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从韩非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统治需要的理论武器，以“不期修古”
① 《商君书·赏刑》。
② 《慎子》。
③ 《韩非子·定法》。
① 《韩非子·定法》。
② 《韩非子·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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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拓精神，以暴力进攻的强者形象，“兴义兵，诛强贼”，以“秦区区之
③
地，干乘之权，致万乘之势”，平定天下，完成了武力统一六国的历史重任。
在这个阶段上，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韩非厚今薄
古、“不法常可”的进化历史观，为新兴地主阶级提供了变法图强的理论根
据，也为秦代周而王天下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重农”思想促进了生产
发展，为秦统一提供了经济基础。任刑赏、尚暴力的主张，为秦始皇的暴力
战争树立起了一面旗帜。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术，则为秦始皇治军驭臣提供
了指导和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的成功也就是韩非法家思想的成功。
统一全国以后，秦始皇继续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法术势并用，来治理天
下。他按照法家重势和术的思想，建立起一套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
他创立“皇帝”称号，以示自己权力的至高无上。他设置了一套专制主
义中央集权官僚机构，从地方到中央一切权力集于皇帝一身。他按照韩非的
御臣之术，将上至公卿下至郡守县令的任免、赏罚、生杀予夺之柄操于皇帝
手中。即使是丞相、太尉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在皇帝面前也只是一个
奴才而已。从而形成了全国只有一个政府、一个法律、一个经济组织、一个
道德标准，车同轨，书同文的政治格局。他甚至要求全国只能有一个思想。
这种极端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在 《韩非子》中早已绘就了蓝图。秦始皇按图
施工，将其具体化，又在实践中吸收了其他学派的个别有用学说，如儒家的
置天子、阴阳家的五德终始等，以弥补韩非之不足，发展了韩非的思想。
秦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也是来自韩非的主张，韩非的这一主张又是以“性
恶”论为基础的。他认为无论君臣、父子、主仆之间的关系都是赤裸裸的自
私自利的关系。君主之所以给臣民以高官厚禄，不是因为“仁”，而是要使
臣民为他服务；臣民所以为君主卖力打仗，不是因为“忠”，而是为了得到
高官厚禄。地主与雇工也是这样，地主给雇工好吃的，付给工钱，不是因为
他“爱”雇工，而是为了让雇工多出力，给他耕得深，耘得好；雇工之所以
快耕细耘，也不是因为“爱”主人，而只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货币和吃的。父
子之间也不是抽象的“慈”与“孝”，而是父养子、子供父，互相算计的关
系，如果供养不好，父子之间也照样打起来。根据这样的理论，世间根本就
不存在什么仁义忠孝之类的东西，权力只能集中在自己手里。对于臣民乃至
子孙，只能统于赏罚使之为自己效力。
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就是上述理论的实践。郡县制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在
一些诸侯国中实行了。秦统一后，能不能在全国大范围的实行郡县制呢？当
时，曾有两派不同意见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丞相王绾等说：“诸侯初破，燕、
①
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之，请立诸子” 。这些人主张分封弟子到边远地
方，填补中央政权统治之不足。当然其基本依据是西周古制，其理论根源就
是西周以来的宗法礼治思想，因为同姓弟子与君主都是一家人，可以放心，
永保安宁。韩非的同窗李斯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周朝分封子弟同姓很多，
但后来各自为自己的利益互相攻击，“诸侯更相诛伐”。现在“统一皆为郡
县”，才是“安宁之术”，所以不能再置诸侯。在他们看来人都是为利所趋
使，父子亲情也不可靠。秦始皇接受他的建议，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分天下
为三十六郡，由中央委派官吏管理，郡守具令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直接
③ 贾谊：《过秦论》。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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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任免。中国的行政权空前统一。
然而，两派意见的分歧没有就此停止。到秦始皇34年（前213年），又
由于郡县的问题引发一场是否“师古”的辩论。当时，周青臣在秦始皇面前
颂扬全国实行郡县制后，“人人自安，元战争之患”。博士淳于越不以为然，
说郡县制是古来所没有的，“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始皇让
群臣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李斯再次坚持了法家一贯主张，反驳说：“五帝不
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李斯主张不“师古”，
时代变异了，统治措施也应随之变更，可以说韩非“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进化历史观的翻版。秦始皇赞同这样的观点。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实行专制的主张，也是来自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
如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是李斯直接提出来的，他说，以前诸侯割据，“天
下散乱”，各家“私学”兴起，现在统一了，百姓应“力农工”，“士”应
学法令。而“私学”却“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
党羽成乎下”。所以，应该禁“私学”。他建议将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
统统烧掉，有谈论 《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杀其全家。今后
凡愿学习者“以吏为师”，学习法令。秦始皇批准了这些建议。后世史家多
批评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其实秦始皇、李斯的做法只是实践了韩非“明
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主张，并在
实践中有所发展。
秦始皇以严刑酷法对付人民，这一思想当然也是来自韩非等法家的学
说。秦律条文繁多而严苛，人民动辄获罪。秦朝刑罚残酷，且有族诛、连坐
之类，使得秦朝刑徒塞道。百姓不堪忍受秦法之苦，终于揭竿而起。贾谊在
《过秦论》中总结秦朝速亡的教训时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后
来，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赞同这一结论。古人把施
仁义，“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德服人称之为“王道”；仁义不施，以
为服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为“霸道”。秦始皇在统一前，在兼并
战争的特殊环境里，行“霸道”，以力服人。使他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统
一后，在治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他再行“霸道”，以“齐之以刑”的
暴力统治民众，却使他迅速丧失天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秦始皇成亦韩
非，败亦韩非。其实我们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不难发现，法家的治国
之道特别是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术实际上是继续了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办法，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强行推行这套办法，实际上是把战国以来已经解放或者
正在解放的奴隶甚至全体人民推回到奴隶的境地，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他的
统治思想，行政措施与社会发展状况不相应，所以就遭到人民反抗，所以就
碰得头破血流。
秦朝统治者将法家思想主张付诸实践，有成功的地方，但基本上是失败
的。它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促使人们认真反思，去探求新的统治思想。
(2)《吕氏春秋》对秦统治思想的影响
在秦朝的统治思想中，法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秦代也不是单采法家一家的主张，而是杂揉了阴阳、儒、道和宗教神学的思
想。对于法家思想也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的。例如，荀子、韩非等法
家主张无神论，而秦始皇则是有神论者，他四处大搞求“仙人不死之药”的
迷信活动，大搞封禅，祭祀名山大川，希望借助神灵护佑统一帝国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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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的玉玺文也是“受天之命，既寿永昌”。
秦朝统治者对各家思想的选择根本上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因为单纯一
家思想（无论哪一家）都不能满足一个庞大帝国多方面的利益和需求。正是
在这一点上，素有“杂家”之称的《吕氏春秋》成了这个统一帝国的重要理
论武库之一。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学术巨著。吕不韦
早年在韩国经商，成为“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当时，秦公子子楚流
亡赵国，“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吕不韦同情他，并认为他“奇货可居”，
便出金钱资助子楚，并帮助他承继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
丞相，封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其子政即位，也就是以后的秦始皇。政“尊
②
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为秦相15年，一方面在政治上积极推
进统一事业，另一方面他组织人力著书立说，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作
思想统一的准备。《吕氏春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写成书的。它试图以
超越前代思想家的高度，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公允”评判与总结，取其所
长，避其之短，在有利于建立统一帝国的前提下将各家思想统一起来。他指
出：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
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豪士也。”①
作者在此皆用一字概括多家的长处，赞诸子是天下豪士。正如 10人相
马，有人相齿，有人相面，有人相目，有人相股，……大家的着眼点不同，
②
却都能由此断知马的体能，“凡此十人者，皆天下良工也”。集大家之所长，
就会得出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吕氏春秋》所要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它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总揽百家，体现了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的时代要求。
虽然吕不韦因获罪秦王政，被赶出朝廷，徙之巴蜀，对他的主张弃之不
用，而独崇法家，但是，《吕氏春秋》对秦统治者的思想影响还是不能完全
消失。一来，统一活动特别是统一后的政治需要兼采诸子有用的主张，而《吕
氏春秋》中则有经过了选择的现成材料。二来，吕不韦因有恩于庄襄王而倍
受礼遇，秦王政亦曾尊之为相国、仲父，从小耳濡目染受吕不韦思想的影响
是很自然和必然的。虽然秦始皇疾恨吕不韦，而不愿提及他和他的《吕览》。
但是，在他和臣僚们探索统一帝国的统一思想时，除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之外，
却也不时地露出《吕览》的痕迹。事实上，秦统治者除独崇法家以外，兼采
各家主张为己所用的侧重点与《吕氏春秋》大体上相同。
《吕氏春秋》吸收并改造了儒家维护“君权”思想，主张拥立“天子”，
①
说“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
② ③
天子” 。吕氏又强调“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执一”、“抟”的
思想意思也就是主张中央集权，这是吕氏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在这一点
① 见《全秦文》卷一。
②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① 《吕氏春秋·不二》。
② 《吕氏春秋·用众》。
① 《吕氏春秋·谨听》。
② 《昌氏春秋·恃君览》。
③ 《吕氏春秋·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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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秦王朝统治与吕氏的主张基本相同。秦始皇认为自己功盖三皇五帝，是
“受天之命”的“天子”。这个概念在无神论的法家那里是没有的。《吕氏
春秋》肯定儒家的三纲五常说，认为“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
④
应明“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专设《孝行览》宣扬孝道，认为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事之纪也。”秦统治者也看到了儒家思想在调
整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方面的特殊作用。尽管法家将其斥之为“六虱”而激
烈反对，但秦统治者还是吸收了他的孝弟之说。如《绎山刻石》就“廿有六
⑤
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 。可见秦始皇是极为推崇孝道的。《云梦秦简》
中也有父亲告儿子“不孝”，政府按父亲的请求予以惩处的案例。另外，公
子扶苏之死，连问个明白都不敢，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更是“父
教子亡，子不能不亡”的儒家孝道的典型。
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赞同其“节葬”的主张，批驳其“非攻”的
思想。它说：“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伐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
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
①
而遂桀纣之过也。” 吕氏是主张兴正义战争，用正义战争统一全国的。他认
为“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
②
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吕氏春秋》对墨家思想进行改造，使之
兵家化了。秦统治者恰恰在这一点上，与吕氏的认识是完全吻合的。如秦始
皇统一全国后，令人议帝号时就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
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李斯亦说：“陛下兴义兵，诛残贼，
平定天下。……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秦代的一些铭文刻石中
也多用“平定天下”、“黔首大安”之类的词语来颂扬秦之统一。可见，秦
统治者对统一战争的认识与吕氏的认识是一致的，其实吕氏本身就曾是统一
战争的重要组织者、指挥者之一。难怪连“义兵”、“诛暴乱”、“伐无道”、
“民服若化”、“黔首大安”之类词句都何其相似乃而。
《吕氏春秋》受阴阳五行家影响很深。阴阳五行学说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是邹衍。其哲学思想主要有三点，一是阴阳消长，四时更替；二是天瑞天谴
说；二是“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对其思想进行了批判吸收。书中有
“十二纪”以阴阳二气消长来解释四时季节变化，以五行相胜论述黄帝、禹、
汤、文王之兴替，以五行、五方、五色、五音、五祀等说明政令要适应时令，
把季节、生产、政事、祭祀、生活等放在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之中。秦朝统
治者几乎完全接受了吕氏的理论，也着重取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和四时变
化之说。《史记·封禅书》中这样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
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
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
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
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因为秦始皇讨厌吕不韦，所以他不提吕氏影响，而将此事说成是齐人奏
之。但是，其中关于黄帝，禹、汤周文的五德转移、以月令配政事思想，毕
④ 《吕氏春秋·处方》。
⑤ 《全秦文》卷一。
① 《吕氏春秋·振乱》。
② 《吕氏春秋·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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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与《吕氏春秋》如出一辙。
在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方面，《吕氏春秋》的观点基本上与法家相一致。
它认为人的认识是后天的，要取得正确的认识，必须去掉主观偏见，这与韩
非注重“参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是相通的。它认为人的认识应随着客观情
况的变化而变化。它用“刻舟求剑”的寓言来讽刺那些不顾情况变化而抱守
陈见的人，也与韩非子的“守株待兔”惊人地相似。它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
变化的。政策、法律也要因之变化。“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恃乱不
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也。”这与《韩非子·五蠹》中“不期修古，
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有备”的见解可谓异曲同工。而其“身定、国定、
天下治，必贤人”的英雄史观也与韩非子如出一辙。这些主张自然为秦始皇
所崇信，因与法家一致，这里不必多论。
秦统治者毕竟不是思想家，他们探索统治思想只是从现实的政治利益出
发的，而不是追求体系的完整。而《吕氏春秋》是思想家的作品，更为博大
精深。例如吕氏对道家思想较为推崇，特别吸收了它的宇宙观，认为：“万
①
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为阴阳” 。“太一”乃“道”，也就是无声无色，看
不见摸不着，但却是充满天地、覆盖宇宙的“精气”。它是宇宙的本源，万
物都是它派生出来的，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是我国古代认识史上的重要阶段。秦统治者对这一点似乎并不怎么注意，他
只看重其中的阴阳符瑞和某些统治术而已。如官吏应“安静毋苛”，“廉而
①
毋刖”，“恿（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良（梁）不得”。这些
学说是典型的道家思想。至于宇宙观，那还是留给思想家、哲学家去思考。
秦朝统治阶级建立了政治上统一的大帝国，也试图建立统一的思想。为
此两个不同的派别进行不同的探讨。吕不韦以道、儒为主兼容各家，虽未被
统治者正式采用，但对秦朝及至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秦始皇为首的统治集
团则以法家为主，也试图去兼采各家有用的东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
于其主旨根本不适应统一后的新情况，而遭到惨败。探索统治思想的任务在
秦代没有完成，但却为汉代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及值得反思的经验
教训。15年的秦朝虽然没有来得及产生出伟大的思想家，但秦王朝的思想探
索是有益的，是我国古代认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① 《吕氏春秋·长见》。
① 《云梦秦简初探》中《秦简〈为吏之道〉》中所反映的儒法合流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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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初的哲学思想
(1)汉初的黄老之学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终于被农民的烽火吞噬，给代之而起的汉朝统治
者一个严肃的教训。秦的惨败基本上可以说是统治思想上的失败，新王朝迫
切需要选择一种新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随着秦朝的灭亡，思想领域
里的暴力专政被解放了，汉初又出现了几个学派之间的争鸣，比较活跃的是
儒、道两家。道家学说一时占了上风。这除了象许多著述中讲及的汉初统治
者“好黄老之术”外，恐怕更重要的是经过了长期战乱及暴秦蹂躏之后，民
众需要休养生息，社会需要安定。因而，汉初几十年间，黄老之学占据了统
治地位。
黄老之学是《黄帝书》和《老子》的合称。《黄帝书》为战国时人所作，
假托黄帝之名，内容与老子相近。其基本精神就是“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无
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是曹参和盖公。盖公是当时齐国胶西人。
曹参为齐国丞相时，听说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
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
①
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参按照盖公所言在
齐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齐国大治。后来萧何死了，曹参被调到中央作丞相，
“清静极言合道”。他曾对惠帝说：“高祖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
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那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
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汉初统治者文帝、景帝、窦太后等都推崇黄老之木，几十年一直推行黄
老政治。到汉武帝时，仍有一些官员信奉黄老政治，汲黯就是其中之一。司
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吏而任之，
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汲黯的“责大指”，似乎是说上要事先订下
大政方针，“不苛小”就是在规定好的大政方针之下要放手让属吏们去办事，
即所谓“上无为而下有为”。
司马迁父子也是讲黄老之学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到
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说他把先秦思想分为阴阳、儒、墨、名、
法、道德六家，对道德家 （即道家）的评价为最高。认为道家思想能包括其
余五家所长，而无它们之短。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这里讲的
就是黄老之学。
从汉初高、惠、文、景、窦后推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到汉武帝
时汲黯的“上无为而下有为”，司马迁父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可以看出
其中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因为客观形势有所不同。汉初人民刚刚从残酷
的秦暴政之下解脱出来，长期战争也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需要有一
段恢复时期。汉朝统治者也鉴于农民起义推翻秦王的教训，为长治久安计，
也需要安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因此，汉初统治者特别强调“清静无为”，
与民休息。黄老政治推行60余年，确实收到很好的成效，社会经济逐渐恢复，
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单纯地强调“清静”似乎已不够了。到武帝时便侧重“上
无为而下有为”、“无为而无不为”了。这一变化也反映了汉初各派思想斗
争与融合。汉初黄老之术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尊崇，但其他各派也未遭禁，儒、
① 《史记·曹相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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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两家还比较活跃。儒道两家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有时还很激烈，同时，他
们又在斗争中相互渗透、吸收。例如，汉初黄老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黄
生，在与儒生辕固生的辩论中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认为“冠虽敝，
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我们知道，老子的道
家学说本来是倾向“无君”，黄生却强调君臣上下之分。可见汉代的黄老之
学不同先秦道家学说。而是在道家基础上不断吸收了儒、法的一些观点，充
实自己，以更有利于为统治阶级服务。
这种思想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兼综儒道的思想家陆贾和贾谊的学说
里。
(2)陆贾的哲学思想
陆贾（约公元前240年—前170年）是汉初著名的思想家。开始，他作
为汉高祖刘邦的门下客，跟随高祖打天下，曾任太中大夫。他“名为有口辩
士，居左右，常使诸侯”，为刘邦充当谋士和说客。陆贾的著作主要有《楚
汉春秋》和《新语》二书。
据《史记》载，刘邦本来不喜欢儒士。陆贾时时在地面前称道《诗》、
《书》，刘邦很反感，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说：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
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页赵氏（即秦）。
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的一席话说得
刘邦脸红起来。其实刘邦也在考虑得天下后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他曾临风
慨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陆贾提出“逆取、顺守”的思想，指出靠暴
力可以得天下，但不可以靠暴力治天下，商汤、周武都是以武力“逆取”而
以文治“顺守”，文武并用而天下大治的。反之，夫差、智伯、秦始皇则是
专用暴力、刑罚，结果都迅速灭亡了。“秦鉴不远”，刘邦怎么能不考虑这
个问题呢？于是他让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乃古
成败之国”。于是陆贾作《新语》12篇，“粗述存亡之征”，“每奏一篇，
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新语》的主要内容，就是按照刘邦的要求来总结秦亡汉兴以及历代兴
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汉统治者提供治国方略。“逆取顺守”是他提出的一
个著名的命题，含有辩证法的因素，是汉初政治的基本策略。上引司马迁《郦
生陆贾列传》的那段话，就集中概括了《新语》的基本思想。正如明代弘治
年间钱福在《新刊（新语）序》中谈到这段话时说的那样：“贾凡著12篇，
今其书不下数千言，而其要旨，不越迁数言。”陆贾《新语》集中到一点上
就是阐明逆取而顺守的道理，指出要用“仁义”治国，反对滥用国家暴力，
而仁义治国的最高境界便是“无为”。陆贾主要是一位政治家，但在他的著
作中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为他的政治思想提供理论根据。
陆贾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他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由天地生成，
有了人，然后才有“道术”。他说：“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
德参合，而道术生焉，跂行喘息，蜎飞蠕动之类，水生陆行，根着叶长之属，
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就是说，先有天地
然后有物有人，这里的天地也就是自然。万物和人类都由天地之“气感相应”，
自然生成的。而天地万物和人类又是可以认识的，“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
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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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通过观察认识天地自然万物，也可以认识人类自身。这实际上涉及到
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陆贾在讨论天人关系的问题时，继承了荀况“明天人之分”的学说，把
天道和人道加以区别。他说：“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
道不改而人道易也。”他进一步指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
君者有所取之也。”这就是说，社会的治乱兴衰，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统治
者的政治措施是否得当造成的。但是，陆贾又认为人事能影响天；天有时也
可以向人间示以灾变、祯祥、生杀等等，他说：“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
灾异，……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应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新
语》的这些说法显然是不科学的，说明它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天的观念的影
响。
陆贾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出发，反对求长生不死的神的观念和宗教迷
信。他以秦始皇等求仙失败为典型，指出相信神仙，乞求长生根本无济于事。
他说，“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都是
“非所通世防非者也”。他们“不学诗书，行仁义，尊先王之道”，“乃论
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乘先王之法，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
人之忐。”因而这种“不验之语”、“不然之事”，都是不可听，更不可信
的。真正要求道的人，应该象“汤武之君”、“伊吕之臣”那样，“因天时
而刑罚，顺阴阳而运行，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众，以弱制强”，“因
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间，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也就是说像汤武等古代
圣贤那样行仁义、顺天时，才是真正的“得道”。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陆贾认为：“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
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著，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
也就是说，做事要根据具体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只要符合实际情况就是正确
的，不必拘泥于古人古制。他把历史分为“先圣”、“中圣”、“后圣”三
个时期，但不崇古非今，提出政治措施应适应时代要求的观点。
在社会政治观上，陆贾强调“行仁义”和“无为”。他说：“守国者以
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君以义平。”仁义是治国安邦的根本，
不施仁义就丢弃了根本，就是亡国之徵。陆贾在这里坚持了先秦儒家仁政德
治的观点。
陆贾社会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是“清静无为”，而实行“无为”政治就
是“行仁义”的表现。陆贾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他举了正反两方面的
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正面的例子，如：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
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则是“师旅不
设，刑格法悬”，天下大治。反之，“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
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结
果却是“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
陆贾的结论是：“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以上引文见《新语·无为》）陆贾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所
谓“无为”，就是不要“举措暴众”，不要用刑太极。要通过劝善，教化，
使“民不罚而畏罪，不赏而欢悦”，上下相安，清静无为。他在《至德》篇
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
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无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
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卒，乡闾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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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这就是陆
贾无为政治的理想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贵清静，不要对人民作过多干涉，
使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
陆贾的学说揉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无为”为一体，兼综儒道，适
应了汉初的社会情况，为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汉初休养生
息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起了推动
社会前进的积极作用。
(3)贾谊的哲学思想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是汉初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思想家，
洛阳人。他自幼“明申、商”，“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他早
年受学于李斯的学生河南郡守吴公和荀况的学生张苍，二十二岁时被文帝召
为博士，曾任太中大夫。他才华出众，遭谗被贬为长沙王太博、梁孝王太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