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远东的争夺。为了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重新调整帝国主义各国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这实质上是继巴黎分赃之后的又一次分赃会议。
为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的侵略实质，唤起远东人民的觉醒，共产国际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决定于华盛顿会议期间，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
中国方面接到会议通知后，便积极组织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于这是一个包括远东各国各革命团体的会议，所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党派和阶层。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并且被指定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行前，中共中央给张国焘的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
1921年10月中旬，张国焘肩负重任，第一次离开祖国前往苏俄。
旅途中，苏俄内战时期留下的破败损毁的迹象随处可见，帝俄时代的文化遗迹比比皆是。从远东共和国的首都赤塔到伊尔库茨克的途中，发生在一个车站上的事给张国焘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车站上那些俄国的男女老幼，看见了我们这些黄脸孔的客人，常常以轻蔑的口吻说："要不要盐?"这虽然是他们一句很普通的话，我们听来却都莫名所以。后来终于在车站上遇到一个华侨，将这句话的含意弄明白了。这故事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从前居住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华侨的先人死了，他决意要将先人的尸体运回家乡安葬。俄国只有薄木板的棺材，他恐怕日久尸体毁坏，便用盐将尸体像腌肉一样的腌好，再行运回。这故事的是否真实系一问题；但是，"要不要盐?"便成为俄国人嘲笑或轻侮中国人野蛮的一句话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78页……
这件事在张国焘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认为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有历史上的原因，这种傲慢骄横的民族沙文主义，正是沙俄时代大肆吞并中国领土的思想文化基础。这种想法一扫他踏入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而增加了几分不快。
伊尔库茨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共产国际远东局就设在这里。张国焘一行到达后，住在远东局事前安排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里。
11月至12月间，远东大会的筹备会议在伊尔库茨克举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在会上作了演讲，各国代表具体了解到远东局的情况，并报告了各国革命团体的情况。张国焘代表中国向大会提供了报告。代表们还应邀出席当地举行的苏维埃大会、联欢会，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通过这些活动，代表们看到，尽管由于连年战争和反革命叛乱，苏俄经济极不景气，但人民获得解放的喜悦和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以及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主动精神，无不表明了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在此期间，中国代表团时常开会。由于张国焘是代表团负责人，会议自然由他负责召集。据胡公冕在中国出席远东会议的代表团名单上没有胡公冕。据胡公冕在《我的经历》（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中回忆："1922年春，我离开浙江第一师范赴苏联，同行者有汪寿华、梁伯台、华林、谢文锦、傅大庆等十余人，拟进莫斯科东方大学。我们由上海乘轮到海参崴，不料到时该处已被白党占领，我们即取道中东路赴哈尔滨，经松花江到阿木尔省。我忽然患伤寒症，住医院五十天，病愈后，经赤塔到伊尔库茨克，此时第三国际正在莫斯科召集远东民族大会，党指定我为出席代表。"回忆：
张国焘在开会时表现他个人英雄主义，惹起代表们的不满。有一次，我在会上批评了他，颇得大家的同情。当时张国焘不知道我是党员。到莫斯科后，由瞿秋白召集党小组会议，批评我不应该在群众参加的会上随便批评同志，打击了党的代表在群众中的威信。结果，党处分了我半年无被选举权。我表示完全接受。回国后，因我在工作中表现得很好，不到半年，党撤销了对我的处分。胡公冕：《我的经历》，《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
第一部分 30.首次莫斯科之行（2）
由于伊尔库茨克离莫斯科太远，共产国际领导人不便出席，当时到会的人数又太少，才七八十人，所以共产国际决定会议移至莫斯科举行，以示隆重。年底，远东局接到莫斯科的电报，指示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这一改动使代表们无不欣喜万分。1922年元旦，中国代表团启程，经九天的旅行后抵达莫斯科。
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共44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39人，只有发言权的非正式代表5人。在39名正式代表中，有两名是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的代表。从代表的派别看，有共产党员14人，青年团员11人，国民党员1人，无党派人士13人。从代表的成分看，有工人9人，农民9人，知识阶级和学生20人，其他1人。这些代表都是以不同地区、不同团体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
据《远东共产革命党代表大会代表调查表》所载，来自中国本部的代表团成员有：邓培、赵子俊、黄碧魂、王居一、王寒烬、倪忧天、张亚伯（即张秋白）、于树德、欧阳笛渔、王光辉、黄凌霜、高尚德、郝天柱、张国焘、林育南、梁万鹏、宣中华、蒋佛生、王福源、贺恕、王尽美、许赤光、冯菊坡、王筱锦、宋伟年、李雯初、夏曦、马念一、邓恩铭、夏揆生、贺衷寒、刘一华、唐道海、王振翼、马章禄、朱枕薪，共36名，另有1人因先行回国，未登记。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号495号，目录号154。
出席远东会议的，除中国代表团44人外，还有来自朝鲜、日本、蒙古等东方国家的正式代表131人和非正式代表17人。
大会选出萨法罗夫全名格奥尔基·萨法罗夫（1891-1942），1921年负责组织共产国际中东部和远东处，同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5年因参加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被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免去中央委员职务；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重新入党。1929年至1930年，再次进入共产国际远东处。1930年12月，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处参加了专门研究中国事务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到1934年再次被联共（布）开除前，一直为共产国际工作。后来被捕并遭流放，1942年去世。、加藤、张国焘、罗易、贝拉·库恩等16人组成主席团，并推举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片山潜、斯大林五人为名誉主席。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同远东的劳动群众，同从远东来到共产国际所在地的这个国家的代表们达成一项协议"。他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特别是远东劳动者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争取最后战胜世界资本主义"。《远东各国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彼得格勒1922年英文版。
1月23日，季诺维也夫又向大会作了《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结果》的报告，揭露了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列强以"民主"、"进步"为幌子，行争夺和瓜分远东之实。他指出共产党人和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们的联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设法提出这两股巨大力量的联合和合作的办法，那么，我们的代表大会就会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
根据这个报告，大会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决议指出"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是远东各国劳动群众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远东各民族的劳动群众只有同世界无产阶级一起战胜帝国主义者，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发展"季维尔：《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辑，第290页……
国际形势报告结束后，远东各国代表分别介绍本国情况。中国代表先后有六人在大会上发言。张国焘就中国形势问题作了主要发言。他介绍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情况、土地关系和农民状况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最后，他说："我们这个会议，有绝大的希望。自此以后，我们劳动阶级，必团结一致；我们各民族间，必联络一气；我们革资本家的命，必一举成功。"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77页。
张国焘发言之后，邓培介绍了中国铁路和冶金工人罢工的情况、中国工会组织的情况以及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剥削的状况。于树德介绍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外国资本控制中国工业、外国货物充斥中国市场，致使手工业者破产等情况。张秋白介绍了国民党的现状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的情况。女代表黄碧魂介绍了中国妇女运动的状况。
1月2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作了题为《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共产党人的态度》的报告。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劳动群众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把中国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土地国有，推翻督军统治，建立单一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实行统一的所得税制度。这个共和国必须照顾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在谈到共产党和民族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时，他强调，只要民族革命政党不反对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就应支持它，"谁不支持民族革命运动，谁就是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而谁反对发动无产阶级运动，谁就是民族事业的叛徒；谁阻碍中国工人争取独立，谁就是中国人民的叛徒"④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8、48-49页
第一部分 31.首次莫斯科之行（3）
1月27日，萨法罗夫就代表们的讨论进行总结性发言时，又对中国代表说：国民党确实是革命民主政党，它做了伟大的革命工作，我们希望将来同它并肩战斗，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民族民主运动，它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是支持它的。但他也要求共产党不能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纲领，要把工人阶级组织在独立于资产阶级影响之外的工会中④。
1月30日，会议就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
2月2日，会议通过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宣言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阴谋，控诉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各国的暴行；表达了对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要求平等、自由和独立的强烈愿望。宣言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结成远东劳动者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先驱》第10号，1922年8月10日出版……最后由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大会宣告结束。
这次会议，列宁虽为名誉主席之一，但因正在病中未能出席。这对于各国代表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不过，令张国焘没料到的是，他竟荣幸地受到了列宁的接见。
出于对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的关心，列宁在会议期间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邓培和朝鲜代表金奎植。
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中，对这次接见作了如下记述：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的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我简单地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已。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98-199页。
会见结束了，当张国焘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受过列宁接见的党的领导人。
张国焘出席远东会议期间，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份英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此宣言写于1920年11月，是由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起草的。张国焘发现了这个宣言，并决定立即将它译成中文，交给出席远东会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讨论。
第一部分 32.首次莫斯科之行（4）
他在译文前附有一个说明，其中道出了他翻译此宣言的目的。他这样写道："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需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7页。
作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张国焘对一大文件没有由中共妥善保存万分遗憾。所以，当他发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时，便迫不及待地将其翻译出来，一来可以弥补工作的失误，二来可以使代表团中的中共党员在空余时间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以利于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工作。
张国焘作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这种责任感是值得称道的。但令人奇怪的是，由他译出的这个宣言，一直保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在国内却未能发现，故而在几十年后才面世。
张国焘于1922年3月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远东大会的精神。这次会议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指示以及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使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是革命的首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是完全必要的。这一认识促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态度。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和组织民主联合战线的态度，192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指出：在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联络民主派共同奋斗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且，在中国现存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6、65页。
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重申了与国民党联合的态度，并且指出，这种联合并不是"合并"，无产阶级还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②
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还不到一年时间，但党在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上却有了十分显著的提高。这当然离不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帮助，也与中国共产党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勇敢的探索精神不无关系。中共二大表明：作为一个新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尽管它还有缺陷和不足，但从革命纲领的制定和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的提出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作为出席远东会议的代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共二大选举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仍然是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
第一部分 33.主持"一劳大"
张国焘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后，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在等着他，这就是筹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为了促进全国工会组织的团结和统一，迎接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2年4月1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通告刊登在一些报纸上，同时也以公函的形式发往有关机构。当时为了争取和团结各派的工人团体，除了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工会受到邀请外，其他各党各派所组成的工人团体，都在被邀请之列。通告宣布此次大会的目的是：纪念五一劳动节；融合并联络全国劳动界之感情；讨论改良生活问题；讨论各代表提案。
这是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负责召集全国性的会议，所以十分重要。大会能否如期举行，直接关系到中共今后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此，中共中央于4月初即通告各地党组织，阐明这次大会的意义，要求各地协助工会选派代表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向各地工会发函，征求他们的同意。在得到一些工会的响应后，书记部便于4月20日向全国各地劳工团体发出了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正式通知。
5月1日至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共162人，代表12个城市、100多个工会、27万会员。代表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等。参加大会的工会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有招牌工会由资本家领导或控制的工会。，甚至还有工商混合组成的团体。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9页。
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全体与会代表和广州市工人群众5万余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领头的一面大旗便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参加游行的人每人都拿着一面小旗，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八小时工作万岁"、"劳工神圣"等字样。游行队伍集中到市第一公园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张国焘发表了演讲，陈独秀、张太雷也讲了话。
当天晚上，劳动大会在广州河南机器维持会开幕。会场上悬挂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巨幅标语。
由于参加会议的代表成分十分复杂，所以会上曾发生过不少冲突，但由于共产党人善于掌握政策，排解纠纷，采用民主讨论、互相协商、求同存异的方法，从而避免了分裂，使会议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各项议程。
提交大会并通过的决议案中，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铲除工界虎伥案，是大会讨论最热烈的提案，这三个核心案中，有两个是共产党人提出的。
鉴于共产党在会前和会中的显著影响和作用，大会代表一致动议："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邓中夏对此评价说："这次大会的成功，无疑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这次大会的另一意外的成功，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位的提高，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是全国惟一的领袖。再则每个决议案差不多都有'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如何如何'字样，根据这些决议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4-75页。
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整个进程中，共产党人发挥了极其出色的组织作用，其基本政治主张被与会代表普遍接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各地工人中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挥重要政治影响的起点。
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积极活动，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仅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上海工人在书记部指导下就发动了48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7万之多。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1922年2月，租界巡捕房查抄书记部机关——上海北成都路19号，并传讯了李启汉。3月，张国焘从苏俄回国后，得知这一情况，便采取了措施：办公处不存秘密文件；《劳动周刊》尽量不登煽动性文字；人员尽量分散居住，秘密工作；聘一英籍律师为法律顾问。
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料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不久的6月初，李启汉再次被便衣侦探诱捕。
李启汉的这次被捕，董锄平认为是张国焘的错误所致。他回忆说："有一次，有一个人和我们联系要买50份《劳动周刊》，而且还要谈谈工作，李启汉、张国焘和我三个人都在那里。下面响起了敲门声，我们从窗口望出去，看见这个人穿了长袍子，完全不像工人，是一副流氓相。张国焘要李启汉下楼去和他接头。李启汉下去后，讲话的声音很大，这表示情况不好，我和张国焘就翻墙从隔壁跑了，李启汉被抓去了。其实，这次当我们发现来的人不对路时，可以不去开门，张国焘更不应该叫李启汉下去接待。"董锄平：《回忆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
李启汉被捕后，《劳动周刊》也被迫停刊。7月16日，租界巡捕房查抄北成都路19号，并以有碍"租界治安"为由，要求会审公廨将其封闭。7月25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被查封。
在这种情况下，书记部只得于8月迁往北京。从此，书记部的工作改由邓中夏负责。张国焘仍负责全国工运工作。
第一部分 34.宣传党的主张（1）
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莫斯科举行。中共代表陈独秀、青年团代表刘仁静、工会代表王俊出席了会议。期间，由张国焘暂时负责中央全面工作。在这短短的三个月中，张国焘一反往日注重实际工作、不善舞文弄墨的特点，发表了多篇政论文章。
众所周知，多年来，陈独秀靠着一支笔，向社会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或抨击时事，或宣传新思想，总是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张国焘的文章无论从语言的运用还是从看问题的深度上，都无法与陈独秀的文章相比。不过，这些文章在指导全党的思想和向社会表明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喉舌作用。同时也是研究张国焘在20年代初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
张国焘这一时期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
张国焘认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百余万劳苦弟兄在外国资本家的鞭策下做工，洋货深入穷乡僻巷，弄得做手艺的没有生意了，种田的无数弟兄制不起一件粗布衣服了。外国牧师替土匪流氓保镖，欺侮乡下佬。香港65万同胞和上海150万同胞，被一二万外国人统治着，平均每个外国人统治150个中国人；东三省的住民时常遭日本人和日本人豢养的胡匪杀戮。上海市等处的公园，是'禁止华人与犬入内'"，所以，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非打倒不可。
帝国主义在用武力侵略中国之后，现在又进行经济侵略，经济的侵略比武力的侵略更危险。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目的"纯粹是奴隶经济落后国的人民，吸取原料，销售制造品，以供资本主义的发展"。张国焘称这种经济侵略国家为"经济的帝国主义"，又叫作"侵略的资本主义"。他指出，和武力侵略相比，经济侵略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不易引起被侵略国人民的直接反抗，不需要派许多军队去占领他们的土地，却"更能深刻地普遍地榨取弱小民族的精液，一滴不漏"。因此，"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非急速打倒他不可。"④张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向导》第6期，1922年10月18日出版。打倒帝国主义，只能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张国焘认为，中国人民决不能坐以待毙，决不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不闻不问，决不能做"驯熟了的奴隶"张国焘：《中国人民是驯熟了的奴隶吗?》，《向导》第8期，1922年11月2日出版。!
针对日本占领山东问题，张国焘呼唤国民运动的领袖们："倘若你们不愿意你们所代表的国民运动慢慢死去，你们是应该出来引导民众做反抗日本的行动呀!"他呼唤青年学生们："应该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发动和五四运动一样的热烈运动呀!"他鲜明地指出，"筹款赎路并不能挽回山东被侵略的情势，只有学俄国劳苦群众夺回海参崴，和土耳其夺回君士坦丁一样的方法，才是把青岛夺回的惟一方法"，⑤张国焘：《不要忘记了山东问题》，《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总之，"只有我们民众的实力才能阻挡那侵略的进行"！"用民众势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主主义共和国"④。
打倒帝国主义，必须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民族。张国焘认为，推翻强大的帝国主义，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行的。就拿反对日本侵略来说，"我们反抗日本强盗，夺回青岛的奋斗方法，当要和劳农俄国，日本劳动群众，高丽人民一致进行。"因为日本侵略的魔爪也伸向了俄国和高丽，由于日本的侵略，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⑤。这实际上是接受了列宁关于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
张国焘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他提出的帝国主义由武力侵略到经济侵略的见解，以及只有依靠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的认识是正确的。这种认识的产生固然与他对时事的关心和研究有关，但与他出席了远东会议也不无关系，因为正是通过参加这次会议，他才张国焘发表在《向导》第12期上的文章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同时对于列宁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尤其是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
第二，只有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
第一部分 35.宣传党的主张（2）
1922年10月11日，《向导》第5期登载了张国焘《国庆日裁兵运动》一文，此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裁兵运动'的标语和他包含的意义，不过是一种呼冤的声音，是软弱心理的表现。"中国要推倒军阀统治，靠裁兵是不行的，惟一办法"是要大声疾呼地唤起被军阀残杀的全国人民，连兵士在内，赶快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毫不歧路徘徊的，百折不挠向军阀攻击。只有这样，是惟一使国内和平与统一的办法……只要饱受军阀摧残的国人，去掉软弱的倚靠心理，自信这大量人的团结力可以打倒极少数的军阀呀!"张国焘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对军阀不能抱任何幻想，不能存软弱的心理，中国惟一的出路在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
张国焘批评了主张"裁兵"的软弱心理之后，也批评了国民党对军阀政府的"否认"态度。他说，只是一味地不承认军阀政府实际上是一种不革命的心理在作怪。因为"只是消极地否认他们，等于闭着眼让他们作恶。……所谓'否认'的心理和'否认'的表示，简直不能危及暴力的毫末"。他认为，"革命党的重要工作，是如何增厚民众实际反抗的势力，并不单是在口头上造成否认军阀卖国政府的空气就算完了"，"因为只有民众的实力才能打倒一种暴力"张国焘：《革命党的"否认病"》，《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出版……张国焘认为，靠任何软弱的呼吁或者根本的否认都不能推翻军阀统治，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成功。但怎样才能使人民推翻军阀呢?在阶级与阶级的对抗中，只有掌握反抗的武器——枪杆子，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当时并未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尽管他反复强调依靠人民，但赤手空拳的人民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只能是"二七"惨案的重演。
第三，国民党应该依靠人民，不应该仅仅依靠武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国民党的缺点多有批评，尤其是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曾针对国民党各方面的弊端给予了尖锐的指摘。张国焘在这段时间发表的文章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抨击国民党弊端的。
张国焘在文章中指出，历来国民党仅仅做军事运动，只图占领一二省，组织一个所谓革命政府，这样做的第一个结果，便是使人民与国民党隔离；第二个结果，便是全中国的革命变成南方局部的革命；第三个结果，造成只是消极地否认对方势力的政策。如是，国民党虽然建立了两次政府，但都因军阀的压迫而不复存在。他认为，国民党与其倾全力去建立一个不稳固的政府，还不如倾全力支持工人的斗争。因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要真为人民的利益奋斗，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同情，如是他们的革命才有基础。倘若国民革命没有人民的同情作基础，是绝不会成功的。张国焘号召国民党去组织和支持人民的斗争，但又强调指出：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要进行军事行动，只是在军事行动和人民之间，人民是第一重要的。只有由一个全国国民党大会促着全体党员向群众中去，是惟一的完成革命的新道路，这样，才能组织一个真正的、不受军阀势力和外国势力威吓的革命政府。张国焘：《国民党应否复建革命政府》，《向导》第7期，1922年11月20日出版。
张国焘在这里首先指明了在革命的行动中，组织和发动人民是第一位的，军事行动是第二位的，只有把力量的基点放在人民大众一边，革命才能成功，真正的革命政府才能建立。张国焘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国民党只是在国共合作之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才真正建立并巩固了广州国民政府。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商团叛乱、刘杨叛乱或陈炯明的反扑，任何一次反动浪潮都可能将国民政府湮没。
第四，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责任。
张国焘认为："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而资产阶级势力很小，所以新式的工人也占少数，"在这几百万的工人中间，熟练工人尤少，近一二年间才开始组织他们的工会，为增加工资而斗争；虽然他们将来在政治上势力不可限量，但是现在却不能不说是幼稚"。盘踞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旧官僚和军阀，是反动势力。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这种状况，才造成了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第一部分 36.宣传党的主张（3）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责任，这就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打倒军阀官僚和外力，建立和平、独立、自由、统一为共同目标，向个个乡村、个个工厂、个个商店、个个学校、个个营盘去宣传，并组织他们来进行这迫切的政治奋斗呀!"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
张国焘认为：令人遗憾的是，现今的知识阶级中，有人已放弃了政治的斗争，一心钻研学问；有人主张改良，标榜好政府主义；有人主张联省自治，立宪运动。而最富热情的青年学生，现在也消沉下来，许多学生认为应该专心求学，将来以所学贡献国家和社会。
知识分子的这一切表现，在张国焘看来，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责任是不相称的，所以他大声疾呼：知识分子到民众中去!他指出："学生离了民众，便会一事无成。最显明的事实，是无论商人群众、工人群众、农人群众或军警群众，只要一有组织和觉悟，都比学生群众的力量大得多。学生引导各种民众运动是可以的，但是离开一般民众而成为独立的学生群众，是决不可以的。现在各处的学生运动，都有离开民众的形势，这真是学生运动的危机!……我希望全国学生不要忘记了与民众密切结合的重要，渐渐在实际上不离开民众；我尤希望愤恨政府国会军阀并有革命精神的学生诸君，能急速到民众中去，做革命的宣传。"张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张国焘：《学生运动之我见》，《向导》第17期，1923年1月24日出版。
张国焘在这里实际上讲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理。知识分子只有到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才能汇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才能完成自己政治上的责任。
张国焘的文章除上述主要内容外，还有一些对时事的评论，如《劳工局与劳工司》、《庆祝海参崴工人》、《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等。
值得一提的是，张国焘有篇文章叫《还是赞助新蒙古罢》。他在文中主张应该支持蒙古独立，因为只有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才能使蒙古民族避免日本、恩琴白匪和中国军阀的压迫。他认为既然中国人无法帮助蒙古人民脱离被压迫的境地，还不如赞成蒙古在俄罗斯支持下独立。张国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向导》第8期，时间是1922年11月4日。
无独有偶，另一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也正于此时在莫斯科宣布："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语言不同的人民，至多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决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地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张国焘和陈独秀都支持蒙古独立，而且找了相同的理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蒙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和苏联党的支配是相当大的。
从张国焘所发表的文章来看，1922年底的张国焘，思想认识处于中共党内较先进的水平，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是明确的、深刻的。但对另外一些问题的认识（例如中国农民问题等）却是肤浅的、片面的，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认识到。这表明，当时他的政治思想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这与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逐渐成熟和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
第一部分 37."二七"惨案前后（1）
1922年底到1923年初，张国焘很关心全国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他告诫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在研究室里研究一些空的理论"，而应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宣传，组织他们做政治的奋斗"，以便"用民众的力量打倒官僚军阀和外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平的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张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
他还抨击了陈炯明组织的劳工局和北京政府组织的劳工司，指出这些都不是为工人说话的组织，而是"偏袒资本家"、"保护资本家"的组织。他相信"现在的工人阶级已有相当觉悟，已是社会上的有力分子，将来在改造中国上还能尽很大的力量。那些工人阶级的敌人之阴谋，将不能欺骗勇敢的工人们罢"张国焘：《劳工局和劳工司》，《向导》第13期，1922年12月13日出版……可以说，这一时期，他对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前景充满信心。
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后，在邓中夏领导下，北方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原来的交通系内阁倒台。吴佩孚以标榜"保护劳工"来表示开明。中共北方区委利用这个条件，积极进行合法斗争。交通系是长期把持全国铁路的一个官僚集团，其爪牙布满各条铁路。吴佩孚为了清除交通系的势力，拟在北方六条铁路线上设立稽查员，调查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分子的情况。李大钊等人趁机找关系将共产党员安插进去任稽查员，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人运动。
不久，铁路工人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工人罢工，这些罢工都取得了部分胜利。
在铁路工人运动中，以京汉铁路的工作基础最好。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建立16个工会分会，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京汉铁路工会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持下，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全路工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对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认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其他各铁路总工会便可相继成立，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由于事关重大，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国焘前往郑州指导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在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他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人代表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丝毫未能得到他的同情和允诺。在这种情况下，筹备委员们决定不顾吴佩孚的反对，按原计划召开大会。
2月1日，当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向会场整队进发时，遭到军警的阻拦，双方发生扭打。代表们奋勇冲进会场后，军警马上将会场重重包围。就这样，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黑暗势力的强压下宣告开幕。
张国焘赴莫斯科汇报"二七"惨案时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左一）、罗亦农（左二）以及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刘仁静（左五）等人的合影
出席大会的除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的代表65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60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团130人，北京、武汉的学生和新闻界30多人。恶劣的环境使原来筹划的会议议程无法正常进行。
据负责会议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的杨德甫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全路代表和执行委员除了史文彬、凌楚藩不知去向外，全部上了讲演台。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张国焘（特立）宣告奏乐开会，这时黄殿辰郑州警察局局长。在台上面色如土，举起两手摇摆，口中说了一句不准开会外，就呆若木偶。我们里面的音乐和外面的枪声对比奏乐后，由我报告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的经过及吴佩孚谈话的情形，并致谢词。继由律师公会代表兼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顾问施洋讲话，他说明了工人阶级根据现政府的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行动自由之权，工人适应社会潮流，组织工会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我们律师是依照法律，保障约法的尊严及人民的权利，京汉工友成立工会早经路局批准，手续完备，现在任加干涉，显然是破坏政府约法的行为。继由李汉俊、包惠僧、赵子健、张特立及各省市名流人士，各工团代表各界来宾都有激昂的演说，各路分会的代表也讲了话，大家一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双方坚持到下午四点钟，由张特立致谢词后，宣告散会。《杨德甫自述》，《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1-632页。
第一部分 38."二七"惨案前后（2）
为了保证安全，各地代表们在会后迅速离去。总工会委员们遂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京汉铁路工人于2月4日全线同时举行总罢工；并决定，为反抗军阀的压迫，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车站，会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成罢工的总机构，指挥总罢工。关于罢工的领导机构，罗章龙回忆是"京汉总工会党团"，对外公开的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房文祖在《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文中赞同这种观点。而萧甡在同集发表《也谈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领导问题》一文，认为领导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分部"。现在多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上卷这样写道："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为反抗军阀武力压迫，全路自4日起实行总罢工……"
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国焘、罗章龙、项英、包惠僧、林育南、李震瀛等，此外，还有杨德甫、史文彬、凌楚藩、吴汝明、高彬等人参与了领导工作。
2月4日上午9时，江岸机车厂首先罢工，到中午12时，京汉铁路全线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全国各工会，支援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属各工会紧急动员，参加斗争。
6日，正太、道清、津浦南段铁路工人宣布罢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铁路工人后援会。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声援罢工工人的活动，使帝国主义和军阀深为不安。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湖北省督军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
2月7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指使督军署参谋长张厚庵以与工会代表谈判为名，以无耻的欺骗手段将工会代表诱捕，进而冲进工会和厂区，大肆抓捕罢工工人。
江岸车站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其他十几个人被绑在电线杆上。丧尽天良的反动军阀残忍地折磨着拒不下复工令的林祥谦。当愤怒的罢工工人在项英的带领下扑过去想救林祥谦的时候，敌人的枪声响了。一时间，整个江岸车站血肉横飞，成了杀人的刑场，枪声、喊声、哭声响成一片。与此同时，江岸工会门前也发生了大屠杀。
这时，张国焘正与一些罢工负责人隐藏在一个村庄里。当听到军警捕杀工人的消息后，张国焘立即意识到情况严重，急忙下令所有负责人即刻离村，主要负责人到汉口法租界的一个茶楼集合。
黄昏时分，张国焘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在熟悉道路的杨德甫带领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集合地点走去。这是一位姓熊的人开的茶楼，此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同情工人运动。
紧急会议开始了。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张国焘主张立即下令复工。他说："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地退却。现在这种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分会内，军阀们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预料还会遭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屠杀和镇压。为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2页。
但大多数与会者反对这个主张，认为应该继续罢工，直到胜利。尤其是项英，对张国焘大为不满，指责他领导不当，说：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争论仍然在继续。眼看已到了夜半时分，张国焘心里暗暗着急，看来用讨论的方式通过复工已是不可能了。于是，他要求停止讨论，声明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他说："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罢工是正确与必要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我们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反动势力的影响之大，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2-273页。
第一部分 39."二七"惨案前后（3）
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只能表示服从了。接着，大家的讨论转到怎样执行复工令的问题上。经过大家讨论，由张国焘亲拟了一个复工命令，这个复工令后来由湖北工团联合会作为紧急通知下发。命令说："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知各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惟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
会后，大家分头去通知工人。
第二天，当上班的时间到时，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工厂，遵令复工。此时，驻扎在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准备捉拿工人。当他们得知工人已领命复工后，才罢了手。
"二七"惨案之后，吴佩孚发出密令，通缉张国焘、林育南、包惠僧、项英、许白昊、杨德甫和李伯刚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二七"惨案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仍不免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
京汉铁路大罢工毫无疑问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已为大家所公认。但作为一次失败的罢工，更有着许多教训值得总结。
张国焘作为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在罢工遭到镇压之后，能够力排众议，当机立断，下令复工，并于危急关头安排人员通知京汉路各分会，尽量将工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当然，这次大罢工的失败，张国焘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张国焘一直负责工运工作，由于他的推动和其他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们辛苦工作，自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共建立100多个工会，罢工187次，参加罢工人数30万以上。在这些罢工中，除了少数取得全部或部分胜利外，大多数都被军阀或帝国主义势力所镇压。这除了客观上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外，主观上则是由于罢工领导人，尤其是居于全国工运领导地位的张国焘等存在着盲目乐观和急躁情绪。他们不是详细周到地考虑发动罢工的时机、条件和罢工所能取得的实际效果，而是抱着急于求成的心理，希望通过工人一次又一次的罢工，使反动势力害怕和妥协，为工人阶级争得幸福和自由。事实上，每一次罢工的失败，都会在工人中产生或多或少的动摇，都会使党经受或大或小的挫折，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张国焘虽然身为全国工运的领导者，但他毕竟是一个刚刚涉足政坛的20多岁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水平还很有限，认识水平和实际斗争经验还很差，所以在指导工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犯错误。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开始走向低潮。
为了使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并给予及时指示，张国焘受马林的派遣，于2月20日启程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和赤色职工国际负责人罗佐夫斯基汇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经过及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对于马林派张国焘去莫斯科一事，当时在海参崴的维经斯基颇有微词。他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中说："……张国焘不知为什么被派往莫斯科去报告罢工情况。在他往返莫斯科的这两个月里，他本来最好应该呆在汉口和北京，组织工会的剩余力量。向莫斯科报告罢工的情况本来可以用书面形式，或者甚至可以从海参崴发电报，这要比张去莫斯科花费少得多，而且不会使党和工会的一位领导人在这样重要的时刻离开工作岗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维经斯基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张国焘在莫斯科期间，同共产国际领导人有过具体的接触，并就有关中国的问题同他们交换过意见。当时，共产国际上上下下正在根据马林的建议，讨论国共合作应当采取的组织形式问题。对于张国焘来说，莫斯科之行的最大收获就是了解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他认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东方部的拉狄克和萨法罗夫是左派，布哈林是中派，马林是右派。这种分歧无疑加重了张国焘后来反对马林关于党内合作主张的心理砝码。
第一部分 40.西湖论争（1）
远东会议之后，共产国际加强了同国民党方面的联系。特别是1922年8月越飞阿道夫·越飞（1883-1927），原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9世纪末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与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2年在基辅被捕，放逐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后释放，与托洛茨基一起编辑《前进报》。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维埃政府从事外交工作。1922年至1923年，以苏俄全权代表身份来华。1927年11月自杀。来华之后，与孙中山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1923年1月，越飞和孙中山经过具体接触和会谈后，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标志着苏俄与孙中山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尽快促成国共合作了。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早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中共一大后访问孙中山时，就曾提及。当时孙中山讲，可以允许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国共联合战线。马林对此甚为赞成，于是极力主张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它建于1911年，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垅）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1914-1918年的战争年代里更是如此。结果，在1918年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和伊斯兰教联盟左翼的联系创造了在我们自己人领导下组织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宣传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效法正在发展中的工联主义，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伊斯兰教联盟这一松懈组织形式，使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尼人、爪哇人、马来亚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其影响之大，甚至在军队里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种情况还是在战时呢!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255页。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经过与国民党领导人的接触和在中国南方的实地考察，认为把爪哇经验运用到中国是完全可以的，对此他很有信心。1922年初从中国南方返回上海后，他就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林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对马林的党内合作建议提出六点反对理由：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页。
马林在自己的提议碰壁之后，便返回莫斯科去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由于接受了共产国际二大和远东会议的有关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将国共合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明确指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而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具体步骤是："(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页。这实际上是一种党外合作方式。
第一部分 41.西湖论争（2）
1922年7月初，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了他在中国的工作和所了解到的情况。他在7月11日写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告诉过我，他们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马林这一份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详细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共产国际执委会经过讨论，决定采纳马林的建议，并要求中共中央把驻地迁往广州。
维经斯基向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1922年7月18日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命令。这个命令由马林带到中国。当时为了保密，这个命令用打字机打印在马林的丝衬衣上。命令的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页。
在马林再次来华之前，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还发给他一个委任书，原文是：
兹委任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该同志应同荷属印度的共产党、工会和民族革命运动保持经常接触。本委任书于1923年9月前有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页。
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马林于8月初返回上海。
这时，中共二大刚闭幕不久。马林看到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后，将其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和国共合作问题。
杭州西湖，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1922年8月28日至30日关于西湖会议的具体日期，在笔者所看到的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中，只有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书第83页的马林工作记录明确记载是8月28日至30日。，中共历史上七个不寻常的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他们手里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折。让我们记住这七个人的名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马林和翻译张太雷。
尽管拥有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但马林一开始并不想用压服的方法来取得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观点的认可，他希望能够说服他们。于是，当与会者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倾听着他的发言时，他便系统地向中共领导人陈述了自己主张国共党内合作的理由。据张国焘回忆，马林的理由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等的联合战线。
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
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41-242页。
马林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陈独秀回忆当时的情景是："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341页。
第一部分 42.西湖论争（3）
陈独秀的回忆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但他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与会者中反对国共党内合作最激烈的，当数张国焘和蔡和森。张国焘对此并不隐晦，他回忆说：
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等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③
会上的情况对马林很不利，但他毕竟是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丰富的人，在关键时刻他抬出了共产国际。他向中共领导人申明：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在共产国际严肃的纪律面前，陈独秀开始改变态度。他向马林表示：即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必须是有条件地加入。孙中山应该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本人的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否则，共产党员决不加入。
还是李大钊最终为马林解了围。他认为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党在成立后活动余地狭窄也是事实。如果参加到国民党内，既实现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要求，又能为党的活动找到更加宽阔的领域。所以，有条件地加入还是可行的。在李大钊的解说下，与会人员最后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会议虽然未形成任何文件，但事实上，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从此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西湖会议决定了中共后来的命运。
中共的重大发展始于此。
中共在1927年的重大失败也始于此。
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一起去拜访因陈炯明叛变而逃亡上海的孙中山，正式向他提出两党合作的主张，并建议他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当时孤立无援的孙中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而对党内合作反对最激烈的张国焘，也于9月的某一天，在张继家的客厅里，由张继主持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从此，张国焘也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党员。
是张国焘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吗?不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必须服从组织的统一行动。
几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后，到1922年底，在全党并未引起大的行动。由于思想上仍有抵触，党中央没有要求共产党员立即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大多数党员都在旁观等待，除了几个被孙中山邀请帮助国民党改组的主要人物如陈独秀等外，其他同志仍在进行以往的工作。
这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进行，中共代表陈独秀、青年团代表刘仁静、工会代表王俊出席了会议。尽管刘仁静在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乐观地认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增长，并极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是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正式形式，但拉狄克——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随后的发言中还是以教训的口吻使陈独秀看到自己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拉狄克的发言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共产国际和马林的意见。为了找到共产国际以及马林之所以坚决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图发展的思想基础，为了证明马林在中国"舌战群雄"、力排众议，与张国焘激烈争辩是事出有因，我们不能不摘出拉狄克发言中的一段话以示佐证：
第一部分 43.西湖论争（4）
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在这里站出来发言说：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我却不得不说：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的情况。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由于孙中山倒台，革命事业本来已在华南遭到一次打击，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呢?在北方，一般说来党是弱小的，只能依靠铁路工人，你们在那儿怎么可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呢?塔尔海默同志引用了列宁一句话：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正像古代中国圣贤的话一样，应当学习和好好理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我们无法想象陈独秀在受到这样的教训时是什么样的表情，但他的内心无疑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拉狄克使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原来还是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生，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还相当遥远、难以企及。可想而知，作为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受到了怎样的打击。而这一打击是否成为影响他转为右倾的原因之一，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这一打击倒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共合作的进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历史的发展似乎要证明共产国际和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确实是无比正确的。自中共二大之后，党员人数增多，组织扩大，党的领导力量得到了加强。但党的主要工作——工人运动，自"二七"惨案之后，却一直处于低潮，虽有零星的自发的罢工，但并未形成高潮。这一惨痛的事实说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弱小的，单独的斗争只能遭到残酷的镇压，只有联合国内一切受压迫、要革命的力量共同奋斗，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
在共产国际决议的启发下，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当务之急。所以，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无论他们起初对国共合作抱什么态度，这时，他们的思想基本上都倾向于拥护国际的决定。就是当初反对最激烈的张国焘，一方面受到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影响，一方面感到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认识上的转变，由原来的激烈反对转为同意国共合作。
事情的发展往往总是一波三折。中共与马林虽然在是否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在全体党员是否都必须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
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工作，包括工人运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为时过早，并公开说："不能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在长时间内不能用于工会宣传。"
其实，在共产国际内部，关于国共如何合作问题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维经斯基对马林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就极为不满。3月8日，他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中，首先对马林提出并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中共中央迁往广州一事表示反对。他写道："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五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依我看，离国民党的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中央将深深陷入军阀的派系斗争之中，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给我党的'好处'，让我们在它的地盘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们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接着，他对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支持国民党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中国共产党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因为"迄今为止国民党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政党，而继续在以军阀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动。它甚至没有利用最近的工人罢工、对工人的枪杀和对学生的镇压来开展政治宣传，吸引广大劳动人民阶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吴佩孚集团)的斗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29页。
3月9日，维经斯基通过苏联驻上海领事维利杰致马林信中提出：看来您是想把中国共产党中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当然您处于更好的位置，知道罢工之后最好应该干些什么。但是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认为汉口、上海以及目前在北京也绝对需要一些积极的同志。中国共产党是否应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为什么国民党对于罢工被镇压没有提出抗议?为什么它没有反对对于学生的粗暴迫害?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70页。
在中共党内，对马林的要求持反对态度的，仍是张国焘。于是，在张国焘与马林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激烈争论。
第一部分 44.三大落选（1）
1923年年初，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的会谈在马林的努力下得以实现。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这说明孙中山已下了联俄的决心，同时也为联共铺平了道路。尽管宣言中有"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之语，可能伤害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但从建立苏联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出发，马林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会理解的。
事情正在按照马林的愿望发展着。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正式作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决议的全文是：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返回书籍页