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给您分析。资本主义是一切病毒的制造者。黑手党是资本主义制造的。所有腐败的疫苗都在那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有，因为人们有需求，你需要创造价值，增加价值。我们奋斗--今天我们仍然努力奋斗--，因为革命要推翻一切法则。我记得，我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富人文化和一种穷人文化。富人文化非常体面：我买东西，我付钱。而穷人文化呢，我怎样才能从这里得到这些东西呢？我怎样才能从富人那里偷到这个或那个东西呢？
许多穷困的、好的、爱国的家庭对他们有工作的，比如说在旅店工作的儿子说："听着，拿一条床单来，拿一个枕头来，拿这个来，拿那个来。"这种态度来自贫困文化。当彻底改变这一切的社会变化发生以后，这类习惯还会延续很长时间。
如果社会主义有朝一日在古巴消亡，如果我们遵循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González）那一类人的忠告去做，这里也会这样，黑手党和资本主义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复活，包括毒品和犯罪行为。在我们社会里，有些阶层还没有把他们整体改造过来。我们具有的激情是，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通过一场真正的教育革命，可以把他们逐步改造过来。
苏联应该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不真切知道您所说的事情在苏联达到了什么程度，因为苏联有足够的学校，大量开展科学研究，大学的水平很高。
无论如何，人总归是人，我们不能把他理想化。幸而，出于一种巨大的信念，我认为，人类尽管有他的缺点和局限性，是有足够能力维护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完善自己的。如果我不相信这一点，我就没有理由为此而奋斗终生。我会说："您瞧，他已经无可救药了，希望肯定会落空。"也就是说，您可以做各种可能的比较，而我相信，总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似乎无法理解的事情。有些现象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
在古巴，你们没有进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称作"改革"（"perestroika"）的事情，对体制的运行进行总体修正。您认为这里不需要这种"改革"，从而保存了革命吗？
您瞧，我能对您说的是，苏联有的历史现象在古巴并不存在。这里没有斯大林主义；在古巴从来没有发生过滥用权力、个人迷信、到处树立塑像等类现象。这里从革命的最初时刻起就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以活着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一项工程，或为他立一尊塑像。这里，在面向公众的办公室里没有官方的肖像。我们始终非常反对个人崇拜。那种崇拜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
我们没有必要去改正其他地方的错误。我们也没有过强制性的土地集体化，那是在我们国家从未发生的事情。我们始终遵循一条原则：社会主义建设是所有希望建设一个新社会的自由人的任务。我们没有必要去改正从来没有犯过的错误。
假如我们做这种"改革"，美国人就会很高兴，因为苏联人实际上是自己毁了自己。如果我们这里分成十个派别，在这里发生可怕的权利之争，美国人就会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他们就会说："我们终于摆脱了古巴革命。"如果我们做那种类型的、同古巴的现实毫无关系的改革，我们就自己毁了自己。但是，我们不会自毁的。这一点应当十分明确。
您对戈尔巴乔夫为改革苏联所做的努力感兴趣吗？
您瞧，我对戈尔巴乔夫从他上台时起所做的一切有极坏的看法。最初，当他说要把科学引入生产领域，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沿着集约生产的道路前进，而不是用增加工厂的数量来扩大生产时，我很高兴。外延生产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应该采取集约生产的道路前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采用集约技术，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一点。他还谈到反对获得非劳动收入。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言论。
这些是戈尔巴乔夫最初的言论，最初我们很看好它们。他甚至反对酗酒。我认为这很正确。当然，我认为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太容易，需要做长期的说服工作，因为很久以前俄罗斯人就知道如何在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蒸馏器里生产烈性酒伏特加了。我甚至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喜欢讨论这些事情。
我也对您解释了苏联用别的方法处理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必要性，这种关系更加广泛，不仅仅是同共产党的关系，也是同左派力量，同所有进步势力的关系问题。
他们在处理和其他亲苏共产党的关系时，采取一种很霸道的态度，是吗？
您瞧，有人为了取悦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站出来批评被世界反动派丑化了的历史人物。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也不会愚蠢到不敢说出有义务说的话。在苏联，专制政府的传统、等级思维、封建文化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造成了滥用权力的倾向，特别是，造成了一个霸权国家和政党对其他国家和政党发号施令的习惯。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保持着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对哪一个说你应该做什么。并且，我们发现，每一个革命运动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各自的特色。我记得一些转折关头：当苏联崩溃的时候，许多人陷于孤立，其中包括我们，古巴的革命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当时，有许多地方的其他革命运动展开了争斗。我不想说它们是哪些运动，是哪些人，它们都是一些严肃的运动。面对那个令人绝望的、苏联崩溃的形势，他们问我们是否继续斗争，还是和反对势力谈判，寻求和平，即使在知道这种和平会引向何方。
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是要去斗争的人，你们是要在斗争中战死的人，不是我们。我们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但是，那种事情只能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会支持你们做出的决定。"那是我们尊重其他运动的最高表现。不是企图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么做，是出于我们的认识和经验，以及他们对我们的革命的高度尊重。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考虑他们的决定会给古巴带来什么好处或坏处。"你们决定吧！"就这样，在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们做出自己的决定。
第二部分 苏联的崩溃(3)
您认识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ltsin）吗？
是的。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莫斯科市杰出的党委书记。有一系列好的想法：满足首都需求的意图，那个城市的发展。我对他强调说，要保存历史遗迹，不要破坏它们。为了供应莫斯科市场，叶利钦想修建温室；他对所有的干部都严格要求。正因为他批评缺点和错误时的严厉态度，我们印发了叶利钦的演说。我曾经对他说："保护好那些祖传的建筑，因为你们几乎已经使古老的莫斯科消失，而建造了另一个莫斯科。"在出访尼加拉瓜时，他在这里作了停留，和我们谈了很多。
在我访问莫斯科时，有一天，叶利钦是我特邀的客人。我甚至对他说了下面一些话：我搞不懂为什么有些产品40多年来保持着同一价格，从而成为了稀缺产品，造成了一些问题。鱼子酱的价格和斯大林时期一样。我对他说："此外，你们把某些产品的价格定得这样低，从而造成浪费。面包太便宜了--我对他说，许多人买了面包去喂养小鸡，然后在'农村自由市场'出售。"我看到了许多浪费。当国内那么多事情已经变化了，世界的货币量已经成倍翻番时，这些东西极端便宜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有时候，它们并不是生活必需品。这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浪费和对资源的漠视。
那里有一种矛盾：一方面是那个可以任意决定销售价格的自由市场，还有那个理论--美国人用这个理论作为维护私有财产的理由--。根据这种理论，集体农庄庄员在一小块土地上生产占总量极高比重的土豆，我不知道还生产了有多高比重的鸡蛋或其他东西。但是，人们没有说出来的是，集体农庄庄员能够生产便宜的鸡蛋和牛肉，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国营农场生产的非常便宜的谷物。您可以在15米乘15米的一块地方饲养2000只，3000只，直至5000只母鸡，还可以养几头高产母牛。
你们做过那种试验吗？
是的，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做了一项试验，使用电灯照明，来试验一平方米的面积内可以生产多少牛奶，试验用这种办法，用水灌溉，在一平方米的面积上可以生产多少公斤绿色植物。我们试验在面积一公顷的土地上需要耗费多少能源。理论上，人们可以在城市里修建一栋20层的大楼。这样，一公顷就变成了20公顷。如果有电、水、化肥、一头或几头高产奶牛，就可以生产出50公顷土地上才能产出的东西。还不知道一头奶牛能生产出多少牛奶呢！奶牛吃植物饲料，吃几乎没有谷粒的、富有蛋白质、施了肥的绿色嫩芽。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我们必须努力研究这些问题。就是说，叶利钦--当时他还不是俄罗斯总统--和我就这些题目谈了许多。我们什么都谈。
谈苏联的事情是怎样运转的？
您瞧，坐无轨电车是4个戈比，我记得，地铁是5个戈比，这就使莫斯科人频繁地乘车，从一头到另一头旅行。我向叶利钦解释我们与此有关的经历，因为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想，交通应当是免费的。"我用交通不应该免费的忠告回答他。我的理由是，应当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即使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减少在享受免费乘车待遇时所做的、非必需的外出次数。因为，有一次在这里，在古巴，我们交给我们的一个同志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那时还有地区，那是比省小，比市大的地方--一批客车。他事前没有和我们商量，就实行了免费的城际交通--用人们常有的自由主义行动，自作主张搞了免费交通--。这引起了一场可怕的争论，我严厉批评了他。
这里的交通几乎是免费的。人们不是步行十个或七个街区，而是乘坐公共汽车来走这段路。也许并不付钱，因为没有时间付，或者只付700米、800米路段的钱，从而成倍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费。所以，您注意叶利钦对我说的话。我劝告他，不应该把教育和医疗以外的事情，如交通和其它服务搞成免费的。我分析说，因为物价是不浮动的--对此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很多东西实际上已经是免费的了。在那次访问中，我见过叶利钦许多次。实际上，那时我对他的激进思想是很欣赏的。这是在发生解体灾难以前很久的事情。
你们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怎样？
一样的。和戈尔巴乔夫有过很好的关系。多年以前，劳尔-卡斯特罗在一次访问苏联时认识了他，同他有着友好关系。我认识了他，和他谈过许多话，我们经常交谈。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这是他的特点之一。他对我们确实很友好，表现得像一个朋友那样，可以看出他对古巴革命的尊重。当他在苏联执政时，他尽一切可能不做伤害古巴利益、影响同我国的良好关系的事情。他是一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因为我毫不怀疑，戈尔巴乔夫具有为完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图。我不怀疑这一点。
第二部分 苏联的崩溃(4)
但是，他没有找到解决他的国家遇到的巨大问题的办法。毫无疑问，他对在苏联出现的现象，以及后来的灾难起了重大作用。他没有能够避免苏联的解体，不懂得如何维护它的大国地位。相反，他的错误，他随后表现出来的软弱，促成了解体。正如我对您说过的，我们向他建议，不仅仅邀请各国共产党，还要邀请其他左派力量和进步力量来参加代表大会，共同商讨重大问题。发生飓风以后，他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送来了援助，一切都很好。他们制定了一个初步计划，我对您说，那是一个好的计划，是建立在与集约生产有关的思想上的，而集约生产是应该发展的。
以后，开始了国际政策方面的让步，战略武器方面的让步，在所有领域都做出让步。某一天，戈尔巴乔夫甚至征求费利佩-冈萨雷斯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意见。他自己告诉我的，我想是在一封信的一个段落里写的。他的处境已经很复杂。我读到这封信时尽管并不觉得意外，但还是很吃惊。我不肯承认社会主义在苏联倒退了一百年的现实。
在某个时刻，你们认为自己的安全得到了苏联军事力量的保护吗？
从来没有。在某个特定时刻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受到美国的直接进攻，苏联人决不会为我们而战的。我们也不能要求它这么做。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设想、要求或期望那个强国--当美国入侵离它90海里的小岛时--同美国作战是很天真的。
我们得出结论，那种支持永远不会得到。还有，在苏联消亡前几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此直接询问苏联人："请坦率地告诉我们。""不。"他们回答。我们知道他们会这样答复的。于是，我们前所未有地加强我们的观念，完善我们的战术和战略思想。依靠这些，我们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甚至在军事领域打败了人员比我们多一百倍，武器比我们不知强多少倍的军队。在得到这个答复以后，我们前所未有地深深相信自己的观念，加以深化。我们自强不息，使自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今天我们可以说，不依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这个国家在军事上也是不可战胜的。
苏联崩溃的时候，许多人预言古巴革命也要崩溃，你们是怎样抵制了的？
当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消失的时候，没有人为古巴革命的生存哪怕赌一分钱。
当那个大国在一天之内崩溃时，我们国家遭受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们陷于孤立，孤立无援。我们的糖失去了所有市场，我们得不到粮食、燃料，乃至为死者举行宗教葬礼所需的木材。转眼之间我们就会没有燃料，没有原料，没有食品，没有卫生用品，什么也没有。所有人都认为："要垮台了。"一些愚蠢的家伙到今天还认为古巴会垮台，认为即使今天不垮台，以后也会垮台。只要他们还心存幻想，还希冀我们垮台，我们就应该多想想，我们就应该得出自己的结论，使我们这个英雄的人民永远不会遭遇失败的命运。
美国加强了禁运。出现了"托里切利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两者都有治外法权的性质。我们的市场和基本供应的来源都遽然消失。卡路里和蛋白质的消费减少了几乎一半。国家经受了考验，并在社会领域大大前进了。今天，大部分营养需求已经恢复，其他领域也得到快速发展。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几年里完成的事业和人们的觉悟都创造了奇迹。为什么我们经受了考验？因为革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越来越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一个智慧的人民，越来越团结的人民，更有知识和更具战斗精神的人民。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
雄辩与演说-爱与恨-关于背叛-革命成就-历史的审判-头号反对派-一党制-腐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工资-社会主义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吗?-接班
您以一个超群的政治演说家著称，但是我发现，您那些基本上属于即兴发挥的演讲往往雄辩有力，而那些念稿子的演讲则稍有逊色，两者之间有差别。您是怎样准备演讲的？
对于我自己的演讲稿，我有时连审阅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我告诉您，口语和书面语是不同的。在口头表达时，人的声调和语调能起作用，而当你照着稿子念的时候，自己会觉得无用的重复话太多。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以说话的方式演讲，这样你可以强调重点。书面稿子里的重复是多余的，让人反感。我常常重读自己的即兴演讲稿，进行一些修改。有时我发现某句话本来可以表述得更好。
您的演讲稿都是您自己写呢，还是有几个助手帮您准备？
一般来说，当我要求别人替我写一个演说稿，或者至少帮我准备一个草稿时，这样的稿子往往都一塌糊涂，完全不能用，资料缺少说服力。我不得不全部重写。我与美国总统们的几个助手交谈过，他们曾给总统写过成百篇演说稿，但这一点对我来说至今是神秘的。我从来没办法发表不是由我自己准备或由我自己写成的演讲。法国总统是怎么做的？
每个总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都有一个顾问或助手班子替他们写演讲稿。一些人找资料，另一些人形成文字，再有一些人进行加工。然后，总统过目并加上一些个人色彩，比如一句话，一个词，等等。他们差不多都是这么做的。
听说雷吉斯-德布雷曾为密特朗（Mitterrand）起草演讲稿,真有其事吗？
是的。特别是为他起草过1981年坎昆会议的稿子，那是一份支持第三世界的号召。
但那是密特朗的思想还是德布雷的思想？
我猜是德布雷的思想。
嗨！
换个话题吧。您不仅在古巴而且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受尊敬、受爱戴的人。在2003年5月底您去阿根廷访问时，就能看出来。
让我说，仅限于古巴。
从阿根廷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我本人2003年1月在厄瓜多尔也目睹了人民对您的热爱。但是，您也是一个遭到许多对手和敌人仇恨的人，他们斥责您是一个"残酷的独裁者"。您是怎样容忍爱与恨这种双重性的呢？
您看，我从未留心想过这一点。我的心情是绝对、完全、彻底平静的。关于仇恨我解释不太清楚。我想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出于沮丧的心情吧。因为他们的攻击失败了，或者因为看到一个小国竟有能力抵抗那些企图毁灭我们的强大势力。但是，比如说日本人没有理由仇恨我，我没有往广岛和长崎扔过一颗原子弹，也没有一个日本人因为我的缘故死于世界上任何地方，日本人并不仇恨我，他们应该更无所谓吧。
我们更能感觉到的针对古巴革命的仇恨主要来自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以及美国，这应该是由失望和疯狂的宣传造成的。我已经给您讲过一些例子。最近，甚至有人厚颜无耻地在一份文件里嫁祸于古巴，把古巴列为"对儿童进行性剥削，贩卖人口以换取收入的国家"。还有比这更让人恶心和愤怒的吗？
关于"独裁者"我也无法解释。什么叫独裁者？独裁者是超乎政治机构、法律之上擅自单方面做出个人决定的人，是由着自己的怪癖和意志处理事务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指责教皇或者布什总统是独裁者。布什可以不与任何人商量就做出可怕的决定，甚至可以不与参议院、众议院乃至内阁商量就发动一场核战争。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比不上美国总统的权力大！任何一届美国总统都比我有更大的可能性下达命令，下达决定性的、导致可怕后果的命令。
您看，我并不做个人单方面的决定。古巴政府甚至不是一种总统制政府。我们有国务委员会，我作为领导人的职权是在一个集体圈子之内的。在我国，凡重大决定，根本性的决定，都由集体分析、讨论，决定。我们这里一直有一个领导班子，由一个班子领导。我不能任命部长、大使。我无权在这个国家里任命哪怕是最基层的官员。我确实有权威，这毫无疑问，我有影响力，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我并不发号施令，我不通过法令进行管理。
至于残酷嘛......我真心认为，一个毕生为反对不公正、反对各种压迫而斗争，毕生为他人服务、为他人谋利益、推动团结、宣传团结的人，与残酷水火不容。
也有很多人热爱古巴，为古巴辩护。
是的，也有很多人热爱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有谁比古巴更支持过非洲？还有哪个国家曾像古巴那样为反对种族隔离法西斯主义、反对种族主义而浴血奋战、并援助他们一直将这场消灭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到底呢？面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缔造了一种国际主义文化。５0万以上的古巴人，或作为技术人员、或作为战士履行过国际主义义务。
有哪一个像古巴这样贫穷的国家派出过这样多的医生、教师，提供过这么多的义务合作？有哪一个小国拥有1万名拉丁美洲国家的青年在此免费学习医学呢？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炫耀，而是出于感情。
因此,这种仇恨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一种造成很深毒害的人为播撒的毒药。如果他们把一个人描写成比撒旦还要坏的人，并罗列原因，人们就容易恨这个人。但我知道，这样的原因一条也不存在。难道能说在古巴有拷打人的现象？能说我命令过拷打一个人？谁能说这种话？
我们这里从未对任何不同政见者或者抱有与革命不同的其他准则的人判过刑。我们的法庭根据法律判刑，判处那些反革命行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无论是在哪个时代，那些为外国强权服务、反对本国的行为一直被看成非常严重的行为。
有人认为在古巴如果信仰与革命信念不同，就会受到惩罚，这种想法是可笑的。我们这里只惩罚行为，不惩罚思想。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具有与革命信念不同的信仰和观念，他们享有充分的保障和尊敬。
另一方面，我已经说过，我们遵循绝对尊重人的躯体完整的方针。尽管敌人污蔑我们，但在整个革命历史上从未有一例肉体虐待或刑讯。谁也无法举出一个关于刑讯、暗杀、"失踪者"的例子，而这类事在整个拉丁美洲是司空见惯的。
此外，我们这里从未有过一次紧急状态或宵禁，从未有过一次被治安力量驱散的游行，46年里从未有过任何一个警察殴打过一个示威中的公民，或者施放催泪瓦斯，或者放出军犬对付公民。而这些事在拉丁美洲许多地方、在美国本身每天都有发生。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民支持革命，保卫革命，因为全体人民都是革命的捍卫者。
尽管如此，那些批评革命的人将一切过错归罪于您，他们谈论"卡斯特罗的古巴"。
这些人总是攻击某个个人，好像人民根本不存在,只存在一个领袖；好像无数斗争着的人们、捍卫过革命的人们，成千上万的医生、专业人员，那些种庄稼的、生产的、学习着的人们，都不存在。只存在一个叫作卡斯特罗的极坏的家伙，而他正思考着如何让人民更有文化。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2)
在古巴，人的文化水平越高就越具有革命性，越尊重革命，因为多年来积累了大量事实，人们能看见一条始终如一的路线，人们珍视尊严和沉着的品质。我们经历了非常严峻的时刻，但没有犯过可以避免的错误。
如果古巴有一天爆发战争，那一定是被强加的。假如我们只面临投降或战争两种选择，我们将选择战争，因为我们对另一种选择连想都不想。
正如我已经说过，我们被加上了许多罪名。现在又说什么"卡斯特罗正在利用儿童"，但他们却不说我们在培养教师，在创造条件让小学每班20名学生，中学每班15名学生；他们不提我们在卫生保健方面所做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人，因为做这些事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天性的一部分。相反，他们无耻地把我们归入贩卖人口之列，或归入"从事商业性性剥削以便筹集资金"之列......每一个听了此话而又习惯于接受、相信此话的人，都可能想："瞧，这是什么样的强盗啊！这个人多虚伪啊！"是有很多污蔑，但这些污蔑会在事实面前逐渐不攻自破。
我知道这会造成中伤，但是我们还是在经历了很多困难关头后又闯过了难关。我们上一层台阶又下一层台阶，但在赢得国际上的尊敬和重视方面，我们上了两层台阶。
您无法想像多少人要我签字、留下手迹。当我与那些来访的美国人相聚交谈时，我们很严肃地涉及许多话题、问题；我几乎无法说话。有时有50人之多，他们送我一束鲜花或什么东西，我忙着在书籍、名片或物品上签字，我不得不接受那么多的照相、那么多让我眼花缭乱的闪光灯，令人难以置信。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奇怪的、不真实的人物。
一个明星。
是的，我成了人们要抓紧机会利用、哪怕为了能向家人说――人们喜欢这样――："看，我和那个人物照了一张像。"
有人认为我们不是我们自身。然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只有我们自己能够评价自己。如果我说我对自己很严厉、很具有自我批评精神，您可以相信我。如果我哪次说了一个多余的词，或者无意中说了什么可能使人觉得虚荣的话，请相信，我对自己绝不客气，非常不客气。一个人必须对自己保持高度警惕。我喜欢事实，对荣誉不感兴趣。
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是个证人。影响力、权力并没有逐渐把我变成一个自负的人、虚荣的人，或其他一切类似的什么；相反，我觉得自己一天天更不虚荣，更不浮夸，更不自满。这是一种与人的本能的战斗。我想，只是因为教育，因为真诚、顽强的自我教育，低等的动物才变成了人。
我看到了一种常见现象：人在有了一点权力以后，就开始狂妄，并想利用权力；有时候，权力像毒品。人是懂得这些的，因而必须与之斗争。人们也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热情有增无减，精力有增无减，这是可能的；而精力来自信念。
您的问题是什么来着？（荣誉）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发誓我没有想这些，我从未意志消沉过，我相信人；我不知什么叫忘恩负义。人们往往不喜欢承认自己对别人欠情，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在这个世界上战斗了那么多年，经历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人有这种骄傲的感情也是自然的，但人往往不喜欢承认这一点，这是件困难的事。
但我要说第三次，我从未想过这个。
我想问您一个同类的问题。您有一些紧密围绕在您周围的朋友和支持者，但也有一批同伴背叛了您。背叛对您的感情有什么影响？
这个吗，我要告诉您，背叛的例子很少，很少很少。有一次，有一个给我们带路的向导背叛了我们。他们抓住了他，他落到了巴蒂斯塔军队的手中，他看到了差别，一边是我们这支衣衫褴褛的小部队，一边是他们装备精良、势力强大的武装，他们向他许诺，给他金钱。这是一次重要的背叛，当然不是我们漫长斗争生涯中唯一的一次。
有没有过政治背叛？有过，比如，我试着回忆一些最重要的吧......
比如，卡洛斯-弗朗基（CarlosFranqui）、乌韦尔特-马托斯（HubertMatos）、曼努埃尔-乌鲁蒂亚（ManuelUrrutia）等人的背叛。
卡洛斯-弗朗基不是我的朋友。我真正认识卡洛斯-弗朗基是在马埃斯特腊山上。他是在1958年4月罢工失败后由平原地区组织派往山区的，那次失败是由"七-二六运动"策略错误造成的，前面我已经说过此事。在那次惨重失败之后，他们把他派到了马埃斯特拉山上。弗朗基出版一份由平原组织创刊的小报，他曾是共产党员，我们"七-二六运动"的领导层曾在某个时期招纳前共产党员，而没有什么比变节者更糟的了，我坚信这一点。
当时一些这样的前共产党员比任何人都更恨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犯过很多错误，但他们为劳动者奋斗过。他们开展的斗争谋求的是经济目标，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因为那是冷战时代、麦卡锡时代。当时身为共产党员意味着灾难，尽管如此，在古巴有十万以上注册的、为人所知的、诚实的共产党员。当时的困难是另一种性质的，即宗派主义、由宗派主义产生的某种意义上的机会主义。有些人的理论是：让这些"七-二六运动"的小资产阶级互相打架。在战争时代结束之后，轮到我们来领导了。
在革命初期，我们是怎样与一些人染上的疯狂反共情绪进行斗争的呢？那种反共情绪使一些人退出革命，使一些真正的思想上的小资产阶级找到了借口，因为他们中了毒。当时古巴群众还没有觉悟，社会主义文化还没有出现。后来通过法律、宣传、榜样的力量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与我们共同战斗的人中90%不是共产主义者，不属于共产党。我们的战士和领导中没有多少共产党员，共产党不派他们来，像切-格瓦拉和我这些共产党员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途径加入的组织。当然共产党派来的一些人也是非常优秀和顽强的。"七-二六"运动拥有百分之九十的领导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背叛革命。这90%的人一直跟着干革命，与革命生死与共。
所以我说，我个人只经历过极少数人的背叛。乌韦尔特-马托斯是战争后期才加入进来。他的背叛一点也不使我感到难过。过去我就认识他，接触不多就能嗅出他身上的亲资本主义味道、他那种可怕的虚荣心。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在最后一次进攻中，我们失去了许多干部，因此他有机会在进攻中领导一个分队，因为他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而我们当时也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最后，出于形势所迫，必须交给他一个几十个人的、装备良好的纵队；但当时他已经表现出了那种高傲和野心。我几乎是不得已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交给了他那个纵队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期，也不是在"格拉玛号"登陆时期加入的斗争。所有在蒙卡达时期、在"格拉玛号"时期参加进来的人都是团结一心的，比如切-格瓦拉、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劳尔-卡斯特罗、胡安-阿尔梅达(JuanAlmeida)等一大批人。但是乌韦尔特-马托斯不属于那一代老革命。
曼努埃尔-乌鲁蒂亚不是叛徒。乌鲁蒂亚是个好法官，而我们呢，为了证明我们不是为职位和野心进行斗争的，就推荐他当总统，当时还正要在"七-二六运动"和前政府势力间达成一项未经商量的协定。他不是叛徒，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平庸的人，可能这后一种提法更合适。
那么拉斐尔-德尔-皮诺（RafaeldelPino）将军呢？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3)
他的确是叛徒，他在吉隆滩战斗中有出色的表现，他曾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人们没想到他会......但我并不是因为他的可被称之为重大背叛的行为而难过，他加入了那些人的行列，那些人对他在吉隆滩的战友的死亡负有责任。我像了解所有人那样了解他，我尊重那些在一定阶段值得受尊重的人，尊重英雄。我已经向您解释过阿纳尔多-奥乔亚的例子，那个军官栽在了一桩腐败案上。
您看，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例真正的革命者的背叛。如果有人对我说：切-格瓦拉背叛了，您能想像出这种可怕的事吗！或者说，劳尔背叛了，胡安-阿尔梅达背叛了，拉米罗-巴尔德斯（RamiroValdés）背叛了，吉列尔莫-加西亚（GuillermoGarcía）背叛了，这可能吗！所有这些革命时代的司令们，整个极其宝贵的一代人，那些活到了今天的革命者，那些在蒙卡达、"格拉玛号"、马埃斯特腊山时代战斗过的人，那些在决定性时刻毫不畏缩的人，他们可能叛变吗？
还有一大批新一代优秀人物，许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比如费利佩-佩雷斯-罗克。革命成功的时候，费利佩等许多人还没有出生。无数英雄抛洒的鲜血孕育出一大批新生力量。
现在还有一些在战争中、在军事行动中表现优秀的军官，我们没有听说他们中有一例真正的背叛。奥乔亚是一个很丢人的例子，他的问题主要是腐败、堕落，他是一个没有多少知识、文化水平不太高的同志；作为一个战士，他很勇敢，也有很多功劳。我不否认他的任何优秀之处，我们为他所造成的伤害难过。拉莫内特，要注意的是，敌人从最小的事件里拼命榨取。
您再看看今天那几位在美国被关押的年轻人，那5位英雄，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你们好几次判处了职位很高的领导人。最近又判处了卡洛斯-阿尔达纳（CarlosAldana）、罗伯托-罗瓦伊纳（RobertoRobaina）......
他们没有被判刑。他们有一些严重的失误，但是没有对他们判刑；倒是敌人利用这一点搞了很多宣传，利用此事达到政治目的。我们只是对他们俩人的错误感到遗憾。他们造成的损失伤及了他们自己。
他们只是被撤职了吗？
他们没有背叛的行为，而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是品行问题、道德问题？
可以说是野心问题，他们逐步创造条件谋求权力，头脑有点发昏。
几年以来，特别是当您在一些国际会议上讲话时，人们看见您穿西装、打领带，但是在古巴您从来是穿军装。您为什么这么喜欢穿橄榄绿军装呢？
首先是个实用的问题，因为穿军装我不用整天考虑打领带......省掉了考虑穿什么上服装，穿什么衬衫、什么袜子相配的问题。我只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穿文装，比如参加某个国际会议、教皇来访，或者与某个国家元首会面；当然这类礼节在古巴已经逐渐简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文装，是1994年参加在美洲的卡塔赫纳（CartagenadeIndias）召开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当时哥伦比亚东道主希望所有与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穿瓜亚贝拉薄布短衫（guayabera）。从那次开始，就像您说的，我在另一些国际会议上也穿过文装，在古巴国内有些特殊场合，我也穿过文装。
但是这种我从马埃斯特拉山就一直穿的军装是我的日常服装，我已经习惯它了，穿着它，我感觉非常舒服。这身服装不复杂，非常简朴，和战争年代穿的那种军装很相象，只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仅此而已。我还有一身在某些接待场合穿的军装，有领子，要打领带，稍微正式一些。总的来说，我还是穿这身觉得最舒服。
您是一个非常能抽烟的人，在一段时间里，在革命初期，您的形象总是抽着一支醒目的哈瓦那雪茄。您后悔抽这么多的烟吗？
我抽的第一支雪茄是我的亲父亲递给我的，那是在比兰（Birán）。当时我大概有十四五岁吧。我记得我抽了那第一支雪茄，但没学会怎么抽。幸好我没吞下很多烟，我没往里吸。当然了，即使再不往里吸，总还是要吸进一些尼古丁的。
是的，您说的有道理，我这一生抽烟太多了。直到20多年前的一天，我决定戒烟，谁也没有强迫我。我自己强制自己戒了烟。我觉得放弃这个习惯是对人民健康有好处的一种必要牺牲。听到那么多必须与肥胖、不运动和抽烟习惯作斗争的说法，我终于相信，为古巴大众健康应该作的最后一个牺牲是戒烟。我用榜样的力量宣传。我戒了烟，也再没破过戒。
当您在79岁之际回顾一生时，您还对没能做什么事情感到遗憾吗？
没能更早发现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我们本可以用一半的时间做出比46年里已经做到的更多的事情。
您又对做了什么事感到遗憾呢？
让我来想一想我会为什么事情感到遗憾，感到后悔。
我犯过很多错误，但没有一个是战略性错误，只是策略性的。我会为很多事情感到遗憾，甚至会因为某次演讲中的不足......但是我对我们在古巴完成的事业、对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没有一丝后悔。
比如说，您对同意华沙条约组织的坦克在1968年8月进入布拉格感到遗憾吗？这一做法曾使古巴革命的崇拜者们十分惊异。
让我来解释一下。当时我们认为――历史的发展证明我们是有道理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出现一种反革命形势，它正走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怀抱。我们当时反对在该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里发生的一切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反对可能日益强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那种唯利是图关系的一系列措施：赢利、好处、利润、物质刺激，反对所有这些鼓励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因素。所以我们接受了向捷克斯洛伐克派兵的苦涩现实，没有谴责做出这项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过，同时我们要求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做到始终如一，保证当世界其他地区某个社会主义政权受到威胁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首要问题是不容置疑的，即完善社会主义。对政府工作方式方法、官僚主义政治及脱离群众现象的谴责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正确的口号却导致了一种明显的反革命政治。所以，我们不得不同意那次军事干涉，尽管那是令人难过和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力量以抵抗帝国主义在当时是生死攸关的首要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为生产1000万吨糖的大会战"。您今天认为那是一场重要的经济战役呢，还是后悔在1970年迫使国家做出那样巨大的努力？
那场战役是一次壮举。我们在某些部门达到了做梦都不敢想的指标，在另一些领域实现了三分之二、四分之三或百分之五十的目标。所有这些战役都是为了推动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不否认曾有错误，但绝不是原则性错误。
最近你们决定减少用于甘蔗种植的土地面积，并关闭了许多榨糖厂。这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这样做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4)
蔗糖工业曾稳定地达到800万吨的产量，而今天勉强达到150万吨。我们不得不坚决停止开垦土地和种植甘蔗，因为燃料的价格曾达到了每桶40美元，这带来了国家的崩溃，尤其是加上越来越频繁的飓风、越来越拖长的干旱等因素。甘蔗田的地力，在过去那种人工照管、人工收割、不使用重型机械的时代，可以延续至15年以上，现在只有四五年；与此同时，蔗糖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曾降到了7美分。有一天，我向一个蔗糖商业公司问了一个关于蔗糖价格的问题，又问了一个关于生产成本的问题。他们竟不知道我们的糖厂一共生产多少蔗糖！当问到每吨蔗糖合多少外汇成本时，竟没有一个人能答得上来。他们直到一个半月后才给了我答复。您看问题多严重。
问题非常简单，必须关闭糖厂，否则我们就要跌入巴特莱特海沟（lafosadeBartlett）。古巴有很多经济学家，很多很多，我不想批评他们，但是，就像我直率地谈到革命的错误一样，我要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在苏联倒台后不久、在石油每桶40美元而糖价一落千丈的当时，维持蔗糖生产完全是灾难性的?为什么没有使蔗糖工业合理化？为什么这一年还坚持种植了2万卡瓦耶里亚、即近27万公顷的甘蔗？为此，当时必须用拖拉机和重型犁来开垦土地，再种上过后还要用机械除草、要施肥、要使用昂贵除草剂等等、等等的甘蔗。
看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当时干脆必须下一道指示，几乎是一道命令来中止开垦土地。情况就好像你听说"国家正在受到入侵"，而你不能说"等一等，我要与几百个人开30次会来研究该做什么"。就好比在吉隆滩，当那个帝国轰炸我们的空军基地并派它的雇佣军从那里进攻时，我们却说："我们开个会，讨论三天，看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入侵者"。我向您保证，革命在它漫长的历史上一直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敌人时刻在窥伺，时刻准备打击，我们给它多少次机会，它就会多少次伸出拳头。
我确实给部长打了电话，并对他说："请告诉我，你开垦了多少公顷土地？"他回答："8万。"我对他说："再别多开1公顷。"通常这不是我的角色，但是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能眼看着国家倾覆。
你们关闭了多少家糖厂？
70家效益相对差的糖厂停止开工。在这些糖厂里，按可兑换外汇计算的成本超过了销售蔗糖带来的收入。关闭了这些按可兑换外汇计算成本高于外汇收入的糖厂之后，我们用节约下来的一部分外汇，维持了到那时工资一直在下降的这些糖厂工人的生活。这是我们这样的社会拥有的可能性。不过，最近我们采取的更勇敢的决定，也许是把学习变成一种就业方式，来为这些工厂的许多劳动者谋利益。在裁员的同时，今天有将近4万工人把学习当成了就业。
有10万多17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过去不学习，也没有工作；今天他们积极听课，温习旧知识，学习新知识，并因此拿到报酬。我们这个被封锁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充分就业，也就是人们测定的低于2%的失业率。我们离充分就业已经很近，或者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除此之外，没有受到蔗糖业整顿影响的7万蔗糖业工人，也有机会在每天劳动结束后进行学习。这么多的糖业工人工余参加学习而不是以此为职业，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都是产业劳动者，或从事工业，或从事农业。
您问我有什么遗憾的事。我的憾事之一是没能够更多地学习。在我学习法律、社会科学和外交法这三门互相关联的专业的那个时代，我很想再深入其他学科，并且已经准备这样做。特别是想学习经济学。我是想说，我遗憾没能更多地学习。当然，如果我真地那么做，就会失去将要来临的革命机会，这个机会比我当时想像得要临近得多。
一个人会因为没能生活在一个教育条件更好的时代而难过，我确实为没能有一位导师、因而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拿主意、做出许多决定而难过。我的家庭如您所知一直在农村，我生活在寄宿制学校里，这些都是让我难过而又不是我能改变的事情。但是，我不为任何这些事而遗憾。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顾当年，您曾估计到一切将会如此困难、将会遇到这么多障碍吗？
我确实知道将很困难。当时我认为根本性的困难在于通过夺取政权来从事革命事业。首先要打倒巴蒂斯塔，但是打倒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切照旧，而是为了改变现状。当我走向蒙卡达之际，我的根本思想已经全部形成了，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战略来实现这些思想。
如果我们在1953年7月26日成功了的话，我们今天将不会在这里。那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将使我们无法坚持。斯大林当时刚死，他死于1953年3月，而他身后出现的"三驾马车"不会给予古巴像赫鲁晓夫七年以后所给予古巴的支持；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力量虽然未必与美国旗鼓相当，但却是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了。
您认为出发攻打蒙卡达兵营时的梦想实现了吗？
这正是我要说的，因为您提及了一些事情。我说了，当时必须解决另一类问题；执政是更困难的事情，我不是不知道这一点。1月8日当我到达哈瓦那、当一只鸽子停在我肩上时我说的就是这个话。在胜利的那天，我甚至有些感伤,1958年夏季当我们打败敌人的总攻、几乎赢得战争之际，我也曾有过一点类似的感觉。当时我感觉到我们已经学会做一些事了，但是当时的一切都很不一样。
1959年1月1日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好吧，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些，而今天我们面临着一项庞大得多的任务"，当我到达哈瓦那、了解了很多问题之后，我明白胜利之后的一切将要困难得多。
我们当时非常无知，虽然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但非常缺少经验。我们学了别人的一些经验,有一些见解，假如没有这些见解，我们也不会提出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战略......我活下来了，活下来并不意味着功劳，而意味着一种特殊地位，因为我不能否认因此而有经验，不能否认经验的积累带来的责任。
在革命成功46年后的今天，在攻打蒙卡达兵营5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可以说我们所做到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当年的梦想，这也要归功于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好的幻想家。
有一些代诉人罗列罪名反对古巴革命，不断把各种各样的罪责加在古巴身上。作为律师的您，以什么样的理由来为古巴革命说话、反击这些攻击呢？
好，我要说得长些了，事先提醒您。我想重新提出在攻打蒙卡达兵营50周年纪念日演讲中提到的一部分论据。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古巴的罪责？哪一个正直的人有理由攻击古巴？
古巴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打败了美国安插的、拥有8万军队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古巴成了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统治下第一块自由的领土，她是西半球唯一一个审判并以儆效尤判决了施刑者、凶手和战争罪犯的国家，在漫长的后殖民主义历史上，这些家伙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革命收回了土地并把土地完全交给了农民和农业工人。自然资源、工业和基本服务设施回到了它们唯一的真正的主人――古巴民族――手中。在72小时之内，古巴日以继夜地战斗，粉碎了由美国的一届政府组织起来的雇佣军对吉隆滩的入侵，从而避免了美国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和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战争。革命政府当时已经拥有一支40多万人的起义军和几十万民兵。1962年，我们毫不退缩、正义凛然地顶住了可能受到几十枚核武器攻击的风险。我们打败了遍及全国的"肮脏战争"，付出了比解放战争还要多的生命为代价。我们在美国政府策划的几千起破坏活动和恐怖主义攻击之下坚不可摧，挫败了针对革命领导人的几百起暗杀计划。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5)
在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严厉封锁和经济战争的环境中，古巴在一年的时间内根除了文盲，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在40多年里没能做到这一点，连美国也没有做到――只有进行了玻利瓦尔革命的委内瑞拉是个例外。古巴对百分之百的儿童实现了义务教育。在整个西半球，古巴是完学率最高的国家――从学龄前到九年级实现了99%的入学率。古巴小学生的语言和数学知识居世界第一位，在人均拥有的教师数量和每间教室学生数量最少方面，古巴也居世界第一。所有患身体缺陷和弱智的儿童都在特殊学校学习。今天已经在全体儿童、青少年和青年中，在农村和城市中，开展计算机教育和使用强化视听教学手段。
由国家向17岁到30岁的青年提供付经济报酬的学习机会，他们过去不学习也没有工作。这在世界上还是首次。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免费完成从学龄前到取得博士学位的学业。古巴今天所拥有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专业艺术家是革命前的30倍。古巴公民的平均知识水平已经达到了九年级之上。在古巴已经不存在任何实际上的文盲。
培养艺术家和艺术指导的学校遍及全国，2万多青年在这些学校里学习，使自己的天才和爱好得到发展。另有几万青年在各个艺术中心学习，这些中心向专业艺术学校源源不断输送人才。大学范围不断扩展，已经覆盖全国各个市镇。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如此规模庞大的教育和文化革命；遵循马蒂关于没有文化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深刻信念，这一革命将在很大的范围内把古巴变成一个世界上拥有最多知识和文化的国家。
古巴的婴儿死亡率从60‰下降到6~6.5‰之间。除加拿大之外，这是从美国到巴塔哥尼亚的整个西半球最低的指数。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15岁。脊髓灰质炎、疟疾、新生儿破伤风、白喉、麻疹、风疹、腮腺炎、百日咳、登革热一类感染性疾病和传染病已经根绝；破伤风、双球菌性脑膜炎、乙型肝炎、麻风病、血友病脑膜炎（lameningitisporhemófilos）、结核病等另一类疾病已经得到完全控制。今天，在古巴病死的人的病因与高度发达国家一样，即心血管病、肿瘤病、事故及其他。
我们进行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以便向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方便他们就医，挽救生命，减轻痛苦。我们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便终止遗传链，减缓或尽量减少由遗传、胚胎或分娩带来的问题。今天，古巴是人均拥有医生数量指数最高的国家，比紧随其后的那些国家几乎高一倍。
科研机构长期以来进行持续研究以便找出针对那些最严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古巴人将享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他们将继续以完全免费的方式接受医疗服务。社会保险覆盖全国百分之百的古巴公民。
85%的古巴居民拥有不用上税的房产，其余15%的居民只需缴纳完全是象征性的、最近刚刚提高到占工资10%的房租。
我国吸毒者人数非常少，我们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打击毒品。从革命初期我们就禁止了彩票业和其他赢利性游戏，目的在于根绝人寄希望于侥幸的心理。
我们的电视、广播和报刊都不做商业性广告。任何一项宣传活动都是为了推动保健、教育、文化、生理教育、体育、良性娱乐、环境保护、反对毒品、减少事故或解决其他社会性问题。我们的大众传媒教育人，而不毒害人、使人异化。我们不崇拜也不吹捧那些腐朽消费社会的价值观。
在古巴不存在对任何在世革命人物的崇拜，不为他们建塑像、出标准像，不以他们的名字给街道、机构命名。领导我们国家的男人和妇女是人而不是神。
在我们的国家里没有准军事力量和敢死队，我们不用暴力对付人民，也不执行法律审判之外的死刑，不搞刑讯。我们在本国人民和世界各民族中培养兄弟情意和团结之心。
我们向青年一代和全体人民进行保护环境的教育，大众传媒也致力于培养生态保护意识。我们的国家坚定地保卫本民族文化特征，同时吸收其他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并坚决反对一切使人扭曲、异化和堕落的东西。我们发展健康的而不是职业性的体育事业，它引导我国人民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最高水平的奖牌和荣誉。
为我国人民和全人类服务的科研事业迅速地更新发展。由科研发展带来的重要药品拯救了古巴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我们从未将研究用于制造生物武器，我们的科学工作者所受到的和正在受到的培养、教育与此水火不相容。
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具有根深蒂固的国际主义同情心。我国曾援助阿尔及利亚爱国者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不惜为之付出损害与一个像法国这样重要的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当奉行扩张主义的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企图霸占阿尔及利亚西南部廷杜夫（Tinduf）城附近的加拉耶比莱特（GaraYebilet）铁矿时，我们送去了武器，派去了战士保卫阿尔及利亚。
1973年至1975年，当戈兰高地被不公正地从叙利亚夺走之际，应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请求，我们有整整一个坦克旅的人员在戈兰高地前为他们设防。
在刚果共和国刚刚取得独立之后，受到外部围困的该国领袖帕特里西奥-卢蒙巴（PatricioLumumba）接受了我们的政治支持。当他在1961年1月被殖民主义强权杀害之后，我们向他的后继者提供了援助。四年之后的1965年，古巴人民的鲜血洒在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西边的土地上。在那里，切-格瓦拉与100多个古巴教官支援了为反对替蒙博托效力的白人雇佣军而斗争的刚果起义军；蒙博托属于西方阵营，人们不知道他盗窃的400亿美元存在了哪家欧洲银行，也不知道是在谁的账户之下。
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战士们在阿米尔卡-卡布拉尔的统帅下，为争取这两个葡萄牙老殖民地的独立而战，在训练和支援这些战士的过程中，古巴教官的鲜血洒在那片土地上。
我们在十年的时间里援助阿戈什蒂纽-内图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MPLA）进行争取安哥拉独立的斗争。当安哥拉取得独立之后，几十万古巴志愿兵又在15年的时间里参加了保卫安哥拉、抵御南非种族主义军队进攻的斗争；南非种族主义军队与美国同谋，利用肮脏战争埋下了几百万地雷，将整座整座的村庄夷为平地，杀害了50多万包括儿童在内的安哥拉人。在安哥拉西南的奎托夸纳瓦莱和纳米比亚边境地区，安哥拉和纳米比亚战士及4万古巴士兵狠狠打击了南非军队；当时南非军队拥有以色列提供或帮助制造的核武器，对这一点，美国政府是完全知情的同谋。这场战争带来了纳米比亚的迅速解放，使种族隔离主义政权的垮台也许提前了20年或25年。
在漫长的15年里，古巴在支持英雄的越南人民反对美国发动的野蛮战争的斗争中保持着一个光荣的位置。这场战争夺去了200万越南人的生命，留下了许多战争伤残人员，使该国的土地布满至今给人带来不可估量伤害的化学物质。
古巴人与拉丁美洲数国人民共同抛洒鲜血，与流淌着古巴血液、拉丁美洲血液的切-格瓦拉共同抛洒鲜血；美国在玻利维亚的代理人下令杀害了负伤被俘的切-格瓦拉，他在战斗中中了一颗子弹，当时已经不能使用武器。
当美国以无耻的借口入侵格林纳达这个弹丸岛国时，古巴建筑工人在参加保卫格林纳达的战斗中洒下了鲜血；当时古巴工人为这个依赖于旅游业的岛国援建的、对该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国际机场正要竣工。
勇敢的尼加拉瓜战士一边抗击美国组织和武装起来的反对桑地诺革命的肮脏战争，一边接受古巴军事教官的训练，在这片土地上，也留下了古巴人抛洒的鲜血。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6)
我没有举出所有的例子。在支援兄弟民族争取独立的解放斗争中，为履行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而英勇献身的的古巴战士超过了2000人之多。在这些受援国家中，没有任何属于古巴的财产。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写下了为他人提供真诚无私援助的如此光辉的篇章
古巴总是以身作则。古巴从未失职，从未出卖其他民族的事业，从未退让，从未背叛原则。2003年7月，古巴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上、在欢呼声中再次当选为三年一届的人权委员会成员，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古巴15年以来一直是这个机构的成员。
曾有50多万古巴人作为战士、教师、技术人员、医生或保健人员履行过国际主义义务。40多年来，数万医务人员向数百万人提供了医疗服务或抢救了生命。目前，3000多名综合医科专家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战斗在第三世界18个国家中最偏远的地区，通过预防和治疗每年抢救几十万人的生命，使成百万人得以保持健康或恢复健康，而这些服务完全是免费提供的。
如果联合国在获得必要资金的情况下没有得到古巴医生的服务――没有他们，下撒哈拉非洲的许多国家乃至整个地区都面临消失的风险――，那些对付艾滋病的不容迟缓的紧急项目是无法实施的。
古巴发展了用克里奥尔语言（creole）、葡萄牙语、法语、英语及西班牙语等五种语言编写的教材、通过广播来扫盲的教学技术，今天已经开始在某些国家进行这种授课。我们还完成了一项西班牙语的类似计划，通过电视达到了效果极佳的扫盲目的。这些都是古巴发明的、纯粹由古巴人完成的项目。我们对专利权并不感兴趣。我们准备向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免费提供这些技术，这些国家是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运用这些扫盲技术，能够在五年的时间内，以最低廉的成本将8亿文盲减少80%。
为了别太累，我先讲到这里，但我是可以这样讲下去的......
您作了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总结。您认为历史将怎样评判您呢？
这是不值得关心的事。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今这个人类犯了那么多错误，干了那么多荒唐事，如果人类能活下去，这一点将会被证明。如果人类能够活下去，100年之后的人将把我们看成不值得回忆的、由野蛮人和前文明人类组成的部落。
也许，他们将回想起一个人类几近消失的历史阶段，一个发生了那么多可怕事情的、我们仍然像未开化野蛮人的历史阶段。大概这就是生活在2100年的未来人类看待我们的观点。他们看我们就像我们不久前看原始人一样，我相信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关键性的21世纪里的每一个10年，都将具有1000年的价值。
所以，谈论未来的历史评判没有什么意义。我就是这么想的，真心真意这么想的。我更关心我们的国家所进行的斗争、今天的战斗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威望，这一切并不一定与我个人有关。
我读过许多有关杰出人物谈论荣誉的文字。拿破仑讲荣誉，他总是在关心荣誉。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情况：在许多国家，人们提及拿破仑，几乎更多地是通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香槟酒、而不是通过他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于是我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呢？"
像玻利瓦尔这样的人也经常谈论荣誉。我一直很敬仰玻利瓦尔。我有一次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演讲时这样说过："玻利瓦尔谈论荣誉，但是玻利瓦尔不是一个征服其他民族的人，而是一个解放者。"亚历山大是一个征服其他民族的人，一个创造了帝国的人。还有一些人物在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受到世界的崇敬：阿尼瓦尔（Aníbal）、尤里乌斯-凯撒（JulioCésar），所有这些人都是征服者和武士。
如果您分析一下，相对来说直到不久前，青年们才被告知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剧作家，被告知另一些人创造了伟大的美术作品，还有一些人是优秀的哲学家，杰出的诗人，我想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被超越。总之，我们过去对做出了伟大精神贡献的人、创造了伟大音乐、绘画、戏剧、文学的人物了解得很少，我们所学习的历史勉强提及他们。那样的历史教育只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Cortés）、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Pizarro）；只议论麦哲伦（FernandodeMagallanes）是否环绕了地球，还有拿破仑，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sirFrancisDrake），在温泉关(Termópilas,希腊中部山地关口)与列奥尼达(Leónidas,斯巴达国王）打仗的波斯皇帝薛西斯（Jerjes），尤里乌斯-凯撒，阿尼瓦尔。他们都是武士，都是西方人，因为对东方的武士谁也不了解。
或者说只提"坏人"，比如阿提拉（Atila）。
哦，他是向西方进军的人。假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当时有理，同时没有一块大陆横在中途，那他当时就到了中国。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就会企图用12匹马和几支火枪征服中国，我想他就是这样征服古巴的吧。他会与几十万蒙古骑兵相遇。那么人们所了解的哥伦布就将是一个运气不好的家伙，他怀着疯狂的想法抵达中国；如果他真的占领中国，15分钟之后就会完蛋。您想想，他要是像马可波罗，人们会接待他；他要是以天主教国王的名义，用十字架和刀剑占领中国，那他只能坚持15分钟，还有科尔特斯那些人，都一样。
但是历史一般不提另一些人物。不提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对人类做出那么多贡献的研究者......历史不议论他们，可以这么说。也许一些人会记得他们。然而，政治领导人做出贡献不是为了让人们记得自己。
哪个政治领导人让您怀念呢？。在所有您认识的人里，谁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让我想一想。我从来认为切-格瓦拉是我认识的最特殊的人物之一。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最高贵、最无私的人。还有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是我最敬佩的人物之一，他的功绩，他的历史和他所进行的斗争使我尊敬他。在当代外国领袖人物中，江泽民是我最欣赏的人物之一。因为我是通过一段长时间了解他的，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年，通过接触和时间；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在当代西方世界，我可能举出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Brandt）作为最有能力的国务活动家之一。我认识他，与他进行过很多交谈。他是一个有远见、思想水平很高的人，他关心和平，关心第三世界的问题。
说到西方，我很了解的另一个领导人是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我也认为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正直的、有能力的国务活动家。我对他很有好感，他的死亡，他在奇怪的情况下被暗杀，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您没能直接认识肯尼迪总统吧？
没有。我认为肯尼迪是一个很有热情、很聪明、有个人魅力的人，他试图干一些积极的事情。也许，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之后美国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犯过错误：1961年他为入侵吉隆滩开了绿灯，但那次行动不是他准备的，而是前一届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政府准备的。他不可能及时制止入侵。此外，他还容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在他执政期间，美国策划了针对我和另一些国际领导人的最早的暗杀计划。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个人参与了策划，但是确实也很难想像，中情局的某人能够不经总统同意，至少是默许，擅自做出决定实施这种性质的行动。也许他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或者他允许自己的含糊其辞被中情局以自己的方式解释。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7)
但是，同时我看得很清楚，尽管肯尼迪犯了不少错误，其中一些是伦理方面的错误，但他是个能够修正错误的人，是个有足够的勇气对美国政治做一些改变的人。越南战争是他的错误之一。出于他的热情，出于他对"绿色贝雷帽"的过份好感，以及他对美国实力的过高估计，肯尼迪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把他的国家拖入了越南战争。
他犯了错误，但他是一个聪明人，有时表现得很优秀、勇敢；我几次说过这样的看法，如果肯尼迪能够活下来，古巴和美国的关系是有可能得到改善的。因为吉隆滩战役和"十月危机"使他十分震惊。我不认为他会蔑视古巴人民，他甚至可能会对我国人民的坚定和勇气感到敬佩。
就在他被杀的那一天，我正在与法国记者让-达尼埃尔（JeanDaniel）交谈，肯尼迪通过他给我送来口信，希望与我交谈。当时正在建立一种沟通，也许这种沟通本可以有利于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的死曾使我难过。当然，他是一个对手，但是我仍为他的消失感到遗憾，就好比失去了一个有优点的反对派。他被杀的方式也使我难过，胆怯的暗杀，政治罪行。我感到愤怒、厌恶和悲伤，当时这种感觉源自一个使我觉得不该有如此结局的对手。
他的被暗杀也给我带来了担忧，因为在他从舞台上消失前，他在国内有足够的权威要求美国改善同古巴的关系。我与那位法国记者让-达尼埃尔进行的谈话已使这种可能性浮出水面。他在谈话中向我转达了肯尼迪在度过了对他来说很可怕的十月危机阶段之后产生的重要思考和原话。就在我们听说肯尼迪死讯的当时，让-达尼埃尔正向我转达肯尼迪对他说的话："您去与卡斯特罗谈，然后回来与我谈谈他是怎么想的"，几乎在让-达尼埃尔刚对我说完，就发生了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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