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来，战胜旧事物，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此其一。其二、一切
事物都具有矛盾两重性，并相互转化。反动派亦如此。在一定时期内，它们
是生机勃勃的，是革命者和先进者，当它们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它们就成了
反动的、腐朽的阶级。这是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律。其三、在战略上，要藐视
反动派，有打败它们的决心和信心。在战术上要重视反动派，不可掉以轻心，
不可不艰苦奋斗。综合此三点，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
科学论断。
1948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
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党内指示。对长期以来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做了概括
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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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政策，还要制
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
要发生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8页）因此，党内要实行党
委负责的集体领导，书记是党委这班人的“班长”。一个称职的“班长”不
仅应当好好学习和研究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还要经常与委员之间交流情
报，平等讨论，互相谅解，互相支持。书记和委员之间遵循少数服从多数、
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领导者要力戒骄傲，要保持艰
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
重要条件。同时，领导者要经常实地调查研究，“不耻下问”，虚心向下面
干部和群众学习，“先做学生，然而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
下命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9页）他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抓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工作。这就象弹钢琴。
弹钢琴要求十个指头都动作，但不是十个指头同时按下去，那样成不了调子，
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相互配合。工作要有重点，又要有全面性和具体
性。他还指出，领导干部必须做到“胸中有‘数’”，即对情况和问题要注
意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有数量才能概括出质量。同时，
还要注意“数”的界限，“数”超过了这界限，就会引起质量发生变化。而
对“数”的获得和掌握，来自于实地调查研究。毛泽东坚持并具体地运用了
质量互变规律。
总之，毛泽东从实际的政治、军事和领导活动中，提炼出了唯物辩证法，
同时，又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指导政治、军事领域的具体工作。这本身就是
一个辩证的过程。
②唯物史观的杰出运用。中国革命的过程，不仅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过
程，也是唯物史观的运用、提出和被检验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严重
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起点和标志的
第二次国内战争一反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首先武装夺取城市的观点，把中
心转向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28至1930年，
面对党内部分人对新的革命路线的怀疑和反对，毛泽东总结了革命战争、红
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初期经验，写下了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等四篇文章。他首先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特点作了分析，认为“帝国主
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相互间进行着连续不断
的战争”，而战争原因在于“地方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
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这种统治阶级内部长期分裂和
战争，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还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
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事情的实质。这
是科学的分析方法。以此分析红色政权能否存在的问题，就要看到引起革命
高潮的各种矛盾正向前发展。因而中国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这里，毛泽东
首次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
1939至1940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在
思想文比方面也发动了反共高潮。此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右倾错误思
想在一部分同志中仍然存在。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为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一
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毛泽东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
（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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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论》（1940年1月）。其基本思想如下：
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才能认清一
切革命问题。为此，他首先从社会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由此决定的政治制
度方面剖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他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内
部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变成了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它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但封建剥削
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
但又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最
后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代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
傀儡；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中国的经济、
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在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
为世界罕见。依据上述特点，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中国革命
发生、发展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
盾；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由于世界
革命的发生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旧式的世界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还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对象，
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任务是打击上述两大敌人，进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
命；动力是农民，其中，贫农是最广大的动力，中农是可靠的同盟者，富农
在民族革命中可能参加，在民主革命中可能保持中立，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
级也是革向的动力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因其两面性，属于可争取之列；性质
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阐述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说明了中国的“政体”和“国体”及二
者的辩证关系；他还阐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一定的
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
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
中表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以此为据，他又制定了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坚持以辩证法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毛泽东运用了列
宁的不断革命论，批评了革命阶段问题上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认为
中国革命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两阶段的社会经济结
构、经济制度、经济特征不同，社会性质不同，两阶段的革命对象、任务、
性质也就不同。尽管两阶段有联系，但不能一步走。总之，毛泽东始终从社
会的经济基础入手，全面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本身矛盾的特殊
性，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成功运用，也是对
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1949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蒋介石节节败退到长江以南，
想籍此天险，与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一些“自由主义人士”为蒋介石游说，
劝中国共产党接受“南北朝”局面。党内也有两种错误主张，一是主张“要
象孔子那样讲恕道”，一是认为革命发展过快，“不如慢一点”。在这种是
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彻底
革命精神，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坚定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作了重
要报告。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不断革命论。他说，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仍存在两种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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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主要矛盾，一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
矛盾。但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时，中国国内
的主要矛盾让位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矛盾转化了，事物的性
质和发展方向也必随之发生转化，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因而毛泽东
强调指出，此时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
家政权，革命的性质也必须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这个伟
大历史任务，毛泽东认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农村转到城市，必须对国内
存在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以不同的方法、途径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解决国
家的工业化问题。上述结论建立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济结构
和成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上。
面对胜利后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国家中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
何，国家的发展前途怎样等问题，1949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
专政》一文，贯彻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革命的学说。
毛译东指出，新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说，国家是阶级
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除具有
国家的共性外，它还具有不同于以往国家的特性。以往的国家是少数剥削者
对绝大多数人民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绝大多数人民对少数敌人的
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相结合的人民民主专政。他还说，
各个阶级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们在这个国家中不同的政治地位。他认
为，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性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国家政权的
领导力量，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而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同盟者，但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他还认为，政
党、国家、阶级同其他自然物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有其生
存和发展的规律。它们是历史范畴，是一定历史阶段即生产力和社会经济不
发达的产物，到一定阶段即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时也必灭亡。但他又强调共
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是必须的，而且应得到加强，
它们在消灭了其他政党、阶级、国家之后，便自行消亡。
我们这里例举和论述了几个不同时期、不同情形下，毛泽东对唯物史的
成功运用，实际上如前述，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全过
程，每一次革命的转折关头，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目标等的转变，都是
以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为基础和依据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做论述。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创立的，也是在中国革命斗
争的运用中得到验证和发展的。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阶级分析法、
历史主义原则等原理，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它指导中国革
命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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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苏联及东欧哲学
1.苏联过渡时期 （1917—1936）三大哲学论战及列宁的哲学贡献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旋即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
期。这期间，苏联哲学家进行了三大哲学论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
联的绝对统治地位。与三大论战交叉而行的是列宁哲学思想的创立。
（1）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哲学的论战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怪物”出现在世界上，引起
了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憎恨，他们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军事进攻。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哲学在意识形态上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起进攻，同前者
遥相呼应。他们成立了大批哲学学术组织，如“彼得格勒大学哲学协会”、
“自由哲学协会”、“自由精神文化学院”、“哲学协会”等；创办了众多
学术刊物，如《哲学和心理学问题》、《俄罗斯思想》、《思想》等。他们
攻击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直觉主义者、“自由哲学协会”的首要人物洛斯基
认为，观念是实在性的基础，观念的存在使实在的存在系统化和有序化；唯
心主义者、“路标派分子”弗兰克认为，观念独立于物质之外并决定物质，
还认为哲学的唯一对象就是上帝，真理不能靠理性而只能靠直觉和宗教信仰
去把握；新康德主义者、“彼得格勒大学哲学协会”主要领导人维登斯基公
开宣称，上帝是存在的，神学是正确的。他们还攻击唯物史观，宣传各式各
样的唯心史观，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弗兰克认为历史杂乱无章，社会发展无
规律可循；存在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自由精神文化学院”的发起人别尔
嘉也夫认为人的意识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基础，人的精神给历史过程以秩
序、条理和发展动力，而且一旦人的宗教意识被“虚无意识”搅乱就发生革
命。1922年，别尔嘉也夫同弗兰克及“路标派分子”斯切彭一起出版了题为
《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文集，主张文化源于宗教观念，没
有对上帝的信仰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
从十月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起，无产阶级就一直忙于同国内外反动派战
斗，无暇顾及文化领域，人民文化素质的低下，旧社会文化的根深蒂固，使
他们不可能立即取得文化领域中的优势。但他们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做
了许多实际工作。如列宁亲自去图书馆查阅书目，收集了别尔嘉也夫等资产
阶级哲学家的几乎全部著作；布尔什维克党克服困难，建立了“共产主义科
学院”、红色教授学院，扩大和增强教师队伍和力量，甚至请著名的孟什维
克德波林、阿克雪里罗得到大学讲授哲学，制定新的哲学大纲，创办了一些
刊物。1922年，苏联人民粉碎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动叛乱，经济形
势也迅速好转。无产阶级具备了反击资产阶级哲学的物力、财力和理论队伍。
列宁 1922年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发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
义》，规定了战斗唯物主义的四项重要任务 （见“列宁的哲学成就”）。理
论上的回击还须辅以行政手段。1922年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了新的高等学校
章程，削弱教授委员会的权限，驱逐出境甚至逮捕一批资产阶级教授、作家。
在无产阶级的还击下，1927年，各种反动刊物逐渐停办，各种反动学术团体
也逐渐停止活动。
（2）德波林派与机械论派的斗争
资产阶级哲学已失去昔日的辉煌，退出了苏联社会生活。然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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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哲学内部又出现了纷争，演化为持续数年的大论战，即德波林派与机械
论派的论战。
此次论战的直接原因是20年代在苏联社会出现的哲学虚无主义。孔德于
19世纪中叶开创实证主义哲学，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一切以往哲
学都是非实证的，是“形而上学”的，是伪科学，毫无存在的权利。俄国哲
学家波格丹诺夫——第二代实证主义首领马赫在俄国的支持者——十月革命
后一直坚持实证主义立场，主张消除和取代哲学。哲学史家波利切斯基主张
一切哲学都是形而上学，都没有意义。与此同时，革命队伍内部的一些同志
认为哲学是剥削阶级的专用品，是资产阶级的精神模写，应该毫无保留地抛
弃，无产阶级只需要科学。斯捷潘诺夫——因出色宣传无神论而受到列宁称
赞，也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某种单独的并与科学相隔绝的
‘哲学研究’领域。”（《苏联现代史论文集》，第211页）“无产阶级文
化派”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更是影响甚广。
面对哲学虚无主义的喧嚣，1924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号召全
党“必须与使理论简单化和反对理论的倾向做斗争”（《苏联哲学史》第5
卷上册，第224页）于是，论战开始，并很快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同样，
斯捷潘诺夫发表《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一文，宣称马克思主义者
接受对自然界的机械论的观点和从力学的角度对自然的理解。这引来了德波
林、斯腾等人的反对。斯腾发表文章反驳说，斯捷潘诺夫回避辩证法及其对
自然科学的积极作用，强调科学家们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自发性应提升到
自觉性水平。斯捷潘诺夫拒绝接受德波林等人的批评，立即发表文章反驳。
这样，在批判与反批判中，论战正式展开。 1925年2月，国立季米里亚捷
夫科学研究院就斯捷潘诺夫的观点召集讨论会，部分与会者支持斯捷潘诺
夫。而恰逢这一年，梁赞诺夫发表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俄文本，
推动了论战升级。机械论派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最终都可归结为原子、
电子的简单运动，科学以外没有哲学辩证法的地盘，如斯捷潘诺夫说，从《自
然辩证法》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化学还是生物学都可以归结为原子电子的力
学和分子的力学；或把事物运动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力量，即外因论，如布哈
林提出浸透机械论精神的“平衡论”，认为事物发展经历“平衡状态——平
衡的破坏——平衡在新的基础上的恢复”三个阶段，平衡破坏的原因不在于
事物内部，而在于体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德波林派则认为，世界上一切运
动都是物质的辩证运动，力学运动仅仅是辩证运动的表现形式之一，不能以
它取代复杂的辩证运动，更不能以它否定辩证法的一般，如德波林说，自然
科学已经走上了辩证法道路，还说恩格斯全部哲学著作旨在以唯物辩证法反
对机械唯物主义。
论战是旷日持久的，1926年3月至5月的两个月，两派每天举行长达4
小时的讨论会。 1927年，德波林以手中的权力使“战斗唯物主义者协会”
通过了一个谴责机械论的决议。作为回敬，机械论派发表文章反驳，并组织
了由非官方召集的辩论会。1927年，德波林成立“战斗唯物主义者辩证法者
协会”，拒绝机械论派成员参加。至此，组织上发生分裂。论战结束，德波
林派获胜。
其实，论战并未真正结束原因有二：一是德波林只是组织上占优势，理
论上与机械论派平分秋色；一是这场论战隐患着更大的危险的到来。
（3）批判德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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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论战的隐患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并落在了德彼林的头上，他从一
个胜利者变为了批判的对象。这次批判开始于哲学界的一场新讨论。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大会上，
做了题为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为给当时正在兴起的农业
集体化风暴提供理论论证，斯大林批评了“平衡论”、“自流论”，并且说：
有关农业的政治理论工作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两者之间有些脱节，“但是，
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
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0页）
斯大林的演说发表后，哲学界立即组织了讨论会，并评价了哲学界的工
作。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与会代表发生意见分歧。米丁、尤金等人认为哲学
界也存在理论落后于实际的问题，批评德波林等只埋头于理论研究，不过问
实际，使哲学界游离于党的中心工作之外。而德彼林派的一些人则认为哲学
并不落后于生活，刚刚同机械论派进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就是明证，不同意
米丁、尤金对德波林的批评。哲学界再次纷纷扬扬。
1930年4月以前，讨论限于红色教授学院内部，双方平等地互抒己见，
一致认为哲学战线应当实现转变，但在评价哲学界现状时，双方意见难以一
致。德波林在哲学界资历深厚，对像米丁、尤金这些哲学界的小伙子的批评
拒不接受，指责他们以政治取代哲学。
然而，到了月末，讨论升级了。红色教授学院围墙之外的理论界重要人
物加入了评论行列，具有了明显的政治色彩，德波林逐渐失势。
1930年3月末，战斗无神论者联合会召开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联合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发言中批评道，德波林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正统并拒不接受批评。这番话引起了很大反响。到此时，米丁、尤金等人
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社会影响，仍不足以同德波林抗衡。 1930年6月7日，
米丁、尤金、拉尔栗维奇合写《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一文，指
出德波林在政治和哲学两方面的四个错误。《真理报》作为党报，发表了此
文，并附编者按一则，声称同意米丁等人的观点。这说明讨论已从理论领域
转向了政治领域。德波林不甘于就此败下阵来，1930年7月在其主编的《在
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发表“十人文章”——《论两条哲学战线上的斗
争》一文，指出生活摆在哲学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对唯物辩证法理论的研究，
而米丁等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现状及所面临的任务的说明是折衷主义
的。德波林此举无异于引火烧身，招来了急风暴雨的大批判。党的机关刊物
《布尔什维克》和《真理报》连续发表反击文章，红色教授学院组织也于7
月做出了批评德波林的决议，指出他们所犯错误是，哲学理论工作不仅仍落
后于实践的状况，而且没有同党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1930年
10月14日，红色教授学院党组织再次召开会议，米丁做了《关于哲学战线
的状况问题》的报告，更为详细地列举了德波林的错误，即对列宁的哲学贡
献认识不足，贬低列宁，抬高黑格尔、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10月18日，
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哲学辩论的几点总结》一文，指责德波林不理解
斯大林所说的大转变——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实质
和必要性。面对如此凶猛的政治批评，德波林已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和能
力，不得不低头认错。可惜，为时已晚。学术讨论已转向公开的政治批判。
这一转变是以领袖斯大林于自己生日之际亲临红色教授学院，并同支部成员
米丁的谈话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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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谈话中指出，德波林等不是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而是“孟什
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双重”地把德波林踢向了敌人一面，即德波林成了
政治党派和哲学党派上的敌人。哲学讨论从此变成了重大政治斗争。红色教
授学院又一次召开党员大会，通过了《关于辩论的总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
学的当前任务》之决议，指出德波林等人理论观点的全部总和实际上按其实
质乃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在对机械论作战时，实际上歪曲了列宁的指
示，以唯心主义修正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 1931年1月25日，联共（布）
中央作出决议，谴责德波林派的错误，改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
编辑部。同年4月，战斗唯物主义者辩证法者协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全
苏会议，米丁做了《从对讨论的总结看哲学战线当前的工作任务》的报告。
讨论正式结束。
这次论战可以说是由党的领导人发起，又由党的领导人结束的政治大论
战。论战促进了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促进了哲学与实际的结合，但也使
哲学研究偏离了它应有的、符合自身规律的方向。是一场以政治取胜的哲学
论战。教训与经验同在，错误与成功相随。
（4）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列宁哲学及贡献
列宁（1870—1924）领导俄国人民打败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反扑之后，便
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然而，党内一些同志持或“左”或右的思想，不理解列
宁的做法。列宁不得不拿起纸和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他们理
论。在理论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苏联过渡时期哲学成就增添了新
内容。
列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一无以往经验可以借鉴，二无书本理论可以用
来作指导，三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做为基础。但列宁却要以此为资本，开始
伟大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性活动。
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建成的，“生机勃勃的创造
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宁全集》第26卷，第629
页）。他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它不是少数
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和积极性，通过人民群
众的实践活动，并总结集体的和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经验，方可达成。列宁
十分重视和鼓励人民群众所做的、带有首创性的事情，如“星期六义务劳动”。
他说，新生事物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代
表着事物发展的未来，它必然会成长、壮大起来，战胜旧事物。列宁在这里，
强调了物质和意识，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那么，如何依靠和组织群众呢？列宁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
辩证关系。他认为，一方面，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大多数国家，至少在
现代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
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
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另一方面，阶级、群众是领袖、政党的基础，
领袖和政党反映他们所属的阶级和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发展了唯物史观。
列宁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出路问题在现有书刊上找不到答案，只有
根据经验来谈论。他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
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论证、来检验。例如，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出
现了国家资本主义，布哈林、托洛茨基认为，马克思的书中没有讲过社会主
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反对新经济政策。列宁说，在这个问题上，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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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即染上了知识的习气，往往去看旧书本。然而，马克
思对此只字未提就去世了，我们必须自己在实践中来找出路。列宁还强调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在对布哈林、托洛茨基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一种退
却、妥协之观点时，说过一段极为经典的话，他说：“有各种各样的妥协。
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
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
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
要入伙分脏。”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94页）总之，列宁反对一切根
据书本办事，不能超出书本的观点，反对一切“死板”、“僵化”的方法。
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列宁认为，目前苏
联的首要任务就是高速发展生产力。一定的社会制度是同一定的物质基础相
联系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优越的制度，必须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
生产力。为此，他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论
断。实践中，他建立了劳动组织，整顿劳动纪律，组织劳动竞赛，制定并实
施新经济政策。
列宁还于1922年抱病写了被称为“哲学遗产”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
义》一文，指出战斗唯物主义者面临的任务是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
争，实现哲学家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的联盟，开展对哲学遗产，主要是黑格尔
辩证法的批判继承。这些内容为唯物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规定了方向。
列宁对原苏联哲学的另一项贡献是，在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尽快发展
科学文化。十月革命前夕，俄国文化界冒出了一个叫“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
会”，即“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组织。它认为，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
的文化不可相融，必须彻底抛弃。其依据是波格丹诺夫的“组织科学”理论。
波格丹诺夫认为，真理没有客观内容，只不过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
是主观的。观念形态就是经验的组织形态，而无产阶级的阶级经验同历史上
各个阶级的阶级经验相对立。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列宁批评指出，
在夺取政权后，党应实现全社会的文化革命，因为“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
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
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7—688
页）但是，我们所需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无产阶级文
化专家的杜撰，而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
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它离不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为此，列
宁强调，既要进行文化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又要取得资本主义遗留
下来的全部文化，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利用它们来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2.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述
斯大林 （1879—1953）是继列宁之后，原苏联又一位领导人。原苏联社
会主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胜利。然而，被胜利
冲昏了头脑的斯大林，开始刻意树立自己的威信，使自己成为高高在上的操
纵者，成为整个制度、整个国家的代表。他领导的原苏联社会是一个高度极
权和专制的社会。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写下了原苏联第一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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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但火药味、形而上学性甚浓。因而社会制度和哲学都
带有斯大林个人的浓厚烙印，一般称为“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
该书是在1938年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而公开发
表的。斯大林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自己的方式对马克思哲
学的体系和内容作了安排和论述。
（1）辩证法
斯大林认为辩证法可概括为四个基本特征：第一、同形而上学相反，辩
证法把自然界看作有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
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第二、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把自然看作
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
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第三、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把发展
过程看作是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
质的变化和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表现为飞
跃，并且是有规律地发生，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成的；第四、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
的矛盾，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斗争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是量变转化为质
变的内在内容。
（2）唯物主义
斯大林认为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三点：第一、同唯心主义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