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说明：
周朝铸造出来的剑更长、更坚硬也更具有杀伤力。这里展示的铁剑反映出周朝后期政治的不稳定，战争频繁。
技术的进步也有利于属国的统治者。周王不能像其先辈那样严密地控制青铜器的生产，因此，各个属国也生产大量的青铜武器。此外，在公元前1千纪的时候，铁的冶炼技术已传到中国，铁器的生产也很快遍及全国。因为铁矿比铜矿和锡矿更便宜也更丰富，周王根本就不能垄断铁器。因此，各个属国都用铁制的武器来装备军队，拥有了对抗中央政府，谋求自己利益的能力。
公元前8世纪早期，周朝的统治者们面临着王朝崩溃的严重问题。公元前771年，游牧民族从西部入侵中原。他们到来的时候，正值一位昏庸无能的国王在位，在属国中没有足够的震慑力，因而，外敌入侵时，得不到属国的支持。入侵者攻破了周朝的都城镐。这场灾难之后，周朝的王室把都城向东迁到黄河流域的洛阳，直到王朝结束，这里一直作为周朝的首都。
实际上，政治上的主动权已经从周王手里转移到了属国，周王朝再也没有恢复它的权力。到了公元前5世纪，地区王公们藐视中央政府的存在，利用各自的资源建立、加强和扩充自己的国家。他们彼此混战，都想成为新政治秩序的建立者。周朝最后几个世纪里，动荡不安，人们因此把这个时期称为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年－前221年）。公元前256年，周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在他的野心勃勃的属国——秦国国王的压力下被迫退位，周朝结束。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中国出现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古代中国的社会和家庭(1)
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样，在中国，农业的发明使得个人能够聚集财富并且把财富代代相传。社会等级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出现，在夏、商、周王朝建立以后，社会分化变得更加明显了。在中国，父权制家庭出现了，并且作为一种制度，直接影响了个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在这个较大社会中的角色。
社会秩序
王室以及与之结盟的贵族家族在中国社会占有最显赫的地位，这种情况在夏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但是在商朝和周朝早期尤其明显。他们居住在夯土建筑的大型的宫殿里，靠臣民们上缴的农业剩余产品和赋税生活。由于铜和锡颇为昂贵，青铜器成为财富的象征，统治阶层对青铜器的大量消费把他们与那些平民阶层明显地区分开来。统治阶层拥有大量青铜武器，确保了他们在军事上的力量和政治上的霸权，通过他们的下属和附庸，他们还控制了中国北部所能得到的剩余绝大多数的青铜武器。他们的生活用品也是青铜铸造的，如坛、罐、高脚杯、盆、盘子、镜子、钟、鼓，以及用于祭祀的器皿，这些都不是普通人能用得起的。这些用具经常带有精致的装饰，反映了铸造这些器物的工匠的高超技艺。昂贵的青铜器皿摆放在王室和贵族的餐桌上，里面装的是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而平民的餐桌上放的是陶土罐，吃的是粗茶淡饭。统治阶层消费的青铜数量十分惊人：周朝晚期一位地方行政长官曾乙侯的墓里有大量的青铜武器和奢侈品，总重量达到11吨。
拥有特权的世袭贵族阶层曾经都是商周统治者的军事盟友。贵族拥有大量地产，他们承担行政和军事义务。在周朝，很多贵族住在城市，接受基础教育，他们的生活状况比平民和在地里劳作的以及服侍他们的奴仆要优越得多。周朝关于礼仪方面的手册教导特权阶层的人举止要端庄得体，并且列出了履行仪式时的适当方式。比如，在与人进餐的时候，有教养的贵族应该表现出对主人的尊敬，避免暴饮暴食、发出噪音、挑食，或者无聊地把食物滚成一个球。
插图说明：
这件青铜酒器的精心设计反映了商朝晚期工匠们的高超技艺。
历史文献
农民的抗争
在古代中国，农民大多数都没有土地。相反，他们作为佃户在王室或贵族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劳作，收成的一多半要上交给土地的所有者。下面的这首诗选自周朝的诗歌汇编《诗经》。诗中，农民把它们的主人比作老鼠，抗议这些残酷的主人拿走了农民的粮食，并且威胁说要离开主人的土地到条件好一些的邻国去。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资料来源：James Legg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5 vols. London: Henry Frowde, 1893, 4: 171-72.
※ 思考这些诗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中国的阶级关系？
在古代中国的城市里，有一个自由的手工业者阶层，他们人数不多。有些手工业者是专门为特权阶层服务的，他们生活无忧。比如，在商朝，冶炼青铜的工匠经常住在夯土建成的房子里。居室尽管很俭朴，但非常耐寒，而且也比较昂贵，因为夯土建筑是需要很多人共同劳动才能完成的。珠宝匠、玉匠、刺绣工和织工也能得到一些社会利益，因为对统治阶层来说，他们的劳动是很重要的。
关于周朝后半期之前的古代中国商人和贸易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是考古发现表明，在商朝，也可能在夏朝，中国就有了远距离贸易的线路。尽管在中国和印度、西南亚之间存在高山和沙漠的阻隔，贸易网络还是早在公元前3千纪的时候就把中国与西方和南方的大陆连接起来了。商朝墓中的玉石来自中亚，包括马拉战车在内的军事技术通过中亚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商朝青铜冶炼所使用的锡来自于东南亚的马来半岛，玛瑙贝是经由东南亚从缅甸和印度洋的马尔代夫岛运送而来的。从中国运到其他地区的最重要的商品种类还不太清楚，但是考古学家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遗址中发现了几件商代的陶器。
与此同时，中国的水手开始在附近海域探查更多的海上通道。传说中把帆的发明归功于夏朝的开创者禹。还没有中国人在约公元前500年以前使用帆的考古证据，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中国的水手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就开始使用划桨驱动的大船了。甚至早在夏朝之前，人们就开始用这些水上交通工具来打鱼，与远离陆地的海岛进行贸易了。到了商朝，中国的船舶经常在黄海和朝鲜之间往来穿梭。在周代，船舶制造成为中国沿海地区一项重要的产业，水手们已经知道如何利用星星和其他天体来指导他们的航程。
在陆地上，中国乡村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半依附农民。他们没有土地，但要为他们的主人服劳役、兵役和徭役以换得耕种的份地、保护和一部分收成。他们像新石器时代的祖先那样，居住在半地下的房子里，房屋在地下一米深，墙和屋顶都是用稻草搭建的。妇女的职责是负责家务劳动，比如酿酒、纺织和养蚕，男人们大部分时间花在耕种、狩猎和捕鱼上。
古代中国的社会和家庭(2)
一直到周朝后期，农耕者们还没有顺手的农具。对于农民来说，青铜器农具太贵了，所以他们使用最多的还是绑着尖状骨头或石头的木制耒耜，这种农具足以开垦中国北部松软的黄土地。然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铁制农具在中国骤然增加，铁犁、铁镐、铁锹、铁锄、铁镰刀、铁刀和铁耙在乡村里成为日常用具。
最后，还有数量可观的奴隶阶层，他们大多数是国与国交战时俘获的战俘。奴隶们从事艰苦的劳动，比如开垦荒地和建筑城墙，这些工程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商代的丧葬仪式、宗教仪式以及其他仪式中，还有几百名奴隶充当牺牲的情况，不过在此之后，人殉就很少了。
家庭与父权制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家庭在对子女进行社会化教育和维护文化传统方面是最重要的组织。在中国，扩展式家庭（extended family）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是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组织。在夏、商、周建立以后，家庭继续在个人和公共事务中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早期王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和血缘集团（kinship groups）治理国家。
插图说明：
带有两个叉的木耒是黄河流域耕种黄土地最常用的农业工具。
历史文献
古代中国的家庭团结
《诗经》中的一首诗歌明确地表达了在古代中国，家庭团结的重要性。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
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
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
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孥。
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资料来源：James Legg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5 vols. London: Henry Frowde, 1893, 4: 250-53.
※ 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其他证据是否也证实了这些诗歌中所表达的古代中国家庭具有重要作用的看法？
在中国，家庭具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原因是祖先崇拜，这种习俗源于新石器时代。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农耕者非常重视建造坟墓，纪念死去的祖先。他们相信，祖先的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如果后代对祖先表现出适当的尊敬并满足他们灵魂的需要，祖先就会有力量支持和保护其后代的家庭。人们把用具、武器、珠宝和其他物品埋葬在死者身旁。他们还在死去的亲属的坟墓旁供奉食物和饮品。祖先存在于这个世界并继续对后代有影响的观念，导致了家庭团结的伦理道德观非常强烈。只有当一个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为了共同的利益齐心协力，这个家族才可能兴旺。家庭连接着死去的先辈和那些活着的人，甚至那些还未出生的人——这种组织对其成员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插图说明：
在埋葬死去亲属的时候，人们把装有食物和饮料的青铜祭器放在墓中。在富人墓里，有时会有非常精美的器皿。
古代中国不存在宗教组织或官方祭司，一个家族的父权制家长主持祭祀祖先灵魂的仪式。家长作为这个家族活着的成员和去世亲属之间的中间人，拥有极大的权威。他不仅主持在自己家里举行的祭祀祖先的仪式，而且还主持旁系家族的纪念仪式，这种仪式可能包括上百人。
中国社会把权力主要赋予给年长的男性，他们是一家之主。同其他地区的社会一样，中国的社会带有极强的家长制特征，这种特征随着大型国家的出现进一步得到强化。在新石器时代，男人们掌管公共事务，但是这种权力的掌握是以靠着母系血统才得到的。尽管社会没有赋予女性权力和威望，这种制度也使一个家庭有足够的理由尊重女性成员。到商代末期，有两位王后在死后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人们建庙来纪念她们。
商代妇女偶尔在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武丁的妃子妇好履行牺牲仪式并率领军队进行战斗，她的墓葬为我们了解商朝的社会提供了重要信息。然而在商代晚期和周代，妇女们逐渐生活在男人的阴影之下。广大的疆土使男人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功绩成为瞩目的焦点。统治阶级公开举行繁琐的仪式纪念祖先的灵魂，尤其尊崇那些引导家族兴旺发达的男性祖先。对男性的强调和重视使得中国社会渐渐失去了其母系特征。商代以后，王后和公主不再拥有纪念性的神庙，她们被人记得，多数时候是因为她们卓越的丈夫。
中国早期文字和文化发展(1)
宗教组织在古代中国并没有像在其他早期社会那样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早期的神话和传说解释了世界、人类、农业和各种技艺的起源。但是中国的思想家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些思想组织成系统的宗教传统。他们经常谈到一种超人的力量——“天”，即负责统治者权力的赋予与收回的力量——但是，他们并不信仰一位干预人类事务，尤其对人类行为感兴趣的具有人性特征的最高神。古代中国也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那样供养一个庞大的、作为人与神之间媒介的祭司阶层。在王宫，有少数祭司履行宗教仪式祭祀王室祖先，但是对大多数家庭来说，由家长主持对祖先灵魂的祭奠。
在这种情况下，文字在古代中国成为一个独特的世俗文化的基础。在夏代，中国的书吏可能使用文字符号作简单的纪录，但是，现有证据表明，文字在商代才得到广泛应用。就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在东亚，文字很快也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同时也成为表达思想和反思人类及其生存的世界的手段。
甲骨和中国早期文字
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商人最先使用文字。然而在中国，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文字是为统治者而不是为商人的利益服务的。在中国，文字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现存的记载表明，商王室的书吏在竹简或者丝绸上记下重要的事件。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这些东西连同上面的信息都消失了。然而，古代中国书吏采用的这种媒介得以经历岁月的沧桑而保存下来，这也证明了文字在商朝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写在甲骨上的铭文虽然仅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才被认识，却为我们了解商朝以及中国文字的早期发展阶段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甲骨是古代中国占卜者使用的重要工具。在其他早期社会，占卜者预测未来的方式有几种：检验牺牲动物的内脏，神化某些征兆或月食等天文现象的含义，研究鸟类的飞行，或者解释天气的变化。在中国，占卜者挑选专用的宽大的骨头，比如牛的肩胛骨或者乌龟的背壳。他们在骨头上写下要咨询的问题，然后把它放在火中或者放在一个极热的工具上加热。在加热的过程中，骨头会断裂出现纹路。占卜者研究纹路的类型，判断刻在这块骨头上的问题的答案。占卜者经常把答案写在这块骨头上，后来的书吏也会添加上关于事件实际进展的情况。
19世纪，在安阳附近，农民在农田里劳作时发现了很多刻有古代中国文字的甲骨，他们不认识这种文字，却意识到这是一些很不寻常的宝贝。他们把这些东西称作“龙骨”并且卖给药商，药商们把这些东西研成粉末，作为一种特效药转售。在学者们认识到这些甲骨的真正价值之前，它们被用于减轻痛苦和治疗疾病，不计其数的甲骨就这样永远消失了。19世纪90年代，龙骨逐渐引起了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的注意，他们很快认定这些铭文代表了一种早期的、人们还未了解的中国文字。从那时起，超过十万片的甲骨得以重见天日。
插图说明：
商代刻有咨询问题的甲骨，在加热过程中产生裂痕。
大部分甲骨是王室档案，写在上面的问题很清楚地揭示出商朝王室的日常活动。这年的收成是多还是少？国王应不应该去攻打他的敌人？王后将会生下男孩还是女孩？王室祖先收到动物——或奴隶牺牲时会愉悦吗？总体来说，保存在甲骨上面零零散散的信息，使历史学家们拼凑出对商代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一个整体概括。
更为重要的是，甲骨使我们能够对中国文字的早期阶段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中国的早期文字同苏美尔文字和埃及文字一样，都是象形文字——即对物体的外形进行具体或抽象的描摹。为了表示复杂或抽象的含义，书面语言经常把各种图形拼合起来形成表意符号。比如，在中国文字中，一位母亲（“女”）和孩子（“子”）组合在一起，意思就是“好”。中国的文字与很多其他的文字不同，它不包括字母或者音素。
现在仍在使用的汉字就是商代使用的符号直接演变过来的。学者们已经确认了两千多个写在甲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大部分都有现代的汉字与之相对应。（现代中国文字系统经常使用的汉字有五千个左右，当然还有几千个专业技术词汇。）在若干个世纪里，中国的文字经历了很大的改变：一般而言，它们越来越程式化、常规化和抽象化。然而，商代文字与现代汉字之间的相似，还是一眼就能被辨别出来。
古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学
商王的政治利益可能是中国文字产生的重要原因。而文字一旦出现，就被应用于其他方面。由于只有甲骨和少量的青铜器——这些物品是制作它们的统治阶级利益的反映——上保留了一些商代的文字，文字被广泛应用于其他方面的证据在周朝和以后的历史中才显现出来。
插图说明：
汉字从商代到现代的演变
龟 马
商代的甲骨文
（公元前16－前11世纪）
周代的文字
（公元前11－前3世纪）
秦代的文字
（公元前221－前207年）
汉代的文字
（公元前207－公元220年）
中国早期文字和文化发展(2)
现代的文字
（公元3世纪－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使用的文字
（1950年－现在）
有少量周代甲骨和大量刻在青铜礼器（这些青铜礼器是统治阶级在崇拜其祖先的仪式中使用的）上的铭文保留了下来。除了这些文献，周代还出现了诗歌和历史方面的著作，指导仪式的手册，谈论道德、宗教、哲学和政治问题的文章。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孔子和其他周朝末年思想家的著作（参见第八章），它们是中国古典社会的基础。但是也有很多不出名的（多数是匿名的）周代的作家，敏锐地观察着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事务作了相当睿智的评论。
周代的几部著作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成为学校里的教科书，因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古代最重要的著作中，有《易》，这是一个教导占卜者如何预言未来的手册。周朝的统治阶级也非常重视《书》，这是一个文献汇编，它论证了周朝的正统性并号召臣民遵从它们的统治。周朝的贵族从《礼》中学习正确的言行举止和履行仪式的恰当的方法。
但是，古典著作中最著名的是《诗经》，这是一部诗歌汇编，涉及或轻松或严肃的一些主题。《诗经》成书于公元前600年以后，但是311首诗歌中有很多属于更早的时代，反映了周朝早期的社会状况。有些诗歌具有政治含义，因为它们记载了英雄人物和古代贤明国王的伟大业绩，还有一些是在祭祀时唱的颂歌。另外，很多优美的诗歌歌颂了生命、爱情、家庭、友谊、饮食、劳作、玩乐、自然和日常生活，反映了对人事的思考，并不特别关注政治或者社会状况。比如，有一首诗歌描写了一位即将嫁入夫门的新娘：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经》和周代的其他著作只是中国早期文学宝库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周代的作品已经消亡了。那些写在易碎的竹简和丝绸上的文献很容易被损坏：有记载说，在一个周王的墓里有上百部写在竹简上的书，但是一部也没有保存下来。一些书也毁于人为破坏。公元前221年，秦朝结束了战国混乱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胜利的皇帝命令焚毁所有没有利用价值的书。占卜、农学和医药方面的书单独分出来并保留下来，但是那些诗歌、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都被销毁，因为他害怕这些书会使人民对他的政府产生怀疑，或者产生独立的想法。只有少量的书逃过劫难，它们被藏匿起来，十几年甚至更久以后，当学者们再次能够畅所欲言而不担心受到迫害的时候才被拿出来。这些保存下来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文学和道德思想的早期发展阶段。
古代中国和更广阔的世界(1)
高山、沙漠和莫测的海洋阻隔着中国和东半球其他早期社会的交往。这些地理上的特征不利于建立直接的远距离贸易关系，建立起如同美索不达米亚与哈拉巴印度之间或者腓尼基人和地中海盆地的其他民族之间的那种联系。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隔断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交流。像其他早期社会一样，古代中国也是在一个彼此影响、彼此交流的世界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贸易、移民和中国农业社会的扩大，促进了东亚和中亚各民族彼此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农耕者与他们北部、西部和南部的邻居有着特别紧密的关系——时而友好，时而敌对。
中国的农耕者和中亚的游牧民族
中国的农业从黄河流域向北部和西部扩展，但这种扩展受到了草原干燥环境的限制，因为随着收成的逐年减少，在这些地区从事农业变得不太实际。在周代，农业区域扩展到西安以西约300公里处，到达今天的甘肃省东部地区。
当中国的农耕者向北部和西部扩展的时候，他们遭遇了早已在中亚草原上建立了游牧社会的游牧民族。这一地区的土地过于贫瘠，不适合供养大的农业社会，但草地能养活大群的马、牛、绵羊、山羊和牦牛。当西部草原的印欧人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驾驭驯化的马之后，他们就能够更有效地驱赶着畜群向草原深处推进了。到公元前2900年，在学会了青铜冶炼技术之后，游牧民族还把重型车引入草原。公元前2200年，这种车在乌拉尔山东部草原地区逐渐盛行。大约公元前1000年以后，若干游牧民族在欧亚草原上组成了强有力的游牧社会。
游牧民族不事农耕，因为贫瘠的草原不会有丰厚的农业收成。相反，他们把精力放在经营畜牧方面，为他们的畜群寻找丰美的水草。牲畜除了为游牧民提供肉和奶之外，还提供毛皮和骨头，制成衣服和工具。因为游牧民族广泛分布在中亚的草原上，所以成为东部和西部的农业社会之间的纽带，在中亚的贸易网络中起到了相当突出的媒介作用，从西南亚带来了青铜冶炼和马拉战车的知识。游牧民族依赖于农业社会的谷物和手工产品，如丝织品和金属器具，这些物品他们自己生产不了。他们用遍布草原的马匹交换这些产品，此外，还为其他社会之间的交往提供服务。
这些叙述有一点程式化，实际上中国人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紧张的，他们经常陷入激烈的战争，因为贫穷而野蛮的游牧民族经常骚扰富有的农业社会的边境，掠走它们的财富。至少从商代，甚至很可能从夏代开始，游牧民族的劫掠就构成了中国北部和西部边境一个经常的威胁。周逐渐强大，最后征服商，部分原因在于，周朝的军队在对抗西部游牧民族的战斗中培养了作战能力。然而后来，周在游牧民族入侵的压力下几乎垮掉了，当然这也是周的盟友和属国袖手旁观的结果。
游牧民族并不效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草原的环境使他们不能从事农耕，放牧畜群的需要使得他们不可能长期定居在城市里或者建造城市。游牧民族没有采用中国的政治或社会传统，而是组成部落，由有能力的军事首领领导。直到公元前7世纪，他们才使用文字。然而，游牧生活也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被农业社会所同化：从农业土地上得到的丰富的谷物和手工产品使得游牧民族能够利用草原放牧畜群。
中国社会的向南扩展
中国的影响在向北和向西扩展的同时，也不断向南扩展。农业耕种在南方的扩展没有遇到直接的阻碍，实际上，长江流域的环境甚至比黄河流域更适合农业。长江发源于高耸的青藏高原，在今天的上海附近注入东海，全长6300公里，水量充沛。中国南部地区湿润、亚热带雨林气候适宜种植水稻，古代的农耕者有时一年播种两次。
长江不需要大禹王来治理，因为它不会像黄河那样带来水患。但是水稻的集约种植需要建设和维护一个复杂的灌溉系统，农耕者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放水浇灌他们的农田。商代和周代的政府能够监管复杂的灌溉系统，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中国南部的收成开始增加，农耕社会的人口随着收成的增加不断膨胀。
同他们在黄河流域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同胞一样，中国南部勤劳的人们对于长江流域农业地位的提升有两种反应。许多人成为农耕者，成为中国的农业社会的一部分；而另外一些人仍然靠渔猎为生：有些人住到不适于农业的山里，有的人迁移到台湾或者东南亚地区，如越南和台湾，在那里，农业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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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部长江流域盛产水稻的梯田
随着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多和人口的增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出现了城市、国家和复杂社会。在周朝后期，在长江流域中部，出现了强大的楚国，独立掌管国内的事务，挑战周朝的最高统治权。周朝末年，楚国和南部其他国家与黄河流域的国家有了正常的交往。它们采用了中原的政治和社会传统以及中原的文字，也建立了与黄河流域国家相似的社会。在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只有北部地区处于商周国家的掌控之下，但是到了周代末期，整个中国南部成为一个更广阔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
大体上，东亚的农业民族建立的复杂社会与在其西方出现的社会很相像。早期中国的农耕者主要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组织了强大的政府、形成了社会等级并建立了复杂的文化传统。他们的语言、文字、信仰和价值观念与其他社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些文化因素使中国社会具有了独特性。尽管有高山、沙漠和宽阔的水域等地理环境的阻隔，古代中国的居民仍然努力与其他社会进行着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因此，在古代，小麦的栽培、青铜和铁的冶炼、马拉战车和有轮子的交通工具从西南亚传到了中国。这样，和在东半球的其他地区一样，农业在东亚证明了其本身所具有的能为大型社会组织提供基础以及支持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换的巨大潜力。
古代中国和更广阔的世界(2)
大事年表
公元前5000－前3000年 仰韶社会
公元前2200－前1766年 夏朝
公元前1766－前1122年 商朝
公元前1122－前256年 周朝
公元前403－前221年 战国时代
进一步阅读文献
Cyril Birch, ed.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vols. New York, 1965. 这是一本原始文献的翻译汇编。
Kwang-chih Chang（张光直）.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 New Haven, 1986. 该书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成果来见证中国古代的历史。
——.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ss., 1976. 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的论文集。
——.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1980. 该书以考古研究为基础，描绘了商代文明。
H. G. Creel. The Birth of China: A Stud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54. 这是一位著名学者所做的通俗的、但文笔优美的历史叙述，稍微有点过时。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2002. 本书考察了游牧民族的出现，以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洞察力。
Jacques Gernet. Ancient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mpire. Trans. By R. Rudorff. London, 1968. 该书对早期中国社会做了简短而通俗的介绍。
Cho-yun Hsu.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 C. Stanford, 1965. 该书对东周时期的社会变化进行了学术研究。
Cho-yun Hsu and Katheryn M. Linduff.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New Haven, 1988. 该书以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为基础，对西周时代进行了全面研究。
David N. K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1983. 这是一本对早期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研究的学术论文集。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2nd ed. New York, 1951. 该书的作者是一位曾游历过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地理学家，他对中国和中亚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做了令人叹服的分析。
Jassica Rawson. Ancient China: Art and Archaeology. New York, 1980. 该书对考古发现给予了很高的重视，插图精美。
William Waston. Early Civilization in China. New York, 1966. 该书插图精美，语言通俗，叙述了从史前时代直到周代的历史。
插图说明：
玛雅神之间的战争，摘自一本手写的历法书。
序
公元前683年9月初，一个名叫陈巴伦（Chan Bahlum）的玛雅男子用一把锋利的黑曜石刀，在自己的包皮上划了三条深深的口子。然后又在每个伤口中嵌入一片锤平了的树皮，以确保血能够持续地流出而不凝固。他的弟弟坎许尔（Kan Xul）和他做了同样的事，行了同样的礼。其他的家人们也都各自在自己身上划口子，让身体流血。
这个于公元前683年9月举行的放血礼，其意义既是政治，也是宗教的。陈巴伦在葬礼上主持这个仪式，以表现对刚刚死去的父亲，尤卡坦半岛玛雅城帕伦克（Palenque）国王帕克尔（Pacal）的深切悼念。玛雅人相信，皇室流血对于维系世界至关重要。因此，即将继位成为帕伦克国王的陈巴伦必须要设法让身体大量地出血。
在整个中美洲，玛雅及其他民族坚持这一习俗达一千多年。为了流血，玛雅统治者和他们的家人定期要用黑曜石刀、黄貂鱼刺或者尖骨头在自己身上制造伤口。男人通常和陈巴伦一样从阴茎取血，女人则多从舌头。他们偶尔也从耳垂、嘴唇或者脸颊放血，有时为了增大出血量，会用长而粗的绳子拉划伤口。
放血式在玛雅仪式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与降雨和农业联系一起。玛雅祭司们认为，众神用自己的血灌溉万物、滋润玉米田地，同时希望人类能仿效他们所作的牺牲来表达敬意。玛雅人意欲通过流血取悦神灵，从而确保生命之源的水能给他们的土地带来丰厚的收获。他们确信放血式对降雨和农业社会的延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因此不仅在敌人身上，也在自己的身体上制造疼痛的流血伤口。
这个农业社会是某个特殊传统的产物。在人群移居到美洲和大洋洲以前，东半球的大部分地区早已遍布人类群落，但是农耕尚未开始。人群的迁徙发生在冰川期，那时冰河冻住了大量的水，全球的海平面都急剧下降，有时降幅甚至达300米。几千年的时间里，一些临时出现的陆桥连接起了冰川期前后被海水分隔开的陆地。其中一座连接了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另一座则连通了澳洲大陆和新几内亚岛。较低的海平面也让苏门答腊、爪哇及其他印尼群岛与东南亚半岛之间的通道显露出来。人们利用这些陆桥迁徙到新的土地上。他们的活动表现了连续不断的迁徙趋势，更早些时候，这种迁徙曾导致了整个东半球人类群落的形成。
大约在1万8000年前，地球的温度开始升高，冰河融解，全球水面回升，淹没了较低的陆地。这些海洋最终重新用白令海峡隔开了亚洲与美洲、澳洲与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群岛也被分隔开来。然而，彼时在美洲、东南亚群岛、澳大利亚已经建立起了较完善的人类社群，他们此后独立发展为独特的社会。
水面的回升并未能终止人类迁徙。人群从阿拉斯加向外扩展，到北美、中美、南美各个角落继续探险。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东南亚的沿海居民建造了巨大的航海舟，并航至此前无人居住的太平洋群岛上建立人类定居点。大约到公元700年的时候，人类已经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建立了群落。
较高的海平面虽然未能阻止人类的迁徙，但对于被大面积水域分隔开的人群来说，他们的联系变得困难了。人们无法移居到美洲和大洋洲，这就导致了完全孤立的文明或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美洲和大洋洲的内部，不同社会的人们之间却有时或者经常发生十分规律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此外，太平洋岛民与亚洲居民、太平洋岛民与美洲土著之间有着偶然的却十分明显的接触。东西半球的民族之间似乎也有过至少是短暂的会遇，只是现存证据太少，无法判断在较早的时候，这种会遇的性质是什么。美洲和大洋洲最初的居民也经常和不同社会的人群交流，与同时代东半球的人群一样，也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独特的社会。
的确，虽然美洲和大洋洲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起源和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他们所建立的社会在某些方面仍然类似于东半球民族。在北美和南美一些地区，人类群落各自开发农业，移民们还将农耕引进定居的太平洋群岛。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增长、城镇发展，劳动分工、有效的政治权威、等级社会秩序、远距离贸易以及有组织的宗教习俗等等也随之出现。美洲还产生了大规模的、人口稠密的城市、纪念性的公共建设工程、帝国，有时还有书写的传统。因此，与他们同时代的东半球民族一样，美洲和大洋洲最早的社会反映出一种普遍的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所具有的不断复杂化的趋势。
中美洲的早期社会
关于美洲早期的人类群落，仍有许多内容不甚清楚。从西伯利亚到阿拉斯加的第一个大的移民潮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3000年。但更早些时候，也有许多小规模的人群穿越白令陆桥。可能还有一些移民乘坐船只顺着东南亚航行到达北美西海岸的水域，或者漂流到西半球。一些考古发掘出的遗址，经学者推断，其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0年或更早，这表明在从西伯利亚出发的大规模移民开始之前，至少已经有一些人群迁移到了美洲。无论如何，公元前13000年之后，移民大批到来，并迅速在西半球各个适宜居住的地区定居下来。至公元前9500年，他们已经到达了南美洲的最南部，离白令大陆桥有17000多公里。
美洲最初的人类居民完全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然而从公元前8000年左右开始，食物寻找变得越来越困难。大型野生动物变少，部分原因是它们不太能适应迅速变暖的气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类群落扩张所导致的过度的捕猎活动。至公元前7500年，美洲许多种类的大型动物开始灭绝。一些人群在采集食物之余，开始用鱼和小型野生动物补充膳食。其他一些人则开始农耕，是他们催生了美洲最初的复杂社会。
奥尔美加人(1)
公元前8000年到前7000年间，中美洲——从今墨西哥中部地区到洪都拉斯（Honduras）和萨尔瓦多（El Salvador）之间的地域——的族群开始种植豆类、辣胡椒、鄂梨、南瓜和葫芦。到公元前4000年，他们已经开发了玉米的农业潜力，并使其迅速成为当地的主食。此后他们种植了番茄。公元前3000年，农业村落出现，到公元前2000年，农耕已经遍布了整个中美洲。
早期中美洲居民的饮食中有着丰富的农耕作物，但他们的畜牧业却没有同时代的东半球居民那样发达。他们的家畜包括火鸡和小狗，两者都可以当作食物。但是在西半球，大部分的大型动物都不易驯养，无法为中美洲人所用。耕作和货物搬运都是由人类劳力承担。中美洲人也没有带轮子的车，因为没有可供利用的拉车的牲畜。
到公元前2千纪的末期，中美洲人生活的速度加快了，他们在农业村落旁兴建了许多复杂精美的仪式中心，那里有纪念性的金字塔、神庙以及宫殿。这些最初的中心和东半球早期社会的城市遗址并不一样。仪式中心的长期居住者包括统治精英、祭司和一些为统治阶层和祭司阶层服务的手工艺者或工匠。在特定的时间里，大量的人群聚集到仪式中心观看仪式的进行，或者在集市上交换货物。但是绝大部分人仍然要返回家中或者邻近的村落。
已知最早的古代美洲仪式中心在墨西哥湾的海岸上，靠近今天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市（Veracruz）。这里是美洲最早的复杂社会，也是奥尔美加人的礼仪圣地。20世纪40年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才开始系统研究奥尔美加社会，许多相关的问题至今仍未能得到解答。甚至这个名字本身也需要斟酌：奥尔美加（意思是“橡胶民族”）这个词并不是来源于这个古代民族自己的称谓，而是因为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盛产橡胶树。但是，奥尔美加社会一些基本的特征已经比较清晰了。可以确定的是，在16世纪欧洲人抵达之前，奥尔美加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中美洲所有的复杂社会。
地图[6.1] 早期中美洲社会，公元前1200年—前1100年
第一座奥尔美加仪式中心坐落于今天的桑洛伦佐（San Lorenzo），大约兴建于公元前1200年，在约四百年的时间里都是首都。桑洛伦佐的影响力衰落后，领导地位转至新的仪式中心拉文塔（La Venta，公元前800－前400年）和特雷斯?萨波特斯（Tres Zapotes，公元前400－前100年）。这些遗址勾勒出奥尔美加社会发展的核心地区，在那里有着丰富的农业产出。整个地区降雨充足，因此并不需要营建大型的灌溉系统。然而，奥尔美加人也和哈拉巴人一样，修建了十分精巧的排水系统，以防农田被淹没、村落被毁坏。一些奥尔美加排水结构直至今天仍然可见，并且还在发挥作用。
奥尔美加社会本质上可能是一个独裁社会。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参与了桑洛伦佐、拉文塔以及特雷斯?萨波特斯仪式中心的建造。任何一个主要的奥尔美加遗址都是由神庙、金字塔、祭坛、石雕、统治者的坟墓有机组合而成的建筑群。普通民众须缴纳收入的一部分，用以供养住在仪式中心的精英阶层，并为各种大型建筑工程服劳役。
毫无疑问，普通民众要定期为奥尔美加精英们劳动——不仅修建排水系统和公共建筑，也对都城进行适当的艺术装修。最具特色的奥尔美加艺术创造是用玄武岩雕刻的巨大的人头像——可能是统治者的肖像。这些雕刻最大的有3米高，重达20余吨。由于没有拉车的牲畜和轮子，由人力从采石场将这些巨大的石块拖出来，放在筏子上，漂流至目的地附近后，再将它们拉到指定地点，为雕刻者安放好。最大的雕像需要大约一千个劳力。除了这些巨大的头像外，对奥尔美加都城同样十分重要的其他大型石像和纪念性建筑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例如，修建拉文塔的大金字塔就需要80万个工作日。
插图说明：
在拉文塔发现的奥尔美加巨型头像，由玄武岩雕成，制作于公元前1000到前600年之间。奥尔美加人在桑?洛伦佐和特雷斯?萨波特斯的仪式中心也雕刻了类似的头像。
除了今天墨西哥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外，奥尔美加文化的影响还延伸到今天的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奥尔美加人部分通过军事征服来扩大其影响力，同时贸易也是其核心地区与中美洲其他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联系纽带。奥尔美加人需要进口翡翠来制造大量的装饰物。由于没有任何金属技术，他们经常使用黑曜石制造刀斧的利刃。和翡翠一样，黑曜石也须从遥远的中美洲腹地运到海湾沿岸。奥尔美加人用翡翠、玄武岩或者陶器制成的小工艺品，可能还有本地的土特产如兽皮等物来交换这些进口物。
关于奥尔美加人尚有许多未知之谜，最令人困惑的是这一社会的衰落和覆灭。奥尔美加人有组织地毁坏了他们在桑洛伦佐和拉文塔的仪式中心，并废弃了这两个城市。考古学家们在研究这些遗址时发现雕像都被破坏和埋葬，纪念碑被划损，都城也被烧毁。尽管也有可能是入侵者毁坏了仪式中心，但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奥尔美加人故意毁灭自己的都城，可能是国内民众对统治阶级质疑和反抗的结果。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到大约公元前400年，奥尔美加社会陷入低谷，此后不久，中美洲其他地区的社会完全取代了它。
奥尔美加人(2)
然而，后来的中美洲社会仍采纳了一些奥尔美加风俗。他们种植玉米，建造有神庙金字塔的仪式中心，继承奥尔美加祭司所使用的历法。奥尔美加的球类游戏和涉及人祭的礼仪也为其他社会所用。然而，由于奥尔美加人没有留下除历法铭文之外的文字记载，球类游戏和人祭在他们的社会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尚不甚明确。
奥尔美加文化的继承者——玛雅
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奥尔美加文化消失。此后的一千年中，中美洲几个地区都出现了复杂社会。人口显著增长，距离奥尔美加文化中心较远的据点也出现了仪式中心。其中一些发展成为真正的城市：它们吸纳大量长期定居的人口，从事雄心勃勃的建筑计划，维系大的贸易市场，并鼓励日益发展的分工化劳动。远距离贸易网络把新的城市中心联系起来，并将它们的影响推广到中美洲各个地区。在这些城市内部，祭司们发明书写和文字，并汇编了一整套天文学知识。简言之，中美洲社会的社会发展与其同时代东半球的社会大致平行。
奥尔美加文化最早的继承者是玛雅人，他们在相当于今天的南墨西哥、危地马拉、伯利兹、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区域内创造了一种非凡的文化。危地马拉高地有着肥沃的土壤和绝佳的耕作条件。公元前3世纪，这里开始出现长期定居的村庄。其中最重要的是坐落在今危地马拉市的卡米纳留宇（Kaminaljuyú）。和奥尔美加都城一样，卡米纳留宇更像是一个仪式中心，而非真正的城市。但它却主宰着这一地区其他群落的生活。大约有12000-15000个劳动力参与了神庙的修筑。当地的产品能沿着贸易路线远行至墨西哥中部。在公元4世纪里，卡米纳留宇的经济支配力，也许还有政治支配力开始落后于墨西哥中部一个更大的城市特奥蒂华坎（Teotihuacan），其在玛雅社会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