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外，我是惟一的富家子弟。小学里没有其他人是富家子弟，连中等家庭的子弟或店主的子弟都没有。学生的父亲都是农业工人，最多有的拥有一小块土地。所有的学生都是非常非常穷的穷人的子女。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您父母才决定把您送到圣地亚哥，让您接触另一种社会地位的孩子？
不是。我不认为我父母曾考虑过这个原因。我父母为我做了些什么？在我６岁时，他们送我到圣地亚哥，因为他们听我的女教师说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此前，他们就已决定让名叫欧弗拉西娅-费利乌（EufrasiaFeliú）的比兰小学的女教师把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安赫莉塔带到圣地亚哥她的家里去。我６岁时，我姐姐9岁或10岁。于是，把我姐姐和我一起带到圣地亚哥，我父母觉得应该让我这个孩子也带到圣地亚哥去，在女教师家里接受更好的教育。我既吃惊又好奇，没有吭声就跟着去了。
您从农村出来，圣地亚哥给您的印象如何？
第一部分 领袖的童年(7)
当时圣地亚哥同现在相比，还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对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它大极了。因此，它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后来我1６岁时首次看到共和国的首都哈瓦那时给我的印象一样深刻。在哈瓦那，我看到了高楼大厦，当时四五层楼的房子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了。而当时圣地亚哥一般的房子都比较矮，比较小，几层的楼房很少。但我要补充说一下，我６岁时在圣地亚哥第一次看到了大海。我来自农村，来自山区，来自内地。因此，当我在圣地亚哥海湾出口处，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我很惊讶。
您在圣地亚哥住的房子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幢木头房子，位于总督山上，属于比较穷的埃尔沃利区......房子又窄，又暗，又潮，又小，有一间小客厅，客厅有一台钢琴，有两间房间，一间洗手间，还有一个阳台，从阳台望去可看到马埃斯特腊山美丽的风景，以及附近圣地亚哥海湾的部分景色。
房子的墙是木板的，房顶是褪了色的红瓦，房子门前是一个小广场，没有树木。旁边是一排只有一间房间的平房。在另一个街区，有一个杂货店，出售用粗糖加工做的椰子糖。对面，在小广场另一边，我记得有一幢大房子，是一位名叫伊迪的摩尔人富翁的。紧挨着的是一所中学。我在这所房子里渡过了寒冷的日子，我记得当时那所中学被士兵所占领，因为这所中学的所有的学生都反对马查多（Machado）。我记得我曾见到被士兵占领的中学的一个场景：士兵们用枪托殴打一个老百姓，可能是他对士兵说了些什么。类似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住在对面，看到了这些场景。
气氛是紧张的，士兵们逮捕行人。比兰有一位名叫安东尼奥（Antonio）的机械工被关在监狱里。后来我听说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记得他的妻子在探监时把我也带去，那时我还很小。监狱在圣地亚哥市大道的尽头一个不祥的、阴暗的地方，其墙壁肮脏不堪。一想起那些狱监、铁栅栏和囚犯的目光，不禁毛骨悚然......
在圣地亚哥我所居住的那幢房子，每当下雨，屋顶都漏水，把一切都弄湿了。房子里下雨比外面还要厉害。只好用脸盆去接漏下来的水。房子里非常潮湿。我和我的姐姐就被带到这家人家。在一间小房间里，放了一张床，女教师的父亲内斯托尔（Néstor）住在那里。另一间屋子，住着女教师的一个姐姐，她是一位钢琴教师，是一位优秀的人才，但她连一个学生都没有。
那时有电灯了吗？
是的，已经通电了，但使用得不多。还继续使用油灯，我想可能因为油灯省钱。
在那幢房子里住了多少人？
住了姐妹３人，他们的父母是海地人，不知道她们是在法国还是在海地上的学。她们是混血种人。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钢琴教师，第三个是医生，但第三个医生在我们住进去前就已去世。姐妹两人同她们的父亲鳏夫内斯托尔一起居住。此外，还住着我的姐姐和我，总共是５人。在学期里女教师还继续去比兰上课，在放假时回家。此外，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农妇埃斯梅利达（Esmérida），她是这个卑微的、凌乱的家雇的女佣。但从未见到曾支付工钱给她。这样，总共有６人。后来，我的哥哥拉蒙也在我劝说下也到圣地亚哥来了，这样连女教师在内，共７人。实际上，我们居住得比较拥挤。
这是在什么时期？
是在马查多独裁时期。当时在古巴有不少人挨饿。马查多垮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饥饿。因为，除了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外，更糟糕的是，美国根据在古巴依附性的共和国成立初期时，同古巴签订的贸易协议，禁止古巴生产许多产品，强迫古巴从美国进口这些产品，尽管美国仍向古巴购买蔗糖，但是，由于发生经济危机，它强迫古巴在出口糖时支付美国所规定的关税。这样，限制了古巴蔗糖的出口，使糖价降到最低水平，使古巴经济更加萧条，饥饿遍布全国。
这是经济危机的时期，也是政治压迫的时期。
马查多开始执政时曾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他采取了一些民族主义措施，并兴建了一些工程和几家工厂，力图发展工业。然而，他很专横，很快，他的政府成为血腥的政府，遭到了大学生的反对，特别是大学生联合会和古巴共产党创始人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JulioAntonioMella）的反对。当时梅利亚只有20岁或21岁，他是大学生、工人和人民的象征人物。后被马查多下令在墨西哥被杀害。
梅利亚是一位特别能干的、早熟的青年，是继马蒂之后古巴最杰出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提出要建立"工人大学"这一光辉思想。当时，大学生到大学来听他演讲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确1917年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发生，他在这场革命的激进主义和革命的原则的启发下已创建了古巴共产党。梅利亚是马蒂主义者，也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坚决的同情者。这使他同马蒂的朋友、马克思主义者卡洛斯-巴利尼奥（CarlosBalio）一起，创建了古巴第一个共产党。
马查多是在1933年被推翻的吗？
是的。马查多是被1933年革命在８月被推翻的，在9月，发生了"士官叛乱"。我刚满7岁。士官们以造马查多的同伙军官的反的光环为荣。这时，所有的组织都摆脱了地下状态。在反对马查多组织中，有一些是左派组织，也有一些是以右派思想指导的组织其中有一个甚至是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思想为指导的右翼组织。在一个有战斗力的运动，即大学生运动中涌现了一位生理学教授，名叫拉蒙-格劳-圣马丁（RamónGrauSanMartín），被提议并最终成为古巴总统。在马查多被推翻３周后，在9月4日运动之后，成立了格劳政府。在政府中，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Guiteras）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他是一名年轻的十分勇敢和无畏的人，曾在奥连特省圣路易斯占领一个兵营，他曾采取各种坚决的武装斗争方式反对马查多。
第一部分 领袖的童年(8)
安东尼奥-吉特拉斯。
吉特拉斯使人们尊重法律，他没收了电业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这在古巴是前所未有的，他推动了成立工会的法律，规定每天８小时劳动的劳动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由格劳政府颁布的进步措施。
他颁布的法律中有一个法律有一定的可理解的理由，但它本身不完全是公正的。这就是《劳动国有化法》，这项法律颁布后，使得许多海地人被残酷地驱逐出古巴，尽管这并非这一法律的本意。吉特拉斯是格劳政府中最强有力的、最有决心的部长，在他推动下，政府颁布了这一法律，其目的是想保护古巴的劳动者，使他们不再受许多西班牙商人的排斥，因为西班牙商人在用人时优先考虑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人的家属。
当时古巴政府开始是５人政府，后来由格劳-圣马丁教授任总统。格劳任总统的头三个月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古巴人民的法律和措施。然而，美国通过其驻古巴大使本哈明-萨姆纳-韦尔斯（BenjamínSumnerWelles）已开始对巴蒂斯塔产生影响，尽管当时美国总统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DelanoRoosevelt），他正在拉丁美洲推行他的"睦邻政策"。
由于美国的政治体制的特点和本质，美国在英国和法国之后已成为一个强大和崛起的帝国强国，但当时美国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危机使美国人民遭受巨大打击。我认为，罗斯福是我们北方邻国历史上最好的总统之一。数年后，我上中学时，对罗斯福抱有好感。他是残疾人。他演说时的激情的嗓音很吸引人。
也许罗斯福出于对古巴人民的精神和战斗性的钦佩和出于改善同拉美关系的愿望，也许是他预感到由于希特勒的上台会使世界的未来变得不确定，他所做的好事是，他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并批准了海－克萨达条约，根据这一条约，美国将它所占领的、前途不确定的松树岛（IsladelosPinos）--今天称作青年岛（IsladelaJuventud）特别县--归还古巴。
该岛是由美国人军事占领的吗？
美国从1898年起一直占领松树岛。
它是不是由古巴共和国管理？
不是。从普拉特修正案实施时起，它一直是美国的领地。松树岛被收复了，但关塔那摩基地还在美国人手中。普拉特修正案作为古巴宪法的修正案，授予美国有权干涉古巴内部事务的权利。
普拉特修正案是在1902年签订的吗？
是在1901年强加的，1934年被废除，具体的日期我记不清了。
吉特拉斯在政府中只任职约三个月。到1934年初，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他赶出政府。1935年安东尼奥-吉特拉斯准备离开古巴去墨西哥准备继续斗争时被杀害，正如此前梅利亚所做的和此后我们所做的一样，离开古巴去墨西哥准备继续斗争。
在1933年革命政府时期，展开了几次战斗，其中一次是在首都国家饭店进行的，在饭店里躲藏着一些拥护被推翻的马查多政府的陆军军官，其中有些人训练有素、枪法很准。最终这些军官都被士兵和军士赶了出来，但战斗十分激烈。
还有ＡＢＣ集团分子，他们曾经反对马查多，但他们的思想趋向是法西斯的，他们造反，占领警察站，进行战斗，最后一次是在阿塔雷斯（Atarés）旧城堡进行的。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反对进步的政府，反对吉特拉斯颁布的法律。
巴蒂斯塔夺取军队的大权，军队成为他的军队。后来，在美国大使的压力下，推翻了政府，任命另一位总统。巴蒂斯塔本人晋升为上校，其他的士官被巴蒂斯塔晋升为中校。当时没有将军，其他一些老的低级军官和所有的士官们都被晋升为中尉、上尉、少校、中校。我相信惟一的上校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他是陆军司令。
这发生在19３4年。巴蒂斯塔统治了７年，一直到1940年立宪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我在圣地亚哥，先是住在女教师家里，后来是在耶稣会开设的拉萨列学校和多洛雷斯学校住读。194２年我到也是耶稣会开设的哈瓦那贝伦中学学习，正如前面我对您所说的，这是全国最好的中学。194５年我中学毕业。
这就是我对您讲的我的童年生活。
第一部分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1)
最初的叛逆－政治气氛－马查多和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哈瓦那－贝伦中学
您的知识的形成是在两个不幸的时期：一个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第一次独裁统治时期，另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这一切毫无疑问都对我的成长产生影响，但是，对政治和革命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特别大。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末，产生了著名的人民阵线。但是，我现在先不谈这些。
您在女教师家受到了什么教育？
她什么也没有教我，她什么课也没有给我上。也没有送我到学校去学习。把我放在那里，什么也不让我干。在她家里没有收音机。我惟一听到的是钢琴声：多，来，米，发，少，拉，西，巴，巴，巴。您想，每天听两小时这样的钢琴声，会是什么滋味？我本应成为音乐家。
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本来应该是教我小学课程的老师，但她什么课也没有给我上过。我从这段经历开始讲起，但现在不想铺开讲。如您愿意，以后我再详细对您讲。我对您说，我是自己一个人通过印在练习本红色封皮封底上的加、减、乘、除表自学学会加、减、乘、除的。我独自一人学习，背加、减、乘、除表，别的什么也没有学。因为她们什么也没有教我。所谓上课就是我自学练习本封底上的加、减、乘、除表。我在那里呆了两年，时间都浪费了。
您那么小，一定很想家。
家里人把我送到那里，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学到。反而遭受许多磨难。甚至忍饥挨饿，当时我还不知道是饥饿，以为是胃口好。
难以置信。
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情。在那里我第一次造反，我那时很小，大约是8岁。但我已出门在外，我经历了两个阶段。
这样的经历，有没有使您失去了对您父母亲的爱？
没有。我对我父母亲一直是热爱的，起码对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尊敬的。对我母亲更亲热一些，这是自然的，母亲总是对子女更亲近一些。
尽管他们让您在圣地亚哥住读。
住读？没有，还没有。我当时可以说是被流放，忍饥挨饿，把饥饿当作胃口好！
您把它归咎于谁？
我不能把它归咎于我父母，也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说实话，在最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倒霉的事。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会事，不能做出判断。我本来在比兰感到挺幸福的，突然，把我送到一个远离父母、远离家庭、远离我喜欢的农村的地方。我被迫忍受不是我亲人的人的不公正的待遇。
在那里您有小朋友同您一起玩耍吗？
有的，幸亏有。有一位名叫加夫列利托-帕劳（GabrielitoPalau）。他的父母是做买卖的，经济状况比较好，在小广场附近有一幢好房子。我和他以及其他小朋友一起在旁边的马路上玩耍。他很长时间，直到革命胜利后一直在电视台工作。现在仍在工作，我想，可能还在电视台。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
此外，我在那里度日如年。很快，我厌倦了那里的生活，厌倦那个房子，厌倦那家人家，厌倦那里的规矩。我的反应犹如一个被追捕的小动物的本能的反应。
什么规矩？
那家人受的是法国人的教育。他们法语讲得很好，他们保持着细致的形式。所有的规矩，所有的形式，都要求我照着做。如说话时要细声细语，不能大声嚷嚷，不能说一句粗活。有时候，还用鞭子打我。如果我表现不好，就威胁我说，要送我进拉萨列学校住读，后来在我最后一年，我在该校读了一年级。我在那个人家浪费了两年时间。当时我的年龄，今天古巴的孩子可以升三年级。
总之，您是一个受到虐待的孩子。
反正是够受的。在头几个月，我的鞋子破了，还得自己缝补。有一次我不小心弄断了一根缝衣服的针，便遭到训斥。我穿的鞋子的鞋帮开帮了，我只好自己去缝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用细的线去补，因为没有别的线。这是我自己找的麻烦。我不会光脚走路，不得不自己补鞋。我不记得后来是如何解决这场争吵的。反正，后来争吵得到了解决。
当然，我不想夸大，我不是关在集中营。当时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女教师的家庭比较穷，全靠她一人的工资维持。当时的政府常常拖欠教师的工资。有时要等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领到工资。这造成不安情绪和过分的自私自利。家庭每花一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
您说在那里忍饥挨饿？
是的，忍饥挨饿。在比兰我吃饭时，他们强迫我吃；在圣地亚哥，我特别爱吃饭。我突然发现，米饭是那么好吃，有时候他们家做米饭，米饭加一块红薯或一点肉末。我记不得曾吃过面包。但是，问题是在她们家共有六七个人要吃午饭和晚饭，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晚饭是由女教师的一位名叫科西塔的堂姐妹做好后拿到家里来的，科西塔（Cosita,西班牙语意为"小东西"――译注）非常胖。我不知道为什么称她为"小东西"，看来她是吃得最好的人。她在自己家里做饭，由一位姓马西亚尔的堂兄弟――他的名我忘了――把做好的米饭、芸豆、红薯或香蕉、偶尔难得还有一点肉末准时拿到女教师家里来。然后，再分给每个人。我记得我每次都用牙齿把叉子上的米饭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粒都不剩。
既然在他们家那么不愉快，为什么后来您的哥哥拉蒙也到他们家去了？
有一天，拉蒙到圣地亚哥来，我记不得是来干什么，他带了一个装硬币的皮做的小钱包，口袋里装了一些20分的比塞他，10分的雷亚尔和5分和1分的硬币。当时，一根冰棍是1分钱，一块粗糖做的椰子糖也是1分钱。我常常羡慕其他小孩――孩子们一般都比较自私――，因为尽管邻居家也很穷，但他们的孩子总还是有一二三分零花钱。但是，我所在的人家，她们用法国的方式来教育我，对我说，要东西是缺乏教养。孩子们知道我必须遵循这一规矩，当他们有人买冰棍或椰子糖吃的时候，如果我找他们要一点，他们就会向女教师或她的姐姐告我的状。
我记得一天，我向女教师的姐姐――她是一个好人，但很穷――要一分钱。我忘不了她恼怒地拒绝给我一分钱，并大声吼道："我已经借给你8角2分钱"。这是真的。她再也不借给我一分钱，我也没敢再向她要钱。
当几个月后拉蒙来时，他带来的装满硬币的小钱包，当时在我看来，似乎是一大笔财富，它意味着可以买许多椰子糖糕和冰棍。因此，我们吵着要他留下。但是，实际上，他留下来后，日子更苦，因为又多一人吃饭，而饭菜的量还是同原来一样。
后来，我意识到我们的处境。这大约在一年之后。有一天，我的父母亲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您的父母亲不知道你们的处境吗？
第一部分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2)
有一天，我父亲来了。我刚出了麻疹或得了其他病，我头发很长，因为他们从来不替我理发；我骨瘦如柴。但我父亲却什么也没有觉察到！他们对我父亲说，我瘦是因为我刚刚得了麻疹。
又有一天，我母亲来了。当时女教师、她的姐姐和父亲已经搬了家，因为他们的状况有了好转，我们三姐弟作为她们的学生，每月总共支付给她们1２0比索。我母亲发现我们又瘦又饿。这天，我母亲带我们到一家圣地亚哥最好的咖啡店，我记得要了店里有的各种冰激凌，我们吃了个够。这个咖啡店名叫"拉努维奥拉"。当时正是芒果收获季节，我母亲买了一口袋托莱多芒果，这种芒果个小，但很好吃，我们一下子都吃完了。第二天，她把我们带回比兰老家。
不久前，我同我大姐安赫莉塔聊天时，我还责备我姐姐。责备会读书写字的她为什么不向父母亲告状，当时我太小，还不懂事。我从比兰的庄园来。比兰真是一个富裕的天堂，在比兰，我家里人要劝我们吃："尝一尝这杂烩菜，尝一尝这肉，尝一尝这，尝一尝那"。我们整天不停地吃从商店买的或从家里食品储藏室里拿的各种零食，到饭桌上吃饭时，必须要强迫我们吃。我责备我姐姐说她应该向家里汇报我们在女教师家里的遭遇，我友好地批评她为什么不告状。她回答说："实际情况是，她们不让我将写的信拿出去寄，把我写的信截留了。"
他们收你们每人40比索，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
是的，当时――我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他们家的状况有了好转。我们来自比兰的三人，每人40比索，共1２0比索，现在在任何第三世界国家都相当于３000美元。当时海地领事娶那位钢琴教师为妻。于是，情况有了明显好转。
女教师把钱攒了起来，甚至去美国旅游了一趟，去观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她带回来一些小旗作纪念。真倒霉！我不知道化了多少时间听她不厌其烦地重复地谈论尼亚加拉大瀑布，谈来谈去这些话，同埃雷迪亚（Heredia）的《尼亚加拉颂》差之甚远！她旅游回来后，我听她讲尼亚加拉大瀑布都听厌烦了。她不仅出去旅游，而且也买了家具，她是靠让我们挨饿挣来的钱买的家具。
到这里，我明白无误、坦率地向您讲述了这一切。这时，我们开始造反了。
你们起来造女教师的反？
当我的母亲把我们带回家，我们回到比兰后，我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罪行，因为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我们三人忍饥挨饿，我们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老家，我们变成女教师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她经常到我们比兰家吃午饭，吃了还拿走米饭和鸡......我母亲把我们带回家时，还是上课时期，女教师还在比兰小学上课。我和拉蒙对她采取了第一次行动。
造反。
不是，不是造反。可以说，是第一次报复行动，或者说是复仇。报复行动是用弹弓将小石子弹到小学的屋顶上，由于屋顶是带槽的洋铁皮，石子弹上去会发出响声。傍晚，天色渐渐变黑。附近有一个面包房，我们躲在面包房炉子旁的劈柴堆后面。我们用番石榴树杈和橡皮筋做的弹弓将石子像连珠炮一样向小学屋顶上弹去，弹了大约有半小时，也许不到半小时，但是，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很伟大了。石子弹向屋顶的洋铁皮。当有一二粒石子掉下来时，总有二三粒石子在空中：我们使弹弓称得上是老手了。石子的声音淹没了住在小学里女教师可能发出的叫喊声。我们就这样报了仇！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父母又同女教师达成和解，再次把我送到圣地亚哥女教师家。我的命运不好。拉蒙留在比兰。他的哮喘病帮了他的忙。
是吗？
是的。但这次我不再挨饿了，丑事已经过去。但是，我继续浪费时间。我在她们家又浪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无所事事，还是自学数学表。第二年1月，她们送我进拉萨列小学一年级作为走读生读书。我一生第一次开始系统地上课。
当时马查多倒台后的过渡期已结束，巴蒂斯塔已采取行动，我还记得1935年3月那几天的大罢工。在我借住的家的对面的中学被军队占领，在那里我见到了军队对罢工者的凌辱。21年后，1956年11月30日，当我们从墨西哥出发乘船在红滩（LasColoradas）登陆后，"七-二六运动"的成员攻占了这所中学。
是这所中学吗？
是的。是这幢楼，但在巴蒂斯塔重新掌权后，它已不再是一所学校，而变成了一个兵营。1956年那里是警察营。在我读小学时，它还是一所中学，但是，后来变成了兵营或者警察营。当我在女教师家借住时，已有军人在那里进进出出，军队很可能已经占领学校。这幢楼得过奖。我知道，1956年11月30日，在弗兰克-派斯（FrankPaís）东方省的"七-二六运动"组织的成员攻打了这一警察营。他们估计一下日子，决定在30日采取这一行动配合我们的登陆行动。但这一行动比我们的登陆要早两天。我们由于遇到风浪和《格拉玛号》游艇出了点问题，登陆行动被推迟了48小时，而他们的行动是在30日，因为他们估计我们会在那天登陆。我本来不想这两项行动同步进行，而是主张先登陆。
您对那些年代还有那些记忆？
在我进小学学习前，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同海地领事结婚。他们两人是令人喜欢的，是混血种人，法语讲得都很好。于是，一位新的角色海地领事路易斯-希帕特（LuisHibert）进入了这个家庭。情况发生了变化。女教师家搬到旁边一幢比较好的房子，这幢房子不再漏雨，也比较宽敞。此外，由于家庭收入的增加，饥饿也减少。也许女教师工资能正常领取。她的姐姐嫁给了海地领事，而领事有一份工资。家里的伙食也有改善......
领事夫妇带我去教堂洗礼，因为大家都叫我"犹太人"，当时称还没有洗过礼的人为"犹太人"，这可能与反犹太的宗教偏见有关。
您那时还没有洗过礼吗？
没有。我是在满８岁后才洗礼的。因为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一位百万富翁要作我的教父，我一直等着他。牧师和我一致同意，过了８岁，就给我洗礼。我的兄弟姐妹都早已成为教子，但我直到８岁时才进行洗礼。原因是一直等着名叫菲德尔-皮诺-桑托斯（FidelPinoSantos）的百万富翁当我的教父。我的名字就是来源于他，因此，我不能引以为荣。我是8月13日生的，而圣菲德尔-德西格马林亨（SanFideldeSigmaringen）的日子是4月24日。8月13日是圣伊波利托-卡西亚诺（SanHipólitoCasiano）日。但是，他们还是给我起了个菲德尔的名字，因为我的那位要当我教父的富翁名叫菲德尔。这位菲德尔有时去我们在比兰农村的家。
那么，您真正的教父是那位海地领事了？
是的，是那位海地领事，他同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结了婚。他们两人是我的教父和教母。记得有一天，我的教父，那位海地领事带我去参观一艘很大的客轮《拉萨列号》，这是一艘远洋客轮，有两个烟囱，客轮像马蜂窝一样，装满了根据前面我同您谈到过的《劳动国有化法》被驱逐出境的海地人。我先是在老家看到住在大茅屋的海地人，我同他们一起吃烤老玉米，后来，又看到了装满豪华远洋客轮的海地人，他们被驱逐出境，他们将回国，将在自己国家海地经受更多的磨难。海地要比古巴更穷，他们将从一个大的磨难走向更大的磨难。
海地人是被驱逐出古巴的吗？
第一部分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3)
是的。在蔗糖繁荣的年份，数以万计的海地人到古巴播种、种植和收割甘蔗。他们像半奴隶一样在甘蔗田劳动，做出了很大牺牲，而他们的工资十分低微。我认为，在19世纪的奴隶的生活条件或许要比那些海地人要更好些。奴隶是某个奴隶主财产，因此奴隶主对待奴隶就像对待他的牲口一样。奴隶主得负责牲口的健康，并喂它们吃。而资本家对从前的奴隶、现在所谓自由的工人却不顾他们的身体也不管他们的吃饭问题。
1933年的所谓的革命的确是一场反对滥用职权的运动，它通过了《劳动国有化法》，满足了优先使古巴人就业的要求，前面我已同您谈到了这一事件。这一法律的起因是合理的，但是，它导致了残酷措施的执行，被利用来驱逐已到古巴岛定居20多年的数万名海地人。古巴人口增长了，海地人多余了，便残酷地、冷酷无情地驱逐出古巴，送回海地。这一做法是非人道的。他们带我去看了这一场景，这对我后来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
您在女教师家一共呆了多少年？
我在她家度过了３个三王节，这是我用来判断我在她家呆了多少时间的惟一的依据。顺便对您讲的是，我本应成为一位音乐家，因为我的教母是钢琴教师，她整天弹钢琴――遗憾的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时间教我弹钢琴――，而我在他们家度过的３个三王节，每次给我的礼物都是乐器。第一年的三王节，我得到的礼物是一个马粪纸做的小号，只有喇叭口是鈻的；第二年的三王节，我得到的礼物也是一个小号，一半是马粪纸做的，另一半是鈻的；第三年的三王节，我得到的礼物又是一个小号，这次的小号，全是鈻的，还有三个按键。过了３个三王节并不意味着我在那里呆了３年，我是9月份被送进学校的，到1月份三王节的最后一天，总共在他们家是２年又８个月。此外，还应该扣我们回比兰的时间，在比兰一天傍晚，我们用弹弓将石子弹到女教师住的小学房顶的洋铁皮板上。
实际上，我每年都给三王写很长的信，我在床底下放了许多给骆驼吃的草和给骆驼喝的几杯水，等等。在信中，我向三王要一个男孩想要的一切：一辆火车，甚至一架电影摄影机。但是，每次我得到的总是小号，别的什么也没有。
在女教师的新家，有一棵攀缘植物，其叶子宽宽的，遮住了阳光。我在树荫下坐在建在红色瓷砖地面上的椅子上，独自一人一次又一次学习数学公式。是的，我自己给自己上课。从那时候起，我便自学成才。
在这新家她们让我睡在通向后街过道的一个沙发上，这是一个用柳枝做的沙发。当时在圣地亚哥经常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发生一起或几起炸弹爆炸事件。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发生了二三十起爆炸事件。我担心随时有可能在我住的房子里发生炸弹爆炸。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炸弹爆炸事件，为什么要放炸弹。在后街旁，在我住的房子的过道里，我不得不伴随着炸弹爆炸声入睡觉。
是谁投放的炸弹？
我想，可能是反马查多或反巴蒂斯塔的革命者投放的。
反马查多？
是的，是反马查多。后来，是反巴蒂斯塔。巴蒂斯塔是在1933年9月4日发动政变的。这些炸弹应该是在反马查多斗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投放和爆炸的。之后，大约有三个月时间是所谓的革命政府执政。
我对您说过，"士官叛乱"也是一次这样性质的行动。但是，此前，民众已展开了反马查多政府的斗争，一直到1933年8月。在一场严重危机的情况下，马查多还再次竞选当选总统。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古巴国内饥饿严重。先是反对马查多，马查多垮台后，斗争停息了一段时间。同年9月，陆军士官、速记员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发动政变――还有一名士官参与组织政变--，成为政变头目，掌握政权。士官们同大学生和其他革命力量团结在一起。
当时参与战斗的还有ＡＢＣ组织成员。ＡＢＣ组织是准法西斯组织，很可能是ＡＢＣ组织成员在1933年最后季度，即10月，11月和12月投放炸弹。我不太清楚这一阶段是否在1933年12月或1934年1月初结束，之后，便开展了反巴蒂斯塔的斗争。
我不能对您说是谁在一个晚上投放了30枚炸弹，因为我的记忆有些模糊，我只能根据我当时这个年龄的回忆。当颁布著名的《劳动国有化法》和发生驱逐海地人时，我住在女教师第二幢房子里。这一点我是肯定的，从此可以判断我第一次到圣地亚哥大约是在1932年年底。确切日期我记不清了，我只凭我的记忆和印象和古巴发生的著名事件来大致推断日期。
您当时应该是六七岁吧？
大约是6岁。我肯定不会超过6岁，因为我在女教师第一幢房子里最多住了一年。
我记得一年后，我又住在他们第二幢房子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生炸弹爆发事件。这应该是在1933年年底。马查多是在同年8月下台的，后来发生巴蒂斯塔运动、寿命只有三个月的联盟，即革命政府，大约在同年年底，革命政府被推翻。还有一些法西斯倾向的组织如ＡＢＣ组织，它们反对革命政府，后来它们成为巴蒂斯塔的同盟者。我不禁要问自己，究竟是谁在当时投放了炸弹？
在1932年。
不是。1932年是谁投放炸弹都很清楚。问题在于，后来，是谁投放的炸弹？很可能是革命的敌人。1933年年底，ＡＢＣ组织成员曾策动一场叛乱，反对生理系教授格劳-圣马丁政府和其左翼吉特拉斯。也许，惟一有足够力量投放如此多炸弹的只有ＡＢＣ成员。
我回想，当时在圣地亚哥没有大学，学生们既没有组织也没有资金来投放30枚炸弹。也许不到30枚，但我的感觉是很多。因此，我推想我在柳枝做的沙发上听到的炸弹爆炸声时，应该是在8月份之后，而不是之前，可能是在1933年年底，甚至可能是更往后。在此前，我已经在比兰第一次造了反，更确切地说，是一次报复行动。在一场苦难之后，我已被再次送到圣地亚哥，并已进入拉萨列小学，走读一年级。
您是一个人步行上学吗？
是的，我来回走，中午回去吃饭。午饭已有改善，因为那时已按照法国人的习惯，吃蔬菜，午饭有蔬菜和其他东西，已不再是大锅饭。当时食品比较便宜，有钱的人很少，而且有工作的人也很少。我说过，我家每月给她们120比索，在当时，这是一笔大数目。
我每天中午回来吃午饭，然后再回学校。我对来回走感到厌烦了。我还是自己学习。三王节的第三天已经过去，大约是1935年2月份，我必须寻找纸张。他们老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像天使一样听话，就要把我送到学校去住读。而住读正是我所乐意的。
为了逃避他们家。
我对过去发生的事已有察觉，我对法国式的规矩和所有那些折磨感到厌烦。一天，我冒犯了所有法国的习惯和风俗。在他们家，他们强迫我吃蔬菜：甜菜、胡萝卜、佛手瓜。我不习惯。佛手瓜我觉得淡而无味，而甜菜我觉得甜得恶心。有些蔬菜多年后，我还拒绝吃。这是法国的习惯和封建的纪律。一天，我起来造反："我不愿干这个，我不喜欢"。我并不是真的反对法国的习俗，而是反对我经受的折磨。
第一部分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4)
您造了反。
没有别的办法，这是本能的。事实上，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有意识的叛逆。结果正合我意。他们竭尽全力地把我送到拉萨列小学一年级住读，那时候已经是第二学期了。这样，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可以天天与同学在一起玩，每星期四和星期天，学校带我们去海边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块比较宽敞的场地，可以做各种运动和游戏。我终于成为一名自由的孩子。
您对他们家怀有怨恨吗？
说实话我并不怪他们。他们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我不能说他们是一些坏人。那样的社会充满着不公正、许多困难、许多不平等、许多需要和许多牺牲。人们都很自私自利，人变得唯利是图，总是想得到好处。缺乏仁慈和慷慨。他们得维持生活，他们发现了一种剥削的办法，就是剥削有钱的西班牙人的子弟。他们没有钱。我成为被他们剥削的牺牲品，我的父母亲把我送到他们家支付给他们的钱对他们家来说是一笔收入。我经受了他们的剥削。
您是什么时候读狄更斯（Dickens）的《奥列佛-退斯特》（OliverTwist）或《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pperfield）的小说的？您对小说主人公的经历有何感想？
说起来您不会相信，有些作品我是在毕业后才读的，因为我所读的学校从来不教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他们连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一部都不提。作为规矩，所有的课文都是西班牙的。著名的《汤姆大伯的小屋》我是在离开学校后读的。我们是豪华的、上层阶级学校得天独厚的学生，但是，我们缺乏艺术、绘画和音乐的知识。在三年级时曾让我进入合唱团，但是后来发现我――不知为什么――唱歌老走调，又把我赶出合唱团。
记得从小学五年级中期到我高中毕业，几乎我所有的老师都是西班牙人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都是右翼的，佛朗哥主义的，反动的。但是，从纪律性、性格特征和俭朴方面来看，他们又是优秀的老师。
此外，他们都是信教的。
我对这些人，特别对耶稣会教徒很了解，我在耶稣会的学校学习了７年，他们有个性，有修养。耶稣会的学校要付学费，但不贵，他们办学不是为了赚钱。那些牧师是不拿工资的。他们的生活很简朴。他们一丝不苟，舍己为人，吃苦耐劳。我应该说，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鼓励我爱好大自然。我喜欢爬山。当我看见一座山，我就感到是对我的一种挑战。我就想去爬这座山。有时候，因为我正在爬一座山，大客车等我4个小时。我有时一人，有时同一二个同学一起爬山，回来的时间常常比预计的要晚几个小时，但从没有遇到问题。那些教师当看到学生的某种性格，如牺牲精神、奋发向上、大胆冒险的精神，总是寄予同情，并予以鼓励。他们重视学生性格的形成。
您从耶稣会教徒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是吗？
是的，但不是在头几年时。头几年，我是在拉萨列小学向拉萨列修士们学习，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其中我从三年级直接跳到五年级。在那里差不多有4年。我很乐意住校。如前所说，每星期四和星期天，学校带我们到农村和海边去。我们去圣地亚哥海湾的一个半岛上。学校在那里有一个浴场和体育设施。有棒球场，洗手间，自由活动间，游泳池等，可以游泳、钓鱼、远足。我对每周两次去那儿感到很高兴。后来，在圣地亚哥的多洛雷斯中学，那里的耶稣会教徒就没有类似的庄园，尽管学校不错，而我那时候年龄也比较大了。
您的同学全是富家子弟，其中有没有黑人？
在拉萨列学校，是允许黑人孩子入学的，但黑人学生寥寥无几。在我所在的班上，只有一个黑人，名叫拉里尼亚加，他是一个活泼的孩子。我忘不了他。在耶稣会办的多洛雷斯中学和贝伦中学，没有一个黑人学生，连黑白混血穆拉托人（mulato）和印欧混血梅斯蒂索人（mestizo）的孩子一个都没有。在这些学校学习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全是白人。
学校里没有黑人孩子您不感到奇怪吗？
我曾提出疑问，这倒不是我对这个问题有意识或受到过教育，而是我感到奇怪。我前面提到，在拉萨列学校有一个黑人同学。但是，在耶稣会办的学校，在最有名的学校，上层资产阶级子弟的男子中学里，既没有黑人，也没有穆拉托人和梅斯蒂索人。他们作了一些解释，但在我看来，他们很难自圆其说。
他们挑选吗？
这些学校都是富人学校，不允许黑人入学。尽管某些黑人付得起学费，也不接受黑人入学。当然，学校没有像纳粹分子那样，对入学的学生验血。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外表看来不是白人，就不会允许入学。
即使他们有条件支付学费？
是的，即使付得起学费，也不让黑人入学。尽管耶稣会教徒叛逆性强，曾不止一次造当局和政治高官的反。
最近，拉丁美洲的耶稣会教徒很大胆，富有抗议精神。
在当代，有些叛逆者，如萨尔瓦多大学的牧师等人，都是耶稣会牧师，他们都很勇敢，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看来，这同耶稣会的起源相关。圣伊纳爵（SanIgnacio）是位军人。我还记得耶稣会会歌，即《圣伊纳爵进行曲》的歌词："伊纳爵，您是耶稣会的创始人，是将军，以耶稣的名字为荣耀"。其歌词和乐曲是拟声的，描写天使反对妖魔的战斗。它是一首战斗进行曲，而圣伊纳爵是耶稣会的将军。因此，我可以批评他们，但我也要承认他们在培养拉萨列学生方面是出色的。他们是虔诚的信徒，学习很刻苦，连续几年刻苦学习。古巴著名的植物学家是耶稣会教徒，杰出的天文学家，如预报飓风的比涅斯（Vies）神甫也是耶稣会教徒，另一些耶稣会教徒是优秀的西班牙语和文学的教授，如鲁维诺斯（Rubinos）神甫等。
此外，耶稣会组织观念很强，是吗？纪律性强，像军人一样。
他们知道如何培养孩子的性格。如一个学生进行冒险和困难的活动，他们会看做是树立进取心和坚忍不拔精神的一种锻炼。他们不会不加以鼓励。此外，在我学习的耶稣会学校里，老师将耶稣会传统的军事精神、军事组织性同西班牙人的性格结合在一起。西班牙的耶稣会教徒善于传授个人的尊严感和荣誉感，善于肯定个性、坦诚、直率、勇敢、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善于赞扬这些价值。
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总之，算不算是好学校？
除了对黑人歧视和是上层资产阶级子弟的学校外，对我来说，对我是有益的。有一次，我读了一部小说，书名是《一个反叛者的锤炼》（Laforjadeunrebelde），小说叙述一个反叛者――我这里说的不是一个革命者――部分地说，是如何经受了自己一生和经历的考验。尽管人物的特征和性格也起影响。我人物我的性格部分是生来就有的，部分是受耶稣会教徒的锤炼。
圣伊纳爵本人就是一个榜样，他用军事战略来征服人们的思想。
我认为他是一位军人，他组织了一个军团。我不记得很多，但我知道那首耶稣会会歌，它是一首军歌。但是，我对这并不太感兴趣。我喜欢耶稣会学校这种健康的简朴的生活。
第一部分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5)
无论如何，您喜欢运动。
特别是我在高中学习时，我喜欢运动和爬山。我的主要活动是运动和爬山。我特别喜欢！我当时还没有爬过图尔基诺峰（PicoTurquino），我很想去爬。有一次，我同贝伦中学一牧师阿曼多-略伦特（ArmandoLlorente）差一点要去攀登图尔基诺峰。阿曼多-略伦特还没有毕业，他是实习教师。他的哥哥塞贡多-略伦特（SegundoLlorente）曾在阿拉斯加埃斯基摩人中间传教，他写过一本关于"冰天雪地之国"游记，写得很生动和很有趣。一个夏天，我和他一起在圣地亚哥港准备出发去图尔基诺峰所在的地区。我还从家里拿了一支布朗宁猎枪。当时我已高中毕业，即将进入哈瓦那大学学习，我父亲对他儿子的业绩感到自豪，对我的行为已不再更多地过问。但是，由于我们准备乘坐的轻便船漏水，难以在一个漫长的夜晚里修复，所以我们的计划落空。阿曼多-略伦特是莱昂（León）教团年轻的耶稣会牧师，是我的朋友，因为他喜欢运动和探险。
自第一次远征尤穆里（Yumurí）山谷时起，我就被任命为探险队队长之一，当队长的职责是整个晚上不睡觉，像哨兵一样。探险队员有自己的队服，在农村住在帐篷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擅自加上登山的运动。最后，我被任命为全校探险队司令和队长。这是我在学校里的第一个官衔。但是，我还参加所有的运动。在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被学校――学校共有一千多名学生――任命为学校最好的运动员。我篮球、足球、棒球、田径运动和几乎所有的运动都表现不错。
的确，我花费许多时间从事运动，我也去听课，但是，我平时不用功学习，考试时临时抱佛脚。我每天都奉劝大学生不要跟我学。我又成为自学成才者，自学数学，自学代数，自学物理，自学几何。我自学那些定理。此外，我的运气很好，期终考试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在平时，耶稣会老师不说什么，但到快期末考试前，他们就提醒我的监护人，对他说，我所有的课程都有可能不及格。我的监护人就是我父亲的朋友，本应成为我教父的那位富翁，共和国国会的债主和国会议员，因为是议员，他在哈瓦那有房子。在高中三年，他们在学期末总是这样预言。
这是因为看起来，您似乎对学习不感兴趣。
说真的，我从来不去听课，也许农业课我去听过，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农业课老师的讲课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学习的方法是看书，有时候看书一直看到天亮，因为我是负责每天最后关自习室灯的人。当大家都回宿舍睡觉去后，我没有关灯和去睡觉，而是留在那里学习，一直到凌晨两点或三点。就这样，我数学和其他所有的课程，都是自学的。
您的弟弟劳尔，也同您一起学习吗？
说来话长。他比我小5岁，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我们常打架。他开始时在比兰。当他4岁半的时候，同我一起在拉萨列学校读书。他同母亲一起来看我们，后坚决要求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在拉萨列学校学习，他又哭又闹，坚持要留下，我母亲只好同意。拉蒙、劳尔和我，还有克里斯托比塔（Cristobita）我们四人同住在一间房间里。克里斯托比塔是外资公司巴哈马古巴公司下属木材厂的厂长的儿子，这位厂长同我父亲一起开发马亚里部分松林。劳尔当时不听话，我有时不得不责备他，但拉蒙总是替他辩护。
他是大哥。
拉蒙是大哥。当时劳尔同我们一起在拉萨列学校住读。
您有没有教育劳尔？
当放假回家，我总是听到父母亲批评他。我对父母亲说："你们把他交给我，让我来管他。"于是，我开始照顾他。他总是逍遥自在。
后来，我让他看几本书，他挺感兴趣，我使他开始对学习感兴趣。我感到他浪费了不少时间，他可以读大学。有一条路子：读管理专业，这是与社会科学和法律有关的大学分科。学起来并不很困难：假如您学习这一专业，然后可以转学文学专业、外交法或社会科学专业，甚至法律专业。我这么设想，并说服了父母亲，于是劳尔来到了哈瓦那。这说来话长，但我先给您说到这里。
您对我说过，您在女教师家，造了第一次反。您后来的造反是在什么时候？
后来，又有两次，几乎有过第四次。从女教师家我被送到拉萨列学校住读。在拉萨列学校，我读了一、二、三年级，后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一天，我同学生的训导员发生了一场争吵。这就是我第二次造反。发生了不公正的事情，我换了学校。由于这一学校的校长，作为惩罚，我父母不愿意再送我继续学习。
我对您讲。这个学校先后有两位大不相同的校长，第一位校长的费尔南多（Fernando）教士，他人很好；第二位是内翁-马里（NeónMarí）。由于一位名叫贝尔南多（Bernando）的训导员教士经常打他负责的住校学生，我反对他，我遭到处罚。这是这位训导员第三次打我，最后两次比较轻些，第一次很重，原因是我同另一个男孩在船上吵架，每星期四和星期天我们住读生都乘船去半岛。上岸后，我们穿过海湾，穿过大道，沿着上坡路向学校走去，因为学校在城市最高的地段。我们经过塞斯佩德斯公园。回学校的上坡路经过一个红灯区，即妓院所在地区。学生们拿训导员开涮，当看到一二个穿着教士服的人说："喂，小牧师，快来，快进去！"等话。学生们见到这场景，都不由得笑了起来。
吵架是在从浴场上船后开始的，一路上没有结束。幸亏在船上我们吵架时没有摔倒在马达上，因为马达上没有保护罩。那艘船起名为《埃尔卡特托号》（ElCateto）。但是，其他人把我们俩人分开了。回到学校后，官司并没有打完。同我吵架的学生是一个好孩子。多年后我获知他从事革命活动。这里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但是，在校时他是训导员的大红人和受溺爱者，当时的倾向是对每个学生予以特别的关照。学生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正常。这些教士中许多人素质比较高，但是他们是属于纪律性不如耶稣会强和严格的教团。这种情况使我们一些人感到不快，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要反对的任人唯亲的做法。
我现在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当时船上吵架的细节。问题是我和他的官司还没有结束。回学校后，我找他，对他说："站住！"他起身，我用右手给了他一拳。我们互相打了几下。后来被人拉开。但后果接踵而来。我那时候上五年级，学校的训导员贝尔南多教士第一次狠狠地打了我。
从其他方面来看，我在学校很高兴，因为我可自由地从事运动、下海和钓鱼。
但是，发生了什么？
很简单，我同那位训导员的大红人吵了一架，前面我已同您提及。
在拉萨列学校有一个大水池，位于中间长方形院子最高处下面，在学校这个区域，只有一种植物。在院子这一部分的下方是水池。因此，学校的院子分上下两部分。上院有餐厅，紧接着在小教堂拐角处是圣器室，占据中间的一部分；在另一个拐角处，是阅览室，向右拐沿着走廊，左边是几间教室。上院四周的建筑物都是木结构的。
第一部分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6)
这一天接近晚上，是小教堂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在同那个男孩吵过架后，我小心翼翼地进入圣器室，担心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从圣器室可看到小教堂祭坛的活动。当我在圣器室时，从院子通到圣器室的木板大门打开了，训导员用手指做手势叫我――我本能地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他不尊重礼拜仪式――，把我叫到一边，强迫我穿过过道，向右拐，向前走一段路，停在教室前问我："你同他发生了什么？"我回答说："情况是这样的......"我已经站在他前面，但他不让我站稳。他张开右手狠狠地在我脸上打了一记耳光。我毫无思想准备。
一记耳光。
然后，他又用左手在我右脸打了一记耳光。这是一名强壮的成年人用双手打一名五年级小学生。我茫然地不知所措。两耳嗡嗡响。天色已晚。
这使人屈辱，令人愤怒，滥用权力。
同我吵架的男孩身体不弱，他是一个强壮的少年，可以进行角斗。而那位训导员的力量是我的两倍，他是一位年轻人。
几个星期后，这位训导员第二次又在我头上打了两下――原因是我在排队上楼梯走向宿舍时说话――尽管打得不重，但使我的内心感到十分痛苦。
是因为屈辱。
形体的攻击、暴力对我说来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打我，是发生在我吃完早餐。早餐几分钟就吃完，喝一杯牛奶，吃一二个小面包。早餐还有盛放在绿色盒子里的黄油，这样不用冷冻便可以保存。男孩们吃完后常常用黄油再抹二三个面包拿在手里。这个年龄正是胃口大的时候。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水池顶部的小院子排成一行，接着大家争着去碰一根圆柱，谁第一个碰到，打棒球时第一个发球。有8到10分钟自由活动时间可以用来玩棒球。
我们正在玩的时候，有人在我脑袋上打了二三下。打我的又是那位训导员。这是他在我脑袋上打的最后几下了，因为我们马上吵了起来。我愤怒地抓起手中涂了黄油的面包使劲向训导员脸上扔去，然后，我当着全校的面，像猛兽一样对他拳打脚踢。这是我第二次造反。我是一名小学生，而他是一名滥用权力、欺侮学生的训导员。
当男孩们生气的时候，常常说："我朝他脑袋上扔墨水瓶"，"我要对他干这个"。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向任何人扔墨水瓶。但是，这第三次，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训导员好不容易摆脱了我。这时，我看见了校长内翁-马里，他站在过道尽头学习室附近。我走近他，对他说："您瞧刚发生的事"。他打断我说："没什么，他只是推了你一下。"校长可能没有见到训导员打我脑袋，但却看见我推他，踢他和用拳头揍他。这就是我从校长那里得到的判决。专横的训导员因他滥用职权得到了道义上有力的打击。所有的学生都支持我。我谅他再也不敢再打我或打别的同学。要不然，墨水瓶会像雨点一样向他袭来。谁也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
我那时在上五年级第一学期，每周给学生打德行分，分三种：白色是表现好；红色，表现不好，很少打红色；绿色，是表现很坏。
您得了绿色。
没有。到了宣布打分的时候，我等着。白色：张三，李四，赵五。红色：张三，李四。绿色：无人。没有给我打任何分，既不是白色，也不是红色和绿色。在这时，他忘了我，我也忘了他。出于尊严，我不可能表现得更好。还差几个星期就是圣诞节假期了。在这几个星期，我没有同训导员说过一句话。
假期到了，我父母亲来学校接我回家，校长对他们说――您别笑话，您知道西班牙人爱动感情――你们的三个孩子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三个大坏蛋。"
您看，坏蛋劳尔，他才上一年级，只有6岁；坏蛋拉蒙，他有一颗菩萨心脏；而我是坏蛋，情况我已对您讲了。于是，我父母把我们带回比兰。
您的父母亲相信你们是坏蛋吗？
倒霉的是，他们信以为真。特别是我父亲，因为我听到了父亲对我家做客的好朋友说的话。我们回到比兰。我父亲坐在办公室里。有人对我说："要算帐了"。要惩罚我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弄虚作假，我们拿出了学校的记分册。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搞到记分册的，是拉蒙设法搞到的。我从未问过他。但是，实际情况是，由于内翁-马里校长的诡计，我们天天受到惩罚。我听到一些到比兰我家来的地主和商人朋友对我说，我父亲对他们讲述了所发生的悲剧和拉萨列学校校长所说的话。父亲宣布不再送我们到其他学校读书了。
喜欢乘坐拖拉机和卡车的拉蒙感到满意。劳尔还小，不可能有自己的看法。我是受损害和受欺侮的人，我认为所有这些罪名和我挨的打都是不公正的。我被宣判再也不让我上学了。
于是，我不得不再次造反。我对我父母亲说，必须送我上学。我要求他们送我去读书。这时，我展开了斗争。这次我是在自己家里造反。我宣布："我不同意你们不让我上学。"这次造反很厉害，我提出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我真的要做，但是，我还是说了。
您是对您父亲说的吗？
我是对母亲说的，我母亲给转达的。因为1月7日三王节又到了，三王节过后第二天，本应是送我们回学校的日子。但是，没有任何送我们回学校的任何消息和动静。看来，我没有指望，只有挨罚。于是，我发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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