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您才11岁？
是的，应该是的。因为我在上小学五年级。当时我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
您说了什么话？
我说，如果不让我上学，我就放一把火，烧我家。
烧您自己的家？
是的，我家是木结构的房子。
但是，您并不是真的要烧，是吗？
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是，这话还是说了。而且很严肃地说的，因为我决心同学校和家里对我的不公正的做法斗争到底。我认为，我的话触动了他们。
您母亲把这当真？
第一部分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7)
当母亲的总是调解人。我父亲很能体谅人。也许我维护我上学权利的决心打动了他。于是我父母亲决定再次送我去继续学习。当时是干旱季节，他们驱车送我到圣地亚哥，路上灰尘扑面。大约是1938年，临近国会的选举。他们送我到"娃娃"商店的老板马索拉（Mazorra）商人的家里。他是加利西亚人，同圣地亚哥一穆拉托女子结婚。那女子又高又壮，是他的两倍，尽管不是她管家。这位瘦小的加利西亚人不愿意争吵，如需要拿拖鞋，他就自己去拿。他容易激动。他不让别人来管他。他是服装店老板。他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她同她的前夫有一个儿子，当时正在为一个儿科医生竞选众议院全力以付，这位儿科医生答应帮他找一份工作。她同第二个丈夫也有一个儿子，名叫小马丁，在美国学开民用飞机。我到他们家的那天发生一件倒霉的事件，他们的儿子乘坐的教练机出现故障，他儿子从飞机上跳伞下落不明，马上派人找他父亲，结果可想而知。他们还有一个女孩，名叫里塞特，上高中三年级，她穿的蓝色的裙子上有三条白色的饰带。您知道，男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总是想入非非，甚至会暗恋上比他们大的女子、老师或者几乎所有的女人。好的，我不再谈这些，因为我们正在谈论政治问题。我童年的第四次造反正是发生在他们家。
造那商人的反？
商人马索拉是服装店老板，也是我所在的一家之主。我住在他们家的二层楼。房子是长方形的，并不宽。我住在过道尽头的一间小屋。正是在他们家时，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乔-路易斯（JoeLouis）和马克斯-施梅林（MaxSchmeling）的第二次拳击比赛，这场大战很快就结束，我记得只打了一轮，一个拳击手就把另一个击倒，比赛就宣告结束。
乔-路易斯获胜了，是吗？
乔-路易斯在几秒钟之内便获胜。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入侵苏联前夕，马克斯-施梅林作为伞兵参加对克里特（Creta）岛的袭击，报纸上大肆宣传。他是伞兵，是"德国高贵种族"的象征，但是，由于在拳击比赛中被一位黑人拳击手乔-路易斯击败，因此受到羞辱。这事我就讲到这里。
您在同我讲第四次造反。
第四次造反是因为我对住在那家人家感到厌倦。好的，我得给您讲讲我干的一些淘气的事情。
给我讲讲您的淘气事情。
我给您讲讲？
好。
好的，这是今晚给您讲的最后的事情。
那位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不断上升。他同他那个子高高的、体格强壮的穆拉托夫人已步入中等阶层，他们在贵族区维斯塔阿莱格雷区正在盖一幢房子。
他们把我送到耶稣会办的多洛雷斯中学学习。在这所中学学习的都是贵族的弟子，即圣地亚哥上层资产阶级弟子。商人的太太为自己家里有一个学生在该校念书感到幸福，因为这样他可同有子女在该校念书的富人交往。如前所说，那位西班牙商人夫妇在维斯塔阿莱格雷区盖一幢房子。他们甚至还带我去看过正在盖的房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幢房子。一个上层的家庭应该有个学生在该校学习，而且必须是该校最好的学生。在我这个学生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您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姐姐安赫莉塔当时正在学习，准备进入高中学习。她的一位老师埃米莉亚娜-丹杰（EmilianaDanger）是一位优秀的黑人教师，她教我姐姐七年级的课程，为入高中做准备。在那年假期，我没有回比兰度假，我从五年级升入六年级。但是，即使我读完六年级也不能进高中学习，因为升入高中有一个年龄规定，我记得起码得满1３岁或差不多1３岁。于是，丹杰老师对我很关心，因为我学习认真，并争着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对考高中的一本厚厚的参考书背得滚瓜烂熟。女教师很热心。她是第一位鼓励我干某一件事的人。她坚持要我同时读六年级、七年级和高中一年级，这样，当我上完六年级，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可以参加七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考试。
正当我对此感到干劲十足时，我遇到了倒霉事。在我六年级时，在学期刚开始时，医生诊断我得了阑尾炎。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做阑尾炎手术。譬如我，因为有点疼，就给我做了手术，割除了阑尾。当时在古巴如同在美国一样，对很多人都做阑尾炎手术，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我不得不做手术。我们是西班牙移民协会成员，这是一个合作社性质的机构，由于在古巴的西班牙移民有数千人，通过每月支付一个或一个半比索的会员费，会员便可享受某一医院的医疗。这样，中等西班牙移民家庭也可享受经济实惠的、比较好的医疗服务。
应该说，西班牙移民医疗合作社同社会主义合作社最为相似，因为它有自己的医生、护士、医院等看病所需要的一切。像我们家这样的家庭，每人每月只需缴纳一个半或二个比索的会费，就能享受医疗保险。如果需要做手术，就可给您做手术，此外，还给您提供药品。当时给我做手术时，使用的是局部麻醉――过去是用全身或局部脊椎麻醉。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使用局部麻醉。手术使我永远难忘。我感到很疼，但是，最倒霉的是第七天......您知道，当时手术后的一周内，不让病人活动。
我不知道。
现在手术结束后不久，就让病人活动，以避免由于淤血等其他问题引起栓塞症。当时这种医疗办法是落后的。手术后第七天，让我起来，拔去了针头，但是，在48小时或72小时后，我的伤口感染了，幸亏是表面感染，不是在里面，那时候，还没有青霉素或其他类似的药品。伤口完全敞开着，我在医院住了整整三个月。丹杰老师为我制定的计划告吹，我只得重新开始在多洛雷斯学校读六年级。我进该校时，上的是五年级中期。我在医院度过了六年级头三个月。
不能上学。
上不了学。我在五年级时都干了些什么？我没能取得好的分数，原因是：环境、老师、计划和课本的变化。但是，我的监护人，商人马索拉的妻子要求我必须取得优秀成绩。于是，我不得不弄虚作假。
我想了想，对她说：好的。当时我必须将记分册拿回家让监护人签字，然后拿到学校交给老师。当时打的分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种。我的监护人出于她的社会奢望，要求我拿最高分。我必须每门功课都得优。不然的话，就不给我每周５分钱的零花钱用来在报亭购买阿根廷的漫画杂志《麻雀》（ElGorrión）。
您喜欢看漫画吗？
很喜欢。当时，我在《麻雀》杂志上也看到了《有其父必有其子》（Detalpalo,talastilla）的连载漫画小说和其他漫画。每星期四给我５分钱买《麻雀》杂志，每星期天，给我20分钱，10分用来看电影，5分用来买冰激淋，5分用来买面包夹猪肉的三明治，很便宜。总共每周25分，一个月大约1个比索。我的监护人提醒我说，如果我不能在所有的功课都得好分数，就不给我一周25分钱。
第一部分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8)
于是，我只好自己想办法。我若无其事地，甚至沾沾自喜地做这一切。我自忖：要是我的记分册丢了怎么办？我拿着旧的记分册，让他们给我签字，但是，我把它留下来，放在自己那里；我对学校说："我的记分册丢了。"学校又补发我一本新的。于是，我有两本记分册，一本记的是真实的分数，尽管没有不及格的，但不是我的监护人所要求我得的分数；另一本上的分数是我自己写上的。
您弄虚作假。
是的，在分数上弄虚作假。我有两个记分册，一本上我自己打分，然后由监护人签字；另一本上是真实的分数，由我自己签字。但到了课程结束时，我捅了大娄子。当我的监护人满以为我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她穿了一身黑色的、长长的礼服，因为她未来的维斯塔阿莱格雷区邻居的富家子弟都在那里，而我将会得到所有的奖励。
所有的奖励？
一个最优秀的学生！
您自己给自己打了最好的分数？
我打的全是10分，一个9分或别的分数都没有，因为我必须得最高分。当课程结束时，学校要举行一个隆重的集会，宣布获全科奖和各门功课前几名学生的名字，但是，我还没有想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我记得我只是得到一个提名奖，不知是什么课程，可能是地理，因为我喜欢这门课程。那天下午，开始宣布获奖学生的名字：全科奖，恩里克-佩拉尔（EnriquePeral），我还记得他的名字。语言科第一名，张三；第二名......我开始装成吃惊的样子，我"成绩均为优的学生"居然获奖名单上没有我――－而竟没有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我装成吃惊的样子：我连一个分科的名次也没有获得？集会已经结束，而我既没有获得最优，也没有获得分科奖，我记得，只是被提了一次名。于是，当到了应该作一些解释的时候，我总算找到了一个理由："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我是课程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入学的，第一学期我没有任何分数，因此，我什么奖也没有获得。"还好，这是一个慰藉，监护人总算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感到心安理得。我忘不了我想出的理由。
在六年级我做了阑尾炎手术，浪费了三个月时间，出院后，又回到商人的家，一切照旧。我对打假分数，编故事和自吹自擂已感到厌烦。我决定离开他们家。于是我不好好学习，因为在每天下午强迫您学习的情况下，我常常是心不在焉。于是发生了以前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威胁我说，要送我去住读。他们开的方子同以前我住在女教师家时让我到拉萨列小学住读一样。我便造反，不听话，不听劝，他们只好把我送到学校住读。对住读我已有过一次幸福的经历，住读后，我开始取得好成绩。到了七年级，我获得全科优秀奖。
是正常获奖，没有弄虚作假吗?
正常获奖。我读书不是特别用功，有点用功，不放弃运动。那时我正在学习英语，是1939年，二战已经临近。这时，我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我们学习英语，使用的课本是古巴圣地亚哥一位老师编的，内容是同名叫布莱克的一家人家相关的。我们在学习他家的房子、餐厅、食品、货币的单词。我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想要一张10美元绿色的纸币："atendollarsgreenbill"。我在信上甚至还谈到矿山、马亚里的松林、造装甲舰用的铁矿等许多事情。我收到了回信。您想，美国人是有组织的，总统有一套助手的班子，他的助手替他回了信。一天，我走出教室，学校过道里熙熙攘攘地：同学们说：罗斯福给菲德尔写了封信。有一封抄件在布告栏里陈列。革命胜利后，美国人找到了我当初写的信的原件，并予以发表，于是，我有了复印件，因为我的信并没有留底。有一些人同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年罗斯福把10美元寄给我，我就不会在后来使美国这么头痛了。
如寄给您10美元，他可能会赢得一位好朋友。
好的，我已同您讲了不少事情。我们没有设定时间的限制，我得把一切都一五一十地如实地向您讲清楚。
您同我谈了关于您童年时的四次造反的情况，您从您当年的表现中能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
我自然不是生来就成为革命者的，但是，我同您说过，我生来就是一个反叛者。我认为我很小时，在学校，在家里，我就开始看到和体会到什么是不公正。我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对农村资本主义有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脑子里这么多的贫苦人的印象是不可能磨灭的：在比兰，他们饥肠辘辘，光着脚，住在那里和附近的大茅屋里，特别是在美国大糖业公司劳动的工人，他们的境况还要糟糕，到了农闲季节，他们到我家找我父亲，让他帮助想办法。我说过，我父亲不是一个吝啬的财主。
我也是一些事情的牺牲品。我慢慢地树立了关于公正和尊严的某些观念和某些价值观念。同时，通过我所经受的艰难考验，所克服的困难，所面临过的冲突，所做出的决定和所造的反，我也培养了我自己的性格。我开始根据自己的判断置疑整个社会，这是正常的，是具有某种逻辑的思维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没有靠任何人的帮助。很早，这一切经历使我把滥用权力、不公正和对他人的欺辱视作不可容忍的东西。我逐渐觉悟。我从不屈从于滥用权力。我树立了深刻的公正、道义和平等的观念。这一切，还有不容置疑的造反性格对我的政治和革命的使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而言之，您在童年，就发展了您的反叛者的性格。
也许我生平的特殊环境使我做出这样的反应。从小我就付出了辛劳，正因如此，我渐渐地形成了反叛者的性格。有人说"没有原因的反叛者"，但在我看来，我记得，我之所以成为反叛者，是有许多原因的，我感谢我作为反叛者所走过的一生。即使在今天，我更有理由成为反叛者，因为我的思想更成熟，经验更丰富，我从自己毕生的斗争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对我出生的土地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更为了解。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切-格瓦拉之死(1)
切与反帝运动-告别信-在非洲游击战中-回到古巴-准备在安第斯山的使命-最后的战斗-切的教训"十月危机"以后，美国侵略的危险过去了。革命继续巩固。切-格瓦拉开始周游世界。好像他对国际上的事、对反帝运动非常感兴趣，不是吗？
他相当注意观察第三世界的形势。他关心国际事务，关心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其他问题。他1965年出访，周游世界，会晤周恩来，会晤尼赫鲁，会晤纳赛尔，还有苏加诺，实际上，他对国际事务和对发展中世界问题很感兴趣。
关于中国，我记得切跟好几位中国人士谈过话，接触过周恩来--这我说过了，会见过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思想感兴趣。他没有接触过苏联人；不过，显然他更赞成，或者说，更看好中国。
他甚至访问了南斯拉夫，尽管南斯拉夫实行自治还有诸如此类的问题，说真的，我不太喜欢。一个合作社拥有饭店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就使它离开了最初的目标。我在古巴看见过几个，有时候它们不是从事农业，而是从事商业和旅游业。
1964年12月他到了联合国，后来到阿尔及利亚，1965年最初几个月还有非洲之旅。
是的。不过那是后来，是一项战略，在他履行使命的最后阶段，那时已经作出了他去玻利维亚的决定。好哇，怀着了不起的热情，他的目的是在阿根廷为革命作贡献。是去创造条件，因为那时候谁都想消灭我们，我们的回答是改变当时的状况。这是大实话。我们总是坚持这个原则。
有一次您对我说："他们把封锁国际化了，我们要把游击战国际化"。
先是反对特鲁希略，1959年7月，一群武装起来的多米尼加人从古巴出发去推翻他，这成为第一次支持反对一个独裁政权斗争的运动--那一次是对和我们一起斗争的多米尼加人的原有的一个承诺，是个例外。特鲁希略曾经向巴蒂斯塔供应武器，战争结束后，巴蒂斯塔去了那里避难，一些反对我们国家的武装行动也是从那里来的。
至于有类似情况的其他国家，尽管它们没有一个可能对我们有多大好感，但我们的准则是尊重，尊重国际法。但是有明显的差别，有的国家对美国的独立性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当然，最无条件屈从美国的国家立即与古巴断了交，其他国家抵制；巴西抵制了，乌拉圭抵制了，智利抵制了。而委内瑞拉一点没有抵制，因为那里是罗慕洛-贝坦科尔特，他一会儿是左派，很快就成了充满反动仇恨的家伙。所以说，一些拉美国家在一段时期内与古巴保持了关系，而墨西哥是一直都保持。
美国指责您们到处帮助颠覆。
美国对古巴的要求多种多样；一直在变，每时每刻都增加新要求。
最初，它要求我们必须放弃社会主义；后来，要求我们必须断绝与苏联的贸易和一切形式的关系。在谴责和孤立我们以后，他们一直在提出某种要求；吉隆滩战役以后，"十月危机"以后，每次都提出新要求。再下来是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拉美斗争爆发后，古巴应该停止对这些斗争的任何支持--我这里是在给您说美国提出的种种要求；后来是安哥拉，安哥拉在1975年受到南非进攻时，全世界都知道发生的事情：必须撤出安哥拉，如果我们撤出安哥拉，同古巴的问题就能解决，他们就这样对我们说......还有诸如此类的事。
后来问题就更多了，因为1974年出现了埃塞俄比亚革命，由于那里造成的局面，1977年我们必须与埃塞俄比亚人合作，由于其他原因也必须合作。我们是个被孤立的国家，美国越是企图孤立我们，我们越是要与世界其余地方联系。
可是有人继续指责您们"输出革命"。
在60年代那个时期，拉丁美洲已经没有人和我们有外交关系--刚才说了，墨西哥除外。那时期我们遵守国际准则。由于学说，由于信念，我们是想革命，是想要革命；但我们尊重国际法。此外。我坚持认为，革命不能输出，因为谁也不能输出使革命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我们一直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而且继续这样认为。
革命胜利后，我在1959年5月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会议。在会上我为拉美提出了一个类似马歇尔计划的东西--就像那个著名的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我估算要花费200亿美元。喏，当时我没有现在这样的经验，更谈不上别的。但我确实有些想法：除了一生中读过的所有东西和对问题的思考以外，没有多少国际经验。我对拉美的具体经验也不多。尽管如此，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动提出了发展问题。您知道拉美那个时期欠多少债？
不知道。
50亿美元。
与现在的8500亿美元债务相比，数目不大。
当时拉美有现在的一半人口，不到2亿5千万；现在有5亿多人。外债--我不说内债，那也是国家欠阔佬们的债--是国家必须连同利息偿还给外国的债务。这还不包括资本外流、不平等交换和资本流向货币强劲和经济更稳固的国家，以及布雷顿森林给与美国的特权，就是在世界上印制美元的那个国家的权利。货币的避难所不再是美元了，因为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单方面中止用黄金兑换美元，只剩下美元了，那是本半球唯一现存的外汇；所有其他货币都大幅度波动，没有一种货币可靠。那时候，所有拉美国家所有的钱都趋向于外流，流向美国。
我想，您在美洲国家组织上提出的计划被拒绝了。
如果采纳那个计划，这个大陆很多悲剧就避免了。两年后，我跟您说过，肯尼迪重新捡起这个想法，提出一个援助拉美的类似的马歇尔计划，就是争取进步联盟：土地改革、财政改革、建设住房，等等。
这没能阻止他继续敌视古巴。
是的，那时候他们对我们不做任何承诺。我想是有客观情况的，切做的事绝对正确，一点儿分歧也没有。那时候已经谈到美国的干涉政策，真的，约翰-肯尼迪总统是个有才能的人，他的悲剧是继承了侵略古巴的那次吉隆滩入侵，接受并执行了它。他在失败中很勇敢，因为他承担了全部责任，还说出了"胜利有很多位父母，失败是孤儿"那句话。
肯尼迪非常喜欢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把它派到了越南。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士，据说表现很好，但却不负责任和毫无道理地应承了惨忍又可耻的越南战争，迈出了最初步骤，还开始派兵增援。一切都从这个开始。而在1954年赢得了一场抗击法国战争的越南人，据他们对我们说，看到古巴革命在吉隆滩的胜利，受到了鼓舞，他们总是说古巴的胜利对他们有影响，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也许是客气。他们在南方一直保持着战斗体制。
越南也鼓舞了您们。切常说："要创造两个，三个，很多个越南。"
我完全赞同他的话，我要说，1979年，在他牺牲12年后，在越南战争早已结束时，桑地诺运动通过一种像我们进行的那种斗争，像切的那种斗争，在尼加拉瓜取得了胜利。萨尔瓦多的运动也在以可畏的势头发展，它是取得经验最多的一场运动。
您们给了萨尔瓦多人相当多的援助，是不是？
第二部分 切-格瓦拉之死(2)
提供了我们微不足道的合作。由于1975年战胜了美国，越南人给了我们许多他们在西贡陷落后收取的美国武器。我们用船从非洲南部运过来，把一部分给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萨尔瓦多人。
您们认为拉美具备了再现另一个像古巴那样的革命经验的条件吗？
请注意，有些主观因素可以改变历史。有时候存在实现革命变革的客观条件，但不具备主观条件。是主观因素造成革命在那个时期确实没有扩展。武装斗争的方法已经得到证实。我跟您说，尼加拉瓜是在切牺牲12年以后才取得胜利的。就是说，在拉美其余地区许多国家，客观条件比古巴的条件还要好。这里的客观条件差得多，但也足以进行一次，两次或三次革命。在拉美其它地方，客观条件好得多。
在尼加拉瓜，在萨尔瓦多，还有在危地马拉，我们为革命者的团结出了很多力。为分裂的桑地诺主义者；为分裂成不下五个组织的萨尔瓦多人；为同样四分五裂的危地马拉人。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也确实把他们团结起来了。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们向中美洲的革命者提供了微不足道的合作。但是，有共同利害关系和对革命运动给于某种形式的合作不意味着输出革命。
但您们帮助切把革命带到了玻利维亚。
是的，我们跟切合作了，我们跟他有共同观点。那时期切是对的。当时斗争也许会扩展，我当真相信这一点。那时期，1968年，巴拿马还没有出现托里霍斯。同样也出现过其它现象，如1970年阿连德在智利取得胜利，开始恢复与古巴的关系。
在我们在古巴开展斗争以前，1948年，哥伦比亚已经有了游击队。不过那是另一段更复杂的历史，因为那里，在相当长的时期把游击队看作有点像"七-二六运动"在古巴的情形。后来出现了一系列并行因素。这个问题我不想分析，这一直是非常棘手的事。
切对您讲过，对您说过他对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计划是什么吗？这件事您跟他看法一致吗？
他着急。他想做的事很难。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对切说，可以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向他提出，需要时间，不要着急。我们想让其他不太有名的干部迈出最初的几步，为他想做的事创造更好的条件。他知道游击生活是怎么回事，知道需要身体结实，一定的年龄。虽然他能克服局限，也有钢铁般的意志，但他知道，如果再等时间，就不是身体条件的最佳状态了。
关注这些因素的时刻到了，虽然他没有表露出来。他心中有其他重要的考虑：几乎是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他派了一个记者在阿根廷北部组织一个游击小组。记者叫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JorgeRicardoMasetti)，他跟我们在山里呆过，后来创建了拉丁新闻社，切跟他非常要好。马塞蒂在那次任务中牺牲了。切还是这样一个人，他派人去执行任务时，总会发生死人的悲剧，这对他打击很大。每次想起死去的战友他都痛心。这从他在玻利维亚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时就会读到，比如战友埃利塞奥-雷耶斯，"圣路易斯上尉"的死亡对他打击有多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失去了游击队中最好的人，当然，他是游击队的一根顶梁柱。"
在到过玻利维亚，1962年又去过阿根廷北部的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现任的内政部长，阿韦拉多-科洛梅-伊瓦拉（AbelardoColoméIbarra），绰号"富里"（Furry），那时候才22岁。那时马塞蒂已经死了。切总想着他的计划，当然，根据承担的许诺，我们完全支持他。
切心急，他想去履行他的使命时，我对他说："条件没有准备好。"我不想让他去玻利维亚组织小组，而是想让他等力量组织起来的时候再去。就我们来说，我们经历了我们游击战争最初阶段全部的光辉业绩。我说："切是位战略领袖，应该在发展起一支足够牢固和经过考验的力量时再去玻利维亚。"他总是着急；可是还没有最起码的必要条件呀。我不得不说服他："还没有创造出条件。"因为他是个战略型干部，有政治家的丰富经验和才能，不应该在最初阶段冒险。
我们正在刚果帮助卢蒙巴（Lumumba)的人。此前我们与阿尔及利亚人在他们1961年反击摩洛哥入侵的战争中合作过。切很着急。但是因为非洲和非洲的斗争对他有极大吸引力，我建议他去非洲完成一个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在玻利维亚创造开展斗争的起码条件，这场斗争的根本目标是他的祖国阿根廷，因此，以后将是一场更加广阔的斗争。非洲的任务非常重要，因为必须对比属刚果东部反对冲伯（Tshombé）、蒙博托（Mobutu）和欧洲雇佣军的游击队给于支援。
是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Kabila）那时期领导的运动吗？
不，那时候是加斯东-苏米亚洛特（GastonSoumialot）领导，他到古巴来了，我们给了他帮助。我们还通过坦桑尼亚向他提供过帮助，当时该国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Nyerere）是同意的。跟他同去的切和古巴人穿过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1965年4月，我们确实向那里派了一个很好的别动队，还有切。大约150人，装备精良，经验丰富。在那场非洲革命运动中，什么都得干：经历，做准备，搞训练。是个艰巨任务。切一生的好几个月是在那次活动中度过的。
在他的非洲日记中，切对那支游击队的头头们批评得很厉害。
批评得很厉害，对那些头头和随便什么人。他有那样的特点，严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他批评别人和自己都很严厉。
对自己严厉？
是的，他对此要求很严，我跟您讲过墨西哥和波波卡特佩特尔火山那儿的事。有时候甚至因为他一时失去镇静的随便一件蠢事，也要批评自己。但也非常诚实，非常尊重人。
1965年4月到非洲时，他遇到很大的困难。历史很奇妙。有段时间白人、南非、罗得西亚和比利时雇佣军，甚至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古巴反革命分子都介入了。非洲军队没有经过充分训练。切想教给他们战斗，讲解可以有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因为在他们取得经验，有了战争素养时，那些刚果人就是令人畏惧的军人。他们没有这种素养，而在得到这种素养后，就变成了非同一般的军人，令人畏惧的军人。埃塞俄比亚人，纳米比亚人，其他人，安哥拉人也都有这个特点，有了战争素养，同样是非同一般的军人。
那时候，刚果东部的那些战士还没有得到这种素养。我们这样告诉切。我们从哈瓦那派了我们的战友分析形势，准备支持他们。如果需要派更多军队，我们也会派，因为我们这里有的是志愿者；但实际上，那场斗争没有前途，没有在那时期开展的条件，我们叫切撤回来。他在刚果呆了大约7个月。从那儿去了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那儿呆了一段时间。
这些斗争切都去参加了，当然，可以说是秘密离开古巴的。那时就开始有谣言了，开始说切已经"失踪了"。
国际新闻界说您们之间有严重的政治分歧，决裂了，说您们把他关进了这里的监狱，甚至说把他杀了。
我们默默地忍受着那一大串谣传和谣言。不过他在1965年3月底走时，给我写了一封告别信。
那封信您没有公开？
没有。我把信留在手里，1965年10月3日，在宣布成立新的古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仪式上我才公开，因为必须解释那届中央委员会没有切的原因。与此同时，谣言还在传，敌人继续散布猜疑和怀疑，散布谣传说切-格瓦拉因为与我们有分歧被"清洗了"。
一场真正的谣传战。
第二部分 切-格瓦拉之死(3)
他是自发地给我写那封信的，我认为甚至非常坦率："我后悔没有充分信任你。"那时他谈到了"十月危机"和别的事情。我认为很多人他都不相信，因为他很爱批评人。
有一天他为我写了几句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跟我总是很亲热，总是非常尊重并且总是服从我的决定。我没有强加于他，我讨论，我不常下命令；我常说服他该干什么。我很少时候不得不说"你别做这件事"，或禁止他什么。
1966年3月他从非洲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布拉格；情况复杂；事实上他是秘密地去的。因为他写了告别信，因为他自尊心特别强，所以走了以后，脑子里没有想过回古巴。但是，做玻利维亚的事情的干部已经选好了，他们正在做准备。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做解释，谈到他的义务，谈到了理智。
让他回古巴。
是的。我认为家里已经公开了那封信。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严肃地这样对他说。我劝他回来，我对他说，为了他想做的事，这是最适宜的："从那里不可能做这件事。你必须来。"我对他说"你必须来"，不是命令，是劝他。我对他说他的义务是回来，不要有任何其他考虑，为玻利维亚计划做完准备工作。他秘密地回来了。喏，哪儿也没人认识他。一路上也没人认识。1966年7月回到了这儿。
他化装了？
好家伙，化装得那么巧妙，以致有一次我请了几个领导层的战友，对他们说想让他们认识一位非常有趣的新朋友。我们一起吃午饭，结果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您看是不是真的化装了。
劳尔在他对面也没认出来？
劳尔几天前在他训练的中心跟他分别了，吃午饭那天他正在苏联访问呢。跟我在一起的人谁也没想到是切。毫无疑问，给他化装，给他整容，我们的人真有一手。他去了比那尔德里奥省一个地方，在一个山区，那儿有一处房子，圣安德烈斯庄园。他在那儿组织力量，跟陪他去的15个人一起准备了几个月。他挑选想要的人。也是在那儿最后几次见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我常去那儿看他。
要带他们去玻利维亚打游击？
有几个是山里的老游击队员，其他人跟他在刚果战斗过。他跟他们每个人谈话。我和几个战友对他提出一些异议。我对他说："我说，别这么干。"他要把两个战士分开，一直形影不离的两兄弟，我对他说："别分开这对兄弟，随他们便吧。"两个人很好。还有一个人，我很了解他的性格，很好的军人，就是有时候有点好争论。
有些情况下我提醒过他。所有去玻利维亚的人都很出色；其中有埃利塞奥-雷耶斯，"圣路易斯上尉"，他牺牲时切写道："你那英勇上尉的矮小身材......"；这句话是借用聂鲁达的诗--巴勃罗-聂鲁达的诗他读了很多，一句很美的诗，写在他的玻利维亚日记里。他从心眼里喜欢他。切也是这样的人。
人都是他挑的，我们讨论过这件事。我向他提出了几点建议，他维护那个有很强特性的人，但这个人我了解，担心他有点不守纪律，这很重要。一直到他1966年10月走时，我跟他谈过很多话。他走时怀着多大的热情啊！
对于切驻扎游击队的玻利维亚尼亚卡瓦苏（ancahuazu）地区也讨论得很多吗？您有什么想法？
他去玻利维亚时，这事没有其他选择了，因为在那种形势下，有了他带的充分信任和有经验的那些人......喏，那情况他了解。德布雷已经去了，作为记者已经帮了一些忙，收集了地图。这任务是我给他的。
是您派雷吉斯-德布雷（RégisDebray）去的玻利维亚？
我派他收集那块地方的情报和地图。那时候切还不在那里。1966年11月他到了后，就开始组织人。
他终于组织了一场很好的运动，有了玻利维亚的干部，例如因蒂-佩雷多（IntiPeredo）等--这是我想的事，对此也很清楚。他了解玻利维亚人，了解他们的性情，这话他跟我讲过。由于理所当然的谨慎，最初他们驻扎在一个有个农村根据地的区域。在他挑选的一个地方，他一面到处走，一面训练人，随着时间流逝，问题出来了。在他走向不远处一个居民更多的区域时，出了令人难以相信的事，这是第三次了--前两次我跟您说过了，切没带药。
在玻利维亚，切没有治他哮喘病的药？
他没药了，这是第三次。他离开驻地到处走，是一次持续很久的长途跋涉，走了几乎40天。然后再次离开走一小段，治哮喘的药落在营地了，而营地被玻利维亚军队占领了。由此出现了严重困难。
您怎样解释切的死？
长途跋涉回来时，切已经发现了问题，在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马里奥-蒙赫（MarioMonge）（那儿有他的人）与反对蒙赫的另一条路线的一位名叫莫伊塞斯-格瓦拉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蒙赫要求指挥权，切很正直，生硬......我想切可能作了更大努力争取团结，这是我对他说的意见。他的性格使他为人非常坦率，他跟蒙赫进行了一次言辞激烈的争论，蒙赫的很多干部帮助过组建工作，因为因蒂和其他人是这个组里的人。蒙赫要求的事是不可能的：当那支队伍的头，这是令人气愤和不合时宜的野心。
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是没有说过或几乎没有说过的事，这事对拉美的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损害，那就是亲苏派和亲华派的分裂。在具备客观条件和完全有可能开展切去那里推动的那种斗争的历史时刻，这种状况分裂了整个左派和所有的左派力量。
知道发生了这场决裂时我们不得不作了多么大的努力呀！1966年12月，马里奥-蒙赫到这儿来了。后来，党的二号领导豪尔赫-科列（JorgeKolle）来了。是我邀请的，我给他们解释发生过的事。我们还邀请了胡安-莱钦（JuanLechín），是位著名的工人领袖，我跟他在东部地区呆了大概三天，劝他帮助切。他答应了。
您邀请莱钦到哈瓦那这儿来的？
是的，因为我对决裂很担心。我想，实际上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那个指挥权，简单地说，或许是缺少点什么，这么说吧，缺少点精明。因为说实话，如果蒙赫要求指挥权，切可以给他个司令的头衔，他想要的头衔，但没有部队的指挥权。有个野心问题，要求有点荒唐。蒙赫不具备领导那一摊的条件。
切过于生硬？
切的问题是过于正直，是过于正直，我不骗人，他可能讨厌"外交手腕"这个词，"诡计"这个词。
不过，请听好我的话，在我们自己的革命里有这样的事吗：有几次发现人们心中有野心？谁能取代别人？谁有担负特定责任的威望和才能？愚蠢。我们不止一次交出指挥权，做出让步。如果直着走找不到解决办法，这种特定情况下就需要一点精明。那时期，蒙赫与切的决裂造成了危害。
危害？
危害很大。世上不知道我们为防止危害作了多大努力。
为了调和？
第二部分 切-格瓦拉之死(4)
我们容忍的一些事情，您在这里甚至是想象不出来的，大错误。是大错误！有时候是这个人犯的，或是那个人犯的。不管怎样，我们总是批评既成事实，但抱着团结精神。
当然是蒙赫做得不对，我跟您说了，后来，玻利维亚共产党的二把手豪尔赫-科列来了，我劝他说，尽管有党的纪律，但不能把那些人扔下不管了。我叫来了莱钦，跟他谈话，劝他支持游击运动。
可是，那次跋涉后--这次跋涉时间很长，因为他在根据我们在山里得到的经验考察人，训练人--切刚刚从那次出行回来，就发现那里出现了这些问题，几乎立刻就有一股敌军进来了，游击队陷入了军队的埋伏。
他们在某一时刻遭受了背叛。军方已经知道那个区域有一支游击队。是在，这么说吧，战斗提前打响时，我们不愿意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想在初次战斗之前组织一条战线，那时还有可以组织的人。
然而，这会儿政治因素发挥作用了。切在他的日记里都说清了。发生了下面的事：小组分裂了。他一直试图与"华金"和"华金"的小组取得联系，塔尼娅在那个组里。他用了全部时间在寻找，设法与"华金"会合，一路上发生了一系列战斗。怪事，切找了他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呀！当从广播中听到那个小组已被消灭的消息时，他还以为是谣言呢。
可是，在某一时刻，世人相信"华金"小组被消灭确实是真的，这事发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切与因蒂-佩雷多和其他游击队员去往因蒂有联系和影响的一个区域；但他得到了那样的消息。这对他打击很大，我认为那一时刻他做出的反应有点冒失。再说，跟他一起走的几个人状况不好，几乎不能行动，这就耽搁了时间，但还在继续往前走；这时已经有玻利维亚干部了。
如果这个小组到达那个区域，那还算顺利；但在到达一个商店时，他本人在日记中写道："'大嘴'（"Bemba"）电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都在等着我们。"不过还在继续走。中午时分到了一个村子，村里没人。村里没人表明事情奇怪，可能有一股部队。这时候，光天化日之下,他继续前进。因蒂走在前面。这时候，一支部队，一个紧紧盯着他的连队打死了一名玻利维亚游击队员，还有另外几个人；打退了那一小股游击队。切带着病号和为数不多能够打仗的战友到达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即埃尔尤罗峡谷时，他就在那里战斗，抵抗到一颗子弹害得他没了枪那一刻。
切不是会当俘虏的人；可是一颗子弹把他的枪堵住了，敌人已经很近，打伤了他。他受了伤，又没了武器，就这样抓住了他，带到附近一个村子，"无花果树村"（LaHiguera）。第二天，1967年10月9日中午，狠毒地把他枪决了。切确实从来没有发抖过，恰恰相反，越是遇到险境时，也正是他胆量大增的时候。
您认为切会自我牺牲吗？
这么说吧，我宁肯自我牺牲也不做俘虏。他肯定也会这么做的；但问题是他没有选择，他正在战斗，而战斗是他必须做的事。切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丝毫也不怕死的人。
您是怎么知道切死亡的消息的？
虽然意识到几个月来他正在经历的危险和他面临的极其困难的状况，但我还是觉得他的死是难以置信的事，是一个--我说不清--人们不能很容易适应的既成事实。时光流逝，一个人往往会梦见死去的战友，看见他活着，跟他交谈，然后现实又把我们惊醒了。
对一个人来说。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拥有那么牢固、那么强大、那么强烈的存在，以致人们不能设想他们已经死去，已经消失。主要是因为他们继续存在于感情和记忆中，我们，不仅是我，而是古巴人民，对他死亡的消息特别悲痛，虽然消息并非意外。
传来一份知情电文，报告了1967年10月8日在尤罗峡谷发生的事情。大多数电文里宣布的都是谎言，但这份电文讲述了一点确实发生的情况，因为那些人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不会编造出符合一支游击队可能被消灭的唯一方式的故事来。我认为，结局是瞬间的事，我看那消息是真实的。
一个有经常解读电文习惯的人，不用丝毫想象，你看到的都是谎言，谎言和谎言；突然间你觉得，不可能编造出可能消灭那个小组的唯一方式的故事来。
现在，有趣的不是仅仅阅读切在日记中写的内容，还要阅读反对他的头头们写的内容。那一小股人经历战斗和取得胜利的次数真了不起。
当经过证实的他的死亡消息传来时，我们非常悲痛--我们当然悲痛。正是因为这个，在那些日子里，我在悼念死者的悲痛中发表了一次演说。我在演说中问道："我们想让我们的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答道："我们想让他们像切一样。"这已成为我们先锋队员的一句口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锋队员：我们要像切一样。"
后来日记送到了；世人不知道日记对于了解发生的整个情况，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形象、他的刚毅和他的榜样的价值。一个深明廉耻、极有尊严和大公无私的人，这就是切的为人和世界敬仰之所在。一个聪明人，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切不是为了保卫别的利益或别的事业、而是为了保卫拉丁美洲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牺牲的。切不是为了保卫别的事业、而是为了保卫地球上的穷人和卑贱者的事业而牺牲的。切的事业必将取得胜利，切的事业正在取得胜利。
切的形象遍及全世界。
切是一个榜样。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这一时刻，他的思想，他的事业正在取得胜利。后来，1997年6月，找到他的尸体和另外五位战友尸体的那些人的功劳真是天大的功劳！甚至应该感谢玻利维亚人，感谢当局；他们进行了合作，提供了帮助。
找他们的遗体？
那个人，豪尔赫-冈萨雷斯，现在是我们医学系的主任，多大的功劳哇！他们是怎么找到的，这可是奇迹般的。
切留下的伟大教训是什么？
留下了什么？我想，真正最伟大的是精神价值，是觉悟。切象征着最高的人类价值和一个非凡的榜样。他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光环和一个伟大的神话。我非常敬佩他，赞赏他。这种敬佩总是产生很大的亲情。我为什么非常亲近他？这故事我跟您讲过了。
他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很多，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我说，他是我认识的最高尚、最非凡和最无私的人之一；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群众中成百万，成百万，成百万地存在着像切一样的人，那么这一点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像他一样的几百万人没有养成这种品德的萌芽或能力，那么以独特方式脱颖而出的人将会一事无成。因此，为了人人都像切一样，我们的革命才这么注重扫除文盲和发展教育。
第二部分 苏联的崩溃(1)
生态灾难-基础设施状况-平庸的信息业-犯罪集团的王国-没有了苏联的生活
1991年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崩溃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事情。表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生态灾难，基础设施的状况十分糟糕。您自己曾对我说，医疗卫生事业已经停止运转......
有缺陷地运转，但比现在还要好十倍。
日常生活可怕地困难，还出现了类似黑手党的犯罪集团，惊人的腐败。党的干部占有了国家财产的一大部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存在的70年中，没有造就一种"新人"。暴露出来的这一切，第一，您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吗？第二，它们影响了您的信念吗？
我来回答您。您提出了一大串问题；有一些是早就知道的，但有许多是后来才知道的。应当加以好好分析。
我早有不同看法。例如，在我去莫斯科的时候，我就抱怨，因为有一个党的小干部始终、到处跟着我，实际上把我变成了他的财产。看到了小小的贫困现象、嫉妒和自私自利。这是一种到处可见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更为严重。我承认那些问题是有的，但比其他地方要轻得多。
我们来一个一个的分析。谈第一个吧。
生态灾难。
确实是。以前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生态灾难，可以说是西方首先发现了它。马克思认为财富发展的极限在于社会制度，而不是今天大家知道的，在于自然资源。
苏联人不了解生态灾难。在苏联这样地域广阔的国家里也许是难以察觉到它的。但是，那里发现的生态灾难和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生态灾难是一样的。
那么，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事件，那是核反应堆造成的唯一一次悲剧，它确实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在这之前已经有过其他生态灾难：在墨西哥，在中美洲，在南美洲，在亚马孙雨林，都有。人们争论如何挽救，是不是可以挽救。生态破坏是全球性的。实际上不能归罪于苏联。
但是，比如咸海。苏联人为了争当生产大国，决定把河流改道，咸海正在消失。
但它并不是一个特殊问题。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等人，争论很多。他们想发展生产。例如，他们想在哈萨克斯坦发展小麦生产，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增加产量。也试图在乌兹别克斯坦--我到过那里--开垦人们称作饥饿大草原的地方。于是，引来了来自山区河流里的水，生产了几百万吨棉花。我现在认为，那不是正确的技术利用。那时，人们不了解，以为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想都没有想到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我记得，赫鲁晓夫当时和我谈到这类计划、开垦新的土地、超高的产量。他们极力仿效美国。好了，农业发展了，作物有了灌溉，等等，但是盐碱问题却日益严重。
我们也有所发现。我们使用了除草剂。当蔗糖的产量提高到800万吨时，如果不在一定时间内使用这些化工品，就不会有农工业。化肥，好吧，化肥在一定时间内挽救了人类。一般说来，人类无法想象能够养活50多亿人口，而他们的大部分分布在第三世界国家里，过着营养不良、忍饥挨饿的生活。然而，我记得瓦赞（Voisin）有一本题为《草、土地和癌症》的书。他在书中分析了钾对某些癌症蔓延的影响--我读过许多这类书籍，对农业方面的书特别感兴趣--和钾过量造成的危险。块茎植物一般需要它。对橡胶和甘蔗要施氮肥、磷肥和钾肥。许多食品类农作物--其中包括粮食--需要这三种元素。
今天，人们了解到，过度使用化肥和除草剂会带来许多意料之外的、惊人的后果。拉克尔-卡森（RaquelCarson）著有《静悄悄的春天》一书，它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今天，人们学习有关基因的知识，但20年以前，人们的有关知识很少，尊崇的是门德尔（Mendel）遗传学法则。从豌豆中发现基因，通过染色体和基因相结合，大大促进了传统遗传学的发展。过去，人们不知道遗传工程，不知道细胞的基因转移。我们在传统遗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然后我们看到了遗传工程的可能性，并发展了它。今天，您可以使用用这些方法生产的、并非天然的疫苗、药品等医疗用品。天然产品可能受到其他成分的污染，因此，合成疫苗要比天然疫苗安全得多。
在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科学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今天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挑战更加严峻。我们不能舍弃科学。科学必须解决它自身带来的问题。抢救物种是艰巨的任务，依靠由赢利和广告主宰一切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绝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也就是说，它涉及的是非常复杂和深刻的、人类未曾解决的问题，对此丝毫不能责怪昔日的苏联。
基础设施、通讯线路、铁路、公路、电话、电力等的状况都十分糟糕。
注意，我一点都没有为苏联人所干的坏事辩护的意思，这是我应该向您申明的。我开始思考，今天还在思考，如果没有那个国家被迫进行的加速工业化--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过错，他们对它实行了封锁、侵略和发动了战争--。如果没有工业化，苏联不可能在纳粹的打击下生还，而是被打败。他们在战争的高峰期搬迁了工厂，把它们转移到冰天雪地的地区，在工厂连屋顶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工生产。他们是一个伟大英雄业绩创造者，是那场战争中最应该受到赞扬的人。而在那场战争之前，人们犯了多少政治错误啊。那些才是最应当受到批评的错误。
回忆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到它衰败时，这种关系持续了30多年。我想，苏联人的汽油太多了。汽油是他们在生产了工业、运输业、农业所需的燃料油和柴油后剩余产品。他们没有发展一种消费社会，不像美国和西欧那样充斥着私人汽车，生产大量消费汽油的产品。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好。我的想法是，苏联的汽油有富余，而在20世纪60年代没有找到市场。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的货车、小货车、吉普车和汽车大量使用汽油发动机的原因了。谁能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呢？我们购买了几万辆汽车，在30年内总是有苏联船队给我们运来汽油。还应该说，也有运来原油、燃料油或柴油的船只。装有柴油的机器设备更为有效。
但是，实际上苏联在产业经济许多领域技术落后，这就使它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同盟者的斗争中付出代价。奇怪的是，苏联是一个研究机构最多、开展的研究项目也最多的国家。除了军事领域，苏联却是创造的发明在经济领域付诸实施最少的国家。
公路很窄。也许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很少修建高速公路。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的铁路宽度与欧洲国家不同。在这样的交通条件下他们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们的汽车也许并不很豪华，但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列车可以到达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铁路系统，它无疑比公路长途运输要便宜得多，深入到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私人汽车消费了炼油厂生产的大部分汽油。在美国，每天的消费量超过850万桶，它确实是难以承受的，它将迅速耗尽世界上已经探明和将要探明的石油储藏。
他们也没有发展信息技术，而他们有几千名工程人员，有很高的能力，您怎样解释这一点？
第二部分 苏联的崩溃(2)
这没有道理可讲，是缺乏远见，很让人吃惊。相反，美国人全速发展了它。在某些事情上，苏联人很平庸，但不是在科研领域。问题在于应用。他们做了更多的研究，更早地进入太空，而没有信息技术是到不了太空的。
古巴避免了这种错误吗？你们注意发展信息技术吗？
在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没有讲授计算机技术，甚至连大学里也没有。我们正是在大学里逐渐开展起来的。然后，我们开设了170家计算机青年俱乐部，不久前增加到了300家，每个俱乐部拥有的计算机也增加了一倍。根本的是，今天在我国，计算机教育是从学龄前儿童开始的。百分之一百的儿童，从学龄前到大学都有他们的计算机室。我们发现了它提供的巨大可能性。我们还在儿童、成人、青年和整个人口的教育中竭尽全力地利用视听设备。我们以最低的耗费和成本，在所有缺电的地区利用太阳能使用这种技术。
我们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利用信息技术的阶段，并在它的其他领域大力开展工作：培养成千上万名节目制作和设计人员。我们创设了一所信息科学大学--现已经到五年级--，它从全国挑选最优秀的学生，每年入学人数达2000名。
让我们继续讨论苏联。当苏联崩溃时，到处出现类似黑手党的王国；暴露了大量腐败现象。他们没有能够树立道德观念，而是恰恰相反，形成了一种普遍腐败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