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四、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五、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
六、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437页。这个文件是共产国际内部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两种意见妥协的产物。极力主张党内合作的马林与坚决主张中共独立的维经斯基，在1922年底和1923年初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布哈林采取了调和的办法。他亲自起草了一个决议案，然后交给马林和维经斯基共同商量修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决议就是他们两人修改后的决议。
决议传到中国之后不久，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时，对于大多数中共党员来说，服从国际决议，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已是无可争辩的问题了。不过，马林对国共合作的决议能否在大会上顺利通过还是存有顾虑。于是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两天，马林开始找各地代表，特别是工人党员代表谈话，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并对下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织原则以及党章等文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要多选一些有工运经验的能联系群众的工人同志到中央来。《罗章龙谈中共"三大"的前后情况》，《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说实在的，这些工人党员代表的工作并不太难做。最令马林头痛的，还是西湖会议上与他发生激烈争论的张国焘。所以，会前，马林即拿着共产国际的1月决议找到张国焘，准备以决议为依据说服张国焘赞成他的观点。马林解释说：这个决议是根据"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这个主要论断而作出的。按照决议精神，所有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最主要之点。此外，所谓组织独立与政治批评自由则不可过于强调，因为这一点在决议中只是附属性质，否则就会有损于国共合作。至于职工运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也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党员应该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使其能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中共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一些阶级教育。
马林对国际决议的解释令张国焘很不满意。他认为，照这样解释，就是要把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于是，又一场争论在张国焘和马林之间展开，而且从三大会议之前一直延续到会中。
据张国焘回忆，他与马林的争执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第一，马林认为国民革命既然是中心任务，就包括一切；张国焘认为，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中共的惟一任务，中共还有进行阶级斗争的任务。
第一部分 45.三大落选（2）
第二，马林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脆弱，他断言，至少五年内中国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果不去做点实际的国民革命工作，中共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张国焘认为马林的论点违反共产国际的历次决议，中共现在虽遭受打击，但将很快爬起来，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显著作用。
第三，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其中有许多优秀的革命分子，中共应该老老实实地到国民党内去学习民族自觉；张国焘则指出马林只看见国民党的光明面，没有看见它的黑暗面。国民党如不认真改组，中共党员在其中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第四，马林认为全体党员都应加入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张国焘则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和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
第五，马林认为中共党员应以国民党员身份，对国民党的措施作必要的批评。如果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国民党进行批评，只提出些建设性的意见为好。张国焘提出为了国共间的良好关系，自然不能任意批评国民党，但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常保持他共产党人的面目，在国民党内工作时，就不能随声附和。
第六，马林认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队伍的一部分，应该参加国民党，由国民党来领导工人运动；张国焘认为工人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独立运动，一部分加入了中共的工人可以参加国民党，但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7-290页。
在马林关于中共三大的工作笔记中，记录了张国焘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的发言，其主要内容是：
如果国民运动允许无产阶级存在，我们可以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参加国民革命。但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在中国开展国民运动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英美资本的影响使中国资本家不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国民党不可能同英美斗争，即使得不到英美援助，也是如此。改变国民党的老政策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能迫使它就范。
如陈独秀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说，我们有140万产业工人。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党在北方工人中占有主导地位。农民至少有1600万，他们是消极的。他们反对战争，组织了自卫队。要注意农民。虽然我们是弱小的，但我们的精神力量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要强大。至于小资产阶级，我们促使他们组织起来。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
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运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我们就能避免和国民党发生冲突。李(大钊)教授在北京的工作证明把国民党老党员容纳在区党支部内是很困难的。我们至少应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开展工会工作。
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希望这次会议将通过略左一点的决定。《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242页。
马林的记录虽然显得零乱，但与张国焘的回忆作比较，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份材料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反映出张国焘对国共党内合作问题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张国焘和马林唇枪舌剑，谁也不能说服谁。马林指责张国焘仍保留中共二大时的"左"倾思想，轻视国民革命，反对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则指责马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错误，企图取消中共的独立。当互相争执不下时，马林就搬出了"共产国际"。张国焘回忆说：
马林无法获得我的谅解，便使用压力。他坚称他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追问我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我向他声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训令，是可以提出它自己的反对意见的；即我一个中央委员，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希望他能将我的意见报告共产国际。但现在主要之点是：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却反对他这种歪曲的解释。我将"共产国际"和"马林"分开来的说法，使他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1页。
尽管张国焘的观点也获得了一部分代表的赞成，但大多数代表还是同意马林的意见，尤其是党的领袖陈独秀，他对马林的支持使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议决案》。其中明确写道："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张国焘失败了，这是中共三大上他受到的一个沉重打击，但并不是惟一的打击。
在这次大会上，他还在另一个问题上受到了批评，使他越发觉得颜面无光。
第一部分 46.批评过张国焘的陈独秀（1）
陈独秀在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时这样批评张国焘说："张国焘同志毫无疑问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中共二大之后，张国焘搞"小组织"、"小集团"的批评就不时在党内出现，这使得一贯盛气凌人、善于发号施令的张国焘总感到有一种声名狼藉的滋味。
事情还要追溯到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时，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时参考。张国焘所主持的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二大闭幕以后，小组成员由于都是负责工运的同志，所以也常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工作。
当时中共上海区的委员长是陈望道，据蔡和森说，陈望道在主张上与李汉俊和沈玄庐完全相同，而且这个人个性阴沉，反对集中制和批评，怀疑工人加入共产党，反对大罢工，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公开。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认为上海党的组织太消沉，主张应积极活动，但陈望道却以消极对之。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故党总不开会，表现出无组织的状态。张国焘也认为陈独秀把党搞得太松弛，应该有一个严格的组织纪律。所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有一次开会时表示对党总不开会的不满，主张对于劳动运动以后他们要常常开会讨论。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7页；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因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讨论劳动运动正是其份内之事。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地复杂起来。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酝酿时期。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对国共以什么方式合作自然十分关心，所以在一次开会时，就有人提出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当时张太雷正因其他事在场，听了这种说法颇为不快。而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国的同志，也对张太雷追随马林主张的倾向有所不满，便故意当着他的面加重反对的语气。
张太雷离开后，心里很不痛快，就将情况告诉了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施存统等人鼓励他向陈独秀报告。张太雷就去告诉了陈独秀施复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陈独秀听后十分生气，认为这是党内出现了"小组织"。
陈独秀为什么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开会如此反感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开会时有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言论，因为当时就连陈独秀自己也对马林的主张持反对态度。这里有另外一层原因：陈独秀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的威望很高，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这就是证明。但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标准的职业革命家，在他身上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的敏锐、易于偏激的特点。再加上他性格比较粗暴，在处理同志关系上时有不当。现在，二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除他自己外，其他四人都参加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会议，陈独秀自然会想：这不是撇开自己、架空自己，搞小组织、小集团活动又是什么?
小组织问题如果就此结束，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全党共诛之的"罪恶"。岂料马林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一下子变得丑恶了许多。
还是在西湖会议上，当与会者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形成一致看法后，马林却从口袋里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关于党内小组织问题的决议，说党内有过小组织倾向，因此有必要作一决议，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他的提议引起了蔡和森、高君宇的驳斥，张国焘更是十分愤怒。因为这三个人都是所谓小组织的成员，又都是国共党内合作的反对者，所以马林据此进一步证明他们的反对正好反映出党内确有"左"倾反对派倾向。双方争执不下，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议下，马林的决议以存案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小组织问题导致党的两位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之间产生了隔阂，陈独秀还因此提出辞职，于是这个问题在党内党外便开始沸沸扬扬起来。有人认为这是张国焘"企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地位，以己代之"施复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更有人扬言"张国焘组织铁血团要暗杀陈独秀"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215页
第一部分 47.批评过张国焘的陈独秀（2）
小组织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声势，蔡和森后来曾这样分析其原因："(1)因党最初组织理论和训练的基础都很幼稚，小资产阶级的心理都很浓厚；(2)因党中都不满意国焘同志，所以借此夸大，以实行其攻击的野心；(3)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作工，不用经党的通过；(4)国焘不善分配工作……"④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44、45页。前两个原因是指攻击小组织和张国焘的，后两个原因是指张国焘本人的。蔡和森的结论是："小组织问题，发生在第二次大会以后，动机是好的，但方法是错误的，因应当不是另外组织活动的分子，而要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推进全党进行，如这问题不解决必定发生派别，所以小组织的组织是不对的。"④
张国焘自从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以来，在处理工作和与同志的关系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少毛病。蔡和森说："党内同志反对国焘同志批评的态度太严重，第一次大会时国焘同志批评汉俊等太严格，后来，国焘同志由莫回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处严重批评，而引起全党同志不满意，国焘与佛海、平山、中夏、公博发生很大冲突，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另一方面国焘太左，这个问题在第二次大会未解决，因国焘被举为中央委员，所以又发生……小组织问题。"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43页。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马林争论的败北和陈独秀公开对小组织问题提出的批评，使得本来就失去党内多数同志拥护的张国焘更是威信扫地。这一点在三大选举时明显反映出来。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张国焘才得到40票中的6票，不仅没有当上中央执行委员，甚至连个候补执行委员也不是。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张国焘，突然从权力的顶峰跌了下来，这一跤栽得可谓惨矣!
第一部分 48.固执己见（1）
中共三大闭幕已两三个月了，可张国焘的心情却仍然难以平静。
习惯了奔走忙碌的他，此时突然无所事事，闲居在上海，一种沉重的失落感便不时袭上心头。白天，他尚可暂时抛开烦恼；夜晚，当万籁俱寂之时，他总是思绪万千，难以入眠……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究竟是马林错了，还是自己错了?如果马林错了，为什么共产国际会支持他?他很想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们是怎样决定国共党内合作的，他更想知道列宁是不是也赞成党内合作。这个问题总是困扰着他，他反复思考，极力想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他想告诉自己，列宁接见他们时所指的合作并非党内合作，他找到了种种理由：第一，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中，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列宁提出的是"结成临时联盟"，而且特别强调"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并没有提出"加入进去"。第二，在远东会议上，虽然远东各国共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合作的声浪甚高，但也仅仅确立了一般的原则，并没有规定合作的具体方式。现在，马林将这一合作解释为党内合作，并要求党的一切工作通过国民党来进行，是否合适?
尽管有上述理由和疑问，但张国焘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在远东会议上，张秋白代表的国民党比他代表的共产党更受大会的青睐。从列宁在会见中只谈孙中山，不提陈独秀来看，从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对国民党所作的高度评价和善意批评来看，苏联党和共产国际更看重的是具有实力和影响的国民党。另外，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确实力量弱小，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军阀残酷镇压后，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说明党因秘密活动的限制，不能很快使党自身和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如果能够实现国共合作，党的活动余地无疑会增大。
但为什么必须是党内合作呢?在张国焘看来，中国共产党二大所形成的与国民党建立联盟的党外合作的决议，正符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不料，共产国际却采用了马林的建议，命令中国共产党人改变自己的决定。而他自己反对的结果，却是落了这样一个下场。
是谁错了?是自己错了吗?他想找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却很茫然。或者是马林错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匆匆走了一圈，就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如何，难道他比我这个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不过，马林确实是个有经验的革命家，他看问题可能比自己深刻，不然，为什么共产国际会采纳他的建议，而中国共产党最后也服从了这一建议呢?
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上，张国焘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约翰·保罗曾说过："一个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但大多数人难以做到这一点。张国焘也是如此。
尽管张国焘已经在中共三大落选，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包袱，但他并没有完全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
1923年7月8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遵照中共中央第二号通告的要求，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改选。会议选出徐梅坤、甄南山、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五人为正式委员，张国焘、顾作之、郭景仁三人为候补委员。
7月9日，改选后的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的分工，决定由邓中夏任委员长，徐梅坤任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任劳动运动委员，沈雁冰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上并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和"劳动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由沈雁冰兼任委员长，林伯渠、张太雷、张国焘、杨贤江、陈其寿、黄让之、董亦湘、刘宜之为委员。"劳动运动委员会"由王荷波兼任委员长，王振一为秘书兼编辑，甄南山负责机工方面，林蒸负责吴淞方面，周启邦负责邮差方面的工作。
会议还决定将党员重新分组，分组的原则是将居住相近的党员编为一组。当时党员共53人，编为五组，张国焘被编在第二组，与他同组的人有董亦湘(组长)、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傅立权、刘仁静、张秋人、张人亚。
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决定对"劳动运动委员会"的成员作部分调整，张国焘、徐梅坤、刘拜农、甄南山、邓中夏负责为《星期日》刊物供给稿件。
第一部分 49.固执己见（2）
8月12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对徐梅坤因病请假的问题，讨论同意准假至病愈为止，以候补委员张国焘递补。会上并提出小组改组的名单，共分四个组，张国焘被编入第一组，其他成员是：许德良(组长)、瞿秋白、张太雷、严信民、黄让之、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邵力子。以上材料均见《1921年至1927年上海、江苏、浙江党组织发展概况》，《党史资料丛刊》1984年第2期，第5-7页。
8月22日，张国焘在《向导》第3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反对铁路共管》的文章。"铁路共管"是列强外交团护路委员会制定的一个攫取我国铁路警察权、财政权和运输权的方案。针对北洋军阀政府软弱无力、卖国自保的外交政策，张国焘指出要护路救国，绝不可依靠北京政府，因为"北京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是不待列强压迫便自动卖国的传统外交政策，这次不待外人要求，首先任命曼德组织铁路警备队，开门揖盗，便是铁证"。那么，靠什么来护路救国呢?张国焘认为不能靠民众势力，因为"民众团体的组织还未强大，而且没有全国民众势力集中的有力团体，起来号召全国民众为系统的救国运动"。他认为"惟一的方法，只有赶快由全国各职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工会等，起来筹备和召集一个国民会议。这个国民会议组织成了，才能在全国各城市举行有组织的国民大会和示威运动，表示民众的公共意志和爱国热忱，并因而吸引更广大的民众加入运动"。国民会议只有居为"全国民众的中心团体"，"全国民众才能应用这个武器，内则攻打北京卖国伪政府和一切祸国乱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外则反抗铁路共管，制止列强一切侵略阴谋"。《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160页。
张国焘为何以"国民会议"相号召呢?
原来，在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曹锟、挽救时局的主张是："同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
张国焘的文章表明，他是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的，只是不愿意由国民党出面组织，所以文中只是笼统地提出由各团体筹备和召集一个国民会议。这说明，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
9月，张国焘从上海来到北京，根据中央的指示，负责铁路工会方面的工作。
北京，这是他一生都不能忘怀的地方。正是从这里，他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而此时，他的心情郁郁寡欢。北京的党组织里尽管都是他的老熟人，但除了例会之外，他对国共合作的讨论和部署，基本上抱着置身其外的态度。
张国焘在三大落选，也引起了党内和共产国际内一些人的同情。
当时在北京的共产国际代表斯列帕克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就这样写道："你知道，张离开了中央。依我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里有荷兰人指马林。的蛊惑宣传。我有理由更相信张，而不是后者。即使有大批积极工作的干部，也不能让张离开中央，何况当时这些积极的同志屈指可数。曾经有很短一段时间，张完全处于失宠状态，当时甚至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他们无缘无故地把小伙子撵走，他落得个没有工作，没有经费。后来可能改变了主意，派他去北京，他呆在那里，面对不幸的《工人周刊》，苟延残喘。要知道，在北京这里，在工人运动方面你做不了很多的事，这是很清楚的。"《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
张国焘的情绪和境况引起了始终关心着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的重视。1923年10月24日，维经斯基写信给张国焘，对他的消极提出了友好的批评。信是这样写的：
第一部分 50.固执己见（3）
亲爱的张国焘同志：
今天我收到了您9月28日为陈启修教授作介绍的便函。当然，我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他完成他所肩负的使命。我认为，现在是他访问的最合适的时候，因为除了其他信息外，他还能从这里发出有关德国情况的真实信息。
可惜，您很少谈论中国的政治问题和工人运动问题。我恳切地请求您给我本人谈谈您对国内一些重要政治事件的看法。
我有一种印象，现在您不像从前那样和本来应该的那样积极地从事党的事务。作为私人朋友，我想给您指出，不管党内对某些策略问题存在什么意见，党都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压倒任何其他问题的任务，这就是：如何开展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如何根据国内各种不同集团的社会基础向它们说明这场运动，以便为这场运动制定一个总的行动纲领。
我听说，您又特别关注日益高涨的中国工人运动。我知道，您坚持这样一种意见：好像中国工人运动是争取国家独立，反对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在这方面，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新的因素，也就是年轻的有潜力的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从心理学上说，我很理解您的看法，但是我担心您没有很客观地分析形势，您把现有的因素同应该有的因素混淆在一起了。
在中国现时状况下，工人运动还不是能够率领整个民族反帝运动的重大因素。
对于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为工人运动寻求它能在民族运动中占有的正确地位，是非常困难的，但同时又是特别重要的。您应该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在中国或在任何地方这两种运动能汇合到一起，以便消除一切阶级差别。当然不是!问题在于应该使这些运动联合起来并加强国内反帝运动的高涨。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策略性的错误，夸大现时工人运动的实际力量，那么我们就不能切实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客观因素。
现在我不想就此问题进行冗长的争论。我只想让您详细地告诉我您的看法，然后我再答复您。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弄清中共策略中的某些基本方面。
最后，我想特别秘密地告诉朋友，您应该始终不渝地主张年轻的但还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尽管党内有一些应该加以纠正的意见分歧，您应该仍像从前，甚至比从前更加积极地从事党的工作。
希望您能注意我所谈的几个方面，并立即给予答复。
您的兄弟般的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05页。
在此前后，穆辛也给张国焘写信，对他提出诚恳的忠告。
张国焘接到维经斯基和穆辛的信后，于11月16日用英文给他们回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详细叙述了他与马林的分歧，并对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想法。他表明，自己对国共党内合作已没有什么意见。
不过，他对国共合作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写道："从上月起，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我们留在国民党内的情绪。李守常同志还为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来，国民党员中对我们加入国民党产生了意见分歧，而且日趋尖锐。"在中共党内，"代表大会(指中共三大)一结束，其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支部中，对我们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抱反对的情绪有了发展，反对者可能占多数。再者，像长沙、汉口和北京这样一些大的支部，曾设法要求马上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
至于他个人的情况，他是这样写的："在党的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热烈讨论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有些同志根本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而且他们在那次激烈的讨论中，不去避免产生困难，甚至还在会内会外利用我们党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纠纷，对我进行攻击。我不知道莫斯科是怎样谈论我的。我要公开地答辩：'的确，由于我们年轻，我们都犯过许多错误，甚至于犯过一些很愚蠢的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是，有些错误我们过去没有犯过，将来也决不犯。'你们二位提醒我，要我注意维护幼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穆辛同志甚至还表示相信我不会在党内设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难和分裂。确实，我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维护我们幼弱的党的团结的。我决不会亲手损害我视为自己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从一开始我就参加的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207页。
第一部分 51.固执己见（4）
维经斯基接到张国焘的信后不久，他又奉命再次来华，接替马林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途经北京时，他会见了张国焘，听取了张国焘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并向张国焘表明：共产国际是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实现国共合作的具体方式，是为了促使国民党革命化，团结和支持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并不是受国民党的领导。维经斯基的解释，在张国焘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并不像马林那样轻视中国共产党。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07-308页。
维经斯基的谈话，虽然打消了张国焘的一些顾虑，但并没有使他彻底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一点上，他总是想不通，而且总是很消极的。
1923年10月，鲍罗廷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原名格鲁森贝格，俄国人。1903年加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8年被反动当局驱逐出境，定居芝加哥，使用"鲍罗廷"名。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回国。1919年参加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工作，并作为俄共(布)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10月至1927年7月，作为苏联政府派驻国民政府代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参加了中国大革命。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政策，主要是通过他来实现的。他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起过显著作用。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他也有重大责任。作为苏联政府和联共派驻广州的常任代表到达广州后，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并指派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李大钊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处理改组事宜。这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改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这时的张国焘，其思想处于一种动摇和彷徨之中。一方面，他看到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从中共党内到共产国际内部，都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而且国共合作实际上已在进行之中，如果不顾现实，一味采取反对态度，显然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他对毫无保留地将共产党员全部加入国民党这一点还是无法接受。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反映在张国焘这一时期发表的两篇文章里。
据张国焘所说，他发表第一篇文章的原因是这样的：
11月间，鲍罗廷给加拉罕写了一份有关广东真相的报告，并托人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张国焘参阅。通过这份报告，张国焘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团结一致，击退了陈炯明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这使他感到中共党员跨有两个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他回忆说："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廷的资料，在《新国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式式的革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地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
那么，他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什么呢?他说："我发表文章是颇有用心的，借此表明我赞成国共合作的意向，一扫此前认为我反对国共合作的误传。北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看了我这篇文章，都认为适合时宜，态度正确。后来，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称赞这篇文字，认为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真义。"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3、358页。
张国焘虽然如是表白了一番，但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②从张国焘的性格来看，他绝不会将这种反对情绪长久地埋在心里。所以不久，张国焘就翻译了一篇《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并于12月20日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上。
我们在这里不想对《宣言》本身作任何评价，只想对张国焘翻译这一宣言的动机作一探讨。张国焘翻译并发表这篇宣言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宣传无政府主义，因为从宣言的内容来看，已经全然不是正统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了。他的真实动机只能解释成是为了冲淡当时国共合作的浓郁气氛。在张国焘看来，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相比，《宣言》所阐述的主张更接近于共产党人的思想。所以，他在译文之前专门加了一段文字，其中有这样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共产主义者——对于那些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不但很是敬佩，而且极愿与他们合作，共同担负中国之革命事业。"《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这意思无非是说，与其与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进行合作，还不如与"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进行合作。
张国焘对国共合作的不热心还表现在国民党一大上。
第一部分 52.固执己见（5）
国民党改组工作此时有了很大进展，各地的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在一些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区，也经过共产党员的积极活动建立起了一些国民党分部或支部。这样，孙中山等人便决定在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12月，各地开始推举出席会议的代表。
为了使共产党员在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中占有一定比例并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于12月25日专门发出通告第十三号，提出："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也许是为了促动张国焘改变对国共党内合作的态度，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推选张国焘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之一。但张国焘打心眼里不愿意参加国民党一大：一方面，他对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还没有想通，而且他目前正在从事铁路工人运动，所以不愿担任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另一方面，他还要负责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大罢工一周年纪念会事宜。但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的李大钊则极力主张张国焘前往广州，以表示中共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意见已经统一；另外两人一同出席，遇事还可以互相商量。张国焘不好推辞，只得赴会。
大约在1923年12月底，李大钊、张国焘离京赴粤时途经上海。因为事前已接到通知，所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需在上海集合，共同讨论在国民党一大上所应采取的态度。
1924年1月1日，在共产党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上，与会人员分别听取了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报告，并通过如下决议："(1)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在听取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关于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报告后，认为工作进行得正确；(2)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以后应该反对老国民党人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错误理解；(3)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种委员会中谋求职位；(4)关于宣言问题，全体共产党员代表应当捍卫它的所有条款。在组织问题上，不应用章程来束缚代表。在各省，必须选举左派作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3页。
在上海期间，陈独秀表示希望张国焘能与李大钊和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共同组成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不料这个提议被张国焘拒绝，他的理由是：国民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前，他就要赶回北京筹备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另外，他认为自己不适宜代表中央，因为对多数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职务这种做法他并不赞成。
张国焘仍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那块阵地。
到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见了李大钊、张国焘等十几个新到的代表，并将他的《建国大纲》给代表们传看，征询大家的意见。
张国焘翻看了一下《建国大纲》，然后问孙中山："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
张国焘认为，他提的这个问题是个根本问题，是针对孙中山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线的根本所在。而他在那种场合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是要让孙中山和在座者了解他的基本看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5页。
孙中山听了张国焘的话后，没有作出答复，只是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
叶楚伧则说："这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的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张国焘讨了个没趣。但他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
在鲍罗廷处，他向鲍罗廷提出了国民革命中应否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这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鲍罗廷的解释得到了多数同志的附和，大家都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张国焘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李大钊也说："你这个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
但张国焘却总是抑制不住想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在见到即将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时，问道："你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呢?"
第一部分 53.固执己见（6）
谭平山告诉他："我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并未发生什么困难。我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6-317页。
当大家都沉浸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中的时候，张国焘这样做，连他自己也觉得仿佛成了"专泼冷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不顾一切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其结果可能会遭到中共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一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趁早离开广州，以待机会。
党内同志大都了解张国焘的想法，有意无意间表示希望他选择第二条。所以，在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之前，他已做好了北返的准备。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
1月23日，张国焘以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为由，请假离开广州。
说来颇令人费解，张国焘回到北京后，对苏联代表斯列帕克谈到国民党一大时，却全然是另一种口气。他告诉斯列帕克：他不但钦佩孙中山本人，而且非常赞赏那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说："现在同志们中间已经不存在是否必须同国民党一道工作的问题。现在都非常乐意做工作并且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以至于一直对国民党不怀好感的斯列帕克也十分肯定地认为："在共产党内，在要不要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以及怎样工作的问题上，应该说，现在不会再有任何分歧意见，现在共产党人会同国民党一道工作，并且能在那里领导这项工作。"《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408页。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无论张国焘出于何种动机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一大的看法，事物总是按照自己的预定轨道发展变化着。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合力推动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这不能不使张国焘感到震动，但他还是固执地保留着自己的看法。这样，他认为与其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导致无穷的烦恼，还不如消极地对待国共合作事宜，尽量不去参与。所以，当李大钊传达国民党一大选举张国焘为候补中央委员，并要他到武汉去担任国民党分部的工作时，他便以种种理由拒绝了。
而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张国焘虽为其成员之一，却很少去办公。偶尔去一次，也是敷衍了事。当国民党员丁维汾提出一些事情和他商讨时，他也总是很客气地请丁做主，自己从不提出异议。
就这样，他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不会从失败中寻找教训的人，他的成功之路是遥远的；而在寻找教训的过程中走向极端的人，却没有成功可言。
张国焘的可悲之处正在这里。
第一部分 54.牢狱之中（1）
全国铁路总工会是在逆境中诞生的。
"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运动一蹶不振，尤其是铁路工人运动，几乎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尚存的工会，其活动也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京汉、京奉、京绥、正太等路的工会开始逐渐恢复元气。京奉路唐山工会不仅秘密存在，并拥有一定势力，工会基金亦有1000余元；京绥路车务工会拥有会员1500人；正太路工会、粤汉路工会、津浦路浦口镇工会、株萍路工会等也秘密恢复，特别是胶济路工会在工人运动低潮中居然秘密成立，并拥有会员1500余人。《工人周刊》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后，依然继续秘密出版。为了进一步复兴铁路工人运动，振奋铁路工人的斗志，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
1924年2月7日，在"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1923年2月7日这个血腥的日子，怀念先烈，汲取教训。
因为有关这次会议的史料极为有限，我们只能了解到以下情况：
参加会议的有各路代表20人。中国九条铁路中有六条派出了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仍然有一条或两条铁路代表缺席；没有派代表的只有广州铁路、沈山铁路和中东铁路。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组织问题和红色搬运工人联合问题。《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407页。张国焘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发表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宣言》提出总工会的宗旨是："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和实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除工人互相争端；三、提高知识以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宣言》号召工人参加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但必须首先提出争自由和恢复工会等要求。《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1-522页。大会还准备就列宁逝世致电莫斯科。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邓培此处采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22页)的说法。王健英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亦持此说法。另据王家玺主编的《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所载，会议选举孙云鹏为委员长。，总干事张国焘。同时，张国焘还被指定担任党团书记。
对于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的作用，在北京的苏联代表斯列帕克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领导会议工作的是张。他的工作很出色。"《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
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设在北京铁匠营21号。总工会除邓培、张国焘总负责外，还有干事彭子均、李凤林等参与工作。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对北方铁路工会进行了恢复和整顿，会员迅速增加，仅胶济路工会在短短三个月内，会员就发展到3000人，工人运动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国民党一大之后，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工农运动逐渐高涨，特别是广东革命政府统辖的地区内，工农运动取得合法存在和发展的权利，更有了蓬勃发展。这使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以及军阀势力大为恐慌，他们采取从外部压迫和从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进行破坏。这时，国民党内也进一步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又缺乏经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的右的偏差。
为了总结经验，调整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政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于2月25日建议中国共产党在5月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讨论有关国共合作和工会工作等问题。这样，5月10日至15日，在维经斯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S.Y工作与C.P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议决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国民党工作时，要"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而不是在左右派之间起调和作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不但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各国的先例很多，不仅止此，在中国的情状看来，更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里的力量减杀。"《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第一部分 55.牢狱之中（2）
据会后在5月20日刊登在《中国共产党党报》上的一篇题为《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的文章所谈，这次会议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我们在国民党中和在国民党外，做种种复杂的工作，即在比我们强大的党，很容易有不偏于左倾即偏于右倾的危险，何况是我们这毫无经验的党。因此，我们越发感觉在国民党工作的重要，便越发感觉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第二个意义是：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第三个意义是：青年运动也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党及S.Y在此项工作上都做了种种错误，不可不急于纠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
张国焘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完全是一副谦逊的样子，积极参加会议的工作，在审查报告和拟定决议时，发表了不少意见，但态度诚恳，从不提中共三大的争论。结果他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同情。这当然令他高兴。不过，更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认为这次会议"无异于接纳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主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29页……从这一点来说，他认为自己是最终胜利的一方。
铁路工会的恢复和发展，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
1924年5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求北京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行动"。
5月13日，湖北共产党组织秘密机关被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查获，逮捕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和几个工人。杨德甫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机关地址和负责人。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接到京汉路局密函后，立即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
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前往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进行搜捕。总工会干事彭子均、李凤林不幸被捕，铁路工人名册和许多党的文件以及来往信件均被搜去。随后，侦缉队又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并搜出中共三大文件及信函多件。
张国焘等人被捕后，遭到了野蛮的审讯。据1925年5月28日上海《申报》报道：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并无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
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张国焘起初还能挺住。他抱着侥幸的心理，否认自己就是铁路工会的总干事张特立。当敌人问及共产党鼓动铁路工运等问题时，他也装作不知道。
但是，从总工会会所和他的住所搜出来的大量文件和信件却暴露了他。在李钟英为中共中央的代号。寄自上海的一封信中，敌人查出了沿海省职工联合会、苏维埃华工总会致全国铁路总工会函，函中称张国焘为总干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张国焘只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不久，张国焘和杨子烈又被押往京师警察厅。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张国焘写下了这样的供词：
张国焘，号克仁，二十五岁，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于去年十月间与张昆第(即张守诚)赁住铁匠营二十一号北房三间。去年十一月间即搬寓腊库十六号杏坛公寓与杨子烈女士自由结婚同居。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马克思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旨相符合，因信仰之。又陈独秀(即实庵)系北京大学学长，与国焘有师生之谊，彼此信仰又可谓略同。国焘素抱爱国热忱与抵制日本诸运动，亦参加后又非提倡平民教育不足以救国。陈独秀亦颇重视国焘之为人。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之加入，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按国民党内容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查铁路工人现多年已无工会存在，铁路工会亦无正式机关，只以尚有十余工人在狱中。该项在狱工人均极贫苦，无人照顾，各处工人多有愿意帮助此项在狱工人，故暂以铁匠营二十一号为通信机关，说不上铁路总工会。只需以一种名义收到各处工人之捐款，故有铁路总工会之称。国焘与保定在狱诸人中二三人颇有友谊关系，又国焘自问良心，实用所信之主义亦应处在帮助之地位。故国焘始终帮助铁路总工会之此项救济事业。案所谓《工人周刊》出版已久，由《工人周刊》社编辑，在去年春间以前，国焘亦挂名《工人周刊》社编辑之一员，但从未经管此周刊。此周刊被查禁出版以后，即久已停顿。所供是实。《张国焘的供词》，《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第一部分 56.牢狱之中（3）
张国焘的身份证实后，敌人又审讯了杨子烈。杨子烈在自供状中这样写道：
杨子烈，即杨毅，年二十岁，湖北枣阳县人，现肄业北京法政大学。去年十二月搬于腊库胡同十六号杏坛公寓与张国焘先生结婚。每日到法大上课，上午的饭在法大吃，下午回来就在铁匠营二十一号吃一顿，每月交伙食钱五元。张国焘先生是研究共产派学说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学说我因好奇心所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久，同时我学校的功课很忙，虽然把关于此类的书籍看看，凭心说话，一本也未看完过。不但如此，老实说连"共产"二字的意义何解也是茫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时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又有由陈比难箱里检查出的一封寄我而未发的信，我并不知道，这是诸位大人同我亲眼所见，当由她箱中取出时并未拆封，而邮票还是未盖邮章的。至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宏，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以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杨子烈的供词》，《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张国焘满以为事情会到此结束。不料，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却不这样认为。
王怀庆在给警政司第二科的函中说："查张国焘等私组路工总会实行共产主义紊乱，国焘煽惑路工，扰害秩序，核其所为殊与刑律规定之内乱罪无异，若不从严惩办，不足以维治安而儆效尤。而杨子烈系属女子，在法大肄业，与北大男生自由恋爱无异妍度，妨碍善良风俗，毫无廉耻思想，亦应按律办理。除饬详讯该犯等确供再行另拟办理外，相应审讯情形先行函达。"《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在司令部里，张国焘忍受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勉强筑起来的防线彻底垮倒，他贪生怕死，终于向敌人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及北京的共产党员等。
据王怀庆于5月30日给内务部的密函称：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三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第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②《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但敌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对张国焘施加刑罚。张国焘也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全国铁路各工会的共产党员共71人。
6月2日，王怀庆密咨内务部：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及供出党魁李大钊等情形先后咨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等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进行党务者，南方有谭铭(平)三等，北方有张昆第等。各铁路均有工人在党，日前搜获名册即系各路工人通信地点。先劝各路工人组织工会，将来要求增加工价，以便推倒军阀及资本家，实行共产主义。等语。查该犯等胆敢在首善重地，私组工会，以共产主义煽惑路工，虽未至实施暴动行为，而其意图紊乱国宪，实已毫无疑义。除李大钊等业经咨请严缉外，相应抄录各路工人姓名，咨行贵部查照。希即转令一体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路政，而遏乱萌。②
内务部接到王怀庆的两个密咨后，立即密咨交通部、教育部，令京师警察厅严加注意，迅速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
李大钊闻讯，立即化装成商人，在儿子李葆华陪同下，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全家也搬回乐亭老家。
第一部分 57.牢狱之中（4）
就在李大钊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反动军警查抄了他的家，随后又追到乐亭去抓他。两次扑空后，6月11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发出了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通缉令，并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务缉归案"。
这时，李大钊在五峰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李大钊又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与其他几位代表见面后，便分别坐火车离开了中国。
被张国焘出卖的共产党员中，有一些并没有像李大钊那样幸运地脱离危险，如范体仁、孙云鹏、吴鹏九、叶云清等人不幸被捕。另外被开除、被通缉者还有40余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又一次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张国焘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将他出卖组织和同志一事全部抹去，相反，他把自己粉饰成了坚贞不屈的英雄，向人们述说他面对敌人的审讯，如何毫不畏惧，如何被人强扭着按了手印，如何绝食。但无论怎样，他也不能否认他后来得到了一般犯人所得不到的优待。对此，他这样解释：
关于我之终能转危为安的内幕，后来，我出狱后，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这并不是他所能为的，而是齐燮元的一句话，无意中发生了效用。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手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把他毙了吧!'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因而从旁插言：'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这是曹锟随身侍卫所传出来的话，也是我所以由内乱犯变成内乱未遂犯的重要根源。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51页。
他的解释显然是勉强的。试想，如果敌人想要把他瘐死狱中，怎么会对他特别优待呢?
我们认为，可能使人信服的解释有两个：一是他叛变有功，敌人才免他死刑，并对他特别优待；一是狱外的各方人士开展的营救工作产生了一定的效用。
如果说，张国焘的叛变是受刑不过，被逼无奈，那么他叛变之后对革命的怀疑和失望却是发自内心的，是自觉自愿的。请看他自己的表白：
我在狱中的思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过于天真。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56-357页。
四个月过去了，对共产主义和革命事业的怀疑和动摇，使他的狱中生活变得更加郁闷无聊。尽管在狱中受到优待，但他不知道命运将把自己抛向何方。每日每时，他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难道真要在牢狱中度过一生?他不无凄凉地这样想。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突然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突然发动了北京政变，由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随之倒台，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也被卸了职。
第一部分 58.牢狱之中（5）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张作霖、段祺瑞组成联合政府，并表示同情广东革命政府，愿与孙中山合作，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时机，由李大钊出面，多次做冯玉祥的工作，把"二七"惨案以来一批被捕的工会领袖和骨干营救出狱。
10月底的一天，新到任的警备司令经过草草盘问后，便宣布将张国焘等人全部释放。
张国焘尽量按捺住狂喜的心情，挽着杨子烈疾步朝监狱门外走去。
这时，同行的范体仁问他为何不带头提出政府曾摧残人权的控诉，张国焘的回答是："政局的变化五花八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时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的发展吧!"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61页。嘴上这么说，实际他心里在想：我刚刚摆脱了厄运，何必自找麻烦呢?
张国焘夫妇出狱后，暂时住在赵世炎家，来看望的同志很多，大家都为他们侥幸出狱而感到欣喜。
从同志们的谈话中，张国焘了解到，在他们几个人被捕后，党立即发动了抗议和营救运动。《向导》周报连续发表《工界厄运重重》、《汉口之党狱》、《告劳动平民和青年学生——为汉口北京党狱》、《北京之党狱》等文章，声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镇压革命的暴行，并发动参众两院议员19人，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释放张国焘等被捕之人。
听到这些，张国焘真是感到无地自容、羞愧万分。与同志们鼎力营救的行为相比，自己的叛变行为是多么卑劣!他决心隐瞒在狱中叛变的真相，以便继续得到同志们的信任。于是，一个叛徒在厚颜无耻地向被他出卖了的党诉说着他在狱中是如何在敌人重刑之下咬紧牙关，坚强不屈，不吐露半点党的秘密。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凡是听到他"英雄"事迹的人，无不对他肃然起敬。
张国焘的隐瞒是成功的。如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在过去的档案里发现了他的自供状和其他档案材料，恐怕至今世人也不会知道他在1924年这段经历的真实情况。
同志们把张国焘当成了英雄。他不仅得到了信任，而且在后来还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之后，张国焘似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角色之中。他把对革命的厌倦埋在心里，开始关心党的工作和国共合作的发展，从表面上看不出现在的张国焘和被捕前的张国焘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但正如张国焘自己所说，经过四个月的牢狱生活，经过四个月的反思，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开始带着消极和圆滑的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一切，对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对于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要求，不再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
第一部分 59.再次进入领导核心（1）
1924年10月张国焘出狱后，开始参与中共北京区委员会的一些工作。
11月底，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到达北京。随后，鲍罗廷由瞿秋白陪同，带着由30余名青年工人组成的便衣武装卫队，从广州乘军舰至青岛，然后改乘火车也来到北京。
鲍罗廷到京后，北京的共产党人经常由鲍罗廷召集在一起开会，张国焘也在被邀之列。通过这些会议，张国焘了解到当时的国内政治情况以及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等方面的情况。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