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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代后期哲学思想史

_9 周一良(现代)
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人自相残甚恻哀。” 又说:“天下多男
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在疆界之私,何可

起尔吞我并之念?”显然,洪秀全是针对封建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借宗教的
形式来宣传他为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争取平等权利,实行平等社会的思想。
洪秀全还借“皇上帝”的权威来打击封建势力。他把封建皇帝、官僚军阀、
土豪劣绅及佛教徒、道教徒,统统斥之为“阎罗妖”,置于“皇上帝”的对
立面,从而主张崇拜“皇上帝”。打倒“阎罗妖”。他说:“阎罗妖乃是老
蛇、妖怪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

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打倒“阎罗妖”,大家共仰“皇上帝”,才能
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洪秀全还希望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他说:“如果
上帝助吾恢复祖,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其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

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可见,洪秀全的
神学理论,极其曲折地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反对外国侵略,要求平
等的民主革命思想。
第三,主张变易的辩证法因素。洪秀全坚信物极必反的辩证法,他说:

“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乱转化为治,黑
暗转化为光明,就象黑夜转化为白昼那样,是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他
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他说:“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跳出
邪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
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几何陵夺斗杀之世,

其不一旦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这里,
洪秀全以农民革命家的气魄主张变革社会,将“乖离浇薄之世”变为人人平
等之世。如何实现社会的变革呢?洪秀全认为要靠天下兄弟姐妹团结一致,
① 《讨粤匪檄》。
② 《原道救世歌》。
③ 《原道醒世训》。
① 《原道觉世训》。
②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③ 《原道醒世训》。
④ 《原道醒世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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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流砥柱,去力挽狂澜。洪秀全这种社会变革思想,充满着革命朝气和进
取精神。
(2)曾国藩的哲学思想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思想家,也是个毁誉悬殊的人物。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不能不受到人们的谴责和唾骂;
但就其思想来说,在清末至辛亥以后都有一定影响,所以也不能不加分析地
一笔抹杀。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祖籍衡阳,先世
后从衡阳迁至湘乡,遂为湘乡人。道光十八年 (1838)进士。曾“师事”理
学大师唐鉴,从倭仁等讲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礼部、兵部侍郎,官至总督、
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咸丰、同治年间,他奉清廷之命在湖南帮办团练,
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死后清廷追赠其为“太傅”,谥号“文正”。
留有奏稿、书信、日记、诗文等汇编成的《曾文正公全集》。现岳麓书社有
新版《曾国藩全集》。
曾国藩在哲学上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其哲学思想主要渊源于程朱理

学。他自称“一代宋儒” ,在论述事物时,常以程朱之说为依据。这样,他
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自然表现出浓重的守旧性和落后性;但因其长
期治政、治军的实践经验,又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带有注重实际的理性特点。
曾国藩承袭了程朱的理本论,把“理”、“性命”看作天地与人事的主
宰。在曾国藩看来,“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其理本同一源”。
在谈到理气关系时,他说:“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这与朱
熹“理是本”的思想相合。在程朱理学中,“理”不是指存在于事物本身的
规律性,而是指主宰万物的先验本体即“天理”。曾国藩宣扬“顺性命之理”,
在他看来,“性命”为天地万物之主宰。他言道:“盖自乾坤奠定以来,立
天之道曰阴与阳,静与动之妙,皆性命所弥纶。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静翁动

辟之机,悉性命所默运。” 曾国藩在此谈到的“理”、“性”、“命”,在
程朱理学中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名异而实同。何为“性命”?曾国藩说,“仁
敬孝慈为则,此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
顺焉而已矣。”在他看来,所谓“性命”,便是封建道德规范和维系君臣、
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伦常关系的原则。从其规范和原则来说,也就是“理”。
他说:“性浑沦而难名,按之曰理,则仁义礼智德之赖乎扩充者,在吾以已
有条不紊也。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则元亨利贞诚之贯乎通复者,在吾

心且时出不穷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命”主宰天地万物,也可说是“理”
最终主宰天地万物以*0社会道德伦理。
曾国藩宣扬以“诚”为本的思想,认为“诚”是宇宙万物及其变化的根
源。在他的著作中,“诚”被说成是一种具有客观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
“窃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人德业所以大兴,皆诚为之

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同时,曾国藩的“诚”说也
带有陆王心学的痕迹。他在许多的地方把“诚”又解释为一种道德修养与主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复颍州府夏教授书》。以下凡引曾国藩文,均出自《曾文正公全集》。
① 《嘉言钞·治身》。
② 《顺性命之理论》。
③ 《书札·复贺耦耕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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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精神。他说:“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唯立诚才有可居之地,诚
④ ⑤
便是忠信。” 又说:“君子之道,莫大乎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比较看
中“诚”的主观属性的一面,主张充分发挥这种主观精神与运气搏斗。之所
以如此,是基于他与太平天国长期对抗的实践经验。他把自己历经挫败,最
终赢得胜利既看作是天意,又看作是主观精神奋斗的结果。
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继了程朱的“格物致知”说,并有所发挥;在论
述知、行关系时,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特色。
曾国藩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基本上与程朱一致。他说:“格物致知
之物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
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穷理也”,

“此致知之事也”。在他看来,一切现象,不论是主观精神,还是客观物质,
皆为“所格之物”,而格物在于“穷理”。朱熹有言:“心具万理,万理具

于心”,曾国藩也说:“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其省察涵养以存

心之理,即格物也。”即把“格物”的目的说成是“究其存心之理”。
曾国藩引用朱熹的话来论证“格物致知”的命题。他说:“朱子曰:‘人
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
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

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之一理也。”这里,所谓“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是就认识主体而言,“知”乃是存于心中的“天理”,即曾国藩所指的“存
心之理”、“好恶之良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就认识客体而
言。如何识得“天理”?在朱熹那里,万物产生于“一理”,“一理”统摄
万物。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认识“至殊之分”,才能把握“一理”,
也就是说,只有认识到具体的事物,才能认识抽象的“理”。而这统摄万物
之“理”,在封建社会中主要表现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伦理纲常。这样,封建
伦常也就成为“格物”的对象,而道德完善自然就是认识的最终归宿。
曾国藩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他认为,“知”
与“行”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学亦在此”。
就“知”与“行”的先后而言,曾国藩主张“知”先“行”后。他在解释“诚
意”时说:“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

此力行之事也。”可见,在“致知”与“力行”之间,他强调“力行”,认
为“行”是“知”的根本目的。所谓“力行”,就是“脚踏实地”,不说空
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因此,曾国藩很注
重实效,主张“凡程攻立事,必以目见为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
②。为此,他认为,王守仁的“即知即行”说乃是“任心之明”,终将“别无
所谓实行”;陆九渊强调的“先立其大”,站稳封建立场,这并不是一句空
④ 《杂著·居业》。
⑤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朱子语类》,卷九。
③ 《家书·致诸弟》。
④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杂著·克勤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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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而要从具体小事先下手。在此,曾国藩发扬了理性维系封建纲常的传统,
抛弃了理学的空疏及只讲心性的迂腐,表现出经世致用的鲜明色彩。
关于人性问题,曾国藩的观点承袭程朱理学。他认为,人性源于天理,

“凡人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曾国藩主张人性本善,

认为只是“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他同朱嘉一样,竭力主张“力

去人欲,以存天理”。为了恢复善良的本性,他提出了“格物”、“诚意”。
他说:“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

而力卒之”。他不仅要求人们认识恪守封建道德的规范,而且要求竭力实践
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完全的封建仁义道德。
如何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封建道德规范,以“天理之公”克尽“人欲之私”?
曾国藩很强调心性修养的工夫。他从孔孟、程朱出发,提出“以敬恕为养心

之法”。他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体不外‘敬’、‘恕’二字。……
⑤ ⑥
此立德之基。”在他看来,“‘敬’则存心不放,‘恕’则不蔽于私”。
在此,他把“敬”、“恕”,看作是实现道德完善的重要手段,是封建伦常
的根本所在。由此出发,曾国藩提出了“八德”作为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这“八德”是:“勤、俭、刚、明、孝、信、谦、浑”。他说“勤、俭、刚、

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 。
曾国藩的道德思想,总体上来看,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特别是在
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所发展的近代,其阻碍社会前
进的消极作用是极为突出的;不过,由于它重视身心修养、品德节操,对于
整顿封建地主阶级的恶劣、腐败作风,抑制统治者的奢靡与堕落,也多少起
一定作用。
曾国藩虽“一宗宋儒”,服膺程朱理学,但并非象一般理学家那样,脱
离实际事务,一味潜心于性理玄谈与“存养”工夫,而是“详览前史,讲求

经世之学” 。长期督军、治政的活动,使有着辅物济时抱负的曾国藩,在鸦
片战争前后掀起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刺激下,超越了以讲求封建伦理为目的的
理学圈子,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从而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统一起来。
曾国藩是主张“理学经世”的。他早在从唐鉴学习理学时就说过:“镜
海先生 (指唐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致经济之

学,即在义理之内。”后来他一直坚持认为,“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
其中矣”,反复强调经世之学应包括在“义理之学”内。在曾国藩看来,“义
理”包举“经济”,“经济”服从“义理”,“义理”与“经济”是体用本
末的关系,理学为体,经世之学为用。他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
③ 《杂著·日课四条》。
① 《嘉言钞·治身》。
② 《杂著·日课四条》。
③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④ 《书札·与葛睾山》。
⑤ 《家书·喻纪泽》。
⑥ 《家书·复邓寅阶》。
⑦ 《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① 《年谱》。
② 《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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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他又把
义理与经济视为内与外的关系,说“大本内植,伟绩外充”。
基于理学经世的思想,曾国藩对儒学的“礼”作了独到的发挥,说:“尝

谓古人无所谓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 又说:“古之君子之
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
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⑤在此,他把“礼”或“礼治”理解为“治世之术”,学“礼”也就是学“治
世之术”。曾国藩崇尚礼治,就是他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理学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主张“荷道以躬,讲求务实创新。他
针对“仕途积习益尚虚文”,提出,“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

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因此,他“于朝章国故,如《会典》、
《通礼》诸书,尤以究心”,“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史,钩

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还向清廷建议:“欲
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

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他反对不思变故,主张因时变通,提出“道之
废兴,亦各有时”,认为“适时则贵,失时则损”,而“善趋时者,贵先时,

不贵后时” 。他竭力主张:“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代之所未及
者,可以自我创之。”⑤
总之,曾国藩接受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其理学经世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适合于当时的实际需要,所以他能在晚清大厦将倾之际起突出的作用,成
为“中兴名臣”之首。
3.戊戌变法前后的重要思想家
——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战争
的结局,都是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
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即所谓西学、新学也如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猛
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的旧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维新派于1898年发
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维新派试图通过实行“富国
强兵”的新政,挽救民族国家的危机,因而使这次运动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
他们通过向西方寻找真理,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展开了“新学”与“旧学”、
“西学”与“中学”、“学校”与科举的争论,形成了崭新的资产阶级启蒙
思潮。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时期,维新派
③ 《文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④ 《年谱》。
⑤ 《杂谱》。
① 《书札》。
② 《年谱》。
③ 《奏稿》。
④ 《文集》。
⑤ 《湘乡曾氏文献》,第6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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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反对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把中国传统的
辩证法思想与西方近代进化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以进化论为主要特征的哲学
体系。而这种中国式的进化论哲学,正是他们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康有为
的“三世”说是较系统的历史进化论;梁启超的“三世六别”的历史进化论
是对康氏学说的补充和发挥;谭嗣同也主张变易哲学,宣扬“器变道变”,
“一切皆变”;严复则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的“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说明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根据进化的规律进
行变法维新,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1)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康有为 (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后
人称他为康南海,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
庭,早年受过儒家传统教育,又研读过佛教、道教经典。清朝政府的腐败和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他对封建的旧学逐渐产生怀疑。后在上海、香港等
地接触了比较多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转而学习西学,开始知道西方国家自
有一套东西,不能再把它们简单地看作“夷狄”,从此有了改革中国政治的
念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成为当时向
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自1883年到1898年,他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其中最著名的
是1895年联合1300多名在北京应试的举人上书皇帝,即所谓“公车上书”。
通过上书,他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方案: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政体
为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和保护新兴的民族工业,在文化上废除封建教
育,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民主主义文化。1898年6月11日,
光绪帝为了挽救清朝面临的危机,宣布变法,并召见康有为,让维新派参与
“新政”。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但是,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很
快镇压了变法运动,光绪被囚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戊戌变法失
败后,康有为逃亡国外,逐渐走向保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
革命后,他主张尊孔读经,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康有为的著作很多,《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
《戊戌奏稿》影响甚大,另外还有《内外篇》、《诸天讲》以及《论语注》、
《中庸注》和《孟子微》等等。
变易进化观是康有为哲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他倡导变法维新
的理论依据。他的变易进化观,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成果,
又吸取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在总结早期改良主义变法思想的基础
上,试图突破其前辈“器变道不变”的思想局限。
康有为强调变易进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普遍的法则,他说:“盖
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
沧海成田,历阳成阴,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

无一不变,无刻不变。”在此,他明确提出了“变者,天道也”的命题,认
为天、地、人,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变易是普遍的、绝对的。
“变者,天道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已有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康有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这种变易思想,则更多地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进
行论证。例如,他根据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认为太阳系和其他天
① 《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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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在不断演化的,他说:“德之韩图(康德),法之立拉士(拉普拉斯)
发星云之说,谓各天体创成以前,是朦胧之瓦斯体,浮游于宇宙之间,其分

子相互引集,是谓星云,实则瓦斯之一大块也。”又说:“天空之气热,鼓
荡往来,摩擦不息,互相吸引,互相离拒,然而成体,聚合而成团,渐积成

大团,吸力更大更久积莫大之团,乃至寻常之理也。”他认为,地球是演化
而成的,地球上的生物也是不断变易进化的,“生物始于苔,动物始于介类”,

“荒古以前生草木,远古生鸟兽,近古生人”。生物逐步从低级进化到高级,
人类也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康有为认为,地球中包含有生物的层累,从下

到上,分为“介层、虫层、大草大木层,而后至于人层”,而这些,正可以
证明地球上的生物是逐渐进化的。因此,他从天体演化和生物进化的诸多现
象中,看到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法则,主张“善变以应天”,反对“不变而逆
天”。这恰恰是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相反对的,从而为当时的变
法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由以上可看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特
别是康德的星云假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以深刻的影
响,使他突破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变易思想的局限,建立了具有近代实证科学
特点的变易进化观。
康有为在说明变易的根源时,吸取了中国古代关于“阴阳”的学说,接
触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他说:“若就一物而言,一必有两。《易》云
‘太极生两仪’。孔子原本天道,知物必有两,故以阴阳括天下之物理,未

有能出其外者。”他还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中关于气、力、质、形、光、声
等物中的矛盾对立现象,来补充说明他的阴阳矛盾观,他说:“理皆有阴阳,
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吸拒,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

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 此“八统”都呈现
了对立面的统一,矛盾普遍存在,即是“物理”。康有为还说明了统一与对
立之间的关系,并看到了对立统一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盖太极
两仪之理,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
后能进”。所谓“有统一而后能成”,是指“物必有合”。他说:“思其正

反,正反既异,其道乃成。” 在此,他指出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是普遍的,离
开一方就不成其为矛盾,而只有矛盾的“合”才能构成事物。所谓“有对争
而后能进”,是指矛盾双方通过斗争而促使事物发展变化。因此,他强调了
事物的进化是矛盾对立斗争的结果。
康有为还认为,变易是一个新陈代谢、去旧布新的过程,并把这看作是
不可违抗的法则。他说:“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

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 因此,应“用其新,去其陈”
② 《诸天讲》,卷二。
③ 同上,卷七。
④ 《万木草堂口说》。
⑤ 《日本书目志》,卷二。
① 《春秋董氏学注》。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
③ 《论语注》。
① 《上清帝第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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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此,康有为对当时死守祖宗成法的不变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指出:

“若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皇帝之法哉?”他大声
疾呼:“守旧不可,必当变法”,“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

不变则亡” 。
显而易见,康有为极力论证自然界的变易进化,目的是要说明人类社会
历史的进化和中国必须变法的问题。康有为认为,人类社会各方面都是在不
断变化发展的,正因为不断进化,人类的生活才愈来愈好。为了说明人类社
会历史进化的规律,康有为把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的“三世”
说与《礼记·礼运》中讲的小康、大同结合起来,提出了他的社会历史进化
学说。
康有为“三世”说的主要内容是说,人类社会是逐渐进化的。进化的顺
序是由“据乱世”变而为“升平世”,经过“升平世”而后进入“太平世”,
一世比一世进步、文明,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这三个
发展阶段,这是人类历史进化的普遍规律。他认为,“据乱世”是“文教未
明”的野蛮时代;“升平世”是“渐有文教”的文明开化时代,又称“小康”;
“太平世”是“文教全备”的文明全盛时代,亦即康有为理想中的“大同”
社会。他指出,中国历史上至多达到“升平世”即“小康”社会,而从未达
到过“太平世”即“大同”社会,他说:“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

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他坚决主张,必须打破这种“皆
小康之世”的踯躅不前的局面,中国只有求变,求进化,才能进步,才能向
“大同”世界前进。康有为借孔子之志来发挥他的历史进化学说,他反复说
明,“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据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

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此《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又说:“三世

为孔子非常之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康有为借孔子之微言大义,其
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阐发由封建君主专制进化到君主立宪制,再进化到民主共
和制的历史必然性,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制造舆论。
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说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其标准不是社会的经济形
态而是“文教”或政治体制,因而是不科学的。尽管如此,康有为的公羊“三
世”说,毕竟借孔子之名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肯定了人类社会
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进化,肯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必将逐渐变为资产阶级君主
立宪制,再进而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由
君主而君民共主而民主,由专制而立宪而共和”的进化之理。
但是,康有为所说的变易进化,只承认量的渐变,否认质的突变和飞跃。
他常常强调“进化有渐”的“渐”字,反对“邃变”。他认为由“据乱世”
到“升平世”只能是循环渐进而超越不得的,他说:“生当乱世,道难躐等
(越级),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未拨,不能不盈科乃能,循序而行。”
② 《日本书目志》序。
③ 《上清帝第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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