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这些会议由于没有发现原始记录，后人很难知道其内容。只有从当事人的零星回忆中，我们才能得到一点信息。这里是彭健华的回忆：
一次，鲍罗廷召集北京的党内负责同志及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同志在苏联大使馆开会，讨论有关国共合作及如何大力发展国民革命军军事力量，准备北伐战争的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鲍罗廷、瞿秋白、李大钊、高君宇、赵世炎、范鸿动、张国焘、彭健华等。会上，鲍罗廷首先谈到如何发展国民革命军军事力量的问题，他提出要在广东现有的军队中建立一个军事中心力量。他说："现在要准备北伐了，需要强大而统一行动的军事力量，但现在广东的军队有不同的系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对军事行动不利。因此，我们决定培植蒋介石的第一军作这个中心力量，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培养军事干部，在财力和军事装备方面多予支持。"
他的话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大家纷纷提出疑问和不同意见。主要有：1.缺乏军事中心力量固然对统一的军事行动可能不利，但也有使各派力量互相制约，而便于从中驾驭的好处；2.鲍罗廷认为其他许多派系的将领不一定可靠，但蒋介石是否可靠?他一旦羽毛丰满，是否还能加以控制?3.与其用极大的财力和物力培植蒋介石，何不使用较少的财力、物力来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
有的人还提出，现在很多工农自卫队用的都是长矛和大刀片，无法对付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
李大钊一向十分重视河南的红枪会，他在会上特别提出："河南的红枪会是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力量，成分都是贫苦农民，但现在大都被土豪劣绅所掌握和利用，我们已派了一些同志去进行工作，还应继续派更多的同志去掌握这部分力量，还须派些具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去加强领导，在财力和装备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才好。"
但鲍罗廷却说："目前应以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为主体，工农群众组织应作为辅助力量支持军事行动。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对统一战线发生不利影响，不利于北伐战争。我们共产党员可以国民党员身份在军队中发挥作用。现在国民革命军中已建立了党代表制度，我们的同志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担任各级的党代表，在军队和黄埔军校中展开工作，只要我们把政治工作做好，便可控制军队。"
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鲍罗廷对党代表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作用估计过高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争论。
会议从晚上8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才告结束。张国焘、彭健华和另外一个人只得席地而卧，在地板上睡了几个钟头，天亮后才各自离去。彭健华：《一九二四年冬鲍罗廷在北京召集的一次会议》，《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
这一时期，正值孙中山抱病北京。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在孙中山指示下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临时政治会议，张国焘作为候补委员，也经常参加临时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张国焘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尴尬。他后来回忆说：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到会，严肃地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6页。
孙中山逝世后，聚集在北京的国民党要人和中共领导人以及鲍罗廷等皆纷纷离去，张国焘也终于摆脱了尴尬的境遇。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维汉等20人，张国焘也参加了会议。
第一部分 60.再次进入领导核心（2）
四大在中共历史上是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会议。大会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大会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特别指出右的倾向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大会决定，共产党人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月22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由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具体分工是：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委员。
同时，中央还决定组成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由张国焘兼任书记，李立三、刘少奇为副书记，邓中夏为秘书长，委员有：项英、王荷波、林育南、李启汉、张昆弟、刘华等。
这样，自中共三大以来沉寂了一年多的张国焘，又一次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并继续指导全国工人运动。
2月7日至10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举行。到会代表45人，代表12条铁路的工会组织。这次大会除沪宁、沪杭尚无工会组织派代表参加会议外，北起黑龙江、南至广州的所有主要铁路都有代表参加。这说明，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一年来，尽管遭到了反动政府和军阀的破坏，但铁路工人运动仍有不小的起色。
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代表们完成了18项会议议程。其中主要有：(1)"二七"纪念会与预备会；(2)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报告；(3)各路代表报告；(4)工人阶级与现状报告；(5)进行方针报告；(6)太平洋交通工人会议报告；(7)组织、宣传教育、合作社、救济失业及死伤问题；(8)审查抚恤款项报告；(9)各路代表提案；(10)讨论并通过各种议案等。
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中，充分认识到铁路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铁路工人是集中的产业军之先锋"。大会议决所需进行的重要方针十项：(1)恢复所有曾经组织之工会；(2)整顿现有工会，建立坚固的组织基础；(3)力谋工会之统一；(4)确立经济基础；(5)救济失业及死伤；(6)要求以前罢工争得之条件实行；(7)争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8)争集会言论罢工之自由；(9)赞助国民革命，并参加国民会议；(10)训练并教育工友群众。
与此同时，还举行了京汉全路代表大会。到会共16人，代表12个分会。会议决定恢复被反动军阀封闭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分会。有关会议情况见张特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始末》，《中国工人》第4期，1925年4月。
张国焘出席了这两次会议，并具体指导会议的进行。会后，他正式辞去京汉铁路总工会干事一职，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指导全国工运。
中共四大之后，工人运动有了更迅速的发展。仅从铁路工会方面来说，继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之后，京奉路总工会、京绥路总工会、胶济路总工会等各路工会也逐步恢复。粤汉铁路总工会和广三、广九铁路总工会相继宣告成立。为了加强对广东铁路工人的领导，还成立了铁总广东办事处。
作为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工农部主任和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张国焘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于1925年4月在《中国工人》第4期发表了《职工运动复兴及其应取之方针》一文。他在文中指出：
自"二七"惨案之后，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了一个"降落"期，最近又呈"复兴"之势。职工运动复兴的原因有二："一、工友们得着许多历史上教训，和不可忍耐的痛苦，知道非复兴工会不可。这就是复兴职工运动之根本的伟大要求，也就是职工运动复兴的主要原因。二、直系势力倾覆，各派军阀冲突剧烈，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发生变化，国民革命运动勃兴，给予职工运动复兴的种种机会和影响。这是职工运动复兴的次要原因。"职工运动的复兴必然引起封建军阀的镇压，于是，他提醒说，"现在段张专政的北方局面，与曹吴时代没有两样，他们对于工人必仍旧采取强暴手段，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要"认清工人的斗争始终是为本阶级的，工人的利益要靠自己奋斗得来。我们只能利用军阀官僚彼此间的冲突，发展自己的势力，决不可发生什么幻想"，他指出目前职工运动的主要方针是"争自由"运动。"这个运动有两个目的：一、由这个运动发展职工运动的势力因而统一职工运动，以至于由运动而能实际保卫职工运动不受摧残。二、获得法律上的合法自由，并取消剥夺工人自由的罚工刑律和治安警察法。"
第一部分 61.再次进入领导核心（3）
张国焘在文中提出两个很值得研究的观点：
第一，国民革命运动和职工运动可以互相促进。他认为，国民革命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此，国民革命运动和劳动运动所攻击的对象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国民运动所奋斗的目标——自由和独立，就是劳动运动所要求的初步解放。在此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新现象中，职工运动如何去加厚国民革命运动势力，如何使国民革命运动助工人阶级争取目前利益和自由，这也是职工运动中一个新的问题。这表明，张国焘对于国民革命的认识有了提高，改变了排斥的态度。
第二，工人运动亦可采取灵活的斗争方法。在坚持"不妥协"斗争的条件下，可以采取"软的方法"，尤其在工人运动的低潮时期。他说，"二七"之后，有些工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他们在退守时期中，能用种种外交的方法和别种巧的方法，对抗敌人，争得一些经济利益并保持工会的安全。因为敌人是奸滑险毒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对付工人，当然工人也要用种种有效的方法对付他们。但是不可忘了阶级争斗，是不可调和的争斗，真实的胜利，只有硬的方法——不妥协的争斗——才能得到的。这种把两种斗争方式结合运用的思想，在中国职工运动中还是首次正式提出并作为职工运动的指导思想。
利用敌人，采取软的方法，这种斗争方式并不是张国焘的发明，还在"二七"惨案之前，北京党组织就曾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口号，发展了京汉铁路工会运动。但张国焘将它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并且提出在适当应用"软"的方法时，不要忘记"硬"的方法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手段。这种指导思想在职工运动的发展阶段无疑是正确的。
同一期上，张国焘还发表了《全国铁路第二次代表大会始末》和《海员的新斗争》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公布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全国铁路总工会追悼"二七"殉难烈士词》。后一篇文章分析了引起海员新斗争的原因是船东和港英殖民政府有意破坏1922年与海员所签署的三项条件，致使工人利益遭受极大损失。张国焘认为，船东和港英政府不得不签订条约是因为他们屈服于海员们的伟大奋斗力之下，他们敢于破坏条约是因为海员们团结松懈，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因此，要使他们履行条约，须首先将全体海员，无分广东籍、宁波籍，团结如铁桶一般坚固；因为坚固的团体是迫着敌人履行条约的惟一工具。
在张国焘领导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中，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在安源罢工中誉满湖南的李立三、刘少奇；北方工运指导者及前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武汉工运的负责人项英、林育南；浦口铁路工会领袖王荷波及享誉上海的工运领导人、刚出狱不久的李启汉等。正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工人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迅速到来。
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开幕，整个广州城处于涌动和沸腾之中，国共合作的局面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盛会。张国焘出席了会议。到会代表281人，代表工会166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共30多个，其中以工农联合决议案、铲除工贼决议案、组织全国总工会决议案和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最受重视。
会议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有了明确认识。在《政治斗争决议案》中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在《工农联合决议案》中，正确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工人阶级要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大会对工人组织的纪律和教育等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会议决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执行委员25人。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干事局，驻地广州。由林伟民任委员长，刘少奇任副委员长，李启汉任组织部长，邓中夏任宣传部长、党团书记及秘书长，孙云鹏任经济部长。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为第二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掀起做好了准备。5月8日，会议胜利闭幕。张国焘因需指导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暂时留在了广州。
第一部分 62.再次进入领导核心（4）
5月，张国焘在《中国工人》第5期发表了《"五一"运动与中国工人》一文。文章指出：五一运动是争八小时工作制的示威日，中国工人不仅要争八小时工作制，而且要争自由。因为只有争得自由，才能争得经济利益，所以自由是全国工人的第二生命。他提出争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自由权是中国工人目前最需要的解放，而奋斗是争得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自由权的惟一方法，奋斗也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中外资产阶级和解放工人阶级的惟一方法。
在这篇文章里，张国焘将在《职工运动复兴及其应取之方针》一文中提出的"争自由运动"进一步阐释为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同盟罢工的自由"。如果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号召工人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那么争取自由权则是号召工人为争取政治利益而斗争。将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这就是张国焘领导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的策略。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对于促使工人运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进行政治斗争的标志。
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举行大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名。5月16日，上海日本纱厂2万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35个社团召开联席会议，组织了"日本残杀同胞雪耻会"，号召上海各界民众支持工人罢工。
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决定统一领导这次斗争。5月24日，中共中央通过上海工会组织召开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顾正红追悼大会，但遭到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镇压，拘捕工会活动分子和参加追悼会的学生多人。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争；决定5月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活动；还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于6月1日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来到上海，也参加了总工会的领导。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组成讲演队，在租界各马路进行反帝宣传，租界当局又出动巡捕，逮捕了100多名学生，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消息传开，数千人奔赴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巡捕开枪打死学生5人，市民11人，重伤十余人，逮捕40多人，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张国焘正是在这一天由广州返回上海的。当天晚上，他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五卅反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全力投入到运动之中。张国焘作为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更是四处忙碌，多方接洽。
五卅运动期间，张国焘在《新青年》第2号发表了《"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文章分三部分：一、"二七"前工会运动之发展；二、"二七"大罢工始末；三、"二七"后的工会运动。文章详细论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回顾了几次重要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总结了经验及其教训；介绍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前后的情况。这篇文章是研究"二七"前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史料。但它的缺陷在于着重叙述了铁路工人运动方面的情况，对其他行业的工运谈得较少。
上海人民的反帝示威大会
五卅反帝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引向深入。它与省港大罢工一起，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到来。
五卅运动的一个可贵成果是将武装问题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五卅惨案的发生，工人运动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他们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提出了"武装平民"的口号和"建立真正人民的武力，统一的国民政府军"的主张。这时，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也从中国发展变化的形势中认识到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的重要性。
第一部分 63.再次进入领导核心（5）
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对在中国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一向很重视。从1924年以来，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无论是军事人员，还是武器弹药，都给了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或者是北方的冯玉祥，其目的是通过援助，使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转变成为工农打天下的革命军，根本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的设想。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反帝运动在全国的深入开展，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开始将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武装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7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写信给中共中央，专门谈到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详细内容见《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8-642页。8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和使人民群众做好战斗准备方面要十分细心地对待和坚持不懈地做工作。《草案》还对如何积蓄自己力量和瓦解敌对力量作出了详细指示。对于组建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委员会军事部以及各军事部的具体组织结构和职能也提出了要求。详细内容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57-664页。
瓦西里耶夫的信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但这时五卅运动已走向低潮，上海总商会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于6月26日宣布无条件结束总罢市后，统一战线破裂，形势发生了根本逆转。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迫害面前，工人阶级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中共中央只得采取有组织的复工措施。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各厂工人在争得资本家接受部分经济要求后，开始复工。五卅运动遭到挫折。
尽管如此，在9月28日至10月2日北京举行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大力发展工农武装力量这一点还是极为重视的。会议指出，在"五卅"血腥惨案中，我们丧失了许多勇敢的分子，在工人群众中造成了从来没有的革命心理。"党应当利用这种革命心理，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成立"十人队"、"百人队"，以武力保全自己的利益和抵抗敌人的袭击。为了加强对工农武装的领导，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
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张国焘兼任军事部部长。设组织和情报两部分。军事部成立后，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建立各地军事部。在北方建立了以李大钊为主任、赵世炎为委员的军事部；在广东建立了以谭平山为主任，陈延年、周恩来为委员的军事部；河南省的军事部由王若飞负责。张家口、西安、汉口、上海、济南和沈阳等地设特派员。
分配从莫斯科归国的一批军事干部到各地。其中去广东的最多，有聂荣臻、叶挺、熊雄等12人；其次是北方，有李林、范易等11人；王一飞、颜昌颐等3人留在中央军事部，负责日常工作，由颜昌颐任技术书记。
在上海开办训练班，建立了2000人的战斗队；并派人到孙传芳的部队去作调查，搜集情报，开展兵运工作。
向冯玉祥国民党派出调查员。
11月21日，张国焘在《向导》第136期发表了《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一文，阐明了他作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长对战争与武装的见解。
针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反奉战争，文章首先提出，"战争是人类的恶魔，是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继而指出：军阀间相互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挑拨、引诱和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结果。但这次反奉战争不同，由于奉系军阀投降英、日帝国主义，破坏了"五卅"以后全国形成的对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使帝国主义重新嚣张起来，所以，反奉战争已超过了直奉军阀之战的界限，成为有国民军、国民革命军以及民众势力参加的反奉战争，并且以民众做后盾的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是这次战争中反奉的主力军。这一点是与历来战争不同的。
张国焘在文章中还进一步阐发了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关于武装民众的思想，提出了以民众武装的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见解。他指出："惟有武力可以打倒武力，惟有武装的革命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工具，惟有民众武装可以保障永久的和平。"这次反奉战争，"若没有民众的武装势力参加，这次战争便又是军阀的相互战争。……所以民众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可使军阀的相互战争成为民众反奉战争，就是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民众参加的结果，革命民众才能渐次武装起来，民众武装起来的结果，才能对外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才能肃清军阀，成为保障人民利益的民众武装。"这就是说，只有民众参加的战争才会改变战争的性质，使军阀战争成为民族解放战争；民众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个观点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看法，也代表了当时中共对民众武装理解的最高水平。
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陈独秀、张国焘、任弼时、杨之华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军事部向会议作了报告，其中强调，广州的军队是一切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广东省的军事部要特别注意已经部分地掌握在党手中的政治部的工作，工人农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应置于党的直接监督之下，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北方应在国民军中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成为党在该部队的代表。会议在所作的《关于军事工作决议》中，肯定军事工作是党完成政治任务不可缺少的一环，指出当前军事工作的纲领是：一、对军队、乡团、民团、商团、土匪等武装组织进行调查研究；二、在南方的广州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中积极进行工作，促使国民革命军的成立；三、应特别重视广东省的工作，同时在全国其他地方成立秘密军事组织，对工农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四、大力开展青年士兵联合会组织；五、在反动军队中秘密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4页。
军事部成立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但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右倾思想开始在党内日益抬头，使军事部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仅仅限于调查研究和搜集情报，还没有建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构，军事工作也未积极地和切实地加以实施。
第一部分 64.执行妥协政策（1）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老右派，先后成立了北京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等反共小团体，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内支持国共合作的左派。由他们制造的反共磨擦直接影响了国共合作的正常进行，在一些具体工作上，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不时发生纠纷。
在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共产党人接受了维经斯基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与国民党左派结成密切的联盟，赞助和支持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策略。
但共产国际鉴于五卅运动后革命潮流低落，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和国民党右派明显的分裂倾向，于9月28日发来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1)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2)党团不应发号施令。(3)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4)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5)同时中共中央应当经常仔细地研究国民党所依靠的社会阶层中发生的各种进程和军阀中的社会重新组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4-695页。这实际上就是要共产党员不要出头露面，而是以支持国民党左派的方式进行工作。无疑，这是要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时采取妥协的政策。
此时，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气焰更加甚嚣尘上。
继是年夏秋之交戴季陶抛出反对国共合作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戴季陶主义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其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和要求，是其排斥和打击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舆论准备。史称"戴季陶主义"。之后，11月，邹鲁、林森、张继、谢持等十余人又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即西山会议派。，他们以非法的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委会的名义，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之共产党员、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等多项反动决议。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党部，在上海成立了伪国民党中央，公开走上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反对统一战线和破坏革命事业的道路。
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迅即开展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许多人撰文批驳其分裂活动和言论。
12月20日，张国焘在《向导》发表了《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党全体党员》，文中驳斥了西山会议派攻击共产党员的反动言论，说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并不是为了共产党的一己私利，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密切结合是革命成功的惟一保障。他表示"我们是愿意和一切忠实的国民党革命分子，长久合作的"。
他的文章从整体上来看立足点是正确的，对西山会议派的驳斥也是有理有据的。但文章中已隐约暴露出右倾思想。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是为革命而加入国民党的，既没有变国民党为共产党的野心，也没有垄断国民党党务的阴谋。反因为革命潮流太紧张了，我们有时力量不及，不能尽量为国民党服务，倒是很觉得惭愧。"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只是为了督促和指示同志们在国民党内特别努力工作，因而对于"所有国民党的主张，只有积极赞成，从没有掣肘过，所以，这个党团作用，不但与国民党无损，而且是与国民党有益的"。
与其他共产党员同期发表的文章相比，张国焘在据理力争的同时，也有不少消极的解释，暴露了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心理。这种心理虽然有他自身认识的原因，也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在上海的维经斯基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态度不无关系。
在对于西山会议派的态度问题上，上海和广州的共产党人产生了分歧。
在广州，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等准备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们在撰文揭露西山会议派反动面目的同时，还建议中共中央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团结国民党左派，给右派以沉重打击，并且提出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鲍罗廷最初也同意这种主张。
但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在维经斯基指导下，却认为西山会议派的出现有使国民党分裂的可能，这将影响到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力主采取让步政策。在维经斯基促动下，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还亲自在苏联领事馆与从西山会议派分离出来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商谈国共关系问题，并达成七项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中的忠实党员；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陈独秀、张国焘还表示希望孙科等人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为此推迟了预定召开国民党二大的时间。
第一部分 65.执行妥协政策（2）
之后，陈独秀写信给中共广东区委，要他们组织欢迎孙科等回到广东参加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时要尽可能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罗进去。
为了使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员能够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陈独秀还派张国焘前往广州指导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团的活动，极力纠正所谓过左的偏差。
这时，张国焘却产生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趁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之际，宣布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当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后，遭到了维经斯基的坚决反对。
张国焘到达广州后，首先见到鲍罗廷。鲍罗廷对中共中央所采取的政策十分不满，他质问张国焘："为什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
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张国焘要求执行对国民党右派的退让政策。他不顾陈延年等人的反对，强调中共中央与孙科等所达成的协议是合理的、必要的。他说："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还说："不要将中共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8-79页。
为了不折不扣地执行退让政策，张国焘竟做了一件让人怎么也不相信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做出的事情。
我们还是来看看张国焘自己的叙述吧：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以前，汪精卫曾约我在鲍罗廷那里会谈。他提出了一张他所预拟的二届中委名单，征求我们的同意。鲍罗廷一言不发，我细看了这张名单，是所谓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我觉得他并未尊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孙科外，叶楚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则除第一届者均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自然不必多说，只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对于提名中共党员为国民党中委者表示意见。我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我向他委婉解释，指出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么中共党员也退出几个，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卫看见鲍罗廷仍不说甚么，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样，第二届中委名单就算是商定了。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85-86、68页。
张国焘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选举前主动提出少选共产党员，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令人不可理解，其实认真想来，也在情理之中。一个处心积虑地执行退让政策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向国民党右派作出退让的，何况在张国焘看来，他所坚持的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正确"方针呢!这一所谓"正确"方针的灵魂，用张国焘的话来说就是"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已弊多于利"，所以，中共应自谋"独立发展不多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②。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准备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造成的直接恶果是：在1926年1月1日至19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戴季陶、孙科、胡汉民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7名；中央监察委员会12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1名。
陈独秀、张国焘等在国民党二大对右派的让步，使党内同志尤其是广东的党员大为不满，以至广东区委会写信指责中央对右派的退让政策。
国民党二大后，1926年2月10日，张国焘在《向导》第14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的文章。文章是针对国民党右派而写的。他首先列举了自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在各方面长足发展的事实，说明右派分子对共产党人的排斥是错误的。继而谈到国民党二大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是"宽大的无以复加"，指出在右派和党的纪律之间，只能选择后者。文章还提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亦在大会上声明共产党员的党团组织，不过督促共产党员努力国民革命，而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亦纯粹以扩大中国国民党和集中革命势力为目的"。
第一部分 66.执行妥协政策（3）
整个文章的调子是比较低的，目的是为了"希望迷途未远的同志，抛弃已往的成见，重新在中国国民党统一的旗帜之下，互相提携为同一目的而奋斗"！文章的积极意义在于申明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的发展、国民政府的巩固都与共产党员的工作分不开，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论。文章的消极意义在于仍然对国民党右派抱有幻想，没有看到国民党右派的阶级实质，从维护统一战线的目的出发，希望国民党右派改变态度，重新回到统一战线中来。
国民党二大后不久，统一战线内部又祸起萧墙。这就是在国民党二大上刚刚崛起的蒋介石悍然制造的"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州省城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李之龙遂派中山舰开赴黄埔。
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异动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正在广州视察的苏联代表团也被软禁起来。
当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们在报上看到"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报道时，简直如五雷炸耳。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事实，而宁愿相信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当各方面来的消息证实了报纸的报道之后，他们方才冷静下来商量对策。
由于不了解广州的形势，陈独秀等人准备继续采取妥协政策。在他们看来，"无论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引起，或者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地说，我们要维持蒋汪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9、106页……
为了贯彻这一妥协政策，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再次前往广州。
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政策与正在广州视察的苏俄代表团领导人布勃诺夫全名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时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联共(布)中央书记。已经采取的政策不谋而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不仅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应有的反击，反而对苏联顾问团的工作和中共的工作多有指责，好像一切都是在广东的共产党方面的错。他还应蒋介石的要求，撤走了代替加伦全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俄国人。1924年8月来华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1925年7月离开广州回国。1926年5月再度来华。1927年8月回国。1938年11月9日在"大清洗"中被以"叛国罪"枪决。50年代后期得以平反昭雪。任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以及拉兹贡和罗加觉夫。蒋介石在有效地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之后，又演出了一场"自请处分"的假戏。于是，当张国焘到达时，广州原来剑拔弩张的局势已经缓和下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纷繁错综的矛盾有增无减。
张国焘了解到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前后经过后，召开了中共广东区委会紧急会议。在会上，他要求同志们根据中央精神，一致采取妥协政策。然后，他又亲自去见蒋介石，向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地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④张国焘的表白无疑给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在通过"中山舰事件"夺得军权4月16日，蒋介石取代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图谋党权。
为了对蒋介石发动的事件作出一致反应，约在4月初，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共广东区委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后，决定组成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代表中央的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代表广东区委的陈延年、张太雷、周恩来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特别委员会被责成与鲍罗廷一起讨论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注2……不过，从瞿秋白于当年8月20日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可以看出，这个特别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正式开展工作。瞿秋白说："我们到这里(指广州)来是为了恢复迄今尚未工作的'特别委员会'。"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409页。
第一部分 67.执行妥协政策（4）
1926年5月15日，在蒋介石的提议下，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开幕。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为由，提出"整理党务案"，其中心思想是要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发展，排除异己，使他达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目的。会上，张国焘根据中央的既定方针和鲍罗廷的要求，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政策，强迫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他不仅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且将取代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谭延闾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也控制在自己手里。
野心勃勃的蒋介石从此有了飞黄腾达的资本。而为蒋介石铺路的，不仅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张国焘，而且还有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就是在得到鲍罗廷的首肯之后才拿到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谁能想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最先通缉的也正是鲍罗廷、陈独秀、张国焘。
历史，从来都是冷酷无情的。
5月底，加伦再度来华，接替季山嘉任苏联顾问团团长和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6月初，苏联援助北伐军的武器陆续运抵广州。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成定局。
6月下旬，加伦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了实施北伐的计划。随后，国民政府召开会议，通过出师北伐案，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还在本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时，就已认为要冲破直奉军阀组成的"反赤联合战线"，根本的出路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
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维经斯基遵旨对陈独秀等人进行劝说，希望对北伐持消极态度。同时，由于"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接连发生和蒋介石地位的上升，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如果此时进行北伐，只能增加蒋介石的军事实力，造成一个新军阀。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等人开始改变态度。中共中央总的指导思想是，北伐只有以解放人民大众为前提才有意义，否则只能是军阀战争的翻版。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张国焘于6月30日在《向导》第106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民众心目中的广东》。他在文中提出两种观点：第一，要北伐应该先巩固广东内部。他说："目前高唱入云的北伐问题，目的固然在于完成国民革命和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同时却也是抵御反动势力的南侵。无论是完成北伐事业，或是抵御反动势力的南侵，都必须先巩固广东内部。"而巩固广东内部的首要任务，是减轻人民痛苦和负担。第二，减轻人民痛苦的方法是肃清土匪和贪官污吏。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获得充分政治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至少要有1万个真正革命分子，分布各县各机关，办理各项事业。"不然，革命党打到了广东，并不能把广东弄好，这又有什么益处?如果北伐军打到湖南，仍是不能肃清湖南的土匪和贪官污吏，打到湖北，也是一样，那更为危险。"言下之意，要北伐，首先应该有一个代表人民意志的党，而国民党现在还不是，所以北伐对人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张国焘还写道："我说这么一大篇话，不是不赞成北伐，而且我主张急于北伐。"但"要是有一个充分政治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北伐成功，其意义便是解放全国民众，革命政权必然异常稳固，否则，至少亦有些美中不足"《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49页……口气虽然婉转，但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他是不赞成立即北伐的。
如果说张国焘的文章对不同意立即北伐的思想还遮遮掩掩的话，那么陈独秀在7月7日发表在同一刊物上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则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与张国焘同样的观点。他针对国民革命军的实际情况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北伐为名禁止工农运动等规定，写道："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惟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这便是大错。……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2)，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5页。张国焘在《向导》第160期上发表的文章
不难看出，张国焘和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不赞成立即北伐。这主要是对蒋介石的野心和军事独裁倾向感到忧虑，同时也对反奉战争失败后国内形势作出了过分严峻的估计。因此，他们提出北伐应以解放民众为前提，不应因北伐而搜刮民财，禁止民众运动，不应将北伐作为扩张个人权欲的工具。这些警告对于热衷于北伐而放弃发动工农的人来说，无疑敲响一记警钟。但由于二人的表达方式不同，陈独秀的文章则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而因此受到党内同志的批评。
第一部分 68.执行妥协政策（5）
无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怎样担心北伐的后果，北伐已经成为大势所趋。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矛盾的心态下，一方面认为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一方面又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出偏高的估计，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
会后，受到党内同志批评的陈独秀和张国焘，改变了对北伐的消极态度，向党内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号召民众支持北伐，但不能坐等北伐军的到来，应以迅速扩展的民众运动配合北伐军行动，以达到全国民众的解放。《中央通告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273页。
7月28日，由维经斯基、拉菲斯和福京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团启程前往广州进行调查。为了配合这次行动，中共中央派张国焘与瞿秋白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随行。在广州，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听取了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的汇报。8月19日，两个代表团举行了联席会议。会上，在对广州形势作出评价时，张国焘承认说："我是提出在广州'左'的空谈占据统治地位'的第一人。但我们这里毕竟有力量(如果在中国可以说力量的话)。"《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8月20日，由张国焘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在谈到成立国共党际间会议以解决两党纠纷时，张国焘指出："我们有两条出路：(1)或者是在会上揭露国民党不为群众做任何事，并加强我们的阵地；(2)或者是同左派一起反对中派。"但鲍罗廷却认为："同左派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同中派作斗争，更不是向中派宣战。目前我们是否能够在同中派作斗争时把蒋介石隔离开，不打击他。如果这意味着同蒋介石作斗争，那么我反对向中派宣战。"结果，张国焘也同意了这种观点。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414、524-527页。
9月上旬，张国焘从广州回到了上海。
9月2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再次与远东局成员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维经斯基和张国焘前往汉口。陈独秀认为他们到汉口应向蒋介石表明中共在三个条件下支持蒋介石：(1)让汪精卫回来，但反对推翻蒋介石；(2)汪精卫应同蒋介石一起工作；(3)汪精卫不撤销5月15日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维经斯基不同意这种蒋汪合作的方式，认为应将权力分为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广州方面和前线方面，汪精卫应为国民党中央主席，而蒋介石则掌握军队。张国焘说："为了防止国民党中央过早发生分裂，应当将权力按地区来划分：江西和福建归蒋介石，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归唐生智，而广州和全党归汪精卫。"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②
9月23日，张国焘与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工会国际代表曼达良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福京一起去了汉口。从此至大革命失败，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北伐军出师以后，在当地工农的全力支持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接连对吴佩孚的军队造成重创，迅速向北挺进。经过三个月的激战，席卷了湖南、湖北两省，于10月10日占领了武汉三镇。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的重大胜利，使原来持中立态度的军阀孙传芳十分震惊，他于8月底突然派重兵从江西向湖南及湖北的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并解武昌之围。北伐军集中兵力对孙传芳的主力进行打击。至11月上旬，相继占领江西的九江和南昌。这时，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也遭到惨败。到12月中旬，孙传芳的势力已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下一蹶不振。
为了走出广州，在更宽广的领域领导国民革命，广州政府开始酝酿迁都武汉。对此，张国焘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于11月17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反对迁都武汉的理由。他认为，此举会使政府的威信降低，而且会与唐生智发生冲突。此信转到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军事总顾问加伦手里后，加伦专门于11月22日给张国焘写信，对他的担忧提出不同意见。《布留赫尔给张国焘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633页。
这时，根据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的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至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党部委员是分批行动的。为了使工作不致间断，先期到达武昌的委员于12月13日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情况，任命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负责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北伐胜利；同时兼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第一部分 69.执行妥协政策（6）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势力和声誉也在迅速扩张。这时，他的右派真实面目便渐渐显露出来，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国民党中央内一些比较"左"倾的领导人，针对蒋介石日益膨胀的野心，积极主张恢复党权，巩固同共产党的合作，迎接尚在欧洲的汪精卫回国，以起到抑制蒋介石的作用。
这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作用估计过高，非常害怕蒋介石一旦走上反动或趋于消极，就会使北伐战线崩溃。为了保证北伐继续进行，完成统一大业，他们主张对蒋介石迁就退让。同时，他们也指望汪精卫回国，使国民党左派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在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批评党内有"左"倾错误，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等，认为目前最主要的最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
为了挽救已经出现的危机，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规定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作斗争。这就把与右派斗争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并不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左派身上，而且把一些有某种"左"倾表示的军人和政客也作为国民党左派来依赖。特别是对于汪精卫，不仅主张把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交给他，甚至主张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交给他来领导。
张国焘不仅赞同十二月会议的一系列决议，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尽量贯彻执行。
作为中共湖北区委负责人，张国焘遵照十二月会议精神，忙于处理"劳资纠纷"问题和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问题。
在张国焘眼里，首先看到的不是工农运动起来后正确的主流方面，而是一些"左"的错误。他指责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区委"粗暴地违反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而武汉工人"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更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0页……这样，十二月会议后他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纠正工人运动中这些过"左"的行为。
中国共产党为维护统一战线所做的种种妥协让步，都未能感动国民党右派这个"上帝"，相反却助长了其反动气焰，更使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运动陷于被动局面，导致了无法挽救的灾难。
第一部分 70.难挽狂澜（1）
当时代进入1927年时，一个个厄运便相继降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中国革命的巨轮向黑暗和血泊中走去，无论是谁，也难以使其改变。
1926年年底，当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曾经深受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信任的蒋介石，便再也不愿意掩饰其军事独裁的野心。他先是挑起了迁都之争，一反过去要求迁都武汉的态度，强行扣留前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部分委员，企图迫使已经在武汉成立的临时联席会议称臣于南昌，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不料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不仅使已经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人表示反感，而且被扣留在南昌的委员中大多数人也不同意。在受到两方面反对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主张。
迁都之争的失败，并未使蒋介石的野心有丝毫的收敛。他开始明目张胆地散布对共产党人、苏联顾问、国际代表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不满言论，并指示他的爪牙破坏工农组织和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各级党部。
然而，共产国际、斯大林却依然如故，没有改变对蒋介石的信任。《真理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吹捧蒋介石，说他忠于革命原则，服从国民党领导。在中国的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虽然看到了蒋介石已经反动，却找不到抵抗这种反动的真正力量，也无法改变共产国际、斯大林对蒋介石的看法，因而采取了政客式的伎俩，玩弄什么"迎汪抑蒋"、"迎汪反蒋"、"蒋汪联合"等等政治"魔方"，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坐失时机，使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愈来愈嚣张。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1926年12月和1927年2月两次武装起义的基础上，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及纠察队员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击溃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上海，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这之后，原来屯兵龙华、对工人起义袖手旁观的北伐军才在白崇禧率领下开进上海，并迅速抢占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当北伐军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绝不会想到，工人们浴血奋战夺得的上海，不仅是为蒋介石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而且不久就要变成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人民的"祭坛"。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为了干涉中国革命的发展，于3月24日下午借口北伐军攻进南京城时发生侨民被掠事件，猛烈炮轰南京，使中国军民遭到严重的伤亡。"南京事件"的发生，加速了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叛变的步伐。
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形势，当中共中央驻地仍在上海的情况下，4月4日，在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决定举行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工作由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组成委员会领导。
4月10日，在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等人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全名马纳本德拉·拉特·罗易，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27年2月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抵达广州。1927年8月返苏。后因攻击共产国际于1929年被清除出共产国际。1954年1月病死于印度台拉登寓所中。、多里奥、福京等举行会议，通过了由罗易起草的《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并决定将中央机关的所有档案转到汉口，同时任命陈延年为中共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这是针对局势的变化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对蒋介石即将彻底叛变的形势还未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蒋介石会被上海资产阶级支持的群众运动所淹没。而张国焘却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警告人们不要抱有这些幻想，结果被斥为失败主义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页。
这时，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突然严峻的形势，还认为蒋介石是可以利用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斯大林一心想把蒋介石这只"柠檬"挤干以后再扔掉。鲍罗廷也认为他的口袋里还有"草"，还能牵制蒋介石。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蒋介石这个尚未被斯大林挤干汁的"柠檬"，这个还未将鲍罗廷口袋里的"草"吃净的"马"，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怂恿下，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举起屠刀杀向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
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的反动军阀也纷纷效仿，无数革命志士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蒋介石的叛变给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以沉重的打击。震惊之余，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挽救危局的办法，而是将中国革命未来的命运紧紧地系在汪精卫这个并不可靠的所谓国民党左派身上。
第一部分 71.难挽狂澜（2）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已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便于4月中旬迁到汉口。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之间、共产国际代表之间、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也在汉口拉开了帷幕。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了大会。
中共五大会址
在革命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作出正确回答，以挽救危亡的局势，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次大会虽然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指导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通过了一些与右倾政策相对立的决议案，但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防止武汉政府右倾、如何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如何进一步和普遍发动工农等都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也未作出正确的回答。张国焘在五大当选为中央组织部长。
五大未能就党面临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五大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不得不为如何应付急剧变化的局势经常召开会议。所有的会议基本上都是在讨论中度过，与会人员各抒己见，无法形成统一的观点。结果是，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最后还是陈独秀或鲍罗廷说了算。张国焘对此状况不满。在5月12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张国焘对鲍罗廷为了改善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而提出的退让意见鲍罗廷的意见是：(1)两党密切合作，共同解决所有问题；(2)制定对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政策，没有这种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3)制定对农民的总的政策。其中第(3)点是要求对农民运动作出限制。表示反对，他说：鲍罗廷指责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政策，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派遣工人和农民到军队中去，并把他们武装起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
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一方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方面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并借机以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限制工农运动。
接连的打击使共产党方面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之中。在苏联，不赞成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舌战；在中国，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更是为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争论不休；中共党内坚持妥协退让的一方与主张反击的一方也互不相让。
5月2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应付时局的策略。会上，张国焘主张采取进攻行动。会议根据罗易的提议，作出一项"为了准备进攻而实行策略性退却"的决议，而张国焘的主张被作为决议的附件列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此时，中共中央仍然对汪精卫抱有幻想。6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罗易起草、陈独秀签名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在陈独秀看来，拉住汪精卫保全统一战线的惟一办法不是发文章、作决定，而是实实在在地向汪精卫让步，限制工农运动。
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
这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武汉国民党统治集团，都把希望寄托于同冯玉祥在河南胜利会师。
冯玉祥虽然曾经宣布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合中共，并从1925年起接连不断地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甚至亲自去苏联学习、访问，但仍不免带有军阀政客的投机习气。蒋介石叛变后，武汉政府组织了第二期北伐，冯玉祥的国民军也作了响应，驱逐了奉系军阀在西北的势力。当6月1日他的军队与武汉北伐军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既想独占北方几省，又畏惧工农运动的迅猛开展，同时担心宁汉一旦开战，奉军势力必卷土重来，他的军队则首当其冲，孤立无援，所以他极力主张宁汉合流，共同对付奉鲁军阀，这样，他的国民军才可在西北立足。
北伐军与冯玉祥部在河南会师后，冯玉祥向汪精卫发出了在郑州会谈的邀请。
郑州会议正是冯玉祥策划宁汉合流的一个步骤。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不知道冯玉祥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兴高采烈地认为：这次会师郑州为北伐战争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国共关系的紧张程度也会因此而得到缓和。
第一部分 72.难挽狂澜（3）
6月6日，汪精卫一行应邀前去郑州开会。
6月8日，张国焘主动要求前往郑州查明会议情形，并表示希望影响郑州会议朝着对共产党有利的方面发展。在得到中共中央许可后，他当天便乘坐京汉铁路总工会特备的专车奔赴郑州。到达郑州之后，他从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口中了解到冯玉祥已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便觉情况不妙。但他并没有彻底灰心，希望能够扭转局势。
6月10日上午，张国焘找到汪精卫。汪精卫虽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但只说准备去车站接冯玉祥，并没有要谈下去的意思。昔日在一起尚能友好共事的两个人，此时已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张国焘没有理会汪精卫的拒绝之意，他向汪精卫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争取冯玉祥支持武汉政府，否则党国的安危和他个人的前途不堪设想；二是武汉内部的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问题，都可以经过协商来解决，中共保证全力支持武汉政府。
对于张国焘的一番话，汪精卫虽然饶有兴趣地听着，但又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只是回答要与谭闿延等人商谈之后再作决策。
张国焘自知已无回天之力，便于11日匆匆赶回武汉，将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与鲍罗廷商量的结果，是等郑州会议情况完全判明和莫斯科的指示到达之后，再作决定。
郑州会议之后，汪精卫加快了反共步伐。而国际代表却要求中共继续让步，以期最后拉住汪精卫。6月下旬，武汉政府内反共空气日趋浓烈，中共中央的领导们以及鲍罗廷、罗易等都有一种大祸将至的感觉。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一开始，陈独秀即说："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此外还在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一开场白使会议笼罩在一种悲观的气氛之中。会议在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使国民党民主化、武装工农、退出政府的这几项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时，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等人都发表了不同看法。张国焘激动地说："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还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应当再次回电反对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6月29日，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分共，并强占了工会会所，拘捕共产党人。一切迹象表明，另一次"马日事变"即将到来。
当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张太雷、谭平山等人在鲍罗廷处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将纠察队人员编入尚能容纳共产党人的张发奎的军队。鉴于汉口形势危急，张国焘建议中央机关立即转移到武昌。他说："事到如今，我们与国民党要人还有甚么接头之余地(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撞着他们反难为情；我们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现在不如集中我们势力于武昌，整军经武，准备后事；汉口在何键暴动的威胁之下，唐部重兵皆集于此，武昌却是张发奎、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所在地。"③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135页。
张国焘的提议得到了蔡和森、谭平山等人的赞成，他们也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事部应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个军事计划，以备万一。陈独秀虽然犹豫不定，表示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不方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提议。
中共中央机关移至武昌的当天夜里，又开会研究党的工作。会上，张国焘再次提出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但他的提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会议也没有认真加以讨论。③
6月30日，中央机关重返汉口，并在鲍罗廷处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国共关系决议案十一条，这是一个著名的、对国民党右派彻底让步的文件。
这最后的让步能拉住汪精卫吗?
人人都知道国共分裂已成定局。然而，人人都在等候着汪精卫先发制人。因为，没有共产国际的命令，谁又敢宣布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呢?
7月8日，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才随着电波姗姗来迟。国际的指示是给鲍罗廷的，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谁也没有见到。许久以来，共产国际总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达它的"旨意"。
今天，当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一指示的全文时，不难从中看到，在共产国际已经意识到大革命即将失败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使自己摆脱应负的责任。它除了论证自己历来的指示和决议是多么正确外，还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错误"，最后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而留在国民党内的目的，是为了"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面，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2-628页。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7月12日，鲍罗廷向中共中央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第一部分 73.受任于危难之时（1）
在7月12日的会议上，陈独秀被停职，组成了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张国焘为负责人。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受任于危难之时，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在艰难的跋涉之中尽力挽救倒悬的局面，为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张国焘的政治生涯又一次闪烁出明亮的火花。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组成的第二天，7月13日，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严厉谴责了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倒行逆施，指出武汉政府正在进行的"分共"阴谋，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宣言》还揭露了武汉政府内反动军官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指出正是这些罪行造成了工农的血流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的悲惨现实。《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将永远为工农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并宣布撤回参加武汉政府的全体共产党员。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准退出国民党，《宣言》也宣布不退出国民党。
不过，《宣言》紧接着还是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早就想说的话："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宣言》最后号召："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208页。
《宣言》除了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未宣布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而让后人引以为憾外，整个《宣言》可以说是一篇铿锵有力的讨伐国民党右派的檄文。它一改过去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势力忍气吞声、妥协退让的软弱态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表达了共产党人压抑已久的愤懑，表明党的政治路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时期。
《宣言》发出的第三天，7月15日，汪精卫召开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武汉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面临盟友的背叛。由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就是在这最令人痛心和阴暗的时期，顽强地支撑着中国共产党这个满是伤疤的躯体。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7月12日成立到"八七"会议结束，只存在了25天。在这短短的日子里，它发出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一系列通告、决议和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就是开展土地革命，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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