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形成(5)
您灿烂地在天边升起，
啊，充满生命的太阳，生命的创造者！
当您从东方升起，
每一片大地都沐浴在您的光芒之下。
您如此美丽、明亮，
高高在上；
您用光芒将大地拥抱，
没有任何界限……
当您在西方沉落，
大地如死亡般地漆黑；
人们蒙头睡在屋里，
一眼看不见另一眼。
他们的财物给人偷去，
他们却也还是蒙头睡着，
人们无法知晓。
雄狮出洞，
毒蛇噬咬；
黑暗不肯离去、大地一片沉寂，
他们的创造者在地平线上休息。
当您天明时升起于地平线上，照亮大地。
当您，阿吞，白天的照耀；
驱走黑暗，
放射光辉，
两片土地【上埃及和下埃及】一片欢腾。
人们醒来，站立在大地上，
是您唤醒了他们；
梳洗装扮
高举双手，赞美您的出现。
整个世界都开始工作……
您的伟大功绩
隐藏在光明背后，
噢，唯一的神，您旁边再无其他！
您独自创造世界，正如您所愿，
所有的人，牛羊，
所有行走于世界的，
所有高飞的，
豪尔（Khor）和库什的土地，
埃及的土地……
您的光芒爱护着所有土地，
当您照亮他们的生命，他们为您而生长；
您创造季节养育您的生灵，
冬天寒冷，他们却享受在您的热情下。
您创造巨大的天空，从那里照耀，
凝视所有您的生灵；
您，唯一的，充满生命的阿吞，
升起，照耀，远方，近旁。
您，独自创造千千万万，
城市，村庄，土地，河流；
所有的目光从这里投向您，
只因您是高高在上的光明的阿吞。
资料来源：Miriam Lichtheim, ed.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3 vo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2: 96-99.
※ “阿吞赞美诗”构想的世界中，作为世界的创造者和维系者，阿吞的功能是什么？
埃及人还将奥西里斯与永生联系起来，人们崇拜他，遵守具有极高道德标准的宗教仪式。奥西里斯能够决定哪些人应得到永生的祝福，哪些人无法获得。人们死后，灵魂要面对奥西里斯的审判，他将死者的心放在天平上与象征正义的羽毛称量。一颗承载着罪恶的心是沉重的，不能得到永生，而那些纯洁的心灵和光荣的事迹将为死者得到永恒。因此奥西里斯崇拜对于那些遵守高尚的道德标准的人是一种永恒的奖赏，在早期农业社会，对于那些普通的耕种者而言，这种宗教所承载的价值很容易理解和接受。
插图说明：
麦罗埃一座坟墓出土的精致的金戒指，大约制作于公元3世纪，描绘的是一个叫做塞比乌美科尔的神（有时也被称作Sebewyemeker）。塞比乌美科尔是一个没有特定埃及对应神的麦罗埃神，但是常常与奥西里斯联系在一起。
努比亚人遵守他们自己的宗教传统，其中很多传统可能源自苏丹早期的农业社会，不过有关这种宗教信仰的文献极少，很难让我们有更为清晰的了解。努比亚神灵中最重要的是狮神阿皮德马克（Apedemak），它常常被描绘成弓箭的形象，是库什王国的战神。另一个神塞比乌美科尔（Sebiumeker）是创世神，也是信徒的保护神。
除了本土的传统宗教，埃及的宗教信仰在努比亚也非常流行，特别是新王国的法老把埃及的统治拓展到南方之后。努比亚人并不制作木乃伊，不过他们修建了许多与埃及相似、但规模有限的金字塔，此外他们还接受了几个埃及的神灵。阿蒙在努比亚的重要性不亚于在埃及本土：很多努比亚神庙祭祀阿蒙神，库什国王也将自己描述成这位埃及神的拥护者。奥西里斯在努比亚也是众人皆知，有时他与本土的塞比乌美科尔联系在一起受人崇拜。埃及宗教最初为努比亚人接受时，只在统治阶层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不过慢慢地，埃及神吸引了众多的信徒，直到公元6世纪，它们仍然为努比亚人所崇拜。它们并没有替代努比亚本土的神，而是和他们一起被放入努比亚的众神殿。事实上，努比亚人经常将埃及神与其本土的神灵视作一体，有时也把努比亚社会的重要特点赋予这些神。
班图人的迁移和早期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农业社会
与美索不达米亚社会一样，埃及和努比亚也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下的世界里的成员。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的发展受到远距离贸易、技术创新、文化传统的传播以及闪米特人和印欧人大范围迁移的极大影响。与此相似的是，除了与西南亚和地中海的人们保持接触外，埃及和努比亚社会也是在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泛交往和交流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古代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班图人的迁移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农业社会。就像苏丹农业传播到尼罗河流域，并为埃及和努比亚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一样，班图族的农业社会也传播到了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地区，并促进了独特的农业社会的产生。
复杂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形成(6)
班图族扩张的动力
古代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最具影响力的民族是一群操班图语的人。班图语的源头是众多与尼日尔－刚果语系相关的语言中的一种，尼日尔－刚果语在公元前4000年之后，在西非被广泛使用（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包括曼丁哥人、克鲁人、沃洛夫人、约鲁巴人、伊博人及其他民族）。最古老的班图人居住在现代尼日利亚东部和现代喀麦隆的南部地带。这个群体的人们用bantu（意思是“人”或“人民”）来称呼自己。起先，班图人大都沿着河岸定居下来，他们使用独木舟四处航行，或是在森林中空旷的地带生活。他们种植甘薯和油棕榈，苏丹西部的人最早种植了这些产品，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他们还引进了苏丹中东部的农作物，特别是粟和甜高梁，还饲养山羊和珍珠鸡。他们生活在以氏族部落为基础的村落中，由酋长领导。酋长指挥宗教仪式，并作为代表与紧邻的村落进行交易。他们定期与居住在热带森林中那些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人们进行贸易，这群人从前被称作侏儒，如今被称为森林民族。班图族的种植者为这些森林民族提供陶器和石斧以交换肉、蜂蜜和其他森林物产。
地图3.3
班图人的家乡
班图人迁移的方向
早期冶铁中心
与大部分近邻不同，班图人很早就准备好向新的地区进发了。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他们缓慢地迁移到西非森林地带，公元前2000年后，他们向南朝着刚果河流域，向东朝着大湖区迅速前进，在迁移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同化着在当地还过着狩猎采集和捕鱼生活的人们，将他们带入农业社会。几个世纪后，一些班图人逐渐定居下来，而其他班图人继续向着陌生的地区迁移，他们的语言形成了五百多种独特的亲属语言。（今天，世界上有9000多万人仍然使用班图语，它们共同构成了撒哈拉南部非洲最重要的语系。）与第二章论述的印欧人的迁移活动一样，班图人的迁移并非大规模的人口移动，而是一个时断时续，逐渐累加的过程。小股人群迁往新的地区并定居下来，成为下一步扩张的基地，在这个过程中，班图语逐渐传播开来，种族也慢慢形成。到了公元1000年，操班图语的人已经占据了赤道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早期班图人迁移的原因仍然不为人们所知，不过似乎是人口压力迫使人们向南迁移。对最早的移民来说，班图族社会的两个主要特征格外重要。首先，班图人制作的独木舟可以非常有效地在尼日尔河、刚果河及其他河流中畅游。独木舟使得班图人能够沿着河流迅速的迁移，避开已经存在的群落，在河岸边找寻到新的定居点。其次，产量较高的农业产品促使班图族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他们在沿途遭遇的那些靠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的部族。当一个定居地的资源无法养育更多人群时，小股的班图人便再度出发，离开家园前往新的土地。有时他们沿着河流迁移，有时也向内陆进军，不断蚕食森林民族的栖息地。班图人对居住在森林中的群落构成了威胁，他们之间很有可能为了争夺土地资源而不断发生冲突。他们从森林民族那里学到很多关于当地环境的知识，并继续与其进行有规律的贸易。事实上，他们经常与森林民族通婚，并将其吸纳到班图人自己的农业社会中来。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后，班图人迁移的脚步随着铁制工具和武器的制作而逐渐加快。班图的种植者用铁制工具整饬土壤，扩展耕地面积的效率比从前更高，而铁制武器增强了班图人对土地和资源的控制能力。因此冶铁技术造成班图族人口的急剧上升，同时也成为他们继续迁移的动力，反过来，迁移速度的加快，也使冶铁技术迅速传播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早期农业社会
当班图族在撒哈拉南部非洲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之时，还有几个较小的群体与他们一起走过了这条移民的道路。在公元前3500－前1000年之间，库什南部靠放牧为生的人们推动了东非（现代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移民潮，而苏丹的以种植和放牧为生活方式的人们向尼罗河的上游（现代苏丹南部和乌干达北部）迁移。同时，操着曼丁哥语的人沿着西非的大西洋入海口种植稻米，并建立了族群，而其他一些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从森林地带学会了种植秋葵，并将其传遍西非的大部分地区。
班图族和其他民族的迁移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农业社会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普遍建立。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间，甘薯和谷物的种植一直延伸到东非和南非（现代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南非），而牧人将绵羊和牛带到了这个地方。大约与此同时，班图族和其他说尼日尔－刚果语的民族则把甘薯、油棕榈、粟和甜高粱这些农产品的种植技术传遍了整个西非和中非，与农产品一起带来的还有绵羊、猪和牛。到了公元前最后的几个世纪，除了在茂密的森林地带和贫瘠的沙漠地带，农业生活方式已经几乎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每个角落扎了根。
随着种植和放牧的生活方式传播到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这里的人们创造了独特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大部分班图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们还是生活在由酋长领导的几百个人的小族群中。很多人生活在按年龄编排的团体中，相同年龄段的人组成一组。每一个年龄组的成员都要共同承担责任，从事符合他们能力、精力、成熟状况和经历的工作。例如，一个由年龄较小的成员组成的组可能要承担某些较轻的公共事务。进入成熟期后，成员们一起接受入会礼，正式迈进成年社会。年长的人耕种土地并为军队提供服务，而女人照管家庭事务，有时还要去市场进行贸易。老年组里的成员是族群的领袖和军事长官。
复杂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形成(7)
非洲的农耕和放牧生活发展出别具特色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以苏丹和尼日尔－刚果人（包括班图族）为例，在公元前5000年的时候他们就信仰一神教。苏丹人认为这世间只有一个不具人格的神圣力量，既是善根亦是恶源。他们相信这个神圣力量能够单独以精神的形式存在，他们常常通过对灵媒的祷告告知它。而这个神圣的力量本身最终负责对人类进行惩罚或是褒扬。就尼日尔－刚果人而言，他们的这个唯一的神叫做尼亚姆巴（Nyamba），它创造了这个世界并建立了道德准则来控制世界的发展，然后，又退缩回去，让这个世界自己继续进行下去。个人一般不会直接关注这个遥远的神，而是向祖先和当地的灵魂进行祈祷，人们相信这种灵魂居于世上，并影响着人类的命运。恰当的对待这些灵魂可以确保人类获得好运，而忽视它则会遭受惩罚，或是从神灵的诅咒中遭遇不幸。
单个族群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固定的形式。他们经常会从其他族群那里借鉴某些因素，并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对世界的新的认识来改变自己的信仰。班图族和其他民族的迁移尤其造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化的融合，在人口流动的初期，宗教信仰也常会传播到新的族群中。譬如公元前1000年后，当班图人遇到苏丹人以及他们这个善恶同根的神灵时，很多班图人将这个唯一的神尼亚姆巴与女神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这位遥远的创世神接纳了一个新的道德因素，使它与个体的生活更为接近。因此宗教信仰的改变有时也反映出在非洲社会里广泛存在的相互影响。
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非洲大地上有许多不同的社会，从古代开始，这些社会彼此之间就保持着有规律的贸易来往、交流和影响。非洲的农业和放牧生活方式最初出现在苏丹，而后传播到尼罗河流域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所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上。农作物和家畜很快就从西南亚引入了尼罗河流域。埃及宽阔的泛滥平原使之成为特别富饶的土地，而努比亚则有一个规模较小但同样繁荣的社会。整个尼罗河流域的剩余农业产品养活了密集的人群，并为建造一个具有复杂文化传统的繁荣社会提供了基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口虽然不那么密集，不过班图族和其他民族的迁移促进了农业的传播，后来冶铁技术也随着移民们来到整个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同时，尼罗河作为一条贸易和交流的通道，把北面的埃及和地中海世界与南面的苏丹和撒哈拉南部非洲连接在一起。只有在迁移、贸易、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背景下，才能清楚地认识非洲社会的发展。
大事年表
公元前9000年 苏丹放牧活动的开始
公元前7500年 苏丹种植活动的开始
公元前3100年 埃及的统一
公元前3100－前2660年 埃及的早王朝时期
公元前2660－前2160年 埃及的古王国时期
公元前2600－前2500年 埃及建造金字塔的时期
公元前2500－前1450年 建都科尔玛的早期库什王国
公元前2040－前1640年 埃及的中王国时期
公元前2000年 班图族迁移的开始
公元前1550－前1070年 埃及新王国时期
公元前1479－前1425年 图特摩斯三世法老统治时期
公元前1473－前1458年 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统治时期(与图特摩斯三世共治)
公元前1353－前1335年 阿蒙霍太普四世法老统治时期（埃赫纳吞）
公元前900年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发明冶铁技术
公元前760年 库什国王喀什塔征服埃及
进一步阅读文献
Cyril Aldred. The Egyptians. Rev. ed. New York, 1984. 本书是一本通俗的古埃及史著作，配有丰富多彩的插图。
Elizabeth Wayland Barber. Women’ Work: The First 20000 Years. New York, 1994. 该书是对古代纺织的令人惊叹的研究，作者认为从远古时代起，妇女就在纺织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Stanley Burstein, ed. Ancient African Civilizations: Kush and Axum. Princeton, 1998. 该书收集了有关库什王国和阿克苏姆王国的希腊语及拉丁语的资料。
Basil Davidon. Lost Cities of Africa. Rev. Ed. Boston, 1970. 该书是对库什王国及麦罗埃的通俗性介绍。
Christopher Ehret. An African Classical Age: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in World History, 1000 B. C. to A. D. 400. Charlottesville, Va., 1998. 该书以语言学和考古发现为基础，对东非和南非做了专门的介绍。
——. The Civilizations of Africa: A History to 1800. Charlottesville, Va., 2001. 该书最重要的贡献是把非洲放到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背景中。
T. G. H. James. Pharaoh’s People: Scenes from Life in Imperial Egypt. London,1984. 该书以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为基础，重新构建了古代埃及的日常生活。
复杂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形成(8)
Robert W. July. Precolonial Africa: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1975. 该书对非洲的社会和经济史作了精彩而简短的分析。
Timothy Kendall, ed. Kerma and the Kingdom of Kush, 2500-1500 B.C.: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an Ancient Nubian Empire. Washington, D. C., 1997. 该书对科尔玛城及其在古代努比亚社会中的地位给予了关注，配有大量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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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H. McNeill and Jean Sedlar, eds.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1968. 该书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原始资料翻译汇编。
——,eds.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68. 同前部书一样，本书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资料翻译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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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说明：
摩亨佐?达罗一位要人的砂岩胸像，可能是一位祭司王（priest-king）。
序
因陀罗是一个非常粗暴的神。在雅利安人的故事中，因陀罗在战斗、享乐和饮酒方面无人能敌。雅利安人是一支说印欧语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大量迁徙到南亚。在早期迁徙过程中，他们把因陀罗奉为主神。雅利安人有十多个讲述因陀罗的故事和上百首献给他的赞美诗。
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众神和魔鬼之间的战争的。当众神颓败时，他们委任因陀罗担任他们的领袖，很快就扭转了战局，打败了敌人。另一个为雅利安人所喜爱的故事讲述了因陀罗把雨带到了地上，降雨是任何一个农业社会都最为关切的事。在这个故事中，因陀罗同一条住在天上的龙搏斗，因为龙把水藏在了云里。因陀罗先用大量的苏摩酒解渴（苏摩酒是雅利安祭司饮用的一种能引起幻觉的饮料），然后，他去袭击大龙，把闪电投向它。龙从天空坠落引起天地之间的混乱，但随后雨水充满了流经北印度的七条河流，把救命的水带给了这个地区的居民。
雅利安人把因陀罗当作对抗天上敌人的领袖，也把他视为对抗地上敌人的首领。他们起初入侵印度时并没有计划，但是，进入南亚的移民越来越多，与原来居住在那里的德拉维人产生了冲突。此时，他们把好战的因陀罗当作他们的向导。雅利安人的赞美诗把因陀罗称为战争英雄，他践踏了敌军，为移民开辟了建立新社会的道路。
尽管他有这么多的功绩，因陀罗却不能像一个高贵的神那样永生。当雅利安人和德拉维人混居在一起、相互影响和通婚之后，他们之间的紧张消解了。对暴躁和暴力的因陀罗的记忆渐渐消失了。然而，在大约一千年甚至更多的时间里，当雅利安人试图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社会的时候，他们仍然把这位粗暴的、不安分的战神视为灵感之源。
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工具表明，至少在20万年前，印度已处于旧石器时代，这个时间大大早于雅利安人把因陀罗引入南亚的时间。在公元前8000到前5000年间，人们在印度河以西、靠近伊朗高原的地方建立了新石器社会，而这很可能是受到美索不达米亚人影响的结果。到公元前7000年，农业在印度河流域扎下了根。此后，农业快速扩散，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德拉维人已经在印度次大陆地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新石器社会。最早的新石器定居者栽培大麦、小麦和棉花，他们也畜养牛、绵羊和山羊。印度河流域出现了数不清的农业村落。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频繁，有些村落发展成熙熙攘攘的城市，变成了印度社会的管理中心。
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一样，印度的早期城市以德拉维人的农业经济为基础，处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中心。印度早期的城市社会，即哈拉巴社会，把财富和权力带到了印度河流域。然而最终，哈拉巴社会消亡了，这可能是气候变化导致的结果。而与此同时，大批的印欧移民从中亚来到印度建起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到前1000年这五百年间，印度次大陆处于混乱状态，这些移民与德拉维人为争夺这片土地和它的资源的控制权进行了争战。随着大量农业村落和地区国家的形成，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雅利安人和德拉维人加速了相互影响和通婚，他们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社会，形成了丰富的文化传统。
哈拉巴社会(1)
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社会一样，哈拉巴社会——以该文化的两个主要城市之一命名——也出现在大河（印度河）流域，这是因为人们能够利用丰富的水源进行灌溉。随着农业收益的提高，人口也快速增长起来。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新石器村落发展成为繁荣的城市。
遗憾的是，我们不可能详细描述哈拉巴社会形成的过程，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许多早期哈拉巴的物质遗存难以找到。泥沙沉积抬高了印度河河谷的高度，水位也相应上升了。早期哈拉巴遗址位于水位以下，考古学家不能展开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所能接近的最早的遗存属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那个时候，哈拉巴社会已经相当完善了。因此，学者们了解的是哈拉巴高度发展时期的状况，对于产生这种状况的条件或早期的生活状况则知之甚少。
其次，缺乏释读的文字材料是学者们研究哈拉巴社会形成问题的第二个障碍。哈拉巴人有一套文字体系，用大约400个符号表示发音和单词，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上千个带有哈拉巴铭文的粘土印章、铜板和其他手工制品。学者们认为这种语言很可能是一种德拉维语，与今天印度中部和南部的语言有联系，但是他们还没有成功地释读这种文字。因此，哈拉巴人的生活细节依然隐藏在一种精致的图画文字的神秘面纱之后。对哈拉巴社会的理解完全依赖于考古学家对上世纪20年代以后发掘出来的物质遗存的研究上。
哈拉巴社会的建立
如果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知道哈拉巴社会，他也许会称它为“印度河的赐礼”。同尼罗河一样，印度河的水源来自雨水和高山融雪，这里的高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雪水携带大量泥沙冲下山，绵延数百公里。在路经低地时把这些富有养分的土壤沉积下来，这也跟尼罗河很是相像。现在，印度河上建造了一系列的大坝，在很大程度上对河水形成一种阻力，但是在历史上，印度河河水每年都冲出一个巨大的冲击平原，有时会造成毁灭性后果。印度河不像尼罗河那样可以预测，它曾经多次改道，开辟出新的奔向大海的航道。
印度河有时候很凶猛，但是它使农业社会在北印度的发展成为可能。早期的耕种者们在九月播种大麦和小麦，洪水退去之后的第二个春天收获他们的作物。河谷农耕者在收获大麦和小麦的同时，也畜养牛、绵羊和山羊获得肉食。他们的食物还包括家禽。印度河谷的居民畜养了大群的鸡，这是世界上对鸡进行的最早的驯化。印度河流域的农耕者很可能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就栽培棉花，已经发现的经过染色的棉布残片是约公元前2000年的产品，这也证实了当时的印度已经出现棉纺织业。
同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一样，在印度，农业的剩余产品大大增加了食物的供应，刺激了人口增长，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劳动的专门化。公元前3000到前2500年，德拉维人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他们一直统治着印度河流域，直到公元前1900年才开始衰落。印度河流域的农业供养了两大城市：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同时供养着一些小的城镇和广大的农业腹地。考古学家沿印度河发掘了大约70个哈拉巴居民点。哈拉巴社会涵盖今天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和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疆域大约130万平方公里，比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和埃及社会大得多。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哈拉巴人使用何种政治体制。考古发掘也没有找到存在王室和帝国权威的证据。可能像早期苏美尔国家，哈拉巴的城市是所在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因为规模巨大，在哈拉巴社会中可能尤为引人注目，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政治或军事上统治印度河流域。摩亨佐?达罗的人口在3.5到4万之间，哈拉巴可能略微少些。考古学家发现了约1500个哈拉巴居民点的遗址，但是没有一个接近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的规模。
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都有城墙、一个带防御的城堡和一个巨大的谷仓，这表明它们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以及收集和分配赋税的地点，赋税以谷物形式上交。这两个城市里有相当多的人和其他资源，例如，它们都有市场、神庙、公共建筑、大片的住宅区和宽宽的街道。这些街道经过精心设计，都是南北或者东西走向。摩亨佐?达罗还有一个可能是供宗教和典礼使用的大水池，同时还有为入浴者准备的个人更衣室。
这两个城市显然为塑造一个更大的社会建立了范例：尽管哈拉巴社会从一端到另一端跨度将近1500公里，但他们的度量衡、建筑风格，甚至砖块的尺寸都是一致的。这种标准化无疑反映了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作为富有、强大的城市的卓越地位，它们的影响触及哈拉巴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标准的高度一致可能也是因为印度河有利于在辽阔的哈拉巴社会各地区之间进行贸易、旅行和交流。
地图[4.1]
哈拉巴社会及其邻近地区，约公元前2000年
像所有古代的复杂社会一样，哈拉巴依赖于持续发展的农业经济。但是哈拉巴人也从事国内和国际贸易。在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生产的陶器、工具、装饰品遍及印度河流域的各个角落。哈拉巴人从波斯和邻近兴都库什山脉的民族那里获得了金、银、铜、铅、宝石和次宝石。从约公元前2300年到前1750年，他们还与美索不达米亚人进行贸易，用印度的铜、象牙、珠宝和次宝石交换苏美尔人的羊毛、皮革和橄榄油。有些贸易是经由伊朗高原的陆路进行的，但是大部分很可能是通过沿着印度河河口和波斯湾之间的阿拉伯海的海岸线运送的。
哈拉巴社会(2)
哈拉巴社会和哈拉巴文化
同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社会一样，哈拉巴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在摩亨佐?达罗的发掘表明，从约公元前2500年到前2000年是它最鼎盛的时期，这个城市一直是一个繁荣的经济中心，人口大约有4万。金匠、陶工、纺织工、石匠和工程师等许多职业的人都在摩亨佐?达罗的街道两边开有作坊。其他城市也聚居着珠宝商贩、匠人和商人。
插图说明：
摩亨佐?达罗发掘现场鸟瞰图，再现了这个城市的细致规划和精确布局
同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一样，哈拉巴社会的富有促进了社会分化。哈拉巴人没有建造金字塔、王宫和华丽的坟墓，但是，他们的统治者在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的城堡中掌握着极大的权威。非常明显的是，在哈拉巴，富人和穷人分住在不同风格的住宅区。再以摩亨佐?达罗为例，许多人住在类似棚屋结构的一间房子里，但是也有二三层高的独立住宅，里面包括十多个房间和一个庭院。还有少数非常大的房子，里面也有数十个房间和多重院落。大房子多数有井和内设的用砖搭建的炉子。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有带喷头的私人浴室和厕所，可以排到城市的排水系统里。摩亨佐?达罗的供水和排水系统在古代世界里是最为先进的，反映出社会资源的大量投入。
由于文字还没有释读，哈拉巴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要比政治和社会状况更难解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早在公元前3300年的哈拉巴文字，复原了上百个带有图画和文字的印章。学者们能够确定若干表示名字或单词的符号，但是不足以理解文献的意思。然而，虽然没有文字提供的帮助，物质方面的遗存却让人们对哈拉巴社会多少有了了解。许多雕像、小塑像和刻在印章上的图画反映了哈拉巴人的象征艺术的传统和他们在金、铜和青铜冶金术方面的造诣。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一个跳舞女孩的青铜小雕像尤其引人注目。人物仪态动人，虽只戴着手镯和项链，却表现出惊人的柔韧和生动。
插图说明：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跳舞女孩的青铜小雕像
哈拉巴宗教反映了对丰产的热切关注。同其他早期古代社会一样，哈拉巴人崇敬与创造和生殖有关的男神和女神。他们信奉一位母亲神和一位有角的丰产神，他们相信树木和动物是神圣的，因为它们与生命力有关。由于缺乏文字描述，很难对哈拉巴人的宗教信仰特点做出更加具体的叙述。然而许多学者认为，某些神在哈拉巴文化衰落之后仍然存留了下来，在后来的印度教万神殿中谋得了一席之地。丰产和生殖在流行的印度教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学者们经常能发现哈拉巴神和印度神在这些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性。
公元前1900年以后，哈拉巴社会进入衰亡期。一个原因是生态环境的退化：哈拉巴人为了开垦土地和获取烧火用的木材，大量砍伐印度河流域的树木。过度砍伐森林导致了地表土的腐蚀，也导致了降雨量的降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五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印度河流域的大部分土地变成了一片沙漠，在今天，只有借助于人工灌溉才可能在那里进行农业生产。这些气候和生态的改变降低了农业收益，在公元前1900年以后的世纪里，哈拉巴社会面临着生存危机。
另外一种可能是自然灾害——印度河河水定期的泛滥或者地震——削弱了哈拉巴社会。考古学家发现了三十多具骨架散放在摩亨佐?达罗的街道和建筑物周围，他们的身上没有军事暴力事件的迹象，但是突发的洪水或地震可能会让面临灭顶之灾的居民无力逃脱。无论如何，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不断加剧的困难使人们不可能再维持复杂的城市社会，人们放弃了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等大的城市，保留了一些小城市，但是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哈拉巴的城市全部崩溃了。
然而，城市的衰亡并不意味着哈拉巴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全部消失。哈拉巴的传统以各种方式在城市衰亡之后存留了下来，来自其他社会的人们出于自己的目的，也选择接纳了哈拉巴人的生活方式。在哈拉巴社会衰亡很久以后，大麦、小麦和棉花的种植仍然在印度河谷兴旺发达。哈拉巴人的神和宗教信仰吸引了来到印度的移民，从而在一个新的社会里安家落户了。最终，南亚又出现了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哈拉巴人的城市传统甚至可能激发了这些新城市的建立。
插图说明：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一个印章上的雕刻，描绘了一个头戴牛角沉思着的人，他周围是家畜和野生动物。这个形象可能代表着一个哈拉巴神。
印欧人的迁徙与早期雅利安印度(1)
公元前2千纪，随着哈拉巴社会的衰亡，外来的移民成批地涌入印度次大陆，定居在印度河流域及周围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民族是说印欧语的雅利安人（高贵的人）。到公元前1500年或者略早一些时候，雅利安人穿过兴都库什山脉山口，在印度北部地区建立了小型的畜牧和农业社区。
他们的迁徙持续了几个世纪：雅利安人的到来绝不是一次入侵行动或者一次有组织的军事战役。印欧移民可能与德拉维人和其他已经定居在印度的民族发生了冲突，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雅利安人征服或毁灭了哈拉巴社会。在印欧人进入印度的时候，哈拉巴社会自身的内部问题已经使其走向了崩溃。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的世纪里，德拉维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相互影响，奠定了直到今天还在影响印度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雅利安人和印度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以后，他们很少从事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畜牧经济。他们畜养绵羊和山羊，但是他们更看重马匹和牛群。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相对稀少，在印度，饲养马匹的环境不好。雅利安人为了补充马肉供应有必要从中亚引进马匹。同他们在北方的印欧同胞一样，雅利安人让马拉车从事运输活动，也用马来拉战车。对于那些还不知道使用马的民族来说，马拉战车是一种致命的战争机器。与此同时，在早期雅利安人的社会中，牛成为衡量财富的主要标志。雅利安人消费乳制品和牛肉——直到雅利安人到达之后几个世纪之后，牛才成为神圣的、受到保护的动物（如同现在它们在印度教中的地位）——并经常以牛为单位计算价格。早期雅利安社会的富人们的财产通常是大群的牛。
早期雅利安人还没有使用文字，但是他们创作了无数诗歌。实际上，他们靠着记忆力保存了大量的宗教作品和文学作品，通过代代口头相传的方法，用神圣语言（梵文）流传下来。（在日常交流中，雅利安人使用一种与梵文相关，但不太正式的语言，即普拉克利特语。这种语言后来发展成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和其他印度北部流行的现代语言。）最早的口传作品中是《吠陀》。《吠陀》是为雅利安诸神创作的赞美诗、歌曲、祷文和仪式的汇编。《吠陀》共有四部，最早和最重要的是《梨俱吠陀》，里面包含了献给雅利安神的大约1028首赞美诗。雅利安人的祭司在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900年间编撰了《梨俱吠陀》，但直到大约公元前600年时，才用文字把它和后来的三部吠陀记录下来。
《吠陀》反映了祭司们对事物的看法：吠陀这个词意为“智慧”或“知识”，指的是祭司们在履行仪式时所需要的知识。在传承宗教知识的同时，《吠陀》也保存了大量有关印度早期雅利安人社会的信息。由于它们作为历史资料具有重要作用，学者们把从公元前1500年到前500年这一千年的印度历史称为吠陀时代。
《吠陀》反映的是一个动荡的社会，雅利安人与早已居住在印度的德拉维人和其他民族之间不断发生着冲突。《吠陀》频繁地提到雅利安人和土著民族之间的冲突，雅利安人称他们为达萨，意思是“敌人”或“下等人”。《吠陀》讲到雅利安人的战神和军事英雄因陀罗，说他践踏城堡、捣毁水坝和毁坏城防，象撕毁旧布袍一样轻而易举。这些特征表明雅利安人不断与印度河流域的德拉维人发生冲突，袭击他们的城市并且破坏曾经支撑哈拉巴社会农业的灌溉系统。但雅利安人与德拉维人之间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友好的：当他们在村落中定居下来的时候，他们向德拉维人学习了农耕技术。只是出于对土地和资源的争夺，才使雅利安人和德拉维人之间产生了不断的冲突。
雅利安人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他们没有一个国家或共同的政府，而是以畜牧公社和农业村落为单位组成上百个酋邦。大多数酋邦有一个领袖，即王（raja）——这是一个与拉丁词“王”（rex）有关的梵文术语——与村长老议会共同行使权力。大量酋邦的存在，在雅利安人社会中形成了潜在的冲突根源。一个村落经常抢夺邻人的牲畜——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因为在雅利安人的社会中他们把牲畜看作主要的财富。偶尔，野心勃勃的酋长们也以征服邻人，控制其周围地区的方式来扩大他们的领地。
在吠陀时代最初的几个世纪里，雅利安人集团定居在旁遮普，即印度河流域上游，今天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地区。在早期印欧人规模更大的迁徙过程中（在第二章已作过讨论），雅利安人的迁徙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在旁遮普定居以后，雅利安移民向东和南两个方向扩散，几乎在整个印度次大陆都建立了社区。公元前1000年以后，他们开始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和恒河流域之间的地方定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制造铁器，在恒河流域用斧头和铁犁砍伐树木，建立了农业社区。铁制工具使他们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养活更多的人口，这又使他们在印度继续向前推进。到了公元前750年左右，人口的增长足以使雅利安人在恒河流域建立了第一批小型城市。到公元前500年，雅利安人集团已经向南迁徙到德干高原北部，这个地区位于印度次大陆南部，距离旁遮普约1500公里。
插图说明：
印欧人的迁徙与早期雅利安印度(2)
雅利安工匠制作的青铜剑，这种武器比哈拉巴人的武器更为坚硬和锋利。
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开始更多地依靠农业而不是放牧时，他们带到印度的部落组织渐渐消失了，更为正式的政治机构逐渐发展起来。在少数地方，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孤立的山区，长老会在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他们掌管着一些小共和国——由公民代表管理国家的事务。而在大多数地方，酋邦发展成了地区性王国。在公元前1000年－前500年间，部落首领越来越多地在永久性的首都处理公务，并依赖于专门的政府管理人员。但他们没有建立帝国：直到公元前4世纪，印度国家的疆域才与哈拉巴社会活动的范围相当。他们建立起来的地区性王国，成为次大陆的最普遍的政治组织形式。
种姓制度的起源
雅利安人没有建立庞大的政府组织，但是他们创建了一个明确的社会等级（Social Order）。实际上，他们的社会等级制度（Social Hierarchy）以某种方式维持了社会秩序和稳定，起到了在其他社会——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里的国家和政治组织的作用。雅利安人的社会结构建立在个人和集团之间严格的、世袭的分化上，这种分化依据的是他们在社会中的职业和地位。这种分化也是种姓制度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和集团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
“种姓”这个术语来源于葡萄牙语的“casta”，它指的是一个世袭的社会阶级和经常不变的社会身份。当葡萄牙商人和水手在公元前16世纪来到印度时，他们注意到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的严格的、世袭的等级，于是称之为种姓。此后，学者们在提到印度的社会等级时也使用“种姓”这个术语。
种姓身份是在雅利安人在整个印度建立定居点以后逐渐形成的。当雅利安人最初进入印度的时候，他们的社会结构很可能非常简单，军事首领和祭司领导着牧人和农耕者。然而，当他们在印度定居以后，社会的复杂化以及与德拉维人的相互影响使得他们改进了他们的社会等级。雅利安人用“瓦尔那”这个术语来表示主要的社会等级，瓦尔那是一个梵文词汇，意思是“颜色”。这个术语表明了社会等级部分地起因于雅利安人和德拉维人的不同肤色，雅利安人把他们自己描述为“麦色的”，而把德拉维人表述为黑皮肤的。当雅利安人和德拉维人混居、相互影响和通婚之后，这种在肤色上的差异渐渐不存在了。然而，在早期吠陀时代，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别很可能促使雅利安人以自己的和德拉维人的血统（之间的区别）为基础建立了种姓制度。
大约公元前1000年以后，雅利安人逐渐区分出了四个主要的瓦尔那：祭司（婆罗门）；战士和贵族（刹帝利）；农耕者、工匠和商人（吠舍）；没有土地的农民和奴隶（首陀罗）。几个世纪之后，很可能是在吠陀时代的末期，他们又分出了一类不可接触者。这些人从事卑贱的工作，比如屠宰动物或者搬运尸体，因此，从理论上来讲，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而受到了污染，接触他们就会玷污高种姓的人。大约编撰于公元前1000年的《梨俱吠陀》中有一首年代较晚的赞美诗，提供了祭司们对瓦尔那等级的看法。根据这首赞美诗，诸神在世界开创之初就创造了四个瓦尔那，使婆罗门和刹帝利成为统领社会的最高贵的群体。因此，在吠陀时代晚期，对瓦尔那的认识以及瓦尔那起源理论的形成提高了祭司阶层和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直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吠陀时代的社会仍然以这四个瓦尔那为基础。因为雅利安人不居住在城市中，没有许多专门化的职业，所以他们不需要一个更复杂的社会等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种更加精细的划分社会的方法。吠陀社会日益复杂，不断产生专门的职业，种姓制度也适应这种发展，衍生出一种复杂的亚种姓等级，即“阇提”。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阇提”：在一个地区，从事相同或类似工作的人们属于同一个亚种姓，他们的后代继承这种职业和种姓身份。到18和19世纪，这种制度发展到极致，出现了上千种“阇提”，它们细致地规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仅婆罗门就划分为大约1800种“阇提” 。甚至不可接触者也划分了“阇提”，他们中的一些人鄙视那些比他们更为卑贱的“阇提”。
在历史上，种姓和亚种姓深深地影响了个人的生活。一个“阇提”的成员共同进餐、相互通婚、照顾生病和陷入困境的成员。不同种姓和亚种姓成员之间在交往中适用的称呼和行为，也都有了详细的规定。僭越这些规定就会被逐出所在的团体。这种惩罚是很严酷的，一个被逐出种姓的人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有时甚至不能够生存下来，因为他会遭到所有社会成员的排斥。
种姓制度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调整。如果这种制度完全缺乏变革的能力，或者缺乏反映新的社会状况的能力，它早就应该消失了。偶尔，某些有能力的吠舍或首陀罗因为从事新的职业而发达起来，而某些婆罗门或刹帝利也会陷入困境，失去他们的崇高地位，沦落到更低的社会等级。然而，更为经常的是，社会的变动是群体努力的结果，即“阇提”的成员集体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而不是单靠个人的努力。地位的提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经常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或者至少从事一种新的职业——但是提高个人和群体地位的可能性有助于缓解印度社会的紧张气氛，否则社会的矛盾会变得非常尖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