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格达 即格达·呼图克图，藏族、西康省甘孜县（今属四川）白利寺活佛，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7〕刘主席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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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南公安通讯》题词（一九五O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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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隐蔽斗争，肃清匪特，是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不但需要我们公安工作同志的机智和有办法，更重要的还在于依靠群众和掌握政策。
邓小平
六月三日
根据西南公安部主办的《西南公安通讯》发表的手迹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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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一九五O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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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讲讲整风〔1〕问题。这是个全党的问题。五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在今年内进行一次整风，这是我们党的第只次整风。
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整风运动〔2〕，那次整风主要是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目的是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领导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那次整风为七大〔3〕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没有那次整风，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整风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即三查三整〔4〕。这次整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战争非常艰苦，又处在接近胜利的关头，正需要我们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以争取胜利，而党内存在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一部分同志有消极失望的情绪和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加以克服，才能前进。经过不查三整，克服了党内的混乱思想，团结了全党，进一步联系了群众，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当然，在这两次整风中，都有一些缺点，但是不能因为有些缺点，而掩盖了主要是成绩的一面。这两次整风对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我们进行第三次整风。这次整风是处在工作任务更加繁忙的时候。我们面临三万万人口的新区，干部又比较分散，发生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前进，所以必须整风。这次整风要吸取前两次的优点，避免前两次的缺点。
这次整风主要是查思想、查作风，看我们的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在各种运动中是否执行了党的政策，是否联系了群众，工作是否做得那样好，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经过整风，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那么，目前我们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中央指出，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之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指出，进入西南以来，工作是很繁重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品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区别这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从遵义会议〔5〕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但是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
拿川东的征粮来说，就有这种情况。有些县完成得很好，有些县则完成得很差，而同志们都是很努力的。检查一下，完成任务的往往比未完成任务的在执行政策上偏差要小一些，工作做得入情入理一些，在方法上又善于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善于依靠农民群众，善于团结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善于运用保甲长并使他们在农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少一些。这就说明，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这里面包括政策与作风两个问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
重庆的工厂企业也是这样，凡是正确执行政策和工作作风好的，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南桐煤矿，干部并不多，但是工作做得好，原因就是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在上级还未提出废除把头制叩时，他们已经发现这个制度不合理，而且改革了。又如码头，干部也不多，而且工作复杂难做，但是他们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能够走群众路线，先摸清情况，然后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又如兵工厂，由于生产尚未恢复，开始只发生活维持费，工资较低，工人普遍不满意。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简单下个命令，出个通告；二是开代表会，说服工人。他们采取了后一种办法，由工人推选代表，开了几天会，刘司令员勿也去讲了话，结果，包括原来准备向工业部作斗争的代表在内，全体举手赞成不增加工资。究竟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好，还是依靠群众、说服群众好？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
我们到西南的干部很少，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什么办法来做好工作？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走群众路线。但是，我们常常见到有些同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看自己执行政策上和思想作风上有没有问题，而是埋怨上级给的任务重，干部少，群众条件不好。重庆码头和南桐煤矿的工作经验，对于这种错误的说法无疑是一个严肃的批评。
有的同志还一遇到困难就怪到新参加工作的干部身上。这是不应该的。由军队和老区来的一万干部，到新区做地方工作，是新干部的老师，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学，而且学会了之后很难改变。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所以，这次整风是非常必要的，整风的对象也主要放在这三万人身上，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
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毛主席的教导恰恰相反。沾染这种作风的人，不可能实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可能联系群众，不可能进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其结果一定是损害党的工作，损害党的信誉。
还有两个错误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
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木问题之一。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二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统一战线问题，一个是武装斗争问题，一个是党的建设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上发生错误，都会使革命遭受失败。这就是说，如果仗打得好，党也很团结，但统一战线搞不好，革命也要失败。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二个问题都解决得好。但是，是否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就可以抛弃统一战线呢？不能够的。过去需要统一战线，今后同样需要，不仅需要，而月＿还要进一步巩固。如果抛弃了统一战线，革命还要遭受失败。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又强调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党内真正懂得统一战线问题的人还不多。有的同志虽然不反对统一战线，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还是怀疑L」如对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1几，有些党内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十绅、知识分子合作。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
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它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即使是中立一时、将来还可能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要使其中立。这样就能把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缩小敌人的圈子，以便打倒主要的敌人。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存门户之见，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变成狭隘的宗派，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有些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怕自己吃不开，因而对于统一战线发生抵触。有的同志以老资格自居，认为反正你不是共产党员，不让人家有职有权，非要人家服从自己不可。有的同志认为战争胜利了，不要别人也行了。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在共产党员中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将受到很大的损失。道理很简单，在西南，除军队外，约有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地方工作干部，其中只有三万人是党员，还有少数团员，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非党团员。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问题，就是百分之二十与百分之八十的合作问题。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小圈子主义的危险性，难道还不明显吗？同非党人士合作会遇到一些麻烦，他们也会有不正确的思想认识问题，这要慢慢地帮助他们。中央规定，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你有理无理。不这样，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就会使自己孤立起来，就会做不好工作，就会增加对革命的抵抗力，这对人民的事业非常不利。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要自觉服从党的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工作，并经常准备吃亏和遇到麻烦，工作做坏了，还要受批评，而且终生都应该如此。
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领导，这是很对的，但是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呢？首先，要坚决地执行由我党提出的为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8〕，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每一项法令、文告。其次，要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去实现共同纲领和执行法令。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熟悉共同纲领和政府法令，不懂得运用这些武器去团结和教育人民同敌人作斗争，那么不仅说不上什么领导，而且还会做出违反共同纲领和政策的事情，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使自己完全居于无理和被动的地位。今天的不幸情况，恰恰是有些共产党员不学习不运用共同纲领。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背得烂熟，在讨论工作和政策时，能够引经据典，充分说理。而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却往往瞠目不知所对，有的甚至最后拿出蛮不讲理的本事来。试问，这还说得上领导吗？第三，共产党员除了应成为执行共同纲领和遵守法纪的模范之外，还需要具有纯正的作风，就是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有些同志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一切要服从我们。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群众不一定会服从你。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或者有人说，我革命时间长，本领大。但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
我们党内有这样两种人。一种人老是拿共产党员的牌子和革命多少年的资格去压别人，硬要党外人士服从自己，说话态度生硬，架子摆得很大，以为这就是“领导”。其实只能令人讨厌，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地步。另外一种人，虽然本事不大，但是能够同党外人十虚心合作，遇事共同商议，共同决定，工作勤勤恳恳，结果事情办得很好，也得到人家的尊重。所以止确的主张必须与良好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既坚持共同纲领，又态度坦白诚恳和具有说服力，这样就是批评别人，别人也愿意接受，这才算是好的领导。朱总司令说：我们同党外人士比，是拿全党的整体来比，拿个人比，不一定个个比党外人士强。不要看不起党外人士，我们的经验他们很快就可学会。如果我们不进步，许多青年会很快地走到我们前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前进，就是尊重别人，虚心学习。老同志之所以可贵，不只是在于他们有功劳有经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不自满不骄傲，能够同群众一块，不疲倦地继续前进。如果骄傲自满起来，不前进，脱离群众，那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就会前功尽弃，变成妨碍别人前进、妨碍事业发展的庸人。
现在各级政府正在进行人事安排，今后会有许多党外人士当部长、科长，如果有些党员同志当副职，一定要接受人家的领导。这同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只要党员正确地执行政策，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即使党员是正职，党外人士是副职，也要遇事商量，真正做到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对旧工作人员也要诚恳地给予帮助，不要口口声声称人家“旧人员”。要尊重他们，使情感融洽起来，这样才有利于帮助他们进步和改造。
冉讲一讲蜕化腐朽思想。这个倾向正在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多。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还有一个干部婚姻上的问题，现在到处在闹“改组”。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欺骗的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整风要加以克服的不良作风和不良倾向。产二生这些倾向的根源，是这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从革命战争来说，我们是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敌人还很多。就目前说，土匪为患还很严重，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征粮收税任务的完成都还差得很远。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困难还很多，有哪一点值得骄傲呢？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很长时期还是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现在我们也只能实行供给制〔9〕。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应当计较享受。要弄清楚，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的生活水准。
这些倾向还表现了我们党的组织生活太差，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特别是在领导同志中间。最近我们接到好几个同志的匿名信，揭发了一些问题。这些写信的同志是好的，但他们用匿名信的方式，这也反映了一些部队和地方党内生活不民主、不健康，党员的正气还抬不起头来。这些倾向能不能克服呢？任何一个革命阶段，总有一些渣滓要沉下来的。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的本质是好的。沾染不良作风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转变思想，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这次整风要避免过去的缺点，着重启发诱导，通过检查半年来的工作，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根据“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只有个别品质极坏的，如严重的贪污腐化及有意识地破坏、抵制党的政策的人，才给予纪律处分。希望每个同志积极参加整风，以便迎接今冬明春的减租和明冬后春的土改运动。
我们要在整风的基础上把党公开。中央局准备发一个指示，无论城市、乡村、工厂、机关，党都要公开。公开的好处很多，老区都有经验。有的同志怕把表现不好的党员公开出来。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严格党的支部生活极端重要，没有支部生活就没有战斗力。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建立和加强起来，这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
要把学习搞好，认真建立学习制度。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市委、直属党委要研究这个问题。过去所以发生许多毛病，就是囚为有些同志不重视学习，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学习可以使我们向前看，可以澄清各种混乱的思想。除了整风以外，我们所以采取这些措施，目的在于克服缺点，加强党的战斗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繁重任务。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释
〔1〕整风 见本书第143页注〔5〕。
〔2〕整风运动 见本书第143页注〔5〕。
〔3〕七大 即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一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4〕三查三整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核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5〕遵义会议 指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泞，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6〕把头制 又称把持制，是旧中国雇佣关系中具有封建垄断性的一种中间剥削制度。封建把头多为帮会头子或地痞流氓，他们与地方官府勾结，在某些行业中把持一方，垄断劳动力的雇佣，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国民党特务势力亦曾操纵和利用封建把头为其服务。新中国建立后，通过镇压反革命和民主改革运动逐步废除了把头制。
〔7〕刘司令员 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8〕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9〕供给制 见本书第120页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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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整工商业问题的意见（一九五O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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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峰〔1〕：
调整工商业问题，重庆已略有眉目，望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重要城市，务求解决问题。川南问题是严重的，应作专门研究，并将解决办法告各地参考。
邓
六、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岱峰 即刘岱峰，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编制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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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中应合理确定地主负担额（一九五O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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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区党委并井泉〔1〕同志：
井泉六月三日电〔2〕照转川南区党委。据王维纲〔3〕反映，简阳地主负担有超过百分之九十到二百者，如果属实，你们就应主动加以调整。同时，凡在成都催粮的均须在政策上与川西一致并须受川西区党委之领导至要。此外，拖赖也是必要的。
西南局
六月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井泉 即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川西区委第一书记、川西行署主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川西军区政治委员。
〔2〕井泉六月三日电 指1950年6月3日李井泉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电报。电报说、王维纲请求协助向在成都的简阳仁寿籍的地主催交公粮，我们同意按照川西催粮办法帮助解决；由于简阳地主负担较重，与成都的催收比率不同，容易出现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建议调整川南的地主负担政策。
〔3〕王维纲 当时任中共川南区委委员、川南军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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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东政权组织形式的意见（一九五O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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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1〕区党委：
已从电〔2〕悉。
甲、关于康东〔3）政权组织形式，原则上同意你们意见，但请注意下列各点：
（一）命名问题须与藏民代表人物交换意见，他们很重视博巴〔4〕二字，但西康名为康巴，故在西康省康东之后自治区之前应加藏族二字或康巴、博巴二字，为照顾全国习惯，似以藏族二字为当，此点须呈请中央政府才能确定，你们应向各方面多交换意见。
（二）原属康定专署之汉人县区可考虑划人雅安或其他行政区使政令易于施行。
（三）凡属汉藏群居区可属于自治区人民政府管辖。
（四）同意照原划县区确定行政区划，只作个别调整。
（五）对原国民党各县政府的处置同意你们所提方案，暂不撤换，而以军事代表名义领导。但这个过程不宜太长，原有人员除个别有用者外，原则上都应调离，由省政府另行安置。
（六）其余均同意你们意见。
乙、关于西昌区及省政府少数民族机构，同意你们处置。彝民问题亦极复杂，请你们继续加以研究，特别注意彝民的要对康东政权组织形式的意见求随时告诉我们。
西南局
六月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2〕已从电 指19叨年6月15日中共西康区委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电报。电报中报告．根据中央关于西康少数民族杂居和聚居地区政权组织形式的指示，决定在康定成立西康省康东自治区人民政府，现在开始计划筹组委员会；按照藏族、彝族人数的多少，决定各县政权的名称和干部组成。
〔3〕康东 指旧西康省东部地区。
〔4〕博巴 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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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粮、剿匪、整风等几项工作的指示（一九五O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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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区党委并各地报中央：
删电悉。你们已有十三个县和自贡市完成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公粮任务，即将有四个县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即是说你们在长江北岸的各富庶县份除合江一县外都已获得较好成绩，同时，在这些江北岸的基本地区中股匪已被肃清。川南的公债〔1〕任务业已超额完成。川南的税收情况虽相差尚远，但较其他区域情况略好，已完成全年任务百分之二十强，五月份则完成了应完成数百分之七十八。这些说明川南这一时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已经开始摆脱被动的状态，在这样的基础上，你们提出在上述业已完成公粮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十八个县市，转移工作重点，是完全必要的。你们所提的下半年（七月到十二月）工作计划是对的，我们完全同意，同时提出下列各点请予注意：
（一）全西南公粮四十亿斤，现仅收到十七八亿斤，完全收齐是有困难的，而尤其云南贵州为严重，但全区至少完成白‘分之七十五即只十亿斤才能勉强渡过财政难关。如要在全区完成百分之七十五，就必须在四川各区完成二十三亿斤即百分之一七十一匕到八十才行。所以征粮工作仍不可丝毫忽略，即使在已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县份，也应以足够力量抓紧清理尾欠和调整负担，凡属贫苦农民无力缴纳者应予减免；凡属地富因负担过重而无力缴纳者应予酌情减少；凡属地富并未超过应负担量而确系一时难于缴纳者，应准其打借条，允许在秋收时补缴；凡属本应缴纳而又有能力缴纳者，应坚决继续催收；凡属坚决拒抗的恶霸地主，应由法庭依法惩办。在策略上，我们对于地主也要做得人情入理，但对于地主按政务院规定的负担内必须缴纳的，不能让步，以击破地主的抵赖风气，而利今后各项政令之推行。对于干部的乱打乱捕行为，则应严加禁止。请你们根据应完成公粮百分之七十七到八十（川东已规定必须完成百分之八十）的任务，又根据上述的调整步骤，确定注意事项指示下级执行。
（二）肃清土匪〔2〕仍然是川南的中心任务之一，在股匪业已消灭的江北地区，亦不能丝毫忽视，防止麻痹，因为土匪再起是可能的，其关键在于发动群众的程度和统，战线工作的好坏。你们将发动群众和清查散匪结合起来的方针是正确的，应特别重视组织群众防匪自卫和在农协的基础上有步骤有方法地实行“枪换肩”的工作。在南岸匪情是严重的，川南军区及十五军应统一步骤并按西南军区规定执行。
（三）七八两月的整风〔3〕是为九十月间减租〔4〕的直接准备。在减租阶段的口号上应加清匪（或剿匪）两字，即清匪反霸〔5〕减租，因为任何时候都要把肃清匪特的任务提得非常明确。反霸口号在前一时期我们不提是完全正确的，减租以前仍然不宜提出，但在减租阶段则必须提出。反霸问题很复杂，往往容易犯打击面过大树敌过多的错误，所以在整训干部时必须把反霸内容、对象和方法弄得清清楚楚，避免紊乱。这个问题请各区加以研究在七月上旬以前提出意见，以便由中央局发出统一的指示。
（四）调整工商业在重庆已获成绩，在近日重庆第二次各界代表会议〔6〕上所反映的主要是税收问题，而税收问题则是调整工商业的主要内容之一，据说内江糖业问题很多，又听说糖业问题主要出在借糖缴公粮上面，这件事请予检查处理。各地对于调整工商业问题必须认真进行，在进行中有何困难和意见，望多多提出。
（五）整编复员工作务必抓紧，以军区为中心进行，为使军队集中力量剿匪和进行复员，军委总政已规定军队招风一律在秋收进行。
西南局
六月一于一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干手稿刊印
注释
〔1〕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
〔2〕肃清土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3〕整风 见本书第143页注〔5〕。
〔4〕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5〕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6〕重庆第二次各界代表会议 指1950年6月12日至17日举行的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公私关系、解决劳资关系、整顿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和整训干部等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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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限期收兑藏洋*（一九五O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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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谭昌陈〔1〕并西康〔2〕区党委财委：
铣辰两电〔3〕均悉。对藏洋〔4〕不用的政策是脱离群众的，应采取限期一月或两月兑完的办法，这样办一则不致引起群众反感，二则限制一两个月就可避免流入太多，三则藏洋交十八军有用处，四则可以帮助发行一部分人民币。望西康财委即准此执行。对于银元兑人民币比价应完全与成都或雅安一致，不可比成雅降低。对于藏洋与银洋兑换的比价，可按照历来习惯不宜变更。总之，西康财委必须切实注意康定藏区之财经领导，因为这是争取藏民团结的基本工作之一，千万不可忽略。据说康定商店倒闭很多，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应予克服。再者，西康对西藏的贸易，关系十八军进军甚大，请十八军即派负责人到雅安与区党委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如西康财委无力量，可考虑由十八军负责，或省财委与十八军共同负责经营。
西南局及财委
巧
*这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电报。派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张 指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第十八军军长。谭 指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第十八军政治委员。昌 指昌炳杜，当时任第十八军副军长，陈 指陈明义，当时任第十八军参谋长。
〔2〕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3〕锐辰两电 指1950年6月16日张国华、谭冠三、昌炳桂、陈明义给西南军区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两份电报。电报中报告，康定人民银行6月16日开始营业，由于西康财委不收兑藏洋的决定严重影响康藏人民的生活，因此与康定地委商定，仍照以往方法收兑藏洋，所兑藏洋交给十八军进藏使用。
〔4〕藏洋 又称四川藏洋，二十世纪初清朝政府铸造发行，在川滇边藏区通用的法定银币。新中国建立后，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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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税收政策是关系团结藏族人民的政治问题（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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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1〕区党委并十八军报中央：
张谭巳铣电〔2〕照转你们，从这个报告看出在康定的金融税收政策是有问题的，你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派负责人去康定检查和纠正，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团结藏民的政治问题。对于康定区的财经工作应本下列原则进行：
（一）不要希望在那里有多少财政收入，不要给该区以过多的财政任务。该区的收入，也应完全用之于本地与藏民有利的事情上去，而以极少数的一部分作为行政费用，军费全部乃至行政费之一部应由外面贴补。
（二）所有其他区域的税收金融等项办法，绝不能搬到少数民族区域去用，而应另订适合于该区的办法，以不致引起藏民绝大多数人的反感为原则。对于金融问题前己电告你们照市价限期收兑藏洋〔3〕，银元比值应与成都雅安一致，务必坚决执行门康定税收应立即调整，西南财委〔4〕业已电示你们：对于外国货物也只能照普通税率征收不宜增加，但应另订关税办法并禁止某些外货入口。
（三）应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与帮助藏民的土货出口及必需的入口，你们要派政治上较强的干部去主持该区的贸易工作，在少数民族区域的贸易工作乃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绝不要以赚钱为目的，只能是以为藏民服务为目的。
（四）对于少数民族区域的各项改革事宜，应迅速而坚决地废除由于过去大汉族主义统治而形成的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如乌拉〔5〕制度），但对于牵涉到少数民族内部阶级关系的改革事宜，一律暂不进行，也不要宣传。
（五）中央对少数民族工作中的纪律性，已有专门指示，务必在一切干部中深入传达和讨论。
（六）藏区贸易与十八军进军关系极为密切，前已电十八军派负责同志到西康区党委商议共同进行办法，请将你们商议的结果告诉我们。
西南局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2〕张谭已铣电 见本书第182页注〔3〕。
〔3〕藏洋 又称四川藏洋，二十世纪初清朝政府铸造发行、在川滇边藏区通用的法定银币。新中国建立后，停止使用。
〔4〕西南财委 即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8月正式成立。邓小平兼任主任。
〔5〕乌拉 指旧时藏族地区农奴向农奴主支应的各种差役，包括人役和畜役，是农奴的一项繁重负担。民主改革后彻底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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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题词（一九五O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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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应该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紧紧地联系群众，才能完成任务并使自己勇敢地前进。
邓小平
于党的二十九周年纪念日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7月1日发表的手迹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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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和依靠群众建设新西南*（一九五O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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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西南解放半年了。在这半年中，我们二十余万党员，六十万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所有革命干部，同人民在一起，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在短短的时间内，无论在剿匪方面，财政经济工作方面，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统一式线工作方面，群众工作方面，无论在城市和乡村，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奋不顾身、日以继夜地工作，他们一心一意地为着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不避艰险，任劳任怨，并且有几千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光荣牺牲。他们诚心诚意地为人民办好事而不计较个人的享受；他们在工作中难免发生错误，但是他们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勇敢地改止错误；他们对于中央和上级的指示采取精心学习的态度，以便于止确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们无愧于人民。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用特种材料构成的新型的人物”〔1〕，我们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是符合这种新型人物的称号的。没有他们，党的任何正确领导都会归于无用，任何工作计划都会变成一纸空文，人民翻身就会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庆祝建党二十九周年的时候，应该向他们祝贺，应该感谢他们的努力！
但是，我们党内也有另外一种党员，他们人党的动机是不纯的。他们入党，不是来革命，不是来为人民服务，而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想利用共产党员的地位，来达到他们贪污腐化、升官发财、营私舞弊，甚至保护封建势力、压迫人民、破坏革命的目的。这种人在我们党内虽然不多，可是他们的行为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有不少的损害，我们应该有所警惕。对十那些由于胜利冲昏头脑，以致迷失方向，产生蜕化思想的同志，应该热忱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他们从泥沼中挽救出来；但对于那些暗藏在党内的阶级敌对分子，对于那些屡经教育不知改悔的贪污腐化分子，就必须在精细审查之后清洗出去，以保持党的纯洁性。
除了这些少数品质恶劣的分子之外，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都是一些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人人都有缺点，只是大小不同。在当前带有普遍性的缺点，就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在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我们领锌机关和领导下部的官僚主义，即使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止因为它是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就必然要使我们的事业受到损失，并使下面工作的同志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许多同志所犯的命令主义错误，有的是产生于执行繁重任务的急躁性；有的是不懂得进行工作的方法；有的是由于反动分子的破坏和地主恶霸的抵赖所刺激；有的是历来工作作风就有毛病，只相信自己的狭隘经验，不学习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只相信个人的本事，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有的甚至还有封建思想的遗毒；也有个别的人品质不好，好以胜利者统治者自居，喜欢坐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管根源如何，其结果总是一样的，就是必然大大地脱离群众，损害党的信誉，违反党的政策和人民政府的法令，完成不一了工作任务。我们有些同志的关门主义倾向，是不懂得统一战线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基本环节之一。他们不懂得唯有团结四个朋友〔2〕才能战胜三个敌人〔3〕、才能建设新中国的道理；他们不懂得中国这样大一个国家、这样多的事情，不是五百多万共产党员单独包办得了的；他们往往把党理解为一个狭小的宗派团体，而不是一个领导中国革命的群众性的政党；他们往往夸大党外人士的缺点，不善于或不愿意与党外人士共事，不善于在工作中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党外人士进步，而对于自己的狭隘作风和违反党的统一战线这样重大的原则性的错误，却漠然无知或采取自我原凉的态度；他们往往在工作中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尚以为自己总是对的、人家总是不对的；他们对于人民政协共同纲领〔4〕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往往不及党外人士熟悉，学习精神往往不及党外人士好，可是还要骄傲自满，有时甚至不讲道理。所有这些都必然要损害人民的团结，损害我们共同的事业，损害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政治影响。
我们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如果不加以克服，将不但脱离群众，损害革命工作，完成不了任务，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的敌人并不愚蠢，国民党、土匪、特务在人民中旱已威信扫地，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寄托于我们共产党员多犯一些错误，以便于他们抓住这些错误，鼓励一部分落后群众反对我们，并破坏中国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线，阻碍人民事业的前进。西克，可是我们之所以既有缺点而又能称为布尔什维克，其道理就在于我们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并有决心去改正自己的缺点。
同志们，西南土匪特务还未完全肃清，封建势力原封未动，人民生活还未改善，各种困难还多，我们面前的斗争是艰苦而复杂的，我们绝不能松懈我们的斗志。我们要紧紧地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我们要紧紧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和其他爱国分子，紧紧地团结群众和依靠群众，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稳步地建设新西南！
同志们！努力学习马恩列斯的学说，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照耀下，引导群众胜利地前进！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共产党员是用特种材料构成的新型人物” 见斯大林《悼列宁》。新的译文是：“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2〕四个朋友 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3〕三个敌人 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4〕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5〕整风运动 见本书第143页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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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保护机密比过去更重要*（一九五O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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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环境比过去更为复杂，保护我们的机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重要。革命的胜利，很容易产生麻痹和疏忽，这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故应引起一切负责同志和机要干部的警惕。
邓小平
七月十四日
*这是邓小平为西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编印的《机要工作》创刊号的题词。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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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减租中退押租的办法（一九五O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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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区党委：
午元电〔1〕悉。预收租谷似乎类似押租（金），请再调查两者关系。这个问题你们可研究具体办法，提到中央局〔2〕会议讨论决定，不必在你们的代表会议中决定。因为西南今冬的减租〔3〕，其性质等于淮海战役。而明冬的土改〔4〕则是渡江作战。故我们已决定在减租中要退押租〔5〕，但为照顾实际情况，拟照少奇同志在政协会上的结论〔6〕，采取：（一）退得起者全退；（二）或者分期退；（三）不能全退者退一部分；（四）退不起者不退等四个办法加以解决。遇有争议，由人民法庭判决。似乎顶收租谷问题也可适用这个办法，请你们加以研究。
西南局
七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午元电 指1950年7月13日，中共川北认委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电报。电报提出，根据参加党代会的党代表及农民代表反映，不少地方已经预收地租，这已成为今年冬天减租征粮的焦点问题。因此建议解放前已预收1950年租谷者不减退；对1951年租谷则不作公开规定，但原则上不允许预收。具体办法还需要讨论，并在这次党代会上作出决定。
〔2〕中央局 这垠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0月23日正式成命。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3〕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4〕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5〕退押租（金） 即退还押机。押租是旧时在土地、房屋或其他财物租佃时租用者所支付的一种保证金。按租佃惯例，押租在解除租佃关系时应归还给租用者，但是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往往以种种借口不肯退还押租。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农民纷纷要求地主退还押租。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规定地主应将过去所收押租退还给农民，但又指出在实行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退、分期退、缓退、少退或者不退等办法。
〔6〕少奇同志在政协会上的结论 指1950年6月22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会议讨论土地改革问题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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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纪念册题词（一九五0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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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各兄弟民族，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共同纲领〔1〕的基础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邓小平敬题
根据重庆市博物馆保存的手迹照片刊印
注释
〔1〕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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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一九五O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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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我要多，又是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我今天主要是把西南的情况，同少数民族的问题联系起来讲一讲。
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月．情况也比较复杂。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1〕。贵州的苗族，据说有一百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人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当然经过二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2〕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我想讲点西康〔3〕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4〕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5〕，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闭结的要求。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6〕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此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
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儿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仁、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我们进军西南以来，有这么一个概括的认识：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强调解除各民族对人民解放军的顾虑，解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执行纪律，不侵犯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包括征集公粮也要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首先保证决不能超过历史上的负担，只能少于历史上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氏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在汉族区域一样，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囚就是患急性病。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工作，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上作也就前进一步。我们有些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患急性病，因此领导上要经常防止急性病。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一百个干部有九十九个做得好，有一个干部出乱子，也可以把事情搞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必须保证这一点。这个时期西南在民族问题上还没有出什么乱子，原因就是工作稳当，这就叫成绩。
那么，到现在工作做得够不够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否则就要出乱子。举例来说，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纲领宣布了，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他们要求兑现。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在内蒙古，这方面是有经验的〔7〕，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面，也有些经验〔8〕。而在广大的新区，还没有经验，对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个新问题。但是现在必须开步走，因为少数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在西康，有的代表人士甚至还想在实行区域自治时用“波巴政府”〔9〕这个名字口现在这件事还没有谈好，不过一定要有一个他们满意的名字才行。西康有许多地名是汉人取的，我们叫惯了，不等于他们习惯。这还是一个名称问题，其他问题就更复杂了。比如康东过去划有县，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10〕，现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保存不保存县呢？从发展前途看，保存县有好处，而且已经是习惯了的，但是他们赞成不赞成呢？有一个原则，他们不赞成就得取消，另外划。还有，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有的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主要是过去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挑起来的，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但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利害关系口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使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再打冤家。又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少而精，要派真正能帮助他们的干部，至于用什么名义，这要跟他们商量。我们的同志去工作，是一件苦差事，思想要搞通，要有一些愿意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去那里工作。这一系列问题，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11〕，有一百多人。有这些条件，就能马上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2〕。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
从经济上看，现在不开步走也不行了。比如西康，这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现在我们只进去三四千人，一下就借了七十万斤粮。一些进步的上层人士帮忙很大，不但把粮食借给我们，而且价钱公道。但是老是这样不行，少数民族群众负担不起。再如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这两条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适用的。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这是不行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吃盐的问题，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又如西康现在还不通汽车，怎样在经济上同内地沟通，从内地进什么货，他们的东西怎么运出来，价格如何，怎样使他们有利可得，这些都要妥善处置。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目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
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现在最好先办一些训练班，着重宣传民族政策。办学校最困难的是没有教员。我们不是没有经费，不是其他问题，就是没有人教课。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同文化教育相联系的还有卫生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在当前来说，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
所有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现在都要开始去做。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这，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进步力量在那里面很少，影响很小。将来这个力量发展起来，会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不起决定影响。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进步了，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以为这样做会丧失阶级立场，不懂得在那里阶级立场表现得不同。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
附带说一说，有一些特殊问题，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比如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不搞减租〔13〕，不搞土改〔14〕，但是贵州苗族人要求减租，要求土改，而且比汉人还迫切。究其原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他们的要求很合理。如果不允许他们实行减租、土改，那就是大汉族主义，就是不直接照顾他们的利益。但是这样的要求，可能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不赞成。所以我们特别作了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这就是说，减租、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有些地区还应该进行，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有这个要求，而且不是少数人要求，而是大多数人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又如，在少数民族地区，怎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怎样成立联合政府，要考虑方式方法问题。可以采用召开各类代表会议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内地收效很大。通过代表会议征求意见，商量研究，可以避免主观地决定问题。有时我们是一番好意，就是做出的决定不正确。但即使决定正确，如果没有通过他们，也会遭到反对。只要通过他们，即使有的决定还有缺点，他们也是会拥护的。
最后谈谈工作态度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刚才谈的，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中央民族访问团〔15〕这次到西南来，必定对我们帮助很大。你们在少数民族方面研究、了解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特别是你们下去以后，亲身接触具体情况，会发现许多问题。我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哪怕是一个片面的意见，也比没有意见好。现在我们就是苦于没有意见。同志们在这方面不要客气，有什么感觉就跟当地同志说。下面有些同志可能主观性强些，你们可能碰一鼻子灰，或者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不重视，或者对问题见解不同，而且很可能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遇到这样的事，你们不要生气，可以给我们写信，或者给省里的同志写信，总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假如你们有些意见不对，我们也告诉你们。这样，依靠同志们的工作，我相信可以解决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至少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这是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释
〔1〕云南的各少数民族大都分为若干支系，各支系又都有自己的称谓。这里的数字包括了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目前云南省内经过识别归系后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二十五个。
〔2〕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3〕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4〕1950年5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项政策。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布告中公布。十项条件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5〕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人。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口劝不虐待俘虏。
〔6〕长征 这里指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及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南部瑞金等地出发的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翻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洋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行程两万余里，1936年10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7〕指1947年5月1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成认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
〔8〕1942年4月陕廿宁边区政府在定边县的四、五两区和城关镇的两个自然村曾建立回民自治区。同年9月在曲子县三岔镇曾建立过回民自治区。这里是指这些地方的经验。
〔9〕“波巴”，又译为“博巴”，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波巴政府” 即藏族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西康时，当地藏族人民曾建立“波巴政府”。
〔10〕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后，废土司制，设县治理。辛亥革命后，康东地区部分土司复辟，虽保留县制，但形同虚设。1939年正式建立西康省，实行设县治理。
〔11〕东藏民主青年同盟 是中国共产党康藏边工委（“巴塘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建立于1949年1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地区的过程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50年4月，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盟员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12〕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在地方政权中的平等权利．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在一些民族杂居地区曾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5年12月29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关于改变地方民族民率联合政府的指示》，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县和乡改建为自治县、民族乡或一般的县和乡；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专区和区改建为自治州和自治县．或将专区和区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改为专员公署和区公所。
〔13〕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14〕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15〕中央民族访问团 这里指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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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一九五O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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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的工作我们是有成绩的，这些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的状态。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被动，而应再以半年的努力争取工作上的主动。现在几个主要的工作情况是：剿匪〔1〕已获显著成绩，消灭土匪约计三十四万人，现有土匪不到十五万人。所有较富庶的腹心地区业已净化，土匪或被肃清，或已转入潜伏。这种地区的任务，在于充分组织和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枪换肩”，以根绝匪患，并防止土蹂再起。在上匪仍然活跃的地区的任务，是求得在今后半年内达到消灭股匪的目的，并使剿匪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务使剿灭一区土匪，就能从发动群众中巩固一区。
九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工作，除云南两个军外已告基本结束。起义部队都是采取的彻底混编方式。除在前一阶段叛变了三四万人及乡保武装叛变很多外，在改编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这个工作做得比较好，是由于我们坚决地依靠了一十兵群众，同时又对军官做了比较充分的争取工作，在改编中又对他们做了适当安置的结果。今后的问题是在部队中、学校中，继续贯彻对一切留用或学习的军官加强团结和改造工作，帮助他们过好土改卿这一关，防止产生一脚踢开的狭隘倾向。
整编军队至一百一十八万人、整编地方人员至三十万人的工作六月份即已完成。军队复员工作正在积极进行。由干部队采取了公开动员的方式，效果良好。如果今后各种处理办得周到，问题不大。要努力争取九十两月基本结束这一工作。接受他区复员军人的工作，尤应妥善布置。
财政收入在五月份后有进步。四川各区公粮难关大体已过。照原派任务，川东己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川西可达百分之八十，川南已达百分之七十二，川北已达百分之六十，大部分县公粮工作告一段落，转入清理阶段，工作重点有可能转移。云南解放更迟，只征起三分之一。贵州则因土匪猖撅，现在完全控制的地区只有全省的五分之二，公粮也只完成四分之一。五月西南局会议确定坚持征收，以打击地主的抵赖风气，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由于坚持征收，我们不但获得了财政工作上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初步打击地主阶级和初步发动群众的政治上的胜利，并使四川大部分县在工作上开始转入了主动的地位。现在，我们已获得中央财委〔3〕批准，减征公粮百分之二十五，即减至二十亿斤。如此，只要川东、川西完成百分之八十，川南完成百分之七十五，川北、云南完成百分之七十，贵州完成百分之六十，即可全部结束。
税收截至六月底止，只完成上半年应征数的百分之五十八和全年应征数的百分之十八，成绩是不好的。现在中财委已允减征百分之三十，即由二十五亿斤减至仁七亿五千万斤，必须努力完成。今年下半年财政工作亦应转至以税收为重点。
调整工商业工作从五月开始，在主要城市已获显著成绩，眨商界已经不大叫了，顾虑也减少了，市场较前活跃了。但在其他城市这项工作才开始，问题还很多。
整风运动〔4〕各地均已先后开始，整出不少问题，证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是严重的。如果不整风，将使今冬开始的减租反霸〔5〕运动无法掌握，致使我党陷于非常不利的被动孤立的地步。在整风中，必须注意保护十部的工作积极性，并在这样的基础上使干部在思想上、政策上、作风上提高一步，为尖锐的减租斗争做好准备。
政府摊子最近即可搭好。各地对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旧的方法已引起重视，并且有了一些经验。各党派的党员已安好位置。今后是如何教育党员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的问题，而从同志们的思想情况来看，这还是一件费力的工作。
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救济业己开始。工会工作、青年妇女工作、文教工作等，均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工会、农会已普遍建立，但在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尚须继续克服。
最近出现了严重的夏荒，已经开始饿死人。我们过去对此犯了麻痹的错误，现已采取迅速有效的步骤，进行生产救灾工作。各地必须重视这个问题，保证不再饿死一个人，否则我们就没有对人民负起责任，将使我们丧失人心和社会的支持。目前灾情的特点主要是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大量遭受破坏，致使约占白分之黔的从业人口丧失了原有的生活道路，故必须有计划地挽救农村副业和手工业。要认识到为这百分之十的人找寻生活出路，不是几个月就能办到的事情，必须作为各地政府特别是财经部门今后长期关注的事情。
少数民族工作，这一时期没有出什么较大的乱子，这是我们采取谨慎方针的结果。这个工作应在党中央明确的方针下加强起来。区域自治应迅速实行，以贸易部门为中心的扶助少数民族的经济工作，和以卫生部门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应迅速进行，少数民族学校应迅速筹办。
以上就是我们半年来的工作概况。这一阶段的工作极端紧张而艰难，我们的部队和我们的干部都尽到了责任。由于上述各项工作成绩，我们初步地但是重重地打击了封建阶级的威风，初步地发动组织并依靠群众，因而使我们在西南的斗争中，初步取得了阵地。这是我们辛勤努力的结果，必须使同志们明白这一点。全体同志的努力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我们还应在今后半年内做好上述尚未完成的工作，即完成公粮、税收工作和复员工作，在半年内消灭一切股匪，在九月以前完成整风和训练干部，继续调整工商业和救济失业工人与知识分子，做好救灾工作，使我们完全转到主动地位，以迎接今冬明春开始的清匪、反霸、减租，直到土地改革的伟大而尖锐的群众运动。
减租、反霸运动是西南的“淮海战役”，斗争内容包括清雕、反霸、减租、征粮和退押〔7〕，斗争目的是要改变封建势力仍占优势的阶级力量对比，获取农民的优势和革命的巩固阵地。而这个斗争又是在我们主观力量尚嫌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是非常艰苦复杂而剧烈的，我们过去对此是认识不足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封建阶级的抵抗，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他们将采取各种非法的（包括武装的）和合法的形式来同我们斗争，我们务必兢兢业业地在七八九三个月中做好战役的准备工作。第一，完成整风，并将参加减租运动的干部轮训二次，以土地法〔8〕、减租条例〔9〕、农协章程、阶级分析方法为主要课程，学懂政策，掌握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孤立敌人、分化敌人的工作方法。第二，整理和建立农民协会，特别注意审查农协的领导成分。普遍召集农会代表会议，讨论减租清匪反霸工作，这种会议要当作训练班来开办；建立各级农协委员会或筹委会，作为运动的合法的执行机关。第三，各县组织好巡回人民法庭，禁止乱打乱捉乱杀。第四，每个省、行署选择几个点进行典型试验。第五，立即接通电话网，以便及时掌握和领导运动。
运动的口号是清匪、反霸、减租。清匪的口号不能抛弃，在这个口号下才会避免麻痹，防匪再起。同时，在减租之后，农民很自然地要求武装起来，我们应抓住这个要求，组织农民自卫队，归农协领导，并在基础好的地区试行组织民兵。不反霸就不能达到减租的目的，过去不提反霸口号是正确的，现在不提就是错误的。但是反霸容易犯打击面太宽的错误，此点必须预防。我们收集了一些地区的好经验，印发出来，作为各地训练的材料。
在减租运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提出退押问题，这个问题对地主阶级打得最痛，他们也一定叫得最凶，必须按照少奇同志在政协会上提出的四个办法加以处理〔10〕的。在退押问题上应主动、适当地照顾富农、起义军人、民主人士、小土地出租者和确实困难的中小地主，以利于分化敌人，集中打击主要敌人，且利于解决问题。对于这些人要多用“缓”、“少”、“不”〔11〕三个办法。同时，对于那些大中地主也应分别情况采用“急”、“缓”、“少”三个办法。减息问题也要碰到，这个问题不宜与减租退押平列地强调起来。如果农民尚不积极提出，我们更不宜强调。因为减息包含着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过于强调容易出现混乱，而且我们不应该把一切问题都放在一个运动来解决，以免模糊了运动的主要方向和打击的主要对象。我们拟了减息几条原则，不必对外公布，只作为内部同志解决问题的方针。
为使运动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避免可能出现的混乱，各地党委应根据本区情况，规定运动的范围，约束运动的内容，颁发运动的实施细则。在运动过程中，如果发现哪一个地区发生了严重偏向，则应坚决加以停止，重新检讨和训练干部，然后再继续进行下去。不可听之任之，以致走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任何时候都要充分运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方法。有关清匪反霸减租的方针及实施细则，应交到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使更多的人站在我们这方面来，这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7月2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印发西南各省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刊物《西南工作》第17期刊印
注释
〔1〕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3〕中央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4〕整风运动 见本书第143页注〔5〕。
〔5〕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6〕各界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7〕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8〕土地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
〔9〕减租条例 指《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1950年3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施行。
〔10〕指1950年6月22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会议讨论土地改革问题的结论》中提出的退还押租的四个办法，即：一、退得起者全退；二、分期退；三、不能全退者退部分。四、退不起者不退。
〔11〕“缓”、“少”、“不”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农民纷纷要求地主退还押租，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规定地主应将过去所收押租退还给农民．但又指出在实行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退、分期退、缓退、少退或者不退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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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一九五O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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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鸦片烟种植面积之广，吸毒人数之多，为全国冠；其流毒之大，非言语所能形容。兹为坚决执行一九五0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起见，拟定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如下：
（一）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严禁种植鸦片。凡已种植之烟苗，一律全部铲除，改种农作物。违者从严惩处。
（二）严禁运销和贩卖鸦片、白面、金丹、唆唆及其他类似毒品。原有运销、贩卖毒品之商贩，限于本办法在当地公布之十日内，向当地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全部缴呈其存货；倘有继续运贩烟毒或抗缴存货者，一经查觉，定予严厉处办。
（三）严禁开设鸦片烟馆。凡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二月二十四日通令公布后，继续营业之鸦片烟馆，限于本办法在当地公布之卜日内，向当地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全部缴呈其烟具存货；并得视烟馆大小没收烟馆主人本人所有的属于烟馆部分之房屋和家具，及科烟馆主人以适当罚金，其罚金数目由人民法庭判定之。倘有继续开设烟馆或采取其他分散隐蔽方式，供给吸毒人以毒品者，或抗不缴呈烟具存货者，一经查觉，定予严厉处办。
（四）严禁制造白面、金丹及其他类似毒品。原有制造人如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自首，全部缴呈制造工具及存货者，得科以适当罚金，并从宽处理。倘敢继续制造或抗不自首，一经查觉，定予严办。
（五）严禁各药商出卖制造白面、金丹及其他类似毒品的原料，其现有存货应即缴呈公安机关焚毁，违者惩处。
（六）各级政府机关不得收购鸦片，亦不得允许用鸦片抵缴税款。在种烟过多而致形成灾荒地区，为照顾灾民生活起见，得呈处或多处戒烟所。
（十二）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该会由民政、公安部门及各人民团体派员组成，民政部门负组织之责；亦得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组成之。
（十三）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进行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一切科学文化教育机关，亦应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以使人民充分切实了解，而达到彻底禁绝烟毒之目的。各县、市人民代表会议应作专题讨论，作出切合于当地之决议，交由禁烟禁毒委员会施行。
*这是邓小平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起草的文件。7月31日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讨论通过。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办的内部刊物《西南政报》第1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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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西南工作的五个问题*（一九五O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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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的有五个问题。
一、团结自己与战胜敌人问题。
我认为刘主席的报告〔1〕和其他四个报告必都贯串着两个基本精神，一是团结自己，二是战胜敌人。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有朋友，有敌人。朋友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对于人民的朋友，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坚决地闭结。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对于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就应该加以反对，加以纠正；对于人民的困难就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办法，有步骤、有方法地加以解决。刘主席报告中对于解放西藏、解除西藏人民的痛苦和巩固国防，对于实行反霸〔3〕、减租〔4〕、退押〔5〕以解除农民的痛苦，对于争取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和整编复员的工作，对于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对于团结和帮助少数民族并解除他们的困苦，都提出了妥善而切合实际的政策和办法，这些政策和办法都是我们必须贯彻实行的。惟有实行这些政策和办法，才能把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团结起来，战胜敌人，建设我们的国家。当然，进行这许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有许多困难的。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国家财政经济开始好转的基础上，是可以逐渐解决和克服的。以上是说我们对于朋友的团结必须是坚定的。
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敌人的态度也是坚定的。对于侵略西藏、台湾的美国英国帝国主义势力要坚决地赶走；对于土匪特务，要坚决肃清；对于封建制度要坚决消灭；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一以上的农民从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要清除烟毒，镇压那些贩烟的人。我们对于敌人之所以要态度坚决，是由于我们清楚地知道敌人是不会自行灭亡的，他们要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段来进行抵抗和破坏。我们有信心战胜这些敌人，只要我们运用正确政策，发动和依靠人民，特别是发动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们就一定能够迅速地战胜敌人。
作为一个人民的革命战士，作为一个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必须首先分清敌我，才能懂得坚决地去团结我们的朋友，才能懂得坚决地去战胜敌人。
二、减租、反霸、退押问题。
减租、反霸、退押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也是大家慎重讨论的一个主题。首先我只就退押问题谈几句。农民交的是押，历史上地主往往用各种欺诈方法，甚至利用权势压迫，利用剥夺佃权等方法，以达到实际上完全不退或退得很少的目的。有的现在不反对退押，不等于真正赞成退押。譬如有人企图把地主形容得非常可爱，说四川的地主对佃户太好了，把佃户叫做佃客，由此来证明地主对于佃户是何等的客气，何等的宽大。实际上叫佃客虽然好听，但如果我们到农村去访问一下，就可以看到佃户并不是什么“客”，而是奴隶。又有人说，地主养活了农民，所以地主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这种说法，不是蒙蔽事实，就是太无常识了。事实是农民养活了地主，劳动者养活了寄生者，不是寄生者养活劳动者。如果我们到农村去倾听农民诉苦，就知道像《白毛女》《血泪仇》那样的事情是很普遍的。我建议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有必要参加几个诉苦大会。听了以后，这些道理就清楚了，就会懂得地主阶级的许多土地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欺压农民，从农民手上夺来的；就会懂得地主是采取什么方法榨取农民身上的血汗，地主的奢侈淫靡生活是用农民的血汗换来的；就会懂得地主集中土地的过程，就是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丧失土地变为一个失业者的过程。农民对地主有极深的仇恨，他们不是觉得地主可爱而是觉得可恨。一个有良心的人，是应该同情农民的痛苦和帮助他们的。
在没有办法证明地主可爱之后，有人又把地主形容得很可怜，由此证明地主虽然应该退还押金，但是退不起押金。他们似乎觉得可怜地主比解放农民更为重要，觉得农民再不应该向“可怜”的地主要回押金，虽然押金是农民的血汗累积成的。就全国来说，四川地主的奢侈是最突出的。在成都周围，有一些乡长有专用包车，这些汽车是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地主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而农民却在痛苦地呻吟。甚至地主的拳头可以打死农民，农民不敢说话，泪水只能往肚里吞。今天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农民有权利要回自己的押金。毫无疑问，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人民政府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人民政府离开了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革命胜利就好似建立在沙滩上，是会垮台的。所以人民政府应该从减租、反霸、退押一直到土改〔6〕，坚决地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我们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和犹豫。因为这是我们的依靠问题，基础问题，能不能存在的问题。
其次，谈谈退不退得起的问题。事实证明是退得起的。退不起的地主占的比例极少，譬如破了产的和鲜寡孤独等，对于这些是应当照顾的，在办法上也照顾到了。但实际上，大部分地主是能够退得起的，不能以任何借口允许他们不退，不退就不合理。其实只要他们少浪费一些，把奢侈的生活节俭一点，把自己手上的金子银子拿一些出来，也就退了。西南金子的数量我们没有材料统计，但银元估计在一亿以上。我们禁用银元时许多人大喊大叫，说出现土匪的主要原因一是征公粮，二是禁用银元。于是我们研究决定在公粮上照顾地主的困难，并发了通令允许他们用银元折交公粮。从发通令到现在已经共个多月了，据财经委员会的报告，只折收了六十万银元，贵州只收了三块银元，结果地主交的还是粮食，而不是银元。这个情况证明，大量的银元还没拿出来，在谁的手上呢？工商界没有，农民也只有一两块，还是都在地主身上。如果地主拿出一部分银元来退押，也就解决问题了，由此说明是退得起的。
有人根据征粮中遇到过混乱，因而担心在退押中会更混乱，这是应该注意的。我们要尽量避免混乱，想出妥善的办法去执行。我们在征粮中确实有过一点乱，主要是情况不熟悉，办法不好，干部不够，有些干部在作风上也有毛病，刘主席报告中已经作了审慎的检讨。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地主的抵抗。有人说地主的抵抗是因为负担太重，这种现象确实有，但只能是个别的，绝不会是普遍的，这可以拿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切的材料来说明。西南区的耕田是二亿亩。地主占有土地百分之七十左右，这是合乎实际的。如果我们只按地主占有一半土地，土地平均以百分之五十的租额来计算，即是说地主占有一亿亩土地的租额等于五千万亩田的全部收人。又按西南全区常年土地产量每亩为二一百二十三斤黄谷，折成米是一百六十七斤，地主的收入应有八十三亿五千万斤米。地主负担公粮，如以平均百分之四十计算，地主应该拿三十三亿四千万斤，如果算百分之三十，也应该拿二十五亿斤。现在西南区只收到二十四亿斤米，实际上所收的公粮有相当大的数量是农民交的。这证明地主负担并不重，问题是他们不愿意缴纳。正由于他们的抵抗，产生了农民的不满和干部的急躁，混乱也由此而产生。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当农民觉悟组织起来，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时，如果地主再采取抵抗的方法，恐怕是要吃苦头的。这一点我们经验很多，克服这种困难，需要从干部把握政策，说服农民，教育地主这几方面去做。
很多委员提出加强宣传可以减少混乱，这是很对的。混乱对于革命不利，对农民自己也不利，所以农民并不赞成混乱。只要办法妥善，干部又经过了整风，是可以避免混乱的。我们才到重庆的时候，尽量说服工人减低工资。有一家私营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工会负责人亲自去与工人谈话，要工人不要有过高要求，工人不听，当面指责他是替厂方说话，我们的同志还是很耐心地讲，终于说服了工人。农民是分散的，需要我们的干部掌握政策，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如果农民没有领导地行动是有可能乱的。与农民搞好关系，让农民依据法理进行斗争，还要组织人民法庭，这是避免混乱的方法，对地主来说也是有利的。我们一方面要更好地去组织领导农民，尽可能地避免混乱，但另一方面也要使地主懂得不抵抗就没有混乱，少抵抗就少混乱。还有人说，你要退押他要当土匪怎么办？我们应该劝他们不要当土匪，但是，我们也不要怕他们当土匪，也不怕他们打游击战争。我们的军队、干部和人民，应该估计到有些人要打游击战争，切不可丧失这种警惕，一经发现迅速扑灭，这就是对付那些拿起枪来反对革命、反对人民的反动派的办法。
上面是对减租、反霸、退押形势的分析。我们领导和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运动约束在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范围内去进行。所以，规定妥善办法是必要的，由各省和行署制定实施细则也是很有必要的。刘主席报告提出“急”、“缓”、“少”、“不”四个办法〔8〕入情入理。本来押应该全部退，提出这四个办法，对地主照顾得很够了，农民要吃些亏，可是它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问题，能够减少许多混乱。实际上，这对农民来说是很有好处的。所以，要说服农民实行这四个办法。此外，我们还预见到地主会曲解这四个办法，作为抵抗的口实，能全退者要求少退，能少退者要求不退，这种情形尤其应该预防。
退押的具体问题很多，应该由各省、行署加以研究，订出细则。但是，必须了解任何一个细则都不可能解决一切具体问题，具体问题只有在运动中由政府、农民协会去解决，农民协会解决不了的，由人民法庭解决。因此，农协的组织必须纯洁，人民法庭处理案件必须根据四个办法和实施细则。在减租、反霸、退押运动中，我们应该紧紧依靠农民，同时也必须团结农村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参加这个运动，这是很有好处的。成立减租反霸退押委员会，我认为可以考虑，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9〕里面有一个协商委员会可以起这种作用。在减租运动中，应该充分地运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协商委员会，使各种情况更容易了解，各种意见更容易集中，这是少出乱子的一个重要方法。
三、干部问题。
这次会议对干部的作用作了正确估价。老干部有三万多是由北方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坚持地下斗争的。一方面，他们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不怕牺牲，任劳任怨，对于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们对自己的缺点，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加以纠正。他们在解放西南的工作中是有成绩的，没有他们，西南的敌人不能打倒，人民不能翻身，所以人民欢迎他们，敌人痛恨他们，国民党匪特更明自地提出了“不打本地人，专打北方人”的口号。另一方面，干部也要检讨自己的缺点，这些干部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这些缺点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定可以克服的。我们不原谅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只有这样，人民的事业才能得到胜利。所以，整风是必要的。相信我们的干部对于朋友善意的批评，一定会诚恳地接受。同时，还必须说明一点，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我们领导上也有责任。
区别干部缺点的性质是重要的，革命干部的缺点，往往属于工作方法问题。区别一个工作人员是否有错误，主要看他在工作时是否联系了群众，是否依靠了群众。我们责备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因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不是依靠广大群众去进行工作。我们批评干部乱打乱捕，也是因为这种做法脱离群众，丧失社会同情，而不是批评他们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简单命令方式会给敌人破坏革命工作以可乘之机，会在客观上给敌人以口实去煽惑落后群众，会使自己孤立起来，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果是站在人民方面忠诚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遇到他们有错误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他们改正错误，使工作做得更好。
干部学习工作艺术很重要。什么是工作艺术？工作艺术就是要善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善于同敌人作斗争，特别要善于对付那些狡猾的敌人；善于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我们之所以教育干部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就是因为有些干部不懂得这样做工作。
四、少数民族问题。
团结少数民族的关键是抛弃大汉族主义。我们抛弃了大汉族主义，才能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有人拿凉山彝民抓汉人当奴隶这件事，来证明少数民族如何可恶，但是要知道，就是这样的行为，也是由于大汉族主义的结果。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纲领是正确的，但是少数民族重视的是事实，如果只讲不做，他们就会怀疑和反对我们。所以，对于少数民族工作的各项决议，我们的责任是坚决实行。
五、反官僚主义问题。
这次会议有许多决议。斯大林认为，决议的通过仅仅是事情的开始，正确的决议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在于决议的执行。一件事情，毛主席说有三个关键：打主意，派干部，做检查。我们主意打了，干部派了，所以今后各级政府的责任，是检查这些决议的执行情况。这次会议的主要决议是反霸、减租、退押，就要检查政府的一切人员是否执行了这个决议，如何执行这个决议，是否依靠农民来实行这个决议；要检查我们人民法庭的工作人员是否执行了这个决议．要检查人民法庭的干部和其他干部有无贪污腐化、受地主收买贿赂等事情；要检查工作中有无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只有经常地检查工作，才能发现问题，普及经验，才能把事情办好。对于其他各项任务，都应该这样加强检查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决议，也才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讲话节录。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办的内部刊物《西南政报》第1期刊印
注释
〔1〕刘主席的报告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所作的《西南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
〔2〕四个报告 指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张际春所作的《关于西南区减租问题的报告》，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岱峰所作的《关于西南财经工作的报告》，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所作的《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部部长楚图南所作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
〔3〕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4〕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5〕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6〕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7〕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8〕四个办法 参见本书第212页注〔10〕。
〔9〕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