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过激”、“过火”了，排斥农民于革命之外，使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为一
句空话。而此时，国民党内部的新老右派正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革命的
领导权问题和同盟军问题就严重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正是在这种形
势下，毛泽东写了上述两篇重要文章。它们的基本思想如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出发，认为
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分清敌友。他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
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因此，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
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
人。而为了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
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
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其
生存和发展依附于帝国主义，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
展。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经济地位上具有两重性，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又渴望成为
大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两面性，既需要和赞成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而当革命危及他们的地位时，他们又怀疑、甚至反对革命。属
于一个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代表小生产的经济，他们受帝国
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经济状况不同，可
分为不同的层次，平时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极易接受革命。工业无
产阶级人数不多，但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且具有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
两个特点，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力量。毛泽东通过上述科学分析，得
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
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分子，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
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
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
的朋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首先论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
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
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
正目标。”（《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5页）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
的农业大国中，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因而国民革命目标的买现，
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需要农民运动的兴起。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
问题。那么，我们又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
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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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毛泽东指出这里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是机会主
义的，第三种是反革命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唯物史观，就应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依靠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
群众。
毛泽东揭露和回击了几种在如何看待农民运动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一是
中间阶级的所谓农民运动“太过分”，是“矫枉过正”的态度。毛泽东指出，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运动，农民运动是“空前
的农村大革命”，那就只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所谓过分
的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一种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脱离实际的态度。
毛泽东指出，这种人不做调查，不深入农村，听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议
论，就气馁起来，没法否认“糟”字。他强调，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深入群
众，到乡村里看一遍，这样就会坚信“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表明，毛泽东
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即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入手，客观地、具体地分析他
们对待革命的态度；表明他注重实际，尊重群众的创造性，以阶级分析法分
析中国革命问题。一句话，表明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并能正
确地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因而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
（2）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
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所征服，继续探讨中国的出路。1927年，相继举
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幸的
是这三次起义均失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失败的
原因和教训，对比分析了俄国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确立了新的革命方向，提
出了党的活动中心的转移，即从城市转向农村，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革命
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然而，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持怀疑和反对
态度。面对各种怀疑、悲观及反对情绪，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
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现
实，阐述并制定了指导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理论。
革命道路问题已在实践和理论上获得解决，但又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认识
论的问题，诸如关于如何面对和分析事实，如何分析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如
何做到主观指导的正确，如何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等等。而此时，随
着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反映到革命队伍当中来，
在党内和红军中形成了一股主观主义倾向。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用唯物主义
认识论教育全党全军，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在文章一开头，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命题：“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说，对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没有调查，
不知底里，对问题发言就只能是瞎说一顿，不会有结论。“一切结论产生于
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在毛泽东看来，从调查中获得结论
是为了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因而他又强调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他以自己的方式和朴实的语言论述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深刻剖析了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在剖析、批判中，提出了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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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他认为，本本主义有几种表
现形式，一是“唯上”，即唯上级领导机关的意见为准，而不管这意见是否
符合客观现实，是否来自于实际调查后的思考，一味盲目执行；一是“唯书”，
即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为准，而不管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写作著作时的具
体历史条件，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凡是上了“书”的都是绝对正确的”还
有一种是唯领袖言论为准，而不管领袖人物的言论说于或写于何时、何地，
是否正确，似乎只要是他们说的和写的，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毛泽东说，
“本本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对它做了深刻的批评，最后强调指出：“我
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 ‘先哲’，而是因
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还指出，
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僵死的教条，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于同实践的密切结
合，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本”的学习，必
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反对本本主义》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批判党内主观主义时，
通俗而深刻地阐明了共产党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
化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该书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
什么能够存在？》等四篇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3）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正式创立
1937年，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时，国内的现实政治、思想文化
战线及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了如下态势：
现实政治方面经历了并正经历着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经历了
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并胜利到达陕北；另一
方面，1931年“九·一八”事件和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矛
盾代替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矛盾。面对这种形势，1935年的“瓦
窑堡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和平解决了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逼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1937年上半年初步形成。
理论研究方面，30年代为适应形势需要，李达、艾思奇等纷纷著书立说，
阐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促进了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35年《反对本本主义》问世，从理论上克服了
党内教条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标志
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
思想文化战线方面，国民党敌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声势浩大的发
展，实行文化“围剿”，而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进行了“反围剿”，并在关于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关于辩证法的论战中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已深入人
心。
中国共产党在上述三方面的工作其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但由于国民党反
动派从中阻隔，三者没能相互结合起来。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着手吸
引、消化以往的经验，将三者结合起来。这是产生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毛泽东
哲学思想本质使然，也是为迎接即将开始的抗日战争所需。《实践论》（1937
年7月）和《矛盾论》（1937年8月）就是这时的产物。
①《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实践论》综合30年代国内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成果，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通俗而深刻地阐述
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首先论述了实践观。他指出，人类社会实践有三种主要形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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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其中，生产实践最为基本，是决定其他一
切活动的基础，是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除生产活动外，在其它形式的社会
实践中，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对人的认识发展影响深刻。他还指出，社会实
践过程是指“物质生产过程”、“阶级斗争过程”和“科学实验过程”。毛
泽东反复强调、阐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他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
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没法解决的。
总之，“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并阐述，认识真理性的标
准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目的仍是实践。毛泽东的上
述结论，是在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及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教条主义的批评
中作出的，其中，实践三形式之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次出现。
毛泽东还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法及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他指出，认
识过程中有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阶段。感性认识是属于事物之
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认识，理性认识则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
通过科学的抽象而达到的对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认识。两个
阶段性质不同，但又不是相互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他还
指出，认识过程中有两次飞跃，一是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当然，
这需要条件，即“感性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
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并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理”的改造制作，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二是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唯有此，认识的真理性方可得到检验和证明，认识
的目的方可实现。飞跃的基础仍是实践。
毛泽东认为，认识发展遵循一定规律，而其根本规律是：“通过实践而
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
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
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
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毛泽东
选集》第1卷，第273页）这个概括揭示了认识过程中的矛盾：实践和认识
的相互作用；揭示了认识发展的特点：螺旋式上升即辩证的否定过程。
② 《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矛盾论》总结了中国革命
的实践经验，系统而深刻地论证了对立统一学说，提出了著名的“矛盾精髓”
观。
毛泽东认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贯穿整个人类认识过程的两种根本对
立的宇宙观，其对立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规律。形而上学用孤立、
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从事物外部寻找事物发展的原因，只注重外因；
辩证法则从事物的内部、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中寻找世界发展的原因，即从
事物自身的矛盾说明事物的运动发展，强调内因。辩证法承认外因，认为外
因是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法
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法则。掌握了对立统一学说，
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
和核心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矛盾有两种属性，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是指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
的矛盾运动。任何事物都包含了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的特殊性
是指事物内部包含有自己的特殊矛盾，构成自身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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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特殊矛盾就是否认事物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运动
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研究了矛盾特殊性的种种情形，强调了把握矛盾
特殊性的重要性。他说，不同质的矛盾，需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而不同
的解决方法只能来自于对矛盾特殊性的认识。因而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
认识事物的基础。
根据中国革命过程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和矛盾次要方面的
复杂情况，毛泽东把论述引向深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提出矛盾
特殊性的两种特别情形：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他指出，矛盾力量具有
不平衡性，世界上不存在平衡发展的东西。事物所包含的众多矛盾有主次之
分，同一矛盾的两方面也有主次之分。他认为，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
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主要矛盾方面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规定
事物的性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矛盾次要方面的地位不
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说，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具体地、实
际地研究特殊矛盾，并抓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另一方面要求我们看到
主次之间的转化，具体地、辩证地看待特殊矛盾的特殊性情形。
毛泽东还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同一性有
两个层次含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
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
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毛泽东选集》
第1卷，第306页）同一性是生动的、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否认同
一性的相对性，就是把对立的事物看成僵死的、凝固的，就是否认发展。毛
泽东花了大量篇幅，以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为例，强调了矛盾双方在具体条
件下的相互转化。斗争性是矛盾双方本来就是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相互对
立的。斗争性贯穿过程的始终，促成一过程向他过程转化，是绝对的、无条
件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斗争性
寓于同一性之中，二者相结合，构成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他以此原理分析
批判了实际斗争中的“左”、“右”倾错误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最为精彩之处、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对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考察，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
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学说。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
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
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就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
否认了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
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
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
295页）不懂得矛盾的精髓，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强调说，矛盾精
髓说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片面夸大
普遍性，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词句和外国经验，就会导致教条主义；片面
夸大相对性，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就会导致修正主义。矛盾精髓说把矛盾
学说具体化为实际的工作方法。
《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
的理论阐述，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哲学概括。它们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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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成，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的形成，因而它们标志着毛泽东哲
学思想的成熟和正式创立。
（4）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运用
如前所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中产生和形成
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每一观点、原理一旦阐述、确立，立即运
用于当时的革命实践，以指导中国革命。正是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交叉发
展，才创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并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步步的胜
利。如果说前三节是从两方面交叉发展的角度展开论述的，那么这一节则从
后一方面进行专题性论述。
①唯物辩证法富有成效的运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
过程实际上是唯物辩证法的实际运用过程。这种运用体现在各个不同时期和
各个不同方面。
军事领域。1936年12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总结了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的争论，全面阐述了军事哲学理论的一系列
基本原理。
毛泽东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性质及同他事物的
关系，就不知道它的规律，就不可能做好那件事。他认为，战争是人类相互
残杀的怪物，有其特殊性，但也有规律，并且，“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
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的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
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这就是说，
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必须是来自于对战争的客观规律
的正确认识。这是贯穿于毛泽东军事理论中的一个根本原则。那么，这条原
则怎样才能做到呢？毛泽东指出，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只有通
过战争实践才能真正掌握战争规律，而靠纸上谈兵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还
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
——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为此，
他批评了中国实际革命中的教条主义对战争实践的轻视，同时也告诫不要陷
入“狭隘的经验论”。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认识战争的过程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制定军事计划的过程。他说，指挥员必须对敌方进行周密的和必
要的侦察，并将侦察得到的材料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再同已知情况加以对比，方可制定出战争计划。第二
阶段是实行军事计划的过程。他说，战争中的主体是武装着的人，战争中双
方的情况瞬息万变，最初制定的计划在实行中必然要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指
挥员根据新情况进行修改、补充，因而实行的过程同时也是认识的过程，是
前一认识阶段的继续，也是后一认识阶段的开始。毛泽东把关于认识过程分
为两个阶段及经历两次飞跃的观点应用到军事理论之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发
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重要性。他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
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但“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
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于物质
条件之上，他必须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凭借该舞台，
军事家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问题
上，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严重分歧。同毛泽东等人主张的“持久战”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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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提出“亡国论”和“速胜论”。为驳斥这两种主张，澄清党内外在中
日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毛泽东、朱德写了大量著作，如《论持久战》、
《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抗日游击战争》，它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的军事辩证法，其中，《论持久战》更具特殊意义。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战争方法论的思
想，提出了采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
机械论倾向，揭示抗日战争发展的根本规律等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客观
的全面的观点”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观点，是对立统一的观点。他
指出，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
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是中日战争的总特点，它可具体展开为下
面四点：第一、日本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中国在这些方面
是弱的；第二、日本进行的战争的是非正义的、退步的、野蛮的，中国进行
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第三、日本国小，人力、物力不足以支持长期的
战争，中国国大、人多、兵多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国际上，日本失
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毛泽东认为，正确的结论只能来自于对全部敌我对
比的基本因素的分析。他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上述特点及其战争
过程中将发生的量变、质变，得出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并且会经历三
个阶段——敌之进攻、我之防御阶段，敌之战略防守、我之准备反攻的相持
阶段，我之战略进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毛泽东的论述不仅限于中日战争，而且在辩证分析中日战争双方的特
点、具体情况的基础上，论述一般战争。首先，他阐明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
系。他说，一方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它
的性质、主要轮廓和发展趋势基本上为政治所决定；另一方面，战争又有其
特殊性，它有一套组织——军队及其附随物，一套特殊方法——指导战争的
战略战术，一套特殊过程——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
它是政治的暴力手段的继续。只有懂得战争与政治的辩证法，才能认识战争
的性质，揭示战争的规律，正确指导和进行战争，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毛
泽东指出，任何割裂战争与政治的联系，或抹煞战争与政治的区别的观点和
行为，都是错误的和注定要失败的。其次，毛泽东阐明战争客观规律与自觉
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他指出，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式，有其自身
的特点，即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这种特点表明，在战争中充分发扬根据和符
合实际的自觉能动性至关重要。所谓“自觉能动性”是指，“一切事情是要
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
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
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
名之曰 ‘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他说，
战争具备各种客观物质条件，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胜负。要
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如指挥员的主观努力、审时度势、周密计划、
充分准备、对战争规律及战争双方情况的认识，人民群众的积极发动等主观
因素。毛泽东把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概括为三种具体形式——主动性、灵活
性和计划性，并结合中日战争，作了具体论述，批判了机械论的唯武器论。
人类认识的过程是从个别进到一般，再由一般返回到个别。毛泽东遵循认识
规律，在论述了一般战争之后，又论述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及人民大
众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他指出，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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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和规定着双方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的指导者不能离开战争双方
相互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但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作战计划也必须
随着战争过程的推移而改变或修正，人民军队中必须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
战术”，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须交叉进行。由于它们本身的特点不同，
战争双方具体条件、具体任务和目的不同，它们在各个阶段上所占的地位和
所起的作用就不同。要坚持战略战术问题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毛泽东还指
出，军队是战争的特殊组织形式，是实现战略战术的物质力量，而军队的基
础在士兵。必须做到官兵一致，激发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方可保证
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就必须发动和依赖广大人民群众，实
行人民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军队和人
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使人民把军队看成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天下无
敌。因而“兵民是胜利之本”。这表明，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条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
1947年，解放战争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在这伟大的历史
转折关头，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做了《目前形
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分析了有利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阐明中国共
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军事纲领，丰富和发展了唯物
辩证法。这里仅论述军事纲领中的辩证法。
军事纲领即十大军事原则，是战争进攻阶段的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它
提出的依据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及同党内“左”“右”
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长期斗争的经验。它既反映了解放战争的特点，也反映
了一般人民战争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的产物。它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指出，在确定先打与后打，先取与后取，以及哪类城市须“坚决
夺取”或“相机夺取”或条件成熟后夺取时，必须具体分析敌军的分散与集
中、弱小与强大、攻取城市与农村的难与易、敌人守备的城市的强固与薄弱
等具体情况，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矛盾辩证法。他还指出，在敌我力量
（就数量来说）对比上，我们是劣势，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
役，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确保绝对的优势，以获取战役的胜利。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们在全体上可转变为优势，歼灭一切敌人。这是量变与质变的
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毛泽东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
都应全面了解并且具备主观条件与客观情况，如察明地形、敌情，明确任务、
目标，部署兵力火力，进行政治动员，做好后勤保障，选择打击对象等；都
应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用”，发挥自觉能动性。他揭
示了战争中的根据与条件、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坚持发展的观点，
并贯穿于十大原则之中，指出敌守备的据点和城市可由强固发展变化为薄
弱，我军数量上的劣势可发展为优势，攻击目标和打击对象可在战争发展中
不断转换等。总之，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又一次成功地应
用。
政治领域。毛泽东在政治领域对辩证法的应用，主要表现为他以辩证法
为理论依据，制定了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1942年，为了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场“延
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
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数十年的领导方法的总结，是辩证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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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运用。
毛泽东指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是共产党人进行任何一项工
作时必须采用的。一方面，领导的积极性若不同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将成
为少数人的空忙；而群众的积极性没有领导骨干去积极组织，将既不可持久，
也不可能坚持正确方向和得到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正确的领导必须是来
自对群众意见的集中研究，然后再回到群众手中，指导群众的行动并接受群
众行动的检验。他明确宣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855页）即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不难看出，这是群众史观和认识总规律
的具体地、成功地运用，也是群众和领导、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
识的辩证关系的运用和提炼。毛泽东还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他说，做任何工作，既要有一般的普遍号召以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又要
有对所号召的工作的具体地、实际地、深入地实施，以获取经验、广泛实施
并检验一般号召正确与否。这种从个别到一般、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就是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的组成部分，
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实例。毛泽东提出的第三个
方法是“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在一定
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我们必须抓住这中心工作，切忌不分主次，平
均用力，同时也必须照顾其他工作、经常性工作，做到主次结合。这是主要
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化。
1945年8月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即将开始，而此时，党内外、国内外存在着种种错误的观点、言论。为确保
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原则和方针，毛泽东再次运用唯物辩证
法，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回答了现实问题。
毛泽东首先指出，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就
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其焦点是国家政权问题。这就是说，战后存在
着由谁建国、建什么样的国等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历史大决战。面对这种
局势，毛泽东依矛盾辩证法，阐述了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谈判斗争与群众
斗争、战争与和平等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
策略。他说，蒋介石一贯将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并用。为此，我们也必须政
治谈判和军事还击并举，以政治谈判揭露蒋介石的和平欺骗、“和平”阴谋；
以军事还击击败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毛泽东还指出，要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
必须认识清反动力量，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说，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
目前状态下是强大的，但它实为腐朽力量，而人民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必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