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前委
戌感
*这是邓小平为第一野战军前委起草的电报。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释
〔1〕边委 指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
〔2〕陈赓 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任穷 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
〔3〕戌巧电 指1949年11月18日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关于云南情况给第二野战军前委的报告。
〔4〕郑伯恺 即郑伯克，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区委书记、滇桂黔边伏试委副书记。
〔5〕胡宗南 当时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6〕华东局在渡江时所发关于会师问题的指示 指194吵年4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的《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指示》指出．双方会师是关系党、解放军与南力一老苏区老游击区）’一大人民的政治联系的根本政策问题，足关系党、军队在解放南方各省时的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节问题：军队、南下干部和游击区的党、部队要互相尊重、相互学习，从军事会师进到思想会师，以至政策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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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野战军感谢电*（一九五O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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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并转全区党政民同志们，一野、三野、四野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继重庆、贵阳解放之后，云南、川、康〔1〕国民党军在全国胜利和我军强大攻势下，相继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转到人民方面来。由陕甘退集于成都周围的胡宗南〔2〕部，也在我一野、四野和二野三大兄弟部队的联合进攻下，或宣布起义，或放下武器，或迅速遭到歼灭，截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已告全军覆灭。至此，整个西南，除西昌贺国光〔3〕部及滇南李弥、余程万〔4〕部还在暂时徘徊一隅之外，业已全部获得解放。值此西南七千万人民欢庆解放之际，我们特向你们致诚挚的感谢和兄弟的敬礼。
我们二野是在华北生长起来的一支队伍。多年以来，一直是在华北党、政府和人民的抚育下，而逐步壮大坚强起来的。华北人民的子弟一直是这个部队的骨干和核心。我们深感自己没有辱没华北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的称号。这除了由于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下完成任务之外，同时也由于华北人民给了我们以经常的支援、督促和鼓励。因此，我们应该向华北尤其是原晋冀鲁豫区的同志们致诚挚的感谢和兄弟的敬礼。
我们从解放战争第一天起，就同三野兄弟们一直亲密和谐地并肩战斗着，从淮海战役〔5〕起就在华东区同华东人民一块奋斗着。在此期间，华东区的党、政府、人民和三野兄弟们，给了我们以热情的帮助和鼓舞，在待遇上往往超过三野的标准和财政的可能。当我们准备向西南进军的时候，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没有感到丝毫物质的困难，而在兵员和干部的补充上，更使我们增强了进军西南的信心。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你们的财政援助下，减少了不少的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向华东区和二野的同志们致诚挚的感谢和兄弟的敬礼。
我们在向西南的进军中，几乎通过了华中的全部地区，在四野兄弟们和华中党、政和人民的殷勤招待下，使我们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党政机关支前工作的周到，沿途人民的欢迎和鼓励，四野兄弟部队的谦逊的态度、友爱的精神和模范的纪律，都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四野部队很苦，而对二野部队则超过了可能的款待。这也使我们感到一些不安。而在整个西南进军中，两个野战军的配合作战也是很好的。二野四兵团在林彪〔6〕同志的模范指挥下，获得了新的胜利和新的锻炼。四野的四十七军、五十军、四十公军，鄂独一、二师及工兵部队，在协同入川入黔的作战中，表现了吃苦耐劳、英勇奋斗和守纪律的模范。因此，我们应该向华中区和四野的同志们致诚挚的谢意和兄弟的敬礼。向四野入川作战部队指战员同志们致慰问与感谢之忱。
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部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7〕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此次西北党、政、人民和一野弟兄们在协助西南解放和干部的援助上，尽了极大的努力。因此，我们应该向西北区及一野的同志们致诚挚的感谢和兄弟的敬礼。向十八兵团同志们致热烈的祝贺。
亲爱的同志们！西南局面打开了，但是在继续胜利的前进道路土，我们的困难还很多，我们应当虚心地学习全国先进区的经验，来巩固和发展我们的胜利。同志们！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共同努力吧！敬祝你们新年健习全国先进区的经验，来巩固和发展我们的胜利。同志们！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共同努力吧！敬祝你们新年健康！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
率第二野战军全体同志叩
一九五O年元旦日
*这是邓小平起草的。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1月1日刊印
注释
〔1〕康 指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2〕胡宗南 1949年11月时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2月任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
〔3〕贺国光 当时任国民党军西昌警备司令部司令。
〔4〕李弥 原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1949年12月9日云南起义时曾被卢汉扣留。余程万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兼滇东南“剿匪”指挥官，云南起义时曾被卢汉扣留，于1950年1月任国民党军川南绥靖公署主任。李、余两人被卢汉释放后，又率部进攻昆明被击溃。
〔5〕淮海战役 是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现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一部．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6〕林彪 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7〕贺龙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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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五O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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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十二月八日到重庆，二十几天了，还未向中央做一次综合性的报告。重庆解放已届一月，上上下下都在忙乱中度过，恐怕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还不能摆脱被动的地位。据我们初步接触，西南问题至为复杂。
一、西南——主要是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这些工业今后于什么，是一个吸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到后，即将重庆一二流专家组织成若干小组或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找出路，尚无任何结论。我们首先着眼于修成渝铁路〔1〕和造轮船，但困难不少，即使能够实施，也只能利用现有国营重工业能力的十分之一二。所以西南的工业出路问题，绝非我们本身所能解决。刘鼎〔2〕同志来渝，已获初步了解。我们商定钢铁厂尽量开工，原兵工厂继续完成华成品，其余暂时不动，等候中央派苏联专家来解决。详情当由刘鼎报告。现在五万国营职工，等着我们拿出办法，请中央派专家来。民营工业为数也多，多年以来处在生死线上，解放后更加困难，对我们期望很高，一致要求我们用贷款、供给原料、收购成品等办法予以救济。我们除了强调困难，强调自力更生，解释我党的工商业政策外，还无法作较多的处置。大的私营企业要在国营企业的携带下，才能逐步地找到出路。此外，四川盐、糖两大行业也处于危机状态中。这两个行业，关系着几百万人的生活，我们正研究适当的办法，准备收购一批糖（可以赔本）和加强盐的运销。因为干部太少，旧人员在这两部门也少，且未经改造，故工作效率很慢。
二、一九四九年川、黔两省收成尚好，贵州有少数县份已经开始征粮，缴得又快又好。四川则因干部要从部队抽出，而部队又继续作战，须一月中旬或下旬才能回到工作地区，故大部分县的干部尚未派出，即或派出的县，人数也很小，故屯粮工作尚未开始。重庆的部队、机关还在买粮食吃，而地主、富农正大批卖粮，土豪劣绅则大肆盗卖公粮，以致形成粮价过低的现象。我们正督促部队迅速抽干部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能否完成预定数目，很难说有把握。中财委〔3〕要我们送四亿斤粮食去上海，这是完全应该的，照西南的粮食状况也是可能的。问题还是主观能力太弱，我们当克服困难，完成此项任务，但接收、保管、运输的事，须由中财委或上海派一个大的机构来办理才行，我们绝无办法可想。
三、重庆金融问题的各项处置，各界尚感满意。对我们遇事同各界商议和慎重处理问题的态度，也无话可说。但我们和工商界最感苦恼的是筹码太少，银行汇兑业务都不敢办，使得出口商无法兑款回来而陷于停业。目前吸收物资的条件太好了，如果吸收一批物资、尤其是选择收购几种主要物资，可使工商业能够活动一些，可惜没有钞票不能实施。现在成都、雅安等城又占领了，三十万国民党过来的军队要饭吃，也没有票子，部队经费只能一礼拜发一次，弄得大家麻烦不堪。为了摆脱混乱和被动，已电请中财委用飞机火速送一二千亿〔4〕来。如能办到，可以松一口气。
四、西南吃饭人数据近日计算，较前为多，我们自己六十万不变，接收国民党的则不止六十万，估计在七十万以上。这是因为地方团队太多，一般每县数目到一二千人，有多到一万人的，如万县〔5〕。重庆接管工人职员共九万五千余人，警察及收容的散兵游勇尚未计算在内，估计吃饭人数约十二万人左右，也超过了我们估计的数字。近来些所谓起义的部队，还在钻空子招兵买马，正设法禁止。总之，一个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法解决的问题。五、在重庆接近一些党外人士，深深感到政府机构人选的困难。西南军政委员会〔6〕的名单，必须在成都、昆明情形了解后，才能向中央提出。可能是起义将领、开明士绅（如熊克武〔7〕，加二三流工商学界民主人士，加我们组成。这次西南问题解决得很快，少流血，少破坏，好处很多。但将来问题的处理和革命的深入，障碍一定较其他地区为多。大家都起义了，他们又都是封建代表人物，农村斗争每一步都打到他们头上，而土改〔8〕一方针是绝不能让步的。所以西南的真正战争是在农村，在反霸、剿匪阴、合理负担，直到土改的斗争中，这是要使全区同志明自的。农村逐步深入反封建斗争，改造六七十万国民党军队和二三十万旧人员，以及整理破碎的人民经济生活，这三件大事同时压在我们身上，要我们联系起来解决。
六、西南局的同志最近集中力量于重庆的接管。伯承〔10〕与各界见面最多，际春〔11〕兼职市军管会，我主要注意力放在财经，大家忙得气都喘不过来。人少事多，考虑问题太少，这种情况在贺龙、井泉〔12〕诸同志来后或可改变。
邓小平 子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即
注释
〔1〕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2〕刘鼎 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仪。
〔3〕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4〕一二千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5〕万县 今玉庆市万州区。
〔6〕西南军政委员会 1950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7〕熊克武 国民党元老。曾任四川督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8〕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9〕反霸、剿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10〕伯承 即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11〕际春 即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主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2〕贺龙 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井泉 即李井泉，当时任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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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接管干部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0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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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接管干部代表会议。这种会议以前开得很少，今后应该多开，哪怕时间很短，只讲一两个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思想方面的问题，也是很必要的。
第一，关于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的问题。
接管财经部门的同志接触这个问题最多。一谈到薪水或工资问题，有些同志便力争要多为工人增加工资，似乎很有群众观点，很走群众路线，显得很革命。而市委和西南局则强调财政困难。如此上下不一致，就会发生很多问题。中央号召工人年终不领奖金、双薪，而国民党时期，领年终奖金和双薪却是惯例，是不是国民党讲工人利益，共产党反而不讲工人利益呢？事实显然不是那样。问题在于怎样做才是符合工人利益的。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人民政权，否则就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目前全国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忍受暂时的困难，我们就不能巩固政权。巩固政权有很多方面，如肃清特务、土匪及反革命分子等等。但任何政权巩固的基础都在于经济的稳定。今天，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农民在忍受困难，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也要忍受这个困难。从解决经济问题本身来说，也有一个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分。如果我们只讲眼前利益，要工人有饭吃还要吃得好是可以的，但为时很短。因为工人要多得工资，资本家拿不出来就要关工厂的大门，这就不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了。如果由于我们过左的行动，影响工厂生产甚至导致工厂关门，那么，我们共产党所做的是有利于工人呢？还是有害于工人呢？
从总的方面说，目前的日子人人都不好过，资产阶级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应该从全盘来考虑问题。工人需要钱，钱从国家拿，从人民身上拿，主要的还是从农民身上拿，但这种收人并不多。我们的财政开支，目前主要的是靠发票子。但是，如果票子发得过多，赤字增大，物价一定膨胀，到头来还是人民吃亏，这当然不符合人民利益。
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收入很少有盈余的可能，即使有盈余应该放到哪里去呢？是不是都拿去分给工人呢？当然不是。我们应该把盈余放在发展生产方面，放在积累资本上面，用来繁荣经济。增大我们的工业比重，使国家迅速发展成为工业国，迅速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样才叫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作为工人阶级，必须要有省吃俭用、渡过困难、发展生产的思想，这才是有前途的思想。但很多同志却不这样看问题。如给工人一开始就发了一万元〔1〕的补助费，过年又发了三万、四万不等。即便如此，我们同志还是纷纷反映发得太少，其实这是不了解目前我们经济的全面情况。还有的同志这样讲：“发多了，就算了；发少了，就照补。”这种思想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农业社会主义即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思想，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思想，是后退而不是前进的思想。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曾经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做生意，学会赚钱，为国家积累资本。目前我们要积累资本，节约一斤铁、一个人力，就是替国家多积累一分资本。我们这样做，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克扣，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确定应给的就得给，不应给的就不能给的原则，这完全符合我们的阶级利益。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拆房子分砖，那是没有前途的，如果现在还要这样做，我们就将成为一个没落的阶级。
目前，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节约。不要以为全国胜利了，我们就可以坐着享福了。要知道我们的地盘愈大，负担也就愈大。从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来说，地盘扩大是好事，但在短时期内解放一个城市，就使我们背上一个大包袱。大家应该明白一下大局，现在整个西南要我们养活的人，国民党旧人员有四十多万，国民党军队有六七十万，还有大批学生要我们帮助找出路，向我们要饭吃，我们都要养活他们。毛主席说：“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就是要养，我们连罗广文〔2〕等人都要养。再说工厂的机器，这里哪怕是三等的最坏的却是山西太原头等的最好的。但我们目前还是开不了工，一开工就要开支，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目前单维持一个钢铁厂一每个月就需要六亿元，开工的话还得再加上二十亿元。因此，今天来说很好的东西，也都可能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包袱！
在重庆，党、政、军、民加在一起有一百来万。我们一定要节约，即使我们有钱也得这样做，因为钞票不能多发。全体同志必须准备在一两年内不要想过好日子。去年的灾害很重，今年要发生粮荒，西南还负有支援别的地区的责任。我们不但要养活自己，而且要养活别人。而我们的干部很少，摊子还没有摆开，工作还没有下乡，今后的困难是很大的。从全国财政来说，占领西南就是增加一分困难。例如，西南缺棉花就要从上海运过来，今年的夏衣，就是由上海为我们做了两百万套。我们得靠中央及上海、华东来帮助我们。
我们应该检查一下，用水电，住房子有没有浪费？用纸浪费了没有？我们只有从各个方面提倡节约，才有前途，才是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关于在工厂及其他部门依靠谁的问题。
我们在接管工作上当然还有些不很妥善的地方，但总算完成了，乱子也出得很少。这是因为我们有了上海、南京、济南、西安等大城市接管的经验。我常听到同志们说人少，这是事实。因为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各种摊子都要摆开来，干部确实太少，而且工作条件也差些。因此，我们要依靠当地原来的人，在他们身上扎下根打基础。如果这个方针明确，把握得好，干部问题在三年内就可以解决。
在农村，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开农民代表会，办训练班。在城市，我们要依靠原来的人员。目前不要因为他们思想不对头，就认为毫无用处。经过半年后，我们可以加以审核。最近一个工程师设计修建成渝铁路〔3〕，照他的计算两年内这条路可以建成，但是需要一万亿元。一万亿元就要整个西南的部队与干部一年半不吃饭，这是不切实际的。然而他们有技术，对我们的事业有用，只要换脑筋就行了。在中国，工业愈发展，技术人员就愈缺乏、愈宝贵。最近三兵团十一军、十二军在这里招生，把有些学校招垮了，这是不好的。我们一定要确信原来的人比我们行，相信他们可以改造。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目前他们还不行，他们的思想不对头，要帮助他们，对他们多做工作。这是行与不行的两个方面，丢掉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依靠他们，团结他们，我们的军事代表就要多做工作。毛主席为了做傅作义〔4〕的工作，曾与他作过七次谈话。开始傅作义想走，后来不但没走，还做了水利部长。我们要依靠原来的人员，团结他们，改造他们，以便为国家所用。当然，在某些部门，如贸易部就必须自己搭架子，否则会出毛病的。前一阶段，北京决定提高盐税，结果走漏了消息，商人们在法令公布以前拼命收购囤积食盐，以致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汉口提高纱价时，也遇到同样的情形。因此，我们对原有旧人员，一方面要依靠他们，团结他们，另一方面要提高我们的警觉，教育他们，改造他们。
我们更需要依靠的是工人阶级。要依靠工人群众揭发贪污分子、特务。没有工人群众，我们工作是做不好的。如果我们不去依靠工人阶级，那就是一个根本的思想问题。对于工人，我们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工人群众对我们的军事代表反映不一，有好有坏。有一个军事代表，到工厂后便同工人们一道吃饭，工人们觉得共产党就是与国民党不同，是自己的亲人，十分高兴，这是好的。而另一个军事代表，工人去看他，要和他说话他却推掉，说是事忙没有功夫，一转身却去与厂长一道喝酒，这就是不好的。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谦虚谨慎，不要“吹”。能做到十分只说五六分。现在我们说话必须慎重，任务完成了还得说“尚待检讨”。例如，一个军事代表在发言时透露了修筑成渝铁路的计划这件事，于是报纸为我们写社论加以赞扬。如果我们现在做不到，人家会不会说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放空炮呢？有一个资本家为了劳资纠纷问题请示我们，军事代表说“值得考虑”，于是资本家便凭这四个字来向我们进攻了。有些军事代表怕麻烦，不去做工作。比如有的资本家向他说：“我们困难呀！”军事代表不去分析各种情况，就说“我很同情你们”，这就不是慎重的态度。另外，我们还要小心人家“拍”。拍就是拍马屁，你一定要警惕。
我们每一句话都要踏踏实实，懂得十分只能说五六分，不要怕人家说你不懂，因为人家会看得出来的。你说你是土包子，人家还要看看你是不是土包子呢！毛主席说，老实这是主动。切不要不知以为知。你不懂，但只要你善于团结、争取，还可虚心学习；反之，你吹，结果牛皮吹破了，群众就要脱离你。要领导就要老老实实，这样人家才佩服你。共产党员就要老实，这是毛主席教育我们的。不这样就要处于被动。有一个纱厂，在国民党统治时设两道门岗检查，防止工人偷纱。解放后我们取消了一道门岗，而偷纱的工人却比以前少了。有一次，一个工人偷纱出去，军事代表知道这回事却不声张，而与他个别谈话，结果不但说服了偷纱工人，而且感动了其他工人，这就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总之，军事代表必须区别什么是主动什么是被动，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暂时的利益和什么是长远的利益。
第三，关于工资问题。
工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国家财政也很困难。重庆兵工厂有三万二千人，加上其他公营企业工人共有六万人。如果不开工，一年的维持费要一百亿元左右。如果开工，再加上各机关的人员要四百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所以我们要很慎重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有三个原则：第一是要大家暂时勉强维持，因此我们发薪资，只能低于或者相同于过去，不能高于过去的薪资。第二是国营企业的工资不能高于私营企业，只能低于或相同于私营企业的工资。生产条件特别优异者例外。不然，私营企业一定要发生劳资纠纷，如果资本家负担不起，工厂要关门，工人就要失业。第三是此地工资不能高于外地，只能低于或相同于外地的工资。
军事代表一定要掌握这三个原则来确定工资。至于计算的标准，要按照折实单位〔4〕来计算。教授薪水此地最高为八百斤米，比较低，可以按实际情况核加一点。教授们的兼课兼薪的问题，原则上尽量不兼，要兼也得经过批准，确定兼职时间，发给车马费和适当的劳动报酬。
第四，关于改造起义部队和警惕特务、帮会〔6〕问题。从总的方面说，西南解放了，战争结束了，但真正艰苦的斗争还在后头。这次进军西南，我们消灭了敌人六十万，但其中俘虏并不多，大都是起义的。这好不好呢？好。从乡下安宁，没有土匪的角度去看，分散他们不如集中他们。我们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而这些起义前的军队却是拿着武器的封建势力。因此，我们必须对他们明白表示，要改编他们的武装，进行土地改革〔7〕，他们可以从事劳动生产，这对社会主义前途有好处。但是不管经不经过减租减息卿，我们在坚持土地改革过程中，每一步都是打击他们的，因此每一步都要进行斗争。
西南解放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没有把敌人的力量打碎，所以，社会秩序很快地安定了。但同志们要明白，最大、最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从反恶霸〔9〕到土改，都有一系列的困难。在这些斗争中，必然会比这次解放西南战役的困难要大，要残酷得多。如果我们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事情要好办些，不然则更困难。在西南，特务一方面用“起义”旗帜作掩护，一方面又做了长期的计划准备潜伏下来。特务分散隐藏在很多角落里，甚至会钻到我们阵营里从事破坏活动，我们的干部必须警惕。所以，今后农村反封建斗争与改造起义军队是很重要的，同时这两个问题应该联系起来不要分开。
巩固政权需要完成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因此，在城市工作一个时期以后，大批干部就得调到乡下去工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基本条件就在于土改，所以得合理安排。剿匪反霸到土改，才是我们今后真正的战争。
帮会问题，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正式问题提出来。对于他们有四个字，就是置之不理。刘司令员〔10〕说，帮会是“提起千斤，放下四两”，置之不理也就没有事。帮会问题是一个群众问题，将来土改完成，这个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
总结我今天讲话的内容就是：一个阶段的困难还很多，真正的斗争在后面。
根据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一万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2〕罗广文 原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兼第一O八军军长，1949年12月24日率部在四川起义。
〔3〕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4〕傅作义 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中率部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
〔5〕折实单位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所实行的一种用于货币换算的标准实物单位。折实单位由各地人民银行按日或按旬挂牌公布。随着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195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停止公布折实牌价。
〔6〕帮会 或称会门。指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青红帮、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帮会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二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
〔7〕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8〕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
〔9〕反恶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10〕刘司令员 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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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军西藏的意见*（一九五O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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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请转毛主席并贺〔1〕；
一、毛主席及德怀〔2〕同志关于西藏问题的两电〔3〕均收到。经我们考虑后，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领全藏。根据敌情，尤其交通经济条件说来，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个军去，惟在开辟时，则准备以另一个师给予加强之。在康〔4〕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原马步芳〔5〕骑兵经玉树入康）。
二、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6〕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已指令该军集结整训，并召张及各师干部速来重庆受领任务，解决进军西藏中的运输诸问题。
三、拟请由十八兵团在经营西康之部队中，指定一个师随同十八军先期进入西康之西部。如需要时，则由张国华统一指挥参加藏东作战，任务完成后，随即归还西康。
四、我们在调查研究康、藏情形，并望中央情报局〔7〕新、青、滇省供给该方情报。
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中央、毛主席及贺龙同志审核。
刘 邓
子齐七时
*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刘伯承联名的电报。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释
〔1〕贺 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
〔2〕德怀 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员。
〔3〕指1950年1月2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电报和1949年12月30日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并报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的电报说：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4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二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背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曰月j-－旬）至刁月中旬共气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4月中句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丁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川，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气。彭德怀的电报说：由b:．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经理塘、科麦，一经甘玫、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为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民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人前藏两路，梅年只有四个月（即5月中句至9月）可通行．其余八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兰州、西‘了’两处，现有藏民训练班共约二百人（系青甘两省藏民）。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上述藏民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二野随军入藏。
〔4〕康指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撇销。
〔5〕马步芳原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6〕张国华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军长。
〔7〕中央情报局指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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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克服一切享乐腐蚀思想（一九五0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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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德〔1〕同志并川南区党委告各军；
四日电悉。部队现在正发展着享乐思想，值得所有部队引起严重注意。根据我们在重庆了解，所谓部队享乐思想，实际上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不愿驻乡村，不愿到小城市，不愿住无电灯的房子。而各高级首长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尤大。重庆最近房子不够住，其原因亦在此。我们正草拟一严格使用房屋规定，从中央局〔2〕负责人起一体遵行，必能解决问题。你们及区党委也应特别注意，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特别注意下级干部及战士在制度规定范围内的福利。多余房子用来出租，增加国家收入。如果区党委、省委、军区、兵团和中央局、大军区几级领导同志严格律己，办到了这一点，就一定会使风气一新，也才有资格去领导克服一切享乐腐蚀思想，领导全党全军向前看、向前进。应利用一切机会，反反复复地说明我们的困难还很多，使大家了解：这次西南战争很快结束，起义部队在四十万以上，少流血，少破坏；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这正是我党政策的成功。但也正因为几十万人起义，整个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上仍然拿着武装。所以在西南，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还要在合理负担、剿匪反霸〔3〕、减租减息〔4〕直到分配土地等等一连串的斗争中去表演，而且这个战争(或“名”之为尖锐的斗争）要在土地改革〔5〕完成时才会结束。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党在今天的思想斗争，也主要是克服这种思想。克服这种思想的方法，除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保持和发扬艰苦作风外，要在政治上说明形势，提出新任务。什么是部队的新任务呢？就是担任地方工作。一个战斗的模范团，今后必须是一个模范工作队，这在开辟新区而干部又缺乏的条件下，非常重要，否则，将丧失其以往的荣誉，在新的任务面前落伍，增加今后遂行任务的困难。据我们了解，十军和十八军的若干同志对于新形势与新任务并未认识清楚，总想把队伍更多地集中休整，总不愿把队伍分散去负责地方工作，这是一种逃避现实艰巨任务的思想，必须予以克服。因为军队永远是战斗队，将来集中一部分队伍整训是必需的，但目前不应该这样做，而应在群众逐步发动，反动势力逐渐消灭，地方秩序逐渐安定，地方干部逐渐培养的条件下，逐步地抽出军队来整训。所以，你们必须坚决执行一个师负责一个专区地方工作的规定，部队有了新的任务，大家忙于工作与斗争，较之静止的整训，更易克服不良倾向，也更容易使部队进步。这个复电希望能召集专门会议予以讨论，并将结果告诉我们。
刘 邓 张 李〔6〕
一月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释
〔1〕义德 即杜义德，当时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
〔2〕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认。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3〕剿匪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4〕减租减息 见本书第56页注〔8〕。
〔5〕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6〕刘 指刘伯承。张 指张际春。李 指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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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担负艰巨的任务（一九五O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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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军区、各区党委（驻川西、川北、西康〔1〕和十八兵团请贺李〔2〕转）、各兵团、各军及二野直属队：
西南作战基本上已告结束，而在我军强大攻势之下起义的部队数目庞大，尚待改造；清匪反霸〔3〕尚未开始；广大的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残破的城乡生产尚待恢复。这些光荣而艰巨的工作，部队应负起主要的责任。这在我们一月八日的文件〔4〕内已说明了，并指出部队检查纠正享乐腐蚀的思想，应由高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特别注意下级干部及战士在制度规定范围内的福利。
最近二野直属部队先后来重庆，据汇报了解：我们绝大多数干部，特别是由西北来的干部生活严整守纪律。但也有些干部思想落后，在生活上要求优待，争吵不休。大多数的女同志朴素节约，尊重组织纪律，反对骄傲浪费；而有少数的女同志架子很大，要从优招待，要住阔气的地方，一般的栈房与仓位不去住，许多还是盛气凌人，随便开支，铺张浪费，甚至有在汉口忘掉了一只火腿，远在数百里之外还打电报给她送去。
在重庆市区街上发现一个因病掉队的战士无人照顾，日夜呻吟，有同志发现后即交市军管会，而军管会处理这问题的同志并未直接送他到就近的该管部队中去，仍推他出去，使他甸旬转找二野司令部。
就上述这些现象来看，我们部队干部中有些以为革命胜利了，该享福了，什么艰巨的建设任务并未想到，广大的基本群众一与下级干部战士的生活并未见到，这是何等危险而最可怕的现象！特此通知，望各级政治部根据我们一月八日的文件，检查本身发生的类似上述的恶劣现象，提出具体的纠正办法，尽快召开各级党代表会议，在改造起义部队、清匪反霸、恢复生产、发动基本群众等任务中，肃清各种恶劣现象，同时遵照党中央指示，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使之实现其职务。
第二野战军 司令员 刘伯承
政治委员 邓小平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2〕贺 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李指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川西区委书记、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3〕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4〕一月八日的文件 见本书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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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斗争要比普通军事斗争复杂艰苦得多*（一九五O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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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实际上，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里还掌握着武装。这意味着更尖锐的阶级斗争还在面前。这场斗争要到完成土地改革〔1〕，彻底消灭了封建阶级以后，才算获得基本的胜利。这场斗争是极端复杂的，表现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还包含着流血的斗争，例如剿匪和对付可能发生的叛变。要取得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斗争的胜利，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还要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今后的斗争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今后的任务第一个是改造“九十万”，即是要教育与改造在解放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与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必须正确执行“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政策。我们这一时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所以地方秩序没有大乱，才可能征收公粮和进行工作。这就是政策发生了效果。我们养这九十万人，要花很多钱，不养又要发生很坏的结果。怎样办？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对他们做工作，下苦功夫把这九十万人改造过来。有的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有的在教育后妥善地安置回乡去生产，不使成为游民和土匪。如果这九十万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障碍也就少得多了。
第二个任务是发动“六千万”，即是如何发动西南七千多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必须立即下乡，工作重点应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为达到明冬后春能够分配土地，就要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教育改造“九十万”，以安定农村秩序就是重要准备之一。进行农民的组织与教育，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开办训练班，培养农民自己的领袖，建立精干的党和训练干部等等，都是要加紧进行的工作。
第三个任务是提高“六十万”，即是提高我们现有的六十万人部队的质量。“九十万”、“六千万”的任务都依靠于这六十万人为主去完成。要引导大家的思想向前看，部队要执行放手分散的方针，在改造“九十万”与发动“六千万”的斗争中去磨炼，这样，部队的阶级觉悟与政治水平必将大大提高。经过一个时期后，再逐步地集中整训。纠正部分干部的错误思想，同一切落后思想作斗争。克服落后思想就要引导大家向前看，提新任务。总的来说，目前部队存在着许多不好的倾向，其根源是以为仗打完了。怎样克服这些不好的倾向？要提出新任务，仗还没有打完，任务还繁重得很，要引导大家向前看，加强纪律的严肃性，保证新任务的完成。
*这是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释
〔1〕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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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军西南情况的报告（一九五O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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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军委，并贺，李〔1〕：
谨将二野（除四兵团）进军西南与现在的有些问题陈述如下，作为我们十一、十二两月份向军委的综合报告：
此次向西南进军中，除先后已电陈了一些战斗报告外，还有如下的几种基本情况：
（一）我军经过了京沪杭作战〔2〕的补充与华东局对二野各种物质之充分供应，故部队之兵员及装备均较充实，物质准备都很满意，经过华中地区又受到华中人民及四野的热烈支援与爱护，更增加我们部队的信心与物质力量。
（二）进军以前之政治动员很深入普及，充分阐明了毛主席及中央的战略方针，说明了解放西南的光荣与艰巨任务，说明了西南各地的具体情况。在进军的指挥工作上，强调了只要以各种方法，将部队完整健康地带到西南，就是胜利的道理，故无论干部与战士都认为情况清楚，目标明显，任务明确而不含糊，所以大家都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一般的没有怀疑畏却的现象。
（三）十一月初由湘西开始出动，以后即遭遇连续半月甚至一月的露雨，加以公路很少且多被敌破坏，前进道上横亘着连绵不绝的武陵山脉，路小、山陡、流多、水急，所过之处又人少粮缺，增加了严重的幽难。但由于我们物质准备尚好（特别是每人有四双胶底鞋），政治动员深入而明确，故所有部队都以高度的努力与信心，不避艰险，不怕困难，一致向指定目标迈进。干部战一差不多每天都要跌几跤，有的甚至每日浑身都是泥巴，自军长以下的大多数干部，在将近半月时间内，都因山路崎岖而掉了乘马和铺盖，步行和衣而眠。为了奔歼敌人，为了跳出无粮区，大多以日行一百二十至一百八十里的行程连续前进，甚至有连续几个昼夜施行急行军者，过贵州的部队尚以为贵州并不如过去所说的那样苦以自慰，因之都顺利地战胜了当前的困难。
（四）由于我们战胜了上述的困难，进军的非常神速，到处出敌意表，故敌人处处被动，一切部署都落在我军之后，所有企图抵抗之敌人，都在其尚未达到预定地点时，即被我军击溃或消灭，因之一般地未遇到较有组织的顽强抵抗。我之伤亡不大（连最后歼灭李文兵团〔3〕在内共计伤亡不到五千人），敌人的破坏企图均未得逞，重庆、成都、贵阳诸城市均较完整地获得解放。
（五）执行了毛主席和中央统战政策的明确指示，在进军过程中对过去的旧政权人员及武装，只要不积极反对我们，都实行招抚和宽大，并提出“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方针，故凡大军通过之地区，大多数旧人员及保安武装都与我们接头，维持治安，筹办粮草和自动组织解放委员会等维持会性质的机构，临时维持秩序听候接收。一般地对后方补给尚较稳定，未遭受较大的危害。惟十六军在进入川南时，却将敌人一个师的俘官仓促释放，违背了我们的规定。
（六）五兵团在进入贵州的阶段中群众纪律特别好，得到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三兵团在这方面则较差（纪律问题拟令作专门的报告）。
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胜利了，任务完成了，应该放下包袱了，应该各谋后事，享受胜利后应有的优裕生活了。这是部队一般思想病态。在这种病态下就发生有不愿离开城市，要求向城市转业，不愿住坏房子，不愿到贫苦地区去（如十六军不愿回贵州），干部、老战士想回家，想讨老婆，新解放战士谓解放军“解而不放”，战斗中有私藏缴获的金子不交公等现象。
（二）有些同志想把部队集中整训，不愿分散部队和尽量调动干部去进行地方工作。
（三）俘虏起义投降部队为数甚大，改造溶化困难。
〔四）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危害地方治安。
〔五）工农干部见到近一时期中央所调训的空军、海军、外交等人员的对象，都是要有中学以上文化的人员，认为自己无分，将来吃不开，不能成为建设革命化现代化国防军的人才而感到无前途。
我们现在对上列问题采取了如下的处置：
首先，在部队强调说明，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胜利只是革命事业中万里长征的一步。指出建设西南的真正的尖锐的斗争还要继续展开，我们的战斗任务并未真正完结。指出所有部队都要分散作地方工作（指定一个师包做一个军分区的工作）,积极担任剿匪、筹粮、保证交通，大力改造新解放战士与各起义部队，以配合地方的反霸反封建斗争。从发起积极担负新的斗争任务中引导大家向前看，发挥全体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以压制一切腐化没落的思想，同时提出由中央局〔4〕以下的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刻苦节约，严格与其他腐化落后现象作斗争（详见我们八日的指示〔5〕及刘邓的通知〔6〕）。据反映在经过上述工作后，现情况已为之一新。
在治安问题上，已确定将各军（除十八军）彻底分遣于各军区，并以一个师负责一个军分区的包干制以加强他们的责任，责成其负责彻底剿灭匪特，并掩护筹粮、保证地方治安。各被指定的部队，都已到达或即将到达目的地，开始遂行工作了。
在对大批俘虏一，J起义投降部队问题上，我们已发出了一月四日与一月十日的两个指示〔7〕（已报告军委），兹不赘述。在干部问题上，我们拟强调提高工农分子久经锻炼者的文化程度，使之成为建设革命化现代化国防军的骨干，并借以解除工农干部的忧虑。具体分工，拟定以我们的军大来训练全军的营以上干部，以各兵团（军区）的军大分校来训练排、连干部，详细计划在拟定后另行呈报。
最后，十八军经营西藏的问题，则是我们当前极大的战略问题，也是该军在思想上的一个极大的转折问题。但在我们与其师以上干部说明任务和我们决以全力支援进军的情况下，大家都很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详情另行续报。
刘、邓、张、李〔8〕
一月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贺 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李 指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川西区委书记、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2〕京沪杭作战 又称渡江战役。1949年4月加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江西湖口至江苏江阴段横渡长江，发起京沪杭战役。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亦进至武汉正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至6月2日，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及白崇禧集团四十三万余人，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福建、湖北部分地区及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宣告了国民党政府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灭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福建、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胜利基础。
〔3〕李文兵团 指李文任兵团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五兵团。
〔4〕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5〕八日的指示 见本书第60页。
〔6〕刘邓的通知 见本书第63页。
〔7〕一月四日与一月十日的两个指示 指1950年1月4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联名发出的《关于俘虏装备的处理与部队编制问题的意见》和1月19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发出的《关于处理与改造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的指示（草案）》。
〔8〕刘 指刘伯承。张 指张际春。李 指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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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军西藏的部署和成立西藏工委的考虑*（一九五O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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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并报毛主席、贺、李〔1〕：
灰电〔2〕敬悉。我们近日召集十八军师以上干部来重庆，讲清入藏任务并商谈具体准备，大家对此光荣任务的接受，尚称愉快。我们大体上确定于二月底完成准备，二月初出动，二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四月底集结德格地区，五月间占领昌都。昌都为藏军主力（三分之一）所在，距拉萨约一千六百到两千里，。占领昌都就会震动全藏，促进内部分化，再，一个月即六月份即可占领拉萨乃至日喀则中心地区，从军事上基本解决了西藏问题。本次计划，我们业已确定各项具体准备事项（另电报告），规定时程，限期检查，并指定李达〔3〕同志每半月向中央军委作一次报告。在准备事项中，有需要上海或中央帮助者（见另电），亦请尽可能提前完成，免误部队开动时期。再者，关于西藏党的组织，我们拟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军政委）、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干部、政协代表）等七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请予审查批示。
西南局
一月十八日
*这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起草的电报。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释
〔1〕贺 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李 指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川西区委书记、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2〕灰电 指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以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电报说：（一）完全同意刘、邓1月7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二）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算起，则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四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三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一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熬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5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四）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宜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五）关于中央负责这一部分侦察工作，请聂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3〕李达 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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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起来战胜困难*（一九五O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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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许多问题，而且解决得很好。为了在若干问题上更加说明我们的观点，下面我讲三个问题，并请大家予以指正。
一、困难的所在。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接着很快基本地解放了大西南。军管会成立了，人民政府成立了，给西南人民带来了光明，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时间过了两个月，问题解决得不多，于是有人怀疑，也有人开始埋怨。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为什么还是这样苦呢？"甚至有个别人说“现在的日子还不及国民党在的时候好过”。这种埋怨，有其部分的道理，因为人民对于政府的信赖，不是靠它的口号，而是看它的实际。例如职工和公教人员的生活一时尚难改善，工厂生产一时难以全部恢复，原料来源及产品推销问题一时难以全部解决，许多应兴办事宜一时难以百废俱兴，这些困难是实在的。其中有些是因为我们工作尚未做好，鱼应加强，改正缺点；有些确系一时难以克服，应向各界说明理由，使大家明了情况，而后共同努力，逐渐地加以克服。这项工作我们这一时期确实做得不够，由此而引起的若干怀疑与批评，是值得所有同志加以注意并诚恳接受的。
当前存在的困难很多，其原因何在呢？
第一，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几千年来封建主义和几十年官僚资本主义残酷掠夺统治的结果。过去一切经济结构都是服务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掠夺剥削的，对于人民只能是日益贫乏与痛苦。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变成为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变成为使国家日益强盛使人民日益幸福的经济，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最近听到有人说“重庆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谁也懂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在《马关条约》〔1〕里，帝国主义要求的条款之一是开放四口通商，这四口中间就有一个重庆，证明帝国主义对重庆很有兴趣。以事实而言，过去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可以脱离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许多器材靠外国，许多原料靠外国，甚至于许多产品的推销也靠外国，更不用说官僚资本的垄断与封建势力的障碍，这些正是民族工业不能发展的真正原因。现在我们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政治代表蒋介石政权，只是为我们在经济上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并不等于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它们的羁绊。而为了完全摆脱它们的羁绊，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不能不遭遇许多困难，需要我们逐渐地去克服这些困难。
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有困难，想利用我们的困难来迫使我们向其屈服，以便保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使中国永远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他们的办法就是封锁。封锁对于我国恢复破碎的经济增加了困难，对于西南和重庆的影响也是同样的。上海和沿海人民正视了敌人的封锁和我们的困难，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的支援下，坚决地站起来反对敌人的封锁，而不为困难所屈服，这正是中国人民必须采取的立场，我们西南人民当然也要采取同样的态度。《新华日报》〔2〕的一名读者，认为我们应量力而行，不要得罪英国、美国帝国主义。这种想法在其他地方也遇到过。例如上海，封锁一来，有人就叫共产党搞“左”了。事实上怎样呢？我们到上海后，外国的侨民和财产受到保护，外国的电台照常通报，外国的商船欢迎进口。我们欢迎外国人同做生意，甚至规定棉花进日免税，这还不算宽大吗？结果帝国主义还是要封锁，其用心是很清楚的，帝国主义终究是帝国主义，只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毛主席说，你刺激它也好，不刺激它也好，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站起来呢？还是又倒下去？不愿再倒下去，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只能在社会主义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朋友们那里想办法，绝不能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
第二，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代表蒋介石政权长期进行卖国反人民的战争的结果。以重庆而言，这里有一个庞大的战争机构和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国民党在撤退时还进行了严重的破坏，而以动力的损失为最大，现在要把它们恢复起来，改变成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用工业或改变成为切合实际的国防工业，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重庆的私营企业也普遍呈现着瘫痪的状态，同国营企业一样，哑待找寻出路。我们到重庆后，工商界说出了自己的困难，大约不外有：（一）资金问题，要求政府给以贷款；（二）原料问题，要求政府给想办法；（三）产品推销问题，要求政府予以收购；（四）劳资问题，要求政府予以调解；（五）动力问题，要求政府子以解决等等，这些困难是真实的。工人职员在保护国家财产的斗争中，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要求复业生产，要求保障最低的生活，这是完全合理的。其他各界也有各种要求，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三百几十条提案，这些要求大都是合理的。问题是这样多的事情，哪些是能办的，哪些是不能办的，哪些是今天就应该办的，哪些是今天还不可能而要等到明天办的，哪些是虽然合理但在一个时期内还不能办的，必须分清先后缓急，量力而行。困难只能逐步克服，我们今天绝不可能一百废俱举，如果百废俱举，其结果将一事无成。
第三，我们接收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九十万人，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四十万人，国营企业的员工十万人，加上人民解放军七十万人，共二百一十万人，这是最低的数字，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目。这些人必须养。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个简便的办法，就是把九十万国民党军队和四十万公务人员一脚踢开，遣散回家．但这是‘种不负责任的办法，错误的办法，其结果要造成社会极大的不安和混乱，所以绝对不能采取。当然我们并不需要这样多脱离生产的人员，但只能在养的过程中，加强教育改造工作，逐渐把他们转到生产上去，使之各得其所，就是人民解放军也要逐渐转到生产，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实行这个政策好处很多，但是国家和人民的负担现在确实很重。我们正征收公粮，而且征收的数目很大，农民阶级仍然是主要的负担者。就是这样大的公粮数目还不能养活二百一十万人，还有相当大的赤字，还要要求城市人民在可能范围内多负担一些。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包袱，这使得我们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很难抽出大量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
第四，战争还未最后结束，西南还有西藏没有解放，支援战争的任务仍然繁重。
第五，对政策即共同纲领〔3〕的宣传还不深入。有些人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表示怀疑，有钱的不愿拿出钱来，有力量的不愿尽量使出力量来，致使若干可能克服的困难不能克服。这点尤需我们多做工作。
二、克服困难的条件。
克服困难的方针，在刘司令员的报告〔4〕中提出了，大会已经接受一了这个报告，这就对克服困难、建设新重庆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我只谈一谈克服困难的条件。且不谈战争业已基本结束，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来恢复与发展生产，逐步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谈中国确实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之中国人民是非常勤劳的，这使我们比较易于克服困难，建设一个崭新的新中国；也不谈社会主义苏联和各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帮助，它们已经给了和将继续给予我们以热情友谊的援助，这种援助无疑地将大大缩短我们建设的过程。我只讲另外三个问题。
第一，政府的政策。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政策共十五条，其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个政策是毛主席制定，由共产党向人民政协提出而又经过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因此全国人民都应加以实行，共产党员更有坚决实行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政协的共同纲领是与中共的最低纲领相符合的，是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如果共产党员不执行，就是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就是违反了党的最低纲领，也就是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对于这个纲领发生任何怀疑或者阳奉阴违，都是不许可的。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既然是确定的，是不是问题都解决了呢？不是。首先是人民相不相信的问题。我们每到一个新的地区，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人民受反动政府的欺骗太多了，加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许多反面的宣传，封建王朝历史的教训，使他们不能不怀有戒心。共产党员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就是要用事实让怀疑的人相信，共同纲领不仅符合于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是要认真实行的。“你们说公私兼顾，会不会变成只顾公不顾私呢？是否会像过去官僚资本那样拥公排私呢？”这种怀疑是很自然的，但是不必要的。因为共同纲领规定了“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人民政府在考虑国营经济事业的时候，必须兼顾到私营经济事业，但所鼓励和扶助的只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另一方面，私营经济事业在考虑自己的业务时，也应兼顾到公的方面，除了有利可图之外，还要设法使自己的事业有利于国计民生。如果做到了兼顾，就可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发挥整个社会经济的力量，获得共同的发展，困难也就容易克服了。
“你们说劳资两利，很好，但是你们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否会变成只顾劳方不顾资方的一利呢？”是的，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千真万确、名副其实的。正因为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才懂得把工人阶级的日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并把它体现在劳资两利的政策中。人民政府在处理劳资纠纷时，总是按照两利原则的，也只有按照两利原则才易于解决问题并利于发展生产。在劳资纠纷中，固然有些是因为工人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总是向工人进行说服工作，求得合理的解决，既能保障工人的最低生活，又能维持生产并使资方有利可图。但是有些纠纷则是由于资方实行一利政策，对于工人合理要求不予接受的结果，有的还是由于资方使用不正当方法如收买分化欺诈或贱视工人等行为而致引起工人忿怒的结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总是说服资方，接受应该接受与可能接受的要求或改变自己的不良作风，以求合理解决，达到团结生产的目的。事实证明，只要真是按照两利原则，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我们在一定时候还要建议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做到了这一步，就可使劳资关系较好地稳定起来，这对于克服困难和发展生产是有极大好处的。
“你们要实行社会主义。”是的，我们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条件准备成熟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并不因为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现在就不扶持正当的私营资本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正当的私营经济不但为今天国计民生所必需，而且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作了准备。
“那么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私人资本不是一切完蛋了么？”是的，到那个时候，私人资本是要收归国有，用什么方法收归国有，则要看那个时候的各种条件而决定。至于资本家个人，那时也不会打倒。因为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了一定的贡献，其中有能力的人，更不愁没有事情做。你现在管一个厂，那时可能请你管许多厂。只要有本事，汽车也还是有坐的，所以用不着发愁。不要怕发展，你今天事业的正当发展，就是对社会作了更多的贡献，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但不是增加了你的罪状，相反地还要在功劳簿上多记上一功，试问还有什么顾虑的必要呢？
第二，自力更生。政府对于私营经济的扶待，首先主要表现在政策上，其次才是在各种具体办法上。由于政府目前的困难大，包袱很重，事实上对于许多正当的要求，也难以给予完满的答复。所以，政府当然应尽力之所及，更重要的还在于自己多想办法。我们相信有些问题是非常困难而且办法不多的，但确实也有许多问题，只要打破顾虑，是能够想到办法的，希望他们赶快积极起来想办法。有办法的人动起来了，很自然地会带动办法少的人也动起来，即使再有少数没有办法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拿资金来说，政府银行应该举办一些贷款，但为数是不会很大的，主要靠工商业界自己想办法。例如，现在和将来都没有出路的经济事业，很可能将他们的资金转到有前途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向外逃走的资金，可以设法鼓励他们转回来；可以宣传某些开明一点的地主把他们的资金投到工商业、主要是工业方面去，这对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拿原料来说，过去依赖外国，而现在又无来源的，应找寻新的来源或考虑新的出路；过去依靠外区而现在来源困难的，应共同设法消除困难，例如西安的棉花，公私纱厂可以按上海办法组织联合采购。拿产品来说，应设法开辟销路，其关键之一，还在于改善管理，减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利推销。因为在国内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关税壁垒，只有使自己的东西比人家好、价格比人家低才有销路，这对于鼓励提高技术水平也是有好处的。至于由政府收购产品问题，这要根据总体情形来决定，如确系临时周转发生困难，而政府又力所能及的，政府应积极帮助其解除暂时的困难；又如这个产品是很难卖出或根本不能卖出的，就不应要求政府来代替私人背上这个包袱。
此外，还要说一说，革命的胜利很自然地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哪一行都要遇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在报上看到有些工厂商店止在考虑新的业务方针，有的甚至在考虑转业的问题，这是完全必要的。例如银钱业、绸缎业、国营的兵工厂，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改变营业方针或转业，确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尤以工业方面更为困难，可是应该开刀的不愿开刀，其后果又将如何呢？这也是值得有关行业考虑的。第二，面向农村。这不单是工商界的出路，也是工商界的任务。一个封建落后的农村，是不可能为工业开辟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的。中国如果不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人口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能设想出现一个新中国的。农民多年来对于革命出力之大，负担之重，城市对之应有愧色，所以城市各界应该对农民做些有益的工作。解放农村的道路，一是发动与组织农民实行土地改革〔5〕，一是城市为农村服务以达到城乡互助的目的。土地改革一定要彻底实行，现在就是要积极准备土改的条件，力求在两年左右开始分配土地。完成了这件大事，就可以为现代化的中国奠定巩固的基础。农业生产发展了，就能够更好地为工业积累资本。农民生活改善了，购买力增加了，工业的出路也就解决了，现在遇到的困难那时也就不会有了。城市为农村服务的道路很多，工业方面应该研究农民的需要，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自己的生产计划；商业方面无论在收购农产品方面或供给农民工业品方面，都应讲求给农民以便利，并减轻农民的负担。政府各部门更应做更多的工作，而且每一部门都有其自身的责任。
此外，商业界有人怀疑：“国家贸易机构建立起来了，合作社建立起来了，私人商业将来有无生意可做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老实说，私人商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是会占着主要比重的，国计民生还不能离开私人商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作用不是代替、打倒私营商业，而是更好地调节市场，并有力地对付投机者，以保持正当的营业。因此正当的私人商业应与国家商业合作起来，应该恐惧的只是那些做投机生意的。
在国家的明确政策扶持下，积极起来自动想办法，并使自己的业务纳入正轨，就不但可以逐渐地克服困难，而且新的社会正为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开辟一条广阔发展的道路，一切有待于我们共同的努力。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
三、团结就是力量。
前面讲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其他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多的。例如，文教方面、公务人员方面都有很多困难，都需要采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办法，逐渐加以克服。又例如国民党特务机关绝不会停止其破坏活动，甚至他们还企图利用地方流氓分子打游击战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不甘心死亡的，故应引起我们严重的警惕。
艰难的斗争并未完结，而且还只是开始。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就是这个道理。在每一步的前进中，都要遇到不少的困难，都需要在克服了困难，扫除了障碍之后，才能继续前进。而克服困难的关键，则在于人民内部的团结。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阵营，在国内是团结四个朋友、反对二个敌人。四个朋友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二个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国际上是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民主阵线，反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在我们的生活和斗争中，第一件事就是分清敌我界线，对朋友要团结，对敌人要斗争。朋友的团结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四个阶级的联合，而阶级与阶级之间是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的，如劳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朋友之间要做工作，遇事用协商方法以求合理解决。在我们共产党内部也还存在着关门主义，我们党正在不断地加以克服。所谓团结，当然也是有原则的，就是说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遇有争执，也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获得解决。是否分清了敌我，是否执行了共同纲领，正是我们鉴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标准。
对于敌人营垒中的人，我们也希望他们觉悟，只要他们愿意回头，不继续反动，不搞阴谋活动，人民政府也要热忱地帮助他们改造并给以生活出路。我们对于那些过去参加反动阵营的人施行宽大政策，在分配土地时同样分给地主一份，并保留其工商业部分不予没收；我们号召特务分子悔过自新，立功赎罪；我们告诉那些隐匿官僚资本、吞食国家财产的人赶快觉悟，对觉悟者免予追究或从宽处理。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宽大政策的具体实施。但是对于那些毫不觉悟继续作恶的分子，一定要严办。我们对于人民要民主，对于敌人就一定要专政。
四个朋友团结好了，任何敌人都是可以打倒的，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这次重庆市第一次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以后这样的会三个月左右要开一次，而且要选出一个协商委员会进行经常的协商工作。我们相信这件工作做好了，就一定能够继续解决许多问题。这里必须指出，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的工作能否做好，关键之一是共产党员要善于以谦逊诚恳的态度与党外人士共事，这是值得共产党员注意的。
不用怀疑，在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下，我们的困难是能够逐渐克服的。
不用怀疑，人民的新重庆，是会在重庆人民团结的基础上加速地建立起来的。
*这是邓小平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1月31日刊印
注释
〔1〕《马关条约》 是1895年日本强迫，中国清政府订立的关于结束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三千万两“赎还”该半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2〕《新华日报》 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机关报。1949年12月10日在重庆创刊，1954年8月31日停刊。
〔3〕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4〕刘司令员的报告 指1950年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
〔5〕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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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享乐思想反对铺张浪费*（一九五O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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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冬胜利入城以来，有的机关住房多，有的机关不够住，没有根据实际需要加以适当分配，形成一时的混乱现象。为此，我们曾组织了专门的房屋分配委员会，按照各机关的真正需要予以调整，现已大体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房子问题仅是享乐思想的表现之一，这个问题，贵阳处理得很有秩序，而重庆是处理得很不好的。某单位负责同志在住房问题上不从机关人员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总想自己另外住个小洋房，这是“第一是我，第二是群众”的脱离群众的思想。必须依照中央取消私人公馆的指示加以检讨。
有的单位不爱护国家财产，把电灯、马桶、水管、家具等等搞得乌七八糟，直到现在还未引起各机关的认真注意。各机关不仅有上述的物力浪费，由于编制和工作方式的不合理，还浪费着许多人力。有的把农村工作方式用于都市，拖拖拉拉；有的单位庞大冗杂，吃饭者多，做事者少；有的干部在此时此地本可不用警卫员，需要按实际情况予以减少，而实际上却没有减少；一辆小汽车每月开支六百万元〔1〕，约等于一个县政府的开支，现在用汽车的人太多，也应按西南局下发的规定执行。
总之，各机关早有整编节约之必要，应采取各地业已通行的集体办公制度，节约用房，减少冗员，省下人力开展农村工作。现已组成整编委员会，根据各机关实际需要审查编制，今后则按新编制发经费分配住所。全体干部必须从长远利益出发，坚决克服享乐思想倾向，反对铺张浪费，一切为了克服困难与发展生产。所有同志必须保持与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检讨，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驻重庆各机关中共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0年2月9日刊印
注释
〔1〕六百万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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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一九五O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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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进入西南之前，曾对西南情况作了初步估计，并拟定了一般的政策和步骤：
军事上，由于我军各路进展均快，特别是大势所趋，敌军大部起义、投诚，战事很快结束，超过了我们的预计。我们瓦解敌军的政策，包括四项忠告。〔4〕，对于沿途地方团队，允其立功赎罪，暂维持地方秩序，不采取单纯收枪遣散的办法，现在看来这种处置是正确的。
沿途利用旧人员和地方开明人士，组织解放委员会或支前委员会等类的组织，保甲长照常供职，这个办法也收到良好的效果。
少数民族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贵州苗族首先缴纳公粮即其一例。
原定经济措施的方案在常德时曾有一些修正，这些规定按照重庆的情况看也还算稳当。
部队的士气很好。但按照湖南群众的反映，纪律不及四野，二野五兵团比三兵团好，据四兵团报告他们的纪律问题也很严重。
因预有准备，会师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小问题还是有的，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外来同志对本地同志尊重不够，或在某些问题上处理不当所致。同时，根据已有材料，四川地下党在最近一段时期有相当大的发展，因而成分颇为复杂，研究清楚之后，规定办法加以整理是必要的。
二、自进入西南集中军队主力与敌军决战之时起到现在，我们做了下列的事情：
（一）首先集中力量于城市的接管，凡我已经进入的城市，包括成都，接收的工作大体已告一段落。这次各地接管城市的干部很少，但因为：1．其中许多干部有了一些接管城市的经验；2．依靠群众和充分利用旧人员的思想明确，故接的工作尚称顺利，但是在进入到管的时候，情况就非常复杂了，解决问题极其迟缓，原因是干部少而弱，经验不多，也还有客观的困难。
（二）对于起义、投诚和俘虏的九十万国民党军和地方游杂部队，这一时期指示最多，主要精神在于防止可能发生的急性病和不负责任怕麻烦及草率处理的现象，并在一月一十日发出了综合性的指示〔2〕，以后又由军区作了处理俘虏军官等问题的具体指示〔3〕。我们一直贯彻的方针是：遵照毛主席“包下来”的原则，提出“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的方针。我们强调这九十万人的工作，关系到今后西南的全部斗争，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必须有策略、有步骤、有方法才能做好，也必须做好。
对于西康〔4〕、云南的问题，已有了原则的规定，对云南的方针中央已批准。
（三）在集中力量于城市接管的同时，农村工作开始铺摊子和布置征粮。因为战争去年十二月底才结束，才能抽得出军队和干部，所以川东、川南和贵州的部队和干部，在一月中旬和下旬，有的要在二月上旬才能大体分布完毕，川北、川西还更迟一些，西康才进入，云南须二月中旬才能正式进入。公粮数目在南京时顶计吃饭人数一百五十万，每人以三千斤计，除税收以外，故决定屯三十亿斤。入川后吃饭人数增至二百万，每人需四千斤，故增至五十亿斤，如能达到八成收入，即算很大成绩。这个数目极大，开始时干部无信心，但川东会议计算有可能完成，最近在璧山、大竹两个分区证明比起国民党各种负担总和还要轻些。只要依靠群众，利用旧保甲人员及旧粮食机构（有的乡长也可以用），同时只要负担面放大一些，合理一些，是可能完成的。现在屯粮中的反映，除川东外，还不多，特别是坏的反映很少，尤其是春耕已届，其影响如何，值得各地特别注意。
（四）在常德时即曾强调，无论城市农村，均须注意团结大多数人的工作，迅速与各界见面，尽快地筹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5〕，这件事己引起各地注意，许多县市开了这种会议。重庆开得还好，已催问其他各地报告情况。
（五）干部的主要来源靠部队，而部队曾发现有集中整训野战化的倾向，我们在一月八日的指示〔6〕中作了批判，并明确规定要实行包干制，正规军实行彻底的分散，如此才能解决干部问题，并可集中全力剿匪，发动群众。现在各地大体上都是这样做的，也还有思想仍未认识的。
（六）进入重庆后，发现享乐腐化倾向开始抬头，我们发出了专门指示〔7〕，开了专门干部会议，予以防止。
（七）进军西藏的任务，中央一月初才交给我们，十八军在接受这个任务时的精神状态是好的，现正加紧做各项准备工作。
以上是这时期我们做的工作，这次西南局会议需要加以审查。
三、西南现在的基本情况是：
支援西藏进军，任务繁重，开支很大，今后每年的贴补也不会小。
两百万人要吃饭，庞大的工业机构需要维持，若干紧迫的建设事业必须兴办，入不敷出，赤字增加，人民负担很重，又必须逐步地减轻。
九十万国民党军队需要认真改造和处理，并须在半年内做出成绩来。
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农民尚待组织与发动，春耕已届，原有生产水平必须保持。
战争结束很快，大批国民党军起义是很好的，因为不但破坏少，流血少，而且使我们能够赢得时间来进行征粮，布置春耕生产；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封建势力原封原样保持着，而且在一个时期内还拿着武器。改造国民党军和农村发动群众的每一步，都带有严重复杂的斗争，而每一步能否胜利，都决定于策略是否正确，步骤是否恰当。
西南军政委员会〔8〕待建立，西南各省市政府的人选需要早日确定。
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各部门的骨干分子确实太少，能力不够，需要加强教育，提高现有干部水平，特别是在群众中培养大批新干部，以克服干部不足的困难。
所以，后面的斗争更为复杂，困难更多，需要我们团结人民予以克服。
四、进军西藏的物质准备正加紧进行，主要困难是交通问题。对于各项必须的准备，应尽一切可能设法完成，但是有些方面是在目前条件下难于办到的，故进军西藏的部队要预计到可能遭遇到的困难，并动员全体同志予以克服。政治准备尚在研究之中，因为材料太少，知识不够，许多问题须在精细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五、九十万国民党军的改造，是非常艰苦的斗争，做好了就是给反动势力以致命的打击，做不好就会再度演成混乱局面。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同志尚未完全认识这个工作的严重性，或者并未精细讨论西南局一月十日指示，而在实际工作中显得没有办法；或者由于最近在剿匪之初已经开始发生几次小股叛变而又张皇起来，企图采取简单武力解决的办法，或消极等待上级命令改编。这些倾向都是错误的，必须按照一月十日指示认真执行。
六、学会管理城市，是西南党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方面我们经验非常缺乏，干部又少又弱，克服的办法仍然只能是依靠群众，利用旧人员，同时改造旧人员，在群众中和旧人员中培养大批干部。而我们派到各部门的同志，则应加紧学习，逐渐地熟悉管理生产的方法与生产的技术，以至精通业务，并善于与党外人士共事，始终保持谦虚的美德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七、农村阵地全部还在封建阶级的掌握中，而当前的征粮、剿队、春耕三大工作尤为迫切，各级党委必须以充分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农村工作的指导。
这次征粮中，已看到农民的积极性，如果我们屯粮工作做得好，就形成了农村工作的良好开端。这次征粮求其非常合理是不可能的，但所有同志必须紧紧掌握两个衡量政策是否正确的原则，即：（一）各阶层负担比例不超过中央的规定；（二）负担面力求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凡与此不合者，应根据本身具体情况加以必要的和可能的调整。
完成征粮之后，农村工作在一个阶段内，应以剿匪反霸〔9〕为中心，同时在屯粮和剿匪反霸的斗争中，组织强有力的农民协会。各地应尽速地准备成立农协筹委会，党委指定负责干部担任农会主席，党对农运的指导完全经由农会去做。由农会开办大量的训练班，培养农民干部，挑选其中最好的当农会组织员，派他们下乡去担任乡村农会的组织工作，首先扎正农村基层的根子。县区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亦应有计划地召开，并且要使农民代表会议实际起到乡村政权的作用。正规军须以足够兵力化作县、区干队，以保卫政权、奠定农村革命秩序。
农村中另一极端重要的紧迫任务，是立即布置春耕。应研究农业生产中的有关问题，用最大力量予以解决。减租条例〔10〕坦需要早点公布，重庆代表会议上农民就提出了此项要求，到今年夏秋时可能成为较普遍的要求，故应早点公布，使农民、地主均有所准备，以免被动，对生产亦有好处。准备明冬后春开始土改〔11〕，如果工作做得好是可能的。
反霸阶段是农村斗争必经的过程，但因为我们的力量尚未布置妥善，九十万国民党军尚未改造，而西南封建势力又甚强大，如果现在就提出反霸的口号，可能促成封建势力很快地团结起来，与我公开为敌，这对于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今天农村的口号一应是剿匪生产、完成征粮。我们在策略上，第一步打击的对象，只能是那些明目张胆拿起武器反对我们和坚决抵抗政府法令、破坏经济建设的首要分子。这实际上也必然要打到主要的恶霸头上。要使同志们懂得：农村斗争的策略，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到把打击面缩得很小，树敌要少；对于过去作恶的分子，着重采取教育改造，给以立功赎罪改过自新之路。这个政策已经见效，务必贯彻下去。
土匪，特别是政治性的反动武装正在繁殖，剿匪工作必须全盘计划，严密布置，认真进行。仍然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对首恶不办是不对的。
八、财经状况是极端困难的。我们作了一个一九五O年全年的收支概算，人民负担很重，而且，赤字还有十八点五亿斤大米，等于人民币一万亿〔12〕，必须想办法予以补救：
（一）除去耗损及不能完成的部分外，必须完成公粮的实际收入四十亿斤，税收二十五亿斤，而且在税收方面要力求超过，以使城乡负担合理。
（二）采取有效办法核实部队机关的人数，并在可能的基础上逐渐减少吃饭人数。第一批三个月内从地方游杂中减少十五万人，可减少三季开支；第二批六个月内再减少十五万人，可减少两季开支。严禁滥招学生，只按规定数目办学校，以免增加开支。
（三）在军队、地方提倡节约。军队逐渐投入生产（禁止做生意），至少做到自己解决一部分困难。
（四）注意春耕领导，组织与鼓励生产，整理保护灌溉，以保持原有生产水平，勿使降低。
（五）推销公债〔13〕，必须按分配数字完成。
（六）尽可能抽调一批骨干干部到财经部门，这是完成财经任务的关键。
九、积极准备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各省区统战部应加强，认真地进行各党派和各界的工作。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并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各地应认真地进行人民代表会议的一作，并注意总结经验，以求改进。
十、巩固和建设西南，主要靠我们的军队。改造九十万国民党军，剿匪征粮和组织发动六千万农民，抽调干部管理城市，不久的将来还要逐步地抽出部队投入生产，这些重担都加到部队的身上。所以部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转变，即由对付集中之敌转到对付分散之敌，由公开的斗争转到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由单纯的战斗队转到战斗队与工作队相结合，有些部队在不久的将来还要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者相结合的任务。为便于执行新的任务，部队的组织在一个时期内，还需要暂时地由集中到分散，由野战军到地方军。部队的责任加重了，经过这一阶段，军队将在素质上大大地提高一步。囚此，必须加强动员和组织工作，使指战员同志很快地学会新的斗争，像过去一样地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
十一、内部工作秩序的建立。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个报告提纲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讨论通过，作为今后一个时期西南区的工作方针。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释
〔1〕四项忠告 见本书第35页。
〔2〕一月十日发出了综合性的指示 指195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联名发出的《关于处理与改造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的指示（草案）》。
〔3〕处理俘虏军官等问题的具体指示 指1950年2月西南军区发出的《关于处理国民党军官的方针》。“指示”提出处理国民党旧军官的总方针是，除起义部队必须进行有计划的整编抽训外，其余投诚、俘虏、流散等军官必须在收容、改造、妥善安置的方针下，务使“人皆有其用，各得其所”。
〔4〕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5〕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10页注〔6〕。
〔6〕一月八日的指示 见本书第60页。
〔7〕专门指示 见本书第63页。
〔8〕西南军政委员会 1950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9〕剿匪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10〕减租条例 指《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办。1950年3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施行。
〔11〕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12〕一万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13〕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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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西藏进军纪念》册上的题词（一九五O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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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邓小平
一九五O年二月六日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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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一九五0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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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并中央：
经过十二月和一月的工作，我们做了两件事情，即结束了对国民党正规军的战争和各城市的接收工作。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即；（一）城市的管理问题；（二）农村的工作和剿匪〔1〕问题；（三）九十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的改造和处理问题；（四）以及有关统一战线和团结大多数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明确地解决，才能组织内部力量，统一内部思想，以遂行正在展开的较之第一阶级复杂百倍的斗争。因此，我们从二月六只起到十日止开了一次西南局委员会会议，贺龙〔2〕同志及各区负责同志（除云南）均到会。在会议上我作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经过几天讨论之后，又根据大家的补充意见作了修改，现已印发出去，作为下一阶段斗争的方针，兹送上一份请予审查和指正。
这次会议一致批准了第一阶段西南局的工作，大家认为西南局的指导尚属明确。为便于检查工作，我们将西南局各项指示文件印了一个本子发给到会各同志，兹亦一并送审。
当前西南的基本情况是：国民党匪特和封建阶级（包括地主、恶霸、帮会〔3〕、土匪），正展开全面的反抗革命的斗争。其特点如同其他新区一样，一开始就带着剧烈的武装斗争性质，其形式是到处土匪蜂起，有的地方己开始有会门活动，而且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他们的口号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他们制造共产党要抓丁、收民枪、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舆论，提出“死在异乡不如死在本乡”的口号，提出“专打北方人（或外乡人）不打本地人”,“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的”。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并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动员了部分贫民参加。据现有材料，反革命武装川东区约有三万人，川南区约有两万余人，川北、川西、西康〔4〕、贵州的反革命武装刻均甚猖撅。由于土匪的猖獗，不但严重地影响了公粮的征收，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城乡的交流，这成为近日重庆、成都等城市物价大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会后又由军区作了具体的指示。现各省、区军区正在布置，但因部队刚才进入工作地区，情况甚不熟悉，特别是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思想仍有抵触，战术亦感生疏，刻正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总要经过短期之后才能见效。
各地土匪起来之快，因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同时亦由于我们征粮的直接影响。过去国民党在四川的最高征粮数为一千二百万担，我们这次征收数为两干万担（三十亿斤），国民党如果加上苛捐杂税当然比我们要征得多。照去年四川收成来说也是拿得出来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是一次或两次缴纳，而征收季节又嫌过迟，许多地主的粮食已经卖了，现在要买粮来交。又是贱卖贵买，当然也有些困难。特别是历来地主阶级的当权派是不纳粮的，一般地主过去也只有百分之二的负担，现在要负担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当然是要叫要跳的。不过我们在征粮上也有不少毛病，例如我们各地差不多都采用了过去国民党的赋元办法〔5〕，其好处是简便易行，其毛病是佃户不负担，故负担面很小。四川土地集中的程度，远远超过江、浙、两湖等地，不少地方佃户占百分之七十，如照赋元办法则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负担落在地主阶级身上，在我们工作毫无基础，群众尚未组织与发动的条件下当然是不易行通的。我们的同志往往对地主的叫嚣采取不闻不理的态度，对于地主特别是小地主的真实困难。也不予考虑和照顾。如过去，对向国民党缴纳的负担不予扣除，结果使负担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现在各地的情况是，农民缴粮比较踊跃，地主或者抗不缴纳，或者取观望态度，最好的地区只收到百分之四十左右。而公粮必须完成，否则要产生严重的财政混乱，所以这次会议对此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力求负担面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坚决实行中央所定各阶层的负担比例，以之作为检查政策是否正确，办法是否合理的标准。只要我们做得入情入理，反动派才会无计可施，我们也才可能在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反动武装和反对我们的恶霸分子的策略基础上，便于剿匪和完成征粮任务。
农村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春耕已届，四川农田耕种之精细为全国之冠，但是我们估计到征粮对于生产的影响，同时我们各级干部的任务多，也很可能放松对于生产的注意和领导，所以这次会议提出的农村中心工作的口号是剿匪生产，我们还准备发放一部分农贷，以便维持原有生产水平不致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