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霸〔6〕的口号，我们考虑以暂时不提为好，因为在策略上目前不宜普遍地去反霸，应集中力量打击现在反抗我们的人，这样实际上也会打到主要的恶霸身上，而且比较明确，易于掌握。这次征粮，一部分小地主可能重了一点，超过了百分之四十。在策略上我们宜于分化地主阶级，不使其紧紧团结起来反对我们，所以我们拟指示各地根据此次征粮表现，有意识地团结一批开明士绅，即地主阶级的左翼，吸收他们当代表，当协商委员，并吸收一些到政府部门中工作。同时应再次明白宣布今明年公粮负担比例仍照中央规定标准，不予变更，以稳定阶级关系和生产情绪。
就西南来说，国营工业方面占优势。除棉花外，日用品均可自给而有余，历年贸易都是出超，条件是极好的，剩下的问题是要求我们尽快地学会管理城市。而在西南斗争内容最复杂的还是对付封建阶级，这个敌人的基础之厚，不容轻视。与此密切关联的是为广大的失业群众谋出路的问题，做到了这一步，才能最后抽掉封建阶级的基础。因此，我们考虑西南宜于争取明冬后春开始分配土地。西南土地甚为集中，分配土地时打击面小，较为易行。只要今冬明春大体完成了剿匪反霸阶段，明冬后春在已有工作基础的地以实布r分配土地是可能的。
其他问题还很多，这个报告中不提了。
邓小平
二月十八日
*这是邓小平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问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2月26日，刘少奇在给邓小平的复电中说；"2月18日寄来的综合报告及你在2月6日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纲，均已阅悉。中央对于西南局过去工作的估计及今后工作方针，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望督促全党全军努力付之实施。”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释
〔1〕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2〕贺龙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
〔3〕帮会 见本书第肠页注〔6〕。
〔4〕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5〕国民党的赋元办法 指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实行的田赋征收办法。
〔6〕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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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O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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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南局邀请大家座谈，许多朋友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这是极好的现象。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共同认识上，这就形成了共同纲领〔1〕。但只有大的原则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具体地实现共同纲领。从这方面讲，往往在具体问题上求得一致是更重要的。什么问题是当前的重要问题呢？正如大家所提到的，土匪特务、粮食、生产和失业等，就是今天我们共同感到的问题。我们相信，既然我们能找到共同问题，也就可能找到共同解决的办法。
剿匪〔2〕问题刘司令员〔3〕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每到一个新区，首先遇到的总是这个问题。当大的战事刚告结束，我们即警告同志们说，真正的战争还在后头。我们深深地了解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还要挣扎。必然到来的剿匪肃特斗争，紧接着就要展开在我们面前。事实证明正是这样。就西南说来，土匪的政治性质更明显，愈后解放，敌人布置得愈周密。西南各地土匪口号的完全一致就是很好的说明。所以，肃清土匪特务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因为有其他各区的丰富经验，加上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西南肃清土匪特务的斗争可能比其他地区更易奏效。但是我们在思想上宁肯看得困难些，时间上宁肯看长一些，方法上宁肯更多更好一些，这样打算是有好处的。有人说我们纵匪，埋怨我们对土匪太宽大，对此有说明的必要。我们的方针是不可不杀，但更不可多杀。多杀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并不是好办法，这种思想表现了对剿匪问题的急躁。对于土匪，我们是争取他以便于瓦解别的土匪好呢？还是杀掉他好？答案是明显的。但是，如果一个不杀，首恶也不办，这就叫没有是非界限，当然也是错误的。有些同志确有此种认识上的错误，已予纠正。我们剿匪的方针是军事与政治相结合，宽大与镇压相结合，这个方针的正确性，已为各个战略区的经验所证明，以之运用于西南，我们相信必能收到同等的效果。
说到征粮，不少人说太重了，这是事实。有人问：二百万人为什么要吃四十多亿斤粮呢？问得很对。二百万人吃饭，只要十亿斤就够了。可是连衣服、办公、杂支等各种费用算进去，一个人一年平均要三千几百斤到四千斤粮食才够，这是全国普遍的算法。二百万人就需要将近八十亿斤，因此我们说只靠征粮是不够的，还得从税收等其他方面来补足。今天我们正在设法尽量减少吃饭人数，尽量一节约，但难道解放西藏不要钱？恢复工业生产不要钱？修铁路公路不要钱？国民党在四川征粮每年为一千二百万担约合二十亿斤，我们在四川征三十多亿斤，从表面数字上看是负担重些，但如把过去国民党政府所有苛捐杂税加起来，现在的负担总额还是要轻得多。不过以往的负担主要是穷人出，现在要地主多出一些，他们就大喊大叫，当然是不奇怪的。
再问一下：既然明知重了，不征这样多行不行呢？不行。如果不征这样多那就会天下大乱。部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那就更不知要浪费多少粮食，许多应办的事也就不能办了。试问征多征少哪个符合人民利益呢？征多符合人民利益，征少引起混乱，反而不符合人民利益。再问一问：拿不拿得起呢？这次征粮任务虽然重些，我们考虑还是拿得起。全国去年收成比较好的还要算西南。川东好几个县的情况说明可以拿得起。征粮办法好不好呢？不很好。我们各地一般是以国民党时期的赋元〔4〕为基础，加以合理的调整。谁都知道赋元办法是很不合理的，有赋无田，有田无赋，田多赋少，田少赋多。多年以来，在老解放区实行的办法是很好的，但是在新区的条件下，现在还行不通，而且．时间上也不容许过于推延，正因为这样，所以只能做到比较合理。现在我们又根据已经发现的问题，拟定一了一些改进的办法，如规定用人民币、黄金及能够出口的物资抵缴一部分公粮，又准备以不超过两三成的数目改在夏收时缴纳等等。总之，这次虽然很难办到十分合理，但只要征得起粮食就有办法，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赢得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这一点应向人民很好地解释。此外，我们还需要拿一部分粮食出口换回纱布，这是完全应该的，而且西南是能拿出一些粮食来的。直至现在，仍然是其他地区支援西南，而不是西南支援其他地区。去年其他地区遭了灾荒，作为一个大家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西南应该拿出粮食帮助其他灾区。其他地区则以同等乃至更多的工业产品帮助我们，这样彼此的困难都解决了。特务会利用这件事大造谣言，我们也应该向人民说清楚。
谈到工业生产，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不多，确实很困难。如公营工厂现在还是处于维持状态，职工要全部养起来。至于私营下业，最近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有些问题则一时难于解决。巨大的困难还在我们面前，一九五O年还要过好多关。对困难我们应该估计得严重些，譬如遇到灾荒怎么办？只要使人民能够看到远景和前途，思想一致，就能坚持下去，而且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
失业的人员要政府收起来，应不应该呢？如果说应该，再问一下可不可能呢？我们知道，失业的数目是很大的，如果收起来，就必然加征公粮。现在大家都在叫公粮征重了，再加征不可能了，所以这一问题只好在可能的范围内逐渐地加以解决。日前第一要解决的还是国民党留下来的九十万军队和四十万旧人员的问题，这是约法八章〔5〕允诺的，军大〔6〕就要训练这此人，这就叫有步骤地解决。失业的问题只能分散解决，不能集中解决，集中起来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最近工业部招收了一部分学自然科学的同学，但数目不大。其他大部分同学暂时只能靠各人的社会关系作分散的解决。度过了目前困难时期，我们国家的各项建设逐渐地走上了轨道，那时是人才不够的问题，失业问题也就白然解决了。从情感上说，我们对许多人的失业是很难过的，但从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上说，我们就不能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我们希望大家忍受一下当前的困难，看清光明的前途，不要灰心失望。要知道，只要我们有决心为人民服务，即使我们暂时回到农村，也是能够做革命工作的。
最近物价波动，主要是由于市场上一时的供求失调和投机奸商的作祟，我们在市场管理上也有一些缺点。我们手上有足够的粮食、纱布等主要物资，今后平稳物价是不成问题的。不少朋友说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太少，这个批评是很对的，希望我们共同来克服这个弱点。
这次座谈会解决了不少问题。不管原因何在，这样的会是开迟了一些，今后要多开。大家把意见交换好，把工作做好。要密切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对各种问题达到共同的认识，以便于进行共同的工作，完成共同的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3月3日刊印
注释
〔1〕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2〕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3〕刘司令员 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4〕国民党时期的赋元 指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实行的田赋征收办法。
〔5〕约法八章 见本书第37页注〔5〕。
〔6〕军大 指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1950年4月改为西南军区军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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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地方都易于克服困难（一九五0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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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并报中央：
川西新繁县〔1〕的经验转发各地。根据其他地区的材料，也有同样的经验，即凡能开展统一战线团结了一些开明士绅的，都易于克服困难减少障碍。凡不重视统一战线而孤军作战的，都是一筹莫展困难重重，所以新繁的经验应引起各地特别的重视。
西南局
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新繁县 旧县名，1965年并入四川省新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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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管理城市加强农村工作*（一九五O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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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局所决定的西南新任务有两个，一是要学会管理城市，二是要加强农村工作这个基础。新任务的提法，与我们刚进入西南时所提的是不同的。刀拓时我们说，在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工作重点便要转入农村，等农村工作有了基础以后再建设城市。但这次西南局会议〔1〕把城市与农村两者并提，而且把学会管理城市提到前面，接着才是加强农村工作。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全国大陆的解放，改变了整个形势。而过去的提法，是在全国大陆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时提出来的。那时城市受交通影响还孤立着，需要靠农村去养活它。像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都是孤立着，要靠农村，收入也以农村为主，城市很少。所以，我们必须先把农村搞好，城市才有办法。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交通通达了，物资可以交流了，城市收入大大增加了。实际情况证明，城市只要管理得好，不但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能够有富裕。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2〕决定的全党工作方针是把重点放在城市，因为城市里集中了工业。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必须把城市搞好。没有城市，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统一的。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脚上，刘少奇同志说，这次会议所提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已经提出过的问题，可见建党以来我们就有了为统一而斗争的口号，但是统一是要靠城市的，没有城市就统一不起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正确的，这证明了毛主席的远见。
我们到西南后的工作情况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譬如重庆搞不好，就没有办法统一，重庆本区域以及外区的物资就无法交流，物价就要波动。城市管理不好就没有中心领导，这可以看出城市领导乡村己经是事实了凸我们想慢一点处理这个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像我们在南京预定西南税收农村是气十亿斤大米，城市税收则不到五亿斤大米，城市收入只是农村收入的六分之一，重点放在了农村。但实际上经过一、二两个月，我们核定的预算是农村收四十一亿斤米，城市收二十五亿斤米，这就与在南京时的估计不同了。此外加九亿斤盐税，八亿斤其他税，总共是四十二亿，要在城市收起来。这还是在城市没有基础的时候，如果工作做得好，城市收入是要超过农村的。
我们这次会议精神是要改变大家头脑里原来的想法，这是所有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要注意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确定了全国的税收任务，说明如果不把城市搞好是不行的，不改变老观念，不把税收搞好，城市税收不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第一位，我们就过不了关。至于接受九十万国民党军队和旧人员，我们要养活，政策是不变的。这件事情办好了，就等于打了第一个大胜仗。
现在提到我们面前的是学会管理城市、加强农村，工作基础两大任务。而要完成这两大任务的关键就是：第一，要完成财经上的每项任务。今天中央财委会提出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是政治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基础不稳就要垮台。第二，要善于组织群众，团结群众（这是指基本群众），不能只依靠外地来的六十万人，还要依靠西南的六千多万人民。第三，要搞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人士。同时要分化敌人，从他们中间拉过一部分来，以减少我们工作的障碍。现在我就完成这两大任务的三个关键问题，即：完成财经任务，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4〕，剿匪〔5〕分别加以说明。
一、关于完成财经任务。
为什么我们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完成财经任务呢？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提得这样高呢？中央局〔6〕会议和我作的报告对财经问题讲得最多。现在中央财经会议又作了决议，提供了我们完成任务的有力武器。决议将由刘岱峰〔7〕同志传达，我不多说。我要提出来的是我们任务当中主要的物价波动问题。由于我们管理不好而造成物价波动，人民吃了亏，损失很大，使毛主席的威信、人民政府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毛主席在延安整风〔8〕时就对同志们曾经提出“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的问题，意思说共产党如果能给人民做好事情就有存在的必要，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共产党脱离了人民，人民为什么还要拥护共产党？现在由于我们在财经上有许多思想没有弄通，由于我们不会管理城市，近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降低，重庆粮食、煤炭及日用品等都涨价，只有小菜这种生活必需品没有涨价，这是由于物价波动影响的。结果是人民痛苦，工商业不能发展，不但乡村就是城市的人民购买力也都下降了。如果不能稳定物价，我们就要脱离群众。许多人写信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质问我们西南为什么不能把财经搞好？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把蒋介石打垮就胜利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有许多事情不会做，如果不学会就要栽跟头，造成革命的失败！
党中央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节省开支。这不是说将实际的人数减少，关键是核实人数，要消灭空额。现在很多单位一千人报一千二。十一、十二军一下子便招了八千学生，事先没有经过批准，现在连教课的人都没有，就这样把人数搞得庞大得不得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9〕。我们有许多韩信，算人数只能讲大概，没有准确的数字。像川东需要供给的人数就是“大约二十五万”。我们的实际统计历来和组织部、供给部的统计都不一样，供给部的册子总是最大。一切按实际编制的人数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做到不准机动，要卡得很死，规定多少即是多少，而且要从领导同志做起，我们决定的预算也不能增加。现在有的干部认为西南安定了，纷纷接家属来，但是不管怎样，一定要按照规定的人数计算，决不能超过应有的开支，机动是不能允许的。这似乎不近情理，但是这样做才可以解决问题。供给标准最高的有每月拿三千四百斤粮食的，但那是给民主人士的。毛主席还是拿的供给制〔10〕。我们将来也要实行薪给制，到那时再接家属也不迟，现在我们不是享福的时候。目前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是苦，另一条是垮。如果要享福就得垮，二者只能取其一。尽管这样做对一小部分人不好，但是刘一多数人的利益是好的，对整个革命是有好处的。总而言之，就是要保证开支不超过预算。
第二个任务是增加收入。报上公布的指示很严格，提出要保证各项收入百分之百的完成。对西南来说，八十二亿斤大米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决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川东十五亿斤的任务只许超过不许减少，各专署、县政府都要如此保证。中央指出现在最主要的收入是税收。因此，刘少奇同志提出，在一个县负责同志中，第一是县委书记，第二是县长，第三是税务局长。决不能没有收税的负责干部，因为税收任务完不成影响是很大的。川东在公粮方面带了头，规定了十亿斤的任务，完成的程度比其他各地都好，但是切不要就此松了劲。如果开始搞得好，以后又搞得不好，还是该批评！另外，也要力求扩大负担面。西南局规定完成八成任务，那是对全西南而言，川东必须全部完成，并且要争取多完成，用作学校教育、农贷救灾生产等。但这些开支也不能随便机动，要经过批准。这样是否会打击积极性呢？其实，把道理向干部群众说清楚了就不至于打击积极性。能完成并超额完成任务的区域就可以提百分之三十优先使用。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增加收入。
中央提出了要保证预算稳定，就是说收入只能超过不能减少，将来要制定纪律，不能完成者要受纪律处分。有人说“这样搞出了乱子怎么办呢，出了乱子都是你的办法不好”。我们要分析原因，如果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搞得不好也要批评他。因为尽管辛辛苦苦，但总是官僚主义，总是没有完成任务。任务来了不能考虑轻重，只能考虑如何去完成它。川东十瓦亿斤米的税收任务不大，你们要大大超过，要尽量发现税源。假使物价不能平稳，吃饭的人多收入少，赤字一大堆，拿什么去搞国家工业？不能搞当然就不能进步到社会主义，不会收税就不能巩固赢得的政权。现在科学管理城市，我们确实不及资本家，我们脑筋不及他们灵活。这次重庆物价涨，固然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贸易工作没有做好。例如，我们在应该抛售货物的时候没有抛是不对的。中央规定，以后凡应该卖的一定要卖出，否则要受市场的惩罚。我们提出要把重庆物价搞好，周围各县粮价就必须比重庆低。交给川东这个任务现在没有完成，周围齐县粮价没有压下去，这是不行的。如果执行任务发生错误要检查，是领导错误应由领导者负责，是执行者错误应由执行者负责。如果干部少，宁肯其他工作受影响也要抽出干部来搞经济。只有物价稳定才能团结群众，这比开群众大会、组织农会更能团结群众。农会也反对物价上涨。现在什么是主要政治任务呢？稳定物价！革命如何才有保证呢？也是稳定物价！
说到缺乏干部，重庆有两万旧人员，军队中有八千学生，我们可以叫他们来做经济工作，一方面保证完成工作，一方面避免浪费人才。如安排去银行、贸易公司，还可以办金库、商店、合作社。在每个县、每个乡镇都成立零售商店，成立合作社，这样可以安排几千人下去。所以，干部要从这里来想办法。如果天天指望南京、上海来干部，那是要失望的。回想我们一些干部在抗战初期，还不是和现在的学生们一样，对马列主义一点都不懂，只是由于不满现实才参加革命，而现在都成了骨干。因此，我们也要培养教育学生，使他们将来成为骨干。使用他们可能要出乱子，但我们要有信心，只要不出大乱子就不要紧。我们老是说没有干部，而有了人却又不用，真是“小手小脚”，可以说是“三寸金莲”，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有魄力，就能在很短时期把局面打开。对现在的征粮人员，要为他们预谋出路，使他们在将来从事别的经济方面工作。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讨论问题要在完成任务上想办法。
总之，要学会管理城市，而问题关键在于会不会收税。当然也有其他问题，譬如办贸易公司等，但最重要的是税收。
二、关于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这是统一战线的问题。统一战线方法很多，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基本形式，也是我们团结大多数人的基本形式，不能看作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党中央近年来一直强调这个问题，我们西南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凡是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都有很好的反应。据新华社报道，全国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地方很多，但没有开的也不少。川东区前一个时期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许多地方都只是开一个大的座谈会而不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贵州和川南开得比较多。中央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半个月后就应该开代表会议，事实上我们没有办到。半个月是否就有问题可以讨论呢？有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讨论，但就是没有开会，这就叫关门主义。有的说代表难找，怕找不到好人。实际上任何地方初次开会都不会很成功（除非解放前地下党工作做得特别好）。像川南富顺县，开会代表百分之百都是乡保长派来的，是地主的代表，其中少数人一句话也不会说。但毕竟他们都是农民，一经过启发就转变到人民的方面了，结果很好。如果怕代表成分不好掌握不住，这也是关门主义。如果觉得在代表会议上要由我们发号施令，这也是错误的认识。开会结果最不好的是贵州平坝县，因为会议通过了要求减免公粮、保护民枪等不好的决议。通过召开代表会议，对联系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各界人民代表会不仅要认真地开，而且要经常地开。各县三个月一定要开一次，甚至两个月开一次，内容如征粮剿匪等都可以，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士。昨天报上登载，某县代表会议上一共一百九十六名代表，工人十九人，农民一百三十三人，其他四十四人（包括各机关、民主人士、自由职业者、青年学生、教师），但在其他四十四人中有一半是机关代表。这就叫农民代表大会了，实在不能叫各界人民代表会，这样做肯定不能团结大多数。除了农民外，其他代表只是成了花瓶为了好看而已，这肯定不能分化敌人。有的同志听到人家批评我们便面红耳赤，甚至作为会议主席要制止人家讲话，这是不民主，不能团结大多数。我们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够使他们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即使反动的只要说出来也好，因为这样才可以有斗争。你有发表反动言论的自由，我也有发表反对反动言论的自由。如果不注意民主的实质，光去讲究民主的形式，农民就永远当不了主人。总之，要让各界、各阶层代表把话说完。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之间是有斗争的，只要能把选票即举手的数字把握住，不妨使各界代表人数平均一点，有了基本群众，其他就靠说服了。要能够用道理说服人，这才算是共产党。
重庆开企业工人代表会议的做法，是很好的经验。有的人开始闹，因为工资低大骂我们，后来开企业工人代表会，我们就专找要求增加工资发牢骚最多的那些人来当代表；会议中经过刘主席〔11〕及工会负责同志谈话，回去一宣传，解决了很多问题，甚至有的愿意少拿几个折实单位以〔12〕去帮助别人，这就叫联系群众。所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开代表会议。譬如学校可以开学生代表会议、教员代表会议，县里可以开各界代表会议，区乡可以开农民代表会议。有土匪就讨论剿匪问题，春天就讨论春耕问题，当然要有准备、有方针、有领导，这样才能收到实效。我们不要觉得开会麻烦，因为可以在会议上解决许多问题。有时我们对稍不顺眼的人就不要他们参加会议，这是不对的。代表一定要有代表性，说话人家相信，否则便不能起代表作用。对地主（我们称为开明士绅）、资本家的代表，我们一定要准备听他们的反对和叫苦声。我们叫资本家开会，无非是要他们来拥护政府，就是不拥护也不说坏话。毛主席在北京欢迎程潜〔13〕，有人认为不必要，但这样做很有利，可以给台湾的敌人看。程潜在湖南讲一句话，许多人都相信他，这就是团结，就是对民主人士的方针。我们应当客气地对待各地方的“秀才举人”，因为他们是能起作用的。分化孤立敌人是我他的策略。团结大多数人以及团结大多数人的步骤方法，也都是我们的策略。
富顺有个人，二十几年来一直反对国民党，在地方上有威望，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比我们县委要高明，但是因为他对我们的县长说话不客气，便不要人家参加代表会，结果也就失去了一份力量。你说自己是领导，还要看人家听不听你的领导，特别是要注意团结本地人。现在土匪有句口号是“只打山东人”，山东人即指从外省来的干部。我们要分化敌人，不要孤立了自己才是对的。西南的封建力量比其他各地都大，我们反封建要有步骤、有方法，要团结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一与我们一块工作，使他们的心里舒服，否则，他们就要造反。像这次买公债〔14〕，中央财委会委员李烛尘是天津大资本家，他把天津应完成的公债任务包了下来，通过朋友关系分发下去，结果天津超额完成了任务。马寅初是中央财委会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他到杭州也是用这个办法，找朋友、熟人来分担公债，杭州也进行得很好。他又到上海查公债簿，看到一个朋友只买了六份，大不以为然地去找他再买，那朋友不肯，他便说出他的资财来，并说如果不多买，我们之间朋友关系就算完了，结果他那个朋友自己又找其他的人买了不少。这说明了团结民主人上，他们便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这是一个路线问题，就是团结多数对少数作战。这样看来，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呢？为什么要拒人千里之外呢？像富顺的例子，孤立自己是不能把事情办好的。剿匪中我们苦无情报，如果团结了地方人士，他们便会把任何事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安排两个哥老会的人，以开明士绅身份来参加代表会议。否则，有些事也不好办。
使知识分子有业可就也很重要。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来信都是要求职业。蒋介石在这里时，他们没有地位，如果共产党来了也是这样，就会使他们失望。旧知识分子作为领导人领导革命不行，但是离开他们也不行。这些知识分子在学校读书时，也反对帝国主义。要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队伍，各地工作人员都要团结他们，否则他们也会反对我们的。虽然我们编制少，但是有许多银行、商店要开办，可以吸收他们做工作。这样他们就有了前途，即使十个人中吸收一个，其他九个人也都有了一份希望。将来分土地可以要他们记账。过去我们都和他们一样，对现状不满便起来造反，现在我们虽然得了天下，也不能说他们就不可能造反。如果他们的现状过不去也要造反。知识分子爱当军师，汉高祖〔15〕有张良〔16〕、萧何〔17〕，明太祖〔18〕有刘伯温〔19〕。现在土匪中也有很多军师。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丢了他们是办不好事情的。只要我们想办法给他们出路，他们就心安理得了。
三、关于剿匪。
对剿匪，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具体处理时，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杀，主要是宽大，是争取。首恶必办是为达到争取目的，镇压是为了分清界限，两方面丢掉任何一方面都不对。现在好像把镇压这方面丢了，把首恶必办也丢了，结果是非不辨，界限不明。如果当了土匪、抢了人也可以回来安居乐业不受惩罚，这是危险的。我们不是不杀，但不能乱杀。有的同志现在提到杀人就怕，该杀的不杀，这也是不对的。许多人写信给我们，各党派代表会议上也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贵州土匪还嚣张地说：“在共产党这里抢三次五次是不要紧的，再多了就不行。”假使土匪们都来抢三次五次，试想社会秩序会成什么样？乐山三十几个干部被土匪击伤二十个，我们部队赶到后，捉住了三十个土匪，但一个也不杀，这还有什么是非呢？璧山、大竹、铜梁捉住了好几百人，为什么不枪毙几个呢？他们持枪反革命，杀干部，为什么不可以杀呢？要杀几个，群众才敢报告，才能孤立土匪，对最坏的要打得最坚决，这样土匪是不会不怕的。现在就是永川土匪和度贡庭〔20〕两股匪比较大一些，杀几个就可以使他们不敢猖狂了。当然，杀人要有明确的规定：一要经过区党委批准，二要经过军事法庭。这样就不会乱了。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西南局会议 指1950年2月6日至10日在重庆举行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
〔2〕七届二中全会 见本书第29页注〔1〕。
〔3〕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 指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财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统一财经、紧缩编制、现金管理和物资平衡等四个问题．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及其他有关决定。
〔4〕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5〕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6〕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7〕刘岱峰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8〕延安整风 指中国共产党自1艇2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9〕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10〕供给制 是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休的工作人员以及军队的指战员，按照大体平均的原则，直接供给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制度。1950年以后，大部分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即把服装、伙食等一些基本的供给项目折成货币，连同津贴一起，作为生活费，以现金支付。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供给制的项目。到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一律改为工资制。
〔11〕刘主席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
〔12〕折实单位 见本书第55页注〔5〕。
〔13〕程潜 国民党元老，1949年8月在湖南宣布起义。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
〔14〕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
〔15〕汉高祖 即刘邦，西汉王朝的建立者。
〔16〕张良 汉初大臣，刘邦的重要谋士之一，后封留侯。
〔17〕萧何 汉初大巨，刘邦的重要谋士之一，后封娜侯。
〔18〕明太祖 即朱元璋。明朝的建立者。
〔19〕刘伯温 明初大臣，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后封诚意伯。
〔20〕度贡庭 曾任国民党四川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后组织“川黔湘鄂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1950年3月被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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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题词（一九五O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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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劳动妇女身上去。一个知识妇女，只有当她与劳动者相结合井诚心诚意地为她们服务的时候，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并使自己获得改造。
邓小平敬题
一九五0年三八纪念节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3月8日发表的手迹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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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工作情况*（一九五O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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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四三大野战军的部队，从潇一月初开始进军西南的战役，我二四两野战军部队首先在湘鄂川边，么神速突然的动作一举歼灭宋希濂〔1〕部主力，乘胜猛追，沿途消灭蒋军增援部队罗广文兵团〔2〕大部，并以平均每天一百里以上的速度直追长江南岸，宽正面地抢过长江，蒋介石十一月二十九日仓惶逃走，我四野二野各一部于三十日同时进入重庆市区。蒋军在逃跑之前，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尤以电力损失最重，幸我进展神速，加以在厂员工努力保护，使重庆工业得到挽救，这是比之消灭敌人更为重大的胜利。我军另一路亦于十一月中句先后抢占贵阳、遵义。其时，胡宗南〔3〕正由陕甘南退，企图退入西康〔4〕、云南作最后的挣扎，我军乃又不顾疲劳，分由重庆、贵阳，以急行军抢占沪县、宜宾、乐山、大名、工区睐之线，完全截断了胡宗南南逃道路。
而我贺龙〔5〕将军率领之一野兵团则适时地由陕甘南部尾击胡军，直迫成都，至此由陕甘、重庆等地退集成都周围的四十余万敌军，被我完全包围，在企图突围南逃之李文兵团〔6〕被歼后，其余各部被迫宣布起义。全西南的主要作战，在我三大野战军协同努力之下，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宣告结束。
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五十七天，前进约三千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约九十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四十余万，起义四十余万。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7〕诸将军于十二月九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云南解放后，曾发生原已被迫宣布起义之李弥、余程万〔8〕两军的叛变行为。我云南人民武装及二野一部曾协同卢汉将军进行保卫昆明的战斗，旋以四野、二野各一部由广西赶赴滇南，迅速扑灭了李、余两军的叛乱。胡宗南于成都失败后，逃往西昌，企图收集残部巩固西南最后据点，并图组织和指挥所谓西南游击战争，我军一部己于三月下旬分南北两路同时渡过金沙江及大渡河，二十七日解放西昌，残敌正肃清中。至此，西南全境除西藏外已获全部解放。
随着战争的发展到结束，我们同时进行了接管城市、改造原国民党军队及屯集公粮等三项主要的工作。
对于起义的原国民党军队，已派出军事代表团到各个部队工作，帮助进行教育改造，使之逐步地具备符合人民军队的条件，然后才有可能按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整编。这些部队在起义后表现各有不同，某些部分特务分子仍然活跃，叛变事件已多次发生，我们一本毛主席方针，耐心地帮助他们实行改造，使他们转到人民方面，并使官兵各得其所。
在农村，当前的主要工作有三个：一为剿灭土匪；二为征收公粮；三为布置春耕。
西南土匪，二月份曾被消灭两万余人，三月份尚无统计。西南土匪的特点，从开始就带着明显的政治性质，国民党反动派在淮海战役〔9〕失败后，就着手进行其所谓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四川一省就训练了所谓游击干部达五千人之多。我们鉴于各个解放区的历史经验和敌人对于西南的布置，在成都周围大战方告结束的时候，就指出了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的土匪骚扰必然发展，因而提出了准备打第二仗的方针。所以，当土匪蜂起时，人民解放军的思想并未感觉突然，惟因部队进入指定地区时间较晚，地形人情当未摸熟，群众发动尚需时间，故剿匪工作一时难以获得显著成绩。现在地方军事工作布局已定，群众组织也已开始，以我军丰富的游击战争和剿匪经验，土匪是不难肃清的。
第一部分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二
我们到西南后，一面接管城市，一面布置征收公粮。城市接收，因为干部已有相当经验，比较顺利，大体都在一月份内先后告一段落。但在管的方面，问题复杂，尚无显著成绩，而尤以工业的困难最多。西南工业确有相当基础，这是建设西南的良好条件。但是这些工业在国民党时代，大都服务于战争，其原料多来自外国，现在要把它改变为民用工业，并非易事。私营企业亦有不少困难，普遍要求政府在贷款解决原料、收购产品等方面子以帮助。我们正首先为国营企业找寻出路，力求尽早开工。在国营企业逐渐恢复生产下，私营工厂的困难亦可逐渐地获得解决。
同全国其他各地一样，旧历年前，西南各地都曾发生物价波动的严重现象，引起了人心的不安，我们曾采取了有效的办法使之平稳下来。现在投机商人仍在伺机而起，而土匪活动也影响了城乡的贸易和物资的调拨。我们正在加紧剿匪，安定社会秩序，同时加强市场的组织与管理，保护正当商业，打击投机分子。由于国营贸易机关掌握了大量的主要物资，今后稳定物价是有把握的。
城市中另一严重问题，是失业者要求工作，要求出路。这个问题只能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逐渐地加以解决。因为我们接收了大批旧职员，必须先使他们获得教育和安置，才能谈到其他的就业问题。就西南的经济条件而言，只要度过今年的困难时期，工农商业当可获得恢复和发展，失业问题亦可获得逐步地解决。
征收公粮，因为我们接收了近九十万的国民党军，四十万左右的旧有员工，加上进入西南的人民解放军，吃饭人数接近两百万人。如果不好好解决这两百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势必大乱。西南一九四九年度四十亿斤的公粮数字是不算轻的，但据我们调查，加上国民党已征部分，仍未超过农民粮食总收获量的百分之二十，比之国民党时代各种苛杂的总和，还是要轻得多。只是征收时间较迟，同时因为我们干部不足，还不熟悉情况，不能不用旧的乡保甲长，所以这次征粮，困难是难免的。只求其做到比较合理，而又能及时完成任务，避免混乱，就是符合于人民的最大利益。据调查，最不合理的还是农民相当普遍地超过了其应负担比例，但农民因为比较历史上负担要轻，政治上已获解放，故缴纳仍非常踊跃。而地主则因为历史上总是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次必须破例按照应负担量缴纳，于是利用某些不合理的事件，大喊大叫起来，甚至勾结上匪破坏征粮。此种现象正在克服，同时我们对于某些不合理现象，亦正作适当而又可能的调整。总之，公粮数目必须百分之百地保证完成，否则将使整个工作陷于被动和混乱之中。
春耕生产已引起各地注意，并与剿匪征粮配合进行。凡属征粮有成绩的地方，均已将生产作为工作的中心。
西南少数民族工作极端重要。人民解放军在各少数民族区域受到热烈欢迎，贵州苗民缴纳公粮比汉人还要踊跃。我们正本着人民政协共同纲领〔10〕，团结各民族共同建设西南，巩固国防。
我们到西南后的主要工作方法，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1〕和农民代表会议。凡是已经建立政府的地方，大体都召开了这种会议，收到良好的效果，对于克服困难作用甚大。现在各级政府正在加强容纳各方民主人士和与群众有联系的代表人物参加工作。西南有丰富的物资资源，有七千多万人口，经济建设条件甚好。目前困难虽多，只要我们善于与各界人士共事，善于运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善于团结人民，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第二部分根据《人民日报》1950年1月13日刊印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报告的主要部分。
注释
〔1〕宋希濂 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川湘鄂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2〕罗广文兵团 指罗广文任兵团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
〔3〕胡宗南 1949年11月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2月任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
〔4〕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5〕贺龙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
〔6〕李文兵团 指李文任兵团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五兵团。
〔7〕卢汉 原任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率部起义。刘文辉 原任国民党西康省主席。邓锡侯、潘文华 原均任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省彭县率部起义。
〔8〕李弥 原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1949年12月9日云南起义时曾被卢汉扣留。余程万 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兼滇东南“剿匪”指挥官，云南起义时曾被卢汉扣留，于1950年1月任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李、余两人被卢汉释放后，又率部进攻昆明被击溃。
〔9〕淮海战役 见本书第42页注〔5〕。
〔10〕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11〕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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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障云南对外贸易任务的意见（一九五O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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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穷〔1〕同志：
云南保障对外贸易四千吨锡一事〔2〕，有关国家信誉，中央非常关怀，请你亲自掌握，用全力保障此任务之实现，并随时将情况向中财委〔3〕及此间作报告。
邓小平
辰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释
〔1〕任穷 即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2〕四千吨锡一事 根据1950年4月19日中国与苏联签订的《中苏贸易协定》，1950年中国向苏联出口四千吨锡，这项任务由云南省完成。
〔3〕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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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西南党组织的三项工作*（一九五O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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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主要讲党中央对于这一阶段党的工作要求，并联系到我们本身的一些问题。要做的主要工作有三项：
一、关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问题。
中财委二月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1〕，我们西南也召开了财经会议。今天看来收到非常满意的效果。会后不过一个月，全国达到了收支大体接近平衡；物价稳定；全国财政统一。这给今后收支平衡、物价稳定提供了保证。如果不统一全国财政，将来还不保险。
西南布置的征收公粮和税收一共是近八十二亿斤，公粮占四十一亿斤。根据前三天为止的材料，公粮已收百分之三十四。现在和各区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可能已超过此数。川东已达到百分之五十五，川西已达百分之四十多，川南、川北大约百分之十到二十，云南才开始，贵州也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全西南的公粮征收绝不超过百分之四十。在保证全国收入上面，西南公粮征收还是问题。税收共四十亿斤（包括盐税），现只完成百分之八，加上还未报告者也不超过百分之十，按要求应当达到百分之九十五。所以，保证全国收入的关键在西南。
西南公粮征收任务重不重？个别地方重了，如铜梁县某个地区，平均每人一百七十斤那就重了。但整个来说并不重，如老区负担国家公粮百分之十、地方公粮百分之三，西南现在未超过百分之二十。但为什么完成得差呢？客观原因是我们来西南迟了，又不了解情况，不得不用了一些旧人员，并且还有土匪捣乱，但主要还在于我们主观方面的毛病。首先是负担面的问题。如川西负担面宽到了百分之八十，情况就比较好，负担面窄的地方很容易形成僵局，有的地主负担超过百分之百，既不合理也很难收起。其次，关键在于依靠群众，开好农代会及人民代表会议〔2〕。凡是积极发动群众，善于处理保甲〔3〕问题，团结开明士绅，争取农村知识分子的，就办得好。尤其重要的是干部作风问题。西南干部作风问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是很严重的。还有的干部忠心耿耿，想完成任务，就是往往不顾政策蛮干，把政策与任务对立起来，不了解完成任务要在政策正确的基础上，结果影响了任务的完成。我们要依靠群众进行检查，对于那些由于干部作风很坏而形成僵局的地方，必须调整干部，否则僵局无法打开。凡是有政策问题的则要在政策上注意。
这次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军事问题，军事问题就是减人问题。我们这次会议主要也是讨论这个问题。
减人根据两个原则：一、能够巩固国防。二、国家要能够养活。在这两个原则之下确定应减的人数。西南要由现在的一百一十七万人减为八十万人，要减去只十七万人并且要在九月以前完成。全国节省十、十一、十二这三个月的开支，节省每人的一套棉衣，全国加起来就是一个很大数字。中央计划全国减少一百五十万人，一年即可腾出四十五亿斤粮食用到工业上，至少有十亿斤用到西南，合人民币就有一万亿元〔4〕。加上西南原来的建设费六亿斤就是十六亿斤，这样西南就富起来了，西南铁路就可以铺起来了。只有减人才有工业建设，有了工业才有农业投资。如不减人，大部分收入就要用到吃饭。我们现在百分之八十的收入用于吃饭，如果只向人民要，不开辟收入渠道，经济就要枯竭。只有发展工商业，提高人民的收入，人民富裕了，国家收入才能增多，积累资本的速度才能加快。所以，中央提出减人是主要出路，如不这样，国家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决定西南由一百一十七万人减到八十万人，将来可能八十万人还嫌多，还要减一点。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只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军队就行，必要时再扩大。军委现在成立总干部部，把所有干部都登记起来，不管是现役或预备役、转业的，都要登记起来，将来一有需要就可以调回来，能够拿出一二千万军队。一定要看到核减人数是今天的需要，党中央、毛主席是在稳当的基础上提出这个任务的。
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减到八十万人。减三十七万人不是简单的，而是一个很繁重的任务。因为减下的三十七万人，要使他回到本乡不出乱子，这就要多做工作。对于凡是减下来的人，一定要训练三个月，达到三条：一、不当土匪；二、不打人骂人；三、回去努力生产、工作。哪些人要复员，如何训练，如何遣散，在这次会上都要解决，并且要在九月底以前完成。随后，剩下的八十万人怎么办、如何组织，现在中央确定，全国部队一部分编成机动师，一部分担任地方治安的任务。编成师的或划到地方的都是同等待遇，同等光荣，只是任务不同。
目前西南、尤其是重庆，主要是劳资问题，也夹杂着公私问题。要说服资本家少关些工厂的门，关一个厂我们就得救济失业的工人，也要多做工人的工作。如兵工厂有五万工人，工资减低了一些，工人就骂我们，于是我们采取开工人代表会的方法，工人自己选出五百名代表，开始五天说服不了工人，刘司令员〔5〕去讲了一次话，当讲到共产党如何过草地、爬雪山，如何在抗日反“扫荡”中克服困难时，工人代表感动了，五百名代表一起回去说服了工人，工人主动减少工资，实行节约，渡过困难，资本家也就没有理由再关门了。对资产阶级的叫喊要其体分析，叫得对与不对应加以区别。有些厂养不起工人，要尽量说服双方忍耐；确有必要关厂，要给以指导帮助、妥善处理；有些要贷款的也要帮助他们解决。重庆全市十二万工人，国营占六万，要着重研究几个主要工作，包括公私关系问题。如我们要修成渝铁路〔6〕，定货就要做到公私兼顾，使私营企业在国营企业的发展下发展起来。
平稳物价并不是压低物价，既不能使物价过高，也不能使物价过低。调整经济主要表现在价格方面，包括税收标准、负担政策，我们要资方真诚，自己也要真诚，如果都积极起来，问题就少了。今年年成好，农村购买力增加了，再加上减人，就可能减少某些方面的税收，求得三五年内恢复国家经济。所以，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二、关于土改〔7〕问题。
土改是一个大的战略问题，比我们渡长江不知要大多少倍，比我们剿匪也不知要大多少倍，因为这是包括全国三亿多人的一个大问题。过去老区一亿七千万人口，经过十二年的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老区是分散解决的，今天要集中解决这个问题，时间要三到五年，西南从明年开始要经过四年。这是一个大战役，不能心急。有些地方想一、二年搞成功，是有害的，也是不可能的，掌握不好就要出乱子。要有步骤地去搞，要有领导、有法令。今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要公布土地法［8〕，党内党外，工商业资本家、地主、农民、学生、工人都要学习。我们一定要按法令办事，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各自为政。西南从明年开始，第一年先搞一批，第二年再搞一批，第三年再把尾巴扫清，少数民族地区更要迟一步。慢了固然可能妨害生产的积极性，但总比出乱子好。
土改的关键是政策问题，政策的关键是富农问题。一方面，确定富农不动，在战略上说是孤立地主，还可以真正保护中农。过去最大的乱子是出在中农身上，所以要把富农当作缓冲地带。另一方面，富农在一定时期对解决商品、粮食问题有好处。调整土地出租部分后，把富农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看待，待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才最后解决富农问题。有些人主张动富农出租部分，理由是为了满足贫雇农要求，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就要损害中农利益。中央确定土地改革任务是消灭封建势力，不是消灭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也不是消灭农村小资产阶级―中农；也不是消灭地主的资本部分。这一战略目标提得很明显，打击面小抵抗力就小，因此步骤要稳当，同盟军要大。实行土改的正确方法是政府法令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领导干部要下去搞典型示范。现在我们征收公粮，有的只顾法令而不发动群众，有的只发动群众而不顾政策，还有的二者都不要，都是不对的。
西南今年要搞减租〔9〕，明冬后春要搞土改，也是二、三年完成。减租条令〔10〕已公布，如何把贯彻法令与发动群众相结合，还要很好研究，干部思想不准备好，同样要出乱子。减租中一定要牵涉到减息，具体怎么搞还要进行研究。
目前的中心工作还有剿匪和生产，要使农民原有的生产水平不降低。
三、关于整训干部问题。
整训干部是为了执行政策，因为政策执行得不好，党的事业就要受到损害。现在任务很繁重，整训是有困难的，但不整问题就更大、更不得了。有些干部想把工作做好，但由于工作作风有问题，在办好一件事的同时，就常办坏几件事。所以，无论工作多么忙，也要利用间隙轮流整训，方法是开党的代表会议、专门的工作检讨会议和举办训练班。
党代表会议及工作检讨会议以检查工作为主，着重整顿干部思想，反省思想，反省作风，反省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对问题严重的要做出组织结论。要向同志们灌输政策思想，人人要做执行政策法令的模范。政府通过的法令，党员一定要好好学习，切实执行，不然就一定要出乱子。
上面讲的三项工作，是我们领导干部必须加以重视并认真完成的任务。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报告的主要部分。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全国财经会议 见本书第120页注〔3〕。
〔2〕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3〕保甲 见本书第29页注〔2〕。
〔4〕一万亿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5〕刘司令员 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6〕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7〕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8〕土地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
〔9〕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10〕减租条令 指《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1950年3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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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干部队缩编的两个问题*（一九五O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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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三十七万人，一个是八十万人。
三十七万中有七个问题：（一）能否达到目标；（二）什么人复员；（三）怎样动员；（四）怎样组织；（五）怎样教育；（六）怎样送行；（七）外地送来的怎样接收。
（一）能否达到目标。大家讨论认为是能达到的。我们到西南来是四个兵团五十四万人，其中除去地方干部一万人，军队只有五十二万人，到西南后调往地方工作的约三万人，实际上老的只有五十万人，再加云南边纵六万人中一万几千老的，一共不超过五十二万人。现在全军一百一十七万人，除去五十二万老的，有六十五万是新的，而我们只要减少三十七万人，因此是能达到目标的。六十五万新的里面有十八万尚未改编的起义部队（至少有八万兵，这些兵训练以后绝大部分可以复员），最近调走的罗广文〔1〕等部共约六万五千人也是在这一百十七万之内的，故现在我们的队伍约九十几万人，除去原有的五十二万老的，到西南补充的新兵有四十万，在这基础上复员三十七万人是可以做到的。
（二）什么人复员。主要是在这六十五万新的人中打主意其次是我们五十二万老的人中二十岁以上的战士，另外还要抽调一部分干部去到地方工作。六十五万人中凡是有家可归，加以训练回去后不当土匪的一律复员。他们绝大部分有家，而且要求回家。我们五十二万中，老弱能复员（三十岁以上）的可能有七万。新起义的部队，可以多回去一些。老骨干是不能回去的，绝大部分是不能复员的。六十五万人中的旧军官凡属不愿回去的，一律要养，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如勉强弄回去一定会当土匪捣乱。
凡属无家可归的，这个数目不大，多半为流氓成分，要留着教育，将来慢慢洗刷，也比现在一下弄回去好，就是他要走也不能让他走。凡是家在老区的尽量送回去，包括一部分军官，我们保证不杀他，军官不要勉强。凡是新区的要谨慎。凡是我们本区的要尽量安排。战士籍贯比重第一四川，第二湖南、河南。河南工作基础较好，可以放手点。湖南的要略微谨慎点。什么人复员这个问题要很明确。
（三）如何动员。一个叫回家生产，一个叫复员、叫精简，还是叫复员好些。总之就是要减人，这是一回事。在中央未统一规定前不要乱讲，复员的人一定不要使他们（尤其五十万人中）说：不要我们了。教育要一定积极，说明今天国家已转到经济建设，革命军人回去后要搞经济建设。要求他们回去后做到三条：不当土匪，不打人骂人，努力生产工作。对于老的要他们回去起模范作用，对于他们，地方上是会很尊敬的。
（四）如何组织。按地区组织，集中地点在交通要道，无论如何不要搞到城市里，要放在安静的地方教育，并靠近领导机关，各个军要直接领导，不要轻易委托师、团办理，要有专人负责到底。
（五）如何教育。就是要达到那三条。时间宜分批。有的部队不一定要三个月，如那个十八万人，把军官抽出来，派我们干部去教育。凡能复员的一定要复员，不要把他们与我们混编后再来复员。
（六）怎样送行。一定要送到底。
（七）怎样迎接。还是要有一个机构准备接。六月份就会有人送来了，调查了一下，中南复员六十万人中西南人不多，三野复员二十万人中西南的人有相当数目。全国复员一百五十万人，其中西南的少不了二十万人，光要地方党、政来接不可能，也要靠部队。
八十万人的整编不一定今年解决，今年只解决吃饭问题。有些地区情况好一些，部队较多，可先编一、二个师，吸取经验。今年的重点解决三十七万人，明年解决八十万人。缩小直属机构可以进行，但不要大动，减人之后调整一下。八于万人是个战略数字。全国要保持一百个师，可能分配我们二十个，至少十七八个，这是防备帝国主义所必需的，这二十个师三十万人是战略问题。
十万国民党军官也是战略问题，一定要养，为了实现土改〔2〕这一战略目标，以免其阻碍我前进。其中一部分好的可以工作或参加建设，一部分坏的，土改以后放他回去他也不能捣乱了。这十万人中放一部分在我们军队里他捣不起乱来。凡是起义军官可以大胆录用，用作副职，甚至个别的可以当正职，我们当政委或副职，营以上可以用一批。有些按军职兼教员，有些就直接当教员，教员待遇还要高些。另外一大批放在学校里，稳步的处理，总之十多万军官非养不行，这是战略问题。
另外，四十一个分区，每个分区五千人，共二十万五千人，进军西藏的三万五千人，连同二十个师三十万人，共六十四万人，这是不能动的。下余十六万人（包括婆娘娃娃），大军区（包括特种兵、学校）编八万人，七个二级军区，平均每个一万一千人是很紧的，这样直属队要大大缩减。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要。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释
〔1〕罗广文 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兼第一O八军军长，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率部起义。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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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南春耕和干部整风的报告*（一九五O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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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并中央：
所询各项问题，因连日开军区及中央局〔1〕委员会会议，故迟至今日始作答复。
（一）今年各地小春不坏，四川总在七成左右，仅川北几个县只有五成，川南为二十几年来收成最好者。四川小春约占总收获的三成，贵州、西康田种鸦片烟很多，小春收入很少。但贵州及西康之西昌专区存粮尚多，仅孟安、康定两区食粮甚感困难。四川仅巫山川一县发生严重灾荒，其原因除去年欠收外，主要是去冬国民党大军云集的兵灾所造成。我们对此发现较迟，据报告已死七十人，刻已拨足够粮食加以救济。
（二）今年春耕情形还好，我们对此也很担心，恐怕因土匪、征粮影响到人民的生产情绪，现据各地反映：于今各区农民生产情绪一般不坏（据说川北有部分地区不好），川东城镇肥料价格较往年为高，亦可证明。其原因：
甲、公粮负担百分之六七十落在地主头上，百分之六七十的佃农，即农业的直接生产者，负担不重。
乙、我们三月间公布了减租条例〔4〕，宣布了保障佃权、今冬减租、明冬组织分配土地，农民很高兴。
丙、没有灾荒，小春好，雨水及时。
丁、各地解决了一些种子之类的困难，发放了一部分农业生产贷款，川北特别是川西修堰灌溉影响甚好，贵州正值土匪高潮，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云南、西康情况不详。二省雨水及时，估计布置下去是无问题的。我们已规定凡属已达到公粮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区、乡，即将工作重点转到生产；凡属征粮较差地区，一面继续加紧征粮，一面注意生产领导。凡属土匪严重地区，应使剿匪与生产结合起来。
（三）整训干部（整风〔5〕）问题，五月九日的中央局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了专门的讨论，一致认为西南干部作风问题甚为严重，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进行整风。同时因为西南干部少而弱，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故确定整风的主要方法是联系实际，从检查工作入手，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使干部提高一步的月的。整风对象着重于军队各级干部和地方三万左右的骨干，其中又以县以上干部为主。在步骤上地方拟先由省区党委集中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整风，弄通他们的思想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然后经过他们去领导三万人的整风，时间以半个月到二十天为度。整风指示正起草中。
邓小平
五月十一日
*1950年5月13日，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及中共上海市委，并在批示中指出；“其中所说整风步骤，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你们亦照此步骤部署进行，即先整县委书记以上，再整广大干部。”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释
〔1〕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2〕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3〕巫山 今重庆市巫山县。
〔4〕减租条例 指《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1950年3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施行。
〔5〕整风 指1950年在中国共产党内进行的整风运动。这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全国胜利后新党员大量增加，其中很多人思想作风不纯；在老党员中，也有很多人滋长了骄傲自满、命令主义作风，少数人甚至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指示》要求全党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下，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以整顿全党首先是干部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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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彝民工作的意见（一九五O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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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1〕区党委并报中央：
西昌地委辰东电〔2〕及廖、鲁齐日复电〔3〕均悉。你们对于彝民问题的处理意见是正确的，对彝民工作千万不要性急，第一步的目标主要是达到汉彝之间的和睦，同时开办训练班，多方耐心地培养一些青年积极分子作为沟通彝区关系和将来实行改革之基础。目前切不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企图去进行政治的或经济的改革事宜，但你们应该指示贸易机构在进行与彝区的贸易工作中使彝民获得好处，及教育卫生部门能与彝民治病等，这将大大帮助对于彝民的团结和争取。至于行政的区划，我们觉得组织一个彝民自治区（命名为西康省凉山彝民自治区人民政府）是有极大好处的。但是在许多支头〔4〕分割统治的情况下，有无成立这样一个统一的自治区政府的条件，是值得考虑的。如果这些条件还不成熟，则可暂时组织汉彝联合性质的各级政府，等到条件成熟后再说。此点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与彝民代表人物交换意见，将结果告诉我们再作决定。
西南局
辰文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2〕西昌地委辰东电 指1950年5月1日中共西康省西昌地委书记梁文英给中共西康区委第一书记、西康省主席廖志高和中共西康区委常委、西康省副主席鲁瑞林的电报。电报指出：彝民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彝汉长期纠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普遍向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彝民及其风俗习惯，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及开办彝民学校等；”少数民族问题很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我们必须坚持政策、有计划有重点、一步一步去做”。
〔3〕廖、普齐日复电 指中共西康区委第一书记、西康省主席廖志高和中共西康区委常委、西康省副主席鲁瑞林1950年5月8日给中共西康省西吕地委书记梁文英并报中共中央西南局及中共西康省康定地委的电报。电报表示基本上同意梁文英在5月1日电报中提出的关于彝民工作的意见，并提出，彝汉两族互相仇恨倩绪是历史上长期存在很普遍很深固的，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汉彝两族中进行长期艰苦的实际工作。在彝民方面，除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外，应切实吸收相当数量的适当人物参加政府工作；在全体干部尤其本地干部中继续进行关于民族政策的教育等。
〔4〕支头 彝族家支首领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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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剿匪和征粮情况的报告（一九五O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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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并中央、各省区市党委：
三四月份西南全区主要集中于剿匪〔1〕与征粮，在城市则是学习管理，并逐步解决城市中一系列的困难问题。我从中央回来后，西南军区召集各省、区负责同志，讨论缩减军队人数及军队编制与教育问题。同时利用机会开了中央局〔2〕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干部整风〔3〕和农村在完成征粮后的工作步骤问题。西南财委〔4〕对于调整工商业的任务，也已放在主要的日程上。
（一）西南土匪以三月底达到最高峰，贵州发展到十一万人，共计二十七万七千余人（二月底为二十万人）。四月底减到二十四万余人（实际不到此数）。我们剿匪工作已见成效，计二月份消灭二万九干人，三月份消灭四万九千余人，四月份消灭七万八千余人，三个月共计十五万六二千余人。除贵州仍很严重，云南正在发展外，四川、西康〔5〕大部地区，五百人以上的股匪已经不多。主要交通线业已打通，城乡开始交流，货币开始下乡。部队剿匪思路和战术三月份纳入正轨，四月份收效良好。三月以前各地不办首恶，误解宽大政策，怕犯“左”倾错误的偏向，大大地脱离了群众。在中央局多次批评和中央指示之后，大致已获纠正。全区经过批准，杀了匪首约一千人，群众才认为我们真正要剿匪，才敢于同我们接近，供给情报，参加剿匪。加上部队整伤了纪律，才在群众的配合下得到现有的胜利。有些地方，同时存在乱杀人的现象。有些县、区干部，认为报到上面反正不杀，不如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应严格纠正。必须认真执行杀人必须经过批准和法庭判决的规定，才能少出乱子。现在川、康土匪由集中到分散，由公开到隐蔽，采取此起彼伏、乘隙地方，同时存在乱杀人的现象。有些县、区干部，认为报到上面反正不杀，不如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应严格纠正。必须认真执行杀人必须经过批准和法庭判决的规定，才能少出乱子。现在川、康土匪由集中到分散，由公开到隐蔽，采取此起彼伏、乘隙而动的方式。其行动也较前灵活而飘忽，故不容我们丝毫松懈，必须认识组织武装斗争是今后反动封建势力反抗我们的主要形式。只有在群众真正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时候，特别在土改〔6〕之后，才能根绝匪患。有些地方曾在剿匪中组织防匪自卫，并在剿匪的前提下，逐步地实行枪换肩。但目前绝不能提出收缴民枪的口号，而且首先要将农村坏分子的枪收来交给农协，这种办法在个别地方已收到成效，应在全区予以发扬。部队在剿匪中很积极，人人感觉剿匪比打大仗要艰苦得多。由于我们这一时期对部队的困难注意不够，剿匪部队的体力大为削弱，医药条件很差，鞋子不够换，现已提起注意。
（二）全区公粮只征起百分之四十左右，税收只征起百分之十一、二，公债〔7〕已缴款百分之六十以上，完成公债任务无大困难。公粮自三月间西南财政会议后，各地都做了一些调整。有些区域司令员到了前线，四月份剿匪收成效，故四月下旬起，四川各地征粮均有起色，全省估计已近百分之五十。贵州因闹土匪，四月份完全停征，全省只征起百分之二十，现仅龙里一县达到百分之八十。云南因布置较晚，土匪开始活跃，又因干部思想常有抵触，故收粮甚少。各地征粮过程，大体上都是开始时由于农民踊跃缴粮，情况良好，一到地主缴粮，就僵持起来。新区地主对于拖赖公粮历来有经验，我们干部对此往往采取拘押、吊打、侮辱等错误办法，结果弄得更僵。这套办法既无效果，于是干部束手无策，僵持两个月而不能进一步。经验证明，凡是善于运用各界代表会议〔8〕和农民代表会议，提高了群众认识，团结了一些开明士绅，同时又能对于某些不合理部分做了适时调整的，都能很快见效。据各方了解，西南粮食不缺，只要消灭股匪和办理妥善，是可以征齐的。这次与各地负责同志面商，大家都认为不应考虑减免，而应坚持完成。必须打破地主抵赖手法，否则一切事都难办，但应多告诉干部一些方法。对于缴粮确有困难者，只做个别调整，或略予减少，或允其缓交一部分。照今天看来，征粮工作还需三个月才能大体告一段落，必须坚持完成，否则财政困难无法渡过。税收情况比公粮还差。西南财政会议后，各地确已引起重视，都照中央指示配调了干部。惟因这一时期土匪活跃，工商死滞，使税源大大减少。特别是干部还未配齐，经验缺乏，有些同志思想不通，故还须经过短期才能生效。由于公粮、税收成绩不好，公粮变款尤感困难，使财政开支异常拮据。五月份全靠中财委〔9〕帮助，可勉强过去。如今后收入不大大增加，牵连各种问题很多。我们正考虑在收入少的情况下，如何调整和节约开支的问题。
（三）在中央局会议上，确定凡公粮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区、乡，除以一部分力量继续完成征收并加强仓库管理外，即应将工作重心转到剿匪、生产上，注意领导解决与生产有关的各种问题，组织防匪自卫，实行“枪换肩”，将地主恶霸分子的枪转到农民手中。建立和健全县、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逐步消灭保甲制度〔10〕，进行干部整风。并在这些基础上，准备今冬明春的减租运动。在农村斗争的策略、步骤上，确定当前的主要打击对象，应集中于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拿起武装反对我们的部分。对于这一部分，必须坚决镇压。而对于那些没有拿起武装反对我们的，即使是地主阶级当权派，只要他们守法，即应使之暂时中立起来，而不应放人主要打击对象之列。我们不少同志，对于那些在剿匪火线上捉来的地主、恶霸、土匪、流氓头子，即首恶分子不敢严办处死，怕犯所谓“左”倾错误。反之在征收公粮中，大捕其人。这是本末倒置，正予以纠止。
（四）城市中调整工商业与救济失业问题，正在着手研究和解决。西南工商业的困难，除与全国相同的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即因土匪而来的城乡隔离和交通死滞。加之西南各地工业管理之差，冗员之多，成本之高，为全国其他各地所少见。例如天津一吨铁成本一千四百斤米（九石多），重庆一吨铁成本要三千七百五十斤（二十五石米）。如不改善，是扶植不起来的。所以，我们一面从公私、劳资两方面做适当的调整，一面强调私资必须改善管理，减低成本。最近我们正解决重庆几个主要行业的困难，如航运、燃料业等，己予初步解决，纱厂正解决中，机器业则比较难于解决。在修建铁路计划中．拟向他们订一批货，但质量太差，价格太高，正研究中。各个城市普遍困难，而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小工厂、作坊的倒闭（如重庆一百几十家烟厂只剩几家），许多奢侈、迷信品等类商店的转业，码头、黄包车、建筑等业工人的失业等等。重庆失业工人估计约有五万，贵阳失业工人约一万（占二分之一），成都估计一有一两万．主要也在这些行业。估计剿匪胜利、交通恢复后，情况会好一些，但还必须从指导转业与另谋出路中加以解决。
（五）西南减少军队至八十万的工作，此次军区会议业已布置，大家认为能够办到。至于留下的八十万人的编制、教育等项工作，须在股匪大体肃清之后才能做，一般不列入今年军事工作的中心，因为今年各项工作太拥挤了。
（六）整风问题，中央局拟有指示，已电请中央批准，不赘。
邓小平
五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2〕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3〕整风 见本书第143页注〔5〕。
〔4〕西南财委 即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8月正式成立。邓小平兼任主任。
〔5〕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6〕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7〕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
〔8〕各界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9〕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10〕保甲制度 见本书第29页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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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五O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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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活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拿笔有多种。党和政府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报，这是很重要的，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笔杆子太重”，不会写，怎么办？要同各地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领导同志具备这个条件：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高。领导同志不愿意写文章，新闻工作同志要主动去做工作。他不愿写，总有一个理由，“不会写，写不了”，或者“没有功夫”，那就主动找他，“你讲我写”，或者找接近领导而又能写的同志来写。但首先还是要领导同志亲自写，新闻工作同志主动帮助，有计划地组织稿件。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
要办好地方报纸。《新华日报》〔1〕最近有进步。我们的报纸要登中央发的一般消息，但作为地方报纸，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有的小报就比大报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当然，需要办大报的地方（大城市）必须办大报，但不是都要办大报。
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新华社总社发来的稿件应该重视，但比较好编。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卞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不久前《新华日报》写了一篇专论，讲的是剿匪中的情况，内容主要是批评。正确不正确？也正确。合不合时宜？不合时宜。正确与否要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来判断。在剿匪已经有了成绩，部队又很艰苦很努力的情况下，主要去批评就不合时宜了。’放在一个月以前则刚合时宜。这说明我们的同志对剿匪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现在报纸的影响比过去大了，有些不正确的东西在报上一表扬，就糟了。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
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2〕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为了实现这些任务，要召开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下一步是今冬明春的减租，也是从全西南提出的。
这些任务完成得怎样？剿匪方面，四川剿匪有很多好经验，报纸要报道，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战术。报纸要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什么叫胁从不问？“不问”是说不问罪，也就是不治罪。有的问都不问一下就放了，这就错了。总要教育教育，坦白一下，群众取保，才能释放啊。总的说，剿匪见效。贵州、云南的情况义各有不同。报纸必须抓住每个地方的特点，这就是指导性。
征收公粮，一般开始时都是轰轰烈烈，但后来很难收上来。万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较恰当，要好好介绍、表扬，这就是实现领导。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领导生产，整个情况不算坏。毛主席指示新区要保持原有的生产水平，不使降低，老区还要“长一寸”〔3〕，这就不容易。当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但是开荒不要鼓励，开荒要砍树，现在四川最大的问题是树林少。有的地方报告，他们从佃富农那里调剂了一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
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个东西，说这个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一方面再考虑，这也就是领导。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城市。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资方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最近报上登了些私营纱厂解决困难的报道，应该登，用私营企业的榜样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领导。我们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一件纱卖五百万元〔4〕，这里要九百万元，谁来买？不能把关税壁垒搬到三峡来，再来个封建割据。据说有的工商业家对我们的政策有抵触，但他又确实在改，那就好，改好了会感到我们的政策对他是有帮助的。我们正处在大改革之中，破坏是难免的。管理非常不合理的要垮，投机的也要垮。香烛纸钱等迷信品的生产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东西的生产现在要减少，但十年之后还会有发展，如化妆品。我们要引导工商业向健全的方向发展。物价稳定对工商业有好处，最近一些贷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贷出的。对贷款要进行指导，指定用途。如贷给民生公司二十多亿，指定买煤、修船，这样也解决了煤矿业和机器业的一些问题。钱贷出去以后要检查，使之用到适当的地方，否则就造成无政府状态。有些东西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就有了问题，要指导转产。
失业主要在大城市。据说重庆有五万人（全市工人二十五万），贵阳一万人（全市工人三万），成都两万人。对失业人员，要妥善安排和救济。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这是联系群众最好、最主要的办法。在干部中要进行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列。
中央要公布土地法〔5〕，要无例外地领导各阶层人民学习，因为都牵涉到。学得好，为明年土改〔6〕作准备，也为今年减租〔7〕作准备。报纸要组织学习、讨论，使党内党外都知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8〕，大家都学习了，了解了，就不容许干部乱干了，对整个领导有好处。
上面说的这些问题，都是报纸要实现领导的任务。在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有的时候用整版来登，用一个月时间，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这样人们就注意了。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围绕于此，才有力量。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过去表扬了几个报，主要因为他们实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厂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什么叫生动活泼？不在文字长短，而是要写出生动的过程，而且有结果口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
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彩。
任何一个任务不是一家报纸所能完成的。各家报纸接触面不同，要各方面努力，才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释
〔1〕《新华日报》 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机关报。1949年12月10日在重庆创刊，1954年8月31日停刊。
〔2〕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
〔3〕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发出的号召，原文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4〕五百万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5〕土地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
〔6〕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7〕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8〕见《礼记·大学》。原文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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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保护重要民主人士（一九五O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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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并中央：
兹将贵州省委十七日报告转发你们。国民党匪特残杀我党负责干部及知名民主人士，为其阴谋破坏的主要手段之一，望各地引起严重注意，对于重要民主人士的保护与对于我们自己同志的保护一样重要，公安部门要与统战部门加以研究，列入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内。
西南局
辰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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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六一儿童节题词（一九五O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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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我们的将来，关怀我们的儿童就是创造我们的美好的将来。
邓小平敬题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6月1日发表的手迹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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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条条件作为和平进军西藏的谈判基础*（一九五O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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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工作委员会〔1〕转平措〔2〕、甘孜台转天宝〔3〕并告云南省委、西康〔4〕、川西区党委：
甲、中央已批准向西藏当局提出下列十条条件作为和平进军的谈判基础，即：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5〕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乙、以上十条件应正确翻译全文，交由适当代表向藏方当局正式提出，但这十条暂时还不宜在布告、传单等文件中全文公布，以免暴露我之全部意图，为英美所破坏。但这些原则可分别地用口头或文字（不列条项，不拘形式）将这些内容向藏族各阶层进行宣传。
丙、请天宝即将这十条全文与格达〔6〕和大金寺首领交换意见，正式请格达为代表入藏谈判，亦可经由大金寺首领持此十条入藏谈判。格达入藏名义请他自己酌斟提出意见，以凭确定（告他这是朱总司令和刘主席〔7〕的意思）。天宝应将反映迅速告知。
丁、请平措以此十条正式向有关方面提出谈判，并将反映迅速告知。
西南局
六月二日
*这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起草的电报。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释
〔1〕西藏工作委员会 即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1950年1月24日成立。张国华任书记。
〔2〕平措 即平措汪杰（平江），曾译为平错旺阶，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水务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
〔3〕天宝 即桑古悦希，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
〔4〕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5〕达赖 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