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存党的优秀干部，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对集中在武汉三镇的干部进行疏散。先由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同志尽量筹集到一些款子，然后依据被疏散同志自己的选择和工作的需要以及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一一进行分配，并为他们具体解决交通、经费等问题。
对于被疏散同志，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凡能秘密返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派到南昌参加起义。此外，送一批人去莫斯科学习。这样，项英、向忠发去了莫斯科；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李立三、刘少奇、彭湃、邓中夏先后去了南昌、九江；毛泽东、李维汉、罗章龙等去了湖南。
有组织地疏散干部虽然是一项细致而繁杂的工作，但却有着伟大而非凡的意义，它使共产党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感到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更重要的是为党保存了一大批精华和骨干，这样，就为革命的再度兴起准备了条件。
由于李立三等人分途前往各地，疏散工作实际上是由张国焘和周恩来二人进行的。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却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地夜以继日地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所有同志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亲自经手。张国焘则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与同志们谈话上，他鼓励同志们在艰难的条件下要坚定革命信念，要有胜利的信心。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的周围，努力工作，革命定会成功。
7月下旬，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已有了举行秋收起义的设想，并根据这一设想，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后来又根据这个议决案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第一部分 74.受任于危难之时（2）
8月3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便正式向各有关省委发出通知，指示按《大纲》要求部署秋收暴动。《大纲》详细地规定了秋收暴动的战略计划，指出，秋收暴动是土地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要以农会为中心，暴动后立即宣布农会为当地政府，在条件许可时应夺取县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农民夺取政权后，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对50亩以上的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50亩以下的地主，一律实行减租，以佃七东三为大致标准；拒绝向武汉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缴纳任何捐税，并实行经济封锁；组织土地委员会，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等等。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虽然在"八七"会议前没有实施，但却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并在"八七"会议后不久发动起来，从此在井冈山等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在决定秋收暴动的同时，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还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前往九江，准备依靠尚能倾向革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打回广东，继续革命，重新举起反对新老军阀的大旗。但他们到九江后，发现张发奎已有动摇迹象，便在7月20日举行了一次谈话会，会上提出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叶挺所掌握的第十一军、贺龙的第二十军，加上朱德指挥的受共产党影响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保安队为主力，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将意见转告中央。
对九江谈话会上的意见，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全名维萨里昂·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俄共。1927年7月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接替鲍罗廷和罗易的工作。1927年11月回国。1935年1月自杀。同月，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党籍。立即表示同意。7月24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上》第174页用了"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的表述。，张国焘、周恩来、罗明纳兹、加伦在武汉举行会议。会上，周恩来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会上决定派周恩来到九江具体部署南昌起义；同时电告共产国际，请求指示。
罗明纳兹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改组中共中央。在他的要求下，临时中央计划在7月28日召开紧急会议，并由张太雷和李维汉协助罗明纳兹进行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形势异常紧张，会议通知很难送达，会议无法按期举行。8月3日，临时中央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各项议程。但因时局紧张，交通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至8月7日，中央委员到了不过半数。在这种情况下，便决定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先后到武汉的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
"八七"会议成为扭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枢纽。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领导机构，在它存在的短短25天中，在党处于危难的紧急时刻，力挽狂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正确决定，使党避免了灭顶之灾，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向在九江的中央委员和干部传达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27日，周恩来从九江秘密来到处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开到南昌。
这天，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指挥前敌一切事宜，张国焘、谭平山后来也参加前委的会议。前敌委员会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
正当起义的各项工作在紧张准备之际，29日上午，前委突然接连收到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内容是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26日，罗明纳兹在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内容大致是：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把张发奎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会议还决定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去九江传达国际指示。为什么会选中他呢？据张国焘回忆，事情是这样的：
第一部分 75.受任于危难之时（3）
罗明纳兹在会上说："看来这两件事据张国焘回忆，是指国际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和国际电令禁止苏联顾问参加南昌暴动。（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3页。）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张国焘，并问是否可以派他去。张国焘对国际的指示很不满意，回答说："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王一飞同志可以负责这一使命。"罗明纳兹说："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刻启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于是，瞿秋白、李维汉都觉得张国焘去为好，说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3-284页……于是，张国焘怀着一种极不情愿的心情上路了。
从国际指示的内容看，确实是模棱两可的，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也可以作那样的理解，这要根据个人认识问题的角度来决定。对张国焘来说，一方面他认定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国际方面既不给经费支持，又不让顾问参加，说明从国际方面就已对南昌暴动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他仍然认为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的军事势力结合起来，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张国焘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何理解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当他作为中央代表奔赴九江之前，就抱着设法阻止南昌暴动的主意，而不是根据南昌方面的实际情况再作决定。
7月27日，张国焘到达九江后，随即召集了在九江的中央委员和江西省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他传达了国际指示，提出应重新讨论南昌暴动问题。他的提议遭到了与会同志的反对，绝大多数人认为，起义的有关事宜都已准备停当，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但张国焘却不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29日上午，他向南昌前敌委员会发出了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暴动的密电。
周恩来接到张国焘的密电后，当即与其他前委成员进行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在他的要求下，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国际来电的内容，提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如果要暴动，也要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李立三一听，就对他说："什么都预备好了，哪里现在还需要讨论。"周恩来也明确表示："还是干!"
张国焘见自己的意见受到大家的反对，便说："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
他本想用国际代表来压大家，没想到适得其反。周恩来气得拍了桌子，他对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李立三说："起义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有任何迁延。张发奎决不能同意我们的计划，必须彻底放弃依靠张发奎的幻想。"
看见大家都很激动，张国焘说："这个行动，关系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才是。"
大家遂告诉张国焘，张发奎现在已处于汪精卫等右派的包围之中，决不会同意暴动计划，而我们也不能再依靠张发奎。另外，暴动正在按计划进行，也决不能拖延。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了数小时。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来决定，所以会议不欢而散。叶挺：《南昌暴动至汕头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当时前敌委员会诸人都在热心筹备暴动，张国焘的阻挠无疑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怨言颇多，谭平山竟然起了杀死张国焘的念头。他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这位师长征求前敌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关于党的"六大"的回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
其实，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张国焘并不知道他所寄予希望的张发奎已经追随了汪精卫。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以及张发奎部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朱培德部第九军军长金汉鼎等，在庐山举行了会议，讨论如何继续加紧推行清共反共。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张发奎所辖之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共党分子廖乾吾、高语罕等四人。《南昌暴动纪要》，(台北)《革命文献》第25辑。
31日，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和张国焘再次开会。正在争吵不休时，叶剑英来报告说：张发奎、汪精卫、孙科等人要在8月1日来南昌。这时，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了南昌起义的计划。中篇
一重尝失落
第一部分 76.受任于危难之时（4）
南昌起义爆发了。
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下，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城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
南昌城内一片沸腾，各界群众数万人召开大会，庆祝起义的胜利和久盼的解放。1927年8月3日的江西《工商报》登载当时的盛况称："兹悉革命委员会委员即遵于本(二)日下午一时在贡院会场举行就职典礼，计到者除全体委员及各团体代表等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二百余，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诚南昌前此未有之盛况。"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心情并不轻松。虽然起义仍然使用国民党的旗帜，且成立了包括宋庆龄、张发奎、邓演达等国民党人在内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却丝毫没能减轻严重的军事局面。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为了保存起义之后的革命武装力量，前委只能按照起义前中央的决定，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图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第二部分 1.重尝失落（1）
8月3日，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从此，起义部队走上了一条凶多吉少的征途。
或许已经意识到前途多舛，8月4日，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脱离起义军，带走4500人，军心开始动摇。接着，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五团约700人投奔了唐生智。
由于起义军仓促南下，没来得及整顿，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加之天气炎热，士兵病倒很多；而且参加起义的部队大部分并不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这样，在自然环境恶劣、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个别脱离部队或整团整营离开部队的情况时有发生。
起义军在临川休整了3天后，继续南进，于8月25日抵达瑞金以北之壬田附近地区，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仗，虽歼敌大部，但起义军也伤亡1700余人。至此，起义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作战，减员近万人。
9月上旬，起义军从会昌经瑞金进到长汀。稍作休整后，经上杭进入广东，于9月23日进占潮安、汕头，第二十五师进占大埔三河坝。
还在南昌起义后不久，8月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在广东成立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转移到海外的党组织，并指定了南方局的分工：以张国焘为书记，委员有周恩来、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决定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47页。192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南方局。
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与敌激战，损失2000余人，遂撤出战斗。
10月初，起义部队在敌人围攻下遭严重损失，只有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约1200余人转入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另一小部分近800人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强敌攻击下未能完成预定的任务。
起义军在汤坑失利后，张国焘和起义的部分领导人取道香港返回上海，时间约为1927年10月中旬。
张国焘回到上海后，据他自己说，是度过了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除了偶尔有几个熟人去拜访外，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工作。这一段时日对他来说真是苦闷难耐，度日如年。
造成张国焘这种严重失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与"八七"会议后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的瞿秋白不和可能是主要原因。
据现有资料证明，他们二人的不和发端于五人常委时期。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天，瞿秋白即陪鲍罗廷离开武汉去了江西庐山。从庐山回到武汉后，瞿秋白即开始参加常委工作，并筹备"八七"会议。他当时不是常委成员，为什么能够参加常委工作，并且在"八七"会议上代表常委作报告呢?
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瞿秋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已被俄国人指定接替陈独秀担任中共领袖。瞿秋白陪鲍罗廷呆在庐山，无异于呆在近水楼台，他是被选定的人物。〔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68页。由于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我们无法确定上述说法是否符合事实。不过，可以肯定，瞿秋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确实与共产国际代表有关，因为当时中共领导人的任免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
瞿秋白与鲍罗廷在庐山会谈的内幕至今无人知晓。张国焘回忆说：7月21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瞿秋白告诉他，鲍罗廷希望他们俩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瞿秋白主持理论的研究，张国焘则主持实际工作。
对于这种平分秋色的安排，张国焘多少有些不满，认为这是在削弱他的权力。由于心理上的不满，张国焘对瞿秋白迎合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做法也甚为反感。
张国焘回忆说，瞿秋白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经过与鲍罗廷冷静地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第二部分 2.重尝失落（2）
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4页。
我们无法确定张国焘对此事的回忆是否有误，但瞿秋白很快得到罗明纳兹的赏识却是事实。当张国焘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去了南昌之后，瞿秋白实际上便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八七"紧急会议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等人主持下开得颇为顺利。这一方面得益于瞿秋白早些时候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系统批判；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共产国际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共领导层的决心。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始终是个"中心人物"，他在纠正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右倾错误，提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方针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把共产国际的和他自己的"左"倾错误观点带到了中共党内，为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开了中共对犯错误的同志在组织上进行宗派主义过火斗争的先河。
张国焘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将"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发给他让他阅读，用张国焘的话说，他是"读了又读，有不少的感想"。
张国焘跟着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随着陈独秀、彭述之的停职，原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张国焘无形中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自从罗明纳兹到中国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下降，加之他对罗明纳兹的意见不能苟同，还有追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策略错误和为陈独秀鸣不平的要求，这自然为瞿秋白和罗明纳兹所不悦。
到上海后，张国焘对于党内正在增长着的"左"的错误逐渐看得越来越清楚，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意见讲出来，担心再次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张国焘这种担心或者说投机心理并不是没有根据，因为他已经从"八七"会议的文件中看到了惩办主义的苗头。这一点当时中共党内其他人也有感触，周恩来就认为："'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不仅没有让陈独秀参加，而且还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2页。
"八七"会议兴起的惩办主义之风，使自以为是的张国焘也心有惧意。还在刚到汕头时，他就向中共中央报告："弟不日即返沪，报告一切，对于八月七日之决议及告同志书已略知一二，弟完全拥护，并欲日内回沪，面受处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9页。
也许张国焘认为一方面积极要求处分，一方面对现中央领导的工作保持缄默，就会侥幸免受处分。但他估计错了。
11月6日，张国焘在《中央通讯》第7期看到张太雷在10月15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立即意识到这是对他极为不利的一个信号，如果不予理睬，定会使他陷入困境。于是，11月8日，他给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希图澄清自己。
张国焘为什么对张太雷的报告如此敏感呢?
原来，张太雷在报告中谈到南昌起义的情况时说："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355页。
张国焘深知，如果中央临时政治局接受了张太雷的建议，那么他必然会受到处分。所以，他才决定给中央写信为自己辩护。
张国焘在信中首先说明张太雷的报告与事实不符，因此有根据事实慎重申明之必要，然后详细叙述了南昌起义前的7月26日会议及自己去九江、南昌的经过。对于他是不是"假传圣旨"，他这样写道：在7月26日会议上，罗明纳兹传达国际来电的内容是：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张国焘从会议讨论的情况分析，认为大家总的倾向是：推迟起义，避免过早与张发奎分化。所以，他奉命到南昌后，就从这个认识出发，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尽管后来他还是同意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但他始终认为对于暴动应取慎重的态度，不应过早和张发奎分化。在信中，他不承认自己是假传圣旨，他写道："若说我是假传圣旨，我是心不服的。"《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
无论张国焘怎样为自己辩护，从11月9日至10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张国焘的处分来看，中央并未相信他在信中所陈述的事实。
在这次标志着中共党内左倾盲动错误形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罗明纳兹的操纵下，将组织上的惩办主义推向了新的阶段。会议对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给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领导人及有关省委负责人以政治纪律处分。张国焘自然不能幸免。
第二部分 3.重尝失落（3）
十一月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处分决定是：
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动摇。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
11月30日，《中央通讯》第13期发表了中央复张国焘信，内容是：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行，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张国焘的处分和复张国焘的信，并未使他心悦诚服。他反而一改刚回到上海时畏首畏尾的做法，对中央的政策采取了强硬的反击态度。
针对瞿秋白提出的"革命潮流一直高涨"的说法，张国焘公开说："革命高涨已过，现在是斗争剧烈的时期，革命潮流是停滞(停滞决非停止的意义)状态"。现在是转变关头，在此关头，"斗争甚为激烈，革命潮流是向上涨或向下降还不能断定"。他批评中央对形势估量的错误所造成的现状是使"党与群众脱离，我们的党员是脱离群众而牺牲"。
当罗明纳兹和中央一再要求各地暴动、暴动、再暴动时，张国焘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1)帝国主义的势力不应忽视，统治阶级虽不能稳定，但群众有组织的力量太少，党的力量也薄弱，没重点注意领导群众争斗，以训练组织群众；(2)要有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须与群众发生密切联系，而且在群众中建立基础。
在各地因盲目暴动造成很大损失的情况下，张国焘指责中央是个暴动编辑部，天天做暴动的计划，假使做科学的暴动编辑部还可以，可惜还是文学的暴动编辑部。针对中央的一些强制命令暴动的做法，张国焘说：自发的暴动，我们是应该去领导的。但是，不可勉强强制暴动，假使这样，就会变成盲动。
张国焘的这些观点没有被临时中央政治局接受，反使得他与中央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他自己也认为："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53页。同样，张国焘对中央的所有意见和批评，也都被当做机会主义的见解而遭到拒绝。
这种状况使张国焘觉得在政治上有一种极大的失落感，竟使他产生了抛弃共产党而另组"工农党"的意图。这个意图是他与陈独秀谈话时流露出来的。
张国焘这样回忆：
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纳兹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得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地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三月初……陈先生向我表示：现在看来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64-365页。
张国焘知道，另组"工农党"如果没有陈独秀这位党的前任首脑打出旗帜，他本人是没有多少号召力的。但当陈独秀表示要慎重，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而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时，张国焘则认为陈独秀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的任务。
张国焘另组工农党的企图虽未能实现，但这种想法却十分清楚地表明：张国焘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并没有严格的党性观念。一旦自己的意见与党不和，或者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时，他就会背离中共而去。这次由于陈独秀的反对和他自视势单力孤，没有将这种意图付诸行动。但在后来的长征途中，当他人强马壮时，就毅然决然地宣布成立他自己的"中央"；到了延安以后，感到自己政治上失意后，又脱离中共而投奔国民党。这一切都表明，在他内心深处，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摆正。
第二部分 4.争论于中共六大（1）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度因此产生了混乱。一些人面对异常艰难的革命局面，表现出消极、动摇，甚至逃跑、变节。翻开当时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不时可以看到某某人宣布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在各种反动势力沉重地打击之下，中国共产党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党员的人数一时由近6万人减为1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党内又产生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和急躁冒险的盲动主义错误，进一步给党带来了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总结大革命失败前后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系统地研究党面临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任务，统一全党思想，将革命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1928年春开始，各地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陆续赴苏。鉴于六大所负的历史使命，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将陈独秀列为特邀代表。但是，陈独秀却拒绝参加会议。为了争取陈独秀赴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以及王若飞、罗亦农等人亲自登门邀请，并且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做工作，但都未能说动他。
陈独秀的态度对张国焘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在党内陈独秀是第一责任人的话，那么，张国焘就是第二责任人。所以，当张国焘接到参加中共六大的邀请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同陈独秀商量一下。陈独秀自己虽然拒绝出席，却主张张国焘应该接受邀请，因为他预料到六大会改正瞿秋白的盲动错误，如果不去出席，是不妥当的。邓中夏也热心地劝说张国焘出席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作为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的代表，前往莫斯科。
中共六大会议旧址
为了保证代表们的安全，中央指派张国焘在哈尔滨接应途经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再越境的代表。据时任满洲省委代表的唐韵超回忆：
"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之后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就这样，张国焘一直等到所有代表都顺利过境后，才最后离开哈尔滨。唐韵超：《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66辑。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既然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就都十分重视。为了给这次大会确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斯大林于6月12日前后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一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他说：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现在不是处于革命的高潮时期，而是低潮时期。斯大林的谈话，实际上是为中共六大确定党的任务和认识当前的形势定了调子。
当时，出席六大的中共代表思想极不统一，在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责任和中国革命的形势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为了使这次会议能够顺利进行，6月14日至15日，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召集部分代表举行了"政治谈话会"，出席者是：周恩来、王若飞、张国焘、夏曦、蔡和森、何资深、项英、李立三、黄平、王灼、甘卓棠、关向应、向忠发、张昆弟、章松寿、徐锡根、唐宏经、王仲一、瞿秋白、邓中夏、苏兆征共21人。"政治谈话会"实际上是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会上，布哈林要求大家就以下三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
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国焘在上海呆了八个月，也憋闷了八个月。他不仅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不满，而且对"八七"会议后中央的大政方针，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瞿秋白也是满腹牢骚。这次终于有一个公开发泄自己不满的场合，而且还有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亲自出席，他便决心趁机把自己长期以来的闷气一吐为快。这样，在"政治谈话会"上，他的发言竟占去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有人称张国焘为"反共产国际的代表"，所以，张国焘在发言时首先申明：中国党自产生以来对于国际不仅是极端信仰，并且有些迷信。对于国际代表所传达国际命令是信仰的，即对国际代表个人也极其尊重。国际代表享受最大的权限，中国党与国际间的一切都不是直接的，都要经过国际代表。他们成了一个"中间人"，或者说权限太大了。当罗明纳兹到汉口时，拿一个国际的训令给我们看，这训令中说：国际曾电令中国党须依照国际屡次训令进行，否则国际便要公开批评中国党了。我当时即说：并没有见到这些电令和训令，当时罗明纳兹没有注意这一事实，也没有注意所以发生这事实的真相，中国党对于国际的报告很少，而国际的指示也是很少的，这两点造成了实际的困难，但是也没有减损中国同志对国际的信仰，这些是我预先要声明的。很显然，张国焘的言外之意是说，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应承担责任；同时也表明他张国焘绝非"反共产国际的代表"。
第二部分 5.争论于中共六大（2）
接下来，张国焘就布哈林提出的三个问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过，他发言的侧重点还是在过去的教训上。他说：中国共产党是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带着很多的无政府主义的浪漫色彩，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和党员人数很少，在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加入国民党后，在是否把国民党的工作当做主要工作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在中共中央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上，而这些分歧都与国际代表有直接关系。张国焘回顾了党在一些问题上的具体分歧，言谈中无不指责马林和罗明纳兹。在谈到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盲动主义错误时，张国焘指斥了中共临时中央和罗明纳兹，说他们因为对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只是一味地发动暴动，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和群众。
张国焘对自己的发言极为满意，他后来回忆说："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向我表示：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画出中共的真相……"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8页。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旧式庄园里召开。
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用时达九小时。在报告的结尾，瞿秋白说："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张国焘早就对瞿秋白的报告一肚子意见，此时再也按捺不住地说："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瞿秋白却耐心地说："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
从6月21日起，代表们开始分组讨论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报告。张国焘在讨论中作了长篇发言，就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性质、阶段及其前途，过去的教训，"八七"会议后对时局的估量和党的政策，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和党的任务与中心工作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各省革命的发展互有差别，另一方面各省工农革命势力互有差别。他还认为，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不能与革命情绪混为一谈，目前没有广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形势。
在谈到党的任务时，他指出：目前工作的重心是不放过每一个领导群众争斗或动员群众的机会，以组织广大的工农群众，并进行不断摧毁敌人实力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才能形成强固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正确地肃清党内一切不良倾向。只有这样，党才能应付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和实现在此高潮中组织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现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他在发言中，有时不是客观地分析以前党所犯的错误，而是夹杂着个人泄私愤的情绪，尤其是对瞿秋白多所指责。如，当他谈到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时说："自当初到现在，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政策，并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在最初大家对于这种政策的观念，都是模糊的，有许多不自觉的'左'倾或右倾的倾向。现在秋白同志分析起来，说当时有两种不正确的观念，'左'倾和右倾，好像机会主义推进的两个轮子，都是机会主义的根源。大家同志或许不太明了秋白同志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当时张国焘同志是代表'左'倾的观念，陈独秀同志是代表右倾的观念，这都是机会主义。可是秋白同志自己呢?他当时和独秀同志的见解完全一致，假使秋白同志要说别人脑袋里有一个机会主义的轮子，那末，他自己脑袋里面，就有好几个这样的轮子。"
第二部分 6.争论于中共六大（3）
同时，张国焘在发言中也试图澄清一些与他自己有关的历史事实。例如，他针对中央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给他的处分中说他"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和他"假传圣旨"一事说：在武汉讨论南昌暴动时，曾有加伦、罗明纳兹、恩来和我到会。讨论时我曾提出了湖南的意见。加伦说：还是到广东东江好，有两个理由：1.东江方面军事空虚；2.那里农民颇有势力。当时我就说：若说到农民势力，湖南农民势力并不差，而且尚未冷却，往广东如何与两湖秋收暴动相联系呢?所以后来中央说：南昌暴动是两湖秋收暴动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至于南昌暴动如何发动、用什么政纲、政权组织的形式如何，是没有讨论的，更没有决议。在我去南昌那一天，我们曾开过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罗明纳兹说：共产国际来了一个电报，内容是说，南昌暴动若无胜利的希望，则不如叫我们同志退出军队，送他们到农村中去。加伦报告说：他早上会见张发奎，张发奎已经同意他的军事计划，就是他的军队不再东进，停留在南浔路一带，逐渐向广东进发。因此，加伦主张我们同张发奎一同到广州，到广州后再行与张发奎分化。同张发奎到广州有二利：1.军力较大，可以击破敌人军队，实际到达广州；2.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再在广州分化，我们可以多分他张发奎一部分军队。因此，他的结论是，到广州后再和张发奎分化。他们两人说完话后，大家都没有发言，罗明纳兹也没有表示不赞成加伦的意见，他要我到南昌去送信。我当时不肯去，后来秋白、维汉说这件事关系重要，还是你去一趟吧，我就是奉这个使命去南昌的……
当时张国焘的意见是：将南昌暴动与两湖秋收暴动联系起来，就是决定南昌起义后发兵湖南；或者把南昌暴动推迟，等与张发奎共同到广州后再举行。至于后一种意见是否可行，张国焘认为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南昌暴动后，张发奎并未对教导团采取清洗措施，使其一直保存到广州，并成为广州暴动中的支柱。
张国焘发言的过程中，有人问他去南昌的任务是否是传达送信，张国焘断然回答说："我去南昌当然不是专去送信，是去参加讨论是否在南昌暴动的，岂有中央委员专去送信的道理。"
会议期间，张国焘与瞿秋白多次发生争论。
张国焘参加了政治、苏维埃运动、宣传、青年、军事、农民土地、南昌暴动等七个委员会，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指责瞿秋白的机会。瞿秋白也不甘示弱，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两人的争论有时竟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他们两人的争论影响了其他代表的情绪，以致大家在一些问题上不能冷静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周恩来后来曾这样描述说："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
为了使张国焘与瞿秋白都能冷静地对待对方的意见，布哈林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得不威胁说："就是你们在中共六大上批评过张国焘的
布哈林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也出面进行调解。他对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希望他与瞿秋白能化除成见，互相合作。张国焘则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米夫问：这种合作是否带有勉强的性质?张国焘便指着桌上的一个瓷茶杯说："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说："共产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谅解。"张国焘认为米夫的话含有强制的意味，因而他表示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1页。
张国焘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对共产国际及其派驻中国代表的批评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经过认真考虑，共产国际决定改变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方法，不再向中国派代表（事实上后来还是派了），而改由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通过中共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代表团人选问题上，布哈林特意提出瞿秋白、张国焘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经讨论后，同意布哈林的提议。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五人组成：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为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1928年底，陆定一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1929年，蔡和森到莫斯科后，也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将中共六大上争论最激烈的两个人留在莫斯科，不知是为了让他们通过中共代表团的工作逐渐融洽彼此的关系，还是为了让两个都犯有错误的中共领导人在莫斯科接受教育。不管怎么说，将张国焘、瞿秋白两个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都留在莫斯科，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第二部分 7.莫斯科风雨（1）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即于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派出瞿秋白、周恩来、王若飞、张国焘、苏兆征、邓中夏等31名代表参加了大会。瞿秋白、苏兆征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瞿秋白、张国焘、苏兆征还参加了纲领起草委员会。
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连续两次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在第45次会议上通过了他的报告提纲《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在报告中，他提出了共产国际的指导理论——第三时期理论。第三时期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自战后至1923年作为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尖锐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发动的时期；1924年至1927年作为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的时期；1928年进入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各种国际矛盾加剧，必然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的各种矛盾不断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世界资本主义很快就要全线崩溃，世界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左"倾理论，而张国焘在发言中却表示："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提出的基本路线。"他虽然承认农民群众是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土地革命依然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受"城市中心论"和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他断言辛亥革命以后，城市开始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革命新高潮已经在望；并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争取合法斗争是右的错误。《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394页。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时，中国共产党代表苏兆征、瞿秋白、向忠发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张国焘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而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瞿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张国焘为候补委员。
接连召开的两个大会结束后，张国焘等人正式开始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在莫斯科市内的特维尔斯卡亚大街上，有一个名叫柳克斯的旅馆，这是专供共产国际机关的外国工作人员居住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就住在这里。他们除了处理中共代表团的日常工作外，还经常参加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尤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会议。
这年年底，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也到了莫斯科，夫妻俩在异国他乡搭起了"爱巢"。虽然每月靠张国焘的250卢布维持生活并不太宽裕，但他们省吃俭用，日子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如果生活能够像这样平稳安详地度过，那么，张国焘的莫斯科经历也许会成为他一生中最悠然的一段岁月，当然也不会给他留下太多太深的印象。但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政治动荡——由斯大林发起的反布哈林运动和"大清党"运动将所有与苏联党有涉的人都卷了进去，中共代表团也未能成为熊熊烈火中得以幸免的一块绿洲。
事情还要从发生在中山大学的风波谈起。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年11月28日，第一批学生在纷飞大雪中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届学生中，有许多是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邓小平、博古、傅钟、张闻天、俞秀松、王稼祥、陈昌浩、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还有后来将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得翻天覆地的王明(即陈绍禹)。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
1928年初，王明宗派在中山大学制造了著名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是中山大学1927年夏"教务派"和"党务派"的纷争中，"党务派"强加于对方的莫须有罪名。起因于首期毕业生中的孙冶方等极少数参加工作挣工资的同学被领津贴的同学"敲竹杠"，买肉买菜做中国饭菜吃，此事被人汇报成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最初是为了吓唬对方，但到了1928年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所谓"江浙同乡会"被王明等诬为"反党小组织"、"反革命"，以压制和打击那些反对米夫、王明教条宗派的人。，并因此与中共代表团发生争执，将瞿秋白、张国焘等人牵连了进去。
第二部分 8.莫斯科风雨（2）
据当时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盛岳回忆说："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的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方法可谓屡见不鲜。"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30-231页。
"江浙同乡会"被炮制出笼后，中大支部局开始调查此事件，并请来苏联格伯乌人员参加调查。他们轻信王明等人的汇报，在未进行认真调查的情况下，就认定"江浙同乡会"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并决定要严加惩办。结果，"江浙同乡会"被定性为"反党小组织"，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4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
这种对不同意见的学生进行打击的恶劣作风，在中山大学的广大同学中引起了强烈不满。加之王明把反"江浙同乡会"作为自己的功绩到处张扬，更使同学们义愤填膺。他们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中央反映、申诉，要求澄清事实真相。
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广泛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又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到中山大学调查。可是，米夫、王明一伙却制造种种障碍，不予合作。中共代表团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长同意后，到格伯乌机关查阅有关材料，也遭到拒绝。于是，瞿秋白决定亲自到中山大学调查。
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对联共中央监委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提供的材料对"江浙同乡会"作出的错误结论提出不同意见。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审理，作出如下结论：中山大学根本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组织，只是部分同学感情结合，不过这种感情的结合发展下去对党的团结是不利的。这个结论虽然对被诬指为"江浙同乡会"的人提出了一定的批评，但毕竟摘去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
经过"江浙同乡会"事件，中共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产生了不良印象。瞿秋白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提出以鲍罗廷代米夫任校长的建议。张国焘也向库西宁提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山大学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因为负指导中共任务的人，最好不多参与中共内部的纠纷。而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却不能避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
瞿秋白和张国焘对米夫的不满，都传到了米夫的耳朵里，从而加深了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随着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斗争愈来愈深。
莫斯科红场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存革命力量，有计划地将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送往中山大学学习，所以在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到来，使中山大学的斗争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工人骨干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对王明教条宗派的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最为反感，所以他们常在大会上发言，公开批评王明等人。这其中最出名的人物是李剑如和余笃三。这样就给王明宗派活动制造了一定的困难，也引起了王明等人的忌恨。于是，支持王明的少数派与广大学生形成的多数派不时发生对立和斗争。
为了解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矛盾，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审查委员会。由于瞿秋白到外地度假，张国焘便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不曾想，在第一次会议上，张国焘就与米夫等人发生了争执。
据张国焘回忆：会议开始时，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说学校工作不易进行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成分复杂，学生们受过托派、陈独秀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学校当局与上述种种非布尔什维克思想作斗争是正确的。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和长期的。中大的问题除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外，实无别的办法。米夫也发言表示完全支持这种看法。张国焘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如果将阶级斗争在中大内广泛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曾指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争取他们吗?如果根本将他们看做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学生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失败吗?他接着具体分析了学生不满学校当局的原因：第一，学校创设不久，设备不够完善，学校图书少、懂俄文的学生少、翻译人才少、受学生敬仰的教授少，因而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第二，学校党组织由苏联同志负责，语言不通，难于了解中国同志们的意见。支部局所信任的学生，多半是会讲俄语，或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和联共政治路线的。而对于不同意见的学生和具有革命实践经验的工人学生却不能正确对待他们的意见；第三，中国学生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与中国落后的社会状况有关，经过教育是能够纠正的；第四，支部局未注意到中国学生和学校的真实情况，并据此实施领导和教育，又笼统地偏重斗争，因此与学生们不能互相谅解。
第二部分 9.莫斯科风雨（3）
张国焘的发言令米夫等人颇为不快。这次会议未能作出结论，众人便不欢而散。
半个月后，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再次召集会议。这次，米夫没有出席，却派来了中大支部局的委员之一秦邦宪(即博古)。秦邦宪指责张国焘是机会主义者，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常斗争的发展。张国焘立即给予回击，他声明：现在是讨论中大的领导应采何种方针，而不是清算中共代表团或他个人的问题。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97-399页。
会议再一次无果而终。但张国焘与米夫等人的关系却因此而进一步恶化了。
1929年初，联共中央发起了反"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运动，王明等人立即在支部局内布置行动，发动"反右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借机整掉一批反对他们的人，尤其是那些工人出身的学生。他们给这些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帽子，诬蔑他们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破坏学校的教学秩序，进而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工人反对派"的后台。
王明一伙经常在中大内部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共代表团，尤其是团长瞿秋白。他们甚至在墙报上公开画漫画丑化他们的形象，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给瞿秋白扣上"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进行诽谤。
是年夏，中山大学暑假将至，王明教条宗派为了进一步压制不同意见，同时加强对中共代表团的攻击，于是向米夫建议：借期末例行的学年总结之机，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辩论。他们一方面邀请中大所在地的联共(布)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会讲话，为自己撑腰；另一方面又提议中共代表团出席大会，企图公开批判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对于米夫、王明宗派的阴谋是有所觉察的。当时，瞿秋白召集了中共代表团会议，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大"问题采取一致态度。瞿秋白本人婉言拒绝出席大会，而让张国焘出席，并按代表团一致同意的观点发表意见。
芬可夫斯基在大会上按照米夫等人的意图，猛烈攻击中共代表团和广大学生。他以"老子党"的口吻，声称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事务，是侵犯了他的职权；他在讲话中还表示完全支持"中大"支部局，夸奖支部局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指责大多数学生对支部局不满是"反党行为"。
芬可夫斯基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会场上发出一片讥笑嘘叫，跺脚声震耳欲聋。有两个工人出身的学员跳上讲台想把他拉下来。在会场秩序极为混乱的时候，正在主席台上的张国焘站起来，走到台前说服大家让芬可夫斯基把话讲完，有什么意见再上台来讲，这样会场才安静下来。
中共代表团代表张国焘在大会上针对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作了答辩，批驳了他对中共代表团的指责和非难。张国焘在讲话中对中大支部局提出批评，表示支持多数同学的意见，反对无原则的争论。但是王明宗派集团的一些人以米夫为靠山，并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根本不予理睬。
中共代表团卷入中大的斗争不能自拔，而张国焘已经预见到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他想脱离开这个斗争的旋涡，以免引火烧身。于是，他以需要深造为由，在得到列宁学院院长季诺桑诺娃的同意后，到列宁学院当上了旁听生。
1929年底，联共(布)开始清党运动。这一运动波及到了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而中共代表团成员也由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米夫及其追随者借中山大学"清党"之机，对李剑如、余笃三等人进行打击迫害，给他们安上了"派别活动"、"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米夫等人还收集、整理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公开点名指责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等人是"机会主义"。清党委员会站在米夫等人一边，把矛头指向中共代表团，指责瞿秋白是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的后台，要他对李剑如、余笃三的"派别活动"承担责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瞿秋白、邓中夏坚持原则，继续与米夫等人进行斗争；而张国焘却见风使舵，倒向了米夫一边。
共产国际根本不顾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支持了米夫等人。
1930年4月，中共中央为了协调中共代表团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派周恩来到莫斯科。但在既成事实面前，周恩来已经无能为力了，最后，决定调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人回国工作。7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在回国前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在中共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代表。
第二部分 10.莫斯科风雨（4）
1931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因中山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决议案指出：
……代表团没有执行自己的责任，他用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围，团集中大的学生。这说明中共代表团不去赞助完全消灭派别，他自己反而实际上帮助了中大学生中的派别斗争。
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只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的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多数解体的行动。
上述代表的各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并使共产国际执委和联共中央难于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与中大内托派与无原则的派别作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党的建设》第4期。
共产国际的决议传达到中共后，当时正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等人于1931年2月20日通过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不仅完全认可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指责，而且将中共代表团的"错误"与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调和路线"、罗章龙小组织等联系起来，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批评。
中山大学引起的政治风波尚未完全平息，张国焘又面临着新的政治考验。
中共六大之后，在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1930年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左"倾观点。在此基础上，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标志着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对于立三中央6月11日决议，共产国际是不赞成的。在审查了这个决议案后，共产国际立即致电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要中共中央停发这个决议。被米夫扶持上台的王明
李立三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通知后，向远东局提出抗议，认为6月11日决议贯彻了共产国际历次指示精神。不仅如此，立三中央还违背国际要求，向全党公布了这个决议，并且加紧布置城市暴动，命令红军进攻大城市。
7月2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并电令中共中央停止发布6月11日决议。
然而，李立三这时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他一面继续坚持攻打大城市的错误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一面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中共中央的决定，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并且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多次制止置若罔闻，与远东局形成尖锐的对立。
立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不仅白区和城市工作受到摧残，而且红军和苏区工作也受到挫折，引起了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纠正这一错误。
7月末，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莫斯科动身回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本来是在共产国际"左"倾路线指导下发生的，但由于李立三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的关系问题上方法不当，引起了莫斯科的反感。当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立三错误时，共产国际还没有把它上升为路线错误，认为立三错误只是策略上、组织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在国际路线下工作的。所以，他们回国后，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然而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却逐步升级，将立三"左"倾错误斥之为"路线错误"。只是此时还没有公开这一提法。在莫斯科的张国焘闻到风声，便对人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已经违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本来是张国焘想表现一下自己的政治见解，不料却被人汇报给中共中央。于是，中共中央在9月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会议认为张国焘对立三路线的批评与国际的指示精神相违背。当场有十多人签名，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焘立刻回国，以便使他能在参加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认清这一问题。
第二部分 11.莫斯科风雨（5）
时隔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明确改变了共产国际7月决议对李立三错误性质的看法，把立三错误定为路线错误，并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给它戴上了"调和主义"的大帽子，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对立三路线的右倾实质加以揭露和打击。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一面派米夫到中国支持已于1929年3月回国的王明，"纠正"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扶持王明上台；一面召李立三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查错误。
为了在中共党内造成一种支持王明的势力，贯彻共产国际路线，国际执委会开始考虑派张国焘回国的问题。但因为张国焘曾经是"反国际"的代表，所以对他回国后能否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办事又有担忧。这种担忧被一个叫柏金斯基的人在同张国焘的谈话中流露了出来。柏金斯基告诉张国焘："你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由来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我们固然不计较过去的事，却关心你现在是不是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是会在紧急关头，像李立三一样，也反共产国际。因此，我们希望你有明确的表示。"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47页。
张国焘在莫斯科呆了两年多后，政治风波里的拼搏已经使他心理上疲惫不堪，他也产生了回国的想法。现在共产国际要看他的态度如何，才能决定他是否回国。
早已熟悉政治斗争谋略的张国焘，便在李立三的问题上做起了文章。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会上，李立三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然后，苦秋莫夫、马其亚尔发言，张国焘是第三位批判李立三的人。
张国焘的发言一开始，首先承认自己过去犯有错误，并且表示"承认错误不应当只是口头上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上来证明"。怎样来证明呢?这就是对立三路线进行批判。接下来，张国焘说：
立三的错误是半托洛茨基的冒险主义的性质。立三执行了反马克思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这些错误不但在罗明纳兹影响之下，而且在陈独秀鲍罗廷影响之下。现在党的领导在红军之中实行进攻的策略，没有彻底执行土地革命，不反对富农对于土地革命的影响，这不是"左"的错误，这是右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李立三的同时，张国焘还对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进行了批评。因为共产国际认定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所以张国焘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说："三中全会是秋白同志领导的，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而对立三的错误调和，拥护他的错误，而自己没有清楚的路线。"
为了借批判李立三表明自己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张国焘在会上说：
我昨天和立三谈了七个钟头。我们互相批评自己的严重错误。我同立三决定要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斗争。我们有很重大的任务，要看得明明白白。我们党现在有危机。这是很严重的，要救党，要纠正错误，要服从国际路线。我们认为口头上承认是不够的，在实际工作上要改正。我对立三说不要单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还要在实际工作上执行国际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
张国焘后来承认，他在批判李立三时的发言都是违心的，他说："在独裁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理多少有些变态。像我这样权宜之计，简直不算一回事。"
在这期间，张国焘似乎感到轻松了许多。原来对他持反对意见的米夫一伙，竟突然对他热情起来。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也对他客气起来。本来他到列宁学院学习后，就已不领共产国际的薪金了。现在，他们又把薪金照常发给他，并且给了他一张特别购物证，可以在国营商店中任意购买物品，这是在当时的莫斯科只有少数政府要人和外国驻苏大使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共产国际终于决定放张国焘回国了。与此同时，已在中国筹备六届四中全会的国际代表米夫，也通过12月1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问题的决议》，宣布三中全会对张国焘的批评都是错误的，要求撤销张国焘的工作以及对他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张国焘在经历了莫斯科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被批准回国。
第二部分 12.支持王明中央（1）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