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认识毛泽东吗？
不，我不认识毛泽东。我也不曾有幸认识胡志明，我把胡志明看成一个思想最纯粹的领导人。
毛泽东在历史上有很大功绩。他当然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鼓动者，而中国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他是一个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他发起、推动、并成功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傀儡政府的斗争，所以，毫无疑问，他谱写了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但同时，我也深信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不是右的错误，而是左的错误，更准确地说，是极左的思想。他用严厉的、不公正的方式方法把这些思想贯彻到实践中，比如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认为，作为一种极左政治的后果，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后来又产生了右转弯。因为严重的错误往往制造出它的对立面：极左的错误到了一定时候会造成右倾和右的政策。
我不是说中国革命已经垮台。这个国家正在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的革命者，历史功勋卓著，是伟大的天才，但是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看到个人崇拜到了那种地步，的确是触目惊心。
您认识一些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他们当政时曾有过令人憎恶的罪恶行径。比如我想到了阿富汗的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Amin），想到了柬埔寨的英萨利（IengSary），1975年他参与了在柬埔寨的种族灭绝屠杀。他们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
1979年作为总理的阿明在阿富汗领导了一个秘密小组阴谋反对总统穆罕默德-塔拉基（MuhammadTaraki），塔拉基当时正巧在哈瓦那访问。几天后，即那年7月，在喀布尔（Kabul）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塔拉基被暗杀，阿明上台当了总统。这次没有得到勃涅日涅夫（Brezhnev）同意的暗杀导致了苏联在1979年12月对阿富汗的干涉。
阿明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像波尔布特（PolPot）。我们曾有机会在1978年4月阿富汗革命成功后认识了阿明。您无法想像比他更和蔼的人！这点与英萨利完全一样，英萨利在柬埔寨革命后也对我们进行了一次访问。
确实，我曾奇遇般地认识了一些人物，他们表面上完全正常，很有教养，具有西方文化修养，毕业于欧洲或美国，然而后来却做出了令人恐怖、憎恶的事情。这些人好像在既定时刻发了疯。看来有些人的脑神经无法适应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他们可耻的疯狂举动至今使我震惊。
您认识邓小平吗？
不认识。我很希望我曾能认识。
您在开始这一组问答时曾问我哪些领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一开始就对您提到切-格瓦拉，一个拉丁美洲人，但我忘了提另一个杰出的、从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拉丁美洲人：乌戈-查韦斯。
您对没能亲自认识20世纪下半叶哪位领导人感到遗憾？
我已经提及一个人，胡志明。我也很希望能认识毛泽东。当时不可能，因为很快就出现了那些由中苏冲突带来的问题和分歧。应该把毛泽东纳入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伟大的军事首领之列。我没有忘记胡志明的遗信，信中请求中国和苏联超越争论、团结起来。
那么，戴高乐呢？
由于我们在战争中支持了阿尔及利亚人，与戴高乐的关系不太好，但是戴高乐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威望很高、权力很大，但由于阿尔及利亚有一大批法国移民，戴高乐为解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戴高乐作为军事家的一种素质给我留下了记忆：尽管法国人的坦克更多，但他预见到法国可能被德国打败，很简单，德国人把坦克组成了装甲师。于是戴高乐想出了主意，把坦克集中起来，并组成了装甲师。
其次，我佩服他在美国、在英国人、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出的毫不妥协的反抗性。他在那场几乎使法国这个伟大民族栽到西班牙或意大利之下的可怕战争结束后，拯救了法国。他拯救了传统、民族尊严和法兰西的反叛性。然后又出现了由阿尔及利亚之战引起的严重危机时刻，出现了政变的危险、威胁，有人给戴高乐打电话："请您过来，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局面。"谁能做到呢？他能做到，因为他有很高的威望。
戴高乐为法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的坚持下法国生产出了核武器，当时谁也没能禁止他，不像今天，禁止全世界生产核武器，但却不禁止从地理上离我们很近的某些人。也不禁止比如说以色列，它在另一种意义上离我们的邻居很近。
戴高乐直到被安葬时都是一个天才和人物。这是关于他我所能说的。人们可以赞同他或不赞同他，但他是法国的历史性人物。读过法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而我们都曾出于某种原因必读法国历史，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在世界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知道那个抵抗战争中的戴高乐，那个缔造了第五共和国的戴高乐，那个再次拯救了法国的戴高乐，哪怕人们不知道他究竟拯救了什么；因为你们总是经历着政治危机，甚至有过每六个月就更换政府的时期。
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从1944年到1958年。
他犯过错误，比如面对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时的所作所为。当希特勒还没有掌握充分权力而陆军总参谋部反对时，戴高乐允许了希特勒对鲁尔（Ruhr）的占领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事情，如兼并奥地利，兼并苏台德山脉（Sudetes）。他允许这一切发生。后来，德国人就像戴高乐曾担心的那样集中起他们的坦克进攻法国。
戴高乐把这一切理论化，并写进了一本书。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8)
关于装甲师。法国人拥有作为步兵支持力量的零散坦克，德国人打破了这些组合，因为在德国人的脑子里，没有比"后方有坦克"这样的消息更可怕的事了。俄国人那时确实已经有了装甲师；从军事观点来看，他们犯了另一个错误。但是戴高乐有能力统帅抵抗运动，尽管身边有他的美国盟友，他没有屈服于他们。由于戴高乐，法国后来扮演了重要强国的角色。戴高乐不是左翼人士，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法国爱国者，一个有战略思想的军事家。然而，当动乱威胁出现在1968年时他怎么样了呢？戴高乐跑到了德国，那儿有法国军队，他去确认这些部队的支持以便镇压任何可能的民众造反。我是这样看的，而我是不能赞同他这种做法的。
您对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保留着什么印象？
我是在萨特1960年访问古巴时认识他的。他是与西蒙-德波伏瓦（SimonedeBeauvoir）一起来的。我见他们的时间很少，我招待了他们，与他们进行了交谈。我本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们谈话，交换意见。萨特写了一本友好的书，题目是《掠过蔗糖的飓风》（Huracánsobreelazúcar），是给巴黎的一份报纸《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写的关于古巴革命初期情况的热情报道。
那么对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呢？
我也本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海明威。他喜欢古巴，热爱这个岛屿。他曾居住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东西，他的存书、房子，这些今天已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了。在革命后的第一年，我曾与他有过两次交谈，非常短暂。如果海明威能在这里多住几年，我会希望有时间与他谈得更多，与他再亲近一点。
他有的小说我读过不止一次。在《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Adiósalasarmas）等许多小说中，他总是让主要角色与自己对话。这是我最喜欢海明威的地方，我喜欢他那些角色自己与自己说话时的独语。《老人与海》这部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品也如此。
关于他这个人嘛，就我所了解的那一点点来看，我觉得他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的习惯、行为、他的物品，都表现了这一点。我从来就很喜欢他的文学。他在书中替自己画像，那些他体验过的冒险，那些他想经历但没能经历的事情。从心里说，我很欣赏他对冒险的渴望。
我希望我们现在来谈谈古巴国内的形势。所有国家都有不满的人群，古巴也一样。同时，看来您通常总能感觉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并总是由您首先在演讲中提出这些问题：这件事情没办好啊，那件事情必须做得更好啊，而人们也总能在您的演说中听见他们感觉到的问题。但是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听不见您在演讲中谈论古巴社会里没办好的事情了，因此很多人想念您过去扮演的那种古巴"头号反对派"角色。
的确，我是头号反对派，但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反对错误，反对没有办好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有办法了解舆论情况，就像是有一台显微镜。应该承认在我国，人民有自由表达意见的习惯，我们的传统中有这个特点，人们爱表达意见。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每个事件之后收集人民的自发意见，在这些意见里有反对的意见。我在前面已说过，我们还有规定，要公开每一项反对意见。我从不公开宣读与我有关的意见，因为有可能是非常夸奖的，当众念这些让我反感，不舒服，显得虚荣。甚至当几百万同胞中只有几千个人表示不同意见时，我也感到担忧。比如，有1万6千个人持反对意见就足以让我们注意了，不是因为百分比，的确不是；要考虑到这些批评意见有可能有道理，是正确的，但也有可能是对革命没有好感的敌对分子的意见。
情况是可以分辨的。当人们说："这个可能太贵了"，或者说："电视台的这个节目应该这样而不是那样做"，这些不是来自敌人的意见；尽管也有来自敌人的意见："你们谈这些，但不提吃饭的问题"，"你们说这个问题，但不说那个问题"。也就是说，关于舆论状况的信息是全面的、广泛的，我们关心这些信息，它帮助我们了解真实情况。所有的反面意见都会包括在内。必须关注舆论，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反对意见能帮忙，都是些自然表达的意见。
现在我确实是很有批评精神的，比过去更无情地批评。应该看看我说的那些话，而且我是在公众场合说的。
确实，在2005年11月17日的一次讲话中，您对腐蚀国家的一些坏现象宣布进行"殊死斗争"，您指那些小规模的腐败、偷盗国家财产，非法致富；直到那次讲话之前，您还没有对这些现象作过如此严厉的公开谴责。
是的。我们正在邀请全体人民参与这场战斗，一场针对各类问题的战斗，其中包括小规模偷盗、在任何地方出现的任何类型的铺张浪费。由于我们没有在人民中反复宣传深刻的节约意识，导致了这类问题的产生。
我考虑最多的，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是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我们正投身于一场反对种种恶习，反对滥用资源，反对某些扩散开的坏习惯的战斗。是的，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已经开始的伟大战斗，我们投入了史无前例的力量和经验，我们会赢得这场战斗。
应该承认，我们这里有几万个寄生虫，他们什么也不生产，然而却发了财，比如，他们买卖偷窃的燃油。很多人提着一根管子，把汽油倒进他们的老牌"榄仁"车（almendron，即1920年到1950年期间的一种美国汽车），这些新富人手里有钞票，却连自己消费的汽油都不愿意付钱。在这方面存在着普遍的混乱，造成几千万美元的流失......这是我们要整治的现象之一。
怎么解释一定要由您亲自干预呢？为什么集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常用方法不起作用了呢？
是的，我们过去相信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这种方法已经不灵了。像过去运用的那种方法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因为批评往往用于一个小集体内部，我们从未在大场合利用批评的方法，比如在剧场里，面对几十万人。打个比方，假如一个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虚报了有关蚊子（AedesAegypti）存在的一个资料，我们可以把他叫来，批评他。可以这么做。但是我见过一些人，他们说："我做自我批评"，然后若无其事，笑个半死！他们很得意。他们造成的后果呢？由他们的失职或行为方式造成的几百万元损失呢？
我们必须在屋子里，在核心层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发展到核心层外，发展到市镇，乃至全国。我们要利用人应该有的羞耻感，当然我认识很多恰巧可以称之为"无耻"的人。有羞耻感的人，当他看见当地的报纸上出现了有关他们所作所为的消息时，会羞愧难言。在这场反对恶习的战斗中，我们对任何人都不留情，对任何坏人坏事我们都要直呼其名，我们求助于每个部门的荣誉感。最后，那些不理会的人将去自我纠正，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自我纠正；是的，他们将自食其果。我们相信一点：人都是有很强的羞耻感的，一个革命者的首要责任是极其严厉地要求自己。
我们要打这一仗，要用更大口径的子弹。革命必须使用这些武器，只要有必要，就要使用它们。革命要建立必要的控制。我们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一切放任自流。
您认为"特殊时期"的困难和匮乏促成了腐败及偷盗现象的产生吗？
是的，尽管偷东西和盗窃资源并不是今天也不是"特殊时期"才有的。当然，特殊时期加剧了这些现象，因为它造成了很多不平等的状况，同时使一些人有可能弄到很多钱。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记得1990年左右，当时苏联还没有自我解体，我们在（哈瓦那郊外）的贝胡卡尔（Bejucal）修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技术中心。工地附近有一个小墓地，我有时在那儿转圈。一天我走到了墓地那儿，发现那儿有一个地下市场。修建那个中心的建筑队伍，包括队长们和一大批建筑工人在那里组织贩卖各种产品：水泥、木钉、木材、油漆......等所有他们用来建筑那个中心的材料。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9)
多少东西被偷盗啊？有时甚至涉及一些产品需求量很大的重要工厂。比如，药品厂。我了解拉利萨（LaLisa，哈瓦那的一个区）区的一家工厂，不得不把该厂的管理人和其他几十个人弄走。这个厂的管理人员本身和相当一部分人卷入了偷窃药品。不得不弄走了几十个人，再找这个找那个人来代替他们。只是解雇并不能解决问题，解雇也不是唯一办法。您看某些恶习扎根多深，浪费、挪用资源、偷盗多么严重啊。
您对这一切怎么解释呢？
在特殊时期，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非常不平等的现象。在我们开设外汇商店的那一天，我们心里是多痛苦啊。设立那些商店的目的是为了回收一部分某些人从国外得到的钱，这些人在全国人民经济极其拮据的同时，在外汇商店购买紧俏商品，那些商品从过去一直到将来都会昂贵，以便我们将收益用于满足那些从国外无法获得任何东西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此外，有些个体户向国民收费太高，他们在一个月的收入是我们一个医生的几倍，这些医生或在危地马拉的高山上，或在非洲的偏远地区、海拔几千米的克什米尔、喜马拉雅的山里工作，抢救生命。比起那些窃贼来，我们这些医生的收入只有他们的5%或10%；那些人将偷来的汽油卖给新贵，将港口的物资用卡车成吨挪运走倒卖，在外汇商店偷盗，在五星级宾馆偷盗国家财产――他们会用在某家外汇商店买来的普通朗姆酒置换宾馆的朗姆酒，就这样利用一瓶普通的朗姆酒能调出的莫希托（mojitos）和达伊基里（daiquiris）（莫希托和达伊基里是用朗姆酒加柠檬汁等调出的两种鸡尾酒名称--译者注）换取额外收入。在这个国家里有多少种偷盗的方法啊！
好像偷盗最多的地方是加油站。
好吧，我们从比那尔德里奥查看起，看看那些收取外汇、销售燃料的加油站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就发现那里被偷盗的部分与收入部分相等。他们偷了将近一半！在其他一些地方偷盗占一半以上！
在哈瓦那，很多人学会了疯狂偷窃。如果我给您讲讲首都所有加油站的历史，您会震惊不已；要做的事还要多两倍，简直是一片混乱。每个政府的部都自行其是，到处分发汽油。在人民政权委员会，灾难、混乱，是全面的。
还要看到，所有最老的汽车，那些耗油最多的汽车，都曾给了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表面上看我们合理地使用着汽车，但实际上我们正把国家世世代代抵押出去。就我们所了解到的来看，许多公家的汽车在为了与正常工作毫无关系的事跑东跑西。工作人员，或多或少，都利用公家的汽车去看亲戚、朋友、家人，或者女朋友。
已经用不了多久，就像许多发达国家正在做的那样，通过全球定位系统（GPS），就能知道每辆汽车在哪儿，不管在什么地方、哪条街道。谁也乘车跑不了，谁也无法坐车去看姑妈，看什么别人，看女朋友。不是说看望家人、朋友或女朋友有什么不对，但别坐用于工作的汽车去。
我记得有一次，那是特殊时期开始的几年前，我看见有一辆崭新的沃尔沃牌货运车在哈瓦那第五大道上飞奔，那车几乎是刚买的，当时值五六万美元。我对这辆车以那样的速度跑向哪儿好奇，于是让卫队问一下："停一会儿,问问他去看谁，让他跟你说实话。"那个司机坦白说他在第五大道上开着那辆沃尔沃疯跑是为了去看女朋友......真是无法无天了！（原文Cosasveredes,MíoCid为一句谚语，veredes是古西班牙语，即verés或verás，这句话的意思是"多么离奇的事呀！--译者注。）
像这样的事一直有。一般来说，我们什么都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不是革命能解决的事；不，这样的事谁也解决不了。"但是能解决，这样的事人民能解决，这样的事革命能解决。
怎么解决呢？
首先，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我对伦理的作用考虑过很久。一个革命者应该有什么样的伦理观呢？所有的革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从伦理观开始的。但是，这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经济问题。古巴人是世界上最浪费电力和燃油的民族之一。我们这儿谁也不知道汽油的价格，谁也不知道电力的价格，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市场上的价值。连房子我们最后都白给。古巴能通过赠送房子解决住宅问题吗？一些人买房子，成了房主，他们每月交50比索，80比索，好，现在兑换一下，如果这钱是从迈阿密汇来的，那只是3美元啊！这样几年下来，他们只付了不到500美元，其中一些人以1万5或2万美元的价格再把房子卖出去......谁来买呢？无产者吗？底层人吗？有许多底层人，他们得到了不花钱的房子，又把房子卖给新贵。这是社会主义吗？
有一个现象，尽管是合法的，但是荒谬的，就是说那些从国外得到外汇的古巴人比没有任何人在国外的古巴人享有更多的好处。这造成了不满。
是的，您要注意这里的不一致性，他们能得到这些好处首先要感谢古巴政府的补贴。比方说，现在那些在国外的人，他们有了1美元后干什么呢？他们汇往这儿......我有能得到国外汇钱的亲属，我与此毫无关系。一天我们打听了一下，现在有的省有30%到40%的人能从国外收到点什么，哪怕是一点点。但是，汇1美元是个好买卖，太好的买卖！他们靠汇美元就能完全把我们搞垮；因为，在一个被封锁的国家里，产品是配给的，得到国家高度补贴的，免除了服务费用的，或极便宜的，因而这些汇进来的美元就取得了很高的购买力。
那么，古巴人民为从国外汇进的这1美元曾付出多少钱呢？这一美元不是你在这里的劳动所得，是从外面汇给你的，是某个带着健康的身体离开这里的古巴人从外面汇给你的。这个人在古巴从出生起就接受免费的教育，没有患病；到达美国的古巴人都是我们这里最健康的公民。现在我们来看看，为这一个从美国汇来的美元，古巴平均付出了44美元的代价。我们研究过这个题目。
古巴是一个高尚的国家，她为在那边的那些人的美元提供补贴。那些人对你说："我给你寄2美元，你好支付得到补贴的电费。我再给你寄一个电冰箱，再不，我给你寄钱你好在商店里买东西。"然后，慷慨的汇钱人继续说："你别担心，你需要什么我给你寄什么，我来保证你在这个白痴社会主义国家消费的、得到补贴的300度电费。"我们是善良的人，但是会有某个公民理直气壮地觉得我们是傻瓜。他有部分道理，注意！
我还记得，当我们分析电力消耗时，发现有一家每月耗费11000度电的私人餐馆（原文Paladar在古巴是"小吃店"、"餐馆"、"餐厅"的意思--译者注），而这个白痴国家还补贴那里的店主，资产阶级很喜欢带参观者去那里品尝龙虾、虾的美味，以显示私营企业的奇迹。所有这些都是某人从巴塔巴诺（Batabanó）给他偷来的；餐馆有四五个餐厅。不能再这样下去！当然，这个"独裁的、滥用职权的国家"是"进步的敌人"，因为它视掠夺为敌人。
当时，国家给这家餐馆每月补贴1000多美元。我知道情况，因为我问过每月它消耗多少电，合多少钱，这家私营企业以受到补贴的价格付电费：11000度啊！我记得在超过了300度之后每度电付30分比索。他每月付3000古巴比索，即120美元。但是国家每月要花费1250美元――那次我是按每度电10美分计算的。这就是贸易自由，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这就是前进......
你们将怎么做呢？要取消补贴吗？
不，但我们已经提高了那些用电大户的电费标准。对于那些浪费电的用户，不管它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如何，我们要遏止它们的过份消费。另一方面，必须逐步摆脱在今天已经成为累赘的补贴政策。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0)
因此，从现在起，补贴或免费只用于那些基本的、紧要的事情。对医疗、教育和一些类似的服务将不会收费。但是必须对住房收费。我们将研究收多少。可能还会有一点补贴，但是所缴租金在几年后必须接近住宅的成本。一切都要适应我们的水平，一切属于人民，唯一不允许的是自私自利、不负责任地浪费财富。要杜绝浪费。
我们也要创造条件让配额本消失。我们正逐步创造条件改变这个在过去必不可少、而现在妨碍我们的配额本。只要按照简单明了的原则，我们不会滥用职权，也不会让人饿死。配额本必须消失。另一方面，我们提高了一些人的工资和养老金，这是针对那些收入最低的人。劳动和从事生产的人将得到更多的收入，得到更多的消费品，享有更多的服务；那些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收入将更高，得到更多的东西。很多特权将会消失。对很多不平等的事物我们将逐步截断它们的源头，那些它们赖以滋生的条件。当没有人需要补贴的那一天来临，我们就向着一个公正的、尊严的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您正在承认革命在这方面的错误。国外的一些人将会高兴，也可能国内的另一些人会认为您的批评过于严厉。
是严厉，但我这么说了。将来有必要说多少次，我就说多少次。我不害怕承担我必须承担的责任。我们不能搞温良恭俭让。让他们攻击我好了，让他们批评我好了。是的，很多人应该感到有点痛心......我们应该敢于这样，我们应该有勇气说出真实情况。那些外部的强盗说什么，那些广播明天或后天将以讽刺的口吻做何种评论，这都没有关系......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这不是说革命的坏话，这是说革命的好话，因为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革命能够提出这些问题，能够抓住斗牛的角，比马德里的斗牛士做得还漂亮。正因此，我们应该敢于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希望实现的目的。
为了打击偷盗，尤其是加油站的偷盗，你们正在起用青年社会工作者，是吗？
是的。我们正在非常严肃地解决这些问题。您无法想像这些青年社会工作者正在以怎样的热情工作。他们正在从事许多任务。我这一生从未见过这样高的热情，这样严肃、尊严、自豪的态度，这么清醒地觉悟到这是有利于国家的工作。目前青年工作者已经进入了炼油厂，他们乘坐在2万或3万升的油罐车上，沿途巡视，查看哪里有燃油被倒卖......我们这里曾陆续发现完全靠公家油罐车供给燃油的私人加油站。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动用全国拥有的28000社会工作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在为创建反腐败支部工作着。每一个需要观察的点配置一个支部。在那些地方也有青年团、群众组织、革命的战士......但是最好还是那些偷油的人自我坦白，那样我们就没有必要一个点一个点地发现每处盗窃多少燃油了。
有时社会工作者战斗队必须采取突袭、迅速、严守纪律和有效率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哈瓦那城，有1000人在行动，我们又动员了另1000人作后备力量。他们到达了那些地点，一下子哈瓦那加油站的收入就翻了一番。为什么过去那些职工收不进这么多钱呢？社会工作者必须进驻。我说过："他们有可能不吸取教训并自我纠正吗？"
哈瓦那已经变成了一所壮观的学校，人们在此学习该做的事，社会工作者日益提高能力。我们准备动用28000名社会工作者和7000名正在学习的学生。如果还不够，我说过，从现在起，我们与大学生联合会一起干，我们再找另28000名大学生，我们与正在积累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一起发动这些大学生。如果56000人还不够，那我们就再找56000人来加强力量。
让我们来告诉那些腐败者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制止偷盗。我们将拥有人民最坚决的支持。我们的社会将会真正成为一个全新的社会。将不会再有很多人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种现象永远也不会结束。"与人民在一起，我们正在证明能够做到。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不是我们打败这些不正之风，就是我们自己死亡。
谈到古巴的政治结构，我想问您是否认为一党制的结构今天已经不适应目前日益复杂化的古巴社会。
您在问一党制的问题，对吗？随着我们的人民更有文化，对世界更了解，他们就更热爱团结，珍视团结。我确实看到在一些拥有100个或120个政党的国家里发生的景象......我认为不应该把这种现实理想化为管理国家的形式，也不应该把它理想化为民主的形式。这是一种疯狂，一种异化的表现。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怎么能以100个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并取得发展呢？它不会把我们引向任何健康的管理模式。
在许多国家里，古典的、传统的、多党参与的竞选制度往往演变成一种好感度的竞争，而并没有成为一种资质、诚实性或才干的竞争。在这种选举中，最后被选上的，是那个给人以好感的人，最善于与大众交流的人，甚至是那个相貌最可爱的人，那个在电视、报刊或电台里得到最好的宣传的人。或者最终，毋宁说已经是个规律，被选上的是那个在广告宣传上花钱最多的人。
您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您在几本书里分析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半球某些我不愿提名的国家里，那些美国式的竞选花费几千万，有时是几亿美元；形象顾问们教导候选人如何梳头、穿衣、面对大众，以及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这一切就像是一次狂欢节、一幕真正的闹剧、一场演戏......
有时，参加这些竞选的只是那些有足够资金投入宣传战的人。那些在大众传媒露面最多的人，几乎就是最终取得竞选胜利的人。如果一个反对派候选人没能动员出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有效的竞选活动，即美国广告商所说的"科学广告运动"，那他就可能在竞选中失败。这是事实。这种大选的结果是非常奇怪的，影响它的根本因素与竞选人的才能很少有关系。
此外，不像在其他地方，在古巴不是由党来提名、选举众议员......比方说在西班牙，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内，党主席费利佩-冈萨雷斯决定谁将以该党的名义参加议会。这是一种像搞一场简单名义测验那样容易的方法。不错，他还要估计一下他将提名的议员候选人手中的钱数，及他们能够取得多大的广告效果，但这不难。如果他估计在一个省、一个自治区或一个地区本党拥有15%或20%的势力，他就将知道本党在这些地方可能拥有的议员的确切数目。于是他提名若干候选人，然后公民只是投票选举他拥护的政党。政党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组织，选举人只是为一个抽象的东西投票；选举具体议员的、确定议员名单的，是政党。
另一些国家的人，比如英国人，或牙买加人，他们有选区制度；这种方法稍微好一点。在选区里，每个政党（由选民直接）提名一人，一般每个选区有两个政党。这样，议员就会在议会里取得长期经验。一般来说，比起总统制国家里出来的干部，加勒比岛国的政治干部更有效率，更有经验。
我们在古巴，一条首要原则就是党不提名，由人民提名，每个选区的居民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提名，也就是说决定人选，然后选举将在议会代表他们的候选人。在这个过程中，党不得干涉，绝对禁止党的干涉。
难以相信党不介入。
我们的党既不提名也不选举。我们制度的基础是每个选区的代表，这些代表是由人民在代表大会上为各自选区推举的。每个选区的候选人不得少于2人也不得多于8人，他们由人民选举，必须获得50%以上的选票。然后由他们组成全国各个市镇的市镇代表大会。由600多名代表组成的古巴全国代表大会中几乎50%的成员来自这些选区代表，他们不仅组成市镇代表大会，同时推举组成省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候选人。
我不再展开了，但是我确实希望人们有一天能更多地了解究竟什么是古巴的选举制度；因为当一些北边的人问我们："古巴什么时候搞大选？"的时候，的确让人震惊。这个问题可以由我们古巴人问他们并对他们说："需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可以当上美国总统的超级百万富翁？"或者不这样提，总统候选人不一定必然是超级百万富翁，但我们可以这样问："一个候选人需要几十亿美元才能当选总统？"，"每个职位值多少钱，哪怕是最低的市镇职位？"
在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我们不会在墙上贴满广告，我们不会在电视上大规模播放那些竞选演说，我想他们是那样称呼的。
可能提出两个、三个，直至八个候选人，一般情况下有两到三个，差不多总是两个；有时候要花一些时间选择，因为有价值的是候选人的简历，经历，历史，他们一起参加竞选活动，这些人都是一些质量很高的人选。议会里差不多半数由那些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人员组成。
这些人不是党员吗？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1)
不一定非是党员，不，根本没有这种规定。他们中有很多党员是出于偶然。这证明了什么呢？只能证明有很多好人，很多优秀人物是党的成员。甚至天主教徒、新教教徒也可以是党员；宗教意识不是一个障碍。在开始时曾是障碍，正如我已经给你讲过的。但今天，党已经向具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敞开了门。
这大约13000名到14000名代表是被群众提名和选举的，他们必须获得50%以上的选票才能当选；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党的成员这一事实证明，被我们的党挑选出来的男女公民不是腐败分子，而是廉洁的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年轻人，许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我可以向您保证，随着我国历史、斗争、对抗、战斗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文化程度将越来越高。他们珍视团结，把团结看成根本性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许多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入党是一种获取特权、肥缺和好处的方式。人们入党不是出于信念和牺牲精神，而是为了私利。在古巴没有发生同样的情况吗？
我们的党不是为了获取特权而建立的。只要出现应尽的义务，那么第一个有责任去做的就是党员。党不提名，不选举，由人民通过10000多个选区来做这些事。党领导，我倾向于说党从意识形态上领导，党制定战略，党与共和国的议会、群众组织，与全体人民一起承担这个责任。这是一种不同的观念。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也有腐败。您认为在古巴，在领导层内部没有腐败吗？
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官员与外国大公司谈判，那么好吧，有时他们邀请这些官员去餐馆吃饭，或者邀请他们去欧洲，让他们住在公司主人的家里，或住在豪华饭店里......最后，我们的一些官员就成了成百万的买主；一方面他们是成百万的买主，另一方面，很多资本家都具备腐蚀人的艺术，他们做的比蛇还要隐蔽，有时比老鼠还要坏。老鼠是一边咬人一边使人痲痹，它们能在漆黑的夜里从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就像老鼠一样，他们逐渐使革命昏昏欲睡，再从革命的身上扯肉下来。
不少人的腐败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知道自己在搞腐败，或者怀疑自己的行为属于腐败，因为人们看见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看到了他们所干的蠢事：某人换了小汽车，新漆了汽车，按上了这个，或者装上了一些漂亮的带子，因为讲究排场。我们不下20次地在这里听说，在那里听说。必须采取措施。但是这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我们做了努力，我们有幸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腐败或滥用职权的现象，我还没听说过任何比我们做得好的例子。领导层的腐败在我们这里是无法想象的。有可能出现腐败，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这里有很多人陷入腐败，但是腐败不允许发生在党的领导干部、国家领导干部身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允许自己这样做。
有人把我纳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列。这（谎言）太过分了。我不会为此打官司。我确实没有任何财产。我有些许比索，自革命的第一年起，我为每项服务缴纳规定的份额，当然是微乎其微的，然后我会剩下一些。我的工资从来没有变过，从工资里我要交党费，一定百分比的房租，每个月都要交。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休假，好几年没有休息过一天了，没有周六，没有周日。物质上我什么也不缺。我拥有我所必须的。我也没有什么过多的需求......
我给您解释一下道德品行的准则和本质。如果说哪个革命领导人在外国某个银行有存款，那就让他们找吧；谁要是能找到一处，那么他要多少给他多少；我们革命领导人没有一分钱，我们可能有些比索，我们还剩下一些，因为几乎所有的消费都替我们付了......
您能告诉我们您的工资是多少吗？
我的工资，以25比索一美元计算的话，每月30美元。但我饿不死。我交党费，交别的，一定的百分比，从始至终交，交房租，我想是百分之十吧。
您应该明白，一个这儿那儿、在许多个地方被追踪的人，不可能每天都处在一个点上。当然，这些条件都逐步改变了，我们也逐步取得经验。
我要帮助我的一个姨妈，他的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了，这是实行退休制度之前的事，因为起义军曾六个月没有发工资。
还有别的，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您，这么多年来我积攒了许多接受的礼品。我不知道这些礼品总共值几百万美元，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喜欢卖掉属于或曾属于这个人、那个人的东西。一天，我把17000件礼品交给了哈瓦那市的历史学家欧塞维奥-莱亚尔（EusebioLeal）。我一直不愿意说这件事，免得一些赠送我礼物的人认为我不珍视他们的赠品。其实相反，我正因为重视才交给了哈瓦那市的历史学家。我对他说我只保留一个东西："把书给我留下吧；等我死后，就都是公共图书了。"但是其他的礼物，我全交公了。有很多趣事，有人会对很多事发笑，因为我还交了睡衣，甚至还有价值六七千美元的手表，艺术品，各种各样的东西，精美的绘画，价值昂贵的物品，古董。
我不是在自我辩护，我只是说有些事太可笑。他们两次把我纳入最富有的人之列。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搞这么荒唐的把戏有什么目的。我自己没有一分钱，我一分钱也不管理。当然，一般是国家的管理部门管理主席的开销。这在哪个国家都一样。确实，当我访问时，我必须住在宾馆里，必须在某个地方吃饭，但我身上从来不带一分钱。
我可以说执行了一个公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么我的所需，我个人的所需的确是非常少的，我的工资从未提高过。我将光荣地身无一文可兑换外币死去。人们要为我写的回忆录、书籍付几百万的稿费，我只是说："我写书是为了给学校的。"以这样的准则生活，人感到平静，由衷幸福，感到坚强有力。任何一个革命者的头脑里都容不下一丝不公正，绝对容不下。
我说过革命者的心里容不下报复心理。一个人可以用人世最大的坚定性进行斗争，但是不能出于仇恨而斗争。当我们在马埃斯特拉山时，有一次我说过一句话。当时我正在观察一次用火箭发射的轰炸，那些火箭是由美国人提供给巴蒂斯塔的炮手的，我在写给塞利亚（CeliaSánchez）的一封长信的结尾处写道：
"看到他们把火箭投向马里奥（Mario）的房子,我发誓要让那些美国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昂贵的代价。当这场战争结束后，对于我来说，一场更漫长的、规模更大的战争将开始，那就是我要打的反对他们的战争。我感到这是我真正的使命。"
那是我看到那些炸弹时的一种预感。
但是后来我又目睹了那么多的事情......我看见成百万的越南人死去，成百万的残废，我看见他们向越南的热带森林抛撒下凝固汽油弹，那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优雅、感情细腻的民族啊，而美国向两万公里之外的这个国家轰炸。我看见他们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行为，那些拷打，看见他们在费卢杰使用白磷弹......看看那些他们强加于人的独裁政权，那些在美国造的专门指导下培养出来的几万施刑者，那些让1万、2万、3万阿根廷人"失踪"的肇事者，他们还偷走了"失踪者"的孩子；我看见那些人让10万多危地马拉人"失踪"，"失踪啊"！再加上对智利的镇压，加上他们干过的所有可怕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那里曾有一个受到美国支持的、由美国制造出来的、像尼加拉瓜的索摩查一样的特鲁希略的政权......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2)
在给塞利亚写了那段话后我目睹了那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让我觉得那时写下的话是正确的。我不是针对作为人民的美国人。相反，古巴是美国公民在世界上能受到最好接待的国家，在古巴没有偏见也没有心理情结；心理情结会造成仇恨和蔑视。我们这里不存在对美国公民的蔑视。我们的人民所接受的不是沙文主义也不是狂热情绪的教育，这是一个在思想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否则我们不可能坚持下来。一个国家只有靠思想才能站得住脚。
有一些人，甚至原则上是古巴的朋友，他们面对那么多针对革命的批评，也开始怀疑你们，或最终谴责起你们来。对他们您能说什么呢？
对很多出于一定的思想怀疑我们的人，或者谴责我们的人，我想说的是，想一想这个小国家为什么能够在将近半个世纪里抵御那个最大的强权的多次攻势。如果不是靠着原则、思想和伦理，这是无法做到的。这是唯一的方式。
我们相信人，相信人类，相信人有能力获得道德、觉悟，相信人能够做出巨大的牺牲......人们甚至能为坏的事业做出牺牲。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您看在马恩（Marne）、凡尔登（Verdún）战场上，连那些工人都去为法国国歌而战，真是美丽的篇章，为法国国旗、法国历史、法国国徽而战。人们为了象征符号成群去死，只为了那些象征，相信那是美好的，是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而他们是在保卫帝国的利益，保卫大资本家的利益，保卫那些非洲、亚洲的殖民强权的利益。
在漫长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人们为了尊严，为了自己所珍视的价值而死。那是因为有人曾把这些价值观灌输给了他们。应该把那些从人道主义、正义、博爱的角度看来是最美好的价值灌输给人们。
法国革命中，我非常喜欢"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她曾是教诲。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目睹了世界各地发生的状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生的情况，目睹了美国的统治方式之后，还有谁能谈论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吗？甚至连自由也无法论及。无法论及平等，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很难论及博爱，很难让博爱统治世界。然而，自由、平等和博爱将会统治世界，因为这些感情正在四处萌发新芽。
因此我常说，知识分子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我们称之为知识劳动者的那些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教授，所有那些在英特网上组织强有力运动的人士，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从阿莱格雷的世界社会论坛开始组织抗议活动的人，组织西雅图抗议活动的人，他们才能使当今世界的主子们害怕。
我坚信在美国绝不会建立一个法西斯政权，因为美国有传统，有伦理价值观，有政治机构......一般来说，美国人做什么的时候，以为他一定能把这件事做好；因此一些统治者总是首先企图欺骗他们。但是，要想欺骗一个知识分子肯定是很难的，哪怕在这场迫使许多美国公民扔掉法国葡萄酒的伊拉克战争中。这个举动真是愚蠢。假如说是他们正在大喝也好啊，然而，唾弃法国葡萄酒，扔了它？您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极端做法啊......这类事情在出，是仇恨造成的，他们强化仇恨，强化偏见。
我们认为自己有幸觉悟到这些不是政治武器。有政治武器，而且我们的经验证明，运用原则是我们可能拥有的最好的政治武器。
最近古巴在宪法中加入了社会主义是一条出路......
规定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更改性。
您认为在宪法中写入这点就足以保证古巴永远坚持社会主义吗？
我不认为，但这么做事出有因。2002年5月20日，布什先生要古巴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要我们在古巴建立资本主义，建立尼加拉瓜式的、或其他一些我没有必要在此提名的国家式的民主。我们给了他一个回答。群众运动持续了两个月之久，举行了群众游行，产生了一个给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关于这个提议我已经给您讲过了。800多万人在提议上签了字，真真实实的签字，因为除了某些眼睛或胳膊有问题的，所有愿意签字的都签了字。一共800万人签字！许多地方都举行了抗议，因为必须是身在本选区的人才能签字。比如，所有当时没在圣地亚哥城的人不能签字；因此有不满情绪，许多人说："我也想签字！"在选举全国代表的时候，允许在外地投票，但是这次我们做出了我给您解释过的规定。
关于这次签名，有过非常剧烈的争论――一切都在4天内结束――，因为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他们签字。有可能一位大使身在工作的所在国，有可能这位正工作，那位正访问；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几十万人因为不在居住地，因而无法收集到他们的签名。
我来结束我的解释。因为他们要我们建立资本主义，我们就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打了一个大仗。所有群众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全体集合起来开会，讨论一种又一种可能的回答，而这几百万签字一致支持这一步。
有人可能会问，怎么说不可改变呢？什么都是可改变的。我们曾在宪法里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修改宪法，作为宪法规定的权限，代表大会可以商定对宪法进行几乎不受限制的修改，当然要通过一定的必要程序。因此我们决定取消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个权力，取消它修改宪法以改变制度的权力，因此宣布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可改变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想要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进行一场革命，或者毋宁说一场反革命。也就是说，必须这么做，而面对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团结的人民，要这样做并不是很容易的。这就构成了对布什从美国向我们提出的强求的一个尊严的回答的特点。因此，宪法里就写上了这一内容。
敌人甚至可以合法地掌握共和国的政府，他们理论上拥有一个条款：到代表大会去，成为大多数；如果他们推举出选区的代表，假如他们获得大多数，人们投了这些代表的票，就这样，请注意，通过选举的方式他们就可能夺取政权。因此，一边是"不可改变"的性质，一边他们就有可能夺去政权，并凭借政权，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一场反革命。这种事情发生过。然后，照此办理，汇集几百万的签名――他们永远也做不到，通过法令宣布，通过法令改变社会主义。
我说一场反革命，因为他们必须夺取政权来实现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武力。根据我们的选举制度，他们完全能够通过决定我们选举程序的现行法律机制夺取政权。当我们写上："不可改变"，那就是不可改变。也就是说，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改变它。这就是我们对宪法所做的修改。
他们能够通过一次选举的胜利来改变这种情况。夺取政权，这是要费一点劲的，两者都是困难的事。
您对古巴社会的前途感到乐观吗？
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清楚我们的命运是什么，这是一种非常艰难的、但又充满英雄气概的和光荣的命运。我们的人民绝不会被战胜，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话。我们的人民的平均知识和文化水平将会处于世界最前列，像在一场马拉松赛跑中，领先紧随其后者几圈。我这么说丝毫没有沙文主义的意思。我讨厌沙文主义，我更喜欢批评，并总是在提及我们的成就时，表达我们没能做得更多的惭愧；每当我们应用我们的发明时，总是表达没能更早发现的惭愧；每当我们利用了新的可能性时，我总要表露没能更早获得这种经验的忧伤。现在，我们至少创造了经验。
您看，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文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在目前已经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日益获得更多知识的社会，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高速发展，在哲学、政治、历史、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成倍获得更多知识。一切都在发展，因为近来我们意识到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成倍提高知识水平。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3)
我可以举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进行扫盲的例子，或者举利用太阳能向农村任何一个角落、小角落输送从不间断的稳定电流的例子，这样，只要很少的花费，就能通过电视把知识、文化、智慧送到任何地方。
无知是许多坏事的同谋。知识应该成为希望获得真正解放、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社会的那些民族的基本同盟，哪怕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悲剧，面临那么多的问题。我给您举了这些例子，但是我们发现可能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一切在我们的手中，在团结起来的人民手中。
您今天有好几项活动。我们这最后一次会面时间很晚了，已经过了午夜。所有这些活动应该使您很疲劳......
除了一天的日常工作，在今天的工作日结束之时，我还进行了两项重要活动：一是在电视上露面，二是会见我们去参加一个重要国际会议的代表团。两个题目都很重要。因此我们的谈话开始得晚了一些，但我很高兴接着谈。
您的工作仍然很繁忙，而在2005年8月13日您已经满79岁了。我想问您，您感觉身体如何？
哦，我身体还好。一般来说，我感觉身体还好，尤其是我感觉有精力，对事物有热情。我感觉身体和思维都很好。在这方面，体育锻炼的习惯肯定起了积极作用；我认为体育锻炼不仅有利于肌肉，也有利于大脑，因为它影响到血液流动，影响到氧气到达所有细胞，包括脑细胞。
2001年6月23日，您在做一次公众讲演时晕倒；2004年10月20日您又摔倒一次，也是在公众场合，这次造成了您的一个膝盖骨折。您从这两次身体的小事故中恢复得怎样？
您看，像以往一样，人们又在做很多推测。确实，2001年6月23日那天我在哈瓦那的一个区，科托罗（Cotorro）区，当我在酷热中连续三个多小时、面对电视直播做演讲时，短暂失去了知觉，很轻微。那是由于高温和过份的日照造成的几分钟的晕厥。几个小时之后，正在为此庆祝的迈阿密的人，惊奇地看见我再次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亲自告诉人民所发生的真实情况。那不是一件大事。谁在烈日下站那么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您在圣克拉拉摔倒的那一次呢？
关于2004年10月20日那一次，我曾在次日给人民的一封信中讲述了经过。在结束于圣克拉拉市的演讲时，我意外摔倒了。一些新闻社和其他的传媒散布了关于事故原因的几种说法。作为当事人，我可以给您详细解释所发生的情况。
大约在晚上十点钟我结束了演讲。一些同志到主席台上来问候我。我们一起待了几分钟，然后从同一个用来走上主席台的小木梯走下来到下面聚集。我正准备在一个我上台讲话之前坐过的椅子上坐下来，我在花岗石的路面上走着，一边不时抬起目光问候与会客人。
当我到达距离第一排椅子有15到20米的水泥地面时，没意识到在地面和人群中间有一个比较高的走道。由于高度的差别，我的左脚踩空了，冲力和很久以前被牛顿发现的重心原则使我在踩空的同时向前冲直至摔倒在地面上，时间只有几秒钟。出于本能，我伸出两只胳膊来减缓下跌；否则，我的脸部和头部都会撞上地。
此事责任在我。我的疏忽是由于那天的激动，那一天的活动充满了创造性和象征性。那天夜里11点左右，我躺在担架上，被救护车送往首都。人们用几针镇痛剂减轻我的疼痛。
我记得乌戈-查韦斯总统刚得到消息就打来了电话。他希望与我通话，靠着无线通讯我们通了话。
我们一直到达了革命宫。我立即被带进设在那里的一个小医疗间，那里有为紧急情况准备的最必要的设备。医生准确地判断了左膝盖和右臂上部的伤情，右臂的肱骨呈现一个裂隙。髌骨碎成八块。专家和病人一直同意做膝盖手术，并用三角绷带固定右臂。
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15分钟。矫形医生精心把每块碎骨放在原来的位置上，拼合起来，并像编织匠一样把它们用不锈钢细线缝合起来，真是金银匠一样细致的工作。
我请求医生别给我用镇静剂，因此他们通过脊椎进行麻醉，只痲痹身体的下半部，而使身体其他部位照旧。出于当时的形势，必须避免全身麻醉，以便我能处理重大问题。于是，自始至终我都继续了解情况，并下达指示处理此突发事故造成的新情况。
外科手术之后，我开始锻炼左腿，同时保持右臂不动。
恢复期和功能锻炼期不太长；我经常游泳，做很多锻炼来恢复腿和手臂的正常功能。我没有耽误一刻处理国家事务。现在我正象您看见的，能走，能活动，生活正常，没有什么问题。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关于未来的话题。您没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吗？
我们知道时间流逝，人的精力也会耗尽。但是，我在这里想向您重复我在2003年3月6日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时对全国代表大会所说的话："现在我明白了我的命运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在生命的尾声休息。"我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希望的话，我便一直与他们在一起，只要我认为自己还有用，需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一分钟也不少，一秒钟也不多。
我觉得我每年都为革命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热情，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更有经验，沉思得更多，考虑得更多。柏拉图（Platón）在《共和国》（LaRepública）里说，承担领导职务最理想的年龄是55岁之后。采用他的说法，我想，这个理想的年龄应该是60岁。而我猜想，柏拉图时代的60岁大致应该是今天的80岁......
您问我：我还会在位多久？我向您说实话，这要由全国代表大会以人民的名义来决定；这件事应该由人民来决定。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05年11月宣布您得了帕金森病。对这条"消息"您有什么评论？
他们正在等待一个自然的、绝对符合逻辑的现象，那就是某人的死亡。他们想到了我，这真是我的莫大荣幸。这等于他们坦白说无法做到多年来想做的事：暗杀我。如果我是个爱虚荣的人，我可以引以为自豪，因为这些家伙表明了他们不得不等待我的死亡。他们每天都在编造些什么，说卡斯特罗是不是得了这个病，是不是得了那个病，是不是得了这个病加上那个病。最近编造的是我得了帕金森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当时患有帕金森病，但他又活了许多年周游世界，他有意志力。
我呢，我跟您说过，我狠狠摔了一跤，直到今天（右）臂还在康复期，并天天好转。两升血流在我的肩膀和上臂内部，但没有在X光片子上显示出来。我没有摔到头部，如果摔到了头，我今天肯定不在这里，那些杀了我多少次的人就会洋洋得意了。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失望了。
我万分感谢我的手臂折伤这件事，因为这使我更加注意约束自己。我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好，我的生活更有规律并加强锻炼。我还必须进行艰苦的练习来恢复膝盖，让髌骨能更好地活动。我做了努力，还要继续努力。我学会直到生命最后一秒也要坚持锻炼。我什么都不会掉以轻心，我更有毅力吃应该吃的，不该吃的一口也不多吃。
当人做练习的时候，肯定要不断使臂上的肌肉越来越结实。我必须向多少人表示问候啊！成千上万，有些人到了并迫使你伸出胳膊；你不能免礼。你得像某些人那样，当你碰他们这儿的时候，他们挺起坚硬的肩膀让你们相信他很强壮，相信他钢铁般强壮。现在每当人们向我伸出手时，我就这么做。
您总是随身带着武器，现在由于摔了这一跤，我想，您无法使用右臂，也不能使用您的武器了。这使您担心吗？
因为美国中情局的那些家伙总是找事，企图暗杀或干别的勾当，可以想像我在任何时候都带着一件武器，并时刻准备使用它。我遵守这一原则。我带着一支有15发子弹的布朗宁手枪。我这一生开过不少枪。我的枪法总是很准，这是个运气，我也一直保留着运气。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害怕敌人。当时我首先想证实的，是我的胳膊是否还有力气使用我一直使用的武器。枪总是不离身。我取下枪栓，装上子弹，放下保险，打开保险，取下枪栓，取出子弹，然后我说："我放心了。"这是第二天的事。我感觉有力量开枪。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4)
在事故的第二天，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医院，把我带出一个地方，又带到另一个地方，我也不反对，但心里很明白他们在对我做什么，因为他们必须与我商量手术方案。因为，如果我确实感到没有力量做一件事，我就会召唤党组织并说："你们看，我感到无能为力。"因此我批评了医生，因为他们把事情的严重性缩小了一点。我对胳膊更愿意靠功能恢复。用打钉子及其他措施的手术处理更危险。对一个20岁或25岁的年轻人可以做这种手术。我说，"好吧，反正我也不会参加下一届棒球冠军赛，也不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总之，必须采取正确的做法。
如果我觉得自己的状况无法承担工作，就会说："我有这种情况，请某人承担领导的责任，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干不了。"如果我将死去，那就死吧。如果我不死，并恢复了功能，那我就再承担我的工作。如果情况证明我离开岗位更好、更有利，或者说我继续的话反而有害，那我就离开。总之，人是有点经验的。
那个时候我是在为这些事操心的。这里我们不去描写、讲述我们准备了什么措施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准备了一些措施，来应付突发情况。我们的人民应该准确地知道在每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做。让我们的敌人幻想破灭吧；如果我明天死去，我的影响会增长。有一次我曾说，我真死的那天，谁也不会相信。我会像勇士熙德（CidCampeador）那样，人们把死去的他抬上战马，继续赢得战斗。
您几次在演讲和会谈中提起可能出现的继承问题,提起当您不再领导这个国家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您怎样看待一个没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的未来?
好，关于这个问题让我试试讲短点。我跟您讲过那些试图从肉体上消灭我的计划。开始，我的角色比较重要，因为要进行非常重要的思想斗争，必须进行很多说服工作。我跟您说过存在着偏见。那时存在着种族偏见，反社会主义偏见，那是多年来撒下的毒药。
您是说很久以来您就在考虑他们暗杀了您的可能性，您必须考虑可能发生的......
您差不多就是在问我继承的问题。
是的，我是在问继承问题。
一开始，处于所有这些暗杀计划之中，我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今天我并不具备这个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也许具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权威，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信任我。
我向您介绍过，我们研究所有的公众舆论。我们用一个显微镜跟踪公众舆论。比如说，我可以跟您说说首都的公众舆论，全国其他地方的公众舆论，我能向您介绍所有的意见，哪怕是反对的意见。绝大多数是有利于我们的意见。
在进行了46年的斗争并取得了经验之后，我的权威是比过去高。我们这些进行过斗争、打过仗、领导过推翻独裁政权、使国家获得独立的人是具有很高的权威。
还有一个特权：年龄。这是偶然性造成的影响。一个人可以由于自然原因死得很早，或者死于暗杀他的计划。但在我身上这两者都没有发生。
我积累起这么多经验并不是什么大功劳。如果有什么功劳的话，那就是我始终如一地忠实于思想和原则；就是我没有因为手中的权力而骄傲，也没有受到滥用职权的诱惑，而人是很容易受这种诱惑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意识到如果暗杀发生在我身上将意味着什么，因此我提出了关于我的这个情况的问题，这也是自然的......别人觉得劳尔比我更激进，我承认他像我一样激进。只是因为他曾经在共青团组织工作，别人就觉得他比我更激进。我知道他们害怕，劳尔使他们担心。这是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
第二，据我看，在替代我的作用方面，劳尔是相对最有权威、经验和能力的人选；我还会再次强调我的看法。我向您讲过他怎样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被捕入狱，怎样改变了局势，怎样在第二阵线将分裂出去的纵队组织起来，作为军事和政治组织者，他的工作的确很出色。后来，他很好地完成了在军队里的使命。他善于教育、培养人才，处理事务很镇静、很严肃。至今他都是最有权威的人，人们很信任他。
在那个年代里，可以谈论什么人替代什么人的问题。当革命成功的时候，我32岁；当1959年1月1日革命成功之时，劳尔28岁，他的生日在6月，我们当时面临的日子都还长得很。
也曾有过数起针对他的暗杀，尽管是主要矛头对准我，这是由我的地位和所负的责任决定的。他是党的第二书记和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这些职务赋予他道德责任和权威性。
在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消失的情况下，劳尔都将是无可争议的接替人？
如果我明天出什么事的话，毫无疑问全国代表大会将开会并选举他，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异义，政治局也将开会选举他。
但是，他在几年内就会赶上我，因此这更是一个代的问题。我们有幸拥有三代革命者。也不要忘记在我们之前的那些先行者，即人民社会党的老党员和领导人，那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与我们这些人一起产生了新的一代人。再以后，产生了在我们之后的一代人，以及紧接着他们的那一代人，他们参加了扫盲运动，参加了反对罪恶团伙、经济封锁、恐怖主义的斗争，经历了吉隆滩战役、十月危机，履行过种种国际主义义务......许多人立了很多功。这一代人中还有很多人懂科学，懂技术，身为劳动英雄、知识分子、教师。这是又一代人。还要加上与这一代人有最密切关系的共青团、大学生及社会工作者。他们与青年和大学生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也就是说，您认为比一个个人、比劳尔更重要的真正的接班人，是一代人，是现在的这一代人？
是的，已经是一代人接替一代人的问题。我有信心，我也一直这样说，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存在着很多威胁这一革命进程的风险。存在着主观上的错误......有过错误，但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某些倾向和错误，这是我们的责任。今天已经克服了这些错误。
我跟您说过明天可能发生的情况；但现在已经是新一代人在接替了，因为我们这一代正在过去。我们中最年轻的――我已经提到了劳尔的例子――也仅仅比我年轻四五岁。
第一代人仍然在与新的一代合作，新一代人遵从我们这些剩下来的少数人的权威。现在第二代人正在工作着；而第三、四代人也正在成长......我很清楚第四代人将会是什么样，看看那些六年纪学生的讲演。我们发现了很多聪明人才！
我们发现了许多人才，这些孩子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令人难忘。不知道人民中间还有多少人才，多少天才。我主张天才是群众性这一理论；不是在这方面有天才，就是在那方面有天才；有的在计算机方面，有的在音乐、机械方面；天才是很普遍的，有些人有做这个的天才，另一些人有做那个的天才。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和教育，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正在于此，人们将会看到它的成果。这些人就是在经过若干年特殊阶段之后写下"我是社会主义者"的800万古巴人。
我充满了希望，因为我发现我称之为第四代的人，他们的知识水平高出我们这第一代人三四倍，高出第二代人大约三倍。正在如此成长着的这第四代人，他们拥有的知识应当相当于第三代人的至少两倍半。
第二部分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15)
请注意我要对您说的话：将来到古巴来看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成果的人，要比到古巴海滩的人多。我们的国家已经在从事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业。像我们这样一个小国居然能够为联合国提供所需人员以便完成秘书长倡议的在非洲杜绝艾滋病的计划。今天，实施这样的计划已经缺少不了古巴医生。在欧洲和美国征集不到1000名医生开赴我们的医生正在工作的那些地方。我说征集不到1000名，那是我在夸大，不知道他们能够征集到多少......我们向联合国提出派4000名医生，现在已经有3000多名在那里工作。这满足了一部分需要。这个被封锁的国家，这个经历了40年封锁、10年特殊阶段的国家，创造了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不是通过在社会上鼓励个人主义、靠利己主义所能创造的。
您在说这场革命没有衰萎？
我们还远远没有结束革命，我们处在我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在各方面更有希望的时代，您在各处都能觉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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