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德尔·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导言：无限的一百小时
光线穿过窗户溜进来，又透过玻璃悄然逝去。但是不知疲倦的他翻动书页，反复推敲，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再次伏案疾书，用那修长、灵活的手指握着自来水笔，在小记事本洁白的纸页上一节一节地书写着，寻找最完美的方式表述思想。一行行娟秀的笔迹在闪动，汇流，舒展，就像画家在油画布前尽兴挥笔，活跃的灵感跃然其上。
菲德尔在审阅和修改书稿，以简洁干练的语言表述思想。在沉静的思辨中梳理思想不同于在激扬的演讲中抒发所思所忆。这时候，可以书写、删节、梳理、寻找最恰当的词汇来表述思想，勾勒亲身的经历。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动人之处，洋溢激情的演讲具有一气呵成的自然之美，不时需要重复强调；而挥笔成书，印成文字则是永久的历史封存，成为随时可翻阅的精品，艺术之作，留世的财富，珍藏于书柜或馈赠于亲朋好友，每时每刻诱导人们享受知识，进行深度思辨。
总司令尽可能详尽地诠释我们国家和大陆的历史篇章，为我们展现所有鲜为人知的事件及其蕴含，标注精确的日期；还光明磊落和公正地评价他难以忘怀的人物，如对母亲莉娜，所费篇幅不多，却给予了深情和真实的记述。他还饱含激情地描述了父母艰辛和充满忘我精神的生活，深情地评价了两位老人，回顾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艰辛的年代。这些都出自充满感情和感恩的孝子笔下。
另外，他还表露了一种活生生的情感，一种难以忘却的感受；公开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信件，以佐证自己的看法；从头至尾详尽地叙述某场战斗，如阿雷格里亚德比奥战斗或德尔乌韦罗战斗；充分阐述采取某项行动或原则立场的理由；总结教训，以利再战并夺取胜利；补充种种思考，丰富更为广泛的自我对话，他知道此后将与世人共同享有之。
在这些浮想联翩、眷恋绵绵的日子里，他渴望使读者远距离却发自内心地感受这一切。因此，总司令在自己的脑海中搜寻着以往的经历并做出评判。无穷无尽的思绪在他的分析中交织，犹如浩瀚大海中的滚滚激流交汇。他佐证了在社会的经纬网中，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现象间隐藏着密切的联系。他提到了种种关联，大自然与经济、气候与战争、地理与政治，以及独立与废奴。独立和废奴只是在我们美洲的解放者的梦想中紧密结合在一起时才得以实现。
总司令十分成功地使我们了解了他童年时代的种种感受，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详细地讲述了农村的生活，炎热和肃穆的房屋，病故的安东尼娅大婶，飞行员巴尔韦兰和科利亚尔的英雄壮举，飓风，松木林的清香，与好友的探险经历，使整个木房屋吱吱作响的地震，历历在耳的汽笛声、轰鸣震撼的火车头，古巴圣地亚哥湾出海口外的茫茫大海，遍布圣地亚哥湾海底、海军上将塞韦拉舰队锈迹斑斑沉船的遗骸。这些遗骸炫耀着其不可战胜的威严。这一幕幕往事在总司令的笔下栩栩如生，使读者浮想联翩，宛如闭着眼睛进入他家后院的柑橘园，发现各种酸性水果应有尽有。
在前几章叙述了古巴和拉丁美洲的历史渊源以及卡斯特罗本人的经历由来后，接着讲述的是古巴革命长期的发展进程，有谁能够比其主角更适合于引领这一值得纪念的航船，去迎接一切暴风雨甚至当前的考验？神奇的传说本身给予我们的启迪胜于任何人的宣讲和说教。让我们从源头来观察这棵参天的常青树。这棵大树恰恰就是他，还有我们。
在《菲德尔100小时访谈录》第一版问世后，总司令便开始紧张地工作，付梓一部内容更深刻、更准确、更丰富的版本。在国务委员会的办公室中，在最近出访阿根廷的往返飞机上，在格拉玛和奥尔金省召开的攻打蒙卡塔兵营和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兵营53周年纪念大会短暂的空隙间，他加班加点，不辞辛劳。
他在做完必须面对的外科手术后恢复身体期间，继续坚持这一工作。在这些日子里，他以超乎常人的努力去履行自己的承诺，完成添加丰富的新资料的修改版本。现在的版本沿用了同一书名：《菲德尔100小时访谈录》。实际上，被采访者与采访录之间的这一有益、迅猛热烈的重逢所蕴含的时间是无法计算的。难道有谁能够计算出思想演进的速度？总司令说思想是以光速发展的，那么其演进速度是以时辰、分钟抑或秒来计算？如果说思想浓缩了人们所经历和知晓的整个博学世界，这些思想会包含多少时间？
那天下午，当他结束了这项工作时，感到极为幸福，透过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发现窗外的凤凰树花已经绽开。如同以前一样，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又向人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而这次的方式是极不寻常的。逆境转变为胜利。实际上，这本书是与菲德尔无限的100小时的聚会。
2006年8月
第一部分 致中国人民
我十分满意地获悉，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古老的中国人民将读到本书所阐述的思想。本书题为《菲德尔100小时访谈》（中文版书名《菲德尔-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编者注）。这是我接受法国记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采访时的谈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热情地翻译出版了这本书。
近120年前，我们的民族英雄何塞-马蒂在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曾在一部为儿童和少年撰写的书中提到一位中国皇帝，当他欢庆胜利时振臂高呼："若天下无自由，普天大众挥鞭跃马探求之！"
古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人深埋心中的坚定的自由信念。很多中国人英勇献身于我国的独立战争，大大增强了我们古巴人-自1868年以来浴血奋战的人民-对中国的高度敬仰。英国当时出于商业和竞争动机，力图用中国奴隶代替非洲奴隶，以契约形式把中国人骗到西班牙殖民地古巴。马蒂的密友贡萨洛-克萨达为之赞叹，写下名句："在古华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
在20世纪中期，首先在中国、继而在古巴发生的社会革命使两国人民结成兄弟，肩并肩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7年的短短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
而在遥远的另一边，古巴不屈不挠，顽强抵抗历史上最强大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强力经济封锁，度过了近50个春秋。古巴能够组织起来进行抗争，靠的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精神，还有世界其他革命人民提供的广泛声援和支持，其中包括亲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当今世界，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以智慧进行斗争，以多极化反对武力和单极世界。在21世纪的世界形势下，应该依靠中国。没有中国根本性的积极参与，人类将无法应对面临的很多挑战。
正是出于这种实质性的原因，我们对译著的出版赋予特殊意义。这将使伟大中国的读者和学者更多了解我们拉丁美洲的历史，更加了解目前在西半球所发生的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
在2003～2005年进行的诸次漫谈中，法国记者的提问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当时我并未想到我的答记者问会形成此书。
拉莫内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运动的活跃分子和战士，在本书的引言中，他基于欧洲知识分子的观点，坦率地提出了那些并不必然与我们古巴人一致的东西。这些显现在西班牙版本和古巴首次发行的版本中。
我没有机会审校西班牙版本和古巴首次发行的版本。在此之后，我承诺与拉莫内一同全面而仔细地审校此书，其中一部分留有录音或录像，另一部分来源于漫长的航空或陆路旅行途中的速记资料。2006年7月底，当我身卧病榻时，便投身这一义不容辞的重要义务和我们的斗争所要求的其他很多活动中。我在医院接受治疗时，曾整周整周地、逐段逐句地审校访谈中所涉及的主要事件。
值第14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于9月在哈瓦那召开之际，在古巴发行的本书第二版于一个多月后问世。我交付拉莫内的审校稿增加了80页篇幅，其中涉及到1962年十月危机期间我与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往来的信件，1990年科威特遭受占领时我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往来信件，以及2002年4月委内瑞拉发生未遂政变时古巴所采取的措施。
我康复之后，不断寻求提供更加广泛和准确的资料，利用数周时间准备本书的第三版，馈赠将于2006年12月2日来古巴参加我80岁生日庆典的很多朋友。在此几乎4个月之前的8月13日，我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另外，我还对本书的风格和内容作了新的修改。后来，伊格纳西奥-拉莫内记者为出版本书法文版专门提出一些问题，我把相关问答也纳入了本书的第三版。
中国读者可以发觉，针对延续几年的采访所提出的问题，我所阐述的思想处于充分发展之中。我直截了当，没有回避任何问题。现在，我获得了更详尽的资料，并拥有时间深入思考和阐述这些问题。
本书即将出版之时还十分荣幸，正值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58周年，自那时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该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军事和革命斗争的成果。我十分钦佩中国人民，钦佩其勤劳、智慧和献身精神。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07年9月12日
第一部分 领袖的童年(1)
童年在比兰－安赫尔先生－村落－母亲－"饥饿之家"－拉萨列小学－西班牙内战的回响－多洛雷斯学校的耶稣会教徒历史的根源是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想问您：您出身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在富人子弟上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攻读法律。受这样的教育，您完全可能成为一位保守派的领导人，是吗？
是的，但人不完全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人也会受环境、困难和斗争的影响。困难会像一台车床加工一块金属一样，锤炼一个人。我敢说，人不是生下来就是革命者的。
您是如何成为革命者的？
我是演变成革命者的。我曾思考过使我成为革命者的因素。这要从我出生地的农村和庄园的环境说起。
您能描绘一下您出生的地方吗？
我出生在一个庄园。庄园位于原奥连特省的中部偏北，离尼佩（Nipe）海湾不远，在马尔卡内（Marcané）糖厂附近。我出生的地方称作比兰（Birán）。比兰不是一个镇，连小村庄都算不上。那里只有几户人家。我的家就在那里，在一条从县城通往南方的、被称作"皇家之路"的土路旁边。当时的路都是泥泞不堪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或牛车。还没有汽车，也没有电。我小时候，照明主要是蜡烛和煤油灯。
您还记得起您的故居吗？
这是一幢西班牙的建筑，更确切地说，是一幢加利西亚的建筑。应该说明，我的父亲是西班牙加利西亚（Galicia）鲁戈（Lugo）省兰卡拉（Láncara）村人，贫农的儿子。加利西亚农民习惯在自己家里畜养牲口。我的家是按照加利西亚的建筑风格建造的，房子盖在木柱子上，按照加利西亚的习惯，柱子高6英尺多。我记得，当我三四岁的时候，奶牛就睡在房子下面。傍晚把奶牛牵到房子下面，在那里挤奶，将奶牛拴在柱子上。像在加利西亚一样，我家房子下有猪圈和鸡窝鸭窝。鸡、鸭、几内亚鸡、火鸡，甚至鹅都在那里走来走去。
我访问过比兰，参观过您出生的故居，它的确是一幢典型的加利西亚风格的建筑。
它是木结构的房子。柱子是很硬的木头，是桃花心木或其他硬木。我记得开始时房子的底层是四方的。后来又延伸，建了一间卫生间，一间食品储藏室，一间餐厅和一间厨房。再后来，又建了一间附属设施，在拐角处，建了一间办公室。在原来四方形的底层上方，还有第二层，但面积要小些，称作"了望楼"。据说，我是1926年8月13日凌晨两点诞生的。
在这一环境下，我从小就习惯于农村的风景和劳动，熟悉那里的树木、甘蔗田，那里的禽鸟和昆虫。
在比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能够触摸到您父亲安赫尔（Angel）先生坚强的创业精神。
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会读书写字。毫无疑问，他很活跃，活动频繁，创业性和组织能力很强。
您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到古巴来的？
我父亲是非常贫困的农民的儿子。1992年我访问加利西亚时，到过他的故乡兰卡拉村，参观了他出生的房子。这是一幢小房子，长10米，宽6米。用石板建成，当地盛产石板，加利西亚的农民通常用石板来盖房子。父亲全家就居住在这幢房子里，我设想家里养的牲口也在那里。卧室和厨房都在惟一的一间房间里。家里没有自己的地，连一平方米的土地都没有。家里耕种租来的几小块分散的地。
我父亲十六七岁还很年轻时，在西班牙被征兵服役，到古巴参加1895年爆发的第二次独立战争时，他已20多岁。我不太清楚他到古巴来时的身份。当我懂事后，我没有同父亲谈过这方面的事情。他有时候在同他的朋友一起吃饭时，会同他们提起相关的事情。但是，我的姐姐安赫莉塔（Angelita）和老二哥哥拉蒙（Ramón）――他们都还活着――也许知道得多一些，因为他们同父亲交谈比较多。当我在哈瓦那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准备攻打蒙卡达（Moncada）兵营时，以及后来被捕入狱，再后来参加《格拉玛号》（Granma）远征时，我的弟弟劳尔（Raúl）（我比他大4岁多）和留在家里的两个妹妹爱玛（Enma）和胡安娜（Juana），他们同父亲交谈比较多，也许我父亲同他们讲了更多有关他个人经历的事情，但我没能听到。
通过我的兄弟姐妹我得知了一些事情，如据说我的父亲是位加利西亚贫穷的青年，某位富人弟子为了避免服兵役，给了他一笔钱，让我父亲顶替他服兵役。看来，这可能是真的，我父亲很可能是这么服役的。您明白，当时的战争是怎么回事。
当时是抓阄服役的，但富人可以付钱给穷人，让穷人顶替他们服兵役或参加战争。
是的，就像您说的，当时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即当一位富人应该服役或参战时，他弄到一笔钱，把钱给一位居住在农村、种着一小块地或从事其他劳动的穷苦的农民，让他去服役。
我的父亲作为西班牙士兵被派到古巴，在胡卡洛（Júcaro）至莫隆（Morón）之间的通道（trocha）上修筑工事。在马蒂逝世后不久，在马克西莫-戈麦斯和马塞奥率领下，东部"突进"军曾穿过这条通道。
东部"突进"军无论如何必须得穿越这段通道，这是一项艰难的行动。这条修筑了防御工事的南北通道位于古巴中部最窄处，从北部的莫隆到南部胡卡洛港，全长可能有近100公里长。据我所知，我父亲曾在这里服役。但是，我想当马塞奥越过这条通道时，他还没有到那里。不断有古巴人通过这里，或者从北部一个名叫图里瓜诺（Turiguanó）的小岛通过这一通道，图里瓜诺和莫隆之间有一块沼泽地相连。我父亲就在这一通道当兵服役。这是我所知道关于我父亲的事，也许我的兄弟姐妹们知道得更多一些。
您还记得您同您父亲有关这段历史的谈话吗？
有时候我曾听他讲过一些。我喜欢到马亚里（Mayarí）松林的工人居住地去，我喜欢去任何地方，就是不喜欢待在家里。家对于我来说是权威，而我那时就开始具有叛逆精神。
您从小就是造反派？
这有几个原因。当时对西班牙的专制主义，对统治的西班牙人和当局，一般都是尊重。但我不喜欢权威，当时还使用某种体罚，如敲打头部或身体其他部位，我们都有被处以体罚的危险，但我们已学会抵御这一危险。
您父亲专制吗？
他脾气大。如果没有坚强的性格，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切：他很年轻时就自立，先是远离家庭、远离祖国参战，后来，他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又没有任何关系，最初他又是文盲，但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自己的庄园，积累了财产。如同大多数加利西亚移民一样，具有谦虚和勤劳的精神。他有刚强的意志和性格。但他从来不会不公正待人。当有人求助于他的时候，他从不拒绝。他始终关注他人的困难。他自己从小就遇到很多困难。据我所知，他11岁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他父亲后来又结婚，总之，他的童年是相当艰苦和不幸的。但是，他具有加利西亚移民崇高的品德：善良、好客和大方。
第一部分 领袖的童年(2)
很多人一致证实，他是一个慷慨的人，甚至是一个善良的人。他良心很好。他总是帮助他的朋友，帮助劳动者，帮助那些处于困难的人。他有时也抱怨，发牢骚，但决不会不解决问题。每当甘蔗季节结束，淡季来临时，就业机会很少。当有人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您看，我的儿子们有困难，我们什么也没有，我需要工作。"当时有一种调节的制度："您清扫一下这个"。这种调节在古巴是降低地主成本的一种方法，其做法是同一个家庭或一个劳动者签订一项合同，让这个家庭或个人清扫甘蔗田，以卡瓦耶里亚（caballería）或洛萨（roza）为单位支付报酬，当时尚未使用公顷为计量单位。据我所知，1卡等于18洛萨。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国当时的度量衡各不相同，后来，幸亏有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明的公制。当时，这么订一份合同："好的，干这个活，20比索。"我父亲特别找了清扫甘蔗田或其他并不是必须的活计，为的是帮助人们找到一份工作，尽管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划算。我大一点后，在放假时在庄园办公室帮忙，我觉察到这一点。我父亲就在那里给工人发号施令，让工人去商店采购货物，尽管没有同他们签订合同。他是一位善良和崇高的人。
在1898年独立战争结束后，您父亲决定留在古巴？
没有，1898年战争结束后，他被遣回西班牙，然而，看来，他喜欢古巴。第二年，像其他加利西亚移民一样，他又回到古巴。有档案记载，他于1899年12月在哈瓦那上岸。他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关系，开始工作。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到了东方省。当时美国种植园在那里大肆砍伐有着珍贵木材的森林，以扩张耕地，砍下的树作为糖厂的燃料。古巴东部珍贵的木材曾被用来修建西班牙埃尔埃斯科里亚尔（ElEscorial）宫和其他建筑物，或用来建造著名的船只，如当时体积最大、威力最强的战舰"圣特立尼达"（SantísimaTrinidad）号就是用此木材在哈瓦那造船厂建造的，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中被英国人俘获，后来，在一场暴风雨中沉没。
美国人雇用工人砍伐森林和耕种甘蔗。原是森林的土地很肥沃，最初的收成很好。
您父亲替美国人干活吗？
我父亲开始在奥连特省中部靠北的著名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干活。后来，他组织一批工人，同美国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这些工人服从他指挥。我听说，我父亲曾一度指挥过300名工人，因此，挣了些钱。他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但他不会读书写字，后来费好大劲才学会。他开始组织了一个小企业，砍伐森林、种植甘蔗，向糖厂供应木材。这样，开始作为这批工人的组织者取得了一定的积累。我想，这些工人是那些移民，其中很多是西班牙人和安的列斯群岛人如海地人和牙买加人。
他最后拥有多少自己的地产？
他拥有900公顷属于自己的地产，后来，他又向两名独立战争的古巴将军租了几千公顷的地。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这些土地的。广阔的松林，大多数是原始的处女地。这些地遍布山谷和山岭，其中有一片海拔600米的丘陵地，那里生长着原始的松林。我父亲开发马亚里的松林。每天有17辆卡车满载松木从丘陵开下来。他靠甘蔗和牲口的收入不菲，他还拥有自己的土地，大多数的地是平原或在山脚下。总共他有1万多公顷的地。
数量很大。
您可以加一下，属于我父亲自己的土地，再加上承租的土地，总共不少于11000公顷。
数量很可观。
是的，是很可观。我可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那种条件下，我确实已不是属于"相对"有钱有势的家庭，而是属于相当有钱有势的家庭。我这么说并不是论功摆好，而是实事求是阐明事实真相。
这么说，您是百万富翁的儿子。
谈不上是百万富翁的儿子。从来没有人说我的父亲是百万富翁。当时，百万富翁是巨富，是的确具有巨大财富的人。当时1美元还值一些钱，一个工人平均每天挣1美元，百万富翁就是拥有百万份一个工人的日工资。我父亲的资产还不到这么大的数目。不能说我父亲是百万富翁，但是，他相当有钱有势，经济地位相当高。至少在当时贫困和痛苦的社会把他的子女们看作是富人的子女。我可肯定地说，很多人之所以向我们靠拢，对我们亲近，是有目的的，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在比兰，您的父亲不光是盖了房子，而且在"皇家之路"公路的旁边建起了一个面包房，一个旅馆，一个酒馆，一所学校和一些供海地人居住的房子......一个真正的小镇。
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镇，只是有一些设施。最多可以称之为村落（batey）。当我小的时候，我家房子下面就养着奶牛。后来，在离我们家40米远的地方开了一家牛奶店，在牛奶店对面有一家修理工具、犁耙等农具的作坊。附近还有一个小的屠宰场。在离我家40米远的另一方向有一个面包房，离面包房不远处有一所公立小学。在公路旁，有一家商店，出售食粮和其他商品。在另一旁，是邮局和电报局。在不远处有几个简陋的大茅屋，地面是土，屋顶是棕榈树树叶，这里居住着种植和收割甘蔗的海地的移民，甘蔗的种植和收割是庄园的主要活计。在我家附近有一片大的柑桔林，面积约有12-14公顷，我父亲亲自双手握着一把大剪刀进行嫁接。除柑桔树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的是单个的树，有的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有香蕉、番木瓜、椰子、山番荔枝、牛心果等，还有3个养蜂场，40多个蜂箱，生产大量的蜂蜜。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记得那个柑桔林，记得各种酸性水果树的位置，我用手剥柑桔，在假期和圣诞节充分享用。谁也不如我一下子吃那么多的柑桔。
还有一个大的养鸡场。当时进行斗鸡比赛吗？
是的。在离我家100米处，在公路旁，有一个您说的斗鸡场。在甘蔗季节，每星期天，圣诞节，新年，复活节的星期六和星期天进行斗鸡比赛。在当时农村，斗鸡是一项运动。
是地方的一项娱乐活动。
是的，因为当时娱乐活动很少。当时玩多米诺骨牌，也玩纸牌。我父亲年轻当兵时喜欢打纸牌，看来他是玩纸牌的高手。此外，在我3岁时起，我家里添置了一台留声机，是那种需要上发条的留声机，我记得是RCA维克托尔牌的，用来听音乐。当时连收音机谁也没有。我想我父亲是惟一有收音机的人。当我较大一些的时候，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家里添置了一台收音机。什么？不，大约是在1936年或1937年我10-12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购置收音机、一个电熨斗和一台小马达时，西班牙内战已经爆发。那台小马达每天运转两小时，靠几台蓄电池来带动。每天需要给马达添加一些雨水。
这一切都是您父亲的财产吗？
除了小学和邮局是公家的以外，其他均是我家的财产。1926年我出生时，我父亲已积累了相当的财产，作为地主，他很有钱有势。人们称他为"堂安赫尔""堂安赫尔-卡斯特罗"（DonAngelCastro），在他的那个领地里，他是受人尊敬、权力很大的人。所以我对您说，事实上，我是地主家的儿子，我父亲多年来一点点购置土地。
给我谈谈您的母亲。
第一部分 领袖的童年(3)
她叫莉娜（Lina）。古巴人，西部比那尔德里奥（PinardelRío）省人。祖籍加那利（Canarias）群岛。她也是农民出身，家庭也很困难。我的外祖父是一个牛车夫，用牛车运输甘蔗。当他们一家搬到比兰时，我母亲只有十三四岁，她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先乘火车从比那尔德里奥省到卡马圭，再从卡马圭乘牛车先到瓜洛（Guaro），最后到达比兰。
我母亲像我父亲一样，最初也是文盲。后来，几乎靠自学也学会了读书写字。她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的意志也很顽强。我从未听说她上过什么学。她是自学的。她十分勤劳，十分细心。她是厨娘、医生、保管员，她向我们提供我们所需的每样东西，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向她求助并可得到她帮助。但她并不溺爱我们，她要求我们遵守秩序，注意节省，爱清洁。她掌管全家内外日常事务，掌管全家经济。谁也不知道她哪来的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干这么多事。她从不坐下，每天从未见她休息片刻。
她共生了7个孩子，都是生在这个家，都是由一位农村接生婆帮她接生的。当时在整个这一偏僻地区，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她千方百计使她的儿女能上学，她未能上学，但她希望她的儿女能上学。没有她，我这个一直喜欢学习的人，很可能到今天还是一个文盲。我母亲虽然并不经常外露，但实际上，她很热爱她的儿女。她性格坚强，勇敢，富有牺牲精神。她沉着地、毫不犹豫地承受我们子女中某些人并非有意地给她带来的痛苦。她无怨无悔地接受了土地改革和对她所热爱的土地的分配。
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对此我一直是尊重的。作为母亲，她的痛苦找到了安慰，她为革命经受了许多磨难，她以母爱接受了革命；她的贫困农民的出身并没能使她有机会懂得人类的历史，懂得她所亲身经历的导致古巴和世界发生重大事件的深刻原因。在古巴革命胜利三年半后，1963年8月6日她去世。
您父亲呢，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他去世得早。他年龄比我母亲大得多。他是1956年10月21日去世的。当时我30岁另2个月，也是我乘《格拉玛》号从墨西哥远征古巴前2个月。
您父亲会说加利西亚语吗？
会的，但他从不说。
您听他说过加利西亚语吗？
有时候听他用加利西亚语说过几句。那里居住着加利西亚人，我父亲可能用加利西亚语同他们交谈过。但是，那里也住着其他省的西班牙人，如阿斯图里亚斯人，他们不会讲加利西亚语。而加利西亚人却已习惯讲西班牙语，他们能讲西班牙语，懂西班牙语，能用西班牙语同其他人交谈，此外，他们不可能同用加利西亚语同古巴人交谈，因为古巴人不懂加利西亚语。同工人、同大家说话必须讲西班牙语，甚至同未婚妻和妻子讲话也必须讲西班牙语，因为他（她）们不会讲加利西亚语。因此，我从来没有听他讲加利西亚语。
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您10岁。
我还不满10岁。我1926年8月13日出生，西班牙内战是在1936年7月18日爆发的，当时我是9岁另11个月，我已会读书写字。
您记不记得您父亲对西班牙发生内战感到担忧或谈论过它？
在比兰居住和工作的西班牙人分成两派，每派大约12至14人。
是指同您父亲在一起或常到您家来的西班牙人吗？
是指同他一起承任各种工作的人或者是工人。当时那里有一个阿斯图里亚斯人，他有不少书，相当有文化。传说他会说7种语言，我相信他确实会7种语言。因为当我家购置收音机后，收音机里用英语或德语广播时，他翻译得出来。他一手哥德式的字写得很漂亮，他会拉丁文。这个阿斯图里亚斯人--说他是阿斯图里亚斯人，因为他个子很矮--毫无疑问，他是当地知识面最广、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知道希腊，谈论德摩斯梯尼（Demostenes）；他是第一个同我讲德摩斯梯尼这位伟大的演说家的，他对我讲德摩斯梯尼的为人，讲德摩斯梯尼为了改正他那口吃的毛病，在嘴里含一块小石子的故事。就是这个阿斯图里亚斯人同我谈了这样和那样的故事。
这一派和还有其他几个人，当内战爆发时，他们赞成叛军，即赞成那些起来反对共和国的人。
是指佛朗哥分子吗？
是的。另外一派支持共和国人。他们是工人，其中一些人是文盲。但其中有一位古巴人，名叫巴莱罗（Valero），他是电报局和邮局局长，他同不少工人一样，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人。这些工人中，有一位厨师，起初他是喂牲口的工人，后因为得了关节炎，几乎不能走路，所以让他改当厨师。我很尊重他和敬重他，但他饭做得不太好吃，我家的人对他做的饭菜经常抱怨。他名叫加西亚（García）。他是文盲。
是文盲？
是的。我小时候在比兰居住的人只有不到20%的人会读书写字，而且困难不小。很少有人读到6年级。我在那里的经历使我今天明白文盲的痛苦。谁也难以想像文盲有多么痛苦，因为，谁都知道什么叫自我尊重。而什么是文盲？文盲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被迫请求一位朋友帮他给自己的未婚妻写情书。在比兰，不识字的人求识字的人帮他给他的情人写情书。但是，并不是由不识字的人唸，识字的人写。比方他说，昨晚一晚上都做梦想她，吃不下饭老在想她等，仿佛这位农民真的想自己这么写信。不是的，而是他对识字的人说："我不说，请您帮我写封信，就像您要给您的情人写信一样，要博得她的欢心！我没有夸张。这是我当时在家乡亲眼所见的。
您本人还记得一些当时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争论吗？
1936年我在圣地亚哥一所学校住读，当年夏天战争爆发时，我正在比兰度假，当时我还不满10岁，小学二年级还没有结束。
发生了什么？当我从圣地亚哥回到比兰度假时，由于我已会读书写字，所以曼努埃尔-加西亚，那位一个腿有些瘸的厨师，他干活很勤奋，当时他住在离邮局不远的一个小房子里，他急急忙忙请求我给他读报。他是铁杆的共和国派――从中您可以看到什么是阶级精神，很多次我问自己他为什么会是如此铁杆的共和国派，同时，说实话他也是非常反教权主义的――，于是，我给他读报，读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消息。这样，我不到10岁就知道西班牙内战。我给他读各种报纸。当时在比兰有一份报，我记得是《消息报》，还有《世界报》、《国家报》和《古巴日报》，但是，当时到达比兰的主要报纸是《海军日报》。
这是一份哈瓦那的报纸。
不，这不是一份哈瓦那的报纸，是全共和国的报纸。从独立战争开始起，它一直是一份亲西班牙的报纸，直到古巴革命胜利，它是全国所有的报纸中最右的一份报纸。每星期天，出一份照相和图片副刊。当时这份报很有名。它刊登许多广告，所以页数很多，报纸很厚。我跑到加西亚的木头房子去给他读报。我什么都读。报上褒义地称......为"造反派"。
称佛朗哥分子为"造反派"。
第一部分 领袖的童年(4)
也把他们称之为"民族主义分子"。而将对立的一方则贬义地称之为"红色分子""红派"，这份报纸偶尔和蔼地称他们为"共和国派"。这是当时到达比兰的主要的报纸，最出名的、版面最多、消息多、纸张好、广告多的报纸。我给加西亚读报。尽管有时候还有一些其他报纸，关于西班牙内战报道最多的是《海军日报》。
我记得这场战争，几乎从战争开始起。如我记得共和国军队占领特鲁埃尔（Truel）。
记得埃布罗（Ebro）阵线吗？
埃布罗阵线还要靠后，差不多战争快结束时。
马德里之战记得吗？
记得。马德里保卫战。这是共和国派给向马德里进军的驻扎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墨索里尼（Mussolini）士兵的打击。我对他讲，共和国派是如何进军并占领特鲁埃尔的，莫拉（Mola）将军又是如何发起反攻来重新占领特鲁埃尔的，以及讲其他来自聚焦在佛朗哥的大本营布尔戈斯（Burgos）的驻军的消息。被包围的佛朗哥分子驻扎的堡垒叫什么名字？
托莱多要塞（ElAlcárcerdeToledo）。
托莱多要塞。我对加西亚读关于托莱多要塞的战，我站在这位加利西亚人一边。我甚至还安慰他。我对他说："但是，您瞧，您瞧，特鲁埃尔战役打得不错――我提醒他――打得不错，您瞧共和国派他们，他们在这里和那里作战"。每逢有什么有关共和国派的好消息我都读给他听。我现在对您讲的，就是当时比兰所发生的确切情况。
您的父亲是站在那一派一边？还是他对西班牙内战漠不关心？
不，他不是漠不关心。他反对共和国。
反对共和国？
是的，他反对共和国。反对共和国的，还有那位拥有不少图书的阿斯图利亚斯人和其他一些人。我认为，在比兰的大多数西班牙人是反对共和国的。但是，还是有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加西亚等一些西班牙人，如电报局局长巴莱洛是铁杆的共和国派。
他们打多米诺骨牌战争。
同情和反对共和国的两派聚集在一起，进行激烈的多米诺骨牌战争。这有点像瓜雷斯基（Guareschi）著名小说中一位名叫堂卡米洛（DonCamilo）的牧师与一位共产党人市长之间的争吵。每逢暑假、圣诞节前夜和圣诞节15天假期以及复活节我都给加西亚读报。我不太清楚当我上学时，谁给加西亚读新闻。他没有收音机，只有我父亲的大房子里有收音机。
正是由于加西亚，您才关注西班牙内战？
是的。他使我清楚地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班牙内战的情景，当时共和国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我给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种族灭绝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加上引号--发生交锋。西班牙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西班牙共和国会垮台？西方民主国家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从西班牙内战开始起进行的干涉采取的"不干涉"政策的实质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促使世界大战的爆发。
最初的战役正是在西班牙的左派与右派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支持的所谓的"民族主义派"之间进行的。而西班牙共和国是混杂在"民主制度"内部的左派，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最正确的、最得人心的，因为西班牙共和国在一个几乎是封建社会、尚未实现工业化、很长时间里依靠殖民地收入来维持的社会里捍卫进步思想。西班牙人民是战斗性很强的人民。
在西班牙甚至教徒之间也发生对抗和互相残杀。有些牧师站在共和国一边，有些牧师--可能占多数--站在"造反派"即"民族主义分子"或佛朗哥分子一边。当时我所在的圣地亚哥学校的西班牙老师经常谈论西班牙内战。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们所有的人，无例外的，都是民族主义分子，更确切地说，都是佛朗哥分子。他们谈论最多的是战争的恐怖、民族主义分子被杀害，包括教徒被枪毙等。西班牙内战确实很残酷，交战双方手腕都很强硬。
记得在内战结束后，我的一位老师对我讲述了有关内战结束后，共和国派战俘被枪毙后的情景。当时我在哈瓦那贝伦中学读书，这也是一所耶稣会办的学校，我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是牧师，其中有一位牧师名叫略伦特（Llorente）--内战时他是卫生员--他对我讲述了在战争结束后，枪毙了数万人，让他当卫生员，主要是检查每位被枪毙的人的遗体，在埋葬这些遗体之前，看看有没有还活着的。他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毫无疑问，这对他触动很大。也有不少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站在共和国一边。
我对您讲述了我对西班牙内战的回忆。当然，后来我读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但我同您讲的是我当时所知道的事情。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埃布罗战役是在1938年。这是共和国派最后一次进攻。有关这场战役出了不少书，拍了不少电影。但是，我是在不到10岁时开始读报的，我得知这场战争是如何发展的。
您认为您小时候对这场战争的兴趣对您的成长是否起了某种影响？
是的。主要在关注国际事务方面。少年儿童都喜欢战争的场面。我也像几乎所有的孩子一样，喜欢看美国西部片，此外，我把电影里的事当作真事。
但是，当时的西部片是非常种族主义的，是反印第安人的，是吗？
我当时把牛仔的特技镜头当真。是的，我小时候把它们当真。后来，我大了一点，比较成熟了，我看到西部片里一拳头把威士忌粉红色的酒瓶打到酒吧柜台的另一头，感到挺有趣。我还记得所有这些情节。牛仔的左轮枪里的子弹从来是打不完的，除非设计的情节有这个需要。当时虽然还没有机关枪，但枪声总是不断，越来越猛。谁要是骑马没有子弹，就会受到惩罚，被吊在树枝上。
所有的小孩都看西部片。从小就受到暴力教育。总之，在当时读报时，我怎么会想到后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呢！
后来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也确切地记得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当时我已13岁，我从报上读到鲁尔（Ruhr）被占领，奥地利被吞并，苏台德（Sudetes）被攻占，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和约（elPactoMolotov-Ribbentrop）的签署，入侵波兰。虽然我不十分清楚这些事件的意义，但我得知所有这些事件。
我记得从1939年二战开始到1945年以对日本投掷原子弹大战结束所进行的主要战役和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关于二战我可以谈很多，因为当时我对它十分关注。在二战前，我在读初小时，还发生过埃塞俄比亚战争。
您记得埃塞俄比亚战争吗？
记得。当时卖饼干时送小卡片，上面介绍意大利人占领阿比西尼亚（Abisinia）的战争，当时人们称埃塞俄比亚为阿比西尼亚。
称之为阿比西尼亚战争。
第一部分 领袖的童年(5)
是的，阿比西尼亚战争，当时就是这么称的。当时推销饼干的商人为了刺激购买，奉送一套小卡片，上面介绍关于意大利人占领阿比西尼亚战争很少公布的10至12个场面或行动。有些小卡片从没有再印过，这样使得小孩们争先恐后地向家长要钱购买饼干。
我收集了许多套小卡片，几乎成了这场战争的专家。当时我在圣地亚哥拉萨列学校读书，我学会玩小卡片：将小卡片顺着墙壁斜倚，再用右手大拇指将卡片上方握住，然后再松开，让卡片转几转后再掉下来。那张卡片掉在另一张上，就赢一张。我在墙上做了记号，注意风向和其他细节，这一套技术还很有效。我不知赢了多少张卡片。
我现在还记得印在小卡片的图片和颜色。孩子们总是喜欢找那些从来没有印制过的卡片。
总是缺几张吗？
有几种卡片故意不印制，以此来刺激购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手段。我记得当时很难收集一套全的卡片。
一天，一位孩子对我说，他有一本拿破仑-波拿巴（NapoleónBonaparte）图片集。图片集里的图片不是印在纸板上的卡片，而是另一种更好的纸，像相片纸一样，这套图片集是全的--我还保存着它，不久前，欧塞维奥-莱亚尔（EusebioLeal）找到了这本图片集--这位孩子提议用这本图片集换我收集的有关阿比西尼亚战争的几百张小卡片。我立刻就同意了，因为这本图片集是很珍贵的。
看来，您对战争很感兴趣。
您看，圣经里谈到不少生动的事件和战争。从小学一年级起，在圣经史--当时我读的小学里设这门课--就谈到巴比伦（Babilonia）惩罚、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的奴隶制、渡过红河、约瑟（Josué）的号角、杰里科（Jericó）和桑松（Sansón）塔楼的倒塌和他们力大无比，可用双手推翻一座圣殿；摩西十戒板、变成崇拜物的教堂资产登记册。我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为表达社会主义思想，提到："我们不相信教堂资产登记册（意即不相信金钱--译注）"。这是我在攻打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后的自我辩护词，是在1956年。而我现在同您讲的是1936年的事情，我说过，当时我大约10岁。
但阿比西尼亚战争要早于西班牙内战，您那时还很小。
是的，阿比西尼亚战争要早些。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拉萨列小学读二年级。我大约9岁。我前面说过，我通过交换，获得了那本美妙的拿破仑画册，哈瓦那那位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因我曾经同他说起过这本画册，他找到了这本画册或者同它一样的画册。从画册发黄的图片来看，我相信这本画册就是我保存多年的那本画册，当时我赏心悦目地欣赏画册中有关著名战役的图片。如阿尔科（Arcole）战役，拿破仑在紧要关头，举起旗帜，越过大桥，高声喊道："跟着你们的将军！"这会使任何的男孩激动不已。然后，是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战役和其他所有的战役。拿破仑一生的主要经历通过图画得到展现。当时，很自然，我看得着迷，我同情这位将领，就像我同情历史书上不断赞扬的阿尼瓦尔（Aníbal）和亚历山大（Alejandro）一样。我当时想，要是阿尼瓦尔占领罗马该多好，我之所以同情阿尼瓦尔或许是因为他带着他的大象越过了阿尔卑斯（Alpes）山，或许是因为他不是最强者。我也喜欢斯巴达人，他们只用３00人就守住了特尔蒙比拉斯（lasTermópilas）山口。总之，今天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的拿破仑画册要远比西部电影要好得多。
您喜欢军事首领。
所有的男孩都喜欢军事首领。我首先从《圣经》上有关的故事讲起。旧约上讲述了许多战争和新奇的事件：挪亚（Noé）方舟、洪水、接连下了40天雨。在《创世记》中谈到，在洪水之后，挪亚栽了一个葡萄园，葡萄制成葡萄酒，他喝酒有点过量，他的一个儿子便嘲笑他父亲。挪亚便诅咒他这个儿子，罚他成为黑人！这件事记载在《圣经》上，我认为总有一天，教会本身会对此作修改，因为似乎黑人成了上帝的一种惩罚。看来《圣经》把成为女人也看做一种罪孽，把最初罪过的责任归咎于女人。
您是否在要求天主教会改正这些内容？
实际上我出自信仰并没有要求修正或改变这些内容。但是，勇敢的、果断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uanPabloII）说过，进化论同创世的理论并不是不可调和的。
我曾同枢机主教和主教在某一场合交谈过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我认为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教会，是会同意男女平等的思想的，是不会把世界上的罪孽都归咎于女人的。也不应该由于挪亚的一个儿子嘲笑他，他便罚这个儿子成为黑人。
您首先造反反的也是您的父亲，是吗？
应该说我并没有造我父亲的反，造他的反很困难，因为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我反的是权威。
您不能忍受权威。
我这是有前例的，并不是在10岁或1２岁时才有的。在这之前，在我六七岁时候，我就开始具有叛逆性格。
您对您在比兰的童年还有什么其他记忆？
我记得许多事情。有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但是，死亡对我童年影响不大。我不到３岁时，我姨妈安东尼娅（Antonia）去世了，她是因难产去世的。我还记得全家悲伤的情景和大人们悲伤的气氛。她是我母亲的姊妹，同一个西班牙人结婚，这个西班牙人同我父亲一起在比兰干活，掌管着一片名叫索托的甘蔗田。我记得我们沿着甘蔗田田边的小路走，女人们边走边哭，一直走到一间木头房子。我记得姨妈的去世，但这对我影响不大，因为我那时很小，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概念。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头的情景。这一蒸汽火车头所有的一切，它的轮子、声音、力量、汽笛声都留下深刻影响。人们乘火车来到甘蔗田收割机前，将收割下来的甘蔗运到榨糖厂去榨糖。我感到火车头真是一个庞然大物。
当我七八岁上小学时，我听到有关巴尔韦兰（Barberán）和科利亚尔（Collar）航行的消息。在比兰人们说，"巴尔韦兰和科利亚尔就是从这里飞过的"，这两个西班牙飞行员越过大西洋，飞往墨西哥。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巴尔韦兰和科利亚尔的消息。至今人们还在争论，他们究竟是在哪里遇难的，是在比那尔德里奥和墨西哥之间的海上，还是在尤卡坦（Yucatán）或是在其他地方遇难的。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他们驾驶一架螺旋桨的小飞机完成了飞越大西洋的丰功伟绩，当时航空飞行刚刚起步。他们的飞机上装满了汽油罐，当时这是惟一能做的事。他们从西班牙起飞，抵达古巴。后又再起飞，想飞到墨西哥，但是，由于飞机失事，他们没能到达墨西哥。
我从小就看到飓风。狂风暴雨，卷起巨浪，暴风雨迅猛地袭来。当我四五岁时，我还遇到过一次地震。我家的房子激烈摇晃起来。所有这些自然的现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还有什么事，对您的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第一部分 领袖的童年(6)
一种特权和一种运气。我是地主的儿子，而不是孙子。如果我是地主的孙子，我可能出生在一个贵族住宅区，而我的朋友，我所接触的文化，很可能会使我充满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我出生的地方，全是穷人，是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孩子。我自己的家庭，我母亲的家庭是穷人，我父亲的几个来自加利西亚的表兄弟是穷人，我父亲在加利西亚的老家，也是非常穷的。
可以肯定地说，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出生的地方住的都是最穷苦的人。我还记得那些文盲的失业者，他们在甘蔗田附近排着队，没有人给他们一口水喝，没有人给他们提供早餐和午餐，他们既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交通工具。我也不会忘记那些光着脚走路的孩子们。在比兰同我一起玩，一起到处跑来跑去的孩子，都是穷人的孩子，其中有些孩子，我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从家里给他们带满满一罐头可口的饭菜，这不是我们家的剩饭。我同他们一起游泳、骑马、步行，到处漫游，去扔石子，去捉鸟，现在捉鸟会遭到责备，而当时都习惯用弹弓捉鸟。而后来，我在圣地亚哥和哈瓦那读书时，我上的学校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学校，那里有地主的子弟。
您也同他们一起相处过。
他们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当然，我同他们也建立了友谊，同他们一起玩，做体育活动等。但我没有同他们一起住在富人区。
在那里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其他的事情，主要是体育活动、上课、远足等。我有进行体育活动和爬山运动习惯，这是我的两项自发的爱好。此外，拉萨列学校在圣地亚哥一个半岛上拥有一所庄园，如今半岛上有一家炼油厂。半岛名为伦特（Renté），半岛上有一个浴场。浴场中用棕榈树杆竖了几根桩，划定了一个游泳的范围，因为这里是一个海湾，鲨鱼经常在这里出没，其危险是真实的，尽管并没有那么可怕。浴场有三块跳台。我可算是跳水运动员，因为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就从最高的跳台跳水，似乎是对我的同伴的一种挑战。谁在跳水？嘣的一声，我的的确确跳入水中。还好，幸亏没有头朝下。跳台很高，但我想都没有想，就往下跳了。
您当时会游泳吗？
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在比兰的池塘和河流里学会了游泳，是同童年同我进行各种冒险活动的伙伴一块学会的。
同您那些贫苦出身的伙伴一起学会的吗？
是的，同我童年的那些伙伴和朋友们。我没有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我父亲是一名孤独的地主。我的父母很少出门去拜访别人，也很少接待客人。他们没有养成富人家庭的文化和习惯。他们整天干活，我们所接触的只是居住在比兰的人。
同您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有没有黑人？
在我家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不许同这个或那个孩子玩耍！"这样的话，从来没有过。我常常去海地人居住的大茅屋那里玩，因此我家里常常斥责我，但不是因为社会地位的原因，而是因为卫生的原因，因为我常在他们那里吃烤老玉米。我家里常常威胁我说，要把我送进位于哈瓦那西部的瓜纳哈伊（Guanajay）少年教养院。
是教养那些叛逆的孩子的教养院吗？
我家里人对我说："我们要把你送进瓜纳哈伊教养院去，因为你总是到海地人的大茅屋里啃老玉米！"他们不止一次因这个或那个原因威胁我。当我开始明白事情时，我感到我最好的学校是童年时能生活在农村和我出生的地方。农村意味着自由。
后来，因为我是富人的儿子，我受到了剥削。
受到了剥削？
是的，受到了剥削。
是什么样的剥削？
您听我讲。我年幼时在比兰公立小学读书，当时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家里就把我送到小学，因为我的一个姐姐安赫莉塔和一个哥哥拉蒙也在那所小学学习，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我还记得送我上学的日子。我记不清楚，坐在第一排的我是怎样学会读书写字的。
我记得这是19３0年。
您那时是4岁。
是4岁。我看着别人和看着拿着粉笔的女教师，学会了读书和乱涂乱画，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我也经常调皮捣蛋。那位女教师常到我家来，同我家一起吃饭。在学校里，实行体罚，我记得常常用尺打板子。有时还罚跪，让你手伸直，手心里放上重物。虽然没有让我们跪３个小时，但即使是几秒钟，也是够受的。更厉害的是，有时候还放上玉米粒。
放在膝盖下面？
是的，放在膝盖下。我体验了学校的各种体罚，尽管体罚并不是每天都有，不是经常的。体罚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办法。
这是折磨。
我那时已经相当叛逆，要说为什么这样，有些事情，说来话长。如您想知道，以后我再对您讲，是什么事情使我成为叛逆者。我不得不从小就自己解决问题，这使我了解世道的不公和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但现在我们不谈这些事情，您不一定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
我感兴趣。
到时候，如您愿意的话，我可同您讲。但是，我补充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认为，是有助于我们原计划要谈的问题：我是怎样成为一名革命家的？什么因素影响了我的一生？尽管我的社会出身是地主的儿子，尽管孩子们是自私的，是好虚荣的，并且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点意识。
在比兰小学，您是惟一的富家子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