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欧人的迁徙与早期雅利安印度(3)
种姓制度也能使外族人在印度社会容易找到立身之所。雅利安人绝不是唯一一支穿过兴都库什山口进入印度的外族人。在他们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其他许多民族也来到了印度，他们都或早或晚组成了界线分明的集团，采纳了种姓身份。
到了吠陀时代末期，种姓等级成为了雅利安印度的主要制度。在其他地方，国家和帝国维持公共秩序，而在印度，种姓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个人更多地通过他们的“阇提”而不是他们的城市或国家来确认身份，种姓在维持印度的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父权社会的发展
在种姓和瓦尔那等级的基础上，雅利安人创建了一套严密的社会等级秩序，同时，以性别差别为基础，雅利安人还建立了严格的父权制的社会秩序。在他们迁徙到印度的时候，男人已经主宰了雅利安社会。所有的祭司、战士和部落首领都是男人，雅利安人通过父系来确认出身。妇女们在自己的家里掌管家庭事务，但是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通过维持和强化性别上的差别，雅利安人在种姓制度和瓦尔那等级之外建立了一种父权制的社会秩序，这也是印度社会的一个显著特色。
历史文献
《梨俱吠陀》讲述种姓的起源
祭司们用了近五百年的时间来编撰《梨俱吠陀》，这部作品不可避免地反映了雅利安印度社会状况的变化。《梨俱吠陀》中一首赞美诗简要叙述了世界的产生和四个种姓（瓦尔那）的起源。众神牺牲了宇宙的原初人普鲁沙之后，诞生了世界，并产生了世界万物。这首赞美诗时间较晚，表明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开始认同了四个种姓。这首赞美诗明确地维护了编撰者婆罗门祭司的利益。
普鲁沙有千首、千眼、千足。
他覆盖大地的每个角落，仍超出了十指。
这个普鲁沙是一切——过去和将来。
永生者之主，靠着食物的滋养，变得更强大，
他是这样的强大；而普鲁沙甚至比他这还强大。
所有的生物是他的四分之一，[他的其他]四分之三是天国永恒的生命…
当众神准备牺牲时，他们以普鲁沙为祭品。
它的酥油是春，祭礼是秋；柴薪是夏…
由这献祭完备的祭祀，收集了酥油奶酪。
形成了空中的生物，林中和家养的动物。
由这献祭完备的祭祀，产生了[哲人]和[赞美诗]。
由此产生了[咒语和颂歌]；由此产生了耶柔[一部有关仪式规范的书]。
由此产生了马；由此产生了有两排牙齿的一切生物。
由此产生了[牛]，由此产生了山羊和绵羊。
当他们分解普鲁沙时，将他分成了多少块？
他的嘴和双臂叫什么？他的双腿和两足叫什么？
婆罗门是他的嘴，他的双臂成为罗阇尼亚。
他的双腿成为吠舍，从两足生出首陀罗。
月亮由心意而生，太阳由两眼产生。
从嘴生出了因陀罗和[火神]阿阇尼，呼吸产生了[风]瓦驭。
由脐生出了太空；他的头形成了天空。
大地由两脚而生，他的双耳生出四方。世界就这样形成了。
资料来源：Ralph T. Griffith, trans. The Hymns of the Rigveda, 4 vols. 2nd ed. Benares: E. J. Lazarus, 1889-92, 4: 289-93.
※《梨俱吠陀》中关于创世的这段叙述与其他宗教的说法和科学的解释有何异同？
当雅利安人在整个印度定居下来，建立了农业社区的时候，他们保持着完整的父权制社会。只有男人能够继承财产，除非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只有男人能够履行家族仪式，祭祀逝去的先祖。因为妇女没有祭祀义务，她们很少学习吠陀，接受梵文方面的正式教育几乎是男人的专利。
插图说明：
这组蓝绿色片岩雕刻表现了母亲对孩子的爱。
显然，吠陀社会的父权制代言人竭力把妇女置于男性权威之下。公元前1世纪，或者可能更晚些的时候，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人编写了一本书，把它献给印度神话中人类的缔造者摩奴。这本书就是《摩奴法论》，里面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到恰当的道德行为和社会关系，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尽管《摩奴法论》是在吠陀时代以后写成的，但是，这部作品反映了雅利安人影响下的早期社会。作者劝告男人们要尊敬和尊重妇女，但是，他坚持认为妇女们在生活中要听从男人的安排——首先是她们的父亲，然后是她们的丈夫，丈夫死后，她们要听从儿子的安排。《摩奴法论》还特别强调，妇女的最重要的职责是养育孩子和操持家务。
因此，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其他早期农业社会一样，吠陀时代的印度建立和维持的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社会秩序。印度一个非常奇特的习俗——殉节风俗——表现了女人对丈夫的依赖，一个寡妇自愿投到亡夫的火葬堆上，同他一起死。尽管在吠陀时代和以后的世纪中，都有寡妇投火自焚的现象，但殉夫自焚从来都不是印度广泛流传的习俗。但是，说教家们经常推崇社会地位较高的男人们的寡妇自焚，因为这样就极好地说明了妇女对她们丈夫的忠诚，并且强化了印度社会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观念。
吠陀时代的宗教(1)
当种姓制度出现并且促进印度社会组织的形成的时候，特殊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也初具规模。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时候，他们的传统思想和信仰因为适应一个动荡社会的需求而不断发生着变化。在他们到达印度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他们力图在次大陆谋求一席之地，这些固有的传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当雅利安人扩散到整个印度，与德拉维人融合的时候，他们接触到了新的宗教思想，对他们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雅利安人的传统思想与德拉维人的信仰和观念的融合奠定了印度教的基础，这种宗教在整个印度以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盛行了两千多年。
雅利安人的宗教
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其他地区一样，印度的宗教观念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例如，在雅利安人迁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雅利安人扩散到旁遮普和印度其他地区，他们经常与德拉维人发生争斗，甚至他们内部也存在争斗。收集在《梨俱吠陀》中的赞美诗、歌曲和祷文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雅利安人这个时期的观念。
《梨俱吠陀》中的主神是因陀罗，他有着狂暴的性格，好战而善饮。因陀罗主要是一个战神。雅利安人把他描述为能发出响雷，引导他们冲向敌人的神灵。因陀罗也具有驯良的特征：雅利安人把他与天气，尤其与能浇灌庄稼和土地的降雨联系起来。雅利安人也尊崇许多其他的神，包括太阳神、天空神、月亮神、火神、健康神、疾病神、黎明神和死神。因陀罗的突出地位反映了早期吠陀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状态。
尽管雅利安人非常尊崇因陀罗和他的军事领导地位，他们的宗教并没有忽视道德。他们相信瓦卢那神在天上的王宫里执掌天庭，俯视大地，注视着凡人的行为，维持着宇宙的秩序。瓦卢那和他的助手们鄙视撒谎和各种恶行，他们给作恶者以严厉的惩罚，包括让他们生病和死亡。他们把做恶者的灵魂送到地下的“泥土之屋”，一个阴郁的、悲惨的、罚恶的世界；行善者的灵魂能够进入雅利安人的天堂，即“诸父的世界”。
然而，在早期吠陀时代，这种道德关注是雅利安人宗教中一个相对不重要的方面。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事情是恰当地履行牺牲仪式，雅利安人希望通过这些仪式获得神的恩泽。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时候，这些牺牲变成了复杂而繁琐的事务。它们包括屠杀数十甚至上百头特别准备的动物——从雅利安人的畜群中选出的牛、绵羊、山羊和马匹；祭司们吟唱神圣而神秘的圣歌，祈祷者喝下苏摩酒，这是一种引起幻觉的调和物，能让人感觉到力量和神的启示。雅利安人相信，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他们的神来到地上，与祈祷者们一起吃喝。雅利安人用大量的、频繁的牺牲来取悦神灵，他们期待神灵们保证他们获得军事胜利、家丁兴旺、长寿和充足的畜群。但是，这些恩赐要求对宗教仪式时时关注。而对神灵给予恰当赞颂的要求，使得婆罗门祭司每天履行的牺牲仪式不少于五次，这是一种耗时、费财的义务。
吠陀时代晚期，雅利安人的宗教思想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几个世纪过去了，许多雅利安人开始对吠陀的牺牲仪式不满，似乎牺牲越来越成为一种枯燥的仪式，却不能与神灵进行真正的交流。甚至婆罗门也开始对这些仪式感到不满，因为它不能带来精神上的归属感。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开始，许多善于思考的人离开了他们的村庄，退避到恒河流域的森林中。他们在那里隐修，思考人、世界和神灵之间的关系。他们反思吠陀，找寻对文本的神秘理解，他们吸引了一批同样渴求精神信仰的追随者。
这些神秘主义者从德拉维人的宗教信仰中获得相当大的启发，后者经常崇拜与丰产和产生新生命有关的自然神。德拉维人也相信人的灵魂在肉身死后转化成一种新的物质形式。灵魂有时转化为植物或动物，有时寄居在新出生的人的躯壳内。灵魂能够经历轮回转世的观念——灵魂在肉体死亡的时候能够离开，经历新生与另一个肉体结合——激发了这些思考的人，使他们试图理解支配灵魂命运的规律。结果，一种非凡的宗教思考的传统出现了。
插图说明：
因陀罗骑在一头大象上穿过云层，一名随从拿着他的旗帜在他旁边；图的下方，是国王和他的臣民人崇拜一棵圣树。
雅利安人和德拉维人观念的融合
这种传统的迹象已经出现在《吠陀》里，但是《奥义书》对此做了全面的阐释。《奥义书》出现在吠陀时代晚期，大约公元前800－前400年间。（《新奥义书》直到公元5世纪还不断出现，但是最重要的内容是在吠陀时代晚期编撰的）。“奥义”（Upanishad）这个词直译为“在前面就坐”，指的是信徒们在一个哲人前面围坐探讨宗教问题。大多数信徒是男人，但也有例外。比如，噶尔基?瓦卡纳维就是一个妇女，她不断向一位著名的哲人亚纳瓦克雅提出疑问，后者曾因为无法回答而感到恼怒。《奥义书》通常采用对话的形式来探讨《吠陀》以及信徒们提出的宗教问题。
《奥义书》教导说，表象具有欺骗性，个人实际上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每一个人都参与到一个更大的宇宙秩序中去，形成宇宙灵魂（即大梵）的一部分。物质的世界是变化的、不稳定的和虚幻的，大梵是所有存在的事物持久的、不变的和永恒的基础——因此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奥义书》的作者们相信，人的灵魂生在这个物质世界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很多次：他们相信灵魂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人的面貌出现，但有时也会作为动物，甚至也可能作为植物或者蔬菜出现。然而，个人灵魂的最高境界是脱离这种生与再生的轮回，与大梵永久地结合在一起。
吠陀时代的宗教(2)
《奥义书》形成了若干具体的教义来解释这一思想。其一是轮回，其大意是，人在死的时候，灵魂暂时去到“诸父的世界”，而后重新转生到人间。其二是羯磨，解释灵魂所经历的转世的原因。《大林间奥义书》对羯磨做出了一个简要的解释：“对于一个人，根据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将来会有不同的结果：善行的人有善报，恶行的人有恶报；一个人因他的善行而变得高尚，因他的恶行而变得卑鄙。”因此，一个在生活中遵循道德、履行职责的人能够再生为一个更高贵和受人尊敬的人——比如，投生到一个更高等级和更尊贵的种姓中。那些恶行累累，作孽深重的人将会转世受苦，甚或转生为动物或昆虫。
历史文献
《蒙查羯奥义书》论大梵的本质
印度的评注者经常把《蒙查羯奥义书》称为“髡发奥义书”，因为它就像一把剃刀，把由心而生的谬误剃除。它意在教授大梵的知识，因为它认为大梵是不能通过牺牲、仪式甚或崇拜来接近的。只有正确的教谕能使人理解大梵。
始有大梵，诸神之首，创造万物，守护宇宙。大梵之明，万明之基，长子阿达婆，得此神启。
大梵之明，传之阿达婆；彼传安吉拉，更传萨车瓦哈；又传安吉拉斯，代代相接续。
现有韶纳加，拥有大家业，一日执弟子礼拜安吉拉斯，问：“老师！知之则一切皆知，此何学也？”老师答曰：“有二明当学，如大哲所言：一曰上明，一曰下明。”
下明在于四部《吠陀》圣书，在于用以通晓、吟唱和运用《吠陀》的六种知识——声明、文法、音律、诗学、仪礼、天文学是也。然上明者，可至永恒[即大梵]。
彼不可想、不可见；无姓无色；无眼无耳；无手无足；恒常而遍在；大象无形。智者谓之众生之源，他即永恒。
如蜘蛛吐丝复收之，如地生草木、人长毛发，万物生自永恒。
以密行自省，大梵乃增大，自彼生粮食。粮食出生气、心思与真理，以及诸世界。而在行液中，乃有永生寄。
彼[大梵]全知全明，密行智识成。凡此自彼生，大梵，名，色，食……
此也即“彼是”，事物之真理。如由明盛焰，千星火花起。万变由之始，而又还入彼。
神我固无形，在外内亦是。不生、无息，光明越心思。至上不灭者，彼乃更超出。
自彼出生命，心思与诸根，空，风，火，水，地，万物载以存。
火为彼之元，日月为目睛。诸方是其耳，《吠陀》表为声。风是其气息，宇宙为其心。地出其足前，内我万灵深。
火乃出自彼，薪为日光明。
梭摩吐雨云，大地生药英，阴阳合精气，人类由神生……
由彼生一切，海洋与山脉，种种江河流。由彼生一切，植物与滋液，彼居为内我，粗质是所藉。
资料来源：Juan Mascaró, tran. The Upanishads. London: Penguin, 1965, pp. 75-78.
※ 与《梨俱吠陀》所讲述的普鲁沙牺牲创世的故事比较对照，如何理解《蒙查羯奥义书》所讲述的世界？
插图说明：
这可能是几千年前的一幅岩洞壁画，年代无法确定，表现了早期印度居民与自然界其他生物和谐共处的画面。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再生轮回也包含一定的痛苦和苦难，这是人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奥义书》的作者们力图完全摆脱轮回，达到一种解脱的境界，即永远摆脱肉身轮回的一种深沉的、无梦的睡眠。这个目标是很难达到的，它要求与物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与宇宙的灵魂大梵的最初的存在连成一体。苦行和沉思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两种主要方法。通过实行极端苦行主义的生活方式——过一种极简单的生活，杜绝所有的享乐——个人才能清除对物质世界各种安逸的欲望。通过练习瑜伽，一种集中精力、严格训练的沉思，他们能够思考大梵的本质及其与他们的灵魂之间的关系。不断努力能使人从多变、虚幻和轮回的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达到解脱的境界。然后，他们的灵魂与大梵结合，经历永恒的、平静的境界。
正如婆罗门教关于瓦尔那等级起源的理论反映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雅利安人的社会一样，《奥义书》的宗教思想也是与吠陀时代晚期的社会状况相呼应的。实际上，现代学者们有时候把《奥义书》中的世界观念——尤其是轮回和羯磨的教义——解释为一种玩世不恭的意识形态，用以证实种姓制度下的社会不平等。轮回和羯磨的教义强化了吠陀社会的秩序：它解释了人们之所以出生在他们的种姓里的原因——这是他们在前一个轮回里行善或者作恶的结果——从而鼓励人们遵守他们的种姓的职责，期待在将来的轮回中生到一个更尊贵的种姓中。
然而，把这些教义的出现看成是世袭的精英阶层为了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维持他们对其他社会阶层的霸权而作的努力，那就过于简单化了。那些发表这些教义的哲人们真正想解决的是精神上和智力上的问题。对他们来说，物质世界似乎是极其虚无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和充满幻象的世界，没有一点真实的影迹。他们猜测，在他们居住的世界背后存在一个更加真实和可靠的世界，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希腊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和其他许多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都达到了类似的境界。因此《奥义书》的作者们想在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中寻求最终真理和知识，也就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了。轮回和羯磨观念的形成表明他们试图概括出物质轮回的世界与最终真理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
吠陀时代的宗教(3)
《奥义书》不仅影响了印度人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还要求人们遵循崇高的道德标准。它们不鼓励贪婪、嫉妒、贪食和所有的恶习，因为这些行为表现了对物质世界的过度迷恋、对与宇宙灵魂统一的思考太少。《奥义书》赞赏诚实、自控、仁慈和怜悯。首先，它们赞成进行个人品德修养——这是一种自我知识，能使人自然地遵循道德以及达到与大梵统一。《奥义书》还教导人们尊重所有的生物，除人以外也包括了动物。毕竟，动物的肉体也承载了一个不幸的、受羯磨的恶果所折磨的灵魂的轮回。尽管这些灵魂在上一次轮回中有恶行，虔诚的人们也不应该给他们带来额外的苦痛和伤害。素食因此成为苦行主义的最常见的生活方式。
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一样，南亚甚至在古代就是一个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地区。农业知识早在公元前7000年就传到了印度次大陆，很可能是从西南亚传过来的，多产的农业经济使德拉维人能够在印度河流域建立一个复杂的社会并且与远至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从事贸易。雅利安移民的到来使具有不同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民族之间产生了剧烈的碰撞和相互影响。在经常陷入冲突的同时，他们也在探寻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同一片土地上和平共处的方式。到吠陀时代末期，雅利安人的传统和德拉维人的传统相融合，产生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印度社会。农业和畜牧随着雅利安人遍及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地区性的国家维持着当地的秩序，王权成为政府统治的最常用的方式。种姓制度不仅使社会团体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而且还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最后，一套特别的宗教信仰解释了世界以及人在其中的作用，文字的使用有助于对精神上和智力上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大事年表
公元前8000－前7000年 南亚出现农业社会
公元前2500－前2000年 哈拉巴社会鼎盛时期
公元前1900年 哈拉巴开始衰亡
公元前1500年 雅利安人开始迁徙到印度
公元前1500－前500年 吠陀时代
公元前1400－前900年 《梨俱吠陀》的创作年代
公元前1000年 雅利安移民进入恒河河谷
公元前1000年 出现瓦尔那等级
公元前1000－前500年 印度北部形成地区性王国
公元前800－前400年 《奥义书》主要部分的创作年代
公元前750年 雅利安人在恒河流域建立第一批城市
公元前500年 雅利安人迁徙到德干高原
进一步阅读文献
Bridget and Raymond Allchi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India and Pakinstan. Cambridge, 1982.
该书以大量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对印度早期社会进行了细致的概述，颇具权威性。
F. R. Allchin.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Historic South Asia: The Emergence of Cities and States. Cambridge, 1995. 这是一本探讨古代印度城邦与社会的学术论文集。
A. L. Basham. 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New York, 1954. 这本书是著名学者对古代印度所做的通俗性的介绍。
Ainslie T. Embree, ed. 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 2 vols. 2nd ed. New York, 1988. 该书是原始资料的翻译汇编。
Walter A. Fairservis. The Roots of Ancient India. 2nd ed. Chicago, 1975. 该书以考古发掘为基础，对古代印度社会，尤其是对哈拉巴社会，做了审慎的分析。
Jonathan Mark Kenoyer.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Oxford, 1998. 该书综合了最近一个时期考古学以及语言学对哈拉巴社会的研究成果，配有大量插图。
J. P. Mallory.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 Language, Archaeology, and Myth. London, 1989.从语言学和考古发现的角度，对关于早期印欧语民族的现代学术理论的细致的学科综述。
Juan Mascaró, trans. The Upanishads. London, 1965. 该书是一个天才的翻译家所翻译的《奥义书》的节选本。
William H. McNeill and Jean W. Sedlar, eds. Classical India. Oxford, 1969. 该书是一本原始资料翻译汇编，比较有价值。
Stuart Piggott. Prehistoric India. Harmondsworth, 1950. 该书虽然出版较早，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Gregory Possehl, ed.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New Delhi, 1979. 学术论文集，以考古发现成果论证哈拉巴社会。
——, ed. Harappan Cilvilization: A Recent Perspective. 2nd ed. New Delhi, 1993. 该书为我们认识哈拉巴社会提供了多个版本的解释。
Shereen Ratnagar. Encounters: The Westerly Trade of the Harappan Civilization. Delhi, 1981. 该书以考古发现为基础，考察了哈拉巴社会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商业联系。
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Cambridge, 1987. 该书为我们展现了关于印欧民族起源和移民的彼此矛盾的观点。
吠陀时代的宗教(4)
Romila Thapar. A History of India. Vol. 1. Harmondsworth, 1966. 这是著名学者对印度早期历史所做的正确的、可信的和通俗的介绍。
——, ed. Recent Perspectives of Early Indian History. New Delhi, 1995. 该书是关于印度早期历史的学术论文集，颇有价值。
Mortimer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 Cambridge, 1953. 同皮格特的著作一样，本书也是一本老书，但仍然具有学术价值。
插图说明：
商朝末年的青铜斧，形状似一张狰狞的人面。
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有很多故事，讲述英雄人物发明农业、驯养动物、指导人们婚配定居、创造音乐、制定历法，以及在艺术和技艺方面教化人民。这些英雄之中最重要的是三位贤明的国王——尧、舜和禹，他们奠定了中国社会的基础
序
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有很多故事，讲述英雄人物发明农业、驯养动物、指导人们婚配定居、创造音乐、制定历法，以及在艺术和技艺方面教化人民。这些英雄之中最重要的是三位贤明的国王——尧、舜和禹，他们奠定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尧帝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常与山脉的形象相连，他特别谦恭礼让。尧的道德感化为他自己的家族、他所在的社会，最终为整个中国带来了和谐。舜帝继承尧的事业，规定了一年四季，统一了度量衡和时间单位。
最勇敢的贤君是禹，他把中国从黄河水泛滥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人。传说，在禹之前，人们通过建造堤坝拦水来控制黄河的泛滥。然而，河水来势凶猛，一旦冲破堤坝，就会引发大规模的洪涝灾害。禹抛弃了用堤坝拦截黄河的方法，采用了两个策略。他加深河道，尽量减少河水的外溢，同时，他开凿与河并行的河渠，使洪水顺利入海，由此避免危害乡村。
传说，禹治理洪水十三年都没有回过家。一次，他路过自己家门口，听到他的妻子和孩子因思念他而哭泣的声音，但是他继续赶路，没有中断他的治水大业。禹制服了黄河，成为大英雄，诗人用诗句赞颂这位使田地和村庄免受洪水侵害的人。后来，禹继承舜帝的位置， 成为华夏民族的领袖。实际上，他创建了夏朝——古代中国第一个统治王朝。
尧舜禹的传说无疑夸大了贤明君主的道德和功绩。农业、艺术、手艺、婚姻、家庭、政府和治水方法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是哪一个个人把它们引入到中国。但是这些关于早期英雄人物的传说，反映了一个民族对于社会形成的实践和传统的兴趣。同时，道德家们利用这些传说传播他们认为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价值观念。通过把尧舜禹作为品德的典范，中国的道德家们抬高了社会和谐的价值观和贤君为天下人所做的无私的贡献。
早在40万年前，东亚就出现了人类。同地球上其他地区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们使用石器，靠狩猎和采集经济为生。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一样，在东亚，人口的压力促使人们开始农业试验。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居民栽培了水稻，到公元前5000年，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村落把水稻作为他们的主要食物。同一时代，粟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得到种植，到公元前5000年，黄河流域的新石器社会也兴旺起来。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大麦和小麦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中国，到了公元前2000年，它们同粟一样成为该地区的主要食粮。
农业的剩余产品支撑着遍及东亚的新石器社会。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人们居住在农业村落里，相互间有了交流和贸易。在公元前2千纪里，他们开始建立城市、建立较大规模的国家，构造出各具特色的社会和文化传统。黄河流域建立了三个王朝国家，统治了大半个中国，把众多的地方团体融合为一个大的华夏社会。在早期中国社会里，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父权制家庭的首领在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中都行使着权威。别具一格的文字体系支持着复杂文化传统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农耕者频繁与其他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居住在中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发生着联系。随着游牧民族不断向大草原迁徙，他们与居住在中国西部的居民发生了联系，把铸造青铜和冶铁的技术，以及马拉战车和带轮的交通工具带到了东亚。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一样，东亚的复杂社会在多种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大背景下，加速了自身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发展。
早期中国的政治组织(1)
随着农业人口的膨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村落和城镇兴盛起来。最初，这些定居点各自处理自己的事务，组成地区性国家，维持本地区的秩序。但是到了公元前3千纪，更大的地区性国家开始出现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夏、商、周这三个王朝，它们掌控大半个中国，为中国社会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
早期农业社会和夏朝
像印度河一样，黄河也是暴虐的和不可预测的。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注入黄海，流程将近4700公里。“黄河”这个名字来源于它在流动过程中携带的大量淡黄色的泥土。黄土是一种沉积在中国北部平原上的一种优质的、粉末状的土，它们是在大约两万到一万五千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时沉积下来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这种土。悬浮在黄河中的黄土太多了，黄河也就变成了黄色，非常混浊。泥土渐渐堆积，抬高了河床，使得河水偏离了已有的河道。黄河定期发生可怕的洪水泛滥，毁灭农田、村庄以及挡在它面前的一切东西。黄河数易其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至于人们把它称为“中国的害河”。
然而，中国的地理条件也支撑了复杂社会的发展。在大多数年份里，有充足的雨水浇灌农作物，因此早期农耕者不需要建设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复杂的灌溉系统。他们把大量的劳动花在清理河道和修筑堤坝上，防止每年洪水泛滥所带来的危害。黄土极其肥沃和松软，因此，即使在没有使用铁器之前，农耕者们使用木制工具就能够获得好收成。
在公元前50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北部的丰产促进了若干新石器社会的形成。每一个社会在陶器生产和建筑上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很可能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仰韶社会繁荣于公元前50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位于黄河流域中部，尤其因为1952年在现在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村落而著名。在半坡村，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大量带有彩绘的陶器和公元前6千纪和前5千纪期间农耕者使用的骨器。
随着人口的增长，类似半坡这样的定居点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多了起来，定居点遍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东亚，人口越来越集中到小地区，这就需要一个公认的权威来维持秩序、解决争端和组织公共工程的建设。村落组织可以解决当地的事务，但是它不能预防和解决村落之间的冲突，也没有权利组织对各方都有利的大规模建设。
中国传说中提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秦汉两朝统一中国之前。夏、商、周是三个续接的王朝，不断扩大他们统治的疆域，当然他们的疆域是无法与后来的王朝相提并论的。大量关于周朝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因此，学者们早就认识到周朝是一个历史上存在的王朝。但是，直到近代，大多数的学者还不相信有关夏朝和商朝的传说。因此，许多历史学家轻率地把夏朝和商朝当作神话的想象。直到20世纪末期，考古发掘最终证实了夏朝和商朝的确在历史上存在过，并不是远古想象的虚构。
插图说明：
在今天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时代早期的陶碗。精致的红陶，上面装饰着黑色的人面和渔网。
对夏朝的考古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然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组织大规模公共生活的王朝。尽管夏朝不是唯一的早期国家，却无疑是那个时代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夏朝很可能形成于公元前2200年，兴起之地大致与仰韶社会所在的地区相当。通过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夏朝在中国开创了世袭君主统治的先河。
地图[5.1]
公元前2200年－前256年的夏、商、周朝
古代传说认为夏朝的建立者是贤君禹，他有效地组织了治理洪水的工程。同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一样，组织大规模公共工程的需求促进了公认权威的产生和正式的政治机构的建立。尽管有关夏朝政治机构的资料没有保存下来，但是，王朝的统治者很可能通过控制各个村落的首领在整个黄河流域中部地区行使权力。夏朝鼓励建立城市和冶炼金属，因为统治阶层需要管理中心和青铜武器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秩序。最近在洛阳附近发掘的二里头遗址可能就是夏朝的首都。发掘表明，这个城市有一个大的、像王宫一样的布局，同时还有很多简朴的房屋、制陶作坊和一个青铜冶炼间。
商朝
根据传说，夏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是一个压迫人民的暴君，他的统治被商朝的建立者所取代。实际上，夏朝并不是一下子就彻底崩溃和消失的，而是逐渐让位于商朝；商朝兴起于夏朝统治疆域的东南部。传统上认为商朝统治年代在公元前1766年－前1122年之间，考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也确认了这一时间。因为商朝既留下了文献记载也留下了物质遗存，人们从中得到的对早期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认识要比夏朝更为清晰。
技术有助于解释商朝的兴起和昌盛。在商代，青铜冶炼改变了中国社会，实际上它可能也使商朝的统治者取代了夏朝。青铜冶炼技术从西南亚传来，随之传来的还有马匹、马拉战车和其他带轮的运载工具。这些技术是随着早期印欧民族的迁徙（参见第二章）传到中国的，同时也传到了印度，其中一些技术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传到了塔里木盆地（在今天中国西部的新疆自治区境内）。早期中国的战车同伊朗高原发现的印欧人的战车模型很相像，古代中国用来表示车轮、轮辐、车轴和战车的词汇都从印欧语词根派生而来。
早期中国的政治组织(2)
青铜冶炼和马拉战车至少在公元前1200年就传到了中国，那个时候，夏朝已经开始部分地使用青铜工具和武器。但是，商朝的统治阶层通过控制铜矿和锡矿、雇佣工匠专门为他们生产大量的青铜斧、矛、刀和箭头，力图把青铜器垄断在黄河流域。对青铜器的控制加强了商朝对抗夏朝的力量，他们的武器要远比其对手使用的石制、木制和骨制的武器先进得多。商朝的贵族也用青铜来制造马拉战车的配件。同印度的雅利安人一样，他们所使用的这些武器对于没有马匹和战车的对手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以青铜武器为装备的商朝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牢牢地控制了那些农业村落，并且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由于商朝的统治阶层不允许人们私自制造青铜器，所以，潜在的叛乱者或竞争者不可能抵抗商朝的军队，更不用说取而代之了。
以今天的河南省为中心，商朝的国王们把他们的统治一直推进到中国的东北部地区。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建立者们一样，商朝的国王们从他们所控制的地域内获得了大部分剩余农业产品，并用这些剩余的粮食来养活军队、政治盟友和其他能够助其维护统治的人。商朝的国王们显然有足够的军队可供其调遣。现存的记载中曾提到有3000人、5000人、10000人，甚至还有13000人的军队，还有一份资料提到曾俘获三万敌军。这些数字很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仍然说明商朝统治者们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
像夏朝一样，商朝的统治者们也依靠一大批政治盟友的力量。商朝的统治依赖于庞大城镇网络，这些城镇的统治者承认商朝国王的权威。在商朝，国王可能控制着一千座或者更多的城市。除了这些地方统治者外，顾问、使节、工匠和冶金匠也能分享农业剩余产品，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商朝统治者制定政策或者扩展他们在王国内的影响。
商朝有好几个大城市。传说，商朝的都城总共迁移了六次。最初的选择都是出于政治原因和军事考虑，但是首都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心——不仅仅是发布行政命令和军事命令的地方，而且还是青铜冶炼、艺术、手艺、贸易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插图说明：
周朝早期的一座墓穴，其中有马匹和战车的遗迹；这两样东西改变了古代中国的军事进程。
有两个遗址的发掘工作揭示了商朝的运行情况。商朝最早的一个首都称为“嚣”，位于今天的郑州附近。这个遗址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城墙，最初至少也有10米高，而地基约20米厚。城墙由层层叠加的夯实的泥土筑成——就是把土夹在木框之间，然后用锤子夯实，直到这些土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才在上面添加一层新土，再继续夯实。用这种技术垒起的城墙极为坚固和持久，现在中国北方的农村仍然使用这种方法。比如，嚣的部分城墙，即使到今天仍有三四米高。建造这座城墙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这一点也证明了商朝的实力及其统治的高度集权化：现代学者估算，建成这座城墙，需要一万人大约工作二十年。
插图说明：
这是在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三星堆发现的一个真人大小的青铜雕像，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到前1000年。近年在黄河流域以外地区的考古发掘也出土了大量有关早期政治和社会组织的资料。
殷墟比嚣更加引人注目，它是商朝最后两三百年的都城，在现代的安阳附近。在殷墟从事发掘的考古学家已经确认了一座王宫复合建筑物，文字档案资料，若干居民区，两个大的青铜冶炼场，若干陶工、木匠、刻骨匠和其他手工工人使用的作坊，以及分散的墓地。除了一些简朴的坟墓外，还有11座为商朝国王建造的大型豪华墓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特别关注。同埃及法老们的栖息之地一样，这些坟墓在建成后不久就引来了盗墓贼。尽管如此，仍有足够的文物证明：商朝晚期的国王们，同他们在嚣的先辈一样，享有极大的权威。坟墓中有上千件物品，有战车、武器、青铜器、陶器、玉雕和象牙、玛瑙贝（既可作为钱币使用也是装饰用的奢侈品）和牺牲，这些牺牲包括狗、马、和数十个人，他们将在来世继续服侍死去的国王。其中的一座坟墓里有三百多具牺牲的骨骸，与国王合葬在一起，他们很可能是国王的妻妾、仆从、朋友和狩猎的伙伴。
同夏一样，商朝也只是古代中国众多的组织公共生活的国家之一。传说和历史对夏朝和商朝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处于黄河流域，正是后来中国第一个帝国崛起的地方。考古发掘证明，在夏朝和商朝统治黄河流域的同时，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国家统治。比如，近年的发掘表明，在现在的四川省（在中国西南部）三星堆有一个很大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年代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到前1000年，与商朝大体上处于同一个时代，很可能是一个地区性王国的首都。三星堆的墓地与夏朝和商朝的墓地一样，里面有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石器和陶器，此外还有贝壳和象牙，这表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社会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周朝
有关商朝统治者用以维持秩序的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信息几乎没有保存下来。他们没有颁布与美索不达米亚相类似的法典，而是通过发布敕令或指令，委任他们的军队和政治盟友去执行他们的意愿。古代中国的政治运作和治国方略，在周朝的时候更为清楚。周朝是继商朝之后中国北部崛起的政治势力。周人居于中国西北部的渭水流域（今陕西省），是一支粗野、强壮的民族，在东方，他们与商朝作战，在西方，他们对抗来自西部草原的游牧民族。后来，周人与商朝联盟，被公认为西部地区的首领。然而，由于周人比商更能有效地组织盟军，他们渐渐地削弱商朝的力量并最终完全取代了商朝。
早期中国的政治组织(3)
地图[5.2]
战国时代的中国，公元前403年到前221年。
公元前12世纪末期，周和商发生了冲突。根据周朝的记载，商朝最后一个国王纣王是暴君，他耽于酒色，施行暴政。许多原来归附于商的城镇和行政区域转而效忠于周。在几次规劝商朝国王不成之后，周的军队在公元前1122年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他们允许商朝的后裔继续统治小部分地区，但是由他们对这一地区的事务进行监督。新的王朝至少名义上统治了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直到公元前256年。
为了给推翻商朝的统治寻找理论依据，周朝的代言人统一制订了一整套行为准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中国人对政府和政治正统性的观念。周朝政治理论的基础是，他们相信人间的统治是与上天的意志密切相关的。更确切地说，是“君权神授”——即上天把统治的权力赋予给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天子（天的儿子）。统治者于是成为天地之间的联系人，他有责任施行仁政，维护道义和公正的高标准，维持国家的秩序与和谐。只要他这样做了，上天就会支持他，宇宙就会保持和谐和平衡的稳定状态，他的王朝就会依天意继续统治下去。如果一个统治者没有履行他的职责，混乱和痛苦将充斥他的国家，宇宙就会失去平衡，上天也会因此而失望，于是就会收回其统治的权力，把它转授给另外一个有德行的人。依据这种推理，新王朝的代言人解释了商朝覆灭和周朝依天意获得君权的原因。直到20世纪，中国的统治王朝还效仿周朝，宣称他们的统治权力得自天授，皇帝还自称“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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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好墓
对墓葬的发掘工作为我们了解商朝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因为生者经常为他们的亲属随葬食物、文书、工具、武器、家具、珠宝、装饰品和其他贵重的物件。遗憾的是，盗墓贼很快就闯入这些墓地，盗走几乎所有能拿走的财宝。有的盗墓贼甚至能够劫掠那些建造巧妙、防守严密的王室坟墓。
一座著名的王室墓地逃过了这种命运，那就是妇好墓。妇好是商王武丁的64位妃子之一，武丁的统治时代是在公元前13世纪。盗墓贼忽略了妇好墓，可能是因为该墓位于殷都的商王王宫里，而其他王室墓葬在公墓区。不管怎样，在妇好于公元前1250年下葬之后的三千多年里，她的墓从未受过打扰，直到1976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它，并开始了发掘工作。未被盗过的墓葬为现代的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商代宫廷的宝贵机会。
妇好是武丁王所宠爱的妃子，她的墓葬反映了她的地位。墓中有468件青铜器，其中包括130件武器、23口钟和4面镜子。她墓中的青铜器合起来总重量1600公斤。冶金工匠要用约十一吨的矿石才能冶炼出这些产品。在一个青铜器非常昂贵的时代，妇好与商王室家族是这些贵重物品的主要消费者。除了青铜物件外，妇好墓中还有755件玉雕、564件骨雕、5件雕刻精美的象牙杯、11件陶器和6900个玛瑙贝。此外，墓里还有6条狗和16个人的骨骸——这些是跟随妇好随葬的牺牲，在她死后守卫她、服侍她。
墓中的文献表明，妇好与其同时代的妇女很不一样，她超越了商王妃子的角色，在公共事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监管自己的田产，主持牺牲仪式，这些通常都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们的职责。她甚至还担任过几次军事行动的将军，曾率领13000人成功地击败了邻国。
妇好的栖息之地比考古学家们在今安阳发掘的11座商朝国王的墓葬要小得多。然而，由于妇好墓逃过了盗墓贼的注意，使得它比国王的坟墓对我们了解商代更有帮助。商朝统治阶层以及妇女在商朝事务中的作用等方面的情况，都是妇好墓为我们提供的，20世纪晚期的这一考古发现打开了早期中国社会的一扇窗户。
周朝的疆域比商朝的大得多。实际上，它的疆域如此辽阔，以至于中央政府不能有效地统治整个国家，因为在公元前2千纪和1千纪，至少交通工具和交流技术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因此，周朝的统治者依靠分封制进行统治：他们把统治的权力、权威和责任委任给属国，属国反过来效忠中央政府并向中央政府纳贡、提供军事支持。
在周朝早期，这种制度运行得相当有效。征服者在他们的都城镐（在今西安附近）继续统治周朝祖先的那片土地，但是他们也把被征服地区的财产分配给亲属和其他盟友。属国统治着他们的疆域，中央政府很少对之进行监督。作为拥有政治权力的回报，这些属国要在特定的时间到周朝的王宫晋见，以此表明他们对朝廷的继续效忠。他们上缴的赋税和贡品是周朝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同时还要提供军队供国王依据周朝的总体利益统一调遣。当与属国关系紧张时，周朝的统治者们还试图通过婚姻关系加强他们之间的政治联盟。
插图说明：
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玉雕。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一个妃子，这些雕像代表在来世服侍妇好的仆人。
尽管周王尽了最大努力，仍然不能无限期地维持对这种分封制的控制。属国逐渐树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他们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不仅是周王的联盟，还成为世代相传的行政长官。他们建立了地区性的官僚、军队和税收制度，不断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自己的权威。他们颁布法典并强力推行。当他们的统治更加稳固时，他们就脱离周朝的控制。有时候，属国会忽略他们朝见或者上缴税收的义务，或者拒绝派出军队支持周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家，属国甚至可以同周朝刀兵相见。
早期中国的政治组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