过周恩来安排，在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等陪同下，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
9 月20 日傍晚回到北京，9 月21 日凌晨，周恩来找熊向晖到西花厅询问访问情况，熊向晖汇报了两个多小时后，正准备起身告辞。但是，周恩来不让走，又间熊向晖：蒙哥马利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
熊向晖从包头谈起，谈到在洛阳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了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
中间休息时，他走了，回到宾馆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
熊向晖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
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
熊向晖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
蒙哥马利说：“我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
熊向晖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蒙哥马利不吭声了。
听完这件事的介绍，周恩来严肃地对熊向晖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周恩来批评很尖锐，但熊向晖心悦诚服，还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周恩来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熊向晖：“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熊向晖答：“杂技，特别是口技。”周恩来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熊向晖说：“没有”。周恩来从柜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周恩来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周恩来马上打电话给俞沛文，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1962 年，英国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书中详述了他访华的见闻和观感，强调指出：“从长远看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这符合人类总的利益，有助于缔造一切国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这本书中，他还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枪椅子》的演出情况。
天下大乱保护文物——关闭故宫与制止炸毁少林寺
1966 年8 月1 日至12 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后，“文化大革命”掀起了新的浪潮，形势急剧地向全国大乱、全面内战的方向发展。8 月13 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凶狠地提出了“三条罢官原则”，开始组织全面夺权。8 月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林彪在庆祝大会上宣称“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而周恩来则在群众大会上强调“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同在一个讲台上，两篇讲话同经毛泽东审阅，立场和方针截然不同。
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恩来料知林彪的煽动性讲话必然会引起很大的破坏性后果，他情急之中，立即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并迅速作出关闭故宫的决定，要求马上执行，与林彪的讲话对着于，做出防范措施。深夜，紧急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故宫博物院的值班人员，电话里传达了关闭故宫的指示。随之，紫禁城东南西北四面的几重宫门隆隆的关上了。故宫内的国宝安然无恙。
不出周恩来所料，第二天一早，神武门下便冲出来几大群红卫兵，他们个个怒气冲冲，大叫“开门”，“开门”，但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奉中央指示，故宫已经关闭，任何人不得入内，“革命小将”们虽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无奈故宫的宫墙和沉重的官门不可逾越，只得乱呼一些口号离去。事过几日，周恩来恐故宫有失，又派来军队，守护在紫禁城的四周。这样，在“破四旧”的巨涛之中，故宫这座“头号封建堡垒”却安然无恙，未曾伤损一草一木。
在北京一片“破四旧”的打砸抢之中，河南省少林寺也未曾幸免。少林寺自1928 年被军阀石友三放火焚烧后，只剩下《五百罗汉朝毗卢》、《十三棍僧救唐王》，《锤谱》这三件珍贵文物。但红卫兵造反派们不仅要毁掉这些珍贵文物，而且要炸毁塔林。他们叫嚷：“和尚死了，竟敢建塔，明目张胆地为自己树碑立传，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将少林寺中的建筑能破坏的全部破坏了，最后运来一车炸药，埋满塔林，就要炸毁这些历代留下的遗迹。
面对红卫兵第一次大砸少林寺的举动，人们连夜报告封登县委，封登县委见有中央“破四旧”精神，不敢正面制止，只得上报给河南省委。省委又不敢决断，只得直接报告周恩来总理。此时周恩来正在开会，听说后立即指示制止炸毁少林寺的行动，通知河南省委立即执行。
于是，河南省公安局负责人立即带领一批武装警察赶赴少林寺，制止了这桩破坏文物的罪行。事后，少林寺高僧们众口齐道：“总理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古老文化有其负面——吸取古代文化发展毁坏森林的教训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的历史、浩翰的古籍、灿烂的文化，使每一个中华儿女引为自豪。周恩来充分肯定古老文化留下的丰富遗产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1957 年11 月4 日，周恩来接见埃及文化代表团时指出，古老民族一旦兴盛进步就极快，因为有底子。但是，周恩来也一再提醒：古老文化有好的一面，也有其缺点的一面。美国没有古东西，工业发展起来就快。古老文化太多了，会把我们拖住，妨碍学习新的东西。古老文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明显的拖累之一是破坏了森林资源。周恩来说，古老文化损伤了大自然，中国有林的山只有1％，好多都是荒山，古代人只知建设不知保护森林，后代子孙深受其害。“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
周恩来认为不仅中国独然，其它文明古国也有森林资源受到破坏的问题。1959 年9 月5 日，周恩来接见阿富汗首相纳伊姆时说，我在贵国住过几天，看到你们山多，你们和我们一样，因为文化古老，历史悠久，树砍得多了一些，你们也极需水利，这点给我以很深的印象。1963 年11 月，阿富汗王国内务大臣阿布杜·卡尤姆来访，周恩来旧话重提：我们共同的问题是，两国都砍伐掉很多森林，都是古老的文化地区，也是森林砍伐较多的地区。1964 年6 月21 日，周恩来对外宾说，文化越古，不知保护，树本越少，我去过的地方，如从尼罗河经过中东，中亚细亚到中国这片都如此。1957 年12月8 日，周恩来在报告我国建设远景时曾冷静地指出：我国的木材资源不够丰富。我发现越是文化古老的国家，树砍得越多。
周恩来认为，文化发展较晚是森林资源丰富的原因之一，而森林资源丰富是经济建设的一个有利条件。1958 年4 月2 日，周恩来接见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时说，你们的森林多。我们只10％的土地上有森林。你们在飞机上可以看到西北大都是荒山。我们的文化古老，但是树都被砍掉了，北方最古，砍得也最多。1960 年5 月，周恩来出访越南，同范文同会谈时说，你们森林的覆盖面积占全部土地1/3，而中国只有1/10。周恩来认为森林多是经济建设的一个好条件。1964 年6 月21 日，周恩来说，西北欧文化开始晚些，但保住了较多的森林，有好处。美国发展最晚，森林最多。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代都有反对滥伐林木、呼吁保护森林资源的有识之士。仅先秦古籍上就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管子》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孟子》说：“斧斤以时入山林，村木不可胜用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他们都主张在不影响森林资源永续存在的基础上去采伐利用。但是，几千年来林木一直是人们住、行、用的主要资源，伐林多于育林，森林覆盖面积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不断呈下降趋势。过去的学者都未能揭出古老文化与森林资源减少的关系，周恩来则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知酒懂酒保护名酒——茅台卫冕与保护水源
人们都知道周恩来饮酒有量，其实周恩来对中国的酒文化也颇有研究。
贵州茅台是国宴用酒，但是很少有入知道国宴上用茅台酒是周恩来亲自决定的。茅台酒虽然早在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就已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名扬四海，但在国内却反响乎平，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茅台酒还曾获此殊荣。50 年代，每瓶茅台酒不过2 元多，与汾酒、竹叶青等属同一等级。
1950 年国庆前夕，举国上下都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的到来忙碌着。开国总理周恩来更是毫不例外。在国庆节盛大的宴会上用什么样的酒来招待中外来宾呢？当时意见不一。周恩来毫不犹豫地确定用贵州茅台酒。
可是偌大个北京却连一瓶茅台酒也没有。由此可见当时茅台的知名度极其有限。但是，周恩来却深知茅台是中国第一佳酿。他亲自电告贵州省委书记迅速调运一批茅台酒进京。这一年国庆节的盛大宴会上，茅台酒堂而皇之地摆上了宴会桌。
此后，茅台酒名声大振，身价百倍。全国第一次评酒时，茅台酒登上了“酒皇”的宝座。
然而在1963 年全国第二次评酒时，五粮液跃居第一，茅台从冠军宝座上栽了下来——茅台未能卫冕。
这时，周恩来刚出访归来。他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全国第二次评酒名次的消息后，便调来样品，亲自品尝。周恩来断定样品是新酒，绝非老窖，不能代表茅台参加评比。他说，只有老窖经过勾兑检验合格的茅台酒才称得上是标准的茅台酒。
周恩来喜欢茅台酒，有时宴会上有冰淇淋，周恩来就在冰淇淋上滴几滴茅台酒再吃。有人见了也学着周恩来的样子在冰淇淋上滴几滴茅台酒再吃，果然味道不错。
周恩来还相信茅台酒能治伤风感冒。寒冷的冬季稍不留意，就会有点伤凤感冒，鼻子不通。每到这时，周恩来就常常叫卫士拿点茅台酒来，喝上一小杯，过不了多久，鼻子就通了，伤风也好多了。
1954 年5 月的一天，以周恩来为首的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湖滨旅馆大厅放映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越剧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招待各国记者。招待会上还备有茅台酒，供大家品尝。记者们被剧情和优美的音乐深深地吸引了。时近午夜，记者们还边品尝茅台酒边议论着影片，对影片和茅台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恩来回国后见到袁雪芬时高兴他说：“雪芬啊，向你恭喜！我们‘两台’（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茅台酒）在那里很受称赞呀！”周恩来对茅台酒的钟爱可见一斑。
在一次招待日本乒坛朋友的宴会上，周恩来把两瓶茅台酒送给了日本乒坛名将松崎君代，亲切他说：“听说你父亲酿过几十年的酒。请你把这两瓶酒带给他，让他尝尝我们中国的茅台酒。这酒度数虽然高一些，但不伤人，味道很不错。”松崎非常感动，一再表示感谢。
另一位日本乒坛名将获村见状忙说：“周总理，您上次送我的那瓶茅台，我一直珍藏着舍不得喝。一次朋友们来我家聚会，听说这是中国总理送的酒，都争着要尝一尝，不小心把酒瓶打碎了。为此我难过了好几天。巧的是当时
半瓶酒洒在了我的乒乓球拍上。以后每当我比赛处于劣势时，只要闻一闻球拍上的酒香，就会信心倍增，常常反败为胜。”
周恩来听了荻村的一番话，忍不住笑着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不然，我就会把茅台酒洒在中国小将们的球拍上了。荻村先生，看来你不但球打得好，而且还是位了不起的外交家呢。我给你和长谷川先生（日本乒乓球领队）每人也准备了一瓶茅台酒。”在座的人都被周恩来的话逗笑了。
为了确保茅台酒的质量，周恩来对茅台酒的水质十分关心，他常说，茅台之美，不仅在于它的工艺独特，气候、水质更是不可替代的条件。他多次指示要保护好茅台酒厂一带的自然环境，以确保水质的自然成分不受污染。1972 年，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上强调指出，为确保茅台酒的质量，维护国家民族的荣誉，茅台酒厂水源上游数十里不准建化工厂，不准污染水源。今天的茅台酒能够继续保持其良好的质量是与周恩来的关怀分不开的。
人分老中少少者占其一——尊重一个中学生对芭蕾舞的意见
周恩来对别人提的意见向来很尊重，即便是一个中学生的意见也不例外。
1964 年国庆15 周年前夕的北京文艺舞台十分繁忙，为了选出一批优秀节目向国庆节献礼，许多节目要在这时进行彩排。
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彩排那天，周恩来来到了剧场。按照周恩来的吩咐，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带着妻子和正上中学的女儿也来到剧场和总理一起观看《红色娘子军》的彩排。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描写了十年内战时期，海南岛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红色娘子军连，在党代表洪常青的带领下，遵照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教导，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巩固的红色根据地的过程。舞剧通过对洪常青、贫农女儿吴清华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如火如茶的伟大斗争。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请剧组编导、主要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一起开座谈会，征求大家对舞剧能否公演的意见。
雷英夫见在座的都是专家，便起身准备携夫人、女儿离开。周恩来叫住了他。周恩来笑着说：“雷英夫，你别走呀，你也可以谈谈你的意见嘛。”
雷英夫觉得此剧已经过周恩来多次指导修改了，在座的又大多是文艺界的行家，自己是门外汉，能提什么意见呢。于是就随口说：“舞剧很好，舞蹈也不错，我看可以上演了。”
这时，雷英大的女儿突然说：“周爷爷，我想提个意见，可以吗？”
周恩来把视线移向这位十几岁的小姑娘，鼓励地说：“当然可以。”
受到周恩来的鼓励，小姑娘的胆子大了起来，说：“有的地方，演员老在舞台上转圈子，我看不懂。比如，吴清华从恶霸地主南霸天阴森的地牢里逃出来后，一大群南霸天的狗腿子在后面如狼似虎地追她，她不赶快跑，却在原地转圈圈，这是为什么？”
雷英夫一听女儿的话，很生气，心想，当着总理和这么多行家，一个小孩子提什么意见。他嗅怪地训斥女儿：“你小孩子家懂什么，竟敢在总理、专家们面前胡说八道。”小姑娘委屈地呶呶嘴。
周恩来见此情形，就对雷英夫说：“哎，雷英夫，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随便阻止孩子说话呢？”
雷英夫解释道：“今天是听您的指示和专家们的意见，小孩子不懂规矩，胡乱插话，太不礼貌了。小孩子懂什么芭蕾舞。”
周恩来认真地说：“孩子说她看不懂，自有她的道理。她有她的代表性，人类有三分之一是孩子，难道我们的芭蕾舞出去后，不跟他们见面，不让他们看？”
是呀，人分老中少，少者占其一。周恩来能够这样尊重一个中学生提的意见，使雷英夫深受教育。
大力发展稳步前进——处理教育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周恩来在主张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屡屡强调教育发展要重视质量，反对不顾质量而片面追求数量。他认为，衡量教育发展不应单纯地看数量标准，更重要的是要看质量。与经济建设一样，建国后我国的教育发展在处理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红与专的关系上常常失衡，导致教育质量频频出现问题。
1953 年，根据我国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我国高等院校进行了一次院系调整。调整中，出现了一些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冒进的现象。有些院校不顾实际师资和力量，一味扩大建校规模和招生规模，一度出现了全面铺开、齐头并进的现象。这样，虽然在学校以及学生数量上较以前都有提高，但在质量上实际是有所下降。1953 年5 月29 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80次会议上批评了院系调整中这种“好大喜功，不求质量”的做法，他强调“要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是不进或冒进，也不是齐头并进。”12 月21 日，他署名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又指出：“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今后高等师范教育必须大力发展，同时，也必须注意巩固，提高质量。”他还说：“不顾国家建设的需要，不积极发挥潜力，不努力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以力求发展的保守思想是不对的；单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考虑可能条件，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盲目冒进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1955 年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速度一再加快，出现了盲目冒进的急躁情绪。教育部门也受到影响。1956 年9 月16 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做好人才的培养工作，必须正确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几年，我们有片面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这是必须纠正的。从教育部门说，应该积极地发挥力量，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增加学生的数量。从用人部门说，应该考虑到真正需要和实际可能，不要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以免由于盲目地增加数量而降低学生质量。”1958年后，我国教育质量的下降显得更为突出。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大跃进”的影响。1958 年2 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这样，各种学校一哄而起，在建校规模和招生数量上也搞“大跃进”。这样一种不顾实际的片面追求数量造成了教学质量的下降，有些学校缺乏师资和起码的教学设备，有名无实。第二个原因是1958 年，我国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一方针本是针对过去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实践的弊端而提出的，强调学校教育要密切联系社会实际。但是，由于在理解和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偏差，片面强调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而忽视教学，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简单地理解为学生参加一般的工农生产。这样，老师和学生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针对上述两种现象，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提出过批评。1959 年5 月28日，他在天津大学给师生们作报告时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主导方面，因为学生来学校就是为了学习。我们一定要认清主导方面，认不清主导就没有方向。他还针对天津大学在招生数量上的“大跃进”指出，天津大学是全国知名的大学，现在将近有1 万学生。万人大学在世界上能有几个？我劝你们要控制，不要老在数量上高速发展，学生人数再增加就不好办
了。当然，我们的大学生还要增加，但那主要是增加学校的问题。一个学校的人数有它一定的限度，你们达到一万就不少了。你们要保证教育质量，提高教育质量，如果你们再不断地增加数量，那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会降低质量，那就不是正确的教育方针。
1961 年4 月3 日，周恩来在一次人大会议上又指出，这几年的教育发展是相当快的。问题是要提高，要从数量的大跃进转向质量的大跃进。
在处理红与专的关系上，受极左政治的影响，片面强调政治上的，“红”，不要学习上的专，强调教学质量被诬为“白专道路”，遭受批判。对教育界的这样一种极左思潮，周恩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65 年3 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就指出：“现在有一种‘红而不专’的倾向，这是不对的。红，一定要体现在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上。外语是一种工具，我们出国留学的，酋先要学好它，掌握了它，才能学好专业，才能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不然，就加毛主席说的‘空喊口号’，什么搞革命，搞建设，都是一句空话。”1970年11 月20 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校师生代表时，对那种硬性规定每天练习外语只能一个小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学外语要天天练。夭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如果硬性规定一小时，其他时间就不许练，这种办法一定要脱离群众的。”“外语教师也好，外事工作人员也好，总是要练，要允许人家抽空练。人家挤点时间练，不要去干涉！”他鼓励在场的老师，一定要提高教学质量，要抱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否则，会误人子弟的。
办好共大科技兴农——支持和关心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建国后，一向重视农业的周恩来非常关注农业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他自始至终支持和关心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就是一例。
“共大”创办于1958 年8 月，校址在江西，是一所半工半读的高等农林职业院校。学校没有农学、林学、园林、畜牧、兽医等专业，侧重学习中等农业技术，为农村培养科技人才。
“共大”创办初始，就得到周恩来的关怀、鼓励和支持。1959 年夏天，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抽空把江西省的省长邵式平找去，详细地询问了共大创办的情况及今后的打算。周恩来说：“我国科学文化落后，农村更加落后，文盲还很多。我们的青年农民应该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不仅现在可以增加生产，而且将来还能够运用更新的技术，解决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问题。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农村培养科技人才，很好也很重要，一定要办好啊！”谈话结束时，周恩来亲笔题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名。
还是在八届八中全会期间。一天傍晚，周恩来吃过晚饭，出来散步，遇见江西省委负责人刘俊秀。周恩来立即迎上前去，说：“俊秀同志，邵大哥（指邵式平）说你兼任共大总校校长，这很好嘛！我给共大题了校名，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把共产主义和劳动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为农业培养一支科学技术队伍，这件事很重要啊！”
刘俊秀汇报说：“我省将近20 万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按两个农业科技人员计算，就得有40 万人的一支大队伍啊，这么多的科技人员，光靠农学院培养跟不上需要，还是靠共大来得快。”
“对！农学院和共大总校培养农业科技的骨干队伍，共大分校培养一般的农业技术人员，这样人数多，也来得快。”
刘俊秀又说：“总理，共大刚创办不久，经验还不够。而且，还有人反对，说共大是私生子！”
“就是私生子，法律还保护嘛！”周恩来笑了笑，又接着说：“搞教育，办事业还会没有人反对？反对也不是坏事，可以从反面促进我们把共大办好。”
1961 年9 月，周恩来到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9 月17 日，会议刚结束，周恩来就亲自来共大庐山分校视察。他站在山坡上，眺望着师生开发的一块块平整的梯田和一片片绿油油的茶园，高兴地说：“生产基地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既要学习好农业科学技术，又要搞好劳动生产和科学实验。”周恩来还和师生们一起座谈，听取大家关于学习和劳动情况的汇报。最后，他鼓励大家说：“学校办得不错，还要继续办好。同学们要努力学习。”
9 月18 日上午，从庐山下来到南昌的周恩来又在南昌宾馆接见了“共大”总校的师生代表。他用宏亮的声音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非常关心共大，非常支持共大，这次在庐山还给你们写了一封信。”话音一落，大厅里顿时一片欢腾，掌声经久不息。师生们满怀信心，表示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期望，把“共大”办好。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上一度对“共大”产生了种种非议。“共大”的日子很不好过。1963 年秋，江西省委派“共大”总校的三位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汇报，并详细
地询问了“共大”总校各系的课程设置、学习和劳动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周恩来都一一作了具体指示，为进一步办好“共大”指明了方向。
1965 年，“共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作了一些系科调整，增设了农业机械等系科。
1966 年夏天，全国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在武汉召开，周恩来由于工作繁忙，不能亲赴参加会议。8 月上旬，现场会进入讨论阶段，周恩来把全体会议代表召到北京继续开会。他对代表们说：“只有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才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会议期间，他还找到刘俊秀嘱咐说：“实现农业机械化，就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共大是培养农业科学技术人才的学校，有农机系很好，一定要办好啊！”
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共大”为农业战线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1977 年，“共大”总校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改为全日制，1980年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
关注现代国防筹建军事院校——四商建立解放军最高学府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继续完成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外，主要担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使命。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周边国际环境一直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的美帝国主义极力插手我周边国家事务，企图四面包围封锁我国。1950 年6 月，美国出兵入侵朝鲜，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同时公然以武力阻挠我军解放台湾。我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环境下，迅速发展军事教育，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就成为我国防建设的首要任务。
对我军干部军事素质有深入了解的周恩来更是感觉到发展军事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深知，我军大部分军事指挥干部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低，虽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对军事理论，特别是对像诸兵种大规模协同作战等现代军事战争知识还缺乏了解。1950 年6 月，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创办全军军事院校的有关事宜，以解决教育和训练全军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学会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问题。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商定：在战争年代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造和新建适应现代化战争条件的各类正规院校，各军兵种都要着手建立自己的专业院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和训练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
远在四川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得知创办陆军大学的决定后，心情非常激动。他立即致信党中央，请求辞去现职，去参与筹建陆军大学的工作。党中央考虑到他早年曾是苏联最高军事学府的优等生，一向注重并长于军事理论研究，便批准了他的请求，派这位身经百战、威震中外的军事家去办陆军大学。
11 月初的一天上午，周恩来邀请刚刚奉命到京的刘伯承和原华东军区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陈土榘等陆军大学筹委会的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商谈学校的筹建问题。
会议开始后，刘伯承说：”总理，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
周恩来用笑声鼓励说：“你搞得好，搞得好。你有儿个特长：一有学问，二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
随后，周恩来、刘伯承和其他成员一起研究讨论了陆军大学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和学校的组织机构及有关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几天后，周恩来又约刘伯承等人谈话。首先，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军大学的指示，并告诉说，为办好陆军大学，已决定从苏联聘请一批顾问来学校帮助工作。
在请苏联人当顾问的问题上，我党有过教训。中央苏区革命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了解我国具体国情，却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搞瞎指挥，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鉴于这样的教训，刘怕承坦诚地提出：“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可是，叫专家就超脱了。他当他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我的问嘛！”
周恩来略加思索，当即赞同刘伯承的意见：“对，对，叫专家好。”此后，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规定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中国的苏联专家仍
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者和过去未按顾问名义所聘的苏联方面的人员，一律称专家。
接着，周恩来就陆军大学的正式校名、校址、干部人选等问题，与大家一起磋商。刘伯承建议：今后空军、海军还要发展，叫陆军学院太局限，可考虑叫军事学院。周恩来综合刘伯承等人的意见，最后确定：（一）为了便于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原拟陆军大学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二）校址暂设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待条件成熟后再迁北京。（三）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作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军事学院各级机构。
两三天后，周恩来第三次邀请刘伯承等人继续商谈军事学院的建校问题。
在谈到教学方针时，周恩来说：“就是要在人民军队现有的军事素质的基础上，熟悉并能指挥各技术兵种和陆军步兵的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和通信联络，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在谈到军队文化课教学问题时，周恩来又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军队学员的文化水准低，但只有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因此，一定要搞好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教学。”
鉴于在军队中选调合适的教员有困难，刘伯承建议：有一些起义、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可以利用。他们当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有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既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也懂一些军事。周恩来当即拍板肯定了这一建议。他说：“行啊，可以让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陆续从学校每期的毕业生中选留一些任教。”他还说：“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要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人民军队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提议由刘伯承召集筹委会成员根据这二次会议商谈的精神，尽快地搞出一个办校的书面综合意见，然后再开一次会讨论定案，报中央军委批准。
1950 年11 月13 日晚，周恩来在西花厅召开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军训部和军事学院筹委会负责人会议，讨论刘伯承、陈士榘拟出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对《意见》的部分条款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三天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汇报座谈修改《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的情况，建议予以批准。当天，毛泽东、朱德批准了这个《意见》。
1951 年1 月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宣告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此后，军事学院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指挥人才。
经济文化一车两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1952 年10 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56 次政务会议上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这是对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关系的科学表述。文化建设离不开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也离不开文化建设，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周恩来认为革命和建设归结到一点都是为了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建设更是直接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人民的生活水平包括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的需要包括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同步地协调发展。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如果脱离对方片面、孤立地发展，都会带来不利后果，不仅不能满足人民的全面需要，并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局限。
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指出经济建设要处于中心的、首要的位置，文化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财力、物力，不能超越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展。人们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精神劳动。对于那种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大办教育”、“大办文化”，他曾多次提出批评。
但是，周恩来也一贯重视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文化建设搞不好，必然会拖经济建设的后腿。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文化建设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也“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
文化建设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人才的培养。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和建设革命政权，改善人民生活，准备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等十分艰巨的任务。周恩来及时指出，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许多条件，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是人才、干部。他说：“我国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他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是不行的”。“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周恩来从战略的高度，一再提醒全党要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今天我们国家“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国家“需要人‘急’，需要才‘专’。”1951 年，周恩来在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大力培养建设人才。因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页，我们都需要人才。这两年我们常说，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任何了一个部门工作一开展，马上就会提出专门人才、技术人才不够的问题。水利部只治一道淮河，就感到工程技术人才不够”。
怎样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人才？周恩来强调，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不能单靠某个方面或领域的工作，必须通过全社会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他主张，必须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各部门的人才培养。除正规的小学、中学、大学以外，“要重视工农速成学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把工农速成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放在与其他学校同样重要的地位”，企业部门也可举办短期的训练班。对训练内容周恩来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1952 年7 月25日第146 次政务会议讨论劳动就业问题时说：“过去我们举办的训练班一般
都是进行政治训练，讲‘猴子变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常识。今后的任何训练班，都应该有业务训练，像革大一类的政治学校，今年下半年也应加强业务与技术训练”。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
周恩来关于经济文化一车两轮的思想，关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以适应国家建设发展需要的思想，在当时的国家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交篇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处理朝鲜停战谈判问题
1950 年10 月3 日我出兵朝鲜之前，周恩来同印度大使谈话时指出：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并重申，“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但是狂妄的美国军政领导人无视我国的严重警告，悍然令其军队越过三八线。我志愿军才不得不出动。可以说，我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也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所以，在12 月7 日，即在第二次战役后，周恩来就手拟了停止栩鲜冲突的条件。这说明他的深谋远虑。
1951 年l 月11 日，美国突然向我提出了停战谈判的建议，要求在钥鲜立即安排停火。周恩来敏锐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反攻，将美军赶到了“三七线”，解放了汉城。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愿也无力向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并且担心再打下去，不仅可能失败，而且可能被撵出朝鲜半岛。为避免彻底覆灭，美国急于停火谈判。他认为，尽管这时谈判对我方有利，但还不到火候。周恩来一是考虑到美军和谈并非有诚意，是一种缓兵之计，二是想争取更大的战果。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征得同意后，调去了大批部队，又组织了大的反击，经与敌人在“三八线”上反复争夺，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
1951 年6 月30 日，第五次战役刚刚打完不久，“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命向我方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我方举行停战谈判。
周恩来认为时机成熟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军速胜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时，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一方面准备持久作战，一方面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作为帝国主义的头号大国，美国是很傲慢的。谈判一开始，它就横生枝节，不断挑衅。面对这样的对手，周恩来要求我方坚定地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有利于朝鲜问题最终的和平解决；同时又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作一定的妥协，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
当时，停战谈判主要围绕四个问题。一、确定军事分界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维持反映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平衡的状态，挫败了美方蛮横索取朝鲜北部大片领土的野心。二、停战的安排与监督。在这个问题上，我方坚决拒绝了美方借机干涉我内政的图谋。三、关于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我坚持停战协定中应规定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加以讨论，美方最后勉强接受了。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我方也作了一定的妥协。四，战俘遣返问题。这是谈判中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问题。
停战后双方交换全部战俘乃国际惯例。1949 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也有明确规定（即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因此，交换战俘本应是个简单的次要的问题。但美方与李承晚集团公然践踏国际公法，强扣战俘，并假手这个问题阻挠停战协定的签订达一年半之久。其实质是美方是否下决心停战的问题。
美方从四个方面向我施加压力：一、在会场上炮制“一对一”交换。“平
民顶战俘”等谬论，拒绝全部遣返我方被俘人员。为迫使我方接受其极端无理的要求，动辄单方面休会，十分无礼。二、操纵联合国通过相应的决议，以壮声势，欺骗舆论。三、在战俘营中制造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对我战俘人员进行“甄别”，强迫刺字、按手印、写“血书”、转移营地、谁要求遣返即遭毒打、截肢或杀害，甚至挖心割肉，以恫吓其他战俘。四、在上甘岭地区发动攻势，继续进行细菌战，加紧轰炸中国边境城市，扬言要扩大战争。
我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甘岭战役，我一个半月歼敌2.5 万，美方大惊。我方宣布准备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时为止。对美方进行细菌战、轰炸我领土的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强烈抗议。对美方叫嚷要蒋介石集团出兵在朝鲜后方两栖登陆，我作了准备。对美方强扣和虐杀我被俘人员的暴行，周恩来和我代表团发表声明详加揭露，并以我广大被俘人员可歌可泣的反抗和斗争证明美方所谓的“强迫遣返”是站不住脚的，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联合国大会在1952 年12 月3 日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企图迫我接受。周恩来致电联大主席，指出这是在战俘问题上以强迫扣留的“原则”为基础的决议，支持了美国的错误立场，是在中朝没有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因此是非法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周恩来和我方代表团的坚定立场使美方骑虎难下。“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谈判顾问、美驻日大使穆菲惊呼，战俘问题是美国的“弗兰肯斯坦因”（在一部有名的英国小说中，一位生理学家制造了一个怪物，名叫做“弗兰肯斯坦因”，最后自己被这个怪物所毁灭）。这正像当时周恩来分析的，艾森豪威尔本欲做出强硬姿态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了自己。因此，艾森豪威尔新政府上台后不久，从总的战略出发，不得不改变那种破坏和拖延谈判的政策，开始实行转弯。1953 年3 月28 日美方提出先交换伤病战俘就是一个信号。
具有非凡政治头脑和外交眼光的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美方的新动向，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恢复谈判。以此为契机，为推动停战的实现，周恩来指示我方采取了自谈判以来最关键的步骤，也是最大的让步。
1953 年3 月30 日，周恩来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建议，即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回归的战俘，而将其余的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权利能得到尊重。他指出，这一建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约》的遣返原则，也非承认有美国所说的“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我方被俘人员继续流血而采取的新步骤，以便使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有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周恩来的这一建议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欢迎。
对周恩来提出的把暂时不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的建议，美方以存在实际困难为由加以反对。周恩来又指示我方作出让步，遂同意将他们交由设在朝鲜非军事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一定时期，以便他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行使被遣返的权利。6 月8 日，双方终于达成最后协议。这一协议虽采纳了原先印度向联大提出的有关提案中的某些步骤，但与该提案也有很大的不同。印度提案要把最后剩下的战俘交联合国处理，而联合国当时是交战的一方，这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况且，当时美方气焰尚高，还不想真正作战，只是要逼我就范。周恩来认为，如果我们那时让步而接受印度提案，就等于在压力下示弱，正中美国下怀，这是不可取的。
停战后，战俘问题仍是斗争最尖锐的问题。美方出于反共和给中国与朝鲜抹黑的方针，伙同李承晚，蒋介石公然违背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把我被俘人员交给李、蒋集团编入军队。对这种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了最强硬的抗议，表示一定要追究到底。他提出，鉴于美国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召开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五大国会议更加必要。后来，这一会议于1954 年4 月在日内瓦举行，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任代表团团长。
总之，在战俘问题上，我方同美方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坚持了应予全部遣返的原则，但从实现停战的全局利益出发，在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上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可以说，在整个停战谈判中，周恩来做到了该争的据理力争，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对如何掌握让步的程度和时机，周恩来明确指出：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宣传自己结交朋友——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接待各方记者
1954 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周恩来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
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有关人员拒绝了，并准备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理由是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日内瓦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周恩来事后得知此事，他说，不能抽象他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呢？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很有好处。把人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
事后，周恩来还关照我有关人员，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当时的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应接不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做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周恩来指定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有差错。同时认为我方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还只是“守株待兔”式的，效果还不很大。他提出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是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周恩来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周恩来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的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来采取的。外国记者反映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
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有的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合情合理以诚释疑——1955 年万隆会议上即席发言
1955 年4 月18 日至24日在印尼避暑胜地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会议进行的关键时刻，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杰出的智慧，为新中国赢得了受人崇敬的国际地位。
由于美国势力的幕后操纵，会议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上午的一些代表团团长的发言毫无根据地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新式殖民主义”，认为亚非人民当前的任务不是去向殖民主义斗争以取得独立，而是要同美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下午，叙利亚的阿泽姆，泰国的旺亲王、土耳其的佐鲁三人的发言仍表现出对五项共处原则中最后一项“和平共处”所怀有的“怀疑和忧虑”。旺亲王甚至认为中国的傣族自治区使“泰国不得不面对渗入和颠覆活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到周恩来急速地在写着什么，周恩来很快判断出形势给中国代表团的压力，他在极短的时间里作出了更换发言内容的决定。
当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时，周恩来健步地登上了讲台，他字字千钧地说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这一句话，使会议的气氛陡变，人们原以为中国这样的大国会厉言反驳，想不到中国代表竟如此争取和平。
周恩来完全了解各国对中国共产党政府所抱的陌生心理和疑虑心情，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在坦率地说出会议的性质之后，鲜明地提出了会议的目标，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为了寻找目标的基础，周恩来提示道：“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顾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当会场上越来越多的人凝神注视着周恩来的发言时，周恩来进一步深入地说下去：“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这就是周恩来对实现大会宗旨所提出的求同方式，所确认的存异限度。这是一流外交家的杰出智慧，这是一个关注亚非国家命运的政府行政首脑的主张。
接着，周恩来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思想意识与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自由与颠覆活动，对这三个国际社会中争论最多的敏感问题，周恩来坦然公正地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主张，他以坦荡的胸怀，向世界人民敞开新中国的姿态，他以一个和平的使者，欢迎所有对中国感到陌生的国家参观新中国。
他的话，简短、明快而有份量，像地球中的引力一样吸引着会场上的每一个听众。他的发言使世界各国一下子缩短了与新中国在认识上的距离，使世界直接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中国。
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迅速改变会场的气氛，周恩来的发言，除第一段外都由翻译浦寿昌用英文宣读。
周恩来成功了，中国代表团不负使命，他用18 分钟的发言就驱散了两天来的乌云，使会议绕过了前进中的暗礁，它使全世界都认识到新中国的真诚、善意和聪明、力量。
随着周恩来走下讲台，无数记者冲出会场，用最快的方法发布这一重大新闻，“求同存异”已经成为公认的术语，大会的主题词。
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缅甸的吴努说：这个发言“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就连当日上午在发言中与中国大唱反调的马尼拉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正是周恩来杰出的智慧扭转了大会的方向，促进了会议的成功，因此，亚非国家公认中国总理说的话是有权威的。这种权威代表了绝大多数代表团和所有亚非国家的意志与愿望。
互谅互让公正合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
周恩来1954 年访问印度和缅甸，与两国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接着又在万隆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在亚非地区的影响显著扩大。但由于中缅边界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东南亚某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仍然存在，加上帝国主义的挑拨宣传，使这些国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士有些惶惑不安。这些国家同中国之间有的也存在边界问题，有的有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它们都希望中国能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尽快解决这些问题。1957 年，周恩来审时度势，确定首先尽快解决为多方所关注的中缅边界问题，使有关邻国消除疑虑，安定下来；同时，通过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中缅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打击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
缅甸是我们的友好邻邦。然而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却极为复杂，主要问题是：1941 年线的处理，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主权的收回，对猛卯三角地永租局面的处置以及北段未定界的划法。当时，我方舆论普遍强烈要求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恶果，而缅方有些人却强调继承英国统治时期留下的既成事实。为避免在关键问题上陷入僵局，周恩来决定分两步走。
第一步先提出一个和缓气氛的方案，即我方从有争议的1941 年线以西地区撤回所驻军队，但缅方军队不得进入；缅方则从英国也承认主权属于中国的片马一带撤出驻军，而中方军队也不进入。由于缅方接受了这一对等的建议，遂导致了边境上和解局面的出现。
第二步是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就边界问题提出一个双方有取有予公正合理的连锁方案。其内容要点为：
（一）北段未定界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一向属于中国，后被英国强占，曾激起云南人民的爱国示威运动。1911 年4 月10 日，英国政府照会当时的中国政府，明确承认上述三地是中国的属地，但企图出钱收买，遭中方拒绝。而今中缅划界，这三个地方理应归还，以平息中国人民多年的积怨。其余北段未定界，可按传统习惯线划界，直到底富山口。（二）南段未定界的1914 年线，是英国利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迫切需要开通滇缅公路而迫使中国政府接受的。事关我佤族所属班洪、班老部落辖区被割去一块，我佤族头人和群众强烈要求收回。中方拟用猛卯三角地与缅方交换。（三）猛卯三角地向属中国，在英国吞并缅甸后，为修建缅北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强要当时的中国政府将其让出作为“永租”地，这是恃强欺弱的历史陈迹。而今缅中两国均已取得独立，双方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如再保持“永租”关系，是与时代不相称的。但中方考虑到，如断然收回猛卯三角地，势将使缅甸北部交通面临严重困难，故愿把它留给缅方，用以交换前述1941 年线以西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
缅方经过反复斟酌：认为这是切合实际、公平合理的方案，表示同意接受。这就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解开了主要症结。
周恩来曾指出，缅甸同中国一样也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应给予同情和支持，多理解其处境和要求。在同缅方领导人会谈发生分歧时，周恩来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疏导，耐心协调双方的思路，促使对方进一步考虑，从不流露火气，以免伤
害对方的民族自尊心。最后每每做到统一见解，使紧张气氛趋于缓和，从而赢得了对方的尊敬。正如奈温总统所说：周恩来总理虽然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但与小国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对待。在与小国处理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时，他总是本着最大的同情和谅解作出让步。
对边境居民的民族感情，周恩来也是十分尊重的。中缅边界是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两边的部落关系、家庭关系、亲戚关系，盘根错节。所以他一再强调：有的民族被边界多年分割，这是历史所造成的，想加以改变，是极为困难的，但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量照顾其合理的愿望，设法做一定的调整，也是必要的，如佤族班洪、班老辖区的收回，即其一例。此外，在1941 年线上还有不少骑线寨，一个村寨同一家族的人，由于住宅的位置不同，竟被划属两个国家，不仅日常生活不便，也给双方的行政管理造成了不少困难，这是帝国主义埋下的纠纷祸根。1960 年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开会前，周恩来在上海向有关领导人当面指示：对骑线寨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保持每个村寨的完整，分别划给中方或缅方，力求平衡，主要看大家方便，搞友谊。对大量边民过界耕地的处理，他于1960 年8 月7 日在北戴河提出，可采取交换或补贴的办法，注意切不可伤害少数民族的利益和关系。
周恩来还提出，要重视促进双方边境人民间的和睦相处。于是，随着勘界工作的推进，展开了各种友好活动。两国政府分别向对方边民赠送礼物。双方边民组织不同形式的联欢。两国还各自在云南的芒市和缅甸的八莫举行了有双方边民代表参加的活动，庆祝边界问题的解决，两国总理和有关领导人也出席了。这些活动为争取边民的配合，为增进双方民族间的友好情谊做出了贡献。
周恩来还强调，我勘界人员要同缅方勘界人员友好协作，互相传授技术，共同总结经验，切不可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要通过联合勘察搞联欢，搞友好。由于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双方勘界人员始终在和谐的气氛中互相帮助、合作、勘界、划界、树桩等任务都完成得很圆满。
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中，周恩来不但高屋建瓴，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他还常常及时就具体环节向有关同志咨询并给予实际指导，许多难题往往因此迎刃而解。例如关于北段未定界，周恩来曾经询问：从尖高山到伊素拉希山口一段，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外，按怒江和恩梅开江之间的分水岭为界，从伊素拉希山口到西端终点底富山口一段按传统习惯线为界，缅方是否完全赞同？我方代表回答说，缅方对该段的上述划法没有提出异议。缅方曾表示，底富山口在缅甸的传统说法即是中国山口的意思，就缅方而言，以它为终点是合适的；不过，此点涉及到同印度的边界关系，所以双方可认定这是临时终点，以等待中方同印度谈判边界时再确定最后的终点位置。周恩来认为缅方的意见是合理的，以底富山口作为临时终点是切合实际的。他提出，该点可定为北段47 号界桩点，一定要派双方勘察人员去勘察，行动限制在中缅境内，切勿授人以柄。后来缅方受到外来压力，处境有困难，吴努来信诉说了始末，要求在议定书中不出现底富山口的名称。周恩来当即表示可只提“47 号界桩点”，并在其后加上“两端终点最后确定前的临时终点”字样。这一解决办法深为缅方所赞许。
对南段甲、乙、丙三段已定界，周恩来也作了具体指示，树立新界桩以代替过去的垒石和以小溪、小路、田埂为界的旧章，以解决边界线不易辨认的问题。
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对中缅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他还适时地就中缅边界条约的写法，提出了画龙点晴、具有深远意义的构想。他指出：用新条约代替1894 年和1897 年的旧条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序言要写得鲜明，中心思想是谴责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对中缅边界所制造的纠纷。而今中缅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已将帝国主义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扫而光，对原来某些不合理的界线找到了合理的解决办法。双方贯彻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周恩来所以强调这一主题，是为了努力推广国际关系新准则，使之发扬光大。奈温将军也认为中方的写法符合历史的事实和发展，应当受到尊重。
1960 年10 月1 日，周恩来总理和吴努总理在北京签署了新的中缅边界条约。中缅关系从此更加亲密，胞波情谊深入人心。
中缅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对周围其他邻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晴雨表。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的睦邻政策取得了杰出成就；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显示了生命力，不可低估。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邻国的情绪趋向安定，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随之上升，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趋势。周恩来抓住时机，因势利导，运用解决中缅边界的成功经验又接连顺利地解决了同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的边界问题。
耐心等候坦诚相待——敦促巴基斯坦退出军事条约集团
早在1953 年12 月，中国政府便向巴政府提交备忘录，对巴美谈判军事协定和巴将参加中东军事集团一事表示异常关切，因为两者都涉及亚洲稳定的问题。尤其是直接关联着中国的安全。1954 年2 月13 日，巴驻华使馆照会答复我国政府，说明巴美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是因为巴基斯坦需要得到各国包括美国的援助，以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巴绝对没有敌视中国的意图。同日，巴驻华大使罗查将军奉命就此事当面向周恩来作了类似的澄清。周恩来坦诚指出：巴美军事协定严重损害巴基斯坦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并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加深了国际紧张局势。
两国总理第一次接触是在1955 年4 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同阿里总理的晤谈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几个问题。其一是巴参加美国拼凑的矛头指向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周恩来说，中国对此是不满意的。但是为了友好，我们没有公开指责巴基斯坦。其二是巴跟着又参加了受英美支配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巴参加这两个条约组织使自己在亚洲处于难堪的地位。巴是亚洲大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这样左右牵制，对巴人民是很不利的。其三是巴还同美国签订军事协定。这不仅对巴不利，也使我们感到不安。美国不仅要利用巴领土来挑拨巴同印度的关系。也会以巴为基地来包围甚至进攻中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阿里总理表示，巴人民曾长期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害，是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巴怀有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他郑重声明，巴参加两个条约组织和它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完全是为了防御邻国的侵略，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他还庄严保证，如果发生美国的侵略战争，巴决不参加，例如对朝鲜战争，巴就没有参加。周恩来随后在万隆会议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了阿里总理的上述保证，阿里当场欣然予以确认。
周恩来事后曾对巴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说，在万隆会议上同阿里总理的接触是很有益的。双方都坦率地说出了不同意见，并找到了共同点。共同点就是彼此没有伤害或侵略的意图。友好的基础就是和平共处。他还向巴驻华大使阿哈默德说：我们是根据巴领导人所表示的这种良好的愿望来谈共同认识的，我们这个共同点是在万隆精神的基础上找到的。阿哈默德大使声明，巴不属于西方集团，一旦时机成熟，巴希望能摆脱这两个条约组织。周恩来强调说，目前要摆脱它们是困难的，但是必须摆脱。巴应把自己看作是亚洲的成员，不要做导致东南亚国家和阿拉伯世界分裂的事。
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由于种种原因而长期不和。双方都竭力寻求国际支持，中国自然也是它们争取的对象。当时，中印关系非常友好，但周恩来和中国政府对巴印分歧始终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并力劝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来改善关系。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像我们这些东方国家，过去都受殖民主义压迫，现在独立了，我们之间的问题，只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应该是容易解决的。即使有分歧，也不要让它成为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阿哈默德大使代表巴政府对中国报纸和中国领导人严守中立未偏袒任何一方表示感谢，对周恩来真诚希望巴印友好的态度表示赞赏。
1956 年10 月，苏拉瓦底总理应邀访华。这是巴基斯坦政府首脑首次来访。周恩来同他进行了四次长谈。苏表示，巴对中国没有恐惧，两国间没有利害冲突。巴没有侵略野心，希望同中国友好，愿意同中国建立更多的联系，不怕英美因此生气。周恩来再次提出巴参加两个军事条约组织的问题。他说，
中国对巴没有恐惧，只是担心巴参加这两个条约组织会被美国利用来制造紧张局势，甚至在巴建立军事基地来威胁中国。周恩来说：民放主义国家想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保持友好关系，要求独立的经济发展而不受任何一方的控制，对此我们是赞成的。但是，美国并不这样。杜勒斯公开说中立是不道德的。巴参加两个条约组织，我们还是对巴友好，因为相信你们的善意。你们愿意同双方都做朋友，也许你们在这方面能做更多的工作，可以劝说双方和缓局势、和平共处。我们希望巴基斯坦能起这样的作用，使巴参加的条约的侵略性质逐步消失。我们在思想意识上有所不同，但在政策上可以找到共同点，共同为和平和正义而努力。谈到巴印关系时，周恩来向苏拉瓦底总理转告了毛主席的意见：我们愿意劝说印巴和好，互相协商，互相妥协，我们也希望巴劝劝美国，不要同中国为敌，那样对美国不利。苏拉瓦底显然受了感动。他说他非常高兴发现能与周恩来总理像真正的朋友一样交谈，以友好谅解的精神交换意见。周恩来说，只要巴同意没有侵略的意图，决不参加侵略战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取得了一致意见。苏拉瓦底主动承担义务说，一定要劝说美国同你们交换意见，和缓紧张局势。
1962 年1 月，我政府又要求巴方就其参加这两个军事组织同中国的关系问题有个书面谅解，并澄清以前的保证。3 月19 日，巴使馆送来了其政府前后一致的书面澄清。1963 年3 月，布托外长专程来北京签订中巴边界协定。他在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会谈中说，由于巴采取不介入反华的立场，东南亚条约组织已经失灵了，而且这种状况还将继续下去。他还说，巴格达条约组织也在起着类似的变化。1964 年2 月，周恩来第二次访问巴基所坦。他由阿尤布总统陪同在达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阿尤布总统多次向他说明，巴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巴不参加侵略战争，阿尤布总统执政以来所参加的许多国际活动和他所执行的对华友好的政策证明了他的解释是真诚的、可信的。同年4 月，周恩来和布托外长同时访问印尼，同苏加诺总统会商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布托对周恩来说，由于巴的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基本上已失去作用。美国对此十分恼火，推迟了阿尤布总统对华盛顿的访问。1966 年6 月，周恩来出访路过巴基斯坦。他在同阿尤布总统的会谈中指出，由于巴不参加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不积极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活动，巴基斯坦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不反对巴同美国和苏联发展友好关系。他还以客人的身份到机场为东道主阿尤布总统出访苏联送行。这种不拘泥于礼宾规格的行动和坦荡无私的胸怀，使阿尤布总统深为感动。
1968 年4 月，巴政府决定，不再延续美在巴设立通讯基地的协议，以示对美国当时重印轻巴政策的不满。美国设在白沙瓦的这个基地遂于1970 年初关闭。1972 年12 月，巴又宣布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1979 年3 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同时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后身中央条约组织，该组织旋于9 月间宣布解散。巴先后退出这两个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有国际局势变化的原因，有它自身的需要，还有美国政策上的失误。但是，中国的原则立场，尤其是周恩来坚持不懈的富有说服力的工作和中巴友好关系的长足发展，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尊重理解不拘一格——意外事件后的特殊访问
1960 年4 月至6 月，周恩来出访亚洲六国。1963 年12 月至1964 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这两次出访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1960 年5 月访问柬埔寨，1964 年1 月访问加纳，周恩来处处尊重东道国的安排，事事为东道国着想，圆满完成了意外事件后的特殊访问。
1960 年4 月，周恩来出访柬埔寨之前，忽然得到柬埔寨老国王、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玛里特陛下病逝的消息。柬埔寨在国丧期间要降半旗、举国哀悼，此时接受访问，主人担心欢迎礼仪不能尽善。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和陈毅商量后，指示外交部通知柬方，他们将率代表团专程前往吊唁老国王，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并希望柬方在接待方面从简。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要为代表团访柬赶制素服，以示庄严隆重。柬方得知以上决定后，深为感动。
5 月5 日，周恩来、陈毅率代表团全体人员穿上素白礼服，登上专机。上午9 时专机徐徐降落在金边波成东机场。周恩来和陈毅走出舱门，双手合十，高高举起，向热情的主人行柬埔寨礼。西哈努克在专机前带头鼓掌欢迎。他十分感激周恩来、陈毅在他和他的国家沉浸悲哀时，给予了最真诚、最难忘、胜似兄弟的友情。当天下午，周恩来和陈毅就穿着吊唁的服装到苏拉玛里特先王灵前献了花圈，举行了吊唁礼仪。
尊重、理解、不拘一格。这使西哈努克在以后几十年执政生涯里，无论太平盛世还是流离失所，始终对中国一往情深，把周恩来看成最可信赖的朋友。
1964 年新年刚过，周恩来正准备从阿尔巴尼亚出发前往非洲加纳访问。1 月2 日，加纳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意外事件。面临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周恩来是否还去加纳访问呢？中共中央鉴于当时刺杀事件发生不久，情况尚未完全摸清，十分关心周恩来的安全，不时来电报询问情况。恩克鲁玛则估计，在加纳这么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是不会来的。
然而，周恩来从政治大局着眼，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仍旧决定去加纳访问。他派黄镇坐飞机先到加纳首都阿克拉向恩克鲁玛转告自己的建议：这次访问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要到机场迎接，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黄镇还向恩克鲁玛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住在克里斯兴城堡里的恩克鲁玛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他听了周恩来的问候和建议，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没想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如此尊重一个小国，如此照顾别人的困难处境。
周恩来到加纳来了。他是冒着风险来的，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恩克鲁玛。尊重、理解、不拘一格，周恩来这次对加纳的特殊访问是世界政治史上所罕见的。这次访问效果非常好，影响非常大，大大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非洲的形象。
反击卫边疆绿旗示友好——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与战后交回缴获物资
中国和印度是相邻的两个亚洲大国和古国。两国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近代，两国人民都曾深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因而一直相互同情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获得了独立，中国得到了解放。印度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国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中印两同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奉行睦邻政策的重点。但不幸的是，由于边界问题，中印关系从50 年代末走上了曲折的道路。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习惯边界线，但是两国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1911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在会外，背着旧中国的中央政府的代表，同西藏地方的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画出的。这是英帝国主义利用当时中印两国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强加给中国的，是非法的，历届中国政府从不承认。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后，印度把它在东段的实际控制范围从传统习惯线逐步地向北推进到所谓“麦克马洪线”附近；在中段和西段，直到1959 年以前，除个别地点外，中印双方的实际控制范围基本上是符合传统习惯线的。l960 年4 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在机场发表讲话说：“目前，我们中印两国都在进行着大规模的长期的经济建设。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和平友好是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共同倡导了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取得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两国总理会谈，谋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的途径。这一次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来的，我衷心希望我们的会晤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能够产生积极的和有益的效果。”在印度，周恩来与尼赫鲁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举行了七次会谈。周恩来提出，为避免冲突，保持边境安宁，双方边境部队可以自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一定的距离，在边界上建立一个非武装区。印度方面没有接受。周恩来又提出，双方的边境部队在全线停止巡逻。印度方面表示，在东段可以不巡逻，但是在西段不提停止巡逻，而提尽力避免接触。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数次建议成立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委员会，但被印度方面拒绝。
周恩来访问印度后，中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和中央关于处理与邻国边界问题的方针，与印度政府外交方面的交涉与斗争一直在进行着。同时，为了避免边境纠纷的扩大，中国政府单方面执行在实际控制线本侧30 公里地区内，不打枪、不巡逻、不狩猎，不越出边界活动警戒线的规定。
印度政府视中国政府的一切做法于不顾。从1961 年起，印度军队频繁地发动武装进攻，不断向中国境内入侵，在东段已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也陆续设立了43 个侵略据点。这些据点有的接近到中国哨所只有几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设立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了中国哨所的后路。中国的边防哨所与印度的侵略据点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边界已不是一条线了。印度的气焰非常嚣张，想通过这种方式入侵西藏，迫使中国承认印度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和“麦克马洪线”。
对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挑起的武装冲突，中国政府一忍再忍，命令我边防战士不开枪，不与印度发生军事冲突，印度军队向我们进逼时，我们退让，以期望印度政府能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来解决两国
的边界问题。但是印度政府置若罔闻。1962 年9 月20 日，盘踞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扯冬地区的印度侵略军，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攻击，打死、打伤几十名中国边防人员。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向印度政府提出了7 次严重的抗议，并要求其军队立即停止进攻。印度政府把中国政府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无视中国的多次抗议和警告，恣意扩大侵略。10 月12 日，尼赫鲁宣布，他已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清除掉”。17 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开始猛烈炮击，中国边防部队遭到严重伤亡。这就触发了中印边境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0月20 日，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
周恩来于10 月24 日致函尼赫鲁总理，向他提出中国政府关于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中国的这三项建议被印度政府拒绝，并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挑衅步骤。11 月14 日，印度军队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坚决自卫反击。自卫反击战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很快就取得了胜利，中国边防部队粉碎了印度军队的入侵，清除其设立的侵略据点，并追击到传统习惯线附近。
为了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并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政府于11月21 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1962 年12 月1 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 年11 月7 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 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
声明发表后，周恩来即命令前线部队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一一造册登记，并讲明，让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
为什么战败者不打白旗，而是打绿旗呢？周恩来自有他的考虑。打白旗意味着投降，打绿旗则意味着和平。这场战争是印军入侵我国领土挑起的，最终以我方自卫反击成功而告结束，让对方打着绿旗领回被缴物资，既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也是表明我们追求和平，愿与印度友好相处的诚意。由此可见，中国始终以两国友好睦邻的长远利益为重。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63 年2 月28 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主动后撤的计划。这样，中印边境事实上不但实现了停火，而且实现了双方武装部队的脱离接触。周恩来还指示，对死亡的印度军队官兵均按印度的礼仪进行火化；对战争中负伤印军官兵给予医治；对被俘人员给予人道主义的优待，发给路费、日用品、衣服；组织被俘的印军高级军官到内地参观、游览，让他们亲眼目睹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愿望。1963 年4 月，中国方面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并归还在冲突中所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这样做，最初有些同志想不通，思想上结了疙瘩。是呀，为什么打了胜仗，部队要回撤，为什么把已收复的被占领土又退回去，为什么缴获的武器又还给印方？为什么..
见此情形，周恩来就耐心地启发大家，要大家从全局、长远的战略上考
虑问题，要大家认真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要大家以两国友好睦邻的长远利益为重。他还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解停战、撤军、交还武器弹药的道理，并责成前线作战部队做好下层官兵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周恩来的循循善诱下，思想上有疙瘩的同志解开了疙瘩，提高了认识。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保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边境安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为争取和平所作的种种努力，也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同情和称赞。反击卫边疆，绿旗示友好，体现了周恩来高瞻远瞩、一切从大局出发的战略眼光。
判清形势胸有成竹——1962 年处理卢绪章访英受阻问题
进入60 年代以后，中英两国关系渐渐开始修好。1962 年，发生了中英两国政府处理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访英一事的外交纠葛。周恩来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统筹全局，胸有成竹，显示了非常练达的外交谋略。
1962 年9 月，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中国驻英代办熊向晖：英国政府邀请中同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于当年12 月访英。熊代办马上请示国内，然后告知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如期访英。埃儒尔听后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英国政府将于3 天内发布消息，希望中国政府也同时发表消息。熊向晖表示，中国将按本国惯例行事，英国如何处理此事由英方决定。很快，英国政府于第二天即宣布了此事。
不料，事过一月不到，即同年10 月，《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事将另作考虑。熊向晖获知后马上往见埃儒尔，要他澄清此事。埃儒尔说：这完全不是事实。英国政府对卢副部长的邀请以及访英的日期不会改变。但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熊向晖：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他个人认为，这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这时，熊向晖压住愤怒，向埃儒尔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作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并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
熊向晖回到代办处以后，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然后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情况，并提出三点建议：（1）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3）削减从英国的进口。很快，外交部复电如下：同意熊的表态，并再以中国政府名义向英方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三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熊联系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当时，熊向晖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表示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同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但是，熊向晖尚不清楚，外交部的这个复电是根据周恩来的意思拟的，而“联系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这句话含义根深，除了包括争取欧洲的策略外，还隐含着一个重要事件：即同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加剧，中国开始反击，而印度又是英联邦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1963 年春，卢绪章应邀访英取得成功，这年秋，熊向晖回国休假，周恩来找他谈话，提到此事。周恩来说，去年你提出三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我没有再跟你打“电报官司”，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三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
当熊向晖对总理汇报了当时的想法时，周恩来回答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取消，把文章做绝呢？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作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
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进口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还是提一提，你有什么意见？..
熊向晖一听，豁然开朗，说明是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最后，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我记得你是1919 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一席话说得有情有理，其中包蕴着丰富的策略思想，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圆满。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推动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1 年9 月，在旧金山召开的和会公然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片面的对日和约。当时的日本政府违背人民意愿，采用错误的对华政策，同台湾当局建立与保持“邦交”，致使中日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此背景和形势之下，要打开两国关系的僵局，只能先从民间做起，运用人民友好的伟大力量，逐步积累和创造条件，进而推动官方关系前进，即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作了精辟的论述：从展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从增加人民交往开始，从增进民间团体协商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只要人民互相来往通商、友好合作，日本人民的大多数就会认识到中日之间恢复邦交首先对日本人民有益，对中国人民也有益，从而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他还指出：尽管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而且按照国际法还存在着战争状态，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两国人民的友好活动和签订民间协议。这样先从民间的频繁来往并且达成协议开始，把两国关系大大地发展，最后就剩下在外交上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关系了。稍后，他又满怀信心地预言：“照国民外交方式搞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针对人民友好运动中的一些认识问题，他反复强调“两个区分”的思想，即“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以此增强我国干部和广大群众从事人民外交的自觉性，消除日本人士中的某些疑虑。这就使双方的民间友好往来有了比较牢固的思想基础而逐步开展起来。
1952 年5 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和宫腰喜助绕道欧洲来华访问，签署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此后，在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第二、三、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又相继产生（第四次民间协定后来遭到日本政府阻挠，未能执行）。从1953 年起，中国方面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分7 批护送近4 万名日侨回国。1955 年，中日之间签订了民间渔业协定，使大批日本渔民和中小渔业企业能来我国东海、黄海捕鱼，得以维持生计。1956、1957 年，中方又先后宽大处理并释放了1062 名日本战犯。在此期间，双方民间代表团来往频繁，人数日增，交流面涉及经贸、文化、体育及工、青、妇等众多领域。所有这一切大大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感情联系，尤其在日本涌现了一批致力于重建日中关系的志士仁人，形成了一支包括各阶层人士的极其广泛的对华友好力量。这些民间活动、民间力量总是同官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而也对官方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恩来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人民外交大大推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这样的做法在国际关系上创造了新的范例。我们是抱着这样愉快的有希望的心情来进行国民外交的。”
在大力开展国民外交的同时，周恩来也十分重视与日本官方的联系及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50 年代初，他就明确宣告：“我们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在我们民间代表团访日或双方谈判、签署民间贸易协定时，周恩来都曾指示，要贯彻“民间来往，官方挂钩”的方针。他说：“因为谈判民间贸易已经触及互设贸易代表处乃至政府贸易协定等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保证是不可能的。归根到底，解决两国关系问题还是要由政府来办。”按照周恩来的指示，
我赴日谈判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的代表团成员都在名片上写明官方和民间双重身份，而且把官方头衔摆在前面。代表团在日期间会见了鸠山内阁的大臣和执政党的负责人，主动邀请政府人士参加我招待会，从而开创了官方接触的先例。
在主动争取官方的过程中，周恩来反复强调，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对中日都是有利的，应请双方来做，而不应该只看作一方面的事情，以此敦促日方采取行动。1954 年12 月，他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遵守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1956 年1 月，他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报告中进一步建议两国政府就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报告提到，我国政府曾两次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表示，“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日本政府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是可以找到的”，“中国政府欢日本派遣的代表团在北京就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遗憾的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中国方面的一再呼吁并未作出响应。
在争取官方的过程中，周恩来坚持对日本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及行为进行针锋相对而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认为这是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手段。1958 年，我一赴日展览会展厅的国旗破日本暴徒撕毁，我国尊严遭到损害。此即后来所称的“长崎国旗事件”。日本官方处理此事时轻描淡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为此，陈毅外长受周恩来之命迅即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岸信介内阎的错误态度，并宣布采取一系列必要的反击措施。其中包括废除中日之间关于钢铁贸易等长期协定，不再延长到期的渔业协定，中断和取消多批访日代表团的安排，停止接待民间或与官方关系不大的代表团之外的任何日本访华团，等等。中国方面的坚定立场和有力措施在日本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贸易界人士挺身而出，为扭转两国关系的险恶状况而奔走呼号。在此情况下，我方因势利导，提出了打开僵局的“政治三原则”，要求日方：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其后，周恩来在会见贸易界人士铃木一雄等日本朋友时又提出“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和政经不可分的思想，强调贸易三原则必须与政治三原则相联系。与此同时，他还亲自邀请自民党的有识之士石桥湛三、松村谦三等元老访华，经过坦诚而深入的讨论，双方同意按上述原则和精神，以渐进积累的方式努力改善两国关系。周恩来着重指出，“两国关系应建立在政治三原则基础上。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既要能结合起来发展，也要能平行发展，而且这两方面要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不是相反。”正是周恩来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加上日方友好人士的配合，两国关系得以克服障碍、向前发展。岸内阁之后的池田内阁时期，两国签署了备忘录贸易协议、双方互设了贸易办事处，有了半官半民的联系渠道。中日关系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进入70 年代，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演变，日本各界和广大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运动愈加高涨，规模更加浩大，汇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周恩来抓住时机，积极推动愿为日中复交而努力的田中首相访华。1972 年9 月29日，两位领导人经过谈判签署了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至此，周恩来在50
年代所设计的由人民外交做起推动官方关系不断改善，最后由总理和外长签字，喝香槟酒的蓝图终于成为现实。
邦交正常化后，有人一度认为“民间外交业已完成历史任务”。周恩来针对这一倾向又及时提出了“官民并举”和“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的方针。他指出，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是相辅相成的，“民间外交继续发展可以使官方外交基础更加牢固；反之，官方外交开展了，又可以为民间外交提供更为有利的方便条件。”他指示有关部门有计划地邀请那些长期以来为日中友好而尽力的日本老朋友来北京，由他亲自做工作。他真诚表示，“饮水不忘掘并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者朋友，永远感激老朋友，鼓励他们为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而继续努力。
源远流长的人民传统友谊是推动中日关系前进的巨大内在动力，而周恩来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人民外交以及多渠道、多层次的民间交流，则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重要作用。
见机而行鼎立推动——1969 年9 月在北京机场会晤柯西金
当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跨入建国20 周年的时候，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中国与原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1969 年3 月发生了严重的边界武装冲突。乌苏里江的枪炮声告诉人们：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恶化到了战争的边缘，进入了历史最低谷。
边界上的流血事件是很容易激起民族感情的，然而对负责的政治家来说，这时需要的不是感情冲动，而是冷静的思考。经过权衡利弊，中苏两国政府终于在3 月29 日和5 月24 日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
1969 年9 月11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赴越吊唁胡志明主席之后“途经”北京，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晤。在这次历时3 个半小时的会晤中，两位政府首脑集中就双边关系中一些带有紧迫性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后两国关系更趋紧张。就在这次会晤前的一个月里，苏联方面已经在向美国进行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的试探了。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中国不能不认真对待。周恩来在会晤中开门见山地向柯西金指出：“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谈到战争，中国历来愿意同所有国家，首先是邻国其中包括苏联睦邻友好、和平共处，更何况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时正值中同内部动乱。国内的不安定迫切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精力首先解决好内部问题。所以，周恩来直言相告：“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他恳切地再一次阐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即中苏之间的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谈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
至于边界问题，鉴于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周恩来指出：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他建议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并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显然，中国的“冷处理”建议是有助于缓和边界局势的。对这一合理合情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明确表示同意，并同中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在这种气氛下，两位领导人还就恢复互派大使（从1966 年起两国在双方首都只保留代办）、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等缓和国家关系的措施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总理互致信件的形式作为双方政府间的换文，对这次会晤中达成的谅解予以确认，即把会晤的成果肯定下来。对此，柯西金主席当场表示同意。这样，在会晤结束时，双方对取得的结果都感到满意。
1969 年9 月18 日，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归纳和概括了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及9 月11 日会晤时双方一致达成的谅解。不久，柯西金复信通告中国方面：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了4 点指示，以缓和边界局势。
由于双方部采取了措施，边界上不冉打枪，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下来。接
着，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国既要在南边抗美援越，又不得不对北方加强防备的双重压力。
在国家关系方面，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970 年10 月至11 月间苏中两国新任大使分别到任，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格为代办级的局面。
在双边贸易方面，中苏于1970 年11 月恢复了已经中断两年的签订年度贸易协定的做法，从而使1971 年的贸易额以比前一年增长两倍半的幅度开始回升。与此同时，两国间的空中与界河航运，经过谈判也开始得到改善。
由此可见，当1969 年中苏紧张关系大大加剧的严重时刻，是周恩来同柯西金的会晤及其达成的谅解，把两国关系从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尽管那以后两国关系在紧张方面仍表现出相当大的惯性，然而毕竟开始了一个虽然缓慢，但却是朝着走出谷底方向发展的过程。除了双边关系外，这次会晤的影响所及，对推动苏美中大三角关系的确立也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1969 年9 月12 日，中国新华社播发的中苏政府首脑在北京会晤的消息，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大洋彼岸的中国对手——美国的某些人乍获得这一信息即感到非同小可，紧接着10 月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更使他们感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原来，为了早日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为了在全球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总统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即在调整对华关系方面开始有所考虑，9 月9 日，这位不常接见本国驻外大使的总统难得会见了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并把建立接触和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正当此时，中苏政府首脑在北京会晤及中苏边界谈判恢复的消息传来，顿使尼克松总统感到良机坐失的危险，随即下令基辛格给已在任上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接连发去三封电报，促其加快行动。1969 年12 月3 日，中美两国外交官一起出现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当美国大使见中国代办雷阳同翻译离席时，便马上跟了出来。由于代办已坐进轿车，这位大使一把拉住中国翻译，急切地用波兰语作了自我介绍后说，他最近刚从华盛顿回来，得到了同中国大使馆建立接触的指示。中国翻译有礼貌地答应代为转达后便匆勿离去了。两天后，斯托塞尔大使接到中国大使馆的正式邀请。1969 年12 月11 日，他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成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位进入我驻外大使馆的美国使节。不久，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了。从中国方面来说，尼克松总统入主白宫前后向中国发出的一系列信息已经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注意。一个新的战略构想正在酝酿中。可以说，从此以后，中国对苏关系的每一个动作，都同时具有对美关系的意义。边界冲突后同意举行中苏政府首脑会晤是这样；当察觉到苏方从政府首脑会晤的立场后退时，周恩来在1969 年10 月6 日致柯西金的信中仍然同意恢复边界谈判也是这样。当时在外界看来，这意味着中国“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务实派控制着外交政策”。在周恩来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既可减轻中苏紧张关系对中国的压力，又可为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创造条件。这一战略构想充分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艺术，而既是决策人又是执行者的周恩来在其间纵观风云、运筹帷幄的重大功绩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当时明确这一外交战略的尚限于最高决策层，一般的外交人员还没有必要的思想准备，所以华沙那戏剧性的一幕虽曾使那位美国大使急出了一身汗，可他何曾想到他的举动，用后来周恩来对基辛格讲的风趣话说，差一点使中国代办得了心脏病。
1969 年3 月，中苏矛盾的激化成为触发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之
一。4 月，美国便以委婉的外交辞令向苏联作了暗示。7 月，又宣布了自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美国的举措促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出核袭击威胁的同时，提出了同中同领导人接触的建议。如所预料，中苏政府首脑的会晤及边界谈判的恢复又加快了美国走向中国的脚步，导致了中美接触的恢复和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
应当指出，当年的苏美都由接近中国，三国之间关系的相互影响已表现得十分充分。无怪乎连基辛格也感到：“到了1961 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地演变成三角关系了。”
从70 年代初起，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新中国进一步增强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迎来了对外关系全面发展的时期。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则在世界局势中增加了新的稳定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总理周恩来被看作是“开创了今天的全球平衡”的“关键性外交事件的中心参加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处理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
无论邦交正常化之前还是之后，如何对待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即如何评价与处理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后果的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不断前进，反之就会出现波折。周恩来以其深邃的历史感，运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富于哲理的中国古训，为双方正确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在实践中反复闸述、贯彻始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周恩来1972 年在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特别指出，“自1894 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根据周恩来的论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中心思想是中日人民都应从过去那场战争中吸取惨痛的经验教训，共同努力来防止历史重演，以保证两国今后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为此，首先要如实承认那是一场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它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正如周恩来对日本朋友所说，“过去的事实还是事实，历史是存在的”，决不能掩盖和否认。其次要明确，那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责任，不是日本人民的责任”，广大日本人民是愿意和平、热爱和平的。把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区分开来。再次应看到，虽然两国间有过长达半个世纪的不幸时期，但与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相比还是短暂的，因而坚信中日双方是“能够友好的”。最后，为了重建中日友好，关键是要牢牢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举一反三，恰当地处理相互之间的各种问题。
宽大处理已有悔改表现的日本战犯和战俘，主动邀请日方旧军人访华，就是周恩来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处理两国间历史问题并取得成功的突出事例。
50 年代初，我国关押着1100 多名日本战犯和战俘，其中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政府移交我方的，其余则是抗战胜利后残留在阎锡山军队中被我方俘获的日本官兵。如何处理这批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些人在战争中大多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行，中国人民对他们深恶痛绝，切望政府严惩，这是完全正当的。周恩来深深理解中国人民的情绪，同时根据“责任不在人民”和“两个区分”的精神，从中日关系的长远利益考虑，多次指示并亲自组织有关部门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了区别对待、分两步走的方案。即对其中职位较低、已有悔改表现的人免予起诉，予以遣返；对少数职位高、罪行大而又坚持反动立场的人则进行公审并依然判刑以后又根据他们的悔改表现及身体情况，分批提前释放。这种做法既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当事者的侵略罪行，又体现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气度，高赡远瞩、通情达理，赢得了日本各界的普遍好感、对增进中日人民的友情起了积极作用。在此前后，有一批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希望访问中国。周恩来获悉后，即于1955 年底指示廖承志向正随前首相片山访华的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发出邀请。1956 年8 月，远藤冲破重重阻挠率14 名前日本高中级军官来访，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这些人来华前虽有某种悔罪之情，但对我仍有较大的疑虑和偏见。由于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做工作，加上访问中亲眼目睹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亲身感受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宏气度，他们深为感
动，纷纷表示要为促进日中友好而努力。其中不少人后来一直活跃在日中友好运动的第一线，有的还成了坚定的骨干。昔日的侵略军人变成了友好使者，这一事实显示了周恩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巨大精神力量。
如果说周恩来在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总是从大局出发，向前看的话，那么，他对日本方面任何企图抹杀或减轻侵华历史及其罪责的言行也是毫不姑息的。因为只有不忘前事，才能以之为师，正确处理后事。他对田中首相一段话的批评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表现。当时，田中正为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而访华。他在周恩来的欢迎宴会上致辞时就日本侵华的历史说道：“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周恩来在同田中会谈时针对这段话坦诚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活，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本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表示，“如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最后，中日联合声明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就较好地体现了愿以前事为师的精神。现在，由于双方共同努力，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处理已基本告一段落，但尚未完全解决。日方不能正确对待过去军国主义侵华那段不幸历史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常常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继续本着周恩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处理好这些问题仍然是对日工作的重要任务。
如今，中日友好的高楼已经矗起，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在继续发展。我们缅怀周恩来为此所作的历史性贡献，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继承、发扬他的外交思想、风格和艺术，努力工作，使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航道不断前进，以利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以利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战略侦察摸清底细——赫鲁晓夫下台后访问苏联
周恩来同赫鲁晓夫有过多次接触。一次，毛泽东向赫鲁晓夫介绍说：“周恩来很有才干，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他比我强，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灵活地解决问题。”赫鲁晓夫听后很钦佩地说：“周恩来是世界闻名的大外交家。”
50 年代后期，周恩来同赫鲁晓夫有过多次面对面的争论。1957 年1 月，周恩来在莫斯科就苏联兵临华沙，对当时的波兰施加军事压力，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批评，指出，“这是行不通的，不符合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赫鲁晓夫听不进批评，反而说周恩来是“教训”他们。1959 年9 月底，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北京。在谈及当时中印边境冲突时，赫鲁晓大指责中国“是为了一块不毛之地把尼赫鲁推向西方。”周恩来据理进行了反驳。
1960 年，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使许多苏联援建的工程被迫中断，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此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冷淡下去。
1964 年10 月，赫鲁晓夫下台，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共中央决定借庆祝十月革命47 周年的机会派团去苏联看看。事先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打了招呼，他们也都同意派人去。11 月5 日至13 日，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作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莫斯科之行。周恩来把此行的任务叫做“战略侦察”，一个是看看赫鲁晓夫是怎么下台的，但更重要的是看看苏共新领导今后会推行什么路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能不能得到改善。
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会晤了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同他们交换了意见。苏共新领导表示他们和赫鲁晓夫的分歧是在内政方面，不是在外交方面。周恩来很快得出了结论：苏共是换汤不换药，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没有改变。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人斯基元帅，在一次酒会上对贺龙元帅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的毛泽东呢？苏中关系不好就是他们两个人搞的！”贺龙通过翻译立即把他顶了回去，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就此事向苏方表示了不满，指出这是苏方在挑衅，同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
此次莫斯科之行，就改善中苏关系来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就“战略侦察”来说，则做到了不虚此行。
以小见大由彼及此——运用“乒乓外交”推动中美往来
周恩来是一位重视全民体育运动的国家总理，1969 年10 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宴请刚果总理的宴会上，用充满信心和关切的声音向体育工作者敬酒：“请同志们加紧训练，恢复技术水平！”接着，1971 年春，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的第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临行前，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代表团说：“这次如果我们派乒乓球队出去，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包括美国队，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这段话，离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刚过三个月。
巧得很，1971 年4 月2 日，在日本三重半岛的海湾上，中美两国代表团在游艇上相遇了。这时，热情开朗的美国选手毫无拘束地开口了：“嗨！你们中国队的球打得真漂亮，找个机会，也和我们打几盘吧！”“好，好。”中国青年含笑答应。“听说你们已经邀请我们的朋友（指加拿大和英国队）去你们国家访问了，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去呀？”“会去的，总有一天你们会去的。”
美国青年听了答复非常高兴，连声说：“Good！Good！”中国青年也应之以“好！好！”
这次接触立即被报知北京。两天后，又发生了一件更新鲜的事：美国队员格伦·科恩跳上了满载中国队员的大轿车，这时，庄则栋送给科恩一幅杭州织绵——黄山风景画。此举使中国领队深感不安，哪知他向国内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周总理不仅批准了这种友好交往，而且要中国领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小小乒乓球“乒”的一声，震动了地球对面的美国，也震惊了全世界。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天晚上就召开了特别会议。然后，16 名美国运动员组成的代表队通过香港的罗湖桥，担负起“先遣队”的特殊使命。
4 月14 日，即美国代表队来访4 日之后，周恩来高兴地接见了美国运动员们，他说：“你们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个新开端必将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他停了一下，然后问道：“难道你们不同意我的话吗？”美国客人立即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其间，周恩来还回答了一位美国青年所提出的“嬉皮士”问题。
就在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同时，美国白宫也在密切注视着这一重要活动。周恩来讲话后不到几个小时，白宫就宣布了旨在缩小两国间鸿沟的一系列开禁措施：放松美国对中国实行了21 年的禁运，对愿意访问美国的中国人可以加快发给签证，放宽货币管制，..尼克松还高兴地宣布：“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打开了坚冰，现在就要测水有多深了！我希望，其实我是期待着，有一天我将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
小球推动大球获得成功。3 个月后的7 月9 日清晨，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抵达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了高级会谈。
抓住时机实现对话——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尽人皆知的历史原因，中美两国的关系和人民交往隔断了20 多年。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封锁、孤立、遏制和敌视的政策。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美国上述政策的日益破产，70 年代初出现了打开两国关系的历史性机会。当时身为我国外交政策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周恩来，敏锐地抓住时机，协助毛泽东主席作出了打开对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亲自付诸实践，使两国进入了一个逐步加强接触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新时期。
早在1969 年初，周恩来就看到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提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同接触的可能性。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的预见。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多次表示要与中国接触，示意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1969 年2 月1 日，他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直接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中苏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于1969 年7 月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到任会见周恩来时，奉戴高乐总统的指示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转纶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他说，3 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口信捎给中国领导人。不久，尼克松和基辛格利用出访亚洲、欧洲一些国家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为了表明美国同中国打开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通知中国，美国政府打算采取一个象征性的步骤——撤走自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台湾海峡奉命巡逻以表明美国对蒋介石承担义务的两艘驱逐舰，以示美国愿意同中国缓和，通过谈判解决两国关系问题。为了答复美国撤走军舰的表示，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中国决定释放7 月16 日进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德纳女士（后查明这两人是误入我境内）。12 月3 日，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使馆人员表示愿意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晤。
每当美同政府放出这些试探气球，中国方面都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处于第一线。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中美两国国内以及国际上存在着种种反对中美接触的势力。由于多年的隔绝状态，双方互不了解。每天出现在两国报纸上的言论和政界人士的谈话仍然是互相敌对的，但周恩来却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井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魄力，同毛泽东主席一起，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冲破障碍，推动历史的前进。作为恢复接触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同意美国大使会见中国驻波兰代办，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千1970 年1 月20 日宣告恢复。美方在当日会谈中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中方表示：中国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
改善两国关系：这些会谈可以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此后不久，周恩来又利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之机亲自表达了上述意见。
正当中美双方通过传递信息逐步走向高级接触时，发生了1970 年3 月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方基于一贯反对侵略扩张政策的立场，中止了同美国的联系。直到美军撤出柬埔寨并再次发出愿意打破美中关系僵局的信号时，双方的联系才又恢复。同年10 月下旬，尼克松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叶海亚总统和齐奥塞斯库总统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愿意派一个高级使节秘密访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也作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姿态：是年国庆节，周恩来请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周恩来不仅亲自过问，而且对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上。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作过技术处理了。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天安门上的照片，是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精干分析的基辛格忽略了。
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主席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泽东、周恩来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俩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
1971 年4 月，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决策，指示我有关部门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亲自会见美国运动员和随行记者。同年4 月21 日，周恩来给美国政府一个口信，表示愿意接待美国特使例如基辛格博土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交谈。尼克松于5 月中旬答复说，他准备在北京同我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并建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中国同意这一建议的信件于6 月2 日传到白宫，基辛格立即送交尼克松。尼克松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两人当即决定把基辛格的中国之行称为“波罗行动”，以几百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探险”的壮举作比拟。1971 年7 月周恩来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1972 年2 月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但率的讨论，实现了中美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对话。
约法三章维护主权——1972 年处理美国租用中国卫星地面站
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中，能够见微知著，处处维护主权，体现着杰出的外交智慧。
1972 年：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18 人继基辛格首次来华后再次来华，为尼克松总统以私人名义访华作技术安排，其中之一是有关电视转播问题。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向中方提出：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美国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接到请求，周恩来指示由外交部熊向晖约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四人帮”的爪牙于会泳抢先发言，他摆出极“左”的腔调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这个“首长”指的是江青一伙，当时，江青一伙把持着中共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大权，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只好一言不发。
此事中断后，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同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一席话，句句有理，无可辩驳。
周恩来决定原则同意美方要求，并要美国方面帮助租用一个通讯卫星，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
熊向晖向齐格勒转达了周恩来的决定。齐格勒听了，认为租用通讯卫星的经费可能有100 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供美国记者使用的通讯卫星，因此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即可，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听后，立即表示修建地面站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至于是否租用通讯卫星一事，再作考虑。熊向晖之所以表示，是想为中方节省100 万美元租金。
不想周恩来听了汇报后，马上批评熊向晖一听100 万美元租金就想缩头的做法，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为了维护主权，同时又圆满地解决卫星租用的问题，周总理让熊向晖向美方转告三点：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 年2 月21 日上午1 时至2 月28 日24 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三点“约法”环环相扣，既维护了主权，又精明合理。齐格勒听了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
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据理力争如实行文——与美方论台湾问题以及发表《上海公报》
1972 年2 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与周恩来讨论国际重大问题和中美两国关系，由于双方立场各异，在很多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但周恩来总是以高度的谈判艺术，寓论辩于说理之中，使对方感到尽管意见不同，中方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中国领导人的话是可以信赖的，进而双方最后达成共识。
关于台湾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就使中美双方会谈陷入了僵局。这是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属于极端敏感的问题。双方都作了充分准备，周恩来首先摆明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十五年也一直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自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在会谈中则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
对此，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
这时，基辛格有点着急：“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决定这个问题。”
周恩来语气缓和下来：“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作出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美国在南越和柬埔寨支持的阮文绍、施里玛达等老朋友总是要被人民赶下去的。如果当年杜鲁门不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不以武力援助蒋介石，22年来的中美关系可能不同得多。问题是争取一代和平是寄希望于前进方面，还是寄希望于这些‘老朋友’。把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希望放在这些人身上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了吧？”
周恩来还进一步以时代精神向美方晓以利害，指出：既然中美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然要改变一些关系。中国有句俗话说，会掌舵的人引导航船迎着浪头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有远见的人会懂得如何掌舵。如果把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那怎么能迎接新时代呢？总之，时代在前进，懂得时代精神的人，会促使世界情况的改进，否则就要被时代的潮流所淹没。基辛格听后表示，相信我们经过目前的谨慎时期后，一切关系都必然会发生变化。尼克松也表示，正如总理所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世界变了，美中关系也必须改变。
关于总的国际形势，尼克松认为，如果美国退出，某些地区就会出现“真空”，就会为苏联提供钻空子的机会。这是战后美国推行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借口。周恩来批驳说，世界上不存在“真空”。早年美国有人曾说杜鲁门的政策丢了中国的六亿人口，历史证明，中国并没有成为“真空”，美国势力、苏联势力和蒋介石都走了，中国人民自己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同200
年前美国人民在英国退走后自己填补了“真空”是一样的。这一席话说得对方只有连连点头。
就这样，经过双方反复讨论，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公报。美方本来想发表一个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的公报，以显示其中国之行的成果。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做，并提出了一个建议草案，既列出双方的共同点，也摆明双方的分歧所在，这使美方大感意外，认为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国国内无法接受的。对此，周恩来作了大量的耐心说明工作。他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 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讲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周恩来建议，公报允许双方阐明各自的原则立场。这种实事求是的真诚态度使美方难以拒绝。尼克松承认，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建立一座跨越16000 英里和22 年隔阂的桥梁。
中美双方1972 年2 月28 日达成的《上海公报》，形式独特，别具风格。公报首先列出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包括对国际问题的各项原则主张。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军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活动。美方则声明，它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对于基辛格巧思所得的上述表达方式，周恩来是很欣赏的。双方较快地取得了一致。但接下去谈到美确认从台湾逐步减少甚至全部撤走美军的一段，用词颇费周折，最后的表述方式基本上肯定了美军全部撤走的最后目标，驳倒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为我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为下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原则基础。但为了照顾美方国内的政治困难，我也作了一定妥协，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而是先确定全部撤军的目标，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周恩来正是根据上述策略思想，促使美方同意了公报的内容，我方的预想基本上实现了。
公报列举了双方的共同点，包括：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准备在相互关系中实行上述原则等。把上述共同点写入公报，既照顾到美方的需要，也对美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在公报中还声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即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任何一方不拟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等等。这些表明了我光明磊落的立场，对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是有益的。
公报也写入了扩大双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联系等内容，这对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周恩来在会谈中所表现的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说理的谈话方式，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十分钦佩。他们在回忆录中称道，周恩来有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但讲话彬彬有礼，入情入理，对形势和谈判对象了若指掌，对问题反应敏捷。中国人说话算数，这是周恩来给他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正如基辛格所说，“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是“信守协议的”。基辛格还说，周恩
来“对哲学的论证，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运用自如”，“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尼克松也说，周恩来留给他的鲜明印象，是无与伦比的品格和献身精神。
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倡导和推行和平外交
新中国成立时，周恩来以其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远见卓识，明确提出，外交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外交的对象是国家，外交工作就是通过国家关系的这个形式来进行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有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但这不应该影响我国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为了我国同世界各国能够友好合作，平等相处，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安全，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正是周恩来找到了这样的共同点，他提出了处理国家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巧妙地运用到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中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周恩来从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出发，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他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该受到侵犯。”“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和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着当代国际社会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同世界上那种“弱肉强食”的行径和侵略扩张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共同基础，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间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1953 年12 月中印两国开始就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为了建立中印这两个亚洲最大的邻国的友好关系，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首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则，并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 年6 月下旬，周恩来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两国总理正式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国、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关系的基础，并且认为这应该成为整个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在1955 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阐明在国际关系中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必要性。特别是他在会议的补充发言中着重阐述的“求同存异”思想，就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找共同点。这种共同点最主要地表现在亚非国家绝大多数都经历过殖民主义的灾难和痛苦；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独立与和平、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在这些共同点的基础上就存在着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同情和互相支持的可能性。他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存异和团结。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思想，为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亚非会议所取得的圆满成果，会议通过的对五项原则加以引申和发展的十项原则，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大量
心血。
在解决中国同邻国历史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周恩来着眼于中国同邻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提出这些问题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互谅互让，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这种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做法，已为当前国际社会所公认，并日益广泛地为世界各国所采用。
为了使外国了解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真诚愿望，周恩来以其坦荡的胸怀，多次阐明我国对别国不进行颠覆活动，不搞革命输出的严正立场。如果中国将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世界人民就应当起来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正是在上述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在亚非会议后，中国同一系列周边国家建立了十分友好的睦邻关系，先后同缅甸等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边界问题，同印尼达成了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协议，并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对于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周恩来同样表示愿意在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促进两国邦交的正常化。
自1956 年底到1964 年初，周恩来不辞辛劳，对亚非国家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友好访问，他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加强中国间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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